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治理的现状篇1
abstract：withthecontinuousdevelopmentofmoderncivilsociety，communityhasbecomethebasicspaceofresidents'activitiesandprovidescommunitymemberswithofavarietyofservicesofmateriallifeandspirituallife，makingtheimportanceofcommunitygovernanceincreasinglyprominent.intheprocessofcommunitygovernancepracticesfordecades，China'scommunitygovernancehasaccumulatedalotofexperience，andhasmadegreatachievements.ButbecauseofthecomplexityofthesituationofChina，thereisabigdifferencebetweenurbanandruralcommunitygovernancesituation.Basedoncommunitygovernancetheory，inviewofthecurrentstatusofurbanandruralcommunitygovernanceinChina，thispaperanalyzestheexistingproblemsandputsforwardthecorrespondingcountermeasures.
关键词：社区治理；城市；农村
Keywords：communitygovernance；city；ruralarea
中图分类号：C91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4311（2016）19-0063-04
0引言
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国家突出强调了要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改进社会治理方式，使得从政府管理职能分离出的许多社会职能将由社区来承担。社区作为居民活动的基本单位，将在社会治理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提高社区治理能力将有利于维护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增强社会发展活力，对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起着重要作用。因此，研究城乡社区治理对我国社会建设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1社区及社区治理
社区这一概念最早是由德国社会学滕尼斯在他的著名作品《社区与社会》中提出的。滕尼斯在其书中指出，社区是具有一致价值观、关系密切、富有人情味的相互依存的同质性社会群体组织。随着社会的不断变迁和各种学科的迅速发展，越来越多的学者都开始研究社区，使得社区的内涵和实践得到了极大的丰富。比如，在社区发展价值理念的引导下，英国发起了邻里复兴战略、社区战略、社区照顾计划等，使得社区服务实践得到了持续发展。[1]在美国，克林顿政府提出了“授权区和事业社区”的法案，希望以重新界定政府和社区的关系为突破口，实现经济、政治和社会福利一体化的发展。[2]在政府的指导下，依赖社区居民、町内会以及社区民间组织的参与，日本社区治理呈现出了民主化、治理化、组织化以及权利多元化的特征，承担了许多原来由政府的提供的服务，减轻了政府的社会管理压力。
就国内学者的研究成果而言，20世纪30年代我国社会学家费孝通将英语“community”意译成“社区”一词。社区就是由一个相对稳定、相对独立的地理空间，一定数量的人口、心理和文化上的认同感及社区中人们的各种社会活动及其互动关系。[3]改革开放以来，社区治理研究得到了快速发展，陈伟东认为社区自治应是政府、社区组织、居民合作治理社区公共事务的过程。[4]政府下放管理权利代社区已成为创新社会治理方式的重要手段，不同的学者也有不同的社区治理体系，主要包括行政型社区、合作型社区、政府推动与社会自治相结合型的治理模式以及社区主导与政府支持型的治理模式。
随着社区这一概念的广泛传播和发展，社区治理问题得到了众多学者的关注，所谓社区治理是指“一定区域范围内，政府与社区组织、社区公民共同管理社区公共事务的活动”[5]从这一概念出发理解，社区治理要求以政府、社会组织和公民为社区治理的主体，管理着社区的公共日常生活事务活动。
因此，十六大以来，中央全面规划社会管理体制改革；十六届四中全会正式提出了“建立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十七大正式将社会建设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和文化建设并列，社会体制改革正式提上日程；十七届五中全会进一步强调，加快推进文化体制、社会体制改革，使上层建筑更加适应经济基础发展变化；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党和政府突出强调了要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改进社会治理方式。这些国家政策的相继提出，使得社区治理在社会管理中的角色越来越重要。它承担的职能主要包括有：利用社区各种资源建设文化设施如敬老院、幼儿园、福利院等等，对老年人、儿童等实行社区照顾，组织社区居民保护社区环境，维护社区治安等。这些社区管理职能的实施对促进社区的经济、文化和环境的健康发展具有重要作用，能提高社区成员的物质生活水平和精神生活水平，从而促进社会的发展。
2当前我国城乡社区治理的现状
2.1城市社区治理现状
在城市社区治理工作中，我国城市社区建设获得了不小的成绩。一是城市社区组织体系发展的较为完善；大部分城市社区都建立了居委会基层自治组织、志愿者组织、残疾人组织和老年人组织，为社区居民服务。此外，为了更好地为居民群众生活服务，也加大了对城市社区委员会资源投入，优化了办公环境。二是构建了较完善的社区服务体系；社区治安、社区养老保障、社区文化活动建设等服务已在有效开展，社区居民的文化娱乐、生活和安全需求等也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满足；三是城市社区工作者数量正在逐步增加；伴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教育体系的逐步完善，人们普遍受教育水平都呈现出上升的趋势，城市社区工作的人员的质量也在提高，越来越多的大学生愿意到社区基层单位积累经验，这些变化都在整体上提高了社区工作质量。
虽然我国城市社区治理取得了一些成绩，但随着社会和经济的发展，我国城市社区治理问题也突显出来，主要表现为：
一是城市基层政府组织在社区管理中定位不准，承担着过多的行政职能，对城市社区公共事务有着过分的干预，结果城市基层政府包揽了大量本应由社会组织承担的管理职能，而居委会和社会组织的作用发挥不够充分，这都不利于改善城市社区居民的生活，也不利于发动民间力量去开展社区治理工作。政府职能常常包办了社区的事务，社区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自我监督的职能弱化，导致了政府常常越位，政社不分。具体而言，现有的街道办事处作为区政府的派出机构，“应该是监督相关职能部门落实具体工作，现在倒是变成了相关职能部门直接命令街道办事处落实工作并监督。”[6]这样街道办事处的工作量过大，该办的事没办好。
二是城市社区民间组织发展慢。在城市社区治理中，社会组织在社区利益协调、矛盾化解、服务供给、拓宽就业等方面可发挥独特的功能。[7]城市社区民间组织的发展能够对政府作用的发挥起到一种补充作用，节省政府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满足社区居民的生活需要。但由于我国城市社区民间组织处于初级发展阶段，总体的数量并不是很多，资金来源不稳，还有部分处于自发状态，没有形成规范化管理，无法承担从政府和企业分化出来的社会管理职能。
三是城市社区居民参与意识缺乏。社区治理的目的是通过居民参与社区事务的协商和讨论，使政府能够了解人民群众的利益需求并进而制定出符合人们利益要求的公共政策，最终达到改善民生和稳定社会的目标。然而，在现实社会生活里，城市社区居民参与社区公共事务管理的热情不高，他们并没有意识到他们是社区治理的主体，甚至还有部分居民认为城市社区治理是政府部门的责任，与自己无关。即使有些居民愿意参加社区活动，但因其涉及的深度和广度不够，只是从事卫生打扫、文体活动等一般性事务，未能参加较正式的社区事务如社区选举。
四是城市社区工作人员队伍质量不高。随着知识经济和信息化时代的到来，我国社区大部分工作人员文化水平没有跟上时代的步伐，多数人的文化水平偏低，年龄偏大，不能够有效率地处理社区公共事务和提供服务。虽然近年来基层政府已经认识到社区工作人员队伍素质达不到要求这一问题，也采取了相应的措施来改变这一状况，但是其效果不是很理想。
2.2农村社区治理现状
农村社区治理是以优化配置农村社区资源，改善农民生产生活环境为目的。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党和政府提出了新农村建设的发展思路，使得农村社区治理也获得了迅速的发展，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得到改善，生活质量得到提高，农村的文化生活也日益丰富起来，有社区图书馆、社区体育社会等满足了人们的多样化需求。此外，农村的社会管理机制也在逐步完善，让村民参与基层管理中来实现农村的有序化管理。比如，村民可以通过参与村委会实现对本村公共事务的有效监督和管理，通过协商充分表达自己的利益需求。
虽然农村社区在逐步发展，但是农村社区治理也存在一些困境，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农村社会治理过程中政社关系不清。在村民自治的过程中，乡政府和村委会之间存在着种种矛盾，基层政府利用自身的权力直接干预社区服务事务，而村委会无法真正的行使自治权利，而是听取乡镇政府的指挥和领导，完成上级政府交代的各种指标，导致社区组织对社区事务管理缺乏主动性和积极性，更不能从根本上维护村民的权利。
二是村民缺乏参与意识和主人翁精神。农村社区治理必须让广大的农民有效地参与农村的选举、决策、监督和管理。[8]正是通过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监督和民主管理等途径才能使村民提出自己的意见和建议，维护自身的权益。但由于大多数村民的文化素质不高加上深受传统封建思想的影响，对社区的政治民主建设参与度和热情并不高，尤其是在选举时村民投票缺乏主见，受人左右，使得选举的意义不能落到实处。
三是农村文化基础设施建设滞后。在一些经济不发达的农村地区，由于政府不够重视，资金投入不够，各种体育文化设施缺乏，使得社区村民对社区的参与度和积极性都不高，再加上一些低俗的文化产品进入农村市场造成农村的文化活动出现畸形发展。
四是农村社区治理资金不足。与城市社区治理相比，农村社区治理的资金主要来自政府，资金来源单一，再加上政府的资金主要以城市优先，农村的文化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的投入就相对不足，不能满足村民对农村社区公共服务的需要，制约了农村社区的进一步的发展。
之所以将城市和农村的社区治理进行比较，是因为针对不同的地区的社区治理，需要因地制宜的采取相应的治理措施，而不是盲目的采取同样的方法，这样才能达到治理的效果。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明确知道城乡社区治理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城市社区的发展较之农村相对较好，农村的治理情况有点落后，需要政府加重对其的重视和投入。
3改善我国城乡社区治理的对策
3.1完善社区治理机制和制度
不管在城市还是在农村，政府在社区治理过程中都占据着主导地位，社区自身的作用发挥得不够充分。居委会和村委会作为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在承担管理职能的同时却没有相应的权力。因此要完善社区治理，需要转变政府的职能，将社区自治的权力真正交由社区居民行使，正如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那样，要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使政府的管理方式从直接的微观管理转变为间接的宏观管理，减少政府对社区的直接干预。政府可以通过制定规章政策等方式为社区自治创造良好的政治环境。此外，政府还要在社区治理中定好位，将从自身分离出的社会管理职能交由社区承担，增强社区管理的自主性和积极性。政府的作用是通过完善社区自治等相关方面的法律法规，营造良好的市场和法制环境来促进社区的发展。
与此同时，社区居民是社区自治的主体，必须要依靠社区居民的积极参与才能促进社区建设的完善。通过开辟多渠道让居民有机会参与社区事务的协商和讨论，建立维护居民权益的体制和机制，使人民群众的当家作主的权利落到实处。
3.2提高社区公共服务水平
社区治理是一项社会事业，需要以政府为主导，发挥社会各种力量来提高社区的服务水平，以真正实现改善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的目的。由于城市社区的服务基础设施建设较为完善，只需要利用社区闲置的资源来完善社区服务体系，提高资源的利用率。而农村由于经济较城市落后，公共服务基础设施相对而言不够完善甚至可以说是没有，因此需要政府加大对农村的基础服务设施的财政投入，同时乡村社区也要完善自己的财政管理制度，提高乡村社区的公共服务水平。此外，对农村基础设施的建设需要进行科学的规划，要根据对村民的需求调查来有针对性的提供服务，提高资源的利用率和服务的满意度，从实质上做到为人民服务。除了提高物质服务水平之外，城市和乡村社区还需要提供精神服务，如多开展社区娱乐活动，组织志愿者服务活动等等，在提高居民参与主动性之外，还联系了人们之间的感情，促使社区朝着人性化的方向发展，体现了“以人为本”的思想，符合了时代的发展潮流。
3.3增强社区居民的参与热情
随着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城市社区居民对精神生活水平的要求不断提高，因此要建立健全社区居民参与机制，使社区居民可以通过制度化、规范化的途径表达自己的利益需求，进而满足他们的需求，这样就会在潜移默化中提高居民的参与热情，从而促进社区治理能力的提高。而当前我国农民缺乏系统性的公民意识教育，公民意识不成体系，处于“碎片化”状态，原有的农民意识虽日益“边缘化”，但现代公民意识还不够强，同时政治参与意识不强，参与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不高。[9]针对这样的问题，首先，通过宣传教育使农民意识到参与社区治理是自己的权利和义务，在潜移默化中接受主人翁的思想。其次，根据马斯洛的需求理论，人的需要分为五个层次，分别为：生理需求、安全需求、尊重需求、社交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而且一般而言，只有低层次的需求得到满足以后，人们才会追求高层次的需求。因此，要提高农村社区治理水平，必须要大力发展农村的社会生产力，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和生活水平的改善。只有物质生活水平提高了，人们才会有更高层次的精神追求，才会有参与社区民主建设的欲望。
3.4培育和发展社区社会组织
社区治理的本质是实现公共权力从政府向社区的回归，是一个还政于民的过程。因此，社区治理的主体既包括政府机制，同时也应包括各种非正式、非政府的机制。[10]在城市社区治理过程中，政府应坚持“小政府、大社会”的改革模式，有效地实施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职能。而对于政府办不好或办不了的事务转由社会组织承担，因此需要培育社会公益性组织和中介性组织来举办社区的公益性活动。为了更好完善社区服务，在政府的政策法规的引导下，各种社会组织按照市场机制充分地利用社会资源为社区居民提供优质的服务，使人民享受改革发展的成果，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在农村社区治理的过程中，要明确界定乡政府和村委会的职责范围。在政府部门的指引下，健全村委会的规章制度和程序，保障农村社区居民的合法权利能够在制度化的环境中得到保障和实现。
3.5加强社区工作人员素质建设
社区治理离不开人的参与，社区工作人员的文化素质对社区建设具有重要影响。当前在城乡社区治理中的工作人员文化水平不高、年龄偏大和数量不足等问题都限制了社区的发展。因此，不管城市还是农村，都必须建立起社区人才培养制度体系，通过各种政策措施吸引外来人才，并且通过培训体系的建设来提高工作人员的文化素质和职业道德素质。此外，还可以鼓励社区居民自愿组成志愿组织，组织本社会的社区活动。也可以通过各种激励措施来调动社会各种力量参与社区建设，如大学生村官计划、三支一扶等等，充实基层队伍。更重要的是，社区的领导人员需要加强自身素质的建设，首先要从思想上给予重视，将社区治理看成社区的首要任务，利用各种资源促进社区建设。其次，要构建合理的领导班子，如年龄结构要老中青结合，气质结构要互补，知识结构要科学等。最后，基层社区组织领导要协调好政府组织、党组织和人民群众三者之间的关系，使三者形成合力共同促进社区发展。
随着经济的迅速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社区治理研究越来越多的得到重视。推进城乡社区治理作为社会治理的重要方面，是一项艰巨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党组织、政府组织和社会组织在相互协调配合的情况下坚持不懈的努力。而我国通过这些年的建设在城市社区建设方面获得了较为丰富的社区经验，而农村社区治理的发展相对而言比较缓慢，农村社区治理可以借鉴城市社区治理的经验来促进自身的建设，取长补短，相互借鉴。
通过对城市和农村社区治理现状的比较研究分析发现，随着社会不断进步，城市和农村社区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改善，也积累了不少经验和成果，改善了人们的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但与此同时，现实生活中社区建设中城市和农村也存在一些问题，既有相同，因此需要因地制宜地提出有针对性的对策意见，以更好地促进我国城市和农村社区的完善，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的问题，维护人民群众最根本的利益。
参考文献：
[1]韩央迪.英美社区服务的发展模式及对我国的启示[J].理论与改革，2010（3）.
[2]刘志鹏.城市社区自治立法：域外比较与借鉴[J].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2（3）.
[3]娄成武，孙萍.社区管理[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
[4]陈伟东.城市社区自治研究[D].华中师范大学，2003.
[5]魏娜.我国城市社区治理模式：发展与制度创新[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3（11）.
[6]何艳玲.都市街区中的国家和社会：乐街调查[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
[7]史云贵.当前我国城市社区治理的现状、问题与若干思考[J].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13（8）.
[8]徐勇.村民自治的深化：权利保障与社区重建[J].学习与探索，2005（7）.
社区治理的现状篇2
基金项目：本文章为2011年河北省委党校系统科研项目《以社区作为社会管理体制的基本内核研究》的研究成果。课题参与人：王丽锟、周智慧、范彩萍、郭晓君。
摘要：在城市中，社区作为社会管理体制的基本内核，因此加强城市社区治理是社会管理创新的重要内容。本文从城市社区治理的现状入手，分析存在的三大主要问题，提出市民参与直接决定着社区治理成败观点，并以市民参与的梯子理论为基础提出市民参与语境下的城市社区治理的对策建议，一是准确定位政府在社区治理中的角色，把握政府的社区职能；二是努力构建社区市民参与“梯子”，激励市民的广泛参与；三是大力培育各类社会组织；四是善于发挥新兴媒体的作用，做好社区事务的宣传沟通。
关键词：市民参与、社区治理
社会管理要搞好，必须加快推进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而社区作为社会管理体制的基本内核，加强社区治理，创新社区治理模式，是社会管理创新的着眼点和出发点。总之，在新的时代和发展背景下，有效地协调社会关系、规范社会行为、解决社会问题、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公正、应对社会风险、保持社会稳定，社会管理创新成为了必由之路，其中社区治理的加强和创新是社会管理的切入点。
一、城市社区治理的现状
随着社会的发展，社会管理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社区治理的问题日渐突出。现代意义上的社区虽然在我国经历的时间尚短，传统的垂直单一体制的社区治理模式逐渐被多元扁平体制的社区治理模式所代替，随着社区居民的对社区公共管理、公共服务的需求日益增加，需要处理越来越烦杂的社区事务，协调各种各样的社会利益关系，于是多余主体参与的社区治理模式逐渐形成了不同的社区治理结构，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社会最基本单元的社会重构。于是，按照社会治理的主体划分，我国社区治理可以分为以下四种：
一是行政主导型模式。也有学者称为行政引导型或是侧重型模式，指的是以政府为主体的，社区治理中对政府的行政力量的依赖度较高，行政管理手段是社区治理的主要方式。这也是我国目前很多城市绝大多数社区采取的社区治理模式，主要以政府的派出机构如社区居委会、街道办事处、社区工作站或是工作服务站作为社区治理的管理社区公共事务的政府组织。
二是自治型模式。通过设置社区决策机构、执行机构、监督机构，政府授权社区拥有社区管理的职责，以社区组织和社区公民为主体，通过法律和制度的方法规范社区运行机制，通过协商的方式管理社区公共事务。
三是混合型模式。或称之为合作型模式，这种模式是将政府与社区自治系统博弈之后的机制，政府干预少，主要通过指导、引导的方式，社区自治系统负责具体实施，二者互为主体，目的是兼顾行政主导型模式和自治型模式的优势，最终的目的是政府逐渐将管理让位于社区自治系统。
四是企业主导型模式。指的是物业管理公司为主导，社区居民与物业管理公司之间是一种法律契约关系，借助物业管理公司的商业模式有一定收益的负责社区的管理与服务，社区居民有偿享受这些服务并参与其中。
实际上，前三种模式是有时间逻辑顺序关系的，从行政主导型到混合型再到最后的自治型模式，这是
二、城市社区治理存在的主要问题
真正意义上的我国城市社区存在时间尚短，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城市化率的大幅提高，城市社区结合各个城市的特点，治理取得了很大成效，但是仍然存在很多问题。概括地说，我国城市社区治理存在以下三大主要问题：
一是社区治理行政化太强，社区治理主体欠缺多元化。在目前的绝大多数城市社区中，政府的派出机构居民委员会仍然是社区治理的最重要的主体，业主委员会、物业管理公司由于各种社会发展现状处于弱势主体的地位。多元社区治理主体的关系还没有形成，这不仅仅需要政府发挥作用，还需要企业、社会中介组织、自治组织、、公益组织和社区居民等的共同参与，在相互博弈中共同治理社区。由于各项法律法规的不完善，引导除政府以外的主体参与社区治理，以及协调多元主体之间的关系，做好沟通协调工作，提高共同治理效率，理顺多元主体关系方面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摸索。
二是社区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供给差，这与社会组织发展缓慢有关。社区治理的好坏与否，关键在与社区的公共服务、公共产品供给的状况。做好供给工作，仅仅依靠政府从资金、人力、物力、长期性来看是不切合实际的，这就需要社会组织的广泛参与，而当前各项针对社会组织的法律政策还存在阻碍其发展的现状，需要简化相关程序，提供各项鼓励政策和便利条件，允许合理合法的盈利。最主要的是，借助社会组织打造社区“公共服务链”，形成良性循环，才是解决社区公共服务供给的长期性问题的关键。
三是社区综合治理程度低，公众参与程度低。对于社区工作，往往是各个政府部门管理各自的事务，居委会虽然承接具体社区事务，但是综合治理程度低的现状，很大程度上削弱了治理的效率和力度，造成了治理的浪费和无效；同时社区居民参与社区治理、活动的积极性不高、主动性不够，这种“社区冷漠症”的出现与缺乏社区归属感和认同感，缺少社区激励机制有关。
三、市民参与语境下的城市社区治理
1、理论支撑——市民参与的梯子
根据谢莉·R·安斯汀（SherryR.arnstein）在1969年提出的“市民参与的梯子”（“aLadderofCitizenparticipation”）一文中详细论述了公民参与的观点[SherryRaronstein．＂aLadderofCitizenparticipation＂．Jaip．Vol.35．no.4．July1969，p216-224]。她将公民参与比作一个梯子，认为参与的梯子有八级，归纳为三类。梯子最下的一段叫“不是参与的参与”，有两级。最底的一级梯子是“操纵”，指邀请活跃的市民代言人作无实权的顾问。梯子的第二级是“治疗”，指不求改善导致市民不满的各种社会与经济因素，而求改变市民对政府的反应。梯子的中段是“象征性的参与”，共三级。从下到上先是“通知”，指向市民报告既成事实。接下来一级是“咨询”，指民意调查、公共聆听等。再上一级是“安抚”，指设市民委员会，但只有参议的权力，没有决策的权力。梯子的最上面一段是“有实权的参与”，共三级。从下到上先是“伙伴”，指市民与市政府分享权力和职责。再上一级是“权”，指市民可代政府行使批准权。最后最高一级是“市民控制”，指市民直接管理、规划和批准，如图1所示。
将社区作为公民参与的依托单元，使公民“不是参与的参与”到“象征性的参与”，再到“有实权的参与”成为了可能，公民从只是被动的聆听、诉求到参与权力的实施、职责的发挥再到直接管理，也就发生了历史性的飞跃，实现了公民有序自治，也就达到了善治的目的。
图1市民参与的梯子理论
根据市民参与的梯子理论，在政府服务创新过程中，公民有实权的参与是公民参与的目标。对于我国目前的政治体制现状来说发展到第六个阶梯“伙伴”是比较符合我国现实的，表现在社区治理的多元主体的构建过程中，在社区居住的市民、政府、社会中介组织、企业、公益组织等共同治理社区，并实际分享社区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至于上一级的“权”和“市民控制”与当前经济发展水平和公民参与意识、参与能力不适应，还不符合我国现有的政治体制的现状。
从本质上说，在我国社会管理创新中，市民参与属于政治参与。按照学者王维国（2007）的观点，政治参与体现了平等思想、对自由的渴求，也是人民大众自身的需要和社会进步的标志。就当前来说，市民主要是通过政治表达这一常态政治参与形式成为新模式的要素之一。市民通过有序政治参与来表达其政治观点、意见、意愿，可以通过社区作为有序政治参与的途径，这也是现实中市民参与的最基础、最便捷的路径，这种“有实权的参与”上升到了“伙伴”阶段甚至能达到最高级的“市民控制”。
2、对策建议
按照市民参与的梯子理论，为了使社区里的市民由通知、咨询、安抚的象征性的参与，逐渐扩大参与范围和途径，提高积极性、主动性，才能实现社区治理的最终目的。否则，没有市民参与或是参与度不够的社区治理，其他多元主体治理社区就没有长期的动力，提供的公共服务成了摆设，最终会导致社区治理的失败，也就是说市民参与的程度直接决定着社区治理的成败。因此，强调城市社区治理，必须在市民参与的语境下去构建。具体的对策建议有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准确定位政府在社区治理中的角色，把握政府的社区职能。在城市社区的治理，政府作为多元主体之一，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首先政府分清其社区职能，厘清行政事务、社区自治事务、政府委托事务等的边界，从社区的“大政府”转变为社区的“小政府”，主要做好“掌舵”职能，并辅助、引导“划桨”；要给其他多元主体在社区从政策上、制度上、机制上以存在的空间和发展的空间，积极鼓励各类社会组织和市民参与社区的治理，合理分配公共服务、公共产品，并允许企业在合法合理的范围内盈利，促进不同主题之间的良性互动，理顺政府、市场和社会的关系，营造共同治理社区的良好氛围和空间。
二是努力构建社区市民参与“梯子”，激励市民的广泛参与。由于社区精神的核心是积极参与、主动承担、成果共享、良性循环等。应努力构建社区市民参与“梯子”，从政策上、机制上激励社区居民的广泛参与，增强对社区的认同感和归属感，要拓宽社区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渠道，努力营造共同参与的社区文化和氛围；可以通过政府与其他社会组织的联合措施，从物质上、精神上奖励积极参与的市民，树立参与市民榜样，形成一种积极参与的市民可优先或是换取更多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的社区环境，从而鼓励市民的参与，逐渐形成“伙伴”关系的有实权的参与。
三是大力培育各类社会组织。作为社区治理的多元主体，各类社会组织包括服务性、公益性、互社会组织，按照“十二五”规划纲要，要坚持培育发展和管理监督并重推动社会组织健康有序发展，引导各类社会组织、志愿者参与社会管理和服务。政府应完善扶持社会组织的各项政策，简化对社会组织的审批等手续，推动某些事业单位积极向社会组织转型，允许社会组织进入更多的公共资源和领域，给社会组织更多的发展空间，积极引导社会组织进入社区为社区提供更多元化的服务。
四是善于发挥新兴媒体的作用，做好社区事务的宣传沟通。要善于发挥社区居民喜闻乐见的新兴媒体形式，如电子社区管理与服务、网络社区、社区微博等，借助这些媒介做好社区事务的宣传工作，丰富社区工作方式，拉近与社区居民的距离，更好地与社区治理的多元主体做好协调和沟通工作。
参考文献：
[1]SherryRaronstein．＂aLadderofCitizenparticipation＂．Jaip．Vol.35．no.4．July1969．
[2]张引，孙泉．我国城市社区管理现状及对策：兼论“两委一站”模式．重庆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J]．2012（2）：68-72．
[3]崔应令．回顾、反思与重构：近百年来中国社区研究．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J]．2012（2）：98-105．
[4]刘中起．国际化社区公众参与的路径研究．甘肃理论学刊[J]．2011（1）：48-51．
社区治理的现状篇3
关键词：新型城镇化；城乡接合部；安全社区
中图分类号：d668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2589（2013）29-0078-02
协调推进城镇化是实现现代化的重大战略选择。城镇化进程的加快，促进了城市人口的增加、城市规模的扩大、城乡经济的增长，使中国的城镇化向外延式发展，城市空间迅速向周围城郊农村扩张，使得城乡接合部——城市与农村的接合地带的范围不断扩大，同时处于城乡接合部的“村改居”也在不断增加。据统计，2007年至2011年间，全国的村委会数量由61.3万个减至54.3万个，而社区居委会由8.2万个增至10.4万个。但由于缺乏对城乡接合部实施有效的规划与管理，城乡接合部社区出现管理体制交错、环境卫生脏乱差、治安混乱、流动人口复杂、违章建筑多、居民精神文化生活质量不高等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对城市的发展产生着极大不利影响和制约，甚至对国民经济的发展和社会进步产生阻碍。
一、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城乡接合部社区安全治理的现状分析
在我国，所谓社区，一般是指聚居在一定地域范围内的人们组成的社会生活共同体，其构成一般包括地域、人口、社会心理、社会组织和公共设施五个基本要素。安全是指某一主体处于没有危险，不受威胁的状态。一般以主体面临的“危险源”来定义、评估安全状况。社区安全可以认为是社区内各个组成部分（即主体）的具有普遍性的安全利益的集合。
第一，快速城镇化引发不确定管理全球化与城镇化双重效应下，安全治理就是如何将不可预见的不确定性条理出可预见的不确定性，再实施管理。这种不确定性可依决策者察觉上的不同，具体又分为三种：一是反应的不确定，指决策者知道要对外在环境的变迁或具威胁性的事件采取回应，但却不知道应该采取哪一备选方案，或对选项的可能结果无法做预测；二是状态的不确定，即组织的决策者对外在环境的真实状态并不了解，因而无法去预测未来的变迁情形如何；三是影响的不确定，指决策者对环境状况有所了解，但对于未来环境中的将会对组织造成何种影响，则无法去做明确的预测。
第二，高速的经济发展滋生黄、赌、毒等社会丑恶现象。经济高速发展的城镇化时期，也是各类问题、矛盾集中产生、相互交织的时期，在城市的规划改变、征地拆迁、建筑施工等过程中，人财物高度集聚，频繁流动，都全面、深刻地影响着社会治安形势。人员的日趋复杂，以及相关管理的滞后，使得城乡接合部地区成为滋生黄、赌、毒等社会丑恶现象的温床。有的城乡接合部已成为色情业的积聚区，、吸毒、贩毒活动也日渐增多。另外，在部分城乡接合部地区，黑恶势力有所抬头。
第三，特殊的地理位置带来各种违法犯罪的叠加。根据犯罪热点与犯罪区位学的理论，大多数的犯罪在地理空间上有聚集的情况，如城乡接合部地区吸引无业游民、黑恶势力、制假售假小商小贩等聚集的状况，导致诸多适合犯罪的标的物曝露在缺乏监控的开放场域中。邻近交通要道的，成为车匪路霸，对来往车辆实施敲诈勒索、拦路抢劫的场所；处于商业集聚区的，欺行霸市、控制市场，收取“保护费”；毗邻厂矿企业的，敲诈勒索、偷盗、抢夺行为泛滥。使此地成为治安问题的核心区域。此外，城乡接合部人财物大流动，社会控制功能相对薄弱，犯罪风险小，成本低，客观上给各种违法犯罪人员以一定刺激和可乘之机，使得犯罪分子作案范围进一步扩大，侵害目标不断增多。
第四，各种复杂群体的集中带来多发性、反复性群体性事件的频发。以血缘关系为纽带形成的宗族恶势力、带有黑社会性质的流氓恶势力和以个体形式出现、触犯众怒的地方恶势力，酿成了强抢强要型群体性事件；因农民负担过重和计划生育超生罚款，引发的群体性事件；违法强拆和城管执法不当引发的执法冲突性群体性事件；地权、水权、林权争议和重点工程的承建、移民的迁徒和补偿引发的维权性群体性事件。
二、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城乡接合部安全社区认证指标体系构建
（一）安全社区及认证指标
安全社区
始于1970年北欧国家瑞典的社区实践，后经世界卫生组织（who）的持续推动而发展成为全球运动。安全社区是指一个社区可以在社区民众得以安全健康的工作与生活之共识下，结合社区内所有资源，共同为减少各种意外或故意性的伤害、营造更安全的环境，建立社区安全文化，除区内每个人以身作则外，透过个社区领袖、社会服务机构从业员、企业雇主与雇员、警察、消防与安全人员等，自发性组织、结合社区内所有资源，共同为减少各种意外或故意性的伤害、营造更安全的环境、促进人际和谐、增进每个人身体、心里与社会全面的和谐而不断努力的运动。
所谓社区安全认证，是建立在社区安全调查和社区安全问题统计基础之上，遵循科学原则，通过建立科学的评估指标体系，运用一定的数理统计方法，对某一特定地域范围、某一特定时期/时点的社区安全状况与安全工作的客观状况进行的主观性定量与定性评价。截至2012年底，全世界获得安全社区认证的社区共有293个，其中，中国大陆有64个。
依照who规定，安全社区必须符合长期、永续经营，并对社区内任何年龄、性别及环境状况，推广全面安全计划及建立社区合作伙伴等六大指标。各项指标包括以下：
一是基础架构：安全社区必须具备一个基于伙伴和合作关系的基础架构，由负责推动社区安全促进工作的跨部门团体共同指挥运作。二是长期规划：安全社区必须有长期性和永续性的计划，并且能涵盖所有性别、年龄层、环境和情况。三是目标对象：安全社区计划中必须要有以高危险人群和高危险环境为目标对象的计划，还要有对弱势群体做安全促进的计划。四是正式记录：安全社区计划必须能提供伤害的频率和受伤原因的记录。五是过程结果评估：安全社区必须有对计划内容执行过程及改善效果的评估。六是持续性参与：安全社区必须能持续性的参与国内和国际的安全社区组织。（二）城乡接合部安全社区认证指标体系必须重视的三个问题
需要指出的是，城乡接合部安全社区认证指标体系的构建与使用应注意以下三点：一是指标体系的本地化。在指标体系的构建过程中，在具有共性的理论指标体系基础上，通过公众与专家调查对重要性、敏感性指标进行筛选，从而确定适合当地实际的最终认证指标体系尤为重要，特别是城乡接合部地区存在先天性的劣势，认证指标可以考虑相应的放宽。二是指标体系的差异化。不同社区安全评估指标体系虽然具有共性，但不同地区之间也存在一定的差异，特别是由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社会治安状况、社区建设水平的不同，必然导致公众或专家对当地社区安全状况认证指标体系认识上的差异。因此，无论是原始数据还是原始分值，都要经过标准化，才能开展认证工作。三是指标体系的动态化。就某一个城市而言，从时间跨度上看，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社会治安形势的发展变化，同一城市的不同时期（年度），公众或专家对于安全社区认证的指标体系也会随时间而发生变化。因此，不同年度之间通过公众与专家调查对指标体系进行一定的微调也是必不可少的。
三、打造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城乡接合部社区安全盾
所谓城乡接合部“社区安全盾”（communitysecurityshield），即旨在经由建构城乡接合部社区自我防护网络与自助及互助机制，让社区发挥安全盾牌般“预防式”安全管理功能。由于城乡接合部地处非核心区域，基层、一线警力不足，需运用警民合作关系策略及蜘蛛织网联防机制等群防群治策略机制综合治理。
（一）策略层面：运用网络化安全治理策略
社会治安之政治策略，包括预防性、打击性、矫治性、惩罚性、教育性、管理性与建设性等方面，各自均可形成个别的网络，实现其个别功能：如预防性、打击性、矫治性、教育性网络等。但也必须从整体安全治理概念。以标本兼治、多元思考的系统整合策略，建构侦防并重，执法与服务并施，因地制宜地安全治理网络。警民同伙关系（partnership）建立，警察与治安机关固然需要为治安的成败负起政策责任，却不是安全治理的唯一选择，只是重要选项之一。特别是在非核心区域的城乡接合部，接合部社区安全的变迁与需求，需要透过多元的机关、社会安全防护体系的建构与连接治理，选择合理有效的公共安全风险互动治理策略。以往由警察机关完全掌控城市社区安全管理改善社区治安的模式，应该调整为由城乡接合部社区内既有组织网络，来从事社区安全治理的工作
能具体明确。
（二）机制层面：建立蜘蛛织网联防机制
蜘蛛织网联防机制，即网格化治理在城乡接合部社区治安中的应用。通过整合警力资源，将刑事执法、治安管理、交通管理、服务群众四大职能有机结合，并建立基于gis.gps.rs的应急决策支持系统，构筑数字化城乡接合部社区公共安全体系，基本实现能应对接合部突发事件的较为完善的公共安全应急服务。完善城乡接合部社区公共安全的监管网络，要形成“横到边、纵到底、无缝隙、全覆盖”的城乡接合部社区安全管理网络体系。合理配置资源、统筹社区力量，通过居民自家安分守己、城乡接合部社区守望互助巡守、公共部门发起跨域联防最终建立自助、共助、共助有机融合的蜘蛛织网联防机制，这一机制代表了未来的发展方向，是脱离原始，改变粗放，走向动态警务运行模式的显著标志，必将产生强大的司法制衡力、社会治安的驾驭力、打击犯罪的冲击力。
效率着力于城乡接合部安全协力网络的互动模式建构及实验观察，笔者相信改善个人的生活固然很重要，但是改善整个社会形态更重要；虽然我们无法创造一个平等、互惠的世界，但是若能让彼此有差异的人，有共同面对彼此差异的平台就有可能形成相互帮助，让民众改变民众、社区帮助社区。
参考文献：
[1]韩子荣，连玉明.中国社区发展模式：安全型社区[m].北京：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2005.
[2]李宗勋.网络社会与安全治理[m].台北：元照出版公司，2008.
[3]杨雪冬.风险社会与秩序重构[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社区治理的现状篇4
[关键词]脑卒中；社区康复；生活质量
[中图分类号]R743.3[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1674-4721（2013）09（b）-0162-02
脑卒中（stroke）是一种突然起病的脑血液循环障碍性疾病，是指脑血管疾病的患者，因各种诱发因素引起脑内动脉狭窄、闭塞或破裂，而造成急性脑血液循环障碍，临床上表现为一过性或永久性脑功能障碍的症状和体征[1]。脑卒中患者致残率及致死率极高，患者病后均存在不同程度的日常生活能力受损，给家庭及社会带来沉重负担。住院治疗目前只能缓解患者部分危机症状，后期的生活能力恢复需要长期系统的康复训练，而多数患者由于经济或其他原因选择回家自行训练。社区康复训练就是对所属社区出院患者进行追踪治疗，指导患者进行适应性训练、健肢替代疗法及残肢功能恢复训练，以提高患者的生活能力及信心，促进康复，减少致残率。本文笔者对本社区68例卒中后患者进行社区康复治疗及指导，效果良好，现报道如下。
1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
选择2009年3月～2012年3月本社区脑卒中患者136例，患者在上级医院住院治疗时的诊断均符合全国第四届脑血管病会议制订的脑卒中诊断标准[2]，经过1～3个月住院治疗后，生命体征平稳，但均存在不同程度的肢体或语言功能障碍。全部患者中，男74例，女62例，年龄41～76岁，平均（62.5±10.3）岁。将全部患者随机分为治疗组和对照组，每组各68例。治疗组中，男38例，女30例，年龄43～76岁，平均（61.9±10.0）岁；对照组中，男36例，女32例，年龄41～74岁，平均（63.2±11.5）岁。两组患者的一般资料方面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
1.2方法
对照组患者出院进入社区后，均按医嘱进行后续药物治疗及自我康复训练。治疗组患者在对照组治疗的基础上给予提供社区指导性家庭康复训练。社区康复人员由社区的全科医师、社区护士组成，社区医师及护理人员均经过相关康复训练培训，首先对每位患者建立康复档案，对患者进行运动能力检查，根据患者具体情况制订康复运动方案，由简到难主要包括良姿位的摆放、翻身训练、床上自我辅助训练（双手插握，桥式运动，床上转移，髋的控制）、上下肢及躯干的被动运动、坐卧位训练、呼吸训练、平衡控制训练、站位训练、关节的协调性训练、步态训练、日常生活活动能力（aDL）训练等，同时进行心理康复治疗和社会适应能力训练，并上门对患者进行训练指导，40min/次，3次/周；向患者及家属发放康复训练手册，指导家属进行正确的辅助训练及护理方法，在非医师指导的时间里，由家属或护工辅助进行每天2次的训练。训练要因地制宜、因势利导，注重家庭成员的共同参与，家庭环境改造，充分利用家庭资源。
1.3观察项目
康复治疗前及治疗6个月后采用Barthel指数评定患者aDL改善情况[3]，采用简明精神状态量表评分评价患者精神状态改善情况，并进行组间比较。
1.4统计学方法
本组数据采用SpSS13.0统计学软件进行处理，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表示，组间比较采用t检验，非正态分布数据行对数转换后再行t检验，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两组治疗前Barthel指数及简明精神状态量表评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治疗6个月后，两组Barthel指数均较前有明显改善，但治疗组Barthel指数评分高于对照组；6个月后治疗组简明精神状态量表评分明显高于本组治疗前及对照组治疗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3讨论
脑卒中是我国目前中老年人群最常见的脑血管疾病，严重危害患者的健康和生命安全，脑卒中具有发病率高、致残率高、死亡率高的特点。据统计中国每年新发脑卒中患者达200万，其中约75%的患者不同程度地丧失劳动力，生活不能自理；并且有脑卒中史的患者，复发率较高。脑卒中给人类健康和生命造成极大威胁，给患者带来极大痛苦，给家庭及社会带来沉重负担，因此，提高脑卒中的治疗与预防水平，降低脑卒中的发病率、致残率，尽量改善患者病后生活能力是临床的重要课题[4]。
目前，脑卒中患者重返社会及家庭的主要障碍是其生活能力能否得到最大程度的恢复。大量临床实践证明，系统的康复训练对患者恢复日常生活能力有重要作用[5-6]。脑卒中引发的肢体运动障碍的患者经过正规康复训练可以明显减少或减轻瘫痪的后遗症，但是不合理的锻炼常常事倍功半，且导致关节肌肉损伤、骨折、肩部和髋部疼痛、痉挛加重、异常痉挛模式和异常步态，以及足下垂、内翻等问题。由于经济条件及医疗条件的限制，患者在医院进行系统康复治疗的比例较低，大多数患者在住院治疗病情稳定后多选择回家自行康复锻炼，但是脑卒中康复治疗是一个长期、反复、循序渐进的过程，患者自行训练因方法不当、无法坚持等导致康复效果不佳[7]。
目前脑卒中医院-社区-家庭康复模式，得到国内外临床学者的认可，被认为是最佳康复模式，其可以使患者在急性期、恢复期各阶段都能得到及时、有效的系统性康复，不仅能够充分利用社区医疗资源，还可以调动患者及其家庭和社区人员共同参与[8]。本研究结果显示，社区康复治疗6个月后治疗组患者日常生活能力评分明显升高，精神状态评分明显升高，且两项评分均明显高于对照组。
由此可见，连续性规范化的综合康复治疗脑卒中安全有效，能够提高脑卒中患者的日常生活能力和生活质量，同时，社区医务人员必须与患者建立良好的医患关系，家属共同参与能够帮助患者正确认识疾病、树立信心、缓解负性情绪和表达情感。社区康复具有良好的医疗效益和社会效益，值得临床进一步探索和推广。
[参考文献]
[1]苏启英，林智通，王琴.脑卒中的社区预防和康复管理[J].中华全科医学，2012，10（8）：1271，1296.
[2]辛喜萍.脑卒中患者的预防与社区康复护理[J].中国社区医师：医学专业，2013，15（6）：291.
[3]黄惜惠，朱旭斌.脑卒中偏瘫恢复期患者社区康复的疗效评价[J].临床医药实践，2012，21（3）：200-201.
[4]余汉兵，李俊杰，谢礼涵.宝安区脑卒中患者康复及生命质量现况研究[J].长春中医药大学学报，2013，29（1）：125-126.
[5]朱穗恒，燕铁斌，江晓军，等.社区脑卒中患者家庭康复模式的疗效[J].中国康复，2012，27（2）：156-158.
[6]王绍兰.社区康复治疗对20例脑卒中患者生活能力的影响[J].中国中医药现代远程教育，2012，10（13）：61-61.
[7]程蕊，刘培茹.社区康复对脑卒中患者生活质量影响的研究和现状分析[J].中国伤残医学，2012，20（7）：29-31.
社区治理的现状篇5
【关键词】社会转型；治理模式；政府职能；居民自治
自《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转发〈民政部关于在全国推进城市社区建设的意见〉的通知》（中办发［2000］23号）下发后，社区建设在中国方兴未艾，社区建设的理论研究也开始引起许多专家学者的关注。在这样的背景下，如果能从中国社会转型、中国治理模式转换的角度来讨论社区建设，或许能开辟更多的研究和实践空间。
一、中国社会转型与社区建设的理论和实践
近代以来几乎所有的重大社会事件都和中国社会转型有重大关联，从一定意义上说，社会事件是中国社会转型的必然反应。对任何社会现象的研究，不从中国社会转型这个角度分析，都无法找到满意的解答。至于如何理解社会转型，不同时期不同学者有不同的理解。近年来将社会转型定义为社会整体形态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过程，即"社会"现代化的过程，是众多学者比较一致的看法。在这里社会整体形态包括社会结构、社会运行机制以及价值观念等方面的转换。
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的差异，也有不同的学者从不同的角度给予了不同的解释。如有人指出：传统社会是农业社会，现代社会是工业-信息社会；传统社会是封闭型社会，现代社会是开放型社会；传统社会是匮乏型社会，现代社会是发达型社会等等。近年来一些学者从社会主体开始研究，认为传统社会中的人处于臣民状态，现代社会的人处于公民状态。因此他们称传统社会为臣民社会，现代社会为公民社会。在臣民社会状态下，政治是整个社会的核心，经济和社会只是政治附属；在公民社会状态下，公民的经济和社会自由得到保证，政府权力来自于公民的同意，经济发展来自于公民通过市场进行推动，社会不再是政府的附属而是公民自我管理自我组织的载体，整个社会处良性互动状态。以此为基本结论，中国社会转型的实质就是从臣民社会向公民社会转变。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社会转型在1978年开始改革开放以来，其速度不断加快，中国社会形态已深刻地改变了。1978年以前，经济领域和社会领域则处于政治领域的严格控制之下，几乎没什么自主性。政治领域垄断了整个社会的权力，整个社会高度政治化。这在期间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在社会领域也不例外，政治控制直指家庭生活和个人的内心世界。"中国有7亿人，只允许有一个思想"是当时的最真切的写照。
1978年之后，这种状态开始解构，社会的各个领域开始逐步明晰化。在政治领域，公民当家作主得到一定的体现，公民对政府的决策开始发挥作用，"权力来自于人民"逐步落到了实处。政府无限膨胀的权力开始受到限制，政府开始对公民的各项权利包括个人隐私进行保护，政府逐步在把属于社会的事务交给社会，公民自治在农村和城市都得到了进一步发展，非政府非营利机构开始出现。政府对市场和资源配置干预在逐渐弱化，政府的主要职能是为社会提供公共物品。在经济领域内市场主体以营利为目标，其主要职能是为社会提供私人物品。在社会领域内个人、家庭、非政府非营利组织是主体，其社会功能是提供非垄断公共物品[1]（p31、p35）。
中国社会转型还没有完全完成，但其趋势是在加快。最近中国社科院社会学家陆学艺也指出，在21世纪头20年内中国将完成社会转型。因此，在今天讨论中国，社会转型的背景更具有现实性。
二、社区居民自治：中国社会转型的产物
具有现代意义的城市社区建设是在90年代初期随着中国社会转型加速开始萌生的。为推动这一进程，民政部曾于1999年开始在全国选择了26个部级实验区进行探索。2000年11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民政部关于推进城市社区建设的文件后，社区建设开始在全国展开。社区建设在最初并没有固定的模式，曾产生行政主导社区建设的模式。随着社区建设的快速发展，人们越来越认识到以沈阳、武汉为代表的居民自治主导的社区建设模式，更符合现代社会发展趋势。
中共十五届五中全会在关于"十五"计划建议中指出："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引导人民群众依法管理自己的事情"，"加强社区民主建设"。这是中央对社区居民自治建设的肯定。改革开放前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国家对企业事业单位直接管理，城市社会由一个个企业事业单位构成。国家通过单位管理社会，并事实上覆盖着社会。在这种情形下，主流城市社会成员大都属于单位人。在当时所谓的居民委员会，其管理的对象只是少数缺乏就业能力的"社会闲杂人员"，城市社会主流成员仍然在"单位"管理之下。经济改革之后，国家对企事业的垄断式管理被打破，市场化导向的改革促使政企、政事、政社分开，传统的单位制开始解体。与此相适应，社会成员由依附于单位的"单位人"变成自由式的"市场人"和"社会人"，城市社区有了属于社区的主体[2]。
社区治理的现状篇6
关键词：社会转型；治理模式；政府职能；居民自治
自《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转发〈民政部关于在全国推进城市社区建设的意见〉的通知》（中办发［2000］23号）下发后，社区建设在中国方兴未艾，社区建设的理论研究也开始引起许多专家学者的关注。在这样的背景下，如果能从中国社会转型、中国治理模式转换的角度来讨论社区建设，或许能开辟更多的研究和实践空间。
一、中国社会转型与社区建设的理论和实践
近代以来几乎所有的重大社会事件都和中国社会转型有重大关联，从一定意义上说，社会事件是中国社会转型的必然反应。对任何社会现象的研究，不从中国社会转型这个角度分析，都无法找到满意的解答。至于如何理解社会转型，不同时期不同学者有不同的理解。近年来将社会转型定义为社会整体形态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过程，即"社会"现代化的过程，是众多学者比较一致的看法。在这里社会整体形态包括社会结构、社会运行机制以及价值观念等方面的转换。
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的差异，也有不同的学者从不同的角度给予了不同的解释。如有人指出：传统社会是农业社会，现代社会是工业-信息社会；传统社会是封闭型社会，现代社会是开放型社会；传统社会是匮乏型社会，现代社会是发达型社会等等。近年来一些学者从社会主体开始研究，认为传统社会中的人处于臣民状态，现代社会的人处于公民状态。因此他们称传统社会为臣民社会，现代社会为公民社会。在臣民社会状态下，政治是整个社会的核心，经济和社会只是政治附属；在公民社会状态下，公民的经济和社会自由得到保证，政府权力来自于公民的同意，经济发展来自于公民通过市场进行推动，社会不再是政府的附属而是公民自我管理自我组织的载体，整个社会处良性互动状态。以此为基本结论，中国社会转型的实质就是从臣民社会向公民社会转变。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社会转型在1978年开始改革开放以来，其速度不断加快，中国社会形态已深刻地改变了。1978年以前，经济领域和社会领域则处于政治领域的严格控制之下，几乎没什么自主性。政治领域垄断了整个社会的权力，整个社会高度政治化。这在期间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在社会领域也不例外，政治控制直指家庭生活和个人的内心世界。"中国有7亿人，只允许有一个思想"是当时的最真切的写照。
1978年之后，这种状态开始解构，社会的各个领域开始逐步明晰化。在政治领域，公民当家作主得到一定的体现，公民对政府的决策开始发挥作用，"权力来自于人民"逐步落到了实处。政府无限膨胀的权力开始受到限制，政府开始对公民的各项权利包括个人隐私进行保护，政府逐步在把属于社会的事务交给社会，公民自治在农村和城市都得到了进一步发展，非政府非营利机构开始出现。政府对市场和资源配置干预在逐渐弱化，政府的主要职能是为社会提供公共物品。在经济领域内市场主体以营利为目标，其主要职能是为社会提供私人物品。在社会领域内个人、家庭、非政府非营利组织是主体，其社会功能是提供非垄断公共物品[1]（p31、p35）。
中国社会转型还没有完全完成，但其趋势是在加快。最近中国社科院社会学家陆学艺也指出，在21世纪头20年内中国将完成社会转型。因此，在今天讨论中国，社会转型的背景更具有现实性。二、社区居民自治：中国社会转型的产物
具有现代意义的城市社区建设是在90年代初期随着中国社会转型加速开始萌生的。为推动这一进程，民政部曾于1999年开始在全国选择了26个部级实验区进行探索。2000年11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民政部关于推进城市社区建设的文件后，社区建设开始在全国展开。社区建设在最初并没有固定的模式，曾产生行政主导社区建设的模式。随着社区建设的快速发展，人们越来越认识到以沈阳、武汉为代表的居民自治主导的社区建设模式，更符合现代社会发展趋势。
中共十五届五中全会在关于"十五"计划建议中指出："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引导人民群众依法管理自己的事情"，"加强社区民主建设"。这是中央对社区居民自治建设的肯定。改革开放前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国家对企业事业单位直接管理，城市社会由一个个企业事业单位构成。国家通过单位管理社会，并事实上覆盖着社会。在这种情形下，主流城市社会成员大都属于单位人。在当时所谓的居民委员会，其管理的对象只是少数缺乏就业能力的"社会闲杂人员"，城市社会主流成员仍然在"单位"管理之下。经济改革之后，国家对企事业的垄断式管理被打破，市场化导向的改革促使政企、政事、政社分开，传统的单位制开始解体。与此相适应，社会成员由依附于单位的"单位人"变成自由式的"市场人"和"社会人"，城市社区有了属于社区的主体[2]。
改革开放不但为城市社区居民自治准备了人力资源，而且提供了自治的内容。随着市场化改革向纵深发展，政府和企事业所承担的社会功能从政府和企事业单位剥离出来交给了社会。社区内的公共事物逐步增加，社区成员包括驻社区单位需要社区为其提供多种多样的服务、良好的治安环境、公共卫生设施、文化娱乐设施。这些准公共事物经费来源，虽然在目前大部分仍由政府提供，维护管理只能由社区组织来实施。这些就构成了社区建设的主要内容。
同时在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公民独立意识开始提高，公民积极参与社区建设，公民在社区建设中权力意识在迅速提高。社区管理成员的产生方式由过去街道办事处的委任，改为由社区成员选举。社区管理机构开始进行自主管理。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在转发《民政部关于在全国推进城市社区建设的意见》的通知中明确指出"扩大民主、居民自治"是城市社区建设的基本原则。文件指出，"在社区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逐步实现社区居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自我监督"。沈阳、武汉、福州等城市根据中央精神结合实际情况，明确认定了社区居委会的一定的权利。如杭州市下城区天水街道办事处确定社区居委会有8项自治权利，即民主选举权、财务自、财产自、事务初审权、重大事项民主决策权、依法协管权、不合理摊派拒绝权、民主监督权[3]。
三、寻找新的治理模式
社会转型，不能只"转"不"型"，"转"意味着对旧社会形态的破除和改革，"型"意味着对新社会形态的重新整合。100多年来中国一直处于"转"多于"型"的过程中。首先在19世纪遭遇到来自西方的冲击，进入20世纪后，中国经历了一场从革命到改革的大变革[4]（p245、p249），先后以三次农村包围城市的方式完整了国家整合，形成了市场格局，开始了民主化进程[5]。但我们必须清楚革命和改革只是手段，革命和改革都是为确定新的秩序开辟道路。在90年代后期，随着"改革"社会效应减弱，人们对稳定对秩序的渴望成为社会的主要诉求。
在社会转型进入整合社会形态阶段时，最重要的是重视治理模式的重塑。这是巩固改革成果稳定社会的需要。毕竟治理更具有稳定性、中性、程序性，一位知名学者指出治理"更注重方式，而相对缺少意识形态上的关怀和争论"[6]（p55、p56）。抛开意识形态方面的激情澎湃，回归现实生活中的保守单调，为中国人民寻找一个可预期、可长治久安、可持续发展的环境是时代赋予我们的重要任务。
治理模式由社会形式决定[7]，但社会形态并不自动产生治理模式，而是需要人们主动地把握时机进行构建。治理模式是在一个时期根据一定的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来形
成的。它包括治理的主体和治理的方式两个重要方面。在传统社会形态下，由于国家对社会进行全面控制，其治理主体呈单一性、排他性、不可选择性，其治理方式呈单向性。整个治理模式表现为百分之百的刚性，整个社会依赖统治者的暴力统治和对权力资源的垄断来支撑，整个社会只能在"?quot;和"乱"之中循环。在现代社会形态下，国家和社会处于明确的分工合作的状态，形成合作共治的局面。政府的产生源于公民的同意，政府的公共决策反映的是公民意志，社会和国家良性互动，政府和社会共同为公民提供公共物品或准公共物品，其治理模式具有多元性、双向性。
社区建设中形成的沈阳模式，即以社区居民自治为主导的模式是现代新的治理模式的典范。沈阳模式的特点是建立以居住地居民的认同感和归属感为纽带，以提高居民生活质量、综合素质和文明程度为目的，以社区成员的自我管理、自我服务为手段，有党和政府领导、社会各方参与的区域文明小社会，形成共居一地、共同管理、共保平安、共建文明、共求发展的社会化自治管理的运行机制[8]。这些特点基本体现了现代社会形态下的新型治理模式。社区居民自治的意义是多重的，但无论如何我们没有理由忽视其在探索新型治理模式中的积极作用。社区是社会层次中最小的完整单元，是整个社会运行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讲社区居民自治就是中国治理模式的奠基石。然而我们必须看到，毕竟中国社会仍处于转型之中，中国现代治理模式的成熟仍有赖于政府和社会的积极努力。其中政府转换职能，将社会事务真正交给社区办理，完善社区自治制度，才能形成政府和社会共同参与的治理结构。参考文献
[1]康晓光：《权利的转移-转型时期中国权力格局的变化》，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2]徐勇：《论城市社区建设中的社区居民自治》，2000年，未刊稿。
[3]吕济民：《有了社区自，当家就能做了主》，《社区》2001年12月。
[4]王海光：《从革命到改革》，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
[5]周鸿陵：《第三次农村包围城市》，《1999年度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资料汇编》。
[6]智贤：《GoVeRnanCe：现代"治道"新概念》，《市场逻辑与国家观念》，三联书
店1995年版。
[7]徐勇：《论治理转型与竞争一合作主义》，2000年，未刊稿。
社区治理的现状篇7
关键词：河北省；城市社区；社区治理；问题与对策
社区治理即是依托于政府、社区自组织、社会组织、社区居民等参与主体应对社区的公共问题，共同完成和实现社区公共服务和社会事务管理的改革和发展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不同社区因其不同的地缘特征、区位环境、发展状况和社区需求，呈现出不同的治理形态。本研究通过对河北省域内一些典型城市基层社区治理实践的考察，以了解当前我国社区总体的治理状况、存在的问题，进而总结社区治理模式，寻求破解社区治理困境的路径选择。
一、河北省城市基层社区治理的现状
河北省地处华北平原，环抱首都北京，毗连天津并紧傍渤海，区位优势明显。作为传统的农业大省和人口大省，其整体性的社区治理形态也经历了一个从传统社会建立在血缘、姻缘、地缘等关系之上的“长老统治”和“礼俗秩序”[1]，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单位统领一切，成为国家社会管理和动员的微观组织基础[2]，1985年开始的城市改革使得社区的治理问题再次成为人们的关切，1991年民政部提出了“社区建设”的概念，标志着社区建设在全国的正式展开和实践推进，当前“社区治理”则成为社区主要的着力点和实践方向。
就整体而言，河北当前正处于经济社会发展的调整期，呈现出从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转换的中介形态，市场经济、基层社区、社会组织发育还不成熟，国家政府仍是社区治理的主导者，基层社区只不过是地方政府的“腿”，扮演着上传下达的角色，而大量的社会组织还较为弱小，无法融入社区，参与治理。具体表现为：街道办凭借行政性命令和权威性资源控制统领一切，社区居委会负责具体执行和管理社区日常公共性事务，各类社会组织则依附于地方政府以获取资源，社区居民依然处于被动的接受和服从中。
二、河北省城市基层社区治理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面对当前河北省域内城市基层社区治理的现状，比照近几年国内其他地区，社区治理的实践，研究者走访和考察了河北省域内几个典型社区，通过实地观察中的经验总结和理论归纳，我们发现河北省域内城市基层社区治理普遍存在以下主要的治理困境和突出问题。
首先，行政色彩浓厚，政府干预的“越位”与“缺位”普遍存在。受传统社区管理体制和理模式的影响，河北省域内大量的城市基层社区治理依然存在较为浓郁的行政化色彩，街道办掌控着大量的社区治理资源，其凭借行政命令的方式，对基层社区进行直接的行政性干预，以确保对基层的动员和控制。一方面是大量的政府部门职能的基层下沉，争先抢占社区，政府严重“越位”；另一方面大量的社区事务无法有效处理，造成普遍的服务“缺位”。
其次，居民自治不足，社区管理与社区服务效能低下、杂乱无序。社区居委被置于地方政府支配下，疲于应对，缺乏合理的社区发展规划，社区功能萎缩，特别是居委会的行政化和社区自治组织的缺乏等，导致了目前社区管理中居民参与制度的缺失，居民对街道或居委会组织的各类活动不感兴趣，造成社区自治缺乏活力。通过走访调查，我们发现河北省域内大量的社区普遍存在居民整体素质不高，参与率低，居民自治的氛围远远没有形成。
最后，社区资源缺乏，各类社区内组织和社会组织发展不充分、参与较少。传统上政府垄断着一切资源，而随着政府职能的转变和“政社分开”社会改革的推进，在地方政府社区管理职能退出的同时，却没有把其连带的资源下放，造成社区资源匮乏，各类社会组织无法直接进入社区，以弥补政府退出后的遗留空间。从我们考察的几个典型社区来看，各类社会组织，都有进入社区愿望，社区也有接纳的需求，但是缺少一个连带的中介。
三、推动河北省城市基层社区治理创新的对策
当前，河北正处在社会发展转型的关键期，京津冀协同发展重大国家战略布局，为河北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一个新的机遇，社区治理创新将为河北的社会发展注入新的活力。考虑到河北省域内城市基层社区发展的实际，通过调研，我们认为要推动河北省域内城市基层社区治理创新，应着眼于以下几个方面：
（一）加快“政社分开”改革，转变政府职能以推动服务型政府建设。首先要打破政府对社会资源的垄断，引入市场竞争，通过“外包”或“政府购买”等方式，实现社会资源的多元参与和共享机制，促进公共资源利用的效益最大化；其次要转变政府职能，促使政府功能定位从管理主导型向公共服务型的转变，给社区自组织和社会组织功能发挥预留更大的自治空间；最后是服务型政府的建立，地方政府通过平台搭建，在资源共享和平等对话协商下，实现对公共事务的治理。
（二）培育多元治理主体，推动社会组织参与社区管理和社区公共服务。社区治理是一个多元参与，协同合作，共同推动社区发展的过程[3]。政府职能的转变，直接的后果便是为大量社会组织的兴起创造了巨大的空间，提供了适宜的土壤。首先通过广泛的社会宣传，引导公众对社会组织的参与认同，形成社会组织发展较为宽松的舆论环境；其次建立健全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的政策法规设计，保障社会组织参与治理的合法性，赋予其参与治理应有的社会地位；最后要积极引导和鼓励社区中的居民参与到社会组织的实际运作中去，通过切身参与，培育其公民精神和共同体意识，最终推动社区的建设与发展。
（三）强化社区居民自治，促进社区居民自我管理和自我服务能力提升。首先通过社区的需求调研，发现社区民居面临的共同问题和改善愿望，引导居民们在一种共同关切下解决问题的期许，以促成其相互合作，彼此负责的共同体意识；其次，引导居民积极参与到社区的公共事务中去，通过一系列活动设计和任务解决，实现居民在参与中的了解和认同，形成互帮互助的邻里友爱关系；最后要规范社区居民选举，落实好社区居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自治的政策法规，实现真正的社区自治。
（四）优化社区治理环境，实现社区安定有序、友爱和谐发展。首先要合理规划，有序引导，社区建设与发展涉及方方面面，需要我们仔细谋划、合理布局，形成一个较为合乎实际又具有一定前瞻性的社区建设和发展方略；其次要完善社区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加大社区活动场地、居民娱乐设施、资金支持、专业人才队伍、社区居民参与等方面建设；最后整合资源，形成多元主体参与、不同部门共同关切的合力格局，共同推动社区安定有序、友爱和谐发展。
参考文献：
[1]费孝通.乡土中国[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9.
社区治理的现状篇8
关键字：公众参与；社区治理；公共事务
1实践：社区治理中公众参与途径的建设成效
近年来，基层社区致力于为公众参与搭建载体，创设平台，在实践探索中，坚持紧扣时代脉搏，不断探索创新，围绕社区特点、居民特征、自治需求开展特色活动，构建有效的参与途径，促使社区参与的组织、工作和活动平台逐步发展、成熟起来，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一）组织平台运转有序。基础牢固、运转有序的社区组织是居民区社区参与的最主要渠道，党支部、居委会和业委会、各类青年、妇女、老龄、侨台民等群众组织和以志愿、兴趣结合的社团群众性组织和团队，为社区参与搭建广阔的组织平台，成为推动群众自治和丰富社区活动的重要途径。
（二）工作平台务实有效。居民区各类组织负责人岗位、居委会各类实务性工作是社区参与的有效工作平台。居委会、业委会成员，党小组长、居民小组（楼组）长，青年、妇女、老龄、侨台民等群众组织和文体团队负责人三类工作平台稳步运行。随着居民区参与活动的自觉性和积极性的不断提高，居民区实行公益与志愿服务、居民区“智囊团”、社会资源联络员、邻里互助点，这些参与渠道亦取得较好的认同。
（三）活动平台内容丰富。居民大会、居民代表会议是社区自治最主要的活动平台，社区评议监督活动、通报交流活动、推荐选举活动是社区民主活动的重要形式，此外，颇受欢迎的文体联谊活动，参观考察活动，慈善公益活动，咨询服务活动也是社区居民自治的重要活动载体。
2趋向：社区治理中公众参与途径的特质转型
社区参与途径应该与现代民主政治的理念相吻合，与基层民主自治的科学运作相匹配。从现实发展趋势看，今后参与途径应充分体现以下四个特质：
一是由封闭转向开放。参与途径必须打破行政建制局限，通过对社会组织的发起、嫁接、融合和重构，吸纳更多的社会要素，向群众、社会开放，以体制内组织参与途径带动其他组织参与途径，以其他组织参与途径支撑体制内组织参与途径，而不刻板着眼体制内参与渠道结构的简单变动。
二是由分割转向联通。把分散的、孤立运转的各个参与途径集结起来，建成构架互联、资源互享、信息互通的自治渠道体系，从当前链状结构的参与途径发展为网状结构的参与体系，进一步强化复合效应和迭加效应。
三是由粗放转向精细。参与途径设计不仅要有组织构架，还要有合理的流程、灵动的机制和配套的制度。原有的一些参与途径逐步边缘化、空心化，原因就是组织体制走到前面，工作流程、运作机制、保障制度却没跟上，因而形成跛足的缺陷。
四是由共性转向个性。参与途径的再造不只求规模的变化，而更侧重对象的变化、功能的变化、运作方式的变化、影响力的变化。
3启示：拓展社区治理中公众参与途径的着力点
（一）扩大参与范围，促进全员化参与
当前，在设计居民社区参与途径上，如何促进全员性介入是一个重要问题。只有全体居民参与，特别是富有活力的在职人员参与，社区才会真正蓬勃地发展，只有老人和妇女参与的社区不是完全的社区。要推行“全社区”概念，要实现社区成员对居民区工作的全员性介入，都成为居民区公共事务的参与者、工作者和成果共享者。具体来说，在参与途径组织建制上，要形成一个可以互为组合，互动互补的有效参与途径体系，包括团组式、岗位式、项目式、阵地式、主题式、议案式等各类参与途径形式。
（二）夯实基层基础，促进单元化参与
居民小组是基础社区块状形态的最基础治理单元，居民群团组织是条状形态的最基础治理单元。居民区块状基础治理单元是基层政权建设的末端神经，是社区治理的基础。目前居委会以下的基础层次尚无法定的、较为统一的组织形式，居民自治参与途径的相应配置随机性更大。因此，应合理界定块状社区基础治理单元的范围，加强居民小组的对应配置和运作。居民小组的划分，应以最贴近的居住建筑单元为界，体现近邻性和直视性，而不必太拘泥户数的划一。在工作方式上，不应以刚性的行政控制为目的，而应以柔性的社会化工作方式促进社区自治和基层民主。
（三）培育群团组织，促进组织化参与
群众性社团组织覆盖面广，群众喜闻乐见，是将“社会人”、“社区人”再组织化的重要载体，是社区治理的重要力量。从工作实践看，居民区群团组织可以包含治理组织、志愿服务组织和文化团队三个不同功能的层次，每个层次又有许多名目各异、工作和活动内容各有针对性的组织。当前居民区群团发展面临着新的方向，要特别注重要发展更多适应社会新需求的组织和能吸引在职人员参加的新组织，打造更完善的参与途径。
（四）加强制度规范，促进制度化参与
必要的制度通道是公众有序参与的必备条件。现实中公众参与社区治理缺乏足够的法律支持，公众很难获得充分的参与权限，实践环节仍然缺乏实效性。主要表现为公众参与治理渠道不畅通、参与程序不规范、参与意见对决策影响缺乏刚性制约，等等。解决这一问题，需要从客观和主观两方面共同着力，客观上，需要建立和完善公众参与社区治理的制度规范，主观上，需要培育公众参与社会治理的意识能力，为提升社区治理水平奠定制度保障和队伍基础。
社区治理的现状篇9
[关键词]幸福社区、幸福感、问卷调查、满意度、回归分析
[中图分类号]C91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8129（2017）01-0059-06
在转型期的中国，伴随着经济的增长，国民的幸福感却没有同步上升。大量研究表明，经济增长与幸福感之间存在着类似于抛物线的关联，当经济发展到了一定阶段之后，经济的继续增长并未导致幸福感的必然上升。2011年，时任广东省委书记提出了建设“幸福广东”的口号（南方日报，2011），这背后隐含着的潜台词是：经济发展是手段，最终的目的是为了普遍增进城乡居民的幸福感。自90年代的市场化改革以来，我们过于强调经济增长，而忽略了社区的培育、建设和管理，社区管理的滞后，是社会不和谐与居民不幸福的根源之一。正因为如此，从中央到地方政府都开始强调社区建设与社区治理的重要性。GZ市政府在建设“幸福社区”过程中的政策表态及具体举措，无疑是一个非常积极的信号，预示着在继续发展经济的同时，政府将投入更多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来推动社区建设和社区治理。
一、建设幸福社区的意义
幸福的体验虽是归于个体层面的，但幸福的实现必是基于社会的土壤。所谓幸福社区，是以服务群众为重心，以居民的主观感受为依据，以实现公共参与为方向，以社区稳定为基础，以社区制度为保障的地域性生活共同体，它是社会服务的载体、社会管理的依托、社会稳定的基础（郑杭生，2007），是同地而居、治安共管、资源共享、文明共创、思想共进、经济共荣的宜业宜居的美好家园。
GZ市“幸福社区”的创建标志着社会发展步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这个阶段的突出特征是，改革开放30年的社会财富积累已经使大多数社会民众摆脱了基本生存需求的制约，个体更高层次需求的满足已经具备了可能的现实基础。从追求生活水平提高到全面提升生活质量，开始成为一种客观需求，也开始成为社会宏观决策的现实目标。“幸福社区”的创建反映了政府决策部门把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的行为价值取向，它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时代意义。
二、GZ市“幸福社区”问卷调查分析报告
t“幸福社区”课题的电话问卷调查在三个不同社区中展开，分别做了21、31、311份问卷，共回收有效问卷363份。以下我们将针对问卷调查的内容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
通过问卷的甄别信息，我们选取的被访样本是社区中年满18岁的居民。从表1中我们看到，接受此次问卷调查的被访者男女性别分别占36%和64%，主要集中在26-35岁以及36-45岁这两个年龄段，合计占65.9%，56岁以上的社区居民只占17.1%。
就受教育程度而言，本科毕业的占36.1%；就户籍状况而言，62.5%的社区居民是GZ市本地户籍人口；就职业状况而言，被访的社区居民大多是在职工作人员，占57.3%；就婚姻状况而言，89.3%的被访者是已婚（参见表1）。
在此次的GZ市“幸福社区”课题中，测评体系中主要包括的具体指标为：1.社区环境，含公共设施及环境、社区生活环境质量；2.社区秩序，含社会治安、维护弱势群体合法权益、维护居民合法权益；3.社区服务，含服务设施、服务组织、服务内容、服务信息化程度、居民满意度；4.社区文化，含文体活动设施、社区群众文体活动；5.社区教育，含民族精神和爱国主义教育、公民道德教育、学习型社区创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科学普及；6.社区风尚，含居民文明行为、社区人际关系、社区公益事业；7.社区管理，含社区党组织、社区自治组织。以下我们将针对居民对社区环境、社区管理、社区服兆纯龅穆意度及加权评分展开社区评测指标的描述性分析。
对于社区评价指标体系，我们除了给出各项满意度的百分比之外，也做了加权平均计算，具体步骤是：把“不清楚、不适用”的选项做缺失值处理，主观指标体系采用调查问卷设置的题目，按照五分法进行评价，即每道题目设置为“很满意（100分）、比较满意（80分）、一般（60分）、不太满意（40分）、很不满意（0分）”五个选项（“不清楚、不适应”选项，不列入计算得分），并通过调查获得每个选项的得票率。以每个选项得票率为权重，通过加权平均得到每个评价指标的具体得分。
居民对社区环境各项指标的具体评分按升序排列依次为：社区空气质量（61.96分）、社区服务设施（70.35分）、饮用水质量（70.42分）、社区体育健身设施（73.01分）、社区卫生状况（75.14分）、社区交通出行便利状况（77.41分）、社区绿化状况（82、59分）。在社区环境的各项指标中，社区绿化状况得分最高，其他诸如体育健身设施、社区服务设施、社区卫生状况等指标，居民都给出了70多分的评价，表明这些方面还有待进一步的加强和建设。社区空气质量状况的得分刚刚及格，这也反映了伴随着生活质量的提高，居民对社区自然生态环境的要求也在提高。
对于“要成为幸福社区最需要解决什么问题”（多选题），进入此次调查的居民样本做出了如下选择：排在第一位的是社区治安（191人次），其次是社区公共设施（183人次），之后依次是社区环境（131人次）、社区邻里关系（68人次）、社区互助（34人次）、居民的社会参与（29人次）。这个选择性排序为我们提供了以下几个方面的信息：
第一，社区治安问题仍是居民最为关注的问题。此次问卷调查中的社区治安涵盖社区内的人身安全与财产安全两个方面的因素，社区治安问题作为“幸福社区”建设过程中的首要问题，说明了没有社区安全感就谈不上社区幸福感；
第二，社区公共设施与社区环境的建设仍存在不足。结合多次社区访谈与调研的信息，我们发现居民对社区的硬件设施，包括社区公共设施以及社区环境的建设仍有诸多不满，虽然经过政府部门多年的努力和投入，社区的主体硬件设施得到了相当程度的改善，但仍未达到居民的预期和要求，社区公共设施与社区环境的建设仍是目前社区居民眼中有待解决的问题；
第三，社区邻里关系、社区互助和居民的社区参与等社区“软环境”建设也是“幸福社区”建设过程中需要面对的问题。在居民的观念中，社区邻里关系、社区互助及居民的社区参与对于“幸福社区”的创建都是很重要的，但与社区硬件设施建设相比较而言，更多社区居民看重的是社区的“硬环境”建设，这也反映了目前GZ市“幸福社区”的建设仍处于有待发展的起步阶段。
表4社区幸福感影响因素的回归分析（1）中涉及了性别、年龄、婚姻状况、受教育程度、户籍状况、社区居住时间、个人就业状况等自变量对居民社区幸福感的影响。对于分类变量的处理，我们分别设定男性、26-35岁年龄段、已婚、初中、GZ市户籍人口、社区居住时间为1-3年、在职工作人员为上述自变量的虚拟变量（=1），并将各自变量中的其他分类变量与之相比较。分析结果表明，居民的受教育程度与社区幸福感之间呈负相关关系，即学历越高的社区居民幸福感程度越低，这也从一定程度上验证了幸福感是源于个体主观感受，而个体的主观感受又是与受教育程度及个人预期相联系的。
分析结果表明，社区的饮用水质量与社区空气质量对居民的幸福感有着显著的影响（p
在表6社区幸福感影响因素的回归分析（3）中，我们主要考量了社区管理工作对居民社区幸福感的影响。我们发现，居民对社区邻里关系的总体评价对社区幸福感有着极其显著的影响（p<.001），也就是说在幸福社区的建设过程中，里关系是否融洽有着举足轻重的意义，创建融洽的、守望相助的邻里关系仍是构建幸福社区的重要内容。
三、对策与建议
民生幸福需要“硬指标”，更要“真感觉”。“幸福社区”的创建过程从根本上说是社区治理走向完善的过程，是政府转变治理观念、改进基层社会治理方式、发展社区治理创新机制、促进社区治理的公民参与，从而最终实现社区框架下政府、市场与社区民间组织多元主体和谐共治的局面。
结合“幸福社区”课题问卷调查的数据和社区访谈的信息，对于城市社区建设与社区治理，我们提出以下对策性建议：
1.将居委会从角色冲突与运作艰难的双重困境中解脱出来。
要真正做到强化社区的管理和服务，创新社区工作机制，首要的任务就是将居委会从角色冲突域运作艰难的双重困境中解脱出来。政府让居委会从准政府组织的队伍中独立出来，不再通过行政命令和各种考核将居委会攥死在手里，同时给予居委会人事权和更多的经费支持，让居委会“有权办事、有钱办事”，摈弃重管理、轻服务的工作理念，建立以居委会为轴心的社区管理服务工作体系，让居委会在真正意义上回归社区管理与社区服务。
2.促进社区民间组织的发展，激活业主委员会的社区治理能力。
社会组织数量的多少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一个国家和地区文明民主的发展程度。发达的民主国家中每万人拥有的非营利组织数量明显高于其他国家。从社区治理的角度谈社区民间组织的发展，主要是指推动社区业主委员会的建立和发展，因为它代表了最多数的社区业主的利益，因而也最集中的体现了公民参与社区治理的内在要求。对于还没成立业主委员会的社区，可以通过宣传、居委会帮扶等方式促成其产生；对于已经成立业主委员会的社区，可以从组织建设、运行制度等方面着手，促进其运作机制走上规范化、制度化轨道。对于某些有一定规模的居住区，建议业主委员会职业化，因为大型居住区涉及的公共维修基金、物业管理费等数额庞大，要监督管理好这笔庞大资金需要专业人才。
3.改革物业管理制度。
物业管理制度的改革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的内容，（1）推进建管分离。明确规定开发商向业主移交物业小区控制权的时间，明确了开发商向业主办理移交手续的内容和范围以及开发商不向业主办理移交的法律后果。（2）推进物业管理的专业化。推进物业管理的招投标制度，禁止开发商成立物业管理公司。另外，物业管理公司要向专业化模式发展，即物业管理的具体工作内容，如保安、清洁、绿化、维修等全部对外招标，由专业化公司承担，物业管理公司只负责外包单位的选择、合同和作业标准的拟订，以及协调处理与开发商、业委会、业主及政府相关部门的事务。
4.创立有效的社区表达机制。
社区公共事务的参与过程实质上就是有效表达社区利益的过程。社区利益表现为两个层次，一是社区居民对于社区公共服务的需求，二是社区居民对于与本社区有关的政府决策的知情权以及影响有关决策的权力的取得。当前体制内的社区利益表达渠道，从国家的角度看，通常是代表着政府而存在于社区的街道办事处和社区居民委员会。从公共预算的角度说，拿谁的钱，就替谁办事。居委会作为社区自治的主体性地位不能成立，街居体制也无法成为社区利益的真正代言人。
5.建立制度化的利益纠纷解决机制。
解决利益纠纷是创立、促进“幸福社区”的关键。根据西方的管理经验，解决利益纠纷的一个重要途径就是建立各种集体协商机制。一是建立物业纠纷集体谈判制度。要尽快建立和完善业主协会、物业管理协会、房地产商协会等行业协会组织，并建立起解决利益纠纷的制度和机制，发生利益纠纷可以先由这些组织通过协商、协调、谈判解决。二是建立物业小区合作主义治理模式。合作主义治理模式着力于协调不同的利益需要，主张社会行为主体间的制度化合作与良性互动。在商品房小区中，居委会、业委会、物业管理公司是主要的治理主体，其中居委会在目前是一种半官方机构，代表的是政府力量，物业管理公司作为企业，代表的是市场力量，业委会作为业主自治组织，代表的是社会力量，这三种力量对于物业小区的善治至关重要。因此，它们应该按照合作主义原则，建立起各种合作平台，构建良性的社区共治格局。
6.促进社区治理的公民参与。
公民参与社区公共事务的内容可能是繁杂而琐碎的，如参与小区选举、代表本区居民解决社区问题、向居委会提意见、参加居委会、业主委员会的居民会议、参与社区组织的治安活动、文体活动、绿化卫生活动、社区义工活动等等，所以促进社区治理的公民参与需要发掘、培育对这些社区事务感兴趣的积极分子或社区精英，他们在社区决策中的参与可以影响、带动着整个社区治理过程中公民参与的发展。
[参考文献]
[1]汪洋.论“幸福广东”[n].南方日报，2011-01-07.
社区治理的现状篇10
关键词：老年慢性支气管炎；社区健康干预；生活质量；影响
老年慢性支气管炎是临床中常见的老年慢性疾病之一，其主要临床表现有反复咳嗽、咳痰、气促等，患者多于寒冷季节发病。随着病情发展，后期终年咳嗽、咳痰，冬春加重，继而咳嗽、咳痰显著加重，少数还可见痰中带血，同时咳痰加重后，气短气促明显，常有哮喘样发作[3]。由于老年患者身体机能下降，防御能力降低，身体恢复能力下降，因此慢性支气管炎对老年患者的生活产生非常不利的影响。为进一步对社区干预在提高老年慢性支气管炎患者的生活质量方面的效果进行分析探讨，下面本文通过对两组患者分别采用社区干预和不进行社区干预两组方式来研究慢性支气管炎对老年患者生活质量的影响，对比分析两组干预效果，总结如下。
1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本次试验选取的患者均为随机抽取的50例慢性支气管炎老年患者。按照随机分组方式将其分为治疗组和对照组。治疗组25例患者，其中男性患者14例，女性患者11例，年龄分布主要在60～75岁，平均年龄为（65.91±2.21）岁；对照组25例患者，其中男性患者15例，女性患者10例，年龄分布主要在57～75岁，平均年龄（64.19±3.02）岁。两组患者一般临床资料相比，没有显著差异性（p>0.05），具有可比性。
1.2方法
1.2.1社区干预方法社区干预必须有外部人员对其进行实施，那么本次试验中主要由1名社区医生、1名护士、2名社区护理老师以及四名社区志愿者组成。针对治疗组实施的社区健康干预，每半个月由干预小组的人员对治疗组25例慢性支气管炎老年患者进行老年人身体素质增强方面的知识讲解、老年人慢性支气管炎疾病发生症状以及简单预防疾病知识、志愿者帮助谈心等活动。从而加强社区老年人的疾病预防知识和能力，同时改善其生活状态，对于每次的随访活动护理人员都做好全面的记录；而对照组25例慢性支气管炎老年患者不进行社区健康干预，6个月以后对两组生活质量状况进行评估比较。
1.2.2干预效果评价方法通过6个月时间的社区健康干预活动的执行，在6个月后对两组老年慢性支气管炎患者的生活质量状况进行评估比较。通过利用生活质量测评表[4]来对其各项指标进行评价打分，主要是对老年慢性支气管炎患者的焦虑或抑郁心理状态、日常生活能力、疾病预防能力、社会活动能力这五项内容进行评估。通过问卷的形式进行，1分为满分，2分为良好，3分为及格，4分为不合格进行评估。
1.3观察指标观察指标为老年慢性支气管炎患者的焦虑心理状态、抑郁心理状态、日常生活能力、疾病预防能力、社会活动能力这五项内容。
1.4指标评价依据老年慢性支气管炎患者焦虑心理状态表现为：心慌、身体发抖、无故发脾气等；老年慢性支气管炎患者抑郁心理状态表现为注意力无法集中、做事态度消极等；日常生活能力表现为穿衣、做饭、洗澡、购物等；老年慢性支气管炎患者疾病预防能力表现为疾病发生时紧急的防护措施；老年慢性支气管炎患者社会活动能力表现为和别人聊天、谈心、关心时事、助人为乐等。
1.5统计学处理本次采用SpSS18.0统计学软件进行处理分析，计量资料采用t检验，组间对比采用χ2检验，p
2结果
两组生活质量状况评估结果对比，通过对两组生活质量状况评估结果对比，我们发现在治疗组的25例老年慢性支气管炎患者中，患者的焦虑心理状态得分（15.25±0.31）分，患者的抑郁心理状态得分为（28.38±0.23）分，患者的社会活动能力得分为（29.38±0.13）分，患者的日常生活能力得分为（29.38±0.13）分，患者的疾病预防能力得分为（15.65±0.32）分；而对照组的25例老年慢性支气管炎患者中，患者的焦虑心理状态得分（21.15±0.21）分，患者的抑郁心理状态得分为（38.12±0.19）分，患者的社会活动能力得分为（22.15±0.22）分，患者的日常生活能力得分为（37.12±0.490分，患者的疾病预防能力得分为（28.39±0.26）分。通过比较，我们发现治疗组的各项得分结果都明显低于对照组的得分，由生活质量测评表我们知道分数越低，老年人慢性支气管炎患者的生活质量状况越好，对比结果有显著性差异（p
3讨论
老年慢性支气管炎是临床中比较常见的老年慢性疾病的一种。老年患者身体机能下降，防御能力降低，慢性支气管炎对老年患者的生活产生了非常不利的影响，严重危害着老年人的身心健康。本文通过对老年慢性支气管炎患者进行社区健康干预，了解到干预效果非常明显，社区健康干预能够有效地改善我国老年慢性支气管炎患者的生活质量。据研究，生活方式将严重影响老年慢性支气管炎患者的好转状况，因此在干预过程中我们严格纠正患者不科学的生活方式，对于老年慢性支气管炎患者病情较重或者伴发其他疾病的患者我们在药物治疗的基础上进行社区健康干预，起到了显著效果，这说明社区干预对老年慢性支气管炎患者生活质量的提高有很好的帮助，值得在临床上应用推广。
参考文献：
[1]邵美红，郭胜利.社区干预对老年慢性支气管炎独居患者生活质量的影响[J].护理学杂志（综合版），2006，21（05）：62-63.
[2]赵欢.社区老年慢性病患者合理用药审查系统的构建与评价[D].天津大学，2012，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