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治理特征篇1
【关键词】新常态社会治理内涵特征
【中图分类号】D601【文献标识码】a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同时提出“推进社会领域的制度创新，加快形成科学有效的社会治理体系”①。近年来，公共突发事件不绝于耳，多半与社会治理议题有关，暴露了政府等公共部门在社会治理能力方面的不足，考验着社会公众对政府等公共部门作为或不作为的信任度和忍耐力。
在新常态下研究社会治理问题迫在眉睫。本文重点研究社会治理的内涵是如何逻辑演变的？社会治理有哪些基本特征？对社会治理的未来该保持什么样的前瞻态度？
社会治理的内涵辨析
统治是我们最早用于分析统治阶层意志执行的政治术语。马基雅维里的《君主论》可谓是近代西方治理研究的开山之作，探讨了作为君王术或统治术的治理术。福柯则以考察具体历史的方式发展了这种“治理术”研究，企图以“疯癫与文明”、“规训与惩罚”等“文化边界”问题的研究来批判现代西方文明。
从统治走向管理，是现代政治兴起的一个重要标志。管理淡化了统治的意识形态性质，强调了公共权力的公共性和服务性。随着经济社会的进一步发展，管理的单向性所致的局限性日益凸显，不能满足公民社会的自主意识和参与意识的更高要求。2013年，福山指出，许多国家最糟糕的经验措施就是行政部门及其官僚体制。②
“一般认为，治理问题最初引起重视，是出于国际组织和跨国公司改善受援国或投资国社会政治环境的努力。但是，治理问题之所以在近年来日益受到世界各国普遍的重视，更深刻的原因在于政府体制和市场体制的局限性和在若干领域中的失效。治理是一种公共管理行为，是价值因素较少而技术因素较多的政治行为。”③
20世纪90年代兴起的全球治理理念恰好可以弥补这一缺陷，构成一种国家和社会新型关系的政治行动模式。这种概念上的转换既有政治观念自身不断创新的原因，也是经济社会大环境推动的结果，本质上则是因为政治的本性惧怕真空。因此，从社会管理走向社会治理，是人类政治发展的普遍趋势。
“治理是指者借助于社会、政治和法律等基本制度，调动各种社会资源和社会力量，追求社会共同利益。治理的目的是实现或创造公共产品（commongoods），其首要目标是尽可能完备地提供社会初级产品（primarysocialgoods）”④。可见，社会治理的目标是“善治”，即追求帕累托最优或公共利益最大化的效果。其实质是对公共权力的延伸以及对公民个人权利的保护。它更强调政府以外的非政府组织、志愿者和公民等社会力量在管理公共事务、解决社会争端方面所起的积极作用。它与政府治理、市场治理共同构成了国家治理。毋庸置疑，社会治理理论属于新常态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理论成果，是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走向成熟的重要理论标志。
社会治理的基本特征
近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唐钧先生在北京日报论述了“社会治理”的四大特征：强调“过程”，倡导“调和”，兼顾“多元”，注重“互动”。笔者认为新常态下的社会治理具有以下基本特征：
第一，整体性。虽然社会治理在中国语境下便具有了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化的特色，成了全新的政治理念，但是社会治理原本起源于全球性的命题，因此，中国的社会治理必须积极参与全球治理的进程，借鉴国外社会治理的理论与经验，避免陷入国外曾经的“恶治”或“劣治”，最终实现“善治”。⑤社会治理是一项整体性的伟大工程，需要国家与社会、政府与市场的整体推进，其坚守的实质是一种整体主义价值观。
第二，良序性。中国通过改革开放走向繁荣，但同时引发了一系列社会极端事件，威胁到社会的安稳秩序。可以说，协调各方权益，维护公共利益，实现良序社会，是社会治理的重要目标。因此，政府对特定事件、特定人物或群体、特定场域、特定时间进行管控，是必要的。在承认社会分工、社会等级和社会差别的前提之下，政府对社会利益进行协调，遏制不安定因素，维护社会稳定，避免社会动荡，这是社会治理的最低要求。
第三，民主性。社会治理的民主性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治理主体的多元性，这种多元的主体包括政府等公共部门、政党、民营部门、社会中间力量、独立公民等，他们以不同的价值观来指导不同的主体选择社会行动。万普勒和布瑞恩曾指出，让公民直接参与到复杂的决策过程是发展中国家“第三波”民主化浪潮最重要的创新。参与治理机制是增强公民和政府官员之间关系的一种新体制，旨在扩大公民参与，提升政治代表性，促进社会正义。⑥“当前我国的民主治理，是指人民群众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自发自觉地参与公共事务治理。在其中，民主不只是程序性的运作模式，而成为一种内生性治理资源，这与坚持群众路线的精神完全一致。”⑦
社会治理特征篇2
关键词：都市型村庄；社区治理；主体；客体；分析研究
一、都市型村庄及其过渡性特征
传统意义上的村庄是“农村村民居住和从事各种生产的聚居点”，人口相对分散、有明显的同质性、社会结构较单一，主体人口为农业人口，基本的生产活动是农业生产。但是，随着中国都市化的迅速发展，一些村庄逐步丧失或部分丧失传统村庄的基本特征和功能，职业分化、人口流动、产业结构变化，均质性被打破，社会结构日趋复杂。依据都市化即是农业人口向非农业人口转变并在某个区域（城市、城镇）集中的过程这一界定，我把这种村（居）民拥有宅基地和私人房屋产权，没有或少量拥有村集体农地和集体财产，第二、三产业已经取代农业成为主要产业，村（居）民已经全部或部分变成非农业户口，兼有大量外来人口入住的村庄称之为都市型村庄。从总体特征上看，由于中国地域广大，都市型村庄在区位环境、拥有的社会资源、管理体制、发展模式上存在巨大差异，使得这些村庄特质迥异，难以归类。然而，这些村庄也有许多共性特征，如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等公共事务的管理上，都还没有完全纳入到城（镇）的总体规划中，集体经济、集体资产、独特的“村籍”制度还在一定范围内存在并利益分配和社会管理过程中仍发挥着重要作用等。实现情况表明，当下都市型村庄既没有完全拥有现代意义上的都市社区特质，也没有完全失去传统村庄的要素特征，呈现出传统村庄向都市社区转型的过渡性特征。
二、都市型村庄社区治理过程中的主客体要素现状分析
社区治理是指在一定的地域范围内，“依托于政府组织、民营组织、社会组织和居民自治组织以及个人等各种网络体系，应对社区内的公共问题，共同完成和实现社区社会事务管理和公共服务的过程”。都市型村庄社区治理系统聚合了不同于城、乡社区治理的主体与客体、内部规制和外部环境等多要素，其中每一个要素的变动都会对系统运行产生深刻影响，尤其是主客体要素。
（一）都市型村庄社区治理主体的二元化要素特征和多元化结构性特征
正在成长的都市型村庄社会治理主体，既包括政治性的组织，也包括营利性组织、非营利性组织和其他社会组织等。社区治理逐步形成从政府一元走向村（居）民委员会、各类社会组织、专业社区工作者、社区居民等多元主体并存的架构。
从法律层面看，党的基层组织有权力对村（居）委会进行政治上的领导，对社区内的各类组织进行宏观协调，政府派出机构有义务对村（居）委会进行业务上的指导，推动社区各项建设活动的开展。村（居）委会接受政府业务上指导，动员、组织社区内的各类服务性的营利性组织和非营利性组织以及其他社会组织为社区提供相关产品和服务，丰富社区居民物质文化生活，增进社区居民的社区认同，共同治理社区事务，并协助政府开展相关工作。
从现实层面看，由于都市型村庄社区本地人口与外来人口并存、农村人口与城市人口并存、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与自治性的社会组织并存，社区治理主体要素呈现出明显的城乡二元化特征；社区内包括（村）居民委员会在内的各类社会组织组织发育迟缓，成熟度不高，组织和社会动员能力都非常弱，专业社区工作者队伍尚未完全建构起来，社会资源相对不足，在处理社区事务的过程中，客观上存在着借助党和政府权威，依赖政府财政和政策上的支持，由此形成了“以执政党为圆心的同心圆状的中心一边缘型治理结构”，凸显出基层党组织在多元社区共治中的核心地位，社会组织边缘化，社区治理主体多元并存、层次分明的结构性特征。
（二）都市型村庄社区治理的客体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
都市型村庄社区治理的客体是社区公共事务和公共服务。《宪法》确认村（居）委会的功能是调解民间纠纷、协助维护社会治安、办理公共事务、公益事业、反映群众意见要求、提出建议等。《城居法》确认的社区公共事务还包括：宣传宪法、法律、法规和国家的政策，维护居民的合法权益，教育居民履行依法应尽的义务，爱护公共财产，开展多种形式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活动；开展便民利民的社区服务活动，兴办有关的服务事业。《村居法》确认的社区公共事务还包括：管理本村属于村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和其他财产，引导村民合理利用自然资源，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应当尊重并支持集体经济组织依法独立进行经济活动，维护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机制，保障集体经济组织和村民、承包经营户、联户或者合伙的合法财产权和其他合法权益；宣传宪法、法律、法规和国家的政策，教育和推动村民履行法律规定的义务、爱护公共财产，维护村民的合法权益，发展文化教育，普及科技知识，促进男女平等，做好计划生育工作，促进村与村之间的团结、互助，开展多种形式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活动；支持服务性、公益性、互助性社会组织依法开展活动等。
处于过渡期的都市型村庄，由于土地、户籍、人口、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社区组织、行政管理等方面的城乡二元化特征，致使其在社区治理过程中遇到的经济、文化、社会、空间、环境等方面的各种社会问题比成熟的城市社区和传统村庄量要大、复杂程度更高，解决难度更大。有些村庄既要管理本村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和其他财产，引导村民合理利用自然资源，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支持集体经济组织依法独立进行经济活动，维护农村农业经营机制，又要负责征地拆迁、村庄规划、居民安置以及相关的利益分配，保障集体经济组织和村民、其他经营者的合法财产权和其他合法权益；既要履行宪法规定的义务，又要解决化解二元并存带来的诸如促进城乡融合等特殊性问题等。社区治理客体不仅点多、面广、矛盾错综复杂，而且变动性大，无法简单依据《城居法》或是《村居法》来加以界定，只能依据各个社区具体情况相机界定。
三、优化社区治理主客体要素，建设都市型村庄社区
当下都市型村庄社区治理缺乏直接可资参考、借鉴的经验，建构切合都市型村庄特点、规范有效的治理规制，协调各方利益和矛盾，实现都市型村庄社区善治，必须按照城乡“一体化”思路，参照都市社区要素特征，整体布局、统筹规划、拓展思路、创新体制。
（一）提升社区治理主体能力，建构科学的社区治理主体架构和治理结构
充分认识各类主体在社区治理中的职责和作用，建立多元共治的主体架构，形成内含科学分工与合作机制的以社区（村）居委会为轴心、基层党组织为核心、其他主体参与其中的交互式的新型社区治理主体架构和治理结构。
第一，加强党和政府的领导，大力培育和扶持社区内各类社会组织，理顺社区内集体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行政组织与社会组织以及社会组织内部的关系，明晰其结构与功能，避免出现“缺位”、“越位”、“错位”等职能的交叉、功能紊乱现象。
第二，依法加强对社会组织的管理与监督，逐步弱化社区组织行政功能，增强社区内行政部门的行政能力；强化社会组织的自治性，提高社会组织的自治能力，建构合理的社区治理结构，建立社会资源、权利共享，社会义务、责任分担机制，维护社区内部的行政组织与社会组织平等地位，促进其协同发展。
第三，打破以集体土地产权为核心的“村籍”制度，赋予外来人口和本地人口在社区治理中的平等主体地位，建立各类社区治理主体共同参与社区治理的民主制度、决策程序和协调机制，完善相关政策，发挥村（居）委会在社区治理中的轴心作用，确保各类社会组织和社区居民对社区重大事务的决策、治理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使社区治理制度化、民主化、程序化。
（二）厘清社区治理客体属性，建构城乡一体化的社区治理模式
都市型村庄社区治理客体不仅包括了原来村集体管理的事务，还政府改革职能转换过程中剥离出来的社会管理事务和村庄都市化过程中衍生出的一些新事务，尽管内容复杂，治理过程权责关系模糊。但从性质上还是可以分为几大类：经济工作、行政工作、社会工作、其他工作。社区治理必须在厘清社区事务和公共服务类别的基础上，依法界定集体经济组织、行政组织、村（居）委会组织以及其他社会组织在社区事务治理过程中的权责关系，坚持城乡一体化思路，以提升“城市性”为目标，建构和完善社区治理机制和模式。
第一，（村）居委会依法加强对社区类各类经济组织的经营资质的审核，运行过程的监管，营造优良的经营环境，协调经济组织间以及经济组织与社区居民间的经济利益矛盾和纠纷。以依法拥有村集体经济和土地资源管理权为依托，结合都市型村庄的特点，总体规划村庄经济发展，采用多种方式经营集体土地和资产；立足都市农业，发挥集体经济组织和第一产业优势，构建集农业生产、观光、旅游、休闲于一体，三大产业协同发展的经济架构，发展社区经济。
第二，基层党组织依法履行领导和支持本社区基层民主政治建设职能，保障社区居民民主参与社区治理的权利。以关涉社区共同利益的事务为抓手，开展丰富多彩的宣传教育活动，提高社区居民的民主法治意识，吸引社区居民依照程序参与社区治理，激发其参与热情，培养政治理性，锻炼和提高自治能力，形成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的社区政治生活。
第三，加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拓展文化活动的空间，建设文化惠民和文化共享机制；寻找有特色的文化发展定位，在继承乡村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促进城乡文化的融合，实现文化创新；社区的真正本质是社区精神，通过开展社区文化建设活动，增进社区治理主体间的了解与理解，增进社区认同，形成与乡村优秀传统文化要素结合、体现城市文明和时代精神内核的社区精神。
第四，坚持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立足现状，以村庄规划和环境整治为着力点，以社区公共服务为核心，整合社会资本，统筹规划社区公共服务，完善公共服务政策；大力培育和扶持社区内经济组织、非营利性组和其他社会组织，鼓励其参与社区公共服务建设，承担社会责任；建立和完善社区公共服务资金投入保障机制、教育培训机制以及各项工作的综合协调机制，逐步建立和完善以政府为主导，由民间社会组织和居民共同参与的、涵盖所有人口的多元化、多层次的社区公共服务体系，实现社区公共服务均等化。
参考文献：
1、夏建中.治理理论的特点与社区治理研究[j].黑龙江社会科学,2010(2).
社会治理特征篇3
关键词：时代特征社会管理形式以人为中心
引言
迄今为止，人类社会已经走过了农业经济时代和工业经济时代，目前又正在向知识经济时代迈进。这些不同的经济时代，各有自己的时代特征，也有相应的社会管理形式。那么，在这些社会管理形式和与之相应的时代特征之间，存在着什么样的关系？其中有没有一定的规律性？显然，对这些问题加以探讨，对于提高人们管理活动的自觉性有着重要的意义。
农业经济时代的时代特征及其管理形式
农业经济时代是人类文明史上的第一个经济时代。它包括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18世纪以前的资本主义社会，历时达几千年之久。如果仔细地加以考察，可以看到农业经济时代具有如下的时代特征：
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下，社会分工极不发达，农业经济占主导地位。这种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经济活动彼此阻隔，社会物质财富匮乏，因而经济活动也即“物”的因素始终处于社会活动的附属地位而无法突显出来。面对这样的时代特征，人类活动的主题也就自然在于“人”而不在于“物”，从而也就相应地决定了人类管理活动的中心是对于人的管理。这一点清楚地反映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古代史中。
在古代欧洲，亚里士多德通过对希腊社会的考察，得出了“人天生是一种政治动物”的结论。就是说，他把人看作“政治人”，排除了人身上的经济因素，由此表明他对社会活动关注的中心是人而不是物，从而也就形成了以人为中心的管理思想。据此，他主张政治家在国家管理中应注重对人的管理，而不要埋头于经济事务；家务管理应重视人的德性，而不应重视财富的满足。在18世纪以前，亚里士多德的这种管理思想始终在欧洲占据着统治地位。
在古代中国，这种以人为中心的管理思想主要表现在儒家学说的“义利观”中。诸如：“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即君子懂得义，小人只懂得利；“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怀刑，小人怀惠”；即君子关心的是道德教化，小人关心的是乡土田宅；君子关心的是法度，小人关心的是实惠；等等。这种义利观把义归于君子而把利归于小人，说明它是重义而轻利的。而由于义指的是人的道德规范，反映的是社会活动中人的因素；利指的是物质利益，反映的是社会活动中物的因素，所以这就很清楚地表明，儒家学说是重人而轻物的；换言之，是以人为中心的。正因为如此，也就形成了以人为中心的社会管理理论：“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这其中无论是治人还是被人治，也即无论是管人还是被人管，都是围绕着人而不是围绕着物进行的。儒家的管理思想对中国封建社会的管理一直起着主宰作用。
通过以上考察可以看到，由于农业经济时代生产力水平低下、经济活动处于附属地位、“物”的色彩不突出等时代特征，决定了它的社会管理形式是以人为中心的。由此表明，在社会管理形式和时代特征二者的关系中，时代特征决定社会管理形式。
工业经济时代的时代特征及其管理形式
工业经济时代是人类文明史上的第二个经济时代。它是指从18世纪60年代英国工业革命开始到20世纪末这一段历史时期，历时200多年。工业经济时代具有如下的时代特征：
科学技术快速发展，社会生产力全面增长。正如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描述的那样：“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过去哪一个世纪料想到在社会劳动里蕴藏有这样的生产力呢？”在这种以工业经济占统治地位的时代里，由于生产率的极大提高和社会财富的大量涌现，使得经济活动的地位大大上升，因此，“物”的因素明显突显，“人”的因素相对淡化，出现了“物的世界的增殖同人的世界的贬值成正比”的现象。面对这样的时代特征，“获取财富”成为社会一切人等，上至政治家，下至平民百姓的热门话题，也就是说，人类活动的主题由“人”转向了“物”。这样一来，社会管理形式也相应地发生了变化，由以人为中心变成了以物为中心。这种情况清楚地反映在亚当·斯密、泰勒等人的管理理论中。
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在其《国富论》中写道：“请给我以我所要的东西吧，这样你也可以得到你所要的东西：这句话是一切交易的通义；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互相得到自己所需要的绝大部分帮助”。从这段话可以看出，亚当·斯密认为关心经济是人的本性，人的一切活动都受利己心的支配，由此表明人是“经济人”。这里，对人的本质的认识由当年亚里士多德的“政治人”变成了亚当·斯密的“经济人”，这种变化反映出随着农业经济到工业经济的时代变迁，人类活动的主题由“人”到“物”的转移。
被称为“科学管理之父”的美国工程师弗雷德里克·泰罗继承了亚当·斯密“经济人”的观点，并在此基础上创立了一套“科学管理”理论，建立起了以标准化为主要特征的生产管理模式，即“泰罗制”。这种管理模式曾经达到了提高劳动生产率的目的，但它单纯强调方法和形式的“强制”作用，忽视对人的因素的考虑，从而使管理变成了支配人的“强势力量”和“强势语言”，实际上将人变成了机器的附属物。很显然，这是一种典型的“见物不见人”，也即以“物”为中心的管理模式。泰罗的这种管理模式在工业经济时代一直占据着统治地位。
通过对工业经济时代的考察可以看到，与农业经济时代一样，工业经济时代的社会管理形式也是由其时代特征所决定的。具体为：由于工业经济时代生产力水平大大提高，工业经济占主导地位，“物”的色彩突显，所以也就决定了其管理形式是以物为中心的。
知识经济时代的时代特征及其管理形式
随着人类社会前进的步伐跨入21世纪，世界进入了一个全新的知识经济时代。该经济时代具有如下的时代特征：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知识成为生产力最重要的要素，知识经济占主导地位。具体为：在经济资源上，以知识为主要资源；在经济运行上，以知识决策为导向；在经济结构上，以凭借知识为依托的高新技术产业为支柱；等等。总而言之，在知识经济时代，一切都打上了知识的烙印，知识已经成为最可宝贵的核心资本与主导资源，整个社会的运行都将建立在知识的基础之上。面对这样的时代特征，人们活动的主题也就由“物”转向了“知识”，从而社会管理也就由“以物为中心”转向了“以知识为中心”；换言之，“知识管理”已成为社会管理的主题。这一点清楚地反映在卡西尔和德鲁克的理论中。
德国哲学家卡西尔早在20世纪中叶就对科学知识予以了高度的评价。他认为，科学是“人类文化最高、最独特的成就”，是“人类历史的最后篇章和人的哲学的最重要主题”。在此基础上，他又进一步指出，人类在创造科学知识的同时，也塑造了自己作为“知识人”的本质。这如同亚里士多德的“政治人”概念、亚当·斯密的“经济人”概念都曾是当时时代特征的反映一样，卡西尔的“知识人”概念则是对知识经济时代的时代特征的反映。
美国现代管理学家德鲁克对当今社会的时代特征则有着更加直接的反映。他在《后资本主义社会》一书中提出，我们正在进入知识社会。在《从资本主义到知识社会》一书里他又进一步指出：“知识已经变成了关键的资源，而不是一般意义的一个资源”。而关于知识经济时代的管理问题，他认为从1750年资本主义兴起时开始，以知识的运用为标志，现代社会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用知识去管理工具（如瓦特的蒸汽机），从而创造了工业革命。第二阶段，用知识去管理劳动（如1880年前后的泰罗制），从而带来了生产力革命。第三阶段，用知识去管理知识自身，从而引起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现代管理革命。德鲁克这一段话的含义是指，在瓦特发明蒸汽机和实行泰罗制的时代，人类管理活动的重心是工具和劳动生产率，而在知识经济时代，人类管理活动的重心则是知识。德鲁克已明确指出了当今社会管理的主题是知识管理。
认为知识经济时代社会管理的主题是知识管理，这无疑是正确的。但是，如果作进一步的考察就会发现，由于知识具有“属人性”，即知识只有以人为载体才能得以存在和运行，因此，对于知识的管理实质上也就是对于人的管理。而这样一来，前文所得出的一个结论，即“知识经济时代社会管理逐渐转向了以知识为中心”，实质上也就是转向了“以人为中心”。
综上所述，由于在知识经济时代，知识已经成为最可宝贵的核心资本与主导资源，整个社会的运行都将建立在知识的基础之上，这样的时代特征也就决定了其社会管理是“以知识为中心”也即“以人为中心”的。这样，时代特征决定社会管理形式的原则又一次得到了证明。
结论
本文通过对农业经济时代、工业经济时代和知识经济时代的考察，可以看到一个共同的情况：时代特征决定社会管理形式。既然这种情况在人类文明史上的三个经济时代都无一例外地重复出现，这就说明它不是偶然的现象，而是规律性的反映。由此可以得出人类管理活动发展的一般规律如下：
在人类社会发展的进程中，社会管理活动和与之相应的时代特征是密切相关的。这其中，时代特征是内容，社会管理是形式。由于内容决定形式，所以，时代特征决定社会管理形式；也就是说，有什么样的时代特征，就有什么样的与之相应的社会管理形式。
这种带有规律性的认识，对于人们提高社会管理活动的水平，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其一，在理论上，它能帮助我们排除各种错误思潮的干扰，提高对当今社会时代特征的认识，从而紧跟历史前进的步伐，把握时代跳动的脉搏，确立“以人为中心”的管理观念，增强管理活动的自觉性。其二，在实践上，它能促使我们围绕激发和调动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来展开管理活动。诸如：尊重知识、尊重人性；实行弹性管理，营造宽松的工作环境；变刚性管理为柔性管理，激发人们自觉自愿地发挥他们的积极性；通过相互的理解和沟通，建立团结互助的人际关系；注重人的个性差异，实行因人制宜的领导方法；注重人力资本投资，健全人才培养机制等。
总而言之，时代特征决定社会管理形式，是人类管理活动中一条普遍的规律。所以，应该加深对它的认识和理解，以便更自觉地搞好当前的管理活动。
参考文献：
1.亚里士多德全集（第九卷）[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
2.论语·里仁[m].燕山出版社，1995
3.孟子·滕文公上[m].孟子今译.江西人民出版社，1985
4.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m].人民出版社，1997
5.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人民出版社，1985
6.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m].商务印书馆，1972
7.黎红雷.人性假设与人类社会的管理之道[J].中国社会科学，2001（2）
8.德鲁克.从资本主义到知识社会[m].知识经济，珠海出版社，1998
社会治理特征篇4
从市场在配置社会经济资源过程中发挥的作用来看,我国已进入市场经济社会上,但现行民主却基本定型于计划经济社会。因此,现行民主对于市场经济社会,难免存在不完全适应的情况。所以,现行民主必须作出相应的调整,但如何调整呢?笔者拟根据经济与政治间的互动关系原理对此作出尝试性回应。
一
我国市场经济社会有两个方面的特征:其一是基本经济制度方面的特征,主要表现为宪法序言关于社会主义道路的宣告,第6条关于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资料公有制,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宪法修正案第5条关于国有经济是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力量,宪法第8条第2、3款、第9条第1款以及第10条第1款的有关规定等,这是我国市场经济的本质特征,称为基本经济制度特征;其二是经济体制方面的特征,主要表现为宪法修正案第7条关于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规定,这是我国市场经济社会的非本质性特征,称为经济体制特征。市场经济社会的体制性特征的各种具体属性是有关经济体制自身固有的东西,不论姓社姓资,只要发育水平相等,它就有相同的经济属性。但这并非与基本经济制度毫无关系,事实上,后者虽不能决定其有无,但却主导或限制着它们的作用力方向。
马克思主义认为,“第一历史时代的经济生产以及由此而决定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和精神的历史的基础”。2“任何民主,和任何政治上层建筑一样,归根到底是为生产服务的,并且归根到底是由该社会中的生产关系决定的。”3作为政治上层建筑的民主,是由该社会中的经济基础决定的,它可以促进经济基础的发展,也可以阻碍其发展。
作为一种国家形式的民主,是一种协调国家权力所有权(在实践中表现为公民权利,其表现形式主要是公民的政治参与)与国家权力行使权(在实践中体现为国家权力,其表现形式主要是国家权力的配置)的方式4。根据经济决定政治的原理,我们可以将民主从内容和形式两个方面加以区分:即与社会基本经济制度相联系的体现国家阶级本质的特定内容和与社会经体制相联系的实现其特定内容的表现形式。民主内容决定民主形式,但民主形式可以促进民主内容发展,也可以导致这种民主的衰亡。
比较而言,现行民主的内容即人民民主与我国市场经济社会的基本经济制度特征是适应的,并且已趋于相对稳定,而现行民主的形式即国家权力的配置与公民的政治参与离我国市场经济社会的经济体制性特征的要求还有不少差距。因此,我国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的重点应当放到民主形式建设上,具体来说,就是要构建适应市场经济社会的国家权力的合理配置和公民的有效政治参与。
在政治现实中,国家权力往往表现为相对独立于公民权利之外而存在的集中运用的物质力量,具有通常分散存在和运用的公民权利所无法比拟的强度。因此,国家权力一旦形成就极易反过来控制公民权利,甚至奴役公民本身,使公民与国家机关及其官员之间政治上的主仆关系在现实生活中换位;此外,由于国家权力具有强烈的利益属性,极易转化为或还原为以金钱为代表的物质财富,因此失控的国家权力势必成为腐败之源。
“只有代议制成功地保证了政府的行动确实是按照人民的愿望和需要办事时,我们才有理由称之为代议制民主”5,真正的民主,必须是少数人的执政受到多数人的有效监控。为了确保公民权利对国家权力的控制,除了应当保持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的基本比例并加强这种权利的建设外,另一个不可或缺的措施就是限制国家权力的强度,不仅应适当分散国家权力以减弱其强度,同时还应当让国家权力的不同构成部分之间形成一定形式的制约与平衡关系以自我抵销一部分强度。这后一点对于一个公民自治程度不高的国家尤为重要。而要确保国家权力的运作不致于反仆为主,不违背国家权力委托人的意志和利益,其基本途径就是对国家权力进行合理配置和加强公民政治参与,这正是适应市场经济社会民主建设的根本途径。
二
我国现行国家权力配置模式基本形成于计划经济社会,国家权力高度集中,高度垄断,适合于计划经济体制和人治,而不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法治,改革十余年来,针对权力过分集中的问题进行了一些局部调整,但总的看来,并未从制度上去解决根本问题,现行国家权力结构仍存在诸多弊端,具体表现为:
1.执政党与国家机关关系不明晰,党权、党政关系不明晰,“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就是在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的口号下,不适当地、不加分析地把一切权力集中于党委。”6这种关系不明晰造成党不适当地直接干预国家具体事务,不仅影响与法治,也影响党自身建设。
2.权力配置不合理,表现为权力分工不明,自由裁量权过大,权力越界行使,导致权力运行的失控。从横向权力配置看,政(政府)权(权力机关)关系、政、权与司法机关关系都不明晰,各级人大作为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由于职能虚化,长期形同“橡皮图章”,使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发挥受到极大抑制;司法机关的独立性也受到不同程度的干扰。从纵向权力配置看,尽管宪法第3条明确规定“中央和地方的国家机构职权的划分,遵循在中央的统一领导下,充分发挥地方的主动性、积极性的原则”。但这毕竟只是一种原则性规定,而迄今为止仍未有一部具体的专门法来规范中央与地方关系,所以多年来我们总是迷惘于“一放就乱,一收就死”的尴尬境地,而且由于缺乏法制的界定和保障,“权力下放”后地方政府功能急剧膨胀,增强了地方利益扩张意识和垄断意识,出现“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地方保护主义”等怪圈,中央宏观调控能力减弱,地方政府行为短期化。
3.监督制约乏力。由于权力配置的不合理,权力分工不明,故无法对权力运行进行有效监督制约;监督机制上存在的诸多问题也使得监督制约往往不能落到实处。现在看来,还是要从根本制度上解决问题,依法对国家权力进行合理配置,构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基础上的适应市场经济社会的权力结构。
1.把党与国家机关关系纳入法制轨道。从法理上而言,党不是一级国家机关,不能行使任何国家权力;但党既是执政党又是领导党,所以问题的关键在于:要把党权、党政的关系厘清7;可以考虑在适当时候直截了当地制定一部执政党与国家权力机关关系法,把所要确认和规范的内容包括进去。
2.在权力配置问题上,主要是确立人民代表大会的应有地位和赋予其实际职权,强化人民代表大会的权威,缩小行政机关的权力,保证司法机关完整独立地依法行使权力;加强人民代表大会的自身建设,使其担当起应有的责任;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下适当划分各种国家机关的权力限度。在中央与地方关系问题上,在保证中央权威的前提下充分发挥地方的自主性,可制定一部中央与地方关系法或者通过《立法法》来确认和保障这种关系。
3.针对现行监督制约弱化的现状,除强化各国家机关内部监督外,还应加强国家机关之间的权力制约。可以考虑设立专门的宪法监督委员会来保证宪法实施,制定一部专门的《监督法》来协调各种监督机制,成立权威性的专门反腐败机构来加强廉政建设等。
总之,适应市场经济社会的要求对国家权力进行合理配置的根本目的在于确保民主的实现,防止反仆为主;但是,国家权力不能过分分散,必须相对集中而足以防止政府功能的失效和防止公民滥用权利,维护必要的社会秩序,这对一个缺乏民主经验的国家尤为重要。
三
公民的政治参与是实践公民权利,保障人民民主的实现形式。一般认为,公民的政治参与有助于政府最大限度地集中公民的意愿,防止决策的片面性;有助于加强对政府的监督,以补权力制约之不足;有利于培养公民的主体意识,增强公民的政治责任感。所以,公民的政治参与也是保障实现民主的重要途径。
在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等为公民实现政治参与提供了广泛的途径,公民的政治参与率也相当高。但是,我国公民的政治参与也存在一些问题,呈现出高参与率与低参与质量并存的现象,出现这种状况的原因很多8;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后,甚至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政治冷漠”,这种政治冷漠并非意味着公民政治意识的完全消失,而是意味着人们的政治注意力相对和暂时的转移,因而可以说是一种政治能量的积累期,这种政治冷漠一方面有助于保持社会的相对政治稳定和集中精力抓经济建设,但时间长了就会因公民参与政治过程的减弱而导致政府行为合法性与权威性降低和对政治过程的监控程度降低而导致公共权力异化。造成这种现状的原因归纳起来,主要有两点:(一)政治参与水平不高,主要表现为参与的主动性和自觉性较低,参与的理性化较低等;(二)政治参与的机制不健全,主要表现为参与的渠道不畅、参与信息有梗塞等。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公民的民主意识和参与能力不断提高,如果不及时加强公民的政治参与建设,使公民的利益表达能够在合法渠道内得以实现,势必影响我国的政治稳定。因此,提高政治参与质量和健全政治参与机制已成为公民权利建设的必然要求。
1.提高政治参与的质量:(1)营造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政治文化,为政治参与创造良好的政治心理背景,大致说来,要培养普遍的平等观念、广泛的自主意识、强烈的责任感、和法制精神,克服政治急躁和政治冷漠情绪;(2)适当提高政治过程的公开化和透明度,使公民的政治参与落到实处;(3)把公民的参与行为与其实际利益联系起来,提高参与质量等。
2.健全政治参与机制:(1)改革和完善现有的政治参与机制,即改革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基层民主自治制度等;(2)发展直接民主形式,如创制、罢免和复决,以济代议制民主之穷;(3)建立和健全大众传播媒介的组织结构,使新闻传播形成多层次、多渠道的网络体系,在整个社会中形成广泛的、大量的信息流,为广大公民的政治参与提供更多的渠道。
注:1参见左羽、书生:《市场经济社会中的国家财产所有权》,《中国法学》1996年第4期。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81页。
3《列宁全集》第四十卷,第276页。
4参见拙文《论作为一种国家形式的民主》,《探索》1997年第3期。
5上海社会科学院法学所编译《宪法》第148页,知识出版社1982年版。
6《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28-329页。
7参见郭道晖:《权威、权力还是权利》,《法学研究》1994年第1期。
社会治理特征篇5
关键词：个性心理学；思想政治；关系
中图分类号：C939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09)08-0228－02
贯彻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时代赋予人们光荣的历史使命。在努力争取实现这一宏伟目标的过程中，加强和改善思想政治工作，增强全党全民族的凝聚力，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是十分迫切和重要的。但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断发展和完善的新的历史条件，思想政治工作面临更多的挑战和困难。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利益多元化、科技革命和张扬个性的社会环境，思想政治工作如何增强吸引力、感染力、说服力和实效性，是摆在思想政治工作者面前的一个难题。
本文试从个性心理学的角度，对这一难题进行分析和思考，提出应用个性心理学，创新思想政治工作的思路和方法。在市场竞争非常激烈、利益主体不断分化、个人自由和价值逐步得到社会尊重的社会环境中，人们更多的从个体而不是集体的角度来分析问题，因此，思想政治工作也要适应社会环境的变迁，积极应用个性心理学的理论和方法探索思想政治工作的思路和方法，这样才能以情感人、以理服人、以行带人、以爱育人。
一、个性心理学的内涵与特征
为了应用个性心理学，首先我们必须对个性心理学有个基本的了解，对个性有个基本的理论把握。
1.个性与个性心理学的涵义
我国第一部大型心理学词典――《心理学大词典》中的个性定义反映了多数学者的看法：“个性，也可称人格。指一个人的整个精神面貌，即具有一定倾向性的心理特征的总和。个性结构是多层次、多侧面的，由复杂的心理特征的独特结合构成的整体。这些层次有：第一，完成某种活动的潜在可能性的特征，即能力；第二，心理活动的动力特征，即气质；第三，完成活动任务的态度和行为方式的特征，即性格；第四，活动倾向方面的特征，如动机、兴趣、理想、信念等。这些特征不是孤立的存在的，是错综复杂、相互联系、有机结合的一个整体，对人的行为进行调节和控制的。”
个性心理学是研究个性现象及其发展规律的心理学分支。
2.个性的基本结构
从构成方式上讲，个性其实是一个系统，其由三个子系统组成：
（1）个性倾向性――指人对社会环境的态度和行为的积极特征，它是推动人进行活动的动力系统，是个性结构中最活跃的因素。决定着人对周围世界认识和态度的选择和趋向，决定人追求什么。包括需要、动机、兴趣、理想、信念、世界观等。个性倾向性是人的个性结构中最活跃的因素，是一个人进行活动的基本动力，决定着人对现实的态度，决定着人对认识活动的对象的趋向和选择。
（2）个性心理特征――指人的多种心理特点的一种独特结合。所谓个性心理特征，就是个体在其心理活动中经常地、稳定地表现出来的特征，主要是指人的能力、气质和性格。
（3）自我意识――指自己对所有属于自己身心状况的意识，包括自我认识、自我体验、自我调控等方面，如自尊心、自信心等。自我意识是个性系统的自动调节结构。
3.个性的特征
一般而言，个性具有下列特征：
（1）个性的倾向性。个体在形成个性的过程中，时时处处都表现出每个个体对外界事物的特有的动机、愿望、定势和亲合力，从而发展为各自的态度体系和内心环境，形成了个人对人、对事、对自己的独特的行为方式和个性倾向。
（2）个性的复杂性。个性是由多种心理现象构成的，这些心理现象有些是显而易见的，别人看得清楚，自己也觉察得很明显，如热情、健谈、直爽、脾气急躁等；有些非但别人看不清楚，就连自己也感到模模糊糊。
（3）个性的独特性。每个人的个性都具有自己的独特性，即使是同卵双生子甚至连体婴儿长大成人，也同样具有自己个性的独特性。
（4）个性的积极性。个性是个动力倾向系统的结构，不是被客观环境任意摆布的消极个体。个性具有积极性、能动性，并统帅全部心理活动去改造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
（5）个性的稳定性。从表现上看，人的个性一旦形成，就具有相对的稳定性。
（6）个性的完整性。如前所说，个性是个完整的统一体。一个人的各种个性倾向、心理过程和个性心理特征都是在其标准比较一致的基础上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的，决不是偶然性的随机凑合。人是作为整体来认识世界并改造世界的。
（7）个性的发展性。婴儿出生后并没有形成自己的个性，随着其成长，其心理不断丰富、发展、完善，逐渐形成其个性。从形式上讲，个性不是预成的，而是心理发展的产物。
（8）个性的社会性。个性是有一定社会地位和起一定社会作用的有意识的个体。个性是社会关系的客体，同时它又是一定社会关系的主体。个性是一个处于一定社会关系中的活生生的人和这个人所具有的意识。个性的社会性是个性的最本质特征。
二、个性心理学与思想政治工作的关系
思想政治工作是做人的思想工作，要想做好思想工作必须首先了解人、研究人、理解人，这样才有一个做好工作的基础。而个性心理学是专门研究人的个性心理的一门科学，对于理解人具有重要的作用。因此，在思想政治工作中必须运用个性心理学。以下简要分析个性心理学与思想政治工作之间的关系：
1.在研究对象上，两者具有统一的指向点
政治思想工作的对象同个性心理学的研究对象一样，都是具体的人，人的整个精神面貌（思想、立场、观点和态度）。大千世界，林林总总，凡是有人群的地方，就有个性心理学研究的客体，也就有政治思想工作的对象和场所。政治思想工作要使自身得到强化、深化，实现自己的根本目的和任务，离不开对个性心理学的巧妙运用。
2.在具体内容上，两者具有共同的交合点
个性心理学与政治思想工作在理论原则、具体内容上相互渗透、吻合，具有密不可分的交合点。政治思想工作的理论、原则、方针是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中形成并得到完善的，但它在许多方面却包含着丰富的个性心理学内容，其中许多理论原则、经验做法，是结合具体的人的个性心理特点总结出来的，是和心理学的规律契合在一起。政治思想工作就是做“人心归顺”、“人性归理”的工作的，只有认识和掌握具体的人的个性心理规律，并自觉地运用于实践，它才能理顺、气正、运盛，生机勃勃，成效卓著。
3.在强化效应上，两者具有相同的中介点
个性心理学与政治思想工作在实践效果和作用形式上有共同的中介点，这就是外界环境、活动、社会因素总是通过个体的内应性而发生作用的，“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政治思想工作的一切手段、方式，最终都要通过人们自觉的自我教育过程来实现，这与个性发展的效应程度最终要靠个体自我调节、自我强化是同义的。同时，自我意识作为政治思想工作中的“内应力”与个性的“可接受性”属于同一品质，属于强化效应的同一中介点。
三、应用个性心理学，促进思想政治工作创新发展
既然个性心理学对于做好思想政治工作具有重要的意义，那么在实际工作如何巧妙的应用呢？笔者认为，可以通过以下两个方面努力：
1.应用个性心理学，更新观念
思想政治工作必须紧跟时代步伐，不断更新观念。在个性普遍得尊重的今天，思想政治工作必须树立尊重和服务的观念。
（1）树立尊重人的观念。个性心理学认为人的个性是不同的，人们的个性应该得到尊重。没有缺点、没有思想问题的人是不存在的，有思想问题的人不仅需要批评教育，而且需要得以尊重、理解和关心。如一味地批评指责，不去关心存在的实际问题，那么思想问题非但解决不了，而且会引起较大的逆返情绪，造成干群关系紧张，严重损害党在群众中的形象，影响小康建设。
（2）树立服务观念。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思想政治工作必须树立服务的观念，服务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这个奋斗目标，必须密切结合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实际开展工作，这样，新时期思想政治工作才有生命。
2.应用个性心理学，创新思想政治工作思路和方法
社会治理特征篇6
[关键词]中国公民社会；民间组织；官民双重性
[中图分类号]D66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6470(2010)04－0066－07
在现代政治学理论中，公民社会既被认为是社会政治发展的重要条件，同时也被看作是政治发展程度的重要标尺。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现代意义上的公民社会产生于清末民初，民国时期已具备完整形态。但后来的发展历尽曲折，成长过程甚至一度中断。20世纪80年代后，伴随着我国改革开放步伐的推进和全球化发展，我国公民社会的发展又一次获得了新的政治机遇和空间。中国公民社会发展的现状如何?它的发展对中国未来的政治发展具有何种意义和作用?研究中国公民社会成长状况及其特点对于探讨中国政治发展的未来走向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通过对中国公民社会成长和发展的历史环境条件的追述和总结，进一步探讨中国公民社会成长的特点，以期从公民社会成长这一微观层次上揭示中国政治发展的自身特性。
一、新时代下中国公民社会成长环境的改善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开始逐步向高度集中的苏联式社会主义计划体制过渡，并最终建立起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和政治与行政管理体制。在这种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下。国家垄断了几乎全部社会资源，国家行政权力也渗透到社会的每一处角落和每个细胞，控制了几乎所有的社会空间。在这种社会结构下，社会自由支配和流动资源缺乏，社会自由活动空间狭窄，社会自组织缺失，真正意义上的民间组织根本无法存在，即使有所谓社会团体、也一定是被归位为国家政治权力体系中的一个部件才能存在下来。在此种政治和社会背景下，1949年以前产生的所有民间组织几乎完全消失。就连千百年来农村存在的传统社会组织庙会、乡贤会、香火会、善堂等乡民自发成立的组织也都不复存在。只有少数几个曾经在政治上帮助过中国共产党的团体，作为派保留下来，中国共产党自身创办的工会、共青团和妇联虽然随着新政权在全国的建立而迅速地扩展至全国每一个地方，但也旋即被归位为国家政治权力体系的一部分。据有关研究表明，20世纪50年代初，全国性社团有44个。1965年不到100个，地方性社团大约也只有6000个。在这些社团中，工会、共青团、妇联等9个规模庞大的人民团体占了绝大多数。直到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后，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推进和中国日益融入全球化的发展之中，上述社会结构才开始有了实质性变化。
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中国改革开放步伐的加快和国外先进经济与社会管理经验的引入，也由于全球化浪潮的推进，中国公民社会在新的政治、经济、社会和制度环境中再次萌生并获得巨大的发展。促进中国公民社会再次萌生并获得发展的环境条件主要有：
一是国家率先改革了过去高度集中的计划管理体制，推行了市场导向的经济改革。这种巨大的经济社会变革，使得社会资源得以自由流动，私人个体获得了独立存在的社会经济条件。这为中国公民社会的再次萌生创造了基础条件。
二是党和政府政策对公民社会组织存在和发展的评价与定位有了积极改变。在20世纪80年代及以前，党和国家领导人对民间社会组织主要持警惕防范的态度，甚至因的影响采取了一些怀疑和严加控制的政策。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市场经济体制建设步伐的加快和对外开放力度的加大，党和政府对民间组织的作用有了积极评价。中共十五大明确肯定了民间组织的地位和重要性，2004年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首次以中央决议的形式充分肯定了社会团体等民间组织在社会管理中的重要作用，突出强调了“发挥城乡基层自治组织协调利益、化解矛盾、排忧解难的作用，发挥社团、行业组织和社会中介组织提供服务、反映诉求、规范行为的作用，形成社会管理和社会服务的合力”。这充分反映了中央层面认识和态度的转变。在具体政策制定和执行过程中，开始对民间组织区别对待，对于那些公益性强、与政治和意识形态无关的民间组织，各级政府和党委采取鼓励扶持的态度和政策。
三是宏观法律制度环境的改善促进了中国公民社会的成长。在我国的法律体系中，虽然除了宪法中对出版、集会、结社自由权作了规定外，还没有专门针对公民社会组织进行立法的一般性法律，但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相关立法为公民社会的发展提供了大量的法律保障，如《民法通则》和《民事诉讼法》确立了民间组织的法律主体地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益事业捐赠法》、《教师法》、《律师法》、《注册会计师法》、《执业医师法》、《体育法》、《民办教育促进法》、《科技进步促进法》、《妇女权益保障法》、《少年儿童权益保障法》、《残疾人保障法》等，都对一般性民间组织或者特定领域民间组织的法律权益和义务做出了规定。同时，中央政府颁布的《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条例》、《基金会管理条例》和《外国商会管理暂行规定》等四个法规确立了中国公民社会组织的基本制度框架。在这一制度框架下，中央各部委及各级地方政府和立法机关制定的各种法规为中国公民社会的运作提供了具体法律依据。如民政部作为民间组织的业务主管机关，负责制定对民间组织的管理政策、法规、实施细则和具体办法。民政部同时还与国务院相关职能部门和业务主管部门联合关于登记审查、印章管理、经费管理、编制与人事管理、财务和经营活动监管、会费收取和税收优惠等法规和行业管理办法。至于各级地方政府和立法机关颁布出台的法规和行政管理规定等更是难以计数。
四是微观制度运作环境的改善也为中国公民社会组织的发展提供了基本保障。如《民法通则》和各种行政法规在法律上赋予了民间组织具有民事主体、行政相对人和准行政主体的地位，这使得民间组织像任何其他社会组织一样，享有行政法规定的参与权、知情权、收益权、监督权、申请回避权、救济权和请求权等法定权利。在财税制度上。目前我国对民间组织的生产经营和其他所得一律征收企业所得税，但同时也规定了7个项目9项免征企业所得税的鼓励措施。对于政府和社会力量对民间组织的捐赠，《中华人民共和国公益事业捐赠法》规定，企业和个体工商业者捐赠公益事业享受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方面的优惠；境外捐赠公益事业享受减征或免征进口关税和进口环节的增值税。《基金会管理条例》对基金会及捐赠人、受益人也规定了享受税收优惠政策。
总之，无论是宏观的政治经济改革政策和法律制度环境，还是微观管理环境和政策措施，中国公民社会成长的制度环境条件与改革都有了巨大的改善，正是这些政策和制度环境的改善，中国公民社会才得以在新的时代条件下迅速地成长起来。
二、新时代下中国公民社会的成长
在上述制度和政治社会环境的变革条件下，自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以来，中国公民社会获得了巨大发展。据统计，80年代初，全国只有十几个官办的群众团体，而到1989年初，全国性社团已增加到1600多个，地方性社团则达到20多万个。至1997年时，全国性社团组织达到1848个，省级社团组织21404个，县级以上社团组织达到18万多个，平均每个社团有团体会员77个，个体会员5万多个。2003年底，在民政部门登记注册的社团就有141116家，民办非企业单位达到124391家，与1999年相比增加了20倍。截至2008年底，全国共有各类民间组织41.4万个，比上一年增长7％，其中社团23万个，比上年同期增长8.5％；民办非企业单位18.2万个，比上年同期增长4.6％；基金会1597个，比上年同期增长19.2％。1988―2007年间，我国登，记注册的公民社会组织数量增长了85.7倍，平均年增长28.38％。表1中的数据反映了我国近年来已登记注册的民间组织成长状况。
必须指出，表1中所列数据仅是在民政部门登记注册的公民社会组织数量，此外还有大量民间组织未在民政部门注册。据民政部估计，约有20万至30万家民办非企业单位应注册却没有注册。而据何增科教授的研究，2003年全国未注册社会团体应有4万个，未注册民办非企业单位25万个(此两项数据为民政部民间组织管理局官员估计数据)；工青妇等人民团体基层组织数量为5378424个，文联、残联、计生协会等准政府社团组织数量为1338220个，学生团体、社区团体、网上团体等草根组织数量为758700个；估计上述各类社团总数为8031344个。这还不包括全国城乡社区居委会和村委会组织约计722000个(民政部2004年数据)。据不完全统计，至2005年初，我国公民社会组织数量高达870多万个。
从上述统计和估计数据，我们也可以看出，自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公民社会成长的政治法律制度环境的改善，公民社会组织在这一环境条件下获得了迅速发展。
三、中国公民社会的特点
从上述中国公民社会制度环境条件的改善和中国公民社会成长的量的增长来看，中国公民社会的成长已初具规模。中国公民社会的快速成长及其理论上的政治与社会功能的发挥，将对中国社会的整体结构以及政治经济与社会生活的变化产生重大的影响。但是，在考察了中国公民社会的量的增长的同时。我们必须进步关注其“质”的成长。所谓对中国公民社会“质”的考察，一方面是要考察现实中的中国公民社会与理论上的公民社会标准相符合的“度”，从理论上说，公民社会只有具备了其必要的条件特征(即一般的、基本的特征)，才能够具备和发挥其应有的功能。另一方面，中国公民社会产生于中国的现实政治经济与社会环境，其只有适应而且是能动地适应这一环境，才能够得以生存、发展和壮大，也才能够发挥其应有功能。
对于公民社会组织的一般特征，经常被引用的是美国学者莱斯特・萨拉蒙提出的几大特征：组织性(有一定的制度和结构)、私有性(在制度上与国家相分离)、非营利性(不向其经营者或“所有者”提供利润)、自治性(独立处理各自事务)和自愿性(组织成员不是法律要求而组成的，接受一定程度时间和资金的自愿捐献)。王绍光依据中国的特殊语境，将公民社会组织概括为六个共同特征：一是组织性(有较为固定的组织形态，不是一次性或临时性的集合)；二是志愿性(建立在志愿基础上)；三是非营利性(活动不营利，不能在组织成员间分配利润)：四是民间性(不是政府的分支机构)；五是自治性(不受制于政府、私营企业和其他非营利组织)；六是非政治性(从事活动集中在公益服务和互惠行为上。不参与政治性活动)。俞可平教授将公民社会组织概括为以下四个普遍特征：其一是非政府性或民间性，即这些组织是以民间的形式出现的，它不代表政府或国家的立场；其二是非营利性，即它们不以营利为主要目的，而通常把提供公益和公共服务当作其主要目标；其三是相对独立性，即它们拥有自己的组织机制和管理机制，有独立的经济来源，无论在政治上、管理上，还是在财政上，它们都在相当程度上独立于政府和企业；其四是自愿性，即组织成员都不是强迫而是完全是自愿的参与和捐献。此外，它还有非政党性和非宗教性的特征，即它不以取得政权为主要目标，也不从事传教活动。比较上述几种不同的表述，组织性应该说是公民社会组织的前提条件。不应算是属性特征；非政治性与哈贝马斯所界定的公共领域的特征存在冲突，也不应看作是公民社会组织的属性特征，用非政党性这一外延规定就完全可以界定清楚。因而，非政府或非官方性、非营利性、自治性或相对独立性和自愿性四个特征应是公民社会最一般的特征。
与公民社会最一般的特征相比，中国公民社会显然有自身的其他独特方面，但是其必须具备公民社会的一般特征，才能表明这样的社会组织的产生、发展和成长使今天的中国社会与变革前的社会有重要区别。当然，身处中国特殊环境的公民社会，显然与其他国家特别是西方国家的公民社会有着明显的差别。这些差别一方面反映了中国公民社会的“特质”，即中国公民社会自身的独特特征：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中国公民社会的“成长性”特征，即是说，与西方成熟的公民社会相比，中国公民社会正处于兴起和成长过程中，还远未达到西方的那种成熟阶段，与成熟阶段的公民社会相比，中国公民社会还具有许多过渡阶段的特征。大致说来，这种“成长性”、“过渡性”特征主要有：
第一，中国公民社会主要是在政府推行改革措施的主导下产生的，其成长特征体现为非西方的“政府推动型”的成长特点。西方市民社会是伴随着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产生而自发形成的，后又经资产阶级革命进一步催发成熟，它是以自下而上的方式来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进程施加影响和作用的。与西方国家的公民社会在历史上自发产生相比，在政府占主导地位的社会主义社会里。中国公民社会主要是在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显现治理困境，党和国家推行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情况下，政府主动扶持和让渡部分资源和公共管理职能的过程中产生和成长起来的。中国公民社会的产生和成长与政府的机构改革和职能转换密切相关，在相当程度上甚至可以说是政府改革及其职能社会化的产物，因此体现出政府推动型特征。从这一特点中可以看出，中国现有的政治经济社会条件还难以自发产生出如此规模的公民社会组织，这就决定了中国公民社会组织与西方国家成熟的公民社会组
织相比，所具有的自身许多特性。
第二，由上述政府推动型特征决定了中国公民社会组织与西方成熟的社会组织相比，具有典型的成长阶段特征。中国公民社会组织的这种成长阶段特征主要体现为“大而弱”和不规范的特性。与西方国家成熟公民社会相比，中国公民社会组织数量和规模巨大，但组织能力、自治能力和行动能力非常弱，这种“大而弱”的表征体现出了典型的“早产性”或“早熟性”。贾西津将这方面的特性概括为：与政府补充性强，分权性弱；执行性强，自治性弱；服务性强，倡导性弱；与政府合作性强，独立性弱。具体说来主要体现为：一是“以政府为中心”，执行政府职能改革中转换出来的行政职能多，主动提供社会最急需的公共服务少；承接政府转交的社会服务职能多，自主开展服务主题少；与政府合作的动力强，寻求摆脱政府主导控制的动力少。二是为政府部门拾遗补缺能力强，自主性以及与政府分权能力弱，中国非政府部门在活动领域上主要分布集中于政府改革让渡出来的民办教育、卫生等领域，对于政府控制的许多领域，既是政府力不从心，也难见非政府部门的身影，例如在社会焦点集中，公共需求量巨大的法律领域，2004年民间社团以法律领域活动为主的社团数量仅占社团总数的0.04％，这远远难以满足社会的公共需求，特别是法律救助的需求。三是服务倾向明显，倡导角色不足。中国民间组织在自身活动的领域服务意识和倾向明显，特别是有偿服务能力突出，这可能与中国的募资环境差，服务能带来所需资金有关。但成熟的公民社会组织不仅要提供服务，其在从事活动的领域独立担当倡导角色的职能同样重要，甚至是更重要。第四是不规范性特征明显。这种不规范特征集中体现在组织制度和民主治理机制的不完善，也体现为在营利与非营利、政府与非政府的性质边界上具有很大的模糊性。
第三，中国的公民社会政府色彩浓重，具有明显的官民双重性。上述第一个特点中提到的中国公民社会的主要产生方式反映了中国公民社会是一种典型的政府主导型的公民社会。这种政府主导模式具有深厚的历史和现实背景：一是由于我国传统社会一直是强国家一弱社会的国家与社会关系模式，国家相对于社会来说处于强势地位，几千年的传统社会体现出的是一种“王权支配社会”的社会形态。二是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我国按照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建立起了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管理模式，现实生活中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事务的管理与控制高度集中于政府手中，政府在社会中处于绝对主导地位。三是在今天的现代化发展中，中国走的是后发现代化道路，在现代化的启动和发展阶段，政府在支配、动员和配置社会资源中扮演了关键性角色，体现出的是一种政府主导型的发展模式。国家在传统社会和当今社会中的这种主导性和支配性角色必然会影响到中国公民社会的产生和发展方式，在社会中处于支配地位的国家主动采取变革措施，积极推动中国公民社会的发育、成长也就自然成为中国公民社会组织迅速发展的最主要推动力。这就决定了中国的公民社会必然带有浓重的政府色彩，必然具有显著的官民双重性。在现实的中国公民社会组织发展中，绝大多数公民社会组织是由政府创建，并受政府的主导，特别是在那些重要社会行业领域的公民社会组织，如各种行业组织、同业组织、研究团体、利益团体等。在党和政府的许多文件中，虽然也规定了党政权力部门现职领导人不得担任各种民间组织和民办非企业单位的领导职务，但政府对重要民间组织的主导始终是中国公民社会的显著特点。
在实际的社会运作中。政府的主导性主要是通过以下组织制度和社会环境来运作的：一是国家管理制度规定。根据《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条例》、《基金会管理条例》的规定，任何民间组织的登记注册都必须挂靠到一个正式的党政机关作为其主管部门和主管单位，作为主管部门和主管单位的党政机关必须对该挂靠组织负有政治领导和监督责任。二是公民社会组织领导职位的官方色彩。这种官方色彩一方面是由于政府主办和创建的社团组织几乎被政府当作自身的从属机构，组织领导人自然要由政府指派、任命或兼任；另一方面，许多公民社会组织为了拓展社会资源和寻求政府部门的支持与认可，乐于接受甚至主动邀请政府官员和从领导职位退下来的官员兼任或担任组织领导。三是公民社会组织对政府财政拨款的依赖。中国目前许多公民社会组织特别是政府创建的民间组织，其财政来源和活动经费却是主要来自政府行政拨款，政府和定编制人员的工资由政府财政发放，甚至一些组织的财政来源还来自依靠政府部门授予的部分行政管理职能进行的行政收费。四是政府部门与民间组织的天然联系。这里所说的天然联系。是指许多公民社会组织特别是行业协会等直接由政府自己创立，而且许多重要的民间组织如全国性和省级行业协会就像其政府创办者一样在该行业和该地域具有垄断性(早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央关于严格控制全国性社团发展的文件就规定，在同一个地域同一个行业只能有一家代表性的社团组织)，其中民间的垄断者――该行业协会与官方垄断者政府部门是一种创建者和被创建者的关系，创建该民间组织的政府部门天然是其业务主管部门。这样，在资金来源、挂靠关系、主管部门、经费划拨、业务领域、职能分工乃至领导人员的流动和任命等等，该民间组织都和创建它的政府部门存在极为密切关系，用“半官半民”或“亦官亦民”都能典型地描述这类民间组织的“二政府”特征和身份。具有“二政府”身份和特征的社团组织往往都是全国性社团或省级社团，其在全国和地方具有重要影响和作用，这种影响和作用一是来自其自身的垄断性，政府职能转换和分流主要转到这些组织手中；二是这些组织自身的官方背景，官方背景在中国是最重要的权威资源，这是一般民间组织难以从自身的建设中达到的，另一方面由于国家政府在社会中的强势地位，官方背景也代表了其动员和支配社会资源的能力。
社会治理特征篇7
关键词：传统文化；社会治理；功能和作用
开平市地处珠三角西南部，以碉楼而闻名。开平碉楼源于明朝后期，起初主要是为了抵御匪患以及防止自然灾害的影响。开平市赤坎镇三门里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式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广东省第一批被认定为世界文化遗产的传统文化。自从2018年江门市第六届社会治理公益创投项目在开平市赤坎镇正式落地以来，项目在社会服务和社区治理中紧密结合碉楼文化，积极挖掘碉楼文化的内涵，并且将其与现代社会治理以及社会服务结合在一起，逐渐探索出了以碉楼文化为核心的传统文化社区治理模式。
一、碉楼文化概述
开平碉楼是开平侨民将西方建筑理念和本土建筑艺术相结合的产物。开平碉楼集合了防卫、居住等多方面的功能。不同建筑艺术风格在开平碉楼表现出了很强的兼容性，成为开平传统文化中最为主要的部分。开平碉楼具有鲜明的岭南文化精神和特色。碉楼文化是在充分吸收外来文化的基础上，经过长期的本土化所形成的传统文化。碉楼文化是一种原生型、多元性和开放性的地域文化。在长期的发展中所形成的碉楼文化理念可以概括为：以“碉其稳”，“稳”即“自卫防盗、安全稳定”；“碉其精”，“精”即“中西合璧、取其精髓”；“碉其和”，“和”即“以站为家、团结和睦”。
二、碉楼文化与社会治理的关系论述
开平碉楼文化的演进和形成与开平本地社会发展息息相关，虽然传统文化的形成与社会治理理论的演变处于不相交的时间段和空间中，但是社会治理所体现出来的“过程”“调和”“多元”和“互动”的特征与开平碉楼文化在演变和形成中所体现出的伦理道德、和谐理念、追求稳定以及兼容性等方面均存在高度的暗合现象。首先，社会治理理论的“调和”特征与开平碉楼文化在形成和演变中所表现出来的和谐理念以及追求稳定的社会观念，均体现出了反对社会矛盾解决中的激励、暴力和不妥协的态度，追求和谐、稳定是二者共同的特征，主张通过相应的途径实现和平、和谐。其次，社会治理理论中的“多元”特征与开平碉楼文化中的兼容性之间表现出了高度的契合。开平碉楼文化结合了西方建筑文化和本地建筑文化的特征，因此从碉楼文化中也能够挖掘出社会治理理论中的“多元”特征。第三，社会治理理论的“过程”特征体现出了在社会治理的过程中具有动态性、发展性和延续性等方面的特点。而碉楼文化作为当地传统文化，是在不断的发展过程中演变而来的，碉楼文化在不同时代具有不同的意义，能够实现对社会关系的不断调节。最后，社会治理中的协同治理理念与碉楼文化中的合作理念不谋而合。在社会治理中，要求多元主体通过构建协同治理的环境来实现社会治理的目标，构建社会治理共同体。而碉楼文化中“以站为家、团结和睦”体现出了在抵御自然灾害和外界干扰中的合作理念。
三、发挥碉楼文化社会治理的实现路径
开平市赤坎镇社会治理公益创投项目在服务社区居民的过程中，要加强对碉楼文化内涵的挖掘，结合社区服务和社区治理的要求，将碉楼文化中所蕴含的和谐、团结、多元、互动等理念运用于解决社区问题、调解社区冲突以及社区教育等方面，以充分体现传统文化的新时代魅力。
（一）建立完善的组织和文化传承队伍传统文化是人的文化，需要依赖于人的创造力进行传承和发展，因此要确定碉楼文化在赤坎镇社会治理中的主导性地位，就需要以赤坎镇社会治理公益创投项目为平台，强化工作人员对碉楼文化的研究能力，理解文化中所具备的内涵。同时也需要教育工作者、文化工作者等从不同的层面和维度对碉楼文化进行深入的识别、传播。因此，应以社会治理公益创投项目为平台，积极发挥平台作用，整合多元化的主体，为实现碉楼文化在社会治理中功能的发挥奠定基础。
（二）强化对碉楼文化内涵的识别开平市赤坎镇社会治理公益创投项目工作人员需加强对碉楼文化内涵的识别和挖掘。例如可通过“赤坎人家口述史计划”专项活动，形成初步的赤坎口述史，从口述史中得出碉楼文化的内涵，逐渐构筑村民的文化共同体。碉楼文化中的安全稳定、包容、团结、和睦等理念与社会治理的理念相吻合。例如可将安全稳定的理念运用到社区安全建设中，将团结合作的理念融入到社区支持网络的构建中。
（三）依托碉楼文化建立社区治理体系碉楼文化作为世界文化遗产，其与社区治理的内涵存在多方面的吻合。赤坎镇社会治理公益创投项目要以碉楼文化为依托，以社区治理的要求为标准，结合社区居民在各方面的需求，建立以碉楼文化传承和保育为平台的社区治理体系。以碉楼文化的精神为依托，把社区治理中的安全建设、支持网络建设、底线民生服务、社区教育等内容纳入到社区治理的内容中，构建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社会治理体系。
（四）建立传统文化治理的反馈机制以碉楼文化为内涵的社会治理体系在实践的过程中需要进行不断的优化和完善。这就要求在社会治理的过程中，根据社区问题以及社区需求，不断对以碉楼文化为核心的社会治理体系进行优化。开平市社会治理公益创投项目在实施的过程中需要建立碉楼文化社会治理反馈机制，结合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不断积极优化和改善，以社区需求为导向进行动态化的更新和优化，提升碉楼文化与社会治理内涵的契合度，更大地发挥碉楼文化的功能和作用。
社会治理特征篇8
关键词：犯罪心理、犯罪青少年、心理矫治
据来自中国青少年犯罪研究会的统计资料表明，近年来，我国青少年犯罪总数已经占到全国刑事犯罪总数的70％以上。其中又以十五六岁少年犯罪案件居多。为了有效预防青少年犯罪，必须寻找促成青少年犯罪心理形成的内在原因，分析其心理特征并对之进行心理矫治，只有这样，青少年违法犯罪的认知才可能得到纠正，其犯罪行为才可能得到预防。
一、青少年犯罪现状及其犯罪心理成因
随着青少年犯罪数量的持续增长，青少年犯罪已成为危害社会治安的一个严重社会问题。据统计，我国12—25岁青少年占社会总人口的24%，而这一年龄阶段的青少年在在押犯中所占比例已高达35%以上,而且有逐年增加的趋势。从犯罪主体上看，青少年成为我国刑事犯罪的主体，而且青少年犯罪呈现出低龄化、蔓延快、手段残忍、危害严重、反复性强、团体作案突出、重新犯罪率高、改造难度大等趋势。有的青少年犯罪手段已经达到智能化、成熟化，比如近年来频繁发生的网络案件中，作案人数就有75%为18岁以下的未成年人。
青少年犯罪心理大多是由青少年时期生理、心理发展及社会化过程中的各种矛盾引起的。青少年时期是一个充满复杂矛盾的阶段，这种复杂矛盾要在复杂的社会生活中得到化解是很艰难的，也是很不现实的。处在复杂矛盾阶段的青少年会表现出：生理迅速发育与心理水平提高相对缓慢的矛盾、青少年自我意识的矛盾、心理发展与客观现实的矛盾、心理结构中各因素（如认识、情感、行为、意志等）之间的矛盾以及独立性意向和认识能力的矛盾。[1]从而导致他们对事物的辨别能力较差，容易受情感、情绪的支配而不能理智地思考，不能较好地用意志加以控制；不能正确、全面地认识进入社会生活后遇到的各种问题；对现实的自我与理想的自我之间的差别产生苦恼和不安。如果这个阶段的矛盾解决较好，有利于青少年健康地成长，反之就会导致问题行为乃至犯罪行为。
二、青少年犯罪心理特征
青少年的个性特征正处于发展、形成阶段，有很大的可塑性，容易受外界因素的影响。他们缺少社会磨练，意志薄弱，特别容易接受不良影响，形成不正确的世界观、道德观，是非不分，甚至视丑为美。青少年期作为个体心理迅速走向成熟而又尚未完全成熟的一个过渡期，在心理发展方面更是错综复杂。青少年期的主要心理特征如下：
1、个性特征。(1)、智力发展显著：青少年期由于大脑机能的不断增强，社会实践活动的不断增多，其认知能力获得了长足的发展。这个时期，他们的感知觉较为灵敏，记忆力、思维能力不断增强，逻辑思维能力逐步占据主导地位，逐渐开始用批判的眼光来看待周围事物，面对现实社会他们有时会感到迷茫、无助、困惑……甚至有时会感到孤立无援。此时，如果没有正确思想的引导，他们往往会被不健康思想和错误思想误导，进而误入歧途。（2）、神经(气质)类型：犯罪心理学研究者普遍认为，青少年违法犯罪和他们的气质类型（或神经类型）是有一定的关系的[2]。犯罪青少年的神经类型呈强弱两极分化型，暴力犯罪者的神经类型更多表现为强型，而非暴力犯罪者则弱型居多。偷窃犯罪的灵活型(多血质)、安静型(粘液质)较多。这两种类型的共同点是反应快且准确。区别在于前者活泼，适应能力强；后者好静，细心。从反应快与准确来看，这些无疑是偷窃犯必须具备的[3]。（3）、自身性格特点的不足：我国犯罪青少年的性格特征明显地反映出不成熟和严重的缺陷，主要表现为：缺乏对崇高理想、目标的追求，显得精神空虚；社会责任感和规范约束力差；分辨力差，难以认清善恶是非；缺乏羞耻心、同情心、怜悯心等，对人冷淡，有敌意，攻击意识强。情绪突发性强，波动大，神经质突出，心境变化多端；少独立性和自控力差，易受外界情境和他人的影响。
2、意志特征表现为意志薄弱，自制力差，反复性大等特点。青少年具有很大的可塑性，极易接受客观外界条件的影响，即所谓“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违法犯罪的青少年，经过帮助教育，痛苦流涕，表示要痛改前非。但是，另一方面，也存在较大的反复性。出狱后，经其同伙一拉，或出于哥们义气，又管不住自己，照样违法犯罪。一般来说，大多数违法犯罪的青少年有恶习不深，可塑性大的特点[4]。
笔者曾在贵阳市少管所探访了一位名叫张亮（化名）的少年犯，他曾“三进”少管所：12岁那年，在无人管教的情况下在游戏厅接交了4个年龄相仿的“朋友”，几个人一起打游戏、一起盗窃、抢劫、一起进少管所。据介绍，张亮“三进”少管所间隔的时间都不长，从1997年4月第一次进少管所，第二次距第一次仅2个月，第三次距第二次仅9个月。第一次偷窃，仅13岁，11天后即被送回家；第二次，抢劫，三年劳教；而第三次，团伙盗窃，刑期从2000年5月9日至2009年11月8日。据司法部预防犯罪研究所的调查统计，少年在刑释后三年内重新违法犯罪率为34.6%，个别地区超过40%。青少年重新违法犯罪出现了由单独作案到结伙作案，由一般的盗窃到抢劫、重伤、杀人等严重犯罪。可见，这些人反复越多，对社会造成危害越大，也越难于改造。因为他们多次作案得手强化了犯罪心理，已由初犯的恐惧，转为熟练和无所顾忌，特别是在犯罪行为受到制裁和不切实际的需求受阻后，非但不予收敛，反而疯狂地报复社会，成为难以改造的累犯和再犯。
3、需要特征以强烈的自我满足为主。个体的内在需要是个体心理活动的原动力，前苏联犯罪学家库德里亚夫采夫曾说：“违法者认为现实条件没有充分满足他的实际需要或者臆想中的需要，这就是违法者实施犯罪行为的动机基础”[5]。需要是人的机体内部最大的内驱力，不同的需要结构会产生不同的欲望，从而导致不同的活动。因此，人的违法犯罪活动产生的主要因素就是需要形成的欲望和动机在外界刺激或诱因的影响下实施违法犯罪活动[6]。根据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我们知道由于个体的社会生活环境、家庭背景等的不同，每个人的需要层次也不同。大部分青少年违法犯罪者偏重于低级需要和生理需要。大多违法犯罪活动都与追求过高的物质享受、满足个体感官刺激有关。一般人的需要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各种需要处于动态的平衡之中，而且总是高级的需要制约着低级的需要，并且调节和制约着人的行动；而青少年违法犯罪者的需要系统却处于畸形状态，某种不良的需要处于恶性膨胀之中，使各种需要之间遭到了破坏[7]。在他们身上需要往往是不择手段的自我满足和强烈的物质占有欲。为达到个人目的，他们往往以型行为来占取不义之财。反映了他们极端个人主义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形成了他们违法犯罪的思想根源和心理特点。
4、动机特征表现为青少年动机多样而又茫然，行为易受情绪情感左右。动机是由一种目标或对象所引导、激发和维持的个体活动的内在心理过程或内部动力（pintrich&Schunk,1996）[8]。青少年犯罪的动机容易受外界诱因而引起，他们的动机较为简单且少预谋，没有经过周密考虑或精心策划。在强烈外诱因的引导下，他们喜欢模仿、好奇心强、容易受暗示……一些犯罪青少年在本来没有坏习惯的条件下，也会由于青少年期自身情感、意志等方面的弱点，加之外界的诱惑而产生犯罪动机。从某种角度来讲，他们的恶劣行为往往不是为了达到什么明确的目的，而是追求一种满足、愉悦。并且，青少年犯罪动机容易变化且不稳定。在遇到情境的变化，特别是在情绪激动下，会实现动机的转化[9]。这一动机转化一般来讲并非是青少年事先精心策划的。在第一动机实施末得逞时，往往情绪迁怒，转移目标，发泄怒愤。如盗窃未遂与事主搏斗，则容易产生杀人的第二动机，杀人后随即又可能产生放火灭迹的第三动机。
三、青少年犯罪心理矫治措施
心理矫治又称“心理学干预”、“矫正治疗”、“改造干预”等。青少年犯罪心理矫治是指促使青少年罪犯的心理和行为发生积极变化的心理咨询、心理治疗、行为矫正等活动的总称[10]。青少年犯罪心理矫治作为改造青少年的手段，对于稳定社会秩序，培养身心健康的守法公民具有重要作用。对犯罪青少年进行心理矫治，其目的在于消除青少年的行为和犯罪心理，实现其产生痛改前非、重新做人的决心和毅力，顺应和适应社会，不再扰乱和危害社会。
1、开展预防青少年犯罪的心理健康教育和心理咨询活动：针对青少年表现出来的冲动、逆反、烦躁、从众、自控力差等特殊心理特征，以及人际关系及其自我认同问题，学校、媒体应多开展调适心理健康的活动和节目。并以各种形势组织和开展认识自我、理解自我、解剖自我的系列活动。并设置专门的心理咨询机构。辅导者要帮助矫治对象解决心理上的困惑，消除其心理冲突，恢复心理健康。在心理咨询过程中，关键是化解青少年在违法犯罪方面所表现出来的“合理化”情绪，即为自己的错误行为找种种借口，使自己的行为合理化。因此，要善于及时发现青少年的一些异常行为，有意将问题少年放在和谐、互助、友爱的团体里，详细地了解产生“合理化”心理的起源与发展过程，针对不同的个体采用不同的方法，因人而异，具体分析，通过面对面的疏导，打破违法“合理化”心理。心理咨询主要采取个别咨询的方法，此外，也有团体咨询、电话咨询、专栏咨询、家庭咨询等。对矫治对象进行心理咨询对于整体情绪的稳定、认知缺陷的矫治、情绪困扰的解除等，都有良好的治疗效果。当心理咨询不能完全地解决问题时，要转入心理治疗。
2、心理治疗：狭义的心理治疗是指以改变认知性问题为主要内容的心理治疗方法与活动[11]。实施心理治疗已经成为治疗导致青少年犯罪的那些内在情绪或者心理问题的一种机制。因为心理疾病确实是大多数青少年产生犯罪行为的首要原因。针对犯罪青少年这一独特群体，主要是采用精神分析性心理疗法。精神分析疗法是依据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开展的治疗方法。治疗原则有两条：一是满足，以减缓其攻击行为；二是升华，使青少年认识自己的不足并使其行为朝向有利于社会的方向发展。目的是让青少年对自身形成的病态人格和攻击行为的成因予以觉察，从而通过自身的努力促使其改过[12]。在此过程中，鼓励少年犯谈论过去的冲突和进行自由联想。因为这些冲突导致他们产生多种情绪问题，而这些情绪问题又引发行为或攻击行为，对他们进行精神分析性心理疗法旨在帮助他们解决驱使他们犯罪的冲突和无意识需要。而自由联想是在不加任何选择、不做任何掩饰的前提下进行的，这样可以暴露出犯罪青少年无意识的内容，有的甚至会使犯罪青少年的活动退回到童年早期状态，此时，由专业人员对此加以解释并引导，如果能被矫治对象接受，便可提高其自知力，达到深刻的人格矫正的目的。
3、行为疗法：行为矫正是指系统应用学习原则和技术评估和改进个人的内隐和外显行为，以便帮助个人更好适应社会的治疗技术[13]。在心理矫治发展的过程中，人们不仅关注矫治对象的心理问题，逐渐也认识到，对矫治对象的行为问题的解决也是至关重要的。行为疗法的具体方法介绍如下：
（1）厌恶疗法：是一种“以毒攻毒”的方法。利用条件反射原理进行行为治疗，在治疗过程中，矫治对象经受来自惩罚的痛苦体验，并与不良的行为习惯重复结合，以抑制或消除某种不良行为习惯。例如，当一名惯偷少年犯在出现偷盗行为的欲望时，让他立即闭上双眼，想象自己面前正站着一个高大威武的警察，手持警棍、手铐怒目圆瞪地看着他；或者使其矫治对象想象自己在偷盗过程中刚好被事主发现，周围投来厌恶、鄙视的目光……以此来达到和减少这种行为的目的。
（2）代币强化法：这是利用分数、筹码等可以兑换成实物或减免其罪行的代币或标记作为正强化物，从而培养犯罪青少年形成良好的行为习惯的一种行为矫治方法。该方法是在监狱系统中使用最为广泛的行为矫正方法。在对犯罪青少年进行行为矫治时，也具有相当的激励作用。犯罪青少年可以通过良好行为来获取分数或小红旗、代用币等，便可得到某种形式的奖励或实际的好处，在此过程中，犯罪青少年逐渐能形成在更大的社会中应用的行为模式：人们必须用自己的行动去满足自己的需要。也正是这些好处（正强化物）使他们学会正确的行为方式和价值观念。
（3）适应疗法：此法强调的是机体对环境变化的适应。青少年由于自身的年龄特征、性格特征以及心理特征，会对某些外界环境产生不适应症，如一些青少年因为性的神秘感而引起无可遏制的性冲动，从而导致性犯罪；还有一些青少年在激烈的社会竞争中不能经受失败的挫折而导致的攻击等，这些都是机体不适应的表现。针对上述两个例子，家庭、学校、社会可以开展性教育，正确引导青少年，避免因强烈的好奇心和探求欲而产生的行为；而对不能适应社会的青少年可以通过模拟竞争训练等使其逐步适应原先的社会条件。有了这样一个适应过程，青少年对环境因素的感受性降低，其中存在的不利因素的消极影响会削弱，青少年便不会因为情境的不适应因素而产生过度反应。
四、结束语
在犯罪心理学中，环境、心理和行为活动作为三大变量和它们之间的辩证关系告诉我们，客观世界是心理活动产生的源泉，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青少年犯罪现象就是社会上消极因素在一些具有不良消极心理因素的青少年头脑和行为中的能动反映。我们要建设和谐社会，整个社会就必须着眼于对青少年犯罪心理加以切实有效的预防。青少年个体中存在的不良心理和行为，如不及时矫治和消除，其逐步发展的后果必然导致各种违法犯罪恶果的发生。从青少年的年龄特征、人格特点着手，有效地开展青少年犯罪心理的预防和矫治，将会减少和阻止青少年犯罪行为的产生和曼延。
参考文献：
[1]魏健馨、张学林著．犯罪心理学．[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3,145--153
[2]车文博主编王国新、戚立夫著．青少年犯罪心理学[m]．吉林教育出版社,1990,182
[3][4]孙莉.犯罪青少年的心理分析及心理矫治研究[J]，2005-5-1
[5]许华应著．青少年违法犯罪问题初探[m]．吉林出版社，1984
[6]许华应著．青少年违法犯罪问题初探[m]．吉林出版社，1984
[7]周运清王培刚．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个性结构与特征分析[J]．青少年犯罪问题,2005-1
[8]彭聃龄著．普通心理学[m]．北京：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9]王少孚，李海英．青少年违法犯罪心理特征分析[J]．理论界，1999,06
[10]吴宗宪著．国外罪犯心理矫治．[m]北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4,3
[11]吴宗宪著．国外罪犯心理矫治．[m]北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4,168
社会治理特征篇9
一、征地拆迁的内涵
（一）征地拆迁的概念。征地拆迁是指国家征地管理机关或有关授权机关为了社会公共利益的需要，依法征收、征用集体所有的土地并将土地上的房屋予以拆除，房屋所有人或者房屋使用人予以搬迁，国家对房屋所有人和房屋使用人进行补偿安置的活动。
（二）征地拆迁的特征。第一，征地拆迁是公共利益的需要。第二，征地拆迁是政府单方面行为。第三，征地拆迁行为具有强制性。
二、思想政治工作的内涵
（一）思想政治工作的概念由来。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虽然古已有之，但“思想政治工作”概念的形成却与共产主义运动有关。中国共产党诞生后，长期使用“政治工作”这个概念。1957年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对“思想政治工作”作了进一步的阐述。此后一直沿用“思想政治工作”这个概念。
（二）思想政治工作的特点。思想政治工作的对象是人，这使得思想政治工作具有其自身的特点。中国共产党的思想政治工作的主要特点：一是鲜明的党性和阶级性；二是广泛的群众性和社会性；三是严密的科学性；四是具体对象的针对性；五是教育过程的连续性。
（三）思想政治工作的原则和方法。1.原则。思想政治工作的原则是根据思想政治工作的客观规律和人们的主观意图制定的。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思想政治工作实践中总结和概括出一系列基本原则，主要有：①理论联系实际原则；②思想政治工作与物质利益相结合的原则；③耐心说服教育与严格的组织纪律相结合的原则。2.方法。由于人们在不同的历史条件和社会环境的影响下会产生不同的思想倾向，不同年龄、不同层次的人会有不同的思想特点，因此思想政治工作的方法应是多种多样的。科学的方法有：疏导的方法、民主的方法、讨论的方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等等。
三、征地拆迁中做好群众思政工作的重要性
毛泽东曾经说过：“思想工作和政治工作，是完成经济工作和技术工作的保证，它们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征地拆迁，简单地说，是做人的工作，征地拆迁工作就是做人的思想政治工作，是征地拆迁中的关键，做思想政治工作要谨遵提出的“得人心、暖人心、稳人心”这一标准，在处事中做到有的放矢，要有全局意识；把那些懂政策、作风硬、有奉献精神、有驾驭全局能力、会做群众思想政治工作的同志调整到征地拆迁岗位上来，发挥我党思想政治工作的优势。
（一）做好征地拆迁群众思想政治工作，要注重方式方法，牢固树立以人为本思想。征地拆迁关系到群众切身利益的大事，征地拆迁过程说到底是利益分配调整的过程。因此，在征地拆迁工作中，要得到群众的理解支持，一定要注重方式方法，必须从群众的立场上去考虑问题、解决问题，做到换位思考，多角度、多层次、多方位听取群众意见，从被征地拆迁群众中的所想、所盼、所虑出发，做到心中“一盘棋”。在实施补偿安置工作中，我们既要坚持实事求是原则，又要有灵活性。要坚持用足政策，凡是政策规定必须补偿的，要不折不扣地执行；凡是可补可不补的，要坚决补偿；凡是被征地农民提出的合理请求，都要最大限度地予以帮助解决。
社会治理特征篇10
关键词：嵌入性治理；公众利益诉求；理性表达
中图分类号：D630.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1605（2011）08/09-0081-05
作者简介：陈发桂（1972-），男，广西灌阳人，中共广西区委党校法学部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基层社会稳定。
2011年5月30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问题。会议强调，要牢牢把握最大限度激发社会活力、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减少不和谐因素的总要求，积极推进社会管理理念、体制、机制、制度、方法创新，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这充分表明，在和谐社会构建过程中，基层所面临的诸多利益矛盾和冲突还缺乏有效的协调及解纷机制，需要从创新社会管理的高度，研究如何通过社会协同（主要是民间组织的嵌入性治理）的方式，防止因公众非理性利益诉求表达行为（主要指近年来各地因征地拆迁纠纷引发的“自焚”等事件）引发各种群体性、突发性事件。笔者拟从民间组织嵌入性治理的视角对公众利益诉求理性表达的生成路径进行探析，期望有助于推动该问题的有效解决。
一、“嵌入性治理”：基层政府与公众征地拆迁关系的分析框架
20世纪80年代，美国新经济社会学家的代表人物格拉诺维特重新提出“嵌入性”问题。格拉诺维特认为:“经济行为只是社会行为的一种形式，经济行为从内容到方式都在很大程度上会受到其发生的那个环境及社会结构的影响,特定的经济制度是那个社会的社会结构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1］6格拉诺维特不仅把“嵌入性”放到所谓的制度架构中，而且更侧重于把经济活动放到人际关系的背景下予以考虑。格拉诺维特的观点使“嵌入性”视角得到更广泛的重视，并成为美国新经济学的一个基础性概念。我国学者以“嵌入性”为视角对社会组织和制度变迁问题进行了较深入的研究，认为制度的创新和变迁离不开现实的环境和制度资源所提供的条件，“任何一种制度总是要嵌入特定的社会结构和社会文化之中。制度设计得再合理，若不能成功地嵌入到这个社会的社会结构中，或者说，倘若制度创新在现存的社会结构中遭遇到强烈的排异反应，那么这种制度的创新和变迁则最终不能带来效益，也不可能为这个社会带来长久的稳定。”［2］因此，在社会管理创新中，基层政府与公众因征地拆迁所形成的社会结构，就是民间组织所要嵌入的社会结构。
我国基层征地拆迁在解纷机制不健全的情况下，加剧了民众与政府之间的冲突，之所以需要民间组织嵌入基层征地拆迁过程，其根源在于基层征地拆迁过程中出现的双重张力，给民间组织的嵌入提供了重要的契机。征地拆迁过程中的双重张力主要表现为：一是基层政府与中央政府的张力。保护农村耕地和维护被拆迁户的合法权益是中央政府在农村的两个基本目标。为此，中央政府对《土地法》所涉及的征地条款进行了修改，严格限制地方政府的征地权；为了维护被拆迁户的合法权益，中央政府今年还颁布实施了《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条例》，限制了地方政府的强制拆迁权。然而，中央政府在征地拆迁问题上采取的措施，虽然从一定程度上保护了农村的耕地及拆迁户的利益，但城市化进程中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的依赖现状并不能因此而改变。由此，“基层民众增加了对中央政府的认同，对基层政府的信任却加速流失”［3］。二是基层政府与民众的张力。近年来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基层政府需要更多的土地满足城市化的需求，在国有土地日益稀缺的情况下，城市化所需求的土地只能通过征收农民承包的集体土地。而基层政府为了在城市化进程中多招商引资，必然在土地出让上给企业最大的优惠，这就直接减少土地承包人应得的补偿或安置费用，结果诱发基层政府与民众之间的征地拆迁纠纷。在缺乏有效解纷机制的情况下，双方之间的紧张关系呈现出非常普遍和尖锐的发展趋势。
就中国当前民间组织嵌入基层征地拆迁纠纷而言，它不是孤立的自我运行，如果要发挥作用，实现有效运行，它必须在制度变通和制度适应过程中，与基层政府和社会公众进行良好的互动，与征地拆迁纠纷中的各主体之间形成有效的依存关系。在各地进行的征地拆迁活动中,不管是制度安排还是普遍道德都不能使基层政府与公众产生理性化的社会互动，只有将双方置于有民间组织嵌入的特定的社会结构之中,才能实现彼此间的良性互动。受此启发，笔者提出“嵌入性治理”的概念，将民间组织力量嵌入基层征地拆迁纠纷这一社会结构之中，说明只有实现民间组织力量在基层征地拆迁纠纷中与基层政府治理的有效对接，进而实现征地拆迁过程中基层政府与公众间的良性互动，才能最终实现公众利益诉求的理性表达。
二、民间组织嵌入与公众利益诉求理性表达的内在勾连
人类社会主体交往的历史就是理性不断走向成熟、理性不断战胜非理性的历史。理性化的利益诉求是社会有序运行的重要心理支撑。从是否理性化，理性化的程度如何，“可以把利益诉求方式分为理智型的利益诉求方式和情绪型的利益诉求方式”［4］。理智型的利益诉求方式，就是自觉地把利益表达视为公民的权利与义务，并且在制度规定的范围内按照程序进行表达。情绪型的利益诉求方式，往往以宣泄情绪为基础进行利益表达。当前公众与基层政府在征地拆迁过程中进行的利益博弈，由于缺乏民间组织的有效嵌入，彼此间无法进行良性互动与沟通，民众不同程度地存在着非理性的利益诉求表达行为。公众利益诉求的理性表达是构建和谐社会美好愿景的基本前提，通过对民间组织嵌入与公众利益诉求理性表达的内在勾连关系的分析，才能发现民间组织嵌入基层征地拆迁纠纷的功能价值。
（一）民间组织的嵌入可以实现社会公众与基层政府间的有效沟通，使公众以理性的方式表达自己的诉求
在征地拆迁纠纷中，基层政府与社会公众能否进行有效沟通，是公众利益诉求能否以理性化的方式予以表达的前提，更是双方间的观点能否得到有效磨合、能否最终寻求到问题解决之道的关键。民间组织适时嵌入，利益相关方在避免直接对抗的情况下才能冷静并自由发表意见,充分阐述各自的主张，彼此才能相互理解，找准纠纷的症结所在，最终通过理性博弈达成妥协。例如，被拆迁户赵金梅家住江苏灌云县侍庄乡陆庄村。家里楼房被强行拆除后，因不满房屋赔偿金额，一年来赵赴北京反复上访，饱受风霜之苦。在2010年除夕夜之前，赵金梅在北京上访时通过喝农药这种极端的方式表达利益诉求，当地政府亦备感维稳压力。2011年大年初九，赵金梅再度进京，经人介绍委托北京新时代致公研究院介入调停，并签订委托书。在她看来，新时代致公研究院这一民间组织，“是个劝架的”。她愿意相信新时代致公研究院能帮自己要回更多拆迁补偿。新时代致公教育研究院原为一家从事公民的民间组织，曾主持北京九道湾社区居委会直选，以后转向社会治理项目。接受赵金梅家委托后，致公研究院在全国“两会”期间，在北京与侍庄乡政府接触。主管拆迁的侍庄乡领导直言：“政府说的话赵金梅听不进去，她说的道理政府听不明白，如果有第三方介入调停来解决问题，也不错。”［5］双方签署了一份备忘档案，乡政府认可致公研究院参与调停这起拆迁纠纷，最终双方承诺以理性的方式解决彼此间的拆迁纠纷。这充分说明，民间组织的嵌入，能使公众与基层政府在征地拆迁纠纷中就补偿等核心问题进行有效的沟通，双方在民间组织嵌入所形成的理想沟通情境下就利益诉求所关涉的问题可以达成相对的共识。
（二）民间组织的嵌入可以提高公众对政治主体、规范和程序的认同，使公众的利益诉求以理性的方式表达
在新制度经济学中，“迪马奇奥和鲍威尔曾提出通过社会组织的内化机制，使公众产生一种共享观念、共享思维方式，形成组织理性”［6］107。外部行为的内化，是通过民间组织嵌入来促进公众利益诉求的理性表达，对公众利益诉求的表达行为会产生一种外在的规范或引导作用。组织理性的内化主要是指将民间组织所具有的组织理性导入分散的社会公众的认知体系之中，通过组织嵌入来弥补公众个体理性的不足，通过引导提高公众对政治主体、规范和程序的认同。“和谐社会意味着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各个领域之间及领域内公众对政治的有效认同。一个政治社会能否在政治主体、规范及程序上获得公众的广泛认同，决定着这个政治体系的合法性与稳定”［7］93。公众对政治的有效认同既是社会是否和谐的“平衡器”和“协调器”，也是社会公众在进行利益诉求时能否以理性方式予以表达的前提。政治认同的实质是社会公众现实的利益表达实践活动，是政治系统和社会公众之间的政治共识和聚焦。和谐社会必然是政治认同的社会，被公众认同的政治主体、规范及程序，应该是理性、平等、公正的社会制度，它可以主导和创设经济、文化和社会各个领域中主体间的和谐关系。
三、民间组织的嵌入性治理：公众利益诉求理性表达的路径选择
当前，社会管理已经从单纯的政府管理转向社会治理。在基层征地拆迁纠纷中，民间组织的嵌入可以有效发挥其整合分散公众利益诉求、实现公众与基层政府信息的双向传递及合理分担基层政府部分社会管理职能的功能价值，通过政府―公众间的良性互动，最终实现公众利益诉求的理性表达与和谐社会构建的双重目标。
（一）民间组织的嵌入可以畅通公众的利益诉求表达渠道及促进公众进行理性的表达
在基层社会，如何理性化地进行利益表达不仅对普通民众合法权益的有效实现至关重要，而且对基层社会的稳定也将产生重要影响。当分散的普通民众在征地拆迁中权益受损，却不知道如何向基层政府进行有效表达，或者表达后无法获得基层政府的及时有效回应时，民众往往会选择制度外的非理性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不满，从而导致基层政府与民众的激烈对抗。民间组织作为一种具有中立性的社会组织,在利益表达方面与个体成员相比显然具有不可比拟的理性优势。
其一，民间组织嵌入能有效改观公众利益诉求渠道梗塞的现状。在基层进行的征地拆迁纠纷中，被征地拆迁户就补偿和安置等核心问题向基层政府进行利益诉求表达时，因利益分歧过大，基层政府很难或无法及时给予回应，民众在此情况下往往采取非理性的行为表达其不满。造成这样的局面主要原因在于民众表达利益诉求的渠道的梗塞，而渠道梗塞的原因又在于分散公众利益诉求表达的无序性使基层政府无法与公众进行有效的沟通和磋商。而民间组织作为一种独立于政府之外的社会组织,可以站在中立的立场对分散的民众利益诉求进行整合，对分散的利益诉求进行过滤，去除民众利益表达中非理性的成分，从而能够消除表达渠道的梗塞现象，使基层政府与民众进行有效的磋商。此外，我国民间组织“官民二重性”特点较为明显，和基层政府的行政部门的联系较为密切，接触的机会较多，这样沟通起来比较便捷，能把收集到的公众利益诉求信息及时反馈给政府部门，［8］从而有助于双方进行理性的沟通。
其二，民间组织的嵌入使公众进行利益诉求表达时更理性。民间组织作为群体利益一致并在志愿和公益的基础上形成的群体，成员之间拥有共同的价值观，组织成员在组织内能够自由地沟通，发表自己的看法、主张和要求。此外，民间组织作为一种组织中介，能够真正了解组织成员的利益需求，平衡协调各个体成员利益的关系，并将个体利益表达控制在理性及合法的范畴内，使个体成员的利益表达一体化，组织利益表达理性化，从而避免因为非理性的利益表达而危及基层社会稳定。民间组织在代表民众进行利益表达的过程中，一方面可使组织的整体利益与成员的特殊利益实现纵向的对话与协调，防止个体成员采取过激的行为来表达。另一方面，还可“代表着本群体利益而与其他群体进行横向的对话与协调，进行组织化的利益表达，以相互理解与信任，从而形成了一种自主协调、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发展的利益表达秩序”［9］52。当前，在基层政府手中可支配的政治资源、社会资源及经济资源愈来愈捉襟见肘的情况下，个体民众采取非理性的利益诉求方式，不仅不能达到保护自己合法权益的目的，还可能使自己为此承担较大的政治风险，而民间组织代表个体成员的利益表达则更加理性，可以与基层政府之间形成良性互动的关系。
（二）民间组织的嵌入可以实现公众与政府间信息的有效传递，避免公众利益诉求表达行为的极端化
基层征地拆迁所涉及的补偿和安置等核心问题，因为“其具体规则很难通过全国性普遍适用的规范加以规制，所涉及的土地房屋价值的厘定及搬迁、就业成本的计算信息”［10］，很难被征地拆迁的民众获取。信息的不对称对公众利益诉求表达行为极端化产生重要的影响。当前，造成公众利益诉求非理性表达的主要原因在于其与基层政府间缺乏对称性的信息传递机制。目前，公众向基层政府表达的利益诉求方式是一种缺乏中介的单向的信息传递机制，这很容易造成信息在传递及回应过程中被异化或扭曲。民间组织作为连接民众与基层政府之间的桥梁和纽带，可以在公众与基层政府间实现信息的双向传递。作为公众与基层政府间信息传递的中转介质，民间组织具有很强的利益诉求信息归纳、过滤和反馈功能，能够在充分整合分散的公众利益诉求的基础上，将公众所要表达的整体性诉求准确地传递给基层政府，同时将基层政府的回应意见反馈给公众。通过民间组织进行双向的诉求传递和意见反馈，可以更好地实现公众与基层政府之间的良性互动，在双方的良性互动中实现社会的和谐。
当前，基层政府的公信力缺失已是不争的事实，造成的直接后果就是政府回应或表达的意见容易被公众误读。如果缺乏民间组织的有效嵌入，而由基层政府直接回应民众，民众往往宁愿相信它是虚假的，也不愿相信它是真实的。公众利益诉求最终以非理性的方式表达,很大程度上就在于基层政府回应机制的失效,民众只能依靠非理性表达行为的方式进行情绪化的信息传递。美国著名学者亨廷顿认为：“社会挫折感与政治不安定之间关系产生的原因,并不像表面上看起来那样简单。在很大程度上,这种关系的产生,乃是由于缺少下面两个中介变量：社会和经济流动的机会,以及具有适应性的政治制度。”［11］亨廷顿的阐述,说明在信息传递过程中只有通过民间组织这类中介进行有效勾连，政府信息才可以有效向社会公众传导；社会公众设置的议程与基层政府的制度议程之间,也才能实现最大程度的协调一致,从而在社会挫折感释放与政治秩序稳定之间建立有序的均衡状态。
（三）民间组织的嵌入可以减轻基层政府的社会管理负担，避免基层政府成为公众所有利益诉求的承接者
长期以来，在整个征地拆迁过程中，基层政府一直扮演全能型的公共管理角色，不容其他人染指。这种全能型的政府管理者角色已经无法满足公众多样化的利益需求，无法适应基层经济社会变迁的现实。因此，有必要建立民间组织参与的多维度的社会管理机制，为社会公众的利益诉求提供多元化的承接主体。具体说来，就是通过改变目前基层政府对所有社会事务进行直管的模式，建立小政府的管理模式，以减少基层政府对公众利益诉求承接量过多的状态，避免政府因无法有效应对而成为非理性表达行为的指向者。民间组织的有效嵌入，可以分担基层政府的部分职能（当然，这些职能是依法可以由社会组织承担的），可以增强政府与公众间沟通，并依法、及时、合理地处理社会公众反映的利益问题，形成规范的对话、协商和处理问题的反应机制。
防止因征地拆迁纠纷成为威胁基层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必须强化民间组织对基层征地拆迁纠纷过程的有效嵌入。现代治理的特色，在于它首先是一种公共治理，即它是以全部公共的力量来参与社会治理，这就要求基层社会不能只有一个权力中心，而必须以民间的多元的力量，形成制度化的官民共治机制，来共同完成社会治理的重任。民间组织的嵌入性治理不仅是为了监督政府，也是为政府减负，为政府分忧。“只有当分权机制成熟起来，社会力量大体均衡，相对独立，各尽其责，这时才谈得上社会矛盾的均衡分布，社会冲突的分散处置，才不会大到企业倒闭，小到肉价涨跌，事无巨细都归咎于政府，不满和愤怒都齐齐向政府倾泻。”［12］因此，政府应当放宽对民间组织嵌入征地拆迁纠纷过程的限制，创造条件，开辟渠道，让民间组织以合法身份嵌入纠纷过程，以发挥其协调利益纷争的功能作用。在这方面，深圳的经验值得推广。2009年7月，国家民政部与深圳市签定了推进民政事业综合配套改革协议，准予深圳市探索大力发展社区社会组织，让社会组织承接部分政府职能。这项制度使深圳一些领域的社会组织从挂靠政府到民间自办，从上级单位主管到无主管单位，从注册登记到备案管理，民间组织参与社会管理的门槛越来越低，其成长的空间也越来越大。［13］3培育民间组织参与社会管理的力量，要求政府以“放权”之心对待民间组织，找到政府职能与民间组织力量的有效平衡点，清晰地界定基层政府的职能。所幸，这正逐渐成为社会共识，在一些地方已经开始了试点。据媒体报道，“珠海就将借鉴香港经验，把应由民间组织承担的职能有序转移出去，构建政府和民间组织共同管理公共事务的新格局”［14］。政府主动向民间组织分权，主动向民间组织开放公共空间，这种制度上的大胆创新，显然是引导公众利益诉求理性化表达的根本方向。民间组织强大与否，民间组织能否在社会危机管理中发挥关键作用，是衡量一个国家现代化程度的重要指标，也是衡量一个国家抗风险能力的重要指标。这方面我们任重道远，珠海试验则是破冰之举，令人期待。
参考文献：
［1］markGranovetterandRichardSwedberg(eds.),theSociologyofeconomicalLife,Boulder,Colo:westviewpress,1992.
［2］李汉林等.组织和制度变迁的社会过程［J］.中国社会科学,2005(1).
［3］祝天智.农村维权精英的博弈分析［J］.天津社会科学,2011(3).
［4］王春福.构建和谐社会需完善利益表达机制［n］.工人日报，2006-10-31.
［5］商华鸽.大陆nGo介入调停地方拆迁纠纷［J］.凤凰周刊，2011（13）.
［6］周雪光.组织社会学十讲［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
［7］丁志刚，董洪乐.政治认同的层次分析［J］.学习与探索.2010（5）.
［8］王小平，高兵斌.民间组织与村寨治理［J］.学会，2009（1）.
［9］陈发桂.我国基层维稳运行机制的理性化建构探析［J］.长白学刊，2010（5）.
［10］陈若英.信息公开――强制征地制度的第三维度［J］.中外法学，2011（2）.
［11］亨廷顿.难以抉择――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参与［m］.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
［12］笑蜀.矛头为何总指向政府［n］.南方周末，2008-11-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