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中政治哲学知识梳理篇1
物质决定意识，意识是客观事物在人脑中的反映；意识对物质具有能动作用，正确的意识对客观事物的发展有促进作用，错误的意识会阻碍事物的发展。
方法论：这就要求我们想问题办事情既要一切从实际出发，又要重视意识的能动作用，树立正确的意识克服错误的意识。（注意其侧重点，做到方法论与世界观的统一）
1、物质决定意识的原理()：
辩证唯物论告诉我们，物质决定意识，意识是物质在人脑中的反映。
方法论：（1）这就要求我们想问题办事情要一切从实际出发，使主观符合客观。
（2）这就要求我们要坚持唯物主义，反对唯心主义。（注意其侧重点在“决定”上）
2、意识的能动作用原理（又包括两个方面的原理）：
a.辩证唯物论告诉我们意识能正确反映客观事物，它不仅能正确反映事物的现象，而且能正确反映事物的本质和规律。（注：作为分析大问题时不常用）
高中政治哲学知识梳理篇2
关键词：儒学；社会思想：社会学
近年来社会各界普遍开始重新关注曾在中国占有显学地位的儒家思想与学说。儒家学说代表人物众多，内容纷繁芜杂，很难用较为简短的语言概括其全部内容及精神。从另一个角度而言，这昭示着儒学有着其他学说难以企及的巨大弹性，因此今人对其的评价亦可有广阔的操作空间。
儒学包含丰富的社会思想，大陆学界对儒学的认识中，亦有从构建中国学术谱系的企划出发，将儒学中某些因素，作为西方社会科学中某些学科的中国样本这一趋势。例如，将儒学中的统治技术和国家治理思想视为中国古代的政治学，将儒学中的社会思想与社会学说视为中国古代的社会学(彭立荣，2003)，等等。此中涉及的关键问题是如何看待东西方不同发展路径条件下知识与学说的形成与性质。
一、关于社会学发生学意义的不同认识
社会学作为关于社会运行和发展的专门知识的理论体系出现在十九世纪的欧洲，种种社会问题促使社会思想家和哲学家进行深入思考：同时，社会学的出现更是人类对社会及其本质的认识逐步深化的结果。在其正式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之前，它的许多思想观点一直被包含在历史哲学、政治学、经济学和空想社会主义等学说、理论之中，以社会哲学的形式存在(贾春增，2000)。
在西方，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出现的社会学经历了从社会哲学到社会学的漫长转变过程。古希腊哲学中的社会思想以及文艺复兴以来的社会哲学思想，对社会学的逐渐形成起到了重要的理论积淀作用。特别是文艺复兴以来自然科学的发展对社会学的产生同样起到重要作用，自然科学在很大程度上是社会科学理论发展的前提，其成果反映在哲学思想(从思辨的层次)上，通过哲学思想又直接影响到社会科学。因此社会学得以产生和发展，乃是长期存在的各种社会哲学思想演化的结果。
一些学者认为上述解释固然合理，但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各种文化体系均有各自不同的知识与学科发展路径。人类对自身群体进行的研究早已有之，并形成了多种类型的社会思想与社会学说。就中国情况而言，由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包含着对人类社会和人际关系等内容的研究；这一类有关人类社会的理论与学说，不可否认其具有社会学性质。因此，儒家学说(或称儒文化)就是一种以文化的形态出现，以规范人在社会中的行为为根本特征和对社会进行整合、治理为根本任务的关于社会的理论与学说，即为古代中国的社会学。
持有上述观点的学者认为，古代中国无社会、社会学之名，且对社会事实的研究与讨论亦不可能上升到近代细致分工的学科之水平，因此不能企望儒家学说创始人孔子及其继承者使用今天的学术概念，更无法企望其思想与学说完全符合近代学术规范i今人对此类历史上的思想、学说与理论的审视与界定，不应仅从其具有的概念与范畴出发，更重要的是需注重其研究对象、研究内容，检讨其理论体系是否形成并成熟，其理论深度与社会功能处于何等程度。因此对儒家学说而言，审视其蕴含的具体内容，是对其进行定位与“正名”先决条件。
二、儒家学说的两大主题
在上述观点的支持下，不妨从儒家思想的主题入手，梳理其中蕴含的社会学意义。儒家学说的核心为两大主题，即“礼”与“仁”，以此为核心儒家学说首先具有突出的伦理社会学性质与功能，同时兼具政治社会学意义。
作为一种规范系统，礼的形成适应了社会生活的客观需要，孔子认为礼对维护传统社会的和谐与稳定起到正面的促进作用故对其极为重视(苗润田，2002)。《广雅》；“祉，髓也”，礼具有使人彼此结为一体的功能(王处辉，2002)，成为维系社会的纽带。与此相关，儒家学说对家庭的关注亦是由于对礼的维护，体现了其在家庭社会学范畴的理论已处于高度系统化程度，这种角色要求实际上同样是一种具有强大约束力的社会规范。
推而广之，家国同构。治家与治国被联系到一起，孔子引用《尚书》“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认为在家庭伦理问题上持正确态度才具有参与政治的资格，主张从政者首先应当是全民道德方面的表率(彭立荣，2003)：因此儒家政治思想对统治类型的期望和韦伯的“个人魅力统治”有着惊人相似。这种统治的基础是统治者的个人魅力，其才能可表现在伦理、英雄行为或宗教方面(L.a.科瑟，1990)，在统治者所具有超凡的个人魅力与才能中，伦理道德标准是关键因素，“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论语》“为政”篇)。
在阐发“礼”主题的同时孔子提出“仁”主题，为礼画龙点睛。“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论语》“颜渊”篇)。孔子认为仁是礼的内心，礼是仁的表达形式；仁是内心的深情厚意，由此而求表达，于是有礼乐(王处辉，2002)。在处理人际关系方面，仁表现为人与人之间的互爱、互敬的交往伦理；同时，仁应当成为为人处世的准则，是“君子”必须具备的品质，“君子去仁，恶乎成名?”(《论语》“里仁”篇)
推及政治领域，孔子的“仁”被发展为孟子的“仁政”，涉及统治者的政治合法性来源。先秦诸子学说中，儒家最关注政治合法性问题，“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孟子》“公孙丑上”篇)。冯友兰指出：“盖王、霸，乃孟子政治理想中二种不同的政治。中国后来之政治哲学，皆将政治分为此二种。王者之一切制作设施，均系为民，故民皆悦而从之：霸者则惟以武力征服人强使从己。”(冯友兰，2000)王道政治就是仁政。所以孟子得出这样的结论：“以德行仁者王。”(《孟子》“公孙丑上”篇)
综上所述，儒家思想的两大主题具有丰富的社会学思想，其中所阐发的一系列分析与解释在很大程度上接近近代社会学理论的研究路径。
三、儒学社会思想、儒学社会学思想，古代中国社会学三者之间的关系
高中政治哲学知识梳理篇3
我们知道，在20世纪的相当长时期，西方大学体制中的任何院系都没有政治哲学的地位，因为西方学界曾一度相信，所有问题都可以由各门实证科学或行为科学来解决，因此认为“政治哲学已经死亡”。但自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政治哲学却成了西方大学内的显学，不但哲学系、政治系、法学院，而且历史系、文学系等几乎无不辩论政治哲学问题，而各种争相出场的政治哲学流派和学说亦无不具有跨院系、跨学科的活动特性。例如“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之争”在哲学系、政治系和法学院都同样激烈地展开，而“共和主义政治哲学对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挑战”则首先发端于历史系（共和主义史学），随后延伸至法学院、政治系和哲学系等。以复兴古典政治哲学为己任的施特劳斯政治哲学学派则以政治系为大本营，同时向古典学系、哲学系、法学院和历史系等扩张。另一方面，后现代主义和后殖民主义则把文学系几乎变成了政治理论系，专事在各种文本中分析种族、性别和族群等当代最敏感的政治问题，尤其福柯和德里达等对“权力－知识”、“法律－暴力”以及“关爱政治”等问题的政治哲学追问之影响遍及所有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最后，女性主义政治哲学更如水银泻地、无处不在，论者或批判西方所谓“个人”其实是“男性家主”，或强烈挑战政治哲学以“正义”为中心本身就是男性中心主义，从而提出政治哲学应以“关爱”为中心，等等。
当代政治哲学这一光怪陆离的景观实际表明，政治哲学具有不受现代学术分工所牢笼的特性。这首先是因为政治哲学的论述范围极为广泛，它一方面涉及道德、法律、宗教、习俗以至社群、民族、国家及其经济分配方式，另一方面又涉及性别、友谊、婚姻、家庭、养育、教育以至文学艺术等表现方式，因此政治哲学几乎必然具有跨学科的特性。说到底，政治哲学是一个政治共同体之自我认识和自我反思的集中表现。政治哲学的兴起一般都与政治社会出现重大的意见争论有关，这种争论往往涉及政治共同体的基本信念、基本价值、基本生活方式以及基本制度之根据，从而必然成为所有人文社会科学的共同关切。就当代西方政治哲学的再度兴起而言，其基本背景即是西方所谓的“六十年代危机”，亦即上世纪60年代由民权运动和反战运动引发的社会大变动所导致的西方社会文化危机。这种危机感促使所有人文社会学科不但反省当代西方社会的问题，而且逐渐走向重新认识和重新检讨西方17世纪以来所形成的基本现代观念，这就是通常所谓的“现代性问题”或“现代性的危机”。不妨说，这种重新审视“现代性问题”的基本走向，正应了政治哲学家施特劳斯多年前的预言：“彻底质疑近三四百年来的西方思想学说是一切智慧追求的起点。”
政治哲学的研究在中国虽然才刚刚起步，但我们以为，从一开始就应该明确：中国的政治哲学研究不是要亦步亦趋地去与当代西方学术“接轨”，而是要自觉地形成中国学界的批判意识与独立视野。要而言之，中国学人研究政治哲学的基本任务有二：一是批判地考察西方政治哲学的源流，二是深入梳理中国政治哲学的传统。也因此，坊间已经翻译过来的不少西方政治哲学教科书，虽然对教书匠和应试生不无裨益，但从我们的角度来看其视野和论述往往过窄。这些教科书有些以点金术的手法，把西方从古到今的政治思想描绘成各种理想化概念的连续，却盲然不顾西方政治哲学中的“古今之争”这一基本问题，亦即无视西方“现代”政治哲学乃起源于对西方“古典”政治哲学的拒斥与否定这一转折；还有些教科书则仅仅铺陈晚近以来西方学院内的细琐争论，造成“最新的争论就是最前沿的问题”之假象，实际却恰恰缺乏历史视野，看不出当代的许多争论其实只不过是用新术语争论老问题而已。虽然我们并不否认当论对问题的表述和分析或许更细致，但我们更要强调的是问题本身的历史深度及其来龙去脉。
我们以为，对中国学界而言，今日最重要的是在全球化的时代能够始终坚持自己的学术自主性，戒绝盲目地跟风赶时髦的习气。有必要说明，本文库两位主编虽然近年来都曾着重论述过施特劳斯学派的政治哲学，但我们决无意主张对西方政治哲学的研究应该简单化地遵循施特劳斯派的路向。无论对施特劳斯学派，还是对自由主义、社群主义、共和主义或后现代主义等，我们都主张从中国的视野出发进行深入的分析和批判地讨论。同样，我们虽然强调研究古典思想和古典传统的重要性，但我们从不主张简单地以古典来拒斥现代。相反，就当代西方政治哲学而言，我们以为更值得注意的或许是，各主要流派近年来实际都在以不同的方式寻求现代思想与古典思想的调和或互补。以自由主义学派而言，近年来正明显地从以往一切讨论立足于“权利”而日益转向突出地强调“美德”，其具体路向则往往表现为寻求康德与亚里士多德的结合。共和主义学派则从早年强调从古希腊到马基雅维利的政治传统逐渐转向强调古罗马特别是西塞罗对西方早期现代的影响，其目的实际是要缓和古典共和主义与现代社会之张力。最后，施特劳斯学派虽然一向立足于柏拉图路向的古典政治哲学传统而深刻批判西方现代性，但这种批判并不是简单地否定现代，而是力图以古典传统来矫正现代思想的偏颇和极端。当然，后现代主义和后殖民主义各派则仍然对古典和现代都持激进的否定性批判态势。但我们要强调的是，当代西方政治哲学的各种流派都是从西方社会本身的问题出发，因而必然具有“狭隘地方主义”（provincialism）的特点，中国学人不应该成为任何一派的简单信徒，而是要以中国学术共同体为依托而树立对西方古典、现代、后现代的总体性批判视野。
高中政治哲学知识梳理篇4
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发端于梁启超的《先秦政治思想史》，在萧公权、萨孟武等的《中国政治思想史》著作中也都包含了政治哲学层面的研究，只是涉足不多且不深。在20世纪50年代初至70年代末，政治学被错误取消期间，中国政治哲学的研究就失去了独立的学科地位及意义，而附属于历史哲学层面的社会形态理论，主要运用阶级分析方法，选定思想家思想中体现阶级性及历史走向的部分议题为政治思想议题，其中就包含着政治哲学议题，譬如人性论及政治理想国等。随着政治学的恢复及初步发展，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渐次展开，但又总摆脱不了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问题的阴影，从而使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总是同各种各样涉及中国传统与现代化的关系的讨论混杂在一起，其研究方法则主要有文化哲学、历史哲学、哲学及历史学的方法。
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的现有研究成果体现两个基本研究思路：第一种研究思路较为看重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普遍性特征，着力于发掘现代政治的传统政治哲学基础，论证现代政治的中国版本所必需的某些来自传统政治观念的支撑，竭尽全力论证中国传统政治哲学具有内在地转向现代政治哲学的可能性或已经有了某些现代政治哲学观念的雏形。第二种研究思路则较为看重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特殊性特征，从思想与社会互动的角度，着力于分析其历史性的具体内涵及曾经产生过的社会影响，特别注意分析政治观念、范畴等在传统思想中的原始含义，即从原始的概念、范畴等的解释中整理出思想家阐明的原始思想事实，倾向于历史地具体地对待传统政治哲学的特殊性内容，其研究结果认为中国传统政治观念就其历史内容而言并无趋向现代民主的趋势，在其已有的历史中也没有与现代民主和谐共存的经历，而在现实政治生活中也仍然较多地发生着阻滞民主发展的消极作用。
一、路径与特色：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的范式
迄今为止，国内学者对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研究有三种基本范式：其一是中国传统哲学的研究者从一般哲学的研究进入政治哲学的研究，比较注重概念和范畴等的解释和演绎，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框架，对中国传统哲学中政治意义明显的概念、范畴与命题等进行了初步梳理，其主要的代表人物是周桂钿教授。周桂钿教授的《中国传统政治哲学》一书力图从范畴和命题的解释方面着手，研究了中国传统政治哲学中的几对主要范畴或命题，其贡献及局限一如前述。通过研究，周桂钿教授提出了三点最基本的看法，即儒学是中国传统哲学的主干，政治哲学是儒家的中心，民本论是中国政治哲学的中心。周教授没有对政治哲学的概念及研究对象与方法等进行描述式的处理，而只是将传统哲学中政治性内容进行了罗列或排比，既没有回到思想现场进行思想事实发掘，也没有着力于概念、范畴、命题、判断及推理等的系统分析，结论虽缺乏政治哲学研究所要求的近乎苛刻的严谨与缜密，但作为一种研究范式仍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其二是结合中国社会近代化或现代化问题，主要从民族文化自尊和历史发展普遍法则的角度，对中国传统政治哲学中的某些范畴进行了历史哲学的解释，其主要的代表是李存山。李存山等主要是通过民本与民主关系的讨论，对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局部进行了重点探索，意在寻求中国政治民主的内在依据或源头活水，着力在中国古代寻求民主思想或民主思想的萌芽等。张岱年的《黄梨洲与中国古代民主思想》一文指出，“中国自殷商以来没有民主制度，但在学术史、思想史上也还是有民主思想的。……中国在先秦时代就已有了民主思想的萌芽。”四李存山认为黄宗羲思想是“民本走向民主的开端”，李存山的结论至少有两个基本的片面性。一、他的研究模式属于“六经注我”，既不太关注黄宗羲等人的原始思想问题，也没有触及到黄宗羲政治思想的纲领性概念，而过多地关注与同时期西方启蒙思想家的比较，过多关注梁启超等人承认的黄宗羲思想对他们接受民主思想的所谓影响。二、他对现代民主的发生与传播机制缺少必要的了解，不仅置民主观念的悠久历史于不顾，而且还把民主看作任何民族都可以在某个阶段自然形成，从而确定中国的民主也可以在某个阶段通过思想家的努力，在没有任何民主思想资源及制度资源的情况下出现，断定民本可以自然而然地冲决君主制的束缚而走向民主。其三是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研究者从政治思想的研究中逐渐衍生出政治哲学研究，注重中国传统政治哲学概念、范畴、命题和判断等的社会学或历史学解释，其主要代表是刘泽华。刘泽华继承了萧公权的研究传统，在政治观上率先突破僵化的阶级政治模式，能够“采政治学之观点，用历史之方法”，就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主要概念及范畴等进行了社会分析，并描述了主要概念之间的必然联系，揭示了重要政治判断的普遍社会影响力，其中对纲领性概念的关注使之更接近政治哲学探讨问题的方式。
国外学者研究中国传统政治哲学主要有三种范式：其一是日本学者沟口雄三为代表的历史哲学式的研究，注重挖掘晚明以来中国传统思想的近代意义，力图将中国思想或社会的近代化看作是传统社会主要成分的内在延续，其研究风格和旨趣与李存山等比较接近，旨在寻求东亚现代化的内在依据。他认为李贽是中国思想史上一个由传统到现代的重要过渡性人物，将近代思想在中国的展开描述为一定肯定人欲的过程，并整理出了一个从李贽到孙中山的近代思想的发展线索，再结合他视域中的明清之际以来反专制思想中的地方自治，得出结论认为中国的近代是可以在其文明的进程中内生。其二是以牟宗三、杜维明等为代表的现代新儒家的中国政治哲学研究，他们以儒家传统政治哲学的现代转化为题材，探讨了中国传统儒家政治哲学的现代意义，尝试将儒家传统政治哲学与西方政治哲学进行嫁接，提出了“返本开新”、“新外王”等理论，对于探索中国传统政治哲学如何焕发出新的生命活力，具有重要借鉴价值。杜维明极力推崇现代民主而反对传统专制政治，认为儒家思想中确实存在着为君主专制服务的成分，主张继承儒家的同时还需继承批判儒家的五四传统，唯有如此，才能找出儒家思想中与现代民主相适应的普遍部分。杜维明认为宗教伦理层面的儒家学说具有超越历史的普遍性，不仅可以成为中国现代民主的伦理基础，确保民主政治的中国属性，而且对其他文明如西方文明解决伦理危机也有重要意义。海外新儒家面对的是民主政治已经成功植入之后的民主政治与东方伦理的关系问题，并着力于寻找中国儒家伦理中能与民主政治相融通的部分，并且从有利于民主政治的方面发掘、解释和论证了儒家伦理的普遍意义。处理两者是否相融通的问
题远比处理发生学意义上的两者关系问题简单，而且也可以主要用逻辑分析的抽象分析方法，从儒家伦理中抽象出具有普世价值的观念成分也未尝不可，毕竟中国不可能完全西化，特别是在宗教层面，而儒家伦理中的宗教层面如确实在逻辑上与民主政治相融通，那么在观念上把两者逻辑地联系起来也不是绝对无益于社会，起码在民主政治已经确立的情况下可以让它更加民族化。其三是美国和西欧的海外汉学家，以现代化为主要问题，探讨了中国传统政治及政治哲学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不良或不利影响，其主要代表是列文森。列文森注意到了传统政治文化的形成受到了儒家、道家及法家等的影响，但他否认了儒家等传统政治观念能够顺利生出现代政治观念。
尽管上述范式的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都极为相信自己研究的必要性及正确性，但各自得出的结论竟至于截然不同。这一方面是由于其研究方法及价值取向的迥异，特别是在中国民主如何发生及处理民本与民主的关系上，方法与价值取向对于结论的形成具有决定性影响。在没有民主实践并没有民主思想资源的情况下，中国的民主思想如何独立开始其形成的过程，是个颇为关键的问题，窃以为从思想到思想的文本研究及抽象推理难以得出合乎实际的结论，特别是当我们全过程地追踪了“民主”概念在近代中国的含义演变后，大概才能在民本与民主的关系上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另一方面，研究者关注点不同，双方在定性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为君主专制主义上并无太大分歧，在对传统政治文化的批判及反对态度上也颇为接近，但一方关心的是民主在中国如何发生的历史发生学问题，以便进一步确认民主在中国发展的观念条件，立足于反对现实的封建主义，而另一方则在反对封建主义的基础上关注民主如何中国化的问题，关注民主扎根于中国本土所需要的本土观念基础等，并注意发掘传统政治文化中能够与民主融通的普遍内容，积极寻求中国思想的世界贡献。从国内中国政治哲学研究的现状来看，关注民本与民主的关系，力图说明民主怎样产生的发生学的问题在研究中占有压倒性绝对优势，而海外的研究则或比较关注传统政治观念在现代的适应问题，如新儒家，或比较关注中国政治观念如何在应对西方的挑战中克服传统观念的影响而形成现代政治观念的问题。民本与民主的关系成为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的中心议题，而此中心议题的解决则必须以从政治哲学上清理传统民本思想中的核心性纲领性概念的具体内涵及其相互逻辑关系为前提，即对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纲领性概念进行逻辑清理，把握中国传统政治思维的整体性的共同框架，已经成了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的关键。
二、观念史方法：从政治思想史到政治观念史
观念史研究方法在国外的政治思想研究中已经得到有效应用，以赛亚·伯林的政治思想研究采用观念史研究方法已经成了观念史研究本文由收集整理的方法典范，其以观念史方法研究政治思想的结论已经产生重大社会影响，并带动了更广大范围的观念史研究。早在1969年，昆廷·斯金纳就发表《观念史中的意涵与理解》一文，就观念史方法在政治思想研究中的应用提出了许多富有启发性的重要见解。他说：“观念史家的任务应是研究和诠释经典文本。撰写这种历史的价值在于：那些有关道德、政治、宗教及其他类型思想的经典文本以‘普遍观念’的形式包含着一种‘经得起时间检验的智慧’。这样，我们可望直接从研读那些有着持久相关性的‘无时间性的成分’中获益。这就进一步向我们表明：接近那些文本的最佳途径是必须将注意力集中于每位作者就某一‘基本概念’以及道德、政治、宗教、社会生活中的‘永恒问题’都说了些什么。也就是说，在阅读经典文本时，我们必须准备好将其视为‘似乎是出自一位当代人之手’。最为根本的是这样一种研究路径：仅仅专注于他们的论证，并考察他们在那些永恒的问题上告诉了我们什么。”他提醒研究者说：“首先值得注意的是，我们用以表达我们观念的术语的意涵有时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变化，这就使得那种有关著作家就某一观念的言论的描述可能会对理解文本的意涵产生误导。”观念史方法的应用基础就在于：一个文本或思想只有通过考察和分析它的历史语境才能得到理解，在这个语境中，作者所说的问题永远具有特定的历史针对性和意义。昆廷·斯金纳的《近代政治思想的基础》的分析方法是典型的观念史方法。他尽量不去“专门研究主要的理论家，而是集中探讨产生他们作品的比较一般的社会和知识源泉”，“首先论述我认为是他们最初写作时所处的和所服务的社会的有关特性”。因为“政治生活本身为政治理论家提出了一些主要问题，使得某些观点看来成为问题，并使得相应的一些问题成为主要的辩论课题”。他还强调要“考虑一下构想出这些主要文本的知识环境，即在此之前的著作和所继承的关于政治社会的假设，以及比较短暂的、同时代的对于社会和政治思想的贡献的来龙去脉”，因为“在任何特定时期可供使用的规范词汇的性质和限度也有助于决定选择出具体问题加以讨论的方式”。昆廷·斯金纳的《近代政治思想的基础》颇为关注近代政治观念(如国家等)的发生、演变与形成，典范性地运用了观念史方法。“我从13世纪后期写起，一直写到16世纪末，……正是在这个时期逐渐具备了关于国家的可公认为近代的概念的主要因素”，“在这个时期，从‘维持他的国家’——其实这无非意味着支撑他个人的地位——的统治者的概念决定性地转变到了这样一种概念：单独存在着一种法定或法制的秩序，亦即国家的秩序，维持这种秩序乃是统治者的职责所在”，“国家的权力，而不是统治者的权力，开始被设想为政府的基础，从而使国家在独特的近代术语中得以概念化——国家被看作是它的疆域之内的法律和合法力量的唯一源泉，而且是它的公民效忠的唯一恰当目标”。
观念史研究方法在中国政治思想研究中实际上已经有了某种开始，只是还没有产生自觉的方法意识。与注重从宏观叙事与通过比较定性研究的政治思想研究范式相比，刘泽华先生的中国政治思想研究比较接近观念史的研究方法。他“的立论来自归纳法，所有的材料都是从‘母本’中梳理出来的，而且在解释和运用时也都以‘母本’的完整性为前提。……绝不抓住一两句话，离开‘母本’体系，推导和演绎出现代性的政治观念或理论。”从这样的“母本”出发，研究者就会比较关心思想家向他自己提出的问题，就会比较关注思想家对自己急于想回答的问题给出的具体答案，而不太关心思想家对我们想要追问的问题的答案，从而就会在政治思想史的资料整理中发现思想家们热点讨论的问题，并进而发现思想家们在提问及回答方面表现出来的相同或不同点。刘泽华先生在中国政治思想的研究中把历代思想家阐述的统治理论作为自己分析研究的主要对象，以还原思想事实为前提，梳理不同时代、不同流派杰出思想者的权力理论，清理主要的问题与答案，分析了纲领性概念的文本涵义。《君主名号穹庐性的政治文化意义》、《臣民卑贱论》、《君尊臣卑：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大框架——析韩愈、柳宗元的表奏》、《帝王尊号的政治文化意义》、《天人合一与王权主义》、《王、道相对二分与合二为一》、《王、圣相对二分与合二为一》等文章，都是刘泽华先生运用回到思想现场的观念史方法，分析
传统中国纲领性政治观念的代表性文章。虽然刘泽华先生没有明确提出观念史研究方法，但其研究的范式以观念为分析单位，注重结合观念环境向观念提出的原始问题，尽量展现观念的原始涵义，却很符合观念史研究方法的基本精神。我在《民本的极限——黄宗羲政治思想新论》中，曾结合黄宗羲思想研究的现状，分析了宏观叙事范式的方法论缺陷，提倡回归思想现场，进行观念的研究。“政治思想研究也要采取回到现场的独特视角，从政治思想提出或涉及的具体政治问题人手，按照实事求是的原则，尽可能客观公正地描摹和评价政治思想的内容。”
与传统思想史研究从研究者的生存环境、知识背景及疑问出发不同，观念史研究方法突出了研究对象的生存环境、知识背景及疑问等，从而在范式上表现出三个最主要的特点：其一，观念史研究突出思想事实的原始涵义，采取回归现场的研究方法，还原思想家的社会环境、话题及所提疑问，系统地叙说思想家的思想，还原思想家的思想逻辑，尽力摆脱研究者学科逻辑对研究对象的扰乱甚或重组。其二，观念史研究的关注单元是较为普遍的纲领性概念，其在历史上不仅经历了较为漫长的时段，而且还是思想家普遍接受的关于人、社会及世界的基本预设，这些预设的名词可能没有发生变化，但名词的内涵却随时代与学派而存在重大不同，历史地解释观念的涵义变迁是理解社会变迁的一个重要路径，因此观念史研究能够避免思想史研究从概念到概念的局限性。其三，观念史研究注重将观念与社会联系起来加以考虑，但又不是简单地反映论，而是从社会客观向思想提出的问题及向思想提供的条件等来客观地分析观念的内容，强调社会条件对观念的根本制约，观念不会主动解决社会不想或没有追问的问题，观念内涵的变化也不会脱离原有知识话语的决定性影响。
三、观念的逻辑：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整体视角
观念史研究方法的运用，使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的关注单位变成了具有普遍影响的政治观念。观念史“所分析和揭示的……是往往不明言的、根深蒂固的和构成性的观念、概念和范畴的动机和隐蔽源头的来源和性质……我们利用这些观念、概念和范畴来安排世界，解释我们的大多数经验，尤其是人类道德、美学及政治活动领域的经验，由此扩大我们的自我认识和我们对自己的创造性范围的自由的认识。”作为追求实现自己的历史创造主体，每个时代都是在一定观念的指导下进行活动的，因而每一个时代都有为数不少的普遍性的观念为人们提供社会活动的终极目的与普遍化形式的依据。一个时代的预设性的政治观念总是针对着特定的根本政治问题展开的，它一般是追求对某一个根本政治问题的绝对答案，即给某个根本政治问题提供一个永恒有效的绝对解，以便提供合规律合目的的社会秩序及个人心态的普遍依据。这种预设性的政治概念一般都同时是某历史阶段思想文化的纲领性概念。“任何一种成形态的思想文化都有一套纲领性的概念来表达和支撑，……那些正面的纲领性概念集中表达了真、善、美。”思想文化中的纲领性概念本质上只是万事万物合规律合目的的秩序排列的前提性预设，它既不能在经验中证实，也不能在经验中证伪，而只能甚至必需在经验中被优先接受，即纲领性概念是世界万物本体秩序的根本预设，而本体秩序的合规律合目的特征又要求预设的纲领性概念必须是一个关于世界的全称肯定判断。纲领性概念有两个基本政治功能，其一是纲领性概念的普遍性预设为政治世界提供必然的本体秩序，确认本体秩序的普遍形式；其二纲领性概念客观上总是站在有利于政治权威的位置，为政治权威及其对社会的控制提供必然理由，成为政治控制赖以实现的重要理论资源。
何兆武先生认为：“人文史……的全历程自始至终都是贯穿着人的目的的。……目的是历史中的人的因素，……物本身是不会创造历史的。……一切人文价值……都不是、也不可能是从科学里面推导出来的结论。它们是信念、是理想，而不是客观规定的事实和规律。……它们不属于科学实证的范围，是科学所不能证实或证伪的，却又是人生和人的历史所非有不可的东西。我们之需要它们，丝毫不亚于我们之需要科学。”政治作为人类创造历史以实现自身目的的有效手段，其发展的轨迹及趋势受到不同文化背景的各个时代普遍流行的关于人类目的的制约，即人类怎样思考并定位自身的目的，政治就会努力实现某个目的，某个时代人们在目的方面的基本预设从根本上决定了政治的性质、形式、趋势及任务等。观念史研究方法在政治思想中的应用，即是将关注的焦点集中在关于社会目的的基本预设上，重点考察某个文化背景下某个时代的普遍性目的预设，它们通常是一些以必然性概念、命题与判断等形式出现的观念共识。。观念史研究方法在中国传统政治哲学中的应用，其实就是分析传统时代的观念共识中蕴含的确定普遍性内涵，并勾勒其内部构成部分的客观逻辑联系，整理在思想家们中流行的关于人的目的的预设。
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的必然性价值判断作为社会存在的目的预设，虽然大多是没有前提的绝对价值判断，适用于较长的历史时段，但其逻辑涵义及彼此的逻辑关系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段上却具有高度稳定性，而揭示必然性价值判断的逻辑涵义也就成了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的重要工作。观念史研究方法较为关注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以必然性价值判断形式出现的必然观念，肯定观念在社会本体秩序的生成及维系方面的重要作用，并认为稳定的政治秩序建立在合目的合规律的本体社会秩序基础上，而本体社会秩序则根源于一套逻辑上自恰的必然性价值判断。这种逻辑上自恰的必然性价值判断还是一切政治判断及政治理想国追求的前提及最后归宿。“社会作为有机整体的维系者主要是观念，正是许多必然性的观念提供了社会持续存在的逻辑基础。……必然性观念不仅使人们普遍相信他们所处的社会的天然正当性，而且还会从必然性观念中延伸出生命的价值与意义，并通过观念的约束而产生普遍的行为标准。”“现实中的和谐社会都存在一套必然性的观念，这些观念由于彻底解决了人所以为人的许多根本性问题而成了某种不言而喻的绝对真理或先验命题。”目的预设通常表现为必然性的价值命题，而价值命题的涵义变化就是价值思维的转型。作为目的预设的必然性价值观念的变化，乃是政治思想发生重大变化的标志，可以作为衡量政治思想的时代属性的基本标准。“政治思想的本质、主题、主旨和发展趋向等均取决于其中的政治哲学，它由一系列具有必然性的范畴和命题构成，为政治社会设定了人们必须追求的必然政治目的和具有本体意义的普遍政治关系模式，是政治思想的骨架和灵魂……。”必然性命题作为社会存在的观念基础。它们对个体人、社会及政治的影响都不可回避地“具有必然性”，“它们一方面给人们提供了衡量社会公平与否的基本标准，另一方面又给于一切人以美好的希望，最重要的是这些观念不仅给了人们在历史老人面前的充分信心，而且也由此而获得了坚持和追求正义的必然理由，而正义也通过这些必然性观念具体地呈现给各个个体。”“任何一个成熟的社会都有一套这样的必然观念来系统地表达价值性判断，阐述社会的基本道义，将社会基本道义命题化，从而形成某
高中政治哲学知识梳理篇5
一、精心编写“导学案”的重要性
高考复习参考资料是传递教学信息的重要载体。教师应该把握高考的大方向，引导学生在有限的时间内进行复习，最终达到高考要求，这就需要教师有选择地将最新、最有效的复习信息传递给学生，而不是随心所欲或按部就班将别人的东西不分学情地传递给学生。学生只有通过教师搭建的平台才能构建基础知识网络，了解高考的具体要求，毕竟学生的学习精力有限，没有时间和能力亲自去研究高考动向等深层次问题。好的复习资料最基本的要求是体现该省份高考考试说明中的具体要求，并在一定程度上适合不同的学情。
导学案作为高效课堂的重要一环，得到了教师们的一致认可，并在实践中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它不仅体现了教师的教，还关注了学生的学，有利于师生之间信息和智慧的传递，因此在高考政治一轮复习中坚持使用精心编写的导学案能够提高复习效果，正确对接高考。
二、高考政治一轮复习“导学案”编写的原则
（一）精确瞄准高考原则
在内容编排上，一轮复习导学案要以考试说明为依据，按具体考点分课时编写并最终涵盖考试说明中所有考点。高考对考试说明规定的各级目标有具体的要求，尽管高考不能覆盖所有的三级目标，但在复习时还是要求考点全清，所以高考一轮复习导学案要求覆盖所有考点，确保学生形成完整的考点知识体系。
在能力训练上，导学案的设计要瞄准高考能力要求，适时进行达标训练。高考不仅考查学科基本知识，同时更多的是要考查学生的综合能力，以此体现其选拔功能。所以，导学案要注重对学生能力的培养，可以通过专门的框体对本课时涉及的能力进行训练，也可以通过近年本的高考试题、模拟试题对学生进行训练，提高学生的综合能力。
（二）生本原则
导学案设计的目的是对接高考，但最终要通过学生的使用才能达到目的，所以导学案设计要以学生为本，关注学生的情感、智力等具体学情。
高考复习，不同于新课学习，所以在基础知识梳理时更多的是需要调动学生自主学习、合作学习，建构自己的知识体系，从学生已有知识为出发点向外扩展至新复习内容或拓展内容，切忌面面俱到。疑难问题、能力训练等内容的设计要注意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分层次推进，由易入难，让学生在情感愉悦的同时提高政治综合能力，掌握解题思路和技巧。
（三）动态反馈原则
“人无完人”，导学案的编写虽然凝聚备课组全体教师的智慧，但在学生课前自主复习和课堂教学使用后师生仍然能够发现一些新的问题，要通过适时调整使导学案无论从内容还是能力培养方面都能更好地符合教学要求，成为建立在动态反馈基础上师生智慧的结晶，成为复习的重要参考资料。
三、高考政治一轮复习“导学案”的主要结构
（一）明确考点
将《考试说明》中涉及的本课时考点，明确告诉学生，使学生知道考试说明的具体要求，确保高考复习方向的正确性，少走弯路，提高课堂复习效率，为构建高效课堂奠定基础。
（二）基础知识梳理
综合教材的主干知识，对较容易记忆的内容通过考点填空的形式进行梳理，在梳理时注意知识的条理性，引导学生形成完整的知识体系。如《经济生活》以“消费、生产、收入与分配、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板块，构建基本框架；《文化生活》以“文化与生活；文化的传承与创新；中华文化与民族精神；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构建知识体系；《生活与哲学》就以“唯物论、辩证法、认识论、历史唯物主义、人生观”为知识框架；《政治生活》就以“公民的基本知识；政府的基本知识；党的基本知识；民族的基本知识；国际关系的基本知识”组成知识架构，将厚书读薄，把知识学“全”、把“准”、吃“透”、用“活”。
（三）核心知识解读――重点难点突破
对重点、难点知识和高考考查的高频考点，通过文字分析、图表解读等形式理清考点核心知识，同时安排“对点检测”等环节，突破重难点，攻克核心知识。比如《经济生活》考查的是历年持续的热点问题，因此对历年的热点、焦点问题我们依然不能忽视。近年《经济生活》新版教材与实际生活关系较紧密的知识点主要有：“消费拉动经济增长”“价格变动的影响”“投资理财的选择”“收入分配与社会公平”“科学发展观和小康社会的经济建设”“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国家宏观调控”等等，这些知识点我们都要注意。《政治生活》侧重于“民主、公民、政府、中国共产党、民族关系、国际关系”的内容，复习时我们必须以它们为主线，把握国家意志，牢牢跟上时代脉搏，增强复习针对性。《文化生活》历年围绕“文化的作用、文化的传承与创新、弘扬中华民族精神、文化建设的要求、科学文化修养与思想道德建设的关系”的命题较多，因此客观上也要求我们对这些内容加强系统学习和复习。《生活与哲学》主要是构建知识体系，历年高考哲学考查的层次一般是在唯物论、辩证法、认识论、人生观、历史唯物主义五个板块，加强复习把握它们的基本原理和方法论意义，就可以使我们提纲挈领的一下锁定知识点。
（四）考点达标、技能检测
精选对应考点的经典试题，搜集最新模拟试题，整合后选择合适数量的题目，及时引导学生进行达标训练，检测所学知识点，掌握解题思路和技巧。试题要有梯度，满足不同层次学生的学习需求，形式要贴近高考，内容要契合考点，同时关注最新的时事热点，发掘新闻事件中的存在的问题，及时引导学生进行分析应用。比如：选择题专项训练、计算题专项训练、主观题（图表类、意义类、识评价类、分析原因类、措施对策类、指定原理类等）专项训练等。
四、高考政治一轮复习“导学案”编写的步骤
（一）认真研读考试说明、课程标准、分解考点，确定本课时复习内容。
（二）搜集与本考点有关的最新高考试题、最新模拟试题，研究高考命题趋势，确保导学案编写能精确瞄准高考，符合高考要求。
（三）翻阅相关复习资料，上网搜集本考点对应的试题、导学案、教案等，筛选有用信息存档留用，确保导学案能集百家之长。
（四）备课组教师集体分析讨论各版本教材对这一内容的处理，找出核心知识，整合教材，理清共同的知识点。从学生已学过这一角度出发，设计如何进行基础知识梳理、突破重难点知识、培养学生哪些政治技能等。
（五）根据所搜集的材料和组内意见着手编写导学案。初稿完成后，备课组集体对相关问题进行讨论，修改，形成定稿。将导学案印刷，在一课时最后十分钟下发给学生，指导学生自主学习。学生完成导学案，并将自己存在的问题记录在导学案上，交老师进行批改。教师根据学生存在的问题进行反思，修改导学案相关内容或调整课堂教学思路。课堂教学完成后，教师继续根据自己的反思和实际教学中发现的问题对导学案作进一步修改。
高中政治哲学知识梳理篇6
高三政治复习计划
1、整体把握，理清课本内容层次
把繁杂、冗长的知识一层一层地进行梳理，犹如剥洋葱一样，将所学的知识梳理出层次，然后从整体上把握这些知识层次。将其组成一个有意义的整体，这就是所谓的先放后收。它可从两个方面入手，从内容上，要求学生理出哪些是基本知识，即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这些知识不仅要求学生找得出来，更要理解、记住它。从结构层次上，要求学生看书后，了解课本中讲了几个问题，先讲什么，后讲什么;这些问题又是从哪几个层次和角度阐述的?列举了哪些事例来论证的。这部分内容在整个知识体系中处于什么地位，与前面的知识有什么联系等。
2、抓住线索，清晰知识的发展脉络
如果知识是珍珠，那么线索就是将珍珠串起来的那根线。学生要去发现所学知识的线索，抓住了线索就抓住了所学知识的脉络。在自学中要注意三大问题，即先讲是什么，后讲为什么或重要性，最后讲怎么样。
3、划出关键词，突出知识核心结点
线索是学习内容的网，关键词则是这张网中的结点。在知识学习中，要求学生在加深理解的基础上抓住某些闪光词即关键词，将知识高度压缩在认知结构中，再应用时依据线索，快速检索出关键词，由此引出自己所学的知识。
4、简要概括，把课本由厚变薄
这要求学生建立在整体把握课本的基础上，领会其精神实质。可先对一节或一段内容进行归纳，用一两句话，一两个字概括。随着学习归纳能力的提高，逐步发展为对一课，一章的概括，例如高三《思想政治》第一、二课内容压缩为国家两个字，由此引申出：国家的基本阶级和阶级关系;国家制度──民主;国家性质──国体;国家管理形式──政体;国家职能──对内对外职能：国家结构──我国的一国两制等。
5、写读书笔记，进一步内化所学知识
学生自学完一框、一节或一课后，写出自己的读后感，体会，或者对课本进行评述，写出眉批，如果能长此以往，坚持下去那就真正达到了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来解决实际问题的目的，学生的理论水平及运用理论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也会得到较大提高。
2017届高三政治复习计划相关文章：
1.2017高三政治复习计划
2.2017年高考政治第一轮复习的六点建议
3.2017年政治高考备考方法
4.2017年高考政治《经济生活》复习思路
5.2017年高三政治教师教学工作计划
高中政治哲学知识梳理篇7
关键词：儒学；社会思想：社会学
近年来社会各界普遍开始重新关注曾在中国占有显学地位的儒家思想与学说。儒家学说代表人物众多，内容纷繁芜杂，很难用较为简短的语言概括其全部内容及精神。从另一个角度而言，这昭示着儒学有着其他学说难以企及的巨大弹性，因此今人对其的评价亦可有广阔的操作空间。
儒学包含丰富的社会思想，大陆学界对儒学的认识中，亦有从构建中国学术谱系的企划出发，将儒学中某些因素，作为西方社会科学中某些学科的中国样本这一趋势。例如，将儒学中的统治技术和国家治理思想视为中国古代的政治学，将儒学中的社会思想与社会学说视为中国古代的社会学(彭立荣，2003)，等等。此中涉及的关键问题是如何看待东西方不同发展路径条件下知识与学说的形成与性质。
一、关于社会学发生学意义的不同认识
社会学作为关于社会运行和发展的专门知识的理论体系出现在十九世纪的欧洲，种种社会问题促使社会思想家和哲学家进行深入思考：同时，社会学的出现更是人类对社会及其本质的认识逐步深化的结果。在其正式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之前，它的许多思想观点一直被包含在历史哲学、政治学、经济学和空想社会主义等学说、理论之中，以社会哲学的形式存在(贾春增，2000)。
在西方，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出现的社会学经历了从社会哲学到社会学的漫长转变过程。古希腊哲学中的社会思想以及文艺复兴以来的社会哲学思想，对社会学的逐渐形成起到了重要的理论积淀作用。特别是文艺复兴以来自然科学的发展对社会学的产生同样起到重要作用，自然科学在很大程度上是社会科学理论发展的前提，其成果反映在哲学思想(从思辨的层次)上，通过哲学思想又直接影响到社会科学。因此社会学得以产生和发展，乃是长期存在的各种社会哲学思想演化的结果。
一些学者认为上述解释固然合理，但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各种文化体系均有各自不同的知识与学科发展路径。人类对自身群体进行的研究早已有之，并形成了多种类型的社会思想与社会学说。就中国情况而言，由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包含着对人类社会和人际关系等内容的研究；这一类有关人类社会的理论与学说，不可否认其具有社会学性质。因此，儒家学说(或称儒文化)就是一种以文化的形态出现，以规范人在社会中的行为为根本特征和对社会进行整合、治理为根本任务的关于社会的理论与学说，即为古代中国的社会学。
持有上述观点的学者认为，古代中国无社会、社会学之名，且对社会事实的研究与讨论亦不可能上升到近代细致分工的学科之水平，因此不能企望儒家学说创始人孔子及其继承者使用今天的学术概念，更无法企望其思想与学说完全符合近代学术规范i今人对此类历史上的思想、学说与理论的审视与界定，不应仅从其具有的概念与范畴出发，更重要的是需注重其研究对象、研究内容，检讨其理论体系是否形成并成熟，其理论深度与社会功能处于何等程度。因此对儒家学说而言，审视其蕴含的具体内容，是对其进行定位与“正名”先决条件。
二、儒家学说的两大主题
在上述观点的支持下，不妨从儒家思想的主题入手，梳理其中蕴含的社会学意义。儒家学说的核心为两大主题，即“礼”与“仁”，以此为核心儒家学说首先具有突出的伦理社会学性质与功能，同时兼具政治社会学意义。
作为一种规范系统，礼的形成适应了社会生活的客观需要，孔子认为礼对维护传统社会的和谐与稳定起到正面的促进作用故对其极为重视(苗润田，2002)。《广雅》；“祉，髓也”，礼具有使人彼此结为一体的功能(王处辉，2002)，成为维系社会的纽带。与此相关，儒家学说对家庭的关注亦是由于对礼的维护，体现了其在家庭社会学范畴的理论已处于高度系统化程度，这种角色要求实际上同样是一种具有强大约束力的社会规范。
推而广之，家国同构。治家与治国被联系到一起，孔子引用《尚书》“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认为在家庭伦理问题上持正确态度才具有参与政治的资格，主张从政者首先应当是全民道德方面的表率(彭立荣，2003)：因此儒家政治思想对统治类型的期望和韦伯的“个人魅力统治”有着惊人相似。这种统治的基础是统治者的个人魅力，其才能可表现在伦理、英雄行为或宗教方面(L.a.科瑟，1990)，在统治者所具有超凡的个人魅力与才能中，伦理道德标准是关键因素，“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论语》“为政”篇)。
在阐发“礼”主题的同时孔子提出“仁”主题，为礼画龙点睛。“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论语》“颜渊”篇)。孔子认为仁是礼的内心，礼是仁的表达形式；仁是内心的深情厚意，由此而求表达，于是有礼乐(王处辉，2002)。在处理人际关系方面，仁表现为人与人之间的互爱、互敬的交往伦理；同时，仁应当成为为人处世的准则，是“君子”必须具备的品质，“君子去仁，恶乎成名?”(《论语》“里仁”篇)
推及政治领域，孔子的“仁”被发展为孟子的“仁政”，涉及统治者的政治合法性来源。先秦诸子学说中，儒家最关注政治合法性问题，“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孟子》“公孙丑上”篇)。冯友兰指出：“盖王、霸，乃孟子政治理想中二种不同的政治。中国后来之政治哲学，皆将政治分为此二种。王者之一切制作设施，均系为民，故民皆悦而从之：霸者则惟以武力征服人强使从己。”(冯友兰，2000)王道政治就是仁政。所以孟子得出这样的结论：“以德行仁者王。”(《孟子》“公孙丑上”篇)
综上所述，儒家思想的两大主题具有丰富的社会学思想，其中所阐发的一系列分析与解释在很大程度上接近近代社会学理论的研究路径。
三、儒学社会思想、儒学社会学思想，古代中国社会学三者之间的关系
在孔子等儒家代表人物的思想中社会思想占有不容忽视的重要地位，因此在社会学教学的主干课程——中国社会思想史中，这一部分会被着重讨论。儒家思想存在着近代社会学中某些分支的研究内容与理论假设，那么我们是否可以据此认为，儒家学说就是古代中国的社会学呢?笔者个人认为在西方学术规范主导的当代学术领域，我们不应该轻易下这样的结论。近代科学起源于西方，包括社会学在内的一系列社会科学，在其漫长的学科发展历程中已形成了一套完整严谨的规范体系，这与东方学界长期以来形成的注重形象思维、具有高度抽象性的治学方式有着本质的不同，二者存在着体系的差异，因此用西方近代学术体系中的语言概括、界定古代中国的思想与学说，未尝不具枘凿之嫌。
在社会学中国化的过程中，汲取中国古代社会思想中的因素并赋予其社会学意义，是当代社会学工作者必须面对的课题；同时，在梳理中国古代社会思想时，采取科学、严谨的态度更不容忽视。正如冯友兰先生认为，中国古代有哲学思想而无哲学；我们或可认为，儒家学说中包含的社会思想，有些已具备近代学科意义上社会学思想的雏形，但我们不能武断地承认儒家学说中的社会思想就是古代中国的社会学。
参考文献
[1]王处辉，《中国社会思想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2]彭立荣《儒文化社会学》，人民出版社，2003
[3]苗润田，《解构与传承一一孔子、儒学及其现代价值研究》，齐鲁书社，2002
[4]贾春增，《外国社会学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5]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
高中政治哲学知识梳理篇8
我所任教的高三3-7班均为理基班，生源基础较差，加之政治课课时量偏少，对该学科的重视程度较差。从生源实际情况来看，高考最有希望的增长点确实文理基。因此，如何让学生重视程度较差的科目有效增加分值，在高考中尽量多得分数，是理基政治教学的重要任务。
二、教学内容
进行两轮复习
1、第一轮：知识梳理、夯实基础。以单元为单位，以每课为一个课节单元。
要求：知识要点化、系统化、逻辑化
要点化（符合考纲要求以08年的为依据）
系统化（进行知识整合，以形成相对完整的系统，便于记忆和理解）
逻辑化（抓住知识的内在联系，使要点化的知识丰富而生动）
每周一节课，复习课，完成一个单元的内容（可以结合练习）；而在紧接下来的一周则以练习为主，并适时进行讲评，以最基础的知识为复习主线，尤其强调对基础知识要点的把握和理解。
2、第二轮：约在三月初开始，本轮以结合本年度内所发生的国际内外重大时政，对学生进行有针对的适应性训练。
从三月初到五月初大约月左右的时间，以完成此项内容为重的专项适应性训练，在此期间，学生应完成大量与之相关的练习。对教师要求每次作业（练习）要全批全改，有针对性地进行讲评，提升学生的考试能力。
在五月初到六月初的一个月时间当中，我们主要完成的工作是查漏补缺，对复习中未重点强调的知识要点根据本年度的备考形势要求，进行重点“回炉”，同时针对与本年度时政热点相关的一些知识重点进行再次的训练，另外，可针对个体的情况进行单个的“补火”，与此同时加强对学生的心理疏导。
三、教学措施
1．提升教师自身的专业能力和水平——多做交考试题，多研究交考，特别是广东近两年的高考，模索出一些自己的思考与想法出来；
2．提交课堂教学的有效性——注重讲练结合，关注学生对知识的把握的达成程度，根据学生的做题情况，有针对性地进行教学活动；
3．提炼出解题有效的教学方法和适合学生的作业练习，通过平时的反复训练，日积月累形成学生自己的能力；
4．相互借鉴，取长补短，互为补充，促进发展——备课组、教研组内相互多听课、多研讨、学习和借鉴他人的优势、资源进行有效共享；同时多走出去，向内外、市内外的同事多学习、多取经；
5．在教研室的指导下和学校的正确领导下，及时了解和把握高考相关信息，使工作有针对性、有实效性；
6．认真落实各项教育教学的常规工作，抓好学生的学习管理；
7．特别强调认真做好本周集体备课工作，倡导先听后教，先管后教，抓住课堂为中心环节，切实提高教学质量。
四、教学进度
第一、二周《经济生活》第一单元
第二、四周《经济生活》第二单元
第五、六周《经济生活》第三单元
第七、八周《经济生活》第四单元
第九、十周《政治生活》第一单元
第十一、十二周《政治生活》第一单元
第十三、十四周《政治生活》第二单元
第十五、十六周《政治生活》第三单元
第十七、十八周《政治生活》第四单元
第十九、二十周《文化生活》第一、二单元
第二周《文化生活》第四单元
第三周《生活与哲学》第一单元
第四、五周《生活与哲学》第二单元
高中政治哲学知识梳理篇9
关键词：研究史；《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中图分类号：a811；K09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4074(2011)05-0001-05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09aZZ001）；国家社科基金项目（09BKS040）
作者简介：邓伯军(1967-)，男，河北高阳人，法学博士，广西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副教授。
史又称为历史，其在英语中是History，在法语中是Histoire，都源自于希腊文historia，最早见于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的《历史》一书中，是“对过去真实的事情的记录”的意思。在汉语世界，许慎《说文解字》解释为：“记事者也，从又持中，中正也，凡史之属皆从史。”[1]（p65）也就是说，从广义上讲，史是泛指一切事物的发展过程，包括自然史和社会史。从狭义上讲，史通常是指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它构成史学的研究对象。史学又称为历史学，“史学是研究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及其规律的学问。”[2](p1)史学之所以是史学，是其并不拘泥于历史，而是在历史和逻辑相统一的基础上，揭示历史发展的规律和特征。而史学史则是在史学研究的基础上阐述史学本身发展过程及其规律的历史学科。史学史一般包括史料整理、历史编纂、史学思想、史学方法等内容。作为史学编年体体例，研究史是对历史过程中研究的研究。研究史既涉及到史学研究，也涉及到史学史研究，从总体上讲，研究史属于史学的范畴。就“《德意志意识形态》在中国研究史”（后文简称为“《形态》研究史”）而言，是对《德意志意识形态》在中国的翻译、注释、介绍、阐释、创新的研究；是对《德意志意识形态》在中国研究的历史经验和教训做出哲学层面的反思；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中的新任务、新目标和新问题的前瞻。“《形态》研究史”试图揭示《德意志意识形态》在中国研究的文献把握规律、理论运思规律和实践诠释规律。从根本上讲，是要服务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
一、研究史的性质和特征
历史只是对过去的史实记录，而史学要研究人们怎样研究历史。就学科性质而言，研究史属于史学的范畴，可以上升为历史哲学，从历史哲学的高度为人们总结、反思和前瞻历史提供借鉴。因此，研究史不仅有对历史事实陈述的总结性反思，还要有兼指得失、征信求实的史学批评，对历来的研究遗产、研究事件作深入细致的清理和研究，更重要的是通过梳理研究发展的过程和脉络，总结研究发展规律，为研究的发展、完善和创新提出新的任务和目标。
从学科性质而言，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一级学科，马克思主义发展史是二级学科，马克思经典文本研究史是三级学科。“《形态》研究史”无疑是马克思经典文本研究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形态》研究史”研究，要深入阐明其研究的各种论著的版本来历、体例归属和解读模式；要深入阐明其研究的各种论著学术观点、历史渊源和社会影响；要深入阐明其研究的各种论著研究的方法论基础；还要在论从史出的原则基础上，对各个阶段对其研究颇有建树的代表人物、理论观点、重要著作、学术思潮和流派，予以恰如其分的史学评价，既张其功，又指其过，既明其势，又点其憾。也即“《形态》研究史”研究，既要研究其翻译、介绍和传播的外在性历史过程，又要注意其阐释、创新和应用的内在性过程，尤其是要高度关注其研究规律的扬阐发。
与研究史学科性质相联，研究史学科具有历史性和现实性、学术性和政治性、理论性与实践性相统一的特征。历史性和现实性相统一的特征，要求研究史学科潜心发掘史实，克服浮躁风气，杜绝功利主义，彰明史学研究的最新成果；要求研究史学科以史义补考据之不足，从而杜绝一切史演之学；要求研究史学科通过对历史的清理，总结历史发展规律，服务于现实的社会实践。学术性和政治性相统一的特征，要求研究史学科的研究，扬弃史料整理学的观念与方法，从其必备的学术良心出发，以不卑、不亢、不猥、不亵的学术勇气，以史才、史学、史识、史德为路径，对研究做出恰如其分的学术评价。理论性与实践性相统一的特征，要求研究史学科从前人历史研究的资料中，从史学理论、史学方法和历史哲学高度提炼出研究发展的一般规律；要求研究史学科将研究置放于现实的社会政治、经济、哲学等广阔的视野加以透视，获得具有实践价值和社会效益的史学研究成果。
就“《形态》研究史”研究而言，其研究具有历史性和现实性相统一的特征。在此研究中，要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既要实事求是地研究其翻译、注释、介绍、阐释、创新、应用的历史过程，又要看到《德意志意识形态》研究强烈的现实性，通过对其历史发展规律的总结、反思和前瞻，提出有益现实生活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形态》研究史”研究，还具有学术性和政治性相统一的特征。此研究的确属于学术研究的范畴，但并不是脱离现实政治的文牍考证工作，其始终要在现实政治的框架下才能得以运行，因为这是一部马克思主义政治意识形态的经典著作，其范围的阈限、概念的诠释、思想的解读，无不触及当前政治的许多敏感话题，通篇饱蘸着鲜明的政治立场和强烈的政治责任感。因此，我们要胸怀一颗学人必备的学术良心，从历史事实与发展过程出发，才有可能将对马克思主义思想的认识，从简单的政治辩护进入科学的学术研究层面。“《形态》研究史”研究，还具有理论性和实践性相统一的特征。此研究的理论性，是指面对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性质、状况、阶段、结构关系、内在矛盾、外部环境、根本任务、发展动力和规律等一系列彼此相关的问题所构成的问题体系，并在历史哲学的高度做出回答，以期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中国化发展。此研究的实践性是指，面对中国革命与建设的系列问题域，不是去死记硬背关于问题的历史结论，而是从中悟到对现实实践有什么启示；不是精确重建马克思文本的原初话语，而是结合新的语境做出合乎现实的实践诠释。
二、研究史的对象和方法
研究史的研究对象是对研究历史的研究。研究史的研究对象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内涵。其一，从历史唯物主义的史学观出发，对史料进行耐心细致的清理考证，厘清历史发展的脉络，澄清隐晦于史实之后的“史义”。其二，要“总结出从古到今的‘研究史’发展规律与特点，研究史学研究的现状、倾向以及发展方向。”[3]（p40）其三，以唯物主义的历史观为指导，在学术范围内积极开展兼指得失、恰如其分、健康积极的史学批评，对研究史中的隐恶虚美的浮华之风予以纠偏，辨心术以议史德的高度自觉性和责任感书写历史。其四，要研究其社会作用的历史发展过程，主要看其研究成果是否对社会有影响，研究者是否重视研究观点对社会的影响，以及历史知识的传播对社会的发展是否起作用。也就是说，研究史不仅要具有历史的品格，而且还要反映史学的时代精神。总之，研究史要有史料学的梳理甄别、辟谬正讹，要有历史编纂学的连点接线、连横合纵，要有史学思想的精神统帅、方向引领，要有史学方法的视角折射、范型诠释。
“《形态》研究史”研究的是《德意志意识形态》在中国研究发生、发展的全过程及其规律。也就是说，是要通过历史考证的方法，对《德意志意识形态》在中国研究的史料进行梳理甄别，厘清《德意志意识形态》在中国研究的真实历程；是要以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运用尽可能多的史学方法，采纳尽可能广的研究视角，提炼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规律；是要以高度的历史责任感，对《德意志意识形态》在中国研究的成败、得失、优劣、经验教训做出兼指得失的史学评论，并以史为鉴创新具有中国特色的研究史的理论和方法；是要以研以致用的实践精神，对《德意志意识形态》在中国的研究做出实践诠释，以此推动和促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深入发展。具体来讲，“《形态》研究史”要研究对其研究的译家、注家、史家、史著、史论、学派、团体等等；要研究对其研究的理论内涵，如其所蕴涵的新哲学世界观，如实践观、生存观、交往观、历史观、异化观、发展观、自由观、价值观、文化观等等；要研究对其研究所运用的新的方法论，如历史哲学方法论、考据学方法论、史学编撰学方法论、史学批评方法论、解释学方法论等等；还要研究包含《德意志意识形态》在内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的过程，也即研究马克思主义视域下中国革命的根本性质、发展道路、发展阶段、发展动力、根本任务、战略策略、意识形态、统一战线、对外关系等等的实践诠释过程。
对研究史的史学学科定位，决定了其研究方法既要对史学理论及方法做出继承，又不要拘泥于传统的史学理论与方法，而要引进新方法、新视角、新思路，开辟出新领域、新课题、新范型，从而在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理论和方法上有重大的突破和创新。就传统史学理论与方法的继承而言，是要用古代研究史研究的成果滋养当代研究史的成长。在史学理论方面，如关于历史意识和史学意识，关于史才、史学、史识、史德、史法、史意，关于书法和信史，关于史实采撰，关于史论艺术，关于史文表述，关于史学的社会功能，关于史学批评的标准和史学批评的方法论等，都是宝贵的史学理论遗产。[4]（p285-353）在史学方法方面，“如直书、曲笔、采撰、史法、史意、会通、断代等范畴，都有丰富的含义，需要作深入细致的发掘和阐发。”[5](p14)应该承认，中国传统的史学理论与方法是史学研究花圃中最瑰丽的花朵，有待于人们对之做深入细致的发掘、整理和研究。就新方法、新视角、新思路的引进而言，史学研究要获得重大的发展和突破，就要提倡大胆尝试新的研究方法，实现研究方法和研究手段的丰富、充实和改造，将史学研究的触角延伸到历史的各个层面和各个领域，比如历史考证方法、历史编纂学方法，历史解释学方法、历史批评方法，历史比较学方法等等。史学研究新视角的扩展，可以向史学遗产投射新的光束，再经多棱镜的分解，获得五彩斑斓的历史画卷。譬如，人类学视角、文化学视角、民族学视角、传记学视角等等。史学研究新思路的引进，可以推动历史解释的模式、视域、思想、观念、理论、方法上做出超越和创新。新方法、新视角和新思路的引进，使研究史在一个更为宽广的领域中，对新的课题做出新的开拓，形成具有自身特色的新的范型，从而使研究史研究在更高的层面上形成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新模式。
“《形态》研究史”定位于“史”，就决定了本论题研究的基本方法――历史的方法。要在研究中承继中国源远流长的史学研究的理论与方法，以史才、史学、史识、史德的史学理论书写其研究的历史，尽可能地复原历史之真实发展历程；以不卑、不亢、不猥、不亵的史德精神，尽可能地揭开伪装，昭示历史本来面目；以严肃的史学方法，尽可能地阐明隐晦于史实背后的历史真义。要在研究中以史学评价的优良传统去评判其研究的历史，在信而有征的叙述中，做出一出己见、切中肯綮的史学评价；要在研究中不断引进新方法、新视角、新思路，从而开辟出史学研究新领域，提出研究史研究的新课题，最终形成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的新范型。因此，“《形态》研究史”是通过史的研究把握到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的精神实质，去探求当代社会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的解决，这才是研究的根本目的。
三、研究史的目的和意义
研究史的首要目的是彰新。研究史是通过深入细致的学术发掘、清理、考订、甄别、批评工作，彰明研究发展进程中的创新性成果，使之以较为系统的理性见解实现于社会。史学研究的根本精神是自觉地追求理性认识的真理性和创新性。因此，研究史的“主要任务乃是要总结理性认识逐步深化、日趋真确与形成体系的发展历程，彰明各个历史时期创新性的研究成果，评析学术事业的社会影响与发展的方向，分析某种可能存在的误区，特别是要清算因盲从、迷信与追逐某种直接利益而伤害学术真理性的倾向。”[6](p2)“《形态》研究史”是通过对《德意志意识形态》在中国研究历程的发掘、清理、考订、甄别、批评，彰明代表性的创新性学术论述，贬抑谬论，杜绝随风炒作，以匡正学术风气，更重要的是为后人深入的学术研究提供最新的理论基础。
研究史的学术目的是阐明学术研究自身发展的规律。通过探索学术研究自身发展规律，不仅可以提高学术研究工作的自觉性，而且有助于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的解决和完整学科体系的建构，从而推进研究史学科稳健有序地发展。就学科建设而言，“《形态》研究史”要有新型版本学的视野，通过建立发达的版本比较学，奠定马克思经典文本研究史的第一块基石。要有新型文本学的视野，通过文本考据学的路径，建构起马克思经典文本研究史的第二块基石。要有新型解释学的视野，从文本解释学角度建构起马克思经典文本研究史的第三块基石。要有新型实践论的视野，通过实践诠释学的路径，建构起马克思经典文本研究史的第四块基石。也就是通过对以往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学术研究的探本、考据、解释、应用的研究中，要从历史的高度，以史的特征、史的脉络、史的架构，找出尚未解决的历史性课题，指出亟待开发的理论和实践境域，指明应坚持的学术方向，最终找出新的学术生长点。这对于马克思经典文本研究史学科的建立和完善具有积极意义。
研究史的最终目的是通过总结治史发展经验，探索社会发展规律。研究史要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实事求是地研究、分析“研究”发生、发展、完善的经验教训，探讨社会发展规律和方向。“《形态》研究史”作为对马克思恩格斯最具代表性的经典文本的翻译、注释、介绍、阐释、创新、应用的历史过程的历史哲学研究，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无疑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众所周知，《德意志意识形态》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程中起到了特殊的历史作用。《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研究史研究，对于历史的经验与教训的总结，使我们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程中，掌握发展规律，明确前进方向，少走弯路陡路，提升实践水平，都具有不可或缺的指导意义。
四、研究史的超越和创新
“《形态》研究史”采纳研究史编年体体例，对《德意志意识形态》这部专门著作进行史学考证、史学解读、史学评论、史学实践的系统研究。所谓“研究史体例”，是通过大量的史料钩沉、收集、整理，通过前后因果关系的历史比较，通过对社会环境、时代背景的纵横思考，来展现该领域研究的发展脉络、代表人物、理论观点、重要著作、史学思潮和流派，从而揭示该领域研究史的特殊规律，达到研究研究史的理论与实践之目的。“《形态》研究史”最突出的创新之处是“史”，由于对《德意志意识形态》这样一部马克思恩格斯的最具代表性的专题文本进行研究史研究尚无前人的经验可资借鉴，由于受《德意志意识形态》相关研究资料的制约，笔者所揭开的仅仅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真理的冰山之一角，相信伴随更多研究者的加盟，通过学者的阐释和揭明，会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真理出离遮蔽状态，从而敞开其对于现实生活的积极意义。
创新，寓于温史之中。创新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不是。是拍脑袋拍出来的吗？不是。创新，只能来自于社会实践。从这个意义上讲，创新寓于社会实践的历史之中。人所皆知，新与旧是相互对立的，又是可以互相转化的。“温故而知新”吐露出了新与旧的辩证关系。就“《形态》研究史”而言，其创新之处就在于，通过对《德意志意识形态》这部专门著作在中国的译介、注释、解读、创新、应用的历史过程的发掘、清理和考证，在论断上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性和实践性的历史认知做出了一定程度的超越和创新。实事求是地讲，对《德意志意识形态》研究每前进一步都包含着艰辛的探索、反复的思考、失误的痛楚甚至鲜血的代价。正是在这历史的探索与耕耘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实践品格，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逐渐地走向了睿智、拥抱了真理，走向了价值、拥抱了德性，走向了成熟、拥抱了文明。
创新，来自论从史出。论从史出、史由证来、证史一致、史论结合是研究史研究的基本原则。也即研究史研究必须在充分尊重客观历史史实的基础上，通过分析综合、归纳总结、提炼概括得出符合历史事实的解读和阐释，并且在上升到历史哲学层面得出具有时代性的史学评价。就“《形态》研究史”而言，其创新之处就在于，在对《德意志意识形态》这部专题文本在中国研究的历程进行梳理的过程中，本着德、才、学、识的路径，对其做出了兼指得失、恰如其分的史学评价。这种史学评价既继承了传统的直笔征信、敬重伦理、资治经世的史学精神，又不拘泥于传统，使其在批评方法、批评视角、批评主旨、批评风格上，变得新颖而不猎奇，广博而不泛泛，深刻而不尖刻，平实而不清淡。这种史学评价有文本学的视野。消除了传统解释框架对马克思文本的先在性逼迫，通过对第一手文献的真实解读，获得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术创新的逻辑起点。这种史学评价有历史的视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理和意义，在于经典文本，也在于经典文本的历史注解。单纯地回到经典，不是尊重经典，恰是将经典孤立化，因为，真理是一个历史的发展过程。这种史学评价有时代的视野：经典的活力在于现实的需要，经典只有直面现实，捕捉时代的根本问题，提出现实的解决方案，这样的哲学才是时代精神的精华。
创新，出于多角思维。视角问题是创新的主要问题。人的思维经过岁月的消磨，世故的摧残，逐渐磨去棱角，变得钝化、飘零甚至虚无。保有思维的锐性，克服思维钝化，是一个深刻的文化问题，当然视角的转换对于克服思维的钝化惯性还是有积极作用的。就“《形态》研究史”而言，其创新之处就在于，对这部专门著作在中国研究的历程进行梳理的过程中，从纵向、横向、顺向、逆向、旁向等各个角度对研究史进行考据、整理、解读和评价，运用抽象思维、比较思维、联想思维、发散思维、综合思维对研究史进行介绍、分析、解读和诠释。“《形态》研究史”是把各种角度的思考化合成对史学研究的历史观，变成全面探讨历史研究的方法论，也就是上升到历史哲学高度，对其进行深度的理论思考。
创新，贵在实践诠释。史学研究的特征是“以研究过往的社会为起点，而以服务于当今的时代为归宿”。[5](p13)从这个角度讲，史学研究的最突出的创新乃是实践诠释。就“《形态》研究史”而言，其创新之处就在于，将对《德意志意识形态》这部专门著作在中国译介、考证、整理、解读和诠释，始终置放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的历程中。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在中国研究的每一个阶段，学人们都是从其时代特征、时代要求、时代趋势出发，针对时代提出的新课题、新方法、新领域，对这部经典文本做出新的考证、新的探索、新的解读，做出服务于时代需求的新判断、新结论、新成就。这就彰显了史学的时代精神。马克思经典文本的精神实质，不在于文本，而在于实践。正如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的哲学箴言：“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7](p57)
参考文献：
[1]许慎.说文解字[m].北京：中华书局，1963.
[2]吴泽.史学概论[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85.
[3]桂遵义.史学史研究的对象和任务略论[J].历史教学问题，1985（6）.
[4]瞿林东.史学志[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
[5]瞿林东.近五十年来中国史学史研究的进展[J].史学月刊，2003（10）.
[6]乔治忠.论学术史视野下的史学史研究[J].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2）.
[7]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责任编辑：彭介忠)
theapplicationoftheResearchHistorytotheResearchofmarxistClassictexts
――takingtheResearchHistoryofGermanideologyinChinaasanexample
DenGBo-jun
(Collegeofpoliticsandadministration,GuangxinormalUniversity,Guilin,Guangxi541004,China)
abstract:asahistoricalchronologicalstyle,researchhistoryistheresearchontheresearchofthehistoricalprocess.thepositioningofhistoriographyofresearchhistorydeterminesthatsubjectsofresearchhistoryarehistoricandrealistic,academicandpolitical,theoreticalandpractical.thepositioningofsubjectsofresearchhistorydeterminesthehistoricalmethods.thepositioningofthegoalofresearchhistorydeterminesthevalueandmeaningoftheresearch.theresearchhistorytranscendsthehistoryitself,whichdeterminestheinnovationatthelevelofhistoricalphilosophy.theapplicationofresearchhistorytotheresearchofGermanideologyshowsgoodcommandofthebasiclawofliterature,thebasiclawoftheoreticthinking,andthebasiclawofpracticalinterpretation,whichfundamentallyservesthehistoricalprocessofmarxismSinicization.
高中政治哲学知识梳理篇10
关键词：日常生活批判理论;思想政治教育;述评
中图分类号：G641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2589（2015）16-0231-02
日常生活批判理论是20世纪文化哲学的主要流派，它的兴起源于理性对生活世界的回归。现象学家胡塞尔最早提出生活世界的观念，继而引发了欧洲学者对生活世界研究的强烈热情，马克思、列斐伏尔、卢卡奇和赫勒等均有相关论述。国内黑大的衣俊卿教授最先对日常生活中批判做了大量研究，发表了一系列学术性文章，近年来，国内学者把这一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相结合，可谓建树颇多。本文将详细对国内外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和分析。
一、日常生活理论研究现状
（一）国外日常生活理论的研究现状
日常生活理论作为现代西方文化哲学的一大主流思潮，回归日常生活世界成为现代哲学的重要方向。日常生活理论曾经一度被忽视被漠视的状态，经历了漫长的发展历程，到20世纪才重新受到西方理论界的广泛关注。从古希腊的柏拉图强调建立一个理念王国，到中世纪的经院哲学，一直弥漫着对现实虚无主义的色彩。康德的“物自体”和黑格尔的“绝对精神和绝对理念”都忽视日常生活世界。直到19世纪末，哲学家尼采高呼“上帝死了”，强力倡导建立一个充满酒肉精神和张扬个性的感性世界，人们才逐渐关注实实在在的日常生活世界。
20世纪的欧洲理论界掀起了日常世界的研究热潮，德国现象学家胡塞尔在《欧洲科学危机和超越现象学》一书中多次提到了“周围世界”“日常生活世界”“生活世界”，并成为他哲学的核心思想。他认为生活世界是一种相对于“科学世界”，用来描述和表达他心目中人之存在的活动领域，那是一种我们身边可以体验的自在世界，是我们安身立命的世界，是一种前理论和前科学的世界。在胡塞尔看来，生活世界绝不是实证主义者眼中的那个狭隘的科学研究世界，也不是我们单单所感知到的事实，它是一个能够提供给我们原始意义的自明性境域，是一个无限开放的主体间的世界。这一理论的提出引起了欧洲学术界关于日常生活世界的强烈兴趣，也成为后来哲学家和思想家日常生活的理论渊源。
继胡塞尔之后，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卢卡奇在《历史和阶级意识》《审美特性》和《关于社会的本体论》等多部著作中，多次谈及日常生活和日常意识。其中与日常生活理论最为密切要数《审美特性》。卢卡奇在《审美特性》的前言中曾指出，“如果把日常生活看作是一条长河，那么有这条长河中分流出了科学和艺术这样两种对现实更高的感受形式和再现形式。它们互相区别并相应地构成了它们特定的目标，取得了具有纯粹形式的――源于社会需要的――特性，通过对人们生活的作用和影响而重新注入日常生活的长河。”人类的一切文化都来自于日常生活。卢卡奇从日常生活和日常意识的角度探讨异化和反对异化的问题，他认为日常生活是物化和异化的重要场所，主张以日常生活的意识形态斗争为主线去反对异化斗争。
与卢卡奇差不多同时代的西方著名马克思主义哲学大师列斐伏尔，他是日常生活批判理论的集大成者，他在他的名著《日常生活批判》中，把马克思主义的异化理论改造成一种以现代人的异化为出发点的日常生活批判。列斐伏尔所主张的日常生活批判，就是通过主观革命的道路变革现存的生活方式，变革现存的日常生活中的礼仪习俗、价值观念和思想意识，从而实现人的全面的解放。通过日常生活的批判，把人从异化中解放出来，克服人性的内部分裂和矛盾，使人真正成为人，成为“全面的人”“完整的人”，成为完全摆脱了异化的人，而不是向现代世界中的日常生活那样被消费所控制的消极的人。列斐伏尔认为，要进行真正的社会主义革命，就应该把日常生活作为革命的中心，不仅改变国家政权和所有制性质，而且要改变人的思想意识，实现个人的解放。
赫勒作为卢卡奇的学生，继承并发展了卢卡奇关于日常生活理论，以关注日常生活中活动的主体为主要特征的日常生活理论。在其名著《日常生活》一书中，详细全面系统的对日常生活进行论述，她以女性独有的细腻和严谨划分了日常生活和非日常生活，日常生活的组织架构和根本图式，日常生活的基本内容和日常生活的变动等等问题进行了富有创造性的分析，是继列斐伏尔之后的日常生活批判理论的里程碑式的人物。
另外海德格尔以存在主义为核心，提出的“日常共在世界”、哈贝马斯也以西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日常生活理论有所研究。但西方还是以列斐伏尔和赫勒的日常生活批判理论为主，其他西方学者只是有所涉猎而已，引出相关的概念，或者对概念有所解释而已。列斐伏尔的理论一方面扩展了马克思的劳动异化理论，在思想层面上体现出某种深化，但另一方面也误读了马克思主义的某些思想，但他的日常生活批判理论经久不衰，依旧有很多学者还在研究。
（二）国内日常生活理论的研究现状
国内关于日常生活理论的研究经历了冷冻期和迅速发展期。日常生活理论在我国的研究较早始于黑龙江大学哲学系衣俊卿教授，他发表的《日常生活批判刍议》中指出日常生活是日常生活是与每个人的生存息息相关的领域，是每个人无时不以某种方式从事的活动，然而，它又是最少引起人们的反思，最少吸引理性探究目光的邻戴，是被视作理所当然的、给定的和自在的王国。日常生活是日常的认识活动、交往活动和各种各样旨在维持个体生存的活动的总称。日常活动区别于自觉的类的活动（社会活动），它的功能是个体的再生产;而政治、科学、艺术、哲学等自觉的类活动的功能则是社会的再生产。然而，日常生活（个体再生产）又构成类生活（社会再生产）的必不可少的基础。换言之，个人在日常生活中不但不断再生产出个体自身，而且以此为基础，塑造自己的世界。衣俊卿教授以独特视角解读了列斐伏尔的《日常生活批判》（1946）和《现代世界的日常生活》以及赫勒的《日常生活》，从中汲取一系列理论成果。第一，日常生活的内在结构或一般图式。日常生活是一个充满差异、矛盾和冲突的领域，但是在众多异质的行为和活动的背后，存在着一些起支配作用的同质的图式，例如实用主义，经验主义，经济化，类比归类，等等。第二，建立起各种具体的日常生活模式，以此透视特定社会的发达程度。第三，改造日常生活，使之达到自觉自为的可能性和现实途径。在传统社会中，绝大多数人的日常生活涵盖了他的全部或大部分生活。而现代社会则需要突破日常生活结构和图式阐限，通过主体自身的改变而使现存日常生活人道化，使之摆脱纯粹的自在和封闭状态，达到自为自觉的状态。
衣俊卿开启了我国学术界研究日常生活的热潮，纵观学者们一系列关于日常生活的相关论述，可以提炼出他们大概研究方向。
第一，研究列斐伏尔的日常生活批判文献。北京大学哲学系的仰海峰《列斐伏尔与现代世界的日常生活批判》（2003）和《列斐伏尔日常生活批判理论的逻辑转变》（2009），系统阐述了列斐伏尔的日常生活批判的主张，强调以文化革命日常生活异化现象，极力推崇列斐伏尔的劳动异化的理念，并逻辑的角度分析了列斐伏尔日常批判理论的渐变过程，对列斐伏尔的哲学思想进行系统的梳理。
第二，对赫勒日常生活批判的研究。国内对赫勒的研究则主要是概括性、介绍性的，主要基于其著作《人的本能》《日常生活》《现代性理论》中译本的出现。这之中尤其是衣俊卿对日常生活理论的介绍，以及他结合中国日常生活的现状所开展的研究，发表以《现代化与日常生活批判》为代表的数本研究著作，使得人们对赫勒开始关注起来，现在国内对赫勒的研究主要从两个方面入手，一个是以衣俊卿为代表的将赫勒的日常生活批判与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问题相结合的文化哲学研究，但是这一研究通常只是从《日常生活》这一本书入手，没有全面考察赫勒思想的整体，也并不将赫勒作为研究主题来予以关注;一个是从美学角度出发，对赫勒的美学思想，以至于整个布达佩斯学派的重构美学思想开展了研究，如最近复旦大学博士后流动站傅其林的出站报告《布达佩斯学派重构美学思想研究》，冯宪光1997年出版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
国内学者主要研究的是列斐伏尔和赫勒的日常生活批判理论，但大多是对外文译本的研究，而外文文献由于语言的差异和翻译的出入，不能很好地把握思想大师真正要传达的意思。
二、日常生活视域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现状
国内对日常生活视域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目前成果比较少，主要有以下几个人。
赵帅等（2013）从日常生活理论的视角探讨了我国思政教育的困境与出路。海华等（2012）研究了部队经常性思想政治教育的含义和方法。张国启（2009）从胡塞尔生活世界理论出发，研究了思想政治教育应然和实然发展两个度向，阐述了思政教育对生活世界的依赖性和超越性，具有重要意义，但其阐释身是一种理论式推导，缺乏对我国思政教育现状的日常生活观照。唐桂娟从日常生活理论角度研究了思政教育，认为其本质功能是对人的生存和发展的教育和引导。
武汉理工大学的蓝江《论日常生活中的思想政治教育》一文提及日常生活与思想政治教育息息相关，较为深入阐述了思想政治教育与日常生活中内在逻辑关系，提到日常生活是人们不能摆脱的生命之重，日常生活是与主体共在的存在状态，正如人无法摆脱自己的影子一样，日常生活一直同我们如影随形，并论述了思想政治教育应该“回归生活”。
南通大学潘晴雯的《思想政治教育怎样回归日常生活》一文中探讨了思想政治教育应该回归怎样的日常生活和如何回归的问题，强调思想政治教育受体的反思力量，应通过对日常问题的批判，使思想政治教育超越日常生活的束缚，达到至真至美的境界。
西华师范大学的赵立帅和李敏的《日常生活视域下思想政治教育的困境和出路》一文中深入分析了当前思想政治教育过于理想化、知识化和工具化，脱离日常生活的困境，提出了思想政治教育应该回归日常生活，凸显思想政治教育的人文价值，建立专业队伍，使思想政治教育全面覆盖日常生活和非日常生活。
光明日报的徐金城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日常生活化及其途径》和梁同波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日常生活化的创新路径》系统剖析了思想政治教育如何实现日常生活化，提出了一系列对策建议。
纵观国内现有的文献，可以发现日常生活理论作为文化哲学一个流派在中国研究始于20世纪90年代，但真正系统研究还在不断发展中，把日常生活批判理论应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更是少之又少，他们并没有对理论如何应用于实践做较多的研究，大多数停留在理论研究层次。
参考文献：
[1][匈]阿格妮丝・赫勒.日常生活[m].衣俊卿，译.哈尔滨：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0.
[2]G・卢卡奇.审美特性：第1卷[m].徐恒醇，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