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的发展规律篇1
关键词：广西；循环经济；循环经济促进法；固体废弃物
在城市化、工业化的进程中，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加深了环境保护与经济增长的矛盾，近些年，一系列的环境公害事件的发生为人类敲下了警钟，使人类重新审视环境保护与经济增长的关系问题，开始发展循环经济，走可持续发展道路。2009年1月1日《循环经济促进法》实施之后，对循环经济的发展提出了更加明确、规范的要求，也为我国循环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全面系统的指导。广西作为经济相对落后的西部地区，应该利用其区位优势和后发优势，利用北部湾经济开发的契机，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引进先进技术，开发新能源，发展循环经济，推动广西经济社会的和谐发展。
一、概述
根据《循环经济促进法》第二条的规定，循环经济是指在生产、流通和消费等过程中进行的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活动的总称。该思想起源于20世纪60年代，由美国经济学家鲍尔丁首次提出，根据鲍尔丁的“宇宙飞船理论”——即“地球就像在太空中飞行的宇宙飞船，这艘‘飞船’靠不断消耗自身有限的资源而生存。如果人们不合理的开发资源，破坏环境，强度超过了地球的承载能力，地球就会像宇宙飞船那样走向毁灭。”循环经济遵循可持续发展理念，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倡导“资源一产品一再生资源”的生产模式，以实现资源的循环利用，保护改善环境，实现社会经济的和谐发展。
固体废弃物是指人类在生产、消费、生活和其他活动中产生的，被人们视为无用物丢弃的呈固态、半固态废弃物质。①主要包括工业固体废弃物、城市生活垃圾、危险废弃物等，如工业废渣、城市生活废品、工业油泥等等。这些物质如果使用、处理不当，不仅会占用土地、污染土壤，而且给水体、大气造成严重污染，影响到城乡环境卫生和人体健康。伴随着经济的发展，人民的消费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固体废弃物的数量日益剧增，成为环境污染的一大因素。因此，加大对固体废弃物的处理力度，不仅有利于改善市容市貌，而且有助于实现资源的循环利用，减少环境污染。
二、广西发展循环经济的相关立法及实践
（一）广西发展循环经济的相关立法
法律的有效实施离不开完善的法律体制，广西目前尚未循环经济进行专项立法，没有制定出与《循环经济促进法》相对应的地方性法规。当前，广西循环经济的发展主要依赖国家立法的指导。主要有以下几部：
1.《中华人民共和国循环经济促进法》。《循环经济促进法》是2009年1月1日颁布的一部新法，作为循环经济的基本法，确立了“促进循环经济发展，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保护和改善环境，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立法目标，规定了“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基本法律原则，并建立了循环经济规划制度、循环经济评价指标体系制度、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循环经济统计制度等基本制度，明细法律实施的奖惩措施等等，这对我国发展循环经济作出全面、系统的指导。
2.《中华人民共和国清洁生产促进法》。《清洁生产促进法》被称为我国第一部以发展循环经济为目标的法律规范，于2002年6月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通过的，并于2012年2月29日修订、施行，通过立法规范工业、农业、第三产业的清洁生产，并通过税收政策、资金技术支持等渠道保障清洁生产的推行。这是继《循环经济促进法》以来的又一大立法进步，为广西循环经济的发展提供又一道法律保障，对我国建立新型循环型社会具有标志性的意义。
3.其它有关立法规范
除了上述两大基本立法外，还有其他相关环境立法也为广西循环经济的实施起到规范指导作用。如《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环境保护法》作为我国环境保护的基本法，通过环境污染的防治促进循环经济的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通过对工业固体废弃物、城市生活垃圾、危险废弃物的污染防治提高资源到有效再利用；此外还有《大气污染防治法》、《水污染防治法》、《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城市生活垃圾管理办法》、《防范尾矿污染环境管理办法》、《有色金属固体废弃物污染控制标准》、《城镇垃圾农用控制标准》等等，都一定程度上对发展循环经济起规范作用。
4.广西相关地方立法
另外，诸如《南宁市城乡容貌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中关于“生活垃圾、建筑垃圾分类收集，并按照减量化、资源化的原则进行综合利用”及“医疗废弃物及其他有毒有害垃圾应当实行无害化处理。”规定，《南宁市民用建筑节能管理规定》中关于“鼓励采用太阳能、浅层地能等可再生能源”，这些地方立法都为广西循环经济发展发挥积极效用。
（二）广西实行循环经济的具体情况
1.广西实施循环经济的成效
自《循环经济促进法》颁布以来，广西地方政府积极响应国家政策，加大力度推进循环经济的发展。在长达三年的时间里，广西循环经济的发展已取得初步成效。
（1）在减量化领域
减量化，是指在生产、流通和消费等过程中减少资源消耗和废物产生。在《循环经济促进法》的指导下，广西循环经济在“减量化”领域的实施成绩主要有：十一五期间，通过对重点耗能产业及427家重点耗能企业的监管，累计淘汰小火电装机容量126.6万千瓦、炼铁产能241.1万吨、炼钢产能504.9万吨、水泥892.8万吨、造纸70.45万吨，实现了我区万元生产总值能耗累计下降13.4﹪，由2005年的单位耗能1.22吨标准煤下降到2009年的1.06吨标准煤，基本实现国家下达的节能目标。
（2）在再利用领域
再利用，是指将废物直接作为产品或者经修复、翻新、再制造后继续作为产品使用，或者将废物的全部或者部分作为其他产品的部件予以使用。广西资源再利用领做出了不少的努力和成绩。如在制糖业方面，建立起“甘蔗——制糖——酒精——生物有机肥”、“甘蔗——制糖——酵母及其提取物”、“甘蔗——制糖——蔗渣——废液碱回收”等循环产业链，成为国内制糖业发展循环经济示范模式。另外，在再利用领域，广西的典型企业代表有燕京啤酒（桂林漓泉）股份有限公司、广西丹泉酒业、华锡集团可再生资源分公司。其中，燕京啤酒公司、丹泉酒业都很注重对包装过程中产生的碎玻璃、废瓶盖、废标纸、废纸箱回收利用，据统计燕京漓泉公司对固体废弃物的回收已做到100%，丹泉酒业除因部分具有收藏价值无法收回米酒瓶外，对米酒瓶的回收率有97%，回收使用率占92%左右；华锡集团可再生资源分公司主要负责尾矿的处理和回收利用，该公司尾矿回收年产量平均有4000至5000吨，年产值最高达到1亿元。
（3）在资源化领域
所谓资源化，是指将废物直接作为原料进行利用或者对废物进行再生利用。其目的就是为了实现对废弃物的循环利用，使“放错位置的资源”归正。资源化是通过对生产、生活过程中所产生的废气、废水、工业固体废弃物、城市生活垃圾、危险废弃物等排放物进行回收利用，以实现资源的综合利用。近些年来，在政府部门的督导下，2009年广西全区工业固体废弃物的综合利用量有3857万吨，综合利用率达67.3﹪。另外，从2005年到2010年，南宁、柳州、桂林等地在工业固体废弃物处理方面都取得了较好的成绩。在城市生活垃圾、危险固体废弃物方面，处置率都达到100﹪。很多企业成为了把废弃物资源化的典范，为广西循环经济的发展发挥积极的影响。如图所示，进一步说明了广西部分地方对工业固体废弃物的资源化现状。
2.广西实施循环经济过程中出现的问题
（1）产业配套不完善
循环经济的发展主要有历经三种模式：第一种是企业内部的小循环，即在单个企业内部实现物料循环利用；第二种是区域层面的中循环，即在共生企业之间实现物料循环利用；第三是社会层面的大循环，即在全社会范围内实现物料循环生产、使用。由于经济基础薄弱，存在着资金、技术等各方面的障碍，广西区内多数大企业、大产业的自身配套能力不高，导致广西循环经济的发展仍处于企业和行业内部物质循环，而尚未形成一系统、完整、多层次工业循环经济产业体系，在企业之间、乃至全社会范围内实现物料的循环利用。
（2）资源循环利用水平亟待提升
在资源的循环利用问题上，50﹪的民众认为民众在资源的有效利用方面有待提升。主要体现有：在工业固体废弃物方面，广西各地工业固体废弃物呈逐年增加的趋势。在生活垃圾处理方面，广西各地区的“一次性筷子”、“一次性纸杯”、“一次性饭盒”现象普遍存在，各地城市生活垃圾排放量也在逐年增加，这些不良的生活习惯造成极大的资源浪费和环境的污染。而对于这些被浪费的资源，绝大多数被环卫部门清运并填埋处理，只有少数的纸制品、废旧钢铁等被民间拾荒者回收利用。这就表明广西在这领域仍需作出进一步的努力，提高资源的循环利用水平。
（3）相关支持政策难以落实
在《循环经济促进法》的指导下，虽然广西政府积极倡导发展循环经济，实行清洁生产。但是，由于缺乏在全区范围内发展循环经济的地方立法，而区内现行法律中，关于资源综合利用的税收、财政等激励政策可操作性不强，致使企业在循环经济工作开展的过程中，仍面临着资金不足、技术不够硬、税收压力大等多重难题。以华锡集团可再生资源分公司为例，在本次调研过程中，笔者了解到，由于没有政府资金、技术的支持，加上可回收尾矿数量相当有限，导致公司循环经济工作很难全面推展。
三、关于广西实施循环经济问题的深层分析
通过上述分析可知广西循环经济并未取得全面系统的发展，下面从这些现象中看到问题的本质，从法治的规范，科学技术的革新，还有其他客观因素来认识广西循环经济发展所面临的主要障碍。
（一）法律因素分析
纵观我国现行循环经济法律体系，虽然国家先后出台了《循环经济促进法》、《清洁生产促进法》、《可再生能源法》、《节约能源法》、《环境保护法》、《固体废物污染防治法》、《大气污染防治法》、《水污染防治法》等与发展循环经济关联度较高的专项法律。不可否认这些法律都为广西经济社会的循环发展发挥了极大的引导作用，但这些法律规定过于原则，可操作性不强，有些法律规定过于陈旧，不能解决广西区位发展的特殊难题。而当下广西尚未制定相应的循环经济地方法规规章，发展循环经济的内生动力的缺乏，直接影响到企业乃至部分政府部门对发展循环经济充分认识，以致部分地区片面追求生产总值的快速增长，致使循环经济很难在全区范围内全面、有效开展。
（二）资金技术因素分析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资金技术问题是影响循环经济顺利开展的关键因素，也是广西发展循环经济所面临的两大难题。在资金方面，虽然广西区建立了相应的资金扶持政策，自“十一五”以来，针对循环经济领域，广西政府财政扶持及企业资金投入共计十亿元人民币，但仍然无法填补循环经济的资金缺口。加上循环经济发展需要一次性投入大量的资金研发技术、更换设备，投入多、回报慢，严重影响到企业发展循环经济的积极性。在技术方面，广西缺乏发展循环经济的关键技术支撑。当下，广西关于循环经济的技术研发主要依赖于企业自身研发及高校、科研、设计院的研究开发，不足以有效研发和推广替代能源、资源节约、能源阶梯利用、污染物零排放等相关产业技术，无法满足发展循环经济的技术需求，制约广西发展循环经济的进展。
（三）其他因素分析
除了法律因素、资金技术因素以外，人为因素、社会认知因素等也对循环经济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虽然当前全国各地发展循环经济的热情很高，但由于宣传不到位，绝大多数民众乃至政府执法部门工作人员都没有对循环经济有系统全面的认识。以城市生活垃圾处理为例，虽然我们一直垃圾分类处理，但该方案的实施效果并不明显。对普通民众来讲，即使意识到垃圾要分类，但该如何分类、有何分类标准，却无法得知。作为企业，由于我们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的不完善，企业生产者没有承担起其应承担的社会责任，对废弃产品回收循环利用和处理。作为政府部门，没有对循环经济有全面认知，没有及时出台相应法律法规和政策扶持方案，缺乏对循环经济的有效管理机制，直接影响到循环经济法律的执行力度和实施效果。
四、广西加强实施循环经济的有力举措
（一）完善循环经济法律体系
针对循环经济法律体系暴露出的问题，结合我国国情及广西地方发展需要，笔者认为应加快完善循环经济法律体系。首先，健全循环经济法律制度建设，及早出台循环经济地方性法规，地方规章。广西应因地制宜，出台《广西壮族自治区循环经济促进条例》，并制定出切实可行的地方政府规章、实施细则，为循环经济发展提供规范性法律指导。其次，加强循环经济法律监管机制建设，进一步明确政府、企业、个人在循环经济发展中，尤其是固体废弃物回收处理过程中应负的法律责任和义务。第三，明细循环经济的各项标准，如污染物排放标准、固体废弃物分类标准、资源综合利用指标等等。循环经济标准化是开展循环经济工作，实现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的主要参考依据，推动循环经济的规范化、标准化进程，有利于对循环经济循环经济实施效果进行科学有效地监督与评价。
（二）确保循环经济激励机制落实到位
长期以来，我国循环经济的发展遵循的是“政策之治”的道路，《循环经济促进法》的出台使循环经济发展由“政策之治”转向“法治之治”，为我国循环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制度支持和方向指引。但是再好的制度也只有落到实处才能发挥积极的效用，因此，有必要实行税收改革，完善我国的税收优惠政策；为企业循环经济项目的开展提供财政支持和信贷优惠；征收环境资源税；完善消费税等等，鼓励、支持各企业建立循环经济生产模式。同时，明确将环境成本、资源成本纳入企业生产效益、政府政绩的考核范围，加大对循环经济工作的监管力度，切实保障各项政策的有效落实。
（三）加快完善循环经济支撑体系建设
建设循环经济支撑体系，解决发展循环经济中的资金、技术等难题。首先，做好经济发展规划，逐步实现循环经济产业链大循环。以信息产业园的形式，有规划招商引资，加强园内各企业、各行业间的联系，形成良好的产业集聚效应和高附加值延伸效应。其次，要建立科技创新体系，由政府牵头，以企业为主导，加强企业之间、行业之间、区域之间关键技术信息的交流与合作，共同攻克发展循环经济所面临的技术难题，建立“政府扶助、企业互助”的科研生产模式，促进循环经济相关产业规模化发展。最后，要扩展融资渠道，加大对循环经济产业的资金支持。政府可以通过财政资金扶持、价格政策、税收优惠政策、信贷优惠政策等方式，为企业发展循环经济搭建资金绿色通道，减轻企业发展循环经济的成本负担，提高企业的积极性。
（四）加大宣传力度，提高公众的参与度
循环经济是一种新型的经济增长方式，发展循环经济需要得到全民的支持和参与。只有提高全民循环经济发展意识，发扬循环经济理念，才能为广西循环经济发展提供内发动力。很多环境立法中都规定了公众参与制度，《循环经济促进法》第三条、第十条也对公众参与做了相应的规定，但由于法律宣传不到位，在实践中并未取得良好的反响。在本次调研中，有相当一部分民众还不知道该法的出台，绝大多数人有了解到法律的出台，但没有深入学习，并认为该法的出台并没有对其自身生活有实际的影响。由此可见，循环经济的群众参与度不高，主管部门有必要在完善立法的基础上，利用媒体中介、政府企业公益活动等手段宣传发展循环经济的法律法规和标准规范，加大公众对循环经济的了解。另外，还可以通过九年教育，宣传循环经济的意义，不断深公众对循环经济理念，引导公众正确认识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关系，为循环经济的发展提供强大的动力。
五、结语
发展循环经济，重视固体废弃物的回收利用，对改善广西环境改善及经济社会的和谐发展有长足的影响。通过研究研究广西循环经济的发展现状，笔者认为，只有加强法制建，完善地方立法，才能为广西循环循环经济发展提供积极引导，才能加强《循环经济促进法》在广西的实施力度，建设和谐广西。（作者单位：广西师范大学法学院）
注释：
①吕忠梅，环境法学[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369.
参考文献：
[1]吕忠梅，环境法学[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3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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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廖赤眉，严志强，许光珍.广西有色金属工业矿区土地复垦与固体废弃物处置用地管理模式研究——以平果铝业公司为例[J].广西师范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2003，4.
[13]南宁市环境状况公报[eB/oL].：
经济的发展规律篇2
市场经济中各种生产要素根据其贡献进行初次分配，劳动在初次分配中的状况用劳动份额即劳动者报酬占GDp比重来刻画。自20世纪90年代至今，包括中国在内的很多发展中国家劳动份额经历了快速下降，对此，大部分学者用产业结构变迁、有偏技术进步、经济全球化以及产品与要素市场的非竞争性等中期因素解释其成因国内研究的一个综述参见周明海等：《中国劳动收入份额的下降：度量与解释的研究进展》，载《世界经济文汇》2010年第6期，第92-105页。国外研究的一个综述参见：Schneider，D.，“theLaborShare：aReviewoftheoryandevidence，”SfbDiscussionpapers，2011.，很少有研究将劳动份额的变化与经济发展特定阶段联系起来，分析初次分配格局演变与经济发展的一般关系。
在我们所掌握的文献中，maareky等人研究了制造业劳动份额演进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基于跨国数据的回归发现，制造业劳动份额与人均收入之间存在确定的U型关系，即随着人均收入提高，制造业劳动份额将经历先下降后上升的U型变化过程maarekyp.，“Laborshare，informalsectorandDevelopment，”mprapaper，2012.maarekp.，orgiazzie.，“Developmentandthelaborshare，”themaworkingpapers，2016.。李稻葵等人讨论了总劳动份额随经济发展演进的一般规律李稻葵等：《GDp中劳动份额演变的U型规律》，载《经济研究》2009年第1期，第70-82页。龚刚、杨光：《论工资性收入占国民收入比例的演变》，载《管理世界》2010年第5期，第45-55页。。运用跨国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发现，经济发展与总劳动份额之间存在稳定的U型关系，转折点大约在人均GDp6000美元（2000年购买力平价，以下同）。上述文献尽管为相关领域的研究提供了新视角，但在理论与实证方面仍存在问题。一方面，这些研究通常假定了农村劳动力全部转移到工业，并且转移劳动力的工资远低于其边际贡献，其理论基础是古典二元经济理论，存着严重缺陷HarrisJ.R.&todarom.p.，“migration，Unemployment&Development：atwo-Sectoranalysis，”americaneconomicReview，Vol.60，no.1，1970，pp.126-42.JorgensonD.，“SurplusagriculturalLabourandtheDevelopmentofaDualeconomy，”oxfordeconomicpapers，Vol.19，no.3，1967，pp.288-312.。另一方面，这些研究尽管发现了劳动份额与经济发展之间的U型关系，但U型演进路径特别是拐点位置会受到哪些因素影响，并没有进行实证分析。
本文力图从理论和实证两个方面深化对经济发展与初次分配关系的认识。在理论上，本文将摒弃转移劳动力工资低于其边际贡献的假定，基于增长与结构转型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通过构建一个两个产业三个部门结构转型模型，将农业技术进步、自雇者等因素纳入，分析经济发展过程中劳动份额演进的一般规律和内在机理。在实证方面，我们建立了一个包含52个经济体1970―2010年间的跨国面板数据，在对自雇者收入进行合理调整的基础上进行实证检验，数据很好验证了理论分析的主要结论。基于中国数据的比较分析发现，我国劳动份额正处于U型曲线由下降转为上升的过渡阶段，不断提升农业生产率将有助于拐点的尽早到来。
本文以下的结构安排是，第二节是理论分析；第三节是跨国数据的实证检验和中国数据的比较分析；最后是结论与政策建议。
二、理论分析
经济发展通常表现为第一产业比重不断下降和第二产业、第三产业比重上升的产业结构变迁过程。长期以来，围绕结构变迁的动因及路径，经济学家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古典二元经济理论认为，农业存在着大量劳动边际生产率为零的剩余劳动力，工业可以以由习惯和制度所决定的生存工资获得无弹性农村剩余劳动力供给，因而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大规模转移将推动产业结构迅速变迁Lewisw.，“economicDevelopmentwithUnlimitedSuppliesofLabour，”manchesterSchool，Vol.22，no.2，1954，pp.139-191.。新古典二元经济理论并不同意农业劳动边际生产率为零的观点，认为农业产出的变化将引起人口数量的相应变化，推动二元结构持续转变的根本原因是农业剩余的出现。在最近的文献中，越来越多的研究认为，结构变迁是诸如异质性偏好等需求端因素与部门间生产率差异等供给端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农业技术进步是工业化的重要前提，而工业与服务业生产率水平高低决定着工业化程度ngaiR.&pissariadiesC.，“Structuralchangeinamulti-sectormodelofgrowth，”americaneconomicReview，Vol.97，no.1，2007，pp.429-443.FoellmiR.&ZweimüllerJ.，“Structuralchange，engel'sconsumptioncyclesandKaldor'sfactsofeconomicgrowth，”Journalofmonetaryeconomics，Vol.55，no.7，2008，pp.1317-1328.。
在本节中，我们将基于增长与结构转型的最新研究成果，通过一个简单的两个产业三个部门经济模型来分析经济发展过程中初次分配格局的变迁路径。借鉴Hansen&prescottHansenG.&prescotte.，“FrommalthustoSolow，”americaneconomicReview，Vol.92，no.4，2002，pp.1205-1217.和Gollinet.alGollinD.et.al.，“theRoleofagricultureinDevelopment，”americaneconomicReview，Vol.92，no.2，2002，pp.160-164.研究的主要思路，我们的模型包含了两个产业：生产农产品的农业和生产工业品的工业。但与他们不同的是，我们的模型除生产农产品的农业部门、生产工业品的企业外，还包括了自雇者，它与企业一样供给工业品。将自雇者引入结构转型分析框架的原因有两个：第一，研究发现从农村迁移到城市的劳动力除进入正式部门就业外，大量不取得雇员工资而为自己工作的劳动者，即所谓的自雇者YamadaG.，“Urbaninformalemploymentandself-employmentindevelopingcountries：theoryandevidence，”economicDevelopmentandCulturalChange，Vol.44，no.2，1996，pp.289-314.关于自雇者与雇员较为详细的界定参见联合国统计署：《国民收入核算体系2008》，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12年。。根据Gindling&newhouse的估计，大多数低收入经济体的非农自雇者数量多于雇员Gindlingt.&newhouseD.，“Self-employmentintheDevelopingworld，”worldDevelopment，Vol.56，no.3，2014，pp.313-331.。m一步研究则发现，自雇者比重会随着经济发展而逐渐下降pietrobelliC.et.al.，“anempiricalstudyofthedeterminantsofself-employmentindevelopingcountries，”JournalofinternationalDevelopment，Vol.16，no.6，2004，pp.803-820.。第二，发展中国家总劳动报酬中，自雇者收入占据较大比重，特别是人均收入较低的经济体，自雇者收入往往会超过雇员报酬占GDp比重Gollin，D.，“GettingincomeSharesRight”，Journalofpoliticaleconomy，Vol.110，no.2，2001，pp.458-474.。
假定三个部门的生产函数分别为：
Ya，t=a（1+γt）tLa，t，ift
a（1+γm）tLa，t，ift≥tn（1）
Yms，t=a（1+γt）tLms，t，ifw-c
a（1+γm）tLms，t，ifw-c≥F2（2）
Ymf，t=a（1+θm）tKt，ifwt=
a（1+θm）tLαmf，tK1-αt，ifwt≠（3）
式中，Ya，t、Yms，t、Ymf，t分别是农业、自雇者和企业的产出；La，t、Lms，t、Lmf，t分别是农业、自雇者和企业所使用的劳动；Kt为企业的资本存量；a为全要素生产率系数。我们假定，农业与自雇者只使用劳动进行生产，其生产技术有两种：现代技术和传统技术，其外生技术进步速度分别为γm和γt为便于分析，模型假定农业与自雇者技术进步速度相同，放松这一假定并不影响理论分析的主要结论。，满足γm>γt且传统技术进步速度相当缓慢，在短期为零。企业除使用劳动外还使用资本，外生技术进步速度为θm，满足θm>γt。
我们假定，农业在某个时刻tn之前一直使用传统技术进行生产，自雇者在企业出现之前也一直采用传统技术生产。由于自雇者采纳现代技术需要启动资金，而在经济发展早期，自雇者通常无法从金融市场获得融资，所以我们假定只有其收入w减去消费c后的剩余高于F2时，自雇者才有可能使用现代技术BlanchflowerD.et.al.，“Latententrepreneurshipacrossnations，”europeaneconomicReview，Vol.45，no.4-6，2001，pp.680-691.后面我们将放松这一假定进行讨论。。由于规模经济以及生产外部性等原因，工业需要大量投资推进murphyK.et.al.，“industrializationandBigpush，”Journalofpoliticaleconomy，Vol.97，no.5，1989，pp.1003-26.azariadisC.&Drazena.，“thresholdexternalitiesineconomicdevelopment，”QuarterlyJournalofeconomics，Vol.105，no.2，1990，pp.501-26.，所以我们还假定，企业的出现需要付出一个固定成本F1。对于企业来说，如果随着资本积累其劳动的边际产出即工资w保持不变，其生产函数为aK生产函数；反之，为通常的Cobb-Douglas生产函数。
与Hansen&prescott和Gollinet.al一样，我们假定无限寿命经济代表性当事人具有式（4）所示的Stone-Geary效用函数，at为农产品；mt为工业品。代表性当事人每一时期提供一个单位劳动并消费上述两种商品。为分析方便，我们假定经济没有人口增长，所以总劳动力可以标准化为1。
U（mt，at）=log（mt）+ifat≥
atifat
式（4）所示Stone-Geary效用函数在增长与结构转型模型中被广泛运用，其理论基础是“恩格尔法则”，即食品消费支出会随收入的提高而不断下降。由式（4），在任意时刻，由于代表性当事人生存需要，在基本农产品需求被满足之前，工业品消费为零。而当基本农产品消费被满足后，只有工业品消费才能增加其总效用。这一效用函数从需求端出发很好地解释了产业结构由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变迁的动因；另一方面也揭示了农业剩余对于结构转型的重要性。
根据效用函数的性质，在农业没有出现剩余之前，使用传统生产技术的农业吸纳了全部劳动力。当Ya，t≥且经济剩余小于F1时，农业的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并成为使用传统技术生产工业品的自雇者。我们将这一阶段定义为结构转型的第一阶段由于农业传统技术的技术进步十分缓慢，所以这是一个相当长的阶段。。在这一阶段，农业与工业（自雇者）的劳动力配置以及社会均衡工资率水平wt分别用式（5）、式（6）和式（7）表示。由于这一阶段的生产并没有使用资本，所以劳动份额固定为1。
La，t=a（1+γt）t，ifYa，t>（5）
Lms，t=1-La，t（6）
wt=a（1+γt）t（7）
当农业与自雇者经济剩余缓慢增加并能承担固定成本F1时，企业开始出现传统技术的技术进步尽管相当缓慢，但长期来看，仍会有经济剩余和人均收入缓慢增长。。在企业出现之后，我们假定在某个时刻之前，农业仍采用传统技术进行生产。我们将这一阶段定义为结构转型的第二阶段各国的发展实践表明，只有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工业才能反哺农业并推动农业技术进步。。在这一阶段，企i的出现会产生大量劳动力需求。由于企业使用资本和现代技术，所以它比自雇者具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当企业生产的工业品能够完全替代自雇者所生产的工业品时，自雇者将破产，企业将获得来自自雇者的全部劳动力供给各国的经济史表明，工业化初期可以观察到大量手工业生产者破产。。由于这一阶段农业仍使用传统技术进行生产，其生产率在短期可以视为不变，所以企业只能以固定工资wt==a获得雇佣劳动。理解这一点很简单。如果企业提供的工资高于，将诱使农业部门的劳动力转移到城市，农产品供给因此而下降；而由于基本农产品需求的存在，农产品供给下降势必会导致农产品相对价格上升，这反过来又诱使城市劳动力向农村回流，所以在农业引入现代生产技术之前，社会均衡工资率将保持不变。
给定工资率水平不变，企业的生产函数为式（4）所定义的aK型生产函数，任意t时刻经济的总劳动份额LSt由下式决定：
LSt=a+Lms，ta（1+θt）t+a（1+θm）tKt（8）
与结构转型的第一阶段相比，由于工资率并没有发生明显变化，所以式（8）分子表示的第二阶段总劳动报酬等于第一阶段。而企业的劳动生产率又远高于自雇者，所以分母中企业的产出将随着资本积累而不断扩大。因此，劳动份额在这一阶段将随经济发展而持续下降。当自雇者全部转变为雇员时，企业总产出中劳动份额的变化仍需要进一步检验。深入展规划中总劳动份额将下降至极值：
LSt=a+a（1+θm）tKt（9）
由式（8），在结构转型的第二阶段，尽管劳动份额下降是总体趋势，但其下降幅度和下降速度会受到一系列因素影响。第一，自雇者与企业生产的工业品替代程度。替代程度越高，自雇者数量越少，劳动份额的低点越低。第二，生产技术。a越高，劳动份额低点越高。第三，企业技术进步速度。θm越大，企业资本积累速度越快，劳动份额的下降会越快。第四，财富的初始分布。根据Banerjee&newman的研究，财富的初始分布对个体在雇员与自雇者之间的职业选择有着重要影响Banerjeea.&newmana.，“occupationalChoiceandtheprocessofDevelopment”，Discussionpapers，1990.。由于自雇者比企i具有更高的劳动份额，所以如果有更多自雇者能够承担使用现代技术的固定成本，劳动份额的下降速度将会变慢，劳动份额的低点也会提高。
当农业引入现代技术后，结构转型将进入第三阶段。在这一阶段，社会均衡工资率因农业引入了现代技术而不断提高：
wt=a（1+γm）t（10）
由于工资不再固定不变，企业生产函数由aK型转变为Cobb-Douglas型。不考虑自雇者影响，此时经济的总劳动份额为：
LSt=a（1+γm）t+a（1+θm）tLαmf，tK1-αt（11）
相比式（9），由于式（11）分子所表示的总劳动报酬不断上升，而Cobb-Douglas生产函数具有生产要素边际产出递减的性质，所以第三阶段的劳动份额随资本积累将由第二阶段的下降转为上升。在这一阶段，农业技术进步将驱使劳动力不断地从农业转移到工业，农业生产所使用的劳动力数量会逐步减少并接近于零。与此同时，工业的扩张也使得农业占总产出的比重不断下降并接近于零，所以整个经济生产函数最终可以用单部门Cobb-Douglas生产函数来刻画。由于Cobb-Douglas生产函数要素分配份额不变，所以总劳动份额最终会收敛到α并恒定卡尔多曾经归纳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的六个程式化事实，要素相对分配份额保持不变是其中之一。参见：Kaldorn.，“CapitalaccumulationandeconomicGrowth，”thetheoryofCapital，palgravemacmillanUK，1961.。与第二阶段一样，自雇者与企业生产的工业品替代程度、传统技术的生产率和及企业的技术进步速度等，均会对劳动份额的上升速度以及收敛值产生影响。
综上所述，我们的模型揭示了劳动份额随经济发展所呈现的U型变化规律，但与已有研究相比，我们的模型有三个本质区别：第一，工资率固定不变并不依赖于工资低于其边际贡献这一假定。第二，第二阶段劳动力转移以自雇者而不是农村劳动力向企业转移为主。第三，拐点的出现并不依赖于剩余劳动力是否消失，而是取决于农业生产率是否持续提升。理论上讲，解释劳动份额U型变化的关键，在于解释总劳动报酬慢于总产出增长所导致的劳动份额下降，以及总劳动报酬快于总产出增长所导致的劳动份额上升机理。已有研究用工业部门工资长期低于劳动边际产出来解释劳动份额下降原因，而在解释劳动份额上升时，又假定了工业部门劳动边际产出是下降的，这显然不符合经济理论与经济发展的相关事实。因为劳动边际产出远低于工资并不符合企业利润最大化要求，同时数据显示，发展中经济体人均资本存量随人均收入增长而不断提高是一种共同趋势，所以除非全要素生产率出现倒退，劳动边际产出下降与人均资本上升并不能并存。而我们在解释劳动份额U型变化机理时，将工资率固定不变归因于农业生产率长期停滞而导致的社会均衡工资率水平被“钉死”，同时将自雇者因素引入，说明总劳动报酬不变情况下总产出的扩张机理，这与经验研究所发现的经济发展过程中自雇者比重的变化模式是一致的。在解释劳动份额由下降转为上升机理时，并不要求企业劳动边际产出下降，更符合经济理论与经济发展的事实。
三、实证分析
由于众所周知的劳动份额度量问题，使用跨国数据检验劳动份额与经济发展的关系难度很大。在已有研究中，李稻葵等人用农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代替自雇者收入对初始劳动份额进行调整，方法过于简单。对于低收入经济体，由于非农自雇者数量高于雇员数量，这种调整方法会导致劳动份额被严重低估。maarek等人用制造业劳动份额而不是总劳动份额检验经济发展与劳动份额之间的关系，尽管减轻了度量问题对实证分析结果的影响，但其结论能否扩展到整个经济，仍需要进一步讨论。在本节中，我们将运用新的数据实证分析劳动份额变化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基于理论与实证分析结果，我们还将对中国劳动份额未来变化趋势进行简单的分析和判断，以期提出合理的政策建议。
（一）计量模型
根据上节的理论分析，经济发展中劳动份额U型动态演进的拐点取决于农业引入现代技术的时间；同时，自雇者收入比重及其演进也会对总劳动份额水平和变化拐点构成影响。限于数据原因，农业引入现代技术的时间难以直接刻画，因而我们用第一产业比重来间接衡量。按照上节的理论分析，农业引入新技术的时间越早，劳动份额拐点的出现就越早。因此，当控制第一产业份额后，我们预期拐点出现的时期将会被推迟。因此，我们设定了以下的计量方程：
LSi，t=α0+α1pppi，t+α2ppp2i，t+α3asi，t+α4ssi，t+βi，t+εi，t（12）
式（12）中，LSi，t为经济体i在t时刻的劳动份额；pppi，t为人均GDp；ppp2i，t为人均GDp平方；asi，t为第一产业份额；ssi，t为非农自雇者收入占GDp比重；i，t为一组控制变量；α0为常数项；εi，t为残差。
（二）数据
Gollin提供了三种调整初始劳动份额的方法，其中第一种调整方法用雇员收入占GDp比重加上自雇者收入占GDp比重来调整劳动份额Gollin，D.，“GettingincomeSharesRight”，Journalofpoliticaleconomy，Vol.110，no.2，2001，pp.458-474.。这种调整方法在劳动报酬的界定上与我国国家统计局对劳动者报酬的界定最为接近。考虑到数据可得性以及与中国数据的可比性，我们采用了Gollin方法1来调整初始劳动份额。
根据联合国国民账户体系（Sna），自雇者收入在Sna1968账户体系中被统计在私人与非法人企业的营业盈余账户，在Sna1993和Sna2008账户体系中则被统计在混合收入账户，联合国相关年份的《民核算统计：主表与详表》提供了部分国家私人与非法人企业营业盈余和混合收入数据。从这一数据来源中，我们根据Gollin方法1对初始劳动份额进行了调整，在此基础上构造了一个包括52个国家和地区1970―2010年期间总劳动份额面板数据集。在我们的数据集中，所选取的国家和地区的数据至少在8年，既包括了发达国家，也包括了发展中国家，其中发展中国家的比重超过了一半。除劳动份额外，其他数据来源分别是：第一产业份额根据联合国数据库计算；非农自雇者收入占GDp比重为自雇者收入占GDp比重减去第一产业份额；人均GDp数据取自pwt8.1，为2005年不变购买力平价数据；回归中所使用的控制变量为投资率、进出口总额占GDp比重，也取自pwt8.1。
表1给出了数据集不同发展阶段雇员报酬占GDp比重和劳动份额的均值。其中，劳动份额1根据李稻葵等人提供的方法计算，劳动份额2根据Gollin方法1计算。可以看出，经过调整后的劳动份额1和劳动份额2均随经济发展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U型动态变化特征。特别是劳动份额2，其U型特征较劳动份额1更为明显。相比劳动份额2，按照李稻葵等人方法计算的劳动份额1明显低估了总劳动份额，并且低于6000国际元和高于16000国际元阶段的低估更为严重正如我们理论分析所表明的，经济发展第三阶段会存在一定数量使用现代技术的自雇者，所以李R葵等人的调整方法也会低估高收入经济体总劳动份额。。
表1数据集不同发展阶段劳动份额均值
人均GDp雇员报酬/GDp劳动份额1劳动份额20―60000.3050.5010.5966001―160000.3960.4680.520>160000.5070.5330.602资料来源：作者计算，其中劳动份额1根据李稻葵等人的方法计算，劳动份额2根据Gollin方法1计算
（三）估计结果
考虑到各个经济体社会经济技术环境的固有差异，我们使用了固定效应面板模型。由于劳动份额数据集中部分国家有年份缺失，所以参照李稻葵等人对样本数进行了加权处理。表2报告了跨国数据的回归结果，其中人均GDp的单位为千元。回归结果表明，劳动份额与人均GDp之间存在着显著的U型关系，在控制了第一产业份额、非农自雇者收入占GDp比重以及投资率、进出口总额占GDp比重后，U型关系仍然稳健。
回归①是人均GDp及其平方项对劳动份额的回归结果。我们看到，系数估计结果均在1%水平下显著，人均GDp的系数为负，其平方项为正，显示出人均GDp与劳动份额之间存在U型关系。根据系数估计结果推算，其拐点大约在6728国际元左右。按照2000年不变价换算，回归①所估计出的拐点大约为5850国际元，与李稻葵等人所估计的6000美元的拐点位置非常接近。回归②报告了控制第一产业份额的回归结果。我们看到，系数估计结果均在1%水平下显著，但拐点位置较回归①发生了变化。根据估计的系数值推算，控制第一产业份额的劳动份额变化拐点大约在8142国际元左右，比回归①高了1400多国际元。回归③加入了非农自雇者收入占GDp比重，系数估计值同样在1%水平下显著，根据回归结果所推算的劳动份额拐点大约在6343国际元，比回归①低了近400国际元。回归④同时控制第一产业份额和非农自雇者收入占GDp比重，所估计出的劳动份额拐点大约在7952国际元左右，比回归①高了1200多国际元。与李稻葵等人的发现一样，我们发现投资率对劳动份额的影响为负，而进出口总额占GDp比重并没有显著影响，见回归⑤。上述结果表明，劳动份额随经济发展存在着先下降后上升的U型动态变化规律，但农业发展状况和自雇者收入占GDp比重会对拐点位置产生影响，并且前者比后者的影响要大得多。回归结果符合理论分析的主要结论。
从理论上讲，并不能排除人均GDp及其平方项是内生变量的可能性。比如，根据剑桥经济学派的主要思想，劳动收入者与资本收入者的消费倾向是不同的，一个较高的资本分配份额将推动投资增长，进而使收入分配越来越向资本倾斜。鉴于已有研究并没有考虑劳动份额与人均GDp之间的双向因果联系，我们使用了SystemGmm方法对模型④进行重新检验，结果报告在回归⑥中。过度识别检验和二阶序列相关检验表明，SystemGmm估计结果有效。我们发现，相比回归④，回归⑥的变化并不大，估计值仍然在1%水平下显著。因此，实证检验结果是稳健的。
（四）中国数据的比较分析
2007年，我国人均GDp接近6700国际元，2009年则超过了8000国际元。根据跨国样本的回归结果，我国劳动份额应该在2008年前后出现拐点，但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收入法GDp数据计算，我国劳动份额在2010年之后并未出现明显的上升趋势。是中国劳动份额变化不符合U型规律，还是存在着推迟拐点出现的因素？下面，我们根据理论分析和实证分析的结论，通过与跨国数据的比较分析，从第一产业份额和非农自雇者收入占GDp比重两个指标及其变化来判断我国劳动份额的变化趋势。
我们的理论分析表明，结构转型第二阶段的劳动力转移以自雇者向企业转移为主，而拐点的真正出现取决于农业生产率是否持续提升。结构转型的上述特点，意味着在劳动份额拐点出现前，非农自雇者收入比重会因自雇者大量转变为雇员而迅速下降；拐点出现后，由于社会均衡工资率持续提升，非农自雇者收入比重的下降速度将会减缓，而由于更多自雇者采用了现代技术，其收入比重甚至可能上升。与之相对应，在劳动份额拐点出现前后，第一产业份额的变化也将呈现由快速下降转变为缓慢下降的特点。
表3给出了数据介于人均GDp4000国际元到9000国际元之间不同阶段第一产业份额的均值。由表3可以看到，在劳动份额拐点出现后，第一产业份额出现了快速下降，由6000―7000国际元区间的12.9%迅速下降到7000―8000国际元区间的8.9%，下降幅度达4个百分点。而在拐点出现前的更早阶段和拐c出现后的更晚阶段，第一产业份额下降幅度却小得多。
表4给出了2006―2009年我国第一产业份额和人均GDp数据。我们看到，2006年我国人均GDp为6155国际元，第一产业份额为11.1%；2009年人均GDp增加到8569元，但第一产业份额仍然高达10.3%，4年间仅下降了0.8个百分点，远远低表3人均收入水平类似阶段跨国样本第一产业份额均值的下降幅度。这说明，这一阶段我国农业生产率水平的提升，远远低于相同发展阶段其他国家的平均水平。就最近几年我国第一产业份额的变化来看，尽管人均GDp继续快速增长，但2005年我国第一产业份额仍然高达9%，所以从这一指标来看，劳动份额拐点出现的条件尚不完全具备。
由于我国并没有进行混合收入统计，需要独立估计出非农自雇者即个体工商户收入占GDp比重。图1给出了李琦所估计1995―2007年期间我国非农自雇者收入占GDp比重李琦：《中国劳动份额再估计》，载《统计研究》，2012年第10期。。我们看到，从1999年开始，我国非农自雇者收入占GDp比重持续快速下降，符合劳动份额拐点出现前非农自雇者收入占GDp比重的变化特征。
由于缺乏足够的数据，我们无法估计2007年之后非农自雇者收入占GDp比重，这里通过城镇个体就业人数占城镇就业人数比重的演变来间接评估这一指标的变化。图2给出了1999―2013年城镇个体就业人数占城镇就业人数比重的变化情况。由图2，我国个体就业人员占城镇就业比重从1999年开始下降，2004年起开始回升，2008年后加速回升。到2013年，我国个体就业人员占城镇就业的比重达到16.1%，较2007年提高了近6个百分点。尽管我们不能肯定当前个体工商户（非农自雇者）收入占GDp比重出现明显回升，但可以肯定的是，非农自雇者收入占GDp比重下降速度在减缓。所以从这个指标来看，劳动份额拐点出现的第二个条件已基本具备。
结论
在本文中，我们从理论和实证两个方面研究了经济发展过程中劳动份额的演变规律，力图深化对这一问题的认识。此前，很少有研究关注初级分配结构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本文对已有研究做出了新的拓展，揭示了经济发展与劳动份额之间U型关系的内在机理，指出了农业生产率持续提升是劳动份额实现由下降转为上升的基本前提。这一发现有助于我们理解发展中国家初次分配结构不断恶化的主要原因，对于我国优化收入分配、推进共享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从近年来劳动份额及其变化来看，当前我国正处于拐点出现前后的过渡阶段，但数据表明，农业发展的滞后阻碍了劳动份额拐点的真正出现。由于我国土地所有制性质，长期以来我国农业的规模化集约化经营难以实现，导致了农业生产率的提升较为缓慢。因此，要推动劳动份额变化拐点的尽快到来，必须给予农业以足够的重视。我们注意到，“十三五”规划提出了“推动实现多种形式的农业适度规模经营”，这比“十二五”规划所提出的“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更进一步。如果这样的目标能够达成，劳动份额的拐点将会很快出现，推动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增长同步、劳动报酬提高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就会有更为坚实的基础。
参考文献：
[1]李稻葵，刘霖林，王红领.GDp中劳动份额演变的U型规律[J].经济研究，2009（1）。
经济的发展规律篇3
在当前的时代之中，房产行业在国家的总的经济中体现着非常关键的意义，其成为了带动经济进步的关键行业，而且对于货币以及财政政策的落实等有着非常积极的意义。所以，要认真的分析其发展规律。
1房产经济对于国家经济的带动意义
在我们国家，它是经济的基础行业，在经济中占据非常关键的位置。其发展带动了内需，而且也带动了有关行业的进步，其对于国家的经济进步来讲有着非常关键的意义。不过在经济进步的时候，也会存在很多的不利现象，干扰到经济的几部，因此要积极的应对存在的变化。
1.1行业的进步带动了其他的一些行业的进步，对于国家的总的经济有着非常关键的意义。像是房产行业的进步，就能够显著的带动家电本文由收集整理以及建材和装修等领域的进步，其有着非常紧密的关联，此类行业的进步，能够切实的带动经济的进步。
1.2经由群众对房产的消费，能够带动很多行业的消费，其牵扯到很多层次。对于房产消费来讲，其是一项综合化的消费活动，因此群众的消费活动，使得内需扩大，带动了经济的进步。
1.3行业的发展要靠着很多的工作者来扩充其实力，因此能够有效的缓解目前的就业压力。行业的发展速率越快，其供应的就业职务就越多，就可以更加积极的缓解目前的压力。除此之外，行业的发展还能够带动其他行业的进步，而且也增加了就业机会。
2积极的分析当前的房产经济的发展特点
我们国家的房产行业是一步步发展得到的今天的成就的，该过程是有很大的变化性，从最初到目前总共历经了四个时期：1981～1983年的第一轮周期；1984～1990年的第二轮周期；199l～1996年的第三轮周期；1997年开始至今的第四轮周期。通过比对这四个阶段我们得知国家的房产和走起的体现形式有着非常显著的改变。其时间在增加，而且变化的幅度降低了，衰退与扩张的时间比在减少。我们可知，在今后的一段时间中，行业除了要持续这种发展规律，还将表现为周期每一阶段的变动将呈波浪式，且变化越来越无规律性。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我国房地产业发展已经经历了三个周期，目前正处在第四个周期。行业的高速前进带来了非常多的经济以及社会方面的不利现象，对于房产发展太快的担忧，国家设置了很多的调控法规，这种发展态势过热的问题，其实是发展周期波动规律的表现。
3当前的宏观经济对于房产市场发展规律的意义
3.1国民生产总值的影响
我们国家的总的经济进步和行业的经济进步之间有着非常大的关联意义，其是互相影响的。经济的高速前进，带动了国家的生产总值的提升，此时群众收入也开始增加，在这种背景之中，群众的物质生活能力也得到了显著的提升，对于房产行业的进步有着非常积极的带动意义，价格稳定上升。所以国民生产总值和房价是正相关的关系。
3.2利率的影响
在行业高速发展的时期，要靠着充足的资金扶持，其是一种非常显著的资金性的行业。在行业之中，不管是结合房产来投机亦或是投资，均要靠着非常多的资金投入，在利率降低的时候，很多的单位或是个体就会贷款然后将资金投入到房地产市场中，促进了房地产价格的上涨。同时由于利率的下降，在还款难度上也有所下降，那么就会刺激一部分消费者进入的市场中，贷款购房，推动到了房地产市场的价格。反之，利率上涨，就会出现相反的状况。所以说利率的变化和房价是呈负相关的关系。
3.3消费水平的影响
在经济快速发展的背景下，居民的消费水平有所提高，在消费方面的能力有所提升，那么在房屋上的投入也就会有所增长。这种消费水平是在不断的累积过程中逐渐上升的，在消费水平达到一定层次的时候，房价上涨也可以在居民的消费能力范围之内，所以消费水平的增长会促进房价的提升。所以说消费水平和房价之间是正相关的关系。
3.4货币供给量的影响
央行通过运用公开市场操作、再贴现、再贷款和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等货币政策工具来改变货币供应量，这会改变商业银行的准备金和存款，进而影响其贷款供给能力。银行贷款能力的变化会影响住房贷款的可获得性。当货币供应量下降时，贷款难度增加，会引起房价下跌；而货币供应量增加时，贷款难度减小，就会引发房价上升。也就是说如果央行实行从紧的货币政策，则房价会下跌；反之，则房价就上升。
4促进我国房地产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对策分析
4.1加强规划的科学性和有效性，实现各种资源的有效利用
首先要在政策上限制粗放型的房地产经济，努力使房地产经济向资源集约利用的方向转变，尤其要提高对土地、空间资源的利用效率；其次，应作好房地产发展中的科学规划，使房地产与其他行业协调发展，既要发挥房地产对国民经济的支柱作用，带动经济增长，也要避免那种过分超前，危害经济的行为。
4.2调整房地产投资政策，确保房地产经济健康发展。房地产投资政策的制定和出台，要特别注意到以下经济状况：（1）密切关注房地产投资规模的变化。保持房地产投资规模与宏观经济规模相适应，不能脱离宏观经济基本面的支持：保持房地产投资占固定资产投资的合理比重，防止比重过大或过小；（2）投资结构要合理。房地产开发投资要更趋理性化，要重视市场调研和目标市场定位，使房地产投资开发牢固地建立在市场需求的基础之上，成为市场需求拉动型投资扩张。
4.3变革目前的土地策略。我们国家在之前的土地出让形式中面对很多的不利现象，此时就使得开发商对于其使用不合理。价格增加，就会使得房价变高，因此要对土地策略积极的调节。在出让的时候，要防止暗箱操控，确保交易工作是公平的，确保行业发展顺畅，确保经济有序前进。
经济的发展规律篇4
【关键词】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社会公仆；经济发展规律；适合；起作用
生产力是社会最终发展的决定力量，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力从根本上决定着与此相适应的政治和法律的状况。既然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这就意味着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关系改革的根源是由生产力的状况决定的，所以，“社会公仆”应当按照合乎规律的经济发展的精神和方向去起作用。
一、“社会公仆”在取得革命政权后，在大力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应当渐进地完成经济改革的任务
由于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是生产方式中最后一个对抗性的生产关系，而社会主义社会将在新旧两种社会制度中批判性的发展，社会主义不是在它自身基础上成长起来的，因此它在各个方面还带有旧社会的痕迹。当恩格斯回答能否一下子就把私有制废除时，他说：“不，不能，正像不能一下子把现有的生产力扩大到为实行财产共有所必需的程度一样。因此，很可能就要求来临的无产阶级革命，只能逐步改造社会，只有创造了所必需的大量生产资料后，才能废除私有制。”[1]通过恩格斯的回答我们就可以看出，当无产阶级取得革命胜利后，不能立刻消灭私有制，而是采取渐进式的政策逐步进行经济改革，并按照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对立统一的规律大力发展生产力，创造出足够多的生产资料后，再废除私有制。马克思也已经意识到，由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生产方式终将会被社会主义公有制所代替的，所以当无产阶级取得胜利之后，也必须遵循经济发展的规律大力发展生产力，逐步消灭私有制。正如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到：“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无产阶级将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并且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2]在这里，马克思强调必须更快的增加生产力总量，这也体现了“社会公仆”在取得政权后，必须合乎经济发展的规律渐进的发展经济思想。
巴黎公社革命时期，巴黎的“社会公仆”看到了资本主义社会欺人的假象，看到了他们丑恶的行径，所以他们想要剥夺剥夺者，想要把用于奴役的生产资料、土地和资本完全变成自由的和联合的劳动工具。为此，马克思把生产的计划性问题提上了日程，他说：“如果合作制生产部是一个幌子或一个骗局，如果它要去取代资本主义制度，如果联合起来的合作社按照共同的计划调节全国生产，从而控制全国生产，结束无时不在的无政府状态和周期性的动荡这样一些资本主义生产难以逃脱的劫难，那么请问诸位先生，这不是共产主义、‘可能的’共产主义，又是什么呢？”[3]在这里，马克思肯定了只有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条件下，资本主义无政府状态才能由联合起来的计划生产所代替。事实上，马克思把整个社会发展和生产的计划性看作是继资本主义之后的更高的社会生产方式。社会的发展和计划性生产相协调也是合乎经济发展规律的具体表现。巴黎公社的“社会公仆”们不仅肩负着无产阶级政治改革的任务，而且还肩负着经济改革的任务。取得政权的工人阶级不能靠法令来实现社会经济的革命变革，而是经过一个长期的、逐步的社会经济改革才能完成任务。正如马克思说：“为了谋求自己的解放，并同时创造出现代社会在本身经济因素作用下不可遏止地向其驱归的那种更高形式，他们必须经过长期的斗争，必须经过一系列将把环境和人都加以改造的历史过程。”[4]马克思在分析从资本主义社会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的经济改革时说：“以自由的联合的劳动条件去代替劳动受奴役的经济条件，只能随着实践的推进而逐步完成（这是经济改造）；他们不仅需要改变分配，而且需要一种新的生产组织，或者勿宁说是使目前（现代工业所造成的）有组织的劳动中存在着的各种生产社会形式摆脱掉（解除掉）奴役的锁链和它们的目前的阶级性质，还需要在全国范围内和国际范围内进行协调的合作。”[5]在这里，马克思再次强调了合作生产和计划生产协调同步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的经济改造任务，这同样是“社会公仆”在取得革命政权后遵循经济发展规律而起作用的具体表现。
二、政治权利在对社会独立起来、并且从公仆变为主人以后，也要合乎经济发展的规律而起作用
无政府主义者由于受小资产阶级思想的限制，主张个人无限的自由并否定一切权威，但是无政府主义者的思想是同生产力的发展相矛盾的，从个体小经济过渡到大规模的社会化生产，必须加强权威的作用，必须协调多数人的行动，即使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权威也是必须要的。对于无产阶级的国家，它仍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仍是从外部强加于社会的一种力量，所以就需要一种权威来缓和这种冲突，把冲突限定在可控的范围之内。这样一来，无产阶级的国家意味着阶级仍然存在，意味着权威仍然存在，意味着“社会公仆”仍兼有“社会主人”的一面，正像恩格斯所说：“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这种现象在至今所有的国家中都是不可避免的。”[6]无产阶级的国家意味着阶级仍然存在，意味着权威仍然存在，意味着“社会公仆”仍兼有“社会主人”的一面，但是：“政治权利在对社会独立起来并且从公仆变为主人以后，可以朝两个方向起作用。或者按照合乎规律的经济发展的精神和方向去起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它和经济发展之间没有任何冲突，经济发展加快速度。或者违反经济发展而起作用，在这种情况下，除去少数例外，它照例总是在经济发展的压力下陷于崩溃。”[7]从恩格斯的话语中我们可以看出，政治权利独立起来以后，恩格斯并没有完全否定“社会公仆”会有“社会主人”的一面，而是要求“社会公仆”应该合乎经济发展的规律去组织建设，发展生产力，这样经济建设和政治权利之间才不会有根本性的冲突，也就是说经济基础要与上层建筑相适应。而且，无产阶级在取得政权之后要占有生产资料并大力发展生产力，以此来改善经济状况，才能进一步满足人民的日益需求，那时对人的统治将不再存在。
总之，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公仆”在取得革命政权后，在大力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应当渐进地完成经济改革任务的思想，以及政治权利在对社会独立起来，并且从公仆变为主人以后，也要合乎经济发展的规律而起作用的思想无疑会对当代中国“社会公仆”完善经济发展策略提供有益的理论支持。
【注释】
[1][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39.293.
[3][4][5][6][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59.603.98.13.526.
经济的发展规律篇5
关键词：平均利润规律；农村；教训；充分利用
中图分类号：F323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08）19-0061-03
一、马克思的平均利润理论
按照马克思揭示的平均利润规律，深化相关改革，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首先要正确理解马克思平均利润理论的主要内容。
1.平均利润理论的核心内容是“等量资本获取等量利润”。就是说,在一个社会中,不同的经济主体,无论其生产经营的内容差别有多大,也不管他们投资的部门、区域又有如何的不同,只要他们所投入资本(物化劳动、活劳动)的量相同,各自所获得的利润趋于相同,这个利润即是平均利润。马克思曾明确指出:“通过竞争而平均化为一般利润率,而一般利润率就是所有这些不同利润率的平均数。按照这个一般利润率归于一定量资本(不管它的有机构成如何)的利润,就是平均利润。”[1]
2.平均利润的形成是不同部门资本家竞争的结果。马克思指出：“在劳动剥削程度不变时,利润率会随着不变资本各个组成部分的价值变化以及资本周转时间的变化而变化。由此自然可以得出结论说,如果其他条件不变,不同生产部门所使用的资本周转时间不同,或者这些资本的有机组成部分的价值比率不同,那么,同时并存的不同生产部门的利润率就会不同。”[1]
由资本的本性所决定，各部门的利润率不同，必然导致不同部门之间资本家的竞争。竞争是平均利润形成的杠杆。竞争,首先在一个部门内实现的,是使商品的各种不同的个别价值形成一个相同的市场价值和市场价格。进而,竞争在不同生产部门之间进行,以取得最有利的投资场所,获得高额利润,“只有不同部门的资本的竞争,才能形成那种使不同部门之间的利润率平均化的生产价格。”部门之间的竞争采取资本转移的方式，即资本从利润率低的部门转向利润率高的部门，原来利润率高的部门，由于资本量的增加，产品供过于求，价格下降，利润率下降，相反原来利润率低的部门，资本量减少，产品供不应求，价格上升，利润率上升。“通过这种不断的流出和流入,总之,通过资本在不同部门之间根据利润率的升降进行的分配,供求之间就会形成这样一种比例,以致不同的生产部门都有相同的平均利润,因而价值也就转化为生产价格。”[1]
3.平均利润的形成，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有条件的。马克思指出:“商品按照它们的价值或接近于它们的价值进行的交换,比那种按照它们的生产价值进行的交换,所要求的发展阶段要低得多。而按照它们的生产价值进行的交换,则需要资本主义的发展达到一定的高度。”[1]“资本主义在一个国家的社会内越是发展,也就是说,这个国家的条件越是适应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资本就越能实现这种平均化。”关于平均利润形成的条件，马克思指出：“第一个条件的前提是,社会内部已有完全的商业自由,消除了自然垄断以外的一切垄断,即消除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造成的垄断。”在这个前提下“资本有更大的活动性,也就是说,更容易从一个部门和一个地点转移到另一个部门和另一个地点。”“这第二个条件的前提是：废除了一切妨碍工人从一个生产部门转移到另一个部门,或者从一个生产地点转移到另一个生产地点的法律。”在这个前提下“劳动力能够更迅速地从一个部门转移到另一个部门,从一个生产地点转移到另一个生产地点。”[1]这就是说平均利润的形成,要求生产资料、劳动力、资本等生产要素，不受地区和行业的封锁,不受各种垄断的限制,能够自由流动。
二、平均利润规律的作用不能发挥是中国农村经济发展缓慢的重要原因之一
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建立以后，很长一段历史时期，教条主义地对待马克思的经济运行理论，没有从中国社会所处的发展阶段出发，否定社会主义经济是商品经济，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由于平均利润规律是商品经济的规律，否定社会主义经济是商品经济，从而使平均利润规律失去了存在和发挥作用的条件。
平均利润规律的作用不能发挥，对中国经济的发展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农业经济发展的缓慢就是一个重要的方面。农业经济发展缓慢突出地表现为，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农业仍然占较大的比重，国民经济还没有实现工业化；农民的收入还比较低，城市和农村还存在比较大的差别。
按照马克思的平均利润理论，平均利润率规律的存在和发挥作用，要求劳动力在不同部门的自由流动。中国农村经济发展缓慢，国家没有实现工业化，农民收入比较低，农业没有实现现代化，农村人口、农业劳动力多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众多的农村人口、农业劳动力滞留在农村，最直接的原因就是我们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否定平均利润规律的作用，通过户籍制度，阻止农村人口的自由流动。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农村人口进入城市只有很窄的两条道，即考入大学和参军。对于绝大多数或者说近百分之百渴望进入城市的农村人只是一个美好的梦想。
按照马克思的平均利润理论，平均利润率规律的存在和发挥作用，要求资本在不同部门的自由流动。农村经济的发展，要“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建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长效机制”；要“健全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发展“适度规模经营”；要“支持农业产业化经营和龙头企业发展。”[2]上述要求的实现都需要大量资金的投入，然而中国农业的历史和现状决定了靠农民的自身积累是很有限的，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没有资本市场，资金不能在不同的生产部门自由地流动，从而平均利润规律的要求不能实现，农村经济的发展受到阻碍。
平均利润规律，是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是以价格形成与运行机制为核心。依据马克思的分析,市场机制对于社会经济运行调节，是自动调节“作为一种内在的、无声的自然必然性起着作用”[3]；是市场机制的各个构成要素的作用相互关联、相互影响的；是通过对市场主体的切身利益的影响来发挥市场机制的内在作用。按照上述特点，商品的价格要在市场竞争中形成，要随着供求关系的变化而变化，作为市场主体的企业要有自身独立的利益。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农产品的价格既不是由生产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来决定，也不受供求关系的影响，农产品的价格由国家统一定价，而且确定的价格低于价值长期不变。由于农产品的价格低于价值，即使没有资本流动的限制，也不会有资金流入解决农业资金发展不足的难题。由于农产品的价格低于价值，农产品再供不应求也不会使价格提高，从而无法激发农业生产的积极性，产生了一个农业大国，几亿人口搞农业，而农产品又严重短缺的怪现象。
三、适应平均利润规律的要求，深化相关改革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新的历史时期，党的十四大明确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近三十年趋向市场经济的改革实践，已经为平均利润规律存在和充分发挥作用创造了条件。劳动力市场的建立和完善，为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创造了条件；资本市场的建立和完善，为资本的自由流动创造了条件；市场经济的微观主体已经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为资本的自由流动创造了动力。
平均利润规律在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已经是客观的存在，我们也已经按照这一规律的要求调节经济的运行。但笔者认为，仅就农村经济的发展而言，这一规律的积极作用还没有充分地发挥出来，有待于适应这一规律的要求深化相关的改革。
首先，资本向农村的自由流动还有障碍，需要深化改革。资本向农村的自由流动的障碍，主要是流入的障碍。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特别是农业的规模经营、农业的产业化和龙头企业的发展，需要来自农村外部的较大数额的资金或资本。笔者在调查中了解到，有许多有意向、有能力投资农业的人，但没有投资于农业，主要是担心承包期之后的“变”，即土地承包经营权到期后的重新划分。土地承包权到期后的重新划分阻碍土地的集中和规模经营的实现。因为实现土地大规模的集中和规模经营，需要拥有较大数额资金的经营大户的出现，这些经营大户一般要追求更为长远的利益，甚至是几代人的利益，再有他们一般要对土地有更为长远的打算，而不是维持经营的现状。这样定期、不定期对承包地的重新划分，或者说不确定的继续承包，经营大户就很难出现，规模经营、农业的产业化和龙头企业的发展也就落不到实处。
笔者建议，土地经营权流转后，不论是本村人、他乡人还是城里人，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到谁的手中，在下一个承包期，谁就取得了优先承包经营权，而且不论面积大小。而不是把承包经营权再交回原承包人或村集体，使取得承包经营权的人再一次有偿获取土地的承包经营权。
土地承包经营权永久性转让不仅有利于农村经济的发展，而且对于放弃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农民也是有利的，因为对于获取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经营者，希望承包期越长越好，获取的承包经营权越长，就肯支付更多的流转费。已经客观存在的东西，如果它存在是合理的，又反映客观经济规律的要求，用法律、政策把它明确地肯定下来，将会更加有利于农村经济的发展。
阻碍资金向农业的自由流入还表现为，有的地区规定，土地的承包经营权，只能在村集体成员中流转，排斥外来资金的流入。在现实的生活中有的城里人已经在农村购买了土地的承包经营权，但大都是借用原集体某一村民的身份，当该村民年纪比较大时，又要将承包权转到另一年龄比较小的村民身上，购买土地承包权的人心理总是不塌实，这种不塌实必然影响外来资金向农村的自由流入。
其次，劳动力的自由流动还有障碍。在劳动力的流出方面，土地承包法规定“承包期内，承包方全家迁入小城镇落户的，应当按照承包方的意愿，保留其土地承包经营权或者允许其依法进行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承包期内，承包方全家迁入设区的市，转为非农业户口的，应当将承包的耕地和草地交回发包方。承包方不交回的，发包方可以收回承包的耕地和草地。”[4]为了保证农村人口和劳动力的正常流出，上述规定需要完善。上述规定，在一定意义上是鼓励农村人口向小城镇的流动。然而，从农村人口和劳动力流出的总体趋势看，流出的人大都是希望进入“设区的城市”，这符合人口学中的人口流动高位移规律，即劳动力流动遵守就高原则，总是从边际效益低的区域，流向边际效益高的区域。
在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这个问题上，流入“设区的城市”与流入小城镇不应该区别对待。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土地是归集体成员共同占有的重要生产资料，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就是建立在这样一个实际基础上的。国有企业转制，工人可以“买断”得到相应的收入，而作为集体成员农民，进入了“设区城市”无条件地交出对土地的承包经营权，对于该部分农民集体所有在经济利益上实际就没有任何体现。在现实生活中，农民对土地依赖程度还很高，具有特殊的感情。如果进城就必须无条件放弃土地承包经营权，他们就是能离开农村或者工作已经离开了农村，也不会放弃农民的身份，尤其在国家取消农业税，加大对农业补贴的情况下，农民更会这样。我们急需遵循十七大报告提出的“按照依法自愿有偿原则，健全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2]
农村人口和劳动力流出的障碍还表现为，在许多城市为农村人口和劳动力的流入还设许多的门槛，在子女入学升学等方面还有差别的待遇。在许多城市原来的农村人，要变成有户口无差别待遇的城市人还有一定的难度。按照平均利润规律的要求各级行政部门不该再设立阻碍人口自由流动的门槛，在国民经济实现工业化的进程中应该创造更有利的条件促进农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动。
参考文献：
[1]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161-219.
[2].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23-24.
[3]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394.
[4]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n].人民日报,2002-08-30(7).
FullyDevelopedtheeffectoftheLawofaverageprofitandpromoted
theDevelopmentofCountrysideeconomy
GUChun-xiang
(Bihaiuniversity,LiaoninJjinzhou121000，China)
经济的发展规律篇6
在市场经济发展的大环境下，低碳经济逐步发展起来。市场经济的发展离不开法律法规的保驾护航，因而低碳经济的发展也亟须法律的规制和监督。面对日益壮大的低碳经济发展势头，全人类必须达成一个共识，即一旦低碳经济的发展离开了法律法规的保障是寸步难行的，需要大力发挥法律的规范作用，进而从技术和法律层面实现低碳经济发展的宏大目标。
1、低碳经济法律制度的发展现状
我国已经确立了发展低碳经济的理念和思路，并在政策与法律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的大胆探索，也在保障低碳经济稳步发展方面有自己独特的创新之处。近年来，随着我国政府提出“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重大战略构想，政府也在不断地制订很多应对气候变化的措施，也出台了很多促进节能减排的法律法规，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奠定了低碳经济发展的基础，为我国大力发展低碳经济提供了制度保障。迄今为止，我国在发展低碳经济的相关方面已经制定了《煤炭法》、《电力法》、《可再生能源法》、《循环经济促进法》、《清洁生产促进法》、《节约能源法》等法律。这些法规发挥了很大的影响，极大地促进了低碳经济的发展。此外，我国同时还积极制定并实施了很多与前述法律法规相配套的计划和政策。更是为我国低碳经济的长足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2、低碳经济法律制度发展过程中的不足
上述中的现行法律法规大多只是阶段性的成果，作为发展中大国的中国，我国与发达国家相比，在低碳经济发展的制度层面目前仍处于不完善的状态，这都会制约我国低碳经济的发展步伐。根据笔者的研究，大致存在以下几个问题：
（1）能源方面的基本法律法规相对欠缺
现今施行的能源方面的单行法律主要有《电力法》、《煤炭法》、《节约能源法》、《可再生能源法》等，不仅数量较少，而且内容比较单一。随着国际社会能源问题的突出和我国能源经济发展的趋势，能源问题已经逐渐发展成为影响国家安全的重要因素，因此我国急需制定一部系统的能源基本法，去监督各种能源开发利用的行为，规范能源开发秩序，进一步从立法层面推进低碳经济的理念，促进我国能源经济的有效发展。同时，能源基本法的制定和实施将会促进能源领域单行法律的制定，也能为其他能源方面的法律法规的修改提供很多实践性的建议，这些最终可以有助于我国能源法律体系的有效完善。
（2）现行的低碳经济法律内容相对滞后且缺乏可操作性
现行的低碳经济法律主要有《煤炭法》、《电力法》、《矿产资源法》、《环境影响评价法》、《环境保护法》、《大气污染防治法》等。在这些法律规定中，部分有关低碳经济发展与规范的内容规定与我国低碳经济发展的要求不太符合，有的甚至偏离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实质状况。由于我国长期受到这样一种立法思想的感染，即制定法律时尽量“宜粗不宜细”，同时我国现行很多的低碳经济方面的法律条文多属原则性的规定，规则性不够突出，具体内容规定不明确，非常缺乏操作性。如果不能从细节入手，从明确的规则做起，就不能达到有效规范、调整和解决低碳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的目的。
（3）发展低碳经济的法律监督体系有待完善
当前，我国的经济发展方式已经做出了重要的改变，即大力推行低碳的理念，发展低碳经济。而关于低碳经济发展的相关规定，是由一系列庞大繁杂的法律法规和政策条例综合起来进行调整的，迄今为止还未形成相对完善的法律体系，也缺乏一部专门引导和发展低碳经济的法律。此外，就全国人大常委会已经制定实施的法律与其他的法规、规章而言，也存在着很多问题。例如法律之间、法律与法规、规章之间存在极不协调的现象，同时缺乏体系性、全面性，此种状况对我国大力推行低碳经济这种发展模式起着一定的制约作用。
二、低碳经济法律制度建设的政策建议
1、加快能源立法，完善低碳经济法制建设
我国目前已经颁布实施的涉及能源方面的法律主要有《电力法》、《煤炭法》、《可再生能源法》和《节约能源法》等，但在目前的能源开发和监管规范中存在着很多弊端。如看重政策轻视法律法规、看重部门管理轻视综合调控等，且其他单行能源法对某些领域或方向不能做出调整和监督，影响低碳经济法律制度建设进程。因此，为了更好地解决上述问题，系统地制定一部《能源法》或《低碳经济法》势在必行，并且刻不容缓。
2、建立健全保障低碳经济运行的行政法体系
根据低碳经济的发展要求来看，需要重新统筹政府的职能，去更好地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为发展低碳经济，这首先要做到的就是转变政府职责。要想建立健全保障低碳经济健康运行的行政法体系，就要致力于将依赖能源高消耗、环境高成本的发展思路转变成依赖管理创新、科技进步的新思路。因为发展低碳经济不应该只是一味地依靠政府的政策引导和大力推进，更重要的是必须从经济发展现状出发，探索低碳经济运行的特点和其中的一般规律，参照并借鉴国外的成功经验，明确地建立健全严密有效、相互制约的行政法律法规体系。
3、制定并完善配套法规，努力促进低碳经济有效发展
在低碳经济法律制度建设过程中，除了完善环境与能源方面的法律法规外，还需对与低碳经济发展相配套的其他法规作出适时适度的修改，包括涉及经济发展方面的相关部门法，如民商法、经济法等。就民商法方面而言，主要是碳交易这一层面，政府需要对相关企业进行科学的引导和有效的监督，减少碳排放对生态环境带来的恶劣影响。在经济法领域，可以制定一些关于发展低碳经济的技术性规范政策，对低碳经济的运行发挥正向的刺激和引导作用，也可以通过其他相关法律法规的制定，规范低碳经济发展的大环境，进一步保障低碳经济的发展路径。
三、结语
经济的发展规律篇7
［关键词］循环经济；法律；建设；完善
［中图分类号］F12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6432（2011）48-0177-02
循环经济是指在生产、流通和消费等过程中进行资源的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活动的总称。它是保护环境、维系生态平衡的一种闭环经济形式。循环经济与传统线性经济发展模式相比,循环经济能最大限度地提高资源的利用程度,使资源、能源得到合理和持久地利用,使经济活动对环境产生最小的负面影响,实现环境保护的目的。达到经济效益、生态效益的有机统一和“共赢”发展。循环经济能在不同层面上把生产和消费有机地联系起来。循环经济是人类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是人与自然之间物质代谢正常进行的最佳方式,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必要手段。它是实现经济社会的科学发展,坚持以人为本的客观要求。进行循环经济方面的法律制度建设是发展循环经济的根本性保障。因此,对此问题必须进行研究,分析法制建设状况,存在的问题和对策措施。
1我国循环经济发展中的法律制度建设状况
我国发展循环经济的法律制度建设近些年来取得许多成就,保障了循环经济的快速健康发展。《循环经济促进法》审议通过,标志着我国循环经济法制建设迈出了关键一步。我国“十二五”规划纲要提出“完善法律法规和指标,实行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制定循环经济技术和产品名录,建立再生产品标识制度,建立完善循环经济统计评价制度。”
(1)发展规划制度与总量调控法律制度的建设。我国地方政府根据区域功能区划、资源赋存条件和环境状况对于重点行业和企业开展节能、减排和综合利用活动。建立了评价指标体系,完善了循环经济法律、法规、制度建设,推动循环经济发展。《循环经济促进法》规定了我国主要污染物排放、建设用地和用水总量控制指标。这就在一定程度上调整优化了区域产业结构,遏制了高能耗、高污染的产业,促进了传统产业的技术升级改造和结构调整。
(2)评价指标体系的法律制度建设。我国建立了一套行之有效的、能够反映我国基本国情的循环经济评价指标体系,并纳入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循环经济评价指标体系》,对资源产出、消耗、综合利用和废物排放规定了循环经济评价指标。对循环经济发展状况进行总体定量判断提供了依据,这些法律制度建设为各地、各行业制定和实施循环经济发展规划提供了法律依据。
(3)责任延伸制度、监督管理制度等法律法规建设。我国《循环经济促进法》规定了以生产者为主的责任延伸制度,界定了各个经济主体的回收、利用责任。《清洁生产促进法》中规定了对重点企业的清洁生产审核制度、企业监管制度。我国推进了重点行业、企业、工程的节能降耗。严格限制了高耗能、高耗水、高污染和浪费资源的产业及工业园区的盲目发展。
《循环经济促进法》对产业市场准入制定了规范性的规定。如鼓励、限制和淘汰的技术、工艺、设备、材料等。并通过国家产业政策规定,引导了产业投资和发展方向,发挥了国家调控产业结构的重要手段,提高了能源和资源利用效率、保护了产业发展环境。
2我国在发展循环经济方面存在的问题
(1)缺乏与循环经济模式相适应的经济体制和政策体系。由各地的行政手段来规范循环经济建设,辐射范围小,持续效果不稳固。推进循环经济发展的相关政策和法规体系不健全,存在着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的现象严重。
(2)一些企业规模较小,实现循环经济发展的规模效益比较困难。不利于循环经济发展所需的技术开发和推广。发展循环经济经验较少。企业参与意识不强。部分企业缺乏对发展循环经济迫切性和重要性的认识,部分企业在生产中片面追求局部和近期经济利益,发展循环经济缺乏紧迫感、责任感和能动性。
(3)发展循环经济的公众的参与程度不够。已出台的相关法律制度也未对环境保护或循环经济中“公众参与”的行为明确化、制度化,造成公众参与循环经济的行为不确定,参与程度较低。
(4)我国发展循环经济的法律制度建设立法不够完善,配套法规建设滞后；执法存在障碍,部门责任缺失；司法不到位,亟待公益诉讼；一些法律制度缺乏可操作性；立法不健全,一些领域存在空白；循环经济体系不尽完善。
3我国健全和完善循环经济的法律制度的对策措施
(1)国家要在《宪法》上规定发展循环经济的内容,保证循环经济法律法规和制度以国家根本大法作为依据。宪法要规定循环经济的法律目的、原则和调整对象等内容；同时,要加强循环经济专项法律法规的立法工作,完善现行相关法律的规定。
(2)国家要从实际出发修改完善《清洁生产法》、《固体废弃物污染环境防治法》、《水污染防治法》等相关法律,规定生产、流通、消费和处置等重要内容。针对具体情况,制定各种专项法律,各地还可以根据当地的实际需要,制定地方性的专项法律法规保证循环经济的良性发展。将经济、社会、环境和可持续发展作为循环经济的立法的主要目的,指导整个循环经济发展。
(3)环境监管部门要加强各个部门之间的合作与协调,加强环境监管行政执法。同时,要在制度上加强规范：统一管理、调配和考核,要求监管队伍要走向按规范执法、按程序执法,严格执法的轨道。
(4)在循环经济立法过程中,要明确环境主体的范围,完善循环经济法律责任。加大处罚的方式和力度,改变过去重批评、不严惩的做法。在环境损害中要缩小免责事由的范围,充分体现环境保护法律在循环经济中的作用。
(5)循环经济立法内容要结合地方资源特色。如：黑龙江省是资源大省,资源产出率、利用率、再生资源回收率都比较低,而污染程度却不低,循环经济立法应从解决资源环境的实际问题出发。加强地方立法,制定具有地方特色的循环经济法规。黑龙江省近年来已经出台了一系列具有地方特色的与循环经济相关的政策法规,对经济活动的全过程都要分别立法或做出规定等,规范资源合理利用,减少废弃物的排放和污染,要结合黑龙江省的特点,要突出重点,在治理鸡西、七台河、双鸭山、鹤岗等矿业城市的矿山污染、煤化工产业污染方面进行立法,还要从全省各大中城市废弃物的管理入手进行立法,同时要加强法律规范和执法监督力度。
参考文献：
［1］解振华.中国循环经济年鉴［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9.
经济的发展规律篇8
关键词：低碳经济；法律体系；环保
中图分类号：D920.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0592(2016)01-084-02
经济社会快速发展使物质条件发生翻天覆地的改变。物质文明的发达带来积极影响的同时，也带来了一定的负面影响，经济高速增长的所付出的有可能就是环境代价。尤其是我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单位经济增长的环境成本要明显高于发达国家，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发展模式一度成为某些地区的主要发展模式。近年来，随着环境问题的越发突出，绿色经济受到全球的广泛关注，低碳经济作为一个重要议题在未来一段时间值得各国加以探索和研究。因低碳经济的发展需要来自法律和政策层面的保护和支持，故展开低碳经济法律体系的分析和构建研究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有利于其低碳经济的长效化发展。
一、我国发展低碳经济的意义
低碳经济被学界定义为可持续发展，有别于现有知识经济、绿色经济、生态经济的经济发展模式，低碳经济是由低碳产业、技术、发展、生活等系统因素和形态构成的经济体系。低碳经济以低污染、低排放、低能耗作为基本条件，经济发展的生态环境成本是衡量低碳经济的重要指标。低碳经济发展的根本目标在于进一步维持生态平衡，提高现有能源利用效率，同时开发新能源，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现阶段全球低碳经济的核心发展内容集中在创新能源开发和使用技术、减少排放、实现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发展等内容上。通过低碳经济构建新的经济发展制度，转变人类经济发展观念具有积极现实意义。我国作为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第二大经济体，积极发展低碳经济，有助于我国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以及全球竞争力的持续提升。其实际意义和价值体现在下述几方面：
第一，有利于我国经济持续高速发展。当前我国处于深化改革的关键时期，宏观层面加快了工业化、城镇化、现代化的发展，经济的快速增长必然带来高能耗。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主要消耗能源为煤炭，我国2013年煤消耗量达到近年来的峰值36亿万吨，虽然在2014年开始我国煤炭消耗量开始下降，但我国每创造100万美元GDp的能源消耗仍然是欧美发达国家2至5倍之多，在pm2.5等环境问题困扰下，加快发展低碳经济、降低污染能源消耗量已经成为必然之举，此举将成为推动我国经济持续高速发展的关键。
第二，有利于调整我国能源产业结构，我国能源战略长期依托于煤炭有其必然原因，我国可开采使用能源结构为煤多、气少、油缺，因为缺少油气也就使得我国主要消耗能源只能是煤炭为主，我国一次性能源消费结构中煤炭占比近七成，而我国煤炭产业的整体技术水平落后。在我国的工业化发展进程中，高能源消耗、重污染排放情况突出。通过政策引导和制度规范，大力发展低碳经济有助于我国改善能源结构，优化产业结构，培育绿色经济发展环境和氛围，推动经济全面可持续发展。
第三，有利于产业结构的优化调整，长期以来我国产业结构存在结构不合理情况，结构不合理的现状限制了经济的健康发展。从整体来看我国产业比重依然为1∶5∶4，主导我国经济发展的基础产业依然是第二产业，工业主导的经济结构，自然容易导致高能源消耗问题。进一步倡导低碳经济有助于推动我国第三产业的发展，利于服务业做大做强，使我国产业结构处于持续优化调整状态下，实现产业结构的整合创新。
第四，有利于提升我国国际竞争力，我国作为全球第一大贸易国，出口贸易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而随着各国对于低碳经济的重视，碳排放已经成为一项重要衡量指标，碳排放税也已经成为现实。为了维护我国固有国际竞争力，进一步增强出口产品的竞争力，大力推动低碳经济已经是当务之急。只有注重于国际规则，尽可能满足于国际化规则标准，才能树立起绿色经济意识，引导我国企业走上可持续发展之路，全面打通国际化发展瓶颈，实现宏观和微观层面的协调同步发展。
二、我国低碳经济法律体系不足之处分析
经济发展需要良好的社会制度和法律体系作为基础，低碳经济发展更加需要法律作为保障。低碳经济源于技术创新，源自公众意识创新转变，更加源于政策和法律的不断优化完善。优化完善法律规制有利于维护绿色经济的持续发展，有助于限制高能耗、高污染产业发展，引导市场发生结构性转变，提升低碳新技术和产品的发展效率。作为发展中国家，我国在低碳领域的立法仍较为滞后,尚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法律体系，具体而言阶段低碳经济法律体系不足之处体现在下述几方面：
（一）低碳经济法律体系完善程度不高
低碳经济现已明确成为我国未来一段时间经济发展的主要方式，但关于低碳经济的法律法规依然存在不足之处，整体法律体系完成程度不高。造成相关法律体系不完善的主要原因集中在两方面：其一是作为国家根本大法的宪法中并没有将发展低碳经济作为基本发展战略进行明确规定，其二是基本法当中也没有一部专门引导和推动低碳经济发展的法律，同时法律法规、规章之间依然存在不协调的问题。可以说，法律体系完善程度不高直接影响着低碳经济的有效推进，导致法律制度对低碳经济所引导的产业结构调整规范作用下降。
（二）能源基本法缺位问题突出
能源开采、使用、管理等问题是关乎经济社会平稳发展，影响低碳经济持续推进的重要问题。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注重于能源领域的立法工作，先后制定和实施了包括《电力法》、《煤炭法》等一系列的能源单行法律及各类地方性法规、部门规章。现有能源相关法律法规在能源领域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但随着我国能源问题的越发突出，能源开发利用与生态环境保护之间矛盾的激增，颁布实施一部能够系统综合调整规范能源开发利用和管理的基本法显得非常必要。一方面，该法实施后能够解决现存的能源问题，处理现有能源法律法规之间的协调问题；另一方面，该法实施后有利于低碳经济的长效化、持续化推广，有助于规范低碳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从法律层面对新的问题和现象加以调整，利于单行法的制定和完善。
（三）相关法律的可操作性不强
我国现行低碳经济相关法律细化程度不够，实际的司法可操作性不强，法律规定多是原则性规定，具体法条的约束性不强，难以对生态环境领域违法行为进行有效查处，同时对于推动低碳经济发展也缺乏必要的作用与价值。
（四）立法效率较低，法律规范存在滞后性
低碳经济概念自2003年被全球主要国家所认同和认可后，在欧盟部分国家开始通过征收碳排放税等方式，强制推行低碳经济的背景下，我国在低碳经济领域的立法效率尚较低，法律规范方面存在一定滞后性，不能起到科学指导低碳经济发展的作用。我国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贸易第一大出口国，低碳经济立法滞后，导致法律体系与社会经济发展状态的不对称，限制了经济健康发展。
（五）公众低碳经济法律意识不强
法律的价值体现在于其规范和引导上，通过法律的落实和法律体系的构成及应用，可以使公众的法律意识得到不断强化，进而利于各项政策和措施的执行和落实。我国当前公众低碳经济相关法律意识不强，没有形成一种普遍意识，进而也就限制了法律的制定和执行，同时影响着低碳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
三、我国低碳经济法律体系构建研究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情况下，低碳经济发展水平高低决定着一国的国际竞争力。对比我国应及时通过有效立法和执法有利于进一步提升低碳经济发展水平，具体措施如下：
（一）立足国情，合理确定低碳经济立法原则
我国低碳经济法律制度立法工作的有序科学开展，建立在合理立法原则基础上。立法原则着重突出三个重点。首先是要符合中国基本国情，我国作为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不均衡，经济结构不合理的情况依然较为严重。我国人均资源量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环境的整体承载能力不足，部分地区和产业领域依旧过分依赖自然资源，能源消耗量大、污染问题突出。据此，我国在低碳立法方面必须充分结合自身国情，对于国外先进经验要取其精华不能简单照搬，要结合实际情况加以创新和不断优化。其次是要维护自身合法合理权益。在低碳立法方面，我们要充分维护自身核心权益，对发达国家有针对性的法律及政策，积极应用法律手段加以应对，提升我国法律体系的自我保护性，坚持逐步推进。低碳经济法律体系的构建不能一撮而就，而是要充分结合经济社会发展实际和国际环境变化，不断对法律体系加以创新和优化完善，使法律的价值作用最大化。
（二）推动低碳领域基本法的制定
总的来看，低碳经济法是实现低碳经济有序发展的基础保障和普遍适用的法律指导规范。在低碳经济法当中需要明确低碳经济的国家战略地位，提出环境保护、能源安全等领域的战略目标、基本原则。同时颁布实施低碳经济法，并使该法成为各项单行法律和法规规章的依据，推动立法的全面展开。
（三）强化在金融、环保、消费等领域立法实践
我国要在金融、环保等领域实现低碳经济的多元化立法，通过完善法律体系额方式不断为低碳经济发展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和市场环境。一方面，我国要加快低碳税征收前的调研工作，立足于本国实际情况和外部环境设立合理地低碳税征收标准，进而有效维护本国企业实际利益，同时推动社会低碳意识的持续提升，另一方面则是要进一步加大环保执法力度，对于污染环境、浪费能源的行为加大处罚力度，使行政处罚的效能得到体现，建立法律屏障，确保低碳经济得到稳步推进。总的来看，只有切实从多元化入手、从细化科学化着力，才能使低碳经济相关法律体系的实效性和专业性得到保证，使低碳经济能够在一个良好社会秩序和普遍意识环境下发展。
（四）积极引导强化公众意识
低碳经济持续发展，对公众的自身行为和意识要求标准就更高。政府相关部门应做好引导，进一步引导公众意识的转变，不断强化公众意识，进而使节能环保、低碳经济、绿色产业等价值观念和意识内容成为群体普遍意识，并在一个良好的社会氛围中使低碳经济得到发展和壮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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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的发展规律篇9
在任何一种经济体制下，要使经济生活正常化，就要有一定的经济秩序。计划经济的经济秩序是和行政秩序是同一的。可以说，计划经济实质上是行政经济。而市场经济的一个显著特点在于宅的经济秩序是通过法制形式和维持的，或者说，是一种法律秩序。现代市场经济并不是单纯的自由竞争，而是一个有序化，制度化过程，这一过程是通过一系列具体的法律制度来实现的。与计划经济相比，市场经济可以更有效地配置资源。但是，市场只有具备合理而完备的法律前提，才能发挥有效配置资源的功能。正如美国经济学家布坎南新说：“没有合适的法律和制度，市场就不会产生任何体现价值最大化意义上的效率。”①从这个意义上说，市场经济就是法制经济。或者说，法制是市场经济的法律特征。
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具体表现在社会经济活动中各个主体的权利、义务的行为规则、政府行为等方面都以法律的形式全面规范，即一切经济活动法制化。
（一）通过法律来治理是市场经济有效运行的内在要求。
1、市场主体的经济行为需要法律规范。
市场主体是经营的企业，它有两个广大，两个方面需要法律规范：一方面企业的产权问题，企业能够行使全部法人财产权而不受侵犯地自主经营需要法律保证；另一方面企业在自主经营中，必然要追求自己的经济利益，那么，一旦企业对利益关系采取非正当竞争手段，损害其他自主经营的企业或国家的利益时，这也需要法律规范。没有上述法律规范，市场经济就难以正常运行。
2、市场运行的规则需要靠法律来构筑维系。
市场是市场经济的基础，市场运行就是市场经济的运转，而市场运行的各次规则要靠法律来构筑。市场运行有众多的规则，如生产资料市场规则、金融市场规则、劳动力市场规则、技术市场规则，等等。这些规则都要用法律手段加以规定。因为法律手段具有严密性、规范性、公开性，以及国家的法制性和相对稳定性等特点，可以从根本上规范经济和社会生活运行。没有行之有效的法律，市场经济就不可能有效运转。
3、市场竞争的公平竞争需要法律保障市场经济的核心是公平竞争。公平竞争就是自由、等价交换。没有自由交换，商品就很难流通；生产再多的产品，不能实现等价交换，就不能实现其内在价值和获得利润，生产者就没有生产和再生产的积极性。商品生产者要求平等、自主、自由地等价交换，进行公平竞争，就要求法律保障。同样，消费者为了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也要求法律保护。没有这种法律保障，市场经济同样不可能有效运转。
4、市场经济的一般性和特殊性需要法律来强制体现市场经济的一般性表现为在各个市场经济国家都发挥作用的一般规律。这些规律一旦为人们所认识，就将在理性的度上用法律来规范，使遵循经济规律成为具有法律得来的行为，市场经济的特殊性反映社会制度的本质特征，体现一定历史时期社会制度的要求，它不仅表现在市场主体的经济活动之中，更重要的是通过一定的立法程序用法律确立起来。
5、市场经济的自主性需要法律来确认市场经济是自主性的经济，即承认和尊重市场主体的意志自主性。这就要求用法律确认市场主体资格，明确产权，充分尊重和平等保护各类市场主体的财产权及其意志自由。同时，规定市场主体行使权利的方法、原则和保障权利的程序。如果没有法制，市场主体的财产权以及其他权利就无法实现，市场就是一句空话。
6、市场经济的契约性需要法律来确认保护。
市场经济的基地在于市场，而市场交换或市场经济的具体动作，主要是通过市场主体之间经过自由、平等的协商新订立的契约来进行的。契约是市场的法律原型，市场经济最主要的法律特征就是经济关系的契约化。在现代市场经济中，契约成为经济交往的主要形式。通过契约的形式来建立经济关系和实现资源配置，是市场经济不同于计划经济的最本质的区别，而契约这种法律形式，市场经济就寸步难行。而契约这种法律形式对契约原则、方式和法律的确认与保护为前提。
7、市场经济的竞争性需要法律来保障。
竞争是市场经济的命脉，没有竞争就没有市场经济。通过竞争达到优胜劣汰，合理配置资源，这是市场经济的优越性之一。但竞争必须是公平合法的竞争，否则，市场经济就可能失灵或扭曲。因为在竞争过程中，有些竞争者为了贪图利益不惜冒最大的风险，采取各种不正当手段如制造假冒伪劣商品，虚假广告、资取别人商业秘密等，这就必然妨碍市场竞争的正常运行。如同球赛一样，球员必须按照一定的规则进行比赛。没有规则，比赛就无法进行。因此，必要的法律是维护正当竞争的保障。
8、市场经济的主体地位平等原则需要法律来确认和维护。
与计划经济不同，市场经济中的经济主体是通过契约发生关系的，这就是意味着双方当事人在地位上是平等的，因此，必须通过法律确认所有人的平等地位，至少在形式上平等地享有权利和履行义务。如果没有法律上的平等地位，市场主体之间的平等就失去了前提和保障。
9、市场经济开放性要求有完备的法律制度以适应加入国际经济法律体系的需要。
市场经济是开放经济。它一方面要求统一开放的国内市场体系；另一方面也要求市场国际化。统一的、开放的市场体系必须有统一的调整手段和相应的规则。要使我国市场与国际市场接轨，就必须按照现代法制的要求，加入国际经济法律体系。
（二）通过法律来治理是市场经济发展形态的反映。
在不同的发展时期，法律反映不同市场经济形态的特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经历了自由竞争阶段的市场经济和垄断阶段的市场经济两种发展形态，每个时期都有相应的法律规范。
在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时期，原始积累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得以确立的前提，即在“剑与火”的文明中把直接生产者转化为工资劳动者，把货币转化为资本。经济法在这一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其中英国最为典型。从17世纪开始，英国就推行了“圈地运动”，把广大农民从耕地上赶走，土地改作“牧场”。为此，英国国会于1700—1760年颁布了208个圈地法规，1761—1801年又通过了2000个土地法令。这些法律反映了把封建土地所有制改为资本主义所有制，使农民从土地上游离出来，为适应资本主义发展提供了大量的雇佣劳动者。与此同时，为了转化和积累资本，开展自由贸易与自由竞争，促进资本主义的发展，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都制定和实施了《氏法》和《商法》，以保证让“看不完的手”调节市场的运行。
19世纪未到20世纪初，金融机构与
工商业相结合，以金融为主的垄断资本形成以后，美国国会于1899年制定了《谢尔曼法》，1914年又制定了《克莱顿法》和《联邦委员会贸易法》，统称为反托拉斯法。它垄断资产阶级的整体利益出发，对托拉斯进行了若干限制，以调节资本主义的内部矛盾，维护社会经济秩序。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垄断资本主义发生了新的变化，由一般垄断阶段转变为国家垄断阶段。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生产进一步社会化，促使资本主义的垄断程度进一步提高。同时，为了减弱经济危机对经济的实现调控。因此，经济法得到全面的发展，深入经济生活的主要手段。
随着生产社会化和经济商品化程度的日益扩大和提高，自由市场经济日益暴露出它的弊端，重复出现的经济危机和周期性波动，表明自由市场经济无法有效地完成资源配置任务。因此，在市场竞争的基础上，需要国家通过经济杠杆、法律手段和非经济手段间接调控市场，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
不论资本主义市场还是社会主义经济，无不通过法律来反映不同发展形态的要求，体现国家对市场经济的不同调控形式。国家运用法律手段逐步加强对市场经济实现调控的过程，实际上就是法治的过程。法律制度同市场经济发展安密不可分，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从这个意义上说，市场经济就是法治经济。
在质的方面，市场经济所需要的法律与自然经济和产品经济所需要的法律有着根本的区别。与自然经济和产品经济相比，市场经济在法律上表现出来的独特之处，主要不在于它有更多的法律，而在于这些法律体现了不同的原则，精神和程序。例如，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都要求经济主体合法经营，但在计划经济条件下，经济主体的合法经营意味着它对行政权力的绝对无条件地服从。法律的任务就在于用强制力将经济主体限制于行政权力的直接控制之下。因此，计划经济的法律是以行政权力为核心的命令法体系。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主体的合法经营首先在于经济主体具有法定的、任何行政权力都不得侵犯的独立权利。法律为经济主体的合法经营留下了广阔的、可以选择的自由空间。因此，市场经济的法律是以经济发主体的权力为核心的选择法体系。
市场经济的发展导致了经济和政治的分离，这就更要求对行政权力的范围和行使方式进行限制。市场经济造就了独立于行政权力之处的经济力量—市场主体，它可以对抗行政权力的不合理、不正当行使，改变过去那种行政权力不受约束的状况。虽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也援引法律来实施控制和干预，但政府的权力本身已经受到了法律的严格限定。市场经济对行政权力的经济限制构成了对权力法律约束的基本条件。总之，法制的一系列基本原则、制度和特征都是在经济市场化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的。在自然经济和计划经济条件下，法律再多、再完备，也不可能实行法制。市场经济需要以权力为核心，具有极大权威和独立运行机制的法律制度，这正是法制形成和发展的经济动因。可是，并不是任何一种法律制度都可以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只有法制才能成为市场经济提供它赖以存在和发展的法律形式。
从法制史来看，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之所以不存在法制，根本原因在于自然经济无法提供法制生长的土壤。法制是伴随着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出现而产生和发展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为法制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社会主义的法律制度是随着社会主义的国家的产生而建立的。但是，由于社会主义国家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否定市场经济，实行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结果导致法律长期以来不仅得不到重视和发展，反而屡屡遭到削弱和破坏。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了加强社会主义的法制。从此，我国社会开始朝着法制化方向发展，但当时还没有从市场经济发展的角度提示出社会主义法制的经济动因，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标志着社会主义法制建设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但是，我们必须看到，我国目前还处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初始阶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还是一个有待实现的目标，而不是已经建成的现实。因此，建立社会主义法制的经济基础还十分薄弱，这就决定了我国现阶段的法制化程度还很低。只有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才能为社会主义法制奠定坚实的经济基础。
二、法律制度在市场经济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
法律制度的产生和发展具有悠久的历史。而经济法制则是进入资本主义社会以后，为了适应自由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现代意义上的运用经济立法手段调整经济关系，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在主要参战国出现的。当时在世界范围内，资本主义已经从自由竞争走向垄断，国家干预经济已成为垄断阶段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为了克服战时经济中出现的物资供应困难，有关国家采取经济立法手段，进一步实行国家对经济活动的干预和控制。为什么经济法首先在西方市场经济国家出现并逐步形成较为完善的制度呢？有以下原因：
（一）在社会化大生产条件下，经济关系日益复杂，原有氏法虽然还是调节市场经济的重要手段，但已远远不能适应调节更方形态的市场经济的要求，于是经济法便逐步从民法中分离出来形成独立体系，以推动市场经济的发展。
（二）垄断资本组织、企业集团的巨大发展及其权力体系的扩张，对社会生活发生了重大影响，在国际间进行广泛的经济活动，使市场经济向全球化发展，因而必然要求通过国家立法在世界范围内争夺资源和分割利润。
（三）垄断资本与国家政权紧密结合，通过经济立法手段，干预社会经济生活，调控市场经济运行，缓和爆发经济危机。
上述分析表明，经济法是从市场经济的母体中孕育出来的，或者说市场经济的产生和发展为资本主义法制制度的调整和完善提供了实践舞台。那么，法制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的作用怎么样呢？概括起来讲，法制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作用有四个方面：
（一）引导作用。法律对市场经济的引导作用，是由市场经济运行的规律决定的。客观地认识这些规律，真实地反映这些规律，并通过对市场的引导使之符合这些规律的要求，这就是法律的根本任务。市场经济经历着复杂的生产、分配、流通和消费的过程，实质上是人与人之间的社会互动过程。为了使密集的、复杂的、且随机性很在的社会互动井然有序，必须运用法律对人的活动进行引导。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搞市场经济既要借鉴现代市场经济的一般经验，又要结合中国的具体情况，并使之符合社会主义的要求，这也必须借助法律的引导。必须明确的是：现代市场经济覆盖面越来越大，无论是市场机制，还是市场体系规模，都是复杂而庞大的。再也不能按近代市场经济那样单纯依靠“私人自治”或“意思自治”而自发运行与发展，必须实行高层次宏观调控，并使这种调控的形式多样化、精密化，并以引导为主要形式。
（二）促进作用。法律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促进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直接促进作用。那些直接调整市场经济的法律，如氏法、经济法以及经济行政法、劳动法、知识产权法等等，不仅促使市场经济按照法律所确认的原则深入发展，而且为市场的进一步完善扫除障碍和创造条件。任何一项直接调整市场关系的法律，只要它是符合我国实际情况和反映市场规律的，就定能促进市场经济的发展。
2、间接促进作用。这主要指那些以调整政治关系、管理关系、家庭关系为主的那些法律。如刑法、诉讼法、家庭婚姻法等等。虽然它们不直接或多数不直接调整市场经济中的各种行为，但由于通过对各种政治关系、管理关系和家庭关系的调整，正>:请记住我站域名/
（三）保障作用。法律以其特有的属性——国家强制性和规范性，在保障经济顺利发展的过程中，起着不可替代的特殊作用。这种保障表现在如下几
个方面：
1、利益保障。市场经济关系的各种行为，大都为了实现一定的物质利益并体现为一定权利。法律通过及时制止、制裁那些侵犯他人、集体和国家利益的违法、犯罪行为，来保障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完善。
2、秩序保障。市场行为只有在良好的、稳定的、有序的秩序中进行才能达到预期目的效果。没有秩序，就不可能建立市场，更不可能进行商品交换，也就谈不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了。市场秩序实质上就是法律秩序。
（四）制约作用。法律在引导、促进和保障市场经济发展和同时，还发挥制约限制市场经济发展中某些消极因素的作用。我国市场经济虽然尚处于初始阶段，但市场竞争中的某些消极因素已开始出现，必须运用法律手段抑制和消除这些消极因素，保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
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法律制度
改革开放以来，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逐渐萎缩，市场机制逐渐进入了社会经济生活。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但在这一过程中，不断出现新的社会经济问题严重影响和干扰了经济的顺利发展。其主要原因是缺乏完善的经济立法、司法、执法，特别是缺乏保障和规范市场正常运行的法律、法规体系。
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市场经济运行机制，呼唤并依靠着与之相适应的法制建设的发展与变革。法制建设必须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促进经济建设为中心，推动社会全面进步。所谓“立法是对现行行为的规范和对经验的总结和固定”这一传统观念，已经不适应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需要。这一传统观念是导致我国的法制建设长期滞后于经济生活和改革开放步伐的重要原因。在过去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主要靠行政命令来管理，而在改革开放，特别是在发展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各种新经济关系层出不穷，日益错踪复杂，如不事先加以规范和调控，就可能对市场经济造成巨大的冲击和危害。如果立法没有预见性、超前性，就适应不了新形势的要求。
现代市场经济无论以哪种模式存在，都具有一些基本的要素。这就是：建立在明确界定的产权基础上，独立自主地进行决策的企业（包括各种所有制）；企业有权自由进行平等竞争的能提供正确价值参数的市场；政府的宏观管理和调控。以上要素都要法制做保证。
四、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育及发展过程中对市场经济法制化的影响。
一般来说，经济的市场化必然伴随着社会法制化，但是，在市场经济发育的不同时期，由于市场经济发育方式的差异，社会的法制化方式和程度是不同的。我国的市场经济发育过程，从一开始就带有不同于西方国家的特点。这些特点不可避免地影响了经济市场化过程及其法制化方式。
（一）在西方国家，市场经济的发育起点是封建的自然经济。而且，从封建自然经济向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过渡是通过所有权的彻底私有化完成的。作为资本主义法制基本内容的财产法、契约法等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发展起来的。
在我国，市场经济发育的起点是计划经济。而且，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是在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前提下进行的。由于公有制主要通过国家所有权的形式表现出来，产权关系的一方是享有行政权力的国家，其法律调控的方式，程序显然不同于私有制。
（二）在西方国家，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启动力量来自市场本身，即商人和市民阶层。所谓市场经济的法律要求在很大程度上不过是商人和市民阶层的利益要求。商人和市民阶层作为独立的利益主体进入市场，在市场交易过程中不断扩大市场的规模，并且力图用法律武器保护自身的利益，解决随市场扩张而日益增多的纠纷。在市场经济发育守稆商人不仅形成了商业习惯法，而且建立了自己的法庭。可是，商人和市民阶层不仅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启动力量，而且他们的法律活动直接推动了法律的发展。
在我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启动力量直接来自于国家，即政府。这一点无疑是影响市场主体法律要求的一个重要因素。在中国古代，由于缺乏独立于中央集权政府的“第三等级”，商人即无动机也没有机会去维护自己的权益和发展自己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由于实行了高度集中控制的计划经济，商人作为一个独立阶层基本消失，企业作为政府的附属物完全丧失了独立经营的法律资格和能力。如果说在西欧封建自然经济中商人和市民阶层还可以有机会生成并逐步发展为启动市场经济的独立力量的话，那么，在计划经济条件下，任何来自于社会自身的启动高层经济的力量都难以生存，更谈不上发展。因此，当中国社会面临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重大扶择时，却由于缺乏真正独立自主的市场主体而显得底气不足。在这种情况下，国家作为市场经济的启动力量便成为不可避免的现象了。
由于市场之外的力量——国家来启动市场经济，从几方面影响了这一进程的法律要求：首先，法律要求受到市场主体状况的制约。西方国家对市场的干预是在市场主体力量已相当强大之后出现的，前提在于市场主体必须有足够的力量和法律要求对国家干预进行控制。而我的市场主体从一开始就不得不由国家来培育。这一方式本身就限制了市场主体的形成和发展。企业自身不具备充分的条件参与市场竞争，它们或者依赖于政府的行政优惠，或者采取投机冒险的手段来实现自己的利益，还未形成自觉的法律求。其次，产生法律要求的利益主体在定意义上与其说是市场主体，不如说是政府。有些法律要求从名义上来看，似乎是以市场主体利益为基点，实现上是以国家或某个政府部门利益为基点的。可说，在独立的行为合法化的市场主体形成之前，很难产生真正体现市场主体利益的法律要求。再次，市场主体的法律要求在很大程度不是由市场主体自身行动而是依靠政府的行政行为来实现的。“转变企业经营机制的核心是落实企业经营自，而落实自的关键又是政府职能的转变”。这一流行的公式充分说明了政府对市场主体法律要求实现程度的制约作用。
（三）在西方国家，市场经济取代自然经济的过程是一个自发的逐步过渡的过程。同样，市场经济法律制度也是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不断形成变化和完善的。起初，商人训试图同封建法律体系保持关系，在封建法律体系中为贸易的地位寻求法律依据。随着商人将其活动领域扩展至创立商业制度的城市、港口、商店、银行、工业等等时，他们开始与封建领主的政治和经济利益发生正面的冲突。11世纪和12世纪的都市化运动创立了保护城市经济角色的新的法制制度，商人们开始要求立法权、司法权和控制一个经常性市场的权利。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法律发展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是游离干国家之外的，17、18世纪以后，市场经济的法律制度才完全纳入国家的法律体系，并在国家的力量推动下，开始了大规模的法律发展时期。
中国走向市场经济的进程起步于计划经济并由政府直接启动，所以，这一进程一开始就有其不可避免的特点，即国家有计划地设计和市场经济的发育过程。这不仅表现在经济生活中，也反映在法律发展过程中。从积极意义上说，由政府有计划地推进经济的发育，可以尽可能地缩短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换的时间，减少这一进程中的阻抗。但是，将市场经济的发展完全纳入政府的计划，又可能导致市场的非正常发展。政府的改革时间各很可能与市场经济发育的客观现状和要求不吻合。这一现象势必影响到以政府改革计划为依据而拟定的立法
规划，将导致法律发展与社会实际需求相脱节。因为，由政府运用行政权力有计划地培育出来的市场会产生出某些虚幻的“法律需求”。上述情况表明，我国市场发育的方式制约引导法律发展的方式。其中最突出的特点在于法律仍然被视为一种手段，而不具有制约行政权力的功能。70年代末以来，我国已制定了大量的法律，但是，其中大多数法律并具有市场经济法律制度所要求的内容和品格。我们已经建立和健全了有关法律制度。但是，这些法律制度的法制化程度还很低，还不能成为经济市场化的法律前提。市场经济需要一个全新的法律制度——法制，但我国市场经济发育的特点又严重地制约着法制的发展，这是一个不容问题。要解决这一矛盾，关键还在于按照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选择适合我国国情的市场经济发育模式，为建立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奠定坚定的基础，促进法律制度的变革。
五、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制度应大胆借鉴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国家的法律和经验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相比，其运行基础、作用媒介和运行规则是完全不同的，经济方法的任务必然发生根本的改变。实现这种转变，加快经济方法，直接关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完善程度。这就要求立法必须跟上改革开放的步伐，及时用法律手段来确立市场经济规则和秩序；同时，大胆借鉴外国市场经济的法律及其经验，使立法更具科学性。
市场经济作为法治经济有其一般性，反映这种一般性的法律本身是人类的文明和共同财富。市场经济在当今世界经济中占主导地位。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仅是国民经济发展的现实选择，也是把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衔接起来的客观需要。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成熟法律，作为规范经济关系的具体手段，具有世界通用性，我们应该勇于吸收和借鉴。从经济法的产生和发展来看，其最原始、最基本的功能是用以调整一定范围经济关系的行为规范和法制。人类社会一开始，就离不开衣、食、住、行等基本的物质生活条件。
为了维护社会的存在，使社会生产和经济生活能正常运行，人们需要有一个共同的行为规则。恩格斯指出：“在社会发展某个最早的阶段，产生了这样的一种需要：把每天重复着的生产、分配和交换产品的行为用一个共同规则概括起来，设法使个人服从生产和交换的一般条件。这个规则首先表现为习惯，后来便成了法律。”②现代市场经济在世界范围内已经形成行为规范，这是社会化大生产和世界市场一体化的历史必然。因此，我国的经济立法体现这种现代的世界性的法制是大势所趋。
综观历史，世界各资本主义国家确立和发展市场经济，不仅首先都尽快制定了经济法，而且很注重吸收外国市场经济的法律。1804年实施的法国民法大典—拿破毛法典，就是“世界各地编纂新法典时当做基础来使用的法典”③此后，各国相继制定了民法典和商法典，作为调整资本主义社会经济活动和经济关系的基本法美国在20世纪以前的民商法规范，几乎都是照搬和抄袭英国有关的规范。例如，美国1906年的统一买卖法就与1893年的英国货物买卖法雷同。日本1868年开始走上市场经济的道路就聘请法国专家着手起草民法典，初稿完全是按照法国氏法典的体系和内容的，1881年日本又聘请德国专家起草商法典这两部法典于1890年通过，后因延期派的反对而未能实现。但，日本后来改由本国人起草并实施的日本氏法典和商法典，仍然完全是以法国和德国的法典为基础的。
1804年的法国民法典以及1807年的法国商法典标志着近代民商法制度和学说的形成。这两部法典对各国市场经济的法律及其立法影响很大。欧洲大陆的许多国家，拉丁美洲的大部分国家，北美洲国家的许多地方的市场经济的法律，都受到了宅的巨大影响。除了雇佣契约外，这两部法典详细规范了市场经济的各个方面。
当然，近200年来，这两部法典也做了不少修改，各国民商法实际上也经历了巨大的变化。但是，有关市场经济的基本规范没有什么变动。可以说，对于市场经济的基本法律规范，各国都应吸收借鉴。
西方国家调整财产关系和经济关系的法律，狭义地可分为民法、商法和经济法。不论民法是否分立，民法的基本原则规范，如所有权制度、制度、权利能力、行为能力制度等适用于商法。另一方面，商业交往没有国家、民族和地区限制，各国的商法虽然就有这样那样的差别，但有点商法制度和商品买卖制度的规范都相差不大。商法制度方面都有关于商人和商业行为，以及公司、票据、保险和海商等比较相同规范。商品买卖制度都规范了商品买卖及其相关的担保、质权、票据、权利证书等内容。随着国际贸易规模空前扩大。继30年代在票据方面订立了国际公约后，自60年代起可相继在国际货物买卖，国际支付、国际航运、国际商业仲裁等方面订立了国际公约，统一了商法实体规范。应该说，上述民法制度、商法制度、商品买卖制度以及国际商法等市场经济的基本法律规范，都是我国市场经济中值得借鉴的。
目录
一、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
二、法律制度在市场经济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
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法律制度
四、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育及发展过程中对市场经济法制化的影响
五、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制度应大胆借鉴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国家的法律和经验
①布坎南《自由、市场和国家》第79页。
经济的发展规律篇10
【关键词】物流；法律规范；构建
物流业作为重要的服务产业，实施物流业调整和振兴规划，不仅是促进物流业自身平稳较快发展和产业调整升级的需要，也是服务和支撑其他产业的调整与发展、扩大消费和吸收就业的需要，对于促进产业结构调整、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增强国民经济竞争力具有重要意义。
随着我国物流业的快速调整与发展，物流法律规范的不完善已严重制约着我国物流业的健康发展。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构建一个完善的物流法律法规体系，规范物流业发展中的无序现象，已成为我国物流产业调整发展的迫切问题。
一、我国物流法律规范的现状
我国现行的物流法律规范散见于法律、法规、规章、国际条约、国际惯例及各种技术规范，涉及贸易、运输、仓储、流通加工、包装、配送、搬运、信息管理等方面。从法律效力角度来看，主要有：一是法律。即由最高国家立法机关颁布实施的规范性文件，如合同法、公司法、铁路法、海商法等。这类规范性文件的法律效力最高，是物流领域的基本法。二是行政法规。即有国家最高行政机关国务院颁布实施的规范性文件。有公路、水路、铁路、航空货物运输合同实施细则、海港管理暂行条例、公路管理条例、航道管理条例等。该类规范性文件数量众多，在我国的物流法律规范中占重要的地位。三是由中央各部委颁布的部颁规章。包括有关于商品包装的暂行规定、商业运输管理办法、铁路货物运输规程、国际铁路货物联运协定，关于加强我国现代物流发展的若干意见、关于促进运输企业发展综合物流服务的若干意见等等。该类规范性文件的法律效力次于法律、行政法规，主要有与物流有关的管理部门颁布实施，带有强烈的部门特色。除此之外，还有部分国际条约、国际惯例以及地方性法规以及物流技术规范和标准等形式。这些法律规范对我国物流业的高速、有序发展起到了保驾护航的作用，在物流领域的基本方面做到了有法可依，但也还存在不少问题。
二、我国物流法律规范存在的问题
从物流业调整和振兴规划看，我国现有的物流法律规范，还不适应经济全球化趋势所要求建立统一开放的物流市场体系。物流法制建设方面还存在着许多问题，主要是：
（一）物流法律规范系统性差
目前，我国物流法律规范主要散见于贸易、运输、仓储、流通加工等环节中。而这些法律法规又由不同的政府行政部门根据各自的行业特殊情况和部门利益制定，形成多头而分散的局面，缺乏物流行业系统而专门的法律规定，各法规之间缺乏统一性，甚至出现相互冲突的现象等，不利于建立一个统一和开放的大物流系统，也不利于物流产业的健康发展。
（二）物流法律规范层次较低，效力差
在某些具体领域，法规多有各部委、地方制订，甚至是内部规定等，这些法规和规章层次低，效力差，规范性不强，其中不少内容和国际惯例相博，不利于调整各物流主体之间的相互关系，缺乏对物流主体行为的制约作用。这种状况不能适应现代物流业发展的趋势和特点。
（三）物流法律规范滞后
从我国现存的物流法律规范来看，大部分物流法律制度是在过去计划经济体制或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体制过度的社会经济环境下制定并被沿用下来的，已难以适应现代物流业的发展，更难以适应市场经济环境下物流业的发展。尤其是我国已经加入wto，从物流业调整振兴和经济全球化要求等，须对与wto不相适应的法律规范做相应的调整。
三、加强与完善我国物流法律规范的建议
物流业调整和振兴规划指出，实现传统物流业向现代物流业的转变，不仅是物流业自身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的需要，也是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是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迫切需要，是适应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客观要求，是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必要保证。为适应规划提出的“市场配置资源，政府营造环境、加强规划指导，注重协调联动、打破分割封锁，整合现有资源、建立技术标准，推进一体化运作”等原则要求，针对我国物流法律规范存在的问题，应当从以下几方面进行完善：
（一）制订统一的物流产业发展规划，建立统一开放的物流市场体系
物流业涵盖贸易、运输、仓储、流通加工、包装、配送、搬运、信息管理等多方面，与此相适应，物流法律法规应界定为由不同层次、不同类别的与物流直接或间接相关的法律法规文件组成的有机联系的统一整体。要制订统一的物流法律规范，理顺不同单行法规的层次结构与逻辑脉络，确立现代市场经济下物流运行应共同遵循的基本原则。从而避免跨部门的物流法律法规体系内部出现重复和矛盾，建立统一开放的大物流市场体系。
（二）建立适应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的物流法律规范体系
从物流业调整振兴发展要求出发，适应我国加入wto的需要，对现有物流法律规范进行清理，修订内容过时影响物流产业发展的相关法律法规，建立健全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现代物流产业发展的物流法律法规体系，保证我国物流业在不断完善的法律环境中健康发展。
（三）建立与完善适应物流国际化发展的技术标准法律规范体系
物流国际化发展要求必须制定相应的统一标准。目前，我国物流业的标准化程度较低，在部分流通领域，如包装、运输、装卸等环节中，不统一或没有相应的行业规范和技术标准，导致物流成本上升，严重影响了物流业快速发展。因此，必须尽快制定与完善与国际标准接轨的国家标准，实现物流活动的标准化和规范化，提高物流业效率，适应物流业国际化发展的要求。
（四）加强和完善地方物流立法
我国地域辽阔，经济发展不平衡，物流业发展的规模和水平存在较大差异，在建立完善全国性的物流法律法规体系的同时，各地区也应结合地区基础和条件，制定出某些符合本地区物流业发展的物流法律规范。既为逐步建立全国性的物流法律规范提供依据和经验，也有利于各地区的物流企业根据地区特点加快发展。
（五）完善物流行业协会的组织协调作用
充分发挥行业协会履行行业服务、自律、协调的职能，发挥在物流规划制订、政策建议、规范市场行为、统计与信息、技术合作、人才培训、咨询服务等方面的中介作用，成为政府与企业联系的桥梁和纽带。逐步建立全国及地方的物流行业协会组织，将以往政府过多的管理职能逐步过渡，交给行业协会行使。加强物流业发展中的行业协调和行业自律，并从法律法规上加以支持，对物流行业协会组织的功能、作用、职权及与政府相关部门的联络和沟通做出必要法律规定，使对物流的管理逐步与国际惯例对接，发挥民间组织所固有的协调功能和专业知识。
总之，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现代物流业的发展与调整振兴依赖于统一、开放、公平和高效率的法律制度环境，加强和完善我国物流法律规范，对促进我国物流业的健康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高泉.加强与完善我国物流法制的思路.中国储运.200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