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经济发展阶段篇1
强化省情市情意识，把握发展的阶段性特征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区域发展不平衡是最大的国情，这就决定了各个不同区域的经济发展进程有所不同，而地方决策层对当前各自地区的发展形势的判断也不尽相同，这也是2013年地方两会的最大看点之一。
作为中国首都，北京的发展具有特殊性，认清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更得更加重要。北京市委书记郭金龙2012年12月28日在市委十一届二次全会上作工作报告时指出，站在新的发展起点上，做好首都的工作，必须科学地审视首都所处的历史方位，要深刻认识和把握首都发展的五个阶段性特征：第一，在经济发展方面，进入了发展方式转变的攻坚阶段。首都经济发展的质量、效益不断提高，科技创新能力不断增强，但是也要看到，首都经济的实力还不够强，三次产业内部结构还需深度调整，促进首都经济发展的体制机制还需要进一步创新，潜力还需要进一步挖掘；第二，在城市建设管理方面，进入了实施精细化管理阶段；第三，在社会建设和管理方面，进入了加强服务管理创新阶段；第四，在文化建设方面，进入了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阶段；第五，在生态文明建设方面，进入了高度重视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阶段。
山东省是沿海经济大省，2012年山东GDp将很可能突破5万亿大关，进入三个5万亿梯队。面对这样的成绩，山东省委书记姜异康2013年1月16日在《求是》杂志上发表文章指出，自觉把握山东由大到强战略性转变的阶段性特征，是实现新跨越的前提。目前，“五个优势”正在形成，这就是以高端高质高效产业为标志的产业优势，以实施“蓝黄”两大国家战略为核心的重点区域带动优势，以创新型省份建设为支撑的创新驱动发展优势，以统筹城乡发展为抓手的一体化优势，以建设生态山东为目标的可持续发展优势。与此同时，实现山东新跨越，也面临着诸多困难和挑战，当务之急是解决好五个关键问题，即更加注重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更加注重增强发展动力和活力，更加注重深化和丰富重点区域带动战略，更加注重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更加注重提高领导科学发展的能力和水平。
中部地区近年来发展速度比较快，中部崛起正在加快推进。其中，2012年河南省GDp将突破3万亿，而湖北和湖南则加入了2万亿队伍。湖南省委书记最近一段时间在多个场合对湖南发展阶段性特征进行剖析，认为湖南要立足省情制定和实施符合湖南实际的目标任务。主要是“三个立足”：立足湖南进入工业化和城镇化加速发展的新阶段的实际；立足“发展不足”和“发展不优”并存这一最大现实；立足处于负重爬坡、后发赶超的发展形势。
陕西省从一个传统意义上的西部落后省份，开始迈入全国中等发达省份，被列为“金砖四省”之一，2011年进入“万亿俱乐部”。2012年5月7日，时任陕西省委书记赵乐际在十二次党代会上指出，当今之陕西，呈现一系列新的阶段性特征。主要是：经济实力显著增强，但经济欠发达依然是基本省情；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但改革攻坚面临深层次矛盾和问题；人民生活水平大幅提高，但贫困人口和低收入人口数量仍然较多，统筹兼顾各方面利益任务艰巨；区域城乡发展的协调性进一步增强，但农业、农村发展仍然滞后，区域差距仍然较大，等等。
可以说，用“阶段性”的观点看问题，从“阶段性”发展的特征出发审视问题，用“阶段性”发展的理念指导决策，是科学决策的核心要义所在。
增强紧迫感和忧患意识，
从坏处准备争取最好的结果
在发展态势向好，不利因素不少，如何化不利为有利？许多领导干部都面临这样的问题。的“从坏处准备，争取最好的结果”的“底线思维”给人很深启示。最近，不少省委书记都不约而同地谈到“底线思维”。有的提出要善用“底线思维”，做到有备无患；有的提出“立足最低点，争取最大期望值”；有的提出，“底线思维要求我们把形势想得复杂一点，挑战看得严峻一些”；还有的提出，“底线是正能量的动力源”等。
广东的经济体量长期位居全国首位，顶着如此耀眼的光环，刚刚履新的广东省委书记却将“忧患广东”摆在首位。2013年1月17日，在广东省委十一届二次全会上首次作“施政报告”。在报告中，强调，做好经济工作要切实增强加快发展的紧迫感。广东发展现在面临的严峻现实，是后面的追兵越来越近，而且省内还存在大量欠发达地区。从后有追兵的情况看，江苏的经济总量离广东的距离越来越近，部分经济指标已经超过广东。表示，广东已经不具有改革开放初期的政策优势，并切实感受到传统发展方式带来的弊端，要认真分析工作中存在的不足和问题。主要是：经济回升势头还不够稳固，城乡区域发展协调性还需增强，一些关键领域改革尚不到位，一些干部推动科学发展的能力有待提高，一些基层党组织软弱涣散，少数党员干部违法违纪问题仍有发生。
同样具有强烈紧迫感和忧患意识的还有刚刚履新的上海市委书记韩正。上海市统计局2013年1月21日公布，2012年上海地区生产总值（GDp）同比增长7.5%，但在各大省市经济增速的排名中，若无意外，这一速度或是“垫底”的。这也是上海经济增速在2011年位列全国“倒数第二”后的再次后退。即使如此，韩正忧虑的不仅仅是速度，更关心的是能否顺利实现经济转型和结构调整。2012年12月17日，韩正在传达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时指出，成绩不讲自然在，问题不讲就难有忧患意识。要准确把握中央对形势的科学研判，既看到形势的积极方面和有利因素，进一步增强发展信心；更清醒看到形势的不确定性、复杂性和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切实增强忧患意识和紧迫感。宁可把形势想得更复杂一点，把挑战预计得更严峻一点，把工作预案和方案准备得更充分一点，做到心中有底、防患于未然。韩正强调，做好2013年经济工作，关键要以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为中心，使之贯穿于上海经济工作全过程。
强化全局意识，在更高层面谋划跨越发展
2013年是实施“十二五”规划关键一年，也是十后开局的一年，但由于国内外经济环境发生变化，各地遇到这样那样的问题和困难，必须根据各自的实际情况对经济发展布局进行战略性调整，寻求新的经济增长点。
江苏是全国第一个提出要实现现代化的省份，目前已经具备了朝着率先实现现代化的战略目标冲刺的基本条件。2013年江苏省两会上，江苏省省长李学勇的政府工作报告显示，2012年达5.4万亿元。由于广东省尚未公布经济总量，但是较外界看来，江苏的经济总量已经离广东并不遥远。那么，江苏拿什么与广大竞争呢？江苏省定的2013年GDp增长目标是10%，战略举措是以“高轻优强”进行产业调整。其中，“高”的表现在于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抢占产业的关键核心技术；轻，在于推动现代服务业和其在产业体系中的占比；优，则是加快传统产业的转型，实现产业链和价值链的优化；强，意味着增强综合竞争力，推动经济大省向经济强省转变。
作为地处西部的欠发达地区，2012年全国经济中最大的一匹“黑马”就是贵州。2012年前三季度，贵州省生产总值增速排名全国第二，固定资产投资，公共财政预算收入等方面的增速排名全国第一。而在2010年时，贵州的位置还在全国第29位，媒体称其为“贵州速度”。2013年贵州省工作的总体要求是“好中求快、快中保好，能快则快、又好又快”，GDp确保增长14%，力争增长16%。这么高的发展速度为全国所罕见。围绕这一发展速度，贵州省制定的策略是坚持以“三化”兴“三农”，以民生带发展，大力提高工业经济、城镇化率、民营经济、县域经济“四个比重”，其中的重点工作是扩大投资，增加投资能力、优化投资环境、增加就业岗位，大力培育一批拉动力强的大项目、好项目，同时坚持新区先行、产城互动、典型示范、改革突破，构建科学合理的城市格局，走一条集约、智能、绿色、低碳、有山区特色的新型城镇化道路。
【链接】
的“十个广东”
2013年1月17日，广东省委书记在省委十一届二次全会上作报告，描绘了一个未来广东，透露了他的治粤理念和基本思路，从中可以看到已具雏形的“十个广东”。
区域经济发展阶段篇2
加快西部地区经济结构调整，推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应是一个系统工程。它应包括进一步加快西部地区产业结构调整；进一步加快西部地区特色优势产业培育和发展；进一步加快西部地区城乡经济结构调整；进一步改善西部地区加快经济结构调整的环境。
关键词：西部 结构调整 发展方式 转变
一、现阶段中国西部区域经济发展现状与战略对策
我国西部地区12省、市、自治区，约占全国人口的1／3，土地面积的71％。不仅人口众多，而且资源丰富，市场潜力大，战略位置重要。但由于自然、历史、社会等原因，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相对落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仅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三分之二，不到东部地区平均水平的40％，迫切需要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加快西部地区发展。
加快西部地区发展在我国区域协调发展总体战略中具有优先地位，在我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具有基础地位，在我国可持续发展中具有特殊地位。加快西部地区发展也是有效扩大国内需求，拓展我国发展空间的客观需要；构建国家生态安全屏障，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大任务；不断改善民生，增进民族团结和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保障；缩小地区发展差距，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必然要求。加快西部地区发展不仅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而且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以来，在中央正确领导和全国人民大力支持下，西部地区干部群众奋力拼搏，国家不断加大投入，西部大开发取得巨大成就。青藏铁路、西气东输、西电东送等标志性工程相继建成，基础设施建设取得突破性进展；退耕还林、退牧还草等一批重点生态工程全面实施，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取得显著成效；特色优势产业快速发展，结合经济实力大幅提升，经济增长速度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两基”攻坚计划如期完成，社会事业和人才开发得到加强，人民生活水平明显提高；改革开放深入推进，东中西部地区协调互动，对内对外开放新格局初步形成；城乡面貌发生历史性变化，广大干部开拓创新意识明显增强，各族群众精神风貌昂扬向上，西部地区已经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西部大开发不仅有力促进了西部地区发展，也为全国发展开辟了更为广阔的空间。西部大开发不仅造福了西部地区人民，对全国平稳较快发展和社会和谐也作出了功不可没的贡献。
但现阶段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发展水平的差距仍然较大，产业结构调整任务繁重，特色优势产业亟待培育，“三农”问题依然突出，基础设施依然相对落后、生态环境脆弱的瓶颈制约仍然存在、自我发展能力不强的状况还没有得到根本改变，贫困面广量大、基本公共服务能力薄弱的问题仍然突出，加强民族团结、维护社会稳定的任务仍然繁重，西部地区仍然是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难点和重点。因此，现阶段我国需要进一步加快西部地区发展。
现阶段是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是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攻坚时期。我国各项工作都要以加快推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为主线。经济结构调整既是加快推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主攻方向，同时又是中央对现阶段经济工作的总体要求。进一步加快西部地区发展，也应把大力支持西部地区加快经济结构调整，推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作为一根红线贯穿在整个进一步加快西部地区发展的各项工作之中。‘我国实施西部大开发以来，加快西部地区发展主要是以加强西部地区基础设施建设、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加大改革开放力度等为战略重点。我国现阶段也就应该把加快西部地区经济结构调整，推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作为进一步加快西部地区发展的战略重点。
二、大力支持西部地区加快产业结构调整
加快西部地区经济结构调整，推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应是一个系统工程。它应包括进一步加快西部地区产业结构调整；进一步加快西部地区特色优势产业培育和发展；进一步加快西部地区城乡经济结构调整；进一步改善西部地区加快经济结构调整的环境。等等。
在现阶段大力支持西部地区加快经济结构调整，推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应把大力支持西部地区加快产业结构调整作为重要内容。
这是由于现阶段制约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影响西部地区与东部差距继续扩大的一个重要关键性因素就是西部地区的产业结构不合理问题仍然比较突出。西部地区高新技术产业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小，产业配套能力弱，资源综合开发利用水平低，原料型产品和初级产品比重较大，技术含量和经济效益不高；粗放型经济特征明显，比较优势没有在国内外市场得到充分发挥。要进～步加快西部地区发展，应从产业布局上进一步加快西部地区产业结构调整。应结合西部地区资源优势、区位特点、市场情况，因地制宜地优化产业布局，进一步加快产业结构调整。
1、现阶段我国在产业布局上应大力支持西部地区进一步加快高新技术产业、现代服务业和现代农业发展。
大力支持西部地区进一步加快高新技术产业、现代服务业和现代农业发展应逐步提高西部地区高新技术产业、现代服务业和现代农业在整个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进一步努力加大对高科技产业、现代服务业和现代农业的投入，加快产业结构调整步伐，逐步改变重工业偏重，轻工业产品老化，技术含量低，信息产业发展滞后，现代服务发展和现代农业不足的格局。
大力支持西部地区进一步加快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应加大对西部地区高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支持力度。为此，应努力抓住有利时机，将西部地区那些具有国际先进水平和广阔市场前景的高科技成果加快实现商品化、产业化。应加大力度解决西部地区高科技成果转化率不高、转化速度慢等转化难问题；应努力加快西部地区适用于民用的军用高科技产业向民用转化的步伐。为此，需要多渠道筹集军用高科技向民用产业转化的高科技成果转化资金，需要加快这些转移企业产品结构的调整，扩大这些企业的服务领域，同时还需要在加快这些转移企业的技术进步的同时扩大其技术产品转移；应重点扶持一批西部地区的大型高新技术企业和企业集团，并使它们上规模、上水平、上档次，具有相当经济规模和市场占有率的，具有竞争力；应在西部地区重点大力发展太阳能及风能等新能源及其装备产业、新一代网络通信等信息技术产业、高性能材料和功能材料等新材料产业、高速铁路、航空航天等高端装备制造业、节能环保和生物技术产业，并在西部地区建设一批部级新兴产业重大基地。
大力支持西部地区进一步加快现代服务业发展应完善西部地区金
融组织体系，鼓励股份制商业银行在西部地区设立分支机构，加快西部地区区性金融中心建设，加快西部地区金融业、保险业、信托业发展。加快西部地区各级物流中心和流通网络建设。加快西部地区旅游基础设施建设和旅游业发展。加快西部地区文化产业及文化产业园区建设和发展。加快西部地区信息咨询、服务外包、商务会展业发展。
大力支持西部地区进一步加快现代农业发展应重点建设优质粮油，优质商品猪和特色畜禽、特色效益农业生产基地，以发展现代畜牧业为突破口，实现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新跨越。
2、现阶段在产业布局上应大力支持西部地区进一步加快传统产业科技进步。
在农业领域应大力支持西部地区根据各地农业的实际情况，在种子、耕作、病虫害防治、水土资源的保护与利用和农产品深加工等一系列环节上采用新技术，努力实现科技进步的新飞跃：
在工业领域应大力支持西部地区加快工业企业的技术改造速度，加大工业企业技术改造力度，完善企业创新环境，加强大中型企业研究开发机构和中小型企业技术服务体系建设，促进企业成为产品和技术开发主体，鼓励企业产品和技术创新；
在第三产业领域应大力支持西部地区运用高科技改造传统的第三产业，发展现代服务业，推进第三产业快速增长。
3、现阶段在产业布局上应大力支持西部地区在现有的工业基础上，加大承接产业转移的力度。
在产业布局上应大力支持西部地区在现有的工业基础上，按照市场导向、优势互补、生态环保、集中布局的原则，加大承接产业转移的力度，积极承接产业转移；应大力支持西部地区实施城市群和产业集群战略，发挥城市的聚集效应和产业的规模经济，以优势产业为依托，围绕提升产业核心竞争力，形成产业配套，发展产业集群，提高工业化水平；应大力支持西部地区打造精品投资环境，降低产业转移成本，为承接产业转移创造有利条件。
4、现阶段在产业布局上应大力支持西部地区加大开发区建设和发展。
应大力支持西部地区进一步完善各类开发区基础设施；应大力支持西部地区进一步发挥基础设施的先导效应，加强规划、合理布局、明确定位、完善设施、创新体制，提高各类开发区发展高科技产业产业转移项目的吸纳和承载能力，更好地发挥产业的聚集效应；应大力支持西部地区建设一批承接国际和东部产业转移的专门开发区，努力使各开发区成为承接产业转移、带动本地工业快速发展的基地和龙头。
三、大力支持西部地区特色优势产业的培育和发展
在现阶段大力支持西部地区加快经济结构调整，推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应把大力支持西部地区培育和发展特色优势产业作为重要内容。
这是由于现阶段制约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影响西部地区与东都差距继续扩大的一个重要关键性因素就是西部地区的特色优势产业发展乏力，并且目前西部地区资源产品就地加工的产业链条较短，深加工能力不强，产品技术含量不高，流通等服务业发展滞后，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弱，资源优势尚未转化为经济优势，特色优势产业亟待培育；同时发展西部地区特色优势产业，促进资源优势向产业优势和经济优势转化，又是增强西部地区自我发展能力和经济实力、实现西部地区经济又快又好发展的必由之路，有利于增加地方财政收入，解决就业，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要加快西部地区发展必须进一步结合资源优势、区位特点、市场情况因地制宜地大力培育和发展特色优势产业。
现阶段应大力支持西部地区根据自身资源特点、产业基础、支撑条件、需要与可能，充分发挥本地区资源、产业等比较优势，加快能源和资源开发利用产业基地建设和能源和资源开发利用产业发展：应加快西部地区大型煤炭基地的建设和煤炭产业发展；应加快西部地区石油、天然气优势资源开发基地的建设和石油、天然气产业发展；应加快水能资源开发、大型水电项目和中小型水电站的建设和发展。应加快西部地区钒铁、稀土、有色金属等稀有优势资源开发基地的建设和发展；应大力支持西部地区加快以发电设备、重型装备、交通运输设备、工程机械、汽车制造、节能环保设备、数控机床和石油钻采成套设备等重点的世界知名的现代制造业基地的建设和现代制造业发展。应加快西部地区集成电路、软件及信息服务、数字视听、新一代平板显示、军工电子、智能化仪器仪表及数字医疗等为重点的我国重要的科技创新产业化基地的建设和发展；应加快西部地区以猪、牛、羊、酒、烟、茶、菜、药、丝、麻、林、竹等特色农产品精深加工为重点的西部重要的农产品深加工基地的建设和发展。
四、大力支持西部地区城乡经济结构调整
在现阶段大力支持西部地区加快经济结构调整，推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应大力支持西部地区加快城乡经济结构调整，为此，应将加快城镇化进程和全面推进统筹城乡改革发展作为重要内容。
这是由于现阶段制约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加快发展，影响西部地区与东部差距继续扩大的一个童要因素又在于西部地区的“三农”问题依然较为突出。西部地区农业的市场化程度低，农产品加工程度低，农业增效不高；西部地区90％以上的农村劳动力没有受过初级培训，广大衣牧民缺乏持续增加收入的渠道和门路，农民增收不多。特别是边远高寒山区、人口较少的民族地区等贫困人口集中分布地区，扶贫开发工作十分艰巨，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能力很弱。新农村建设困难大。为要加快西部发展必须继续努力解决西部地区的“三农”问题。而推进新型城镇化和统筹城乡发展乃是消除城乡二元结构、促进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发展，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基本途径。
1、现阶段大力支持西部地区加快城镇化进程应做好城市合理布局规划，坚持走科学发展之路。
做好城市合理布局规划应做好主体城镇群合理布局规划、核心城市合理布局规划、区域中心特大城市合理布局规划和民族地区的区域性中心城市合理布局规划。
坚持城镇化必须走科学发展之路。要坚持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促进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良性互动。增强大城市辐射带动能力，提高中小城市综合承载能力。加快县中心镇建设，加强县城和中心镇基础设施建设。加快发展特色突出的小城镇，促进农村人口向小，城镇集聚；要通过努力推进工业化、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和现代都市农业，增强城市经济辐射力和带动力；要努力促进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坚持和谐发展，始终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让百姓真正享受到城镇化发展带来的利益和甜头。
2、现阶段大力支持西部地全面推进统筹城乡改革发展应总结推广重庆、成都等地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的成功经验，扩大改革试点
范围，加快统筹城乡改革。
应统筹城乡规划、基础设施建设、产业发展、要素市场和行政社会管理，深化农村产权制度改革，大力推动人口和生产要素在城乡之间自由流动，构建城乡统一的土地、资本和人力资源市场，促进城镇化进程和城乡一体发展；
应推进户籍制度改革，使符合条件的农民工及家属有序转为城镇居民，享有与城镇居民同等的权益。推进城乡公共服务均衡发展，建立健全平等共享的城乡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推进乡镇机构改革，完善乡村治理结构，推进基层民主建设，构建统筹城乡发展的行政社会管理体制。基本建立适应统筹城乡发展的体制机制，初步实现城乡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应把统筹城乡改革试点区域扩大到西部地区有条件实行的市、区、县。
五、大力支持西部地区改善发展环境
在现阶段大力支持西部地区加快经济结构调整，推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加快经济发展，应大力支持西部地区改善发展的软硬环境。
改善西部地区发展的硬环境应大力支持西部地区加快基础设施和生态环境建设。
这是由于现阶段，制约西部地区加快经济结构调整，推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制约加快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加快发展，影响西部地区与全国经济发展较快的省、市、自治区，特别是东部差距继续扩大的重要环境因素就是西部地区发展中基础设施依然滞后，特别是铁路、公路、机场等基础设施依然滞后；生态环境建设任务十分繁重，限制开发区域和禁止开发区域占国土面积比重高，人口增长、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矛盾特别突出，保护和修复自然生态的补偿机制还不健全。要进一步改善西部地区经济结构调整的硬环境，必须结合西部地区的实际情况，加大对西部地区基础设施和生态环境建设的支持力度。
1、现阶段大力支持西部地区加快基础设施建设应大力支持西部地区加快继续完善以铁路、公路建设为主体，兼顾发展其他运输方式的综合交通运输网络；应推进重大水利工程建设，加快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改善重点区域基础设施；应抓好在建重点工程建设，积极开展重大项目前期工作，努力抓好重点工程项目建设；应加快西部地区交通网络建设和城市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形成连通内外、覆盖城乡的综合交通运输网络；应提高城市综合承载能力和服务功能；应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
现阶段大力支持西部地区加快基础设施建设应重点建设西部地区连接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环渤海地区的出海通道、西南地区连接西北地区的南北通道以及我国连接周边国家的国际通道；应把西部地区作为国家公路建设的重点区域，加快高速公路建设，基本建成国家高速公路网西部路段。加快推进西部地区综合客运枢纽建设；应加快西部地区大中型干线机场建设和改造，加快对改善边远地区交通条件、促进旅游等资源开发以及应急保障具有重要作用的支线机场建设；应加快西部地区内河航道治理、重点内河港口建设，提高出海通道能力；应加快西部地区水利基础设施、骨干水利工程和重点水利枢纽工程、加快大中型水库和城市水源工程建设，促进水资源的合理开发和高效利用；应加快西部地区油气管道和城乡电网建设；应加快西部地区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加强综合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提升电子政务、电子商务、地理信息、远程教育、远程医疗等服务能力，建立基本完善的信息服务体系；应加快西部地区城市基础设施、城市道路和公共交通建设，提高城市综合承载能力和服务功能。应加快以水利为重点的农业基础设施建设，要全面解决农村饮水问题和用电和通乡通村道路建设等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要全面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
2、现阶段大力支持西部地区加强生态环境建设要注重西部地区重点生态区和重点生态工程建设，加强部门协作和监测评估，促进生态环境整体趋好。应加快推进西部地区重点生态区的综合治理；应加强西北草原荒漠化防治区的综合治理。加强沙区林草植被保护及牧区水利设施、人工草场和防护林建设；应加强黄土高原水土保持区建设，加强小流域山水田林路综合整治；应加强青藏高原江河水源涵养区的综合治理，推进等生态安全屏障保护和建设；应加强西南石漠化防治区的综合治理，加大封山育林育草和人工造林力度，加强基本口粮田和农村能源建设；应加强西部地区重要森林生态功能区的综合治理，加强部级自然保护区、天然林资源、野生动植物和湿地保护；应加快西部地区重点生态工程建设，巩固和发展退耕还林成果；应加强西部地区环境保护和地质灾害防治，加快地质环境调查评价，建立健全防灾减灾和监测预警体系，积极推进地质灾害防治和矿山环境恢复治理。西部地区在加快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建设，推动东西互动、促进东部地区产业向西部地区转移的过程中，坚决不能把东部地区污染的企业搬到西部地区。
改善西部地区发展的软环境应加大对西部地区加快经济结构调整，推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政策支持力度。
――应加大对西部地区财政政策支持力度。中央财政应进一步加大对西部地区均衡性转移支付力度，进一步缩小西部地区地方标准财政收支缺口，进一步推进地区间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中央财政已有的专项转移支付，应进一步重点向西部地区倾斜；中央财政还应进一步加大对西部地区部级经济技术开发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和边境经济合作区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贷款的贴息支持力度等政策。中央财政应进一步加大对西部地区经济特别落后的“老、少、边、穷”地区的专项拨款补助。增加对西部民族地区和贫困地区的财政补贴、扶贫救济、文教卫生补助、边疆地区补助、基本建设专项补助费、支援不发达地区发展资金以及“地区补助费”等直接经济援助。
――应加大对西部地区税收政策的支持力度。中央应实行加大对西部地区各种形式的经济特区和经济开发区给予特殊的税收优惠政策和税收减免政策；对西部地区的煤炭、原油、天然气等资源税应适当提高税额，增加资源产地地方财政收入；对西部地区地震灾区的农业、能源、资源开发等“瓶颈”基础产业和开发区，优势产业试验区，以及各种知识经济产业、研究与开发产业、信息产业、高科技产业发展应进一步实行特殊税收优惠政策；
区域经济发展阶段篇3
关键词“泛珠江”区域经济合作；差异性；互补性
中国经济经过20多年的发展，在人均GDp突破1000美元后，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也越来越突出。从地区差距是经济发展的结果来看，中国地区间的差距的形成有着时代、自然和自身因素的特点。
广东、福建、广西、云南四省经济的分析，基本突出了中国当前东西部经济发展中的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的经济现状。四省经济梯度发展的特征非常明显，经济总量、人均水平、吸引外资量、投资规模等都呈从东到西逐步减弱的趋势。虽然，西部大开发对西部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是非常明显的，但是，按照当前的发展模式，东西部经济发展的差距有着进一步扩大的趋势。
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高低，取决于多种因素：自然资源禀赋、劳动力素质、科技创新能力、交通运输条件、地理区位、国家发展政策、投资环境、历史因素等多方面。从绝对优势来讲，经济欠发达地区主要是资源开发型产业的规模优势，多方面处于劣势地位。但是，从相对比较优势来讲，经济欠发达地区有一定加以利用赶上发达地区的条件，但是这些潜在的优势能否得以充分利用，需要很多支撑条件和发展的机遇。
全球经济一体化、次区域经济合作、国家西部大开发都为西部经济欠发达地区的经济腾飞提供了诸多的机遇，但也带来众多挑战。西部地区能否很好的利用这些机遇和条件，赶上经济发达地区。首先在发展的定位上要有一个清醒的认识，经济欠发达地区能否通过经济发达地区的发展路线来实现经济的快速发展，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西部经济摆脱经济低速循环发展的轨迹，需要内、外部条件的协调利用。显然良好的外部机遇和自身比较优势所带来的发展新兴衍生产业是经济欠发达地区赶上经济发达地区的较好的选择。
本文是在“泛珠江”区域经济合作这些区域经济合作大背景下，具有特殊地位的广东、福建、广西、云南四省如何进行发展定位，充分利用这些机遇和条件实现经济的快速发展。
一、相关理论与文献
区域经济的对比分析实质是区域经济发展差距衡量和区域经济发展理论的现实检验。
关于区域经济发展差距首先是评价指标的选择，研究的目的决定着哪些指标能进入评价体系，同时，指标之间的关系和指标本身的经济含义会对研究的合理性、科学性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自20世纪40年代末以来，随着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问题逐渐受到人们的重视，如何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那水平，尤其是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际之间的经济发展水平方面到底存在多大的差距，一直是世界各国的统计学家和经济学家们关注的一个焦点。迄今为止，学者们已经提出了许多具体的评价一国经济发展水平的方法，如汇率法（又称世界银行图表集法）、购买力评价法、实际生活质量指数法、社会进步指数法、人文发展指数法、综合国力方程法、aSHa指标法等。
对我国地区经济发展差距的研究很多，大致可分为三类：①东中西部的差距；②省际发展的差距；③沿海和内地的差距。经过20多年的经济发展，我国地区经济发展的差距非常明显而且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形成我国地区经济发展差距的原因很多，许多学者归因于投资倾斜、乡镇企业发展的分布不均、地方性财权下放、开放的次序及程度差异、基础设施建设差异等多种原因（魏后凯、杨大利，1997；林毅夫、蔡、李周，1998；王小鲁、樊纲，2004）。
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变化和质的飞跃使区域经济发展呈现出不同的阶段性。相关理论有：①李斯特的区域经济发展阶段理论。将区域经济发展划分为五个阶段：未开化阶段、畜牧阶段、农业阶段、农工业阶段、农工商阶段。②胡佛－费雪的区域经济发展阶段理论。将区域经济发展分为五个阶段：自给自足经济阶段、乡村工业崛起阶段、农村生产结构转化阶段、工业化阶段、服务业输出阶段。③罗斯托的区域经济发展阶段理论。将区域经济发展分为六个阶段：传统社会阶段、为起飞创造前提阶段、起飞阶段、向成熟推进阶段、高额消费阶段、追求生活质量阶段。④弗里德曼的区域经济发展阶段理论。将区域经济发展分为四个阶段：前工业阶段、过渡阶段、工业阶段、后工业阶段。
我国学者蒋清海以制度因素、产业结构、空间结构和总量水平，将区域经济发展分为四个阶段：传统经济阶段、工业化初级阶段、全面工业化阶段、后工业化阶段。我国经济由东向西经济发展阶段的梯度特征非常明显，李娟文、王启仿（2000）结合蒋清海的经济发展阶段理论，以北京、东部的广东、中部的湖北以及西部的为例，分析我国区域经济发展阶段的现状，得出北京处于全面工业化向后工业化演变阶段、东部的广东处于全面工业化阶段、中部的湖北处于工业化初期向全面工业化过渡阶段，而尚处于传统经济向工业化初期演变阶段。
经济发展的差距所导致的互补成为区域经济合作提供的基本前提，而区域经济合作是通过发挥各自的比较优势实现共同发展。四省经济发展的差距和阶段性特征以及各自的比较优势给予四省经济合作可能；解决经济欠发达地区的经济低水平发展为区域经济合作提出了必要性；国际经济一体化和国际分工为区域经济合作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
二、四省经济实力的比较
1．GDp与GDp增长速度
从四省经济发展的总量数据GDp和GDp的增长速度来看，福建、广西、云南三省经济总量与广东差距很大。而且，广东与广西和云南的差距整个90年代一直呈扩大趋势。从GDp增长速度来看，1995年以后，四省经济增长速度有着同步趋势。也就是说，如果按照当前的增长速度，云南和广西想赶上或超过广东是不可能的。所以，对于经济欠发达地区来讲，想赶上经济发达地区，必须以提高经济增长的速度和质量，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
表1：四省GDp对比
注：把广东省GDp看着100，其他省GDp占广东GDp的比重。数据来源：历年中国统计年鉴
2．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社会消费品零售衡量国内贸易水平的一个重要指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一方面能反映该地区的消费需求强弱；另一方面也能反映出该地区商业发达和集聚程度，是该地区需求和供给实现对接的重要方式。
从图2上可以看出，福建、广西、云南三省与广东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差距很大。用2003年的数据比较，广东分别是福建、云南的三倍，是广西的6倍。再与GDp总量对比比较，广东的GDp是福建的3倍，是广西、云南的6倍。通过这一简单比较可以看出，除云南外，其他三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与GDp的关系基本一致。云南相对较高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有着其他原因。另外，1995年以前，福建、广西、云南三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变化趋势几乎一致，1996年以后，广西增长速度趋缓。
3．资本形成与固定资产投资
在资本形成中，固定资产投资占非常大的比重。剔除存货以后，四省资本形成总额与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变化趋势基本一致。投资需求是拉动经济增长最活跃的因素，也是形成新的生产能力的最基本手段。
4．工业总产值
从供给的角度来说，工业总产值代表了工业企业的供给能力和参与市场竞争能力的大小。从图5可以看出，福建、广西、云南三省的工业企业依然处于较低的发展水平上。
表2：四省具有优势的工业行业对比
资料来源：刘满平，“泛珠江”区域产业梯度分析及产业转移机制构建，《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04年11期。
从表2可以看出，四省工业行业存在明显的发展梯度，而且具有一定的互补性。广东、福建处于高层，广西、云南处于工业梯度的底层。梯度的存在为区域经济合作中的产业转移提供了前提条件。
5．进出口贸易总额
进出口贸易总额代表了该省对外经济开放程度。从图6可以看出，广东的进出口贸易总额在1995年以后增长迅速，与其他三省的差距愈来愈大。虽然福建是著名的侨乡，有着全国第二的海岸线和100多个港口。但是，从该省进出口贸易总额来看，这些便利和优势没有得到充分的利用。作为地处内陆山地和经济欠发达地区的云南、广西，对外进出口总额在90年代中期以后几乎没有大的改变。
6．结论
①四省经济总量差距很大。广西、云南与广东的差距从总量上看在90年代和21世纪初有着进一步扩大的趋势。②广西与云南具有很强的一致性。③从需求角度来看固定资产投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进出口贸易总额大致反映出地区经济总体差距水平。④四省GDp的增长速度，在90年代中期以后有着趋同的变化。在GDp增长速度变化趋势一致的情况下，GDp总量的扩大依然是增长速度存在差距。所以，经济欠发达地区要赶上或超过经济发达地区必须以更高的速度增长。
三、四省产业结构分析
1．四省三次产业占GDp比重对比分析
从各省三次产业占GDp比重变化情况来看，四省第一产业都呈下降趋势，说明如果按照当前的发展模式第一产业在拉动GDp增长上已经没有潜力。四省第二产业占GDp的比重略有波动，但变化不大。第三产业都呈现比重增大的趋势，说明经济结构正在向第三产业为主的方向调整。
除广西外，其余三省的产业结构都是二、三、一的结构形势。广西，第二、第三产业占GDp比重差距不大。
2．三次产业就业、固定资产投资构成
四省第一产业固定资本形成总额，以2002年数据看，绝对数除广东外，其他三省都在增加，而且福建增加的速度很快，2002是1995年的5倍。所占比重除广东有下降趋势外，其他三省都有一定程度的上升，其中福建增长最快，从1995年的3.17增加到2002年的7.84，增加了4.6个百分点。
四省第二产业固定资本形成总额所占比重都呈现下降趋势，结合第二产业产值占GDp比重变化情况。在固定资本形成总额所占比重下降的情况下，产值所在比重变化基本稳定，说明四省第二产业的投资效率有了一定程度的提高。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为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有了一定的改善。
四省第三产业固定资本形成总额所占比重都在上升。而且所占比重已经超过了第一和第二产业，而第三产业的产值比重却低于第二产业。说明四省产业结构的调整依然处于从二、三、一结构向三、二、一结构调整的过渡阶段。也说明了第三产业的资本产出效率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经济结构的调整和经济发展模式的选择必须结合该地区的要素禀赋特点。在中国这个人力资源非常丰富的国家，各地区的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模式的选择的技术进步路线应该是以大量的劳动与少量的资本的结合的方式。所以，四省三次产业就业人员的变化情况就值得加以研究。
在四省三次产业的就业人员构成中，第一产业依然是第一位的。第一产业的产值和固定资本所占比重都在下降，而第一产业为中国经济发展中解决就业所做的贡献是非常巨大的，换句话说，在第一产业就业的劳动力（主要是农民）不得不被束缚在家乡的土地上，获得微薄的收入，而其所面对的工业制成品的价格却和城市居民一样，这也说明中国的城市化水平依旧很低。伴随工业化进程的加快和产业结构的调整，农村居民从第一产业中转移出来是中国经济发展今后所要面临的一个必须解决好的重大问题。
广西、云南两省第一产业就业比重非常大，超过第二、第三产业就业比重之和。广东、福建虽然也出现出第一产业就业比重大的问题，但是，二、三产业就业比重差别不大。四省一个共同特点就是第一、第二产业就业比重呈现下降趋势，第三产业就业呈现上升趋势。说明，随着产业结构的调整，劳动力资源向第三产业转移。
将就业结构和三次产业产值联系起来考察，广西、云南第一产业劳动生产率与广东、福建相比存在一定差距，第一产业就业偏高和产值较低，直接导致该地区第一产业就业人员收入水平低下。
云南第一产业比重超过70％，广西次之也达到60％。大量的劳动力，少量的资本和较低的产出，说明广西、云南第一产业的效率是非常低的。而且，农业经济特征明显。
虽然第三产业就业、产值、固定资本形成比重都在增加。但是，第三产业主要以传统的流通与服务业为主，为现代农业、工业服务的金融、通讯和信息新兴第三产业比重低，现代化水平不高。这种超前发展而现代化水平低下的第三产业对今后的经济发展将带来消极的影响。
四省第二产业产值比重变化不大，但是就业和固定资本形成比重却出现下降趋势。广东第二产业产值比重超过50％，说明广东工业化程度最高。云南的产业结构是二、三、一，第二、第三产业产值比重差距不大，这并不意味着云南的经济结构调整已经达到比较高级的阶段。云南产业结构呈现的第一产业发展而不发达、工业化水平较低以及第三产业快速发展的格局，只能说明云南依然处于工业化的初级阶段，传统形势的快速发展的第三产业很难形成经济增长的持久支撑点。
表3：四省第三产业中具有优势的行业分类对比
资料来源：刘满平，“泛珠江”区域产业梯度分析及产业转移机制构建，《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04年11期。
第三产业发展一般要经过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商业和交通通信产业发展阶段；第二阶段是金融保险业和社会服务业发展阶段；第三阶段是科技教育和信息产业迅速崛起阶段。
从表3可以看出，广东处在第二阶段，并逐步向第三阶段迈进；福建处于第二阶段；广西、云南处于第一阶段。
四、四省对外开放程度比较
1．进出口贸易占GDp比重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以及国家全面对外开放的时代，一个地区的对外开放程度已经成为促进其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也成为衡量一个地区经济实力的重要指标。
注：进出口贸易总额单位是亿美元；GDp单位是亿元人民币。
外贸依存度是指一定时期一个国家或地区对外贸易总额占该国（地区）GDp的比重，它是衡量一国（地区）贸易开放程度的一个基本指标，也是反映一国（地区）与国际市场联系程度的标尺。
从图12可以看出，四省外贸依存度，广东最高，广西、云南最低。如果进出口总额按人民币记价，广东的外贸依存度可以达到60％，而广西、云南只能达到8％左右。
可以看出，广东、福建与国际市场有着较高的联系程度，而广西、云南与国际市场的联系程度要低的多。
2．利用外资
外商直接投资（FDi）所形成的资本是最有活力的资本。FDi带来的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以及当前流入中国的FDi所带来的国际市场的开拓对经济增长有着重要的影响。FDi流入发展中东道国具有的资本积累效应对东道国的经济增长的影响存在两种可能性，一种是FDi与国内资本之间存在替代性，那么这种影响对东道国经济增长的作用就会微乎其微，因为中国接近20万亿人民币的居民储蓄存在要比500多亿美元的FDi对国内经济发展从资本供给的角度来说要大的多。另一种是FDi与国内资本之间存在互补性，那么FDi流入对东道国经济增长有着较大的影响。
FDi所具有的技术扩散效应，是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进行技术扩散的主要载体之一。此外，通过“看中学”效应，FDi能够提高发展中东道国国内的人力资本、改善东道国国内公司的知识诀窍和管理水平。FDi还对发展中国家存在制度变迁的效应，卓有成效的制度变迁推动和促进经济增长。
从图13可以看出，广东引进FDi的规模远远大于广西、云南。FDi是一个对投资环境最敏感的资本形式，作为FDi主体的跨国公司在寻求投资地时，处于利润最大化考虑，必然会流向投资回报率高的地区。而影响投资汇报率高低的因素绝不是吸引外资的政策的优惠程度。可见，广西、云南在利用外资方面与发达地区相比还有许多工作要做。
五、四省经济发展合作的基础
区域经济合作是区域经济利益增长要求在空间上的具体体现，是突破单个区域资源与生产率限制的有效途径。区域经济合作是建立在经济规律作用下各区域的发展差异－优势互补－利益共赢之上的。区域经济合作的目的就是为了充分利用区域内成员间生产要素的差异性以及产业结构上的互补性，通过生产要素和产业结构在地区间的转移，最大限度地发挥差异性生产要素的聚集效应，实现经济效益的最大化，提升整个区域的综合竞争力。
从前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四省经济发展的差异性非常明显。按照经济发展阶段理论，广东处于全面工业化时期，而广西、云南依然处于工业化的初级阶段向全面工业化过渡时期。
表4：区域经济发展阶段的一般特征
资料来源：李娟文、王启仿，区域经济发展阶段理论与我国区域经济发展阶段现状分析，经济地理（4），2000。
决定四省经济合作科学性和合理性的是三大产业运动规律：产业阶梯式上升规律、区域产业成长不平衡规律、产业区域循环规律。
1．产业阶梯式上升规律
从战后新兴工业化国家的经济成长进程看，产业一般沿着轻纺消费资料加工业－重化工业和基础产业－技术密集产业－服务业－知识产业－文化产业的产业序列成长。
经过20多年经济改革开放的准备和积累，四省经济已处于与快速工业化起飞的前夜，广东已进入全面工业化时期。伴随着进入快速工业化的轨道，产业在区域间转移、流动也必然会进入活跃期，此时推动区域间的经济合作，既是顺应区域经济发展新趋势、新要求，也必定大大推进区域经济合作和发展。
2．区域产业成长不平衡规律
由于各地区工业化起飞时间不一样，工业化起飞条件和背景的差异性，导致地区间产业成长的不平衡性（见下图）。
图14：四省发展不平衡与差异性格局
发展的差异性和产业成长的不平衡性，为区域经济合作提供互补共赢的可能性和区域合作的前提。
3．产业国际（区域）循环规律
区域发展的差异性和发展的不平衡性，往往会反映在产业运行要素成本和交易成本的高低差距上。在开放格局下，在企业追求利益最大化的驱动下，会引致产业在区域间的流动、传递和转移。一般而言，产业会从梯度高的区域向梯度低的区域流动或转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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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美]麦克尔・p・托达罗：《经济发展与第三世界》，印金强等译，中国经济出版社，1992年。
[5]王小鲁,樊纲：《中国地区差距的变动趋势和影响因素》，《经济研究》，2004年01期。
区域经济发展阶段篇4
关键词：区域经济；协同发展；驱动机制
从概念层面分析，区域经济的协同发展，是指对相邻区域的经济发展情况进行系统性分析，通过资源的合理配置，推动各个区域经济的共同发展。推动区域经济协同发展，是实现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重要举措，也是推进共同富裕的有效措施。在这个过程中，需要将各个区域放在平等的位置，坚持客观公正，通过内部子系统与外部系统的互动，推动相互协作，实现整体发展。
一、区域经济协同发展的理论依据
协同理论对于区域经济发展有着不容忽视的指导作用，主要体现在几个方面：一是区域经济的发展不可能独立进行，任何一个区域想要获得长远稳定发展，就必须对外开放，推动人才、技术、资金、信息等的自由流通；二是在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一方面需要对区域之间的良性竞争与合作关系进行维持，另一方面需要确保各个区域的高度自主性，对区域经济持续发展的内生动力进行强化和巩固；三是区域经济协同发展需要满足客观事实，不能盲目进行，通过合理有效的措施，实现经济的有序发展，提升经济运作效率[1]。协同理论为区域经济的协同发展提供了理论支撑，也为深入探究区域经济协同发展的驱动机制奠定了理论基础，对于相关部门而言，想要真正对区域经济协同发展的驱动机制进行明确和完善，就必须做好全面细致的分析，尊重驱动因素在经济发展中的推动和促进作用，分析区域经济协同发展中的序参量，提升驱动机制的可靠性和有效性。
二、区域经济协同发展的驱动因素
1.区域比较优势。在区域经济协同发展中，自然资源、技术、土地、劳动力、资金等共同构成了区域比较优势，是区域经济协同发展的主要驱动因素之一[2]。在区域经济协同演变的过程中，不同的演化阶段所对应的区域比较优势也有所不同，其演化特征包括：（1）静态向动态的转变。初级阶段的区域比较优势为核心层、中心层和层的静态比较优势，高级阶段的区域比较优势则可以根据实际需求进行适应性变动，属于动态比较优势，能够依照大区域经济发展中的整体效率要求，对子区域的资源配置进行即时调整。（2）资源向知识的转变。资源型比较优势主要是通过对自然资源的开发和利用，推动区域经济发展，知识型比较优势则是通过能够体现区域核心竞争力的高级要素，如信息、技术、经验等，带动区域经济的持续发展，与自然资源等初级要素相比，高级要素和核心带动作用更强。同时，在初级阶段，区域经济一般都是依靠自然资源进行产品的开发，比较优势的核心是自然资源，信息、技术等高级要素的作用并没有真正体现出来，具备较大的提升空间，同时也需要对区域经济协同发展的状况进行改善；在中级阶段，依靠区域比较优势，各个区域都加强了对于产业分工的重视，加强了与其他区域之间的协调与配合，推动了经济发展结构的持续调整，使得大区域内的经济发展环境更加稳定，为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更多的机会。在这种情况下，资源等初级要素的作用逐渐被知识、信息等高级要素所取代，区域经济协同发展的状况有了很大改善[3]；而在高级阶段，区域经济的发展逐渐稳定，需要做好发展要素的合理规划和配置，形成区域自身的区域比较优势，确保其能够根据实际需求进行动态调整，从而使得经济子系统之间的协同作用大大增强。2.区域经济联系。一方面，区域经济联系的强度和能量损耗直接决定了其演化阶段，对应了区域经济协同发展的不同阶段，从整体层面分析，区域经济联系在不断的演化过程中，表现出了几个比较显著的特征，一是强度的提升，区域之间的经济联系越发紧密和牢固，子系统之间相互依赖和相互影响的程度大大提升；二是损耗的降低，区域经济联系的效果越好，能量的损耗也越少，实现了对于有限资源的充分利用，减少了资源浪费问题。另一方面，区域经济联系使得信息的交流变得更加便捷和高效，完善的信息支持也使得区域经济的发展更加合理，逐渐由初级协同向着高级协同的方向转变，区域经济协同发展的趋势越发显著。如果区域逐渐能够形成完全通畅的要素流动，则不仅可以实现资源配置的最优化，降低能量损耗，还可以实现对区域经济的高度整合，完成协同跃升[4]。3.区域产业分工。在演化过程中，区域产业分工呈现出几个比较显著的特诊，一是持续优化的分工模式，从原本的杂乱无章变为规则有序，产业分工更加明确也更加合理；二是持续增加的子系统数量，各个区域基本上都开始融入到了大区域经济的分工协作中，需要明确的是，子系统始终都处于大区域产业分工中，并不存在逐步加入产业分工的情况；三是持续弱化的个体特征。与网络整体不而言，子系统的个体特征在产业分工过程中逐步弱化，更多地突出了整体效率[5]。
三、区域经济协同发展的驱动机制
针对上述三种主要驱动因素，虽然明确了其各自的演变特征和动态作用机理，但是从构建完善驱动机制，推进区域经济协同发展的角度分析，需要深入研究系统序参量的识别问题。1.驱动因素间的序参量识别。三种驱动因素都可能成为系统序参量，而实际上，在区域经济协同发展的不同阶段，系统序参量会出现动态变化，遵循区域比较优势—区域经济联系—区域产业分工的动态演变规律。在初级协同阶段，子系统之间尚未建立起紧密的联系，产业分工也没有形成，子系统个体特征显著，区域比较优势是决定子系统发展的关键因素。换言之，在这个阶段，系统序参量是区域比较优势。在中级协同阶段，子系统之间的经济联系逐步加强，个体特征持续减弱，区域经济联系与区域产业分工在大区域经济发展中的推动作用越发凸显，也使得系统序参量产生了动态变化，在这种情况下，系统序参量相对模糊，既可能是区域经济联系，也可能是两种或者三种驱动因素的融合。在高级协同阶段，经济子系统的区域比较优势更加明显，区域经济联系也得到了强化，区域产业分工成为了系统序参量，这也是实现整体功能大于局部功能之和的关键驱动[6]。2.驱动因素间的协同作用。伴随着区域经济协同阶段的变化，系统序参量也会发生相应的转变，而无论系统序参量是三种驱动因素中的哪一种或者哪几种，驱动因素之间的协同作用始终是实现序参量与相关变量可靠连接的重要纽带，不仅充分体现了协同学伺服原理的经济学内涵，同时也成为了决定系统协同演变的关键环节。驱动因素之间的协同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区域比较优势与区域经济联系的相互促进。区域比较优势是由资源禀赋决定的，能够推动不同区域之间区域经济联系的建立，而可靠的区域经济联系又会反过来锐化区域比较优势。在区域间，要素的交流主要用来商品贸易，而在利益的驱动下，各个区域会加强相互之间的经济联系。与此同时，区域经济联系使得不同区域的比较优势得到了更好的发挥，可以实现优势互补，共同发展。（2）区域经济联系与区域产业分工的相互引导。子系统之间的信息传输使得反馈的数据量不断增大，在这种情况下，需要加强必要的引导工作，实现对经济系统的优化和改善，以保障了分工的合理性和科学性[7]。不仅如此，通过对区域产业分工的优化，可以提升产业结构的合理性，实现资源的科学分配，对子系统的要素流动可以得到持续改进，形成良性循环，从而实现区域经济联系与区域产业分工的共同升级和转变。（3）区域产业分工与区域比较优势的相互依托。区域产业分工与区域比较优势是相互提托的关系，前者是后者的保障，后者则是前者的依据。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中，想要切实提升区域产业分工的水平，需要以区域比较优势为依托，确保其能够参与到产业分工中，使得区域在经济系统中发挥出最为高效的节点作用，而保证节点的稳定性，则是实现大区域经济系统高效性的关键。区域产业分工可以为节点的规划设置提供指导，并且为区域比较优势的充分发挥提供良好的保障。可以说，区域产业分工和区域比较优势互为基础，相互依托[8]。
总而言之，在区域经济协同发展中，应该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构建完善的驱动机制，针对不同的协同阶段，采取差异化的发展策略。在发展初期，应该强调区域比较优势，提升核心竞争力；在发展中期，应该完善要素流动机制，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强化区域经济联系，构建起高校的信息交流机制；在发展后期，应该优化区域产业分工，为区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不同的区域应该结合自身特点，选择相应的产业转移模式，从改进大区域经济的整体效率出发，构建区域间产业协调机制。
作者:梁卫平单位:陕西国际商贸学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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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经济发展阶段篇5
[关键词]信息服务业GDp发展阶段
[分类号]G350
1 引 言
“十一五”期间是我国实现软件与信息服务业跨越式发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和谐社会和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关键时期。为推动我国各地区信息服务业发展，我国地方政府纷纷出台了各种信息服务产业发展政策。本文将借助对各地区信息服务业政策发展阶段系数这一新指标的引入和分析，探讨我国地方政府信息服务业发展政策的经济社会发展基础和具体定位。
2 信息服务业各产业领域的经济环境分析
信息服务业是典型的生产行业，它一般是通过信息的收集、存储、加工、传递、交流，向社会提供各种信息产品或服务。因此，信息服务业的发展与本国本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环境密切相关。与之对应的，不同地域的信息服务业发展政策也必然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本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
在文献[2]中，通过对我国各地区信息服务业的“十一五”发展规划的内容分析，解析出了当前我国地方政府发展信息服务业的24个热点区域。为方便进一步分析，首先计算各产业领域所涉及地区的人均GDp，如表1所示：
其中在“十一五”规划中提及“软件与信息服务外包”的7省市(北京、黑龙江、湖北、江苏、陕西、上海、浙江)，2007年人均GDp分别为57431元、18463元、14733元、32985元、12843元、65473元、35730元则软件与信息服务外包这一领域所涉及地区的人均GDp为其算术平均数33951.14元。
文献[2]将信息服务业24个发展热点领域按照东中西部省份的关注程度不同以及产业层次的不同，通过层次聚类分析划分为5大类，即“东部应用类”、“中西部应用类”、“网络基础类”、“政府基础类”和“数字内容产业”。通过表1可以看出，东部应用类和中西部应用类所涉及区域的人均GDp差别最明显，分别位于表的前后两端。网络基础类和政府基础类处于中段，但网络基础类所涉及区域的人均GDp依然普遍高于政府基础类。基于表1的数据，进一步使用每一类产业领域中各热点领域GDp的平均水平估算了5类热点领域所涉及地区的人均GDp值。表2显示了上述4个类别所包含的产业领域所涉及地区的人均GDp情况：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当前我国地方政府信息服务业发展政策的研究和制定与本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即经济环境密切相关。人均GDp高的发达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较高，传统信息服务业领域，如物流信息服务、中介信息服务等发展已具相当规模，同时，这些地区已普遍进入工业化进程的后期阶段，北京、上海等地区更已进入了后工业化阶段。在这些地区，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已初具雏形，本地区的经济水平和产业布局决定了当地经济社会发展迫切需要能够进一步推动产业结构升级的“软服务”。在这种情况下，具有高渗透性和高附加值特点的软件信息服务业和金融信息服务业等成为地区信息服务业发展的重点领域。
与此同时，我国大多数欠发达省份还处于工业化进程的初期或中期，产业结构中，第一、第二产业尚占据较大成分，因此，旨在推动农业和制造业发展的三农信息服务、物流信息服务、地理信息服务、科技信息服务、信息咨询与信息中介等产业领域成为地区发展信息服务业的迫切需求。此外，受到中西部地区信息服务业发展的基础设施建设较为薄弱，居民信息素养不高、可获取信息资源有限等实际情况的制约，大力发展社区信息服务以及信息资源的开发利用，也成为这些省份制定信息服务业政策的考虑因素之一。3各地信息服务业发展阶段的政策分析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地方政府提出的发展信息服务业热点领域，与本地区国民经济发展水平密切相关，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的地方政府发展信息服务业的政策侧重点具有明显差异。这提示我们，信息服务业各领域所涉及地区的人均GDp这一指标，在很大程度上指示了这些领域所处的信息服务业的不同发展阶段。基于上述分析，可以进一步从政策分析的角度估算各地区信息服务业的发展阶段系数。具体方法是，用各地方省份的产业政策中涉及的信息服务业领域的人均GDp的均值，表示该地区的信息服务业发展阶段指数。从这一指标的具体含义来说，一个地区的信息服务业发展阶段系数越高，说明这一地区的信息服务业热点领域所涉及地区的人均GDp水平越高，也就是说，这一地区的信息服务业发展阶段与高度发达地区的信息服务业发展阶段相近。
在之前的研究中，通过对“十一五”规划中相关政策表述的内容分析，将我国各省市自治区的信息服务业发展政策中的热点区域列举，如表3所示：
将各产业热点领域所涉及地区的人均GDp值代入计算，可以得到各地区信息服务业发展阶段系数，如表4所示①：
从表4可以发现，就信息服务业发展政策而言，从地区间横向比较的角度看来，当前我国各地区信息服务业的发展阶段系数并不相同，反映出各地区间信息服务产业发展的层次和水平的差异比较显著；从地区内部经济运行情况与产业发展阶段系数的对比来看，我国各地区的信息服务业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并不完全相同，有些地区的信息服务业滞后于经济发展，有些地区则领先于经济发展水平。以下使用定位图的分析方法，并以发展阶段系数为纵轴，经济发展水平(人均GDp)为横轴，描述我国不同省市自治区信息服务业的发展阶段系数和本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人均GDp)的比较情况，如图1所示：
图1中，四个象限的划分以我国各省市区信息服务业的发展阶段系数和人均GDp的均值为界限。由此，可以将我国各地区的信息服务产业发展政策制定策略划分为4类：
第一象限中，一些发达省市，包括上海、北京、浙江、江苏、天津5省市，经济发展程度和信息服务业发展阶段系数都很高。表明这些地区的信息服务业和经济发展处于一个相互促进、良性互动的发展状态，即经济发展的高水平推动高附加值、高感应度的信息服务业领域，如软件信息服务业、金融信息服务业等的发展；而这些产业领域的发展，又会促进本地区经济的进一步转型和产业升级。
第二象限中，少数中西部欠发达省份，如重庆和湖南，其经济发展程度不高，但是信息服务业发展阶段系数很高。这些省市的地方政府制定的信息服务业规划中，信息服务业发展的热点领域更加偏向于第一类发达省份。这说明，这些地区的政府信息服务业发展政策采取了一种超前发展的策略。其目的在于：通过超前发展与东部发达地区相同或相似的现代信息服务业，创造产业升级和经济转型的良好环境。这种策略的优势在于：一方面，可以通过优先发展高精尖的信息服务产业领域，达到提升本地区产业层次的目的；另一方面，也可以通过发展与东部产业集群相匹配的信息服务业，营造良好的招商引资环境，吸引东部发达省份和发达国家先进制造业入驻本地区。
第三象限所包含的省市区个数最多，这些省份大多为我国中西部较不发达省份，且其信息服务业发展阶段也比较落后。其中，四川、湖北、河南、黑龙江、安徽、山西、陕西、海南8省市的策略非常接近，在图中形成了一个密集区域(虚线圈出)，这些省份的经济发展水平和信息服务业发展阶段系数非常接近，其政策指定的基本导向也与重庆和湖南两地相似，即试图通过大力发展先进信息服务业，创造产业升级和招商引资的良好环境，从而拉动经济的发展。
第四象限中，个别发达省份，以广东为典型代表，其经济发展水平较高，但信息服务业发展阶段系数却不高。这说明，这些省市区的信息服务业政策制定与其他省市相比而言，具有滞后于经济发展的特点。当然，这种滞后不能简单地解释为其政策落后于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而需要结合当时当地的具体环境进行分析。以广东为例，虽然其经济发展总体水平与江苏、断江等地持平，但其省内除珠三角以外的广大腹地经齐发展水平并不高，故在其信息服务业发展规划中，还着重强调要发展三农信息服务和公共信息服务等为广大欠发达地区提供支持的具体领域。此外，山东、辽宁、福建、内蒙古4省区的经济发展水平较高，但目前言息服务业发展阶段系数较低，这说明上述4省区的言息服务业发展尚有较大的政策提升空间。以内蒙古勾例，该区近年来以能源为导向的工业发展非常迅猛，下一步，需要通过扶持和培育一批优秀的面向能源和刚造业技术改造与信息化的信息服务企业，以保障该区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区域经济发展阶段篇6
[关键词]首都新机场；临空经济；区域经济影响
[中图分类号]F12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6432（2014）51-0010-02
1临空经济与区域经济发展相互作用机理
国内外研究临空经济与区域经济的相互作用机理，主要从临空经济对区域经济的发展阶段、对区域经济增长极的作用以及对区域空间重构三个方面来考量。
1.1临空经济与区域经济阶段互动关系
区域经济直接影响临空经济产业的发展阶段、产业类型、产业效率等等。从机场与区域的关系的演变过程来看，在临空经济发展的初始阶段，机场与区域是两个独立发展的个体，二者在经济方面的互动比较弱，这个阶段的临空产业主要是航空指向的产业；随着航空网络的不断扩大，临空经济进入快速发展阶段，高科技产业、高附加值的制造业迅猛发展，临空经济与区域经济之间的相互作用不断加强；临空经济发展到成熟阶段，以国际会展和商务服务为代表的现代服务业、文化创意产业成为临空经济的支柱产业，有力促进区域经济发展和竞争力的提升。
1.2临空经济对区域经济增长极的作用
临空经济区的经济增长率远高于区域内平均水平。临空经济通过“增长极”的极化和扩散效应带动区域经济的发展。临空经济区的产业在技术、服务等方面具有先进性，能够通过吸引周边地区的资金、技术、人才等要素形成增长极，支配周边地区经济发展。临空产业自我增强后通过扩散效应，将技术、知识、信息等以乘数加速向区域扩散，进而带动区域经济持续增长。
1.3临空经济对区域空间重构效应
机场在空间结构中表现为“点”模式，航空枢纽+周边的交通干线构成“轴带”模式。在“点-轴带”的空间结构中，临空经济产业沿着交通干线组织或扩散，一方面人口和产业向交通干线附近集聚，有利于降低运输成本，促使轴带区域形成区位、投资的优势；另一方面，沿着交通干线布局产业，可以使航空枢纽所在的区域与轴带区域保持紧密的联系。“点-轴带”的发展模式，改变了区域空间发展的模式，重塑了区域空间的结构。
2北京城市经济发展现状
2.1北京步入创新驱动的发展阶段，但区域发展不均衡
2013年，北京人均GDp为9.2万元，折合1.48万美元，已经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北京城市产业发展呈现“服务主导、科技主导”的高端化趋势。北京是全国唯一一个第三产业增加值超过地区生产总值70%的城市，这标志着北京已经步入以服务经济为主导的新阶段。在科技进步和信息化的推动下，适合首都功能和资源特点的现代制造业迅速发展，以高新技术为主导的新型工业结构正在形成，汽车、电子信息、光机电、医药等新的支柱产业逐步确立，传统高消耗、污染型的重化工业正在逐步转移，高端制造和现代服务业共同构成支撑北京经济发展的主导力量。经济实力、产业发展特征都表明北京已经跨越投资驱动的发展阶段，步入创新驱动的发展阶段。
北京区域发展不均衡，南北差异显著。由于自然因素、历史文化等原因，北京南部的发展一直相对滞后。2013年，北京城南的人均GDp仅为北部的1/3，而地均GDp总量更低，约为城北的1/6。南城不仅经济实力落后于北部地区，而且在基础设施、公共服务、产业功能等方面也滞后城北，南北之间发展不均衡。
2.2北京产业呈现“两城两带、六高四新”格局
《北京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北京市将提升高端产业功能区辐射力，积极培育高端产业功能新区，构建“两城两带、六高四新”的创新和产业发展空间格局，成为全市高端产业发展的重要载体。“两城两带”，是指中关村科学城、未来科技城、北部研发服务和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带、南部高技术制造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带。“六高”是指中关村、亦庄、CBD、金融街、奥林匹克中心区、临空经济区等6大高端产业功能区。“四新”，则是指通州高端商务服务区、丽泽金融商务区、新首钢高端产业综合服务区、怀柔文化科技高端产业新区。这些高端产业功能新区，是带动北京产业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极。
2.3北京城市“两轴―两带―多中心”的空间结构正在形成
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04―2020）规划北京将形成“两轴―两带―多中心”的城市空间格局。“两轴”是指沿长安街的东西轴和传统中轴线的南北轴。这两条轴线凸显出北京城市的“十字空间构架”。“两带”是指包括通州、顺义、亦庄、怀柔、密云、平谷的“东部发展带”和包括大兴、房山、昌平、延庆、门头沟的“西部发展带”。“多中心”是指在市域范围内建设多个服务全国、面向世界的城市职能中心，提高城市的核心功能和综合竞争力，包括中关村科技园区核心区、奥林匹克中心区、中央商务区（CBD）、海淀山后地区科技创新中心、顺义现代制造业基地、通州综合服务中心、亦庄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中心和石景山综合服务中心等。目前，北京城市发展正在摆脱单中心集聚发展，形成新的城市空间格局。
3首都新机场临空经济对北京城市的影响
3.1推动首都产业结构升级，强化北京世界城市功能
根据国内外世界城市枢纽机场发展的案例，机场的建设往往形成临空产业。属于临空产业的航空产业、现代物流产业、临空高技术产业、科技研发服务、国际商务服务、国际创意设计、国际文化休闲等产业附加值较高，推动首都经济产业高端化、集群化、高值化发展。北京首都国际机场、新机场两个机场的枢纽门户功能，机场形成的临空产业发展带，沿着交通轴线进行产业拓展，共同推动首都产业结构升级。新机场与北京中心城区的交通联系，强化了世界城市的门户功能，通过南中轴，传承并传播世界城市的文化功能、金融功能等相关功能。
3.2构建城南经济增长极，带动南部地区空间价值提升
从北京城市的区域差异来看，城南的经济发展落后于城北的发展。不仅表现在基础设施方面，主要是经济实力。从北京的空间结构来看，首都第二机场将会成为北京“两轴两带多中心”中，南北发展轴的一个新的增长点。随着北京南城开发计划的推进，亦庄（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与大兴区行政资源整合，北京南部地区的发展迎来了良好的政策机遇。首都第二机场的建设，为北京指出新的战略发展空间，直接带动南部地区空间价值的整体提升。同时，为大兴-亦庄提供了构建区域型中心，引领地区发展的有利条件。在北京市“十二五”期间构筑“两城两带、六高四新”的产业战略中，加之首都第二机场的建设，北京南部大兴-亦庄区域已经由过去的城市边缘演变为北京参与区域竞争合作的前沿阵地。
3.3扭转城市“北重南轻”的空间布局，优化产业空间
随着北京新机场的启动，以及南城第二阶段行动计划的开始，北京新发展的亮点逐步向南转移。北京北部、东部、西部新的发展空间有限，而南城包括丰台、大兴、亦庄等区域发展空间巨大。机场的发展与北京城市发展密不可分，二者相互促进。新机场是区域经济发展的新引擎，布置临空经济区，不仅促进北京南城航空物流、旅游业、进出口等方面迅速发展，而且高新技术产业、生产服务业等方面也会产生巨大的带动效应，将会增强北京南部地区经济发展实力，优化北京整体产业布局，缩小“南北差距”。此外，新机场的建设不仅能够促进北京南部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城市规划，而且将会优化南城空间格局，扭转北京城市空间格局“北重南轻”的局面。北京“十二五”期间构筑“两城两带、六高四新”的产业格局，随着机场建设及其发展，“十三五”期间新机场将建设完成，并形成一定规模的临空经济区，这将为北京增加一个临空经济区高端产业功能区，夯实北京南部高技术制造业和战略新兴产业发展带。
3.4增加就业机会，疏解中心城区人口与产业
新机场建设带来的一个直接影响就是就业机会的增加。临空产业发展带来的现代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以及由此形成的产业集群，增加了对不同层次的人才的需求，进而增加了机场区域的就业机会。从北京城市的发展来看，中心城区承担了世界城市的很多功能，集聚了太多的业态、人口。过多的城市人口给城市的交通、环境、居住带来不良的影响，城市功能集中加重了人口集聚。新机场以及新航城的建设，相当于在北京南部城市区域建设了一个新城，具有相对完善的产业体系、完善的公共服务设施，将会吸引中心城区、河北及其他省市的人员来此就业。从某种程度上说，新机场新航城的建设，形成了与北京中心城区的反磁力中心，截留了外省市直接进入中心城区的人口，疏解中心城区的人口与产业。
3.5缩短“空港-城市”磨合阶段，加快港城一体化进程根据首都国际机场与北京城市发展互动的阶段研究，空港-城市之间的关系经历了“空立发展――港城融合”发展过程。同样，首都新机场也会经历类似的发展阶段。新机场从规划、建设时起就朝着一个多功能的方向发展，新航城是作为北京区域经济增长点来建设的。北京目前已经迈入世界城市的行列，并且积累了雄厚的经济实力，对新机场发展有着清晰的目标。而且新机场新航城的定位中就已经体现空港-城市之间的产业、交通的互动，而不是孤立的发展。这样将会缩短“空港-城市”孤立发展的磨合阶段。城市为机场的发展提供资金、技术、人才、产业、政策方面的支持，而机场为城市的产业结构转变、交通基础设施升级、增加城市就业等方面做出重要的贡献。机场与城市之间产业、交通、人才等方面的互动，有力地促进机场融入城市发展中，促进港城一体化，形成双赢局面，形成良性循环，提升空港、城市的竞争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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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曹允春.临空经济―速度经济时代的增长空间[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9.
区域经济发展阶段篇7
（一）核心-边缘理论的理解
对发展中国家的的空间发展规划进行了长期的研究，约翰•弗里德曼（John-Friedmann）提出的核心-边缘理论提出。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经济空间发生了结构性的改变，经济空间结构的变化可以划分成前工业化阶段、工业化初期阶段、工业化成熟阶段和空间相对均衡阶段，通过近年我国经济的飞速发展，文字主要通过第四个阶段，即空间相对均衡阶段（后工业阶段）来看待长三角区域经济。在此阶段中，核心区域对边缘区域的扩散作用在前期的发展过程铺垫下得以加强，由此发展的结果是边缘区域产生出次中心，达到与核心区域原先的同等规模，基本上达到互相平衡的状态。
（二）核心-边缘理论的实际分析
在长三角区域经济格局中，沪宁杭不仅是行政中心，而且是区域中最大的三个城市，上海的作用和地位逐年上升，而南京和杭州的地位在近年的外部和内部环境的作用下，发展地位受到消弱，长三角内部的三边关系不均衡，影响到了长三角城市带中其为重要支撑作用的“核心三角”难以在实际意义上形成。
二、长三角经济区域一体化是经济发展的必然性体现
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中，不同的学者提出了“上海中心论”和“长三角整体论”两种不同的思路。“上海中心论”认为：长三角应以上海为核心，在其发展过程中扩大其对周边地区和城市的辐射能力，将周边地区和城市逐步纳入以上海为中心的经济圈。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上海确实对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上海在长三角中的地位通过区域规划和自身的优势无人能及，但这就并不等于说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应以上海为中心展开。在国际上有学者常称之为“上海经济圈”，这就是我们所持的“长三角整体论”的理论依据。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不是“将周边地区和城市逐步纳入以上海为中心的经济圈”，而是充分发挥长三角各主要城市各自的实力，相互合作，形成合力，共同打造“长三角经济圈”。
三、“桥海经济”下的长三角经济格局
区域经济和各种社会活动进行的空间分布和组合的框架构成了网络空间结构，长三角必须走多核心网络发展的道路，理由重点有三方面：第一，长三角属于大体“匀质”的发展区域，作为上海周边地区的浙江、江苏的经济发展水平和上海相差并不很大，特别是作为上海都市圈或称为长三角都市带成员的浙北、浙东北地区、苏南地区和上海并不存在空间上的二元结构性质。这样我们就可以减弱上海的“极核”作用，充分发挥长三角各主要城市的能动力量，强化各主要城市之间的联系，这也决定了长三角必须走网络型发展道路。第二，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建立起的“二省一市”的行政和经济格局也为长三角地区走网络型发展道路奠定了一定的基础。我们可以充分利用在经济发展过程已形成的各省区的中心城市相对完整的社会经济及政治功能和它们的辐射力量，逐步建立和发展区域经济发展的多“核心”机制，通过加强网络建设，加强彼此之间的合作与交流，从点-线-面方式的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第三，实现长三角的均衡协调发展，深入推进长三角区域经济发展。在“点轴”发展模式造成了区域内多边失衡的结果，导致了长三角目前过分向Z型地区倾斜的发展态势。只有加大区域中各城市联系，加快宁杭发展带的建设，才能缩小沪杭宁之间各边的差距，促进长三角区域经济均衡发展。
区域经济发展阶段篇8
效率导向的区域非均衡发展战略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我国的区域产业结构、产业布局和产业规划等基本上遵从重工业发展和国防安全的需要，区域经济发展具有比较明显的均衡特征。改革开放初期到1980年代末，在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经济建设的实践历程进行深刻反思的基础上，我国政府制定和实施了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的总体发展战略。在当时经济基础非常薄弱、可以利用的经济资源极其短缺的前提下，实现经济的快速增长只能通过非均衡的发展模式，只能通过把有限的资源集中投放在特定的产业部门和特定的经济区域，并通过这些产业部门和经济区域的优先发展带动其他部门和区域的全面发展。鼓励一部分有条件的地区先发展起来，正是关于这一时期区域经济非均衡发展战略的最为简洁的概括，它不但标志着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的根本转变，而且也标志着经济学意义上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的形成。
缩小差距的区域协调发展战略
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基本出发点，就是要处理好东部与中西部地区之间的关系。针对东、中、西部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处理好这种关系实质上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方面是加快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速度，另一方面是加强对中西部地区的支持力度。而这一切都必须在保持东部地区经济和总体国民经济较快发展的前提下进行。
1）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基本途径是适度倾斜与协调发展的结合
作为对区域非均衡发展战略的调整，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必须体现对传统非均衡发展战略的继承，同时，保持国民经济较快发展的需要也要求具有发展优势的东部地区继续发展。所以，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决不意味着以降低东部地区经济发展速度为代价来谋求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另外，广大中西部地区内部相互之间在经济基础和发展环境方面的差异，也决定了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本身也必然具有非均衡的性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基本思想，正是通过适度倾斜与协调发展的结合，逐步实现各地区共同富裕的长远目标。
2）中西部地区要立足于自身优势，大力发展区域特色经济
加快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速度，必须建立中西部地区经济自身发展的基础上。中西部地区幅员辽阔、人口众多、资源多样，各个区域的资源禀赋、区位环境和社会经济基础存在很大差异，又大都具有自己的特色优势产业。这正是推动区域间相互协调、相互补充、开展经济技术协作和市场交流的内在动力。所以，立足于自身优势，扬长避短，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原则，注重发挥自身的优势，大力发展地方特色经济和优势产业，增强自我发展能力，走出一条有自己特点的发展路子，中西部地区才能在日益开放的市场中具有竞争力。
3）加大对中西部地区的支持力度，进一步发展东部地区同中西部地区多种形式的联合和合作
中西部地区的发展，首先必须充分考虑国内外市场的变化，努力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环境，消除区域经济发展的体制障碍。但是，实践证明，单靠市场机制解决不了东西部发展的差距问题。由于西部地区的自然条件、区位条件和经济基础等因素的约束，它们与东部地区的市场主体并非处于同等的起跑线。在这种情况下，只有通过政府的政策和资金投入，才能为实现西部地区的经济起飞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和条件，从而提高西部地区市场主体的竞争实力。同时，东部经济发达地区要采取横向经济联合和对口支援等多种形式，帮助中西部地区和民族地区发展经济。
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的区域统筹发展战略
十六届三中全会首次明确提出了科学发展观，提出了“坚持统筹兼顾，协调好改革进程中的各种利益关系。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的发展方向，强调按照“五个统筹”的原则推进改革和发展，建立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五个统筹”包括的内容是：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其中，统筹区域发展在五统筹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它指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政府从全国区域经济发展格局的角度，通过宏观调控，有重点、分阶段地全面解决各种类型的区域问题，逐步协调区域关系并促进各种类型区域的社会经济发展。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的统筹区域发展战略的提出，标志着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的又一次转变。
（一）区域统筹发展战略的战略部署
1)推进西部大开发
基于西部大开发的实际情况，“十一五”规划纲要提出：“西部地区要加快改革开放步伐，通过国家支持、自身努力和区域合作，增强自我发展能力。坚持以线串点，以点带面，依托中心城市和交通干线，实行重点开发。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建设出境、跨区铁路和西煤东运新通道，建成‘五纵七横’西部路段和八条省际公路，建设电源基地和西电东送工程。巩固和发展退耕还林成果，继续推进退牧还草、天然林保护等生态工程，加强植被保护，加大荒漠化和石漠化治理力度，加强重点区域水污染防治。加强青藏高原生态安全屏障保护和建设。支持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大力发展特色产业，加强清洁能源、优势矿产资源开发及加工，支持发展先进制造业、高技术产业及其他有优势的产业。加强和改善公共服务，优先发展义务教育和职业教育，改善农村医疗卫生条件，推进人才开发和科技创新。建设和完善边境口岸设施，加强与毗邻国家的经济技术合作，发展边境贸易。落实和深化西部大开发政策，加大政策扶持和财政转移支付力度，推动建立长期稳定的西部开发资金渠道。”
2)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
“十一五”规划纲要中针对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提出：“东北地区要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和国有企业改革改组改造，在改革开放中实现振兴。发展现代农业，强化粮食基地建设，推进农业规模化、标准化、机械化和产业化经营，提高商品率和附加值。建设先进装备、精品钢材、石化、汽车、船舶和农副产品深加工基地，发展高技术产业。建立资源开发补偿机制和衰退产业援助机制，抓好阜新、大庆、伊春和辽源等资源枯竭型城市经济转型试点，搞好棚户区改造和采煤沉陷区治理。加强东北东部铁路通道和跨省区公路运输通道等基础设施建设，加快市场体系建设，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扩大与毗邻国家的经济技术合作。加强黑土地水土流失和东北西部荒漠化综合治理。支持其他地区老工业基地的振兴。”
3）促进中部地区崛起
“十一五”规划纲要给予中部崛起问题以充分的关注。提出：“中部地区要依托现有基础，提升产业层次，推进工业化和城镇化，在发挥承东启西和产业发展优势中崛起。加强现代农业特别是粮食主产区建设，加大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增强粮食等大宗农产品生产能力，促进农产品加工转化增值。支持山西、河南、安徽加强大型煤炭基地建设，发展坑口电站和煤电联营。加快钢铁、化工、有色、建材等优势产业的结构调整，形成精品原材料基地。支持发展矿山机械、汽车、农业机械、机车车辆、输变电设备等装备制造业以及软件、光电子、新材料、生物工程等高技术产业。构建综合交通运输体系，重点建设干线铁路和公路、内河港口、区域性机场。加强物流中心等基础设施建设，完善市场体系。”2006年4月，中央进一步下发了关于中部崛起的有关文件，提出在中部建成“三基地一枢纽”，以中原城市群、武汉城市圈、长株潭城市群、皖江城市带的建设带动中部六省整体的发展。四大城市群的建设正式进入中国宏观发展战略的视野，这既可以看作中部崛起战略从理论层面走向实践层面的一个重大标志性事件，也暗示着中部战略一开始便有了“后发优势”。
4)鼓励东部地区率先发展
对于东部地区的发展不能采取遏止的措施，而应是将战略重点转移的同时，鼓励其自行发展，抓住时机，率先实现现代化。“十一五”规划纲要提出：“东部地区要率先提高自主创新能力，率先实现经济结构优化升级和增长方式转变，率先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率先发展和改革中带动帮助中西部地区发展。加快形成一批自主知识产权、核心技术和知名品牌，提高产业素质和竞争力。优先发展先进制造业、高技术产业和服务业，着力发展精加工和高端产品。促进加工贸易升级，积极承接高技术产业和现代服务业转移，提高外向型经济水平，增强国际竞争力。加强耕地保护，发展现代农业。提高资源特别是土地、能源利用效率，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继续发挥经济特区、上海浦东新区的作用，推进天津滨海新区开发开放，支持海峡西岸和其他台商投资相对集中地区的经济发展，带动区域经济发展。”
对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的评价与展望
纵观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的演变，基本上经历了非均衡发展战略―协调发展战略―统筹发展战略三个阶段。不同演变阶段，既体现了作为发展战略必须具有的继承关系，也体现了随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对发展战略所作出的必要的调整和完善。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我国的区域发展战略基本上遵从重工业发展和国防安全的需要，具有比较明显的均衡特征。但是由于区域均衡发展战略忽视了各个区域自身的发展优势，导致区域经济活力不足、效率低下和整体发展速度迟缓等一系列问题，所以，改革开放之后，在以提高经济效率为基本目的的大背景下，我国从根本上改变了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区域均衡发展战略，实行非均衡的区域发展战略。国家将发展重点向东部沿海地区尤其是重点开放地区倾斜，从而加速了沿海地区经济的高速增长，并进而促进了我国总体经济的快速增长。然而，随着非均衡发展战略的全面实施和市场自发作用的逐步增强，区域发展差距问题开始凸现并日趋严重，促使社会各界对这种战略本身进行反思，并催生出以处理好东部与中西部发展关系问题为核心内容的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同时，结合改革和发展过程中所出现的社会、资源、生态和环境等方面的问题，统筹处理改革进程中的各种关系包括区域之间的关系，其重要性越来越被社会各界所认同。在这种情况下，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的区域统筹发展战略应运而生。
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的演变，反映了社会各界特别是决策层不断总结区域发展的经验教训，对区域发展内在规律认识的逐渐深入，也从一个特定的角度反映了我国人民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探索过程。
从三个阶段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的内容看，它们相互之间既有共性，又不乏各自的特性。从特性的角度观察，非均衡发展战略、协调发展战略、统筹发展战略，在战略理念、战略重点、运作机制等方面都存在着明显的差异。
从共性的角度观察，在战略目标上，三个阶段的发展战略的提法虽然有所不同，但都是以实现我国经济健康、持续、快速发展为基本目标；在战略原则上，非均衡战略注重东部地区的发展，协调战略注重西部地区的发展，统筹战略更加注重东北和中部地区的发展。虽然不同阶段的侧重点不同，但是不同战略都坚持一个基本的准则，即以发挥地区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来促进区域整体经济实力的增强；在战略推行上，三个阶段的发展战略都遵从了由点到线再到面、从局部到总体、从量变到质变的发展思想；在具体操作上，三个阶段的发展战略都强调通过政策倾斜和要素投入，来推动特定区域的超前发展。
总之，改革开放近三十年以来，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的演变过程是有承继性和转折性的。如果从战略形成到战略执行的时间跨度观察，战略演变的三个阶段之间并不存在明确的界限，特定阶段新的发展战略的实施，并不绝对拒绝和排斥上一阶段发展战略及其相关政策继续发挥作用，只是在不同的阶段发展战略有所侧重。这也正是部分学者提出诸如区域非均衡协调发展战略、区域协调统筹发展战略等观点的原因所在。这个判断在战略实施的空间模式方面表现的非常突出。点轴开发模式、“菱形”发展模式、“开”字型发展模式、三沿战略、四沿战略、三环战略等，显然既可以被理解为非均衡发展战略的空间模式，同时也可以被理解为协调发展战略的空间模式。
特别应当指出的是，考虑到发展战略对特定区域发展和总体国民经济发展所具有的重大影响，不同阶段区域发展战略之间的这种承继性和包容性，正是避免由于发展战略在较短时期内发生巨大转折，从而引致经济运行和社会活动的不正常震荡的必然要求，也是保持经济社会稳定发展的必然要求。
区域经济发展阶段篇9
关键词：动力分析；布局演化；山东半岛
资源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基本物质条件，而资源的稀缺性要求我们把有限的资源合理配置到众多领域，用最少的资源耗费，生产出最适用的商品和劳务，以实现资源的最佳利用，满足人们的各种需要。产业是一定技术水平下特定资源的空间集合，是社会分工的产物。因此，产业布局从实质上讲为一定技术水平下生产要素及资源的空间配置。海洋产业是依托海洋资源和空间开发进行的各类经济活动的集合，是陆地产业向海洋的延伸。海洋产业布局从本质上讲和产业布局并无较大差异，只是将空间位置限定于近海、近岸、海岸带等海陆交接地带。因此，研究海洋产业的布局既要遵循陆地产业布局的规律，又要考虑海洋产业自身的特性。
一、海洋产业布局演进的动力因素分析
海洋产业作为一个独立的系统，其布局的演进即海洋系统从无序形态到有序形态的过程，是海洋产业的空间结构从初级的不完善发展到一种完善的、系统的空间结构的过程。影响海洋产业布局升级的动力因素可以分为传统的陆地产业布局演进因素和具有海洋性的布局演进因素。传统的动力因素简而言之是指海洋产业作为经济产业而兼具的动力因素，是一种基于大多数产业演进研究的共性分析；海洋性的动力因素主要是指区别于其他传统产业的驱动海洋产业布局演进的因素，是形成海洋产业布局特殊性的关键因素。
（一）影响海洋产业布局演进的传统因素
一般而言，产业布局总是处于动态演进过程中，表现为地域空间上的不断变化和不断优化。海洋产业可以看做陆地产业向海洋的延伸，因此海洋产业在布局上和传统产业布局存在一些共性，主要表现在都遵循产业集聚规律并且都存在产业地域分工现象。产业地域分工是指在某地区按某一优势生产部门实行专业化生产，地域分工发展的必然结果是产生专业化的经济区。关于产业布局演进的动力因素研究一直是国内外学者的研究热点。本文在综合已有研究结果的基础上，把影响产业布局演进的传统因素分为以下两种。
1.内部经济效应
产业集聚可引起专业分工程度高的产业集中在特定地区，节约组织管理成本。高度的产业集中形成具有很强活力的产业结构模式，产生群体效应。此外，产业集聚还具有明显的外部规模经济，产业集聚区内可以进行集体采购，大量的购销能够取得经营成本优势。由于规模经济的存在，相关基础设施和专业性配套设施的完善不仅会吸引专业性人才的加入和外部资金的投资，而且可以实现各企业之间相互联系、优势互补、共享信息和管理经验等，促进技术创新和产业发展。
2.外部经济效应
简单地讲，外部经济就是一种协同效应，即构成系统的整体效应大于部分效应之和。外部经济效应不仅表现在同一产业链内的各企业之间形成具有明显竞争优势的经济体，而且体现在形成集聚经济区的不同产业链之间。例如，政府政策、财政支持和公共基础设施等区域性公共资源的取得需要高昂的成本，但不同产业链之间的集聚则能克服单一产业链在公共资源使用上的不经济现象，取得产业之间的协同效应。
外部经济效应的另一种表现形式是知识溢出效应和人才聚集效应。在产业集聚区内，大量的专业信息在相邻企业间交流，降低信息交易成本，加速了行业整体的技术创新，促进行业整体的技术进步。另外众多的产业集聚产生大量就业机会，吸引了各方面的专业人才、熟练工人，形成人才优势，提高企业效率，促进新技术知识的利用率和更新速度的提高。
（二）影响海洋产业布局的特殊性因素
一般在产业形成初期，丰富的自然资源或廉价的劳动力是吸引企业在该地区集聚的主要原因。这种靠近生产要素的布局往往远离市场，必然增大企业的运输成本，降低商品的成本优势。随着交通运输的发展，企业开始更多地靠近市场布局，以获得更多的竞争优势。而海洋产业作为陆地产业在海洋上的延伸，具有自身特有特点。对于海洋产业，海洋自然资源和地理位置始终是影响产业布局的关键因素。
此外，海洋产业布局演进过程中的集聚和扩散机制具有明显的海洋性。不同海洋产业间的关联性较弱，无法形成一个独立的产业体系。这一特点决定了海洋产业只有与陆地产业相联才能构成相对完整的产业系统，因此其布局演进中的集聚和扩散只能在与陆地产业的相互作用中完成。海洋产业与陆地产业链条的一体化使海洋产业的发展对其所依托的陆地区域的产业发展具有广泛的带动作用。
二、海洋产业布局演进的一般过程
海洋产业布局的研究一直是海洋经济学中的研究热点。本文在分析海洋产业布局演进的研究结果的基础上，总结出海洋产业布局的几个阶段。
（一）均匀的点状分布阶段
该阶段的基本特征是海洋产业靠近资源要素的布局，海洋产业的规模较小，呈现出沿海洋线均匀的点状分布状态，且产业间的相互联系较少，并未显现出明显的产业聚集趋势。这一阶段多为海洋产业诞生的初期，生产力发展水平较低，海洋产业的发展布局受自然环境和自然资源禀赋的制约，多以生产要素为产业布局的导向。同时，这一阶段的海洋产业根据沿海各区域的不同自然条件和资源禀赋发展适宜的产业，均匀分布，自由发展，特色鲜明。
（二）专业化的带状分布阶段
随着既有海洋产业的不断发展壮大，地区的资源禀赋和自然条件优势日趋明显，大量的同类企业为取得相应的地区资源禀赋优势和产业集聚带来的好处，相继在该地区发展落成，呈现专业化的同类产业集聚。该阶段海洋产业主要表现为海洋产业规模扩大，相应劳动力和生产技术等资源相对集中，同类企业大量聚集形成空间带状分布，这是海洋产业集聚的初步显现。该集聚主要围绕特定生产要素形成，如海洋船舶业主要向港口和科技发达的地区集中，逐渐形成海洋产业布局中的带状。
（三）层次化的链式分布阶段
该阶段是对同类产业集聚阶段的发展，适用于新兴海洋产业出现且区域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在此阶段海洋产业布局主要表现为既有海洋产业集聚带之间的联系加强，产业链条延伸，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逐渐作用；新兴海洋产业已初具规模；海洋城市体系框架已基本形成。在这些地区，海洋产业多以城市为依托，发展一些产业链长、规模效益明显的重点海洋产业项目。区域的海洋经济中心和新的增长极逐渐变为新兴海洋产业和海洋服务业，新兴海洋产业和传统海洋产业之间联系加强，配套的海洋相关产业也取得相应的发展。
（四）一体化的“点-轴”分布阶段
随着海洋产业集群的不断发展，不同产业区间劳动力、资金、信息和产品的流动日益频繁，道路交通和联通设施日益完善。这一阶段的海洋产业布局呈现出集聚和扩散同时存在的状态。一方面，由于土地、原材料、能源的有限性，当海洋产业在沿海地区集聚时，可能产生出行交通不便、住房拥挤、环境质量下降等集聚不经济现象，从而促使一些产业开始由集中走向扩散。另一方面，不同产业区之间联系加强，新的交通路线的形成带动周边地区的经济发展，这些新型的经济区域成为承接海洋产业转移的重要载体，逐渐形成“点―轴”的布局形态。
三、案例分析――山东半岛地区海洋产业布局演进
山东半岛地区海洋经济主要是以海洋资源开发为基础的产业为主体，形成了临海型经济发达地带，促进了区域经济向滨海地区扩展的布局，拓展了经济发展空间。本文在研究山东半岛海洋产业发展历程的基础上，从产业集聚与扩散的视角出发，将山东半岛地区的海洋产业布局演化过程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一）海洋产业点状聚集阶段
山东半岛地区海洋产业发展初期的基本特征是以海洋产业为主的小城镇的形成。沿海小城镇的产生是海洋生产要素和产业高度集聚形成的空间实体，是海洋产业布局中的“点”。这一阶段，海洋产业规模较小，产业种类较多，主要以海洋渔业、海洋矿业和海洋油气业等资源导向性产业为主导，从而形成了一批海洋产业特色鲜明的沿海小城镇。例如，威海和烟台两市依靠海水养殖业，通过建立海水鱼渔场，发展附加值高的养殖品种，人工养殖海参、鲍鱼等海珍品，发展成沿海城镇。
（二）海洋产业链状聚集阶段
随着海洋产业之间的联系加强，海洋产业链逐渐延伸。沿海小城镇不仅数量增多，同时规模不断扩张，形式、功能不断多样化，而且沿海城镇体系逐渐形成，城镇之间出现竞争，海陆产业开始融合。
随着海洋产业与陆地产业的交互作用，产业联系不断增强，分工逐渐明确，最终形成较为完整的产业链体系。例如，围绕着港口的建设，青岛市率先发展海洋先进装备制造、汽车零部件、油气储运加工等临港企业；日照重点发展钢铁精品基地建设，积极进行日照报税物流中心建设，建设集疏运输体系，密切港口与腹地之间的联系。
（三）建设海洋产业集聚区阶段
在这一阶段，山东半岛地区的海洋产业分工进一步深化，海洋产业的主要发展方向转为产业区位的选择、产业集群的形成和产业空间结构的调整。在城镇发展上，山东半岛沿海城镇体系升级为经济中心城市体系，在区域城市化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海洋经济中心城市不仅是海陆产业相互作用的节点，通常也是陆地区域经济中心。例如，青岛市不仅是陆域经济中心，更是海洋产业的增长极。近年来青岛重点展开海岸整治、湿地修复，发展海洋旅游业，不仅促进了游艇产业、海洋高新科技产业的发展，而且促进了房地产业等陆域经济的发展。
当海洋经济增长极的地位确定之后，渐渐演变为海洋经济乃至整个区域经济增长的极核，不断吸引着相邻地区的资源集中，形成一定规模的海洋经济区。山东半岛海洋产业集聚逐渐形成特色鲜明的九大海洋产业集聚区：以海洋化工业、临港制造业为重点的滨州海洋化工业集聚区和海州湾重化工集聚区；以海洋工程装备制造业、机械装备制造业和能源产业为发展重点的前岛机械制造业集聚区和龙口湾海洋装备制造业集聚区；以海岸整治、湿地修复、绿色能源和房地产业为发展重点的丁字湾海上新城和潍坊海上新城；以海洋装备制造、海洋药物和海洋精密仪器制造为发展中心的董家口海洋高新科技产业集聚区；以海上风能产业、盐化工业和海洋石油产业为主的莱州海洋新能源产业集聚区和东营石油产业集聚区。
四、海洋产业布局存在的问题及政策建议
（一）海洋产业布局存在的问题
1.海洋资源利用冲突和资源配置不平衡
由于目前山东半岛地区海洋开发利用活动主要集中于近岸海域，同时不同海洋产业在用海类型上具有排他性，因此各个海洋产业在分配使用海岸线、滩涂和浅海方面的矛盾开始出现并日益加剧。例如，海洋渔业、海洋盐业和农垦在滩涂和浅海地区的空间竞争一直存在，石油开发、海洋航运和海港建设中也存在着相互影响的问题。
山东半岛地区海洋经济发展不平衡，海洋资源配置区域差异明显，部分地区海洋产业过分集中，资源过度开发利用，而部分地区海洋资源却处于闲置状态。例如，青岛市、烟台市港口吞吐量、接待海外游客数量均占到山东省的70%以上，而日照港海外游客、集装箱吞吐量只占青岛、烟台港的1/3。
2.空间布局协调度较低，产业链条较短
目前，山东半岛地区在海洋开发中不同产业区之间尚未建立起完善的区域分工体系，未能通过协调配合实现产业的新陈代谢，内部无序和内耗都很严重，对外界刺激反应不灵敏，部分地区甚至出现病态反应。例如，青岛、烟台、日照等城市制订的海洋产业规划雷同，在港口建设和旅游资源上同类竞争加剧，造成资源的浪费，甚至海洋产业发展的非理性竞争会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地区整体竞争力。从单一产业的角度分析，单个海洋产业链条均比较短。由于技术装备业的落后，上游产业发展所需配套产品长期依赖进口或从其他地区采购；同时，下游产业深加工能力较弱，不能在价值增值环节延伸产业链。
（二）政策建议
1.促进海陆共同发展，合理划分经济区域
本文认为，海洋开发应在建立海陆共同组成的经济区域体系基础上，合理划分海洋功能区，统筹海域和陆域经济系统。首先，海洋经济的发展必须以陆域为后盾，实施海陆协调发展。由于海洋经济的发展在时间上比较滞后，陆域经济在经济发展水平上已有较高的生产力水平，而海洋经济的发展程度则比较落后，因此海洋经济发展需要与陆地经济相协调。其次，海洋经济区具相似的自然地理条件和资源支撑条件，决定了在经济发展中具有某些类似性特征，如海域的社会经济条件，海洋经济发展程度与水平，海洋产业政策的区域化及发展方向等的类似性。因此，进行合理的经济区域划分不仅有利于海洋产业发展，而且可以优化海洋产业布局。
2.加快区间交通建设，促进区域经济合作
加快区间多种交通方式建设可以加快山东半岛地区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促进区域内生产要素的流动，优化资源配置，避免不同经济区之间出现恶性竞争、肥水不外流的现象；有利于海洋链条延伸，提升地区海洋产业整体素质，最终通过产业间的波及效应和乘数效应带动区域经济全面发展。山东半岛地区要开展区域经济合作，建立区域经济合作协调机制，充分整合区域资源，加快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实现互补互利，共同发展。另外，通过区域经济合作协调各区域之间的招商引资、外贸出口、人才流动和技术开发，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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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经济发展阶段篇10
摘要：区域经济差异一直是区域经济学研究的核心问题之一，也是世界各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个普遍性问题。文章对西方学者研究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区域差异问题所提出的区域均衡发展理论和区域非均衡发展理论作了评述。
关键词：区域经济差异理论研究
一、主要的区域均衡发展理论简介与评述
1．赖宾斯坦的临界最小努力命题论。主张发展中国家应努力使经济达到一定水平，冲破低水平均衡状态，以取得长期的持续增长。不发达经济中，人均收入提高或下降的刺激力量并存，如果经济发展的努力达不到一定水平，提高人均收入的刺激小于临界规模，那就不能克服发展障碍，冲破低水平均衡状态。为使一国经济取得长期持续增长，就必须在一定时期受到大于临界最小规模的增长刺激。
2．纳尔森的低水平陷阱论：以马尔萨斯理论为基础，说明发展中国家存在低水平人均收入反复轮回的现象。不发达经济的痼疾表现为人均实际收入处于仅够糊口或接近于维持生命的低水平均衡状态；很低的居民收入使储蓄和投资受到极大局限；如果以增大国民收入来提高储蓄和投资，又通常导致人口增长，从而又将人均收入推回到低水平均衡状态中，这是不发达经济难以逾越的一个陷阱。在外界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要走出陷阱，就必须使人均收入增长率超过人口增长率。
3．罗森斯坦—罗丹的大推进论。主张发展中国家在投资上以一定的速度和规模持续作用于各产业，从而冲破其发展的瓶颈。此论在发展中国家较有市场，原因在于它的三个“不可分性”的理论基础即社会分摊资本的不可分性、需求的不可分性、储蓄供给的不可分性以及外部经济效果具有更能说服人的证据。
4．纳克斯的贫困恶性循环论和平衡增长理论。资本缺乏是阻碍不发达国家经济增长和发展的关键因素，是由投资诱力不足和储蓄能力太弱造成的，而这两个问题的产生又是由于资本供给和需求两方面都存在恶性循环：但贫困恶性循环并非一成不变，平衡增长可以摆脱恶性循环，是扩大市场容量和造成投资诱力的一种必须的方法。
上述理论应用在区域经济中就形成了区域均衡发展理论，它不仅强调部门或产业间的平衡发展、同步发展，而且强调区域间或区域内部的平衡（同步）发展，即空间的均衡化。认为随着生产要素的区际流动，各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将趋于收敛（平衡），因此主张在区域内均衡布局生产力，空间上均衡投资，各产业均衡发展，齐头并进，最终实现区域经济的均衡发展。
均衡发展理论的缺陷之一在于忽略了一个基本的事实，即对于一般区域特别是不发达区域来说，不可能具备推动所有产业和区域均衡发展的资本和其他资源，在经济发展初期很难做到均衡发展。缺陷之二，忽略了规模效应和技术进步因素，似乎完全竞争市场中的供求关系就能决定劳动和资本的流动，就能决定工资报酬率和资本收益率的高低。但事实上，市场力量的作用通常趋向增加而不是减少区域差异。发达区域由于具有更好的基础设施、服务和更大的市场，必然对资本和劳动具有更强的吸引力，从而产生极化效应，形成规模经济，虽然也有发达区域向周围区域的扩展效应，但在完全市场中，极化效应往往超过扩展效应，使区际差异加大。另外，技术条件不同也会使资本收益率大不相同，此时的资本要素流动会造成不发达区域资本要素更加稀缺，经济发展更加困难。
区域均衡发展理论显然是从理性观念出发，采用静态分析方法，把问题过分简单化了，与发展中国家的客观现实距离太大，无法解释现实的经济增长过程，无法为区域发展问题找到出路。在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非均衡发展理论对发展中国家更有合理性和现实指导意义。
二、主要的区域非均衡发展理论简介与评述
按发展阶段的适用性，非均衡发展理论大体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无时间变量的，主要包括循环累积因果论、不平衡增长论与产业关联论、增长极理论，中心—论、梯度推移理论等；另一类是有时间变量的，主要以倒“U”型理论为代表。
1．冈纳·缨尔达尔的循环累积因果论。该理论认为，经济发展过程在空间上并不是同时产生和均匀扩散的，而是从一些条件较好的地区开始，一旦这些区域由于初始优势而比其他区域超前发展，则由于既得优势，这些区域就通过累积因果过程，不断积累有利因素继续超前发展，从而进一步强化和加剧区域间的不平衡，导致增长区域和滞后区域之间发生空间相互作用，由此产生两种相反的效应：一是回流效应，表现为各生产要素从不发达区域向发达区域流动，使区域经济差异不断扩大；二是扩散效应，表现为各生产要素从发达区域向不发达区域流动，使区域发展差异得到缩小。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回流效应远大于扩散效应，即发达区域更发达，落后区域更落后。基于此，缪尔达尔提出了区域经济发展的政策主张。在经济发展初期，政府应当优先发展条件较好的地区，以寻求较好的投资效率和较快的经济增长速度，通过扩散效应带动其他地区的发展，但当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时，也要防止累积循环因果造成贫富差距的无限扩大，政府必须制定一系列特殊政策来刺激落后地区的发展，以缩小经济差异。
2．艾尔伯特·赫希曼的不平衡增长论。该理论认为经济进步并不同时出现在每一处，经济进步的巨大推动力将使经济增长围绕最初的出发点集中，增长极的出现必然意味着增长在区域间的不平等是经济增长不可避免的伴生物，是经济发展的前提条件。他提出了与回流效应和扩散效应相对应的“极化效应”和“涓滴效应”。在经济发展的初期阶段，极化效应占主导地位，因此区域差异会逐渐扩大；但从长期看，涓滴效应将缩小区域差异。
3．佩鲁的增长极理论。法国经济学家佩鲁首次提出的增长极概念的出发点是抽象的经济空间，是以部门分工所决定的产业联系为主要内容，所关心的是各种经济单元之间的联系。他认为增长并非同时出现在各部门，而是以不同的强度首先出现在一些增长部门，然后通过不同渠道向外扩散，并对整个经济产生不同的终极影响。显然，他主要强调规模大、创新能力高、增长快速、居支配地位的且能促进其他部门发展的推进型单元即主导产业部门，着重强调产业间的关联推动效应。布代维尔从理论上将增长极概念的经济空间推广到地理空间，认为经济空间不仅包含了经济变量之间的结构关系，也包括了经济现象的区位关系或地域结构关系。因此，增长极概念有两种含义：一是在经济意义上特指推进型主导产业部门；二是地理意义上特指区位条件优越的地区。应指出的是，点—轴开发理论可看作是增长极和生长轴理论的延伸，它不仅强调“点”（城市或优区位地区）的开发，而且强调“轴”（点与点之间的交通干线）的开发，以点带轴，点轴贯通，形成点轴系统。
4．弗里德曼的中心—论。在考虑区际不平衡较长期的演变趋势基础上，将经济系统空间结构划分为中心和两部分，二者共同构成一个完整的二元空间结构。中心区发展条件较优越，经济效益较高，处于支配地位，而区发展条件较差，经济效益较低，处于被支配地位。因此，经济发展必然伴随着各生产要素从区向中心区的净转移。在经济发展初始阶段，二元结构十分明显，最初表现为一种单核结构，随着经济进入起飞阶段，单核结构逐渐为多核结构替代，当经济进入持续增长阶段，随着政府政策干预，中心和界限会逐渐消失，经济在全国范围内实现一体化，各区域优势充分发挥，经济获得全面发展。该理论对制定区域发展政策具有指导意义，但其关于二元区域结构随经济进入持续增长阶段而消失的观点是值得商榷的。
5．区域经济梯度推移理论。基础是美国的跨国企业问题专家弗农等的工业生产生命循环阶段论。认为工业各部门甚至各种工业产品都处在不同的生命循环阶段上，在发展中必须经历创新、发展、成熟、衰老四个阶段，并且在不同阶段，将由兴旺部门转为停滞部门，最后成为衰退部门。区域经济学者把生命循环论引用到区域经济学中，创造了区域经济梯度转移理论。根据该理论，每个国家或地区都处在一定的经济发展梯度上，世界上每出现一种新行业、新产品、新技术都会随时间推税由高梯度区向低梯度区传递，威尔伯等人形象地称之为“工业区位向下渗透”现象。
无时间变量的区域非均衡学派虽然正确指出了不同区域间经济增长率的差异，但不能因此而断定区际差异必然会不可逆转地不断扩大。因为各种非均衡增长模型片面地强调了累积性优势的作用，忽视了空间距离、社会行为和社会经济结构的意义。缪尔达尔和赫希曼的理论动摇了市场机制能自动缩小区域经济差异的传统观念，并引起一场关于经济发展趋同或趋异的大论战。但是在美国经济学家威廉姆逊的倒“U”型理论提出之前，论战缺乏实证基础。他的研究使讨论向实证化方向迈出了有力的一步，倒“U”型理论也成为有时间变量的非均衡发展理论的代表。
6．威廉姆逊的倒“U”型理论。威廉姆逊把库兹涅茨的收入分配倒“U”型假说应用到分析区域经济发展方面，提出了区域经济差异的倒“U”型理论。他通过实证分析指出，无论是截面分析还是时间序列分析，结果都表明，发展阶段与区域差异之间存在着倒“U”型关系（如图1所示）。这一理论将时序问题引入了区域空间结构变动分析。由此可见，倒“U”型理论的特征在于均衡与增长之间的替代关系依时间的推移而呈非线性变化。
纵观上述两类非均衡发展理论，其共同的特点是，二元经济条件下的区域经济发展轨迹必然是非均衡的，但随着发展水平的提高，二元经济必然会向更高层次的一元经济即区域经济一体化过渡。其区别主要在于，它们分别从不同的角度来论述均衡与增长的替代关系，因而各有适用范围。在关于增长是否不论所处发展阶段如何都存在对非均衡的依赖性问题上，这两类理论之间是相互冲突的。增长极理论、不平衡增长论和梯度转移理论倾向于认为无论处在经济发展的哪个阶段，进一步的增长总要求打破原有的均衡。而倒“U”型理论则强调经济发展程度较高时期增长对均衡的依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