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问题的差异性篇1
20世纪80年代以来，全球环境问题趋于恶化，出现了以全球气候变暖、生物多样性破坏等为主要特征的第二代环境问题。因此，全球要面对以工业污染和生态环境破坏为主要特征的第一代环境问题和具有全球性特征的第二代环境问题相互交织复杂的局面。实现环境成本内部化是治理环境问题的有效手段，早已经成为国际共识。不过，如何有效协调各国在全球性环境问题的关系以实现对全球性环境问题的有效控制和治理，在全球范围内实现环境成本内部化，却成为困扰国际社会的难题和人们关注的焦点。
本文以开放经济条件下的环境成本内部化为中心，分析了国际贸易机制对一国环境及全球环境的不同影响，通过对行业环境成本内部化程度的最优选择模型分析了全球环境成本内部化存在差异的原因，并对环境成本内部化对国际贸易的影响以及存在环境成本内部化程度差异下的国际贸易存在的冲突进行了分析。最后，本文在分析我国环境问题、环境成本内部化的现实状况以及全球环境成本内部化趋势的基础上，对于如何调整我国外贸政策以及相关国内政策提出了政策建议。
本文得出结论，全球公共产品的性质是全球环境区别于一国环境的根本，全球性政府的空位和融资机制缺乏是全球性环境问题难以治理的根本原因；环境成本内部化程度是各国根据本国国情进行利己选择的结果，行业差异以及环境外部性存在领域的差异是环境成本内部化程度的最优水平的重要因素。
关键词：国际贸易；环境成本；内部化
序言
从20世纪40年代开始，在发达国家发生了一系列环境公害事件，如1943年的洛杉矶光化学烟雾事件、1948年的多诺拉烟雾事件、1952年伦敦烟雾事件、1961年前后的四日市哮喘病事件、1953～1956年水俣病事件、1955～1972年富山痛病事件。这些公害事件是西方发达国家“先污染，后治理”的经济发展模式所带来的恶果，对人类健康甚至生命构成直接威胁，引起社会各界对人与环境关系的反思。从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国际社会掀起了一股环保浪潮，环境问题进入国际主流社会的视野。为有效控制、治理和预防环境问题，西方发达国家相继采取了一系列环境保护措施。20世纪80年代以来，出现了以全球气候变暖、生物多样性破坏等为主要特征的、具有全球性影响的第二代环境问题，两代环境问题相互交织，增加了环境问题的解决难度。全球环境问题成为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我国人口众多、人均资源相对缺乏，环境压力大。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经济长期保持快速增长，粗放式经济增长造成了对环境的巨大破坏。实现环境成本内部化以解决环境问题，对于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实现人与环境的和谐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硕士论文
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各国之间的相互贸易使环境问题产生了一定差异。各国环境禀赋状况及环境问题的差异，导致难以在全球范围内统一推进环境成本内部化，全球范围内各国环境成本内部化程度也不尽相同。在此背景下，本文以国际贸易下环境成本内部化为中心，进行深入探讨。
本文采取理论研究法、比较研究法等多种研究方法，同时，注重一国环境问题与全球环境问题的差异、各国环境成本内部化的差异，注意吸收国际经济学、新公共金融理论、新制度经济学等相关学科的理论知识。
本文分为五个部分：环境成本内部化的相关概念界定、国际贸易中的环境问题的演化、全球环境问题的治理和环境成本内部化的国际实践、国际贸易与环境成本内部化国际差异的相互影响、环境成本内部化趋势下我国外贸及相关政策的调整。
第一章对环境、环境问题、环境成本等与环境成本内部化有关的重要概念进行界定。
第二章第一节对环境问题产生的原因进行分析。环境的经济价值是环境问题产生的前提，本文从新制度经济学角度对商品价值和环境价值进行剖析。环境问题的症结在于环境的外部性，环境公共产品性质导致环境产权难以清晰界定，从而产生环境成本外部性，致使市场机制不能准确反映环境稀缺程度，环境价值长期被严重低估而导致环境问题产生。第二节分别分析了国际贸易对一国环境与全球环境的影响，在国际贸易对一国环境总体影响不确定的情况下，国际贸易仍然可能导致全球环境问题趋于恶化。
第三章首先分析了全球环境问题难以治理的原因，全球公共产品性质是全球性环境问题与一国国内环境问题的根本区别，全球性政府空位和融资机制缺乏是全球性环境问题难以治理的根本原因。在全球产权难以有效界定和利益主体空位的情况下，各国在国际环境问题上的利己行为以及全球性环境问题历史责任和现实责任难以清晰界定，加大了全球环境问题解决的难度。环境成本内部化作为解决环境问题的有效途径，已经达成共识，环境成本内部化理论总体上经历了三个阶段，提出了解决环境问题的三条思路。最后，本章分别对这三种解决思路及其国际实践进行分析。
第四章首先通过一个模型分析了国际贸易下行业环境成本内部化程度的最优选择，发现出口行业和进口竞争行业的差异以及环境外部性是发生在生产领域还是消费领域对于一国环境成本内部化程度的最优水平具有重要影响，一国环境成本内部化通过国际贸易机制对他国产生影响。环境成本内部化对各国比较优势、产业竞争力以及各国商品结构和国际贸易结构产生重要影响。各国环境成本内部化程度是各国根据国情进行选择的结果，全球范围内各国环境成本内部化程度不尽相同，这种差异容易导致各国在贸易领域产生冲突。面对环境成本内部化差异下的国际贸易冲突，对贸易政策和环境政策的关系、各国环境成本内部化速度和全球性环境问题的责任分配等方面进行有效的国际协调，具有重要意义。
第五章对环境成本内部化趋势下我国外贸政策及相关国内政策调整问题进行了探讨。在分析我国环境问题及环境成本内部化现状的基础上，在全球环境成本内部化成为趋势的背景下，应积极发展以环境标准为支撑的绿色贸易战略，并对相关国内政策进行调整，以实现经济与环境的和谐发展。
环境问题的差异性篇2
[关键词]特级教师，普通教师；成长环境；成长关键期；比较研究
[中图分类号]G63[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1002-2384(2009)05-0038-03
特级教师是教师中的瑰宝。特级教师的成长环境和专业成长的关键期呈现怎样的特点?与普通教师有何差异?本文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试图对上述问题作出回答。
一、调查对象和调查方法
(一)调查对象
浙江省自1979年～2006年，共评了9次计991名特级教师。我们向小学、初中、高级教师(各60人、55人、70人)共185人发出问卷，回收有效问卷111份；同时，向小学、初中、高中普通教师(这里的普通教师指除了特级教师以外的中小学教师)各发出问卷80份，收回有效问卷160份。
(二)调查方法
问卷涉及教师的身心状况、职业生存、影响因素等12个视角。经两轮预测后，确定120道试题。试题有封闭式和开放式两类，封闭式试题按李克特(R．a．Likert)五点量表题和选择题设计。对本问卷进行信度检验，a系数为o.914，说明本问卷的信度很高。2007年5月～2008年5月，我们利用发函、会议、他人帮助等途径，让调查对象填写问卷，用SpSSl5.0软件包进行统计分析。
二、调查结果
(一)成长环境
1．学校环境
本维度题目为“我任教的第一所学校的工作环境与工作氛围很好”。我们采用五点量表题设计，因为特级教师的现任学校绝大多数是当地最好的学校，所以我们重点探究两类型教师的首任学校的工作环境。
两类型教师在这一维度上的平均得分为4.29和4.18，处于较高水平(最高分为5)，这表明两类型教师的首任工作环境与氛围均良好。独立样本t检验表明，两类型教师在这一维度上的差异不显著。
此外，我们分别从学段、性别、教龄段(因为特级教师的教龄绝大多数在15年以上，所以我们选择16年～20年和21年以上这两个教龄段的教师进行对比分析，下同)视角进行研究。独立样本t检验表明，不同学段、不同性别、不同教龄段的两类型教师在这一维度上的差异均不显著。
2．社会环境
本维度题目为“社会环境对教师的期望促进了你的专业成长”。我们采用五点量表题设计，试图探究社会环境对两类型教师专业发展的影响。
两类型教师在这一维度上的平均得分为3.72和3.74，处于中等水平(最高分为5)。这说明社会环境对教师的专业成长影响一般，总体上不如学校环境对教师专业发展的影响大。独立样本t检验表明，两类型教师在这一维度上的差异不显著，说明社会环境在影响不同类型教师的专业成长方面没有差异。不同学段、不同性别、不同教龄段的两类型教师在这一维度上的得分差异均不显著，说明社会环境对不同学段、性别、教龄的两类型教师的专业发展的影响没有差异。
3．家庭环境
(1)家庭幸福感
本维度题目为“你的家庭很幸福”。我们采用五点量表题设计，试图探究两类型教师的家庭幸福感。
两类型教师在家庭幸福感维度上的平均得分分别为4.64和4.44，处于很高水平(最高得分为5分)，说明两类型教师家庭幸福感很高。独立样本t检验表明，两类型教师在家庭幸福感上的得分差异显著(p
独立样本t检验表明，不同学段、教龄段的两类型教师在这一维度上的得分差异均不显著，说明学段、教龄段对教师的家庭幸福感影响不大。在男女性别上，男性两类型教师在家庭幸福感上的得分差异显著(p
(2)家庭支持
本维度题目为“家庭对我工作的支持和帮助很大”。我们采用五点量表题设计，试图探究家庭支持对两类型教师的作用。
两类型教师在家庭支持维度上的平均得分分别为4.69和4.38，处于很高水平(最高得分为5分)，这说明家庭对两类型教师的支持和帮助均很大。独立样本t检验表明，两类型教师在这一维度上的差异十分显著(p
独立样本t检验表明，小学段两类型教师在这一维度上的得分差异十分显著，特级教师的得分远高于普通教师；初中和高中段的两类型教师的得分差异不显著。在性别方面，男性两类型教师在家庭支持维度上的得分差异十分显著(p
(二)教师专业发展的快速成长期
本维度的题目是“你专业成长最快的阶段是(从刚开始工作算)”。我们采用多项选择题设计，将教师成长期分成7个时间段，试图探究两类型教师专业发展的成长关键期。
从统计结果看，42.3％的特级教师认为，自己成长最快的阶段是6年～10年；24.3％的特级教师认为，自己成长最快的阶段是11年～15年；20.7％的特级教师认为，自己成长最快的阶段是1年～5年；还有11.7％的特级教师认为，自己成长最快的阶段是16～20年；认为是21年以后的比例只有o.9％。由此可见：近90％的特级教师认为，工作后的前15年是教师专业发展的快速成长期；在15年中，第二个5年(工作后的6年～10年)是他们专业发展最为重要的时期。这一数据告诉我们：工作后的前15年是特级教师专业发展的关键阶段。从普通教师这个群体看，48.4％的普通教师认为，自己成长最快的阶段是1年～5年；40.5％的普通教师认为，自己成长最快的阶段是6年～10年；8.5％的普通教师认为，自己成长最快的阶段是11年～15年；仅有0.7％的普通教师认为，自己成长最快的阶段是16年～20年。
三、结论与分析
(一)就成长环境而言，特级教师的家庭幸福感和家庭支持优于普通教师
首任学校环境和社会环境在促进两类型教师专业成长方面没有差异。两类型教师均有很高的家庭幸福感，但他们在家庭幸福感上的得分差异显著，特级教师的家庭幸福感比普通教师要高；家庭对两类型教师工作的支持和帮助均很大，但差异十分显著，特级教师的家庭支持明显比普通教师好。这说明，在学校环境、社会环境及家庭环境三个因素中，有力的家庭支持对教师的成长影响更大。
(二)就成长关键期而言，在工作10年后，特级教师比普通教师发展后劲足
环境问题的差异性篇3
随着我国进入新的发展阶段，特别是开始探索新的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和加快推进形成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区域差异性对我国的排污税费政策的影响会越来越明显，这将逐渐成为其环境规制效率提升的重要障碍之一。为了减小甚至消除这种区域差异性对排污税费政策的影响，本文从区域性这个角度出发，以排污税费标准的制定为切入点，以最优排污税费理论模型为基础，利用比较分析法，指出区域差异对我国现行的排污收费制度的消极影响是存在的这一客观事实，并对不同行政主体主导制定的税费标准的差异进行了分析。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完善我国排污税费政策的相关对策。指出排污税费标准不能高度统一，应研究探索区域划分机制，结合区域特征推行差别排污税费标准，以实现环境资源的充分利用和污染社会总成本的最小化；要建立动态的排污税费标准评估与调整机制，灵活地、适时地调整排污税费标准；同时，建立区域性的多主体协调机制，防范污染的区际转移，提高政策的有效性。
关键词排污税费政策；区域差异；排污税费标准
中图分类号F81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04(2012)03-0093-05
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2.03.016
基于“庇古税”理论的排污税费政策已成为许多发达国家进行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有效手段。从oeCD自然资源和环境政策管理工具数据库的统计中可以看出，目前oeCD国家开征的排污类税费主要包括水污染税、硫税、碳税、空气污染税，噪声税等。瑞典于1991年开始实行硫税，使石油燃料的硫含量降至低于法定标准的50%,硫税的实施刺激使用燃料的工厂采取措施，消减污染排放，从而使瑞典每年So2的排放量降低了19000t［1］。德国的水污染税自开征以来，年税额在20亿马克以上，全部用于改善水质，社会和环境效益显著；加拿大的维多利亚市通过征收垃圾税，以及鼓励回收垃圾中有用的废旧物资，使家庭垃圾产生量在一年之内减少了18%；日本于2007年开征So2税，规定税率为2400日元/t硫，预计能够削减大约4300万t硫排放，相当于1990年排放量的3.5%左右［2］。经过多年的实践和发展，发达国家在排污税费的立法、设计、征收、管理及应用上积累了很多成功经验。从推进排污税费的发展过程来看，排污税费的设计特别是排污税费标准的制定对环境保护目标的实现是很重要的。排污税费标准的制定除了可能受经济发展水平、制度环境、时间等多维因素影响之外，区域差异还可能对其产生影响。特别是在我国推进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以及加快出台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的背景下，这种影响可能会有增大的趋势，区域差异性也可能将逐渐成为排污税费政策规制效率提升的重要障碍之一。从区域性的角度出发，分析区域差异性对排污税费政策的影响，研究探索相关的对策以减小甚至消除这些影响，这将对我国排污税费政策规制效率的提升具有重要意义。
1文献综述
关于区域差异性对环境税费政策的影响，国内外学者都开展了相关的研究。tietenberg在对williamJ.Baumol的最优环境税理论的相关评论中，指出环境污染的区域差异将会给“庇古税”带来影响，不考虑区域差异的统一环境税费标准可能不会实现经济效率上的最优［3］。williamJ.Baumol亦承认其理论由于简化了模型而忽略了区域差异性对环境税费的影响，但在现实条件下，这种影响确实是存在的［4］。Hochman等通过关注上游农田产生污染对下游土地生产成本的影响，研究了排污税在内化环境外部性时存在地理位置上的差异性［5］。随后，Xepapadeas研究了环境污染在空间差异性上的体现以及区域能够获得最优排污税的动态和随机特征［6］。随着我国排污税费实践的推进，国内学者也逐渐开始关注排污税费实施绩效问题，并针对区域差异性进行了初步研究。王金南等［7］认为由于我国幅员辽阔，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现有区域环境质量水平存在较大的差异性，排污收费标准的设计应考虑区域差异，可以提出综合考虑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排污收费标准调整系数。李齐云等［8］研究表明，环境税税率的具体设计上，要以地方环境质量标准为准绳，由于一个地区的最优环境质量水平不会等同于另一个地区的相应水平，因此，全国统一的环境税税率是不明智的，因把全国分为合理的几个区域，对每个区域设定不同的税率。王京芳等［9］认为，由于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其所造成的环境污染也存在区际转移的情况，并分析了区域性特点对环境税税制设计的影响，提出环境税的设计不能高度统一，应与区域实际情况相适应。余江［10］等也认为，根据区域环境条件差异对收费标准进行调整是非常必要的，这种调整有利于资源环境的充分利用，引导产业结构合理布局，使企业在选取厂址时，避开环境敏感区，向环境资源条件丰厚，功能要求低的地区发展。
总体上来看，我国排污税费政策的设计对区域差异性仍缺乏系统的考虑，这逐渐成为环境规制效率提升的重要障碍之一。而国外文献中也很少涉及区域差异性对排污税费设计、征收等具体环节的影响。基于此，本文在前期研究的基础上，试图以排污税费标准设计为切入点，以最优排污税费理论模型为基础，分析区域差异对排污税费标准产生的影响，并提出相应的对策。
2最优排污税费的理论模型
通常情况下，污染排放引起的社会总成本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是污染消减或者处理成本，另一部分则是污染排放所造成的社会损失成本［7］。污染边际消减成本是随着污染消减水平的提高而上升的，在污染消减的初始阶段，所需的技术和成本较低，但随着进一步的治理，技术和成本也就越来越大。以污水净化为例，从实际经验上看，将CoD的消减率从10%提高到20%和从80%提高到90%，它们所需要增加的处理费用通常是后者要大于前者。在污染产生量既定的情况下，污染消减量和排放量是成负相关的，所以，污染边际消减成本将随着污染排放量的提高而下降，反映污染排放量和污染边际消减成本关系规律的曲线为污染边际消减成本曲线，通常用maC来表示。相对于污染者来说，污染排放所造成的社会损失成本实质上是由于污染所带来的一种外部成本，根据边际成本递增规律，在大多数情况下，污染边际损失成本随着污染排放量的增加而上升，污染边际损失成本曲线通常用mDC来表示。
而最佳排污量是在maC与mDC交点处所对应的污染排放量，表征了经济系统中污染排放引起的社会总成本最小时的排污量。如图1所示：
按照上述分析，在maC与mDC的交点处所对应的污染排放量F即为最佳排污量，F点所对应的边际费用t*即为所需征收的最优排污税费。此时，污染的社会总成本达到最小，其值为图中阴影部分的面积。由图1可知，要想使污染活动所造成的外部性完全内部化，那么所征收的排污税费标准应该为：t*=maCF=mDCF。
但是，不同污染源的外部性是随着所属区域的特点变化而变化的。基于环境规制有效性提高这一逻辑前提，这种变化会直接影响环境规制行为所设定的政策目标。如果减弱或者忽视污染的外部性的区域差异，可能会产生污染减排的无效率结果，而且对于那些生态环境承载力脆弱的区域可能会造成不可逆转的环境影响。因此，从区域差异性的视角理性剖析排污费税政策来应对耦合性的复杂环境问题对提高排污税费政策效率具有重要意义。
3区域差异对最优排污税费的影响分析
3.1区域差异对maC和mDC的影响
在现实中，确定某一区域的maC存在两个难题。一是，某区域内所有污染源的污染消减成本的确定；二是，在不同的污染源间，污染消减量分配方法的确定。为了简化处理这些问题，通常利用“企业―行业”平均边际处理成本法来确定某一区域的maC曲线。选取某种类型企业（譬如有色金属冶炼加工企业）的污染处理设施样本，通过统计回归得到企业平均污染消减成本函数，利用相应的经验估值参数进行校正，得到该种企业（有色金属冶炼加工企业）的平均边际处理成本函数。再将同性质的不同企业按照行业（有色金属冶炼加工属于冶金矿产行业）进行归类，对企业平均边际污染消减成本进行加和，得到行业的平均边际处理成本曲线。按照“企业―行业―区域”这一思路，通过统计某一区域内的企业或者行业的结构组成，按照这些企业或行业的平均边际处理成本则可以推演出该区域的污染边际消减成本曲线。由于不同区域的企业、行业的结构组成不尽相同，因此，maC在不同的区域间可能存在很大的差异。
污染边际损失成本曲线（mDC）是每个人支付意愿的垂直加总［8］。通过条件价值评估法，我们可以测度消费者对环境服务和资源价值的支付意愿。对居民支付意愿最主要的影响因子为居民的平均收入、受教育程度和对当地环境状况的满意程度等（邹冀，梁勇等［11-12］）。由于不同区域的人口数量、经济发展水平、社会发展水平和环境质量上存在差异，影响居民支付意愿的平均收入、受教育程度以及对环境的满意度等因素也可能具有很大的差异，所以，mDC也会有所不同。
3.2最佳排污量标准和最优排污税费的区域差异性
由上面的分析可知，最优排污税费标准的制定是和mDC及maC曲线密切相关的。不同区域间的地理特点、人口数量、产业结构以及经济发展水平等区域特征存在着差异性，这些差异对环境影响程度的不同使得不同区域的maC和mDC曲线各不相同，最终造成了最佳排污量标准的区域差异性。
如图2，maC1和mDC1是区域1中的成本曲线，其对应的最佳排污量为F1，maC2和mDC2是区域2中的成本曲线，其对应的最佳排污量为F2。与区域2相比，区域1应对排污采取更加严厉的标准，使其限制在F1水平。如果这两个区域采用同一个排污标准，假定这个标准为F，且F1≤F≤F2。由对图2的分析可知，这将使得污染的社会总成本增加一个等于图中阴影面积大小的量，显然阴影面积大小取决于不同区域的成本曲线位置和形状上的差
异。考虑到这种差异的客观存在，如果制定统一的排污量标准，可能会出现效率损失。
进一步分析，如果假定对区域1和区域2征收一个统一的排污税费t，且t1≤t≤t2,由t和maC曲线则可确定出相应的排污水平F1、F2。结合图3的分析可知，这将使污染的社会总成本增加图中两块阴影面积大小之和的量，这一损失的多少也和不同区域间的maC和mDC曲线差异相关。因此，如果制定统一的排污税费标准，也可能会出现效率损失。
4分析与讨论
不同区域的区域特征可能会存在着很大的差异，这对环境的影响不尽相同，一个地区的最优排污税费水平和另一个地区的最优排污税费水平可能不一样。因此，在排污税费的设计过程中就首先需要考虑排污税费标准设定权的归属问题，是授权给地方政府，实施各自的地方标准，还是由中央政府环境当局来制定和实施全国统一的标准。
首先，在全国范围内实施统一的排污税费标准可能会存在成本巨大和效率低下两个限制因素。由上面的分析可知，若在全国范围内实施无差别的、统一的排污税费标准，无疑将会带来巨大的额外成本，由图3可以看出，这种额外成本的大小是和不同区域的mDC和maC曲线形状和位置相关的，对不同的地区而言，这个统一的税费标准可能有高有低，过高将会影响经济的发展，环境资源价值不能得到充分利用，过低又起不到刺激污染者排污从而无法达到既定的环保目标。并且在这个统一标准的制定和实施过程中，不同地区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可能会使这种统一的标准存在很大的争议，这样会给标准的推行增加诸多的阻力，造成实施效率的低下。
其次，上文的分析表明排污税费标准的设定权应该归属于地方政府，地方政府在制定排污税费标准时，应结合该区域的人口、经济发展水平、环境质量水平等特点，制定科学合理的标准，从而使该区域污染的社会成本达到最小化。但是，在很多情况下，地方政府出于对自身经济利益的考虑，不能客观地制定合理的税费标准和排污标准，导致实际标准要远低于最优标准，从而不能有效地控制污染。并且在全国范围内，在众多地方政府中推行各自的排污费标准是不现实的，这样可能会带来行政管理机构的臃肿和实施成本较大等诸多问题。再者，有很多跨区域的污染物，例如各种大气污染物等，仅通过地方的污染控制政策不能得到很好的解决，还需要中央政府集中的规制政策。
因此，无论是统一排污税费标准还是单独的地方排污税费标准，在实施成本和执行效率上都存在相当的限制性因素。依据我们国家的实际情况来看，在保护环境方面，我国施行的是“自上而下”的环保政策，各项环境政策的设计和推行都离不开中央政府的统筹规划，排污税费的设计也应当按照“中央政府为主导，各地方政府积极参与”的方式来展开。问题的关键在于中央如何主导，地方如何参与。我国现行的排污收费制度，排污标准有国家标准和地方标准两种（地方标准不能低于国家标准，并且地方标准是非强制的），虽然这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区域差异性所带来的影响，但是，仍然存在以下两个不足的地方，一方面，现有的地方排污标准，导致了众多地方补充性收费的存在，这些收费呈现随意性及非规范性等问题，导致我国排污收费制度体系混乱，执行效率低下，政策的有效性大打折扣。另一方面，我国的排污收费制度中“排污即收费，超标罚款”的规定，意味着对于不同区域现行的排污收费制度仍停留在“超标罚款”这个层面上，并不能完全实现政策本身对区域差异性的调整。
5结论和建议
排污税费政策作为一种有效的环境规制手段，在我国的环境保护事业中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但任何一项政策的产生和应用都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随着我国进入新的发展阶段，特别是开始探索新的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并加快推进形成主体功能区划，在这种背景下，忽视区域差异性的排污税费政策已经不能够完全适应这种新的发展形势，而且在区域经济发展联系日益密切的情况下，也存在加重区域环境问题恶化趋势的可能性。所以，从区域差异的视角来审视及调整排污税费政策的设计过程是合理的同时也是有必要的。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建议：
首先，坚持“以中央为主导，各地方政府积极配合”的原则，研究探索区域划分机制，实行差别排污税费标准。区域差异性导致不同地区间的最优环境税费标准不同，使得我国排污税费的设计比较复杂，这直接关系着环境税费政策的调节效果。在设置排污税费标准时，一方面通过将具有相似区域特征的地方进行合并，把全国划分为若干个区域，制定和实施差别化的区域排污税费标准，另一方面，运用集中与分散两种方式相结合的方法，这样不但可以实现污染控制政策能够量体裁衣以适应特定区域的情况，而且通过集中化的方式，中央和地方能够互通有无，相互协调，从而使环境管理更为有效。
其次，建立动态的排污税费标准评估与调整机制。环境质量、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的变化会导致最优排污税费标准的改变。环境质量和经济发展水平除了由于地域的差异而有明显的不同外，还可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较大幅度的变化，因此，在排污税费标准设计过程中，应融入区域和时间二维变量去评估最优排污标准及其变化趋势，制定动态的排污税费标准模型，根据经济和环境等因素的变化灵活地、适时地调整排污税费标准。
第三，建立区域性的多主体协调机制。不同的区域施行不同的排污税费标准，这可能比较容易带来污染区域转移的风险，造成高耗能、重污染的企业向排污税费标准低的区域集中。并且许多环境问题是超越行政区的（酸雨等），甚至有些环境问题是具有全球性质的（气候变化），要解决这些环境问题也需要多个区域的共同参与。因此，需要建立区域间的多主体协调机制，促进不同区域间相互配合，协同解决环境污染问题。
第四，选择合适的污染物，开展融入区域差异的排污税费征收试点的建设。融入区域差异的排污税费的开征应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现阶段我国在这方面还缺乏设计和征收管理经验，应从重点污染物或便于征收管理的污染物着手，开展税费征收试点工作，待取得经验、条件成熟之后再扩大排污税费的征收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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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onRegionalDifferencesimpactonpollution
ChargeandtaxinChinaandtheCountermeasures
wanGJunfengYanYongYanGChunyu
(ResearchCenterofenvironmentalandSocialDevelopment,nankaiUniversity,tianjin300071,China)
abstract
theimpactofregionaldifferenceonpollutionchargeandtaxisbecomingincreasinglyapparentinChinaasitentersanewstageofdevelopment,especiallysincetheimplementationofanewstrategyofcoordinatedregionaldevelopmentandtheintroductionoftheplanningofmainnationalfunctionalareas;pollutionchargeandtaxaffectedbyregionaldifferencewillgraduallybeinvolvedasoneofthemajorobstacleswhichlowertheefficiencyofaregionsenvironmentalregulation.thispaperaimsatfindingcountermeasurestominimizeoreveneliminatethisimpact.theanalysisisbasedonthetheoreticalmodelofoptionalpollutionchargeandtaxwhilethemethodologyofcomparativestudyisapplied.Focusingontheestablishmentofpollutionchargeandtaxstandards,thepapercatchesonthedifferentpollutionchargeandtaxstandardsunderdifferentadministrationsfromregionalperspective.itshowsthefactthatregionaldifferencesimpactoncurrentpollutionchargeandtaxsysteminChinaisnegativeandanalyzesthedifferenceamongdifferentregionalstandards.onthisbasis,relevantcountermeasuresareproposedtoimprovepollutionchargeandtaxpoliciesinChina.itissuggestedthatpollutionchargeandtaxcantbehighlyintegrated;instead,differentstandardsshouldbeformulatedinaccordancewithregionalcharacteristicstofullyutilizetheenvironmentalresourcesandminimizethetotalsocialcostconcerningpollution.meanwhile,itisnecessarytoestablishadynamicpollutionchargeandtaxassessmentandsettingmechanismstoadjustthechargeandtaxstandardinarightmanneratarighttime.Lastbutnottheleast,itisalsoimperativetoestablisharegionalmultiagentcoordinationmechanismtopreventpollutionfrominterdistricttransferenceandimprovetheeffectivenessofpolicies.
Keywordspollutionchargeortaxpolicy;regionalvariation;pollutionchargeortaxstandard
收稿日期：2011-11-20
环境问题的差异性篇4
关键词：数字化教学；职业高中学生；创造力；双分支型关联特性；专业差异
中图分类号：G71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5727（2013）11-0057-02
问题的提出
近年来，国家推行教育信息化的过程让我们清楚地认识到所处的时代就是数字化教学新时代。在日常实践教学过程中，学校更积极推行在传统教学环境中添加使用多媒体和网络等教学元素。对于教育工作者来说，使用数字化教学方式的效果如何？学生在新的数字化教学环境中产生的变化如何？不同专业的职业高中学生群体使用数字化教学方式后差异如何？带着这一系列问题，笔者开始了以学生创造力差异为切入点的研究。
顺德区一直以来都处于改革的前沿。其教育信息化建设一直在全国都处于领先水平，顺德更被确立为“中国教育学会教育综合改革实验区”。通过文献查询可以发现，目前国内外对普通高中阶段教育信息化，教育技术环境下学生学习方法的理论研究很多。可是对职业高中专业技能教学领域中数字化教学环境的研究很缺乏。故此，笔者主要对下述两个问题进行研究：（1）实施数字化教学方式后，职业高中学生创造力的变化及其原因。（2）不同专业学生群体对数字化教学方式接受的效果。
在教学信息化建设背景下，职业高中学生对数字化教学环境的适应，势必改变学生的各种综合技能的应用能力。故此本文首先提出假设：职业高中学生根据自身专业的不同，所体现出的创造力专业差异性与数字化教学方式有“双分支型关联特性”。
研究方法
研究工具为掌握我校不同专业学生群体在数字化教学环境中的创造力情况，笔者借鉴参考文献，修改设计出了针对职业高中学生的“数字化教学手段定向质量评估表”。其中，就学生对各种数字化教学手段认可程度进行3级评价计分，同时还对不同学生在数字化教学环境中的创造力体现方式进行统计分析。
分析工具本文一系列的数据及数据分析均采用SpSS13.0与excel2003两种常用软件进行处理。
研究样本本研究的1134个研究样本均在我校高一年级不同专业学生中抽样。研究过程中共发放定向质量评估表1500份，有效回收1134份，有效回收率为75.6%。表1为研究样本的专业分布情况。
研究分析结果
总体创造力样本数据分析对1134名学生进行分批、分阶段和形式的数字化教学环境实验，然后与学生在采用数字化教学方式以后的创造力体现进行比对。比对依据是每一名学生的创造力平均值与百分比指标。对估算出来的学生创造力分值进行统计。数据分析结果表明：参与实验的全体学生在采用了为期90天的数字化教学方式后，表现出的创造力均值为8.54分，高于没有采用数字化教学方式前所测定的5.61分，并且学生之间没有明显差异性，前后分值对比均呈正向增长特性。具体数据如表2所示。
不同专业学生群体样本分析假如，基于上文的总体分析可以得出：在日常教学中使用数字化教学方式，多媒体、网络等先进的教学手段都能有效地提升学生的创造力，并且效果是明显的。那么，不妨换一个角度，以不同专业方向为依据来分析学生样本在采用了数字化教学方式后创造力提升的专业差异性。这时，可以清楚地看出，不同专业方向的学生存在着使用数字化教学方式的效果差异性。以学生专业区分来对比使用数字化教学方式前后创造力的专业差异，数据如图1所示。从以上两个方面的对比分析可以概括出，1134名职业高中学生在使用了数字化教学方式后呈现出的创造力发展特性具有两个特点：职业高中不同专业学生群体在实施数字化教学方式后创造力提升的专业差异性明显，其中机电专业、会计专业效果最为明显，如图2所示。职业高中学生创造力提升专业差异与使用数字化教学方式的环境的关系呈“双分支型关联特性”，即不同类型中职专业对数字化教学手段敏感性呈双向异域模式发展。造成这种现象主要是因为机电及会计类专业在学习过程中注重抽象知识点的融合联通使用，整个知识体系架构呈直线式上升发展趋势。这些专业的学生在使用了多媒体课件等先进数字化教学方式后，对其自身应用知识的能力和创造性地解决问题的能力有明显的促进效果。相反，酒店旅游管理类和贸易物流类专业的学生样本，尽管采用了数字化教学方式，他们的创造力分值还是不能提高很多。究其原因，应该是数字化教学环境对这些专业学生个体主观性地掌握专业技能只起简单的演示作用，并未对学生专业技能拓展有明显效果。此类专业课程如一味强调使用数字化教学方式只会提高教学成本。通常，多媒体课件与网络手段等先进的数字化教学方法应该对学生课堂学习有利。只是这些专业的知识范畴与机电类专业相比逻辑性偏少，尽管采用了先进的数字化教学方式，仍难以达到预期的效果。具体分析数据如表3所示。
研究结论
职业高中学生接受数字化教学方式前后的创造力专业差异性与数字化教学手段实施呈“双分支型关联特性”。对其原因进行分析论证以后，可归纳出四点结论：（1）在职业高中阶段使用数字化教学方式，营造数字化教学环境，对学生掌握专业技能水平、培养创造力具有积极意义。（2）数字化教学环境对不同专业学生群体的创造力提升效果存在明显的差异性。对逻辑思维要求高的专业采用数字化教学方式后，学生创造力提升明显，但对管理类、服务行业类专业的学生效果却一般。（3）数字化教学方式对提高学生掌握直观性的操作技能、培养学生创造性地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具有传统教学模式不能替代的作用，缩短了专业技能操作教学中的演示教学周期，从而拓宽了学生的知识面。（4）数字化教学方式的采用对学生创造力提升的差异性影响因职业高中不同专业形式表现其规律性，其中以“双分支型关联特性”最为突出。
综上所述，本文所分析的是在推行数字信息化教学中出现的技术性问题，所提到的创造力差异性问题，与数字化教学环境并不存在矛盾，关键是教育工作者要继续探讨数字化教学环境的变化模式以及综合使用多种数字化教学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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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问题的差异性篇5
一、尊重小学生个体性和差异性
小学语文在同样的教学环境下，学生因各自家庭环境、性格特点和生活经历的不同，导致小学生在生活经验、心理水平和学习方法等方面存在个体性和差异性，表现出不同的语文能力。这种个体性和差异性，直接影响了语文课堂教学主动提问以及语文学习效果。因此，教师应全面了解学生的个体性和差异性，结合学生语文实际水平，从个体性和差异性出发，综合考虑各层次、各方面激发学生主动提问。在教学中，针对语文能力强的学生，教师应尽可能多给他们留有思考探究的时间，让学生自己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并帮助他们在解决问题中获得学习；针对语文能力居中的学生，教师可以采取引导的策略，激发学生提问的兴趣，增加学生提问的机会，提高学生语文学习能力；针对语文能力较差的学生，教师应关注学生提问兴趣的培养，让学生能够参与提问，在提问中增加学习语文自信心，获得学习满足感。总之，教师应结合小学生个体性和差异性特征，在教学环节中鼓励、引导、帮助他们主动思考提问，在教学中做到因材施教。
二、把握小学语文学科教学特点
小学语文作为一门基础学科，具有丰富的人文内涵，在社会中发挥着传承文明的重要作用。因此，在小学语文教学中，教师应把握学科教学特点，结合小学生个体性和差异性特点设计提问环节。把握不同阶段语文教学的重难点，做到心中有数，设计合理的教学问题，帮助学生在语文学习中能举一反三。教师应结合语文学科人文性特点，设计科学的教学环节，引导学生在语文课中感受到文字的优美、生活的美好以及情感的升华，激发学生主动提问，提升语文课堂教学的有效性，提高语文课堂教学质量。教师应结合小学语文学科特点，加强教学理论学习，掌握小学生个体性和差异性特点，了解学生需求，设计科学的提问环节。第一，教师应紧扣语文教材，突出语文教学重难点，巧妙引导学生主动提问，结合问题开展学习，实现语文教学目标，提高语文教学有效性；第二，教师在设计提问环节时，要引导学生提出具有思考性的问题，明确问题目的，提升学生学习语文的深度和广度；第三，发挥不同问题在教学中的作用，设计具有梯度的问题，满足不同层次学生的学习需求，带领学生循序渐进地学习。
三、营造小学语文教学提问环境
小学语文教学中学生主动提问是基于人际关系良好、外界感受亲切、思考时间充足等环境的，需要在教师的支持下主动探索学习问题。可见，在小学语文教学中需要有和谐稳定的环境，是保证学生主动提问的基础。因此，小学语文教师应尽可能营造提问环境，为学生提供和谐稳定的教学环境，创设自由交互的学习空间，安静和谐的学习氛围，学生在这样的环境下可以轻松自由地思考，成为语文学习的主人，积极主动探索语文未知领域。在教师关注自身因素引导学生主动提问的同时，还需要关注学生提问环境因素。在小学语文教学中，鼓励学生彼此沟通协作，共同发现并提出问题。即，教师在语文课堂教学中，要尤为关注学生间的学习环境，建立学生相互间良好的人际关系，在沟通中引导学生开启思维，积极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对语文学习进行深入思考。教师应及时关注学生间的学习状态和动态关系，帮助学生在思考的过程中积极主动投入学习，以问题为牵引，在思考中学习，在学习中思考，提高学习效果。
四、培养小学生问题质疑意识
小学语文教学中激发学生主动提问不仅仅要从小学生个体性和差异性、语文学科特点、教学提问环境等方面考虑，更要立足小学生自身的问题质疑意识，让小学生从过去的“回答”问题，转向“发现”问题、“提出”问题。俗语说：学贵有疑，学生只有真正成为课堂教学主体，才能提出问题，才能真正思考问题，延伸学生思维，真正成为会学习的学生。在小学语文教学时，教师可以为学生提供问题范例，帮助并引导学生从质疑的角度体会并摸索教学问题，从自身质疑学习的角度提出问题，进行思考学习，真正掌握学习方法。因此，教师作为小学语文教学引导者，应紧抓一切机会，培养学生主动提问的能力，培养学生质疑意识，培养学生创新精神，引导学生带着问题学习，并带着问题延伸问题，分析并解决问题。学生只有自己提出问题，并在语文学习中分析解决问题，才能真正成为语文学习的主人，融入语文探究的知识海洋。
环境问题的差异性篇6
【关键词】同性恋；大学生；认知；态度
同性恋作为一种性取向或性指向，指以同性为对象的或性兴趣，具有同性恋性取向的成员只对或基本上只对社会中与自己性别相同的人产生或爱慕。1973年，美国心理协会、美国精神医学会将同性恋行为从疾病分类系统中去除，对于同性恋的定义更正为：同性恋是指一个人无论在、心理、情感及社交上的兴趣，主要对象均为同性别的人，这样的兴趣并未从外显行为中表露出来[1]。
对同性恋的认知是指个体对同性恋的各种相关概念、知识的了解状况。美国在1993年进行的大样本调查发现，6%的男性能感受到同性的吸引力[2]。我国著名社会学家李银河教授根据一些调查认为，我国人口的3%~4%是同性恋者，下限为2%~3%[3，4]，据此估算，在中国，至少有3000万同性恋者。人类对同性恋的认知进程表现为从刑事化到非刑事化、病理化到非病理化的过程。以往的研究显示[5]大学生对同性恋的认知状况随地区、时期及文化背景的不同而不同。
态度是对人、客体或观念的积极或消极评价，可以通过个体的认知、情感和行为反映出来。研究表明，对于同性恋的态度，高学历者显得较为宽容和理解，认识也趋于理性[6]。在大学生群体中，本科生、未婚者、女生和低年龄组人群的态度更加温和[2]，且城乡差异显著[7]。
近年来，同性恋者这一特殊的群体已成为了社会关注的焦点。但是，同性恋这一特殊群体能否在社会上以他们认为正常的方式生活，并不仅仅取决于他们自身及精神病学家对同性恋问题的看法，而是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社会公众对同性恋的认可程度[8]。大学生代表了具有较高文化素质的人群，文化环境更为开放，更容易接受新思想、新观念，且可塑性较强，他们对于同性恋的认知和态度代表了社会整体认知和态度的重要发展方向。因此，对大学生群体进行调查有利于了解整个社会对同性恋人群的认知和态度，并对进一步开展有关同性恋的健康教育、消除偏见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1对象与方法
1.1研究对象
采用整群抽样法从三所高校抽取在校大学生样本500人，采用集体施测的方法，回收有效问卷451份，其中男生232人占51.40%，女生219人占48.60%；城市生长环境者151人占33.50%，农村成长环境者300人占66.50%；文科生273人占60.50%，理科生178人占39.50%；独生子女137人占30.40%，非独生子女314人占69.60%。
1.2研究工具
本研究使用的工具为自编的大学生对同性恋的认知和态度问卷。其中，认知问卷包含15个涉及同性恋客观知识的项目（1-15题），如“男同性恋者都是娘娘腔”。采用“李克特式”四点选择方式，施测时被试需根据自己的认知情况对题干中的陈述句做出判断。除第2题、第7题使用反向计分外，其余题目选择“完全正确”得1分，“基本正确”得2分，“基本错误”得3分，“完全错误”得4分。得分越高说明认知越客观。问卷分为四个因素：对同性恋者性别意识的认知（1、4、9、11）；对同性恋性质的认知（10、13、14、15）；对同性恋者的往的认知（3、5、8）；对同性恋的存在和生活方式的认知（2、6、7、12）。各因素内部一致性系数介于0.53~0.73之间，全问卷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82。四因素累积贡献率为55.31%，项目之间的相关介于0.10~0.65之间，且相关显著。项目共同度介于0.40~0.71之间，符合效度要求。
态度问卷包含18个有关对同性恋态度的项目（16-33题），如“同性恋者不应该从事教育工作”。采用“李克特式”五点选择方式，施测时被试需根据这五个选项表明自己对题干中陈述句的态度。除第17、19、22、24、30、33题使用反向计分外，其余题目选择“完全赞成”得1分，“基本赞成”得2分，“无所谓”得3分，“基本反对”得4分，“完全反对”得5分。得分越高说明态度越宽容。问卷共分为四个因素：对同性恋关注的态度（16、19、21）；对同性恋者社会权利和地位的态度（17、22、24、30、33）；对同性恋者职业和道德的态度（18、20、23、26、31、32）；对同性恋不予回避的态度（25、27、28、29）。各因素内部一致性系数介于0.56~0.84之间，全问卷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87。四因素累积贡献率为55.79%，项目之间的相关介于0.09~0.57之间，且相关显著。项目共同度介于0.47~0.64之间，符合效度要求。
另外，问卷中还包含一个开放性项目，以了解大学生第一次接触“同性恋”一词的时间及途径。
2结果
2.1认知总分和态度总分在各变量上的差异
通过方差分析检验认知总分和态度总分在性别、成长环境、专业及是否独生四个变量上的差异，结果如表1所示。
数据显示，大学生对同性恋的认知和态度情况不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在成长环境和是否独生等方面也没有显著的差异，但在专业变量上的认知差异却极其显著，具体表现为理科生的平均得分（46.50±6.08）极其显著地高于文科生（44.14±6.00），态度差异在专业变量上也显著，理科生（58.15±11.52）对同性恋的态度比文科生（55.56±10.16）更宽容。而专业与性别、专业与成长环境、性别与成长环境等之间的交互作用不显著。
2.2认知和态度各因素在各变量上的差异分析
通过方差分析检验认知和态度各因素在性别、生长环境、专业及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等变量上的差异，结果如表2所示。
结果显示，不同性别（男、女）被试在对同性恋不予回避的态度因素上存在极其显著的差异（男：11.38±3.16，女：12.28±3.03）；不同成长环境（城、乡）被试在对同性恋者性别意识的认知方面存在极其显著差异（城市：11.10±2.13，农村：11.65±2.13）；不同专业被试在对同性恋者性别意识的认知方面（文：11.15±2.01，理：11.96±2.24）、对同性恋性质的认知方面（文：11.11±2.43，理：11.85±2.46）、对同性恋者的往的认知方面（文：8.98±1.73，理：9.45±1.73）、对同性恋者职业和道德的态度方面（文：18.36±4.87，理：19.98±5.40）以及对同性恋者社会权利和地位的态度方面（文：18.53±3.21，理：18.65±3.78）均存在极其显著的差异，在对同性恋不予回避的态度方面存在显著差异（文：11.60±2.97，理：12.15±3.34）。
2.3大学生对同性恋的认识和态度的相关和回归分析
对大学生对同性恋的认知和态度进行相关分析，二者的相关系数为0.59，在0.01水平上极其显著。以大学生对同性恋的认知为自变量，大学生对同性恋的态度为因变量，进行回归分析，结果见表3。
结果显示，大学生对同性恋的认知得分对其对同性恋的态度得分有极其显著的预测作用（F=241.94，p=.000），认知得分可以解释态度得分35.0%的变异量。即说明，通过大学生对同性恋的认知情况可以较好地预测其对同性恋的态度情况。
2.4大学生第一次接触“同性恋”一词的时间和途径分析
通过开放性问题调查大学生第一次接触“同性恋”一词的时间和途径。在“第一次接触时间”的调查结果中，回答“忘记”的人数占总人数的56.80%，不参与χ2检验，其余回答结果经χ2检验，在0.01水平上差异显著。见表4。在“第一次接触途径”的调查结果中，回答“忘记”的人数占总人数的41.00%，其余回答结果经χ2检验，在0.01水平上差异显著。见表5。
以第一次接触“同性恋”一词的时间为自变量，考察大学生在认知问卷总分和态度问卷总分上的差异。见表6。
结果表明，大学生对同性恋的认知总分在第一次接触“同性恋”一词的时间变量上差异显著（F=3.68,p
3讨论
3.1对研究工具的讨论
以往研究中所使用的均为自行编制的问卷，项目为普通的多项选择题[2，5，7，9]或二择一选择题[8]，只以描述统计的方法进行结果描述和分析。调查角度单一，尤其是认知问卷，大多只从“对同性恋的性质界定”角度编制项目[2，5，7]，缺乏如“对同性恋者性别意识的认知”等感性认知方面的调查项目。本问卷采用“李克特式”计分方法，选项设计较为合理，能充分反映被试的真实想法。且问卷中包含8个反向计分的项目，能有效避免被试做答时偏好某选项的反应倾向。抽取的因素覆盖面广、概括性强，能够从各个角度反映大学生对同性恋的认知和态度。
3.2对主要研究结果的讨论
在性别变量上方差分析的结果显示，不同性别大学生对同性恋的认知和态度无显著差异，但在“对同性恋的不予回避维度”上差异极其显著。这与严由伟等人[7]的结果略有分歧，他们认为，男女大学生在对同性恋的态度方面存在极其显著的差异。分析原因，严由伟等人开展研究较早（2002），而近年来“中性化”的时展趋势可能使得男女两性大学生的思想意识趋于“同化”，因此在对待同性恋的认知和态度方面差异不显著。
不同专业（文、理）大学生在认识总分、态度总分及多个因素上均存在显著或极其显著的差异，理科大学生对同性恋的认知情况明显好于文科大学生，态度也更宽容。这可能与文理科学生不同的思维模式有关：文科生经过多年的文科知识的学习形成了较稳固的感性思维，认知和判断问题时更为直接和表面化，态度可能较为极端。而理科生更加善于理性逻辑思维，认知问题较为全面，态度更为平和中庸。
通过大学生对同性恋的认知情况可以较好的预测其对同性恋的态度情况，使广大大学生对同性恋形成正确的认知，对于促进培养其对同性恋的宽容态度有重要意义。因此，应当对大学生加强开展科学的有关同性恋的健康教育，客观公正地介绍同性恋的生存情况，提高对这一特殊群体的了解和关注，使全社会在该问题上朝着更加科学的认知和更加宽容的态度发展[9]。
在小学阶段（包括学前）第一次接触“同性恋”一词的大学生对同性恋的认知情况明显好于在初、高中阶段第一次接触“同性恋”一词的大学生，其对同性恋的态度也更宽容。由此可以说明，在早期教育中开展科学的性教育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另外还应加强对大众传媒所的相关信息的审查和监管力度，引导社会公众对同性恋形成科学的认知和宽容理解的态度，使同性恋者获得更为宽松的生存环境，促进社会的和谐与稳定[10]。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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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问题的差异性篇7
关键词：区域人力资源开发战略环境差异区域性整合
区域人力资源开发是特定区域的各级、各类管理部门和管理者以所属区域内的人力资源为开发对象，通过一定的开发途径实现所属人力资源的人力资本价值得以保值增值，并被有效利用的系统性活动。其中，区域是指特定的行政区划或地理区域，具有具体性和指向性。由此可见，区域人力资源开发及其成效受到了区域管理主体、区域环境、区域人力资源特征及开发途径等因素的共同影响和作用，其中区域环境作为一组重要的影响变量，其对区域人力资源开发的作用程度不可小视，但由于当前我国各区域的管理者多受短期利益导向的影响而致力于追求能获取短平快收益的开发项目而往往忽视了能够对区域经济和社会发展产生长远战略性影响的环境因素，既导致了环境的破坏、资源的浪费，也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社会的发展。因此，在区域人力资源开发的战略决策中，如何识别其战略环境，发掘各区域在各战略性环境变量上的差异，在此基础上予以整合促进其对区域人力资源开发的积极意义将是值得研究者关注的一个问题。本文试对该问题进行探讨。
区域人力资源开发的战略环境变量
“战略”是一个组织长期的发展方向和范围，它通过在不断变化的环境中调整资源配置来取得竞争优势，从而实现利益相关方的期望（萧鸣政，2007）。区域人力资源开发是实现区域发展，赢得区域发展的竞争优势的战略活动，系统识别区域人力资源开发的战略环境变量是区域人力资源开发有效实施的基础。人力资源是区域发展的重要资源，而人力资源作为一种能动的资源，其特征和影响因素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物质资源。区域人力资源开发的战略环境分析需要综合考察能对区域人力资源及其开发活动产生长远作用的影响因素，识别其差异和影响程度。具体而言，区域人力资源开发的战略环境变量可概括为以下六个方面：自然环境、人口环境、政治环境、经济环境、社会环境和技术环境（见图1）。就我国而言，我国作为一大国，2011年底，我国有34个省级行政区域（含港澳特别行政区），每一区域都有其特定的行政区域、地理环境、人口、经济、政治与文化特征，各区域在环境变量上存在着显著的差异，进而各区域的人力资源开发亦将受到其影响而各具差异。本文拟以新疆这一典型的西部少数民族省区为主要分析样本，并将之与湖北、广东等东中部区域进行对比，就其区域人力资源开发中的战略环境变量差异进行比较分析，以识别环境变量对区域人力资源开发战略活动的影响。
区域人力资源开发战略环境的差异性分析
（一）区域人力资源开发的自然环境差异
自然环境是区域划分的依据之一，也是区域人力资源开发不可回避的现实自然条件，加上区域自然环境的长期稳定性，其对区域人力资源开发的影响是长期的、战略性的。我国34个省级行政区域大致可依据我国的地理形态被区分为东中西三大地理区域，且自西向东地形地貌逐步平缓，这也导致了我国在东中西部不同区域的人口与经济发展的差异与不均衡。区域发展梯度理论也认为，由于自然条件与社会经济基础的不同，各地经济发展呈现不平衡的特征（钱士茹、王丽霞，2012）。同样，此种自然环境差异亦将影响到区域人力资源开发的战略选择，例如地处西部边陲的新疆，地域面积达到166万平方公里，且行政区域内多沙漠戈壁和山脉，形成了独特的三山夹两盆的地理格局，而由于其地理条件的限制，也导致新疆的2200余万人口的分布及经济发展水平不仅与全国其他省区不同，且自身也形成了显著的南北疆差异，因此区域人力资源开发面临较多的自然因素限制。而与之相比，湖北地域面积为18.59万平方公里，处于我国地势第二级阶梯向第三级阶梯过渡地带，丘陵和平原面积占44.5%，交通便利，区域内及区域间社会经济交往密切，区域人力资源开发受到的自然环境条件限制较小。广东则地处我国东南沿海地区，区域陆地面积17.98万平方公里，气候宜人，约61%的面积为丘陵、台地和平原，交通便利，区域内外交流密切，区域人力资源开发受自然环境的限制少。
（二）区域人力资源开发的人口环境差异
人力资源是有别于人口的概念，但人力资源的数量与质量受制于区域人口的数量与质量是一不争的事实，同时一个地区的人口通常在短期内是难以进行大规模改变或迁移的。因此，区域人力资源开发的实施与战略选择必须要考虑其区域人口的数量与质量特征及其可能带来的战略性影响。我国13亿人口广泛而有差别的分布于全国各省区，且地域面积相对狭小的东中部人口集聚程度较高，而广袤的西部则分布了相对较少的人口，且聚集较为分散。以新疆为例，新疆2200余万人口分布于166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其人口密度约为13人/平方公里，其中人口密度最高的伊犁州直属县为44.6人/平方公里，而人口密度最低的巴音郭勒蒙古自治州则仅为2.4人/平方公里，人口的区域分布极不均衡，这导致新疆区域人力资源开发面临较大的人口因素限制。而湖北人口约为5700余万，人口密度约为307人/平方公里，人口集聚程度较高，且区域内人口分布的不均衡程度相对较低，这有利于区域人力资源开发的人口供给。广东人口则约为1.04亿，人口密度达到为584人/平方公里，且广州、深圳等八地市的人口密度超过1000人/平方公里，为我国人口密度最大的区域之一，这种状况无疑为区域人力资源开发提供了充足的人力资源贮备，但也给区域人力资源开发的具体实施带来了极大的成本压力。上述现实的人口总量及其分布差异导致各区域人力资源开发面临着显著差异的基础条件，进而将影响后续的人力资源开发具体实践。
（三）区域人力资源开发的peSt差异
1.政治环境差异分析。政治环境（political）是影响区域人力资源开发能否有效实施的重要条件，稳定的政治局面、积极的政策、高效而透明的政策执行与行政管理是实现区域人力资源开发取得实效的政治基础，但我国不同省区面临着区域政策差异、公务员队伍素质良莠不齐、执政效率与效能差异等现实问题。就我国当前的政策及其执行状况而言，区域人力资源开发涉及的教育、培训、迁移和保健等诸多领域均有一定的法律或政策基础，但又普遍存在法律法规不够健全和完善、以及执法不严、有法不依、违法不究等现实问题。以新疆为例，近年来新疆全面推行少数民族地区双语教育，提升少数民族汉语学习和运用水平，有助于少数民族的文化融合和潜在的就业能力提升，同时也加大了对企业培训和政策性就业培训的资金和政策扶持，如新疆2011提出要建立和完善“四大培训制度”，即：劳动预备制度、就业技能培训制度、岗位技能提升培训制度和创业培训制度，以免费培训和职业培训补贴的形式推动职业培训发展（蒋夫尔，2011）。这些政策与措施有助于企业和相关社会机构对所属人力资源的技能培训工作的开展，也将有助于区域人力资源的人力资本价值的积累和增长。但相对而言，湖北和广东作为经济和人口大省，其人力资源开发相关政策及其执行则显得内容更加全面、形式更加多样、投入更有保障、执行更加严格、效果更显突出。
2.经济环境差异分析。经济环境与条件（economic）是区域人力资源资源开发能否顺利实施的经济基础，一个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经济结构特征、宏观经济政策、产业布局和未来的产业发展趋势等将深刻的影响该区域的人力资源开发战略定位和发展趋势。当前，我国各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是一个短时间内无法解决的现实问题，特别是东西部地区显著的经济发展差异，更是导致东西部区域人力资源开发差异的基本因素。例如，新疆2011年的GDp约为6600亿元，三大产业的产值比重为17.23%、48.8%、33.97%，三大产业的就业结构为：48.7%：15.6%：35.7%。而同期广东的GDp为53210.28亿元，三大产业产值比重为5.01%、49.7%、45.29%，三大产业就业结构为：23.9%：42.4%：33.7%。相比较可见新疆目前仍是以农业为主要产业的区域，并以棉花、西红柿等经济作物的种植、加工为主业，且就业人口主要集中于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中技术要求相对较低的领域，同时由于农业生产的季节性，一方面会导致农业就业人员的季节性失业，另一方面又会带来季节性的劳动力不足的矛盾，如何解决这种两难困境，新疆政府和相关农业企业采取了很多措施，但新疆区域的自然、经济和社会现实制约了对策的作用效力，而且在当前新疆的经济发展态势的制约下，这种劳动力的供需矛盾还将持续，而区域人力资源开发能否根据上述现实矛盾的解决需要进行战略选择与调整将对区域劳动力供需矛盾的解决产生重要的影响。
3.社会环境差异分析。社会环境（Social）是区域人力资源开发的人文背景，区域内的主流价值观、居民生活方式、文化积淀、文化特征、风俗习惯等是影响区域人力资源开发的重要因素，现代人文地理学和社会学研究成果显示了我国东中西部以及南北不同区域的人文社会环境的显著差异，而这种差异对区域人力资源开发的影响也将是直接的。就新疆而言，新疆是一个汉、维、哈等多民族聚居的少数民族地区，维吾尔族是新疆主要的少数民族，人口众多、分布广泛，同时也形成了有别于我国其他地区的独特社会心理、习惯与风俗，因此在汉民族文化与少数民族社会文化的交流与碰撞中，如何处理新疆人力资源开发中的教育、培训、流动等问题就更加复杂。例如，在新疆当前推行的少数民族双语教育中，如何在获得少数民族群众认可的基础上强化汉语的教育与应用仍有待解决，在新疆少数民族人力资源向内地省区的就业迁移流动中，如何解决民族之间的文化差异与冲突也是新疆和内地省区的各级管理者需要关注的现实问题。而与之相较，湖北、广东等省区虽人口众多，但民族成分集中，居民生活方式、文化背景趋同，主流价值观相对统一，这为区域人力资源开发的战略选择与设计提供了较好的背景条件。
4.技术环境差异分析。技术水平与条件（technological）则是影响区域人力资源开发的重要一环，一地的生产技术发展程度与应用水平将直接决定该地的人力资源开发途径与手段的选择，一地的生产技术发展潜力则影响到一地人力资源开发战略的制定与选择，而一地的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技术发展与应用水平则本身就是区域人力资源开发的重要组成部分，且对区域人力资源开发的程度与效果有着直接的影响。就新疆而言，新疆地处西部边陲，城镇化、工业化、信息化程度相对前述的广东、湖北等区域较低，产业布局以农业相关产业及石化等能源工业为主，产业类型较为集中，生产技术类型较为单一，对从业者的要求具有显著的针对性，这种现实的生产技术水平与条件无疑对新疆区域人力资源开发的战略设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同时，新疆区域内自身具有的各级各类学校、培训机构、人力资源开发服务机构和人员相对欠缺，例如新疆全区共有普通高等院校14所，湖北省内共有普通高等院校60余所，而广东省区则有各类普通高等院校70余所，且在办学规模、人才培养质量上湖北和广东的高等院校相对新疆更具优势，此外新疆在各类中等职业技术学校和企业培训机构的数量与质量上也极其不足，这也导致新疆区域人力资源开发技术的发展与应用水平受到较大的限制，进而不利于新疆区域人力资源开发的快速发展。
区域性整合：区域人力资源开发战略环境差异的应对
面对因素多样，区域差异显著的人力资源开发环境，区域各级管理部门和组织管理者如何抉择相应的区域人力资源开发战略与行动方案是其人力资源开发实践的前提和基础。对如何应对区域人力资源开发战略环境变量差异这一问题，必须明确的是区域环境中的各因素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是难以被人为改变的，区域管理部门和各类组织面对环境时主要的选择必将是适应环境的要求，并通过整合各类环境资源，协调人力资源开发活动与区域环境因素的关系，利用其有利因素并规避或转化其不利因素，从而实现区域人力资源开发的协调和有效实施（见图2）。
（一）区域人力资源开发战略需与区域环境特征相吻合
战略是计划和行动的先导，区域人力资源开发战略是区域人力资源开发实践的基本思路与规划。在制定区域人力资源开发战略时，需考虑本区域的区域环境因素特征，明确其有利的方面和不利的方面，筛选出积极的资源优势和消极的资源劣势，识别本区域环境因素与周边区域的差异与关联，明晰本区域人力资源开发与所从属区域和国家人力资源开发的定位关系等，并据此根据本区域人力资源开发的实际需求制定相应的人力资源开发计划和实施方案。就新疆而言，新疆在制定区域人力资源开发战略时就应当整合性的考虑区域地广人稀，但人口区域性集中，少数民族聚居，汉语水平偏低，区域产业集中，农业和能源工业较发达，但其他产业发展滞后，生产技术单一等现实环境变量的影响，并据此分析区域民众和劳动者的现实人力资源开发需求，进而制定相应的人力资源开发战略，做到有的放矢。
（二）区域人力资源开发需统筹规划、协调整合区域环境中的资源优势
资源是环境提供给开发者的自然馈赠，但不同区域的资源供给是差异的，因此识别环境中的资源差异，并将环境资源供给与区域人力资源开发需求进行比对和关联，进行选择性使用将是区域人力资源开发中环境因素整合的关键。首先就是识别区域环境中的有利因素，并将之整合为区域人力资源开发的资源优势。就新疆而言，在区域人力资源开发中，面对多样的环境变量，可识别和整合的资源优势在于：数量较少但分布集中的人口是潜在的人力资源储备，区域产业的集聚为人力资源开发提供了产业基础和发展方向，国家西部大开发政策和对口援助新疆政策的扶持是新疆人力资源开发的时空优势，为此，新疆应在此时机积极利用区域优势产业发展的契机，积极推进区域人力资源开发涉及的基础教育、职业教育、在职培训项目以及区域内、区域间人力资源流转与保健等项目的统筹规划、协调与建设。
（三）区域人力资源开发需借助区域合作应对区域环境中的不利因素
在区域人力资源开发中，环境因素所带来的不仅仅是资源的优势，也不可避免的会带来资源的劣势与不足。面对现实的资源劣势与环境不利因素，被动的适应是不可取的，应积极采取应对措施将不利因素尽可能的进行消解或转化。同时，面对无法扭转或改变的不利因素，则应适时的选择暂时放弃或冷藏，在未来时机到来时再予以启动和实施。而区域人力资源开发中，仅依靠本区域的力量是难以克服或转化这些环境不利因素的，因此在信息化、市场化的今天，借助区域间的社会、经济与文化交流以整合区域间的力量合作来消解、应对区域人力资源开发中的不利因素与问题就成为了一种可能的路径。就新疆而言，其区域人力资源开发面临的环境不利因素主要在于：区域地理位置偏远，交通干线单一，区内人口聚集区沿水源分布而较为分散，且与其他省区的联系相对不便；区域少数民族语言人口众多，双语教育成效还未显现，语言障碍是区域人力资源开发进程中的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文化差异与融合是新疆区域人力资源开发实践中的社会文化背景性问题，如何促进汉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的融合在短期内难以取得实效；此外，新疆区域的文化教育力量较弱，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水平不高，也成为阻碍新疆区域人力资源开发的技术性问题。为此，新疆就需要借助西部开发和发达省区对口援助新疆的时代契机，积极加强与内地发达省市的经济社会联系，借助合作的契机提升区域人力资源开发的基础性实力。
（四）区域人力资源开发途径的选择需与区域环境特征及其发展趋势相匹配
区域人力资源开发在实践中常用的开发途径为教育、培训、流动和保健等几类，而不同开发途径的选择与组合不是随机的和主观任意的，而应根据区域环境特征的实际状况及其发展趋势来进行匹配。新疆作为一个农业人口众多、工业基础总体薄弱，第三产业又不够发达的西部区域，长期来看，过于片面的强调农业人口向外转移的策略是不可取的，因为当前随着我国区域产业结构的调整和生产方式的转变，西部大开发进程的进展，以及对口援助项目的不断投入，新疆各地的工业和第三产业迅速发展，其区域工业及第三产业发展所需人力资源数量与质量增长迅猛，而传统的区域人力资源向外流转的现实造成区域内投产企业招不到工人的现实困境，为此，新疆在合理进行人口向外流动的同时，更应注意根据本区域的人力资源开发环境因素的变迁调整人力资源开发途径的选择与组合方式，进一步加强双语教育的实施力度，强化中等和高等职业教育、注重职业培训、为企业培训提供必要的扶持，并从政策和法律上进行必要的保障，使区域人力资源开发不至于做无用功，而真正实现人民得实惠、企业得效益、区域得发展。
参考文献：
1.萧鸣政.中国政府人力资源开发及其战略[J].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07.8（3）
2.钱士茹，王丽霞.战略人力资源的协调开发机制研究—基于不同区域人力资源开发环境的比较研究.合肥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J]，2012（6）
3.蒋夫尔.新疆培训补贴将全覆盖.中国教育报，2011-3-28
环境问题的差异性篇8
本研究的目的在于探讨Sp方法在推算居住环境要素权重中的应用，并对居住环境质量要素的相对重要性和不同城市人群的居住环境要素偏好差异进行分析，以期为改善城市居住环境、满足不同群体的环境需求提供一定的理论参考。
1研究设计
本文核心内容是使用Sp方法推算城市居住环境质量各影响要素的权重。研究首先基于预调查，针对研究地域构建居住环境质量评价指标体系，并设定要素的属性水平，然后进行Sp调查设计，通过问卷调查获得分析数据。
1.1研究地域和评价指标体系
本文以上海市杨浦区为例进行问卷调查。杨浦区跨上海的内环线和中环线，在区位上可以看做上海中心城区的扇形空间截面，其历史上是重要的老工业基地，到现在仍遗留较集中的里弄街坊。近代以来杨浦区建设了大量的工人新村和新时代商品房小区，伴随五角场副中心的建设、大学园区及相关产业的扩展，杨浦区呈现出居住环境和居住人群2个方面丰富性和差异性并济的特点，对上海市中心城区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世界卫生组织（wHo）早在1961年就将人居环境概括为4个方面：安全性、保健性、便利性、舒适性，这种分类得到各国学者的认同[8，19，20]。为在诸多影响要素中选出适合上海的影响要素，本文首先选择上海市中心城区的2个街道进行了预调查。从环境对生活的影响角度将影响要素分为生活便利性、休闲便利性、居住舒适性、环境亲切性、生活安全性5个一级指标，对应20个二级指标和68个三级指标（要素指标）。预调查结果显示，生活便利性、居住舒适性、生活安全性3个一级指标的选择概率超过50%，而休闲便利性和环境亲切性选择比例都不足20%，这一规律存在二级和三级指标中。通过预调查的筛选，构建适合上海的城市居住环境质量指标评价体系（表1）上海城市居住环境质量评价体系分为3类评价要素，分别是便利性要素、舒适性要素和安全性要素。便利性要素包括公共交通、医疗设施、基础教育和购物设施，以居住地到这些设施的时间作为便利性评价指标，判断地区的生活便利程度。考虑人们对时间长度感知的差异性和指标可比性，将距离分为3个属性水平，分别是5min、15min、30min，公共交通和基础教育设施一般距离较近，则都为步行时间，医疗设施和购物设施中的较远距离采用公交时间，即步行5min、公交15min、公交30min。舒适性要素方面，本文将影响居住舒适性的因素定义为居住空间的使用性、周边公园绿地的可达性、健身场所的便捷性、以及环境的负荷性。对于居住空间的使用性，以住房面积作为代表，为有所区别，其水平值设为40m2、80m2和140m2；公园绿地和健身场所仍然以步行5min、步行15min和步行30min来衡量，局部环境负荷以环境噪音的大小作为评价指标①。安全性要素方面，随着城市机动车的不断增加，大城市的交通事故率居高不下，交通干道尾气污染严重，城市火灾事故频发，某些区域偷盗事件仍然困扰居民生活，各种灾害给城市带来巨大财产损失的同时，也为城市居民的安居乐业埋下了隐患，影响着人们的居住环境质量。
1.2Sp调查设计
本研究通过面访式问卷调查获得数据。问卷内容分为2部分：第一部分为调查者基本情况。包括个人基本信息(性别、年龄、文化、职业、收入等)、家庭情况（是否和家人一起生活，人数，家庭收入，是否有小汽车等）以及现居住地；第二部分为Sp调查问题②，分为4部分，分别是便利性、舒适性、安全性及综合部分，在每部分虚拟问题之前设置了关于实际居住环境的问题，用于对Sp方法的检验。本次调查预想在分析时按照不同的个人信息最多将被调查者分3类人群进行比较，按照置信度20%的要求，每类人群样本数应不少于96个，因此总样本数应至少达到288份。Sp问题部分采用从2个选项中选择之一或都不选的形式，即每个问题有3个选项，分别是居住地a、居住地B和选项C，其中居住地a和B分别是4个（综合部分为3个）属性不同水平的组合，选项C是a和B都不满意时的选择，是理论上被调查者可以接受的最低居住环境水平。以便利性问题为例，对4个属性的3级水平进行全方案组合生成，共有81（34）种方案，通过最小正交设计将方案数量减少到14种，所有方案两两比较，去除其中有明显偏好的组合，则最终得到62种有效的对比组合。同理，舒适性、安全性和综合部分分别得到14种、7种和8种（或9种）③代表方案，经过方案比选，最终分别确定47种、9种、11种有效的对比组合。为保证每种组合出现概率均等，在发放问卷时将便利性、舒适性、安全性以及综合居住环境质量的问卷进行充分的随机组合（表2）。
1.3Sp调查实施
笔者于2011年10月7日至16日间分多次在上海市杨浦区展开问卷调查。为了覆盖各种居住环境，同时兼顾对象人群的多样性，选择了不同等级的商业中心、公园绿地、不同类别的社区中心、中小学、办公楼等作为调查地点。调查采用随机抽样的方式，通过不同的调查地点，保证尽可能多的采集到不同居住环境下的样本。调查共计发放问卷332份，回收有效305份，回收有效率91.87%。其中男性141份，女性164份，分别占有效问卷的46.2%和53.8%；各年龄段以26~40岁的青中年人为主，占44.3%，企事业负责人和专业技术人员占到27.9%，办事和商业服务人员占29.8%。
2模型拟合和解释
2.1要素权重的模型拟合
Sp方法通过居民选择希望居住的环境来获得各环境要素影响程度的相对重要程度，符合离散选择模型的理论基础，在此采用离散选择模型进行数据分析，式中，j是要素的选项，即a、B、C；pj是选择某一居住环境的概率；Vj是选择a、B、C中某一个的可见效用；ε是随机效应；Ua,B是选择某一类环境的效用；UC是设定环境所不能满足的期望效用；Xa,B,C指选择结果；wt，mt是模型所要拟合的系数。用统计软件SaS对305份有效问卷的分类要素和综合部分分别进行选择模型拟合。同类要素更加便于人们比较相对重要程度，而类别之间的关系则由综合部分代表，并根据分类要素指标的结果对综合部分中每类要素的相对比值进行调整。模型拟合结果见表3。由于便利性、舒适性和安全性内部要素的量纲差异，以及人们思考问题的习惯，人们对不同类之间的要素进行判断时存在一定的困难，因此综合部分模型的误差相对较大。选择前3部分模型中最显著的系数（统计意义上，系数的t值绝对值越大，代表系数越显著，解释性越强），即中小学距离、交通噪音和犯罪率分别作为便利性、舒适性和安全性的代表，将综合部分的指标按照这3个指标的变动幅度进行修正。4部分的模型优度指标mcFadden’sLRi分别为0.234、0.252、0.095和0.180。一般认为，mcFadden’sLRi值在0.2~0.4之间比较合理，由此可知便利性和舒适性拟合效果较好，安全性结果不佳，综合部分模型结果一般。
2.2模型结果的解释
由离散选择模型推算出的模型系数便是各属性的权重，通过对3类要素中单位和量纲相同的素权重值比较发现，便利性和安全性要素比舒适性要素对居住环境质量的影响程度更大；考虑量纲差异，为表达指标之间关系，对一定居住环境质量下各指标之间的替代关系进行分析。从便利性指标的替代关系来看，人们愿意牺牲乘公交到医院的距离增加23min，或步行到中小学距离增加9min，或乘公交到商业中心的距离增加17min来替代到地铁站的距离减少10min；从舒适性指标之间的关系来看，如果环境负荷（噪音污染）由小变大，必须以住房面积增大176m2，或公园距离减少75min，或者健身场距离减少46min才能弥补居住环境质量的损失；从安全性指标的关系来看，如果交通事故率由无上升到必然发生那么尾气污染必须下降58%或火灾概率下降78%或者犯罪率下降46%才能平衡人们生活质量的损失。从3部分指标之间的关系来看，环境负荷（噪音污染）和交通事故的重要性相当，如果这2种要素的发生概率由0增大到1，需要到轨道站距离减少40min，或到商业中心距离减少68min，或者居住面积增大180m2才能平衡居住环境质量的损失①，由此，舒适性中的环境负荷要素和安全性类要素条件降低时，维持居住环境质量不变需要的其他要素补偿更大。
3分类人群居住环境偏好比较分析
城市居民特征多样，不同人群对居住环境的需求不同，使用Sp方法对不同人群的居住环境要素权重进行分析，可以了解人群的需求特征，比较不同人群的居住环境偏好，进而有针对性的为居住环境改善提供规划或政策依据。
3.1基本分析
根据人群的性别、年龄、受教育水平、婚姻、职业和收入6个属性对调查样本分别建模，各分类样本数量如下：为了有效的比较各人群差异，对人群属性进行简化分类，各种属性均最多划分为3类，将职业划分为管理技术类人群，商业办事类人群和未就业人群；将月均收入在6000元以下的划为低收入人群，6000~20000元之间的划为中收入人群，20000元以上的为高收入人群。在各种分类的情况下，多数人群达到了置信度10%要求下的至少96个样本的数量，但其中存在一些人群样本数较少，如高收入人群样本仅为28个，未婚人群69个，老年人79个，对结果可靠性可能产生一定影响。
3.2模型拟合与比较
不同人群对空间环境的认知和使用存在很大差异，以一定效用水平下，到地铁站距离由5min增加到15min对应于到医院（或购物中心）的变化程度绘制等效用无差异曲线，比较不同人群的曲线斜率和端点纵坐标值。斜率绝对值越小，表示对纵轴值的敏感程度越大；端点的纵坐标值越大，表示容忍程度越高。以人们对医院的等效用无差异曲线（图1）来看，在地铁站距离增加10min情况下，女性愿付出到医院的距离小于男性，说明女性对医院的距离更加敏感；同样，低学历人群相对高学历人群对医院的距离更加敏感；以地铁站距离和购物地距离的等效用无差异曲线进行研究发现，已婚人群明显比未婚人群对购物地的重视程度高。分年龄人群的医院和地铁站等效用无差异曲线来看，在地铁站距离增加10min情况下，老年人对医院距离的敏感程度远远超过青年人和中年人，说明医院距离对老年人远比青年和中年人群重要；而青年人相对中年来看对医院距离的容忍程度较小，且随着地铁站距离增加到15min，需要紧邻医院才能够平衡其效用。从职业差异来看，未就业人群呈现出对医院距离很强的敏感性，其次是办事、商业和工业职业人群，管理和技术人群最弱，到医院的容忍时长为管理和技术最长，办事、商业和工人职业人群居中，未就业人群最短。同样，从收入水平差异来看，医院距离的重要性对于中高收入人群低于低收入人群，同时，三种人群的最大容忍距离呈现从高收入到低收入逐级降低的趋势。
4结论与展望
4.1叙述性偏好法的应用结论
本研究将城市居住环境质量评价体系中的12个指标按照对生活的不同影响划分为便利性要素、舒适性要素和安全性要素，通过分类要素和综合要素Sp调查获得数据，使用离散选择模型对调查数据进行分析，得到基于居民偏好的定量模型，对模型结果进行分析和有效度检验可以得到以下结论：1）Sp模型的可解释性较好，且有效度较高。在4个定量模型中，便利性模型和舒适性模型拟合结果较好（mcFadden’sLRi分别为0.234和0.252），安全性模型拟合结果较差（mcFadden’sLRi为0.095），综合模型拟合结果一般（mcFadden’sLRi为0.180）。各模型的系数多数达到显著水平，且系数符号均符合预期，尤其在3个分模型中所有系数都达到了显著水平（p<0.001），在综合模型中只有医院距离、公园距离2个要素的系数不显著（p<0.1）。2）不同要素之间的重要性存在较大差异。应用Sp方法和离散选择模型推算的居民生活质量价值判断各要素的相对重要程度，分类要素总体比较，便利性和安全性相比舒适性要素对生活质量影响更大；舒适性中的环境负荷要素和安全性类要素条件降低时，维持生活质量不变需要的其他要素补偿更大；而便利性和安全性内部的补偿关系相对均衡。3）不同的人群对居住环境的评价重点不同，社会弱势群体对影响日常生活的基本要素更加敏感。城市作为人们的居住生活空间，并没有完全相互隔离的空间，但是不同的人群对设施的使用水平是有明显差异的。从分人群的等效用无差异曲线分析发现，低学历、女性、老年人、低收入人群对地铁站和医院距离相比，对医院距离相对敏感，对医院距离的容忍值也普遍低于对应的其他人群。总的来说，低学历、女性、老年人、未就业、低收入等人群的共同特点是社会中处于弱势的群体，其对城市设施的使用机会和支配能力有限，因此对影响日常生活的基本要素（如医院、噪音等）更加敏感，在基本的生活要素条件降低时维持原居住环境质量水平需要的补偿（其他要素条件改善）更高。
环境问题的差异性篇9
一、设计差异化教学环节，以学生为中心
当代世界著名心理学家和教育家霍华德认为：“每个人都或多或少具有9种智力，只是其组合和发挥程度不同而已。”不同的学生有不同的思维方式、不同的发展潜能以及不同的兴趣爱好。教师在进行课堂教学设计的时候应当更多地关注学生的个性差异，认识到学生因思维水平的不同层次而表现出来的学习水平也参差不齐。
在这样的前提下，如果老师仍旧一味地运用统一标准式的旧教学环节设计，在教学效果上是很难达到目标的。因此，教师在进行课堂教学时应该更多地考虑到学生思维水平的不同，应用差异化教学方法，针对每个学生的实际水平进行教学课堂设计。在教学中承认差异、尊重差异并研究差异，从每个学生的角度去思考引导学生学习，这样才能避免学生感觉总是被老师牵着鼻子走。如果只是一味地按照自己的想法去设计教学环节，完全不顾及学生英语知识基础的差异，总以同一个学习标准来要求学生，其结果必然导致学生个体接收的英语知识差异被摒弃，学生在英语学习中的主体性被践踏，学生的个性发展受到压抑，不能促使学生个体的充分发展，因此就不能促进学生整体的全面发展。
英语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在设计教学环节中应该更多地以学生为主体，在课堂上创设问题情景或者是开展活动和竞赛，达到让学生主动参与到学习中来的目的。学生可以通过这样的学习形式，主动地吸收有用的知识，对原有认知上的知识进行重组和发展，从而构建起新的知识框架，充分发挥了学生的自主性，并使他们掌握学习的方法与技巧，从而受益终身。
二、创设差异化教学情境，促进学生自主学习
现代教育理论指出：“学习者主要不是通过教师的传授来获得知识，而是通过本人对知识单元的经验解释，将知识转变成自己的内部表达。”初中英语课堂教学设计更多的是要通过问题情境的设置，让学生通过自身的努力，克服困难，获得新的知识。很显然，如果希望所有的学生在课堂上有所收获，就必须根据不同的学习水平设计有差别的学习情境，让学生主动参与到知识的构建上来。通过这种差异化实际的情境设置，可以使学生利用自己原有认识结构中的有关经验去同化当前学习到的新知识，或者通过对原有知识结构进行改造与重组，达到对新知识意义的构建。
三、注重反馈，制订差异化的评价原则
进行课堂教学设计时，教师需要事先考虑好学生在各个教学环节中可能出现的问题以及思考问题的角度。要允许同一个话题或者问题出现许多种答案，在理的、不在理的、靠谱的、不靠谱的，并且对于同一问题的不同回答，教师要事先预计到并欣然接受。正是这些不同的回答才体现出学生对相关知识点的接受程度以及与自己所期望的教学目的之间的差距，从而帮助教师制订下一步的教学计划，改进教学方法，向差异化和全面进步的正确方向靠拢。
学生都是喜欢老师的关注点在自己身上的，老师要时不时地与每位学生进行交流，及时地掌握每位学生的学习状态，对于状态好的学生积极地鼓励他们保持，对于状态差的学生善意地提醒他们改进。老师与学生之间有了更多平等与友善的交流，他们之间的障碍也就不再存在，学生才会把自己的真实想法告诉老师，并和老师一起解决他们的问题。
初中英语的个体差异化教学，把传统的语言知识传授变为语言技能的学习，让不同层次的学生都学有所得，倡导学生开展自主学习、合作学习以及探究学习，是符合初中英语新课程标准要求的，也是适应当今社会对人才素质要求的。因此，这样的教学模式是有利于学生发展的。此外，教育系统对教师队伍的专业化也在热议中。差异化教学过程则是教师实践活动中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同时也被看做影响教师教学成果的决定性因素，教师只有通过研究和推广差异化教学及不断反思自己的教学过程，才能使自己从“教书匠”真正转变为“教育家”。我才刚刚开始接触差异化教学，以后的路还很长，但是我会在这条教育真理之路上坚持下去，逐步提升自身的教学能力，为社会培养出更多的有用人才。
参考文献：
［1］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全日制义务教育英语课程标准.人民教育出版社，2003.
环境问题的差异性篇10
军队院校大一新生心理适应量表
所谓心理适，应是指个体进入一个新的、陌生的环境后，适当调整自己的认知、情绪、行为方式、价值观念等，以达到个体之间、个体与客体相互协调、个体体验满意的心理过程，强调的是个体在面临各种挑战和危机时心理发生的变化，环境对个体心理的影响（杨彦平，2007）。心理适应是心理健康教育中的一个重要内容。良好的心理适应能力对个体的身心健康有着重要的作用和意义。
大学生是一个特殊的青年群体，加强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是新形势下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实施素质教育的重要举措，是促进大学生全面发展的重要途径和手段。尤其是对大一新生，在学生刚进入大学的适应阶段，对他们加强教育和辅导，帮助他们尽快适应大学生活，已经成为一项摆在广大教育工作者面前的重要任务。
而军校大学生更是一个特殊的群体，作为大学生，他们拥有许多普通大学生的特点。作为军人，和地方大学生相比，他们又被赋予了更多的职责和使命。而一名合格的军人必须具备与之履行的使命和任务相适应的职业心理素质。心理适应能力就是军人心理素质的一个重要方面。
新入学的军队院校大一新生如果不能很好地适应军校生活，就可能会产生焦虑、困惑、孤独、失落、迷茫等心理问题，长此以往，则会影响身心健康。这样的身心健康状况显然不能满足军队对于高素质人才的需求。较好的心理适应能力，是促进军校学员个人成长和发展的重要条件，也是适应军事职业要求的必备素质。对军人来说，心理适应能力是综合素质中的一项重要内容，是构成军队战斗力的重要因素。军校新学员应该努力提高心理适应能力，为实现自我积极发展奠定良好的心理基础。
一、心理适应的相关研究
通过文献综述发现，关于新生心理适应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关于初高中新生心理适应的相关研究。唐远琼（2010）运用自编的高一新生心理适应问卷，对泸州市四所高中的1000名新生进行了调查研究，结果表明，高一新生心理适应由四个方面构成。
二是关于大学新生心理适应的研究。方晓义（2005）等人在访谈并借鉴国外已有量表的基础上，编制了《中国大学生适应量表》。
三是关于特殊院校新生心理适应的研究。特殊院校在此主要指的是职业技术院校、公安消防、武警和军队院校。申田（2008）结合个别访谈和开放式问卷的调查结果编制了《公安院校新生心理适应问卷》，经过对调查数据的探索性因素分析，发现公安院校新生的心理适应由四个方面构成。
二、问题的提出
以往研究存在的不足在于，就研究对象来说，多集中在青少年、地方大学生以及新兵的心理适应问题，而关于军队院校大一新生心理适应问题的研究较少。就测量工具来说，用以往的“中国军人心理适应性量表”、“军人适应不良自评量表”或SCL―90等问卷评鉴军队院校大一新生的心理适应问题，针对性不强。
因此，研究军队院校大一新生心理适应问题，一定程度上丰富和发展了心理健康教育理论，为军校心理健康教育的开展提供理论上的依据或指导。同时，对于提高军校学员的心理适应能力，培养其良好的心理品质，使其成长为高素质的军事人才，从而提高部队战斗力，打赢未来高技术战争有着比较重要的现实意义。
三、研究构想
研究目的是自编量表，对军队院校大一新生心理适应状况进行调查，考察各种因素对军队院校大一新生心理适应的影响，并探索相应的心理教育对策。
主要采用的研究方法有：文献分析法、访谈法、问卷调查法。
四、量表的编制
通过对不同人群进行的个别访谈和对新生进行的开放式问卷调查，初步确定军队院校大一新生心理适应由六个维度构成，分别是环境适应、生活适应、学习适应、人际关系适应、角色适应和情绪适应。在文献综述的基础上，根据个别访谈和开放式问卷调查的结果，编制了一份具有84个题项的军队院校大一新生心理适应初试问卷。
五、探索性因素分析
在五所军校共发放初测问卷2300份，回收有效问卷2179份。各个学校问卷发放情况如表格所示。随机取出一半（1075份）做探索性因素分析。
对样本的适当性进行分析，Kmo系数为0.872，Bartlett球形检验值为7395.044，显著性水平为0.000，说明本研究样本的数据结果适合进行因素分析。根据以下标准对不适合的题目进行删除。（1）将因子负荷值低于0.4的项目基本删除；（2）将共同度低于0.3的题项删除。
对问卷项目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使用主成份分析法抽取公共因素，再采用最大正交旋转法求出旋转因素负荷矩阵，辅之以总解释率和陡阶检验来确定因素数目。经过几次探索，最终获得5个因素，能够解释50.4%的变异。
得到一份包含26个题目的正式问卷。具体情况如下表：第1个因素包含5个项目，将其命名为生活环境适应；第2个因素包含7个项目，将其命名为人际关系适应；第3个因素包含5个项目，将其命名为学习适应；第4个因素包含5个项目，将其命名为情绪适应；第5个因素包含4个项目，将其命名为角色适应。所有题项中因子载荷最小的为0.461，最大的为0.830。
接下来，对正式问卷进行信效度检验。结果显示，本问卷的信度和效度都达到较好的水平。
六、验证性因素分析
在2179份有效问卷中，随机取出一半（1075份）做探索性因素分析，剩余的另一半（1074份）做验证性因素分析。由结果可见，量表的内部一致性信度和分半信度都比较好。效度检验中，各项指标均达到了可接受水平，说明该模型的拟合度较好，问卷具有较好的结构效度。
七、军队院校大一新生心理适应的特点分析
1.关于心理适应的院校差异
本研究对来自5个院校的大一新生进行抽样调查，5个院校的学员在心理适应各个维度上均存在差异，情况比较复杂。
2.关于心理适应的专业差异
指挥类的学生在学习适应、情绪适应、角色适应维度的得分和总分都显著高于技术类的学生。
3.关于心理适应的来源差异
来源于主城区的学生其生活环境适应和情绪适应显著低于来自区县的学生；总分也显著低于来自区县的学生。
4.关于心理适应的类别差异
在此，战士学员指的是从基层部队考入军校的学员，青年学员指的是通过高考直接由高中考入军校的学员。由于有部队经历，战士学员在生活环境适应、人际关系适应、情绪适应、角色适应等维度的得分和总分均高于青年学员。
5.关于心理适应的性别特点
男女生在生活环境适应、人际关系适应以及学习适应等方面不存在显著差异；而男生在情绪适应和角色适应上得分高于女生。总体来讲差异并不显著。
八、讨论
1.关于军队院校大一新生心理适应结构的建构
通过探索性因素分析和验证性因素分析，得出军队院校大一新生入学心理适应包括五个维度，分别是：生活环境适应、人际关系适应、学习适应、情绪适应和角色适应，与最初的理论构想基本吻合。自编军队院校大一新生心理适应量表具有较好的信效度，这表明将该问卷作为研究军队院校大一新生心理适应状况的测量工具是可行的。
2.关于军队院校大一新生心理适应的特点
（1）关于军队院校大一新生心理适应的性别特点
从调查中可以发现，军队院校大一新生在适应总分及生活环境适应、学习适应、人际关系适应方面不存在显著的男女差异，但在情绪适应、角色适应方面存在较显著的男女差异，女生存在更多的情绪适应和角色适应问题。这一结论也与现实生活中学员的表现比较一致。在实际的生活中，心理教育工作者发现，女生比男生更敏感，更情绪化，一点小事可能就会引起情绪的波动，更容易体验到焦虑、嫉妒、恐惧、担忧等负性情绪。军队院校的女生由于招生员额很少，极少数的女学员生活在以男性为主的环境里，会影响到女学员的角色适应，女学员完成从地方高中生到军校大学生的转变相对男学员要更困难一些。
（2）关于军队院校大一新生心理适应的学校差异特点
军队院校大一新生心理适应在院校上存在有显著的差异，究其原因可能因为：①五个院校隶属于不同的军兵种、大单位，管理模式有所不同；②各个学校具体的管理方法也有区别，五所学校中有技术类院校、指挥类院校、文科院校还有指技合一的院校，每个学校的具体管理办法会有所差别，如有的院校管理相对宽松些，有的院校管理可能更严格些；③由于各种条件的限制，对于院校D和e的调查是由研究者亲自到场进行的，而对院校a、B、C的调查是委托学员队干部进行的，这可能也会影响到调查的结果。
（3）关于军队院校大一新生心理适应的专业差异特点
结果表明，军队院校大一新生心理适应在专业上存在有显著的差异，指挥专业的学生在学习适应、情绪适应、角色适应维度的得分和总分都显著高于技术专业的学生。军队院校的技术类学员毕业后主要从事部队的专业技术工作，指挥类学员毕业后主要面向广大基层部队担任带兵人。学校在培养不同任职需求的学员时采取的措施也是不同的，比如技术类学员主要学习专业技术知识，而指挥类学员不仅要学习专业技术知识，还要学习军事知识、管理知识并且注重体能的锻炼培养。不同的培养目标、培养方式，使得指挥类学员学习的热情更高、角色转变更快，整体适应更好于技术类学员。
（4）关于军队院校大一新生心理适应的来源差异特点
结果显示，来源于主城区的学生其生活环境适应和情绪适应显著低于来自区县的学生；总分也显著低于来自区县的学生。这可能是由于来源于主城的学员相比来自于区县的学生，物质生活条件较好，从小娇生惯养，和家里相比，学校的条件自然要差一些，从而产生生活上的适应问题。而来源于区县的学员，从小物质生活水平一般或不高，较能吃苦耐劳，军校的生活条件比之以前可能更好一些，或者与之前差不多，因此生活环境适应问题较少。来自区县的学员从中学可能就开始住校，区县中学的教育管理比主城区更严格，因此面对军校严格的管理来自区县的学员更能适应。
（5）关于军队院校大一新生心理适应的类别差异特点
军校学员中既有战士学员又有青年学员，战士学员指的是从基层部队考入军校的学员，青年学员指的是直接通过高考由地方高中升入军校的学员。本研究显示，战士学员在生活环境适应、人际关系适应、情绪适应、角色适应等维度的得分和总分方面均显著高于青年学员。这与战士学员普遍有着至少两年以上的基层部队生活、训练经历有着密切的联系，经过基层部队的锻炼，战士学员比之青年学员更能适应军校紧张忙碌的生活、令行禁止的管理，因此战士学员在生活环境适应、人际关系适应、情绪适应、角色适应等方面都要优于青年学员。然而，学习方面，战士学员一般入学成绩较低，文化课基础薄弱，而青年学员一般都是以较高的高考成绩考入军校的，因此战士学员在学习适应方面不及青年学员。
3.本研究存在的不足
由于研究者个人能力和时间的限制，本研究的问卷调查取样仅在××、××、××、×××等城市进行，并且取样主要以陆军为主（只有少数其他军种学员）,未能包括各军兵种、各大单位所属的院校，这样的样本代表性不够高，调查研究结果还需进一步的验证。
本研究问卷调查取样还存在一个问题，即女生样本太少，这也是由于军队院校在招生时严格控制女学员比例的原因，女学员样本选取困难很大。
由于条件所限，有些样本施测时，研究者无法亲自到场；数据录入时邀请了一些学生帮忙，可能会有一定的偏差。虽然也剔除了一些废卷，但这些因素还可能会影响到本研究的信、效度。
就文献综述方面来讲，掌握的国内研究成果相对较多，而国外研究成果还有所欠缺，所获得的研究结果有待进一步验证。
九、结论
本研究结论如下：
（1）军队院校大一新生心理适应包括多个维度。通过探索性因素分析和验证性因素分析得到的军队院校大一新生心理适应的模型和最初的关于军队院校大一新生心理适应的理论构想基本吻合。军队院校大一新生心理适应结构模型由五个维度构成，分别是：生活环境适应、人际关系适应、学习适应、情绪适应和角色适应。
（2）自编的军队院校大一新生心理适应量表内部一致性信度、分半信度较好；内容效度、结构效度也较好。该量表作为军队院校大一新生心理适应评定的测量工具是可行的。
（3）军队院校大一新生心理适应在性别上男生略好于女生，但并没有显著的性别差异。
（4）可能受各个学校具体的管理方式的影响，军队院校大一新生心理适应在院校上存在有显著的差异；在专业上，军队院校大一新生心理适应存在有显著的差异，指挥类学员得分高于技术类学员；在来源上，存在有显著的差异，来自区县的新学员得分明显高于来自主城的新学员；在类别上，也存在有显著的差异，战士学员得分明显高于青年学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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