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治理模式篇1
关键词：矛盾；社会治理；治理体系与能力现代化
中图分类号：D63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3890（2014）05-0042-04
一、社会治理的理论构成
（一）社会治理的基本概念
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任何政治因素毫无疑问必然会反映到经济因素上来。社会治理也不例外，应当与所在历史发展阶段的社会基本状况相匹配，恰当反应社会结构的内在需求，只有总体把握社会经济状况，才能有效选择社会治理的模式。
社会治理在基本概念上分为广义和狭义。社会治理从广义上说，是指管理主体对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各个方面进行全面、系统的管理。而狭义的社会治理则指除政治、经济、文化系统外，仅限于与之相并列的社会系统的管理。关于社会治理的定义，理论界存在争议：一种观点认为，社会治理主要是政府和社会组织对社会进行管理，主要目的是促使社会系统协调运转，促进社会系统的组成部分、社会生活的多个不同领域全面协调发展，使社会发展的各个环节和谐有序进行，达到对社会治理的组织、协调、服务、监督和控制的目的；另一种观点认为，社会治理是存在于一定共同价值的基础上，人们处理社会事务和提供社会公共服务，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治理的过程。社会治理主要通过社会组织和政府进行，他们通过共同协商、研究、决策，最终建立起社会治理的模式。社会治理的对象是社会事业、社会事务与社会价值，其最终目标是促进社会和谐发展，构建公平、公正的社会秩序，从而提高社会效率。笔者认为，立足我国当前和长远的实际情况，同时考量价值要素、制度要素和技术要素三个层次，由此得出结论：社会治理是指党委、政府和社会组织等管理主体通过计划、组织、服务、领导和控制，合理配置社会资源，协调公共利益与社会发展，实现公平与正义目标的社会活动。
（二）社会治理的属性
社会治理具有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在自然属性上，通过治理活动对社会的人、财、物资源合理配置，有效协调产、供、销等市场要素，实现生产力科学组织与发展；在社会属性上，有效协调不同群体之间的利益分配，促进人与人之间和善的社会关系，使生产关系与社会制度协调发展。社会管理的价值与目标归根结底是为了公共利益，实现社会的公平与正义，使社会发展有序、健康和高效运转，从而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正如张康之在《社会治理中的价值》一文中曾经论述到，虽然公平、公正、秩序与服务、效率、和谐等，都是社会治理的基本价值，但是，在社会治理体系中，这些基本价值的构成方式是不同的[1]。在传统型社会治理模式中，其核心价值体现在秩序方面。在管理型社会治理模式中，其核心价值体现在公平与效率。而在服务型社会治理模式中，作为一种新型的社会治理模式，其核心价值体现在服务，其他的核心价值都必须服务于、从属于这种价值。社会治理反映了能动与被动、自发与强制，以及服务与管理的有机结合，是秩序、规范与人性的综合反映，其价值的实现需要调动方方面面的积极因素，有效发挥社会庞大系统工程的功能与作用，重要的是，建立健全利益协调和社会平衡的调节机制，遏制、减少与消除的行为，实现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睦相处与全面发展。
（三）社会治理主体
社会治理的主体，在传统社会里政府是主要的方式，在治理的方法上多呈现为人治，它们包揽一切事物，对社会实施组织化管理，以至于弱化了其他管理主体的作用，造成管理效能低下，寻租现象严重，出现了畸形社会发展的不良态势。随着社会的发展与进步，出现了许多新型的管理主体，它与政府协同治理社会，从而不断推动社会进步。正如治理理论创始人罗西瑙所言，统治是政府依靠国家的强制力量来实现，而治理是一种靠共同目的为支撑的活动，其管理主体不一定是政府，同样也并非完全依靠国家强制力量来实现[2]。笔者认为，社会治理的主体：一是各级党委，作为执政党，党委对社会治理具有领导作用，是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坚强核心。由于人民的利益就是党的利益，除了人民的利益之外，党没有特殊的利益，所以，党本身就是全体社会公民的代表，因此，作为党的具体化的各级党委是最根本、最重要的社会治理主体。二是各级政府，政府作为社会管理的主体发挥了主导作用，它与党委一样，能够有效调动不同社会资源，协调社会利益关系，对社会稳定与发展所起的作用不可代替。三是社会组织，社会组织作为新型社会治理主体，其产生和发展打破了政府治理的唯一模式。一般而言，政府治理具有强制性，而社会组织的治理具有非强制性，因此，面对纷杂的社会状况，社会组织治理比较政府治理而言有其优势。但是，我国的社会组织起步时间不长，尚不发达，故其对社会治理的功效有待于进一步发挥。据统计，截至2010年底，我国依法登记的社会组织已经超过43.9万个。每万人拥有社会组织的数量，法国达到110个，日本达到97个，美国达到52个，阿根廷达到25个，新加坡达到14.5个，巴西达到13个，而我国仅为3.37个[3]。四是公民，公民既是社会治理的对象，也是社会治理的主体，如果仅仅将其作为被治理者，那么就大错特错了。社会治理的任务就是要动员和教育公民，将其纳入管理主体的范围，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进一步发挥自治功能，才能实现有序社会目标。需要说明的是，当前有一种怪论，即崇拜西方的社会组织治理和公民自治，而忽视与排斥政府治理的作用，这是极其错误的。现在有一种观点叫“小政府、大社会”，相对于传统的政府治理模式而言，或许是一种进步，但过分迷信或夸大社会组织的作用，有意或无意的削弱政府职权，很有可能使社会管理误入歧途。国家权力来自于人民授权的判断，已经成为当代政治理论不可反驳的公理性论断。就我国而言，党的领导地位的确立与巩固，是人民协议选择的结果。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至今，中国人民用实际行动表达了对党的拥护和支持，这表明党的领导地位来自于人民的授权。这个领导地位具有不可动摇的正当性，这种正当性决定了它具有独占性、不可阻碍性、不可抗拒性和不可侵犯性。意大利学者普特南提出“强社会、强国家”[4]的治理模式受到北欧多国政府的青睐，政府与社会合作模式的观点具有代表性。笔者认为，我国应当构建党领导下的科学、普惠、普适的综合性社会治理体系。剧变、人亡政息、社会倒退就是忽视党委和政府的推动力量之恶果。正如学者陆文荣所言：“在中国，政府作为社会治理的主体，其推动作用不容忽视，因此我们在研究中国公民社会相关问题的时候必须看到，政府这只推手仍然掌握着重要的资源，其在社会治理的过程中扔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5]
（四）社会治理、社会管理与公共治理
社会治理，有人称之为社会管理，也有人称之为公共治理，甚至有人认为三者系三种社会治理模式，往往在理论和实践上产生模糊认识。笔者认为，三者虽然表述不同，但在性质上具有同一属性，基本涵义也大体一致。首先，目的相同。均是为了发挥政府、社会和公民等多元治理主体之作用，促进秩序优化和社会和谐。其次，主体相同。即政府、市场主体、社会组织和公民等多元和混合的管理主体。其三，方法相同。即均采用柔性与刚性相结合的手段与方法，对社会进行治理。当然，三者的不同表述也表明了治理策略与重点上的不同差异：社会管理侧重于党委和政府在社会治理中的责任，强调其主导性价值；社会治理侧重于多元治理主体的共同责任承担，强调其共同性价值；而公共治理更关注于公共政策、公共关系和公共产品，强调其公众性价值。
当前，社会治理方面存在很多问题：既有宏观上的问题，也有微观上的问题；既有治理主体与范围上的问题，也有功能与机制上的问题。朱勇同志将其总结为“七重七轻”：重经济建设、轻民生保障；重物质丰富、轻思想道德；重静态治理、轻动态治理；重各自为政、轻通力协作；重普遍管理、轻特殊治理；重治理管控、轻服务尊重；重实体治理、轻虚拟治理[6]。围绕上述问题与差距，笔者认为，社会治理的任务：一是增强治理主体对社会治理重要性、必要性和适时性的认识，创新社会治理的思维方式，有效调动参与社会治理及其创新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二是遵循社会治理及其创新的基本原则，立足中国现实，放眼世界变化，继承和发展传统治理方式，吸收国际文明发展成果，使其符合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三是建立健全社会治理体系，加强社会治理主体工作协同，实现社会治理的制度化、法治化、人性化和科学化。
二、社会治理模式
（一）社会治理模式的分类
向春玲教授认为，社会治理的模式主要有政府主导型模式、市场治理型模式和社会自治治理型模式，认为按照“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模式，应当归属于政府主导加上社会自治的治理模式[3]。学者张康之则认为，建立在服务基础上的公共管理是一种新型的社会治理模式，其具有明显的“德治”特征。从人类社会治理发展进程来看，它的发展趋势是从“权治”到“法治”再到“德治”的过程。“权治”是农业社会的基本治理模式，它的模式是用权力去治理社会，是一种统治型的社会治理；“法治”是工业社会的基本治理模式，人们通过制定法律、实施法律来治理社会，是一种管理型的社会治理；“德治”是后工业社会的基本治理模式，它是以公共管理为形式的服务型社会治理，提倡人们用道德治理。权治、法治和德治代表了三种不同的社会治理行为模式，在不同的社会治理中发挥着不同的作用。在统治型社会治理模式中，以权治为主，主要体现出来的是以法治和德治为辅助手段；在管理型社会治理模式中，是以法治为主，但是在法制健全和规范的情况下，也有着权治的内容，而德治是被排除在外的；服务型社会治理是以德治为主的，但它把法治与德治有机的结合在一起，当然，在管理过程中，也会包含一些权治的内容，但权治仅仅存在于一些特定的领域，并且是受到严格限制的，且不经常使用。不论对治理方式如何表述，但相对于传统模式而言，在主体上范围进一步扩大，在方式方法上内容更加丰富，在治理功效上效果更加明显，正如学者孙晓莉所言：“社会治理模式的变迁是对传统社会管理方式的一次重大变革，即由行政集权式向民主式、参与型转变。”[7]不仅如此，在目标追求上，“治理是一种新的政治型式，实现治理的关键是建立现代制度或实现制度创新。”
（二）当前我国社会治理模式的选择
社会治理的核心问题是，恰当处理政府与非政府组织以及各类社会主体之间的各种利益关系，倡导社会的共同精神，即坚持政治平等，鼓励团结与合作，提倡信任和宽容，强调权利和义务的一致性，建立起政府―社会―市场良性互动的社会治理新格局。关于社会治理的路径，学者陆文荣认为关键在两个方面：一是引导规范各种社会组织的发展，培育时代新公民；二是重构政府和社会的关系，既利用政府的组织资源，又刺激集体行动的发生。并且进一步认为，村民自治与居民自治这两种社区治理模式，作为人民群众的伟大实践具有重要意义，应当继续发挥其功能以适应社会管理的实践需求。学者杨党校认为，社会是一个由低级到高级，由简单到复杂的发展过程，相应的，人类社会治理也应从统治型到管理型、再到服务型治理方式演变，在路径与对策上应从以下四个方面着手：（1）转变政府职能，确立服务型政府的新定位；（2）扩大参与型基层民主，提高社会治理的能力；（3）根据转型时期社会利益结构的变化，在社会治理方式上进行多元治理；（4）倡导公共精神，加强道德立法，在社会治理中实行德法同构。
当前，社会治理路径选择上的难题：一是社会组织正在孕育和发展之中，其功效发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有一个不断健全与完善的过程。因此，各级党委和政府应当对社会组织的发展给予适当、合理的支持，促进其成熟，并因地因时制宜，在党委和政府的监管之下，逐步让社会组织承担适当的管理职能。二是村民自治与居民自治，包括商会、行业自治尚不成熟，与传统的文化格格不入，很多地区自治功效徒有虚名，一盘散沙，加重了政府治理的负担与责任。应当重构中国传统的乡土社会结构，充分发挥基层组织和家族领袖的作用，让新型的村民自治组织真正立足于基层社会。三是政府治理滞后，应当更新观念，创新模式，强化职能，尤其是在当前社会转型、利益格局变动的新形势、新任务下，应当建立应急管理机制和社会风险评估机制，提升治理能力，有效预防和妥善处理与突发性事件，促进社会和谐和经济繁荣。
（三）国家责任与社会责任分担
江平教授认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法治有四条主线：一是人治和法治，二是国家与社会，三是公权和私权，四是从法制到法治。难能可贵地从法学的视角实事求是分析了中国社会存在的问题，抓住了要害与症结，展望了社会主义国家法治的进步。比如江平教授在解读国家与社会问题时认为，以前国家对社会治理干预过多，经济计划完全由国家行使，甚至涉及到老百姓的日常生活、老百姓的教育、婚姻、生育等一切都没有完全的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生了大的变化，给予社会和老百姓更多自治的地位。社会要讲自治，社会也有自己的职能，国家不应该任何事情都加以干预，在经济发展、家庭婚姻等方面应有自主的职能。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在社会管理方面做出了一些重要改变，给企业松绑、给企业放权让利，给企业更多的自，这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国家不再来干预一切，在教育、医疗方面社会被赋予了更大的自。国家和社会在改革开放过程中有着非常重要的基础作用，强调国家的作用就是指国家依靠强制力来进行管理，强调社会的作用更多地是强调社会公平正义。这种转变也是法律理念的转变：过去法律是国家实现专制的工具，现在法律是实现公平正义的工具。
由于东西方在文化背景、社会基础等方面存在着差异，所以在社会治理方式上存在着明显的不同，正如学者马小红所言：“中国社会的治理以人情为核心，以道德为基础，社会治理以由里及表为主；西方社会则以理性为中心，以制度为基础，社会治理以由表及里为主。”长期以来，我国社会治理的方式建立在党委、政府管理社会“一统天下”的基础之上。半个多世纪以来，特定条件下的这种模式的确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社会的治理面临诸多挑战，因此，必须打破传统的管理模式，建立起政府治理为主导，社会各个部门与群体共同参与，民众自我管理与约束的协调联动的多元社会治理结构，即着力打造“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治理新格局，正如张越同志所言：“同频同步、共振共鸣、应时应变、自省自觉”，从而促进社会秩序的根本好转。孙晓莉提出了多元社会治理的观点，认为其基本内涵包括：（1）社会治理的主体是多元的，既包括政府，也包括一些社会组织，政府在社会管理中一直承担重要角色，近几年，一些社会非营利组织、公民社会、市场化组织的作用逐渐凸显，其作为政府的重要补充力量逐渐发挥重要作用。（2）社会治理的手段是复合的，其中既包括市场化组织通过市场化手段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也包括政府通过行政或者市场手段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还有非营利组织通过市场化手段或者社会动员手段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多元化社会治理模式的特点包括，多元社会治理模式的运行以法治为基础；多元社会治理是一种互动的过程，以协商、参与机制为基础；多元社会治理主体之间是相互协作的关系，追求公共责任的实现等。我国治理结构体现了多元社会治理思想，一是主体多元，既包括法官、检察官、警察、工商、税务、土地、环保等执法、司法群体，又包括各级党委、人大、政府、政协等权力机关，还有村委会、居委会、行业组织、社会团体及民众的广泛参与；二是方法复合，既包括行政手段、司法手段，也包括群众自治方式；三是以法治为基础，该体系运行既反映了事权的运作过程，又体现出宪法与法律的正确实施。
参考文献：
[1]张康之.社会治理中的价值[J].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03，（5）：20-23.
[2]詹姆斯n・罗西瑙.没有政府的治理[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
[3]向春玲.社会管理创新是我党面临的新课题[eB/oL].（2011-03-07）.
[4]普特南.使民主运转起来[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
[5]陆文荣.社会管理：概念界定和中国经验[eB/oL].（2011-03-02）http：///news/147193.htm.
[6]李光明，陈丽平.朱勇代表：创新社会管理要避免七重七轻[n].法制日报，2011-03-05.
[7]孙晓莉.社会治理模式的变迁[n].学习时报，2005-06-13.
SocialGovernanceandGovernancemode
wangYuefei
（Highpeople'sCourtofHebeiprovince，Shijiazhuang050051，China）
社会治理模式篇2
［论文关键词］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内容；目标体系；新型治理途径
［论文内容摘要］本文分析了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主要内容、和谐社会的目标体系以及建设和谐社会的主要任务，并对建设和谐社会的途径进行了阐述。
当今社会，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对社会发展模式做出了多种多样的选择。国家稳定、社会和谐，历来是执政者治国安邦的一个重要目标，也是人们普遍追求的一种社会理想。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科学命题，十六届六中全会又做出《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这是一种新型的社会治理模式，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大发展。
一、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种新型治理模式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把马克思主义的科学论述逐步变成现实，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和时展要求的新型社会治理模式。主要包括以下三个层面：
1.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自然和谐，体现在把经济开发和环境保护结合起来，树立起人和自然一体化的生态伦理观，尊重自然、保护自然、利用自然、造福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能力不断增强，生态环境得到改善，资源利用效率明显提高，实现经济持续发展、社会全面进步、资源永续利用、环境不断改善和生态良性循环协调统一。
2.社会结构及各系统之间的和谐。包括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和谐，城乡之间的和谐，区域之间的和谐，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之间的和谐。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和谐是指各社会阶层都享有平等的发展机会，都能从改革发展中受益，收入差距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在共同利益基础上实现劳动合作和利益共享。城乡之间的和谐是指改变城乡二元结构，使城市和农村紧密联系和良性互动，实现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发展。区域之间的和谐是指实现区域之间均富、合作、互补和平等，相互促进，共同发展。中央提出的推进西部大开发、促进中部地区崛起、鼓励东部地区加快发展的战略布局，目的就是要尽可能地缩小乃至逐步消除地区之间的发展差距。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之间的和谐不仅指三个文明的发展要相互协调，还指经济、政治和文化各个子系统内部要相互适应、相互促进、有序发展。
3.人自身的和谐。即人具有较高的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健康素质，具有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具有健全的人格、健康的心态和健壮的体格。从根本上说，人自身的和谐就是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使之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建设者。
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体系
所谓“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对于当代中国来说，就是构建中国特色的和谐社会。它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以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为出发点的，经济和社会、城市和乡村、人和自然、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等实现良性互动和协调发展。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包括以下六个特征。
1.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个民主法治的社会。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核心。在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方面，就是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党的领导是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根本保证，党的领导的本质内容就是组织和支持人民当家作主；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的本质要求和属性，保证人民当家作主，就是尊重人民群众的独立人格和民主权利，尊重并维护公众的社会知情权、社会参与权、意志表达权，使民主得到充分发扬，使社会各方面积极性得到广泛调动；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要大力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以保证经济社会健康协调平稳发展，保持良好的经济秩序和社会秩序。
2.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个公平正义的社会。公平和正义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社会主义社会理所当然要保证社会成员的基本权利，保证他们享有大致相同的基本发展机会，保证他们都能够接受教育，都能够平等地参与市场竞争、参与社会生活，都能够依靠法律和制度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形成和谐与融洽的人际关系，形成讲诚信、讲道德、讲法制、讲秩序的行为规范。效率和公平的关系能够得到正确处理，在经济生活中把效率放在第一位，在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领域把公平放在第一位，形成合理、公正的社会分配结构。
3.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个诚信友爱的社会。诚信是发展市场经济的根本。然而这些年来，由于种种原因，在我国市场经济运行中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不讲诚信、经济秩序混乱的现象。这就需要大力加强信用制度建设，以道德为支撑，以法律为保证，以和谐的产权关系为基础，建立健全社会信用体系，构建团结互助、平等友爱、扶贫济危、和睦融洽的社会，使诚实守信的传统美德得以恢复和弘扬，各种欺诈行为逐渐得以消除。
4.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个充满活力的社会。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一切积极因素得到最广泛、最充分的调动，社会的开放性和竞争活力在政策和制度上得到保证，一切有利于社会进步的创造愿望得到尊重、创造活动得到支持、创造才能得到发挥、创造成果得到肯定，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和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社会各个领域焕发勃勃生机，全体人民各尽所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
5.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个安定有序的社会。随着对外开放的不断扩大和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社会利益日益多元化，我国处在“矛盾多发期”。封闭的社会管理机制已不符合时代的发展要求，迫切需要创新社会管理机制，完善社会管理体系和政策法规，整合社会管理资源，建立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同时，还需要我们深入研究新形势下人民内部矛盾的特点和规律，妥善解决群众内部利益矛盾，建立安定有序的社会，使人民安居乐业，社会保持安定团结。
6.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个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的无限性与生态资源的有限性的矛盾不断加剧。这就要求我们要努力谋求经济、社会与环境的协调发展，既要通过持续的经济增长满足人们的需要，又要维护人类生存和发展所需要的自然资源基础，找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最佳结合点。"
三、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新型治理途径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个复杂而巨大的系统工程，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建设等方方面面，需要全党、各级政府、全体人民共同努力。具体应做到“八个坚持，八个实现”：
1.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实现思想和谐——构建和谐社会的思想保证。社会和谐，首要的是要有理论指导，做到思想统一。面对当今世界的复杂变化和当代中国的深刻变革，面对意识形态领域各种反马克思主义倾向的滋长蔓延，我们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用一元化的指导思想引领、整合多样化的社会思想。坚持不懈地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武装全党、教育人民，最大限度地统一思想、凝聚力量，打牢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
2.坚持加快发展，实现经济和谐——构建和谐社会的物质基础。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前提条件。要始终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动摇，始终保持较快的发展速度。在快速发展的基础上，还要实现速度、结构、质量、效益相统一，把经济发展的着力点放在调整结构、深化改革、转变增长方式上。要大力调整产业结构、所有制结构、产品结构、城乡二元结构和区域结构，推进体制机制创新，解决制约经济发展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
3.坚持民主政治建设，实现政治和谐——构建和谐社会的制度保障。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保证人民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坚持和完善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使这一制度成为充分反映人民意志，维护人民利益，尊重和保障人权的主渠道。完善政治协商制度，发挥基层自治组织以及社团等各种社会中介组织在反映群众诉求、畅通社情民意、协调社会利益方面的作用。扩大基层民主，保证基层群众依法行使选举权、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等民主权力，使每个阶层、每个群体、每个人的意见都能得到充分的反映。
4.坚持依法治国，实现法制和谐——构建和谐社会的法制保障。牢固树立法制观念，坚持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特别是领导干部要带头维护宪法和法律的权威，在法治轨道上推动各项工作的开展。提高司法队伍素质，加强对司法活动的监督和保障，逐步推进司法体制改革，形成权责明确、相互配合、相互制约、高效运行的司法体制。完善法律援助制度，保障社会弱势群体不受经济困难所制约，享有与普通公民平等的法律帮助权，促进全社会公平与正义的实现。增强全社会的法律意识和诚信意识，加强法制教育，提高全民法律意识；加大信用教育力度，强化信用、契约等市场经济观念，培育“信用至上”的全民意识。
5.坚持繁荣先进文化，实现文化和谐——构建和谐社会的精神支撑。大力弘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动员和激励广大人民群众艰苦奋斗，自强不息，积极投身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伟大实践。实施公民道德建设工程，倡导基本道德规范，形成团结互助、扶贫济困的良好风尚和平等友爱、融洽和谐的社会环境。文化建设要实施精品战略，努力创作人民群众喜闻乐见、内容健康向上、形式丰富多彩的优秀文化产品。加强基层文化建设，提升全社会和全体公民的素质。大力发展公益性文化事业，特别要建设好农村的各项文化设施。大力发展文化产业，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理顺体制，革除制约文化产业发展的体制性障碍。
6.坚持社会整合，实现社会和谐——构建和谐社会的关键环节。注重理顺收入分配关系，切实提高中等收入阶层在全社会人口结构中的比重，造就一个“两头小、中间大”的合理社会结构。加大调节再分配政策的力度，合理调整不同阶层的利益结构，调节好社会成员之间的收入差距。注重完善社会保障体系，逐步扩大社会保障的覆盖面，切实保障困难群众的基本生活。注重调整社会结构，打破城乡二元结构，逐步消除户籍、教育、就业、身份等方面的制度性障碍。注重拓宽利益表达和信息沟通渠道，建立以利益调节为核心的社会整合机制，建立规范的对话和协商机制。
社会治理模式篇3
一、社会治理的背景与内涵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开始进行市场经济体制改革。随着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社会结构和利益格局高度分化，社会价值观念多元化。随着社会进入高速运转状态，变得高度复杂和不确定的同时，我们也正在迈向一个新的时代即个性化时代和变革时代。原有的政府和社会高度合一，铁板一块的社会管理模式已然不能适应新形势的发展，建构可替代性的社会治理模式已成为必然趋势。为此我国进行了政治、经济、社会领域的改革，政府职能发生了很大转变，不断尝试在新领域简政放权，将大量事务推向社会。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指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2]《决定》全文共24次提到“治理”一词，这主要有：国家治理、政府治理、社会治理、社区治理、国际经济治理、治理体系、治理能力、治理体制、治理结构、治理方式、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第三方治理等等。[3]
王浦劬教授把不同层次上涉及治理活动的三个基本概念归纳为国家治理、政府治理和社会治理，本文主要从社会治理层面进行论述。
在公共管理领域，治理的概念是20世纪90年代在全球范围内逐步兴起的。在关于治理的各种定义中，全球治理委员会的表述具有很大的代表性和权威性，其对治理作出如下界定：治理是各种公共的或私人的个人和机构管理其共同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4]它是使相互冲突或不同的利益得以协调并且采取联合行动的持续的过程，包括正式机构、规章制度记忆种种非正式安排，其核心在于多元主体的合作共治。
相对应的，社会治理则是政府组织、市场组织、社会组织以及个人等多元主体通过共同协商处理社会公共领域内的公共事务的一个持续过程，以及为保证这一过程得以顺利进行的各种制度、体制、理念、规则、方法和方式的总和。
二、政府主导型社会治理模式的必然性
社会治理的核心要义在于多元主体的合作共治，然而我国由于传统历史文化的远因、计划经济体制的中因和政府主导型经济发展战略的近因，已经习惯了由政府作为单一主体管控国家事务和社会公共事务。在一定程度上也导致了我国社会组织发育明显不成熟，而缺乏多元主体的协同并进，社会治理是无法真正实现的。要实现社会治理的目的，就必须充分发挥政府的作用，这其中当然包括建立和培育社会组织。
在我国，由于各种历史原因和现实因素，一方面，政府据有社会普遍认同广泛的权能地位，并且政府从这种权能地位出发制定各种有效政策，促进了国家和社会各方面的飞速发展，从而又加深了整个社会对其权能地位的认同和遵从。另一方面，政府在社会资源的控制上仍然占据着绝对优势地位。此外，考察我国现实国情也可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的历次重大改革，只有靠政府这个强力权威才能推动。社会治理体制的改革自然也不例外，我国目前大多数社会组织的建立也是在政府职能转变过程中根据社会需要政府选择的结果，是政府主动让渡边缘空间的结果。[5]
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在全面深化改革的意义上指出，我国的社会治理要坚持系统治理、加强党委领导、发挥政府主导作用，鼓励和支持社会各方面参与，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7]在当前的中国，只有实行政府主导型治理，才能更好更快实现有效的社会治理。因此，在我国发展的现阶段，发挥政府在社会治理中的主导作用，是合乎历史发展规律的必然选择。
三、政府主导型社会治理模式下社会组织发展的路径
所谓政府主导型的社会治理，是指在执政党领导下，由政府组织领导，吸纳社会组织、市场组织以及个人等多方面治理主体参与对社会公共事务进行治理的活动，是以“实现和维护群众权利为核心，发挥多元治理主体作用，针对国家治理中的社会问题，完善社会福利、保障改善民生，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公平，推动社会有序和谐发展的过程”。[8]在这种社会治理模式下，政府应该积极发挥自身作用，为实现社会治理的各方面要求创造条件，我认为应该主要从宏观、微观两方面做出努力：
从宏观方面来说，首先，切实更新观念，树立社会治理理念。政府的态度很大程度上决定着社会治理的发展方向，政府及其工作人员必须深刻理解社会治理的内涵和要求，由管控社会的理念转变为治理社会的理念，必须要明确社会治理相对于传统的社会统治和管理所具有的特殊属性：社会治理强调以共识愿景，认同信任，公私合作，伙伴关系，平等协商，多元共治的方式来制定和执行社会政策，实施对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以提供有效的公共服务和优质的公共产品，在各种主要的治理主体之间造成合作性的行动是其核心问题，[9]必须要明确自身不再是社会治理的唯一主体，而是处于多元主导地位，应对其他社会治理主体持包容性态度，允许并积极支持和促进其发展。
其次，提升自身能力、进行制度创新，制定和执行有利于社会组织发育和成熟并有效发挥社会治理主体作用的宏观政策和法规。制度是指以宪法、法律、法规为基本内容的正式规则和以习俗、传统、习惯等形式存在的非正式规则交错构成的一整套的规则体系及实现机制。[10]制度是一种稀缺性的资源，合理的制度安排可以为社会治理的实现创造各种有利的制度条件，而政府则是实现制度安排的最经常主体之一，因此政府就必须努力通过各种方式和途径提升自身能力进行制度创新，包括以宪法、法律、法规为基本内容的正式规则和以习俗、传统、习惯等形式存在的非正式规则交错构成的一整套的规则体系及实现机制，向社会提供合理、有效的制度安排，促进社会组织的发育与成熟并在社会治理中发挥其积极作用。
再次，通过自身的不断改革，简政放权，实现职能转变。随着社会的转型，我国政府与社会的关系发生了很大变化，政府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也发生了很大变化，政府不再是社会治理的单一主体，而是起着多元主导的作用，为此政府就必须不断地进行深刻的自我革命，不断地简政放权，转变职能，为社会组织的发展提供足够的土壤和空间。自从新一届政府上台之后，国务院多次取消和下放了行政审批事项。这些事项大多集中在经济领域，重点是是投资、生产经营活动领域，目的是尽量减少政府的微观干预，为企业松绑，让民间的创造力活跃起来。这一举措表明了新一届政府在简政放权、职能转变上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同时也为社会组织的发展提供了适宜的土壤和有利的空间。政府在今后的工作中仍然要沿着这个方向进行努力，不断尝试在重要而全新的领域简政放权。
最后，吸取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和市场组织发展过程中的经验教训，对社会治理和社会组织进行顶层设计，尽量规避社会组织体制和社会组织的畸形发展。
政府、市场和社会三大组织是社会领域的三大组织，构成了社会发展和前进的重要力量。政府作为主导者，在市场组织和社会组织发展过程中具有具足轻重的作用。纵观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政府通过制度供给，释放民力，强力推动了市场经济和市场组织的发展，但由于缺乏全面系统可持续的发展理念的指导，片面强调了物质经济的增长，而忽略了精神文明建设，以至于屡屡出现假冒伪劣产品、各种食品安全问题，学术造假，社会各个领域普遍存在道德缺失等不良现象，并一次次敲击人们的心灵。因此，我们必须从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和市场组织发展历程中吸取有益的经验和教训，尽量规避社会组织体制改革和社会组织的畸形发展。这就要求政府在制度创新、简政放权、顶层设计时要全面合理地制定社会体制改革战略和社会组织发展宏观规划，实现两者“质”和“量”的统一。
从微观层面来说，政府不仅要为社会组织作用的发挥提供物质基础，还应该在制度、法律法规和组织机构建设方面提供有力保障。
（一）改革社会组织管理制度。第一，完善社会组织的监督体制。我国对国内社会组织的管理更多是限制有余监督不足，对社会组织应该强化监督职能，在改革双重登记管理机制的同时要细化登记管理机关和财政和审计等多部门对社会组织的监管职责规定。监管内容也要全面化，不仅监督资金的使用和流向，还包括项目执行情况。第二，建立责任追究机制。社会组织因其公益性特征享有优惠政策，坚持权责利相一致原则，也为了减免慈善丑闻发生，建立社会组织的责任追究机制必要性凸显。这里包括社会组织活动前、中、后三个阶段的合法、合理、合情性审查。
（二）加大资金投入力度。1981年，美国公法（97-113）规定政府要为私人志愿组织提供至少12%的资金，1985年公法（99-83）明确规定，政府要为私人志愿组织提供15%的资金]。就目前而言，我国社会组织的政府资助中存在官办和民办社会组织区别对待的现象。官办性质的社会组织隶属于政府或政府下属事业单位，得到政府有力支持；而对民间社会组织的资助严重不足甚至没有，并且对官办性质的社会组织也主要采取直接拨款形式，资助形式略显单一。
社会组织作为推动实现社会创新和治理的重要力量，无论官办民办都应给予大力支持，不仅要加大资金补给力度，还应该资助形式多样化、科学化。设立社会组织专项扶植资金，采取项目招标形式来实现对社会组织的间接资助。值得强调的是，项目投招标时严格遵循公开透明原则、公平竞争原则、公正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此外，还需对招标、投标、竞标等各个阶段做出明确规定和要求，不能以官办还是民办为标准，形成社会组织间的公平竞争机制，保证项目执行的效率和效能。
（三）加强社会组织体系建设。按世界银行采取的分类方
法，将社会组织分为运作型和倡导型两大类，运作型组织主要负责执行各类具体项目，表现为不同活动领域的社会组织，如环保、教育、医疗、宗教、科学技术等。支持型社会组织是指自身不直接参与项目运作，而是在资金、技术、信息、人力等方面为社会组织提供支持的组织，并负责各个社会组织间的沟通协作工作，按功能主要可分为以下几类：协会联盟组织、人力资源组织、资金提供组织、科研信息机构等。
社会治理模式篇4
关键词：治理模式；统治；管理；服务
中图分类号：D03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0544（2013）01-0139-04
一、混沌一体的“王朝”时代
农业社会或称前工业社会。作为人类发展历程中第一个有史可鉴的文明社会，在人类发展史上尚处于比较低级的进化阶段，是一个生产力低下的社会。在这个历史时期，“家”是主要的社会基础和结构元素。一切生活的发生基本上都以家族、血缘、地域、亲情为纽带，突出对“家”的归属于依赖，人们生活在“家元共同体”之中，社会交往与日常生活不管是从时间上还是从空间上来看，都具有很强的局限性，呈现出“简单、确定”的特征。
就已有的历史来看，人类社会关系史可以简单的总结为分配关系占主导和交换关系占主导的两个阶段。前工业社会是一个处于分配关系占主导的社会发展阶段，在该社会处于统治核心地位的君王拥有对整个社会资源的分配权力，他通过对身份（权力）的分配形成不同等级的官阶。社会的治理权是由少数掌握了社会资源（如：土地）的阶级或阶层所占有，不同的阶层根据所掌握的社会资源多少而拥有相应的权力，依据权力大小自上而下便形成了前工业社会的社会治理体系，即封建等级结构。在封建等级结构中，处于权力结构最顶层的权力所有者为工，或称“皇帝、君王、帝王”，他拥有对整个社会的最高治理权，自君王以降各层官僚组成整个社会的治理主体。
在“中心一边缘”结构中来看，前工业社会中君王与他之下所有掌握权力的官僚居于社会结构的中心位置。君王为了使自己的统治获得合法性，自称是上帝的化身。他所掌握的权力来自神的授予，对黎民百姓的统治是顺天承运。因此，统治者除了用“君权神授”的权力迷彩外衣来妆扮自己、为自己的统治行为辩护，以期获得被统治阶级的服从外，作为前工业社会唯一的一个权力中心，统治者还利用前工业社会的经济形态对土地的具有极强依赖性的特点。通过对土地资源的垄断和控制来达到对社会成员的控制，使得社会成员对土地的依附转化为对统治者的依附，进而处于社会结构体系的边缘地带。于是，整个社会都是君工一人的私有财产，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国为君王一人之家，君王为一家之长，民谓子民，君王对国家的一切拥有分配权，可以随意地生杀予夺。在这样的社会中公与私之间没有界限，对居于统治地位的君王来说“朕即天下”、公共的就是私人的、公等于私。
经济发展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原动力，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在前工业社会，根源于当时的自然经济形态。由于社会发展尚处于低级阶段，加之统治集团重农抑商政策的作用，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未分化，整个社会处于混沌一体的状态，表现出明显的总体性。在这样的社会中，整个社会公私领域混沌一体，施行社会统治的主体也没有出现相应的分化一一王朝、朝廷、国家均为同一主体。没有出现政治与行政的分化。虽然统治集团在进行社会统治的过程中，担负有维护国家安全，保证统治区域内所有社会成员不受外来侵犯，维持社会稳定的政治功能，但这些政治功能的发挥是以维持统治阶级的统治为旨归。即使统治机器的运行过程。也要依据一定的机构、程序和技术，具有现代所说的行政的意蕴，但统治依然是在君王的意旨下开展的，仍然是以维护统治秩序为目的，属于为统治服务的行政。纵使威尔逊与古德诺所推崇政治与行政二分只是一种理想，不具有现实的依据，政治与行政不可能完全分开，但这不证明政治与行政完全没有区别、不需要区分。然而，正是在前工业社会，国家与政府、政治与行政在目标和主体上达到了高度的统一，国家就是政府、政治等于行政。在前工业社会，恰是统和了国家与政府、政治与行政的混沌未分的治理主体——“王朝”推动了社会治理活动的发展。因此，前工业社会是一个“王朝”治理的时代，这个时代的社会治理具有的总体的面貌。
二、分化中的公共行政
随着前工业社会的背影在历史长河中变得模糊以致消失。人类走进了公共生活的时代。如果非要找一个词来形容近代以来的社会发展特征的话我想最准确莫过于“分化”一词了。到了近代社会特别是自17、18世纪发生在欧洲的启蒙运动以来，社会的分化深入到更细小、更微观的领域。当然，历史的发展总是连续的，不存在时代之间的绝对历史断面，在前工业社会末期已有社会分化的迹象，但它是作为前工业社会的否定因素而存在的。在前工业社会的末期，随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巨型家族开始解体而代之以核心家庭。社会开始了一个“脱域化”的进程，在一些统治权力所不能控制的地方，交换关系迅速成长，城市开始发育，市场经济初步发展，市民社会逐渐形成，为近代社会的到来做好了一切准备。启蒙运动以来的近代社会。在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市民社会成长的过程中。社会分化为公共领域、私人领域和日常生活领域。国家逐渐成为一个独立的领域，代表着公共领域；经济领域或日交换领域，则代表着私人领域；核心家庭代表日常生活领域，保留着社会的习俗与传统。当然，社会领域的分化不光是社会中主体之间的分立，更是一个功能分化的过程。近代国家的功能不再是对社会的统治而是管理，或者说国家的统治功能已被边缘化，国家是作为市场经济正常运行的一个外在保障力量而存在。正如亚当·斯密（adamSmith）所认为的那样，市场作为一种完善的资源配置方式，在一只“看不见的手”（invisible-hand）的引导下，能够达到社会资源的最优配置。确实，在自由资本主义时期，市场经济的极大发展，国家功能被认为“守夜人”的角色，最好的国家就是最低限度的国家（诺齐克语），国家对私人领域的任何干预都被看做是一条通往奴役之路。国家的统治职能被边缘化，管理职能移位中心，担当着治理社会的重任，人类社会治理模式进入管理型的历史阶段。
在工业社会，社会分化作为一个历史事实，已成为社会发展的一个潮流。早期的启蒙思想家们在对现代国家进行设计时，自然走不出社会分化思维的咒语，从他们对国家权力的考察中可见一斑。在前工业社会，权力混沌一体而未分立，统治者作为全社会的最终权威，掌握着一切权力，统治者既是一切权力的占有者，也是行使者。到近代情况就不一样了，历史有了新的发展与突破。当然，理解近代社会的起始与发展，自由主义是一个不可能不看的图谱，甚至可以说近代社会的发展变化过程就是自由主义的发展变化过程。早期自由主义思想强调的是对个人权利的保护与实现、强调个人权利的至上性与神圣性，宣称天赋人权。作为个人权利的保护者——国家，是人们为了保护自己的权利在一致同意的基础之上通过集体授权而以“社会契约”的形式产生的，它所行使的权力仅仅是治权。只是权力行使者而非权力所有者，国家共同体中的全部成员才是的所有者。同时，国家权力不能是由单一主体行使，强调权力的分立与制衡。如约翰·洛克（JohnLocke）认为国家权力应该分为立法权、行政权和对外权；孟德斯鸠（montesquieu）在洛克的基础上进一步将国家权力分为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不同的权力有不同的主体行使、相互制约。这样社会治理活动所赖以开展的基础——极力从一体走向了分立。所以，现代国家起源和社会治理发展的过程，也可以看做是权力所有者和权力行使者分离、权力本身分化的过程。
达尔文（Darwin）的进化论告诉我们：生物是通过遗传、变异和自然选择，从低级到高级，从简单到复杂，种类由少到多地进化着、发展着。其实，人类社会也是这样——从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到社会整体的发展都遵循着“从低级到高级，从简单到复杂”的进化过程。前工业社会由于自然和社会发展等各种条件的现实，是一个“简单、确定”的历史阶段。但当人类步入工业社会以来，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交换关系的普遍化、社会流动性的加强、社会分工的细化、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以及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快速推进，社会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迅速增强。从此，人们告别了那个“简单、确定”的历史阶段，面对的是一个具有“低度复杂性和低度不确定性”的现实社会。人类在面对这样一个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在增加的社会，表现出了卓越的智慧，选择了一个社会普遍遵循的规则体系——法制，以法治理、以不变应万变。毫无疑问，法制对近代社会的发展所起到的作用是巨大的，以至于人们把近代社会形象地称为法治社会。
法制作为社会运转所普遍遵循的规则体系，它的突出特点就是将社会统一化、形式化，强调法律的至上性，将法制作为社会的一条确定的准绳。从规范社会活动的角度来看，法制达到了这个目的。但是任何事物都是两面的，法制作为一种至上的社会规则，在工业社会治理的实践中得到充分的体现。然而，相对于现实情况的复杂性与不确定性。法制永远都是有限的、形式化的，不可能周延于整个社会的所有方面，这就是法制的局限性。如此一来，法制便表现出相当的僵化性和形式主义特点，造成社会治理主体在社会治理实践中不得不面对一边是僵化的、确定的法制。一边是复杂的、不确定的、法制所不能处理的事实。如此情境，治理者是遵循已有的法制还是选择内心的价值判断？如果作为一个严格意义上的法治社会的治理者来说，必须捍卫法治的至上性，依法治理。然而，法制最终却扼杀了社会治理的灵活适应性和效率追求，导致治理失灵。不难看出工业社会中的法制作为一种形式化的具有普遍约束力的规则体系，本质上是对人的价值的排斥，把治理主体的价值踢出了社会治理的范畴，徒有一个“形式化”的面相，造成社会治理主体形式与价值的分离，成为不完整的人。
人类社会的发展尤其是科学技术的发展，可以比较模糊地分为觉识、摹仿和创造三个不同的阶段。工业社会作为一个人类发展史上的摹仿阶段，自然科学迅猛发展，代表着科学发展的方向和程度，以至于人们认为与自然科学同规律（客观）即为科学，于是“科学”精神横行于世，渗透到社会的每个领域，作为社会科学的政治领域自然也难幸免。科学的宗旨就是对自然规律的摹仿与复制，强调的是对规律客观性的追求。政治领域在科学的客观性的强行楔人下赶上了分化的潮流——政治与行政二分。美国前总统威尔逊（woodrowwilson）在《行政之研究》（theStudyofadministration）一文中作出了政治与行政二分的提法，认为政治是具有重大和普遍意义的国家活动，而行政是个别和细微方面的国家活动；政治是政治家的有特定活动范围，而行政是技术官员的特定活动范围。古德诺（Goodnow）在威尔逊的基础之上对政治与行政二分做了理论上的论述，认为：“政治与指导和影响政府的政策相关，而行政则与这一政策的执行相关”。政治与行政的分离可以被看做是人类治理发展史上的影响最大的一次分化活动。政治被明确地规定为国家价值判断与决策的范畴，而行政则被规定为政策执行的技术范畴，保持价值中立。政治与行政二分不光是政策决策阶段与执行过程的分离，而是行政的形式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分离，甚至可以说是国家与政府的分离，是社会分工思想在政治领域的表现，政府第一次被明确地确定为现代社会的治理主体。行政人员在政策执行过程中保持价值中立的规定，通过对先进技术的追求去客观地完成政策的执行，这无疑是将人当做工具，是整个工业社会对“科学”的疯狂追求与盲目推崇对公共行政领域产生的结果。当然，威尔逊和古德诺的理论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历史的连续性的表现，可以将其看做是洛克与孟德斯鸠分权思想的继承，没准当他们在为自己的这一“创造”而倍感欣慰时。殊不知自己却不自觉地走在由前人开拓的一条大路上。
官僚制组织作为一种金字塔式的层级结构，权力自上而下层层节制。强调的是下级对上级意志的服从，成为一个名符其实的集权体系；强调规则取向而忽略了组织与环境系统之间的联系，使得组织最终日趋僵化、了无生气、效率低下：特别是强调专业化、技术性和组织管理非人格化，突出组织运转的客观性与科学性，摒弃了组织成员的主观价值，用人的形式合理性淹没了实质合理性、用工具理性替代了价值理性……。如果说威尔逊和古德诺的政治与行政二分是公共行政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逻辑起点的话，那么公共行政的科学化与现代化进程则是由韦伯开启。韦伯所做的关于官僚制的研究。是威尔逊与古德诺行政学思想中分化思想的继承与深化——“在官僚制中，人们看到的是体制的价值、结构的科学性和运行的技术化，但作为这个体系中的主体因素的人的价值却被忽略了。”将近代以来管理型社会治理模式分化的浪潮推入绝对的境地。
虽然到了20世纪60年代，以德怀特·沃尔多（Dwightwaldo）和乔治·弗雷德里克森（H.GeorgeFrederickson）为代表的新公共行政学派开始了对传统公共行政提出批评和创新。针对传统公共行政过于注重对效率与科学的追求和企图政治与行政分离的幻想，以及要求行政人员行政过程的价值中立，新公共行政学派从政治学的角度来对管理型的社会治理模式提出见解。他们放弃了政治与行政二分法，强调社会治理是政治与行政连续交融的过程：以伦理、民主、政治互动、公民参与以及回应性等观念为基础建构一种新的组织体制和制度，以增进社会公平的实现；呼唤行政过程中价值的回归。同时新公共行政学派认为公共行政的研究方法也要相应的改变。主张从实证主义走向后实证主义。新公共行政学派在对传统公共行政批评的基础上，所进行的行政理论和研究方法的创新，无疑对人们认清传统公共行政的症候产生了积极的作用，开拓了人们的思维。但是没有形成具体的行动方案去对现实进行直接的指导，导致其只能成为一场短暂的运动，流为学者们自娱自乐的学术游戏，并没有改变公共行政“分化”的特点。
三、“叛道”的暗流
在从统治型社会治理模式向管理型的社会治理模式转变的过程中，社会治理模式从混沌一体走向了分化：公共领域、私人领域和日常生活领域的分化；政治与行政的分离；权力的分化；治理主体本身的分化……。总之，社会治理模式的分化似乎是一个难以穷尽、势不可挡的潮流。以政府为主导的管理型社会治理模式，在走过自己的壮年期迈向晚年的时候，无奈地将自己的缺陷暴露于世，显然它已经不适合后工业社会发展，是一种过时的社会治理模式，事实告诉我们管理型的社会治理模式在高度复杂和高度不确定的风险社会面前，格外显得捉襟见肘。20世纪80年代，西方兴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行政改革运动——新公共管理运动，在这场运动中公共选择理论（publicChoice）和委托一理论（principal-agenttheory）影响最显著。
20世纪70年代，两方国家的管理型政府在社会治理过程中出现了普遍的欠灵现象、社会的不可治理性十分突出，特别是1973在资本主义世界爆发的石油危机成了引爆行政改革的导火索。以詹姆斯-麦吉尔-布坎南（JamesmcGillBuchanan）为代表的公共选择学派，第一个站出来对政府发雉，他们认为必须对过去的政府治理模式进行改革。在方法论上采取个人主义的研究方法，认为应当以个人而不是以组织为集体行动的研究单位；他们认为公共领域的行政人员像私人领域的个人一样，也是理性的经济人，以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为行动目标；将政治活动视为交易过程，认为政治过程就是利益的交换过程，特别是选民与公共行政主体之间的关系。同时认为财政赤字、市场失灵公共产品供给的效率低下等等现象都是政府的自利性造成的。公共选择理论将经济学的理论用于公共领域，以个人主义为研究的基本假设，将人类社会分为经济市场和政治市场。
反观历史，社会契约论通过自然状态的假设，强调自然状态下的所有社会成员作为一个自然人来说，是生而平等的，人们基于这种平等的地位而缔结协议，通过社会契约建构起属于所有人的政府，从根本上确定了在民。在这个前后的逻辑链条中，作为普通个人之间，人人平等，但在政府与人民之间，却是不平等的——人民高于政府。但是在公共选择理论来说，把政治过程当做经济过程来看待，认为存在一个政治市场，加之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的分析方法，在这个政治市场的主体——政府及其官员与选民——之间的关系。犹如经济市场中交易主体之间的关系一样，是一种彼此平等的合同（契约）关系。如此看来，政治领域与经济市场中的不同仅仅在于。似乎政府及其官员与选民之间在这场政治交易中的角色关系是固定的：政府是卖方，专门出售政策，而选民则利用选票进行销售。
然而，在中世纪后期，随着城市的出现和扩展，市民社会（CivilSociety）开始出现，社会领域开始分化。自启蒙运动以来，直到大约20世纪80年代，随着领域分化和社会分工进一步深入，人类社会开始步入后工业化的阶段。在后工业社会中。随着高尖技术的发展和运用。社会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急剧上升，面对一个高度复杂和高度不确定的社会，一方面政府由于自身所具有的知识、技能和信息获取与分析等诸因素的限制，不能正确有效行使所有的治权；另一方面。由于社会分工的细化以及市民社会和市场经济的高度发达，政府将一些自己不能处理的一些公共事务，通过合同外包、民营化或其他形式委托给具有专业知识技能的营利或非营利主体去完成。如此一来，政府与社会之间又形成了一种委托一关系，不过在这个“新的”委托—关系中，政府变成了委托人，而社会却是人。纵观始末，政府既是人，又是委托人，扮演了一个中介的角色。
在新公共管理运动中，公共选择理论颠覆了古典社会契约论中社会与政府的关系，使得它们之间的关系由不平等走向平等；而委托一理论则使社会与政府之间的委托一关系完成了一个全面翻转。因此，通过政府与社会之间地位和角色关系的变化，社会治理模式突破了主客体之间的分殊，随着社会治理活动中主客体界线的模糊，社会公私领域的界线分化也变得而模糊，并日渐融合。同时，社会治理模式也在公私领域界线融合的过程中走向了多元主体合作治理。
工业社会是一个低度复杂和低度不确定的社会阶段，政府作为社会中唯一的治理主体，能够比较有效地治理社会，所以，工业社会的治理是一种单中心的社会治理。经过300多年的工业社会历程，人类创造了丰富的物质、灿烂各异的文化和极度尖端的科学技术，随着全球化的时代和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人类悄悄地踏进了后工业社会的大门。在这个全新的时代里，人们的交往关系变得复杂，突发事故频频发生，危机事件不断出现，世界的不可预测性增强。在这样一个“风险社会”中，政府变成了一个“无能的侏儒”，管理行政前提下的单中心社会治理模式唯一的出路就是狼狈地破产，而多中心的合作治理模式成为历史的选择。虽然新公共管理运动在推进了社会治理多中心化这点来说，做出了有益的贡献，但“就新公共管理运动来看，它并没有什么理论追求，它自身也没有意识到其行动的理论价值，它更多的是出于解决政府‘负担过重’和‘财政困难’等问题的需要而走上了民营化的道路……新公共管理运动的目的虽然只是要求重塑政府，并没有提出变革整个社会治理模式的宏大抱负，但是，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改革成效看，已经造成了社会治理模式变革的事实，特别是单一治理主体垄断社会治理的局面被打破”。所以，社会治理多中心化对于公共管理运动来说只是一个“意外”客观的结果，也就正是这个意外的客观结果，使得公共性在社会中的扩散，最终意外怀上了合作治理之胎。
社会治理模式篇5
[关键词]边疆地区农村公安边防派出所民警村官社会协同治理
[中图分类号]D63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6623（2015）05-0063-04
[作者简介]周兢（1966―），湖南常德人，武警学院政治工作系教授，武警学院边境与出入境安全研究基地研究员，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理论与社会发展。
社会协同治理是近年来研究的热点问题，然而，诸多研究中缺少对边疆地区农村社会协同治理的关注。近年来，边疆地区农村实行了一种独特的社会协同治理模式，取得了很大的成效。本文拟对这一模式及其运行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一些分析，以探讨进一步完善社会的协同治理。
一、边疆地区农村社会协同治理模式的提出
（一）边疆地区农村社会协同治理模式界定
公安边防部队承担着沿边沿海边疆地区社会治安和边境检查的重要任务。2005年公安边防部队在边疆地区实行“三访四见”，即访贫问苦、访疾问难、访外（外来群体）问弱（弱势群体）），群众对边防民警看见、敢见、愿见、想见。随后又实行爱民固边战略，加强边疆地区群众工作，起到了稳固边疆、兴边富民的作用。为了进一步巩固爱民固边战略成果，公安边防部队与地方政府协商，由公安边防派出所民警担任驻村副书记副主任，参与村委会行政工作，处理其分工负责的事务。涉及村民群众一般利益的由民警与村委会和村民群众协商解决，涉及村或者村民较大利益的事，由派出所或者其上级机关与地方政府协调解决。因而，这种协同治理模式与内地农村有一定的区别，即地方政府和公安边防部队上级机关共同领导，以公安边防派出所及其民警为主导，乡镇机关、村委会、公安边防派出所和村民共同参与进行社会协同治理。在这种模式中，公安边防派出所一方面要进行治安管理，通过各种方式，使其辖区的社会秩序良好，另一方面要与乡村政府机构和村民一同管理地方事务，参与地方经济建设和公共服务，并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实行社会协同治理。这与内地地方公安派出所作为地方公安局的派出机构，只负责地方治安有很大的差别。
（二）边疆地区农村社会协同治理模式的架构
1.村委会组织构成。第一，公安边防民警担任村委会干部，改变了村委会人员的构成。许多地方村干部文化水平较低，年纪较大，民警多是大学生，他们思维活跃，精力旺盛，接受新鲜事物比较快。民警村官给村委会注入了新的活力，成为村委会领导班子的好帮手。第二，军地融合构成村委会。我国农村实行村民自治，村委会人员历来都是从本村产生。公安边防民警在村委会任职，参与村委会工作，突破了村民自治的一些规定，公安边防派出所不受县乡村地方政府机构的管辖，民警担任村官，以第三方形式参与农村社会治理。更为重要的是民警是现役军人，形成了军地融合共同进行社会治理的局面，更有利于边疆的稳定和发展。
2.社会治理方式。第一，服务式治理。民警村官通过大量走访，积极主动地去服务群众，培育与群众的感情，取得群众信任和支持，在服务群众的过程中，了解情况，发现问题，化解社会矛盾，使群众诚心诚意支持民警的工作，从而防患于未然，创造良好的和谐社会治安环境。公安边防派出所与乡村行政机构和村民充分利用自己的资源优势，发挥各自对社会治安、公共事务治理、边疆稳定的贡献。第二，多中心式治理。内地农村乡镇政府和村委会是单一的中心治理者，边疆地区农村除了乡村政府机构外，还有公安边防派出所和驻村警务室。村委会和村民受地方政府领导，同时受公安边防派出所管理，派出所受部队上级领导，业务受地方公安局指导，民警参与村委会工作。实行双重领导和相互嵌入。这样在边疆地区农村形成了两个治理体系，两个治理中心，一个是地方政府机构和村委会，一个是边防部队及其派出所和驻村警务室，而且两个治理体系在村委一级重合；在村一级又形成两个治理中心，一个村委会，一个警务室。虽然村委会和警务室往往都设在一起，但是仍然是两个单位的重合，有合作，有分别。这种治理模式既能贯彻地方政府的方针政策，又能适应部队对地方的军事管控和治安管理，能更好地稳固边疆。第三，合作式治理。公安边防派出所由以前专管社会治安的“参与性管理”转换为合作性管理。民警与村委会协调，派出所与县乡地方政府协调处理社会治安和其他事务，使公安边防派出所由专业化治安变成合作式治安，警察权表现为一种柔性的权利。公安边防警察的柔性力量外化为社会治理的实际效力，柔性执法改变了警察政府组织暴力的形象。在这里权利不再是单一的、垂直的。权力变得温和，通过鼓励和说服发生作用。
3.社会治安网络。在各村设立警务室，延伸了派出所社会治理的网点。群众与边防民警之间信息畅通，形成一张巨大的社会治安网络，不仅提高了社会治安成效，而且大大缓解了警力不足的现实问题。
4.公安边防派出所的职业功能。在现有乡村社会治理行政结构中增加了派出所的权重。公安边防派出所的职权扩展了，不仅要管理地方治安，还要参与地方的经济和社会建设，处理社会矛盾，争取地方财政支持，解决村民实际困难。改变了过去单一的社会治安管理单位形象，由管理单位变成了服务单位，从有事才去管理变成了无事通过服务去进行治理，从等群众报案变成深入群众了解情况、群众积极主动提供线索、发现问题，积极帮助和参与民警的社会治理工作。
二、边疆地区农村社会协同治理模式运行中存在的问题
（一）民警村官对村委会牵制力有限
民警村官虽是外来行政力量，但是对村委会没有干涉权力，只是协助村委会工作，而且民警村官都比较年青，社会经验和行政经验有欠丰富。民警村官只是村委会的成员之一，对村委会牵制力有限，难以成为制衡的力量。公安边防民警虽不受驻地乡村领导，但是受当地省市县公安机关的业务指导，公安边防派出所对乡村行政机构来说是第三方行政机构，不能过多地干涉地方行政，对村委会的一些决定甚至是损害群众利益的决定民警只有建议权，如果有上级指示，他们还得服从命令。
（二）社会协同治理的主体动力不足
第一，民警动力来源不足。公安边防民警热爱本职工作，努力做好群众工作，与驻地乡村行政机构和村民协同进行社会治理，取得了良好的效果。然而，基层民警的动力主要来源于上级的命令和指示，一旦上级政策有变动，这种协同治理的成效就会打折扣。第二，民警任务繁重，民警要履行部队职责，作战训练、部队建设、政治工作等等都不能放松，同时又要承担地方事务，有时甚至疲于应付。第三，乡村政府机构和群众对社会协同治理的动力不足。就目前情况来看，乡村行政机构和村民都是被动参与社会协同治理。由于村民大部分都是老人、妇女和儿童，青壮年大部分都已外出务工，留村的一些人更多的需要民警的关照，对于参与乡村治理的要求很低。
（三）社会协同治理缺乏长效机制
社会协同治理的成效因民警个人的不同而相差很大。公安边防民警的现役性特点对治理工作有一定影响。因干部调动、转业、升职或者退伍，他们的工作会出现短暂性和流动性，致使协同治理的成效在一些地方难以持之以恒，协同治理的长效机制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
（四）边疆民族地区农村社会协同治理的成效欠佳
像其他地区的民警一样，一些民族问题复杂地区的民警也做了大量的群众工作，他们走村串户，为群众办实事，了解民情民意，帮扶群众，为群众解决困难，与宗教人士沟通，与乡村行政领导协商解决一些问题，但是仍然难以消除的地下活动和恐怖行动。虽然通过群众工作得到了一些重要情报信息，打击了，但是，仍然难以完全消除。
（五）一些地方政府的消极被动政策行为削弱了协同治理效果
第一，民警村官的亲民成效被地方政府机关的不当政策行为抵消。一些地方出现损害群众利益，导致干群关系、党群关系、政府和群众的关系紧张，甚至出现后，要求民警村官和派出所出面平息群众情绪，消除危机局面。这样地方政府过度消费公安边防民警与群众建立起来的信任和亲情，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协同治理的成效。第二，公安边防民警代替了部分乡村干部的工作，职责范围内的事要管理，职责范围外的事也得要管，职责不明确，那些该管哪些不该管分不清。一些群众对民警非常信任，有事找民警成了他们的心理预期，一些地方政府机构遇事也向民警推。公安边防民警对群众热情周到的服务与一些乡村行政机构对群众的冷漠形成鲜明的对比，一些地方甚至出现了群众信公安边防民警而不信乡村干部的状态。
三、完善边疆地区农村社会协同治理模式的政策建议
（一）加强制度建设，建立社会协同治理的长效机制
第一，进一步完善民警村官制度。加强对民警的培训，除军事业务外，必须培训一些民俗民风、民族宗教知识以及行政管理知识，尤其要培养一批懂民族语言的干部；提高基层民警待遇，解决他们的一些实际困难，让他们安心民族地区的工作。第二，建立公安边防派出所与乡镇机构联合办公制度。要确立联合办公的时间和地点，面对面地解决群众的困难。如河北省沧州市公安边防支队成立“民生工作办公室”。边防派出所、司法所、民政所、土地所、计生所、卫生院和电管站七个所（院、站）长联合村两委会实行常态化联合办公，规划落实村内各项民生工作和社会事业，切实服务群众，为群众谋利益，收到了很好的效果。边防派出所必须加强与地方政府机构的协调与合作，否则靠有限的警力去完成无限的工作任务是难以取得良好的成绩的。第三，改革乡镇行政制度，进一步扩大边防派出所的职权，公安边防派出所可以直接对口一些县级机关开展工作，实行派出所登记制度。
（二）创新社会协同治理的方式，提高边疆地区尤其是一些民族问题集中的农村社会治理成效
第一，在协同治理过程中应运用多种方式引导和规范群众的各种活动。对民族问题复杂的地区群众有必要进行分类管理，团结大多数，对重点人员、易感人群要做好工作，利用大多数人去帮助和防范一些顽固分子，发动本地本民族群众利用亲情、乡情、友情去预防和感化。第二，随时与全国其他地方政府及相关部门进行协调，加强对民族地区流动人口的管理工作。利用公安互联网随时掌握流动人口的信息，及时掌握他们的一些情况，形成部门或者区域协同治理。第三，寻找民族地区影响社会治理的序参数。协同治理的一个很重要的目标就是要寻找出影响社会治理的序参数。影响民族地区协同治理效果的序参数是，要特别关注和解决群众的教育、就业和贫穷等问题。
（三）充分发挥群众和社会组织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促进社会协同治理的进一步发展
第一，可以充分发挥村民代表大会的作用，让村民代表行使其监督权，发挥自己在协同治理中的主体作用。第二，发动群众对民警的警务工作进行评价，如一些公安边防派出所实行开门评警，请群众主动对民警的工作进行评价，就充分发挥了群众在协同治理中的积极性主动性。第三，切合群众的需求和困难。社会协同治理必须与群众的实际需求和利益联系起来才能够引发他们的积极性。第四，发挥媒体和社会组织的力量，弥补协同治理的缺陷。边疆地区农村的协同治理仅限于民警、地方政府机构和村民，因而是有限度的协同治理，与协同治理理论的要求还有一定的距离。如果增加媒体的监督力量和社会组织的参与，会更有利于协同治理的发展。
（四）深入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增强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意识
公安边防部队民警通过“三访四见”介入村民的生活，给他们提供帮助，使村民之间、村民与乡村政府机构之间建立一个联系的纽带和交往的平台，提倡民警热情周到的服务，赢得人民群众的信任和支持，形成良好的军民关系、党群关系、干群关系，进而形成全社会协同治理的良好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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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治理模式篇6
[关键词]公民社会城市社区治理模式
〔中图分类号〕D63；C912.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7326（2008）11-0068-05
随着市场经济的建立和民主政治的发展，公民社会在中国逐渐兴起，20世纪90年代以来，公民社会成为学术界研究的热点。由于公民社会与社区治理密切相关，因此引起了广泛关注和讨论。本文试从公民社会发展的历时性和空间性与社区治理模式选择的互动关系来考察中国社区治理模式的选择问题。
一、公民社会与社区治理
之所以基于公民社会发展研究城市社区治理模式选择，原因在于，公民社会发展与社区治理有着紧密的内在逻辑关系。治理理论以公民社会的日益发展壮大为基础，公民社会是治理理论实施的前提。
（一）公民社会与治理的关系
公民社会是国家或政府之外的所有民间组织或民间关系的总和，其组成要素是各种非国家或非政府所属的公民组织，包括非政府组织公民的志愿性社团、协会、社区组织、利益团体和公民自发组织起来的运动等等。它们被称为介于政府与企业之间的“第三部门”，[1]（p12）是一种独立于政治国家的各类自主、自治、合法、非政治的民间组织和团体构成的社会力量。治理指的是政府与民间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之间的合作互动。[2]其实质是建立在市场原则、公共利益和认同基础上的政府和社会之间的合作互动。治理理论的兴起与公民社会发展紧密相联，“治理”概念与“公民社会”常常同时出现，治理理论以公民社会发展为基础。首先，从治理的主体来看，政府不是唯一主体，治理需要政府、民间组织、公民共同协商参与。公民社会的民间组织和公民是治理的重要主体，没有公民社会的核心要素参与的管理是统治而非治理。其次，从治理产生的直接原因来看，因为在社会资源的配置中既存在“市场”的失灵，也存在政府的失效，要解决这些问题，就必须重视社会力量在社会资源配置和社会管理中的作用。公民社会组成要素是非国家或非政府所属的公民组织，其突出特点是非官方性、独立性和自愿性。公民社会在市场失灵和政府失效的领域发挥着独特的无以替代的作用。第三，从治理的最高境界来看，须注重善治，而善治的基础是成熟的公民社会。同时，善治的本质特征就在于它是政府与公民对公共生活和公共事务的合作管理，是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的一种新颖关系，是两种合作的最佳的状态。“善治”的过程就是一个还政于民的过程，有赖于公民的积极参与合作。[3]从这个角度讲，善治是“公民价值”的体现。
（二）公民社会发展目标取向与社区治理
公民社会和治理理论为社区治理提供了新思路和新途径，治理理念的运用和公民社会作用的发挥，主要体现在对社区的治理上，体现在地方政府主动与公民社会组织合作，实现社区管理向社区治理转变。作为社区治理的重要主体，公民社会在社区治理中的作用不仅表现在弥补地方政府角色的失灵，还表现在以积极的姿态改变社区治理结构和治理状况，并与政府共同承担社区治理责任。公民社会发展目标与社区治理目标本质上是一致的，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促进政府与社会良性互动。在社区治理过程中，政府和社会的沟通最终目的是化解社区各种利益矛盾和冲突。利益表达渠道不畅，政府与社会沟通失灵必然导致民意堵塞，影响社区稳定发展。公民社会组织作为处于政府和社会之间的中介力量，它既有利于公民利益要求和建议向政府表达，又有利于传达政府反馈信息和政府政策，起到双向沟通协调作用，促进政府与社会之间互信和良好合作，社区治理强调社区内政府、企业、非营利组织等各治理主体之间协商、谈判、沟通、合作、参与，也是为了促进政府与社会之间良性互动。二是推动公益事业发展。维护发展社会公益事业是一项巨大工程，单靠哪一方的力量都不够。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力量有限，会在一定程度上制约公益事业的发展。在这种情况下，通过开展社区治理活动和发挥公民社会作用，社区各种公民社会组织参与社区公益事业，可以弥补地方政府在维护和发展社会公益事业方面的不足，推动社会公益事业发展。三是促进政府职能转变。公民社会的出现以及发展起来的有独立自我管理能力的公民社会组织，为政府职能转变和放权于社会提供了承接载体和支撑。通过大力发展公民社会和深入开展社区治理，使公民社会不断完善和成熟，社区内各治理主体负担公共事务的能力不断提升，公民社会和社区治理能够不依赖政府，在很多涉及准公共用品的领域开展自我服务与社会服务，通过广泛与政府合作，促进社区公共事务的妥善解决，推动政府职能不断转变。四是促进社区民主政治发展。公民社会是民主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和重要的社会条件，通过发展公民社会和开展社区治理活动，可以监督控制政府部门运作，培育民主参与的文化和技能，推动公民参与公共事务，鼓励公民参与政治。
（三）社区治理与公民参与
社区治理本质上是通过政府与公民之间的良好合作，实现还政于民的过程。公民社会是社区治理得以真正实现的基础，真正的社区治理离不开公民的参与。公民参与除了受政策环境、发展空间和制度平台等宏观因素的影响外，还深受人的自然性和社会性及公民意识等微观因素影响。
1.人的自然性与社区治理。社区居民是社区发展的基本参与主体，社区治理的模式选择必须围绕社区居民作为人的自然性展开，这在本质上体现了城市社区治理模式的选择必须与治理环境相一致的基本原则。人的自然性集中体现在年龄阶段上，这是人的最根本的自然性，年龄与人的生活能力和人与对社区发展的依赖程度密切相关。年龄阶段与居民对社区发展的依赖之间的关系曲线呈倒U型，也就是说，人的少年时期和老年时期对社区发展的依赖程度最高，中年时期对社区发展的依赖程度最低。但是，从参与和推动社区发展的能力来分析，中年时期的能力最强，老年、青年和少年时期依次减弱。所以，成功的社区发展需要为最依赖社区发展的人群提供社区服务，同时又要能够吸取最有能力参与社区发展的人群的社区发展资源。
2.人的社会性与社区治理。公民是生活在社区中的重要主体，根据马斯洛的人的需要层次理论，人除了低层次的物质利益需要满足外，还有被尊重、认可、自我实现等更高层次的社会需求，社区居民是利己与利他统一的人，是个性化与自我约束统一的人，是植根于市场经济基础上的“经济人”和“社会人”的统一。但一般情况下，社区居民是兼顾个人理性和社会理性的，不仅有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动机，还有寻求共同体生活和被认同的需要。因此，在倡导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同时，必须考虑人的社会性，通过居民广泛参与和合作改善社区交往结构，增强社区发展和公民社会发展动力。公民参与有助于形成共同的价值观和文化规范，增强对社区的归属感和认同意识，这是社区治理与公民社会发展的本意所在。
3.公民意识与社区治理。对社区居民来说，其参与社区治理的广度和深度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但从根本上讲，公民意识是公民参与社区治理的关键因素，也是公民社会发展的精神动力。公民意识是公民对自己社会地位、社会权利和社会责任的一种自觉认识，也是对自己社会主体身份的认同。有了完整的公民意识，居民才能成为公民。公民是社会政治生活和公共事务中的主体，不是无足轻重的客体。[4]社区发展是一个基于法治和契约的治理领域，社区治理需要众多主体参与尤其是公民的自愿参与。如果公民没有公民意识，就没意愿参与社区公共事务，导致社区治理重要主体缺失。没有公民意识就不可能有合格的公民，就不可能建立成熟的公民社会，更不可能实现社区治理和社区发展。
二、公民社会发展的历时性、空间性与城市社区治理模式选择
公民权利的实现是一个由少到多，由不真实到真实的发展过程。有些公民权利的行使还有一个从形式到内容、从动员到自愿的过程。与此相适应，公民社会的形成发展也有一个从兴起、发展、形成到成熟的过程。从公民社会发展过程来看，它既有历时性，也有空间性。由于公民社会与社区治理密切相关，从时间和空间两个视角来考察公民社会与社区治理模式之间的关系非常必要。
（一）公民社会发展的历时性与我国城市社区治理模式
根据政府与社会的关系、市场经济发展水平、公民通过交往处理公共事务的能力、非政府组织和公民自愿团体的行为能力与行为空间的发展及企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的能力和社会责任状态等标准，公民社会的发展从历时性角度可划分为萌芽兴起阶段、形成发展阶段、成熟完善阶段。不同的发展阶段，公民社会具有不同的特征，社区治理模式选择也应与此相适应。
1.公民社会的萌芽兴起阶段与社区治理模式。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基本上没有过西方意义上的公民社会，城市居民也没有经历真正意义上的公民社会生活。中国公民社会是随着改革开放深入而逐步兴起和发展的。20世纪70年代末至90年代末是中国公民社会萌芽兴起阶段。在这个阶段公民社会形成的外部环境和内部结构逐渐改善，但还存在很多制约公民社会发展的问题。从外部环境来看，公民社会的经济基础――市场经济体系不完善，市场秩序很不规范，公民社会的文化意识基础没有形成，诚信严重缺失，法制基础不健全。从内部结构看，构成公民社会主体的公民仍有浓厚的臣民意识；中产阶层还没有形成，规模很小，发展很慢；民间组织刚刚出现，且自主性和自治性差。萌芽阶段的公民社会显著特征是整个社会不存在社会自治领域，公民社会的行为能力非常低下，非政府组织、非营利组织还处于酝酿起步阶段。与此相对应的城市社区治理也处于起步阶段，表现为政府对社会进行管制，政府是社区事务管理的唯一主体，社会组织和公民是政府管理的客体，企业、社会组织和公民个人的能力和活动空间十分有限，社会缺乏与政府自下而上的沟通，缺乏表达意愿和要求的有效机制和途径，政府与社会缺乏互动合作，社会处于被动接受和服从政府的从属地位。管理主体单一化，行政权力单极化和政府管理范围的全域性，决定了公民社会这个阶段社区治理应该选择政府管制型或政府主导型治理模式。
2.公民社会的形成发展阶段与社区治理模式。经过30年的经济、政治体制改革，当前中国社会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正逐步进入公民社会形成发展阶段，主要体现在：市场经济、民营经济获得快速发展；社会中产阶层正形成并逐渐壮大；民间组织获得飞速发展且独立性、合法性日益增强；社区自治不断扩大，公民的政治参与逐渐增强；价值观念开始多元化、世俗化等。处于这个阶段的公民社会虽已形成，但还不够成熟。主要表现：市场经济体系不够完善，传统的家族意识和臣民意识存在并严重影响着公民意识发展，社会中产阶层不够强大，贫富差距大。作为公民社会核心要素的民间组织官办色彩浓，民间色彩淡，自主性、自治性弱。在这个阶段，中国公民社会的最大特征是公民社会的独立性与依赖性并存。中国公民社会是一种典型的政府主导型的公民社会，在市场、社区与民间组织还不成熟的转型时期，政府仍是城市社区最大最强的治理主体，社区的各项事务基本上都在政府的控制之下，政府外的社会力量如社区法定组织与民间组织等都还很弱小，有的依赖性强，有的发育不全，在与政府的博弈中处于劣势，社区无自治事务可言。在这个阶段，社区治理模式应该选择政府主导型治理模式或政府与社区自治结合型治理模式。因为采取政府主导型或政府与社区自治结合型模式可以通过政府的主导或引导推动作用，促进社会公民组织的发展壮大，培育社区公民意识，促进市场经济快速健康发展和中产阶级队伍壮大，不断提高社区自治能力和自主意识，引导公民社会逐步走向成熟。
3.公民社会的成熟完善阶段与社区治理模式。成熟公民社会的特征是政府开始与社会分离，社会成员有相当大的自由，社会自己管理自己，并与政府处于一种互动的良性关系中。构成公民社会的四大结构性要素完整呈现：即在私人领域，个人能自主地从事各种经济、文化和社会活动，在不损害他人的前提下，享有充分的自由；志愿者社团这种非政府、非盈利性的组织发展壮大，成员可自愿加入或退出；社会运动有序进行，公民组织可以在宪法或法律允许下自由地开展多项社会活动。公民社会的六大价值取向和原则，即个人主义、多元主义、公开性和开放性、参与性、健全的法治及社会自治得到广泛认同和践行。这个阶段公民社会具有完全的独立性，完全拥有自己组织机制和管理机制，有独立的经济来源，无论在政治上、管理上还是财政上都在相当程度上独立于政府。[5]（p190）公民社会组织能独自承担社会的某些管理职能，或与政府合作行使社会管理职能，社区公民的公民意识与参与意识强。在公民社会的成熟阶段，社区治理理想的模式是社会主导型或社会主导与政府支持型治理模式。这种治理模式应是我国城市治理模式的发展方向。
（二）公民社会发展的空间性与我国城市社区治理模式选择
公民社会发展的空间性是指在不同类型的社区，公民社会发展的程度存在差异性和不均衡性。市场经济替代计划经济，打破了政府对资源的垄断，社会资源向不同的社会组织和个人分散，资源流动、人员流动和社会结构的多样性构成现代城市社会的基本特征。城市社区往往是由若干不同利益群体所组成的异质性共同体，利益群体可以根据收入、职业、年龄、居住条件、社会地位等差异性进行分类，利益群体的多样性带来社区类型及其需求的多样性。不同类型的社区，由于社区内企业、社会组织、非政府组织、非营利组织及居民等社区治理参与主体发展状况不同，导致社区公民社会发展程度不同，进而导致社区治理模式选择不同。
公民社会发展的空间性还体现在同一个城市不同区域发展不均衡上，同一个城市不同区域公民社会发展水平不同。一般来说，处在公民社会发育兴起阶段的社区、非政府组织和非盈利组织弱，社区公民参与能力和参与意识差，在这类社区，社区治理宜选择政府主导型模式。政府作为社区治理的主要主体，承担社区治理责任和风险。治理方式以行政手段为主，经费以政府财政划拨为主，政府在主导社区治理的过程中注重培育社区公民组织和公民意识，引导和推动公民社会由不成熟向成熟阶段发展。公民社会已形成的社区，根据公民社会形成的程度可选择两种模式：一是可选择政府与社区自治结合型治理模式，这种模式的特点是政府、社区自治组织与非政府组织是社区的治理主体，社区自治组织权利有法律保证，资源投入以政府为主，社会组织为辅。二是可选择社区主导与政府支持型治理模式，这种模式的特点是社区自治组织和社会组织是社区治理的主要主体，政府和社区组织共同承担社区治理资源提供的责任，经费支出以社会组织为主，政府支持为辅，或者政府采取购买服务的方式支持社区工作。在公民社会发育相对成熟的社区，社区内一般居民的文化程度和社会地位高，公民意识和民主精神强，参与社区公共事务的能力和意愿强，社区内多种志愿者组织、社团组织，非政府、非盈利组织健全，社区内物质基础、公共设施好。这样的社区治理模式适宜选择社会主导型治理模式，社会主导型治理模式的特点是社区治理以社区居民为核心，由社区居民联合社区内各种组织机构共同参与社区事务的管理，实现民主自治式管理方式。这种治理模式的核心价值取向与公民社会发展的目标价值取向能够很好地契合，它强调社区治理是一种集体民主协调选择的过程，是社区内各治理主体：政府、社区企业、非盈利组织、居民等之间的民主协商合作互动的过程，它将治理过程由行政控制转为民主协商，治理组织体系由垂直科层结构转变为横向网络结构，治理关系由依附与庇护关系转为信任与互惠关系。社会主导型的社区治理模式是成熟公民社会社区治理模式的理想选择。
三、对公民社会发展与我国城市社区治理模式选择的理性思考
公民社会发展对社区治理模式选择有着重大影响，通过分析二者的内在逻辑关系得到如下启示。
一是选择社区治理模式应该以公民社会发展状况为依据。公民社会是治理产生的土壤和先决前提，没有公民社会的兴起和发展，就不可能有治理的出现，治理模式的确定，要根据公民社会发展状况和社区治理结构中政府、企业、公民社会组织、社区居民等主体因素各自所起的作用主次、承担责任的大小而定。而且，在社区治理活动中，政府、公民社会组织和公民发挥作用的主次、作用大小、地位高低，不是由他们自身主观意志而定的，而是由公民社会发展程度而定的。社区治理模式的选择也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而是以公民社会发展的历时性和空间性为转移的。当前，我国公民社会正处在成长阶段，公民社会的独立性和参与性不强，与成熟的公民社会相比还有很大差距。现阶段公民社会发展的特征决定了中国政府在社区治理中还必须起主导作用，选择政府主导型社区治理模式。
二是政府在公民社会发展和社区治理中应该准确定位。政府的权力和行为应该是有限的、适度的、规范的，作为公共组织在公民社会发展和社区治理活动中应该有其独特地位和作用，并且在公民社会发展不同阶段和社区治理不同模式中政府的职能定位也应有所不同。政府职能定位准确，能促进政府和社会关系的和谐，实现政府与社会良性互动，促进公民社会健康快速发展。政府定位不准确，就有可能出现失位、缺位、越位、借位现象，影响公民社会健康发展和社区治理有效开展。在公民社会发展过程中，政府的主要职责是“掌舵”而不是“划桨”，要改变过多参与和干预具体的社会经济活动现象，把政府的职能主要转向对社会公共领域的管理，提供对社会有用的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在社区治理中，政府的职能是对社区工作作出基础性制度安排，搭建平台，保证政策制度得到有效贯彻，目标得到有效实现。政府的义务和职责不是直接提供服务，而是保证服务提供的实现。[6]（p1）政府应该根据各类社区公民社会发展的不同情况，在社区治理中找准自己的位置，建立与社会沟通机制，形成政府与社会的良性互动关系。
三是中国目前应该大力推进公民社会发展。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提到要努力实现中国“政治文明”。公民社会是一种独特的政治文化，是政治文明的一种表现形式，它标志着国家、市场、社会公众等各种不同的力量处于一种平衡的状态。公民社会是一个以民主、协商、参与为特征的社会，意味着存在一部渗透着自由、民主和人权理念的宪法，存在着众多充满活力的民间团体，存在着提供制约与纠错功能的健全的公共领域以及拥有公正、责任、完善、善于对话、善于合作、积极参与精神与责任的普通公民。[7]公民社会的建立和发展能促进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完善，为市场与国家权力之间，不同经济成分和利益集团之间构筑一个相互交流、协调、参与合作的公共平台和空间，有利于社会与国家、政府关系的重构，有利于社会自治，加快民主化进程和社会稳定发展。健康有序的公民社会可以为社会政治文明建设提供坚实的社会基础，对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各项事业的健康发展有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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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治理模式篇7
[关键词]：犯罪社会原因黑网吧社会维稳
目前，在国内大部分城市的城乡结合部，都存在着“城中村”。“城中村”中的居民主要由文化程度相对较低的进城务工农村青年组成，他们中的很多人在城市的劳动密集型企业流水线上工作，劳动收入较低，闲暇时间能够消费得起的文化娱乐场所仅限于网吧。这种巨大的需求无形中催生了“城中村”中黑网吧的出现。“黑网吧”被地方政府认定为无照经营，却由于当地居民的巨大消费需求而屡禁不止。事实上，“黑网吧”在社会维稳问题上也发挥着隐性作用。
一、苏州市红庄社区“黑网吧”问题概述
苏州红庄社区是苏州吴中经济开发区、南区派出所管辖范围内最大的一个城乡结合部的“城中村”。同国内大多数城市一样，红庄社区“城中村”中的黑网吧问题也十分严重。在过去十多年里，南区派出所也采取了定期强行关停的措施，但效果并不理想。关停一段时间后，巨大的需求会自然催生新的黑网吧的出现。而且在查处取缔时，执法人员会遇到不少阻力。黑网吧经营者法制观念淡薄，加上往往倾注了全部家当，其维护经营的愿望强烈，对工商、公安等部门强制取缔、没收工具设备的执法行为抵触很大，对执法人员围攻、谩骂，甚至发生激烈的肢体冲突。强制取缔黑网吧面临较大的执法风险，甚至可能引发。
另外，在治理“黑网吧”的过程中，基层派出所的同志发现，当关闭黑网吧时，社区青少年打工者的违法活动会有所增加，例如酒后斗殴、盗窃、抢劫案发率有显著上升。而在严打过后的黑网吧偷偷恢复无证经营期间，相关犯罪率又会明显下降。由此可见，“黑网吧”的存在与红庄社区的犯罪率存在一定关联关系。
二、城中村“黑网吧”在社会维稳方面的正功能分析
苏州作为改革开放的先行区，大量的流动人口为苏州经济发展带来动力，但与之并存的流动人口犯罪问题也为社会治安造成很大威胁。一方面，这些流动中的人口基本上处于失控状态，很难进行有效的管理。甚至犯罪分子也容易藏匿其中，利用这种宽松的社会环境，流窜作案，给司法机关的侦缉工作带来很大的难度。另一方面，大量的人口流动伴随着巨额的资金流动，由于缺乏有效的保护，往往成为犯罪分子侵害的对象。这些涌入城市的农村劳动力，通常集中在城中村地区，面对城市收入差距过大，贫富悬殊的现象，会产生严重的社会心理失衡，他们的的群体意识和群体行为开始显露，出现了共同的被剥夺感和对抗社会心理，有的已经成了犯罪高危群体。而“黑网吧”的存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外来务工人员的心理压力，在减少社区社会矛盾、维护社会安全稳定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有其存在的现实合理性。
（1）满足大量外来务工人员的精神需求。在市郊接合部，存在大量外来务工人员，网络逐渐成为外来务工年轻人的主要业余生活方式。但是，由于他们经济条件不宽裕，不具备电脑，也无力支付而正规网吧相对较高昂的费用，只能在收费低廉、几乎通宵开放的黑网吧中消磨时光。这些黑网吧的存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外来人口集中居住地区的文化设施建设上的补足，丰富了外来务工人员的业余生活，减轻了他们在异乡生活的孤独感，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降低犯罪率，维护社会稳定。
（2）一定程度上促进就业，为弱势群体提供新的谋生机会。黑网吧投资主体十分特殊，大多为社会无业闲散人员、下岗失业人员、残疾人和当地农民，以开办网吧作为就业谋生的方式。对他们而言，由于审批难、投资成本高昂，开一家正规的网吧十分困难。但是，黑网吧的准入门槛却很低，不需要很高的技术含量，只要具备一定数目的电脑，加上宽带网络就可以运营了。这种小规模的黑网吧，投入资金量小且回收快，利润高，能为那些手中并无太多资金和技术的社会无业闲散人员、下岗失业人员、残疾人以及当地农民提供新的谋生机会。
（三）降低基层公安机关民警的工作量，降低社会管理的行政成本。近年来，政府及公安机关对黑网吧的管理和整治工作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却收效颇微。因而，转变黑网吧的管理思路，将其合法化，处于以公安机关为主体的有序管理中，能够大大降低公安机关民警的工作量，降低社会管理的行政成本。同时，黑网吧的存在能够为外来务工人员的精神消遣提供场所，缓解他们在异乡的孤独感。他们将大量时间花在网络上，从而减少因空闲而造成的社会治安案件的发生，降低犯罪率，能够维护社会稳定，降低基层公安机关民警的工作量。
（四）满足大量市场需求。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民群众对互联网的需求日益增大，正规网吧数量已不能满足庞大的上网人群的需要。这一矛盾在城乡结合部、乡镇等地区尤为明显。在这些地区，由于文化生活较缺乏，农民及外来务工人员家庭经济条件相对薄弱，自购电脑的较少，对上网有很大需求。黑网吧的存在填补了市场的空白，满足群众上网需求。
三、“黑网吧”问题对社会维稳模式建立的启示
我国目前正处于一个全方位、多棱角的社会转型时期，社会变革必然伴随着广大民众的精神世界和心理世界的震荡。社会的分化导致弱势群体的生存难题凸现，使他们在经济收入、社会地位、权益维护、竞争能力等方面处于某种困难和不利的境地。另一方面，人们相互交流的耐心和机会越来越少，许多人失去了更多的组织依赖或庇护，封闭感和失落感会产生。人们对社会生活的正常投入一旦受阻，必然寻求其他方式和途径来调节。
而调适人们的心理，仅靠政治和经济手段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文化手段的调节。在尚无完整地丰富城中村居民的精神文化生活方案的当前，“黑网吧”对居民精神生活的调节是一个成本较低且比较有效的方式。在完善对黑网吧的管理之后，最根本的是采取有效措施丰富城中村居民的精神文化生活。
社会稳定不仅仅意味着社会基本生活秩序的安定和谐，更意味着人们的精神心理的宁静和谐，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人们内心的精神充实会最终成为影响社会稳定更为复杂和更为长远的内在因素。
社会治理模式篇8
关键词：基层社会治理模式；社会管理体制
建国以来，随着社会经济环境的不断发展与转变，为了适应不同时期经济社会的发展需要，我国的社会管理体制也在不断地进行完善与创新，在创新的社会管理体制的推动下，我国基层社会的治理模式也在不断的进行转型与变迁，那么，究竟是些什么主要的社会原因推动着我国城市基层社会治理模式转型，使社会管理体制逐渐从单位制、街居制向社区制发生转变呢？本文通过对前人的相关研究进行总结和分析并结合当前社会实际，得出以下一些主要影响因素：
一，城市化进程的快速发展，推动基层社会治理模式求变。
从建国到改革开放，我国城市化进程进行相当缓慢，1950年到1980年的这30年里，全世界城市人口比重从28.4%上升到41.3%，而我国却仅从11.2%上升为19.4%。可是随着改革开放的开始实施，国民经济的高速增长使得我国城市化进程得到迅速推进。按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主要数据公报，我国城镇人口比重已为49.68%。2012年10月31的一份报告更显示我国内地2011年城镇居民的比例已超过农村居民，城市化率首次突破50%，达到51.3%。这标志着我国从以农村发展为主进入到以城市社会为主的新成长阶段。正因此，如此迅猛发展的城市化进程、整个社会结构的极大变化，带来诸多新的社会问题，无论主观还是客观的因素都促使和要求城市社会的管理必须要适应新的发展，从而推动基层社会治理模式在发展中求变。
二，社会人口的结构性变化，促使基层社会治理模式变革创新。
社会人口的结构性变化产生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城市流动人口的急剧膨胀。伴随劳动人事、流通体制、社会保障、户籍等制度的改革，前所未有的自由活动空间在我国社会出现。城乡之间，原来附着于农田的农民大量流入城市，出现一波波全国规模的民工潮；单位之间，职员的流动已日渐频繁，大量国企职员流入外企私企，大量内陆人才流入沿海城市。这些城市流动人口的剧增，给城市基层管理与社会治安带来了极大压力，城市原有社会系统及其与自然环境之间的既定平衡被打破，以行政隶属关系与行政命令建立起的传统基层管理体制也受到严峻的挑战，原有社会治理模式在应对新情况与新问题时的捉襟见肘和无能为力也暴露无疑，这些都逼迫着对基层社会治理模式进行变革和创新。二是人口的迅速老龄化。我国现有老龄人口已超1.6亿，且每年还以近800万的速度递增。老年人口的快速增加，尤其是失能老人和高龄老人年均百万的增长速度，使全社会在对老年人的生活照料、医疗保健、康复护理等方面的需求日益凸显，养老问题已日趋严峻。因此这种形势也要求新的治理模式能在社区范围内为老年人们提供良好的生活条件与生活环境，完善文体娱乐、医疗保健以及公共安全等多项服务，以便满足人们安度晚年的需要。
三，单位制的瓦解，客观上要求街居或社区发挥更多的社会整合功能。
在改革开放后的社会转型过程中，我国的所有制结构发生了变化，打破了原来单一的所有制结构，形成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格局，基层社会的管理模式在经历了一段单位制管理后，也逐渐朝街居制和社区制发展，这主要是因为：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资源由国家依靠行政指令计划配置的局面一去不返，职工的生活也不再由单位来全面控制，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更带来国有企业和政府事业单位的全面改革。国有企业开始学习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并按照市场规律办事，努力提高自身市场竞争力；政府事业单位则改革管理体制，提高工作效率，一步步开始推行政企分开、政社分开和事社分离。因此，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渡，使得单位制的运行基础不复存在，也同时产生了更多、更新的社会问题，让原本依靠单位制进行控制的基层社会治理模式出现了社会控制的真空。而伴随单位制的弱化，这些从企业、单位剥离出的社会职能以及政府转移出来的服务职能，迫切需要由新的城市社会管理机构来承接。而无论是基层社会管理问题，还是下岗失业问题，抑或是社会信任问题，又都与街道、社区密切相关，所以需要街居和城市社区来发挥作用。
四，街居制的职能超载和职权局限，迫使在更广泛的社区范围内构建治理模式。
随着城市基层管理中越来越多新领域的不断出现，在单位制朝街居制转化的同时，街居制本身的负载量在不断加重。一是单位制的瓦解导致的单位职能外移，需要街居来承接。二是外来人口、无单位归属人员的增多以及人口的老龄化的加剧，无形中给街居的职能增添了更多更新的管理与服务工作。再则我国推行的城市管理体制改革，使管理重心下移，将原来实行“条条”管理下，由诸多部门负责的相关任务，直接下放到街区，给街区管理一下增添了许多新的内容和压力，如民政福利、市场管理、交通道路、园林绿化等管理任务。由此可见，当前的街居体系不但要承接原有的单位所剥离的职能，还要肩负更多更新的管理职责；不只是承担行政功能，还要担负社会功能，甚至不少的街区更承担着部分经济功能。可尽管街居制的职能已大大超载，却依然很难满足当前社会发展的需要。而且，街居体系虽然承担了这些新增的职能和任务，可街居的权力却非常有限。当前的情形是，上一级的政府及各职能部门越来越多地将大量的事务和职责转到街道一级，但街道办事处却没有相应的权力和法定地位来承接这些事务，不仅财政及人员编制受制于上级政府，而且也没有足够独立与完全的行政执法权和行政管理权，更多的是充当行政职能传递者的角色，受制于各职能部门的委托。因此，街居制因为自身的现实困境并不能全力承担起所有的工作，还需要在社区范围内建立一个政府和其它各种非政府组织以及居民的共同参与的社会保障体系和社会服务网络。
五，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与影响、公民参与意识的日渐增强，主观要求深入开展社区治理。
加入wto以来，全球化浪潮带给我国的冲击和影响日趋直接和猛烈，它不仅仅在宏观的信息与经济层面影响着我国的社会发展，同时也在微观意义上对个体社会成员的日常生活带来了改变和重塑。因此，如何应对全球化带来的复杂性、偶然性和不确定性以及安全感的丧失，正成为让越来越多的社会个体在日常生活中感到困扰的基本问题。同时，各种西方现代化管理思想伴随全球化交流的涌入，也让单个的社会成员在公民意识及社区自治上有了更深的认识与要求。所有这些主观客观因素综合起来，就让如何在基层社会及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中构筑稳固的社会秩序、更好地体现居民参与，成为社会建设与社会管理的突出任务。而面对这一任务，积极有效地开展现代社区建设自然成为社会治理的必然选择。
参考文献：
[1]夏建中：从街居制到社区制：我国城市社区30年的变迁[J].黑龙江社会科学.2008（5）.
社会治理模式篇9
【关键词】和谐社会；社会治理理念；社会治理模式；创新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我国人民的共同意愿，是党和人民共同为之努力奋斗的美好愿景。然而在我国，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的不断加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传统的政府和社会高度统一的治理模式已经不再满足新形势下我国社会发展的需要，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经济、社会的发展。因此，基于和谐社会的视角，努力推进我国社会治理模式的创新，是大势所趋也是难题所在。
一、和谐社会视角下的社会治理理念
（一）有序“善治”的治理理念。近几十年来，随着西方新公共管理理念的产生和发展，“善治”已经成为社会治理理念中的核心思想之一。和谐社会视角下同样要遵循“善治”的价值理念，它是推动社会公共利益最大化的重要驱动力。除了使得社会治理的结果最优和实现价值最大化的目标以外，“善治”也提倡要使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实现和谐状态，这也就蕴含着政府和公民和谐统一的深义。因此，善治作为现代社会治理理念的重要思想基石，也就必然同“和谐社会”有着共同的价值诉求。因此在和谐社会视角下，应秉承“善治”的治理理念，实现国家和社会、政府和公民之间的和谐共处以及良性互动。
（二）公平正义的治理理念。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是和谐社会追求的重要目标之一，同时也是和谐社会视角下社会治理方式的基本理念。公平正义，就是指各种社会利益，包括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在全社会成员之间合理、平等地分配，意味着公民权利和义务的平等性。在市场经济的背景下，社会成员之间存在着利益分配的差异性，社会各个阶层之间的矛盾也不可避免，而和谐社会中所提倡的公平正义，就是要把这种差异和矛盾最大程度地进行调节，使得社会公民人尽其职，在一种公平、平等的社会氛围下生存和发展，从而最大程度地激发每个人的生产动力，提升社会的和谐与文明程度。
（三）以人为本的治理理念。在建设和谐社会的视角下，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等关系维度都要被考虑在内，因此也可以发现，和谐社会建设的根本要归结到“人”这一重要方面。和谐社会的核心价值理念便是以人为本，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以及生存质量的提升。构建和谐社会，就是要以“人”的根本需求为中心，不能只注重物质的丰富。建设完善的社会基础设施，健全社会保障体系，为人的发展创造一个优质的政治、经济、文化、法律环境。保证所有人的权利和尊严不受侵犯，保证机会、权利的平等性，激发每名公民参与社会建设的热情。
（四）可持续发展的价值理念。要实现一个社会的长远发展，就要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构建和谐社会，就要秉承可持续发展的治理理念，尊重自然，平等地对待自然，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而不是一味地开发、利用自然。因此，我们在寻求经济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就应该充分考虑到环境保护的诉求，科学地确定自然资源和环境的承载能力，以长远、可持续发展的眼光寻求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实现自然生态的平衡，造福于子孙后代。
二、和谐社会视角下我国社会治理模式的创新
（一）创新经济增长模式，统筹社会和经济政策。要切实落实“共同富裕”的国策，由少数人实现富裕转向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模式，谋求经济增长模式的创新。为此，要进一步调节贫富差距，通过税收、社会保障等调节手段防止财富过度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创新经济增长模式，推动经济增长的可持续发展性和公平性。
（二）创新政府管理模式，统筹政府管理与社会自治。发达国家在其社会治理模式上，有其独特的经验。“强政府、大社会”即是发达国家多年探索的社会治理模式的成果。“强政府”即指政府是建设福利社会的主要角色，政府依托强大的公共管理部门，实现社会福利体系的建设和发展；“大社会”指得是社会应该具备能量巨大、自治程度高的特点，社会中的非政府组织能力较为强大，民间的实力较为雄厚。在以前的计划经济时代，我国的治理模式是“大政府、小社会”，即政府的作用过于明显，而社会则发挥不出其应有的作用，这样就会使社会不善于自治自理，制约了社会的持续发展。在和谐社会的历史进程中，我们为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要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社会治理模式，实现“强政府、大社会”的治理模式，激发公民参与治国理政的热情，进一步建设和完善社会监督体系，提升社会自治能力。
（三）创新社会政策模式，统筹积极与消极的社会政策。要通过社会政策的创新，实现社会的发展，促进社会的和谐。在教育方面，要进一步加大人力资本的投资力度，进一步在全社会普及义务教育。在就业方面，加快第三产业的建设和发展，加快中小企业的发展，进一步创造岗位，增加公民的就业机会。在社会保障方面，要进一步扩大医疗保障、养老保障等保障政策的普及范围，进一步完善农村的保障体系，使得农村和小城镇地区也享有国家发展的保障福利。
【参考文献】
[1]范忠信.健全的纠纷解决机制决定和谐社会――传统中国社会治理模式对我们的启示[J].北方法学，2007（02）：138-147.
[2]高轩.公共治理――和谐社会的治理模式选择[J].山西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学报，2007（10）：25-27.
社会治理模式篇10
1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随机选择2009年1~6月的糖尿病门诊病历100例,均符合糖尿病分类标准【sup】[2]【/sup】。其中,男性65例,28~71岁。女性35例,41~74岁。1型糖尿病3例,2型糖尿病96例,妊娠期糖尿病1例。糖尿病合并高血压23例,合并冠心病26,合并脑血管病32例,合并肥胖症11例。对病历中显示的流行病学、病理学、发病机制、病变部位、病理生理、临床表现、诊断和鉴别、分类和治疗、预后和转归情况等,所涉及到的糖尿病防治因素词条,做详细记录和统计。
1.2防治方法应用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的因素构成形式,突出可控性的防治作用,客观地制定糖尿病防治因素分类方案如下。(1)身躯因素:体内结构性和功能性因素(医学模式中生物性因素的集中体现);(2)心理因素:情绪变化和应激反应现象(评定心理状态的客观指标);(3)行为因素:生活行为和防治依从性行为(直接关系到糖尿病的预后);(4)环境因素:社会和自然环境因素(影响糖尿病防治的外部因素)。分类统计病历中的相关词条,计算构成比。对多次出现的同一因素不做叠加计算。对统计数字做构成比分析。
2结果
100例糖尿病门诊病历中,共有不同的医学因素词条346个。身躯因素有性别、年龄、营养、头晕、口渴、肢体麻木、倦怠乏力、血糖升高、B超肢体大动脉官腔狭窄、肝肾功能异常等共215个(62.1%);心理因素有焦虑、抑郁、失眠、耳鸣等共8个(2.3%);行为因素有定量饮食、休息、预防感冒、戒烟酒、按时复诊、按时服药等共97个(28.1%);环境因素有经济条件、生活照顾、医师用药选择、职业、季节等共26个(7.5%)。
3讨论
随着人类疾病谱的改变和人口老龄化,慢性非传染性疾病成为健康的主要威胁,医学模式也正在由对疾病尤其是对疾病的后期治疗为主,转向对疾病的预防和健康促进为主【sup】[3]【/sup】。加快发展全科医学,培养全科医师,已成为今后若干年内卫生改革的重要内容【sup】[4]【/sup】。尤其是全科医师,在简陋的医疗条件下,面向卫生知识浅薄的社区人群,更需要有深入浅出的宣教模式,形成一门人文服务艺术,进而产生防治实效。
3.1构成医学模式的医学因素类别在世界卫生组织会员国共同认可的《世界卫生组织法》中将健康定义为:“健康不仅是没有疾病或虚弱状态,而且应该是身心健全完美和具有良好的社会适应能力”【sup】[5]【/sup】。根据健康概念,参照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的构成因素,结合可控性防治的需要,把所有的医学因素分为体内外及其相互联系的4部分。身(身躯因素):人体内结构与功能因素,例如,大脑和它的神经系统功能;境(环境因素):体外与健康有关的因素,按照环境要素的属性可分为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sup】[6]【/sup】,例如,科学和文明发展进程,细菌,海啸等因素;心(心理因素):指有体内外联系作用的、与健康有关的、客观存在的、可控性心理因素,例如,性格、心态、情绪、应激性其它表现;行(行为因素):指有体内外联系作用的、与健康有关的、客观存在的、可控性行为活动,包括防治依从性,例如,吸烟、酗酒、保健运动、及时就诊、按时服药等。这种分类方法简称身心行境分类法,为了方便宣教,有时把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也称之为身心行境医学模式。它易于普通人群接受,并具有如下多种实用性意义。
3.2身躯因素是医师制定防治方案的依据100例糖尿病住院病历中,身躯因素215个(62.1%),种类繁多,专业技术性强,它们是医学模式中生物性因素的集中体现,需要由专业临床医师综合分析,为患者提供合理的个性化防治方案,也是衡量防治效果及其转归的客观指标。在4类防治因素中,身躯因素是健康的实体,心理和行为因素体现健康概念中的适应能力和对健康的认知与实践过程,环境因素是健康的客体,是健康的物质源泉。
3.3心理和行为因素是个体可控性防治因素个体的心理和行为因素具有个体可控性,它对提高防治效果具有重要意义。心理因素的客观指标为情绪和应激现象,与性格、心态和认知水平有关;行为因素包括生活行为和防治依从性行为,它是医师落实防治措施的主要途径。心理和行为都是联系体内外因素的主要形式,都具有可控性,心理的可控性变异较大,行为的特点是具有真实性或客观实在性,直接影响健康。行为因素还与环境因素有一定的联系。流行病学研究表明,肥胖(尤其是中心性肥胖)、高热量饮食及体力活动减少是2型糖尿病最主要的环境因素【sup】[7]【/sup】。在强调群体可控性因素时,饮食、吸烟、酗酒等属于环境因素;在强调个体可控性时,饮食、吸烟、酗酒等应归属于个体行为,这样有利于明确防治责任,调动个体防治积极性,这是临床医师和今后书籍编写应该注意的一个问题。100例糖尿病住院病历记录中,心理因素有焦虑、抑郁、失眠等8个(2.3%);行为因素有按时服药、定量饮食、休息、戒烟酒等共97个(28.1%)。
3.4环境因素是糖尿病防治不可忽视的组成部分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提示大家要注重社会环境、自然环境因素的防治。社会和自然是人体健康的两个环境属性,缺一不可。环境因素有职业、季节、生活不能自理、医师用药选择、经济条件等共26个(7.5%)。医师应该对环境因素有一个比较清醒的认识,以便为人群防治提供及时可靠的信息,把医学防治变得更为主动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