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治理存在问题及对策篇1
>>社会转型期的城市社区治理:社区公民参与的发展状况及问题浅析我国城市社区治理的现状及问题分析当前中国城市基层治理问题及对策研究当前城市环境监测及治理分析城市社区治理结构转型与治理机制探索新疆构建“嵌入式”多民族居住社区存在的问题及解决途径当前县级城市规划管理体制中存在的问题及措施研究协同治理视角下城市社区组织管理体制的现状分析及其改革探索城市社区治理困境与对策分析海拉尔城市社区治理结构分析城市社区管理主体的治理分析资源枯竭型城市的发展困境分析及城市转型途径当前城市社区基层党组织建设存在问题及对策当前形势下城市社区党的建设存在的主要问题及成因城市社区建设中问题分析及对策探讨当前城市义务教育存在的突出问题及治理对策研究城市社区治理结构及多元主体治理逻辑转型期的中国城市贫困问题及治理我国城市社区治理法治化存在的问题及解决对策城市环境治理问题分析及对策常见问题解答当前所在位置：.2013.9.2
〔2〕刘涛.新疆多民族城镇社区治理模式的调查分析与对策建议〔J〕.实事求是，2014，（06）.
〔3〕邱梦华，秦莉.城市社区治理〔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3：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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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治理存在问题及对策篇2
>>网络环境下的治安问题研究浅谈高校治安存在的问题及对策当前我国高校治安现状和对策研究网络环境下的治安问题研究与对策我国社区治安管理问题研究兖矿集团辖区治安防控问题研究高校校园治安工作十大问题及其对策首都高校治安管理存在的问题及改善建议我国高校治安突发事件的预警机制研究智慧校园背景下的高校治安防控体系建设研究动态环境下的高校内部治安防范机制研究分析近年来关于政治安全问题研究述评利益分析视角下社会治安管理创新问题研究我国城市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我国当前网络政治安全问题的研究综述浅析高校治安防控体系建设油区治安问题及其治理措施春节将至，治安问题考验电信高校融资问题研究街区制社区的治安模式研究常见问题解答当前所在位置：l
[3]新华社报道《卫生部通报西安科技大学临潼校区食物中毒事件》
[4]2003.05.07http：//.cn/zhuanti2005/txt/2003-05/28/content_5337017.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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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王雯雯.大学生教育与安全管理研究.
指导老师：冯雪，教授，西北政法大学公安学院副院长。
作者简介：石美玲（1990-），女，山东临沂人，西北政法大学公安学院侦查学。
聂朝阳（1992-），男，山东泰安人，西北政法大学行政法学院。
社会治理存在问题及对策篇3
一、当前我国社会问题解决的政策路径
随着我国社会的改革变迁，尤其是进入转型时期以来，社会发展逐渐触及深层的体制和制度弊端，社会矛盾不断摩擦升级，同时科技进步给社会公众生活带来的未来不可预知性也不断增强，这使得政治、经济和社会等各个领域存在的风险和威胁呈现递增趋势，宣告着我国风险社会的来临。在风险社会中，社会问题突破了传统边界，变得更加纷繁复杂。传统意义上我国社会问题所产生的危害性后果，社会公众通过感官是能够自我体察和认知的，其危害性程度能够被每个遭受其后果的社会个体所定义，也容易被处于危害境遇之外的人所理解并引起共识，如失业问题、住房问题、犯罪问题等;而我国非传统意义上社会问题的出现，社会公众对其危害性的知觉就很成问题，“完全超出了人类的直接感知能力”，［2］需要依赖于相应的专业知识才能够发现其存在并判断其危害。但即便如此，受制于专业知识积累的限制，有些非传统社会问题所产生的危害也可能不会及时和完全地被意识到，即出现了社会学家贝克所说的“不知道的未知”，［3］如转基因问题、放射性问题和雾霾问题等。当前，我国社会问题就是传统社会问题与非传统社会问题的重叠交织，加剧了社会的可治理难度。总体来看，社会问题是“公众的问题，即不是个人的困扰，而是社会中许多人遇到的公共麻烦”，［4］这意味着社会问题的存在导致社会相当一部分人的利益受到挑战。基于此，解决社会问题就成为了社会公众普遍认可的必然选择。但是由于社会问题所产生的危害是群体性的，置身危害之外的社会公众或是漠不关心或是有限参与，而身处危害之中的社会公众则是力量松散且能力不够，这都决定社会难以聚合足够的能量实现对社会问题的有效解决。在代议制的治理语境下，社会公众多仰仗政府机构这种“集体保护网”来应对各种社会问题。经过社会公众的不满、社会利益集团的呼吁、大众传播媒介的宣传以及社会有识之士的积极推动，社会问题的关注度不断提升并演变为社会热点问题，促使政府加以解决。而政府中的精英们最为习惯使用的并最有效率的方式就是将社会问题纳入政策路径的解决过程中来。
二、政策过程视角下社会问题的政策成因
政策过程要经历政策议程设立、政策方案设计、政策方案抉择、政策方案输出、政策方案的执行、政策方案的调整与终结等阶段。政策过程的每一个阶段都可能成为制造新的社会问题的环节。一直以来，我国的政策过程明显呈现出“党政主导”的倾向和态势，这是党政的地位和作用在我国谋求发展和稳定过程中不断确立和强化的结果。建国后，面对地理差异大、民族构成多样、发展程度低且地区差异高、社会秩序不稳等经济社会变革的现实基础，以党政为核心的治理结构成为了推动我国改革变迁的最强动力，也是改革变迁得以稳定开展的最重要保障。由于以党政为核心的治理结构在我国所取得的惊人发展成果，这使得我国的改革变迁逐渐惯性地依赖于党政力量。而作为推进改革变迁重要工具的公共政策，不可避免地就形成了“党政主导”政策过程的局面。因为这样，在我国的政策系统中，对于一个社会问题的认知和解决，往往体现出这样的特点:不仅是从纯粹的知识和技术层面进行的，强调对社会问题的知识和技术干预，而是还要兼顾政治因素的考量;不仅受制于社会各方力量博弈结果的影响，而且更多地还体现着党和国家的意志;不仅融入着公共伦理关怀，而且更受到“以经济发展为中心”治理思维的影响。政策议程的设立是公共政策过程的第一个阶段，即对社会问题的界定并将其纳入政策议程的阶段，是社会问题转化为政策问题的过程。反言之，“政策问题建构就是对社会问题进行认识和管理的过程。”［5］由于社会问题的纷繁复杂，因而必须要对进入政策系统的社会问题准确地进行界定，避免在相应的公共政策形成之前就犯下“问题建构错误”。若社会问题在界定过程中就存在偏差和错误，那么所形成的公共政策就很可能隐藏着政策风险，进而衍生出新的社会问题。而要准确界定社会问题，首先必须基于客观事实对其进行审视，包括对问题的成因进行归总、对问题的恶性程度进行判定、对问题的消极后果进行确认以及对问题解决的前景进行预期等。可以说，脱离以客观事实作为社会问题界定的基础，那么问题就可能被改变，或被夸大或被缩小，甚至是被隐匿起来，尤其对于非传统意义上的社会问题更是如此。实际上，政府往往具备更多地知识和技术优势能够准确把握社会问题的全貌，而普通的社会公众则缺少基本知识和技术途径的支撑，而在寻求知识和技术帮助时又因为成本高昂而被迫放弃，这往往导致有关社会问题的客观事实被政府所左右。建国后，我国一直片面把“以经济发展为中心”和“稳定压倒一切”作为指导一切改革发展的重要参照标准，并成为了决定各级政府官员政绩的关键指标，进而不断内化成为各级政府在制定公共政策时所追求的“元目标”。因此，在政策过程中，当所认为的社会问题的解决与所追求的“元目标”相互冲突时，各级政府官员在界定社会问题时就会故意忽视或隐瞒社会问题的恶性程度，或者回避有关社会问题的关键信息，其意图就在于即使存在社会问题也不会对经济发展构成阻碍，同时也不会因为引发社会的高度不安而导致社会的不稳定。虽然具有知识和技术力量的政府体制外的专家学者以及具有问题意识及信息传播聚集能量的新闻媒体同样是问题界定的参与者，能够补充和修正政府对社会问题的客观事实的界定结果，但是在“党政主导”的政策过程中政绩观扭曲的党政领导在问题界定上却发挥着决定性作用，掌握着社会问题建构的话语权，这使其难有发挥作为和影响力的空间。基于此，对社会问题本身的“建构错误”基础上所形成的公共政策效果往往是差强人意的。一直以来，我国各级政府关于环境问题的界定以及所形成的相关环境政策，若放置在上述的反思之中，可以发现就是基于经济发展的考虑而对环境问题不够重视的结果，忽视了环境问题的严重性，导致所形成的公共政策的治理效果也难以发挥真实作用。另外，要准确的界定社会问题，还必须要基于社会价值的角度对其进行诠释。“事实追问”决定社会问题的客观状况，而“价值追问”则决定看待和解决社会问题应该拥有的立场。从应然层面来说，在社会问题的界定中，必须要从社会价值角度对其进行审视，这直接决定着政府是否站在社会公众的立场来建构“他们的”问题，是否重视社会问题所造成的社会危害并关注社会问题解决的社会意义，使得社会问题的界定最终能够禁得住“是否有利于公共利益”的价值追问。而在社会问题界定中社会价值的生成，不仅需要政府本身的价值自觉，更需要社会公众能够在问题界定中具备表达其价值立场并且不被忽视的充分能量。然而，由于我国一直缺乏成熟的公民社会，在“党政主导”的政策过程中社会公众对于社会问题的界定往往处于被“边缘化”状态，政府在问题界定中过大的权能导致其更多偏重从政治价值、经济价值和管理价值的角度来决定对待社会问题的立场，而社会价值在各种价值取舍中常常被忽视掉了。可以说，对于社会价值的忽视也是导致公共政策引致新的社会问题出现的成因。例如，基于我国城市外来人口问题所形成的外来人口管理政策，由于作为弱势群体的外来人口在问题界定中的“缺位”，政府更多地是基于秩序生成的管理价值的角度对城市外来人口问题进行认知，将其更多地与影响社会治安联系起来，却忽视了外来人口的基本权利保障问题，造成所形成的公共政策的初衷和目标多是针对对外来人口的管制。随着政策的不断执行，外来人口的子女教育、社会保障和平等就业等逐渐成为了不断被讨论和关注的社会问题。政策方案的设计、抉择与输出是政策过程的第二个阶段，包括对解决社会问题各种备选方案的提出、从备选方案中抉择唯一的解决方案、政策方案正式向社会公布等政策环节，可以将其统称为公共政策的制定阶段。政策是解决问题的方案，制定公共政策的过程就是决定运用各种政策资源形成对社会问题的具体解决方案的过程。要探讨公共政策的制定中为何会产生新的社会问题，就需要从过程维度的决策程序和结果维度的具体政策内容中进行分析。决策程序的合理性是保证政策质量的前提。犹如社会问题界定阶段一样，我国在公共政策制定阶段同样呈现出“党政主导”的局面，由政府自上而下产生相应的公共政策，对于政策本身的合法性、合理性、可行性和可控性的认定往往是由政府单独做出的。由于缺乏多元化的政策风险评估主体，当政策存在严重的社会风险时，难以通过“社会倒逼”的方式在制定公共政策的过程中对其进行纠正。目前，虽然在制定公共政策过程中采取了听证制度，但是有些地方政府在具体操作中却存在着“对听证会的动员宣传不够、听证事项及相关信息透明度不够、有可能被利益集团的成员不恰当利用、听证的临时性和随意性大且对听证意见缺乏成熟的回应制度等问题，听证会易于走过场，流于形式。”［6］
因此，在公共政策制定阶段，由于决策程序的诸多不合理，常常导致有些政策风险在制定过程中没有被发现或被重视，甚至是在明知有风险的前提下政府仍将其付诸实施，而这样的政策一旦被实施，政策风险的存在就成为了制造或者扩大一些社会问题的重要原因。另外，政策内容的合理性是保障政策质量的关键。面对一个具体的社会问题，政府在制定公共政策时，往往会形成不同的备选方案，这些备选方案是面向该社会问题的不同的解决思路和策略，其内容呈现出针对该问题解决的不同的价值取向、资源投入、预期收益以及政策弹性等。对于备选方案的抉择过程，就是对每个备选方案的利弊进行权衡后进行选择的过程，但可能由于政府官员的价值取向偏差、信息局限以及自身能力素质等原因导致所抉择的方案并非是解决社会问题的最理想方案，甚至是与社会公众的长远利益相背离的，这样的政策出台就难以达到预期的效果，同时也会引发新的社会问题。政策方案的执行、政策方案的调整与终结是政策过程的最后阶段，是与公共政策制定阶段相对独立但又相互衔接和依赖的阶段，是将所制定的政策方案付诸实施，实现对社会问题解决的过程。随着政策的不断执行，政策方案效果不断得以呈现和释放，而经过实践证明一些政策方案虽然通过执行过程逐渐实现了对目标社会问题的解决，但是由于在政策制定阶段的认知局限而出现未能充分预测和考虑到的因素和情形，或者由于在政策制定阶段的价值偏差所忽视或放任的一些潜在的隐患和后果，在执行过程中又不断衍生出诸多新的社会问题;而一些政策方案则由于在执行过程中的偏离或扭曲而致使新的社会问题的出现。从应然层面上来看，当政策在执行过程中同时伴生新的社会问题时，基于政策现有的“收益—风险”的综合评估，必须对政策的可行性进行重新审视。如果政策所引致的社会问题形成的“风险等级高且可控性弱，同时社会公众对后果容忍度逐渐变弱时”，［7］这样的政策就必须及时进行调整甚至终结。然而，我国的实际情况却是:诸多被执行的公共政策，虽然早已经被人们发现与一些社会问题形成之间的内在关联性，且未来继续执行所形成的问题风险将更大，但是必要的政策调整或者终结在很长时期内始终没有实质性进展，政策依然在持续执行。为什么会如此?合理的解释是，在“党政主导”的政策过程中政策调整或终结的权力普遍掌控在党政主体手中，党政主体对政策效果的评判以及所秉持的政策价值立场是判断或决定政策是否调整或终结的依据。在政策执行过程中，当党政主体认定政策存在的合理性时，往往会利用科学和技术专家关于一项公共政策的综合评定报告或是统计数据为政策继续执行的必要性提供支撑，向公众传递和展示政策所造成的社会问题并没有他们想象中严重。在价值中立的外衣之下，在科学和技术的神圣武装之下，科学和技术专家关于政策风险的“结论”往往使人不能质疑，甚至是利益受损的政策对象在“结论”面前也开始怀疑自己价值要求的正当性，这就使得政策得以继续执行。然而，当“价值中立”的科学和技术面对“不能摒弃掉价值判断”的公共政策时，让科学和技术理性完全排挤掉价值判断，让科学和技术专家的话语权掩盖和取代政策对象的话语权，对政策看似客观性的评价实质上就不够客观了。更何况是，有时科学和技术专家受制于党政主体的明示或者暗示，其对政策的评判或是统计数据也并不能完全呈现出政策的所有“事实”，而只是服务于党政主体政策意志的“道具”而已。在政策执行过程中，缺少话语权的政策对象，对于政策的调整或是终结始终是一个局外身份，社会问题随着政策的持续执行而不断恶化。
三、当前我国社会问题的政策成因反思
按照代议制治理的框架及其逻辑，公众在对社会问题治理不可行的情况下为了维护和增进自身的利益通过建立政府来承担相应的治理任务，而政府治理目的就在于利用自身的专业化完成公众关于社会问题解决的委托。可以说，在现代社会治理进程中，政府一直被认为是解决社会问题的最基本选择。这意味着，政府对于社会问题的解决有着难以取代的优势，至少迄今为止是如此。而作为精英的政府人员在解决社会问题时最为习惯而且最行之有效的方式就是运用政策工具。那么，从我国的现实情况来看，如何理解我国政府在制定公共政策去解决社会问题的同时又在制造新的社会问题?当然，在政策过程中，我们不能说政府主观愿望上有不断制造社会问题的追求，因为这样无政府主义就会成为人们质疑和批评政府的理论武器，政府终将丧失合法性。但是，客观结果与主观愿望相反，这就表明“党政主导”的政策过程包含着某些自动引发和制造问题的机制。从代议制治理下公共政策所应追求的价值取向来看，作为政府治理工具的公共政策必须要能够代表和增进作为权力所有者的公众的公共利益。而要保障公共利益的实现，政府必须在政策过程中对政策全流程进行基于符合社会价值的必要性审查。但是，我国“党政主导”的政策过程所呈现出的党政主体牢牢把持和控制政策的局面，党政主体成为了政策过程建构的唯一主体，而作为权力实际拥有者的公众在政策过程中只是名义上享有政策建构权，但实际上却被排斥在政策过程之外，甚至有时缺乏能够对抗和反对不合理政策的充足能量和有效途径。如前文所述，由于垄断了政策过程建构权，党政主体在政策过程中的知识和技术霸权以及价值偏差的交织影响都常常致使政策价值和社会价值背离、政策效果与公众所期待的效果背离，而这样的政策过程又缺乏来自社会力量的有效修正，进而导致危害公共利益的社会问题通过政策而产生。由此可见，党政主体实质上唯一拥有政策建构权常常是我国因公共政策而形成社会问题的关键性致因。因此，要消解为解决社会问题所形成的公共政策可能会引致新的社会问题出现的消极后果，必须要实现政策建构权向社会的回归和扩展，强调政策过程的社会建构，拓展社会公众在政策过程中的话语权和行动空间。社会建构下的政策过程，就是要让社会公众成为政策过程的真正主体，使作为权力行使者的政府和权力拥有者的公众在合作行动中最终能够促成经得住社会价值拷问、符合解决社会问题实际需要以及充分考虑和抑制政策风险的公共政策的生成。对于我国而言，良好的政府质量和社会质量是社会建构下政策过程形成所不可缺少的支持性条件。政府质量是一个广义政府意义上的政府质量，包括“现代代议制度、现代行政制度和现代司法制度，在中国还包括现代政党制度建设。”［8］从政府质量角度思考社会建构下的政策过程，必须首先关注当下政府治理理念的改变，应该始终以社会价值作为衡量和抉择政府行为的前提条件，应重视和强调三点:社会利益的保护、社会利益的改善和社会利益的最大化实现。在政府治理理念转变之外，还需要在政府治理实践层面进行一系列以政府质量提升为目的的改革，重点是进行基础制度的完善和注重参与的政府治理变革。基础制度的完善强调广义政府在政府与社会、政府与公众之间关系的建构上重视推进尊重公民权利和公民意愿的法律和制度设计、完善公共权力行使的违法审查机制和问责机制、加强政府权力社会监督的法治建设、将政策过程的社会建构纳入法治范畴等，在社会管理和建设过程中要重视与社会协同治理下社会力量的培育和壮大;注重参与的政府治理变革是指通过社会参与、社会意见吸纳、社会智慧利用等途径促进政府治理中共识、共享、秩序和策略的形成，为此政府需要不断通过提高治理的开放性和拓宽参与渠道为社会参与提供有力支撑。可以说，基础制度的完善和注重参与的政府治理变革，是经济社会转型期政府质量提升的关键，能够推动政府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使之符合现代政府的治理要求并具备现代政府的治理能力。有了政府质量的提升，当始终强调社会价值和重视社会参与成为政府治理的新常态，社会建构下政策过程的形成就有了现实的基础。从社会质量角度思考社会建构下的政策过程，是在实现社会整体进步和发展的条件下使社会不断获取影响和决定政策过程的话语权和行动能力。社会建构下政策过程的形成所要求的社会质量，内在的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社会参与积极性提升基础上政策参与的拓展、社会整合基础上社会能量的增强、社会智慧增长基础上政策过程的增效。社会参与积极性提升基础上政策参与的拓展是社会公众认知到在政治与行政生活中的主动参与是维护和实现自身利益的必然选择，从游离于政策过程之外对整个政策过程漠不关心的“消极参与”转变为“积极参与”，为此还能够不断在政策参与中主动培养自身的参与技能并积累参与知识，逐步形成品质保证和自觉遵守的参与模式，这就要求社会本身在公民社会成长下通过民主教育、权利意识的启发以及各种公共生活的参与等途径有意识地培养和训练公众的参与精神;社会整合基础上社会能量的增强是通过促进异质的社会个体在公共事务合作治理中的相互接触、交流、碰撞与融合，构筑起相互的认同感和信任感，使每个社会个体转变为“利益共享、责任共担和有社会公益感的社会成员”，［9］在合作过程中使松散社会越发趋向于整合，实现社会自身力量的不断积聚和壮大，进而在政策过程中能够以充足的能量与政府抗衡和博弈，不被政府所任意忽视或是排斥在政策过程之外;社会智慧增长基础上政策过程增效是随着教育水平提升、知识传播媒介广泛被社会利用、实践经验不断累积等过程使社会个体不断实现知识、技能和经验的增长和积累，在政策过程参与中通过社会智慧资源的融入，与政府共同形成最优的政策方案，或者及时洞悉和弥补政府所制定政策方案中的偏差和漏洞。可以说，在社会参与积极性提升、社会能量增强和社会智慧增长等要素推动下所带来的社会质量的提升，是社会本身进步和发展的重要标志，更是社会建构下政策过程形成所不可或缺的。没有社会质量的提升，社会建构下政策过程的形成就只是一种治理的幻景和想象，即使政府将其作为治理策略和目标，而社会本身若是在政策过程中表现得力量分散、态度消极且智慧资源储备不充分，真正拥有和具备在政策过程中的话语权和行动能力则无从谈起，在政策过程中也就难以有所作为。
总之，社会建构下政策过程的形成为我国制定更能够规避政策风险的公共政策、减少公共问题的政策成因提供了一种有益的逻辑思路和行动框架。基于对政府质量和社会质量的状况依赖，社会建构下政策过程理想状态的达成并非一朝一夕之事。值得欣喜的是，各级政府已经开始越发关切社会公众的政策态度、重视社会公众的政策参与并强调对社会公共利益的保护，如在“决策前举行各种座谈会、听证会以及下基层调查研究收集民情、民意”，［10］在重大政策和重点项目中前置性引入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在重大决策事项中建立终身责任追究制度及责任倒查制度对侵害公共利益的决策行为进行问责等;就社会而言，非政府组织、民间智库和独立学术机构等社会团体和普通社会公众与各级政府在政策过程中互动博弈也越发频繁，如通过网络和媒体公开地批评政策不足或者政策过程的不合理，通过形成独立的政策研究报告、调查报告和政策方案等形式向政府提供政策建议，通过充分利用政府所提供的政策参与渠道和机会积极表达自身的政策立场等。这表明，当前我国被党政主体主导且封闭的政策过程已经打破，政策方案选项的优化“最终将取决于体制内外更广泛的协商和共识构建。”［11］可以说，政策过程已经显露出朝向社会建构的一些倾向和特质。随着政府质量和社会质量的提升，社会建构下政策过程形成的基础也将日将成熟和牢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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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治理存在问题及对策篇4
一、国内代表性观点概述
在宗教政治学论域内，国内学界和政界主要探讨了宗教与政治的关系、宗教事务管理及宗教立法、宗教与国际政治关系、宗教与公共安全等问题。其代表性成果及主要观点大致如下：
第一、宗教与政治的关系问题。《世界各主要国家的政教关系》一书探讨了当今世界各国宗教与政治及经济发展的关系。《宗教问题概论(第三版)》一书在探讨宗教与政治的关系问题时，着重分析了宗教与阶级和阶级斗争、宗教与国家、宗教与民族的关系。《信仰、革命与权力秩序——中国宗教社会学研究》一书在讨论天命信仰、受命与革命、权力秩序等概念的过程中，初步勾勒出宗教与政治之间、信仰一道德一权力之间的因果链条，阐述了宗教与中国国家权力秩序在形成与演化过程中相互扭结与互利共生的关系、宗教与政权合法性的关系等问题。《中国当代宗教的社会学诠释》一书以我国当代宗教的社会性与合法性问题为主线，探讨了政教分离与宗教合法性的获得方式、民族与宗教和国家间的认同特征等宗教政治学的重要议题。《宗教与政治权力的合法性》一文认为，当今世界政治文化正在由神圣化走向世俗化，与其相关的权力合法性基础也随之发生变化，即权力的合法性越来越依靠政府的有效治理。但是，由于人是一种追求必然性的理性存在者，而政治本身又具有有限性，因而人们必然关注现实政治之外的终极原因。因此，宗教、政治哲学在现代依然有其意义。《当代美国宗教》在介绍基督新教、天主教、东正教、犹太教、伊斯兰教等诸多宗教在美国的发展现状时，阐述了美国民众与宗教的关系、美国的政教关系、宗教对美国政治的影响、宗教在社会公共生活中的作用和职能等问题。《20世纪美国宗教与政治》一书认为，在美国社会政治生活中，宗教的作用非同小可：首先，宗教与政治的结合、配合与融合，是美国政治的突出特征。其次，宗教是美国文化的中枢。其理由是：宗教在美国政治文化形成过程中具有重要价值，并服务予美国自由主义，以及政治和社会秩序的合法化。再次，美国是多种族、多宗教的移民国家，宗教信仰多元化是美国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本依托。《宗教改革对西方近代政治学的影响》一文认为，西方近代宗教改革对近代西方政治学有着深刻的影响：就研究方法而言，由于信仰与理性被进一步区分，从而使理性方法在政治学研究中恢复了地位。就理论建构而言，民族教会和民族国家相互影响而形成的民族国家意识，奠定了近代民族国家政治理论的出发点;宗教改革促进了“个人精神”的兴起，这为近代的自由、平等、民主等观念的形成提供了价值导向，从而影响了近代政治学理论的核心内容。《文明的选择：论政体选择和宗教的关系》一书在系统考察西方近代政体形成过程时发现，基督教对英、法、德等国的国家政体的选择有着较大影响;宗教在社会生活中具有较强的控制力。《论宗教与政治的互动关系》一文探讨了宗教与政治结合的模式、多元宗教并存格局与社会稳定，以及多元宗教并存社会中宗教与政治二者互动的方式等问题。《宗教信仰与民族信仰的政治价值研究》一书认为，宗教是一种具有丰富政治属性的社会现象，具体表现为：宗教能为政治统治服务，能够控制社会、稳定社会秩序、凝聚民族力量，可以为政治运动鸣锣开道。所以，宗教与政治之间具有紧密的内在联系。《正统宗教向民间秘密宗教衍变的原因和路径》一文认为，宗教信仰实质上是信众在现实生活与理想境界之间作出的价值判断和选择，因而特别能体现其政治理想及其对现存社会制度的批判态度。而宗教教义的改变，一定程度上反映其政治理想及其对现实社会态度的改变。相应地，官方往往将危及政权的信仰体系视为非法宗教，并加以管制。这便是正统宗教向民间秘密宗教或邪教衍变的原因和路径。
综上所述，在宗教与政治的关系问题上，国内相关成果探讨的主要问题大致如下：其一，介绍了当今世界各主要国家的政教关系;其二，讨论了宗教与阶级和阶级斗争、宗教与国家、宗教与民族之间的关系;其三，阐述了宗教在中外历史及其当代社会中的作用(例如，宗教在中国国家权力秩序的建立与变更过程中的作用，宗教在政治合法性论证中的作用，宗教对美国政治生活的影响，宗教改革运动之后基督教价值观对近代西方政治观念形成的影响，以及宗教在西方主要国家现代政体形成过程中的作用等);其四，初步探讨了宗教与政治互动的方式，以及由此引发的社会权力结构和利益分配方式的变迁等问题。其五，初步提及宗教信仰、信众的价值观念及其生活理想之间在思想观念层面的相通性，并将宗教信仰视为人们的政治理想及其对现有制度态度的另一种表现形式。
第二、宗教事务管理与宗教立法问题。政党及其他政治主体在运用公共权力进行资源配置时，必然面临如何处理社会生活中的宗教问题，即宗教事务管理与宗教立法问题。对此，我国相关学界和政界进行了深入讨论和研究。其代表性论著及其议题、主要观点大致如下：《宗教问题怎么看怎么办》一书提出，基于目前我国宗教的群众性、复杂性和长期性等基本特点，必须“全面贯彻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依法管理宗教事务，坚持独立自主自办原则，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相适应”;宗教的“三性”和宗教工作基本方针的“四句话”是我国“社会主义的宗教论”的基本内容;这是正确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的宗教问题、妥善解决“宗教与社会主义的关系”这一政治难题的理论基础;以这一理论为指导，在如何对待宗教这一社会力量的问题上，必然得出“发挥宗教积极作用，促进社会和谐”的结论。《讲透“社会主义的宗教论”需要新思想》一文认为，要讲透“社会主义的宗教论”，需要思维创新。《执政党与宗教：一个极其重要的理论问题》一文认为，在新形势下，我国执政党及其政府的宗教事务管理方式，必须从制定政策、下发文件的行政管理方式，改为依法管理宗教事务;应尽快出台一部符合我国国情的宗教法。《国家·宗教·法律》一书认为，用行政手段处理宗教问题的管理模式，是我国诸多宗教问题无法根治的重要原因。必须建立相对完备宗教法律体系。具体而言，其一，尽快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宗教法》，将之作为国家处理政教关系和各级政府依法管理宗教事务的法律依据。其二，开放宗教市场，并将宗教法作为维护宗教市场稳定的根本保证。其三，实行政教分离。国家应取消对宗教组织的财政补贴和特殊支持，不介入依法注册宗教组织的内部事务;宗教组织也不能干预政府的行为。其四，国家要为宗教进入社会服务领域提供政策保障。《我国宗教立法的回顾与思考》一文认为，经过近30年的探索和实践，我国已初步建立了符合国情与教情的宗教管理法律框架。今后应当按照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继续推进宗教立法工作，形成以宪法为核心，以法律为主干，包括各种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及部门规章、地方政府规章在内的，较为完备的宗教法律体系，为宗教工作实现法制化、规范化提供法律保障。《中国共产党的宗教政策》一书以中国共产党在不同历史时期所面临的中心任务为背景，阐述了党关于宗教问题的基本理念、政策和实践活动的发展过程，分析了党的宗教政策在形成、发展过程中的经验教训，并对新形势下党的宗教政策改革进行了深入探讨。《国外宗教法规汇编》一书在阐述宗教立法的概念、宗旨及其发展历程的基础上，系统地介绍了世界各国及台港澳地区宗教立法情况和宗教管理条款。《欧美政教关系研究》一书在探讨政教关系的概念，影响政教关系的主要因素等问题的基础上，先后介绍了世界主要国家的宗教事务管理模式、宗教立法与实践的概况、宗教事务管理制度的历史沿革等情况。。《从和谐社会的构建看我国宗教政策》一文提出，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背景下，党和政府制定宗教政策，应采用各安其位、各遵其道、推己及人与和而不同的方法，遵循结构的多元差异性、复杂利益的平衡合理性、社会运行发展的整体性等原则。
归纳上述论著的内容，其议题和观点大致如下：其一，根据目前我国宗教的基本特点，提出了党和国家处理宗教事务的基本方针和政策，阐述了“社会主义的宗教论”的基本内容;其二，认为讲透“社会主义的宗教论”，需要思维创新。而创新思维落实在宗教事务工作中，即应实现从“制定政策、下发文件”的行政管理模式，向依法管理宗教的模式转变;其三，系统地阐述了党的宗教管理政策与法律的形成过程及其未来走势;其四，系统地介绍了世界各国及台港澳地区宗教立法的历程和具体内容;其五，提出了宗教立法工作中的若干建议、制定宗教政策的原则与方法。
第三，宗教、社会安全及其国际政治关系问题。冷战结束后，宗教对社会安全及其国际政治格局的影响日益凸显。该问题因此而受到人们广泛的关注。对此，国内亦有数量颇丰的研究成果。其中，具有代表性的论著及其论题、主要观点大致如下：《当代宗教与极端主义》一书分析了全球范围内诸多宗教极端势力的成因、特征、类型及其对社会稳定的负面影响，着重介绍了伊斯兰极端势力、当代世界其他主要宗教衍生出来的极端主义的现状。《颠倒的宗教观：泛伊斯兰主义一“东突”民族分裂主义势力的思想体系之一》一书提出，颠倒的宗教观是泛伊斯兰主义一“东突”民族分裂主义势力的思想基础。在此基础上，作者分析了国外“东突”分裂主义势力的形成背景、历史沿革、分布区域及赖以生存的条件，剖析了它的思想体系、基本特征和不同类型，揭示其各种组织的政治纲领、活动形式和变化规律，透析其插手国际事务的原因，对国际关系，特别是对我国边境地区和周边国家的稳定发展，以及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造成的破坏性后果等问题。《世界宗教问题大聚焦》一书探讨了冷战后的宗教发展与国际政治、当前世界宗教的政治化、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演化及其影响、泛伊斯兰主义运动、宗教恐怖主义、当代新兴宗教等问题;介绍了亚非拉与欧美地区的伊斯兰教极端势力的特点、现状、成因，及其发展趋势等问题;分析了罗马天主教在欧洲的影响、宗教在东欧剧变中的作用、宗教在拉丁美洲的地位与作用等问题;探讨了犹太人在以色列国家政治中的地位与影响、美国的宗教问题、俄罗斯东正教依附于世俗政权的原因、中亚地区宗教极端势力的活动及其影响、藏传佛教与“西藏问题”的国际化趋势、俄罗斯北高加索地区民族分裂运动中的伊斯兰教因素、宗教在阿富汗历史发展进程中的地位与影响、印巴关系中的宗教因素、巴以冲突中的宗教因素等热点问题。《从身份危机到政治暴力——当代宗教恐怖主义的发生机制研究》一文认为，由于宗教为人们提供了认识世界的知识框架和概念基础，并赋予人们的行为以意义，因而，宗教的认同功能和意义功能特别明显;在全球化背景下，宗教的认同与意义功能经过族群的诠释，便可成为一种强大的社会动员力量，引发抵抗异质文化与其他族群的社会运动。因此，宗教基要主义的社会形式必然具有社会和政治的含义;宗教恐怖主义只不过是宗教基要主义在社会中的一种存在形式。《宗教在当前美国政治与外交中的影响》一文认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宗教在美国对外关系上已呈现立法化、机构化、国际化、草根化、联合化、媒体化、安全化等趋势，对美国两大政党的外交政策产生了重大影响。而“9·11”事件是美国推进所谓海外宗教信仰自由及其“以信仰为基础的外交”政策的诱因。《当代国际政治格局演变中的民族宗教问题与世界和平》一文认为，国际政治格局演变牵动着世界各民族宗教问题的发展变化，相应地，世界各民族的宗教问题也会对国际安全局势产生重大影响;一个国家内部的民族宗教问题如果处理不好，必然影响周边国家乃至全球的稳定局面;应以对话方式解决世界民族宗教冲突，以维护世界和平。《宗教、冲突与国际政治》一文认为，在人类历史上，许多国际冲突都打着宗教旗号，但本质上属于政治、经济利益的冲突。所以，宗教与国际冲突两者之间不具有因果关系;当今，国际冲突主要表现为美国霸权主义和打着伊斯兰教旗号的国际恐怖主义的较量，并对国际安全构成严重威胁。因此，只有反恐和反霸同时并举，才能建设一个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全球化境域中的文化多元性问题分析》一文认为，在全球一体化进程中，西方现代文明的传播既是在包容和吸纳后发民族宗教文化的过程中实现的，亦是被后发民族的文化“过滤”后完成的。因此，人类文明的发展只能呈现为全球化一体化这一总趋势与体现这一趋势的不同具体表现形式之间相互依存的状态，即人类文明一体多元格局，而非一元化发展趋势。承认人类文化一体多元格局、反对文化霸权主义，是减少和消解文化争端甚至战争的一条路径。
以上论著的主要观点归纳如下：其一，分析了宗教极端主义、民族分裂主义和恐怖主义三者之间的内在关系;从不同角度阐述了“三股势力”的成因、特征、类型、发展进程，及其危及国际国内社会稳定局面的关联疗式，提出了扼制“三股势力”及其中国“东突”分裂主义势力的对策建议。其二，从思想层面揭示了宗教信仰、族群认同向权力政治和暴力政治转换的机制。其三，介绍了宗教对美国政治的影响，分析了美国推进所谓“以信仰为基础的外交”政策的原因及其目的。其四，强调当今国际冲突，主要表现为以美国为代表的国际霸权主义和打着伊斯兰旗号的国际恐怖主义之间的矛盾和斗争。其五，主张采用对话、反恐和反霸并举、承认人类文化一体多元格局与反对文化霸权主义等方法，解决民族及国家之间的冲突问题。
二、对国内宗教政治学研究的总体评价
综上所述，国内相关成果论及的宗教与政治、宗教事务管理与宗教立法、宗教与社会安全及其国际政治关系等问题，分别涉及到了宗教政治学的若干理论和现实问题。这些成果为深化研究做了大量有益的铺垫工作，并为概论形态的宗教政治学的形成提供了必要的思想理论素材。但是，从学科体例、基本理论及其主要内容等维度看，这些成果尚存在以下不足：
第一，对宗教政治学的构成要素及其逻辑关系、学科体系等问题涉及甚少。宗教政治学作为一门交叉性学科，应有其问题意识、逻辑起点、基本理论、主要内容、框架结构和研究范式。所谓宗教政治学的问题意识，即对人类历史中宗教与政治高度扭结、相互制约这一现象的觉察及其力图诠释此现象的理论诉求;其逻辑起点或基本范畴应为“宗教”、“政治”及其两者共有的权力、权利、权威与合法性等概念;宗教政治学以交互作用的社会政治生活与宗教生活为研究对象，其基本理论和主要内容包括宗教与政治的同质性特征、宗教的政治功能及其实现途径与方式、宗教与政治的互动规律，以及政府管理宗教所遵循的一般性原则与方法等;而关于这些问题的逻辑推论过程，亦是该学科框架结构的显现过程;宗教学、政治学以及哲学、史学、文献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是宗教政治学综合采用的研究方法。总之，宗教政治学作为一门相对独立的交叉性学科，应该具备以上构成要素、逻辑框架或学科体系。换言之，宗教政治学应该具备学科特有的一般性、概论性特征。但是，综观国内相关研究成果，不难发现，专门探讨该问题的成果甚少。因此可以说，宗教政治学的学科体系和逻辑框架尚未定型。
第二，关于宗教政治学基本理论的研究尚不系统、深入。宗教政治学的基本理论包括政治与宗教的同质性问题、互动规律、功能互化机制及其实现途径与方式、政府对宗教进行管理的一般性原则与方法等。从政治学论域研究宗教现象，不难发现，没有权力的神是不存在的。在信仰者看来，信仰对象(包括人格神或抽象力量)具有创造、支配和控制一切的权力。而崇拜和依靠拥有生杀予夺“权力”的信仰对象，并期望以此获得现世庇护和来世幸福等“利益”，是宗教信仰之所以产生、存在的根由。所谓宗教，即人们对超越于自身能力之上的超然性存在及其权力的神化和膜拜。而宗教的权力、权威及其神圣性、合法性的实现路径有两条：其一，以宗教信仰特有的真理观、价值观、道德准则和生活的理想模式吸引和教化信众，以实现其精神控制;其二，通过一定的组织形式，采用一系列仪轨、戒律来规约信仰者的行为。这是宗教之所以能够控制信众的思想和言行，并且在一定条件下转化为社会运动中具有控制力的政治力量的原因和路径。可见，宗教与政治两者在社会权力、权利、权威、合法性等方面具有同构性、同质性特征。而该特征又引发出宗教政治学一系列基本理论和实践问题。例如，两者在社会生活中的权限范围、互动规律及其功能互化机制等问题，以及政府管理宗教的一般性原则与方法等。而关于这些宗教政治学的基本理论问题，我国学界和政界缺乏政治学论域的本质性分析。具体而言，由于对宗教与政治的同质性问题(即两者共有的社会权力和权利等属性问题)缺乏学理和经验层面的系统研究，因此，由两者同质性特征引发的一系列基本理论和实践问题的认识，亦只能停留在“是什么”、“怎么样”等状态描述层面，而未能进入“为什么”等本质分析阶段。
第三，宗教政治学主要内容的学科特征尚不明晰。宗教与政治的关系、宗教事务管理与立法、宗教与国际政治格局、宗教与公共安全等问题，不仅是宗教政治学的思想理论素材，也是该学科研究的主要内容。在我国，由于对宗教政治学基本理论与方法缺乏系统研究，因而，用“权力”和“利益”等范畴以及政治学的思维范式剖析宗教现象的研究方法，尚未运用于上述问题的研究过程。相反，社会学、法学或管理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却常常出现在这些问题的研究之中，其研究成果亦分别显现出这些学科的特色，而缺乏宗教政治学的学科特色。
上述情况表明，国内相关成果对宗教政治学这一交叉学科的逻辑框架、基本理论、主要内容和研究范式等基础性问题的探讨尚不系统、深入。因此可以说，宗教政治学在我国尚处于起步阶段。由于该学科能够提供诠释当代国内外政治与宗教多层次复杂互动关系及其变动趋势的理论框架，为正确处理政教关系提供方法论支持，所以，深入系统地研究宗教政治学，不仅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而且具有极大的现实意义。
社会治理存在问题及对策篇5
一、跟踪重大政策措施贯彻执行情况，保障国家政策的有效落实
审计署“十二五”规划指出，审计工作的重要任务是对中央重大方针政策和宏观调控措施贯彻落实情况的跟踪审计，促进政令畅通，保障各项政策措施落实到位。
（一）监督经济领域宏观调控政策的贯彻执行。
1.审计关注相关行业宏观经济政策的执行情况。审计主要包括财政审计、金融审计、社保审计、固定资产投资审计、企业审计、农业与资源环保审计等，可以保障国家多个行业宏观经济政策措施的落实。比如，在企业审计中，监督企业对国家自主创新和节能减排等政策的落实情况；在投资审计中，监督国家产业结构调整政策的落实情况；在社保审计中，监督保障和改善民生政策措施的贯彻落实，等等。
2.跟踪审计专项资金使用和政策执行情况。通过专项资金审计，监督财政专项资金的分配和使用，跟踪其所承载政策目标的实现情况，分析政策实施效应。如对农业、民生保障、教育、卫生等领域专项资金的审计监督，揭示和反映落实国家政策不到位、政策目标未实现以及严重影响和损害群众利益的问题，促进国家各项政策切实落实到位。
3.审计调查剖析国家政策执行情况和存在问题。专项审计调查，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缩小审计监督的空白点，保障对国家各类宏观经济政策执行的审计监督。同时，可以在最短时间内就财政经济领域中存在的突出问题、政府方针政策的落实情况、国家财经法律法规规章和政策执行情况展开审计调查，迅速提出审计调查结论和建议，为政府及有关部门宏观管理和决策提供依据。
（二）监督领导干部对重大政策的贯彻执行情况。经济责任审计将党政领导干部贯彻落实国家政策及其相关重大决策的情况作为审计重点，审计政策执行者是否按照规定的期限、范围、标准、进度、方式等执行政策，是否存在弄虚作假逃避政策约束制裁、违规享受政策优惠等问题。
（三）分析国家政策的执行目标与执行效果。通过对政策执行效果与政策目标进行审计对比，在制度和政策层面剖析问题产生的原因，提出完善建议，促进各项政策措施更加合理有效，确保国家治理具体目标的实现。
二、对国家公共权力进行监督制约，保障政府决策的科学性和合理性
（一）为提高政府决策质量提供外部监督。政府审计关注重大经济决策以及经济结构调整、财政管理、土地管理、节能减排和环境保护等方面责任履行情况，重点监督政策本身是为实现短期地方政府利益最大化的，还是长期社会利益最大化、注重在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能否保证资源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等问题，促进决策主体着力提高政策质量，使得地方政府决策服从于国家治理大局，优化资源配置，提升政府工作效能。
（二）推动治理主体对不当政策的改进和完善。政府审计全方位监督经济权力的运用，客观反映经济权力行使与经济运行之间的矛盾和问题，督促决策主体纠正政策制定和执行过程中出现的偏差。通过经济责任审计监督重大决策的执行情况及实施效果、财政审计监督公共财政政策执行和财力分配权的使用、专项资金审计监督主管部门对资金的管理状况，可以及时发现政策制定是否科学合理。尤其是任中经济责任审计前移监督关口，由事后监督改为事前监督，更早地发现政府决策中存在以及潜在的重大问题，及时提出审计建议，纠正和完善不够科学合理的政策措施，最大范围内减少经济损失和可能产生的社会负面影响。
（三）为领导干部的选拔考核任用提供真实客观依据。经济责任审计，特别是对党委政府领导干部的经济责任审计，全面评价决策主体经济权力运用情况，为领导干部的选拔考核任免提供重要参考依据。以财政财务收支审计为基础，审计领导干部所在地区综合经济指标的真实完整性、重大经济决策和重大经济项目的效益性，对领导干部的经济决策行为、统筹管理行为、政策执行行为和自我约束行为等任期工作业绩进行认定判别，客观、公正评价领导干部履行经济职责、执行方针政策和遵守财经法纪的真实情况，最大限度减少经济工作中的短期行为，更好地履行职责。
（四）有效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行为。政府审计是权力制约和监督的重要组成部分，当权者、掌权者应为不为等等，都是经济责任审计工作的重中之重。经济责任审计贯穿于干部任中和离任全过程，通过审计评价中对遵守财经法纪方面经济责任的表述，促进领导干部增强法律意识、纪律观念，自觉依法行政、廉洁自律，避免和减少违纪问题的发生，对于审计发挥“免疫系统”功能，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具有深远意义。
三、评价国家治理主体绩效水平，保障公共资金使用的绩效
（一）评价国家公共资金使用绩效水平。绩效审计全面评价政府预算资金绩效，关注政府债务、资源出让收入等非预算资金绩效，同时监督国有企业和代行政府机构的资金等其它公共资金绩效，客观评价公共资金和公共资源管理活动的经济性、效率性和效果性，有助于避免大量公有资源浪费和使用低效现象。
（二）评价政府公共权力运用绩效水平。绩效审计与经济责任审计结合，在监督政府公共权力运用是否真实合法的基础上，对政府管理过程中公共资源、财产的投入、产出和最终成果所反映的绩效进行评定和划分等级，进而对政府管理的效率、理财能力、服务质量、社会公众满意度等公共责任履行情况进行判断，监督是否实现在保证预期效果前提下资源耗费最小化、资金投入项目活动是否实现政策预期目标、是否注重自然资源的有效利用和对生态环境的维护。利用审计结果对公共决策和管理进行信息反馈，提出有效政策建议，有利于增强重要治理主体的责任意识和进取意识，强化政策执行力度，以此提高政府绩效管理水平。
（三）评价政府重大投资项目绩效水平。政府投资工程绩效审计监督政府投资项目的投资决策、投资管理、资金使用和投资效果，重点关注投资项目的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揭示影响投资效益发挥的主要制约因素，关注相关政策的执行情况，对资金使用、项目管理、投资政策执行等的绩效水平做出评价，促进政府性建设资金的管理水平、使用效益，完善投资领域的体制、机制、政策。
四、揭露和查处经济活动中重大违法违规问题，保障经济行为的真实性与合法性
政府审计应以真实性和合法性审计为基础，突出经济监督专业优势，抓住重点领域，深挖线索，以审计专业手段揭露和查处经济社会违法违规问题和大案要案线索。一方面审计善于抓住关键环节。重点关注财政资金的分配和使用、工程建设中的招投标和物资采购、土地出让中的招拍挂和异地置换、金融机构的贷款发放和票据贴现等容易滋生违法违规和腐败行为的领域，揭露和查处重大违法违规、经济犯罪和腐败问题，严重侵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重大铺张浪费、国有资产损失、资源毁损和环境破坏等问题。另一方面审计专业优势更易发现案件线索。政府审计利用其专业手段，从与被审计对象和延伸审计对象的座谈和调查入手，重视举报线索，利用审计函证收集一手资料，运用a0审计软件，结合现场调查核对，及时发现存在的疑点，并进行实质性审查，不遗漏任何一个案件线索。
同时，注重多部门横向联动。审计、纪检、监察、公安经侦等部门的通力配合，有利于揭露和查处经济活动重大违法违规问题，不断提高重大案件、重要问题的突破能力。
五、揭示和反映经济社会运行的重大风险隐患，维护国家经济安全
（一）密切关注国内外复杂环境下国家经济运行的重大风险。当前，国际政治经济环境复杂多变，国内经济增长下行压力增大，财政金融等领域风险增多。政府审计通过各项专业审计对经济运行风险的关注表现在以下方面：
财政风险方面。财政审计从预算编制审计、预算调整审计、预算执行过程审计到执行效果审计，全过程跟踪财政资金从收入到最终使用各环节；紧跟财政资金的各方走向，关注专项资金使用；对中央及地方各级政府财政支出进行全方位审计，实现整体上把握财政资金风险的目的和效果。
金融风险方面。金融审计通过对货币市场、资本市场、金融衍生品市场、外汇市场、保险市场等金融市场系统性风险的关注，分析金融市场与金融主体的关系，确定金融风险传递可能存在的环节和范围；确定导致金融风险传递的交叉性金融产品和业务，分析其传导机制与风险。同时，金融审计还关注开放经济条件下外部环境的影响及其风险，关注国际资本针对地方金融机构的战略投资，并密切关注风险和收益不对称的金融衍生品，严防金融陷阱，防范金融风险。
资源环境风险方面。资源环境审计与其它专业审计结合，全面监督政府资源环保政策的制定和执行、资源环保财政资金的使用、重大建设项目对资源环境的影响、银行贷款是否执行“绿色信贷”政策、企业污染防治设施建设、国外贷援款环境项目资源利用和环境保护绩效、领导干部履行资源管理和生态环境保护职责等与资源环境相关的经济活动和行为，揭示和防范资源环境风险，维护资源环境利益、保障国家资源环境安全。
社会稳定风险方面。中国目前正处于经济社会转型的重要时期，社会保障、教育、卫生、住房等民生领域存在的矛盾会影响社会和谐稳定和经济社会发展。通过对重点民生资金和项目的审计（如社会保障资金审计），摸清资金规模、使用、管理和效益情况，检查政策落实情况和实施效果，揭示民生领域存在的重大风险隐患，有利于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和人民群众安居乐业。
境外投资风险方面。开放经济条件下，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和间接投资力度增大，形成了规模庞大的海外资产，国有企业在不断扩大境外投资规模和范围的同时，也面临着复杂的国际经济政治环境带来的冲击和影响，风险和威胁剧增。通过企业审计关注国有企业境外投资的安全，强化对国有及国有资本占控股地位或主导地位的企业和金融机构境外投资的审计，有效揭示国有企业境外投资风险，保护国有资产安全。
社会治理存在问题及对策篇6
关键词：博客；聚焦；表达；公共利益；功能；考量
博客（blog），作为向公众展现个人意志的舞台已是一种不争的社会事实，作为一种与时俱进的生活方式、工作方式、学习方式已经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欣赏、所接受，并且正在改变着传统的网络和社会结构，对社会发展、对生活在其中的人们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影响。虽然公众和学界对博客及其影响的评估不尽相同，然而，仅从对博客现象的不断聚焦与关注这一事实，不难看出博客的社会影响力正在日益增大。从20__年的两会期间，人民网推出的＂两会博客＂得到了代表委员与博友的热情支持，一些代表通过博客方式阐释自己的政见，到今年6月总书记在线直接与网民进行交流，等等，这些都在向人们昭示一种事实，即网络、包括博客形式作为一个传递信息、相互交流沟通的现实方式，已经越来越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接收，已经成为现代社会信息传播不可忽视的重要方式与平台。如果说，过去学界对于博客问题的研究更多是从传播学、政治学、管理学的视角进行思考，那么笔者在本文中则是首次尝试从学理视角对博客聚焦与表达社会公共利益功能问题进行分析与探讨。
一、论题的提出
必须承认，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社会结构的日益分化，群体利益的更加多样化，公众的主体意识日益增强，对自身的利益和权利维护更加关注。我们的政府作为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者，本质上应当代表社会公众整体利益，应当通过各种政治决策和公共政策使社会利益格局达于均衡。换言之，政府作为社会公众整体利益的代表，其本质要求将全体公众整体利益充分表达出来，使不同群体利益得到充分表征。如果 这一前提并不具备，那么即便政府本质应当代表全体公众利益，但在事实上则是未必能够成立。在这个意义上，一个成熟的社会，一个成熟的政府，在对待社会公共事务管理问题时，起码有两个问题需要关注：一是政府如何来代表社会公众整体利益，即如何表达不同利益群体之间利益均衡问题；二是不同利益群体各自利益将会通过何种方式得到表达与维护，即现实社会中的民意表达科学机制如何进行建设的问题。由此可知，开拓、畅通多元的民意表达方式和表达渠道，是一个需要全社会共同努力的实践问题。
然而，事实是随着市场经济体制逐步确立与市场机制作用的强化，社会公众的利益正在分化，有些人成为市场化的正收益者，有些人则成为市场化的负收益者，目前中国社会阶层构成中，公众已分别被纳入不同的利益群体，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利益失衡问题日见凸现。
一方面，现实中，强势利益群体已经构成实质上的利益集团，他们有能力利用各种资源，以各种形式来诉求自身利益，来影响政治决策和公共政策，其利益也能够充分地被政治决策和公共政策所反映，因而其利益不但得到制度性保障，而且其利益在政治决策和公共政策激励下可以被放大。甚至，由于种种因素的影响，有些强势利益集团对某些政治决策和公共政策的制定甚至有“影响”政府的实际能力，使政府决策带有明显的强势利益集团的利益导向和偏向。
另一方面，现实中，社会弱势群体已经形成，正在或者已经被边缘化，其利益要么难于得到表达，要么表达得不充分。由于他们自身缺乏有效影响政治决策和公共政策通道和具体手段，致使他们在政治决策和公共政策形成过程中往往被边缘化。这样一来，弱势群体在市场机制强化过程中利益已经受损的前提下，其利益诉求在政治决策和公共政策中如果不能得到反映，那么整个社会利益格局就会越发失衡。或者说，在利益表达失衡条件下，社会利益诉求机制必然是会严重缺损。在这种社会环境下，如果出现了社会中相当数量的利益群体的利益诉求无法通过有效通道和途径得以表达，那么政治决策与公共政策因信息不完善难以反映社会不同利益群体的利益关系，其结果必然会导致社会利益格局失衡。此时，当弱势群体不能通过正常有效通道和途径使其利益得到及时有效表达时，往往会采取非制度化和非正常途径来表达自身的利益诉求，从而使社会矛盾激化。
如何回应和解决这一社会问题？如何使不同利益群体（尤其是弱势群体）的利益表达更为充分？如何使政治决策与公共政策在信息完善前提下矫正社会利益失衡，进而实现社会利益的均衡。特别是由于我国长期计划经济体制下导致的社会利益格局简单化和一致性，政治决策和公共政策的形成往往是政府单一主体行为，即制度转轨和社会转型后，社会利益已经分化、公众已明显区分为不同利益群体的背景下，政治决策和公共政策必然要求利益表达，即政治参与形式的改变，即要求公众通过多种方式来实现群体利益表达和社会整体利益均衡。因而，如果说现代社会强势利益集团实质上已经形成，且利益表达、政治决策与公共政策对其利益的反映已经非常充分，那么弱势利益集团及其利益表达的不充分甚至是严重缺位，这对于社会利益结构失衡而言，则是一个值得社会加以深刻反思的。
由此可知，如果说在中国社会转型期，利益分化是正常的，但利益关系不能断裂。通过何种机制、何种途径使社会利益关系保持在合理的张力状态，使不同利益群体、特别是弱势利益群体利益表达和政治参与得以实现，使政治决策和公共政策充分反映社会整体利益，使各利益群体成员自觉成为政治决策和公共政策执行者，使其行为有助于政治决策和公共政策实施，这将是判断一个社会是否成熟的重要维度。博客作为现代社会传播信息的特殊手段和平台，对于补充与表达社会弱势群体话语，对于聚焦和表达社会公共整体利益，可以承载着特殊的功能。
二、博客聚焦和表达社会公共整体利益的功能
如果说，网络群体的出现并迅速发展，使之作为新型社会利益的表达渠道，其政策参与逐渐成为一种趋势，那么其自身所具有的特殊优势主要表现为：一方面，持续增长的庞大人群为网络群体发展及参与公共政策提供坚实社会基础。另一方面，互联网日益更新的技术内容，通过电子邮件、聊天室、新闻组和虚拟俱乐部等形式，为人们提供一个超越物理空间平台，从技术上保证人们可以非常方便地利用网络平台进一步促进交换行为，包括资源交易和关系强化，催生了新的民意表达和结社模式，拓展了社会利益表达的渠道。
概括地说，博客作为特殊网络群体在社会公共政策参与上更具优势：
第一，政策参与形式多样便捷。博客对社会问题的关注与探讨，使之对政府政策进行建言献策更加直接便捷，社会影响力增强。如，通过在网上对相关问题直接发表观点，引发或引导社会舆论，从而使社会问题成为政府关注对象，进入政策议程，进而引起政府管理部门高度重视，最终使相关政策得到改进和完善。
第二，社会资源整合能力强。由于博客政策参与形式的多样便捷，可以在短时间内迅速地聚集众多力量，围绕特定问题展开及时报道评论，引起社会聚焦与强烈关注，即可以凭借自身优势将合理合法政策建议更为有效地传递到社会各界，既可以迅速在全国形成无法估量的社会影响力，又可以实现社会资源的有效整合，促进社会问题快速得到政府的高度重视。
第三，合作式的非对抗性政策参与。如前所述，博客群体政策参与方式主要是合法性的间接参与方式，因此，政府并没有进行严格管理，而是给予一定自由活动空间，甚至有时还会主动与其进行沟通和合作，适时邀请专家参与其中，用事实说话、用科学论证，做到有理有据地参与，为政府决策提供很多有价值信息。从某种程度上讲，正是缘于网络群体，包括博客的积极、合法、专业、高效参与，为政府提供了有价值信息，也为广大网友与政府之间架起一座交流、相互了解桥梁，从根本上促成政府、民众及社会各界对其信任与支持，使之成为社会公共利益表达科学渠道，成为和谐社会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与此同时，我们还必须看到，博客作为网络群体，在表达社会公共利益和政策参与中，仍然面临着许多困境：
第一，参与政策过程的能力有限。政策参与能力是指对政府决策加以影响和推动的能力。但博客作为自发产生的网络群体，一方面，组织凝聚力并不强，即其必须具有相当的凝聚力，才能形成较高质量的利益综合，进而才能在政策参与中发挥较为重要的作用。但目前的博客群体总体凝聚力较弱，对相关活动，以兴趣作为标准，因此造成了其活动现实中缺乏事实上的群众基础局面。另一方面，博客群体在组织策动能力方面同样存在着困难，因为其群体参与活动与否完全取决于个人自愿，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导致这一群体之间处于一种精神上支持和网上表态，使其活动规模、影响都很有限，很难收到更为有效效果。
第二，政策参与不平衡性。由于博客群体之间在组织资源、财力资源、信息资源以及社会关系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致使其在政策参与水平上存在着明显差异，使其政策参与存在着极大的不平衡性，主要表现在：一方面，政策参与主体不平衡。因为，目前博客群体中大部分是属于一种联谊性质，在不同群体类型中，利益表达意识不同。另一方面，政策参与渠道不平衡。博客群体政策参与和公民政治参与形式虽然不尽相同，但其政策参与也是具有层次性。
可见，尽管博客群体政策参与困境的原因很多，但有两点不能不关注：一是消解博客群体自身能力问题，二是优化其政策参与的社会生态环境问题。具体说，就是要在利益愈加分化的过程中，尽快提升解决社会各界的责任，来积极回应时代提出的新课题。
三、对博客表达社会公共利益功能提升的思考
如前所述，博客作为一种特殊群体，在表达社会公共利益问题上有着特殊占位，因而，提升其表达社会公共利益能力及关注社会生态环境则是题中应有之义。作为一个日益成熟的社会，理应做出如下回应：
第一，充分发挥博客群体对社会矛盾与危机的监测、预报功能。目前,我们已经进入一个开放社会，随时会遭遇到各种各样的新问题、新挑战，这就要求政府在进行社会管理时：首先，要从根本上解决进一步从制度上保障落实公众的话语权、参与权、知情权和监督权，让不同利益群体的利益诉求都得到充分表达。具体言，既要完善现有制度资源，又要积极拓宽社会利益表达渠道。因为，只要有表达渠道，民众利益诉求就会凸显出来。表达则是接受的前提，公众越来越多地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提出利益诉求并直接参与政治。但表达上存在的“困难群体”依然存在，这就要求建立科学的诉求表达机制。其次，要进一步完善现有制度资源。我国传统的诉求表达机制，可以分为群体利益诉求机制和个体利益诉求机制。前者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核心，包括政党制度、政治协商会议和工会、妇联等群众组织；后者则包括人民制度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等。同时，传统媒体也有着上情下达与下情上达的双重功能，也是民众利益诉求表达的重要渠道。再次，要充分关注网络媒体作为公众利益诉求的直接表达渠道。这一点，通过论坛、网络新闻评论、官员在线问答等多种形式，已表达出一个良好开端。而且，现实中，中央和地方各级官员也都越来越重视收集网络舆论，乃至直接上网“潜水”、公开发帖、在线回答问题、与网民互动。正如有的专家指出，在一个公开的舆论环境中，多元利益诉求进行竞争，正当、合理的利益诉求无疑更具竞争性，更得人心，更能制约与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公共政策。
第二，积极利用网络平台和博客形式向社会、向公众传递与输入公共政策，以最大限度地克服缓解政府管理过程与民意沟通不顺畅问题。这是因为，在民意表达的社会机制中，传统媒体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但因传统媒体的局限，在民意表达的过程中，确实存在着民意表达的缺位、民意表达的错位、民意表达越位等问题。这就要求一个社会共同体整体抗震能力的增强，必须要以公众的整体心理承受力提升，必须以对危机、对矛盾、对风险的及时知晓为根本前提。只有公众对危机、对矛盾知道得越及时，越深入，社会化解危机的准备就会越充分，社会对危机处理的成本就会越小，公众面对风险、回应危机过程中的心理承受能力就会越稳定。今年5.12四川汶川大地震，正是由于各种传媒，包括网络和博客等新媒体在信息传递方式的公开、及时、透明，使得这场危机得以化解，并取得了前所未有的社会抗压力与民族凝聚力。
简言之，对于博客这一社会现象及其功能问题的认知理解，是一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不同视角可以有不同解读。这里，笔者对于这样一个值得关注和思考的现实课题，仅仅是从功能这一新的视角进行了首次考察与初步思考，恳望得到专家学者指正。
参考文献：
［1］从总书记上网看互联网政治［eb/ol］.人民网,20__-06-23.
［2］王文祥.建立底层社会的利益表达机制［j］.社会科学战线，20__,(6).
社会治理存在问题及对策篇7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课题“性别失衡背景下农村大龄未婚男性的性健康与公共政策促进研究”（13CRK017）
性别失衡是当代中国面临的社会挑战。转型期的性别失衡造成人口性别结构中男多女少，凸显了女性群体的权利需求和福祉的被忽视，形成对女性成员平等权利和发展权利的侵害；也形成婚姻市场上的不匹配现象，出现大量无法成婚的未婚男性“光棍”群体，由于中国道德文化传统中将性和婚姻家庭紧密联系，缺乏对“性”和性别本身的科学分析，使其遭遇污名化和标签化，在健康、心理和社会交往中面临生活与发展权利的挤压。
在性别平等与发展领域，世界范围内出现新的声音与理论界定，最具典型的即以多元权利为核心的“性”理论（sexuality）。国际卫生组织将sexuality界定为以性、性别身份、性体验以及生育为核心的综合概念，不仅反映了人类在思维、想法、欲望、信念以及态度中围绕性的事物和行为，也体现社会生活中个人与性、性别和性行为相关的价值观念以及社会关系等。[1]Sexuality所体现出的人类认知和行为，同时受到来自于生理、心理以及社会多方面因素的影响，是贯穿个人一生的综合概念。以“性”为核心的sexuality不仅包含性和社会性别的含义，也将与性、性别相关的社会议题和个人议题纳入研究，展现出多元化特征。
在多元视野下，与健康、权利和政策相关联的新现象和新事物逐渐显现，例如多元性理念下的同性婚姻/伴侣需求等，形成对于传统二元婚姻和家庭模式的冲击，对性别失衡分析及其治理也提出了新的需求。与此同时，女性群体权利意识和社会参与需求逐渐凸显，性别气质的传统定义受到质疑，传统的男女社会性别特征开始发生变化。性别失衡不仅是男女比例失衡及其两性社会风险，还涉及到性的行为与态度、性的关系与协调、性别地位与角色，特别体现出弱势群体健康和权利需求的紧迫性。围绕两性性别结构及其失衡后果的分析与政策实践，已经无法忽视性别定义多样化和权利需求多元化的社会现实，需要积极融合“性”、社会性别中的健康和权利视角，在多元视野下重建性别失衡分析架构和治理干预策略体系。
性、社会性别和性别失衡：共性和差异
（一）健康与权利本质：性、社会性别和性别失衡的共性
性别失衡不是中国特有的现象，在女性歧视和男孩偏好的文化中普遍存在，重男轻女生育偏好造成的出生人口性别比持续偏高，是当前中国性别失衡的最直接原因。[2]性别失衡反映出社会对女性群体生存、发展和社会参与的漠视，例如就业市场和家庭继承中的女性歧视等。[3]性别失衡还造成婚姻挤压后果，农村地区弱势男性的婚姻条件更加苛刻，个人福利和健康福祉不断下降；在HiV和性疾病传播的风险环境下，缺乏婚姻的男性如果参与风险性行为，性别失衡后果就会在健康层面更为凸显。因此，性别失衡本质上反映了社会主体结构中对社会弱势群体健康和权利需求的忽视。
以“性”为核心的经验研究，把性看作身份识别和自我建构为核心的个人认知，围绕性少数人群（LGBtQ）的存在、气质、生活以及与普通人的冲突而展开，[4]倡议性少数人的生存与健康权利。中国的“性”话题近年来成为热点，从李银河的“同性婚姻合法化”议案，到“上海换妻事件”，再到媒体炒作的“同志人群”等，可以看出中国社会的“性”话题变得日益公开，而社会媒体和舆论的唇枪舌剑则直接反映了公众对性的复杂认知。在主流声音对性少数人群漠视的同时，随着性传播成为HiV最主要传播渠道，[5]“性”的健康风险成为热点议题。“性”的本质与每个人的切身福祉相关，是主流群体和少数群体共有的幸福、快乐以及健康的权利需求。
在有关社会性别的观点中，主要关注两性的社会与家庭分工，例如男耕女织、男主外女主内、男性阳刚和女性温婉等。[6]针对社会性别歧视的传统文化观念，性别平等理念强调男女两性在社会和家庭分工中的平等，弱化男性依赖及男性家庭核心地位。社会性别本质上也是一种权利分配的量纲，传统认知定义了男性权利的垄断，而新理念则反映了女性平等权利。近年来，中性化的“超女”李宇春、大学生“伪娘”、“女汉子”等非传统性别气质的出现，开始改变男女两性性别气质的传统含义，为社会性别的后天选择提供了多重选项。社会性别的多重表现形式也是个人选择生活方式的权利需求，其本质同样带有权利属性，代表了个人在成长过程中多样性的生活方式，体现出不同群体多元化的权利需求。
（二）性、社会性别以及性别失衡的差异
虽然健康和权利需求代表了性、社会性别以及性别失衡之间的共性，但是三者之间及其政策干预等，依然具有各自的特点和差异：
性领域中的健康是弱势人群行为和心理相关的关注点，例如女性生殖健康、性暴力，光棍男性HiV/Stis传播风险以及男男性行为风险等。权利视角则关注性别弱势群体如性少数人群的生理和心理需求，减少歧视和权利漠视；其研究与实践往往通过交叉学科分析人类个人隐私和社会生活中的“性”行为与角色，关注个体关系、知识、社会情景以及文化等。[7]性的理论研究与实际问题涉及宏观社会情境与微观社会关系，凸显性少数人群存在的现实性。
社会性别领域的健康与权利则更多关注女性弱势人群，通过性别角色和性别地位构建性别平等机制；社会性别与性别失衡的原因、现状和后果相关联，构成了从文化和历史传统角度解读男孩偏好直至性别失衡的理论基础。[8]性别气质的话题也提出在弱化性别刻板印象的过程中提高女性生存和发展权利[9]，与性别失衡治理的性别平等理念类似，共同构成了对传统性别偏好文化的冲击。
性别失衡研究和实践则围绕性别失衡的现状、原因和后果，关注地区与人群差异，分析对象包含社会、家庭和个人。性别失衡是带有宏观社会问题导向并且包含了中观和微观的研究与实践，是服务于全体公民权利保障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措施。性别失衡显示了部分群体在社会和家庭关系中的弱势地位与权利劣势，例如性别歧视对女性权利的侵害，男性的性需求被合理化而女性的性需求被污名化等。[10]
可见，性、社会性别和性别失衡具有共同的健康和权利本质。面对性别失衡社会不同人群的健康和权利需求，性、社会性别以及性别失衡是群体变化、社会发展以及制度变革中必须面对的紧迫议题，需要在多元视野下明确相互关系，探索可能的连接路径，共同促进社会发展与权利保护。
性、社会性别和性别失衡的关联与政策路径
中国社会的现实情景决定了性和社会性别不可能独立存在，或者说，恰恰因为“性”和社会性别的存在和变化，性别失衡和社会性别不平等问题才有了更宽阔的视野和分析空间。性别失衡问题所展现出的性与社会性别现状、性别不平等现象以及不同群体的权利需求，验证了转型社会的性、社会性别以及性别失衡之间围绕健康、权利需求存在的广泛关联，其中，制度体系是关联关系存在的基础，而政策既是保障权利需求的重要途径，也是三者相互关联的路径。
（一）健康和权利：社会建构与主体建构的关联基础
“性”的定义包含了个体生活和发展的全部要义，从生育行为到性别身份，从风险倾向到风险行为，从人与人之间的亲密关系到性相关的愉悦体验等，基本涵盖了个人观念、行为、社会交往和主观心理感知等每个人生存和发展的基本要素。[11]这些要素也显示出性别失衡社会中每个人都是利益相关者，而制度则提供了有效的利益保障和权利保护。参考eusebio关于性的社会模型，笔者提出性、社会性别以及性别失衡相关的健康与权利模型（见图1），如果分析社会建构和主体建构下三者的相互关联，可以看到模型中的社会建构确定了个体的社会属性，而个体的主体建构也影响社会对个体的界定和判断，主体建构和社会建构始终相互影响并不断变化。就此而言，性、社会性别和性别失衡在健康和权利需求的核心理念下，通过制度体系发生相互作用，也各自对制度本身产生影响。
1.性别制度的健康与权利需求。性别角色相关的身份认同是当前性别制度的首要挑战。性别失衡在客观上加剧了男孩偏好，强化了两性在社会和家庭中的差异地位，是社会建构性别角色的直接体现。然而，随着同性性倾向等自我建构的出现，性多元化和性少数人群给传统的性别角色注入了新的含义，改变了传统性别制度对于男女两性的定义，改变了两性结构下的健康需求含义和权利需求定义，使性别失衡下的传统性别制度面临理念冲击，为性别失衡治理提供了新的选择。女性社会参与意识和权利需求的提升，大大改观了其从属和被支配地位，特别是多元化的性别气质出现对性别偏好产生了深刻影响，后者赖以存在的理念基础被动摇，主体建构下的个人气质选择和角色定位不再完全参照传统社会的性别角色，个人生活方式的选择带来了新的个人健康需求，也为性别制度的改变提供动力，性别失衡治理多年来的理念束缚出现了松动迹象。
2.家庭制度的健康与权利需求。婚姻与生育行为的变化对家庭制度带来了冲击，性别失衡及其治理一直关注家庭体系内的生育性别偏好现象，但是在传统文化深厚的地区，根本无法深入家庭制度内部改变性别不平等思维。在性别多元化的思潮下，首先是家庭制度的根基即婚姻出现重大变化，少数多元化群体以不结婚或同性婚姻关系为诉求，动摇了两性婚姻制度，改变了家庭构成模式，进而变更了传统家庭制度中的生育行为和模式，为性别失衡及其治理带来了新的变化因素。新的家庭模式与生存方式也出现了新的家庭健康服务需求和家庭发展权利需求，家庭制度需要扩展和提升。社会建构了家庭制度和规范，主体建构则为家庭制度提供了非主流的选择和方式，根本动摇了家庭制度内部的权利分配模式和性别偏好倾向，家庭体系内的健康和权利也需要新的政策机制予以保障。
3.文化制度的健康与权利需求。无论是社会交往还是亲密关系表达，传统性别观念下的文化规范都强调男性的主动地位和女性的从属地位，实质上反映了性别歧视在文化制度中的存在，文化制度中的社会建构缺失个人权利环节。随着性多元化和社会性别平等意识的强化，个人之间的亲密关系表达不再强调性别地位，更倾向于主体自我感知，在主体建构中实现社会亲密关系交往，而非单纯遵循社会建构下的传统文化规范。新中国的自由恋爱观念就是改变传统中国社会“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典范，赋予个人以婚姻恋爱权利。有学者关注性行为中的性别地位和权利差异，实质上就是文化规范中的性别权利在性中的表现。[12]多元化的社会交往和亲密关系类型也将提出新的个人健康挑战，需要文化制度构建新的个人卫生和健康观念，促进人群生理和心理健康水平的提升。
4.社会发展制度的健康与权利需求。性别失衡下的社会发展存在风险要素，强化了个体围绕健康和福祉的权利需求。存在性别歧视弊端的社会发展制度无法有效保障个人健康和发展的权利。面对个人生活保障、发展促进、健康保护等权利需求，多元视野下的社会发展制度在保障主流人群权利的同时，也将关注女性弱势人群、大龄未婚男性“光棍”以及性少数人群等，在就业歧视、发展劣势以及社会风险防范中，加大对弱势群体健康和发展权利的保护力度，特别是在HiV/aiDS疾病传播等性少数人群集中出现的健康风险中，[13]强化社会发展制度的保障功能。社会发展过程中的社会风险是社会建构过程中个体面临的客观环境风险，个体在风险环境中的需求也是主体建构的结果，体现社会发展制度中个人健康权利需求的紧迫性和严峻性。
治理政策首先以弱势群体的健康和权利保护为出发点，立足于制度、政策和文化等传统干预策略，进行人群、工作、政策、制度、效果等相关联的工作扩展，实现政策创新及其干预实践。干预工作处于当前转型期中国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整体规划结构中，以中共十八大“建立国家治理体系”为工作总目标，面向弱势群体的健康保障和权利需求，从理念、手段、工具、策略以及效果评估等方面，围绕人口发展、经济发展、社会福利促进以及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等展开，同时关注性别失衡下的社会风险态势与特征，在风险防范和风险治理中促进公共安全保障。在健康和权利保障的视角下，政策创新与治理干预将由传统的碎片化、分散化治理策略，提升为整体化治理思路；治理工作将适度扩大弱势群体内涵，扩展权利保护范围；由政府作为治理工作的核心推动者和指导者，同时调动社会组织积极参与，构建治理工作合作网络，多人群参与治理，保证健康和权利需求的多元化，促进社会整体福利。
概而言之，性别失衡是当代中国面临的社会挑战，也催生了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政策需求。在性多元化、少数人群和社会性别促进的现实下，性别失衡及其治理需要反思传统制度体系的局限，探索治理政策的创新空间。笔者通过引入多元视野，以健康、权利和政策为核心，分析性、社会性别以及性别失衡之间存在的关联，在明确共性本质的基础上提出了性别失衡的新观点及其治理的实践策略。
其一，多元化视野有助于发现性、社会性别和性别失衡的共性，即健康与权利是三者共同的本质，都面向性别失衡社会不同人群的健康和权利需求，因而性、社会性别以及性别失衡是社会发展、人群变化以及制度变革中必须面对的紧迫议题，需要在多元视野下明确相互关系，探索可能的连接路径，共同促进社会发展与权利保护。其二，社会建构的制度体系和主体建构的个人需求之间存在的健康和权利议题，是性、社会性别以及性别失衡相互关联的基础。性、社会性别以及性别失衡在性别制度、家庭制度、文化制度以及社会发展制度体系内相互交织，体现出不同弱势群体对健康和权利保障的需求；在此基础上，性别失衡治理政策能够成为现实问题的策略呼应和性、社会性别以及性别失衡关联的有效途径。其三，在以健康和权利为核心的多元视野下，结合性、社会性别以及性别失衡之间的关联所提出的性别失衡问题新解读，强调性别失衡社会运行中健康与权利导向的治理政策创新及其社区干预策略，为治理工作适应时代特征提供理念指导，为治理工作的持续推进提供动力，促进治理工作对社会全体成员的健康保障和权利保护。
社会治理存在问题及对策篇8
关键词：“运动式治理模式”长效机制政策执行过程
“运动式治理”是一种广泛存在于中国政策制定和执行过程，通过制定短期政策，在最短时间内集中全社会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资源，对现存问题进行专项整治的政策工具。这种传统的治理模式常常能够得到人民的呼应和支持，使之迅速、全面地推行，并且政策执行成效显著。
一项政策的制定往往要经历一系列复杂的程序才能提上政府议程，“运动式治理模式”这种政策制定工具，通常要借助社会动员机制以及寻求上级的政治支持得以推行。这种模式易操作，能够通过动员机制缓解来自社会的各种压力，并通过寻求上级的政治支持塑造自身的合法性，很大程度上规避了长期性政策带来的政策压力和风险，使涉及社会公共问题的事项更容易进入政府议程。
一、“运动式治理模式”的特点
（一）政策制定过程中的特点
从政策持续的时间来看，“运动式治理模式”的持续时间通常较短，具有短期性和间断性特点；从政策的适用对象来看，“运动式治理模式”的范围有限，具有特定性、专项性特点；从政策内容上看，“运动式治理模式”具有应对式和就事论事的特点，政策的制定具有很强的针对性，然而这种“治标不治本”的政策只能解救燃眉之急，从长远规划角度来看，却是百害而无一利的；从政策制定的过程来看，因为发现问题而由领导及其智囊团发起的“拍脑门儿”决议往往带有一定的盲目性和片面性，具有较浓的人治色彩。
（二）政策执行过程中的特点
从政策执行手段上看，“运动式治理模式”具有强制性的特点。在执行力度上，政府高度重视此项问题，并将其提上“政府议程”，优先进行处理；在执行措施上，相关领导层面态度强硬，吸引了民众的高度关注；从政策执行的过程上看，“运动式治理模式”的推行离不开充分的社会动员机制和上级的政治支持。
从政策评估上看，尽管这项举措在治理结果和治理方式上广受好评，但对于“运动式治理模式”在评判标准上具有一定的片面性和不完全性。从评估的主体和评估的标准来看，政策是否得到有效执行要看其取得的成果，和人民的满意程度。政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应该是人民群众。
二、“运动式治理模式”长盛不衰的原因
这种政策执行模式明明在政策推行的各个环节都或多或少地存在问题，为什么还会受到群众的大力支持呢？
首先，“运动式治理模式”是一种社会动员机制。这种“飓风式”的行动能够在短时间内得到全社会民众的广泛支持，集中全社会的资源立足于这项新的政策，是源于一种强力的社会动员机制。从动员方式上来看，通过采用物质奖励和精神奖励相结合的方式，对做出重要贡献的个人进行专项资金奖励，同时授予称号进行表彰、给予获奖人精神上的鼓励，从而调动更多的民众参与其中；从动员目的上看，“运动式治理模式”一般从民众最为关注的问题出发，关乎人民的切身利益，进而引起广泛关注。这种社会动员机制很大程度上弥补了政府动员能力不足的缺陷。一项政策的成功实施离不开群众的支持和配合。这种动员机制通过物质奖励和政府态度给全社会成员物质和精神上的鼓励和信任，调动了人民的积极性，从而促成了这项重奖政策在短时间内取得巨大成果。
其次，“运动式治理模式”要寻求上级的政治支持。由于政府在促成政策实施方面往往具有强大的公信力，政府通过自上而下制定政策规定的方式传达到下一级部门再到公众，上传下达，层层推进，使这项政策得以切实推行。通过积极寻求上级的政治支持，为政策的推行扫清障碍，将其置于一个相对稳定的政治环境之中，最大可能减少行动阻力，并为其提供强有力的政治保证和支撑，使政策提上日程变得合法化。而同样，这也反映了政府间缺乏有效的合作机制的弊端。往往是问题发生了才意识到需要沟通，取得政治支持，应该提早树立忧患意识，防患于未然。从政策执行的结果上看，“运动式治理模式”通常具有治理成效显著，广受民众好评。
最后，“运动式治理模式”的制定过程看似是一个完整的政策制定循环过程，实则本质是“运动式治理模式”治标不治本。这种不顾长远发展的突击式整治行动必然会引发更严重的后果，经历一段时间的累积，又将会导致另一个问题的出现，从而为下一次“运动式”政策的轮回提供了契机。运动式治理所达到的“成果”只是行动本身所规定的短期目标和针对性结果，但是指标的实现并不等同于问题的解决。这个政策循环模式完整地展示了中国传统的“运动式治理”的政策执行模式，同时也暴露了“运动式治理模式”饮鸩止渴，不顾长远发展的一面。因而，阶段性目标的迅速实现，往往会获得民众的支持和一贯好评。
三、“运动式治理模式”的改进
“运动式治理模式”在中国政策的制定和执行过程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当社会问题和矛盾严重时，政府面临来自公众越来越大的压力时，这些问题就容易进入政府议程，从而推动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但是这种模式，只顾及追求“创新性”和“时效性”，而忽视了长期性和可持续性，没有完全顾及群众的情感需要。
对于中国政策执行中经常出现这种运动式的治理模式，主要的治理方式是要建立一种长效机制，让政策措施能够从本质上延续下去。对此提出如下建议：
（一）完善政策执行过程中的“运动式治理模式”
政策是国家政权机关、政党组织和其他社会政治集团为了实现自己所代表的阶级、阶层的利益与意志，以权威形式标准化的规定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应该达到的奋斗目标、遵循的行动原则、完成的明确任务、实行的工作方式、采取的一般步骤和具体措施。
首先，一项政策的实行对象应该具有一定范围的代表性和广泛性，并且具有可变通的执行能力，可以较为灵活的适用于类似的情况之中并加以应用，在专项整治的基础上能够举一反三，是典例而不是特例。
其次，政策的执行手段要刚柔并济，在采取强制措施之前，采取谈判和思想上的教育等方式，给予民众一定的心理缓冲期，这样往往会更有利于民众的接受度和政策的推行。同时，及时听取民众提出的建议和反馈，广泛听取民意，为政策的推行奠定良好的群众基础。
再次，“运动式治理模式”的产生往往是由于政府动员能力不足，因此在政策执行的过程中需要采用社会动员机制对群众进行一定的物质激励；同时，政策的有效推行还需要寻求上级的政治支持，从而使政策推行合法化。
最后，从政策执行的结果上看，“运动式治理模式”往往能在很短时间内达到既定目标，但是这种结果的实现难免会带有一定的人治色彩和形式主义。政策的执行是一项长期工程，要根据实际实行的状况对政策进行发展和完善。
（二）健全政策评估体系和监督体系
一项完整的政策评估环节是必不可少的，而“运动式治理模式”往往缺乏对政策的系统评估和检验。首先应该对政策的主题进行明确的界定，并评估政策的可行性，以及相关的执行标准和硬性指标，这是对政策是否可行进行一个初步的评估。在政策推行以后，应该继续分阶段评估，是否应该继续推行或应该进行变革，政府政策的执行能力以及政策是否有明显效果。最后，政策结束，要对其成果进行全方位的评估，从而使人民真正得到满足。
同时，要加大内部和外部监督的力度。在政府部门内部，完善官员队伍；在政府外部，引入第三方，寻求媒体的监督。
（三）探索建立环境治理的长效机制
“运动式治理模式”恶性循环的产生其实是由于领导者在政策制定过程中并没有切实看到政策具有完整性和连续性的本质。应该将传统的“运动式治理模式”转变为一个连贯的长效机制，形成一个新的政策运行体系：在发展的同时做好预防不可避免的问题发生相关测评结果引起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领导做出重要指示政府有关部门召开紧急会议，制定相关治理政策举行听证会、群众座谈会等听取民意，同时向民众讲解这项政策，有助于他们理解并增强认同感，为日后政策的推行做铺垫根据民意对政策进行修订对政策的可行性和群众接受度进行评估在试点尝试小范围分阶段推行扩大范围，普遍实行对实施结果的有效性和实行程度进行评估总结成果，政策结束。这样，通过评估和连续性的政策制定，将“运动式治理模式”植入长效机制之中，促使政策能够连贯执行，从而使问题得到根治。
四、结束语
政府的政策制定是一个长效的、连续的过程。在政策制定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传统的“运动式治理模式”在政府社会动员能力不足，社会资源不充分的前提下，对推动政策制定和执行过程中发挥的重要作用。
同样，我们也应该看到政府在运用“运动式治理模式”推行某项政策时所暴露出来的一系列问题。政府在制定和实施某项政策时，不能单纯地因为目标正义，利益和效率，就不讲求行事理念，不顾及群众情感，简单粗暴地推进，单纯地寻求暂时的成果、荣誉和高效率，导致政策陷入一个无限的恶性循环之中。每一次的专项治理不仅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反而为下一次不彻底的“运动式”提供依据。既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也不能真正使人民得到满意，最后的结果只可能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将政府公信力和形象置于一个尴尬的位置。
参考文献：
[1]唐皇凤.常态社会与运动式治理――中国社会治安治理中的"严打"政策研究[J].开放时代，2007（3）.
[2]黄其松，杨志军.新型常态治理：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转型之道[J].探索，2015（1）.
社会治理存在问题及对策篇9
关键词:区域公共管理;区域环境治理;环境合作治理
中图分类号:D03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198(2009)22002602
1区域公共管理的提出
在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浪潮滚滚而至,市场化、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进程加速推进的背景下,我国区域性公共问题如环境污染、流域治理、公共危机、资源配置等急剧滋生起来,并且“区域化”和无界化的态势更加明显,由此引发新型的治理形态――区域公共管理。区域公共管理要求打破政府行政区划的刚性界限,以行政命令的方式,对本地区社会公共事务进行的垄断管理,具有相当程度的封闭性和机械性的行政区行政。这里的区域不是以行政区划作为空间范畴,而是基于公共物品(公共事务、公共问题、公共利益)标准上的同质性域场。在政府治理的价值导向上,区域公共管理以公共问题和公共事务为基本价值导向,而非以行政区划的切割为出发点,即“内向型行政”为“区域性行政”,打破行政区域的刚性壁垒,把日益凸显的“外溢性”公共问题和“区域性”公共事务纳入自身的管理范围之内,从而实现对区域公共事务的综合治理和分层治理。在社会公共事务治理的主体选择上区域公共管理奉行的是合作治理的理念,是一种“强政府”的治理模,在治理主体的选择上,既包含了代表官方的政府组织,也包含了非营利性的第三部门和私营部门等。在公共问题治理的层次设计上,与行政区行政的刚性切割必然导致治理上的盲区不同而区域公共管理观认为,区域公共事务的有效治理,不能仅仅依靠政府这个“单中心”,在传统科层制的框架下,以行政命令的方式对区域公共问题分地区、分层次地解决。这种解决方式必然伴随大量的“搭便车”行为。因此,要有效解决不同层次、不同类型的区域公共问题,必须在中央政府的支持下,通过区域内各地方政府之间、方政府与非营利组织之间通力合作,借助科层制、市场机制、合作机制、自组织制等复合机制进行“多中心”治理。在公共权力运行向度上区域公共管理追求的是“多中心”的、分散的、合作的权威,强调区域政府与公民社会的良性互动,以公共权力运行的多元性和分散性为其基本特征。
2目前区域环境治理的困境
随着区域经济的快速发展,环境合作也日益成为区域合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地方政府开始寻求环境治理的合作如:2004年6月,旨在促进长三角地区环保合作的“区域环境合作高层国际论坛”在杭州举行,论坛通过了《长江三角洲区域环境合作倡议书》,为打造“绿色长三角”提供了合作平台。2005年,在原先《泛珠三角区域环境保护合作协议》中和9+2政府共同签署的《泛珠三角区域合作框架协议》的基础上,由广东省牵头,又进一步编制出《泛珠三角区域环境保护合作专项规范(2005-2010)》。然而,我们在看到地方政府之间开始形成一定合作的同时,应该清楚的认识到区域环境治理在实施中还存在着法制薄弱、机构缺乏、政策供给不足等问题。
2.1对于环境合作治理认同上的困难
(1)中国行政区行政的观念根深蒂固,使得地方政府之间存在着地方保护主义的思想再加上分权制改革和地方政府职能转变不到位导致的地府之间的恶性竞争。(2)由于一贯坚持“下级服从上级,地方服从中央”的政治原则,这使得按行政区划切割的地方政府,必须严格遵循“中央政府地方政府”的博弈规则,很难自觉生成一种“地方政府区域公共管理共同体地方政府”的谈判协调的制度安排,各地方政府之间缺乏有效的沟通、信息交流,资源缺乏有效而系统地得到整合与利用,环境污染跨区域转移,结果造成资源的大量消耗和生态环境的日益恶化,这些都给区域环境合作治理带来很大的困难。(3)公共管理主体协作机制滞后导致对区域环境合作治理缺乏效力。一方面指政府之间的协作机制缺乏。区域公共问题比较理想的解决方式是依靠政府间的横向协调机制自行解决,然而由于目前政府横向协作的法制基础薄弱、利益博弈的客观存在,加上公共问题的“外部性”特征和“搭便车”心理的存在,使许多具体问题还要诉诸于具有直接共同管辖权的上级政府来协调其间的关系。另一方面是指政府与环保非政府组织、公民之间及其内部相互的协作机制,在区域问题的解决中政府仍然是主体,环保非政府组织在我国数量少、规模小、能力不足、这些都限制了其在区域公共管理中的作用。
2.2区域环境政策供给不足
区域环境公共的治理,需要有组织完善、设计精细、有的放矢的一整套区域政策作为保障框架。纵观我国区域环境政策的实践,既有像奥运空气质量保障这样成功的经验,也有太湖、滇池等流域污染防治政策难以奏效的案例。应当说,我国的区域环境政策还远未完善:区域环境政策的法律地位缺失以及政策执行能力不强,也是阻碍我国区域环境政策发展和完善的障碍。其次,区域政策手段存在“简单化”和“单一化”问题,以淮河流域水污染政策为例,强制性的政策手段居多,而经济调节性政策、鼓励性政策以及针对公众的自愿性政策手段很少;环境问题复杂多样、涉及的利益方众多,单一化的政策手段难以应对区域环境问题的多样化治理诉求,致使区域环境政策难以有效发挥作用。三是缺乏相应缺乏有效的环境政策监督与评估机制。
3对区域环境治理的展望
3.1理念的转变
由各自为政到合作治理。社会治理的发展规律和现代生态环境领域作为一个系统的出无序性、随机性、非线性、非平衡性、不确定性等各种复杂性决定了区域环境问题不仅仅是依靠某个政府或某个组织各自为政能解决,区域环境合作治理是历史的趋势和选择。应该认识到环境合作治理,应当是指面向后工业社会的一种合作形式,是在环境领域中建立的一种超越环境工具理性和体现高级的环境价值理性的合作形态。不断树立政府的环境合作理念。这种环境合作理念既包括追求人与自然和谐为价值取向的生态环境理念,也包含基于自我与共同体共在的总体性体验以及人的道德自主性的合作理念。树立政府环境合作理念的目标就在于使政府人员成为“生态人”和“道德人”,其核心在于能够激发政府人员的原始道德冲动。因为这里的环境合作在主观上主要是基于一种真诚的信任而不是某种强制力量或互惠诱导的作用,所以,树立环境合作理念也不能通过传统的知识教育或知识灌输就可以完全做到的,而是主要在于通过体现包括生态环境伦理精神和道德原则、规范在内的伦理化或道德化制度的引导和保障才能见效,当然也在于通过一定的环境合作的舆论导向和典型的环境合作的行为示范和感化去得以实现。
3.2合作机制的创新
综合运用科层制、市场机制和网络治理机制。加强中央宏观调控的能力,提高地方政府对于中央下达的环境政策的执行力,在对于区域内或区域之间政府因各自利益无法达成共识的情况下,上级部门应该做好调解协调工作,必要时应采取行政强制命令。区域政府之间可以通过项目合作、市场合作的方式来进行生态环境的整治。发挥网络治理机制的优势:网络治理是建立在交易互惠的基础上,主要通过合作、协调、谈判、伙伴关系,确立集体行动的目标等方式实施对区域公共事务的联合治理。这种联合治理的实质在于建立在市场原则、公共利益和认同之上的相互合作。另外,在公共权力的运行向度上,网络倚赖的是多元的、分散的、上下互动的权威,彼此间是合作网络和交叉重叠的关系。参与者之间“并不具有任何的权力平等,只是意味着权威是分散的”。权威中心的分散化能够代表多样化的利益团体,能够更好地将区域环境问题中各种利益相关者的呼声反映出来,可以更好地修补不同决策机制产生的偏差,保障政府合作的顺利进行。因此而形成的局面是每一公共事务都具有相应的权威中心,这些权威中心彼此交叉重叠,共同构成一种公民自主自我服务与民营、政府服务相结合的复合的网络治理体系。在当前我国区域合作中,主角仍是中央政府和各级地方政府,来自社会和民间的力量未有积极参与。尽管很多人认识到区域公共问题的解决应当留给市场和社会,但事实上市场是否有自由去按照自己的意愿进行合作选择仍值得怀疑。区域合作问题的关键在于为市场和社会的自发合作创造和提供适当的制度框架,让它们能够自由地寻找自己觉得最为必需、也最为合适的资源。至于它们是否选择合作,以及是否按照政治家或学者们的意愿进行区域合作,则不应该受到干涉。
3.3完善区域环境政策
(1)建立多样化的区域政策手段。环境问题形成机制复杂多样,涉及的因素众多,为确保区域环境政策能够发挥效力,就需要有组织完善、设计精细、有的放矢的一整套区域政策工具来以应用。而简单化、单一性的政策工具,已被证明难以应对区域公共环境问题的多样化治理诉求。因此,在充分了解区域境问题本质的基础上,结合区域经济、社会、文化的特点,采用命令控制型、经济激励型和劝说鼓励型等多管齐下的政策手段,发挥各种手段的优势,形成多样化的政策工具体系,将是确保区域环境政策充分有效的重要条件。(2)完善区域环境政策保障体系。首先,完善我国区域环境政策的法律基础。目前已有的环境法律尚未对实施区域环境政策进行清晰地界定,从而使得区域环境政策的制定执行缺少法律依据,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政策的效力。其次,建立健全监督机制、强化中央政府的调控能力。中央政府由于没有相应的利益存在,因此可以公正的监督区域政策的执行情况、协调相关各方的利益,从而有助于提高政策的执行效率。就监督机构而言,应充分发挥区域督查中心的能力,作为环保部的派出机构,其可以代表环保部行使监督的职能。再次,完善区域协调机制。采用区域联席会议、区域论坛等多种形式,建立区域间的协调机制,将有助于促进了解,增强信息、技术的交流,增进区域互动,提高政策执行效率。
参考文献
[1]陈瑞莲.论区域公共管理的制度创新[J].中山大学学报,2005,(5).
[2]马小伟.我国区域公共管理的发展分析[J].湖北社会科学,2007,(11).
[3]黄爱宝.论走向后工业社会的环境合作治理[J].社会科学,2009,(3).
[4]陈瑞莲,刘亚平.泛珠三角区域政府的合作与创新[J].学术研究,2007,(1).
社会治理存在问题及对策篇10
现在，国外真正关注中国发展的人大都也关注中国的治理问题。一些中国问题专家把中国治理的问题分为几块，包括政治方面、经济方面、社会方面。他们也看到了这些方面都存在着很多的问题，包括社会福利的问题。但如何看待这些问题，观念上有很多不一样，很多人说中国有治理危机，你看这么多问题，中国肯定要出大事儿；还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治理得不错，问题很多，但治理也还有成效，看中国经济增长这么快，如果它没有治理的能力，怎么能这样增长?
但是，中国实际面临的问题要复杂得多，有时候还不是那么清晰的。国内的一些学者喜欢用“左”或者“右”来评价出台的政策，并推测政治的发展指向。从这个视角来看，15年来的一些政策信息有时是很紊乱的。一些学者本身也很困惑。其实，政治涉及的东西很复杂，很难清晰地辨别。现在中国的政治已经不是过去那种中央一统天下的格局，许多政策和决策得上下左右取得政治共识，有协商也有妥协。
中国这15年正处于政治转型的重要阶段，和苏俄东欧的政治转型不一样，中国的政治转型是渐进的，保持了相对的社会政治稳定和经济的快速增长，但问题也不少。许多比较政治学者在分析观察权威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政治转型时都抱一种悲观的态度，认为付出的社会成本很高，如美国普奥斯基等。但中国是一个特例。这里有很多经验教训可以探讨总结。如何才能提高各级政府的治理能力，这既涉及各级政府的改造，以提高政府的效率和对社会的回应能力，也涉及政治关系的调整，以推动民主法治和维持社会公平。其次，政治转型也一定要考虑到社会成本，一项改革政策和重大改革步骤，会产生多大的社会成本，这是需要认真权衡的。不改革造成社会问题的积压会产生不稳定因素，改革的社会成本太高也会影响到政治的稳定。在这两者之间如何权衡利弊，这不是一个指向性的或者价值性的问题，而是一个策略选择的问题。政治精英和领导层更加需要注重战略策略问题，在同样的政治转型过程中，不同的策略选择和战略管理模式可能产生不一样的结果。一味追求过决的转型速度，很可能是欲速而不达。
但是我们不是要排斥价值层面的东西，我仍然认为价值层面的东西很重要，但是这些东西应该是整个社会可以接受的东西，而不仅仅是停留在少数人认为的终极价值和普世价值层面上，它们应该落实到大众具体的价值认同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