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经济高质量发展篇1
第一，全力打好脱贫攻坚硬仗。到2019年实现户脱贫、村出列、X摘帽目标，是XX压倒一切的政治任务，务必分秒必争、决战决胜。一是强化包保扛实责任。严格落实县乡村三级书记抓扶贫责任，强化县级干部带头推动、乡村主体推进、部门积极帮扶的责任体系，倡导每周六天工作安排、七天工作打算，对扶贫工作“一月一安排、一月一总结、一月一通报”，推动目标再明确、责任再压实、任务再擂紧，确保全X党员干部用90%精力抓扶贫。二是集中火力全力攻坚。将全县90%的人力财力物力向扶贫一线集聚，充实驻村工作队伍，县直部门全员开展结对帮扶，按照深度贫困村600万元、重点贫困村200万元、非重点贫困村100万元标准强化财力保障，完成“十通十有”项目400个，建设“四好农村路”300公里，实现农村安全饮水工程到村入户全覆盖，推动贫困村基础设施大提升、人居环境大变样、公共服务大改观。三是聚焦“准实”保障成效。着力推进扶贫“20+n”法落地落实，推动每个贫困村建立1个农民专业合作社、1个扶贫产业基地、1个扶贫车间，建成总装机容量58.75兆瓦光伏电站9座，发展苗木花卉20万亩、林果茶蔬18万亩、稻虾种养4万亩，为贫困村出列、贫困户稳定脱贫提供产业支撑；深入推进健康扶贫“基本医保+大病保险+民政救助+补充保险”四位一体“一站式”结算平台建设，实现村卫生室联网即时结算；精准落实学费减免、生活补贴、“雨露计划”等教育扶贫政策，完成3179户贫困户易地扶贫搬迁任务，切实增强贫困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同时，深入开展扶贫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治理，对工作不实、落实不力的严肃问责，对违法违纪行为严查重处，确保脱贫成效经得起历史和群众检验。
第二，全力打好“两资一促”硬仗。聚焦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围绕汉孝一体化和实体经济振兴，全力抓招商、争项目、扩投资、壮实体。一是紧盯项目强投资。抢抓贫困县政策机遇，精准对接中央和省市战略规划，每年研究确定100个重大项目，按照“五化”管理要求，加快推进XXX、XXX、XXX等重大基础设施项目建设，着力推动XXX、XXX和XXX等前期项目落地，加快补齐发展短板。二是强化招商壮实体。大力实施招商引资“一号工程”，持续推进“一季度一签约、一季度一开工”招商机制，聚焦XX、XX、农旅融合等重点领域，发挥XX、XX等龙头企业的聚商作用，扎实开展产业链招商、团队招商和招商大使招商，推动形成100亿级的XXX、10亿级的生物医药和线路板生产基地，力争2020年工业增加值占GDp比重的40%以上。三是融入武汉抓对接。坚持依托XX、服务XX、融入XX，由县级领导干部牵头组建4个招商团队、8个对接专班，常态化举办XX·XX招商推介会，与XX、XX等地开展定向定点对接，加快推进XX、XX、XX、XX4条旅游通道建设，积极承接产业转移，努力开启XX合作共赢新时代。四是优化环境促开放。全面深化“放管服”改革，按照企业落户时间和项目审批时间再减一半要求，健全完善“一网覆盖、一次办好”审批服务机制，推进县乡村三级联通和省市并网运行，为企业发展优服务、降成本，破障碍、激活力，切实打造良好经营环境、优质服务环境、“亲”“清”政商环境，为XX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保证。
第三，全力打好乡村振兴硬仗。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推动农旅融合，强化乡村治理，着力培育乡村振兴新动能。一是坚持示范引领。大力实施“三乡工程”，鼓励引导社会资本、技术人才等要素与农村资源有效对接，按照县级层面创建2条示范线、各乡镇创建1条示范线的规划安排，深度推进农旅融合、苗旅融合、文旅融合，建设一批田园综合体、农庄民宿、特色村镇，打造一批农旅融合示范点、示范线。二是推进全域旅游。加快推进XX部级运动休闲小镇、XX乡村旅游名镇、XX苗木重镇创建和XX4a景区提档升级，着力培育2—3个3a级景区，办好XX文化旅游节和乡村文化旅游节，积极承办省自行车联赛等国家和省市级体育运动赛事，扩大XX乡村旅游的美誉度和影响力。三是加强环境整治。深入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计划，扎实推进“五清四改三化”进程，规划新建改造无害化处理厕所9.5万座，力争全县农村生活垃圾集中处理率超过90%，建成省级美丽乡村25个、市级美丽乡村100个。四是建设生态文明。严格落实河（库）长制，推进河砂全域禁采，开展重点流域和农业面源污染综合治理，推动畜禽养殖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率达到100%；持续巩固“绿满XX”成果，推进矿山生态修复，加快建设XXX湿地公园、XXX森林公园，高质量完成8400亩精准灭荒任务，着力构筑XX绿色生态屏障。
社会经济高质量发展篇2
进入21世纪,国家对农业机械购置进行大量补贴,同时启动阳光工程培训,在这大好形势下,县农机校抓住培训时机,对农业机械驾驶员进行系统培训。充分发挥学校的优势,为发展农业产业化培养出大量农机技术人才和经营管理人才,为提高农民素质做出了贡献。
1.明确培养目标,调整教学方向
为了更好地落实国家对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阳光工程培训政策,做好农机职业技能教育培训,针对面向农业、面向农村、面向农民,适应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需要,特别是适应以家庭联产承包经营为基础的农业产业化经营的需要,培养具备综合职业能力和全面素质的可直接参与农业生产和管理、创业型人才和新型农民。
为了不影响农民的农业生产,还要让他们学到新知识,学校派教师下乡讲课,到农机驾驶员家里,到农机修配厂、农机修理部、配件商店,进行一对一讲课,围绕上述培训目标,适应农村、农业产业化发展需要进行调整与优化,使农业产业的产前、产中、产后诸环节与区域经济发展相适应,从总体上保证人尽其才,更好地为当地农业经济发展服务。
2.调整课程结构,优化教学内容
现实职业教育课程结构与教学内容应以当地农业发展的需要为出发点,打破以学科为本的教学模式,树立以能力为本的教学观念,围绕当地农业主导产业,有选择地开设课程;注重课程与教学内容的科学性、先进性、实用性、灵活性,在传授给学生以先进知识和实用技能的同时,培养学生的综合适应能力,自我学习能力、自主选择能力,以提高其为农业产业化服务的本领。
3.加强实践教育,注重能力培养
实践教学是农业职业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培养学生操作技能、动手能力、动脑能力、销售能力为一体的主要手段。在实践教学中,通过师生共同承担实习基地的生产、经营任务,产教结合。教师既传授知识,又传授技能,实地指导生产与经营,学生既学习知识,又直接从事生产经营活动,增加感性认识,掌握生产技能。学生在学中做、做中学、从理论到实践,再从实践到理论,既掌握知识和技能,又培养和提高生产经营能力。因此,农业职业教育应加强试验实习基地建设,创造良好的试验实习条件,让学生有更多、更好的实践机会,培养和训练实践技能。要加强考核,提高学生思维能力,动手能力和综合职业能力。
社会经济高质量发展篇3
关键词：生活质量；发展理念；科学发展观
中图分类号：C9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605(2008)06―0084―03
通常认为，生活质量是指社会提供国民生活的充分程度和国民生活需求的满足程度。生活质量的提高，是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从历史上来看，生活质量的状况与发展理念的演进息息相关。发展理念在由传统发展理念到可持续发展理念的演变过程中，生活质量经历了不同的境遇：由被忽视而日益受到重视。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是人民群众对发展的新要求，也是发展理念的重大创新，必然引领我国成为生活质量明显改善的国家。
一、发展理念引领生活质量
从世界范围来看，发展理念经历了从传统发展理念到可持续发展理念的演变过程。传统发展理念的实质是单纯地追求经济增长。在传统发展理念的指导下，发展仅仅被归结为增长，国民生产总值被视为衡量一个国家和地区经济增长的主要指标。追求经济的无限增长和物质财富的无限增加，支配着人类的一切活动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领域。传统发展理念尽管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但同时也导致了自然危机、社会危机和人自身的危机。三种危机共同作用于人类自身，给人类的生活和发展带来了重大的影响。
从自然危机来看，一方面，人们为了片面地追求经济增长，超越了资源环境在一定时期内可供利用的极限，过早地造成资源短缺或枯竭，对人类的可持续发展带来了重大的影响；另一方面，人们为了片面地追求经济增长，不注重对环境的保护，造成了对环境的破坏和污染，直接影响了人类自身生活环境。
从社会危机来看，单纯的经济增长不但没有给人们带来普遍的福祉，反而使失业、疾病、文盲、分配不公等社会问题出现，导致道德失范、价值信仰偏差、贫富差距拉大，更为严重的甚至导致了社会的动荡不安。
从人自身的危机来看，在传统发展理念的支配下，经济运行过程中只见物而不见人，把人当成实现经济增长的工具。人的发展的全面性被消融于物性的纯粹释放之中，人的精神生活和道德生活被任意地吞噬。
1976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会提出了新的社会发展目标，即社会发展应是“以人为核心的发展”。其前总干事姆博指出：满足基本需要无疑在发展目标中占有一席之地，但它和其他目标一样不能占有核心地位，而只是一些补充因素。“以人为核心的发展”是多元的，即社会发展不局限于经济增长这惟一的内容，而是经济、文化、教育和技术相互联系和相互补充的发展。这些因素的汇合才能保证以人为核心的发展。以人为核心或称为以人为中心的发展着眼于满足人的基本需求和消灭贫困。这种基本需求的满足和贫困的消灭，不只是要满足人在物质方面如食品、住房、衣着、保健等需求，更重要的是要满足人在非物质方面如民众享有民利、参政议政等需求。这也表明，只有在人们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收入再分配方式逐渐得到优化及人们的民利逐渐得到保障的基础上，才能不断地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针对传统发展理念中只求经济增长，忽视环境保护和人的可持续发展的弊端，1987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世界委员会发表了《我们共同的未来》报告，对“可持续发展”作了一个后来被西方学者普遍引用的定义，即“在不危及后代人满足他们需要的能力的前提下，满足我们现时之需要的一种发展”。这一定义既强调社会经济的发展必须与人口增长、资源开发利用和环境保护相协调，又强调当代人与后代人发展的关系，说明了当代的发展不能危及后代人的发展。从1992年以来，可持续发展已成为联合国有关发展问题一系列专题国际会议的指导思想。1994年在开罗召开的国际人口与发展大会提出，将发展人力资源作为可持续发展的条件，“以人的全面发展为中心”的发展目标和原则，实现“人口、持续的经济增长和可持续发展”。1995年哥本哈根世界社会发展首脑会议则进一步指出，“社会发展的最终目标是改善和提高全体人民的生活质量。”
传统发展理念虽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但由于忽视人在发展中的中心地位，忽视环境保护和人的可持续发展，必然导致自然危机、社会危机和人自身的危机。所以，在传统发展理念的引领下，根本谈不上生活质量，或者说，生活质量被完全忽视。而可持续发展理念“以人的全面发展为中心”、追求“人口、持续的经济增长和可持续发展”，最终使人们认识到，改善和提高生活质量才是社会发展的最终目标。从传统发展理念到可持续发展理念，不同的发展理念引领着不同的生活质量前景，而人们对于生活质量的更高追求则又催生新的发展理念。历史已经证明，一个国家一个政党，要改善和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就必须不断地创新发展理念。
二、中国发展理念的变革
伴随着世界范围内发展理念的转变，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可持续发展理念的广泛传播，中国也经历了从传统发展理念到科学发展观的转变。
传统发展理念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传统发展理念也认为，经济发展的目的就在于追求物质财富的增加和经济的增长。不可否认，传统发展理念对于中国建立一个完整的工业体系、在短期内摆脱贫困、实现经济上的起飞产生了历史性的作用。但是，单纯追求经济增长，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系列经济和社会问题。这些问题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一是发展的效率低。表现在中国经济增长的资源消耗过高，经济效益与发展的速度比例失调；中国经济增长的环境破坏较为严重，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造成了自然资源的短缺和生态的破坏。二是发展的严重不平衡。经济的发展使人们的基本需要得到了满足，但是就业、教育、医疗、住房、收入分配等一系列社会问题日益凸显，地区、行业、阶层之间的发展差距也在不断扩大。
改革开放以后，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人们对发展的认识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如果说，从建国初期到20世纪90年代，中国在发展理念上还处于从“经济增长”到“可持续发展”的变革之中的话，那么，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中国在从总体小康社会向全面小康社会迈进的过程中，发展理念已经发生了重要的变化，逐渐形成了科学的发展观。
1996年6月召开的里约地球首脑会议，100多个国家的政府首脑们对于可持续发展做出了重要承诺，通过了《21世纪议程》。其重要意义首先体现在它是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政府之间，而不仅仅像过去那样只是科学家和技术人员之间在可持续发展问题上达成的共识。提出的行动方案和
活动主要包括6个主题，即：生活质量的提高、自然资源的有效利用、全球公共财富的保护、人类住区的管理、废物管理和可持续的增长。而中国早在1994年就制定并实施了向可持续发展模式转变的纲领性文件，即《中国21世纪议程》，成为世界上率先开展这一活动的第一个发展中国家，并且在全国范围内开始进行将《中国21世纪议程》的基本指导思想和内容纳入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长期计划中。1997年，党的十五大报告明确提出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是到21世纪前十年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战略的八个重要方面之一。
中国发展理念的变革历程告诉我们：必须把社会发展和人的发展提到一个更加全面、更加协调的高度，努力实现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实现各方面事业有机统一、社会成员团结和睦的和谐发展，这既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特点，也是广大人民群众对发展的新要求。从可持续发展到科学发展观，是发展理念的重大创新，必然带来发展方式的转变和发展质量、发展效益的提高，最终促进人民生活质量明显改善。
三、科学发展观与生活质量
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强调人的多种价值要求，如物质需求、精神需求、生态需求等的实现，以及人的自身价值的提高，强调人民群众都能实现多种价值需求，都能提高自身价值，这是发展的根本目标和价值取向。而这种发展的根本目标和价值取向就是对提高生活质量的一种要求。生活质量并非只局限于消费层面，它涉及就业的充分程度、收入分配的合理程度、人民的文化教育卫生状况、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状况、城市化水平状况，以及法律范围内的公平及其保障等多个层面。这些方面成为衡量人民群众生活质量的重要参数。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中，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对生活质量提高的昭示，不仅意味着人对物质需求的满足，而且也意味着人对精神需求、生态需求等方面的满足；不仅表现为人对多种需求的满足，而且也表现为人的自身价值的实现；不仅要求某些人的需求能够得到满足，而且更重要的是要求人民群众的需求都能够得到满足。因此，只有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逐步改善人民的生活质量，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才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最终目标。
社会经济高质量发展篇4
关键词：人力资本；高等教育；中国西部地区；经济发展
中图分类号：G648.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8631(2010)05-0026-02
引言
实施西部大开发发展战略，加快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是邓小平同志在20世纪90年代初明确提出的“两个大局”战略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同志十分重视西部大开发战略，并作出了一系列有关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论述。同志深刻指出，逐步缩小全国各地区之间的发展差距。实现全国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并最终达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社会的根本要求。根据舒尔茨的人力资本理论，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人力资本的作用要大于物质资本的作用，且人力资本投资与其他方面的投资相比较，是一种投资回报率很高的投资。舒尔茨对1929―1957年美国教育投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作了定量研究，得出在此期间美国教育投资增长的收益占劳动收入增长的比重为70％，教育投资增长的收益占国民收入增长的比重为33％，与其他类型的投资相比，人力资本投资回报率很高。因此，要加快一个地区的经济增长和发展。必须加大人力资本的投资力度，真正重视科技和人才的培养，把科教作为经济发展的主要源泉。我国西部地区经济发展落后于我国东部地区和全国平均水平，固然有多种因素，但高等教育发展滞后，高等教育的发展赶不上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为此，本文从人力资本的角度出发，探讨通过加快西部地区高等教育的发展来完戒西部地区人力资本的加速积累，进而实现西部地区社会经济的跨越式发展，促进我国东西部地区共同繁荣，从而实现我国各个地区社会经济生态的可持续发展。
一、人力资本理论
1.人力资本理论的形成及发展
人力资本这一概念，是美国经济学家沃尔什在1935年发表的《人力资本观》中第一次提出的，到20世纪50年代末期和20世纪60年代初期，人力资本逐渐形成了一种新的理论体系，并对西方教育经济学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主要代表人物有舒尔茨、贝克尔等人。这一时期的人力资本理论主要论述人力资本的内涵、人力资本的发展途径及人力资本所产生的“知识效应”。20世纪80年代之后，在“知识经济”背景下，卢卡斯等人提出了“新经济增长理论”。“新经济增长理论”把人力资本作为一个主要的因素纳入经济增长因素之中，并使之内生化、具体化和定量化，建立了以人力资本为核心的经济增长模式。
2.人力资本理论的主要特点
由于人力资本理论概念的引入，从而将资本分为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相比有其显著的特点。首先，人力资本存在于劳动者个体之中，与其承载者难以分离；其次，从其所有权来看，人力资本不能直接进行转让或买卖，也不能够被继承；再次。人力资本既有资本的性质。也有效益的性质，它必须通过投资才能形成和积累；最后，人力资本不仅是一种经济资源也是一种社会资源，它既可以带来经济效益。也可以带来社会效益。
3.人力资本理论的主要观点
人力资本是指凝聚在生产者身上的知识、技能以及这些知识、技能所表现出的能力。这种能力是社会生产增长的主要因素，是一种具有潜在经济价值的资本。若从劳动者个体角度分析，是指存在于个体劳动者之中。通过后天学习获得的具有潜在经济价值的知识、技能、能力和健康等各种因素之和。
人力资本的主要观点有：第一，人口的质量因素重于人口数量因素；第二。人力资本投资和物质资本投资都是经济发展过程中不可或缺的生产性投资，然而在现代经济条件下。人力资本的投资作用要远远大干物质资本的投资作用；第三。教育投资是人力资本投资的核心：第四，由于教育投资的收益率高于物质投资的收益率，因此，资本积累的重点应从过去以物力资本为主转变为以人力资本投资为主，加大教育的投资力度；第五，教育投资的收益率是可以量化的。
二、人力资本与教育和经济发展的关系
1.人力资本与教育的关系
人力资本构成的主要要素有教育资本、健康资本、知识与技术资本、迁移与流动资本等。其中。教育资本是人力资本形成的基本要素，通过教育方式获得的人力资本。尤其是高等教育，其资本性更强。
人力资本的投资方式主要有教育、培训、保健和迁移等。教育投资是人力资本的重要源泉。教育投资作为一种生产性投资，其收益发生在将来。具有一定的间接性和滞后性。教育投资收益虽然要在投资后相对较长的时间才能发生，但受益期相对较长。这是因为随着人力资本存量的不断提高。其在工作中能不断地发挥创造性。
教育提高了人口质量。储备了人力资本。教育能从知识、技能和经验等各个方面增加人力资本的无形积累，使人的潜在能力得到较好的开发。单从人口素质提升的视角来看。教育是提高人口素质的关键。人的后天能力主要是进行教育的结果，体现在一个人的知识、文化水平、技能、管理能力等各个方面。
2.人力资本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人力资本是现代社会经济发展的核心因素。在现代社会经济增长所需要的各项资本中，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已占主导地位。根据舒尔茨的测算，在19291957年间，人力资本对美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33％；而到20世纪90年代，人力资本对西方发达国家国民收入增长的贡献率已达80％左右，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力资本对一国国民收入增长的贡献率将稳步上升。
人力资本能够有效弥补物质资源的不足。由于物质资源的稀缺性和难以再生性，促使人们不得不转变经济发展的方式，尽力挖掘人力资本的潜力。人力资本通过吸收和组合各种生产要素来弥补物质资源的不足。从而能够有效克服过渡依赖物质资源发展的经济发展模式。因此，要重视人力资本的形成和积累，进而促进资本结构的优化。
经济发展能够促进人力资本的优化。一方面，经济发展离不开人力资本投入，另一方面经济发展后会促进人力资本的优化。在现代社会中，随着经济增长和社会财富的不断创造，对人力资本的依赖会变的越来越大，人力资本在经济增长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也将愈来愈突出。因此，加大对人力资本的投资力度和优化人力资本将成为社会经济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
三、我国西部地区经济与高等教育发展现状
2009年，我国西部各省(区)CDp国内排名进入前10位的只有四川省，也仅位列第9位，内蒙古、广西和陕西分别排名在15、18和17位，其余地区均排在20位以后。在我国GDp排名的后十位省(区)
中，我国西部地区就占了8个。从经济增长指数上比较，内蒙古的增长指数位列全国第一，在我国经济增长指数前十位的省(区)中。西部地区占了一半，在我国经济增长指数前五位的省(区)中。西部地区占了4位，甘肃、青海、贵州和新疆的经济增长指数分别位列全国的24位、23位、20位和29位，经济增长速度较慢。西部其他地区基本上排在全国中游水平(见表1)。这说明目前我国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与中部和东南沿悔地区相比较还处于落后水平，其中一些省份已进入经济起飞阶段，若辅以合适的、必要的人力资源和智力资源及优厚的倾斜政策，西部地区的一些省份将有望成为我国经济发展中心的增长点。
经济基础是一个国家和地区社会发展的重要前提。在我国的东南沿海地区，由于经济发展速度较快。对高等教育的经费投入相对充足，高等学校根据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相应地扩大了办学规模，并以各种各样的方式成功地改变了高等学校培养出的人才与社会经济发展对人才需求不相适应的状况。相对于我国的东南沿海地区，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速度较慢，经济发展水平低下。导致其对高等教育的经费投入严重不足，难以为我国西部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培养出所需的高质量人才。与此同时，由于西部地区就业岗位质量不高，也使得我国西部地区一些仅有的人才也流失到东南沿海地区，从而导致人力资本因素无法对我国西部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起到应有的促进作用。截止2009年底，在我国2000多所具有高等学历教育资格的院校中，西部地区只有470多所，占全国高等院校数量的比例不足四分之一。西部高校数量不足严重影响了西部地区人才的培养。同时也使西部学生升学难度加大，教育机会均等的原则难以实现。高等教育发展的滞后已成为制约我国西部地区经济快速发展的瓶颈因素。
四、从人力资本的角度看高等教育对我国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
通过上述的分析可以看出，目前，我国西部地区高等院校数量的不足、高等教育经费投入的匿乏以及高等教育结构的不合理等问题已成为制约我国西部地区高等教育发展的主要因素。没有西部地区高等教育的大发展，就设有西部地区国民素质的提高、人力资源的开发和科学技术的进步。也就不会有西部地区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因此，应当加大我国西部地区高等教育的经费投入，加快西部地区高等教育的发展，进而推动我国西部地区社会经济的跨越式发展。
1.高等教育能够有效地推动科技进步。促进经济快速增长
科学技术作为当前一个国家和地区社会经济增长的核心因素，在转化为现实生产力之前不可能直接创造财富，只有当这些科技成果被引入社会生产过程之中后，才可能为社会创造出大量的物质财富。这就要求高等学校的人才培养、科研院所的科研成果和当地社会的物质生产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只有加速它们的一起化进程。才会促进一个地区的经济增长。因此，我国西部高等院校要充分利用自身的优势和特长，并根据当地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调整专业方向，扩大办学规模，并创办一些新兴的高科技产业开发园区。加快西部地区高等教育与经济建设的结合、促进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和产业发展。
2.高等教育通过培养高素质的劳动者。促进社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在知识经济时代，影响一个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为人力资本，人力资本主要是以一个地区的人口数量和质量作为度量的指标，人口质量尤为重要。根据人力资本理论：人力资本与劳动者受教育程度紧密相关，一个地区的劳动者受教育程度越高，这个地区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就越快，经济发展速度将会相应地提高。通过大力发展高等教育，让更多的劳动者接受高等教育，提高劳动者的受教育水平，迅速地提高一个地区的劳动生产率，将能够有效地加快一个地区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当前我国西部地区主要依靠出售廉价自然矿产资源、扩大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和输出大量低素质劳动力来促进当地社会经济发展。这种发展模式不仅粗放且难以持续。通过发展西部地区的高等教育，提高劳动力素质，一方面能够有效促进社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另一方面也能够较好地促进目前我国西部地区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式向集约式转变，进而实现我国西部地区社会经济的跨越式发展。
3.高等教育能够有效地优化产业结构，加快一个地区产业结构的快速转变
社会经济高质量发展篇5
一、前言
公共管理是针对政府管理缺陷而出现的一种新型管理模式，其提倡管理目标的“公共性”以及对公共权力履行公共职能的科学监督制约。从本质上而言，公共管理是对公共事务的管理，公共管理创新则是对公共事务管理模式的创新。若公共管理创新可以与经济高质增长持续协同变化，则可以驱动不同级别公共部门转化自身职能，树立高层次服务意识，助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因此，探究公共管理创新、经济高质增长的持续协同变化路径非常必要。
二、公共管理创新与经济增长质量的内涵及共性
（一）公共管理创新公共管理是以公共利益维护为目标，以公共组织（政府机构、非政府机构）为主体的一种管理行为。公共管理创新主要指对接公共利益需求，对现有管理制度进行删减、修订、完善。在经济高速率增长的背景下，我国已经构建了一套较为齐全的公共管理制度，为特定时期社会的稳定变化、经济水平的高速增长提供了制度支持。但是，在我国经济增长模式不断转变的进程中，以往制度已经无法满足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需要。此时，就需要以特定部门为对象，强化改革，改造缺陷模块，废止效率极其低下部分，促进公共管理制度建设与我国基本国情相一致。
（二）经济增长质量当前，国内外学术界并没有对经济增长质量的概念做出恰当的定义。这一概念最早由苏联经济学家提出，其立足效率视角，强调经济增长阶段不仅需要保证产品数量的增加，而且需要保证产品质量、生产效率的同步提升。而部分学者认为，经济增长质量特指与经济发展具有一定联系的因素的提升、发展，比如宗教、政治、社会环境等。即在发展经济的同时，追求社会秩序的改善及利益的均衡分配、教育水平的提升、人民生活环境的优化。从本质上而言，“质量”是经济增长质量的核心要素，需要从环境、社会等诸多视角考察伴随经济增长而来的优、劣之处。
（三）共性联系一方面，强化推进公共管理创新是提升经济增长质量的必要保障。在公共管理创新过程中，调节社会各群体间利益关系、提高公共服务水平等管理行为均体现了经济增长质量的需求。特别是在我国现有经济模式中，单纯依靠市场自主调节无法达到经济高质增长的目的，只有以政府为主体，从宏观层面进行调节控制，才可以保证经济的高质发展。在这一过程中，公共管理制度的建设，可以保障资源的恰当科学配置，规范市场环境，满足集约化经济发展需求。同时“社会公平、公共利益维护”是公共管理创新追求的主要目标，这也是经济增长质量追求的核心主旨。另一方面，经济高质增长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为公共管理创新提供驱动力。因现有经济发展模式存在片面追求法发展效率倾向，导致经济增长质量、社会资源配置效率偏于低下，阻滞了社会公共管理创新的顺利进行。而经济发展主体具有较为突出的多元化特征，不同利益群体所追求的效益也存在较大差异，各方利益体之间陆续形成了竞争与合作交织的复杂关系。而通过经济高质增长，可以形成基本稳定的市场秩序，各市场主体也会自发约束自身行为，降低公共管理创新阻力。
三、公共管理创新与经济增长质量持续协同变化的阻力
（一）公共管理理念滞后公共管理理念主要指公共管理主体在开展公共事务管理、公共产品提供阶段所遵循的价值取向、思想方针，可以促使主体主动约束自身行为。但是在当前公共管理过程中，存在着一些滞后理念。比如，“唯GDp论”。GDp（国内生产总值）是国家经济状况的最佳衡量指标，唯GDp论则是指将经济发展简单看作国内生产总值增长。在唯GDp论的影响下，地方政府普遍以社会区域发展失衡、产业失衡、贫困失衡为代价，追求经济增长速度。虽然创造了经济发展奇迹，但是也给经济增长质量提出了较大的难题。
（二）公共管理主体固有缺陷公共管理主体特指为追求公共利益服务的人员，不仅包括政府的司法、立法、行政部门，而且包括非营利部门。在现代市场经济环境中，政府的基本属性、主要职能决定了其在公共管理创新中占据的核心地位。但是，以政府为主体的公共管理创新存在固有缺陷。比如，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深度转型时期，收入分配恶化、产业结构失衡、生态环境退化等各领域矛盾逐渐凸显，当前公共管理主体仍然较为单一，“行政命令”仍然为主要管理模式，无法满足公共利益需求，影响了公共管理创新、经济增长质量的持续协同变化。
（三）公共管理体制僵化落后公共管理体制是多元化管理机构以及其形成的公共事务管理责任、公共事务管理方式方法网络，是公共管理目标实现、效率提升的保障。通过对当前我国公共管理体制运行现状进行分析可知，现行公共管理体制大量借鉴官僚制组织体系中的从上到下等级制，强调上级对下级的命令、下级对上级的服从。与此同时，公共管理体制中政府供给、实际需求也存在错位倾向，即被管理者处于劣势地位，无法自主选择管理者所提供的服务，进而引发社会福利分配失衡、生态环境恶化等经济低质增长情况。
四、公共管理创新与经济增长质量的持续协同变化的路径
（一）转变公共管理理念公共管理理念创新是公共管理创新、经济增长质量持续协同变化的内在动力因素，也是经济高质增长的必然要素。在经济高质增长这一目标引导下，公共管理理念应朝着“推动社会经济系统全方位转型”方向变革。在“推动社会经济系统全方位转型”这一方向下，公共管理部门应利用“以人为本”的理念代替“以物为本”的理念。即以人的实质自由（个人按照自身意愿生活）为核心，将人的全面发展、人的价值实现作为公共管理菊花目标，切实满足人们享有真实、自由发展的需求。在摒弃单纯追求物质性公共产品这一管理理念后，公共管理部门应利用质量发展观代替数量发展观。即在将物质产品的总量增长作为判定经济增长要素的基础上，从经济总量的拓展视角入手，设置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增长质量、社会均衡发展等若干创新型管理目标。同时利用服务性协商方式代替权力机制下命令方式。主动为公民提供高质量服务，逐次推动公共管理创新向社会公共利益实现、经济高质增长方向迈进。
（二）延伸公共管理参与主体鉴于公共管理活动需要依赖一定个体、组织开展，个体、组织的创新汇集成了公共管理主体的创新。因此，在当代市场经济体系中非政治性公共事务不断扩大的背景下，应逐步推动社会公共管理核心由政治目标向提高经济增长质量这一目标转化。与此同时，政府单独湿湿的公共管理组织结构也需要变革为以政府为核心的不同类别公共组织协同合作的组织结构，深层次落实社会公共治理理念。在社会公共治理理念落实初期，需要将公共管理供给主体延伸至非政府组织部门。此时，政府管理主体主要负责宏观经济性事务、国家政治性事务、部分社会性事务，而非政府公共管理组织则负责其他社会性事务。通过第三方部门、公民性组织的参与，可以节约整个社会基础资源交易、公共产品供给成本，减轻政府财政负担。在公共管理供给主体多元化延伸的基础上，可以将社会利益、要求作为职能实现体系，进行政府统治职能的严格限制。即将社会变量作为政府权利、结构、运作模式的决定因素，通过非政府协助、人民共管、社会第三方中介机构，最大限度优化社会治理资源。
（三）更新公共管理体制“改善公共管理主体在管理公共事务阶段运行机制”是公共管理体制创新的首要目标。实质上为科学高效配置社会资源，节约市场交易成本、政府运行成本、组织管理成本。在公共管理体制创新视角下，公共管理机构可以经济增长质量指标为核心，进行公共管理绩效评估机制的完善构建。即立足于社会需求，将福利分配、经济结构、环境治理等要素融入成本—收益分析范式内。进而将经济增长质量标准扩展至社会福利范畴，形成公共管理体制创新、社会经济高质发展的良性互动关系。在从全新的视角评价估测公共管理绩效的前提下，应将市场竞争机制引入到公共管理体制中。在全社会有效监督、竞争性参与体系中，挖掘公共事务处理、公共权力运行环境内基础资源配置要素，压制全社会服务成本，提升公共服务质量，实现国家财务价值的增加。同时考虑到新、旧行政体制间衔接缺口的存在，应将公共管理职能作为层级化新官僚制的构建首要准则，吸收新观点、意见吧，建立更加详细、完善的评价、监督、奖励、惩处制度。通过政府宏观组织、协调、监督管理、规划与公共管理微观处理，可以切实推进公共管理的市场化创新与经济高质增长的持续协调良性变化。
社会经济高质量发展篇6
[关键词]生活质量理论依据现实背景
一、生活质量内涵分析
长期以来，GDp成为国际上衡量某一国家国民经济发展现状的最重要指标，也被许多国家的政府部门列入年度政府计划目标。随着各种社会问题的出现和加剧，GDp的缺陷日益明显化。不同于单纯的GDp指标，生活质量涉及到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的相互关联，与社会发展息息相关，更具科学性和合理性。科学的生活质量概念能全面衡量人民的生活状况和生活水平，能对经济发展、社会结构、生态环境等整体的社会发展作出合理的评估，能揭示出社会发展的真实面貌。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和社会的不断进步，人们对生活质量具体内涵的认识也不断深化。尽管如此，目前对该问题仍然存在不同的理解。
20世纪70年代以后，美洲和欧洲发达国家研究者纷纷推动生活质量问题的研究，并形成了北美范式和北欧斯堪的那维亚范式，这两种范式有着显著的差别。前者以美国、加拿大的相关学者为代表，认为社会发展的最终目的是人们的满意度和主观幸福感，因而应依据人们自我评估的需求满足程度来测量生活质量。后者研究的焦点是客观的生活条件，认为人们所需要的客观资源决定其生活水平，这些资源主要有资产、收入、知识技能等。该类学者并非不关注个体主观感受。但是，他们认为个体主观评价建立在其期望水平基础之上，因而具有因人而异的性质，不能作为指导社会政策制定的普遍性标准。[1]
综合对上述两种研究范式的分析，并结合我国现阶段的发展实际，笔者认为生活质量应包括两个方面，即客观方面和主观方面，二者缺一不可，前者具体包括物质生活水平、居住条件等，后者主要包括生活满意度和主观幸福感等。
二、城市居民生活质量研究的理论依据
1.需要层次理论。根据哲学家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人的需要可分为由低到高的五个层次，即生理需要、安全需要、爱和归属需要、尊重需要和自我实现需要。当人们的低层次需要得到满足以后，就会产生更高层次的需要，这种高层次需要的满足能带来更强烈的幸福感和满足感。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人们的需要层次会逐渐提高，不仅仅满足于低层次的需求，同时越来越关注自己更高层次的需要和生活质量。
2.城市化理论。城市化的概念和具体理论有数十种之多，归结起来主要有以下两种：一是“人口城市化”理论，即将城市化看作是农村人口转化为城市人口以及农业人口转化为非农业人口的进程。二是“空间城市化”理论，即将城市化看作是一定地域内的产业结构、人口规模、服务设施、管理手段、环境条件以及人们的生活水平和生活方式等要素由粗到精、由小到大、由单一到复合、由分散到集中的转换或重组。[2]
3.可持续发展论。所谓可持续发展，即谋求经济、社会与自然环境的协调发展，维持生态大系统的相对平衡，及时制止可能出现的环境恶化和环境污染现象及倾向。如何实现我国的可持续发展呢？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通过了《21世纪议程》，中国政府及时作出了履行《21世纪议程》等文件的庄严承诺。1994年《中国21世纪议程》经国务院第十六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该议程认为，在保持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应依靠科学技术进步与提高劳动者的素质，改善经济社会发展质量，积极提倡适度消费，严格控制环境污染，保护可持续发展的资源基础，逐步建立低消耗、低污染、高收益、高效益的良性发展模式。
4.城市生态学。城市生态学，是一门由芝加哥学派于20世纪20年代兴起的研究城市人类生产生活活动与周围环境关系的学问，以生态学理论为基础，应用生态学、工程学等学科的方法，研究城市生态系统内部成分之间与系统和周围生态系统间互相作用的规律，从而达到调节城市生态系统关系、优化系统结构、提高物质转化和能量利用效率，实现结构合理、功能高效的综合性学科。[3]p28
5.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指“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要求推进各项事业改革和发展的方法论，也是中国共产党的重大战略思想。
三、城市居民生活质量研究的现实背景
对生活质量的关注是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要求，是人民生活水平和综合素质不断提高的必然诉求，是社会全面进步与人的全面发展的必然结果。随着历史环境的变迁和人们对福利社会认识的深化，生活质量的研究不断走向深入。
自工业化革命以来，人类社会创造的物质财富超过了农业时代几千年来所创造的物质财富的总和。尤其是20世纪以来，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促使人类改造自然界的潜能得到极大的发挥，人类实践活动的范围和领域不断扩大，在实践中不断地超越前人、超越自身，推动着物质文明不断向前发展。然而，当人类在取得巨大的发展成就尤其是物质成就的同时，也遭遇到诸如资源枯竭、环境污染、战争频发等全球问题。
二战以后，“现代化理论”“发展理论”相继兴起。在这一过程中，如何衡量“现代化”或“发展”问题成为十分突出的理论问题。当时的发展经济学注重的是GDp总量的增长以及人均GDp的增长。20世纪60年代“人力资本”概念兴起，人力资本强调在经济发展中人力投入的质量，即教育、培训、医疗、保健等。20世纪70年代前期，由于原有的经济发展模式不能有效地解决贫富差距问题，社会进步的负面效应和巨大成本常常落到穷人身上，有些学者此时开始关注收入不平等问题从而探索收入不平等对生活质量的影响及评估问题。20世纪70年代中期，罗马俱乐部提醒世人注重用包括环境因素在内的生活质量指数来衡量各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福利水平。20世纪90年代初，依安、米勒斯等学者提出“以人为中心”的发展观，认为经济增长并非发展的最高目标，人本身才是发展的最高目标，发展是为了一切人的全面发展。同时，人的发展是发展的根本动力，离开了人的发展，发展也就难以持续。这样，生活质量问题才逐渐得到人们的重视，也引起了诸多学科、众多学者的关注和思考。
“城市一直是文明的壁炉，在黑暗中散发出光和热。”[3]p2城市是人类聚居活动最密集、最丰富的区域，是社会文明和发达的象征，也是国家和地方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科学技术的基地或中心，在国民经济和现代社会中占有举足轻重的重要地位。
随着全球城市化浪潮愈演愈烈，当前发达国家中的许多城市已进入了全球化城市的阶段，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大城市也逐渐步入这一行列。有学者预计，到2025年，世界人口的2/3将居住在城市。亚里士多德说过，“人们来到城市是为了生活，人们居住在城市是为了生活得更好”[3]p2。城市化在给人们带来充足的物质享受、便利的生活设施、高效率的信息交流的同时，也带来了许多困扰，诸如环境污染、交通拥挤、住房拥挤、精神紧张等城市居民生活品质恶化问题。因而，改善和不断提高城市居民生活质量是当前任何一个国家和城市所面临的重要挑战。这就必然使得如何客观、科学地评估城市居民生活质量成为极其重要而迫切的现实问题。
目前，我国正处于工业化、城市化和经济发展转型的关键时期，城市居民的生活质量问题已成为一个大家共同关注的问题。研究城市居民生活质量尤其是特大型城市的居民生活质量，不仅有着深刻的理论意义，而且有着巨大的现实意义。
四、影响城市生活质量的主要因素
从客观方面而言，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环境都是影响居民生活质量的基本因素。其中，经济因素是人们提高生活质量的物质基础。生活质量的好坏是由现实的客观物质因素决定的；生活质量的变化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经济发展水平不仅决定着物质财富的状况，也直接制约着生活质量发展所处的历史阶段。[4]政治进步化程度（社会民主、社会法治、社会正义）、文化繁荣程度（文明素养、文化氛围、文化含量等）、社会和谐程度（社会活力、社会公平、社会秩序）、环境舒适程度（自然环境、景观环境、设施环境）也都是影响居民生活质量的关键因素。政治因素是提高人们生活质量的政治保证；文化因素是提高人们生活质量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社会和谐发展是人们生活质量整体提升的基本保证；环境因素是提高人们生活质量的外在条件。
有学者研究指出，20世纪50年代以来，美国多数的社会经济指标都在全面进步，但与此同时，自我感觉幸福和满意的人数比例却在下降，而且越富有的人，其幸福感和满意度下降得越明显。[5]p92因而，我们在研究生活质量的影响因素时，一方面应注意客观影响因素，另一方面也应注意人们的主观感受对生活质量的影响。
从主观方面来看，生活满意度和主观幸福感是影响居民生活质量的基本因素。生活满意度一般是指人们针对客观条件而产生的对生活不同的满意程度，幸福感一般则是指人们对生活满意度及其各个方面的全面评价。伊壁鸠鲁认为：“快乐是生活的开始和目的。幸福是我们天生的善，我们的一切取舍都从快乐出发，我们的终极目的仍是得到快乐。”[6]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追求是人之为人的天性所在，人们的主观幸福感直接影响着自身的生活质量。迪纳曾言，“社会必须与重视经济一样，重视主观幸福感：对幸福感进行追踪、理解与研究，并肩负起教育大众的责任，科学地理解生活质量并努力创造更加美好的社会”[6]。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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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刘海湘，青连斌.城市化的内涵和研究视角[n].学习时报，2006-10-24.
[3]余宏.上海城市居民生活质量研究[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9.
[4]刁永祚.论生活质量[J].经济学家，2003，（6）.
社会经济高质量发展篇7
关键词：计量工作；社会服务；重要性；计量技术
计量也就是企业通过现代化科技以及先进的监管手段进行统一测量的一项工作，在现代化社会发展中，计量工作在社会及企业发展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其涉及到多个领域。通过加强计量工作，有利于提高企业的发展水平，使企业获得更高的经济效益。在计量工作中，对于企业产品质量的计量至关重要，该项工作是企业生产、科学研究以及人们日常生活中的重要保障。以下就其重要性进行全面分析。
一、加大计量工作法制理念的宣传力度
在市场经济体制下，计量工作已经成为一项系统而又复杂的工作环节，其涵盖了计量技术、法律制度、组织、经济等多个方面，是一门涉及到多专业的管理学科，计量工作也在现代化社会发展中展现了一种新的活力，占有至关重要的作用。目前，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步伐不断加快，对于计量工作也有了非常高的要求，因为计量水平是衡量国家产品开发能力的重要标准之一，因此我们必须要对其进行严格分析，从而提高计量水平，巩固我国在国际中的地位。随着现代化技术水平的不断提高以及知识经济时代的来临，计量工作也开始朝向信息化、数字化方向发展，这就对计量工作的测量过程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并且计量工作人员通过长期下来的实践，现已积累大量的计量信息，这为社会各行各业都提供了有利的依据。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第三产业在社会发展中占有的地位越来越重要，此时计量工作的服务范围也越来越广，通过该项工作，有利于保证产品计量的准确性，维护社会发展秩序，促进社会进一步发展。虽然计量工作已经随着社会的发展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但是从整体上看，我国的计量工作与国外发达国家还存在很大的差距。其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由于人们并没有对计量工作加以重视，导致我国计量水平无法从根本上提高；2）缺乏完善的计量检定机构以及基础设施，计量水平仍然比较落后；3）从当前的发展现状来看，很多企业由于对计量工作的重视度不高，导致其投入不足，检测手段相对比较落后，无法有效的提高企业的社会经济效益；4）缺乏先进的计量设备，导致企业在计量过程中无法获得更准确的计量结构，最终极有可能引发纠纷；等等。
这些问题对于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造成了严重的影响，扰乱了社会正常的发展秩序。因此作为计量行政主管部门，必须要加大计量工作法制理念的宣传力度，要求企业加强对计量工作的重视程度，严格按照国家相关规定执行计量工作，如果发现在实际工作中出现计量设备不够准确，必须要更换，但如果知法犯法，扰乱社会发展秩序，那就需要政府依法办事，从事保证社会经济的正常发展。目前，企业要想实现可持续发展，在市场竞争中获得竞争优势，就需要企业提高计量水平，保证产品的质量，降低能耗，这样也就可以获得长足的发展。
二、加强对计量工作的监督工作，加大其执法力度
企业对于计量工作的监督是将技术与管理有机结合起来的一项系统工作，是需要我国实施相关法律制度来完成的一项工作，因此该项工作具有法执行特征。执法监督是政府实施质监工作的重要工作环节，其主要工作内容也就是保证产品计量的准确性，严格打击计量工作中的犯罪行为，避免消费者的切身利益受到青海，稳定社会发展秩序，推动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
三、尽量提高企业计量水平
在企业经营与发展过程中，要想提高产品的质量，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或的竞争实力，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那么就需要我们在实际工作中加强计量工作，提高计量工作的管理水平。企业的计量保障能力直接关系企业的生存和发展，涉及企业的原材料预测，工艺控制，产品质量检验，物料和能源核算，责任制考核，安全和环境监测，技术改造和技术进步等各方面的所有生产经营活动。因此，抓好企业计量管理工作是发挥计量工作在经济发展中先进作用的关键。企业只有具备了准确可靠的检测手段，才能作到节能降耗，提高产品质量，最终达到提高经济效益的目的。企业只有拥有了高、精、尖的计量技术，才有可能实现企业的发展壮大和经济的腾飞。由此可见，加强企业计量管理工作对促进经济发眨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四、做好计量工作必须做好计量检定工作
计量检定是所有计量工作中的基础工作。国家以此来实现单位的统一和量值准确可靠.这就要求我们在建设先进，科学，高效的计量检定机构的同时，研究建立一流的社会公用计量标准，为生产和生活提供准确可靠的测量。作为法定计量检定机构，一是要强调计量科学的法制性，依法开展计量检定工作。按照国家计量法律，法规的要求建立计量标准，维护、保养、检定好计量器具，严格执行计量检定规程，检定员定期考核持证上岗，努力提高计量器具受检率。二是要建立和完善质量保障体系，建立严格的管理制度和工作制度，按照《质量手册》和《程序文件》的要求组织实施运作，确保质量体系有效运行，保质保量完成各项检定测试任务。确保检定工作的科学、公正、准确、可靠。
计量工作始终贯穿于企业的生存与发展。产品要质量，企业求效益，时刻离不开计量活动。拥有最新的计量技术信息的计量行政主管部门，在对企业计量工作进行管理指导时，必须彻底放下架子，树立服务企业，服务社会的理念，本着人民公仆的姿态，对企业的计量工作进行无偿的指导和服务，帮助企业建立和完善先进，高效，科学的计量管理体系，为企业培训计量人员，合理配置计量器具，在提质降耗，提高企业生存能力和竞争能力上下功夫，使企业在成本核算，工艺流程质量检测等方面实现用数据说话，最终达到提高企业经济效益这一最终目的。
五、结束语
21世纪头20年是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提前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新世纪新阶段全体人民的共同奋斗目标。我们要想发展，培养一批有前景的生产企业，促进地方经济发展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就必须把计量管理工作高度重视起来，加大计量执法监督力度和企业计量管理工作力度，全面提升计量技术水平和计量保证能力，为科技进步和经济发展打好坚实基础，发挥好计量工作。所以面对新的形势和任务，我们质监部门的计量工作必须肩负重任，加速发展，在市场经济秩序、经济发展和环境改善等诸多领域发挥重要作用。加大打击计量违法行为的力度，拓宽计龟管理的广度，挖掘计量监督的深度。蓬勃发展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计量事业带来了良好的机遇。
参考文献
社会经济高质量发展篇8
关键词:绿色经济;生态效益;可持续发展
一、中国“绿色经济”发展的背景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快速发展，创造了世界发展史上的奇迹。但是经济发展的背后也付出了较大的代价，即自然资源的极大消耗和浪费、环境的严重破坏以及生态系统的失衡等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不仅严重影响了我们的生活质量，也阻碍了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所以需要转变经济的发展模式，发展“绿色经济”，使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相协调，以达到兼顾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统一的目的。同时，绿色经济以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为重要特征，以经济绿色化和绿色产业化为内涵，包括低碳经济、循环经济和生态经济在内的高技术产业，有利于转变我国经济高能耗、高物耗、高污染、高排放的粗放发展模式，有利于推动我国经济集约式发展和可持续增长。201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指出，我们要“科学认识当前形势，准确研判未来走势，必须历史地、辩证地认识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准确把握经济发展新常态。”［1］会上对还从消费需求、投资需求、市场竞争等九方面阐述了经济新常态的特征，从资源环境约束看，过去能源资源和生态环境空间相对较大，现在环境承载能力已经达到或接近上限，必须顺应人民群众对良好生态环境的期待，推动形成绿色低碳循环发展新方式。这表明，在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下，“绿色经济”的发展是十分必要的，是符合当今我国基本国情的。只有以“绿色经济”为主要的发展方向，才能促进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实现社会的和谐发展。
二、中国“绿色经济”的内涵
“绿色经济”这一概念首先是由英国经济学家皮尔斯提出的，他主张从社会和生态的角度出发，建立一种“可承受经济”，即不会因为盲目追求经济量的增长而造成社会分裂和生态危机，不会因为自然资源耗竭而使经济无法持续发展的经济发展模式。［2］之后，联合国又将“绿色经济”定义为:改善人类福利和社会公平，同时极大地降低环境危害和生态稀缺性的经济模式。但是，在我国当前的经济发展新常态的视域下，“绿色经济”具有更丰富更具体的内涵。
(一)“绿色经济”的宗旨是以人为本
纵观我国近两年的会议和报告，无论是宏伟目标还是战略部署，以人为本是最主要的宗旨。从人民的角度作为一切问题的出发点，着力解决关系人民福祉、关系整个民族未来长远大计的问题，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执政使命的深刻认识和充分理解。所以，经济发展新常态下，不能再单纯地以GDp的发展速度和增长总量为主要目的，而应该按照以人为本的理念和原则，坚持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做到真正依靠市场和社会的力量，特别是以人力市场机制做为根本出发点，大力发展多层次、多元化的“绿色经济”发展体系，实现绿色人力资源市场一体化有效流动配置，面向社会、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从而使其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自始至终建立在稳定有序的人力资源支撑能力的基础上。就如宇春祥所说，“经济和环境资源的协调和可持续发展是绿色经济发展的表现形式。追求人类社会福利最大化是绿色经济发展和增长的根本动力。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生活质量的提高是绿色经济的根本目标”。［3］
(二)“绿色经济”是以质量和效益为发展目标的经济
新常态视域下，经济发展的条件出现了新变化。生产要素上，开始了由主要依靠劳动密集型向主要依靠人力资本质量和技术的转变;市场竞争上，开始了由主要以数量扩张和价格竞争为依托转向以质量型、差异化竞争的特点;资源环境的利用上，开始了由过去的能源资源和生态空间相对宽松的状况转向环境承载力减弱以致于将要达到上限的状况，人民对良好的生态环境的期待和要求越来越迫切。这些情况的新变化，都要求在以后的经济发展过程中要以经济的质量和效益为目标。经济发展新常态下，虽然发展是第一要义，但不是盲目的。我国经济不仅要保持稳速的增长，更要注重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即“绿色经济”发展要摒弃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实现经济的集约型增长，以最少的要素投入、最小的资源环境代价付出产出最多的产品，获得更大的经济效益。如果不彻底改变传统经济发展模式，经济的健康持续发展就会缺少基本的保障，也不利于我国整体发展水平的提高，所以，要坚持以质量和效益为发展目标的“绿色经济”。
(三)“绿色经济”是保护环境的有效机制
“绿色经济是以改善生态环境、节约自然资源为必要内容，以经济、社会、自然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为出发点，以资源、环境、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为落脚点，以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兼得为目标的一种发展模式”。［4］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的粗放型发展和粗放型的消费对我们现在的环境和资源的损耗造成了极大的破坏，这为我们传统的经济发展模式敲响了警钟。如果只一味的追求经济的增长，而不管资源利用和环境破坏的程度，这是和我们建设小康社会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相背离的，所以走建设资源利用集约型经济和生态环境保护的新的经济发展道路，即”绿色经济“的发展道路是势在必行的。这也是我们放弃高耗能、高污染的增长模式，实现经济转型，破解环境污染、寻找蓝天白云、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建设美丽中国的战略选择，是保护环境的有效机制。
三、推进中国“绿色经济”发展的路径
“绿色经济”的发展是我国发展的内在要求，这不仅可以提高经济的发展水平，还可以到达保护环境的作用，实现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协调发展。目前我国经济发展的新常态，和“绿色经济”发展有内在统一性，“绿色经济”要适应新常态的发展要求，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保持平常心态，使经济发展实现从量到质的飞越，从而促进整个社会的和谐发展和进步。为促进中国经济健康发展，促进“绿色经济”在中国土地开花结果，我们需要作出以下措施。首先，从国家层面上，政府要继续出台相应的优惠政策，通过税费等方式引导企业进行高技术、低污染产品的研发，淘汰高能耗、高污染的过剩产能，以补贴的方式推动节能产品的市场推广。其次，从企业层面上，生产经营者在获取利润的同时，要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履行相应的法律义务，促进绿色经济的发展。最后，在社会层面上，我们要坚决支持绿色经济的发展，以身作则，在日常生活中做到节能环保，为中国绿色经济做出贡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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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经济高质量发展篇9
我国经济发展已进入“新常态”阶段，经济增长不似初始阶段那么迅速，如今的重中之重就是提高经济发展质量。提高经济发展质量，除了利用经济手段之外，还需要国家通过公共管理手段加以辅助，但是如今我国公共管理发挥的作用还不够，政府管理垄断、办事效率低下。因此，提高经济增长质量是当务之急，经济发展质量的提高需要创新管理机制、推动政府转型和社会转型。
一、公共经济管理的概念
公共经济管理是一个多学科交叉的综合性学科，其中不仅包括经济学、管理学等理论基础性学科，还必须有社会学、伦理学、法学等学科背景。从不同的学科视角来审视公共经济管理，就会形成不同的概念和框架体系。所以，多年来学者对于公共经济管理的概念存在颇多争议。在国外，例如斯蒂格利茨、汤尼森等知名学者，都是从政府作为公共经济管理主体的职能方面进行探讨公共经济管理。但是，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兴起的新公共管理运动，大胆地将市场机制和工商管理的方法引入公共管理。这不仅扩大了公共管理的主体，还从根本上革新了公共管理的管理方式，这也对公共经济管理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二、经济增长质量与公共管理创新的内涵
关于经济增长质量，各个领域始终没有给出准确的定义。有人认为这个概念属于政治经济学范畴，从效率上讲，产量、质量、效率、消费率等的共同增长就是所谓的经济质量提高;也有人认为这个概念关乎宗教、政治和社会等多个方面;而任保平认为经济增长质量，指的是经济的长期发展;叶初升则认为这是“质”的飞跃，突出“质量”一词。可见，学者们多是在主观上给经济质量下定义。虽然经济发展质量这一概念不确定，但是却有一定的“规范”，主要从经济、环境、社会等方面综合考虑，不在于数量、规模上的提高，关键是将生态、社会系统也纳入其中。公共管理创新是指公共管理创新主体为了公共利益，对现存的有缺陷的公共管理制度进行改造，或对失效的公共管理制度加以废止，而使现存的有缺陷的公共管理制度得以完善，或创建出合乎生产力发展要求的全新的公共管理制度的持续不断的创造性活动过程。公共管理的主导者是政府内的公共组织或非政府组织，其目标主要是实现社会的公共利益。从公共管理的职能和提高经济增长质量的要求来看，两者是相互影响、相互联系的：一方面提高经济增长质量需要公共管理予以保障，也需要以公共管理做载体，公共管理的基本任务和方向都是由经济发展决定的，公共管理部门配置社会资源使得市场作用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另外，公平是公共管理的最终目的，社会协调发展和实现公共利益都是通过公共管理来实现的;另一方面创新管理机制也是提高经济增长质量的手段。在经济增长过程中，数量往往先于质量而行，这是一种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模式，生态和社会成本太高，并不是市场管理机制不完善，这样很不利于经济的发展。此外，从现在的经济形势来看，经济多元化是经济发展的主要特点，经济主体多元化导致各主体之间竞争激烈，甚至出现了一些恶意竞争，扰乱了市场秩序，破坏了商家信誉。所以，政府要加强管理，通过创新管理体制、提高资源管理效率、规范主体行为、改变市场秩序，促进经济的平稳发展。
三、经济增长质量背景下公共管理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公共管理模式存在弊端。第一，政府主导管理。我国政府的各个机构层次划分明确，行政权力的运作、领导的指挥方向、信息传递方式、政府人员的权限和职责都有明确的规定，官僚制的价值观念格外重视形式和契约;第二，没有发挥市场经济的优势，建立灵活的、全民化和企业化的政府还只是设想。例如，很多人认为企业化政府只是简单地代替了官僚政府，在管理中滥用权利等现象就是具体体现。再有，临时机构和雇用的员工关心的只是如何按时完成任务，并不在乎管理的过程是否得当，这是严重缺乏责任心的表现。
(二)公共管理主体缺陷。第一，管理方法陈旧。目前，政府的管理带有主观性、强制性强的特点，透明度较低，主要管理方法是下达行政命令，随着公民意识的觉醒，人们开始认识到提高经济质量增长的重要性，不仅要追求自身价值的实现，还要致力于推动社会的整体发展。传统手段和管理方式早已不能满足公众利益实现的需求;第二，公共管理供给主体单一。我国已经开始向市场经济转型，公共管理事务越来越多，改革中的诸多问题也已暴露出来，但是政府利用权力掌握公共管理，成为了最大的“股东”，影响了管理效率。
(三)公共管理体制落后。第一，政府管理存在官僚制现象。在管理体制中等级制度明显，管理的前提是下级服从上级。官僚体制是在工业时代出现的，各种制度和系统内都渗透着官僚制，在这一制度下，资源浪费、效率低下等现象层出不穷;第二，政府供给与实际需求不符。在公共管理过程中，政府地位特殊，处于主导地位，而公众等被管理者没有优势可言，被管理者没有权利选择管理者，也没有权利选择管理者实施管理的方式，从而导致供需不相符的现象，最终导致福利分配不均、环境恶化等。要想实现经济质量的提高，就应该对社会、环境、市场等方面的不良现象加以纠正，但政府却越发利用行政手段干预经济，使得管理效率低下、经济失衡。
(四)公共管理的理念陈旧。管理理念是公共管理者在从事管理活动时秉承的思想原则和价值取向，起到规范主体思想观念的作用。我国的公共管理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表现：第一，“唯GDp论”。改革开放虽然促进了经济发展，但是付出的代价却是社会发展失衡，把经济增长看成简单的GDp增长，GDp成了管理绩效、官员评定的标准。然而，却缺乏对福利分配、服务建设、环境治理等方面的关注，这种“唯GDp论”是导致粗放型经济、经济发展不平衡的主要原因;第二，“无限政府”理念。在公共管理中，政府是主体，由于受计划经济的影响，政府管理中普遍存在缺位、越位、错位等现象，“官本位”、“权本位”等现象也是屡见不鲜，政府成了“全能政府”，将自己摆在了至高无上的位置参与公共服务，公民对政府及其服务质量都没有发表意见的权利。
四、以公共管理创新机制促进经济增长质量
(一)以法治规范为导向，提高公共管理创新水平。第一，树立公共管理的法治思维，不断朝着依法行政和依法提供公共服务的方向发展，逐步形成法治政府和服务型政府，只有管理过程实现法治化，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成果才能得到保障;第二，不断创新行政制度，按照行政治理、阳光行政和责任行政的要求，从行政管理的程序建设做起，以程序建设带动规则建设，以规则建设带动制度建设，进而实现权力公平、机会公平和规则公平，创造优质的行政制度环境;第三，应该加强风险监控和预测，不让随机性事务影响创新计划。任何管理政策的出台、任何管理制度的出台，都必须研究社会大众的心理接受能力、心理承受能力，综合考量管理政策的合法性、可行性和经济质量效果，这样才能保证管理创新的成功率，从而有效地促进创新过程管理水平的提升。
(二)营造优良的创新政策环境，保障经济质量的持续发展。随着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我国进入了创新引领发展的新阶段。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开创性地提出必须牢固树立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并把创新摆在第一位，强调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为提高经济的增长质量，政府要想办法营造良好的创新政策环境，要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促进经济的有序、健康发展;推行相关的保护政策、奖励政策，促进农业的发展;对于新兴发展的行业，也应该加大扶持力度;通过这些政策有助于形成开放、有序、统一的市场经济体系，保障经济质量的持续发展。
(三)扩大公共管理参与主体，发挥非政府组织在公共管理中的作用和影响力。第一，扩大公共管理主体。应重视和发挥非政府组织的作用。从经济角度来看，非政府组织在资源配置上的作用相对于政府更胜一筹，可以节约交易成本，降低供给成本。而且非政府组织通过开展公益活动，能吸纳众多力量和资金，公民、社会组织能够利用这些资源参与管理，因此使政府在财政上的负担相对减轻;第二，变革政府的作用和职能。公共管理使得管理主体实现了多元化，政府的职能有所削减，政府要想实现职能就要提高社会效益，政府的运行方式、权利实施和结构变革都要由社会变量决定。在微观经济上，政府要适当减少干涉力度，绝不能再实施全方位的控制;第三，加强非政府组织的管理职能。公众共同管理、组织协助管理、中介机构提供服务和物品，尽最大努力实现治理资源的优化。例如，经济发展难免会带来气候变暖、水质污染等环境问题，这就要求政府加强与机构之间的合作力度，加强污染治理，高效率利用资源，使经济发展向质量型方向转化的目标早日实现。所以，要重视和发挥非政府组织的作用，转变治理理念和工作方式，建立现代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体制，扩大非政府组织等社会力量的公共参与，形成政府、社会力量的多元参与和良性互动格局。
(四)创新公共管理理念，促进经济与社会和谐发展。实现公共管理的创新必然要先实现理念的创新，在质量型经济发展中，公共管理理念主要涉及经济质量增长、经济系统发展等方面。第一，从以物为本转化为以人为本。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初级阶段，人类生产生活的主要目标是满足物质需求，而在经济发展高级阶段，以人为本应成为发展主题。实现人的自由是发展的目的，因此除了追求社会公平，还要体现人的价值，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第二，改权制思维为服务思维。服务思维要求管理者主动、高质量地服务于公众，而不是在权制思维下被动服务甚至不服务，要使经济发展实现服务、实现利益，促进经济增长;第三，变经济数量增长为质量增长。经济发展绝不局限于物质增长，最重要的是质量上的增长，实现经济质量上的增长也是社会发展的目的。管理者应该以质量增长、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社会进步为目标，通过不断追求新目标，关注质量型经济增长，实现社会的和谐发展。
(五)转变治理方式，健全、创新管理体制。转变社会治理方式，健全、创新管理体制，是推进政府改革和政府职能转变、提高经济增长质量的一项重要内容，而且也节约了政府运行、市场交易等的成本，进而实现有效、合理的资源配置。管理体制创新的方式多样：第一，将竞争机制引入市场，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主体作用。提高权利的运行和事务处理的透明度，加强社会监督和参与，建立健全各部门各司其职、紧密配合、通力合作、齐抓共管的监管协调机制，做到有效降低成本、提高效率;第二，完善评估机制。满足社会需求与分析成本和效益之间的差距，通过推动经济发展实现制度创新和良性互动。
五、小结
通过以上经济增长质量与公共管理创新的关系分析，以及经济增长质量视角下我国公共管理创新的必然性分析，可以看出，实现经济质量的增长需要创新管理机制，市场经济在制度创新下才能够焕发出活力。只要切实执行提高我国经济增长质量的公共管理创新机制的措施，就能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进而全面推进我国经济实现全面协调发展。
社会经济高质量发展篇10
[摘要]生产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和社会关系的反作用是生产力发展的双重动力。生产力发展的双重动力决定了科学技术和社会体制在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过程中都具有重要作用。科技进步是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直接动力，体制改革是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重要条件。只有双管齐下、双轮驱动，才能推动我国经济增长方式实现根本性转变。
[关键词]生产力；双重动力；经济增长方式；技术进步；体制改革
[中图分类号]B03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5801(2006)02-0019-05
早在1995年，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就明确提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并把它与经济体制改革一起称为“两个具有全局意义的根本性转变”。10年之后，我国经济社会虽然有很大发展，但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并没有根本转变。在分析原因时，有人归因于体制，认为深化体制改革是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关键；有的人归因于科技，认为发展科学技术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关键。那么，经济增长到底是由什么决定的?科技和体制在经济增长中到底起什么作用?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关键究竟是什么?这就涉及到一个基本理论问题，即生产力发展动力问题。本文从生产力发展的双重动力角度对这个问题作点粗浅分析。
一生产力发展的双重动力：生产要素的相互作用与社会关系的反作用
经济增长是指一国生产的商品和劳务总量的增加，它是由生产力发展引起的。因此，要分析经济增长，就要研究生产力发展的动力。过去，在生产力发展动力问题上，我们把生产关系的反作用作为生产力发展的根本动力，将注意力过多地放在生产关系的变革和改革上，而对生产力发展的自身原因重视不够、研究不多。实际上，除了生产关系反作用外，生产力发展还有自身内部的动力，这就是生产力诸因素的相互作用，而这恰恰是生产力发展更为直接、更为重要的动力。
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是人有目的地改变自然物以满足自身需要的物质活动，是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过程。但人类生产与动物的活动不同，其特点是借助于工具等劳动资料来改造自然物。这样，劳动者、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就成为生产力的三个基本要素。生产要素的数量和质量是随着生产发展而变化和增加的，在现代生产中，除了这三个要素外，还有管理、科技和资金，等等。不过这些要素“在彼此分离的情况下只在可能性上是生产因素。凡要进行生产，它们就必须结合起来。”[1-1]生产要素根据生产的客观技术需要按一定方式进行的组合，我们称之为“生产要素的技术结合”。生产要素的技术结合构成社会生产的技术形式和基本内容，没有它就不会有社会生产。
生产要素的技术结合方式主要取决于生产的客观需要和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在生产的不同发展阶段，生产要素的具体内容及其结合方式是不一样的。远古时代，由于人的劳动能力低下、劳动工具简陋，没有市场和交换，生产要素的结合方式比较简单、原始和直接；现代社会，随着生产的复杂化、分工的精细化和经济的全球化，生产要素的数量在不断扩展，质量在不断提高，其技术结合方式也更加高级化和多样化。
生产总是社会的生产。“一切生产都是个人在一定社会形式中并借这种社会形式而进行的对自然的占有。”[1-2]人们“只有以一定的方式共同活动和互相交换其活动，才能进行生产。为了进行生产，人们相互之间便发生一定的联系和关系；只有在这些社会联系和社会关系的范围内，才会有他们对自然界的影响，才会有生产。”[2]在社会中，人是隶属于一定社会关系的，物也这样那样地归属于社会：或者归属于个人，或者归属于某些集体，或者归属于全社会。因此，要进行社会生产，生产因素除了要进行一定形式的技术结合外，还必须进行一定形式的社会结合。所谓“生产要素的社会结合”，就是生产要素根据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和生产资料的社会隶属关系按一定方式进行的结合。比如在原始社会，劳动者是作为氏族成员、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是作为氏族的共同财产在劳动过程中以集体劳动的方式结合起来的，其中，人与物直接结合进行集体劳动是其技术结合方式，原始公有制则是其社会结合方式。生产要素的社会结合是生产赖以进行的社会形式，没有它也不会有社会生产。
在社会生产过程中，两种“结合”的功能和作用是不一样的。生产要素的技术结合解决的是生产的操作问题；生产要素的社会结合解决的是生产要素的社会归属问题。同时，这两种结合又是相互联系和相互影响的。生产要素只有在一定社会关系和社会形式下才能实现它们的技术结合，从而形成现实的生产力。并且，生产要素的社会结合形式还直接制约着它们的技术结合形式及其功能的发挥。一种生产关系一经形成，就作为既定的社会条件规定了生产要素技术结合的方式和范围。比如，封建生产关系严重限制了生产要素的流动与重组，造成了地区、国家之间的封闭和经济割据，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则打破地区、国家之间的封闭状况，开拓了世界市场，从而促成了生产要素的跨地区、跨行业、跨国界组合。另一方面，生产要素的社会结合又依赖于它们的技术结合。从根源上讲，生产要素的社会结合从属于和服务于它们的技术结合。生产力状况决定着生产关系的性质和基本形式，生产力的发展变化引起生产要素技术结合形式的变化，进而导致生产关系和其他社会关系的变化和发展。
生产要素的这两种结合决定了生产力发展的动力不是单一的，而是双重的。
(1)生产要素的技术结合是生产力发展的直接动力。从生产要素的技术结合看，生产力发展的动力来自两个层面，一个是要素层面，一个是要素结合层面。首先，生产力的形成和发展必须以一定数量和质量的生产要素为前提。要生产就必须有一定数量的劳动者、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但生产力的发展不仅取决于生产要素的数量，更取决于它们的质量。劳动者素质越高，劳动资料越先进，所能形成的生产效率就越高，生产力发展也越快。其次，生产力发展的快慢也取决于生产要素的组合方式。同样数量和质量的生产要素，结合方式不同，功能和作用也不同。结构合理，就会产生1+1>2的放大效应；结构不合理，就会产生1+1
(2)生产要素的社会结合和社会关系的反作用，是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动力。从根本上说，生产要素以什么方式组合，并不取决于社会关系，而是取决于生产力的客观状况和发展水平。但是，社会关系特别是
生产关系作为生产的社会形式和社会条件，对生产力的形成和发展又具有重要的反作用。这种社会形式符合生产力的性质、水平和要求，就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是社会关系的正向反作用；反之，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这是社会关系的负向反作用。前者是生产力发展的动力，后者则是生产力发展的阻力。有人把生产力诸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看作生产力发展的内部动力，把生产关系的反作用看作生产力发展的外部动力。我认为，无论生产要素的技术结合还是其社会结合，都是社会生产的内在形式，因而都是生产力发展的内在动力。不能离开社会关系看待生产要素技术结合对生产力发展的动力作用。但是，也不能把生产力发展仅仅归结于社会关系的反作用，仅仅寄托在社会关系的不断变革或改革上，因为生产要素的社会结合本身并不直接生成生产力，其功能和作用在于为生产提供一定社会条件，以此促进或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对此，我们应当有一个明确的认识。
二 科技进步与创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直接动力
经济增长方式，是指推动经济增长的各种生产要素投入及其组合的方式，其实质是依赖什么要素、借助什么手段、通过什么途径来实现经济增长。一般说来，经济增长方式分为两种基本类型：一种是依靠生产要素数量投入的增加来实现经济增长，即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另一种是依靠生产要素质量的提高来实现经济增长，即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
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以什么方式增长，是与其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科技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生产力和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生产要素在经济增长中的地位和作用是不同的。在生产力水平低下的古代，土地和劳动力是生产的主要因素，未被利用和开发的自然资源较多，因而经济增长主要靠扩大种植面积、增加劳动投入来实现。近代社会，物质资本成为生产的主要因素，经济增长主要依靠物质资本的大量投入、劳动力的密集使用和资源的巨大消耗来实现。但是，长期的粗放型增长，使得经济增长与自然资源之间发生了尖锐矛盾，特别是在生产能力强大的今天，再依靠资源的大量投入来支撑经济增长日渐难以为继，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成为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客观要求。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世界范围内兴起的现代科技革命及其在生产上的广泛应用，大大提高了生产要素的科技含量，优化了生产要素的技术结合，改造了传统的经济结构，催生出一系列新型产业，使发达国家的经济突飞猛进地增长，出现了古典经济学不能解释的“经济增长之谜”。索洛、舒尔茨、丹尼森等经济学家通过大量实证研究，发现科学技术是现代生产的主要因素和现代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力量，已经成为比物质资本更重要的一种资本，即人力资本。他们通过计算，证明美国等发达国家20世纪50～70年代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50～70％，而这些国家20世纪初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才5～20％。一般说来，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50％以上，是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的标志。可见，科学技术既是集约型经济增长的基础与核心，也是推动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决定性力量。发达国家正是在新科技革命的推动下实现经济增长方式根本转变的。
那么，科学技术为什么能够推动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呢?
首先，科学技术能够提升生产要素的质量，提高劳动生产率。生产要素的质量是由其中包含的科技含量决定的。科技含量越高，生产要素的质量也就越高，生产能力相应地也就越强。劳动者素质的高低，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对科学技术知识的掌握程度和运用科学技术进行生产的能力大小。以劳动工具为代表的劳动资料，是人根据一定认识而发明制造出来的，“它们是人的手创造出来的人脑的器官；是对象化的知识力量。”[3]科学技术在生产上的应用，可以更新生产工具，提高生产设备的技术水平，创造更高的劳动生产率。劳动对象的开发、利用、加工、制造，也都离不开科学技术的作用。至于生产管理，无论是管理方法还是管理手段，就更离不开科学技术。在生产力系统内，科学技术具有乘数效应，它与其他生产要素的关系可以表达为：生产力：科学技术X(劳动力+劳动工具+劳动对象+管理)，其功能在于放大其他生产要素的作用，大幅度提高生产效率。生产要素不断智能化是生产力发展的最基本规律，科学技术则是使生产要素不断智能化和经济增长日益集约化的关键因素。
其次，科学技术能够优化生产要素的配置，提升社会的劳动结构和产业结构，促进经济的集约式增长。经济增长不仅取决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且取决于经济结构的优化。科技进步可以促进经济结构的日益合理化和高级化。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优化生产要素在生产过程中的结合方式，促进生产要素根据成本最低、效益最大的原则流动，从而使经济资源的配置优化；二是提升生产的劳动结构，减少体力劳动的支出，提高智力劳动的比例和知识劳动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率；三是提升社会的产业结构，淘汰过时产业，创造新的产业，减少传统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分量，增加新兴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从而实现经济结构的优化，促进经济的发展。
再次，科学技术能够改进产品的质量，增加产品的附加值，提高经济效益。科技进步及其在生产上的应用，不但可以提供更多的产出，而且能够提高产品质量，降低生产成本，增加产品附加值，提高经济效益。在国际经济贸易中，发达国家主要就是靠提高产品附加值获取比发展中国家更多的经济利益的。
最后，科学技术还能够提高资源利用率，降低物耗和能耗，节约和保护资源，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增长。粗放型经济增长一方面大量投入生产要素，另一方面又不能很好地发挥这些要素的作用。其结果，在加速消耗有限自然资源的同时，又把大量废弃物抛给日益脆弱的自然界，不但加剧了自然资源与经济增长的矛盾，也破坏了人类自己的生存环境，而解决资源和环境问题的关键，还在于发展科学技术。只有依靠科技，才能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也只有依靠科技，才能降低物耗和能耗，减少污染，发展清洁生产和循环经济，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我们国家之所以未能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原因固然很多，但根本原因还是科学技术落后，总体水平同世界先进水平相比仍有较大差距，主要是关键技术和核心技术自给率低，自主创新能力不强；农业的科技水平比较低，高新技术产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例不高；科学研究实力不强，世界一流人才比较匮乏，等等。当今世界，经济增长越来越依赖于科技的应用和创新。谁在科技创新方面占据优势，谁就能够在经济发展上掌握主动。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已经成为我国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中心环节。只有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才能加快科技发展，为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提供强大的科技支撑，才能解决长期困扰我们的“高速度低效益”问题，提高国民经济增长质量；才能优化经济结构，推动产业结构的升
级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三 体制改革与创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重要条件
经济以什么方式增长，虽然归根到底是由生产力状况和科技水平决定的，但是也与社会制度和体制有关。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强调技术进步在经济增长及其方式转变过程中的关键性作用，但是它把制度因素作为“外生变量”排除在经济之外，因此也不能很好地解释现代经济增长及其增长方式的转变。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以诺斯等人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派，把制度因素作为“内生变量”运用到经济增长研究中去，特别是将产权制度、国家和意识形态等因素作为经济增长的变量，分析研究了制度安排及其创新对宏观经济增长和微观经济绩效的影响，论证了当物质生产要素不变、尤其是技术不变时制度创新对经济增长的决定性作用。至于制度、国家、意识形态等社会因素是不是经济增长的内生变量，它们在经济增长中是否具有决定性作用暂且不论，但是新制度经济学派看到并论证了制度因素对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无疑是正确的。不同的社会制度和体制会产生不同的经济运行机制，进而影响其经济效率和增长方式。体制转轨是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重要社会条件，如果没有相应的制度体制环境，单靠经济本身的力量，也不能顺利地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
概括地讲，社会制度和体制对经济增长及其方式转变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通过利益机制引导主体经济行为，影响经济增长及其方式转变。马克思曾经说过，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利益对人来讲既是压力，又是动力，它就像一根指挥棒一样操纵着人们的经济活动。生产关系本质上是一种利益关系，“每一既定社会的经济关系首先表现为利益。”[4]制度和体制则只不过是社会利益关系的固定化和规范化，它们通过一定利益机制如财产所有权、分配体制等把人们的经济活动和经济资源引导到一定方向，从而在客观上发挥促进或阻碍经济增长的作用。
其次，通过作用于生产要素的技术结合方式，影响经济增长及其方式转变。生产要素的社会结合方式能够影响生产资料与劳动者的结合方式，影响生产要素的社会流动，影响社会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的调整变化，进而会影响经济的增长方式。比如，我国过去的产业结构、产品结构和企业内部组织结构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它们是与条块分割、大而全小而全的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并且受其制约。不打破旧的经济体制，就不可能进行经济结构的重组和优化，也不可能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变。
再次，通过经济手段、法律手段和其他手段作用于经济活动，影响经济增长及其方式转变。在不少制度和体制下，政府都具有宏观调控的职能，都会借助经济的、法律的、行政的手段干预经济活动。比如，通过经济立法和其他立法，保障公民经济权益，维护公平竞争，为经济增长提供法制保证；通过制定一定的产业政策、投资政策、财政政策、金融政策、税收政策、科技政策，调整产业布局，引导社会投资，促进科技进步，推动经济发展，等等。
在我们这样一个封建传统历史悠久、长期以来又实行计划经济体制的国家，体制转变对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显得尤为重要。我国经济运行中屡屡出现并长期得不到纠正的投资过度膨胀、低水平重复建设、高速度低效益等现象，在很大程度上是计划经济体制造成的。因此，进行体制改革和创新，在一定意义上成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前提条件。当前，我们必须从体制创新人手，消除影响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体制障碍，建立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制度和体制。
建立和完善现代企业制度，为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构建微观基础。企业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主体，也是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主体。只有企业的生产经营方式实现了由粗放向集约的转变，整个国民经济的增长方式才可能实现根本转变。当前，要加快推进国有企业的制度创新，让企业真正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约束、自我发展的法人实体和市场竞争主体，使其在自身发展和市场竞争的双重压力下，不断进行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改进生产经营，提高生产效率和经济效益。
建立统一、竞争、开放、有序的市场体系，切实转变政府职能，为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提供良好社会环境。激烈有序的市场竞争是促成生产效率提高、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重要动力。市场竞争不但能使生产要素质量得到提高，而且能使生产要素的结构不断优化，促进资本、劳动力和科学技术等生产要素在全社会范围内合理配置与高效利用。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缓慢，还与政府职能错位和缺位有关。只有把政府职能切实转到宏观调控和为经济增长提供公共服务及法制保障上来，才能为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创造良好的环境。
加快科技体制改革，为自主创新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提供体制保障。科技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前提是必须与经济密切结合。但是，在传统体制下，我国的科技研发与企业的生产经营在很大程度上是脱节的：一方面，科技人员主要集中在科研院所和高校，科研成果形成后由于缺乏必要的机制难以迅速转化为生产力；另一方面，企业既不是市场主体，也不是科技主体，缺乏技术创新的内在动力和外在压力。因此，必须大力推进科技体制改革，形成科技与生产紧密结合的有效机制，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使企业真正成为研究开发投入的主体、技术创新活动的主体和创新成果应用的主体，实现市场开拓、技术创新和生产经营一体化，推动企业生产经营方式和国家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转变。
可见，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既有生产力自身方面的问题，又有经济体制方面的问题，不能片面强调一方面而忽视另一方面。科技进步和体制改革，是推动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两个轮子。只有双管齐下和双轮驱动，才能顺利实现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性转变。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79[-1],5[-2]．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