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治理的经验篇1
政府积极推动社区建设，增强了社会凝聚力。基于社区建设的公共特征，新加坡政府负责90％的社区基础设施建设费用和50％的日常运作费。强调政府主导下的大众参与，既能弥补社区建设所需公共资源的相对不足，又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执政党的基层建设。
新加坡社区建设实行统一指导与民主自治并行的原则。国家统一规划，政府有关部门负责制定社区发展计划和评估标准，社区发展理事会、民众联络所、居民委员会等机构在政府指导下自主活动，并及时向政府反馈民众意见。政府各部门根据社区居民需要，调整规划和管理方式，按照社会服务标准评估各自治组织的业绩，下拨活动经费。政府行政部门、社区管理机构、基层自治组织及社会团体之间职责分明、上下贯通，形成了科学、合理、灵活的社区建设模式。新加坡的小政府理念是有所为有所不为。社区建设贴近民众，凡可自主管理的，政府放手，但提供指导和经费，培养了社区成员的参与意识，促进了公民社会的发展。
社区建设以“人”为中心，满足社区成员生存和发展需要。新加坡注重培养一种为社会自愿贡献的“义工精神”，由国家义务工作中心推动，促进民众及社群的广泛参与，使义工活动服务社区，又能减轻政府的压力。政府还引导社会团体、企业商家参与社区建设，建立社区服务网络，针对不同群体开展平易近人的服务，社区能够为民众提供有效援助，形成了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积极、有爱心的社会风气。
社区服务细化为三种类型：一是行政事务服务：服务范围是社区全体成员，但真正接受服务的是有需求的居民，如房屋登记、代办有关手续等，作为准公共物品，属于非营业性低偿服务；二是社会福利服务：针对老弱病残群体，补充其基本生存需求，是公共物品，由社区提供；三是社区商业服务：虽然有便民的因素，但基本接近私人物品，主要提供营业，为解决便民可能导致的营业性亏损，政府考虑适当补贴。
社区基础设施等服务硬件属于公共供给，为此政府投资建设了民众联络所、居委会活动中心、邻里居委会，以及各类社区医院、诊疗所、残障人工作坊、收容所、安老院等基础设施。
社区服务包括家事服务、保健服务等。家庭服务中心是一个以邻里为基础，提供家事服务的福利性机构，承担社会事务和社会福利工作职能，开展个人与家庭辅导、信息与中介、家庭教育、专业服务及义工培训等服务。新加坡的社区医院作为辅助医疗设施，是国家医疗保健体系的补充，收费低廉，重点满足老年病人的需求。社区医院一般与区域医院为邻，与区域医院共享医疗资源，病人康复护理可转入社区医院。
社区商业服务设施主要有两种，一是邻里中心及邻区商店，二是菜场及小贩中心。菜场及小贩中心的营业空间作为公共设施由政府规划提供，日常管理由建屋发展局、环境发展部及市镇理事会等部门承担。
社区治理的经验篇2
一、全国社区建设的试点概况和基本经验
自90年代中叶开始，社区建设开始在中国大陆部分大中城市展开，至1999年末，主管机关民政部已在北京、上海、天津、南京、青岛、沈阳、武汉等城市设立了26个"全国社区建设实验区"，目的是通过实验区的实践总结和经验概括，得出社区建设的基本思路、操作原则和程序，在全国进行示范和推广，以推动城市社区自治。各实验区经过几年的发展，逐渐形成了下列四种最具代表性的模式或经验。
（一）社区建设的代表性模式及其主要特征
一是沈阳模式。沈阳模式最鲜明的特征是组织构建。即模仿国家政权机构的设置及相互关系，创造性地在社区内设立了社区成员代表大会（下称社代会）、社区协商议事委员会（下称议事会）和社区居民委员会（下称居委会）作为社区自治的主体组织，并通过建章建制，明确了三者之间的关系（详见下文）。就推广的程度和地域而言，沈阳模式的影响最大，目前对沈阳模式的借鉴除了辽宁全省外，在全国范围内还有海口、武汉、哈尔滨、西安、合肥等地。
二是上海经验。其最大的特点，是将社区建设与1995年上海市"两级政府、三级管理、四级网络"的城市管理体制改革密切结合在一起，将社区定位于街道，形成街道社区，并强调依靠行政力量，在街居联动的过程中发展社区各项事业。上海投入大量人力物力用于改善社区环境，在社区建设各类服务设施，创造文明小区、营造社区氛围。由于上下联动，社区建设空前快速发展，涌现出了大量的文明社区、文明小区、示范街道和示范居委会。与上海做法类似的有北京西城区，但北京是在街道和居委会之间增加了功能社区，作为推进社区建设的刚性组织，且高度行政化。
三是青岛经验。青岛社区建设的重要特点是以社区服务为龙头，提升社区功能来发展社区。青岛市强调将社区服务作为民心工程来抓好。全市四个实验区都确定以社区服务为中心，统一部署，统一行动，集团作战，形成联动，在青岛掀起社区建设的热潮。同时将社区建设作为一把手工程来抓，市区街居四个层次，一把手抓一把手，一级向一级负责。与青岛以社区服务为龙头，推动社区建设做法相类似的城市还包括南京、天津等地，并各有特色。
四是江汉模式，这是指武汉市江汉区社区建设的经验，它以主动转变政府职能为核心特征。江汉区在依照沈阳模式建立社区自治组织体系后，明确提出转变政府职能，实现社区自治。其核心内容包括1）明确提出自治的社区建设目标。2）实现这一目标的路径选择：转变政府职能和培育社区自治。3）建立新型的政府行政调控机制与社区自治机制相结合的城市基层管理体制。江汉模式转变职能的主要内容是：1）理顺关系。明确居委会与街道、政府部门的关系是指导与协助、服务与监督的关系，不是行政上下级的关系。2）明确职能。政府部门负责行政管理，承担行政任务，居委会负责社区自治，不再与街道签目标责任状。3）政府部门面向社区、实现工作重心下移。4）费随事转，责权利配套。5）建立评议考核监督机制。为保证以上五条基本内容落到实处，江汉区率先在9个职能部门进行体制改革，并创造了可资借鉴的经验。
除了上述四种代表性模式外，其余实验区也各有特色，都为社区建设提供了有益的经验。
（二）通过26个实验区的试点，社区建设的一些基本经验已经形成：1）社区的定位：小于街道，大于原居委会；2）单位应参与社区建设及参与机制；3）构建完善的社区自治组织体系及选举规则；上述经验主要由沈阳模式提供。4）完善社区服务，提升功能；主要由青岛、天津、南京等地提供。5）政府应主动推动社区建设及领导机制；主要由上海、青岛、沈阳等地提供。6）必须转变政府职能，推动社区自治；主要由江汉模式提供。此外，民政部综合各地做法，还得出：7）社区建设的历史必然和意义；8）社区建设的指导思想、目标和原则；9）社区建设的战略部署；10）社区建设的主要内容（五大项目）等。
（三）在社区建设得出基本经验的同时，也要看到，仍然有很多问题需要进一步探讨，例如：组织构建的法理思考、直接选举和民主参与、行政权力侵入、居委会负担过重、《居组法》修改等。
二、组织构建与直接民主
上述诸模式是就社区建设的思路、方法和做法总体而言，而涉及到组织构建、转变职能、社区服务、社区自治等具体的问题，各模式之间又各有交叉，互有异同。例如，江汉模式的组织构建就基本是模仿沈阳模式的，各实验区关于社区建设的主要内容和项目也基本一致。
（一）目前社区建设中自治组织构建的主要做法。所谓组织构建主要是指由社区主体组织的机构设置、来源渠道、相互关系、角色功能四个要素所形成的完整的刚性组织的制度安排。目前全国26个实验区自治组织的构建可以主要概括为三种做法。
第一种以沈阳、海口、武汉等城市为代表。在这些城市的社区中，进行了社区组织体系的创新，即通过民主选举，建立社代会、社区委员会（社区居委会）、议事会作为社区自治的三个主体组织1。居委会由社代会依法差额选举产生。而社代会的代表由居民选举产生。议事会则由社代会推选产生。在三个主体组织间，社代会属于决策层，是社区最高权力机构，职能包括选举、决策、罢免、评议监督等。议事会是议事层、监督层，职能包括建议、议事、协商、评议等。社区居委会属执行层，负责自治事务的处理，职能包括执行管理、组织活动、日常事务决策等。居委会是社区法定代表组织，对社代会负责。社代会有权罢免居委会成员。而议事会则行使议事和监督权。社区居委会讨论社区重大事项时，要提交议事会进行民主讨论，并取得一致意见方可提交社代会决策。从这种模式的机构设置中可以找到国家政权机构设置的影子。例如，社代会被群众称为小人大，议事会被称为小政协，居委会主任则成了"小巷总理"，都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
沈阳、海口、武汉三地总的模式大致一样，但也有些微不同。例如，沈阳的单位代表不能选举居委会成员，而武汉则可以。沈阳提出议事会可以作为社代会的常设机构，武汉则没有这种说法。海口的做法与沈阳一样，但在居委会成员的待遇和养老保险等问题的探索上更有特色。
第二种以青岛、南京、杭州、上海等城市为代表，主体组织为居委会、居民代表会议和居民区党支部（部分城市也有民主议事会，但并非刚性组织）。居委会通过全体居民直接选举产生，而居民代表会议的产生途径则与《居组法》中规定的相同。严格地讲，这种模式并没有进行社区组织的创新，只是沿用以前的做法，但青岛、上海等地开展的社区民主政治很有特色。
第三种主要是北京市西城区的做法。这种做法可以概括为两个体系（议事决策体系和执行落实体系）、四级机构（社区建设协会、社区中心、社区分中心、社区工作站）。在街道建立社区建设协会，作为议事决策体系。下设社区中心作为其执行机构，再以若干个居委会的辖区为管辖范围，建立"地域功能社区"，作为社区自治联合体，冠以"社区委员会"的名称，成为社区分中心。"委员会"下设社区工作站即居委会，作为工作执行层，是联系服务群众的工作实体。社区中心人员并不是由居民选举产生，带有高度行政化的色彩，对于以自治为取向的社区建设来说，这种组织构建的路径选择可能在方向上有一定的偏差。
（二）前两种组织构建的模式在实际的工作中各有弊端。第一种模式的缺点主要体现在：1）机构设置机械模仿政权机构设置，小小的社区就设置了三个自治组织，加上其他群团性组织，机构过多，不符合精干高效的原则。2）议事会能否作为社代会的常设机构尚待严密的法理论证。社代会与议事会的功能有重叠之处，议事会的功能，社代会都可以行使。如果硬要增设议事会作为刚性组织，容易使社代会的功能发生萎缩，失去其作为权力机构存在的组织功能和定位，按照这种模式构建的社区，在实际运营中，社代会的作用发挥非常有限，不能不说与此有关。3）三个自治组织都是间接选举产生的，居民直接参与社区民主和社区选举的机率较小，很大一部分居民失去了行使民主的机会，得不到民主意识的薰陶，不利于提高他们的民主参与意识。
第二种模式通过居民直接选举居委会有其合理之处。但也存在缺陷：1）居民代表是间接选举产生，代表性仍然略嫌不足；2）居民代表会议没有吸收辖区单位参加，不利于调动单位参与社区建设的积极性；3）居民代表会议与居委会之间的关系及职能的运作机制尚不健全。
（三）总而言之，对于组织构建两种模式的深层次检讨实质上是基于民主的价值取向和自治的价值理念。也就是说，我们衡量组织构建应以能否达到与组织构建这一行为目的-推
动民主，实现自治为标准。民主有间接民主和直接民主之分，二者都是其表现形式，既无高下优劣之分，也无对错是非之别，而是各有适用范围。决定其适用边界取决于政治生活的规模。一般来说，以代议制为主要内容的间接民主适宜在国家层面上进行，而直接民主则更适合在一个相对狭小的范围内开展。
自治指由行为主体直接行使管理自身事务的权利。直接民主是体现自主，实现自治的必须具备的前提。社区自治是一种最基层的政治生活，因此，在社区范围内更宜提倡直接民主，包括直接选举、居民公决、适时监督等各种形式，这样更能增进社区民主政治生活，促进自治。
三、行政权力扩张与社区负担
众所周知，以前的城市居委会曾被群众形象地称为政府的"腿"，是作为行政部门在最底层履行行政事务的准行政组织存在的。在以体制创新为重点的社区建设开始以后，各地都提出来要变政府的"腿"为居民群众的"头"，也就是要还社区居委会以群众自治组织本来的面目。应该说，这一思路是非常正确的，但在实践工作中，这一转变可能还尚待时日。在调查中，我们发现，由于体制创新在时间上的渐进性和空间上的延展性，很多社区的行政负担仍然很重，大部分职能部门仍然把他们当作政府的"腿"，甚至变本加厉，社区的行政性负担比以前不但没有减轻，反而增加了。
社区的行政性负担主要表现在这些方面：1）以前的下派任务继续要居委会去承担。2）政府在社区设立办事机构和人员，直接侵占社区的办公空间和财政空间。3）政府部门加大了社区的行政性任务，只派任务，不给钱也不给人。目前我国正在进行第五次人口普查，这种全国性的行政任务应该由统计部门主管，社区居委会进行协助。但我们在社区调查时发现，各级政府指定社区居委会负责人口普查，不但占用了居委会的大部分精力，有的居委会甚至还要垫进很多经费。某市p社区每月要负担10个普查员的工资，共2000元，据他们测算，全部普查搞完，社区要花1万多元。而实际上，国家对于人口普查是有专项经费的，如某区统计局掌握的普查经费就达100万元，但这些资金迟迟难以下达到社区。此外，像最低生活保障调查、户籍调查等本应以政府职能部门为主的工作都推给了社区，直接增加了社区的负担。很多部门还要求社区居委会到居民中去帮助收计生费、治安费、卫生费等等。这些本该属于行政部门自身完成的任务不仅占用了居委会的工作时间和精力，更重要的是，破坏了居委会在群众中的形象，群众气愤地称居委会为收费会。长此以往，居委会怎么能在群众中树立威信，谈何自治，社区建设不又成了空话一句。
除了前面所说的工作负担以外，社区的经济负担还相当沉重，例如：每年的十一月份是订阅报刊时间，今年在居委会调查，很多居委会的书报费少则两千元，多则四五千元。为什么，很简单，社区由原来的居委会合并而成，去年一个居委会承担，今年就要承担原两个居委会的订报指标，此外还有递增。而且这些任务基本上都是非完成不可的政治任务。
《居组法》规定，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侵占居委会的资产，但在很多地方，街道对社区的资产收入提取管理费，少的40-50%，多则100%。上级部门用于社区的办公经费和居委会成员的生活费补贴也被层层克扣。很多社区一算账，不但不能按规定从政府部门去拿钱，每个月反而要倒贴很多钱给街道。例如，按照规定，街道每月应该拨款2800元给p社区作为干部补贴，900元作为办公经费，合计应该是3700元，但9月份实际只拨款1000元；相反，街道办事处以管理费的名义收取p社区的资产提成费1300元，（社区资产完全是居委会这几年自我积累发展起来的，与街道没有任何产权关联），居委会一算账，不仅没有得一分钱，还被街道拿去300元。由于街道使用各种手段侵占社区资产，使得社区的财力支撑体系非常薄弱，社区用于硬件建设的投入相当有限，举办文体活动的经费也是提襟见肘。对于大部分社区来说，财力紧张是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哈尔滨市政府规定，每个居委会设主任、副主任三职，每人每月260元补贴，其中180元由市、区、街三级财政负担，其余80元由居委会自筹。但一年多来，仍有三分之二居委会补贴达不到标准，同时，仍有40%居委会无办公用房，办公设施也无保障，缺乏稳定的经费来源。[1]（p28）在一些比较穷的社区，居委会成员的生活补贴都成问题，很多办公活动经费都是由成员自己私人掏钱垫支的。禁止居委会办经济后，居委会的资产进入街道托管中心，居委会的收入来源基本上固定在以下三个渠道：财政拨款、社区自筹和社会资助。但实际上，在目前阶段，社会资助非常有限，甚至没有，财政拨款也经常是"肠梗阻"，社区只能自谋生路。
在目前的社区建设中，由于长期以来存在的体制性原因，社区得到的支持与付出是不平衡的，行政组织仍然习惯于将社区作为自己的一级办事机构，对于社区的要求太多，很多要求超越了社区的自治权限，也超过了社区可承受的范围，同时，给予社区的支持太少，这些支持包括人力、物力、政策、权力等各个方面，从而存在着使社区在自治的方向裹足不前甚至使社区系统崩溃的危险。
行政权力过分侵入的危害在于：1）侵权行为过重，超过其应有的限度，就会破坏社区内行政调控机制和社区自我调控机制的平衡，使之处于失衡状态，使这一机制失去存在的价值。2）导致社区发展机能萎缩。社区自治组织存在的关键在于能够对社区的资源和价值进行权威性的分配。但如果社区自治组织长期将大量资源用于完成行政任务方面，就难以从事社区公共事务的管理，将使社区的发展停滞不前。3）社区自治组织将重新沦为新的准行政组织，失去自治的方向。社区自治组织将主要精力用于应付行政性要求，无暇顾及社区居民的公共利益，长此以往，将逐渐失去对于社区成员的向心力和凝聚力，社区公共资源主要用于行政事务，社区自身的公共事务难以开展，公共生活不能正常运作，作为社区共同体存在和发展的最重要因素的共同体感就难以在个体间频繁的行动与感情的互动中产生，社区就会只成为一个地理性概念，失去任何自治的意义。
四、政府主动性与制度供给
政府在社区建设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这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发挥体制优势，进行广泛的政治宣传与政治动员，扩大社会各界对社区建设的政治参与程度。（2）对于社区建设的实际进程进行政策导引、过程监控、经验总结和示范推广。（3）提供财政支持，特别是选举经费、社区居委会的办公经费和成员生活补贴。（4）进行制度化运作，通过各类文件、方案、办法、会议等政治行为，使社区建设的模式和价值取向获得合法性的政治程序和政治存在。
政府的主动性最集中表现在使社区自治制度化，制度化的最高层次表现为提供法律供给。显然，于1990年开始实施的《居组法》已经在很多方面落后于目前社区建设实践的发展，而且很多新的已经被农村村民自治实验所总结的价值理念尚未被反映在其中。先让我们来对《村组法》和《居组法》的部分内容作一简要的对比：
随着社区建设实践的发展，《居组法》也需要进一步完善，综合各地社区建设中的经验，我们认为，新的居组法在坚持上述既有原则和条文的前提下，应在以下方面引起重视：
1、规定社区的范围和边界，确定其划分原则。应该说，沈阳模式将社区定位于小于街道而大于原居委会是科学合理的，既有效整合了资源，实现了规模效应，又与最基层的行政组织进行了对接，有利于执政党和政府领导下的社区自治在实际工作中的顺利开展。
2、明确社区自治组织的个数及相互关系。如前文所述，对于社区自治组织的设置应该本着精干有效和发扬基层直接民主的精神，合理确定。这方面可以参照《村组法》，规定设置居委会、居民会议（居民代表会议），其他自治组织应不予承认。同时对居委会与居民会议及其他组织之间的关系进行界定。
3、明确社区自治组织特别是居委会产生的原则、程序等细节问题。目前各地居委会既有间接选举产生，也有直选产生。但从有利于社区自治和直接民主的原则出发，应该与村委会的产生一样，规定"两个直接"：即由社区全体有选举权的成员直接提名、直接选举产生，并规定若干程序细则。同时，结合城市高度分工的特点，在居委会成员来源上可规定得原则一点，允许先选后聘。
4、明确居委会的财政支持问题。《居组法》对于居委会的经费来源应该明确规定由市、区、街三级财政分级承担及比例。
5、细化社区居委会法律地位和自治权利。可通过列举方式细化社区拥有的自治权利，从而保证社区自治的实现。
6、明确居委会与辖区单位的关系。规定辖区单位必须派成员代表参加社区公共活动，并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支持社区各项工作，与社区共驻共建。
7、明确政府部门与居委会关系及实施细则。明确划分政府职能部门与居委会各自的行为边界和权利范围，通过列举的方式细化行政组织在社区的权利和需要社区协助的工作任务。
社区治理的经验篇3
自90年代中叶开始，社区建设开始在中国大陆部分大中城市展开，至1999年末，主管机关民政部已在北京、上海、天津、南京、青岛、沈阳、武汉等城市设立了26个"全国社区建设实验区"，目的是通过实验区的实践总结和经验概括，得出社区建设的基本思路、操作原则和程序，在全国进行示范和推广，以推动城市社区自治。各实验区经过几年的发展，逐渐形成了下列四种最具代表性的模式或经验。
（一）社区建设的代表性模式及其主要特征
一是沈阳模式。沈阳模式最鲜明的特征是组织构建。即模仿国家政权机构的设置及相互关系，创造性地在社区内设立了社区成员代表大会（下称社代会）、社区协商议事委员会（下称议事会）和社区居民委员会（下称居委会）作为社区自治的主体组织，并通过建章建制，明确了三者之间的关系（详见下文）。就推广的程度和地域而言，沈阳模式的影响最大，目前对沈阳模式的借鉴除了辽宁全省外，在全国范围内还有海口、武汉、哈尔滨、西安、合肥等地。
二是上海经验。其最大的特点，是将社区建设与1995年上海市"两级政府、三级管理、四级网络"的城市管理体制改革密切结合在一起，将社区定位于街道，形成街道社区，并强调依靠行政力量，在街居联动的过程中发展社区各项事业。上海投入大量人力物力用于改善社区环境，在社区建设各类服务设施，创造文明小区、营造社区氛围。由于上下联动，社区建设空前快速发展，涌现出了大量的文明社区、文明小区、示范街道和示范居委会。与上海做法类似的有北京西城区，但北京是在街道和居委会之间增加了功能社区，作为推进社区建设的刚性组织，且高度行政化。
三是青岛经验。青岛社区建设的重要特点是以社区服务为龙头，提升社区功能来发展社区。青岛市强调将社区服务作为民心工程来抓好。全市四个实验区都确定以社区服务为中心，统一部署，统一行动，集团作战，形成联动，在青岛掀起社区建设的热潮。同时将社区建设作为一把手工程来抓，市区街居四个层次，一把手抓一把手，一级向一级负责。与青岛以社区服务为龙头，推动社区建设做法相类似的城市还包括南京、天津等地，并各有特色。
四是江汉模式，这是指武汉市江汉区社区建设的经验，它以主动转变政府职能为核心特征。江汉区在依照沈阳模式建立社区自治组织体系后，明确提出转变政府职能，实现社区自治。其核心内容包括1）明确提出自治的社区建设目标。2）实现这一目标的路径选择：转变政府职能和培育社区自治。3）建立新型的政府行政调控机制与社区自治机制相结合的城市基层管理体制。江汉模式转变职能的主要内容是：1）理顺关系。明确居委会与街道、政府部门的关系是指导与协助、服务与监督的关系，不是行政上下级的关系。2）明确职能。政府部门负责行政管理，承担行政任务，居委会负责社区自治，不再与街道签目标责任状。3）政府部门面向社区、实现工作重心下移。4）费随事转，责权利配套。5）建立评议考核监督机制。为保证以上五条基本内容落到实处，江汉区率先在9个职能部门进行体制改革，并创造了可资借鉴的经验。
除了上述四种代表性模式外，其余实验区也各有特色，都为社区建设提供了有益的经验。
（二）通过26个实验区的试点，社区建设的一些基本经验已经形成：1）社区的定位：小于街道，大于原居委会；2）单位应参与社区建设及参与机制；3）构建完善的社区自治组织体系及选举规则；上述经验主要由沈阳模式提供。4）完善社区服务，提升功能；主要由青岛、天津、南京等地提供。5）政府应主动推动社区建设及领导机制；主要由上海、青岛、沈阳等地提供。6）必须转变政府职能，推动社区自治；主要由江汉模式提供。此外，民政部综合各地做法，还得出：7）社区建设的历史必然和意义；8）社区建设的指导思想、目标和原则；9）社区建设的战略部署；10）社区建设的主要内容（五大项目）等。
（三）在社区建设得出基本经验的同时，也要看到，仍然有很多问题需要进一步探讨，例如：组织构建的法理思考、直接选举和民主参与、行政权力侵入、居委会负担过重、《居组法》修改等。
二、组织构建与直接民主
上述诸模式是就社区建设的思路、方法和做法总体而言，而涉及到组织构建、转变职能、社区服务、社区自治等具体的问题，各模式之间又各有交叉，互有异同。例如，江汉模式的组织构建就基本是模仿沈阳模式的，各实验区关于社区建设的主要内容和项目也基本一致。
（一）目前社区建设中自治组织构建的主要做法。所谓组织构建主要是指由社区主体组织的机构设置、来源渠道、相互关系、角色功能四个要素所形成的完整的刚性组织的制度安排。目前全国26个实验区自治组织的构建可以主要概括为三种做法。
第一种以沈阳、海口、武汉等城市为代表。在这些城市的社区中，进行了社区组织体系的创新，即通过民主选举，建立社代会、社区委员会（社区居委会）、议事会作为社区自治的三个主体组织1。居委会由社代会依法差额选举产生。而社代会的代表由居民选举产生。议事会则由社代会推选产生。在三个主体组织间，社代会属于决策层，是社区最高权力机构，职能包括选举、决策、罢免、评议监督等。议事会是议事层、监督层，职能包括建议、议事、协商、评议等。社区居委会属执行层，负责自治事务的处理，职能包括执行管理、组织活动、日常事务决策等。居委会是社区法定代表组织，对社代会负责。社代会有权罢免居委会成员。而议事会则行使议事和监督权。社区居委会讨论社区重大事项时，要提交议事会进行民主讨论，并取得一致意见方可提交社代会决策。从这种模式的机构设置中可以找到国家政权机构设置的影子。例如，社代会被群众称为小人大，议事会被称为小政协，居委会主任则成了"小巷总理"，都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
沈阳、海口、武汉三地总的模式大致一样，但也有些微不同。例如，沈阳的单位代表不能选举居委会成员，而武汉则可以。沈阳提出议事会可以作为社代会的常设机构，武汉则没有这种说法。海口的做法与沈阳一样，但在居委会成员的待遇和养老保险等问题的探索上更有特色。
第二种以青岛、南京、杭州、上海等城市为代表，主体组织为居委会、居民代表会议和居民区党支部（部分城市也有民主议事会，但并非刚性组织）。居委会通过全体居民直接选举产生，而居民代表会议的产生途径则与《居组法》中规定的相同。严格地讲，这种模式并没有进行社区组织的创新，只是沿用以前的做法，但青岛、上海等地开展的社区民主政治很有特色。
第三种主要是北京市西城区的做法。这种做法可以概括为两个体系（议事决策体系和执行落实体系）、四级机构（社区建设协会、社区中心、社区分中心、社区工作站）。在街道建立社区建设协会，作为议事决策体系。下设社区中心作为其执行机构，再以若干个居委会的辖区为管辖范围，建立"地域功能社区"，作为社区自治联合体，冠以"社区委员会"的名称，成为社区分中心。"委员会"下设社区工作站即居委会，作为工作执行层，是联系服务群众的工作实体。社区中心人员并不是由居民选举产生，带有高度行政化的色彩，对于以自治为取向的社区建设来说，这种组织构建的路径选择可能在方向上有一定的偏差。
（二）前两种组织构建的模式在实际的工作中各有弊端。第一种模式的缺点主要体现在：1）机构设置机械模仿政权机构设置，小小的社区就设置了三个自治组织，加上其他群团性组织，机构过多，不符合精干高效的原则。2）议事会能否作为社代会的常设机构尚待严密的法理论证。社代会与议事会的功能有重叠之处，议事会的功能，社代会都可以行使。如果硬要增设议事会作为刚性组织，容易使社代会的功能发生萎缩，失去其作为权力机构存在的组织功能和定位，按照这种模式构建的社区，在实际运营中，社代会的作用发挥非常有限，不能不说与此有关。3）三个自治组织都是间接选举产生的，居民直接参与社区民主和社区选举的机率较小，很大一部分居民失去了行使民主的机会，得不到民主意识的薰陶，不利于提高他们的民主参与意识。
第二种模式通过居民直接选举居委会有其合理之处。但也存在缺陷：1）居民代表是间接选举产生，代表性仍然略嫌不足；2）居民代表会议没有吸收辖区单位参加，不利于调动单位参与社区建设的积极性；3）居民代表会议与居委会之间的关系及职能的运作机制尚不健全。
（三）总而言之，对于组织构建两种模式的深层次检讨实质上是基于民主的价值取向和自治的价值理念。也就是说，我们衡量组织构建应以能否达到与组织构建这一行为目的-推
动民主，实现自治为标准。民主有间接民主和直接民主之分，二者都是其表现形式，既无高下优劣之分，也无对错是非之别，而是各有适用范围。决定其适用边界取决于政治生活的规模。一般来说，以代议制为主要内容的间接民主适宜在国家层面上进行，而直接民主则更适合在一个相对狭小的范围内开展。
自治指由行为主体直接行使管理自身事务的权利。直接民主是体现自主，实现自治的必须具备的前提。社区自治是一种最基层的政治生活，因此，在社区范围内更宜提倡直接民主，包括直接选举、居民公决、适时监督等各种形式，这样更能增进社区民主政治生活，促进自治。
三、行政权力扩张与社区负担
众所周知，以前的城市居委会曾被群众形象地称为政府的"腿"，是作为行政部门在最底层履行行政事务的准行政组织存在的。在以体制创新为重点的社区建设开始以后，各地都提出来要变政府的"腿"为居民群众的"头"，也就是要还社区居委会以群众自治组织本来的面目。应该说，这一思路是非常正确的，但在实践工作中，这一转变可能还尚待时日。在调查中，我们发现，由于体制创新在时间上的渐进性和空间上的延展性，很多社区的行政负担仍然很重，大部分职能部门仍然把他们当作政府的"腿"，甚至变本加厉，社区的行政性负担比以前不但没有减轻，反而增加了。
社区的行政性负担主要表现在这些方面：1）以前的下派任务继续要居委会去承担。2）政府在社区设立办事机构和人员，直接侵占社区的办公空间和财政空间。3）政府部门加大了社区的行政性任务，只派任务，不给钱也不给人。目前我国正在进行第五次人口普查，这种全国性的行政任务应该由统计部门主管，社区居委会进行协助。但我们在社区调查时发现，各级政府指定社区居委会负责人口普查，不但占用了居委会的大部分精力，有的居委会甚至还要垫进很多经费。某市p社区每月要负担10个普查员的工资，共2000元，据他们测算，全部普查搞完，社区要花1万多元。而实际上，国家对于人口普查是有专项经费的，如某区统计局掌握的普查经费就达100万元，但这些资金迟迟难以下达到社区。此外，像最低生活保障调查、户籍调查等本应以政府职能部门为主的工作都推给了社区，直接增加了社区的负担。很多部门还要求社区居委会到居民中去帮助收计生费、治安费、卫生费等等。这些本该属于行政部门自身完成的任务不仅占用了居委会的工作时间和精力，更重要的是，破坏了居委会在群众中的形象，群众气愤地称居委会为收费会。长此以往，居委会怎么能在群众中树立威信，谈何自治，社区建设不又成了空话一句。
除了前面所说的工作负担以外，社区的经济负担还相当沉重，例如：每年的十一月份是订阅报刊时间，今年在居委会调查，很多居委会的书报费少则两千元，多则四五千元。为什么，很简单，社区由原来的居委会合并而成，去年一个居委会承担，今年就要承担原两个居委会的订报指标，此外还有递增。而且这些任务基本上都是非完成不可的政治任务。
《居组法》规定，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侵占居委会的资产，但在很多地方，街道对社区的资产收入提取管理费，少的40-50%，多则100%。上级部门用于社区的办公经费和居委会成员的生活费补贴也被层层克扣。很多社区一算账，不但不能按规定从政府部门去拿钱，每个月反而要倒贴很多钱给街道。例如，按照规定，街道每月应该拨款2800元给p社区作为干部补贴，900元作为办公经费，合计应该是3700元，但9月份实际只拨款1000元；相反，街道办事处以管理费的名义收取p社区的资产提成费1300元，（社区资产完全是居委会这几年自我积累发展起来的，与街道没有任何产权关联），居委会一算账，不仅没有得一分钱，还被街道拿去300元。由于街道使用各种手段侵占社区资产，使得社区的财力支撑体系非常薄弱，社区用于硬件建设的投入相当有限，举办文体活动的经费也是提襟见肘。对于大部分社区来说，财力紧张是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哈尔滨市政府规定，每个居委会设主任、副主任三职，每人每月260元补贴，其中180元由市、区、街三级财政负担，其余80元由居委会自筹。但一年多来，仍有三分之二居委会补贴达不到标准，同时，仍有40%居委会无办公用房，办公设施也无保障，缺乏稳定的经费来源。[1]（p28）在一些比较穷的社区，居委会成员的生活补贴都成问题，很多办公活动经费都是由成员自己私人掏钱垫支的。禁止居委会办经济后，居委会的资产进入街道托管中心，居委会的收入来源基本上固定在以下三个渠道：财政拨款、社区自筹和社会资助。但实际上，在目前阶段，社会资助非常有限，甚至没有，财政拨款也经常是"肠梗阻"，社区只能自谋生路。
在目前的社区建设中，由于长期以来存在的体制性原因，社区得到的支持与付出是不平衡的，行政组织仍然习惯于将社区作为自己的一级办事机构，对于社区的要求太多，很多要求超越了社区的自治权限，也超过了社区可承受的范围，同时，给予社区的支持太少，这些支持包括人力、物力、政策、权力等各个方面，从而存在着使社区在自治的方向裹足不前甚至使社区系统崩溃的危险。
行政权力过分侵入的危害在于：1）侵权行为过重，超过其应有的限度，就会破坏社区内行政调控机制和社区自我调控机制的平衡，使之处于失衡状态，使这一机制失去存在的价值。2）导致社区发展机能萎缩。社区自治组织存在的关键在于能够对社区的资源和价值进行权威性的分配。但如果社区自治组织长期将大量资源用于完成行政任务方面，就难以从事社区公共事务的管理，将使社区的发展停滞不前。3）社区自治组织将重新沦为新的准行政组织，失去自治的方向。社区自治组织将主要精力用于应付行政性要求，无暇顾及社区居民的公共利益，长此以往，将逐渐失去对于社区成员的向心力和凝聚力，社区公共资源主要用于行政事务，社区自身的公共事务难以开展，公共生活不能正常运作，作为社区共同体存在和发展的最重要因素的共同体感就难以在个体间频繁的行动与感情的互动中产生，社区就会只成为一个地理性概念，失去任何自治的意义。
四、政府主动性与制度供给
政府在社区建设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这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发挥体制优势，进行广泛的政治宣传与政治动员，扩大社会各界对社区建设的政治参与程度。（2）对于社区建设的实际进程进行政策导引、过程监控、经验总结和示范推广。（3）提供财政支持，特别是选举经费、社区居委会的办公经费和成员生活补贴。（4）进行制度化运作，通过各类文件、方案、办法、会议等政治行为，使社区建设的模式和价值取向获得合法性的政治程序和政治存在。
政府的主动性最集中表现在使社区自治制度化，制度化的最高层次表现为提供法律供给。显然，于1990年开始实施的《居组法》已经在很多方面落后于目前社区建设实践的发展，而且很多新的已经被农村村民自治实验所总结的价值理念尚未被反映在其中。先让我们来对《村组法》和《居组法》的部分内容作一简要的对比：
《村组法》《居组法》一、选举问题（1）明确规定全体村民直接选举村委会成员（2）明确规定村委会成员后选人提名问题及程序（3）规定了选举中的几条关键性的原则如双过半，差额选举，公开计票，无记名投票，当场公布，秘密投票，正当选举等。（1）规定居委会成员既可由全体居民选举，也可由居民代表或户代表选举。（2）除双过半原则外，没有规定候选人提我及程序问题（3）没有规定选举中的具体原则二、组织问题（1）规定了村民会议的直接组成的全体性问题（2）规定了村民会议与村委会的关系（3）村民会议的决策范围（1）居民会议组成（非全体性，可以由居民小组选举代表）（2）居民会议召开问题（3）居民会议与居委会关系（4）未规定居民会议决策范围三、管理问题村务公开及内容没有规定居务公开四、经费问题（1）没有规定办公经费问题（2）规定了村委会成员可以享受补贴（1）规定了经费及办公用房问题（2）规定了村委会成员可以享受补贴五，与政府关系（1）指导、支持、帮助、不干涉自治（2）协助、反映意见、提出建议（1）指导、支持、帮助（2）协助、反映意见、提出建议六、与党组织关系支持、保障无七、法律实施主体地方各级人大、县以上人大常委会无
随着社区建设实践的发展，《居组法》也需要进一步完善，综合各地社区建设中的经验，我们认为，新的居组法在坚持上述既有原则和条文的前提下，应在以下方面引起重视：
1、规定社区的范围和边界，确定其划分原则。应该说，沈阳模式将社区定位于小于街道而大于原居委会是科学合理的，既有效整合了资源，实现了规模效应，又与最基层的行政组织进行了对接，有利于执政党和政府领导下的社区自治在实际工作中的顺利开展。
2、明确社区自治组织的个数及相互关系。如前文所述，对于社区自治组织的设置应该本着精干有效和发扬基层直接民主的精神，合理确定。这方面可以参照《村组法》，规定设置居委会、居民会议（居民代表会议），其他自治组织应不予承认。同时对居委会与居民会议及其他组织之间的关系进行界定。
3、明确社区自治组织特别是居委会产生的原则、程序等细节问题。目前各地居委会既有间接选举产生，也有直选产生。但从有利于社区自治和直接民主的原则出发，应该与村委会的产生一样，规定"两个直接"：即由社区全体有选举权的成员直接提名、直接选举产生，并规定若干程序细则。同时，结合城市高度分工的特点，在居委会成员来源上可规定得原则一点，允许先选后聘。
4、明确居委会的财政支持问题。《居组法》对于居委会的经费来源应该明确规定由市、区、街三级财政分级承担及比例。
5、细化社区居委会法律地位和自治权利。可通过列举方式细化社区拥有的自治权利，从而保证社区自治的实现。
6、明确居委会与辖区单位的关系。规定辖区单位必须派成员代表参加社区公共活动，并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支持社区各项工作，与社区共驻共建。
7、明确政府部门与居委会关系及实施细则。明确划分政府职能部门与居委会各自的行为边界和权利范围，通过列举的方式细化行政组织在社区的权利和需要社区协助的工作任务。
8、增加社区成员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权利的内容、范围。
社区治理的经验篇4
为更好地完成协助工作职责，笔者有机会学习了司法部社区矫正管理局汇编的《新时代社区矫正工作发展与思考》丛书。其中浙江省《坚持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不断提升社区矫正教育管理水平》的交流经验，对我触动很大，心念如果把“枫桥经验”借鉴适用于监狱监管改造工作，或将有利于推进监狱监管工作的持续健康发展。
一、“枫桥经验”的由来和发展
20世纪60年代初，浙江省诸暨市枫桥镇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创造“发动和依靠群众，坚持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实现捕人少，治安好”的“枫桥经验”。
1963年11月，毛泽东同志亲笔批示“要各地仿效,经过试点,推广去做”。随后，中央又两次对“枫桥经验”作了批转。由此，“枫桥经验”成为全国政法战线的一面旗帜。
2013年10月，同志就坚持和发展“枫桥经验”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充分认识“枫桥经验”的重大意义，发扬优良作风，适应时代要求，创新群众工作方法，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解决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矛盾和问题，把“枫桥经验”坚持好、发展好，把党的群众路线坚持好、贯彻好。
二、“枫桥经验”对监管改造工作的建设性作用
“枫桥经验”是经过历史和实践检验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方面成功的典型性先进经验。浙江省将其与社区矫正工作相结合，在预防和治理违法犯罪，化解不安定因素，维护社会治安持续稳定发展方面取得了胜利性战果。监狱吸收借鉴“枫桥经验”，将其融会贯通到监狱监管改造的实际工作中，有助于预防和治理罪犯再犯罪；
有利于消除监管改造中的不安定因素；
有利于推动监狱工作社会化进程；
有利于维护监狱持续健康稳定发展。
三、“枫桥经验”在监管工作中的适用
“枫桥经验”，是综合运用政治的、经济的、行政的、法律的、文化的、教育的等多种手段，通过加强打击、防范、教育、管理、建设、改造等方面的工作，实现社区矫正工作持续稳定的一项系统工程。从宏观体系来看，监狱和社区矫正的对象本质相同，都是对违法犯罪接受刑罚处罚“罪犯”的改造。但是监狱执行的是监禁性刑罚，管理模式和刑罚手段又有别于社区矫正，所以只能借鉴吸收“枫桥经验”，而不能一味地照搬全用。
（一）、立足基层组织，整合力量资源，就地化解矛盾，筑牢基层基础安全防线。
“基础不牢，地动山摇”。监狱作为国家刑罚执行机关，每个基层民警都是维护司法公平正义的“终极卫士”。
1、加强基层组织建设，发挥战斗堡垒作用。
“每一个支部就是一个堡垒，每一位党员就是一面旗帜。”监区作为监狱基层组织单位，民警作为作战单元，如何发挥基层战斗堡垒作用？首先就要把好用人关，选好基层组织的“带头人”，使其能够发挥以身作则，以上率下的“领头雁”作用。其次，要结合监狱工作实际，结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使得每个民警都要明确“我们规范执法，尽职履责”就是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同时，要将警示教育工作常态化。通过身边人、身边事教育民警，监狱改造工作容不得半点退缩，否则就是对人民名义和国家法治权威的践踏。只有大家齐心协力，才能助推监管改造的航船，平安前行。
2、加强优势力量资源整合，提高队伍管理水平。
“三不为”现象是困扰监狱基层基础工作发展的瓶颈，解决民警“不愿为、不敢为、不会为”的问题迫在眉睫。当前“干多干少一个样”、“干与不干一个样”、“干多了毛病多”、“啥也不干，啥也不犯”、“迷迷瞪瞪看着大家干”的现象，如同“瘟疫”一样在基层队伍中蔓延。究其原因，主要是民警理想信念的缺失和自身能力不足的表现。为此，首先要加强基层优势力量资源整合，让敢担当、能负责、勇作为的优秀民警深入一线，发挥领导带动作用。其次加强民警的理想信念教育，让民警时刻牢记我们是共和国的忠贞卫士，我们是正义的捍卫者，“死也要死在正义的路上”。同时还要贯彻落实“容错纠错机制”，不能让基层民警“流血又流泪”。民警队伍综合素质的提升是监狱监管工作稳定的基石，监管改造工作需要各部门、各领域勠力同心，协同推进，“一枝独秀不是春”。
（二）、建立“安全联防、矛盾联调、问题联治、事件联处、平安联创”的协作机制。
欣喜的看到“社区矫正工作”以司法局为主导，在公、检、法、社区街道、社会团体组织、志愿者的共同协作下，把非监禁性刑罚执行工作开展的有声有色。监狱在联共方面更多的是与驻狱武警部队在安全防范工作方面的配合，在矛盾化解、平安创建等方面还是单打独斗，显得形单影只。借鉴吸收社区矫正“枫桥经验”，扩大监狱与地方公、检、法、司的协作范围，建立“安全联防、矛盾联调、问题联治、事件联处、平安联创”的协作机制，调动社会力量参与和协助监狱监管改造工作，发挥法治的综合治理优势，有助于推动监狱监管改造工作再上新台阶。
（三）、大力开展“修心教育”，形成政治改造为统领，统筹推进监管改造、教育改造、文化改造、劳动改造的监狱监管改造工作新格局。
社区治理的经验篇5
人民群众永远是公安工作的源头活水。“枫桥经验”源于公安、来自基层。1963年，当时全国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试点。浙江省诸暨市枫桥镇干部群众创造了“发动和依靠群众，坚持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实现“捕人少，治安好”的"枫桥经验"，由此诞生。为此，1963年毛泽东同志就曾亲笔批示“要各地仿效，经过试点，推广去做”。“枫桥经验”由此成为全国一个脍炙人口的典型。之后，“枫桥经验”得到不断发展，形成了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矛盾不上交、平安不出事、服务不缺位”的新时代“枫桥经验”，成为新时期公安工作与群众路线相结合的典范。“枫桥经验”成为政法战线上的一张“金名片”。
2013年10月9日，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紧紧扭住做好群众工作这条主线，把“枫桥经验”坚持好、发展好，把党的群众路线坚持好、贯彻好。
公安派出所是公安工作的最基层单位，集打击、防控、管理、服务为一体，是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的重要力量，是保一方平安的综合性战斗实体。只有每个派出所辖区平安，才能积小安为大安，变平安为长安。
2019年3月，公安部印发《关于全国公安机关坚持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的意见》，进一步部署推动新时代“枫桥经验”在全国公安机关开花结果、落地生根。此次公安部印发的《意见》，针对公安机关如何坚持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坚持党建统领、强化基层所队战斗堡垒作用，坚持群众路线、创新新时代群众工作，坚持源头治理、切实做到“矛盾不上交”，坚持以防为主、切实做到“平安不出事”，深化改革创新、切实做到“服务不缺位”，大力加强以派出所为重点的基层基础建设以及全面加强对坚持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的统筹推动等7个方面提出了若干措施。
《意见》明确了要坚持人民主体地位，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创造性地贯彻落实好党的群众路线，坚持自治、法治、德治有机融合，统筹社会资源参与社会治理体系建设，积极构建多元化化解矛盾、全时空守护平安、零距离服务群众工作机制，加快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基层社会治理格局，提高治理的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要积极适应新时代群众工作的新特点、新变化，更加注重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和新媒体，建立健全方便群众、畅通民意、沟通互动的网上群众工作平台。要围绕110接处警、日常执法执勤、信访办理、窗口服务等群众工作主题，将群众工作能力培养纳入民警教育培训规划，不断提高民警群众工作能力和水平。
《意见》强调了为了群众、依靠群众是新时代“枫桥经验”的生命力所在，要把加强新时代群众工作作为各警种、各部门的重要任务，与民警日常工作结合起来，与接待每一次来访、调解每一起纠纷、侦办每一起案件等结合起来，不断创新警务实践，着力打造警民良性互动的平安共同体。
要深入开展多种形式的群防群治活动，组织社区网格员、治安志愿者、楼栋长等人员开展警治联勤、联户联防、联村联防、邻里守望等多种形式的“平安守护”行动，构筑全覆盖、无缝隙巡逻防控网络。要坚持源头治理，切实做到“矛盾不上交”。常态开展矛盾纠纷排查化解，积极构建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大力推动矛盾纠纷源头治理。要坚持以防为主，切实做到“平安不出事”，扎实推进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积极开展系列平安活动。要深化改革创新，切实做到“服务不缺位”，真正让数据多跑腿、让群众少跑路、让基层多减负。要大力加强以派出所为重点的基层基础建设，科学优化勤务运行，夯实社区警务，创新服务群众机制，夯实警务保障，以满足服务群众和实战需要。
《意见》要求各地公安机关要全面加强对坚持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的统筹推动，在坚持中创新，在创新中发展，始终保持“枫桥经验”与时代同步、与未来同行，当好坚持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的主力军、排头兵。要强化组织领导、强化示范引领，着力打造一批立得起、叫得响、过得硬的“枫桥式公安派出所”，让“枫桥经验”全面开花结果，再焕强大生机活力。要强化宣传发动，引导社会各界和人民群众广泛参与治安防范工作，不断提升社会治安治理水平，全力做好新形势下维护社会稳定、保一方平安的各项工作。
目前，我局创建“枫桥式派出所”在矛盾纠纷化解、便民服务、治安防控、社区警务建设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与江浙先进派出所还存在一定的差距。
一是个别派出所基础设施不达标。分局现有14个派出所虽然能保证日常办公办案需要，但是没有
二是没有真正实现“矛盾不上交”。我局辖区的涉军维稳及重点人失控及越级上访情况仍有发生。基层依靠群众就地化解矛盾的做法还没有做到位，创新矛盾调处工作的手段方式方法不突出。像利用建立“党员群”“村两委群”“村民群”“村民代表群”“护村队群”以及“志愿者调解群”等微信群，贴近群众，快速了解群众需要；等等。
三是“创建”与“党建”没有有机融合起来。虽然各派出所都在相应好找争创“枫桥式”派出所，但与先进地区“枫桥式”特色亮点派出所打造还存在着不小差距。“党建激励、人文育警、暖心服务”文化墙等党建专栏没有建成，“枫桥经验”没有落地生根。
社区治理的经验篇6
[关键词]广东政治发展30年历史定位发展趋势
〔中图分类号〕D60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7326（2008）11-0005-05
从1978年到2008年，广东政治发展走过了30年的历程。回顾过去，其历史定位何在？展望未来，其演变的趋势是什么？它与当代中国政治发展有何关系？笔者尝试从评价其成就、分析其特征和总结其经验入手来回答这些问题。
一、广东政治发展30年的历史成就
评价广东政治发展30年的历史成就首先需要确立评价标准。邓小平的有关论述为确立评价标准提供了重要的指南，他指出：“我们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要在经济上赶上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在政治上创造比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更高更切实的民主，并且造就比这些国家更多更优秀的人才。……党和国家的各种制度究竟好不好，完善不完善，必须用是否有利于实现这三条来检验。”[1]（p322-323）“我们评价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政治结构和政策是否正确，关键看三条：第一是看国家的政局是否稳定；第二是看能否增进人民的团结，改善人民的生活；第三是看生产力能否得到持续发展。”[2]（p213）综合这些论述，结合学界的观点，同时采取学术的用语，笔者把评价标准确定为有效性（主要指政治系统在推动经济增长、社会进步等方面所发挥的功能、效用，如生产力的发展、人民生活的改善等）、合理性（主要指政治系统自身理性化的程度，涉及政治系统内部的机构设置、规则制定、运作机制、权力边界等）和合法性（主要指民众对政权统治的自愿服从、认同和支持等）。基于这三个评价标准，笔者认为，30年来广东政治发展取得了历史性的伟大成就。
从有效性看，在30年的广东政治发展中，一方面，政治权威的重构、法制框架的搭建为广东的经济增长、社会进步提供了稳定的政治秩序和坚实的政治基础；另一方面，改革的举措、宽松的政策和制度的创新极大地激发了广东经济增长的动力和社会进步的活力，广东政治发展富有成效地促进了广东经济的高速发展和社会的巨大进步。换言之，在中国30年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广东从贫穷落后的省份发展成为经济大省、创造出举世瞩目的经济成就极大地得益于广东30年的政治建设和政治发展；可以说，没有广东30年的政治发展，也就没有广东30年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从合理性看，在30年的广东政治发展中，随着政权组织架构的搭建与运作机制的完善、政治经济社会一体结构的持续分化（如政企分开等）、政府机构的多次改革、政府角色的渐进转变，一个分工有序、有法可依、权力范围趋于有限、权力运转日渐有效、具有理性化特征的公共权力系统基本形成，这一权力系统不仅为广东经济增长、社会进步提供了基本的政治前提，而且为广东政治向更完善的民主转型准备了重要的政治条件――一个有效的政权系统及其官僚组织（statebureaucracy）。因为“现代民主需要施行有效的命令、管制和提取资源。为了做到这一点，必须有一个有效运作的国家和国家官僚体系”。[3]（p10）如果缺乏这样的政权机构和官僚系统，即使民主的制度得以建立，它也不可能正常运转。
从合法性看，在30年的广东政治发展中，一方面，随着广东立法程序日渐公开化、民主化和科学化以及立法质量的不断提高、执法部门不断强化依法行政和司法体制的逐渐改革，广东政治运行中的法治特征开始凸现；另一方面，随着执政党倡导思想解放、力主改革开放、改善执政方式、提高执政能力以及推行党内民主、广东人大制度的逐渐健全和强势运作、广东政协日趋活跃、基层群众多元自治、公民有序参与政治、媒体舆论空间相对开放等，广东已经成为选举民主、预算民主、协商民主、参与民主、自治民主和党内民主的实验地，公共权力运作中的民主元素渐渐增加。正是随着法治与民主的逐步推进，公民的各种宪法性权利获得了更多的制度保障，由此，广东民众对执政党和政权系统的认同度与支持度进一步得到提高，这在很大程度增强了执政党和政权系统统治的政治合法性。
二、广东政治发展30年的基本特征
30年来，广东政治发展不仅取得了历史性的伟大成就，而且在中国政治发展、政治转型的探索上具有先行、实验、示范的特征。具体说，这一特征可以演绎为以下几点。
先行性。30年来，相对于全国的其他省市，广东不仅在经济建设、经济改革上先行一步，而且在政治建设、政治改革上也先行一步：从思想解放到法规出台，从体制改革到制度创新，广东通常都走在全国的前列。以立法为例，无论新法规的出台，还是立法形式的改进，广东省人大的作为在全国确实称得上先行一步。再以行政体制来说，无论实行公务员制度、政府采购制度，还是建立政府信息公开制度、行政问责制度，广东（尤其是深圳）始终都以先行者的姿态出现在全国。
实验性。在30年来的政治发展中，无论在制度创新上，还是实践操作上，广东都进行了大胆的实验、探索，成为当代中国政治文明建设的“实验地”或“试验田”。对此笔者以深圳“行政三分制”改革的故事为例来加以说明。所谓“行政三分制”是指政府决策、执行、监督相对分离、相互制约、相互协调的制度安排。2003年，深圳计划全面实行“行政三分制”的改革方案。但就在大家期待“行政三分制”浮出水面之时，“行政三分制”的字眼却悄然从政府的文件和会议中消失。时隔三年之后，在正式公布的《深圳市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试点方案》中，也已见不到“行政三分制”的用语。“行政三分制”虽以“流产”告终，但它说明，广东在推进政治发展过程中，确实在大胆实验、探索。尽管某些实验、探索最初的设计方案可能存在漏洞，或者在推行中没有取得理想的成果，甚至实验还在计划、准备过程中就已“流产”或夭折，但所有这些恰好印证了一点：广东在实验、在探索。
示范性。30年来，广东通过其先行一步的实验探索，示范如何走向以法治民主为主要标志的政治文明。如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是近期中国政治文明建设的大课题，面对这一新课题，广东在摸索之中着力推行的“四个转变”，在某种意义上则是在为全国示范如何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通过完善以基础教育、劳动就业、社会保障、环境保护等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为基本内容的公共服务体系，以实现从经济目标优先向社会目标优先的转变；通过将财力主要用于满足社会公共需要和社会保障，以实现从投资型财政体制向公共型财政体制的转变；通过创新公共服务流程，以实现从封闭型行政体制向公开透明型行政体制的转变；通过建立和完善严格的行政问责制，以实现从管制型政府向责任型政府的转变。
三、广东政治发展30年的主要经验
正是在此先行一步的实验、示范中，广东30年的政治发展不仅展现了广东特色，成就了由多种要素组成的“广东现象”（如思想解放的精神氛围、强势作为的人大代表、积极有序参与的公民、活跃的民间公民组织、竞争的大众传媒、开放的舆论环境等），而且积累了非常值得注意的广东经验。当然，广东经验的具体内容是什么，学界目前尚未取得一致的看法，系统的归纳、概括也很少。在笔者看来，政治发展上的广东经验涉及微观和宏观两大层面。在微观层面，广东经验涉及政治发展的方方面面，如“人大代表工作站”的运行机制，人大代表部门预算询问会，“教育、监督、惩治”三位一体的腐败惩防体系，村民自治中的选举观察员制度等等，这些经验可能是点滴的、琐碎的，但其内容丰富而具体，需要细致地清理和总结。从宏观上看，广东经验关系到中国政治发展中的关键问题，除了党委统揽全局、发挥领导作用这一重要经验外，笔者把其他内容概括为六条：一是平衡国家性与地方性：在中央―地方关系上，广东一方面坚决维护国家统一、维护中央权威，同时努力向中央争取相对的地方自，以发挥中央和地方的两个积极性；二是寓政治改革于经济改革之中：在政治改革与经济改革的关系上，广东以经济发展为中心，在全力推进经济改革的过程中，不脱离经济改革孤立地进行政治改革，而是把政治改革与经济改革交织于一体，在经济改革中推进政治改革，通过经济改革中的政治改革，为经济增长提供活力以促进经济的快速增长；三是政府角色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社会发展的要求及时转型：在政府角色与市场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上，广东持续不断地进行政府机构改革、转变政府职能、调整政府角色，以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社会进步的要求；四是把民主政治纳入法治的轨道：在民主政治和法治建设的关系上，广东以法律法规规范民主政治的发展，确保各种形式的民主实验在法治的轨道上进行，通过法治建设为民主发展提供制度保障和程序约束；五是在多元平台上实验混合民主：在民主发展的模式选择上，广东不以选举民主作为民主的唯一模式，而是实验集选举民主、预算民主、协商民主、参与民主等于一体的混合民主，同时不把民主实验的平台单一化，而是让民主的实验在人大和政协、行政和司法、乡村和社区、党内和党外等多种平台上广泛展开，其中尤其把乡村村民自治作为在乡村实现村民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的重要形式；六是构造宽松的政治文化环境：在政治文化的建构上，广东的党政政权系统推动思想不断解放，允许媒体相对自主，适度开放舆论空间。
需要强调的是，30年来广东政治发展中所积累的广东经验虽然有微观和宏观之分，但却程度不同地具有全国性的普遍意义。其普遍性的意义指向以下三个层面。
其一，制度层面。在广东政治发展30年的进程中，面对实践中层出不穷的新问题，广东不满足于微观上的个案处理，而是着眼于宏观上的制度建设，以制度创新来回应来自实践中的挑战。30年来，广东在政治建设中进行了一系列的制度创新：人大代表直通车制度、政府信息公开制度、行政问责制度、村民自治中的选举观察员制度、立法听证制度等等。这些制度创新的意义并不局限于广东，而是具有辐射、影响全国的意义。如广东人大于1999年在立法过程中率先采用的立法听证会就为全国人大所肯定，被纳入了2000年3月15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这表明，广东的某些制度创新确实富有全国性的意义。
其二，操作层面。30年来，广东在政治发展的实验、探索中所积累的经验不仅在制度建设上有创新之意义，而且在实践操作上有可供借鉴之功效。在30年的政治发展过程中，广东摸索了多种多样的操作模式和运作机制，如“人大代表工作站模式”、财政预算实时在线监督机制、社区治理中的“盐田模式”、舆论监督中的“南方报业”模式等。虽然这些实践中的具体操作模式和运作机制并非每一项都可在全国普遍推广，但其中不少操作模式和运作机制对全国其他地区具有可借鉴、可参考的意义。深圳创立的有关社区治理的“盐田模式”为此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例子。“盐田模式”涉及社区治理体制的变革，其具体内容是根据“议行分设”的理念，把原来长期由居委会承担基层的行政、自治和服务三种功能进行分化，把政府行政职能和公共服务功能从居委会中剥离出来，通过创建与居委会平行的政府组织――社区工作站来执行政府的行政事务，通过居委会的下属机构、非政府组织――社区服务站来承担社区的公共服务，同时把居民直接选举产生的社区居民委员会变成议事机构，履行社区自治功能。[4]（p2-3）在一定程度上，“盐田模式”理顺了政府与社区、管理与自治的关系，实现了政府与社区的交叉互动、资源共享，解决了其他社区治理模式如上海模式、沈阳模式、武汉模式等不能解决的问题。因此，近年来，全国各地已有数十批次的党政考察团去深圳盐田调研社区治理体制创新，他们回到工作地后已不同程度地借鉴和推广了“盐田模式”的理念和方式。[3]（p247）尽管“盐田模式”也只是一种过渡性的模式，不具有终极性的意义，而且它的经验也很不成熟，然而，它所蕴涵的一些基本原则确实“对于国家具有重要的结构性的全面的政治意义”。[3]（p246）这是其在实践操作上具有借鉴、参照价值的根源所在。
其三，理论层面。30年来，广东在政治发展的实验、探索中所积累的经验也涉及到当代中国政治转型中一系列重大的理论问题，从而富有理论的价值和意义。如在当代中国的政治转型中，国家制度建构与引入竞争性选举民主的先后次序如何选择？①这不仅是重大的实践问题，而且是重大的理论问题。在国内学术界，尽管少数有识之士提出了“国家基本制度建设应优先于大规模的民主化”的重要命题，但学界一直并未就此形成共识。然而，广东以其30年政治建设的实践对此重大问题给予了经验性的回答：在引入竞争性的选举民主之前，执政者要优先进行国家制度建设，即首先强化政权机构建设（如搭建政权的组织架构、完善其运作规则、组织其专业化的公务员队伍、转变政府的角色）、建立法制框架、实行依法治理、惩治腐败、推行问责制等等。换言之，广东的经验是国家制度建构优先于竞争性选举民主的引入。这一经验的理论价值在于，它与国际政治学界近年来的一项研究成果相呼应。国际政治学术界晚近的研究表明，在现代国家制度的建构和引入竞争性选举民主之间，不同的发展次序选择会有极不相同的后果：一种选择是先建构现代国家制度、后引入竞争性的选举民主，即先建立法治、公民社会和问责制等，在此基础上，再逐步推进和扩大选举的范围，由此，民主制度逐渐得以形成和巩固。以英国、瑞典为代表的第一波民主化的国家大都属于这一类型。第二种选择相对于第一种被称为“反向的民主化”，即在现代国家制度尚未完全确立之前，就引入竞争性的选举民主，其结果是形成一种“断背民主”，社会将为这种不完善的民主支付巨大的代价，如政党的恶性竞争、严重的选举动荡等等。第三波民主化的国家不少属于这种情形。[5]国际政治学术界的这一研究成果实际上是在告诫我们，在引入竞争性的选举民主之前，必须优先建构现代国家制度，否则，“断背民主”的代价是巨大的。对此国内也早有学者指出：“国家基本制度建设应优先于大规模的民主化，要先行一步，因为它是经济可持续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必要条件，也是建立法治和民主制度的必要条件；否则民主化就可能演化为泛民主化和无政府主义。”[6]（p380）就此而言，来自广东的实践可以被视为是对这些研究成果的经验支持。
四、广东政治发展与中国政治的未来
上述分析表明，30年来的广东政治发展集历史性的伟大成就、地方性的探索实验和全国性的普遍意义于一体。其“三位一体”的价值确立了广东政治发展30年的历史定位，这就是为当代中国的政治转型探路、实验、示范。如果说在经过30年的历史实践之后，这种探索、实验、示范的历史任务尚未完成，那么，广东政治发展下一步探索的方向和着力点是什么？这与中国政治发展的未来有何关系？2008年上半年深圳推出的一个近期改革方案为讨论这一问题提供了很好的素材。
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关于深圳要建设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示范市、要在加强民主法制建设方面争取为全国树立样板的指示，深圳市体制改革办公室于2008年5月颁布了《深圳市近期改革纲要（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纲要》），并进行了为期四天的公众咨询；中共深圳市委全会于2008年6月一致通过了《深圳市委深圳市人民政府关于坚持改革开放推动科学发展努力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示范市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按照上述《纲要》和《意见》所设计的改革方案，深圳将用三年左右的时间，在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廉洁高效的服务型政府建设、健全完善的市场体系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以人为本的和谐社会建设等方面，力争走在全国前列，努力探索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示范市的制度模式。因此，这两份文件不仅拉开了深圳新一轮改革的序幕，而且在一定意义上预示了广东乃至中国政治发展的基本趋势和总体走向。
目前，深圳的改革方案仍停留于文本状态或处于探讨之中，尚未进入实践操作的阶段。不过，这一改革方案触及到了中国政治文明发展、建设的诸多关键点位――从党内改革到人大政协改革、从依法行政到司法公正、从公共服务到社会自治、从舆论监督到廉正建设，展示了深圳为中国政治文明示范的三大基本方向――走向良法之治、推进混合民主、扩展社会自治。换言之，深圳将要进一步示范的就是法治、民主、自治。由此，一个需要讨论的问题是，率先进一步示范法治、民主，自治的城市为什么是广东的深圳而不是其他地方？其答案首先来自深圳本身：深圳扮演示范者有相当充分的理由。一方面，通过近30年的改革开放，深圳作为经济特区，已先于全国建立了相对成熟的市场经济体系，经济发展的水平一直位于全国的前列，整个深圳的社会环境相对比较开放，市民的公民权利意识相对更加强烈，加上拥有毗邻港澳的地理位置，所有这些都为深圳承担示范者的角色提供了独特的优势和条件。另一方面，在近30年的政治文明建设的实践探索中，无论推行法治、实验民主，还是尝试社区自治，深圳都进行了持久的探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以实验选举民主为例，从20世纪80年代初深圳蛇口管委会试行差额直选、20世纪90年代末深圳大鹏镇进行“三轮两票制选举镇长”到2003年深圳区级人大代表的竞选，深圳推进选举民主的实验虽然时断时续、具有点滴试验的性质，但这种实验却具有先后呼应、一脉相承的逻辑连贯性和历史延续性，因而，在先前实验的基础上，把选举民主继续往前推进不过是一件顺理成章之事。这也表明，示范法治民主自治，深圳具有当仁不让的历史使命。
深圳之所以扮演法治民主自治的示范者，其答案当然也来自广东。这不仅因为深圳在行政区划上是广东的一部分，更根本的原因在于，正如历史所揭示的那样，30年来，广东一直是中国政治文明建设的实验地和“示范田”，深圳不过是这块实验地和“示范田”中优先种植“新品种”的一块小实验地、一个小示范区而已。从这一角度看，广东为深圳的先行实验提供了深厚的土壤、宽松的环境和广阔的空间，而深圳的先行实验则提升了广东作为中国政治文明建设实验地、“示范田”的价值和地位。正是由于深圳与广东的内在关联，深圳的示范在广东不是孤立的：它不仅是广东示范的一部分，而且它与广东其他城市的试点、示范形成了相互支撑、彼此互动的格局。因此，如果把深圳视为一个法治民主自治的示范点，那么，首先在广东范围内，深圳这一示范点就可以与其他的实验“点”――广州、珠海、佛山等连接成为一条线，这样，“点”与“点”的连接、“线”与“线”的交织，不仅会把广东的示范连成一片，而且会将其示范的影响放大，使之越过岭南，辐射全国，以致最终形成一个更为广阔的局面――共和国法治民主自治的局面。在此意义上，我们有理由说，广东的政治发展预示了中国政治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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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治理的经验篇7
关键词：经济开发区；社区治理；发展方向；天津市滨海新区；嵌入型多案例
中图分类号：F061.5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1-862X（2014）01-0140-007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以及现代化、城市化的不断推进，我国各地出现了各种类型的经济技术开发区、高新技术开发区、出口加工区、保税区、保税港区、物流园区和边境合作区等一批经济开发区，在一定程度上适应了我国经济发展的需要，推动了区域经济的发展。但是，经济迅速发展的同时，开发区各种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日益凸显，例如征地拆迁的问题、流动人口问题、劳资矛盾问题、农民市民化等问题，这些社会问题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开发区转型升级的发展瓶颈。因此，不断总结经济开发区发展中的成功经验，探究经济开发区社会管理的基本规律，不仅是经济开发区解决社会问题、完善社会管理的现实要求，更是突破传统发展瓶颈，适应现代化发展需要，推动社会建设的时代课题。社区是社会管理的落脚点，社区治理的优化与创新关系到社会管理的发展和社会公共服务的实现。因此，本文以天津市滨海新区的社区治理为例，采用多案例比较的方法，评估经济开发区社区治理实践成效，总结社区治理发展战略和成功经验。
二、案例的分析框架
（一）嵌入性多案例比较研究
本文采用案例研究方法分析，为了提升结论的说服力和经验的可信性，我们采用多案例比较的方法。“事实上，科学发现极少是基于一个实验的，它们通常都是根据在不同条件下进行的一系列实验而得来的。”[1]鉴于此，本文在调研的基础上，选取多个样本，设计多案例研究，使其能够相互检验。
为了避免多案例研究由“归纳”分析变为“列举”分析，本文采用两种方法：首先，案例选择时采取逐项复制原则，即所选案例都能产生相同的结果：实践成效显著和社会影响度高。衡量标准是上级政府的肯定和新闻舆论的关注度。为了让案例研究的结果具有更高程度的确定性，我们需要进行五个逐项复制，选取“泰达模式”、“新港经验”、“寨上做法”、“胜利特色”、“中新生态城模式”五个典型案例。所选案例资料来自四种途径：一是调研中搜集的政府部门的相关政策法规、制度细则等，如《滨海民政（2011年资料汇编）》、《滨海新区社区居委会业务工作使用文件汇编》；二是相关政府或部门的报告文件、宣传材料以及政府网站相关的工作报道，比如“构筑社区治理共同体创建现代宜居新社区”、“新滨海新塘沽”；三是国内平面媒体和网络媒体的相关报道和评论，如《“十大员”带来和谐风——天津滨海新区胜利街探索基层管理模式》（《经济日报》2012年4月17日第14版）；四是相关政府部门领导、工作人员和社区组织负责人的访谈资料。这构成了本文的研究路径。（如图1所示）
其次，案例分析时采用嵌入性案例设计，我们将“社区治理”这一分析单位，分解为治理结构、治理工具、治理方法、发展战略等四个次级分析单位，依次分别比较。
（二）分析框架
“社区”是德国社会学家F·滕尼斯于1881年首次用于社会学[2]，中文社区由费孝通于20世纪30年代在《二十年来之中国社区研究》一文中从英文“Community”翻译而来，现在的社区已经成为学术界和政策界的通用概念，它一般涵盖三个层面：行动体系、互动场域和关系网络。“治理”一词最早于1989年世界银行用于政治发展研究，描述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状况；1995年，全球治理委员会发表题为《我们的全球伙伴关系》研究报告，其中将治理界定为：治理是各种公共的或私人的个人和机构管理其共同事物的诸多方式的总和。俞可平提出了善治（良好的治理）的六个要素：合法性、透明性、责任性、法治、回应、有效。[3]由此可见，治理和善治强调了治理的主体、治理的方式、治理的规则和治理的能力。这说明“社区治理”是一个复合概念，它强调在一定的场域内由发生各种社会关系、具有心理认同感的公共的或私人的个人和机构组成的行动体系来管理共同事务、提供公共服务。根据上面的界定，我们可以将“社区治理”解构为四个维度：社区治理结构、社区治理工具、社区治理方法和社区发展战略，这四部分及其逻辑联系构成本文案例分析的框架体系。
社区治理结构，是社区治理主体及其行为模式和互动关系，其基本构成要素包括社区党组织、社区组织、社区社会组织、基层政府、公民等，这些治理主体之间围绕社区公共事务和社区公共服务展开互动、缔结各种关系网络构成了社区治理结构。
社区治理工具，是社区治理主体为了解决社区事务问题、实现社区发展目标而采用的具体手段和方式。社区治理工具的选择影响社区治理的绩效和社区治理的目标。
社区治理方法，是社区治理主体借助治理工具为提供社区公共服务、满足居民需要而选择的路径以及展开的程序和步骤。
社区发展战略是由社区治理结构、社区治理工具和社区治理方法共同构成，它是社区将目标转化为现实的路径，具体来讲就是社区治理主体在一定的治理情境中借助一定的治理工具、运用一定的治理方法满足社区居民需要、提供社区公共服务的方案和对策。
这四个方面是社区治理的基本构成要素，涵盖了社区治理的环境、主体、行为、过程和策略，从静态和动态两个层面对社区治理进行立体式剖析，这也构成了案例分析的框架体系。（如图2所示）
三、案例的比较分析
下面我们将从社区治理结构、社区治理工具和社区治理方法三个层面对五个案例进行比较分析，据此研究天津市滨海新区社区治理的发展战略，探索经济开发区社区治理的发展方向。
（一）社区治理结构的比较
这五个案例中的社区治理结构虽然各具特色，但是又存在着一个共同点，即积极构建社会管理的协同治理体制。
“泰达模式”中的社区治理结构是社区治理“共同体”。党组织是“共同体”的核心和基石，总揽全局协调社会关系；政府是“共同体”的主导者，制定政策法规，合理配置各类资源；居民是“共同体”的核心，是社区各项公共事务的发起者、参与者和监督者，居民参与是治理动力，居民满意度是衡量治理的标准；社区组织是“共同体”的纽带，提升社区居民的归属感，增强社区凝聚力，强化社区自治功能；社会组织是“共同体”的细胞，承接政府和社区组织委托事务、培育社区民间组织。[4]
“新港经验”的社区治理结构是“3721”城市社区组织体系。“3”是指三个基本实体工作机构，即一个社区党委、一个社区居委会、一个社区工作站（“一委一居一站”）。“7”指7个专业工作委员会（“七专委”），即社区共建和协调委员会、社区治保和人民调解委员会、社区公共事业发展委员会、社区福利委员会、社区民情委员会、社区公共环境管理委员会、青年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2”指两会，即居民会议（居民代表）和社区民情会议。“1”是指“一个交叉任职的制度机制”（“一机制”），即建立社区党组班子、社区居委会、业主委员会交叉任职，居民小组、楼院门栋长、社区志愿者等民主选举产生。[5]
“寨上做法”的社区治理结构以“共建参与多元化”、“居站分设”为基本架构。所谓“共建参与多元化”指党建工作合力共抓，社区事务协力共管，社区环境通力共建，社区事务戮力共办，发展成果群力共享的“五力”并举共建格局。“居站分设”激发基层组织的推动力，推进管理重心下移，公共服务延伸，居务管理自治进小区、进楼门、进家庭。
“胜利特色”通过“结对共建”构筑起社区治理结构。包括六个层面：一是干群帮扶结对，二是党内互助结对，三是街企共建，四是军民共建，五是代表、委员与社区共建，六是监管单位与社区共建。
中新生态城按照“生态细胞—生态社区—生态片区”的三级居住模式响应规划了“生态细胞中心—生态社区中心—城市（次）中心”三级社区服务结构，其中，社区服务的重点在生态社区层面。
通过以上的社区治理结构比较（见表1），我们可以看出一些共同特征：一是治理主体呈现多元异质性，“协同治理”的内涵不仅仅包括社区党组织、社区居委会、社区工作站，还包括社会组织、企业、机关单位与公民等不同性质的治理主体。二是“协同治理”主体之间是一种协作关系。虽然，“协同治理体制”性质类型各不相同、利益诉求各不相同，但是在治理结构中角色清晰、定位明确、功能互补，“协同治理”在协作中“多而不乱”，通过各种联系纽带来缔结各种协作关系，构建了社会管理的协同治理体制。
（二）社区治理工具的比较
这五个案例中，“泰达模式”、“新港经验”、“寨上做法”的社区治理工具相似，都运用了网格化管理和网络技术。网格管理的本质是区域责任制，基本做法是将社区“分片包块”，每一位社区工作人员负责一块“责任区”的管理和服务。网格化管理实现了社区的规范化管理和精细化管理，例如“寨上做法”的“划格结网”、“一格七员”，七种力量进网格，即“网格党支部书记、网格管理员、网格助理员、网格警员、网格督导员、网格消防员和网格司法力量”，实现工作机制、社区资源和管理手段在“网格”的整合。[6]网络技术在滨海新区的社区治理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效果显著。基本做法围绕社区居民需求，整合社区服务资源，运用信息化手段开展社区管理服务工作。例如泰达的“数字社区管理信息系统”、“泰达城市网”。
在社区治理工具中，“胜利特色”和“中新生态城模式”极具特点。“胜利特色”的核心是“十大员”和社区文化平台。“十大员”的基本做法是“分片包块”，按每260～300户为一片，片区设督导员、管理员、治安员、教练员、保健员、保洁员、助理员、宣传员、调解员、信息员十大员岗位，并结合社区实际和居民需求，“量身定做”岗位职责。[7]它本质上是网格化管理的一种创新，创新点在于挖掘社会资源、调动社会力量，充分发挥社区社会组织和社区志愿者在社区治理中的作用。据调研观察，社会组织已经成为胜利街重要的群众力量，社会组织的成员在社区担当着“十大员”岗位，发挥示范和带动作用，引领周围群众积极参与社区日常管理与服务。社区文化平台在胜利街道的社区治理中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基本做法是大力发展社区文体组织，搭建社区文化交流平台，“坚持月月有主题，场场有特色的文化发展原则”，以重大节日为依托，广泛开展各类演出、展示、义卖等公益活动；大力推进文化单元建设，实现一个社区一个特色，一个楼门一个主题。社区文化建设有利于居民走出家门、融入社区，增强社区凝聚力，提升社区归属感和心理认同。中新生态城的关键是“社区中心”，“社区中心”是承载生态城社区服务的重要平台和核心节点。整个生态城建设10个“社区中心”，综合运用公益服务和商业服务等方式，为社区居民提供医疗卫生、教育文化体育、养老服务、社区公共服务、社区生化服务、社区商业服务等多元化服务项目。
就治理工具来看，网格化管理和网络技术得到了普遍的应用；社区管理和服务“走进”居民，效果显著；鼓励和引导居民参与社区治理，让居民融入社区亟待加强。（见表2）
（三）社区治理方法的比较
在社区治理方法层面存在两种思路，一是“提供什么社区服务”，二是“如何提供社区服务”。
第一种思路“提供什么社区服务”，例如“泰达模式”中的需求类型化和“寨上做法”中的“一站七园”。“泰达模式”以社区居民需求多元化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综合分析居民需求和各类社区问题，编制《社区管理与服务手册》，将社区事务分为投诉管理、公共服务、公益服务、社会服务四大类，对314项具体社区事务制定标准化流程。“寨上做法”将服务对象基本需求和社区提供的公共服务细化为七个功能片区：健乐园、康乐园、百乐园、福乐园、同乐园、民乐园、和乐园，分别对应社区卫生服务站、全民健身服务站、便民服务中心、社区养老服务站、社区文化活动中心、多功能大厅以及综治服务站。
第二种思路“如何提供社区服务”，例如“新港经验”中服务功能全面化、胜利街道的共同治理和中新生态城的公共服务市场化。新港街道推出“一口式、全业务”服务，每个社区工作人员都能熟悉掌握社区承担的每项业务流程，能够办理每项业务；社区工作人员实行错时工作制，与居民的休息时间对接。胜利街道通过共同治理，把服务下沉到“片区”，充分发挥结对共建单位、社区社会组织和“十大员”的作用，鼓励和引导居民参与社区事务、实现自我管理。中新生态城积极规范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行为探索形成了“政府承担、定向委托、合同管理、评估兑现”的政府提供公共服务方式，在购买公共服务时明确范围和项目、明确工作职责、明确操作程序、明确项目购买方式、明确评估方式。[8]
在这五个案例中两种治理方法都有体现，只是侧重点略有不同（见表3）。社区治理方法的这两种思路说明目前社区居民的需要呈现多元化格局，需要多元化说明社区居民需求差别不断扩大，造成了居民的诉求内容和诉求关系日益分化，这要求街道和社区必须对日益多元的利益诉求意愿作出积极的回应，这对政府的社区管理能力提出了新的要求。为了适应这一形式的需要，基层政府一方面积极提升自身的治理能力，一方面向社会和市场放权，下沉管理和服务职能，由社区社会组织、社区企业、社区志愿者等来承接这部分职能，实现多元化的社区公共服务。
（四）社区发展战略的总结
一般意义上，政府是行政核心，拥有对社区主要的管理权。但是，从天津滨海新区的社区治理中体现出一种新的战略：“以服务来实施管理”。具体来说包括三层内涵：第一，重构基层政府社会管理职能，政府向社会和市场放权；第二，大力发展社区社会组织，提升社区自治能力，以承接政府下放的权力和下沉的职能；第三，创新社区治理结构，引导社会力量和市场力量参与社区管理，提升政府与社会的合作能力。
五个案例都体现了社区治理这一发展思路。例如“泰达模式”中，运用专业化社会工作方法提升社区服务居民水平，通过提高居民组织化程度增强社区自治能力；胜利街道通过“结对共建、共同治理”来提高政府与社会的合作能力；“寨上做法”采用“居站分设”、“一站七园”来重构政府社会管理职能；新港街道和中新生态城通过政府购买公共服务来发展社会组织。
滨海新区的新战略代表了社区治理的未来发展方向。这不是偶然发生的，而是由社会需求和政府能力决定的。面对转型社会的常态问题和风险社会的非常态问题，各种挑战和应对挑战的方式也比以往更加纷繁复杂。单一的政府统管机制已经不能满足快速变革的社会需求，尤其不适宜处理常常要超越组织边界的问题。多元主体的利益诉求和参与欲求日益高涨，政府不再是唯一的社会管理者和公共产品的提供者。这要求变革原有的“政府包揽式”社区管理模式，提高社会自治能力，形成政府与社会社会合作格局，推动社会建设，实现社会和谐。
四、经验总结：社区治理的发展方向
通过上面五个案例的比较分析，我们大致勾勒了滨海新区社区治理的基本轮廓（见表4），滨海新区社区治理的基本思路为：发展社区社会力量，提升社区自治能力，实现社区善治，建设“大社区、强社区、好社区”。具体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
（一）完善社区治理结构，构建社区协同治理体制，建设“大社区”
滨海新区的社区治理通过完善社区治理结构，形成了极具区域特色和借鉴意义的协同治理体制。十报告中强调“加快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管理体制”，关键是要理顺政府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实现两者的和谐互动。滨海新区的社区治理体制作出了成功的解读和有益的探索。它以基层党组织为核心，以基层政府为主导，以社区居民为主体，以社区居委会和社区服务中心（站）为依托，以社区社会组织和社区志愿者为纽带，凝聚社会各方力量，构建了社区的协同治理体制。例如“泰达模式”中的社区治理“共同体”，“新港经验”的“3721”城市社区组织体系，“寨上做法”的“两委一站一会”、“居站分设”，“胜利特色”的“结对共建”、“共同治理”等，都是这一协同治理体制的典型代表。同时，积极培育新的、多元化的社会组织，加快社区社会组织建设，完善社区自治组织体系。例如寨上街道按照“三社联动”模式（社区、社区工作者和社会公益组织），完善社会组织保障；发挥街道社会组织联合会的作用，依托社区服务中心，建立社会组织孵化器，积极探索社会组织建设和培育的新模式。
（二）优化社区治理工具，搭建社区信息技术平台，建设“强社区”
滨海新区在社区治理中积极优化社区治理工具，充分发挥网络和通讯等信息资源功能，通过社区信息网络，建设“数字社区”，一方面搭建了社区服务信息平台，提高了社区治理的效率。例如寨上街道的“三通”、“数字社区”，在便民服务“一键通、一线通、一点通”的基础上，实现了居委会博客、社区贴吧、网上警务室、民情邮箱、服务热线及it服务便民小超市全覆盖，建设了信息透明、直接对话、平等沟通的网上社区，在社区管理者与居民之间搭起了信息平台。一方面信息技术运用社区事务和社工绩效评估，搭建了社区居民与政府的沟通交流平台，实现了政府与居民的互动，加强了社区居民对于社区管理者的监督。例如泰达的“数字化社区系统”中开发的“社区单一事件评价系统”，实现了对社区专业工作队伍的绩效考核。系统按照社区事物难易程度、与居民利益关切度、社会服务效益的不同而赋予不同的权重打分原则，实现了社区工作的量化。大力发展社区志愿者队伍，创新公共服务载体，积累社会资本。
（三）创新社区治理方法，以居民需求为导向，建设“好社区”
创新社区治理方法，以居民需求为导向，就是从社区的实际情况出发，把解决各类社区成员尤其是大多数居民群众的实际需要放在第一位，把解决社区群众普遍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作为社区治理工作的出发点。例如新港街道针对辖区老旧房集中，老龄化程度较高的特点，一方面开办助老餐厅，设立日间照料室，一方面大力建设老年文艺团队队伍，实现“老有所养、老有所为、老有所乐”。“泰达模式”中根据社区居民的需求和社区的热点问题，将社区事务分为非市场化服务和市场化服务两大类，开发设计了两个系统，即侧重于非市场化服务的数字社区系统和侧重于市场化服务的泰达城市网系统。泰达城市网可以使社区居民足不出户享受网上缴费、浏览数字图书馆、调阅家庭健康档案、“B2C”物流配送等服务，有效满足了居民的公共需求、社会需求和商务需求。
总而言之，滨海新区通过完善社区治理结构、优化社区治理工具、创新社区治理方法，提出了社区发展的新战略，这一战略明确了经济开发区社区治理的未来发展方向。这不是偶然发生的，而是由社会需求和政府能力决定的。面对转型社会的常态问题和风险社会的非常态问题，各种挑战和应对挑战的方式也比以往更加纷繁复杂。单一的政府统管机制已经不能满足快速变革的社会需求，尤其不适宜处理常常要超越组织边界的问题。多元主体的利益诉求和参与欲求日益高涨，政府不再是唯一的社会管理者和公共产品的提供者。这要求变革原有的“政府包揽式”社区管理模式，发展社区社会力量，提升社区自治能力，实现社区善治，建设“大社区、强社区、好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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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治理的经验篇8
【关键词】糖尿病；社区获得性肺炎；强化降糖；疗效
【中图分类号】R563.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783（2014）01-0246-02近年来，糖尿病在世界上的发病率逐年升高，它已经成为众所周知影响人类健康的慢性疾病。部分糖尿病患者因为血糖控制不理想，高血糖环境有利于大部分微生物的繁殖和生长，所以糖尿病患者相较于正常人更容易发生感染，特别是呼吸道感染，约占45%，而感染又进一步加重糖尿病患者病情[1]。因此，在采用抗生素控制糖尿病患者社区获得性肺炎抗炎的同时加强患者血糖的控制。本实验研究强化降糖治疗对糖尿病合并社区获得性肺炎抗炎疗效的影响，取得满意效果，现将结果报告如下。
1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
选择2013年1月到2013年11月我院收治的90例糖尿病合并社区获得性肺炎患者作为研究对象。将90例糖尿病合并社区获得性肺炎患者根据患者入院时间的先后顺序随机分为两组，每组45例，分别标记为强化治疗组、常规治疗组。强化治疗组45例患者（其中1型糖尿病患者10例，2型糖尿病患者30例），其中男性患者25例，女性患者20例，年龄为45～80岁，平均年龄为（50.5±12.4）岁，糖尿病病程（8.5±4.5）年，社区获得性肺炎病程（8±3.2）天；常规治疗组45例患者（其中1型糖尿病患者12例，2型糖尿病患者28例），其中男性患者25例，女性患者17例，年龄为43～81岁，平均年龄为（49.5±13.8）岁，糖尿病病程（8.2±4.7）年，社区获得性肺炎病程（8.5±2.7）天，两组患者之间具有可比性。
1.2治疗方法
常规治疗组患者入院后采用合理的抗生素进行抗炎、降糖药物、糖尿病饮食等治疗；强化治疗组在常规治疗的基础上采用胰岛素控制血糖，根据患者具体情况将血糖控制在适宜范围，具体措施如：对于不能进食但高血糖（>13.9mmol/L）患者，采用胰岛素加生理盐水静脉滴注；可进食患者采用胰岛素皮下注射。
1.3疗效判断[2]
痊愈：患者的症状，阳性体征及实验室检查均恢复正常，复查胸片或肺部Ct的社区获得性肺炎表现较前完全或大部分吸收。好转：患者的症状，阳性体征有所好转，实验室检查有所恢复，复查胸片或肺部Ct的社区获得性肺炎表现略有减轻。无效：患者的症状，阳性体征，实验室检查及影像学检查均无改善或恶化。有效例数=（痊愈+好转）
1.4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16.0统计学软件对所有患者临床数据进行汇总、分析，计数资料采用率表示，进行x2检验。当p0.05时，表示两者之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2结果
两组患者临床治疗效果相比，具体情况见表1。强化治疗组患者经过治疗后患者有效率为95.56%（43/45），常规治疗组患者经过治疗后患者有效率为71.11%（32/45），两组比较，x2=8.4510，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3讨论
糖尿病患者发生各种感染的几率较非糖尿病患者高，其中尤以呼吸道感染多见，这主要是因为：（1）高糖环境导致白细胞吞噬作用减弱，杀伤力减低；（2）营养不良，使糖尿病患者对感染的防御能力减弱；（3）糖尿病患者随着病情发展可出现多种急慢性并发症，这些并发症可造成患者血液循环障碍，影响对感染的反应能力[3]。糖尿病患者血糖浓度的高低对于感染控制效果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高血糖是糖尿病患者容易发生各种感染以及感染控制效果较差的重要原因。因此，临床医师应该高度重视并发社区获得性肺炎糖尿病患者的降糖治疗，而且在进行降糖治疗的同时还应该考虑应激、手术、胰岛素抵抗等诸多因素对于降糖治疗效果的影响。
医师在采用合理抗生素对社区获得性肺炎进行抗炎治疗的同时，采用胰岛素强化降糖治疗，有效地将血糖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避免出现高糖环境影响抗炎治疗效果。本实验研究结果示：强化治疗组患者经过治疗后患者有效率为95.56%，常规治疗组患者经过治疗后患者有效率为71.11%，说明采用胰岛素进行强化降糖治疗可明显提高患者抗炎效果。
综上所述，临床上对于糖尿病合并社区获得性肺炎患者的治疗，除了需要选择合理的抗生素治疗外，血糖水平是影响抗炎治疗效果的一个重要因素，不容忽视。
参考文献
[1]刘玉英.社区获得性肺炎合并2型糖尿病62例治疗体会[J].当代医学，2012，18（3）：98-99.
社区治理的经验篇9
一、立足于服务经济社会发展，深入开展法制宣传教育
1、大力加强宪法学习宣传，继续加强与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群众生产生活、社会和谐稳定相关法律法规宣传，不断提高全民法治意识、法律素质，为经济社会发展营造良好的法治环境。
2、加强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引导公民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注重法制教育与公民意识教育相结合，弘扬法治精神，培育社会主义法律文化，形成自觉学法守法用法的社会氛围。
3、组织开展“加强法制宣传教育，促进社会矛盾化解”主题宣传活动，针对群众关注的社会热点难点问题，开展有针对性的专项法制宣传教育，引导公民依法表达利益诉求，维护合法权益，促进社会矛盾的化解。
4、结合“法律六进”活动，抓好重点对象法制宣传教育。认真贯彻落实关于加强领导干部、公务员、青少年、企业经营管理人员和农民学法用法工作的指导意见，广泛开展适合不同对象参与的法制宣传教育活动，推进重点对象法制宣传教育的深入开展。
5、继续加强民族地区和宗教场所法制宣传教育，维护社会和谐稳定。指导民族地区法制宣传教育机构充分发挥职能作用，整合资源，继续深入推进“法律进农牧区”、“法律进寺庙”等活动。积极探索和建立加强民族地区法制宣传教育的长效机制，推进民族地区和宗教场所法制宣传教育工作制度化、规范化。
6、继续深入开展农村主题法制宣传，积极开展送法下乡、培养法律明白人、完善法律图书室、农村“两委”干部法制培训、加强农民工法制宣传等多种形式的法制宣传，促进新农村建设。
7、继续深入开展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加强企业法制宣传主题活动，通过举办法制培训班、法治论坛、法律知识竞赛等活动，提高企业经营管理人员依法经营水平。
二、立足于提高全社会法治化管理水平，扎实推进依法治理
8、坚持法制宣传与法治实践相结合，深入开展多层次、多领域的依法治理，促进社会管理创新，提高全社会法治化管理水平。
9、全面贯彻落实全国普法办公室《关于开展法治城市、法治县（市、区）创建活动的意见》，大力推进创建活动深入开展。
10、组织开展首批全国“法治县（市、区）创建活动先进单位”的评选表彰工作。
11、坚持抓基层打基础，大力推进“民主法治示范村”、“民主法治示范社区”、“依法办事示范单位”、“诚信守法企业”等创建活动。
12、及时发现、认真总结和宣传推广各地创建活动经验，组织创建活动经验交流和观摩活动。
三、立足于全面落实“五五”普法规划，认真做好“五五”普法检查验收工作
13、做好“五五”普法检查验收动员部署，明确检查验收工作的要求和安排。各地要及时向当地党委、政府汇报，争取党委、政府对“五五”普法检查验收工作的领导和支持。
14、加大对“五五”普法检查验收工作的指导力度。制定下发全国“五五”普法检查验收标准；各地、各部门结合实际制定本地本部门的检查验收标准，确保检查验收工作规范有序、客观全面。
15、组织开展“五五”普法检查验收。按照“条块结合、以块为主”的原则，开展自查和互查，及时反馈检查结果。针对检查中发现的薄弱环节，制定加强和改进措施并认真落实，确保“五五”普法规划确定的各项任务全面落实。
16、积极邀请
人大政协有关领导、代表和委员参加“五五”普法检查验收和专项调研工作，加强对普法依法治理工作的检查督促。
17、认真总结、积极推广“五五”普法依法治理工作的先进经验，做好“五五”普法先进单位和个人的表彰推荐工作。
四、立足于展示成果推动工作，积极开展“五五”普法神州行媒体系列宣传活动
18、认真落实《关于开展“五五”普法神州行媒体系列宣传活动的通知》要求，把开展“五五”普法神州行媒体系列宣传活动列入重要议事日程，精心组织，周密部署，集中宣传各级党委、人大和政府对法制宣传教育的重视、关心和支持，宣传“五五”普法在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维护社会和谐稳定方面取得的成效，宣传“五五”普法的成功经验和先进典型，宣传宪法和国家基本法律法规，为“五五”普法检查验收和制定“六五”普法规划营造良好舆论氛围。
19、切实加强活动策划。要抓住重点，整合资源，形成规模，扩大影响。
20、积极协调中央主流媒体开展集中采访宣传活动，开展广泛性、连续性、专题性的深度报道。各地、各部门要积极配合支持中央主流媒体开展宣传活动。
21、各地要结合实际，制定方案，积极组织地方主流媒体开展集中宣传活动，努力形成上下联动、优势互补、协调配合的宣传格局。
五、立足于推动法制宣传教育新发展，认真做好“六五”普法规划的研究制定工作
22、认真总结普法依法治理工作经验，组织开展法制宣传教育经验交流活动，探索工作规律，为“六五”普法规划的制定提供实践基础。
23、加强“六五”普法规划制定的理论研究，将“法制宣传教育‘六五’规划研究”列为年度重点理论研究课题，邀请专家学者和普法实际工作者共同开展“六五”普法的理论和实践研究，形成一批优秀研究成果，为“六五”普法规划的制定提供理论基础。
24、广泛听取党委、人大、政府、政协各相关部门和社会群众的意见建议，开阔视野，拓展思路，为制定好“六五”普法规划打下广泛的社会基础。
25、做好“六五”普法规划的研究起草工作，力求新的五年普法规划有新思路、新要求、新举措、新发展。
六、立足于增强工作的针对性和实效性，不断创新法制宣传方式方法
26、以“124”全国法制宣传日十周年为契机，创新思路，加强策划，做大做强“124”全国法制宣传日系列宣传活动。
27、充分利用各类法律颁布实施纪念日，组织开展主题法制宣传日、宣传周和宣传月活动。
28、广泛利用大众媒体开展法制宣传，与报刊、杂志、广播、电视等联合举办专刊、专栏、专版等，开展深入持久的法制宣传教育。充分利用网络开展法制宣传，组织好“全国百家网站法律知识竞赛”、“全国青少年网上普法知识大赛”、“全国法制动漫作品大赛”等活动。
29、加大法制文艺作品的创作和推广力度，创作更多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法制文艺作品，组织形式多样的法制文艺演出活动。
30、健全完善农民法制夜校、市民法制学校、青少年法制教育基地等法制宣传阵地。探索开辟手机、网络电视、远程教育等新的宣传渠道和手段，不断扩大法制宣传的受众面和影响力。
社区治理的经验篇10
以党的十和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以及中央、省委、市委有关工作会议精神为指针,以实现政府治理与居民自治良性互动、激发社会组织活力为目标,通过在__河街道办和__街道办以试点的方式取得经验，逐步探索“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的社区群防共治新机制，促进全区老旧城区治安、安全标本兼治，让我区老旧城区居民同享建设幸福罗湖的成果。
1、在有物业管理公司的老旧住宅区。逐步建立（物业公司+小区居民+网格员+警员）的长效动态管理机制。
2、在缺失物业管理的老旧住宅区。逐步建立（楼长+小区居民+网格员+警员）的长效动态管理机制。
3、积极培育有条件的住宅区成立业主委员会和不同层次的“准”业主委员会，提高居民自治的水平，以便于有效配合前述长效动态管理机制；
4、通过长效动态管理机制的运行，培养老旧住宅区居民“__是我家”和“我爱家园”的意识。
5、动员各种积极的社会力量参与长效动态管理机制中来，以提高警员和网格员的工作效率。
各职能部门按照职能分工，充分发挥作用，加强协调，同心协力，密切配合，确保试点住宅区群防共治工作机制试点工作的开展。具体职责分工如下：
1、在试点小区开展“__是我家”活动。在小区的公共宣传栏、通知栏进行“××是我家”和“我爱××”（“××”表示试点小区的名称）等宣传活动，培养试点小区居民对其有家的感觉和责任感。
2、在试点小区开展关爱活动，倡议邻里互助，扶贫济困。
3、__和__河街道办组织调查了解试点住宅区居民在生活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相关部门为住宅区居民排忧解难，解决困难和问题，为民办实事。
4、对参加试点的__和__外贸粮油宿舍小区，街道物业管理部门和社区工作站协助召集业主积极分子，向他们宣传、推介成立业主委员会的好处，协助他们探索分期达成成立业主委员会的条件，积极参与试点工作，共同取得群防共治的经验。
5、有物业管理公司的金碧苑和边检二大院，社区工作站培训、指导、监督物业公司依照统计数据的标准要求配合网格员收集统计数据的工作，为网格员提供“四个实有”信息和随后的变动信息。在该阶段，请警方给予需要时的配合。
6、社区工作站协助试点住宅区居委会组织义务巡逻队。
7、网格员负责接收、核对、登记试点住宅区保安员和楼长等有关人员提供的“四个实有”信息和随后的变动信息。
8、采取引导、激励举措，充分调动试点住宅区居民、楼长和保安员等有关人员参与群防共治。居民、楼长和保安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给予相应奖励：
（1）一年内本楼栋内未发生案件和其它违法事件的，由街道办事处、公安、出租屋综管部门评为年度优秀楼长。
（2）对于提供有效信息、协助公安部门破案和处理违法事件有功的，由公安和出租屋综管部门根据贡献大小给予相应奖励。
根据实际，群防共治机制试点进度分为四个阶段：
（一）试点阶段（20__年6月-20__年9月底）。
__和__河街道办在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分别制定试点住宅区符合实际，切实可行的工作方案（7月__日前报我单位），并按照方案开展试点工作。
1、边检二大院群防共治工作方案。
2、__外贸粮油宿舍群防共治工作方案。
3、金碧苑群防共治工作方案。
4、__群防共治工作方案。
（二）试点评估阶段（20__年10月-20__年12月底）。在试点住宅区试行一个季度后，对试点工作经验教训进行总结，试行半年后评估试点模式是否可行，是否有条件在我区全面推广。如果各方面条件不成熟，停止试点。如果试点成功，各方面条件成熟，将在全区逐步推广试点经验。
（三）全面推广阶段（20__年1月-20__年11月底）。在总结试点经验的基础上，在全
区老旧城区逐步推广试点经验。（四）效果评估阶段（20__年12月）。由相关部门对全区老旧城区推行社区群防共治工作进行效果评估，并总结经验，形成长效机制。
（一）统一思想认识，强化部门配合。群防共治机制的试点工作涉及面广，工作量大。推行本项工作，区级暂不设立专门工作领导小组，但各部门要高度重视，加强配合，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服务意识认真落实各项工作，确保按各自分工和时间节点全面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