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发展的基本动力篇1
关键词：深刻把握；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三重逻辑
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是我国制度体系的基础，是社会主义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制度形成的基础。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特点决定了其他制度的基本形态。对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研究是了解其他制度的一把钥匙。因此，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是经济制度体系中长期的、稳定的部分，对经济制度属性和经济发展方式具有决定性影响，是决定其他一切制度的基础。党的四中全会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三项制度并列，形成了“三位一体”比较完整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体系。
一、深刻把握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历史逻辑
（一）单一公有制为基础的基本经济制度（1949年—1978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通过采取一系列措施对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资本收归新民主主义国家所有，国家经济发展有了新的变化。经过了三年时间的恢复，彻底打破了三座大山统治的所有制关系，建立起五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所有制结构，而且在新民主主义经济的发展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从1953年开始了新民主主义阶段向社会主义阶段的过渡。直到1956年底，我国基本完成了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建立起以单一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
（二）突破单一公有制经济制度实践探索（1978年—1992年）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我国进入了改革开放新时期，这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也标志着我们开始对基本经济制度进行重新审视与探索。1981年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决议》，是在我们党的文献中，第一次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角度来说明所有制结构，提出了非公有制经济补充的思想。十二大报告的理论开启了基本经济制度理论探索之门。1982年首次以宪法形式确立了个体经济和外资企业的法律地位。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为基本经济制度的形成提供了理论依据和政策基础。1987年，党的十三大进一步夯实了基本经济制度的理论基础。允许非公有制经济存在并鼓励它们发展，是对传统所有制结构的重大突破。
（三）基本经济制度的确立（1992年—2002年）
1992年，党的十四大在所有制和基本经济制度理论上取得了重大突破，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相结合的。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对公有制企业改革的目标、方向和步骤、方法都做了规范，加速了基本经济制度的形成。1999年，党的十五大第一次在党的文献中明确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概念。
（四）基本经济制度理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深化中不断创新完善（2002年以后）
从党的十六大到党的四中全会，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在实践中与时俱进地发展，基本经济制度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框架下日趋完善。实践证明，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现高质量发展有重要的作用和意义。党的四中全会是一个重要标志，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表述，从单一所有制理论发展成为“三位一体”的完整制度体系。
二、深刻把握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理论逻辑
（一）关于生产关系要适应生产力状况的思想
马克思说：“社会生产关系，是随着物质生产资料、生产力的变化和发展而变化和改变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政治经济学的一个重要论题，也是马克思分析把握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和资本主义制度的重要立足点。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坚持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我国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发展水平还不高，必须坚持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因此，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形成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理论中国化的重要体现。
（二）关于经济制度的思想
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并没有对经济制度范畴给予明确定义和系统研究。但对经济制度的相关研究却非常丰富。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等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思想是我国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确立的重要理论依据。
（三）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思想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立足我国国情提出来的，党的十三大明确提出“我国的社会主义尚处于初级阶段”。这个论断，一方面说明我国社会已经是社会主义社会；另一方面说明必须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实际出发，不能超越这个阶段。因此，目前我国基本经济制度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所特有的。
三、深刻把握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实践逻辑
（一）理念：新发展理念
新发展理念是针对我国发展中存在的突出问题提出来的，明确了未来的发展方向，既契合发展实际，又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发展观的内涵。创新、協调、绿色、开放、共享的五大发展理念，已经成为新时代我国经济建设的指导思想，是引领新时代高质量发展的“魂”。只有紧紧抓住新发展理念，才能使中国经济发展更加强健，必将指导我们顺利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新发展理念解决了新时代为什么发展、实现什么样的发展以及怎样发展的问题，五大发展理念实际上孕育了一个发展的动力系统，新时展靠什么，就是靠这五大发展理念滚动形成新时展的发动机。如果把发展经济比作做蛋糕，我们也可以这样理解：创新发展是解决怎样将蛋糕做大；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是怎样把蛋糕做好；而共享发展是解决怎样分好蛋糕的问题。这五大发展理念有起点、有终点，构成了一个有动力、有目标，同时又有过程描述，构成了一个实实在在的新时代该如何发展的发展道路、发展方式、发展途径的动力系统。
（二）主线：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当前，我国经济下行压力大。从国内来看，主要是结构性问题。解决这一矛盾，必须进一步加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力度，用改革的办法来推进结构调整，以结构调整来带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在强调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中，从“三去一降一补”到“破立降”，再到2018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提出的要在“巩固、增强、提升、畅通”八个字上下功夫，既要巩固已有成果，又要增强微观主体活力，还要提升产业链，要使得国民经济良性循环。从实践看，“巩固、增强、提升、畅通”八个字已成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当下的遵循，是解决经济发展存在的深层次结构性矛盾的重要举措。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有效举措，是目前和今后经济工作的主线。作为经济学理论的重大创新，其主要目的是要解决结构性失衡问题，特别是目前国际疫情爆发带来的一系列问题，经济面临下行压力的背景之下，必须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让“有形之手”和“无形之手”各司其職，发挥好各自作用，推动经济稳中求进。
（三）支撑：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
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贯彻新发展理念、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高质量发展、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具体实践，是我国跨越关口、应对国际国内各种风险挑战的迫切要求。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要以大力发展实体经济为坚实基础；以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为战略支撑；以“乡村振兴+区域协调发展”为内在要求；以着力发展开放型经济为必要条件；以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为制度保障。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一个多方面因素复合的整体，涉及经济活动各个环节、各个层面、各个领域，是一项系统性工程，它的最终落脚点就是要把中国从经济大国发展成为经济强国。从“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本质看，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辩证统一的过程。马克思主义认为，物质生产力是全部社会生活的物质前提；与生产力发展一定阶段相适应的生产关系总和构成社会经济基础。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本质，就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通过不断完善符合生产力发展要求的生产关系，释放生产力发展的活力和动力，这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应有之义。
（四）目标：实现高质量发展
高质量发展的核心要求是推动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其中，主体是质量变革，主线是效率变革，基础是动力变革。在资源约束、环境压力加剧、人口红利逐渐减弱等一系列不利因素的影响之下，在经济新常态的背景之下，实现高质量发展显得尤为重要。同时，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也对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四中全会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内涵的新概括，为我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经济发展明确了前进的方向，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新冠肺炎疫情犹如一只“黑天鹅”打破了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对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来说是一次大考验。在经济方面最直观的表现就是经济下行压力较大，面临的国际国内形势严峻复杂，对于地方经济发展更是严峻考验。在这种情况下，必须坚定不移深化改革开放，坚持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显著优势，以此来应对各种风险挑战的冲击，巩固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特点和趋势，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为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四中全会精神，淄博市按照新发展理念，一是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加快新旧动能转换部署要求，从产业、科教创新、金融、改革开放、文化、生态上多点赋能，为转型升级提供新动力、注入新能量。二是落实省委、省政府“重点工作攻坚年”部署要求，提出实施高质量发展“十二大攻坚行动”，退出了“十五大重点改革攻坚事项”，以改革引领高质量发展、以攻坚带领新的突破。三是落实“统筹区域经济发展”重要指示要求，启动功能区调整，推动淄博城市能级、品质、活力不断提升。以超常规的举措来实现淄博凤凰涅槃、加速崛起。
参考文献：
[1]逄锦聚，等，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教学通论[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17.
[2]葛杨.新时代我国基本经济制度理论的发展与完善[J].当代经济研究，2019（8）.
[3]于国辉.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研究[J].经济研究参考，2019（10）.
经济发展的基本动力篇2
【关键词】重提;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现实意义
一、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内涵
“基本经济规律”这一范畴，是最早由斯大林提出来的。在马克思的理论文献中，一般称之为“绝对规律”或“总规律”。[1]1952年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中，等一次提出“基本经济规律”这一范畴，并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做了清晰的表述，即“在高度技术基础上，通过发展生产的办法，最大限度的满足全社会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2]
社会经济规律是一个庞芜复杂的系统。有多少经济现象，就会有多少经济规律。但在纷繁复杂的具体经济规律后边，却有一个居于主导地位，并对其他具体经济规律起制约和决定作用的规律，这就是基本经济规律。基本经济规律是一个社会生产关系的本质要求，它反映了一个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内在联系，即一个社会生产的目的与达到目的手段之间对立统一联系。社会生产的目的与手段是统一的。手段主要是指社会生产力的性质及其发展高度，它是目的提出和实现的物质基础。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有一段精彩的论述：“人类总是解决自己的任务。仔细考察起来，任务本身只有当它赖以解决的条件已经产生或正在形成中时，才可能被提出来”。[3]而社会生产目的则是社会生产关系的本质要求，它决定手段的社会性质并成为促使手段发展与完善的动力。社会生产目的与手段又是矛盾的。手段的成熟与完善，会推动目的向更高层面的跃进，而目的所反映社会占主流地位阶级的物质利益，又会阻挠或推动手段的发展。此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纵观人类历史，就是人类社会不同基本经济规律交迭更替的历史，就是人类社会基本经济规律变迁史。由于它的作用，人类社会才展开了丰富多彩的历史画卷。
社会基本经济规律的产生是客观的，因为社会生产目的与达到目的手段都是客观的。活动的目的性是人类区别于动物的重要标志。动物只是本能适应自然，而人则是对自然有目的的利用与改造。马克思说：“蜜蜂建造蜂房的本领常使人间的许多建筑师感到惭愧。但是最蹩脚的建筑师从一开始就比最灵巧的蜜蜂高明的地方，是他在用蜂腊建筑蜂房以前，已经在自己的头脑中把它建成了。[4]人类社会的生产目的在本质上由生产资料所有制决定，是特定的生产资料所有者物质利益的要求和和反映。因为生产资料所有者占有生产资料说到底是通过生产资料的配置与运用来实现自己的物质利益。而这种生产资料所有制又建立在一定生产力发展水平之上，并以一定生产力的存在为前提的。生产力的历史继承性决定了人类生产目的必然会经历一个由低级向高级的演进发展过程。
在封建社会，生产力的基础是手工劳动，这种生产技术条件决定了向人以外的自然索取产品，成为人类维持自身生存和发展的基本目标，使农业和手工业成为人类最基本的经济活动，土地成为社会生产的基本生产资料。（在封建社会，手工业的劳动对象主要是农业提供的经济作物），而当土地被地主阶级占有时，便使得在手工劳动基础上通过租佃土地的方法，最大限度的榨取农民剩余产品以满足地主阶级奢侈性的消费，成为封建社会的基本经济规律。由于社会资源配置是按照土地产权关系进行安排的，谁占有土地谁就获得占有人劳动的特权，遂使土地兼并成为封建社会基本经济规律的必然表现形式。地主阶级通过各种手段兼国有和农民土地，形成“唯有地头田间路，不入晋绅豪右家”，“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的土地集中局面。占有土地的地主凭借土地产权残酷盘剥农民的剩余劳动，使农民连基本的最低生存的必需品都不能维持，“民常食猪狗之食，衣牛马之衣”。从而使封建经济包含着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这就是分散的手工劳动与土地的集中占有的矛盾。分散的手工劳动决定了农民占有土地的最低限额“民挟五口，治百亩”“三十亩地一头牛”，才能保证农民的基本衣食所需。而地主阶级肆意兼并土地，造成地产的集中占有和分散出租，剥夺了农民的基本生存条件，农民只好起来“打土豪，分田地”使耕者有其田，从而形成土地兼并与农民战争交错轮回的历史循环。使封经济遵循着土地兼并―农民战争―休养生息―土地兼并―农民战争……这样的规律向前运行，中国历史上的大的改朝换代和11次大的农民起义就是这一封建社会基本经济规律发挥作用的历史必然性的表现形式。并在这一规律的作用下，使封建社会最终走向崩溃。
当资本主义在手工劳动基础上将科学技术引入生产，科学分工必然扩展了生产的空间范围和社会化联系，巨大的提升了人们向自然索取的社会能力，使稀缺资源成国社会生产的基本条件。而资源（土地、矿藏、资本）的稀缺性又必然造成谁占有资源，谁就可以取和占有他人剩余劳动及其剩余价值的特权，使得在社会化机器大生产基础上，通过雇佣劳动的办法最大限度的榨取工人的剩余价值，赚钱发财，成为资本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为占有剩余价值的生产目的使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的资本家私人占有的矛盾成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而这一矛盾，一方面表现为个别企业生产的有组织性与社会生产的无政府壮态的矛盾，产生日益频繁的经济危机。尽管此后的资产阶级想方设法加强国家经济宏观调控，实行国民经济计划管理，仍然无法最终解决个别国家生产的有组织性与世界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之间的矛盾，使资本主义生产仍然呈现出强烈的自发性和盲目性，不时面临衷退和滞胀的局面。另一方面，这一矛盾又表现为生产的无限发展与人民群众有支付能力的需求日益狭小的矛盾。尽管此后的资产阶级想方设法地加强社会福利建设，调节分配幅度通过增加社会收入总量来刺激和拉动社会经济发展。但资源分配的不合理性最终仍不可能实现社会生产的合理性。使得资本主义仍然遵循着危机―萧条―复苏―繁荣―危机的周期性向前轮回运转，尽管周期的时效性有所变化，阶段的明确性有所混浊，但这个周期是资本主义无法摆脱的历史宿命。危机与革命的联系，使资本主义最终仍然不得不退历史舞台。这是资本主基本经济规律发挥作用的历史必然性。
社会主义在继承资本主义历史遗产登上历史舞台时，使它获得了最先进的社会生产力，而社会主义的生产资料公有制，由于克服了资源占有上的不合理性，使社会资源量大限度地被代表社会化生产力的人民大众所占有，从而终于实现了社会生产目的与社会生产手段之间的完美统一，使得在高度技术基础上通过发展生产的办法，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求成为社会主义的基本矛盾。并在这一矛盾的作用下极大推动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斯大林关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表述，从整个社会主义发展的总过程看，是科学的和准确的。
但历史发展的曲折性使社会主义都出现在经济发展水平比较落后的国家和地区，这些国家和地区对资本主义历史遗产的继承出现了预期贫乏，尚不可能实现高度的技术基础，社会资源配置还不可能实现高度的公有化，社会发达水平还充其量只能是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在这种情况下，斯大林关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表述就超越了社会主义发展的阶段性，并且没有突出社会主义发展生产力的本质和时代要求。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结合，创造性提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理论体系，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做了符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际的新的阐发，这就是通过发展来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这里一个“逐步满足”，一个“不断增长”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探索精神和求真务实的思想方法。
二、重提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现实意义
一段时期以来，我们不怎么提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忽视了社会主义建设必须遵循的基本经济规律。只是片面的追求经济建设的高速度，片面的追求Gtp的增长速度，只提发展生产，不提改善人民生活，一方面国家的Gtp总量增长到11万亿美元，另一方面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却没有得到同步增长，人民群众的住房问题、医疗保险问题、教育问题以及社会保障问题，依然是困扰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当前贯彻科学发展观，转变经济增长方式，重提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有着十分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首先，重提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是贯彻科学发展观的需要。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而以人为本的核心内容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而要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就必须坚持全面发展、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全面发展就是说要把发展生产与改善人民生活统一起来，既要讲求发展生产，又要讲求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生活的需要，使人民共享经济增长之成果，从而使社会主义经济的增长和发展充满着强大的动力。协调发展，是说不能只顾经济发展，而忽视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生活质量的改善。不能经济增长和人民生活改善一条腿长，一条腿短。国家富强说到底是建立在人民生活富裕的基础之上的，人民群众不富裕，国家富强也不能长久。而且国家富强更不能建立在人民生活相对贫困的基础之上。可持续发展，更是说要从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的长远需要出发，安排经济的增长速度，不能仔卖爷田，只顾眼前经济增长的利益而耗尽资源，伤害人民群众的长远利益。这些都体现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要求。所以科学发展观的内容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要求是完全一致的。
其次，重提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需要。当前我们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就是要转变过去那种只顾抓经济增长而忽视社会全面发展的片面认识，把满足人民群众物质和文化需要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从人民的需要出发。忽视了人民需要，社会经济的发展就会失去正确的发展方向，就会缺乏经济增长的内在驱动力，就会陷入市场乏力的困境，就会重蹈社会两极分化的泥潭，就会导致社会主义的失败。而重提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就会端正我们的经济增长方向，使经济增长带来的生产力总量为人民所真正的占有和享用，就会提高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就会有力地推动社会主义经济的增长和发展。社会主义发展经济的手段与社会主义发展生产的目的是完全一致的。因此，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与重提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要求是完全吻合的。
第三，重提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是社会主义基本矛盾的要求。社会主义基本矛盾是落后的生产力与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和矛盾。为解决这一矛盾，社会主义就必经把发展生产力作为自己的根本要求。无论何时何地都要坚持发展是硬道理，发展是第一要务，大力推进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建设，为社会主义培植雄厚的经济基础。同时，社会主义基本矛盾还表现为社会主义化大生产与僵化的社会经济结构和体制之间的矛盾。当社会主义生产力还不是单一的社会化生产力，而是呈现着机器生产、半机械化和手工劳动的多层次性时，社会的经济结构便不可能实现纯而又纯的公有制，而只能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社会经济结构。就是占主体地位的公有制，也不能是纯而又纯的公有制，要实行产权的多元化发展和国退民进的资源重新配置，才能集中体现公有制的优越性。而这种多元化的社会经济结构又使得大一统的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管理体制因其僵化，运作不灵，而不能适应多元经济发展的要求，只能实行国家宏观调控下的市场经济，才能充分调动各个方面的积极性，使一切创造财富的源泉得到充分畅流。因此，社会主义必须坚持改革，坚持开放，以此来推动社会主义的发展。这些都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要求和题中应有之义。
【参考文献】
[1][4]马克思.资本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297.202.
[2]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07.
[3]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07.
经济发展的基本动力篇3
关键词：低碳经济；可持续发展；人力资本；教育
低碳经济(LawCarboneconomy)的概念，肇始于2003年英国政府发表的《能源白皮书》(UKGovernment2003)，此概念一经提出即引起世界广泛关注+。低碳经济的基本特征是“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其基本目标是实现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相互协调；其实质是对能源的高效利用以及对新能源的开发，以降低温室气体的排放。。低碳经济作为一个全新的经济发展模式，为社会生活带来深刻的变革。就教育而言，也与这个新兴的经济发展模式有着密切的联系。
一、教育为低碳经济的发展培养人力资本并提供智力支持
作为一种全新的经济发展模式，低碳经济的发展离不开科技的进步和具有“低碳意识”、“低碳素质”的劳动者大量出现。科技的进步离不开教育的媒介作用――科技知识通过教育得到继承、完善、创新和传播；劳动者的培养离不开教育的推动作用――引导劳动者塑造”低碳意识“培养其”低碳素质“使之成为建设低碳经济人力资本。
1.教育形成人力资本，推动低碳经济发展
《中国21世纪初可持续发展行动纲要》明确提出：“积极发展各级各类教育，提高全民可持续发展意识：强化人力资源开发，提高公众参与可持续发展的科学文化素质。”根据人力资本理论的观点，在现代化经济条件下，人力资本的作用要大于物力资本投资的作用。舒尔茨也认为“人力资本的积累是社会经济增长的源泉”。发展低碳经济要拥有一定数量和质量的人力资本，否则建设低碳经济就仅仅是空谈的理论。人力资本不同于人力资源，它是一种质量概念，即凝聚在劳动者身上的知识、技能及其所表现出来的能力。在人力资本的形成过程中，教育起重要作用，“教育投资是人力资本的核心”。
2.教育提供科技活动平台，推动低碳经济发展
低碳经济发展所需的科技活动，包括科学技术的研发与传播，知识、工艺的完善与创新和科学技术向生产力转化等一系列环节。教育在这一系列的科技活动中，起着一个媒介的作用。即教育是实施产学研结合战略的重要平台。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其本身就具有一定的科研能力和科研人才。所以，在科技的研发领域，有着先天的优势。这就为科学技术向实际生产力转化创造条件。
二、低碳经济的发展客观推动教育的可持续发展
低碳经济是符合科学发展观要求，并建立在可持续发展基础之上的一种全新的经济模式。科学发展观核心是以人为本，低碳经济的出发点是致力于解决“全球气候变暖”“能源供应紧张”等关系到人类生存发展的问题，最终目的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而低碳经济的基本特征是“低能耗、低排放、低污染”，这就符合可持续发展理念，对社会、经济、资源、环境实现全面协调发展。
由此可见，低碳经济相比于此前的经济模式，对教育的发展也有新的影响，即：客观上推动教育的可持续发展。
首先，低碳经济缓解资源使用压力，使资源供应量相对增加。
低碳经济的基本特征表明，该经济模式对资源的消耗被限定在理想的程度。低碳经济依靠对资源、能源的高效利用和新能源以及相关替代品的开发，来缓解对资源的使用压力。“低耗高效”所带来的是资源在数量和质量上相对增加――单位消耗的资源减少，资源可以更多的配置于相关领域。从而使资源供应量相对增加，同时，投入到教育领域的资源量也获得相对增加。
其次，低碳经济对资源的利用理念，推动教育对其资源的科学利用。
低碳经济对资源的利用理念，是以低耗高效为主。作为一种社会经济模式，低碳经济对社会活动产生一定影响，其中就包括教育活动。低碳经济形成主流理念，势必推动教育事业对其活动过程中的种种资源进行重新的整合。教育活动中的资源，即教育资源。包括物质资源和非物质资源，物质资源即土地、校舍等。在教育活动中融入“低碳”理念，则有利于实现教育资源的科学合理、低耗高效的利用。
三、针对教育与低碳经济协调发展的几点建议
教育与低碳经济有着密切的关系，教育离不开经济的土壤。同样，在低碳经济和教育事业的协调发展中，教育占有相对主动的地位，因为经济发展是一个全社会所有的因素的共同推动而实现，这些因素中，包括教育。那么，不同阶段、类型的教育，又将在低碳经济的发展中，需要做些什么呢?
首先，在基础教育阶段，教育为低碳经济的劳动者塑造“低碳意识”
在基础教育阶段，劳动者的心智具有很强的可塑性。在这一阶段，教育主要应致力于对“低碳意识”的塑造。低碳意识，即“节能、环保、节约、高效”的意识。在发展低碳经济的过程中，“厉行节约，环保高效”是理应倡导的意识。加强这方面的教育，也是在劳动者培养的源头给予必要的引导，以便在其进一步的发展中，适应低碳经济的要求。从最基本的“人走灯灭、垃圾分类”开始，节约能源，倡导环保。在植树节、世界环境日，世界水日等大型环保公益节日里，借助节日主题，对处于基础教育阶段的青少年进行相关方面的教育，并且结合学校当地的自然生态环境，使学生在实践中，树立自己的“低碳意识”。
其次，在职业教育阶段，教育为低碳经济的劳动者培养“低碳技能”
职业教育阶段是人力资本形成的重要时期。在这一阶段，劳动者的心智趋于成熟，通过进行系统的职业技能训练，劳动者已具备从事某种岗位的技术能力。就低碳经济建设而言，在职业教育阶段，着重培训劳动者的一线实践能力，也就是将劳动者塑造成为“具有实践能力的人力资本”。职业教育阶段所塑造的低碳经济所需的人力资本，是表层的人力资本――即拥有既定技术能力的人力资本。比如，就能源的高效利用而言，如何实现能源的高效低耗，需要技术支持，系统的掌握这样的技术，需要职业教育发挥作用，将转化为生产力的实用技术通过教育教学，使劳动者掌握并熟练应用，这就是将劳动者塑造成为这样的“表层的人力资本”。
再次，在高等教育阶段，教育为低碳经济的科技研发创造“低碳媒介”
经济发展的基本动力篇4
纵观新中国经济发展的历程，每一阶段所取得的辉煌成就，总少不了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指导。特别是我国改革开放30余年以来，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巨大成就有目共睹，改革开放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历程中的伟大创举，其理论依据，就是马克思主义基本经济理论，其精髓已经被实践所证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成为历史的必然，我国在吸收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基本国情与实践实际，开创了一条适合我国发展的正确道路。未来很长时间内，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趋势还会深化，我国经济发展所取得的各项成就，依然会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产物。
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本理论与我国经济发展
人类社会的基本经济规律，体现于社会发展变迁之中，从原始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的衍进，其实质就是经济规律对不同时期经济活动指导作用的表现。经济规律隐含于这五种生产关系的运动之中，是在特定经济条件的基础上运行和发挥作用的，并随着这些经济条件的消亡而改变其外在形式。虽然经济规律存在于不同形态的社会之中，具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但其本质并未发生改变，具体形式的差异主要在于不同阶级对发现和利用经济规律的程度和态度是不相同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深刻阐释了五种社会生产关系的本质，由表及里，透过经济现象去发现具有本质特征的经济规律，揭示社会主体的经济关系(周文和朱富强，2010)，高度概括了人类社会的基本经济规律，由此设计了未来经济社会发展的蓝图。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核心———劳动价值论与剩余价值，其理论中国化对我国改革开放与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各项经济成就，都是我国广大群众用劳动创造的，广大人民群众的劳动是社会价值创造的源泉，也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础。现阶段所坚持的按劳分配这项基本分配制度，就是对坚持劳动价值论最有力的证明。同时，坚持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的分配方式，承认资本等生产要素在社会生产中的作用。资本是生产中不可或缺的生产要素，资本为技术进步，生产力水平的提高提供了强有力的资本支撑，是连接劳动者和其他生产资料的纽带，也是解决劳动者和非劳动者对于劳动成果占有、归属矛盾的基础工具。剩余价值理论能够解释我国现阶段许多特殊的经济现象，对于外界释疑这些经济现象具有重要的作用(赵玉琳，2009)。
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与我国改革开放
经济发展的基本规律是客观存在的，不会因为具体经济学理论是否迎合而改变，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客观地解释了经济规律，触动了资本主义社会一直回避的基本矛盾以及社会经济冲突、资本家剥削劳动工人等事实，许多西方国家一直难以接受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张俊山，2009)。经济学理论是在探讨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解释社会经济现象，是在不断创新与发展的，不能因为不迎合现阶段社会统治的需要，就遭到排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原理，特别是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是不断创新和发展的，中国化特征越来越明显，为我国经济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支撑。改革开放至今已有30余年，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最典型的时间段，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思想精髓和特征是我国30多年的改革开放的理论指导，而且也是我国未来经济发展的理论指导。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具有演化特征，这一特征使我国经济实际情况能够较好地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相融合，深刻的演化内涵具有强大的解释力和生命力，为我国经济发展指明了大方向。调动社会一切可调动的资源，集思广益、充分发挥人类的创造力，在创新中失败、在失败中总结，在总结中进步，虽然具有很多不确定性因素，但改革开放的前途是光明的、可期待的。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经济思想，坚持发展劳动价值学说和剩余价值学说，借鉴苏联的经济体制建设，始终以国家为主导，以公有制为主体，把劳动作为经济成果分配的一个重要依据。改革开发政策，避免了苏联受到西方“休克疗法”影响而解散的危机，是在实践适合自身实际的发展道路。在马克思主义基本经济理论的指导下，我国进行了经济改革，结合我国基本国情，始终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始终坚持国家宏观调控的原则，分阶段、分步骤实施经济改革，在改革的同时注重开放，逐步过渡到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开放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集中表现。
四、对我国经济改革的思考
经济发展的基本动力篇5
1.商品，商品经济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即有了社会分工和私有制以后才出现的，而商品经济的产生、发展又进一步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经济发展不可逾越的阶段。
2.社会生产力经过封建社会的缓慢发展，最终导致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进而确立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生产力便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前发展，正如马克思所说：“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然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局限性也在生产力的迅速发展中日益显露出来了。换言之，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即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资本主义占有制之间的矛盾，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越来越尖锐化，从而导致经济危机的爆发、垄断的形成、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出现和现代世界的三大矛盾，这一系列矛盾又进一步加深了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使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必然成为生产力发展的桎梏。要从根本上克服这些矛盾，进一步解放生产力，必然要以社会主义公有制取而代之。资本主义的灭亡，社会主义的胜利是历史发展的大趋势。
3.公有制经济在我国的产生、发展、状大，是社会化大生产的客观要求。目前，在我国已初步显示了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优越性。同时，我国现在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的总体水平仍然不高，而且发展又不平衡，生产力水平呈现多层性，这就决定了我国不能建立单一的公有制，必须建立与之相适应的多种所有制形式。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我国逐步建立的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所有制结构分别与不同层次的生产力水平相适应，在各自的范围和领域内，有力地促进了生产力的迅速发展。我们评价社会主义社会的所有制结构是否合理，不能以“一大二公”为标准，必须坚持生产力标准。
4.社会主义社会必须大力发展商品经济，只有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才能实现我国经济现代化，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是迅速发展我国社会生产力的必由之路。市场经济是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发达阶段的商品经济。在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客观要求。
5.社会分工是生产力发展的结果。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社会分工越来越细，使社会中出现日趋复杂的行业和部门，各部门、各行业相互影响、相互制约，联结成一个整体。其中任何一个环节脱节，都会影响其他部门，因此，以社会分工为基础的社会。客观上要求把人力、物力、财力等经济资源，按一定比例配置给各个部门，也就是要求有合理的产业结构，正确安排三大产业的比例关系。只有这样，才能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协调地发展。
6.分配是社会再生产的中间环节，在国民收入的分配中必须正确处理好积累与消费之间的关系，才能促进经济建设的更快发展。我国个人消费品的分配是以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多种分配方式，它是由我国多层次的生产力水平决定的多种所有制形式决定的。按劳分配是主体，坚持体现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执行鼓励一部分人和地区通过诚实劳动、合法经营先富起来的政策，它使劳动者的个人收入与他们付出的劳动直接联系在一起，必然激励劳动者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促使劳动者努力学习科学技术，改进和革新生产工具，提高劳动生产率，从而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其他分配方式也是与人们的物质利益息息相关，对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也有不可低估的作用。
消费是社会再生产四个环节中必不可少的重要环节。生产决定消费，同时，消费也反作用于生产，它可以促进或阻碍生产的发展。正确引导消费，是国民经济健康发展的重要条件。
经济发展的基本动力篇6
关键词：西部经济发展制约因素动力机制内生增长
制约西部经济发展的因素
（一）自然条件的制约
自然条件的制约是西部大开发诸多困难中最具体、最实际、也是最难解决问题。气候环境恶劣、自然灾害频发、地势复杂、地理位置等自然环境问题导致生存环境差、交通不便、生命财产安全无法保障、投资成本高等诸多问题。这些问题导致西部地区缺少投资吸引力，严重阻碍了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先天性”自然环境的不足是制约西部经济发展的“硬伤”。
（二）基础设施落后
基础设施包括交通、通信、水利、电网以及城市基础设施等。它的建设水平与地区的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息息相关。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国内外市场沟通水平的提高，基础设施的作用日益加强，成为地区经济能否得到较大发展的决定性因素之一。从交通看，西部地区偏僻、多山脉等地理特征使得交通十分不便，从客观上限制了基础设施的建设步伐，给当地投资的改善带来了较大的消极影响。其他基础设施同样落后，通信、电网覆盖率较低，城市基础设施落后，水利设施缺乏。这些因素直接增加了西部地区企业的经营成本，成为制约西部发展的最大因素，是西部经济发展中的“短板”和“瓶颈”。
（三）“软环境”的影响
软环境是指由政策法规、规章制度、办事程序及规则等形成的环境。较好的软环境能使合作者产生可信、便捷、舒畅的感觉，从而产生认同感，愿意合作。软环境较差，投资者缺乏心理安全感，很难建立合作关系。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全国范围内放宽了投资的政策，西部大开发进程中，也为招商引资提供政策和环境支持。但是西部很多地方仍然存在软环境差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政策、规章制度不健全。政策规章制度不健全使投资者的投资得不到应有的保障，投资者缺乏心理安全感，很多投资者对西部的投资采取观望态度。二是我国现行行政审批制度。行政审批作为行政机关依法对社会、经济事务实行事前监督管理的重要手段，是不可缺少的，也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行政审批权利的滥用导致审批效率低下，妨碍公平竞争，导致腐败现象，妨碍了市场公平，最终影响投资者的投资决定。因此法制体制环境、国家政策等软环境建设方面的问题导致西部地区的投资环境不尽如人意，制约了西部经济的发展。
（四）产业结构障碍
产业结构障碍主要体现在城市产业结构低下、技术老化。过去国家开发西部的目的，一方面重点在于建立战略后方基地；另一方面，更多的是强调开发西部资源的重要性。而开发西部资源的目的是为了支持东部沿海地区加工工业的发展，并力图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一个西部资源开发、东部加工制造的垂直分布格局，并把这种格局视为东西部之间的优势互补。为此，国家投入大量资金在西部建立开采和冶炼企业。但是由于资源产品价格低，西部并未从资源开发中获得多大收益。改革开放导致的资源过剩，使西部形成的资源型开发和粗加工企业面临困难；西部轻工业发展水平较低，无法与东部形成竞争，萎缩越来越严重；西部制造业主要是军事企业和与之配套的重工业，由于军品需求的减少，军事企业转型战略大多以失败告终，西部的重工业发展也遇到了困难。因此，西部的产业结构发展不合理，制约了西部经济的发展。
（五）人才资源的稀缺
现代的竞争是人才的竞争。西部大开发，人才是重中之重，诸多方面的原因导致西部地区人才资源的紧缺。概括起来主要有四个方面的问题，育人、留人、引人和用人问题。首先，育人问题。教育和经济基础密切相关。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缓慢、经济基础差必然影响到教育的投入，教育的落后导致较高的文盲率和较低的升学率，所培养的人才远远低于东部地区。其次，留人问题。落后的经济、薄弱的高等教育导致“孔雀东南飞”的现象，本地区的人才选择向中东部流动，西部无法留住本地区培养的人才资源。第三，引人问题。西部自然条件的限制和落后的经济，难以吸引到其他地区高素质人才。最后，用人问题。西部地区市场发育程度低，人才利用率也低。由于市场不完善、管理水平低下、科学技术落后等因素，通过高薪留下的人才或自愿留下的本地区人才无法充分发挥个人的才智，导致人才资源的浪费。
西部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机制
在经济发展的新时期新阶段，西部大开发也面临着新的转变。结合西部经济发展的制约因素和西部经济发展的优势，本文提出了西部经济发展的四个动力：
（一）发挥人力资本的作用
人力资本的增值与技术的进步成为21世纪一国经济发展的关键变量。以人为本，充分发挥人才的作用是中央西部开发战略的重点，充分发挥西部地区人才存量，积极引进人才资源，建立科学合理的人才使用、流动和优化配置机制，对于西部实施跨越式发展意义重大。人力资本积累和投资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增加教育投资是实现人力资本投资的基本措施，政府、社会和个人都要增加对教育的投入，确保教育事业的优先发展。同时，随着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和人民生活条件的改善，要通过启蒙教育的方式引导西部农民提高教育方面的支出，逐步通过教育支出的增加使西部地区劳动者成为人力资本积累的主体之一。
二是适应经济发展需要的教育结构是人力资本积累的重要途径之一。西部地区比较重视基础教育，但是忽视成人教育和职业技术教育。因此，要在坚持“扫盲”和普及基础教育的基础上，建立以职业为主题、化科技教育为辅助的新型西部地区教育结构。
三是在西部大开发战略中，西部要重视本区域人力资本存量的运用和采取积极政策引进其他地区人才为当地科技创新和经济发展服务，努力创造有效的、有利于人才发展的激励机制、良好的人才工作生活环境、科研软环境和强烈的事业发展氛围，使人才的才华得到尊重，以提高区域知识创新能力。
四是人口的身体素质状况直接影响着劳动力资源总量及其发展，人口的身体素质是提高智力水平的基础。西部地区人力资本积累水平的提高，必须在严格控制西部地区人口增长的同时，大幅度提高人口素质。人口素质的提高需要大力发展西部地区的卫生事业，控制人口增长，实现优生计划，提高基础教育、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水平。
（二）发展特色和生态经济
特色经济是根据西部地区经济、社会、文化的现实基础、资源条件和生产力水平，优化经济结构、合理配置资源，区域重点突破，强化地区经济总量，确保可持续发展的具有鲜明地区特色的经济发展模式。特色经济和生态经济关系密不可分，特色经济包含了绿色经济，绿色经济就是特色经济的一部分。
一方面，传统的资源型西部经济发展模式，不仅造成了资源的急剧减少，也导致西部生态环境恶化，最终影响经济的长足发展。另一方面，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对绿色产品的需求增加，以及发达国家呼声日益高涨的“绿色”热潮，导致传统的经济发展模式生产的资源消耗大、健康或环境标准不合格的产品缺乏市场竞争力，对产品的转型提出了迫切的要求。
西部地区拥有丰富的土地、自然资源、历史人文旅游资源和低成本的劳动力资源，是发展特色经济和生态经济的潜在优势。西部拥有宜林荒山荒地和可利用天然草山草地等土地资源，为西部特色农业和生态农业经济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基础；西部地区蕴藏着丰富的水能、太阳能、风能等资源可为西部地区实现绿色优势资源的开发创造良好的条件；西部地区历史文化和自然风情相结合的景观使西部地区发展旅游业的优势得天独厚；西部地区的低成本的劳动力资源为特色和生态经济的发展提供充足的普通劳动力，降低特色和生态产品的成本，提高生态产品的竞争优势。
为此，西部地区应制定发展特色经济和生态经济的产业政策，重点扶持发展特色生态旅游、生态农业和绿色建材、绿色食品等行业；应改善西部地区的硬环境和软环境，加强基础设施建设，降低“政府成本”，改善投资环境；同时，应该培育“绿色市场”，为区域内的生态产品销售提供途径；应顺应西方的“绿色壁垒”的潮流，生产符合国际要求的特色和绿色产品。
（三）以内生增长带动经济发展
西部大开发取得的巨大成就主要依赖于国家规划指导、政策扶持、资金投入、项目安排、人才交流等外部的支持，缺乏自我造血、自我发展的动力。中国有句俗语“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国家对西部开发外部支持的力度有限时效有限。西部经济要实现长足的发展，从根本上需要西部地区内生发展动力作为支持。首先，消费对经济的发展具有拉动和制约作用。武康平和费淳璐提出了西部经济发展的“消费启动”模式，通过消费吸引物质资本和创造人力资本，为地区经济发展提供支持动力。“消费启动”模式着眼于形成西部经济的内生增长机制。提升消费的过程，本身是加强西部经济自身造血压功能、提高西部经济对外部生产要素吸引能力的过程，它不单纯依赖外部推力，而是把外部推力与内部机制的重塑有机结合起来，形成有活力的内生增长机制。它对于强化西部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具有先行性、基础性的作用。以投资性消费创造人力资本是增加物质资本投资和促进技术进步的先决条件；推进城市化，扩大本地型消费市场容量，才能为外部资金的进入提供良好的投资环境；不仅如此，启动消费的过程还是一个制度重构的过程，有利于发挥制度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其次，西部今后应更加着力于加快体制的转变，带动投资环境和企业经营环境的改善，以提高西部在资本和产品市场竞争中的地位。第三，应加大对外开放力度，更加主动的推动与东中部之间多种形式和更高层次的经济和技术合作。最后，西部地区应立足和发掘区域优势，大力培育特色优势产业，推动经济产业化、市场化、生态化和专业区域布局的全面升级，争取实现从“移民就业”到“移业就民”的转变。
（四）通过制度创新促进市场发育
由于历史根深蒂固的传统体制的影响没有从根本上得到消除，市场发育水平低，阻碍了经济的发展；产权关系的混乱，导致资本没有充分利用，交易费用巨大，资源浪费严重。与此同时，观念落后以及制度创新落后于经济发展的实际需要，导致制度创新的力度弱，影响了制度创新对经济增长作用的发挥。
促进制度创新的应对策略主要有以下几点：首先，应改变传统的国有产权制度，实现部分国有产权私有化，在市场经济的环境中，提高资本的活力和运营效率。其次，应改变传统的就业和保障制度，打破“铁饭碗”，实现劳动雇佣合同化，降低劳动成本和社会保障成本，实现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充分开发人力资源，以吸引更多的人才和先进的技术推动经济的发展。第三，实现金融制度的创新，通过大型集团组建商业银行，调节投资及结构；通过金融工具的创新，引导投资方向的转变，促进资产结构合理化。最后，应实现对法律制度、市场管理制度的创新。通过法律制度的创新，保护自然资源；改变传统的市场管理体制，利用价格的作用引导资源向高效率地区流转，建立西部统一的大市场，加强西部联合，促进西部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
结论
西部大开发历经十三年已取得巨大成就，西部经济发展迅速，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为了西部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西部地区应该继续增加人力资本的积累和投资，依据资源优势发展特色和生态经济，以内生增长促进自我发展，最后通过制度创新促进市场发育。通过以上途径，为西部经济发展提供新的源泉和动力，促进西部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李庆梅.在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中培育新阶段西部大开发的动力机制[J].未来与发展，2012（2）
经济发展的基本动力篇7
关注度：
争议焦点：随着一股妖魔化国企的舆论兴起，一些人借机质疑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此类思潮值得警惕。
调查提示：在“您最关注哪些国企争议话题”调查中，“如果丢掉国企，中国将会怎样”得票率为35.4%，列第十位。但在“您如何评价国企的作用”这一问题调查中，65.8%的受调查者选择是“国民经济的中坚力量”，这说明公众虽然对国企的有些弊端颇有微词，但是对国企的重要作用与地位仍持肯定态度。
问题关键：公有制为主体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石。否定国企，实质就是要否定公有制；而否定了公有制，自然否定了社会主义制度；否定了社会主义制度，则党的领导地位则随之丧失。国有经济是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基础，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石；是国民经济的主导力量，也是部分国家职能和社会职能的承担者；是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保障，也是共产党执政的重要基础。
编者点评：今年两会，温总理再次强调“两个毫不动摇”，即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实际上，重申“两个毫不动摇”是中央一以贯之的精神。从中共十六大报告、十七大报告到执政党出台的重大经济文件和国务院重大决策，都有坚持“两个毫不动摇”的表述。对于国企的种种质疑或许还会持续下去，国企也确实存在着这样那样的弊病，但是在中国的现实国情条件下，国企不能够再简单地退出，国有经济在我国的基础地位不能改变，这是我们的立国之本。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
新中国的前三十年，曾经进行了大规模的公有制经济的建设实践。在时代，农村集体经济、城市国营企业在国民经济中占绝对主体地位。客观地分析，当时的公有制经济既有十分成功的，也有一些失败的。在农村，既有大寨、刘庄、华西村等这样的优秀典型，也有小岗村这样因私有观念牢固而被公有制束缚了当地生产力的典型村。
与农村情况类似，当时的公有制经济中，石油有大庆、工业有鞍钢、国防有两弹一星，涌现了一大批以王进喜、钱学森等为代表的有高度觉悟的社会主义建设者，但也有相当一些国营企业管理不严、效率低下、人浮于事，影响了生产力的发展。应该说，以上这两种现象在当时都是客观存在的，用其中一种倾向去否定另一种倾向就容易犯“左”或“右”的错误。
曾费尽千辛万苦想消灭中国人的私有观念和剥削阶级观念，达到“六亿神州尽舜尧”的理想境界，但最终没有成功。这充分证明，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由于社会主义社会机制的不成熟，旧社会遗留仍将继续存在。建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必须考虑这一现实。
邓小平在十三大召开前指出：“党的十三大要阐述中国社会主义是处在一个什么阶段，就是处在初级阶段，就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本身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我们中国又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的阶段。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定规划。”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国应该建立怎样的所有制结构，确立什么样的基本经济制度，党的认识也经过了一个逐步深化的过程。正式提出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概念的是1997年的十五大报告。报告提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2002年党的十六大提出了两个“毫不动摇”的方针。2007年党的十七大再次重申“要坚持和完善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2010年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提出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既不能搞私有化，也不能搞单一公有制。这是针对残存的单一公有制传统观念，特别是主要针对近年来出现的私有化倾向而提出来的，十分重要，应该引起注意。
非公有制经济在初级阶段要有一定历史地位
基本经济制度决定社会的性质和社会的发展方向。判断社会的性质和发展方向的唯一标准就是看生产资料归谁所有。我国之所以要实行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是因为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必须以公有制作为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我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宪法接下来又讲：“国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因此，要把“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这两个概念区别开来。“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核心。前者不包括非公有制经济，只有公有制是其基础；而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中，包括非公有制经济，但公有制必须占主体地位。“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存在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以后的其他阶段，是不断成熟和发展的过程；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只反映初级阶段的特点。
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中之所以允许发展非公有制经济，是由我国生产力发展水平还不高的国情决定的。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我国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因此，只要符合“三个有利于”标准的经济成分就应该允许其存在和鼓励其发展。
私有经济是非公有制经济的一部分。非公有制经济在促进我国经济发展，增加就业、增加财政收入和满足社会需要方面，不仅在当前而且在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时期内，都有不可缺少的重要积极作用。所以，党和政府对非公有制包括私有制经济非常重视，对它们的评价，从十三大、十四大的“公有制经济的补充”，到九届人大二次会议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十六大党还提出了“两个毫不动摇”，足见中央充分肯定非公有制包括私有制经济的重要作用。
对私有经济，我们要继续毫不动摇地发展它，发挥其机制灵活、有利于促进社会生产力的正面作用，克服其不利于社会经济发展的负面作用。如有些私营企业偷逃税收，压低工资和劳动条件，制造假冒伪劣产品，破坏自然资源环境，借机侵害国有资产，以及其他欺诈行为，都要通过教育监督和法制，克服清除。在鼓励、支持私有经济发展的同时，还要正确引导其发展方向，规定能发展什么，不能发展什么。比如竞争性领域，要允许私有经济自由进入，尽量撤除限制其进入的藩篱，特别是允许外资进入的，也应当放开让内资进入。而对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部门和关键领域，就不能允许私有经济自由进入，只能有条件、有限制地进入，不能让其操纵这些部门和行业，影响国有经济的控制力。
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不能动摇
社会主义公有制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公有制为主体也是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前提和基础。坚持基本经济制度，首先要巩固公有制为主体这个前提和基础。“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主要体现在：公有资产在社会总资产中占优势。”
现在有不少人对公有制是否还是主体有疑虑，主要是对公有制所占的比重即量的方面有疑虑。目前，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我国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不断下降，宏观上并不存在所谓的“国进民退”；微观上国有经济“有进有退”，但更多的是“国退民进”；个别案例中的所谓“国进民退”，多半属于资源优化重组，并非没有道理。我们党一贯强调，“公有制比重的减少也是有限制、有前提的，那就是不能影响公有制的主体地位”。解除人们疑虑的办法之一，就是用统计数字来说明，坚定人们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信心。
公有资产占优势，更重要的表现为质的优势，即关键性的涉及经济命脉、战略全局和国民经济发展方向的生产资料占优势，先进的、具有导向性、控制性的生产资料占优势，并且不断提高、发展壮大。这样它才能控制经济命脉，对国民经济起主导作用，有强大的控制力、决定力、示范力和促进力。
同时，要从“以人为本”的高度去看待“公有制占主体”、“公有资产占优势”。要重视有多大比例的工人阶级在公有制经济中劳动。如果中国大部分工人阶级（包括农民工）受私营企业主雇佣、在私有制经济中劳动，那么很难说公有制还占主体地位。这样，工人阶级必然收入低下，没有享受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很难说他们是社会主人，还是私营企业主是社会主人。而中国必然两极分化，中国也很难说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所以，初级阶段基本制度不但要求公有制经济占主体地位，而且要求国有经济对国民经济起主导作用。国家应控制国民经济命脉，使国有经济的控制力、影响力和竞争力得到增强，要使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基础――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都能享受到国有经济的好处。在社会主义经济中，国有经济不是像在资本主义制度下那样，主要补充私人企业和市场机制的不足，而是为了实现国民经济的持续稳定协调发展，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为了实现国民经济的持续、稳定、协调发展，国有经济应主要集中于能源、交通、通信、金融等基础设施和支柱产业中。这些都是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在这些行业和领域，中国国有经济应该有“绝对的控制力”、“较强的控制力”，“国有资本要保持独资或绝对控股”或“有条件的相对控股”。这些都是中央文件所规定和强调的。国有经济对这些部门保持控制力，是为了对国民经济有计划地进行调控，以利于它持续、稳定、协调发展。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有经济的作用远大于资本主义国家的“国有经济”
关于国有经济控制力应包括的范围，有一种意见是值得注意和研究的。这种意见把国有经济的社会责任分为两种，一是帮助政府调控经济，一是保证社会正义和公平的经济基础。前一个作用普遍适用于社会主义国家和现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国家，而后一个作用则是社会主义国家独有的。社会正义和公平，“是高度私有化的经济和以私有化为主的混合经济解决不了的老大难问题”。
基于国有经济负有保证社会正义和公平的经济基础的社会责任，国家要保障在公益服务、基础设施、重要产业的有效投资，并不排除为解决就业问题在劳动密集领域进行多种形式的投资和运营。在保障垄断性领域国有企业健康发展的同时，还要保障在竞争性领域国有企业的发展，发挥他们在稳定和增加就业、保障社会福利和提供公共服务上的作用，增强国家再分配和转移支付的经济实力。中央对竞争性领域的国有经济一向坚持“有进有退”，发挥其竞争力的政策，而绝不是“完全退出”竞争性领域的政策。我国这样一个社会主义大国，国有经济的数量底线，不能以资本主义国家私有化的“国际经验”为依据。确定国有经济的比重，理应包括保障、实现和发展社会公平和社会稳定的内容，所以国家对国有经济控制力的范围，有进一步研究的必要。
总之，国有企业的利益与大众利益、国家利益是一致的。国有企业急国家所急，想国家所想，在国家需要的时候，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在抗震救灾的一线，在航空航天的一线，在自主创新的一线，在走出去为国家获取资源、拓展市场的一线，在一切高风险、低回报的一线，在其他性质的企业瞻前顾后的一线，都能看到国有企业的身影，没有国有企业，国家利益就无法得到有效保障。当然国有企业内部管理也有问题，比如一些国企的领导自定薪酬，几十、几百万年薪的高工资，而普通职工月薪只有几百、几千元。这就需要我们继续深化国有企业改革，解决国企当前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经济发展的基本动力篇8
关键词基本经济制度国有制多种经济成分
中共中央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中指出：要“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要“推进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健全国有资本有进有退、合理流动机制”，要“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鼓励非公有制企业参与国有企业改革”，这是对坚持和完善我国基本经济制度的进一步阐述。为此，我们需要深化对基本经济制度问题的相关理论认识，以更好地坚持并完善这一基本经济制度。
一、生产资料公有制是社会主义制度的经济基础和根本标志
以公有制为主体，坚持多种所有制经济的共同发展，这是我国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要长期坚持的基本经济制度。其中，生产资料公有制是社会主义制度的经济基础和主要标志，必须坚持。国有制经济控制国家经济命脉是被理论和实践证明的后发国家现代化的有效途径，必须坚持。我国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和较低的生产力基础，又决定了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是我们必须坚持一项基本经济政策。我国当前正处于并且以后还将在很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一直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从社会性质上看，1956年“三大改造”完成以后，我国就从新民主主义跨入到社会主义了，其根本标志就是，在社会制度上具有了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制度特征。公有制是社会主义制度的特征，既有社会主义概念的内涵要求，也是社会发展规律的体现和要求。
二、国有经济控制经济命脉是后发国家现代化的有效途径
建国以来，我国国有企业也在社会进步和发展中发挥了以下三方面的重大历史作用：一是在建国之初，消除了剥削制度，解放了千百万工人阶级，奠定了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二是从建国到三中全会前，国有企业基本上是白手起家，从无到有，成功建立起比较完善的现代工业基础框架，创造了新中国步入现代化必需的基本社会财富。三是在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中，国有企业不仅在统筹城乡发展、工业反哺农业中至关重要，而且成为对外开放的主力，必将为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承担起更加巨大的和不可替代的历史使命。
面临新的历史发展机遇，我国的国有企业都已走上现代企业制度的改革创新之路，根据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要求，逐步完成战略调整和布局，推动科技进步和管理创新，解决改革进程中的深层次矛盾，保障中国社会的稳定发展和长足进步。
三、我国基本国情要求多种经济成分的共同发展
1.我国较低的生产力水平决定了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必要性。我国基本经济制度有两方面含义：首先，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这一点是我国社会生产关系的最本质特征，与西方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根本不同。其次，在公有制为基础的前提下，还必需坚持多种所有制经济的共同发展，这一点是由我国当前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实际决定的，由于社会主义处级阶段的生产力水平尚不发达，地区之间、城乡之间还存在多种的不平衡，就要求我们必须从本国国情出发，坚持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
2.改革开放的实践进程证明了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是适合我国国情的、促进经济发展的有效途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1992年，面对改革开放中的种种困惑和疑虑，邓小平同志更进一步提出了判断我国社会主义社会中各项工作是否正确的标准，即“三个有利于”标准，这是实践标准在理论上的深化和实际工作中的具体化。凡是符合“三个有利于”标准的所有制形式都是正确的。在我国坚持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对于现阶段社会的生产力的促进、国家综合国力的增强、以及群众生活水平的提高，作用是显而易见的。
3.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并不意味着私有化，在我国基本经济制度中公有制始终是主体，一定要通过制度调节或管理，通过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尽量消减私有制的弊端，促进社会的和谐稳定与发展。公有制是主体，非公经济是重要组成，二者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彼此补充、互相促进、共同发展。
四、在我国必须毫不动摇的坚持基本经济制度
坚持基本经济制度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必须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坚信公有制取代私有制，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不断进行理论创新、制度创新、体制创新，不断完善和优化我国的所有制结构形式。
参考文献：
经济发展的基本动力篇9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和时代化的成果，是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实践提炼和概括的系统化的经济学说。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学科体系首先需要明确其学科定位。
学科定位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属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表现在继承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范式。所谓理论范式，涉及理论体系的基本结构、基本功能、基本范畴和基本方法。当今世界的经济学范式大体上包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两大体系。以马克思的《资本论》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范式，概括地说，包括四个方面内容:第一，基本立场代表无产阶级根本利益。第二，研究对象是在一定生产力水平基础上的生产关系。第三，基本任务是阐述经济规律，尤其是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必然性。第四，研究方法是唯物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第五，话语体系以《资本论》的基本原理和基本范畴为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之所以属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根本原因是其继承性，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范式贯穿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构建中。
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不是简单地复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而是依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实践进行了理论创新，在继承其范式的基础上发展:第一，就基本立场来说，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其阶级利益代表全体人民的根本利益，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以人民为中心，服从于人民的福祉和共同富裕。第二，就研究对象来说，仍然是研究在一定生产力水平基础上的生产关系，但注重研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生产关系。第三，就基本任务来说，仍然是阐述经济规律，但更多地是阐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规律。第四，就方法论基础来说，坚持唯物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尤其是突出两点论和重点论。但不排除对当代新方法的应用(如数学和模型分析方法)。第五，经济学的话语体系仍然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话语为基础，但是开放的:一是向改革和发展的实践开放。以新的话语概括新实践。二是对当今世界人类发展的积极的理论成果开放，包括对西方经济学有用成分的吸收，特别是在中国转向市场经济以后，先行发展市场经济的国家所概括的现代市场经济理论是人类共同的知识财富，批判地吸收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就使其更具有科学的先进性。
学科定位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成果。马克思创立的经济学对未来社会的经济制度和经济发展破了题，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正在解这个题。面对所要建设和发展的社会主义经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需要根据时代赋予的使命研究新问题，发现新规律，概括新理论，不断进行理论创新。这个过程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时代化的过程，突出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从时空观分析，马克思是在资本主义社会研究资本主义，当时还没有出现社会主义国家。他所预见的社会主义经济同资本主义经济是在时间上继起的两个社会。而现时代，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空间中并存。在国际上是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并存，在国内是作为主体的社会主义经济与多种所有制经济并存。这样，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面对的课题是:一方面两种不同性质的经济有共同的经济活动背景，许多经济组织、方式、规则和秩序在形式上有相同之处;另一方面共存的不同性质的经济彼此间存在着矛盾和竞争。在此背景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任务，不仅需要阐述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优越性，更要寻求增强社会主义经济的竞争力和影响力的途径，其中不乏相互学习之处。
第二，从物质基础分析，马克思当时认为，发达的资本主义是社会主义的入口，这与发达的生产力水平相关。而新中国脱胎于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社会。虽然经过国家工业化建设，但生产力水平还落后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因此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没有完全建立起来，发展社会主义需要经过一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这个阶段完成其他国家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完成的生产的社会化、市场化和现代化的任务。这个阶段发展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与此相应，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不是完全消灭私有制，恰恰要在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利用多种私有制经济发展生产力。
第三，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实践分析，新中国建国65年，尤其是改革开放30多年是探索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中国从一个贫穷落后的农业大国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经济改革的中国模式，经济发展的中国道路得到了实践的检验。伟大的实践推动了理论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成功实践进行的理论概括，是用中国理论讲中国故事。
学科定位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新的历史时期创新的经济学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新实践会推动从经济学理论上提炼和总结经济发展实践的规律性成果，把实践经验上升为系统化的经济学说。现在我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人均GDp进入上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城市化率进入了城市化中期阶段。在这个历史起点上所要解决的发展问题就不是在低收入阶段单纯追求GDp增长的发展要求，而是要追求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其任务包括: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支撑经济发展新常态;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新时期的新任务不能犯颠覆性错误，需要科学的理论指导。这就要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以问题为导向，既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方法论，又要结合我国经济发展实际，不断形成并认同新的理论成果。
这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阶段性上的学科定位就是:在生产关系上属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政治经济学，在生产力上属于中等收入发展阶段的政治经济学。正因为如此，它保持了在经济学中的主流地位，并且保持了对中国改革和发展的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地位。
上述学科定位决定了研究层面。通常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分析层面限于经济关系本质层面，即生产关系层面的分析。理论依据是，发展生产力靠的是调整和改变生产关系。而在社会主义现阶段所面对的发展生产力问题，不只是生产关系的完善和发展这个层面，还涉及经济运行和经济发展两个层面。这两个层面都同生产关系相关，进入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视野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对研究领域的拓展。
二、构建解放、发展和保护生产力的系统性经济学说
同其他学科一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也有特定的对象和任务，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有联系，又有新的拓展。主要表现是不仅研究生产关系，还研究生产力。
根据马克思的界定，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以生产作为研究的出发点。它所研究的生产不是一般的生产，而是社会生产。既涉及生产关系，又涉及生产力，两者相互作用。基本原理就是马克思所说的: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胞胎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这说明了某种生产关系存在和改变对生产力的依赖性。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联系生产力来研究生产关系。原因是，一定的生产关系总是与一定的社会生产力水平相联系的。生产技术及其生产组织形式的历史发展，对于社会占主导的生产关系的选择产生决定性的作用。对生产力发展水平的研究也为一定阶段的生产关系提供评价标准。
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分析，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方法论。研究对象不同，任务也不同。在资本主义经济中，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表现在其生产关系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因此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任务是揭示资本主义被社会主义替代的客观规律。而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任务就不同了，是要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生产将以所有人的富裕为目的。其依据是社会主义最终取代资本主义的物质条件是其生产力水平达到并超过资本主义的水平，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特别是经济落后的国家在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主要表现在生产力的相对落后，社会主义最终战胜资本主义的最大的制约性是生产力落后，而不是生产关系的落后。基于我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时，生产力水平没有达到并超过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水平的现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个重大突破就是明确我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并且明确这个阶段社会主义的本质就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逐步达到共同富裕。在这里，把发展生产力作为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根本任务提了出来。这个阶段的主要矛盾被界定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由此决定，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以满足人民群众物质文化需要，建设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这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把对生产力的研究放在重要位置，以增进国民财富作为目标和归宿。可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就是基于这个研究对象和任务的理论突破而逐步建立的。
对生产力，研究什么?根据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邓小平强调不能只讲发展生产力，一个是解放生产力，一个是发展生产力。应该把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两个方面讲全了。2013年5月24日，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六次集体学习时强调:牢固树立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的理念。这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对生产力有三个层次的内容:一是解放生产力，二是发展生产力，三是保护生产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构建，就是要建立解放、发展和保护生产力的系统化的经济学说。
第一个层次是解放生产力，所谓解放生产力，就是根据我国所处的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特征，推进改革开放，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在这里，解放生产力是动力，发展生产力是目的。解放生产力所涉及的生产关系的调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自我改革和完善，包括基本经济制度的改革和完善，资源配置方式的改革，国有企业的改革，基本分配制度的改革和完善，宏观调控体系的改革和完善等。这些内容会在后面详细分析。
第二个层次是发展生产力，涉及的是经济发展。尽管解放生产力，是发展生产力的动力，但它不能代替对发展生产力从而经济发展的研究。原因是发展生产力有自身的规律，也有自身的理论体系。根据马克思的概括，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来源于三个方面:归结为发挥着作用的劳动的社会性质，归结为社会内部的分工，归结为智力劳动特别是自然科学的发展。这几个方面正是研究发展生产力的重要理论依据。
第三个层次是保护生产力。这涉及经济发展同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就如马克思所说:劳动生产率是同自然条件相联系的。这些自然条件都可以归结为人本身的自然(如人种等等)和人的周围的自然。土壤自然肥力越大，气候越好，劳动生产率越高。这正是保护生产力产生的生产力效果。从这一意义上说，环境和生态本身就是财富，青山绿水就是金山银山。保护生产力与绿色发展的理念相一致。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是永续发展的必要条件和人民对美好生活追求的重要体现。资源环境和生态在得到有效保护的条件下才能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并实现可持续发展。
对发展和保护生产力的研究可以归结为经济发展理论研究。30多年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对经济发展作出了重大理论贡献。其中包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理论;经济发展方式及其转变理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理论;新型工业化和城镇化理论，用好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开放理论，等等。
十八大以后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其特征是:一方面中国的经济发展摆脱了低收入阶段进入中等收入阶段，面临的发展问题已不是摆脱贫困问题，而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在实现全面小康基础上向现代化迈进的问题。另一方面，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其表述就是在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的说明中总结的:一是速度变化:增长速度从高速转向中高速，发展方式要从规模速度型转向质量效率型。二是结构优化:经济结构调整从增量扩能为主转向调整存量、做优增量并举。三是动力转换:发展动力从主要依靠资源和低成本劳动力等要素投入转向创新驱动。适应新常态就形成新发展理念，即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这是对经济新常态下推动经济发展实践的理论总结，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最新理论成果。
在经济新常态下，需要寻求发展生产力的新动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指出了以下两个新动力。
一是创新的驱动力。最早提出创新思想的是马克思。最早直接提出创新概念的是熊彼特。但是即使在西方经济学中，如斯蒂格里茨所说，标准的市场经济模型忽视了创新的作用。中共十八大提出创新驱动经济发展，十八届五中全会则明确提出创新发展的概念，并把它看做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发展的基点。其理论贡献在于，所谓转变发展方式，目标的发展方式是什么?不只是集约型，而是需要创新发展方式。内容包括:第一，创新发展是新的发展方式。其中科技创新起引领作用。第二，科技创新突出自主创新。科技创新从以跟踪为主转向跟踪和并跑、领跑并存的新阶段。第三，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对接，推动产业转向中高端。第四，产学研协同研发和孵化新技术，需要大众创新万众创业。显然，创新作为新的发展方式提出是中国发展理论的创新，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创造。
二是消费的拉动力。政治经济学不能只是研究生产，还要研究消费;不能只是研究生产力，还要研究消费力，没有消费力的提高就没有生产力的提高。消费力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出的重要概念。十八大明确提出要牢牢把握扩大内需这一战略基点，并把消费放在三驾马车协同拉动经济增长的首位，中共中央关于十三五规划建议又明确提出加快建立扩大消费需求长效机制，释放居民消费潜力。消费和消费力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领域出于以下三方面考虑:
第一，经济发展方式转变需要突出消费对增长的基础作用。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转向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其中排在第一位消费需求是可靠的可持续的动力。第二，宏观经济的均衡关系实际上是生产力和消费力的均衡关系。第三，以人民为中心的经济学需要提高人民的消费水平，影响消费力的要素，收入和就业水平和社会保障程度，反映分配关系和分配制度的性质，积累和消费的比例关系是发展方式的综合反映。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对生产力的研究不能脱离对消费力的研究。
基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本质要求，将解放、发展和保护生产力的三个层次问题结合起来研究，从而形成系统化的经济学说，可以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开创性研究，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它表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不只是谈姓社姓资的问题，仅仅是谈生产关系问题，还有丰富的解放、发展和保护生产力的内容。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经济发展的新理念是对我们推动经济发展实践的理论总结。用新的发展理念来引领和推动我国经济发展，破解经济发展难题，必然能够开创经济发展新局面。这样，政治经济学不只是发挥思想教育功能，还是国家和企业经济决策和经济政策制定的指导。
三、关于经济制度分析的创新理论
基本经济制度和基本收入制度是社会经济制度的基本方面。这方面理论创新的系统性经济学说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核心内容。
所有制理论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理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一直被明确为社会主义公有制。而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为了发展生产力，需要从实际出发，寻求推动生产力发展从而推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发展的新的动力和新的要素，使各种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因此，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作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提了出来。改革开放以来，在基本经济制度改革和完善中产生了一系列重大的理论成果，突出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长期处于制度外的多种非公有制经济，如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外商投资经济，进入了制度内，成为基本经济制度的组成部分。它们同公有制经济不是谁战胜谁的关系，而是平等竞争的关系。二是，公有制经济实现形式的突破。过去的理论强调公有资产只能在公有制企业中经营。现在明确公有制经济是资产和资本的概念，并且明确公有制经济不完全是指公有制企业(包括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而是指公有资产(国有资产和集体资产)。这意味着公有资产可以在各种类型的企业中经营，公有制可以有多种实现形式，包括股份制在内的混合所有制可以成为公有制的实现形式。三是，公有制为主体的含义的突破。过去的理论把公有制为主体定义为公有企业在数量上为主体。现在公有制为主体也有了新的含义:公有资产在社会总资产中占优势;国有经济控制国民经济命脉，对经济发展起主导作用。按此理论，国有经济进行了有进有退的战略性调整，保持了国有经济对国民经济的控制力。
根据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基本经济制度的改革和完善，既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又坚持两个不可侵犯: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并保证其主体地位，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公有制经济财产权不可侵犯，非公有制经济财产权同样不可侵犯。在此基础上主要在四个方面推进具有重大理论突破意义的改革:
一是，对各种所有制经济在负面清单基础上实行统一的市场准入制度，废除对非公有制经济各种形式的不合理规定，消除各种显性和隐性壁垒，制定非公有制企业进入特许经营领域具体办法。这样非公有制在市场进入方面取得了与公有制经济的同等地位。
二是，国有资本、集体资本和私人资本相互融合所形成的混合所有制成为基本经济制度的实现形式。允许更多国有经济和其他所有制经济发展成为混合所有制经济。国有资本投资项目允许非国有资本参股，鼓励发展非公有资本控股的混合所有制企业。由此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从企业外部发展到在同一个企业内部。
三是，农村集体所有的土地实行所有权、承包权和经营权三权分置，集体所有的承包土地的经营权可以流转。农民由此获得土地财产权收入。这是我国农村土地制度理论的重大突破。
四是，在混合所有制中公有制为主体有了新的体现。国有企业区分为公益类和商业类。商业类的公有制企业主要身处竞争性领域，更要关注公有资本运行效益。因此不追求在所在企业中控股，但要追求所在企业的增殖能力。这样，总体数量仍然较大的公有资本分布在增殖能力强的企业中，哪怕不控股，总体数量还是居主体地位。公益类的公有制企业不可能独霸天下，其投资项目允许非国有资本参股，其企业允许非国有资本入股。公有制在这里的主体地位就表现在在混合所有制中的控股地位。公有资本实际上所支配的资本就不只是自己的资本，还能支配参股和入股的非国有资本。当然，其控制力和支配力不只在其控股地位，更重要的是平等对待其他所有制经济并共享利益的吸引力。
总的来说，基本经济制度的改革和完善，解决了既能充分释放多种非公有制经济活力，又能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取得的重大成果。分配关系是生产关系的反面，随着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的逐步形成，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基本收入分配制度也就相应建立。
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对社会主义基本收入制度有两个规定:第一，消灭剥削，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基本要求。第二，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分配原则，这是因为社会主义条件下生产资料是公有的，只有劳动力属于私人所有。在现实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于以下两方面客观条件进行了理论突破:
首先，承认多种所有制经济的存在，意味着劳动以外要素如资本、技术和企业家等要素的所有权(全部或部分)属于私人的现实得到了确认。与此相应，所要建立的收入分配制度，不仅要刺激劳动效率，还要刺激资本、技术、管理等要素所有者的各种要素的投入;不仅需要尊重劳动，还要尊重创造和创业，尊重知识和人才。让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各种要素创造财富的活力充分迸发。其次，在物质财富相对缺乏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如何实现共同富裕?过去相当长的时期中共同富裕被理解为平均主义，其结果是共同贫困。邓小平明确提出共同贫困不是社会主义，并且提出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大政策。共同富裕被理解为富裕程度有先有后，以及先富帮后富的过程。各种非劳动要素按市场原则参与收入分配，也就提供了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机制。这种分配制度的形成充分体现了收入分配的效率原则。
多种生产要素参与收入分配的理论是随着改革的深入而不断进展的。重大的理论成果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多种生产要素按什么原则参与分配。从党的十四大到党的十六大都明确提出，确立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党的十七大报告和十八大报告都提出，健全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制度。十八届三中全会又进一步提出:各种生产要素的报酬由各自的生产要素市场决定。这样，各种生产要素参与收入分配的份额，不只是取决于各自的投入，更要取决于各自的贡献和供求状况，也就是以市场原则进行分配，这是市场经济体制的现实体现。要素按贡献和市场原则参与分配，可以充分激发各种要素的活力，从总体上说是符合发展社会生产力这个社会主义本质要求的。由于多种要素充分发挥作用而增加了社会财富，劳动者绝对收入也较前明显增加。这也是符合劳动者利益的。
二是，在各种非劳动要素参与收入分配的背景下如何体现按劳分配为主体。不同的人拥有的要素存在很大差别不可避免会产生收入差距。储蓄能力强的、技术水平高的、经营能力强的，致富能力也强。但是正如生产资料所有权可能混合一样，生产要素的所有权也可能混合。就是说，劳动投入不仅涉及直接生产过程中的劳动者的劳动，也包括不在生产现场但对生产起作用的技术人员，管理人员的劳动，也包括企业经营者从事的经营活动，这部分劳动根据马克思理论也是生产性劳动。即使是直接劳动者，也不完全只是简单的劳动力支出，也可能拥有技术要素，也就是相当于人力资本的复杂劳动的支出。显然，如果把技术人员和经营管理人员的劳动报酬都计入劳动报酬，按劳分配为主体还是能够得到体现的。其前提是坚持三个原则:一是复杂劳动得到更高的报酬，以体现技术和管理劳动的贡献。二是劳动报酬增长与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三是不能忽视劳动的复杂程度不高的劳动者在企业效率提高中的贡献。如果这三个原则能够得到贯彻就可能在收入分配总量上体现按劳分配为主体。
三是，在生产一线的劳动者的报酬在收入中所占比重呈明显下降的趋势下如何克服贫富差距。撇开技术、管理等因素，单纯提供劳动的劳动者的报酬占比确实存在下降的趋势。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要体现公平正义，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要求。共享发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体现以人民为中心。按此要求，需要完善基本收入制度，人民群众在民生改善中能够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得到看得见利益，有更多的获得感。涉及以下几个方面:首先，突出权利的公平。其中包括:从体制上堵塞以权谋私的漏洞;反垄断行为，在公平竞争的市场上实现收入;创造条件让更多的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不仅要横向公平还要纵向公平，使低收入群体能平等地享用基本公共服务。其次，完善初次分配和再分配，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改变长期认为的初次分配讲效率，再次分配讲公平的状况，明确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公平和效率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第三，根据马克思经济学原理，实行按劳分配的原因是劳动还是谋生的手段。作为谋生手段，劳动报酬的增长不只是限于劳动者的劳动贡献，还应该包含其谋生要求的内容。谋生的范围就是必要劳动的范围。必要劳动的范围有历史的和道德的因素。随着社会的进步，文化的发展，劳动者的必要劳动范围也扩大，相应的劳动报酬也有增长的趋势。第四，从社会主义的公平观考虑，劳动收入的差距主要由各自拥有的包括技术等方面的要素差异所致。因此通过教育公平等途径缩小各个分配主体所拥有的要素差距，从而使普通劳动者也能得到复杂劳动的收入，分配结果的差距也可能进一步缩小。
可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经济制度分析的任务，虽然也要分析和界定各种所有制经济的性质，但是着眼点不是不同所有制之间的斗争，而是服从于建设新社会的使命，寻求不同所有制经济平等竞争合作发展的有效路径，寻求劳动、知识、技术、管理和资本等各种要素的所有者各尽其能，各得其所，和谐相处的的路径。目的是要使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以造福于人民。
四、关于经济运行分析的创新理论
经济运行层面主要涉及资源配置方式和供求关系的分析。其目标:一是效率，二是协调发展。这是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内在要求。在相当长的时期中，经济运行分析的话语权一直在西方经济学那里。中国的市场化改革推动了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扩展到经济运行领域。尤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确立，就夺回了经济运行分析的话语权。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贡献。
最初的理论进展是明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市场在国家的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并在理论和实践上解决了社会主义公有制同市场经济的结合问题。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多种所有制经济发展，指令性计划的取消，市场价格的放开，外资的进入，等等一系列改革都有力地推动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其明显的效应是增强了经济活力，提高了资源配置的效率。
进一步的理论进展是，针对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初步建立，对市场规律的认识和驾驭能力不断提高，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市场决定资源配置并要求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这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新突破。明确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实际上是回归到了市场经济的本义。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突出的是市场的自主性。这种自主性不仅表现为市场自主地决定资源配置的方向，同时也表现为市场调节信号即市场价格自主地在市场上形成，不受政府的不当干预。在实践中大力度推进了各级政府取消和下放行政审批权的改革。
新的资源配置格局对政治经济学提出的新课题是社会主义的要求如何体现?政府如何更好发挥作用?新自由主义理论把政府和市场对立起来，以为搞市场经济就不能有政府作用，政府作用强大就不会有充分作用的市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的实践对此作出了科学的回答。在市场经济前面冠以社会主义，这是中国特有的，不是标签，有实实在在的内容。其标志就是政府积极发挥作用。强政府不一定是弱市场，强政府和强市场的协同恰恰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特征。所谓政府更好发挥作用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政府和市场有明确的作用边界。对政府作用的领域，在不同的经济学家那里有不同的规定。有的主张政府在市场失灵的领域发挥作用。其中包括克服贫富两极分化，克服环境污染之类的外部性。有的指出，政府(国家)作为制度变迁的重要基石，其基本功能是保护有利于效率提升的产权结构。有的强调政府干预宏观经济，克服高失业和高通货膨胀之类的宏观失控。毫无疑问，政府的这些作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都需要。除此以外，根据中国国情，政府还需要发挥的如下作用:第一，主导市场体系和市场机制建设和完善。我国的市场经济由计划经济转型而来，市场体系和市场秩序的混乱现象更为严重，难以实现市场配置资源的有效性。市场配置资源是否有效，前提是市场机制是否完善。完善的市场经济不能自发形成，不能一放了之，政府必须承担起建设和完善市场的职能。包括建设完善的市场体系，建立统一开放竞争秩序，公平透明市场规则，同时还要承担好监管市场秩序的职能。第二，配置公共资源。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不能放大到市场决定公共资源的配置。公共资源配置是要满足公共需求，遵循公平原则，只能由政府决定。涉及国家安全和生态安全的，涉及环境保护方面的，涉及全国重大生产力布局、战略性资源开发和重大公共利益等项目，以及基本公共服务的配置，政府不只是进入，而且应该充分并且强有力地发挥作用。第三，推动发展。对于仍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中国家来说，发展仍然是硬道理。推动发展理应是政府的重要职能。例如，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和城镇化，发展创新驱动型经济，经济结构调整，生态和环境建设，发展开放型经济，等等，都需要政府的规划和引导。
二是，政府作用机制同市场机制有效衔接。政府作用不但不能与市场的决定性作用相冲突，还要相配合。一方面政府提供公共服务要尊重市场规律，利用市场机制;另一方面必须由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并非都要由政府部门生产和运作，有许多方面私人部门生产和营运更有效率，政府通过向私人部门购买服务的方式可能使公共服务更为有效更有质量，保护环境可利用排污收费和排污权交易之类的市场方式。再一方面政府配置公共资源主要是政策路径，其中包括利用收入分配政策促进社会公平主义;通过产业政策和负面清单引导产业结构转型升级;通过财政和货币政策调节宏观经济运行。政府调节宏观经济不是直接调节市场，而是对市场调节的宏观效应即价格总水平，就业总水平进行监控，在明确宏观经济的合理区间范围内国家不要随意出手调控，给市场的自主作用留出更大的空间。
显然，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决定性作用同政府更好发挥作用是作为有机整体运行。这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方式的成功创造，既解决了经济运行的活力和效率，又能实现社会主义的发展目标。将这种经济运行方式上升为系统性经济学说，就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标志性重大成果。供求关系分析也是经济运行的重要方面。已有的经济学对供求关系的分析，政治经济学关注价值规律作用机制分析，西方经济学关注供给、需求同价格之间的平衡和不平衡关系分析。我国近期更为重视需求侧和供给侧的体制及相应的改革分析，也就为经济运行的政治经济学分析开拓了新境界。30多年来，转向市场经济体制实际上是在需求侧进行改革。其内容包括:在微观体制上强化市场竞争机制，突出市场需求导向，取消指令性计划等;在宏观体制上明确转向消费需求、投资需求和出口需求三驾马车协同拉动经济增长，宏观调控也转向财政和货币政策的总量需求调控。在此基础上，需求侧的着力点是完善需求管理，尤其是突出消费需求的拉动作用。实践中暴露的新问题是，转向了市场经济，只是靠需求并不能有效地拉动经济增长。这表明经济增长还需要供给侧发力。原因是与发达国家不同，发展中国家转向市场经济实现经济增长还需要解决供给侧的问题。
首先是推动有效供给。结构性供给短缺和过剩并存是发展中国家的特征。产品的质量问题，技术档次问题，效率问题，服务问题，食品卫生问题，产品安全问题都反映结构性短缺。与此同时又存在无效和低端的产能过剩。这些供给侧的问题不能因为转向市场经济就能自动解决，需求也拉不动有效供给。因此供给侧改革的目标就是增强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提高供给体系的质量和效率。去库存、去产能就是腾出被无效和低端供给占用的资源增加有效供给。
其次是供给侧提供增长的动力。人们往往以为转向市场经济相应的经济增长的动力就由供给推动力转换为需求推动力。因而供给侧的动力作用被轻视。实际上增长的动力，不仅有需求拉动，也有供给推动。在需求侧缺乏充分的拉动力时，更要供给侧形成推动经济增长的动力。在供给要素中，除了物质要素投入外，还有技术、结构、效率、制度等要素。在物质资源和低成本劳动力方面的供给推动力消退时，不至于在供给侧就没有其他动力。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就可在很大程度上弥补要素投入的不足，创新驱动、结构调整、提高效率都可以成为新的供给推动力。实现路径就是结构性改革，主要涉及科技创新体制，精细化管理体制和激励性制度等。
经济发展的基本动力篇10
关键词：印度比较发展模式经济结构人口结构
作为具有相似国情的发展中大国，中国和印度未来经济增长对世界具有重大影响，两国发展的路径选择举世瞩目。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印度在面临着金融市场波动、实体经济放缓、流动性紧缺等因素的冲击的情况下采取一系列手段加以应对，在取得积极成果的同时也暴露出经济结构和体制机制方面的问题，但中长期印度仍在人口结构、高科技产业发展、国际政治环境等方面具有较强的比较优势，这些都值得我们在发展路径选择和政策制定时加以借鉴。
一、印度经济发展的基本情况
中印两国几乎在80年代初同时开始市场化改革，国际金融危机前经济增长基本保持相同趋势，金融危机后两国经济增长都面临严峻挑战，由于两国在经济社会结构和发展方式方面存在一定差异，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中暴露出制约经济中长期发展的矛盾和问题值得相互借鉴。
（一）国际金融危机前印度经济发展的主要阶段
印度作为英帝国的重要殖民地，在20世纪前五十年基本保持社会稳定，但经济增长长期停滞，1900年-1950年年年均增速1%。印度独立后经济发展基本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即独立后前三十年，主要施行政府主导的进口替代的工业化战略，重点发展重工业，国有经济占据主要地位，同时政府各项管制严格复杂，经济整体效率不高，1950年-1980年经济年平均增长率3.6%，人均GDp年均增长1.4%。第二个阶段，80年代初，印度开始放松对工业、贸易等方面管制，施行扩张性财政政策，政府投资的力度加大，这一阶段经济年平均增长率增至5.6%。由于财政纪律松散，以及贸易逆差的加剧，90年代初海湾战争带来的油价飙升导致了印度支付危机产生。第三个阶段，1991年新一届政府开始了全面的市场化改革，采取了推动卢比汇率贬值、降低财政赤字、废除工业许可证制度、放松进出口管制、给予国有企业更大自足经营权等一系列有效手段，1990年-2005年间经济年平均增长6.4%，人均GDp年均增长3.4%。印度经济发展的三个阶段与我国建国后到1978年的计划经济时期、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探索时期和1992年后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后改革开放进一步深化时期具有较高的一致性，但中国经济增速明显快于印度，经济总量之间的差距不断拉大，由90年的1.1倍增长到2009年的4倍。
（二）国际金融危机以来的中印经济发展
分析国际金融危机前后中印两国分季度经济增速，两国经济增长基本遵循相同的轨迹，05年―07年属于经济扩张阶段，保持较高经济增速，08年―10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GDp增速均出现大幅波动，经济走势均呈V字型。但印度经济复苏过程波动远大于中国，经济增速从2007年4季度的高点10.6%迅速滑落到2008年4季度的2.4%，并在扩张性财政和货币政策支持下，迅速回升，2011年全年经济增长6.5%，全年通胀率达到7.47%。2012年以来，世界经济形势复杂严峻，我国经济运行虽然下行压力较大，但总体保持平稳，而印度经济则持续恶化，主要表现在赤字高涨、通货膨胀持续攀升、工业生产放缓、货币急剧贬值、逆差继续扩大。2011-2012财年，财政赤字达到国内生产总值的5.9%。标准普尔公司将印度信用评价维持至投资级别中最低的BBB-级，并将长期评级展望下调至负面，印度可能成为首个丧失“投资级别”信用评级的金砖国家。
二、当前印度经济发展中面临的主要问题分析
（一）政治力量博弈严重，发展政策难以兼顾长远
印度经济仍具有强烈的管制经济色彩，行政力量推动在经济发展中仍起到重要的作用，由于基于复杂因素的政治博弈广泛存在，中央政府和各级行政机构在政策制定和执行方面所受制约因素较多，民粹主义倾向对经济发展产生较大的负面影响，有利于国民经济中长期发展的政策往往因为短期利益的损失而难以推行，政策的失误和倒退现象严重。印度基层行政机构官僚色彩浓厚，严重制约了中小企业的发展活力，根据世界银行各国商业环境报告，印度执行商业合同所需的手续数量、企业注册登记成本、设立企业所需的时间都排在世界主要国家前列。
（二）财政支出偏向市场补贴，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有待加强
在管制经济和许可证经济的传统下，印度政府对要素价格和农业提供了大量直接补贴，同时国防支出逐年攀升，而忽视具有长期效益的基础设施建设，电力、交通、饮水等基础设施的投资规模和力度相对不足。当前印度经济增长主要依靠消费拉动，而由于收入水平普遍较低，国内市场相对狭小，消费对经济增长拉动能力不足，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有待发挥。
（三）社会不平等和贫困现象严重，国内消费市场狭窄
绝对贫困和收入分配失衡是印度社会面临的主要问题，当前贫困人口占总人口比例依然超过30%，文盲率为26%，甚至高于相当一部分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收入分配不均及收入水平偏低严重制约着印度中产阶级的形成和消费能力的提高，难以为现代制造业产品提供足够规模的消费市场。
（四）一二三产业发展不平衡，对就业吸纳能力较差
印度没有经历大规模工业化阶段而直接进入服务业主导阶段，一二三产业发展不均衡，2010年第三产业和第二产业的比重分别为16.6：27.6：56.0。第二产业基础薄弱，尚未建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对劳动力能够提供的工作岗位有限，而第三产业以提供it外包服务、生物制药等高端就业为主，也难以为农民提供就业岗位。大量农民涌入城市，寻求改善生活条件，但因无法被二三产业吸纳而滞留于城市，使贫民窟大规模出现。此外，受严格的劳动法制约，印度劳动力市场缺乏弹性，企业解雇员工的成本巨大，为市场提供稳定职位的意愿低下，从而不利于新进劳动力加入就业市场，导致人力资源难以充分利用。
三、印度中长期发展中相对于中国的比较优势分析
在上述发展制约因素存在的同时，作为发展中大国，印度具有人口结构、高科技创新能力、良好的国际政治环境等中长期发展比较优势。
（一）有利的人口结构将保证人力资本的充足供给
中印两国未来两国的人口发展状况呈现出不同的趋势，依照联合国的预测，自2010-2060年，未来印度人口规模呈逐渐上升的趋势；中国人口规模呈现出逐渐减少的趋势，预计在2021年，印度人口规模开始超过中国人口规模，在2023年前后，印度的劳动力年龄人口将超过我国，成为劳动力年龄人口最为丰富的国家，有力地支撑中长期经济增长。
（二）高科技产业发展为印度经济持续增长带来机遇
印度具有高质量的高等教育及较为普及的英语教育，使精英阶层能较快的学习掌握西方先进科技成果，印度高科技人才在世界的排名中仅次于美国和俄罗斯。目前以生物制药、软件业为代表的高科技产业已经成为拉动经济发展的重要贡献力量，而我国则面临着西方国家严格的高科技产品出口和技术转移限制，高科技产业发展自主创新之路任重而道远。
（三）良好的国际政治环境为印度中长期发展提供保障
印度基本政治经济制度继承英国传统，和西方国家比较接近，美国、俄罗斯、欧盟均将印度视为优先合作的战略伙伴。同时印度在不结盟运动中扮演重要角色，凭借地缘优势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具有重要战略利益。中长期印度可以利用有利的国际形势，在核能、国防、贸易与投资等多方面与发达国家展开合作。
四、印度发展模式对我国发展战略的借鉴意义
（一）积极改善人口结构，形成人口二次红利
落实好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可以生育两个孩子的生育政策调整，适当提高人口出生率，延缓人口老龄化趋势，保障中长期劳动力供给能力和社会保障体系支付能力，促进人口均衡发展。不断提升人力资本积累水平，加快形成创新驱动，通过提高劳动者素质和人力资本积累水平，形成二次人口红利，使我国经济发展向创新驱动转变。加快教育改革发展，进一步加大对基础研究和前沿技术研究的投入，建立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促进全社会人才资源高效配置。积极加强中老年人力资源的利用开发，逐步推迟退休年龄，研究制定弹性退休年龄政策，发挥老年人的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优势，实现人力资源的充分利用。
（二）提高政府治理水平，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
世界主要大国在经济起飞阶段，强有力的中央政府普遍发挥着重要作用，有助于维护国家的统一和安定团结的局面，有助于统筹协调区域间发展不均衡产生的矛盾，有助于宏观经济政策的科学性、前瞻性和稳定性。必吸取世界各国发展的经验教训，多措并举，不断提高我国各级政府治理水平，克服倾向，建立服务型政府，不断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
（三）继续加强关键环节和重点领域投资，实现投资和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双驱动
发展中国家由于经济发展水平和消费能力制约，单纯依靠消费将很难带动经济长期平稳较快发展，中长期我国人均资本存量仍处于较低水平，应在积极扩大消费的基础上继续加大投资力度，注重将短期投资政策与中长期发展战略相结合，重点在关系我国长期竞争力的关键环节和重点领域加大投资，多渠道、多方式增加交通、能源等重要基础设施投资。在积极发展第三产业的同时不断夯实制造业基础，加大对战略性新兴产业投入力度。切实放松民间投资市场准入，大力发展小型微型企业，避免经济结构僵化。
（四）切实缩小社会贫富差距，提高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
实现惠及人民群众的包容性经济增长是我国发展的必由之路，加快收入分配体制改革，降低社会基尼系数，使更广大人民群众享受到经济发展的成果。加大在民生领域的投资力度，尤其是针对群众反映较为强烈的学前教育资源和优质医疗资源紧缺的情况加大投入。扎实推进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增加中央财政对保障性住房建设的补助标准，实现房地产市场有序健康发展，使人民群众住有所居。在积极推进新型城镇化战略的基础上，加大对“三农”的投入力度，切实提高农业生产能力，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积极改善农村生活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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