社会经济中的主导性因素篇1
一、经济与文化一体化产生新的经济形态――文化经济
文化是一定社会的经济与政治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文化源于经济并受经济发展制约，但是，文化一经产生就具有相对独立性，并反作用与经济发展。一般来说，先进的文化造就发达的经济，落后的文化只能伴随着贫困的经济。随着日新月异的科技发展，文化已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经济与文化的融合已成为当今社会发展的一种趋势，文化所产生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越来越高。20世纪下半叶以来，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出现了越来越明显的文化“经济化”和经济“文化化”的趋向，过去常常分离的文化因子和经济因子日趋融合成一体，精神生产和物质生产之间的联系愈加紧密。
文化“经济化”指的是在社会发展过程中，经济与文化互相交融，逐渐融为一体，并形成新兴经济产业――文化产业，包括教育产业、智力产业、高新技术产业、媒体产业、艺术产业、健康休闲产业、体育产业以及政治性的文化产业等等，文化产业将成为未来产业结构发展中的主导力量。经济“文化化”指的是在经济运行过程中，文化内涵不断增强，文化要素不断发挥作用，人文精神和文化资源在各种资源中所占的比重愈来愈大，经济产品中的科技文化含量不断丰富，生产、流通、分配、消费过程中愈来愈多地被注入文化的理念和内涵；在生产文化或产业文化的发展上，包括管理文化、产品文化、服务文化、品牌文化、人力资源等在内的产业文化是经济文化化的重要标志，文化将是未来经济结构升级中起核心作用的因素。
文化与经济的良性互动，一方面表现为经济结构和利益关系对文化价值观念、人的行为方式、社会生活方式、文化管理制度和文化运行机制的影响越来越大，文化必须运用经济手段、引入经济要素，不断增强其自身实力；另一方面表现为人文精神和科学技术对经济发展目标、经济结构、生产管理方式及经济制度市场机制的导向作用越来越强，经济必须通过增加文化含量及发挥文化作用而不断提升内在价值。
文化经济是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人文精神为先导、以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为依托、以高技术为支撑的新型经济。它代表着当代社会发展的大趋势，是“文化”经济化和“经济”文化化的当代表征，是社会发展到现代的产物。文化经济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知识成为提高生产率和实现经济增长的动力。
二、树立科学人才观，促进文化经济发展
现代市场经济绝不是没有主体的单纯经济运作过程，而其主体就是具有健全的经济理性和道德约束的人。知识是文化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知识是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关键。人既是科学技术的主体，也是社会活动的主体，人的素质如何，直接关系到社会进步的水准。在人类发展史上，人的素质每提高一步，人的主体意识每前进一步，都伴随着社会文明进步的纵向深入和横向拓展。人的全面发展，则是提高劳动者素质的重要条件。因此，基于人作为知识经济的主体而成为文化经济发展源泉的考虑，我们在发展文化经济时，必须树立科学的人才观。
科学的人才观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前提和基础。人才资源是推进文化经济建设的核心资源，文化经济是以人文和人才为基本要素的经济形式，应当看到，我国现有的人才资源与发展文化经济的客观要求还很不适应。因此，推进文化经济建设，必须把人才战略摆在工作的首位。一是摸清人才底子，全方位了解人才培养、引进和使用等方面的情况，从而制定适应我国文化经济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发展要求的人才战略规划。二是在全社会弘扬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和尊重创造的新理念，在重点使用高层次的专门人才的同时，要不拘一格选人才，做到人尽其用、人尽其能、人尽其才，把各式人才组织和引导到文化经济建设中来。三是坚持正确的用人导向和用人制度，形成一整套科学育人才、引人才、选人才、用人才和留人才的机制和制度。四是加强和改善党对人才工作的领导，从发展文化经济的高度，重视吸引更多的高层次复合型人才，提升党领导文化经济的能力和水平；创新党管人才的方式、方法，探索一条与发展文化经济相适应的人才培养的新路子。五是建立一整套树立和落实科学人才观的衡量标准、考核指标、评价体系和奖惩机制。
三、充分挖掘文化资源,促进文化经济发展
文化的作用是由其政治属性和经济属性决定的。过去，我们比较注重文化的政治属性而忽视其经济属性。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必须深化对文化经济属性的认识。一般来说，除了公益性文化，文化的生产和经营主要应以市场为主，在服务于人们精神需求的过程中体现经济效益，实现产品的价值补偿和资产增值。因此，文化经济应摆脱文化与市场经济相割裂的状况，在管理体制、经营机制和效益评价等方面遵循市场经济规律，充分发挥文化资源的经济价值。
研究现代社会的文化经济，探讨促进其发展的对策措施，就要研究现实经济生活中已经或者有可能被开发利用的文化资源。被开发利用的文化资源，体现于文化生产力的构成要素之中。由于精神文化产品往往是无形的东西，如知识、信念、政治取向、道德操守、、审美情趣、生活模式、人生境界等，它们可以附着、也可以不附着于一定物品上，所以文化生产力的构成主要不在于外在的实体，而在于内在要素。一般说来，构成生产力的基本要素主要包括:一是作为主体的文化劳动者或生产者，主要是他们的素质、积极性和社会组织状况;二是文化资源包括历史资源和现实资源，是指作为文化文化创作来源的对象和条件，如一切可资凭据或有待开发的思想材料、风格样式、技术手段、人文环境等。文化资源具有从本质上说是脑力劳动产品、从整体上论是非稀缺资源、从存在方式上看主要以无形的观念、知识、信息等多样性方式存在、从资源利用角度讲文化资源的利用可能不需要特定的成本等明显特征。
在多元的文化世界中，客观地存在着潜在文化资源和现实文化资源的区别。有些文化因素是可以作为资源利用的，但只有在一定的条件下，它们才会转化为现实的文化资源。
社会经济中的主导性因素篇2
【关键词】思想政治教育经济价值性质特点表现形态
一、思想政治教育经济价值的基本特点
思想政治教育经济价值的基本特点是指思想政治教育在对劳动生产、经济活动产生影响并发挥作用过程中表现出的稳定的、独特的属性。它既蕴涵了思想政治教育的一般社会价值共性，又凸显了思想政治教育在经济活动中的特殊价值个性。
1.依存性
思想政治教育经济价值的依存性是指思想政治教育能否对经济活动产生影响及其程度，它随着人类社会主导类型经济形态的更替和特定国家中心任务的变迁而改变其自身作用的质与量。在人类社会的发展历程中，思想政治教育的经济价值呈逐渐上升的发展轨迹。循用潘懋元教授的观点①表述为:“农业经济时代，思想政治教育的经济价值游离于经济活动之外；工业经济时代，思想政治教育的经济价值处于经济活动边缘；知识经济时代，思想政治教育的经济价值被提高到经济活动的中心”。造成上述景象的根本原因在于农业经济、工业经济和知识经济这三种经济形态的更替。它们的生产要素分别为：土地和劳动力（以数量为主）；资本、劳动力（数量和素质并重，以数量为主）和原材料；知识、科技和劳动力（以素质为主，包括思想政治等非技能性素质）。而思想政治教育经济价值的大小取决于社会占主导类型的经济形态，取决于这种经济形态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本（①潘懋元教授原观点为：农业经济时代，大学游离于经济社会之外；工业经济时代，大学处于经济社会边缘；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大学被推向到经济社会的中心。参见潘懋元、刘振天：《发挥大学中心作用促进知识经济发展》,载《教育发展研究》1999年第6期。）资源与生产要素，取决于劳动者的素质，特别是政治素质、思想素质、道德素质、心理素质等在经济活动中的作用限度。由此不难瞥见，伴随着三种经济形态的更替，劳动者的素质、精神性因素在劳动生产和经济活动中的地位呈线性攀升。相应的，思想政治教育经济价值也逐渐彰显。
近年来，思想政治教育的经济价值之所以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这与我国正步入工业经济社会进程，少数行业进入了知识经济行列，而且知识经济还必将成为我国主导经济形态是紧密相连的。特别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可以预见，在一个以知识经济为主导的社会里，思想政治教育的经济价值将会得到更加广泛的体现，也会被更多的人所认可。“在现代社会条件下，在经济发展主要依靠科技的知识经济时代，人的积极性、创造性，对经济、科技的发展更为突出和重要。”①而提高人的素质（主要是非技能性素质），激发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促进精神转化为物质等正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功能和核心使命。这从一个视角说明了其经济价值的发挥程度与经济形态的更替是紧密相连的。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国家中心任务由政治性任务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特别是从1992年（此年，党的十四大召开，把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确定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来，人们开始重视和研究思想政治教育的经济价值。此后，思想政治教育为经济建设服务的功能日益凸显，人们对思想政治教育经济价值的研究也日趋深入。同志指出：“现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其他各项工作都服从、服务和保证这个中心任务的完成。经济建设要搞上去，必须要有正确的政治方向……，没有政治条件和政治保证，社会不稳定，经济就搞不上去，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发挥我们党的政治优势，保证经济和各项建设事业的健康发展。”②
2.间接性
在思想政治教育价值的形态结构中，思想政治教育经济价值归属于间接性价值之列，即与智能教育、科技教育等直接对经济活动产生影响相比，思想政治教育对经济活动产生影响往往是通过改变构成经济活动的中介环节或相关因素来实现的。“教育和经济效益并非是一种直接的线性关系，也就是说，教育本身并不直接创造物质财富和产生经济效益，它往往需要经过一个中间环节作用于经济活动之后，才能产生经济效益。”③这种间接性具体表现在要素、环节和过程、机制等层面。
（1）要素、环节层面。思想政治教育一般是通过影响经济活动中的以下有关环节、因素为中介来发挥其经济价值的。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活动能够形成、培育的一定的经济文化、经济思想（思潮）、经济制度、经济道德、科技精神等，也就是思想政治教育作用于一定的社会意识形态来影响整个社会经济行为的价值取向。劳动者与经济组织、劳动者和劳动者以及经济组织和经济组织之间的关系；劳动者除了智能技术以外的素质，特别是政治、思想、道德素质等和潜能发挥程度、劳动态度（含积极性与创造性）、动机水平以及主体意识、竞争意识和科技意识，效益观念与时间观念等等。
（2）过程、机制层面。思想政治教育经济价值实现中的过程、机制的间接性是指思想政治教育通过提高劳动者的思想道德素质和潜能的发挥等，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和经济效益的提高。这个过程包括两个阶段：第一，内化阶段。教育者将社会要求的政治思想、道德规范等传递给受教育者（劳动者），影响受教育者（劳动者）的情感、意志和动机，激发其劳动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第二，外化阶段。受教育者（劳动者）在思想政治教育的激发下，把与劳动、生产有关的精神性因素变为实际劳动行为，最大限度地发挥聪明才智，提高劳动生产率，产生了物质价值（经济价值）。这个“价值”是劳动者素质和劳动活动的“物化”④。在这个阶段，思想政治教育通过劳动者这个中间环节作用于生产工具和劳动对象，也就是以间接的途径参与了创造物质价值（经济价值）。马克思指出：“教育会生产劳动能力。”⑤这个过程、机制示意图如下：思想政治教育教育对象（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物质价值（①张耀灿等：《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学》，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86页。②《、邓小平和论思想政治工作》，学习出版社，2000年，第8-9页。③范先左：《教育经济学》，人民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58页。④项久雨：《论思想道德教育价值的表现形态》，载《江汉论坛》2003年第2期。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i)，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10页。）
3.多端性
思想政治教育经济价值的多端性，即思想政治教育对经济活动的影响既可以表现为宏观层次对整个国家经济活动产生影响，也可以表现为中观层次对某个经济组织、团体的经济活动产生影响，还可以在微观层次对个体劳动者的劳动施加影响。
（1）宏观层次。同志指出：“党的思想政治工作是经济工作和其他一切工作的生命线，是团结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实现党和国家各项任务的中心环节，是我们党和社会主义国家的重要政治优势，只有充分发挥思想政治工作这一政治优势，才能保证经济工作和其他工作的正确发展方向……从而为经济工作和其他工作提供强大动力与保证。”①
（2）中观层次。思想政治教育经济价值的中观层次是指思想政治教育对一个经济单位、组织和团体等经济活动所产生的影响。这个层次价值是思想政治教育的群体价值在经济领域的具体表现。而发端于20世纪80年代的“文化管理理论”，则为新时期思想政治教育发挥中观层次的经济价值提供了学理支撑。“文化管理强调企业与员工、管理者和被管理者在信念、利益、目标远景等的协调一致性，通过共同的价值观、信仰、道德、习俗和礼仪等文化要素的作用，实现对人的规范作用……从而显示出较强的协调力和控制力。”②
（3）微观层次。劳动者素质的提高依赖于包含思想政治教育在内的全面教育。“只有全面教育，才会有劳动者全面素质的提高，否则，仅仅重视劳动者智能的培养，忽视对其思想素质、道德品质和劳动态度等方面的引导、培养。教育的经济价值就会降低，甚至是负数。”③就劳动者的主观世界而言，受其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特别是劳动价值观）、道德观、心理素质以及主体意识、竞争意识、效益观念和时间观念等制约。而培育、提高劳动者的上述观念、素质和品质等正是思想政治教育在经济活动中的基本功能。
4.两面性
思想政治教育经济价值的两面性具体表述是，思想政治教育通过形成一定的社会意识形态对经济发挥影响既可以是维护性的，即维持和保存社会既定的经济态势；也可以是变革性的，通过思想政治教育，树立、孕育和发展新的社会意识形态，充当经济和社会变革的思想先导。这种变革既可以发挥正面的积极功能，就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和改革；也可能是负面的消极功能：阻碍、束缚、制约社会经济的发展。
在当前，使思想政治教育充分发挥其正面的积极功能，一方面要重视优秀民族文化的承扬，使那些对历史发展具有必然性的文化得以继承和发展。在这同时，还要充分发挥思想政治教育对经济发展的积极变革功能，主动参与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二、思想政治教育经济价值的向度
思想政治教育经济价值的向度包括思想政治教育为经济活动的开展提供方向保证、营造环境、参与管理、精神动力激发等四个方面内容。
1.思想政治教育对经济发展的方向保证价值思想理论是解决社会基本矛盾，解放生产力，推动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思想前提，对经济发展起（①载《人民日报》2000年6月29日。②吴松强：《“知识经济”视角下文化管理实施对策探讨》，载《江苏商论》2007年第11期。③王殿卿、李春玲：《新编大学德育学》，四川教育出版社，1994年，第63页。）着导向和调节作用。从人类文明发展史来看，任何一种社会，在经济政治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都要以自己的思想体系影响社会生产、制约经济发展方向。我国以“三个有利于”标准作为判断和衡量经济工作和其他一切工作的价值标准。思想政治教育必须把先进的思想和党的纲领、路线、方针和政策灌输于人，成为经济建设的有力保证。
2.思想政治教育对经济进步的环境营造价值市场经济具有经济和道德的“两面性”，即市场经济的目标模式虽然具有其经济合理性，但同时也内含着一定的社会风险和道德风险，如果缺乏必要的社会规范和道德约束。单纯的经济利益驱动和效益最大化追求，不仅会导致整个社会的实利主义风气和个人利己主义的冲动，而且难以保证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更难以确保人类和自然资源以及生态环境的合理利用和保护。因此，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需要必要的社会规导和限制，它要求市场主体的经济活动不仅要有清晰的法律规范界定，而且要有明确的伦理道德约束。①
事实证明，市场经济一旦缺乏良好的道德环境、法制环境和文化环境，往往导致市场秩序的混乱，并阻碍经济的发展。因而思想政治教育对经济发展的价值之一就是为其发展扫除精神障碍，创造一个良好的舆论氛围、精神环境和社会风气。形成有利于经济发展的认识、道德、社会心理环境。
3.思想政治教育在经济活动中参与管理的价值社会物质利益的激励、法律与规章制度的约束和思想政治教育是经济管理的三块宝石。当代经营管理是建立在社会人、文化人的基础之上的，尊重人、关心人、激励人和开发人将是一切组织的根本所在。②
随着社会的进步，人的作用显得日益突出，企业的发展越来越依赖于员工的科学文化技能、敬业精神和劳动积极性等的充分发挥。传统的“见物不见人”的管理方式逐渐被冷落，思想政治教育得到普遍重视。对于管理者来说，只有和员工形成精神的真正沟通，才能把管理者的思想、企业的目标变成员工的自觉行为。随着知识经济的来临，劳动的主要形式成为脑力劳动，其劳动强度和质量均取决于人的自觉性、责任感和角色意识的强弱。创造性脑力劳动必须依靠劳动者自我控制和自主行为。因此，在现代企业管理中，就更加需要借助思想政治教育来提升员工的敬业精神，培养其对企业的忠诚意识，那种认为只有严格管理的规章制度才是有效的组织原则已不能适应现代社会的要求。在现代经济活动中，思想政治教育参与管理，承担了管理职能，而且是管理职能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由此，日益丰富了其经济价值。
4.思想政治教育对推动生产力发展的精神动力价值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在于提高人的思想政治素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人的因素是生产力中最活跃、最具潜力的主导性因素，是推动生产力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因此，思想政治教育对推动经济活动开展的精神动力价值在于：首先，激发人的活力。即调动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思想政治教育本身的作用在于使人们具有良好的思想政治品质和行为，联系生产力的内涵来认识思想政治教育的这一作用，可以具体理解为通过思想政治教育，激发和调动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以加速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其次，变革生产关系。通过思想政治教育，使人们认识到变革旧的生产关系，建立适合生产力发展的新型生产关系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才能使人们投入到这一实践中去，从而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最后，思想政治教育还可以提供正确的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科技创新和管理创新等诸多的方法论。在这个意义上，思想政治教育对生产力的发展也具有一定的精神动力激发价值。
社会经济中的主导性因素篇3
关键词：思想道德素质；人力资本；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反贫困
中图分类号：F32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972(2008)03-0060-07
一、引言
人力资本理论把人的知识(文化)、技能、身体(健康)素质视为一种资本(即人力资本)，并揭示了文化、技能、健康等人力资本素质对家庭贫富、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影响，但未将人的思想道德素质纳入人力资本的范畴并作为影响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内生变量引入经济分析。人的身体健康素质和文化知识素质是人口素质的重要内容，对此，各派人口理论不持异议。但人口素质究竟包括哪些方面?人口理论界存在“二要素”论和“三要素”论之争，“二要素”论者认为，人口素质包括人的身体健康素质和文化知识素质两大方面；“三要素”论者则认为，人口素质包括人的身体健康素质、文化知识素质和思想道德素质三个方面，并认为身体健康素质是人口素质的基础，文化知识素质和思想道德素质是人口素质的核心。因此，在是否将人的思想道德素质作为人口素质的内容上，人口理论界还存在较大分歧。研究“三农”问题的国内学者也只是就农民健康、教育、文化、技能素质与农业生产、农户收入增长、农户脱贫致富、农村经济发展的相关性进行了专门研究，但也忽视了对农民思想道德素质与农户脱贫致富、农村经济发展相关性的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研究农村贫困问题的国内学者视农户经济行为为导致农户家庭贫穷与富裕的重要根源，并指出了宏观的政治法律制度、农业价格政策、土地制度、农村财政金融政策、农村社会化服务和微观的家庭利益、土地资源、劳动力、家庭人口结构等对农户经济行为的影响，但未将人的思想道德素质作为影响农户经济行为的因素，因而，也就不可能揭示支配农户经济行为的农民思想道德素质对农户家庭脱贫致富的影响。
其实，作为人本身所具有的内在的质规定性的人的素质理应包括人的文化知识、身体健康、专业技能和思想道德素质四大方面。其中，人的文化素质可以用文盲(半文盲)、小学、中学(中专)、大学(大专)、研究生等人的纵向受教育程度来衡量，人的劳动技能素质可以用会计师、驾驶员、厨师、教师、律师、营销师、物流师、经济师、法官、导游、医生、公务员等人的横向职业(专业)技能来衡量，人的身体素质可用身高、体重、胸围、肥瘦、体力、体质等身体指标来衡量，健康素质可用健康、亚健康、疾病、呆残、低能或死亡率、预期寿命等人的健康状况指标来衡量。相对于人的文化、身体、健康、技能素质，人的思想道德素质没有明显的物理特征，不可视、不可触摸、不可度量，因此，人们关注的只是影响经济增长、经济发展和脱贫致富的资本、劳动、技术、土地、自然资源、生态环境等物质原因以及人的文化、技能、身体健康等人力资本素质，影响经济增长、经济发展和贫富的人的思想道德素质没有得到应有重视。
人的思想道德虽然无法直接计量，但它却有其客观的判断标准，这就是人们认可的思想规范和道德规范，即人的思想有正确与错误、积极与消极、先进与落后的区别，例如，“读书无用”、“知识无用”是错误的思想，“知识创造财富”、“教育是对未来的投资”是正确的思想；“男比女好”、“重男轻女”是落后的思想，“男女一样”、“男女平等”是先进的思想；“好吃懒做”、“不劳而获”是不道德的，“辛勤劳动、自食其力”是道德的等。因此，人的思想道德素质是有差异的，并且这种差异是可以比较的。如果仅仅因为人的思想道德无法计量，就否定它的差异性、异质性、可比性，是不对的。还有学者认为，由于对人的思想道德素质无法进行计量分析。因此，不应是经济学研究的对象，也是错误的。我们认为，不能以对象是否可视、可触摸、可度量作为是否将它们引入研究对象的依据，将对象引入研究领域的唯一依据是对象是否客观存在并影响了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发展。从自然科学研究看，物理学家要研究原子、分子、电、磁、场，生物学家和医学家要研究细胞、基因，心理学家要研究人的主观心理感受。从社会科学研究看，哲学家要研究人的思想、意识、精神、意志、价值观，伦理学家要研究人类的伦理道德，思想家要研究人类思想、社会思潮等。显然，他们的这些研究对象都是我们肉眼不可能看见和度量的，其之所以要将它们引入其相应的研究领域并建立相应的科学体系，正是因为这些对象的客观存在性，它们或者影响自然界，并通过影响自然界最终影响人类社会的生产和生活；或者直接影响人类经济与社会发展。所以，不论是自然科学家还是社会科学家都要研究它们，并力图揭示它们影响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科学研究没有，甚至社会领域的性问题学家还将人类自身的性问题作为研究对象并建立性科学，社会学家要研究黑社会问题并通过其研究以有效预防或打击黑社会势力，维护社会的安定，就是因为性及黑社会问题是人类社会的客观存在并影响了人类社会的和谐与发展，决不是研究者追求研究对象的标新立异。
二、人的思想道德素质影响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总路径――基于发展经济学家的有关论述
在人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的比较中，人的社会属性是人的本质属性，即人与普通动物最本质的区别在于人是有思想、有意识、有精神、有价值观的高级动物，而普通动物则无思想、无意识、无精神、无价值观可言。并且，人的思想道德支配着人的生产经营行为。因为，第一，人的思想的实质在于通过认识主客观世界，支配人的实践活动(行为)；第二，劳动者总是具有一定思想道德素质的劳动者，人类生产经营实践总是在一定思想道德支配下进行；一个没有任何思想道德的劳动者形成不了现实的生产力，也是不可思议的；一个思想道德落后的劳动者也很难形成现实的生产力。因此，人的思想道德素质是构成人素质的最重要内容之一。我们认为，人的思想是一种非物质、非政治、非文化的因素，主要包括思想、思维、观念、心理、心态、态度、精神、意志、宗教观、价值观、伦理道德、意识形态等相互包含、相互渗透的方面。人的思想道德影响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总路
径是：人的先进思想道德经营者素质提升人的理经济机会获得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实现。
(一)不懈追求预期利润的态度经营者素质提升经营者理性经济行为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
韦伯提出一个著名的假说，即思想观念和意识形态并非一定是物质和经济的反映，它同样可以成为推动社会经济变迁的精神动力因素。韦伯指出，理性地不懈地持续地追求预期利润的态度即资本主义精神的实质，新教伦理包含的合理成分催生的资本主义精神提升了经营者的个人素质，激励着人们孜孜不倦地去开拓经营、获取利润、积累财富的理性实践，进而促进了资本主义经济发展。韦伯认定，与新教伦理内在契合的资本主义精神正是西欧资本主义产生发展的“始发机制”。韦伯一再强调：“近代资本主义扩张的动力首先并不是用于资本主义活动的资本额的来源问题，更重要的是资本主义精神的发展问题。不管在什么地方，只要资本主义精神出现并表现出来，它就会创造出自己的资本和货币供给来作为达到自身目的的手段，相反的情况则是违背事实的。”厉以宁也指出，在新教伦理观念甚至是非宗教伦理观念的影响下，十六七世纪的荷兰和英国的新教徒们工作勤奋，生活节俭，积累财富，创造事业，以尽“天职”，这就是人理性化的行为；一旦人的行为理性化了，经济发展的奇迹就会被创造出来。
(二)先进意识形态个人机会主义行为受到约束(人的理)社会交易费用节省(经济机会获得)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实现
诺思认为，新古典经济学家缺乏远见，看不到不受约束的经济人的机会主义行为，于是提出了意识形态理论。用以约束这种行为，并把它作为一个变量引入交易费用分析中，用来解释历史上的经济增长。诺思认为，在一个博弈的社会里，尽管有整套不变的规则、检查程序和惩罚措施，但在限制个人行为上仍存在相当的可变性，经济主体把成本外化于他人和社会的机会主义行为就是在制度不断完善的今天依旧广泛存在。诺思认为，在一般情况下，人们都有一种欲获得某种好处(利益)而又不付费的“搭便车”的机会主义思想倾向。若社会成员在思想上都想成为或都期待成为“搭便车者”，那么，这个社会就失去了经济增长的动力。因此，一个社会需要通过先进思想意识形态的力量来有效克服“搭便车”的机会主义行为，以维护社会经济发展。因为，意识形态是人们的行为规则(即每个人的行为受意识形态的调节)，它通过提供给人们一种世界观的引导。使人们的行为决策简单明了，它通过约束个人行为，节省社会交易费用，从而影响经济增长。
诺思还认为，对制度公正与否的理解或评价是意识形态的重要内容。如果一种意识形态对现行制度较容易理解和接受，那么，制度运行中的个人机会主义行为减少，就有利于现行制度更有效地运行，从而减少现行制度运行的成本。如果制度变迁参与者对制度变迁发动者权威的合法性和现行制度安排的公平性有较强的确信并能从中获得预期收益。那么，制度变迁参与者的机会主义行为、制度变迁参与者对旧制度的惰性依赖、制度变迁的阻力、经济资源在制度变迁中的投入及制度变迁的交易费用都将减少。正如诺思说：“在社会成员相信这个制度是公平的时候，由于个人不违反规则和不侵犯产权――甚至当私人的成本―收益计算不会使这样的行为合算时――这一简单的事实，规则和产权的执行费用就会大量减少。”
(三)人的竞争、冒险、创新等市场经济新思想人的竞争、冒险、创新等市场经济行为(人的理)经济机会获得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
刘易斯反复强调经济机会对于经济增长的极端重要性，指出：“一旦人们抓住经济机会是可能的。经济增长就会发生”；“新经济机会引起了新的富裕”；“对于经济增长来说，基本问题就是抓住机会。因此，增长的加速可能是由于新机会的出现，也可能是由于制度的变化允许抓住业已存在的机会，或者也可能是由于两者兼有”。接着，刘易斯指出，经济机会又源于人的市场经济新思想及其指导的人的市场经济行为。刘易斯认为，“新思想”即人们对竞争、创新、冒险等市场经济新事物的认可、接受的态度，具有某种市场经济“新思想”的人即为“新人”。只有“新人”善于抓住经济机会。在影响经济增长变化方面起最主要作用。他指出：“经济增长要求人们有竞争、冒险、创新等新思想。竞争、冒险、创新等新思想一旦转变为人的行动，是人们抓住经济机会的根本前提，因为经济机会和新思想的这种积累性作用是相互的。”企业家具有竞争、风险、创新等薪思想对于企业经济和社会经济增长十分重要；同样，“经济增长的滑坡、繁荣的毁灭可能仅仅由于人们接受了与经济扩张不一致的旧习惯或旧思想”。他以本国企业家和外国企业家的比较进行说明：“在发展的早期阶段，人们思想上不愿意承担开发新生产线的风险。货币很容易流向土地、贸易、放债和城市住房。而且。本国的资本家除非看到有获得特殊利润的可能。否则他们就不愿意投资于矿业、公用事业、商业性农业，或者制造业。因此。这些领域的赢利机会留给了外国人，外国人带来了生产和组织的新技术，而外国人之所以被吸引只是因为他们有敢冒风险的新思想，相信比投资于国内能得到更多的利润。随着本国企业家市场风险思想的增长，外国企业家被广泛模仿，直至本国企业家最后如此之多。以致于本国经济不再依靠外国企业经营。而且，本国企业家成长壮大到经济上独立。甚至在一定的时候开始输出资本与企业家本身。除非能充分提供追求新思想并愿意承担引进新思想风险的企业家，否则在以家庭规模为基础的农业范围之外，经济增长必然是缓慢的。因此，如果没有足够的实业家，或者如果实业家不愿意承担市场风险――无论造成这种情况的是由于他们无法增加资本，由于他们受本性胆怯所限，或者是由于承担风险的报酬差别不够大～私营企业经济都将受到限制。”格林菲尔德在论及低地国家荷兰经济崛起时。也指出，虽然初始条件不利，但“精明的商人不怕风险，其视线不会被约束性的集体想象力的虚幻所遮蔽，敏于察觉新的机会，善于利用旧体制留存的机会，靠腌制鲱鱼，将货物从一个大陆运送到另一个大陆，开辟金融通道而致富”。
(四)企业家创新精神企业家创新实践(人的理)经济机遇到来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
熊彼特用企业家创新精神很好地解释了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他指出，企业家创新精神就是一种非物质的精神力量，它总会给企业家带来一种“战斗的冲动”，激发企业家为社会不断地创造财富的实践，推动社会经济向前发展。熊彼特认为，企业家创新精神激励的企业家创新实践正是企业家精神促进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作用机制。刘易斯的“经济机会”在熊彼特看来就是“经济机遇”，熊彼特进而指出了企业家创新精神与赢利经济机遇的关系：获利经济机遇永远只属于那些具有创新精神的人；企业家之所以崇尚创新精神，就是因为他看到了创新精神激励下的创新实
践可能为自己带来潜在的赢利经济机遇，进而将潜在的赢利机遇变成为现实的利润；企业家创新精神的实质就是对外部经济机遇的一种能动的创造性的反映。企业家“为了他的成功(获取利润)，更主要地与其说是敏锐和精力充沛，不如说是某种精细，他能抓住眼前的机会，再没有别的”。因此，创新就是企业家精神的发挥，就是企业家职能的实践，就是赢利经济机会的获得，也就是经济发展，企业家精神的核心就是企业家创新精神。熊彼特还认为，一旦一个人同常人一样地经营企业，他就失去了企业家的资格。因此，一个人在其一生中很少能总是一个企业家。
三、人的思想道德素质影响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路径的农民典型思想素质检验
农民思想是无边无际的，并有正确与错误或先进与落后之分。我们从中归纳出制约农户家庭收入增长、家庭贫富的农民典型落后思想。这里由于篇幅限制，主要诠释了五种类型的农民典型落后思想素质导致农户家庭贫困的路径，即农民落后思想素质农民错误行为农户家庭经济机会减少或失去农户家庭贫困，反之亦然。我们发现：这一路径遵循了发展经济学家关于人的思想影响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总路径的规定。
典型思想一：农民短视地看待教育和知识，如“读书无用”、“知识无用”、“读书不如打工”等功利主义思想，而“知识创造财富”、“教育是对未来的投资”等先进思想缺乏。体现在行为上：农民必然采取减少或取消对子女学校教育的家庭教育投资，宁愿让孩子失学、帮助做家务农活或外出打工挣钱的错误行为。危害：子女受教育程度低，文化素质低，专业技能素质低。对家庭经济机会和贫富的影响：子女就业机会减少，甚至根本无法就业。在现阶段，劳动就业还只是人们谋生的手段，人们收入主要来自劳动就业(包括自谋职业)。就业机会减少(就业受限)，甚至无法就业，就必然使得个人和家庭收入来源变窄、收入减少，甚至无收入来源，家庭陷入贫困。
典型思想二：农民“苦死累活上算”，而生命、健康(如“健康是本钱”)、卫生、优生、优育思想意识淡薄。在行为上：吸烟、酗酒、近亲结婚、过度劳累、生活无规律、等一切以损害身体健康为代价的行为。危害：农民身体健康素质低下。对家庭经济机会和贫富的影响：第一，患病、残疾、低能人口成为社会的弱势群体，他们或丧失劳动能力、不能就业，或就业机会减少，谋生空间狭小，且劳动性质以低薪体力劳动、简单劳动、临时劳动居多。在现阶段，就业机会变少或不能就业必然使得家庭陷入贫困(疾病潦倒型贫困)。第二，在家庭收入既定条件下，患病人口高昂的医疗费用开支，既使得家庭生活陷入困境，也影响了用于家庭生产经营的资本积累，最终也会影响家庭收入增长并导致家庭贫困。
典型思想三：投机取巧、好吃懒做、好逸恶劳、游手好闲、贪图享受、不劳而获等剥削阶级旧思想，而劳动光荣、劳动创造财富、勤劳致富等思想缺乏。行为上：懒惰和。对家庭经济机会和贫富的影响：第一，劳动价值论认为，劳动创造价值和财富，“”和“懒惰”行为的本质是厌恶“劳动”，有百害而无益，不仅不创造财富，反而消耗财富，使财富急剧减少，最终导致家庭贫穷，甚至是家破人亡。克拉克指出：“思想是个人行为的重要决定因素，懒惰、缺乏责任感、贪图眼前享乐的思想与为在资本主义经济中取得成功所要求的行为是相矛盾的。因此。来自于这些思想的人成为穷人的比例很大，这些思想会比其他思想产生出更多的贫困。”缪尔达尔通过在南亚地区长达十年的实地考察，揭示了懒惰思想及行为与贫穷的相关性，他认为厌恶劳动、懒惰成风是造成南亚人贫困的原因，他指出：“南亚人思想道德素质低是生产效率低的原因，南亚的现代经济并不很容易改变人们对待劳动的态度，南亚人懒惰，不愿积极工作。因此，南亚人缺乏创新精神，缺乏改进他们经济状况的兴趣，缺乏对劳动的重视。南亚一些只念过小学或者连小学都没有毕业，仅仅初识文字的人也自称受过教育，希望免除体力劳动。这些原因都导致了南亚的贫穷。”第二，“懒惰”不利于生产资本的形成，阻碍经济增长；而“勤劳”有利于生产资本的形成，是经济增长的原因。对此，刘易斯深刻指出：“经济增长要求人们应该愿意更自觉地勤奋工作，如果说勤劳与经济增长之间有什么联系的话，那么，就应该在进行生产性投资的更大能力或愿望中去寻找这种联系。那么工作辛勤的人也许比那些工作少的人有更多的收入和更少的消费这些收入的时间；因此，他们就有更大的可能去投资。而他们愿意更多地储蓄是不够的，如果农民以购买黄金和珠宝来储蓄，那么就不会刺激经济增长。同样，如果他们进行储蓄是为了购买更多的土地，那么，其影响就不是增加农业产量，而仅仅是改变了土地的价格或所有权，也不会带来经济增长，增长的关键是生产资本的形成。辛勤工作与生产性投资有必然的联系，两个不同的种族生活在一起，一个种族比另一个勤劳，而这就是勤劳的民族更加繁荣的原因，我们再进一步研究就会发现，真正的差别在于一个种族比另一个种族进行了更大量的生产资本形式。辛勤劳动与资本形成是经济增长的一个绝妙公式。”
典型思想四：“多子多福”、“养儿防老”、“男尊女卑”、“重男轻女”等封建思想根深蒂固，而“计划生育”、“男女平等”、“男女一样”等思想缺乏。行为上：第一，“多子多福”的思想引导人们多生、超生。佩雷菲特通过对非洲、亚洲、拉丁美洲国家不发达社会特点和贫困原因长达40余年的考察指出：“不发达国家是一种超生的社会，在一代或几代人之内，超生现象继续存在。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当然是愚昧，是多子多孙的顽固传统观念。”第二，“养儿防老”、“男尊女卑”、“重男轻女”的思想引导人们想生男。很多家庭在生出男孩之前是不会自动终止生育的，因此，为了把男孩生出来，又导致了多生、超生。对家庭经济机会和贫富的影响：第一，人口增长必然导致对衣、食、住、行、用等消费的更大需求。在家庭资源和收入既定的情况下，家庭人口增多，抚养、教育子女的负担加重，导致家庭贫困(“越生越穷”)。第二，在家庭资源和收入既定的情况下，家庭人口增多，人均收入相对减少，对子女教育投资减少，子女受教育程度降低，文化、技能素质低下。随着现代社会对劳动力素质要求的不断提高，子女未来就业机会就会减少，又制约家庭收入增长，导致家庭贫困。第三，随着社会分工的发展，女性占有重要的角色地位并发挥着越来越独特的并为男子所不能取代的作用。而男多女少的性别比例失调，在生产劳动方面，就等于限制了女性的职业与工种，不利于社会分工协作，从而阻碍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和家庭收入增长。第四，男多女少的性别比例失调，使得男子未来婚姻成本高昂，也会加剧男子家庭贫困。
典型思想五：“重农轻商”的农本主义小农经济思想根深蒂固，而商品经济意识和市场经济观念缺乏。行为上：第一，农产品自给自足，即不为市场生
产。第二，农民固守在十分有限的效率低下的耕地上，“面朝黄土背朝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进行着单一的狭小规模(“小而全”)的农业生产。第三，采取“男耕女织”的家庭分工形式。对农户家庭生产成本和贫富的影响：第一，农本主义小农经济的实质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是非交换的经济形态，它使得农户家庭小规模生产成本很高，根本不可能取得可观的经济效益，而基于社会分工和市场交换的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是一种节约与效益机制。斯密的绝对优势理论认为，每个人专门生产自己最具优势的产品；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认为，生产者之间应遵循“两优取其重，两劣取其轻”的社会分工原则，实行专业化生产，各自生产自己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即成本相对低的产品)。然后通过市场进行产品交换，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交易双方的生产成本，增加产量和收入，对交易双方都有利。而且，交易双方通过社会分工所创造的利益，通过市场交换，可使所有的市场交易参加者都受益。张培刚也指出：“由于以农为本思想，因而崇本抑末、重农轻商，所以商业活动很难开展，市场很难建立，致使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成份直到今天在农村中仍占很大比重，社会经济资源的流动性及配置受很大限制，家庭及社会生产成本都很高”。第二，自给自足自然半自然经济条件下的“男耕女织”家庭分工的实质就是对男子和妇女职业与工种的限制，不利于社会分工和大生产的发展，结果是家庭及社会生产成本皆高。第三，在自然半自然经济条件下，家庭小规模低效率的农业生产使劳动者的成果附加值极低且仅够满足家庭生活消费需要，可用于市场出售的产品数量非常有限，不能为农户家庭带来可观的经济效益(即不能形成“规模生产，规模效益”)。第四，自然半自然经济使农户家庭处于封闭的几乎与世隔绝的状态，与外界交往甚少，在遇到灾害时，农户家庭小规模低效率的生产很容易造成农户家庭的自给不足或贫困。
四、结论及政策建议
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提出了要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因此，通过实施反贫困使贫困者脱贫致富就成为当代中国社会最大的民生。找出贫困的原因是有效反贫困的前提。为此，经济学家和研究者们找出了各种各样的贫困原因，相应，提出了各种各样的扶贫政策模式。为什么长期的反贫困未能使某些贫困地区摆脱贫困?回顾、反思我国反贫困理论和实践的历程可以发现，无论是对贫困原因的思考，还是扶贫政策的制定，都不同程度地背离了一个最基本的事实，即人是生产力的决定性因素，经济发展和经济增长主要取决于人素质的提高。在以往一个时期的反贫困实践中，从政府来说，就是给钱、给物、立项目、搞开发的“输血式”扶贫方式；从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来说，就是等资金、等项目或者要资金、争项目。这在我国西部少数民族贫困地区表现得尤为明显，致使国家通过“教育科学文化传播促进生产力发展”的手段难以取得应有的效果。国家援助的科技人才、扶贫资金、扶贫物资及国家制定的扶贫政策难以取得理想的成效。其结果是，我国长期实行的以政府为主导的反贫困行动，在某种程度上反而助长了贫困人口对国家和政府“等、靠、要”的依赖思想。如今，在西部少数民族贫困地区，“春等救济粮，冬等冬令物”的现象毫不鲜见。经过一轮又一轮的扶贫攻坚以后，人们发现某些地方离彻底解决贫困问题的社会发展目标还有一定差距。这说明，人们还缺乏对贫困原因进行追根溯源的探析，缺少对扶贫方式最有效的探索。
其实，任何一种扶贫政策都应当有助于调动和激发贫困者通过自身主观努力去脱贫致富的内在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有助于增强贫困者的“自我造血”功能，有助于建立一种贫困者自我脱贫致富的长效机制，这乃是检验一切扶贫政策得失、成败的根本标准，而不能让贫困者滋生“等、靠、要”的依赖思想和放弃自我主观努力。我们并不反对国家或政府物资、资金或科技、文化等扶贫政策措施，但过多的或单纯的物资或资金扶贫援助，不仅不能从根本上消除贫困，反而会产生某些副作用。研究贫困问题的专家罗时法指出：“治疗贫穷的良药决不能完全靠外部援助。外部援助是有益的，但也可能是有害的，因为它会消除人们的斗志，使人产生一种具有麻痹作用的依赖感、自卑感和低能感”。克拉克指出了政府福利扶贫政策的某些弊端，他认为，“政府许多帮助穷人的做法实际上是使贫困和不平等永久化，与现代福利国家相联系的社会扶贫福利项目常常只起到了抚慰低收入者和防止社会失序的作用”；“政府福利扶贫项目是损害少数民族自主精神，造成代代相传的依赖感的罪魁祸首”。这是因为，由旧社会形态、文化传统传承下来的落后思想观念，在极大地抑制人的智慧和潜能，使人采取错误的非理性的行为，使人失去各种经济机会，最终导致家庭贫困。
对此，经济学家有许多论述，现代化问题专家英格尔斯指出：“落后和不发达也是一种国民落后思想心理状态。国民的思想、心理和精神被牢固地锁在传统思想意识之中，就构成了对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严重障碍。”克拉克指出：“贫困和不平等的根源在于人们具有不同的思想心理素质。一些人意志坚强胆子大，另一些人聪明而富有创新精神，还有一些人消极而迟钝。正是由于这些人性中普遍的固定的品性，产生了任何社会都存在的等级制的社会关系和其程度相对稳定的贫困及不平等。”著名经济学家梁小民指出：“我国东西部地区之间最大的差别不是经济发展水平，而是人的思想观念。这种思想观念的约束正是制约经济发展的最根本原因。其实，西部许多地区在自然资源、国家政策等方面都比东部条件好，但却没有改变贫穷落后面貌，这首先在于人思想观念的不同。思想观念的改变会带来实际上经济的发展，这也就是精神变物质。”郎咸平2007年6月在长春为企业界精英讲解“企业战略与行业本质”时指出，东北发展的最大问题是思想僵化。他说“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就要知道这里最核心的问题是什么。以往有专家认为东北最缺少资金，也有专家认为东北缺少有竞争力的产业，还有人觉得东北缺少技术和人才，我觉得这些都是老生常谈。我认为东北最大问题是思想非常不解放，甚至僵化!常常听到东北的一些企业家问，现在最有潜力的行业是什么?东北三省哪个城市最具竞争力，我认为，这个世界上常有夕阳思维，却少有夕阳产业。只要思想解放，思维创新，东北就能振兴”。
为此，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第一，人的思想观念素质之所以是人力资本的内容，是因为其同知识、技能、健康等人力资本要素一样，总是依附在人身上。与人身不可分离；并且其通过支配人的行为，进而使人获得或失去经济机会(经济机遇)，最终促进或阻碍家庭脱贫致富、社会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人的思想观念素质之所以是人力资本的最重要内容。是因为其决定着文化、技能、健康等其他一切方面人力资本要素的发挥程度，并且是资本、劳动、技术等一切生产要素带动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前提。第二，一切导致家庭贫困和社会经济不发展的人口素质低下的原因都可以在人口思想观念素质低下那里找到终极原因；在现代人的诸多素质中，最核心最重要的就是区别于传统人的思想观念素质。第三，贫困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贫困者思想和精神的崩溃；贫困的根源已不是一般的“物”，而是人低下(落后)的思想观念素质。
社会经济中的主导性因素篇4
[摘要]消费对生产具有重要导向作用。由于社会需求导向机制缺位，个体消费需求的分散、互扰、不稳定，缺少社会整体理性约束，从而误导经济发展目标，制约我国经济的持续发展。社会需求导向机制有三个构成要素：消费理念、消费结构和消费需求。构建要素齐全、内在逻辑统一的社会需求导向机制是保障我国经济持续发展目标理性的关键。
对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协调，尤其是社会发展滞后问题，人们习惯偏至于批判经济发展方式的落后，进而质疑经济发展目标的失当，而人类在反思经济发展的同时，却似乎不太情愿反思自身的消费行为。论文百事通经济发展饱受垢病，其实经济发展目标的失当根源于社会需求的非理性，而社会非理性需求则根源于社会需求导向机制的缺位，这实质上是社会整体理性的消极不作为，纵容个体非理性需求对经济发展的误导。
一、社会需求导向机制缺位误导经济持续发展的目标
经济活动的根本目标或最终目标是满足社会的消费需求，既包括物质消费需求，也包括精神文化消费需求。只有满足社会需求，经济活动才被证明是合目的性的活动，只有满足了社会消费需求，经济活动才从社会得到价值补偿和实物替换，也才会被证实为合规律性的活动。因此，经济活动必须接受社会需求的规定，否则就不能够持续进行，也不值得持续进行。可见，经济持续发展与社会需求密切相关，这一关联集中体现为社会需求对经济发展的导向作用，即社会需求规定经济发展的合理目标。然而，社会需求对经济发展的导向作用，尤其是社会需求通过规定经济发展目标，从而引导经济持续发展是有条件的，即以人类整体理性为主导的社会需求导向机制的建立。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我国的生产与消费活动是由国家计划安排的，缺少变化，二者之间的互动关系也被僵化的计划管理阻断，消费需求对生产的引导作用被掩盖。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初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各种经济关系可以通过市场迅速而有效地联结起来，这就为消费引导生产、需求激励供给创造了条件。不过，目前我国的社会需求导向机制并没有真正建立起来。突出的特征是：第一，社会消费需求仍以个体消费需求为特征，缺少社会整体理性的引导与规范，往往带有非理性特点，厉以宁教授在《经济学的伦理问题》一书中列举了六种有违社会规范的消费行为，包括奢侈性消费、吝音、节俭、早熟消费、炫耀性消费以及消费陋俗等，这些以个体消费意识及行为杂合而成的社会消费需求往往缺乏理性。第二，个体消费意识及行为是分散、互扰的，难以形成明确、一致的社会消费需求信号，对经济发展的指示含混不清，对经济活动产生扰动，引导作用被削弱。在此影响下，经济结构参差不齐，难以形成结构优势、产业优势，制约经济发展质量的提高。第三，个体消费较多关注眼前利益而忽视长远利益，较多关注局部利益而忽视整体利益，较多关注自身利益而忽视社会利益，因而个体消费往往以满足自己的消费需求作为消费动力，较少考虑这一个体消费行为对他人、社会对自身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影响。第四，个体消费需求具有不稳定性，个体消费需求既受到、文化教育、风俗习惯、消费理念等“堕性”因素的影响，使个体消费需求保持一定的稳定性，同时个体消费需求又极易受到消费心理，如攀比心理、炫耀心理、时尚心理等“活性”因素的影响，使个体消费需求变化不拘，难以捉摸。随着现代市场供应的日益丰富以及消费文化、消费心理的日新月异，影响个体消费需求的活性因素的作用超过惰性因素，导致消费需求的不稳定性更趋明显。
经济发展与社会需求导向密切关联。马克思说：“奢侈是自然必要性的对立面。必要的需要就是本身归结为自然主体的那种个人的需要。生产的发展既扬弃这种自然必要性，也扬弃那种奢侈。因此，社会需求导向机制的缺位误导经济发展的目标，从而对经济持续发展产生严重制约。个体消费的非理性，尤其是过度消费引发经济不断扩张，加剧人口、资源、环境关系的紧张，削弱经济持续发展的能力；个体消费需求的散乱特性，使经济发展目标难以统一、明确，经济活动相互干扰、内耗，降低经济发展的效益；个体消费需求的不稳定性使经济发展面临更大不确定性，承担更多的风险，经济发展缺乏稳定的市场环境。
二、社会需求导向机制的构成要素
社会需求导向机制的缺位致使各种消费需求的影响因素难以形成合力，消费需求难以社会整体理性消费需求的形式出现，取而代之的是个体非理性的消费需求。“消费是国民经济良性循环或不良性循环的枢纽点”。因此，要使消费需求由非理性走向理性，由个体消费需求走向社会消费需求就必须把多种消费因素加以整合，形成社会需求导向机制，以理性因素约束非理性因素，把分散、互扰、不稳定的个体消费行为整合成理性、科学、健康的社会消费行为，从而使经济发展的目标更趋明确、科学、合理，引导经济实现持续发展。
社会需求导向机制由三个要素构成，即消费理念、消费结构与消费需求：
其一，消费理念，即消费观，是人们在一定历史条件下持有的对待消费的一些根本原则和观念，如我国人民长期持有的节俭消费是一种传统的消费理念，而近年来从国外引进的超前消费、借贷消费或透支消费是一种新型消费理念。影响消费理念的因素大多是哲学层面的认知科学及认知理念，如生态文明、消费文明、消费伦理等。消费理念应为社会普遍认可并接受的科学、文明、合理的消费原则及观念，更是社会整体消费理性的集中体现。
其二，消费结构。消费结构是指消费对象的组成结构，可用各种消费对象之间的比例关系来表示。根据消费主体的不同，消费结构可以分为个体消费结构和社会消费结构。社会消费结构与个体消费结构的影响因素不尽相同，其形成、演化、变动规律存在一定差异。相对而言，社会消费结构受宏观因素的影响较大，如消费文化、消费理念、生产结构等，呈现出明显的民族性、地域性、稳定性等特点；而个体消费结构往往受消费心理等活性因素的影响，呈现多动性、个性化等特点。
其三，消费需求。消费需求是指消费者在一定购买力条件下的消费欲望。广义的消费需求是指消费者的消费欲望，可以指有购买能力—即能通过购买得到满足的现实的消费欲望，也可以指纯粹的消费倾向或消费想象，但这种消费想象因缺乏购买力支撑，因而是不现实的，只是在购买力条件改善后，消费想象可能转化为现实消费需求。由于受购买力条件的约束，现实消费需求必须有明确消费目标指向及消费数量的限度。消费需求的目标指向性及有限性是其重要特征。
消费理念在社会需求导向机制中居于最高层次，是社会整体消费理性的集中反映，体现一定时期内的消费文明，对社会消费具有重要引导、示范及规制作用，从而在一定时期内形成较为稳定的消费结构。消费结构的形成与稳定是社会消费理念的载体，反应并折射消费理念的科学性与合理性的程度。消费理念对消费者的消费目标选择的影响较为间接，其作用方式及效果也并不稳定。当然，消费理念对个体消费需求也有两种直接影响方式。一是消费理念直接引导与约束个体消费需求，这依赖个体消费者对消费理念的认识和接受程度。
二是国家和社会通过非市场手段将消费理念直接
内化到个体消费需求中，常见的方式是强制性消费，如政府为提高中小学生的身体素质，以教育行政命令的方式统一、强制推行的“早餐奶”消费。
与消费理念的作用方式及效果相比，消费结构对消费需求的影响较为直接，效果更为明显，原因在于消费结构是社会群体消费需求的集中反映，也是经过长期的消费者群体的消费行为形成的客观结果，因而对消费者个人的消费选择有直接指导作用。消费者的个体消费行为往往受到从众消费心理的影响，使得他人的消费行为及习惯对自己的消费选择产生示范作用，一旦从众消费，便会以个体消费习惯的方式对个人的消费行为加以固化。
当然，消费需求也会反过来对消费结构及消费理念的形成与发展产生作用，三者之间的互动关联性较强。但从作用机制上看，消费理念体现消费文明，引导社会群体消费行为的理性形成稳定的消费结构，在此基础上通过消费心理等影响个体消费行为的因素作用，进一步引导个体消费选择。这样从理念到集体行动再到个体行动，使得社会消费需求理性得到贯彻，使分散、互扰、不稳定的个体消费，趋于科学、合理、稳定，从而使社会消费需求目标明确而一致，这是社会需求导向机制的整个逻辑体系。这一内在逻辑严密机制的建立目的在于向经济发展发出明确的信号，即经济发展必须以满足理性的社会需求为目标，也从而为经济发展追逐不正当的发展目标划下红线。
三、社会需求导向机制保障经济持续发展的目标理性
社会需求导向机制的目标是确保社会需求理性，以实现对经济持续发展目标的正确引导。因此，社会需求导向机制的作用可以分解为：保证社会消费需求体现社会整体理性，即倡导科学、文明、健康、适度的社会消费需求；尽可能消除个体消费观念及消费行为的分散、互扰，实现社会理性消费需求目标的明确、统一；向经济活动发出明确的社会需求信号，引导经济发展确立科学、合理的目标。
第一，消费理念引导社会消费需求体现社会整体理性，从而保障经济持续发展的目标理性。体现社会整体理性的社会消费理念至少应具备四个特征，即科学、文明、健康、适度。消费理念的科学性是指消费行为要遵循科学规律。科学的消费理念是理性消费理念的基石。消费理念的文明，指消费理念是生态文明观、经济伦理观、经济哲学等科学认识论的重要载体，是关于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以及“经济一社会一自然”等重大关系的认知成果的集中反映。文明的消费理念是理性消费理念的最高表现形式。健康的消费理念是指人们的消费行为必须以提高人的生存与发展质量为目标，也就是说，人们要生活得健康且有尊严。健康的消费理念是理性消费理念的根本旨归，是判断消费理念是否理性的根本标准。消费理念的适度是指社会消费行为控制在适当的限度之内。适度消费观念的提出对传统消费观提出了挑战，即人类消费的无度是有害的，人类消费的非理望及行为是应该收敛或禁止的。可以归结为一句话：人类没有无限消费的权利。科学、文明、健康、适度的消费理念将保证社会需求保持理性状态，从而使经济发展确立理性目标。
第二，消费结构引导分散的个体消费倾向统一到社会整体消费倾向，从而向经济发展传达明确、一致的信号，引导经济持续发展确立理性目标。实践证明，消费结构可以通过消费文化、消费时尚、消费潮流等确立消费标准与消费模式，引导消费者的模仿行为；或者通过攀比、从众、炫耀等消费心理，促使消费者进行从众消费；或通过消费反作用生产，引发消费结构—生产结构的调整，从而迫使没有确立消费目标的消费者进行强制性消费选择，即市场供给并不提供和满足消费者其他消费选择。
社会经济中的主导性因素篇5
关键词:思想政治教育经济价值性质特点表现形态
一、 思想政治教育经济价值的基本特点
思想政治教育经济价值的基本特点是指思想政治教育在对劳动生产、经济活动产生影响并发挥作用过程中表现出的稳定的、独特的属性。它既蕴涵了思想政治教育的一般社会价值共性,又凸显了思想政治教育在经济活动中的特殊价值个性。
1.依存性
思想政治教育经济价值的依存性是指思想政治教育能否对经济活动产生影响及其程度,它随着人类社会主导类型经济形态的更替和特定国家中心任务的变迁而改变其自身作用的质与量。在人类社会的发展历程中,思想政治教育的经济价值呈逐渐上升的发展轨迹。循用潘懋元教授的观点①表述为:“农业经济时代,思想政治教育的经济价值游离于经济活动之外;工业经济时代,思想政治教育的经济价值处于经济活动边缘;知识经济时代,思想政治教育的经济价值被提高到经济活动的中心”。造成上述景象的根本原因在于农业经济、工业经济和知识经济这三种经济形态的更替。它们的生产要素分别为:土地和劳动力(以数量为主);资本、劳动力(数量和素质并重,以数量为主)和原材料;知识、科技和劳动力(以素质为主,包括思想政治等非技能性素质)。而思想政治教育经济价值的大小取决于社会占主导类型的经济形态,取决于这种经济形态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本(①潘懋元教授原观点为:农业经济时代,大学游离于经济社会之外;工业经济时代,大学处于经济社会边缘;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大学被推向到经济社会的中心。参见潘懋元、刘振天:《发挥大学中心作用促进知识经济发展》,载《教育发展研究》1999年第6期。)资源与生产要素,取决于劳动者的素质,特别是政治素质、思想素质、道德素质、心理素质等在经济活动中的作用限度。由此不难瞥见,伴随着三种经济形态的更替,劳动者的素质、精神性因素在劳动生产和经济活动中的地位呈线性攀升。相应的,思想政治教育经济价值也逐渐彰显。
近年来,思想政治教育的经济价值之所以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这与我国正步入工业经济社会进程,少数行业进入了知识经济行列,而且知识经济还必将成为我国主导经济形态是紧密相连的。特别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可以预见,在一个以知识经济为主导的社会里,思想政治教育的经济价值将会得到更加广泛的体现,也会被更多的人所认可。“在现代社会条件下,在经济发展主要依靠科技的知识经济时代,人的积极性、创造性,对经济、科技的发展更为突出和重要。”①而提高人的素质(主要是非技能性素质),激发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促进精神转化为物质等正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功能和核心使命。这从一个视角说明了其经济价值的发挥程度与经济形态的更替是紧密相连的。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国家中心任务由政治性任务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特别是从1992年(此年,党的十四大召开,把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确定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来,人们开始重视和研究思想政治教育的经济价值。此后,思想政治教育为经济建设服务的功能日益凸显,人们对思想政治教育经济价值的研究也日趋深入。江泽民同志指出:“现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其他各项工作都服从、服务和保证这个中心任务的完成。经济建设要搞上去,必须要有正确的政治方向……,没有政治条件和政治保证,社会不稳定,经济就搞不上去,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发挥我们党的政治优势,保证经济和各项建设事业的健康发展。”②
2.间接性
在思想政治教育价值的形态结构中,思想政治教育经济价值归属于间接性价值之列,即与智能教育、科技教育等直接对经济活动产生影响相比,思想政治教育对经济活动产生影响往往是通过改变构成经济活动的中介环节或相关因素来实现的。“教育和经济效益并非是一种直接的线性关系,也就是说,教育本身并不直接创造物质财富和产生经济效益,它往往需要经过一个中间环节作用于经济活动之后,才能产生经济效益。”③这种间接性具体表现在要素、环节和过程、机制等层面。
(1)要素、环节层面。思想政治教育一般是通过影响经济活动中的以下有关环节、因素为中介来发挥其经济价值的。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活动能够形成、培育的一定的经济文化、经济思想(思潮)、经济制度、经济道德、科技精神等,也就是思想政治教育作用于一定的社会意识形态来影响整个社会经济行为的价值取向。劳动者与经济组织、劳动者和劳动者以及经济组织和经济组织之间的关系;劳动者除了智能技术以外的素质,特别是政治、思想、道德素质等和潜能发挥程度、劳动态度(含积极性与创造性)、动机水平以及主体意识、竞争意识和科技意识,效益观念与时间观念等等。
(2)过程、机制层面。思想政治教育经济价值实现中的过程、机制的间接性是指思想政治教育通过提高劳动者的思想道德素质和潜能的发挥等,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和经济效益的提高。这个过程包括两个阶段:第一,内化阶段。教育者将社会要求的政治思想、道德规范等传递给受教育者(劳动者),影响受教育者(劳动者)的情感、意志和动机,激发其劳动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第二,外化阶段。受教育者(劳动者)在思想政治教育的激发下,把与劳动、生产有关的精神性因素变为实际劳动行为,最大限度地发挥聪明才智,提高劳动生产率,产生了物质价值(经济价值)。这个“价值”是劳动者素质和劳动活动的“物化”④。在这个阶段,思想政治教育通过劳动者这个中间环节作用于生产工具和劳动对象,也就是以间接的途径参与了创造物质价值(经济价值)。马克思指出:“教育会生产劳动能力。”⑤这个过程、机制示意图如下:思想政治教育教育对象(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物质价值(①张耀灿等:《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学》,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86页。②《毛泽东、邓小平和江泽民论思想政治工作》,学习出版社,2000年,第8-9页。③范先左:《教育经济学》,人民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58页。④项久雨:《论思想道德教育价值的表现形态》,载《江汉论坛》2003年第2期。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i),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10页。)
3.多端性
思想政治教育经济价值的多端性,即思想政治教育对经济活动的影响既可以表现为宏观层次对整个国家经济活动产生影响,也可以表现为中观层次对某个经济组织、团体的经济活动产生影响,还可以在微观层次对个体劳动者的劳动施加影响。
(1)宏观层次。江泽民同志指出:“党的思想政治工作是经济工作和其他一切工作的生命线,是团结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实现党和国家各项任务的中心环节,是我们党和社会主义国家的重要政治优势,只有充分发挥思想政治工作这一政治优势,才能保证经济工作和其他工作的正确发展方向……从而为经济工作和其他工作提供强大动力与保证。”①
(2)中观层次。思想政治教育经济价值的中观层次是指思想政治教育对一个经济单位、组织和团体等经济活动所产生的影响。这个层次价值是思想政治教育的群体价值在经济领域的具体表现。而发端于20世纪80年代的“文化管理理论”,则为新时期思想政治教育发挥中观层次的经济价值提供了学理支撑。“文化管理强调企业与员工、管理者和被管理者在信念、利益、目标远景等的协调一致性,通过共同的价值观、信仰、道德、习俗和礼仪等文化要素的作用,实现对人的规范作用……从而显示出较强的协调力和控制力。”②
(3)微观层次。劳动者素质的提高依赖于包含思想政治教育在内的全面教育。“只有全面教育,才会有劳动者全面素质的提高,否则,仅仅重视劳动者智能的培养,忽视对其思想素质、道德品质和劳动态度等方面的引导、培养。教育的经济价值就会降低,甚至是负数。”③就劳动者的主观世界而言,受其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特别是劳动价值观)、道德观、心理素质以及主体意识、竞争意识、效益观念和时间观念等制约。而培育、提高劳动者的上述观念、素质和品质等正是思想政治教育在经济活动中的基本功能。
4.两面性
思想政治教育经济价值的两面性具体表述是,思想政治教育通过形成一定的社会意识形态对经济发挥影响既可以是维护性的,即维持和保存社会既定的经济态势;也可以是变革性的,通过思想政治教育,树立、孕育和发展新的社会意识形态,充当经济和社会变革的思想先导。这种变革既可以发挥正面的积极功能,就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和改革;也可能是负面的消极功能:阻碍、束缚、制约社会经济的发展。
在当前,使思想政治教育充分发挥其正面的积极功能,一方面要重视优秀民族文化的承扬,使那些对历史发展具有必然性的文化得以继承和发展。在这同时,还要充分发挥思想政治教育对经济发展的积极变革功能,主动参与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二、思想政治教育经济价值的向度
思想政治教育经济价值的向度包括思想政治教育为经济活动的开展提供方向保证、营造环境、参与管理、精神动力激发等四个方面内容。
社会经济中的主导性因素篇6
一、绿色财政税收政策以社会公共利益为出发点
其他经济手段不可替代绿色财政税收政策以满足社会公共利益需要为判断标尺，提供公共产品与服务，弥补市场失灵，维持有效竞争，这是其他经济手段不具有的特点。环境问题具有鲜明的社会公共性，解决环境问题具有明显的市场失灵性。面对我国当前如此严峻的环境问题，靠市场的机制作用是不能奏效的。因此，要落实中央的战略政策，就必须充分发挥政府行为，迅速建立起科学可靠的绿色财政税收政策体系，用公共财政的强大力量来有所作为。从技术角度看，自然环境恶化实质是人类活动对环境造成的压力超过了环境的承受能力；从经济和社会角度看，自然环境恶化不仅仅是经济过程中一些缺陷的偶然结果，而是出现市场失灵的结果，是由市场机制自身的局限性决定的。理论和实践证明，在经济与社会发展中，市场对资源和环境这样的公共物品的作用往往是失灵的，为了减少资源过度损耗和环境恶化，政府必须加强宏观调控，发挥自己独特的作用加以弥补，随时纠正市场机制失灵。政府要发挥这种独特的作用，更好地规范市场经济主体在能源使用和节能行为中的外部效应，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可持续发展，需要采取一系列经济、法律以及必要的行政手段来对此进行干预和调控，最直接、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建立和运用绿色财政税收政策，把它锻造成公共财政链条中的主导环节，让这个主导环节牵引其他环节一道来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环境“瓶颈”问题。绿色财政税收政策是国家进行宏观调控的重要经济杠杆之一，具有强制、规范的特征，其一征一免，能够最直接地体现国家限制或鼓励的政策意图，在资源合理利用和环境保护方面，必能发挥巨大作用。将是政府建设节约型社会中最灵活、有效和重要的政策措施。
（一）绿色财政税收政策有利于提高和完善环境这个生产力的基本要素
环境与生产力是不可分割两个事物。从微观角度分析，也会得出环境是生产力构成要素的结论。这种结论用农业生产力中最简单的模型即可证明：农业劳动者通过劳动工具耕种土地这个劳动对象，按照生产力三要素论来讲，已经形成了生产力的雏形，按系统论的多要素或五要素论来考察，科学技术和管理这两大要素也分别强化、物化和运筹到三个实体性要素中来，生产力的构成更加完整和丰富了。但这时，如果土壤里水分不足或光照期不够，农业生产力就不能正常运动，就不能收到预期效果。这就证明了水和光照期这些环境因素实际上已经是生产力的一个组成部分，没有这个组成部分，生产力就不完整，就很难运动并达到目的。由此可见，环境因素同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科学技术和管理这些要素一样，都是构成生产力的不可或缺的要素，因为它是条件性要素。
（二）绿色财政税收政策有利于实现环境权利这个最基本的人权
传统的人权理论认为，人权的基本内容包括生存权、经济权、政治权、文化权和发展权。通过研究发现，这样认定的人权内容还不够全面、彻底和本质，因为他们都还不是人权中最基本的内容，环境权利才是最基本的人权。因为环境是人们生存的基础，人是环境的产物，没有必要的环境就没有人的生命和生存，就更谈不上享受和发展；环境是经济发展的载体和条件，人类的任何经济活动都必须需要一定的环境承载力和需要环境来提供资源作为劳动对象进行生产，脱离环境的经济活动是不存在的；环境是社会发展的必要条件，发展离不开环境，环境决定着发展。可持续发展必须建立在环境承载力允许的基础上。把环境权利提到这种高度上来认识，是人权理论发展的一个新突破。它不仅使人权概念有了新的内涵，而且也为人类自主地保护和改善环境，自觉地协调自己与自然界的关系，自觉地为实现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提供了锐利的思想和法律武器。绿色财政税收政策的目的是促进节能减排，解决环境问题，提高环境质量，这就当然地有利于实现环境这个最基本的人权。
二、绿色财政税收政策是政府政策倾斜和战略导向的体现
社会市场主体作为独立的经济利益体，在追求自身经济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市场经济主体对节能及环保所产生的社会成本和收益与其自身所承担的经济成本和收益存在不一致的情况。个人和企业的行为并不是始终都是经济合理的，企业对能源相关的投资并不是始终都会获得最大净现值，个人在使用能源时也不一定确保个人福利的最大化，这都将影响到整个社会经济效益水平。通过运用适当的财政税收政策，尽可能使社会效益与市场主体自身的经济效益相一致，将有可能促进市场经济主体更加注重能源使用效率和节约使用能源。构建促进可持续发展的绿色财政税收政策体系，运用财政税收政策建立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鼓励企业走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之路，逐步建立经济与资源、能源相匹配的发展模式，很好地规范、引导和调节市场主体的经济行为，使之朝着有利于整个社会效益改善和提高方面发展，加快建立现代节约型社会、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战略。
社会经济中的主导性因素篇7
［中图分类号］a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3194（2001）01—0003—08
唯心主义完全从精神因素出发寻找社会发展的原因，旧唯物主义把人的主观意志、主观动机看作社会发展的最终动力。二者在社会历史领域殊途而同归：均把纯粹的、单一的精神因素看作社会历史发展的最终动力。马克思恩格斯创立唯物史观以后，才打破了社会历史领域唯心主义一统天下的局面，为科学揭示社会发展的动力提供了基本原则和方法论指导。恩格斯晚年关于社会发展的合力思想，表述精练，内容丰富，含义深刻，对于我们科学地把握社会发展的动力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一、恩格斯关于社会发展的合力思想
由于唯心主义历史观对人们的影响根深蒂固，因此在唯物史观创立以后的一段长时期内，马克思和恩格斯把论证精神因素的物质起源即强调物质因素的决定作用作为重心。这样做的结果也造成了一些负面影响：一方面引起了某些善意的人们的误解，认为唯物史观是经济决定论或者经济唯物主义；另一方面也引起了别有用心的人的歪曲和攻击，把唯物史观说成是完全排斥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唯经济主义。为了批判别有用心者的歪曲和攻击，同时也消除善意者的误解，并完整地阐述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恩格斯晚年写了一系列这方面的书信，其中关于社会发展的合力思想集中体现在他1890年9月写给约·布洛赫的书信中。
恩格斯关于社会发展的合力思想严格说来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合力指的是人们的“意志合力”；广义的合力指的是包含“意志合力”在内的“总合力”。关于意志合力的思想，他明确提出了；关于总合力的思想，他虽没有明确地提出，但基本思想却有了。下面进行具体分析。
（一）“意志合力”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
在给约·布洛赫的信中，恩格斯明确提出了人类“意志合力”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的思想。他指出，人是社会历史的主体和创造者，“我们自己创造着自己的历史”。但社会历史的“最终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由于人们的生活条件和社会经历的不同，致使人们的意志各异：每个人都有着自己独特的动机和目的，并进行着不同的活动，“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而由此就产生出“一个总的平均数，一个总的合力”，这个结果“可以看作一个作为整体的、不自觉地和不自主地起着作用的力量的产物”，这样一来，在社会历史领域便造成了这样一种情况：有意识、有目的、有计划地活动的单个人，他们行动造成的结果却不依赖于人们的意志，而是跟自然界的运行过程一样具有客观规律性。也就是如恩格斯所说：“以往的历史总是像一种自然过程一样地进行，而且实质上也是服从于同一运动规律的”。虽然这样，但不能因此就说，每个人的意志为零。实际上，每个人的意志“都对合力有所贡献，因而是包括在合力里面的”[1]（p477—478）。
这里，恩格斯是从主体的角度考察了人的意志因素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在他看来，之所以说社会发展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并不是说人的意志因素在社会发展中不起作用（实际上每个人的意志都是社会发展的一个动力因素），而是说它们不是作为单独的、孤立的因素直接对社会发生作用，它们融合为一个整体的力量从而对社会发挥整体的作用，而这个总体的力量是不以单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这样，恩格斯不仅探讨了意志合力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而且探讨了它们发挥作用的具体机制和所造成的结果，这比旧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对主观精神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的论述不仅深入，而且高明。
（二）“总合力”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
在致约·布洛赫的这封信中，恩格斯不仅提出了意志合力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的思想，而且提出了包含意志合力在内的“总合力”的思想。为了准确地把握恩格斯的思想，特把恩格斯的原话抄录如下：“根据唯物史观，历史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马克思或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么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经济状况是基础，但是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的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阶级斗争的各种政治形式和这个斗争的成果——由胜利了的阶级在获胜以后建立的宪法等等，各种法权形式以及所有这些实际斗争在参加者头脑中的反映，政治的、法律的和哲学的理论，宗教的观点以及它们向教义体系的进一步发展。这里表现出这一切因素间的交互作用，而在这种交互作用中归根到底是经济运动作为必然的东西通过无穷无尽的偶然事件向前发展”[1]（p477）。
在这段话中，恩格斯实际上提到了社会中的所有主要因素：物质因素和精神因素；经济因素、政治因素和文化因素；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因素（这些因素是从不同角度来说的，实际上它们的含义多有交叉之处）。概括起来，这段话主要包含着如下重要观点：
1.要发挥社会合力的整体功能和效果。人的意志对社会的作用不是单独地、孤立地发挥出来的，而是所有意志融合成总体的力量从而对社会发挥作用。包括意志合力在内的总合力的情况也是如此：物质因素和精神因素；经济因素、政治因素和文化因素；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所有这些因素都是社会动力系统的要素之一，它们对社会发展的影响也是在交互作用中融合为一个系统整体，从而发挥着整体的功能。这就要求必须重视各个要素之间的协调配合、从而使系统处于良性状态发挥出最大功效。
2.要坚持全面的观点，重视各种动力因素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既要重视历史中的决定性因素，如“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和经济因素，也要重视其他因素的作用，如政治制度、法律制度和政治观点、法律观点、哲学、宗教等精神因素和上层建筑的作用。
3.要坚持重点的观点，突出物质生产和经济因素的决定性作用。既要看到经济、政治、文化，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物质因素和精神因素，都是社会发展的动力因素，又不能把它们的作用等量齐观，因为经济因素、物质资料的生产是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
恩格斯关于社会发展合力的论述语言精练，内容深刻。只停留于宏观的论述，难以深刻把握他的合力思想。为了更好地理解和把握，下面就他关于物质因素和精神因素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的思想分别加以具体探讨，以进一步理解和把握他的合力思想。
二、精神因素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
恩格斯晚年，针对一些人对唯物史观的误解和歪曲，突出强调了精神因素和上层建筑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补充并完善了他和马克思原先论述不够的精神因素的作用。纵观恩格斯晚年的书信，对精神因素的作用提出了以下的重要思想。
（一）人是社会历史的主体和创造者
德国资产阶级学者保尔·巴尔特别有用心地宣称：唯物史观把人看作是受经济摆布的机器，把思想看作是纯粹消极的形式和外衣，他们从来没有论述过意识形态对经济的反作用；以保尔·恩斯特为首的德国社会内的“青年派”，也对唯物史观进行了歪曲，他们（指“青年派”—笔者）“说什么在马克思那里历史是完全自动地形成的，丝毫没有（正是创造历史的）人的参与，并且说什么经济关系（但是它们本身就是人创造的！）就象玩弄棋子一样地玩弄这些人”[2]（p97—98）。指称唯物史观轻视人，贬低思想、精神因素的作用，是这些歪曲者的共同特点。对此，恩格斯在给约·布洛赫的信中曾坦率地说过：“青年们有时过分看重经济方面，这有一部分是马克思和我应当负责的。我们在反驳我们的论敌时，常常不得不强调被他们否认的主要原则，并且不是始终都有时间、地点和机会来给其他参与交互作用的因素以应有的重视”[1]（p479）。出于巩固和发展唯物史观的需要，长期以来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确对主体和精神因素的作用论述不多。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不重视它们的作用，只是说他们在某一时期强调的理论重点不同。
实际上，人是社会历史的主体和创造者，重视人创造历史的巨大作用，这是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在马克思恩格斯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他们系统地论述了人创造历史的各种重要作用。恩格斯在晚年的书信中，继续坚持并强调了这一观点。在致约·布洛赫的信中，他明确提出“我们自己创造着我们的历史”；在1894年1月25日致瓦·博尔吉乌斯的信中，恩格斯又先后两次强调指出：“人们自己创造着自己的历史”。他对意志合力作用的强调，从一定意义上说就是对主体的强调。因此，认为唯物史观排斥人的作用的观点是没有根据的。
（二）精神因素在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承认人是社会历史的主体和创造者，同承认精神因素在社会发展中有重要作用密切相关。因为人创造历史所依赖的便是他的意志、目的、计划等精神因素。前面已较详细地分析了人的主观意志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在恩格斯看来，每个人的意志都对社会发展产生作用，它们通过在相互作用中融合为一个合力，从而对历史事变产生影响。
不仅人的意志因素在社会发展中起着作用，“甚至那些存在于人们头脑中的传统”对于社会发展“也起着一定的作用，虽然不是决定性的作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479页）。
在各种精神因素中，恩格斯论述最多的是意识形态（思想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它们是精神因素的典型形式。在阐述它们对社会发展产生作用的时候，恩格斯往往是以论述上层建筑作用的方式进行的。在我们多次提到的给约·布洛赫的信中，恩格斯强调指出，阶级斗争的各种政治形式、各种法权形式以及政治的、法律的、哲学的理论，宗教的观点和教义，都“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1]（p477）。
恩格斯并没有停留于原则性的议论中，而是进一步指出，上层建筑在社会发展中发挥着独特的功能。因为，经济不能自动地发生作用，它要借助于主体因素和上层建筑的作用来实现自己的必然性。他说：“并不象某些人为着简便起见而设想的那样是经济状况自动发生作用，而是人们自己创造着自己的历史”[1]（p506）。经济虽然是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力量，具有自身发展的客观规律，但它必须通过人的有意识的活动、借助上层建筑的力量来为自己开辟道路。正如普列汉诺夫指出的：“从一个转折点到另一个转折点的道路，总是要经过‘上层建筑’。经济几乎永远不会自然而然地取得胜利，关于它永远不能说：自然而然的活动……而是永远必须通过上层建筑，永远必须通过一定的政治制度”[3]（p273）。积极为自己的经济基础服务，从而为社会发展开辟道路，这便是上层建筑的特定功能。
恩格斯晚年，在强调上层建筑作用的时候，总是与强调主体因素、精神因素的作用结合起来，这决不是偶然的。因为，思想上层建筑在整个上层建筑中起着重要作用，政治上层建筑是以它为理论指导建立起来的；而上层建筑与主体的关系最密切。可以说，强调精神作用，与强调主体作用、上层建筑的作用是一致的。
（三）精神因素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是逐渐递增的：社会发展是由自发到自觉的过程
精神因素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不是决定性的，但呈现出逐渐增强的趋势。恩格斯在1876年为写作《反杜林论》而准备材料期间曾提出了一些令人注目的观点。他说：“有一种看法，似乎人们的观念和看法创造他们的生活条件，而不是相反，这种看法正被以往的历史所，在历史上，结果总是与愿望不同的，而在进一步的发展过程中，甚至大多数是相反的”。接着，他话锋一转，强调指出，“这种看法只有在比较遥远的将来才能在下述意义上实现，就是说：人们将会预先认识到由于关系的改变而引起社会状况（如果允许我这样说的话）改变的必然性，并且愿意实现这种改变，而不是无意识地被迫地这样认识和这样做”[4]（p671—672）。在恩格斯看来，在比较遥远的将来，包括人的“观念和看法”等因素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将非常强大，会对物质生活条件的改变和社会的发展发挥重要的指导作用。在《反杜林论》中，恩格斯进一步指出：“在共产主义社会，人们第一次成为自然界的自觉的和真正的主人。人们自己的社会行动的规律，这些直到现在都如同异己的、统治着人们的自然规律一样而与人们相对立的规律，那时就将被人们熟练地运用起来，因而将服从他们的统治……一直统治着历史的客观的异己的力量，现在处于人们的控制之下了。只是从这时起，人们才完全自觉地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只是从这时起，由人们使之起作用的社会原因才在主要的方面和日益增长的程度上达到他们所预期的结果。这是人们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的飞跃”[5]（p323）。在稍后（1880年）所写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一文中，恩格斯又指出无产阶级取得社会权力建立共产主义社会之后，“人终于成为自己的社会结合的主人，从而也就成为自然界的主人，成为自己本身的主人—自由的人。”[5]（p443）这表明在恩格斯看来，主体因素、精神因素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是逐步提高的，社会历史的发展经历着一个从自发到自觉、由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过程，在共产主义社会里，人的主体作用将居主导地位。
（四）精神因素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的限度
尽管恩格斯晚年突出强调了上层建筑和精神因素的作用，但他的强调始终是有一定限度的，这个限度就是：要以承认经济因素归根到底的决定作用为前提。否则，便很难同唯心史观划清界限。因为唯物史观和唯心史观的根本分歧不在于是否承认精神因素在社会发展中起着重要的作用，而在于是否承认精神因素归根到底是由经济因素所决定的。因此必须承认经济因素的作用是第一位的，精神因素的作用是第二位的。
1.从精神因素的最终根源看，它是人们对自身的物质生活条件和物质生活过程的反映，因此是由物质条件所决定的。拿人的意志因素来说，每个意志的产生都根源于一定的物质条件。伟大人物也不例外，他独特的意志品格是由他独特的物质生活条件决定的。
2.从精神因素对社会作用的具体机制和最后结果来看，它们的作用是通过“合力”形式呈现出来的。合力所导致的结果是一种客观的自然过程，这表明意志因素对社会进程的影响是有限的。
3.即使在将来的共产主义社会，人们成了自然界、社会和自身的主人，人们仍然要遵从经济和社会的客观规律。实际上，人们之所以在那时能成为“主人”，并不在于他们能够取消经济社会的客观规律（实际上人们永远不能取消客观规律），而在于他们能够科学地认识与预测，从而有效地利用经济社会的客观规律。因此，即使在将来的共产主义社会，经济因素和物质条件的作用仍然是决定性的。
可见，恩格斯在突出强调精神因素的同时，始终不忘提醒人们：精神因素的作用尽管强大，仍然是有限度的，是非决定性的。
三、经济因素在社会发展中的决定性作用
在恩格斯看来，精神因素的作用较之经济因素不能不处于次要地位。经济因素归根到底是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力量。
（一）经济因素的涵义
恩格斯晚年提出了许多与经济有关的范畴和论断：在1890年8月5日致施米特的信中，提出“物质生活条件是原始的起因”；在1890年9月21—22日致约·布洛赫的信中，提出“历史进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物质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尔后又提出“经济的前提和条件归根到底是决定性的”；在1890年10月27日致施米特的信中，提出“生产归根到底是决定性的东西”，同时还提出“经济关系”、“经济基础”、“经济发展”、“经济影响”等范畴，指出“经济运动是更有力得多的、最原始的、最有决定性的”；在1893年致梅林的信中，提出“作为基础的经济事实”；在1894年1月25日致博尔吉乌斯的信中开首便提出：“我们视为社会历史的决定性基础的经济关系”。可见，在恩格斯那里，经济因素的涵义是很广泛的：它既包括直接的经济利益、经济关系、经济运动等，也包括与经济密切相关的生产活动、生产方式、生产力、生产关系等范畴，甚至包括人口因素和地理环境。在某种程度上，“经济因素”等同于“社会的物质生活条件”，用以表述社会发展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但他视为核心的，则是作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统一体的生产方式。因此，恩格斯强调经济因素的决定作用，实际上就是强调物质资料生产方式的决定作用，就是强调社会基本矛盾是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只有把握了这一点，我们才能够真正理解和把握为什么恩格斯一再强调经济因素的决定性作用。版权所有
（二）经济因素对社会发展的决定作用
经济因素在社会发展中的决定作用，主要表现为生产方式的决定作用，表现为社会基本矛盾的决定作用，最终表现为生产力的决定作用。唯物史观认为，生产力根源于人们维持生存的需要和对物质利益的追求，它总是要向前发展的。出此必然导致生产关系的改变、经济基础的变更，并从而或快或慢地引起上层建筑的更替……出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交互作用和矛盾运动，引起整个社会的经济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不断变化，社会从而向前发展。关于社会基本矛盾是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生产方式在社会发展中起决定作用的思想，他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和《〈政治经济学〉序言》中做了系统表述，这里不再赘述。强调生产方式和经济因素的决定作用，是马克思恩格斯的一贯做法。
恩格斯在晚年的著述和书信中，也始终坚持了这一观点。这样的论述俯拾皆是：在1890年8月5日致康·施米特的信中，说“物质生活条件是原始的起因”；在1890年9月21日致约·布洛赫的信中，说“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经济的前提和条件归根到底是决定性的”；在1890年10月27日致康·施米特的信中，说“经济运动是更有力得多的、最原始的、最有决定性的”；在1893年7月14日致弗·梅林的信中，提到“作为基础的经济事实”；在1894年1月25日致瓦·博尔吉乌斯的信中，提出“我们视为社会历史的决定性基础的经济关系”，“经济条件归根到底还是具有决定意义的”。伯恩施坦在恩格斯去世后指责他晚年对精神因素和上层建筑的强调标志着他从唯物史观后退到了唯心史观。精读恩格斯的晚年书信，我们清楚地看到伯恩施坦的指责是多么地无的放矢！这也启示我们：要真正弄懂马克思主义，必须认真研读他们的原著，把握他们思想的精髓，从而树立起牢不可破的信念。而如果只根据第二手、第三手资料来研究，很容易人云亦云，乃至随风便倒。
（三）从“归根到底”的意义上理解经济因素的决定作用
恩格斯晚年，当谈到经济因素的决定作用时，常常要加上“归根到底”四个字。从“归根到底”的意义上理解经济因素的决定作用，至少包含以下含义。
1.表明经济因素的根源性和最终性。就是说，社会历史变迁的最终根源和最终动因只能从经济因素中去寻找，而不能从精神因素中去寻找。这就在社会历史领域坚持了唯物主义的立场。
2.表明经济因素在社会发展中的决定作用是从总体上、总过程、总趋势来说的。如果不是从总体上考察，那么便会发现，社会生活中的其他因素，如政治因素和精神因素在历史发展的某一事件中可能会起主导性作用。如恩格斯在1890年9月21日致布洛赫的信中便指出：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会对历史斗争的形式起决定作用。
3.表明经济因素对其他因素的决定作用并非都是直接的。实际上，经济因素对许多因素的影响是非常间接、非常疏远的，因此并非任何变化都是由经济原因直接引起的。唯物史观并不要求对于任何社会变化或随便什么社会现象，都必须从经济上得到直接的说明。恩格斯曾强调指出，如果坚持对于任何一种社会现象都要从经济上得到解释，“那么，要不闹笑话，是很不容易的”[1]（p478）。
因此，“归根到底”的提法，一方面强调了经济因素的最终决定作用，另一方面也给了精神因素以很大的活动空间，即在“并非归根到底”的意义上，精神因素可以起着很大的作用，乃至主导的作用。这是唯物论和辩证法的有机统一，是唯物史观关于经济决定作用的真谛。
四、恩格斯合力思想的当代启示
恩格斯晚年关于社会发展的“合力”思想的论述，他关于经济因素和精神因素促进社会发展的唯物而辩证的精辟分析，给了我们许多重要启示。出于篇幅所限，这里只谈三个最主要的方面。
（一）全面重视社会动力系统中所有因素协同并进的整合作用
从横向上说，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思想文化建设都要重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要一起抓；从纵向上说，既要重视生产力的发展，又要及时调整和变革生产关系，既要重视经济基础的巩固和完善，又要充分发挥上层建筑能动的反作用；从动力的类型来说，既要重视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社会基本矛盾）和根本动力（生产力），也要重视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如体制改革、主体对社会行为的调节，还要重视社会发展的动力杠杆——科技革命，等等。
由于各种动力因素都互相影响与相互作用，因此既要重视分析各个孤立因素的作用，更要研究它们之间相互作用的机制、规律，从而调控和引导它们作用的方向与速率，使动力系统发挥出最大的整体效果和协同功能，以便促进社会的良性运转。
（二）高度重视经济因素在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经济是基础，经济因素归根到底决定着社会面貌。因此，必须搞好经济建设，提高生产力水平。为达此目的，必须适时调整和变革上层建筑和生产关系中不适应生产力的环节和方面，从而使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相互协调。
（三）充分重视主体力量和精神因素的递增作用
社会经济中的主导性因素篇8
关键词：国际贸易；主导生产要素；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后工业社会
一、生产要素理论的发展
自从有了经济学以后，对生产要素问题的研究不乏其人。各派经济学者对生产要素的用语不一，且概念的表述各种各样，但它是探讨经济学和贸易理论的前提[1]。
古典经济学大多没有清晰的生产要素的概念，甚至于没有明确的生产要素用语。威廉·配第认为“所有物品都是由两种自然单位—即土地和劳动—来评定价值，换句话说，我们应该说一艘船或一件上衣值若干面积的土地和若干数量的劳动。理由是，船和上衣都是土地和投在土地上的人类劳动所创造的。”[2]“土地是财富之母，而劳动则为财富之父和能动要素”[3]。其后，法国经济学家理查德·坎蒂隆提出“土地是所有财富由以产生的源泉或质料。人的劳动是它的形式”[4]。据此可以推断，配第和坎蒂隆虽然没有明确提出生产要素的概念，但两人都认为生产要素包括土地和劳动，这就是所谓的生产要素二元论。法国经济学家萨伊将生产要素理论推进了一步，明确使用了生产要素用语，提出了生产要素三元论，认为“产品是由人类所能掌握的生产手段创造出来的，即由人的劳动、资本和自然力创造出来。”[5]效用是通过生产要素的协同活动和协力作用生产出来的。无论何时何地生产都不能缺少这三个要素。西尼尔原则上同意萨伊关于生产要素分类的观点，但与萨伊不同，他用“节欲”取代了资本。约翰·穆勒追随萨伊，把资本主义生产条件归结为生产的三要素，即劳动、资本、自然要素（土地）。与萨伊不同的是，他认为惟一的生产力是劳动生产力，并实际上把资本生产力归结为特定生产方式下的劳动生产力。
与古典经济学不同的是，新古典经济学有了清晰的生产要素概念，对生产要素的分类也更为准确。对生产要素理论进行专门研究的当推马歇尔，他用几乎一本书的篇幅专门论述生产要素，认为“生产要素通常分为土地、劳动和资本三类。土地是指大自然为了赐予人类的在陆地、海上、空气、光和热各方面的物质及力量。劳动是指人类的经济工作，不论是体力方面的还是脑力方面的。资本是指为了生产物质产品以及为了获得通常被算做一部分收入的利益而储备的一切资源。”[6]在此基础上，马歇尔认为资本大部分是由知识和组织构成的，主张把组织从资本要素中独立出来当作第四生产要素。由此可，马歇尔作为新古典经济学的集大成者，实际上提出了生产四要素论，进一步发展了生产要素理论，丰富了生产要素理论的内容。
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对生产要素理论的分析始终局限于生产要素概念的内涵、分类、性质及其在生产活动中的地位和作用的考察。现代经济学关于生产要素理论的研究出现了一个大的视角转换，把生产要素与国际分工、国际贸易联系起来，考察了一国要素禀赋状况与一国参与国际分工方式的选择和贸易模式的决定二者之间的关系，开辟了生产要素理论研究的新方向。
1933年瑞典经济学家奥林出版《地区间贸易和国际贸易》，提出了其国际贸易的要素禀赋理论，认为“每一地区在生产某些产品上具有优势，即该产品含有该地区拥有丰裕而便宜的相当大量的生产要素。”[7]现代国际经济学的教科书把它叫做H－o定理，即一国应当出口该国相对充裕和便宜的要素密集型的商品，进口该国相对稀缺和昂贵的要素密集型的商品。然而，要素禀赋理论仍然没有脱离比较优势理论的基本框架，只不过将劳动成本比较优势变成了生产要素上的比较优势而已。正因此，迈克尔·波特在1990年出版《国家竞争优势》一书，提出著名的国家竞争优势理论，在其打造国家竞争优势的钻石体系中，放在第一位的就是生产要素，波特将生产要素分为人力资源、天然资源、知识资源、资本资源和基础设施五类，并将这些要素分成初级生产要素和高级生产要素两大类。[8]与奥林不同的是，波特关于生产要素与国际贸易、国际竞争的分析已不再是静态的，而是具有动态性质。
二、主导生产要素的涵义
综观生产要素理论的发展过程，关于生产要素的分析尤其是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存在两大问题：一是没有阐述生产要素的主次、优劣问题。二是对生产要素的分析基本都是静态的，实际上生产要素形式是发展变化的且成一个序列。这两个问题正是本文提出国际贸易的主导生产要素概念的基本出发点。
所谓国际贸易中的主导生产要素是指整体经济活动和贸易商品生产中所必须的并在生产要素序列中居于主导地位、对外贸易中具有比较优势的物质或非物质要素。首先，商品生产中包含的生产要素多种多样，且成一个序列，随着人类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生产要素序列也在不断延长，到目前为止，这个生产要素序列为土地（或自然要素）－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知识。
其次，一国生产要素序列中的生产要素有主次之分，本文区分为主导要素和非主导要素。顾元勋提出生产力主导性要素，并阐述了生产力主导性要素与制造模式分工发展之间的相互关联。[9]刘国武、李卫星提出知识企业的主导生产要素就是知识资本，并基于“概念格”理论进行了数学推论。[10]但这些都不是本文基于国际贸易分析所提出的主导生产要素概念。就生产要素与国际贸易之间的关系而言，波特将生产要素分为初级生产要素和高级生产要素，他已观察到并论述了不同形式的生产要素在商品生产和产业竞争力形成中的不同作用，但划分过于粗犷，没有提炼出最重要的主导生产要素。国内经济学者洪银兴认为我国单纯根据资源禀赋确定国际贸易结构，企图以劳动密集型产品作为出口导向，可能跌入“比较优势陷阱”。[11]显然，这已充分认识到以不同生产要素为主导的经济之间的重大区别。
每个国家在生产力发展的一定阶段，都有一个生产要素序列，这个序列中都有一个最多两个主导生产要素。美国从工业社会走向信息社会和知识经济社会，其主导生产要素是技术和知识；日本虽然没有美国的领先优势，但其工业化水平远在其他发达国家之上，其主导生产要素是资本和技术；中国经过三十年的改革开放，资本和技术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和地位日益突出，但在现在和今后相当长的时间内，主导生产要素依然是劳动。
再次，从世界范围来看，一国生产要素序列中的主导生产要素应是该国对外贸易中具有比较优势的生产要素。主导生产要素可以区分为国家主导生产要素和世界主导生产要素，国家主导生产要素必须是一国要素序列中要素密集度最高且在对外贸易中具有比较优势的生产要素，但不一定是世界主导生产要素，世界主导生产要素代表了世界生产要素序列发展的最高或次高阶段。我们通过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的分析会发现，每个国家都是以其主导生产要素参与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总是把其理论分析严格限定在两个国家之间，它分析两国之间的贸易基础是有效的，但在多国模型中要确定一国究竟以何种模式参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却变得十分困难。如果以主导生产要素确定一国在多国模型的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中的位置将变得十分容易。
最后，一国生产要素序列中的生产要素分为物质要素和非物质要素两类，与之相对应，主导生产要素也有物质要素和非物质要素之分。叶文虎等认为，社会经济发展要素分为物质和非物质的元素，[12]但哪些是物质元素，哪些又是非物质元素没有说明。于刃刚、戴宏伟将生产要素分为传统性生产要素和知识性生产要素。[13]本文将生产要素分为物质要素或实体要素和非物质要素，物质要素主要包括土地、劳动和资本。而非物质要素主要包括技术、管理和知识。从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过程考察，无论是物质要素还非物质要素，都曾经充当过主导生产要素。
三、世界主导生产要素演进的历史考察
主导生产要素的历史演进要以地理大发现之后真正意义上的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的开始作为时间起点，本文将这一时间起点定为1700年。从1700年至今，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历史发展可以划分为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后工业社会三个时代。各个时代的主导生产要素是不同的，但它依世界生产要素变化的序列进行历史演进。
（1）农业社会（1700－1850年）是指以农业、矿业、渔业、林业为产业的社会。这些经济部门，以消耗自然资源为主，可将其归类为第一产业，很明显这些产业受自然环境的影响；例如天气变化、土壤肥力下降、森林资源与矿山资源采伐、挖掘过多而储量减少等等对第一产业都会产生影响。丹尼尔·贝尔将其称为“对自然的博奕”。这一时期对应的是农业技术，人类已完全进入农业文明，虽然从18世纪中叶英国开始了工业革命，但此时的工业革命仅限于英国，其影响还未波及到全世界。因此，这一阶段的主导生产要素是土地和劳动，一国在对外贸易中之所能取得对别国的比较优势，在于该国拥有较多的土地财富和劳动要素，增加土地和劳动要素的投入成为产出增长的动力机制。
（2）工业社会（1850－1950年）是指以加工业、制造业、建筑业等部门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依靠机器大批量生产产品的社会。与农业社会相比，工业社会对应的是物理技术，占据的地域较少。例如，欧洲与北美洲、前苏联、日本等国家已经经历过工业社会这一发展阶段。工业社会的工作主要是设计“人对付人造自然的策略”，工业社会人被机器牵着鼻子走，劳动高度紧张，注意力需要高度集中。这一时期，从英国开始的第一次工业革命到波及欧美的第二次工业革命，使机器大工业彻底占领了资本主义世界。“在工业经济的国家里，发展经济的目标是生产商品，其制约因素往往是资本。”[14]因此，这一阶段的主导生产要素是资本，一国在对外贸易中之所以能取得对别国的比较优势，在于该国拥有充裕的资本要素，生产越来越多的资本设备。
（3）后工业社会（1950年至今）是一种新的社会形态。它不是现在西方社会延长线上的东西，而是在社会、技术组织及生活方式等方面都形成了新的原则的一种社会发展阶段。w．e．哈拉尔认为，后工业时代包括两个相继出现的、与社会技术和信息技术的进步相适应的阶段。这两个阶段是非常独特的，所以每一个阶段又产生一个“服务社会”和一个“知识社会”。[15]
后工业社会的第一个阶段是服务社会，社会经济结构的重大变化就是从以商品生产为基础转向以服务行业为基础。上世纪八十年代，汤姆·斯托尼尔认为，当时美国出现的经济重点从制造业转向服务业的变化与两个世纪前经济重点从农业转向制造业是类似的。[16]丹尼尔·贝尔认为，在后工业社会的“服务社会”阶段：第一，工业社会发展所带来的辅助—运输、公用事业、销售等引起非制造业蓝领工人的增加；第二，白领工人在金融、不动产以及保险等行业中增加；第三，由于物质的丰富和收入的增加，人们对耐用消费品（衣着、住房、汽车等）、奢侈品和娱乐消费的不断增长，第三产业部门如饭店、旅馆、汽车服务、旅游、娱乐、运动等开始发展；第四，保健和教育成为人们普遍的要求；第五，人们对社会服务行业的更多要求，导致某些政府部门的增加和发展，等等。与这一阶段对应的主导生产要素是技术和管理，此时的技术主要表现在产品工艺的改进、新产品的研发、标准的制定，等等；同时，随着后工业社会已转变为“人与人之间的博弈”，管理成为一个生产要素，科斯指出：“我们有一个生产要素—管理，它的功能是协调。”[17]但这仅仅是从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相结合的角度出发的企业微观协调管理，从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的角度出发，作为主导生产要素的管理的内涵已大大扩展，既包括企业微观协调管理，也包括跨国公司的全球资本运作、营销网络组织管理和资源整合，更包括国家政府为打造本国产业竞争优势而进行的宏观管理。
后工业社会的第二个阶段是信息社会，人们的活动都与信息的搜集、传递、过滤、使用有关联。在这个时代，信息技术不仅对经济结构和劳动力构成带来了变化，而且正在越来越深入地影响到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日常生活的一切领域。从而使得社会的劳动者的绝大多数从事创造、处理和分配信息的工作。新社会的战略资源是信息，“在信息经济的国家里，发展经济的目标是创造和使用信息，以提高各种生产的效率，并创造新的财富。这时的制约因素是所掌握的知识。”[18]因此，这一阶段的主导生产要素是信息技术或知识。谁拥有信息技术知识并系统化地生产知识，谁就能取得对外贸易的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
总之，世界主导生产要素的历史演进规律与世界生产要素序列的发展变化规律是一致的。我们可以将其以图表形式表述如下：
参考文献：
[1]迈克尔·波特．国家竞争优势[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1．70．
[2]威廉·配第．配第经济著作选集[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42．
[3]威廉·配第．配第经济著作选集[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66．
[4]理查德·坎蒂隆．商业性质概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3．
[5]萨伊．政治经济学概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328．
[6]马歇尔．经济学原理[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5．121．
社会经济中的主导性因素篇9
关键词：质量宏观管理;风险问题;研究
质量宏观管理是伴随着我国的经济发展逐渐产生和不断完善的，包括质量、标准、计量等基础要素，其是与微观质量管理相对的。具体来说就是政府利用宏观调控的方式，如经济手段、法律手段、行政手段等，利用相关的质量管理政策和工具，对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整体质量状况进行分析和评价。
一、质量宏观管理的意义和现状
重视质量发展是强国之道。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我国的发展模式逐渐由“以量取胜”过渡到“以质为王”上。国家和政府将质量问题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提出了“又好又快”的发展宗旨，将“好”放在了“快”之前。同时，在国家大力进行供给侧改革的进程中，质量宏观管理体系是改革不断向前推进的必要保障，其是改革过程中对社会经济进行优胜略汰的必要工具。其目的便是通过宏观质量管理提高政府监管的效能，优化市场的竞争环境，保障社会监督机制的正常运行，以便最终提高社会经济的总体质量水平，促进经济社会的持续、健康、快速发展。
但是，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质量宏观管理的稳定性、局部性与产品质量的全局性、发展性之间的刚性矛盾愈加突出，这将质量宏观管理的滞后性缺陷进一步放大。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质量宏观管理因其自身固有的缺陷，带来了诸多新的问题和挑战。如何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让宏观质量管理在质量进步中发挥作用，是需要认真研究的新课题。
二、质量宏观管理产生风险问题的原因
在质量宏观管理系统中，管理主体、管理客体和公共环境是其核心组成要素，在实际的运行过程中，分为政策制定和政策执行两个主要阶段，而其风险也主要是这三要素在这两个阶段之中相互作用，相互影响过程中所产生的。其风险主要有技术性内生风险、信息缺失与滞后风险、倒逼风险和不协同风险等。究其原因无外乎是主体原因、客体原因和环境因素。
首先是主体原因。管理主体是保障质量宏观管理体系正常运行的基础，也是政策制定和政策执行两个阶段的主导者，因此主体原因往往成为质量宏观管理产生风险问题的主要因素。例如：相关的法律、法规和制度不完善，质量宏观管理的资源和人员投入有限，地方受技术和经济水平的制约等这些主体因素导致质量宏观管理风险问题加大。
其次是客体原因。质量宏观管理的客体存量大且处于不断的发展之中，这在客观上加大了主体管理的难度。同时，相关客体在面对政府的宏观质量管理上往往存在不协同，甚至进行虚假、违规运作的情况，这也加大了宏观质量管理的风险因素。
最后是环境因素。不同的环境变量及环境因素自身的变量都会对质量宏观管理系统产生一定的影响。例如：质量宏观管理部门制定了相关的政策，但是在政策执行阶段，其遇到了地方保护主义，这时候其政策执行环节便会大打折扣，增加质量宏观管理中的风险因子。
三、规避质量宏观管理风险因素的措施
政府是质量宏观管理的主导部分，因此，政府必然也应该在规避质量宏观管理风险中起到主导作用。
其一，政府应该转变职能，建设服务型政府，将工作重点从质量监管转移到防范质量风险上面来。具体来说就是，政府应该明确自己的职能范围，科学合理的使用经济、法律和行政三种手段进行质量宏观管理，将政策的政治性放在基础的地位之上，同时也要结合具体的发展阶段，对政策的经济性和技术性进行综合考量。
其二，国家应该切实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和制度。完善的法律体系是政府充分利用法律、经济和行政手段进行宏观质量管理的保障，同时完善的法律体系能够对政府起到一定的监督作用，保障政府在政策制定和政策执行环节中不存在和虚假违规行为。
其三，政府应该加大对于质量宏观管理过程的资金、人员和技术投入。充实的物质保障是促进质量宏观管理体系不断完善的支撑，是减少其风险因素的有效方法。
如今，我国社会经济步入了发展的转型期，宏观质量管理对于保障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我们必须重视质量宏观管理过程中的风险因素，并且以政府为主导，动员全社会的多方面力量，对质量宏观管理风险形成立体式的防范体系。
参考文献：
[1]（美）菲利普・J.库珀（phillipJ.Cooper）等著，王巧玲，李文钊译.二十一世纪的公共行政[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2]杨洋.突出区域特色加强宏观管理――记重庆市渝北区质量宏观管理的做法与经验[J].中国质量技术监督.2014（01）.
社会经济中的主导性因素篇10
[关键词]社会质量理论；三江源；生态移民；社会福利；启示
【中图分类号】C91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4244（2013）01-001-4
[基金项目]本文系青海省科技项目“三江源生态移民基本社会保障机制研究”（项目编号：2010-n-S06）研究成果之一。
“社会质量”（SocialQuality）理论是近年来在欧洲流行并逐渐被中国引用和接受的一种新的社会理论。是20世纪90年代后期欧洲学者提出的用以衡量社会发展状况的概念，是指公民在那些能够提升他们福利状况和个人潜能的条件下，能够参与其社区的社会和经济生活的程度。简单地说，就是人们依赖于它并借助于它提升生活质量的状态及指标。既然这一理论考察人们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参与其共同体的社会与经济生活，并且这种生活能够提升其福利和潜能，那它不仅要关注经济指标和物质生活条件的改善，更要关注社会整体的质量，关注社会和谐，致力于维护社会体系的融合性与和谐性。
从性质上说，社会质量的构成涉及三类影响因素，即构建性因素、规范性因素和条件性因素。构建性因素是一个人力资源维度，它包括个人的能力、权利保障、对社会的认知和社会反应等；规范性因素是一个道德、意识形态维度，它包括社会公正及其与之相适应的社会团结和信任、平等价值、人的尊严等；而条件性因素则是一个社会行动主体维度，从社会主体的角度出发，它更关注社会经济安全、社会凝聚、社会融入和社会赋权提供给社会主体提高生活质量的条件建设；这类因素一般被认为社会质量构成的核心。但是笔者认为在构建性、规范性和条件性三类因素中，规范性因素具有基础性和前提性，无论构建性因素还是条件性因素的改变都必须以原有的规范为前提和出发点，在一种社会机制的构建中，建设、改变、完善都必须深深地根植于规范性因素的基础之上，离开它就是空中楼阁；因而关注规范性因素内在的意识形态和实际价值，不能削弱了其对于社会质量的影响；对于三江源生态移民社会福利机制的构建，更要紧密结合原有的规范性因素，深入考察其存在的深刻社会背景及现实，提供契合实际的客观认知。
一、“社会质量”理论视阈下三江源生态移民社会福利机制构建的背景分析
影响社会质量的三类因素并不是孤立的，理论本身旨在揭示这些因素之间的关联，根据这些关联探索其内在的规律，从彼此的联系中阐发社会的总体状况。规范性因素涉及社会公正、平等、尊严等道德要素，或是意识形态的要素，对于构建三江源社会福利机制而言，结合三江源生态移民区具体的社会经济发展现状和道德意识现状，规范性因素的分析和提升深深根植于以下几方面的背景。
（一）政治经济背景
1.政治体制背景
社会福利机制和政治体制息息相关，政治意识形态对社会福利发展的影响至关重要。社会主义制度是我国社会福利改革依存的坚实政治基础。邓小平指出：“评价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政治结构和政策是否正确，关键看三条：第一是看国家的政局是否稳定；第二是看能否增进人民的团结，改善人民的生活；第三是看生产力能否得到持续发展。”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等是我国政治意识形态的特质，正是在这种特有的意识形态模式下，我国福利制度经历了不断的改革与完善，使社会福利的运行呈现出推动民生、社会进步的态势。在计划经济时代，社会福利的运行机制基于“纯粹”的公有制，平均分配模式下的平等价值观、社会团结、彼此信任彰显了公有制的特质，由政府根据需要进行平均分配，体现全民服务的原则。在当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党中央和各级政府仍然继续发挥着主导作用与功能，并且在社会经济发展的规划中、社会福利改革的推进中，国家整体规划、宏观导向始终是社会福利发展的最大推动力。因此，有学者评论，“虽然社会主义国家没有使用‘福利国家’来形容他们的福利制度，实际上，他们走的全民福利型模式更为彻底。”三江源自然保护区工程是一项重大的自然环境保护工程，总共涉及1.6129万户8.9358万人，保护区生态移民的安置是我国民生的一件大事，在我国目前社会转型的重要时期，实现“迁得出、稳得住、能致富”是生态移民的根本目标，这需要社会各界多方的共同协调与努力，社会福利作为和谐社会日益重要的中坚力量，需要充分发挥国家和政府应有的作用，积极引导社会变迁，在政策制定、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性产品供给等方面做好导向和服务工作，激活社会内源发展的动力，使移民工作成本最小化，效益最大化等等，国家政策、政府主导始终国家福利改革中最主要的推动力。
2.经济体制背景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社会经济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经历了深刻的经济体制改革，逐步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地向工业化和现代化迈进。市场经济改变了我国原有的资源配置方式和经济运行模式，也对我国的社会福利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一方面，我国经济平稳快速增长，使政府的财政收入不断增加，为我国福利事业的发展与改革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另一方面，市场导向的经济体制改革使原有的分配型的集体福利解体，福利的提供不能满足新的社会需求，需求与提供都变得多样化，政府需要重新构建其福利运行机制。任何形式的移民工程，都要以保持和提高移民实际收入和生活水平为中心。三江源生态移民亦不例外，而且还要快速融入我国经济现代化建设的浪潮中、实现“全面小康”，但是从目前三江源生态移民项目实施的情况来看，普遍存在着一个经济发展的现实难题，即后续产业发展缓慢，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后续产业既缺乏资金支持，也缺少实施环境，在有些地方还造成生计困难，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竞争机制与宏观调控并存的条件下，对三江源社会经济发展既存在着灵活的机遇，也存在着挑战，福利机制的构建往往在经济转型的进程中可以寻求更多的空间。
（二）福利模式背景
三江源社会福利机制的构建，只能在现行国家福利制度安排的基础之上进行，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我国民政部门开始了社会化方向的福利改革探索，以求改变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和国有企业在社会福利运行中的主导模式；进入90年代，福利改革不断深入，一方面不断实现政府和国有企业在福利运行中的角色转变，减少政府的财政负担，使更多的“责任主体”参与到社会福利中来，拓宽社会福利的责任渠道；另一方面，要使福利实现真正的社会化，实现“低水平、广覆盖”的目标，拓宽社会保障的范围，提高社会保障的效率。30多年来的社会化改革使社会财富不断聚增，社会发展程度的不断提升，同时又面临着新的问题，贫富差距仍继续存在，城乡福利差距继续扩大，旧有的城乡二元体制没有根本改变；也就是说，改革使国家福利的覆盖面缩小了，更多的城市新贫困人口、农民工和其它弱势群体被推向市场，真正享受社会福利保障与服务的人口极为有限并且更加集中。我国农民的福利建设也才刚刚起步，处在不断探索中，而生态移民作为近些年不断兴起、发展壮大的新的社会群体，在享受社会福利方面更是存在着很多漏洞与盲区，这也是三江源构建福利机制的挑战。
（三）社会结构背景
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深化和市场力量的崛起，中国社会结构的变化也更加深刻，初步形成了占据较多社会资源的精英阶层、不断成长的中间阶层和以体力劳动为主的农村和城市劳动者阶层。仅农村社会阶层而言，逐步分化为农业劳动者阶层、农民工阶层、雇工阶层、农民知识分子阶层、个体劳动者和个体工商户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乡镇企业管理者阶层、农村管理者阶层等。农村社会阶层的变化彰显了经济体制改革导致社会结构的深刻变革，对于目前不断增多的生态移民群体而言，也是从农村的结构中剥离出来的时代产物，他们是属于以农业劳动者阶层还是城镇居民阶层？社会角色的定位决定着享受社会福利的机会和程度。从生态移民迁移的角度来看，他们原有的牧民身份已随着地域的迁移而发生改变，已告别了原有的生活方式和社会角色，而从户籍角度看，迁入城镇新居点后，他们仍然保留着牧民户籍，没有变为城镇户籍，这种社会角色与户籍之间的矛盾，使他们成为一个特殊的群体，这种特殊的角色，使一部分生态移民有一种失落感，甚至有一种被剥夺感。如何真正消除这种“被剥夺感”，固然基于移民居住点社会重构中的经济、文化等因素，但福利保障的因素是最直接最深刻的，这也是目前三江源福利机制必须深思并解决深刻问题之一。
（四）文化背景
三江源地区属于地球的“第三极”，也是我国海拔最高的天然湿地和生态系统最敏感最脆弱的地区，高寒缺氧、气候恶劣，被称为生态“处女地”。这种特殊的自然环境条件决定了畜牧业是这里唯一的产业，从事畜牧业生产是群众的生存和发展方式，高原游牧文化是这里主要的文化模式。三江源的生态移民是因生态退化而出现的现象，当移民迁移到一个新的环境，作为这种集体性的搬迁同时也在经历一种激进式的城镇化过程，使他们的政治经济生活、文化价值观念、社会关系网络处于农村向城镇急剧的变迁过程之中，适应新环境就要适应这里的一切生存环境，从生活起居、生产劳动到人际交往、社会融入，无处不面临着一种新的文化适应过程，包括思想观念、道德标准、等等。往往价值观念、道德素养、心理因素等决定着人们行为的动机和方式，进而又会影响人际关系和社会关系，自然也就决定着整个群体的外在文化特征和形式，因而当生态移民从熟悉迁出地到陌生的迁入地，正经历着不同文化的碰撞、变迁与融合。
二、“社会质量”理论对三江源生态移民社会福利机制构建的启示
通过上述对三江源生态移民社会福利建设背景的分析，在“社会质量”构成要素中，构建性、规范性和条件性因素彼此影响，缺一不可，在生态移民整体社会保障机制形成的过程中，规范性因素起到了基础性的奠基作用，只有在理念和价值取向达成共识的情况下，才能形成真正的社会团结，以此为规范的社会福利机制的构建才能具有先天优势和良好基础，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得出一些启示。
（一）社会“公正规范”维度要求政府充分发挥主导功能
现代社会福利事业是基于国民公共利益的制度安排，也是不同群体参与分享国家发展成果的基本途径，自然应当奉行公平、正义、共享原则，对于三江源生态移民迁入新环境而言，社会福利的公正一方面要在移民群体内部各成员之间体现，另一方面在移民区和周边城镇、地区之间体现，实现城乡模式一体化。通过政府的主导功能不断实现福利机制的公平原则，政府的主导功能主要表现为以下几种责任：一是制度规划之责――对三江源社会福利机制作出总体规划，按照移民区现有实际社会经济发展水平，遵循社会化原则、本着城乡一体化目标统筹规划，并使社会福利与社会救助、社会保险融会贯通于社会保障体系之中；二是资金“托底”之责――政府是福利资金的主要提供者之一，对福利资金的支持“托底”功能责无旁贷。三江源移民区的建设，需要大量资金，如基础设施建设、生产生活安置、第二、三产业开发等，能否将福利机制建设资金纳入财政预算并承担公共投入之责，是政府对民生负责的具体表现。因此，这个重要的主导功能、“托底”职责是值得重视的。三是法规监督之责――有了良好的制度设计，还应以立法的形式确定下来，努力将社会福利制度的运行建立在比较完善的立法基础上，使社会福利制度的运行有法可依、有章可循。
（二）社会“平等规范”维度要求三江源社会经济快速发展
生态移民是一项巨大的社会工程，首先要使移民能有稳定而不断增长的收入来源，这是巩固移民的物质基础。物质基础是决定社会福利范围大小和水平高低的根本因素，没有坚实的经济基础作支撑，再好的福利设想都只是空中楼阁。根据国家统计局的《2011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国内生产总值471564亿元，比上年增长9.2%；年末国家外汇储备31811亿美元，比上年末增加3338亿美元，年末人民币汇率为1美元兑6.3009元人民币，比上年末升值5.1%；以国际汇率计算的人均GDp4283美元。国际经验表明，当一个国家的人均GDp超过3000美元，意味着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进入一个新阶段，也意味着一个国家发展社会福利的经济能力明显增强。在现代社会，政府是社会福利供给主体的主导力量，政府掌握和拥有的公共财政资源越多，保障和改善民生的能力就越强，利用再分配机制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条件就越好。所以，在我国社会经济实力不断增强的同时，大力发展三江源当地经济是提升生态移民社会质量的主要途径，也是提升生态移民社会平等、团结的经济基础，从目前三江源经济发展困境来看，后续产业及其可持续发展是一大难题，构建福利机制应从这一事实出发，充分考虑并提供解决之一难题的种种渠道与途径，如引导移民群众转变观念、积极参与就业培训或技能培训，制定优惠政策、鼓励有能力、有一技之长的牧民先富起来，争取后续产业发展立项及其资金等。
要吸取包括黄河三门峡与长江三峡等在内的大型水利工程以及工矿企业群体移民出现后遗症的历史经验，防止返回保护区偷狩事件的出现。
（三）社会“尊严――团结规范”维度要求加强福利文化建设
任何一种社会福利提供方式都有其深厚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文化福利更是深深根植于这种背景之中。文化是一个完整的整体，是由居于表层的物质文化、居于深层的精神文化和居于中间层的制度文化构成的。精神文化以物质文化为基础，以制度文化为准则，它又作用于物质文化和制度文化。三者处于三位一体的格局中，形成了既相互区别又相互渗透的多层次的整体格局。随着三江源生态移民迁入新的环境，引起物质文化（如生产、生活方式改变、产业结构改变等）变迁和制度文化（如居住、组织形式等）变迁，这里主要探讨的是精神文化变迁及其文化福利建设。
我国农民的社会福利也只是刚刚起步，而对于生态移民的社会福利，甚至文化福利更是一种新的挑战。从精神文化角度而言，笔者认为，文化福利就是利用文化原有的传统和价值在社会环境发生变化的情况下依然能使文化主体感到适应、信心和幸福的做法。要实现这样的状态，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充分实现文化主体――生态移民的主体价值，二是在新环境不断城镇化、市场化的背景下，充分挖掘文化主体――生态移民原有民族信仰、宗教文化的动力。实现了这两点，生态移民就真正融入到了新环境之中。因此，一方面，可以充分利用牧民原来群居、游牧的生活方式而决定的集体、团结道德观念，宣传集体创业、互帮互助等价值观；开展丰富多彩的民族活动以丰富移民的文化生活，包括传统的摔跤比赛、跳锅庄舞等文化体育活动，在心理上排解孤立、陌生感，尽快实现角色转化，增强社会适应的能力。另一方面，三江源地区的主体民族是藏族，有较多的人信仰藏传佛教。但是迁入新环境后，远离了原来的寺院，使宗教组织及其职业者感受到了一种危机感，使活动的时间和空间都发生了变化，所以当地政府必须要在组织的设置和活动的方式上采取一些新的措施，以新的形式维系信徒之间的联结，使活佛、阿卡等宗教职业人员仍然发挥作用，保护原有的宗教习惯，使原有的在新的条件下发挥新的凝聚力作用，维持自身价值、生活信念的存在；这是在生态移民居住地特有的文化适应，使除了奔于安置、就业、培训以外，还有“亲切”的精神安慰和动力，使他们觉得生活有价值、有自足感，这是移民区凝聚力的一种物化形式，也是一定程度上的生态移民文化福利的意义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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