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治理经验篇1
关键词：国外；社区治理；经验
中图分类号：d908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3-949x（2013）-03-0068-02
一、国外社区治理成功经验列举
国外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成功经验表明提高社区自治水平、实现社区自治才是完善社区治理的必经之路。目前国外发达国家主要可总结为以下三种模式，即美国的社区自治模式、新加坡的政府主导模式以及日本的混合管理模式。这三种模式是现代社区治理的前沿模式，是根据各自的国情寻找适合本国发展而得出的治理成果，且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都以实现社区居民自治为最终目标，最大限度的还权于民，政府不再是“主管”的角色，更多的是居于宏观主导的位置。现将这三种治理模式比较如图1。
二、对外国社区治理成功经验的借鉴
1.对美国社区自治模式成功经验的借鉴
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其政治体制是总统制共和制，自1776年美国独立战争取得胜利并通过《独立宣言》以来，美国人就已步入为了追求平等、自由等一切民主权利而奋斗的时期。美国追求民主自由的传统一直延续至今，在社会建设中也无不渗透着民主自由的气息，社区自治模式就是在这种气息下酝生出来的。在美国，政府在社区自治中的主要职能是：1.制定相对完善的法律制度，2.为非政府组织和居民提供相应的政治、资金方面的支持，起到宏观指导的作用，3.通过物质和资金资助等方式支持社区建设，4.对社会资源进行合理分配，并制定相关政策对相关需要调节的部分进行引导。社区自治模式的治理主体主要有政府、社区组织（官方或半官方）、非政府组织、公民等，这种社区治理方式是自下而上的，首先通过收集民意为社区建设建言献策，政府再通过民意来对社区进行整体规划，这样就达到了居民广泛的积极参与的目的。美国社区自治模式的成功经验在于能够做到政府的集中分配、高效管理与居民积极参与相结合，符合社区长远发展的利益。
2.对新加坡社区政府主导模式成功经验的借鉴
新加坡是一个美丽的岛国，地处东南亚，由于其整洁的城市环境，又有“花园城市”的美称，新加坡的政府主导型模式主要表现在政府为居民提供完备的生活条件、完善的管理制度和良好的发展环境，有约86%的公民居住在政府出资建造的65万个单位住宅里[1]，在新加坡，社区类似于选区，新加坡全国共划分为84个选区[2]，选区是社区活动的基本单位，政府通过对选区的直接管理达到对整体社区管理的目的。在新加坡，社区活动的经费主要是政府补贴和社会募捐，但是更多来自政府财政，据有关统计，政府负责90%的社区基础设施建设费用和50%的日常运作费用[3]。在这种管理模式中，政府培育部分管理人才在一定权限内对社区事务进行管理，在政府主导的前提下实现社区居民的参与工作。新加坡政府主导模式的成功经验得益于新加坡国土面积较小、人口较少的优势，便于政府制定面对大规模的完善的管理体制及有效实施，居民的参与为这种政府主导模式提供了保障，符合新加坡的基本国情。
3.对日本社区混合管理模式成功经验的借鉴
日本的社区治理模式是混合管理模式，即政府和居民共同管理社区事务，日本社区处于半自治状态。在日本，一级行政区划分为都、道、府、县，且各都、道、府、县均享有自治权，每个都、道、府、县下都设有若干个市、町、村，并享有一定的自治权，日本人传统的自律精神使他们对社区的建设有很强的责任感。政府在社区治理中的主要功能是指导、支持并监督社区工作，为社区建设拨款，鼓励组织社区自治组织和社区公益团体，组织社区活动，请社区居民自愿参加，积极听取居民意见，解决社区具体事务，确保居民直接参与到社区治理中来。日本社区混合型管理模式的成功经验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政府在社区治理中起到指导、支持、监督的作用，给居民直接参与社区事务的机会。2、在资金方面，统一由政府拨款，听取居民意见，专款专用，避免了资金紧缺或者资源浪费的情况。3、日本社区治理日趋民主化，相应听取民意机构的社区帮助政府实现间接管理。
三、国外社区治理成功经验对我国的启示
1.需增强公民意识
公民意识是人们对于道德素养、权力、义务、责任、价值观念等的
度，从而形成的一种现代意识，区别于专制体制下的居民。随着社会民主化进程的加快，现代政治体制为公民意识的存在和深入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政治环境，人民得益于这种环境并逐步转变着他们的社会心理，主人翁意识不断增强，逐步从固有的居民角色中脱离了出来。在辞海中，“公民”被解释为“具有或取得某国国籍，并根据该国法律规定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的人。”在这里公民被赋予了权力和义务，区别于固定住在某一地方的“居民”。在我国各项草案、文件中，“农民”、“居民”也已经被“公民”所取代。公民意识增强主要表现在对自身道德素养的培养、社会责任感的增强、自身权利的维护、对社会公共事务的参与等方面。现代社会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社区事务也相对复杂起来，居民与社区生活关系最为密切，对社区的各项需要也最为了解，而且只有公民最清楚自己想要什么，有了公民的参与，邻里之间、公民与政府之间的各种利益冲突就更易于调节。充分发扬社区民主是社会民主建设的需要，更是公民表达个人诉求、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有效途径。“民主过程的本质就是参与决策。民主社会中任何成员都不能保证他在参与的争执中一定稳占上风，但可以肯定（如果是真正的民主）他能公正地享有一份决策权。他可能在表决中失败，意见还是提出来了。”[4]
2.需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
政府职能转变即政府职能由全能型向服务型的转变，全能型指制度等的产生、运行过程都经过政府的监督和控制，担任了掌舵和划桨的双重角色。十八大报告明确指出：“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继续简政放权，推动政府职能向创造良好发展环境、提供优质公共服务、维护社会公平正义转变”。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已经经历两次政府职能转变，且自2002年以来我国正在经历第三次政府职能转变[5]，政府越来越趋向于扮演掌舵者的角色，执政理念也正由管理向治理转变。管理即照管或约束，以达到组织和谐。管理是自始至终的自上而下的管制约束，是一个单向的行为。而治理是整治调整，是多元化的个体之间相互协调相互配合的情况下完成的一种双向互动的行为。俞可平认为，治理与以前自上而下的管理不同，治理“主要通过合作、协商、伙伴关系、确立认同和共同的目标等方式实施对公共事务的管理。治理的实质在于建立在市场原则、公共利益和认同之上的合作。”[6]随着政府职能的转变和社区自组织的发展，政府在社区治理方面所带来的压力得到释放，居民在政府的指导下行使权力来“规划”自己的社区，居民对于公共事务的自治慢慢成为公民社会生活的内在要求。2000年11月19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转发〈民政部关于在全国推进城市社区建设的意见〉的通知》中明确提出要“扩大民主、居民自治。坚持按地域性、认同感等社区构成要素科学合理地划分社区；在社区内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逐步实现社区居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自我监督。”政府的这种职能转变为居民社区自治提供合法性和可能性。过去由于居民的“臣民”意识和政府的有力管理，居民很难参与到社会建设上来，尽管有些中央文件号召居民积极参与社会建设却没有明确的政策措施予以协助，加上中国居民传统的“观望”心理，参与社会建设没有带头的组织或个人是很难在地方展开的。3.需加强政府、居民与非政府组织之间的互助合作
非政府组织是介于政府与市场之间的非营利性组织，是由社会居民自发组织的，以社会的公共利益为组织目标，具有自治性、公益性、志愿性等特点。这些民间自发组织成为调节政府、市场的重要力量。“人们自愿组成各种组织，目的是要通过参与社会生活和公共事务来更好地行使和保障个人权利以及社会的整体利益。”[7]非营利组织的职能包括：代言功能——由于非营利性组织是民间自行组织起来的，就代表了大多数公民的利益，公民的集体意见通过这种非营利性组织表达出来，体现了其代言功能。保护功能——体现在对社区环境的维护和对公民合法权利的保护上。创造功能——合理利用各种资源，创造新的价值，对减少对有限资源的浪费起到带头作用。社区治理理论专家俞可平认为：“治理是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的合作、政府与非政府的合作、公共机构与私人机构的合作、强制与自愿的合作。”[8]
居民、政府、非政府组织对社会治理所起的作用是不同的。我国的国体和政体决定了国家的权利属于人民
，政府的权利是人民赋予的，要取之于民用之于民。政府的各项职能都以为人民服务为基本出发点。随着政府职能的深度转变，管制型政府逐渐被服务型政府所取代，进一步将工作转移到幕后成为社区建设的护航者，赋予公民更多的权利，鼓励公民发挥主动性、创造性。政府在社区治理中的主要职责是指引社区治理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与社区各种组织一起完善社区治理体系，为社区居民提供公共资源和公共服务，为社区提供安全保护系统，确保居民人身安全。
本文是湖南省研究生科研创新资助项目研究成果。项目编号：cx2012b396
参考文献：
[1][2][3]转引自王珏青：国内外社区治理模式比较研究，[d].2009年，第28页。
[4][美]科恩：论民主[m].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219页。
[5]房宁：实现好政府职能的第三次转变http：//theory.people.com.cn/gb/49150/49152/6402030.html
[6]俞可平：中国离“善治”有多远—“治理与善治”学术笔谈[j].中国行政管理，2001第9期15页。
社区治理经验篇2
一、主要经验做法
（一）注重提升自治能力，推进社区组织体系建设向小区延伸。充分发挥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群众优势，坚持治理关口前移，抓好抓实“三建”工作。一是建立完善社区党组织体系。以强化党组织核心引领作用为重点，建立完善“街道党工委—社区党委（社区联合党委）—网格党支部—党小组”四级党组织体系，推进党的“神经末梢”向居民小区延伸，构建以网格党支部为核心，建立和完善党员议事会、民情恳谈会、重大事项通报等制度30余项，形成“组织联系党员、党员联系群众”的党群议事、调解工作模式，将基层党建工作与网格服务、社会治理、文化活动等在网底结合起来，构建起网格党员、居民共同参与的服务管理新格局。目前，已建立社区网格党支部29个，成立党小组173个。二是建立健全社区自治组织体系。引导群众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以“民事、民议、民决”为导向，在16个社区创立“由民做主”社区协商模式，实施“民事民提—说事，民事民议—议事，民事民决—理事，民事民办—办事，民事民评—评事”五步工作法，从而形成“社区是我家，建设靠大家”的浓厚氛围。
（二）注重提升服务功能，不断增强社区治理保障力。以夯实基础、完善机制为切入点，全力推进社区“三有一化”建设。一是加强社区干部队伍建设，实现“有人管事”。采取选调、考录、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聘用社区社会工作者165人，实行月薪自然增长机制，缴纳“五险”。结合社区“两委”换届，选举产生社区“两委”班子82人，社区书记、主任“一肩挑”达到100%。二是健全社区经费保障机制，实现“有钱办事”。建立街道社区工作经费全部纳入财政预算机制。通过整合、协调、联动、共建等方式不断拓宽筹资渠道，筹集社区建设资金，激活社区内在动力。三是强化社区阵地建设，实现“有场所议事”。始终本着“高起点、高标准”原则规划建设社区办公活动场所。2014年以来，全旗新建住宅小区均需配套建设1处不少于1000平方米社区办公活动场所，居民超过1000户的小区，每超过100户，按比例增加50平方米。截至目前，全旗16个城市社区中办公场所面积达到1000平方米以上8个、800平方米以上8个。
（三）注重提升共联共建水平，不断增强社区治理感召力。一是大力实施共联共建，推进区域化党建。以街道办事处建立“联合党工委”、社区建立“联合党委”为支点，制定完善了《区域党建联议制度》和《社区工作联席会议制度》等配套制度和办法，积极开展共驻共建、结对共建活动，共签订共建协议单位党组织138个，承诺共建事项263件，捐资捐物折合资金20余万元，救助贫困家庭340户。二是积极推进社区、社会组织、社会工作“三社联动”，不断扩大精细化服务覆盖面。目前，已培育服务类、公益类、互助类、文化类社区社会组织30个、会员1200人。组织社区各类公益活动23次，捐助资金8万元，走访慰问贫困家庭42户。鲁北街道玉龙社区“特金罕”志愿者服务队荣获通辽市首届公益大赛二等奖；威林社区“烛光情”志愿者服务队负责人张金亮同志荣获“全市最美志愿者称号”；威林社区“小红帽志愿服务队”荣获“内蒙古优秀巾帼志愿者队伍”荣誉称号。鲁北街道“社区党建+三社联动”典型做法被全国党建研究会社区党建研究专业委员会主办的《社区党建》刊发报道。
（四）注重激发自我服务能力，不断凝聚社区治理合力。以“幸福社区+五民服务”模式，构建起普惠共享的社会化服务机制。一是实施“便民”服务。强化“一站式”服务大厅功能，推行首问负责制，运用社区微信、移动客户端等新媒体，引导社区居民密切日常交往、参与公共事务、开展协商活动、组织邻里互助，拓宽服务半径和服务功能。累计为居民解决各类问题3400余件，服务代办各类证件6000余个。二是实施“惠民”服务。积极宣传党的各项惠民政策，扎实开展社会保障、贫困救助、劳动就业等与居民切身利益息息相关的工作，最大限度地惠及居民。三是实施“安民”服务。深入开展法律宣传、社区矫正、社区禁毒、警务进社区、“扫黄打非”矛盾纠纷排查调处、“一标三实”等工作，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三年来未出现赴呼进京越级上访和群体上访事件。深入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各社区网格员在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中累计入户排查29794户，发放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入户明白卡27434张。四是实施“乐民”服务。连续多年举办社区居民运动会、自行车邀请赛、社区足球赛和社区邻里节等大型活动，年均开展各类主题文化活动累计200场次以上。五是实施“育民”服务，举办社区读书节，开展传承良好家规家训家风主题活动，开展爱岗敬业、教子有方、创业就业等13类“最美家庭”评选活动，用实际事迹教育身边人、感化身边人。
通过不断的实践、总结和完善，我旗探索创建了社区治理“3456”工作法。“3”即“三会三活”，“三会”就是会说群众语言，把党的方针政策宣传到位；会写民情日记，记下群众所求所想；会做群众工作，为群众办实事解难事。“三活”就是精确掌握所负责网格内人口、房屋所属和人户分离等基本信息成为“活户籍”；精准掌握网格内单位、楼宇、公共设施等情况成为“活地图”；精确掌握网格内各类人员和家庭基础信息数据成为“活档案”。“4”即“四到四清”，就是腿要跑到，家庭情况清；心要想到，人员类别清；眼要看到，区域设施清；事要办到，隐患矛盾清。“5”即“五百五心”，就是进百家门，听取居民倾诉要耐心；知百家情，研究居民问题要专心；解百家难，为民排扰解难要爱心；暖百家心，做居民思想工作要细心；和百家亲，为居民送服务要热心。“6”即“六必访六不让”，“六必访”就是每月对困难群众必访、对独居老人必访、对残疾家庭必访、对流动人员必访、对老党员必访、对帮扶对象必访。“六不让”就是不让社区布置的工作在我手中延误，不让正在办理的事务在我这里积压，不让居民反映的事情在我这里搁浅，不让我负责的事务因我而影响全局，不让我的服务态度影响居民的情绪，不让违纪行为在我身上发生。
“三会三活”是社区服务的工作基础，“四到四清”是社区服务的基本途径，“五百五心”是社区服务的基本方法，“六必访六不让”是社区服务的基本要求。通过推行“3456”工作法，以社区网格为单位，进一步完善了网格信息平台建设，确保上级各项政策传达和落实到社区、各项服务能覆盖到社区、民情联系能细致到社区，形成全面掌握实情、及时反映民情、有效化解矛盾、迅速解决问题的社区管理服务长效机制。经过3年多的实践，已走访群众3.8万户、9.5万人次，化解矛盾纠纷760件，解决群众实际困难2670件，服务事项9800件。“3456”工作法真正做到了将服务管理的触角延伸到户，变“事后介入”为“事前掌控”，实现了联系服务群众“零距离”。
二、经验启示
一是抓党建促城乡社区治理，健全组织体系是基础。社区矛盾隐患的源头大多在小区（网格）。党建引领社区治理，必须坚持关口前移，推进社区组织体系向小区延伸，打通基层治理的“神经末梢”。我们体会到，小区（网格）组织体系如不健全，一些事情就会出现没人问没人管的现象，必将导致矛盾问题囤积甚至发酵，直接影响着社会的和谐稳定。
二是抓党建促城乡社区治理，提升民生福祉是目标。民生是最大的政治。我们认为，城乡社区党建引领社区治理，必须抓住社区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必须对接群众基本生活需求和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精准施策抓谋划部署和推进落实。同时，又要把群众认不认可、满不满意作为评判工作成效的重要依据。
社区治理经验篇3
2010年是“五五”普法的总结验收年。认真做好2010年法制宣传教育工作，弘扬法治精神，形成自觉学法守法用法的社会氛围，对保障和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根据上级法制宣传教育工作要点，立足开发区实际，制定2010年普法工作实施意见如下：
2010年法制宣传教育工作指导思想和总的要求：
以党的十七大和十七届四中全会精神为指导，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深入推进社会矛盾化解、社会管理创新、公正廉洁执法三项重点工作，统筹谋划，务实创新，全面完成“五五”普法规划和人大决议的各项工作任务，认真做好“六五”普法规划的研究制定工作，全面推动开发区法制宣传教育工作的整体发展，全面提升普法工作水平，推进法治街道创建，促进我区社会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努力为建设平安开发区、法治开发区、和谐开发区营造良好的社会法治环境。
一、坚持服务科学发展、服务大局、服务民生，切实加强重点法律法规的宣传教育
1、加强宪法的学习宣传，组织和开发与经济发展、群众生产生活、社会和谐稳定相关法律法规宣传，不断提高全面法治意识、法律素质，为开发区经济社会发展营造良好的法治环境。
2、加强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引导公民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注重法制教育与公民意识教育相结合，弘扬法治精神，培育社会主义法律文化，形成自觉学法守法用法的社会氛围。
3、积极组织开展“加强法制宣传教育，促进社会矛盾化解”主题宣传活动，针对群众关注的社会热点难点问题，开展针对性的专题法制宣传教育，引导公民依法表达利益诉求，维护合法权益，促进社会矛盾化解。
二、扎实开展“法律六进”活动，全面带动全民法制宣传教育工作深入开展
4、切实加强对“法律六进”工作的指导，形成工作合力。积极发挥专业法部门的作用，协调指导各专业部门深入机关、园区、企业、社区、单位、学校开展专业法专项宣传和主题宣传。
5、充分发挥法治宣传平台作用。继续依托法制学校、法律图书角、法制宣传栏，重点加强2010年新制定的法律法规宣传，充分调动各方面学法用法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为法制宣传教育工作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创新宣传模式，巩固和发展普法阵地。
6、进一步深化“双千百日”活动，扎实推进“法律进企业”。抓好企业经营管理人员的法律培训，促进企业依法经营、诚信经营，增强企业抵御市场风险、法律风险的能力。
7、进一步加强社区普法，积极推行社区主任法律助理制度，开展社区法律顾问全覆盖工作，进一步提高园区、社区民主法治水平，力争全年社区创建市级以上民主法治示范社区比例达到85%以上。
8、进一步加强新市民法制宣传教育，充分发挥“新市民法制宣传教育基地”教育功能，继续大力开展宣传活动。
三、认真做好“五五”普法检查验收工作，全面落实“五五”普法规划
9、制定“五五”普法检查验收方案，抓好动员部署，明确检查验收工作的要求和安排，确保检查验收工作规范有序、客观全面，高标准、高质量迎接实际检查验收。
10、按照“条块结合、以块为主‘的原则，认真开展检查验收工作。社区及各有关单位要在3月20日前完成自查工作。
11、认真做好迎接市区检查验收工作。社区及各有关单位要认真做好“五五“普法工作总结汇报、档案资料整理、示范点的确定等各项准备工作，全面客观地反映本地区、本部门的普法成果，迎接市区的检查验收。
12、加强对“五五”普法检查验收工作的组织领导。
13、认真总结推广“五五”普法工作的先进经验，做好“五五”普法先进单位和个人的评选推荐表彰工作。
四、创新法制宣传方式方法，不断增强工作的针对性实效性
14、进一步加强法治文化建设，全面提升法治文化建设水平。进一步完善法治文化社区、广场、长廊等基础设施建设，努力形成一批法治亮点，同时开展好丰富多彩的法治文化活动。
15、建立园区法制宣传教育基地，以园区法制宣传教育基地为公共平台，开展各类法制讲座、演讲、知识竞赛、咨询服务等，促进园区法治建设。
五、认真做好“六五”普法规划的研究制定工作，推动法制宣传教育新发展
16、认真总结普法工作的成功经验，组织开展法制宣传教育经验交流活动，探索工作规律，为“六五”普法规划的制定提供实践基础。
社区治理经验篇4
自90年代中叶开始，社区建设开始在中国大陆部分大中城市展开，至1999年末，主管机关民政部已在北京、上海、天津、南京、青岛、沈阳、武汉等城市设立了26个"全国社区建设实验区"，目的是通过实验区的实践总结和经验概括，得出社区建设的基本思路、操作原则和程序，在全国进行示范和推广，以推动城市社区自治。各实验区经过几年的发展，逐渐形成了下列四种最具代表性的模式或经验。
（一）社区建设的代表性模式及其主要特征
一是沈阳模式。沈阳模式最鲜明的特征是组织构建。即模仿国家政权机构的设置及相互关系，创造性地在社区内设立了社区成员代表大会（下称社代会）、社区协商议事委员会（下称议事会）和社区居民委员会（下称居委会）作为社区自治的主体组织，并通过建章建制，明确了三者之间的关系（详见下文）。就推广的程度和地域而言，沈阳模式的影响最大，目前对沈阳模式的借鉴除了辽宁全省外，在全国范围内还有海口、武汉、哈尔滨、西安、合肥等地。
二是上海经验。其最大的特点，是将社区建设与1995年上海市"两级政府、三级管理、四级网络"的城市管理体制改革密切结合在一起，将社区定位于街道，形成街道社区，并强调依靠行政力量，在街居联动的过程中发展社区各项事业。上海投入大量人力物力用于改善社区环境，在社区建设各类服务设施，创造文明小区、营造社区氛围。由于上下联动，社区建设空前快速发展，涌现出了大量的文明社区、文明小区、示范街道和示范居委会。与上海做法类似的有北京西城区，但北京是在街道和居委会之间增加了功能社区，作为推进社区建设的刚性组织，且高度行政化。
三是青岛经验。青岛社区建设的重要特点是以社区服务为龙头，提升社区功能来发展社区。青岛市强调将社区服务作为民心工程来抓好。全市四个实验区都确定以社区服务为中心，统一部署，统一行动，集团作战，形成联动，在青岛掀起社区建设的热潮。同时将社区建设作为一把手工程来抓，市区街居四个层次，一把手抓一把手，一级向一级负责。与青岛以社区服务为龙头，推动社区建设做法相类似的城市还包括南京、天津等地，并各有特色。
四是江汉模式，这是指武汉市江汉区社区建设的经验，它以主动转变政府职能为核心特征。江汉区在依照沈阳模式建立社区自治组织体系后，明确提出转变政府职能，实现社区自治。其核心内容包括1）明确提出自治的社区建设目标。2）实现这一目标的路径选择：转变政府职能和培育社区自治。3）建立新型的政府行政调控机制与社区自治机制相结合的城市基层管理体制。江汉模式转变职能的主要内容是：1）理顺关系。明确居委会与街道、政府部门的关系是指导与协助、服务与监督的关系，不是行政上下级的关系。2）明确职能。政府部门负责行政管理，承担行政任务，居委会负责社区自治，不再与街道签目标责任状。3）政府部门面向社区、实现工作重心下移。4）费随事转，责权利配套。5）建立评议考核监督机制。为保证以上五条基本内容落到实处，江汉区率先在9个职能部门进行体制改革，并创造了可资借鉴的经验。
除了上述四种代表性模式外，其余实验区也各有特色，都为社区建设提供了有益的经验。
（二）通过26个实验区的试点，社区建设的一些基本经验已经形成：1）社区的定位：小于街道，大于原居委会；2）单位应参与社区建设及参与机制；3）构建完善的社区自治组织体系及选举规则；上述经验主要由沈阳模式提供。4）完善社区服务，提升功能；主要由青岛、天津、南京等地提供。5）政府应主动推动社区建设及领导机制；主要由上海、青岛、沈阳等地提供。6）必须转变政府职能，推动社区自治；主要由江汉模式提供。此外，民政部综合各地做法，还得出：7）社区建设的历史必然和意义；8）社区建设的指导思想、目标和原则；9）社区建设的战略部署；10）社区建设的主要内容（五大项目）等。
（三）在社区建设得出基本经验的同时，也要看到，仍然有很多问题需要进一步探讨，例如：组织构建的法理思考、直接选举和民主参与、行政权力侵入、居委会负担过重、《居组法》修改等。
二、组织构建与直接民主
上述诸模式是就社区建设的思路、方法和做法总体而言，而涉及到组织构建、转变职能、社区服务、社区自治等具体的问题，各模式之间又各有交叉，互有异同。例如，江汉模式的组织构建就基本是模仿沈阳模式的，各实验区关于社区建设的主要内容和项目也基本一致。
（一）目前社区建设中自治组织构建的主要做法。所谓组织构建主要是指由社区主体组织的机构设置、来源渠道、相互关系、角色功能四个要素所形成的完整的刚性组织的制度安排。目前全国26个实验区自治组织的构建可以主要概括为三种做法。
第一种以沈阳、海口、武汉等城市为代表。在这些城市的社区中，进行了社区组织体系的创新，即通过民主选举，建立社代会、社区委员会（社区居委会）、议事会作为社区自治的三个主体组织1。居委会由社代会依法差额选举产生。而社代会的代表由居民选举产生。议事会则由社代会推选产生。在三个主体组织间，社代会属于决策层，是社区最高权力机构，职能包括选举、决策、罢免、评议监督等。议事会是议事层、监督层，职能包括建议、议事、协商、评议等。社区居委会属执行层，负责自治事务的处理，职能包括执行管理、组织活动、日常事务决策等。居委会是社区法定代表组织，对社代会负责。社代会有权罢免居委会成员。而议事会则行使议事和监督权。社区居委会讨论社区重大事项时，要提交议事会进行民主讨论，并取得一致意见方可提交社代会决策。从这种模式的机构设置中可以找到国家政权机构设置的影子。例如，社代会被群众称为小人大，议事会被称为小政协，居委会主任则成了"小巷总理"，都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
沈阳、海口、武汉三地总的模式大致一样，但也有些微不同。例如，沈阳的单位代表不能选举居委会成员，而武汉则可以。沈阳提出议事会可以作为社代会的常设机构，武汉则没有这种说法。海口的做法与沈阳一样，但在居委会成员的待遇和养老保险等问题的探索上更有特色。
第二种以青岛、南京、杭州、上海等城市为代表，主体组织为居委会、居民代表会议和居民区党支部（部分城市也有民主议事会，但并非刚性组织）。居委会通过全体居民直接选举产生，而居民代表会议的产生途径则与《居组法》中规定的相同。严格地讲，这种模式并没有进行社区组织的创新，只是沿用以前的做法，但青岛、上海等地开展的社区民主政治很有特色。
第三种主要是北京市西城区的做法。这种做法可以概括为两个体系（议事决策体系和执行落实体系）、四级机构（社区建设协会、社区中心、社区分中心、社区工作站）。在街道建立社区建设协会，作为议事决策体系。下设社区中心作为其执行机构，再以若干个居委会的辖区为管辖范围，建立"地域功能社区"，作为社区自治联合体，冠以"社区委员会"的名称，成为社区分中心。"委员会"下设社区工作站即居委会，作为工作执行层，是联系服务群众的工作实体。社区中心人员并不是由居民选举产生，带有高度行政化的色彩，对于以自治为取向的社区建设来说，这种组织构建的路径选择可能在方向上有一定的偏差。
（二）前两种组织构建的模式在实际的工作中各有弊端。第一种模式的缺点主要体现在：1）机构设置机械模仿政权机构设置，小小的社区就设置了三个自治组织，加上其他群团性组织，机构过多，不符合精干高效的原则。2）议事会能否作为社代会的常设机构尚待严密的法理论证。社代会与议事会的功能有重叠之处，议事会的功能，社代会都可以行使。如果硬要增设议事会作为刚性组织，容易使社代会的功能发生萎缩，失去其作为权力机构存在的组织功能和定位，按照这种模式构建的社区，在实际运营中，社代会的作用发挥非常有限，不能不说与此有关。3）三个自治组织都是间接选举产生的，居民直接参与社区民主和社区选举的机率较小，很大一部分居民失去了行使民主的机会，得不到民主意识的薰陶，不利于提高他们的民主参与意识。
第二种模式通过居民直接选举居委会有其合理之处。但也存在缺陷：1）居民代表是间接选举产生，代表性仍然略嫌不足；2）居民代表会议没有吸收辖区单位参加，不利于调动单位参与社区建设的积极性；3）居民代表会议与居委会之间的关系及职能的运作机制尚不健全。
（三）总而言之，对于组织构建两种模式的深层次检讨实质上是基于民主的价值取向和自治的价值理念。也就是说，我们衡量组织构建应以能否达到与组织构建这一行为目的-推
动民主，实现自治为标准。民主有间接民主和直接民主之分，二者都是其表现形式，既无高下优劣之分，也无对错是非之别，而是各有适用范围。决定其适用边界取决于政治生活的规模。一般来说，以代议制为主要内容的间接民主适宜在国家层面上进行，而直接民主则更适合在一个相对狭小的范围内开展。
自治指由行为主体直接行使管理自身事务的权利。直接民主是体现自主，实现自治的必须具备的前提。社区自治是一种最基层的政治生活，因此，在社区范围内更宜提倡直接民主，包括直接选举、居民公决、适时监督等各种形式，这样更能增进社区民主政治生活，促进自治。
三、行政权力扩张与社区负担
众所周知，以前的城市居委会曾被群众形象地称为政府的"腿"，是作为行政部门在最底层履行行政事务的准行政组织存在的。在以体制创新为重点的社区建设开始以后，各地都提出来要变政府的"腿"为居民群众的"头"，也就是要还社区居委会以群众自治组织本来的面目。应该说，这一思路是非常正确的，但在实践工作中，这一转变可能还尚待时日。在调查中，我们发现，由于体制创新在时间上的渐进性和空间上的延展性，很多社区的行政负担仍然很重，大部分职能部门仍然把他们当作政府的"腿"，甚至变本加厉，社区的行政性负担比以前不但没有减轻，反而增加了。
社区的行政性负担主要表现在这些方面：1）以前的下派任务继续要居委会去承担。2）政府在社区设立办事机构和人员，直接侵占社区的办公空间和财政空间。3）政府部门加大了社区的行政性任务，只派任务，不给钱也不给人。目前我国正在进行第五次人口普查，这种全国性的行政任务应该由统计部门主管，社区居委会进行协助。但我们在社区调查时发现，各级政府指定社区居委会负责人口普查，不但占用了居委会的大部分精力，有的居委会甚至还要垫进很多经费。某市p社区每月要负担10个普查员的工资，共2000元，据他们测算，全部普查搞完，社区要花1万多元。而实际上，国家对于人口普查是有专项经费的，如某区统计局掌握的普查经费就达100万元，但这些资金迟迟难以下达到社区。此外，像最低生活保障调查、户籍调查等本应以政府职能部门为主的工作都推给了社区，直接增加了社区的负担。很多部门还要求社区居委会到居民中去帮助收计生费、治安费、卫生费等等。这些本该属于行政部门自身完成的任务不仅占用了居委会的工作时间和精力，更重要的是，破坏了居委会在群众中的形象，群众气愤地称居委会为收费会。长此以往，居委会怎么能在群众中树立威信，谈何自治，社区建设不又成了空话一句。
除了前面所说的工作负担以外，社区的经济负担还相当沉重，例如：每年的十一月份是订阅报刊时间，今年在居委会调查，很多居委会的书报费少则两千元，多则四五千元。为什么，很简单，社区由原来的居委会合并而成，去年一个居委会承担，今年就要承担原两个居委会的订报指标，此外还有递增。而且这些任务基本上都是非完成不可的政治任务。
《居组法》规定，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侵占居委会的资产，但在很多地方，街道对社区的资产收入提取管理费，少的40-50%，多则100%。上级部门用于社区的办公经费和居委会成员的生活费补贴也被层层克扣。很多社区一算账，不但不能按规定从政府部门去拿钱，每个月反而要倒贴很多钱给街道。例如，按照规定，街道每月应该拨款2800元给p社区作为干部补贴，900元作为办公经费，合计应该是3700元，但9月份实际只拨款1000元；相反，街道办事处以管理费的名义收取p社区的资产提成费1300元，（社区资产完全是居委会这几年自我积累发展起来的，与街道没有任何产权关联），居委会一算账，不仅没有得一分钱，还被街道拿去300元。由于街道使用各种手段侵占社区资产，使得社区的财力支撑体系非常薄弱，社区用于硬件建设的投入相当有限，举办文体活动的经费也是提襟见肘。对于大部分社区来说，财力紧张是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哈尔滨市政府规定，每个居委会设主任、副主任三职，每人每月260元补贴，其中180元由市、区、街三级财政负担，其余80元由居委会自筹。但一年多来，仍有三分之二居委会补贴达不到标准，同时，仍有40%居委会无办公用房，办公设施也无保障，缺乏稳定的经费来源。[1]（p28）在一些比较穷的社区，居委会成员的生活补贴都成问题，很多办公活动经费都是由成员自己私人掏钱垫支的。禁止居委会办经济后，居委会的资产进入街道托管中心，居委会的收入来源基本上固定在以下三个渠道：财政拨款、社区自筹和社会资助。但实际上，在目前阶段，社会资助非常有限，甚至没有，财政拨款也经常是"肠梗阻"，社区只能自谋生路。
在目前的社区建设中，由于长期以来存在的体制性原因，社区得到的支持与付出是不平衡的，行政组织仍然习惯于将社区作为自己的一级办事机构，对于社区的要求太多，很多要求超越了社区的自治权限，也超过了社区可承受的范围，同时，给予社区的支持太少，这些支持包括人力、物力、政策、权力等各个方面，从而存在着使社区在自治的方向裹足不前甚至使社区系统崩溃的危险。
行政权力过分侵入的危害在于：1）侵权行为过重，超过其应有的限度，就会破坏社区内行政调控机制和社区自我调控机制的平衡，使之处于失衡状态，使这一机制失去存在的价值。2）导致社区发展机能萎缩。社区自治组织存在的关键在于能够对社区的资源和价值进行权威性的分配。但如果社区自治组织长期将大量资源用于完成行政任务方面，就难以从事社区公共事务的管理，将使社区的发展停滞不前。3）社区自治组织将重新沦为新的准行政组织，失去自治的方向。社区自治组织将主要精力用于应付行政性要求，无暇顾及社区居民的公共利益，长此以往，将逐渐失去对于社区成员的向心力和凝聚力，社区公共资源主要用于行政事务，社区自身的公共事务难以开展，公共生活不能正常运作，作为社区共同体存在和发展的最重要因素的共同体感就难以在个体间频繁的行动与感情的互动中产生，社区就会只成为一个地理性概念，失去任何自治的意义。
四、政府主动性与制度供给
政府在社区建设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这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发挥体制优势，进行广泛的政治宣传与政治动员，扩大社会各界对社区建设的政治参与程度。（2）对于社区建设的实际进程进行政策导引、过程监控、经验总结和示范推广。（3）提供财政支持，特别是选举经费、社区居委会的办公经费和成员生活补贴。（4）进行制度化运作，通过各类文件、方案、办法、会议等政治行为，使社区建设的模式和价值取向获得合法性的政治程序和政治存在。
政府的主动性最集中表现在使社区自治制度化，制度化的最高层次表现为提供法律供给。显然，于1990年开始实施的《居组法》已经在很多方面落后于目前社区建设实践的发展，而且很多新的已经被农村村民自治实验所总结的价值理念尚未被反映在其中。先让我们来对《村组法》和《居组法》的部分内容作一简要的对比：
《村组法》《居组法》一、选举问题（1）明确规定全体村民直接选举村委会成员（2）明确规定村委会成员后选人提名问题及程序（3）规定了选举中的几条关键性的原则如双过半，差额选举，公开计票，无记名投票，当场公布，秘密投票，正当选举等。（1）规定居委会成员既可由全体居民选举，也可由居民代表或户代表选举。（2）除双过半原则外，没有规定候选人提我及程序问题（3）没有规定选举中的具体原则二、组织问题（1）规定了村民会议的直接组成的全体性问题（2）规定了村民会议与村委会的关系（3）村民会议的决策范围（1）居民会议组成（非全体性，可以由居民小组选举代表）（2）居民会议召开问题（3）居民会议与居委会关系（4）未规定居民会议决策范围三、管理问题村务公开及内容没有规定居务公开四、经费问题（1）没有规定办公经费问题（2）规定了村委会成员可以享受补贴（1）规定了经费及办公用房问题（2）规定了村委会成员可以享受补贴五，与政府关系（1）指导、支持、帮助、不干涉自治（2）协助、反映意见、提出建议（1）指导、支持、帮助（2）协助、反映意见、提出建议六、与党组织关系支持、保障无七、法律实施主体地方各级人大、县以上人大常委会无
随着社区建设实践的发展，《居组法》也需要进一步完善，综合各地社区建设中的经验，我们认为，新的居组法在坚持上述既有原则和条文的前提下，应在以下方面引起重视：
1、规定社区的范围和边界，确定其划分原则。应该说，沈阳模式将社区定位于小于街道而大于原居委会是科学合理的，既有效整合了资源，实现了规模效应，又与最基层的行政组织进行了对接，有利于执政党和政府领导下的社区自治在实际工作中的顺利开展。
2、明确社区自治组织的个数及相互关系。如前文所述，对于社区自治组织的设置应该本着精干有效和发扬基层直接民主的精神，合理确定。这方面可以参照《村组法》，规定设置居委会、居民会议（居民代表会议），其他自治组织应不予承认。同时对居委会与居民会议及其他组织之间的关系进行界定。
3、明确社区自治组织特别是居委会产生的原则、程序等细节问题。目前各地居委会既有间接选举产生，也有直选产生。但从有利于社区自治和直接民主的原则出发，应该与村委会的产生一样，规定"两个直接"：即由社区全体有选举权的成员直接提名、直接选举产生，并规定若干程序细则。同时，结合城市高度分工的特点，在居委会成员来源上可规定得原则一点，允许先选后聘。
4、明确居委会的财政支持问题。《居组法》对于居委会的经费来源应该明确规定由市、区、街三级财政分级承担及比例。
5、细化社区居委会法律地位和自治权利。可通过列举方式细化社区拥有的自治权利，从而保证社区自治的实现。
6、明确居委会与辖区单位的关系。规定辖区单位必须派成员代表参加社区公共活动，并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支持社区各项工作，与社区共驻共建。
7、明确政府部门与居委会关系及实施细则。明确划分政府职能部门与居委会各自的行为边界和权利范围，通过列举的方式细化行政组织在社区的权利和需要社区协助的工作任务。
8、增加社区成员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权利的内容、范围。
社区治理经验篇5
摘要：我国现行的行政区划层级过多，政府机构不断膨胀，这不仅不利于发挥基层居民的自治积极性，也不符合“小政府、大社会”的行政管理发展趋势。以“撤销街道，成立社区，减少管理层级，强化居民自治”为特点的安徽省铜陵市行政区划改革既符合“组织扁平化”的发展要求，减少了行政区划层级，也加强了基层居民的自治积极性，迈出了我国行政区划改革的重要一步，为我国的行政区划改革总结了宝贵的经验。
关键词：铜陵模式；居民自治；组织扁平化；行政区划改革
引言：
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指出，我国要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提高行政效率，降低行政成本，形成行为规范、运转协调、公正透明、廉洁高效的行政管理体制”，“依法规范中央和地方的职能和权限，正确处理中央垂直管理部门和地方政府关系，切实解决层次过多、职能交叉、人员臃肿、权责脱节和多重多头执法等问题。”我国在《第十一个五年规划》也明确提出，“深化政府机构改革，优化组织结构，减少行政层级”。国务院民政部区划地名司司长戴均良也表示，我国将进行行政区划改革，总体思路可能是“缩省并县，省县直辖，创新市制，乡镇自治”这十六字诀。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公民素质的不断提高，我国现行四级到五级的行政区划体制越来越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其弊端也逐渐暴露出来，以减少行政区划层次为核心的行政区划改革势在必行。
安徽省铜陵市“撤销街道，成立社区，减少管理层级，强化居民自治”的改革试水，以及“铜陵模式”在安徽全省的全面推广，迈出了为我国行政区划改革的关键一步，为我国的行政区划改革提供了宝贵的经验，也对我国当下的行政区划改革提供了重要的启示。
一、我国现行行政区划的弊端
所谓行政区划，就是指国家为了进行分级管理而实行的国土和政治、行政权力的划分。根据我国宪法的有关规定，我国的行政区划应该分为“省（自治区、直辖市、特别行政区）―县（自治县、县级市）―乡（民族乡、镇）”三级。然而由于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为打破城乡壁垒，推动城乡经济发展，在我国多数地区实行了市管县体制，因而在实际上，除了四个直辖市、海南省以及部分省实行局部的省直管县以外，我国当前的行政区划大致可以划分为“省（自治区、直辖市、特别行政区）―地级市（自治州）―县（自治县、县级市）―乡（民族乡、镇）”四级；此外，西部少数的边远地区在县与乡镇之间还设有县的派出机构―区公所，中部和东部的一些乡镇与村之间还设有乡镇办事处，从而形成五级管理层次。
过多的行政区划层级既不符合“组织扁平化”的发展要求，也违背了当下“小政府、大社会”的公共管理总体发展趋势。我国当下由过多的行政层级所导致的问题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一）行政区划层级过多导致政府机构膨胀。
一级行政区划就对应着一级政府组织，我国当下四级、五级行政区划的现状造成政府机构的恶性膨胀，行政性支出比重过高。为了工作方便和上下级沟通的需要，上一级政府有多少组成机构下级政府就会对应有什么组成机构，过多的纵向层级势必造成我国政府机构的膨胀。
为了维持各级政府机构的正常运转，支持各机关单位履行职能，保障各机关部门的项目支出需要，与欧美国家相比，我国的行政性支出比重过高，且呈不断增长的态势。2010年，我国一般公共服务支出比上年增长14.4%，占全国财政支出的10.4%；此外，为了保障各级公检法司等政法机关人员的经费一级日常运行的公用经费，2010年我国公共安全支出比上年增长16.3%，占全国财政支出的6.1%。
（二）行政区划层级过多导致信息失真。
在管理学中，信息沟通是指信息由发送人传递到接收人的过程。具体地说，它是人与人之间思想、感情、观念、态度的交流过程，是情报相互交换的过程。信息沟通的成功与否跟信息发送者与信息接受者之间的层级传递密切相关，一般情况下，信息发送者与信息接受者之间的层级越多，信息沟通越容易失败，从而越容易产生信息失真。
我国过多的行政区划层级不符合有效信息沟通的准确性原则、及时性原则以及完整性原则。在多数情况下，由于我国行政区划层次过多，中央政府的政策信息传递到基层，再由基层将信息反馈到中央，信息传递经过的层次太多，这不仅降低了信息传递的速度，而且在每次信息传递过程中都可能被各级领导加入自己的理解和意见，从而使信息失真的可能性加大。
（三）行政区划层级过多不利于发扬民主和调动基层居民的自治积极性。
在当下，我国各级行政管理层次在功能上有很大的重合，这不仅导致了政府机构的膨胀，也不利于发扬民主和调动基层居民的自治积极性。
在很多情况下，我国的基层政府，尤其是乡镇和街道，在行政体制中只负责将县市的政策措施传达到居委会或村委会，只是起到“二传手”的作用。按照我国的相关法律规定，居委会（村委会）是居民（村民）的自治组织，由于层层的管理，如今居委会（村委会）却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用来处理乡镇或街道派发的各项任务，很少去了解基层民意、传达人民意见，其自治功能被大大弱化。
二、“铜陵模式”――安徽省铜陵市的行政区划改革
（一）安徽省铜陵市铜官山区的行政区划改革及在铜陵市的全面推广。
作为全国首个撤销街道办的试水地区，按照“撤销街道，成立社区，减少管理层级，强化居民自治”的改革方向，安徽省铜陵市官山区于2010年7月在全国率先撤销了全区6个街道办事处，并将原49个社区合并为18个大社区。从此，铜官山区的事务实现直接与社区的对接，无须像以前那样经过街道的“二传手”。
为了保证改革后工作的连续性，铜官山区在当年9月便全部安排好新社区的工作人员。撤销街道之后，街道原有的经济发展、城管执法等主体职能收归区级职能部门，而社会管理、服务事务等职能全部下放到了社区，居民在社区就可直接办理民政社保、计划生育、综合治理等事务。改革之后，新社区设置社区党工委、社区居委会以及社区服务中心，前者主要承担社区范围内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职责，社区服务中心负责对居民的事项实行“一厅式”审批和“一站式”集中办理。居委会则还原自治功能，组织居民开展各类活动。
2011年1月，安徽省铜陵市在总结铜官山区的经验后，开始推广铜官山区经验，在全市大规模撤销街道办，截止2011年8月底，改革工作已经基本完成，安徽省铜陵市也因此成为我国第一个全部撤销“街道”的地级市。在7月底召开的“安徽省社区综合管理体制改革现场会”上，民政部负责人宣布，将铜陵市铜官山区纳入“全国社区管理和服务创新实验区”，铜官山区的改革经验被总结为“铜陵模式”，这也是全国范围内唯一一家社区管理和服务创新实验区。
（二）“铜陵模式”的优点。
随着铜陵市“撤销街道，成立社区，减少管理层级，强化居民自治”改革的被认可，“铜陵模式”也在安徽省全省范围内推广开来。
与传统上过多的行政层级相比，“铜陵模式”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的优点：
1.行政层级减少提高了办事效率。铜陵改革撤销了在我国存在了50多年的街道，并且整合成立新的社区。街道撤销之后，铜官山区的事务实现直接与社区的对接，社区服务中心负责对居民的事项实行“一厅式”审批和“一站式”集中办理，无须像以前那样经过街道的“二传手”，这样就大大提高了办事效率。
2．有利于信息沟通的实现和减少信息失真。信息沟通的成功与否跟信息发送者与信息接受者之间的层级传递密切相关。铜陵市在撤销街道之后，减少了行政层级，提高了信息传递的速度，可以有效地减少信息在每次信息传递过程中被各级领导加入自己的理解和意见的可能，有助于减少信息失真。
3.社区加强了居民自治，保证社区拥有更多的经费来为民服务。根据相关法律规定，我国的居委会（村委会）是居民（村民）的自治组织，以前由于行政层级过多，层层的计划命令成为居委会（村委会）的主要任务，根本没有实现居民（村民）自治的本意。铜陵市在撤销街道，成立新的社区之后，新社区直接面向广大居民，真正实现大事小事由居民开会决定，加强了居民自治。
此外，此次改革也使得社区拥有更多的经费来为民服务。在改革之前，由于行政管理的层次多，经费在层层下拨之后真正到达社区和居委会的已经很少。撤销街道之后，铜陵各区可以直接向整合后的社区进行拨款。管理层次减少，社区得到更多的经费支持，充足的经费有助于社区和居委会开展活动，为民服务得到了保证。
三、“铜陵模式”在改革方案实施过程中的经验
“铜陵模式”遵循“撤销街道，成立社区，减少管理层级，强化居民自治”的改革原则，在改革方案的实施过程中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一）改革要有充足的前期准备。改革要打破原来的格局，必须以充足的前期准备为前提。任何一项改革在实行以前都必须考虑到改革可能遇到的困难，并就改革的顺利推进作充足的前期准备。早在多年以前，铜陵市铜官山区就对撤销街道、归并社区进行了详细的论证，并广泛听取民众的意见和建议，并就改革前后的利弊得失进行了详实的总结。
（二）创造条件使基层群众自治得以真正实现。基层群众自治有助于发挥群众的智慧，完善我国政府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职能，发扬基层民主。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曾明确提出，“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要继续完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发挥城乡社区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功能”。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公民素质的不断提高，基层群众自治成为一股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安徽省铜陵市在撤销街道，成立新的社区之后，真正实现大事小事由居民开会决定，使基层群众自治得以真正实现。
（三）合理进行人员的分流和安置，减少改革的阻力。任何改革都要破旧立新，都会涉及到利益重新分配的问题。因此在一般情况下，改革的最大阻力都是来自既得利益者的反对。在行政管理改革的过程中，进行合理的人员分流和安置，有助于减少改革的阻力，保证改革的成功。安徽省铜陵市在改革过程中，利用多种措施合理进行合理地人员分流和安置，有效地减少了改革的阻力。在铜陵市铜官山区的改革中，共撤销6个街道，涉及196名工作人员的分流和安置问题。铜官山区规定196名工作人员的身份不变、职级不变、待遇不变，全部一视同仁分流到基层。由于没有一个人升迁到区级部门，因此就减少了互相之可能存在的攀比心理，这有力地减少了改革的阻力，为改革的成功提供了重要保证。
四、“铜陵模式”在行政区划改革方面的经验
安徽省铜陵市“撤销街道，成立社区，减少管理层级，强化居民自治”的改革试水，以及“铜陵模式”在安徽省全省的全面推广，迈出了为我国行政区划改革的关键一步，为我国的行政区划改革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一）实行“扁平化“而非“金字塔”式的政府组织结构，抑制了机构组织的膨胀，提高了行政效率。在组织理论中，管理层级与管理幅度呈反比例关系。管理层级越多，管理幅度越少；当管理层级减少时，管理幅度就要相应的增加。在一般情况下，管理层次多而管理幅度小的组织体制被称为“金字塔”式组织结构；相反的，管理层次少而管理幅度相对较大的的组织体制被称为“扁平式组织”。安徽省铜陵市撤销了各区与社区之间的街道办事处，变“金字塔”式的组织结构为“扁平化”的组织结构，抑制了机构组织的膨胀，提高了行政效率。
（二）减少行政区划层级，合理调整管理幅度，减少了信息传达的层级，保证了信息沟通的成功。信息沟通是信息由发送人传递到接收人以及信息接收人将反馈传递给信息发送人的过程。信息沟通的成功与否跟信息发送者与信息接受者之间的层级传递密切相关，一般情况下，信息发送者与信息接受者之间的层级越多，信息沟通越容易失败，从而越容易产生信息失真。以“撤销街道，成立社区，减少管理层级，强化居民自治”为特征和改革原则，安徽铜陵通过撤销街道办事处与社区合并实现了县区事务与社区的直接对接，减少了信息传达的层级，提高了信息传递的速度，从而有效地减少信息失真，保证了信息沟通的成功。
（三）按照“小政府、大社会”的发展要求，行政区划改革为社会自治组织留出了发展的空间。社会自治组织是指在一定范围内，自治体的全体成员在自由、平等的基础上依法对自治体公共事务实行自我管理而不具有强制性的组织形态，既包括村民委员会、街道居委会等政治意义上的社会自治组织，也包括各种经济意义上的社会自治组织。社会自治组织具有组织性、志愿性、非营利性、民间性、自治性等的特点，是民主的重要实现形式，同时也是社会矛盾的减压阀。铜陵改革撤销了街道办事处，合并组成了新的社区，使得居民委员会等群众性自治组织变执行乡镇或街道派发的各项任务为了解和传达基层人民的意见，真正实现了大事小事由居民开会决定，加强了居民自治。
此外，此次改革也为其他社会自治组织留出了发展空间，有助于逐步建立和完善各种类型的社会自治组织，以充分发挥其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作用。
五、总结
我国现行的行政区划层级过多，政府机构不断膨胀，造成行政性支出增加、信息失真，也不利于发挥基层居民的自治积极性。基于“小政府、大社会”的行政管理发展趋势，以“撤销街道，成立社区，减少管理层级，强化居民自治”为特点的安徽省铜陵市行政区划改革在全国率先撤销了街道办事处，并将原来社区合并为新的大社区，行政层级的减少提高了行政效率，减少了信息失真，也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居民自治。
在改革方案的实施过程中，铜陵市充分做好了前期准备，并合理进行人员的分流和安置，减少了改革的阻力。“在铜陵模式”既符合组织扁平化的发展要求，减少了行政区划层级，也加强了基层居民的自治积极性，迈出了我国行政区划改革的重要一步，为我国的行政区划改革总结了宝贵的经验。
参考文献：
[1]浦善新.中国行政区划改革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
[2]浦善新.中国设市模式探讨[J]．建设科技．2004（16）．
[3]吴爱明.当代中国政府[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4]陈荞.街道办彻底退出安徽铜陵区级政府直接服务社区[n]．京华时报，2011-9-5．
[5]向达.关于我国行政区划改革的探讨[J].成都行政学院学报．2007（5）．
[6]王伟.十六大以来政府改革的回顾与展望[J].云南行政学院学报，2008,10（5）
[7]杨文彬，王冠辉.中国行政区划改革目标探析[J].江西行政学院学报．2006,8（2）．
社区治理经验篇6
一、以两个条例的宣传为主线，深入开展以维护社会稳定为主要内容法制宣传教育。
1、结合乌鲁木齐“7.5”事件这一反面教材，利用“宪法法律宣传月”、“民族团结教育月”等时机，采取多种有效形式和手段，广泛宣传与维护新疆社会和谐稳定、维护法律权威与尊严、维护各民族大团结相关的法律法规，特别要加强《自治区民族团结教育条例》、《自治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条例》和即将颁布的《自治区流动人口条例》等新颁法规的宣传，使“新疆是祖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民族团结是各族人民的生命线”、“影响新疆社会稳定的主要危险是民族分裂主义”、“违法犯罪必受严惩”等基本知识和理念进一步深入人心。
2、组织开展“维护法律尊严、彰显法治力量”主题宣传活动。乌鲁木齐“7.5”事件是对法律的公然践踏、对法治的公然破坏，要积极开展有针对性的专项法制宣传教育，维护法律尊严，彰显法治力量，引导公民依法表达利益诉求，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同一切破坏祖国统一、社会稳定、民族团结的违法犯罪行为作斗争。
3、适时组织开展青少年在校学生开展“法律保护我成长”征文、演讲和法律知识竞赛等活动，使青少年主动学习法律知识，学会用法律维护合法权益。
4、加强农牧区和宗教场所的法制宣传教育。各乡镇场、县直机关、企事业单位要充分发挥职能作用，整合资源，深入开展长期性的农牧区和宗教场所法制宣传教育，积极探索和建立加强农牧区和宗教场所法制宣传工作的长效机制，推动农牧区和宗教场所法制宣传教育工作制度化、规范化。
5、继续深入开展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加强企业法法治宣传主题活动，通过举办法制培训班、法治论坛、法律知识竞赛等活动，提高企业经营管理水平。
6、采用多种语言、文字，多种方法和形式进行行之有效的法制宣传教育。充分发挥广播、电视、网络等新闻媒体的作用，积极开展法治小品、短剧、以案说法等通俗易懂、感染力强，深受各族干部群众特别是农牧民群众喜爱、易于接受的法制宣传活动。
二、以“法治进机关”为抓手，深入推进“法治六进”工作
7、认真落实自治区“法治进机关”、“法治进单位”“一学、三抓、促两无”的工作经验。以《坚持以人为本、切实尊重和保障人权》统编学法读本为教材，以克服特权思想、树立“为民、效民”意识为基础，以落实各项制度、规范从政行为，依法尽职尽责、提高工作效率，推进民主监督，打造“阳光政务”为重点，以“无违法违纪案件、无群众投诉”为目标，用建设“法治机关”，推进“法治政府”建设，带动全社会法制化管理水平的提高。
8、落实自治区“法治进社区”“一条主线、三个重点”（以社区党员干部“学法知责、依法尽责”为主线，以“保民安”“重民生”“促民主”为重点）的工作经验，加强社区法治建设，全力打造“平安社区”。
9、落实自治区“法治进乡村”“以‘守约承诺’落实‘村规民约’”的工作经验，把农牧区的民主法治建设落实到实处。
10、根据新疆社会稳定、发展新的需求，继续总结、完善“法治进学校”、“法治进企业”的做法和经验。对“法治六进”进行理论与实践的深入探索、研究，切实总结“法治六进”工作的成效和经验。
三、以建立和完善各项相关制度为保障，促进法治建设稳步推进
11、结合今年来全区法治建设形势发展变化，特别是乌鲁木齐“7.5”事件，对法治六进工作进行总结、反思、梳理和规范。遵循社会发展和法制建设的规律，建立、完善和落实有效运行的制度：一是法制宣传、教育、培训、学习、考试、督察的方法和制度；二是学用结合，推进“法治六进”，解决工作中薄弱环节和实际问题的举措和制度；三是对本部门、本系统法制建设情况定期评估的方法和制度；四是建立法制建设表彰激励机制等。通过系统梳理和总结规范，形成简洁、管用的工作制度，促使这项工作进一步“依制规范运行”，务实稳步发展。
四、抓好典型经验的总结、推广，迎接全国和自治区“五五”普法检查验收工作
12、“五五”普法检查验收工作要在“法治六进”工作的持续、深入运行中进行，各单位、各部门要做好“五五”普法检查验收的动员部署，明确检查验收工作的要求和安排。及时向当地党委、政府汇报，争取党委、政府对“五五”普法验收工作的领导和支持。积极邀请当地人大政协有关领导、代表和委员参加“五五”普法检查验收和专项调研工作，加强对法治六进工作的检查督促。
13、各乡镇场、县直机关、企事业单位要结合本单位、本部门的实际情况制定方案，积极组织我县的广播、电视等传媒开展集中采访宣传活动，在普法栏目播出。并积极开展对外宣传工作，将我县法治六进工作中的先进经验和典型事迹宣传出去。
五、推动“法治六进”工作新发展，认真做好“六五”普法规划的研究制定工作
社区治理经验篇7
为深化平安村（居、社区）创建工作，夯实综治基层基础，进一步提升基层干部群众参与平安创建的积极性，进一步扩大基层平安创建的覆盖面和影响力，经研究，决定组织开展示范平安村（居、社区）创建活动。现就相关工作提出如下意见：
一、工作目标
坚持和发展“枫桥经验”，着力整合基层资源力量，切实将上级有关平安创建、综合治理的指示精神贯彻好、落实好。通过示范平安村（居、社区）创建，进一步健全基层平安综治工作机制，切实解决基层平安综治工作发展不平衡、措施不落实、效果不明显等问题；进一步提高村（居、社区）综治建设软硬件水平；着力发挥村（居、社区）社会服务管理站的基础平台作用；进一步深化基层平安创建，广泛动员加强宣传，着力提高人民群众对平安创建的知晓率、参与率和满意度。以示范为引领，以创建为载体，全面提升滨海工业区（马鞍镇）综治平安基层基础工作整体水平。
二、创建标准
示范平安村（居、社区）创建要在落实《县平安村（居、社区）创建标准》的基础上，严格对照《县示范平安村（居、社区）创建标准》（见附件1）要求进行。县平安办、县综治办在年度考核验收过程中，将以此作为主要依据。
三、申报验收
各村（居、社区）要围绕组织机构健全、工作保障有力、资料台账规范、重点工作落实等标准扎实开展创建活动；11月上旬，组织村（居、社区）开展自查自评；11月中旬，由社会服务管理中心牵头组织人员对申报的村（居、社区）进行初评（见附件2），并于11月25日前向县平安办、县综治办择优推荐申报；年底，县平安办、县综治办将结合年度平安镇街考核，对申报的村（居、社区）进行验收，考核分达到90分即为创建成功。凡是出现村（居、社区）综治平安“一票否决”事项的，取消年度创建申报资格。
四、表彰奖励
次年年初，由县平安办、县综治办将拟命名“示范平安村（居、社区）”的单位呈交县平安创建工作领导小组、县综治委审核。对创建成功的村（居、社区），由县平安创建工作领导小组、县综治委命名表彰，并给予奖励。奖金从维稳专项经费中列支。
五、工作要求
（一）提高认识，认真部署。各村（居、社区）要结合基层党组织评星晋级等活动，发扬创先争优的工作作风，积极发动广大人民群众参与到平安创建具体工作中来。
社区治理经验篇8
自开展创建平安社区工作以来，我们在区、街道的关心指导下，发扬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的精神，以“共居一地，共建平安”为目标，以“安全防治”为手段，坚持打防结合、预防为主、标本兼治。积极调动辖区各方面的力量，同台合唱，摸索出了具有本社区特点的治安防范格局。从根本上遏止了案件高发势头，实现了平安社区的创建目标。
一、思路明确，把综合治理工作高定位
坚持从讲政治、讲大局的高度出发，明确“抓稳定、抓治安，根本上就是抓经济、抓发展的指导思想，深刻理解”创平安社区的意义和目标，建立了“以人为本、多管齐下、齐抓共管、综合防范”的工作思路。为此，我们把开展综合治理、维护社会稳定、确保社区平安作为基层组织建设的重要内容。“平安社区“的创建对于塑造辖区形象、展示辖区魅力具有重要的作用。创建活动能不能形显著成效，首先要看认识，只有认识上有高度，行动上才有力度。本着这样的认识，我社区在领导高度重视下，做到“五个到位”：一是领导到位。成立了由社区党支部书记为组长，社区工作人员为成员的领导小组，并制定开展治安防范工作实施方案和工作计划，定期召开会议，研究探索新形式下治安工作新方法、新途径。认真解决工作中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积极稳妥地推进防范工作的开展。二是认识到位。众所周知，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是一项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系统工程，能否搞好关键是解决认识问题，尤其是领导的认识，我们正是充分认识开展综治工作的重要性，历来都将治安防范工作摆上支部重要议事日程，列入年度两个文明建设工作计划，逐步推进，不断实现新突破。三是责任到位。社区专门成立以书记负总责、警务区民警主抓、社区群防群治巡逻为骨干的治安防范队伍，形成齐抓共管，层层负责的工作网络。四是宣传到位。通过街道、社区干部及社区民警进家入户做工作。我们利用分发街道党工委和办事处印制的《安全防范必备手册》的机会，广泛征求居民的意见，激发社区群众共同参与治安防范的积极性。同时，结合开展“创建平安社区示范点”创建活动，经常性的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宣传活动。定期刊登《安全防范365招》、《安全防范15招》和“四防”宣传。五是经费到位。在安全防范上我们舍得狠下血本，在社区主干道全面实现“亮灯工程”同时还安装电子监控系统，有效地提高了社区治安防范能力。
二、深化创安，把民心工程做强大
“三个代表”的本质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就是要坚持为民服务。当前人民群众最强烈的愿望是平安。因此，开展创建安全社区活动是一项得人心、暖民心的防范工程。区委、街道在2006年把我社区列入创“平安社区”示范点，作为落实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各项措施的有效载体，建设整治就成为搞好治安防范工作的重点。社区内曾经入室盗窃比较严重，群众意见很大，为彻底扭转治安混乱的不利局面，经规划研究，对社区进行了全面建设整治，实行专项整治。一是完善“物防”设施建设。针对社区原没有停车场所，出现机动车随意停放和被盗等实际情况，社区一方面多方筹集资金，建起停车场，最大限度的满足社区居民的停车需要；另一方面，加强对车场的整治，制定了社区《停车场人员值班守则》、《停车须知》等制度，并对停车场的管理人员进行培训，有效地减少了机动车被盗案件的发生。二是强化“技防”建设。在区政法委和街道党工委办事处的大力支持下，我们共投资1.8万，在辖区主要路口建起了以视频为主体的技防设施，对主要路段和部位实行24小时监控。配备了专职的巡逻队员，分两个时段进行巡逻，下午巡逻一次，大约2小时，第二次巡逻时间是晚上10点至凌晨5点。在巡逻方式上采取巡逻队员签到制度，还为巡逻队配备了与Xx派出所联网的无线电设备与全街所有联网的110、保安巡逻队和社区巡逻队联系，在第一时间内掌握了主动权。
三、攻坚克难，在流动人口管理求突破
流动人口管理是一项长期的、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单靠某一方面的力量、运用简单的手段是难以奏效的。只有调动各方面的积极因素，才能收到显著的成效。社区有流动人口1360人，占社区总人口的36.8。在加强流动人口管理中，我们采取了一系列措施：1.健全加强流动人口管理机制。成立流动人口管理站，配备了专职的协管员。在管理上，首先加强对出租户的管理，对出租户实行等级管理，制定了10条的评分标准，实行10分考评制。同时还与出租户签定了《出租户管理责任书》实行一户一档，把出租户的所有资料扫描过录到电脑中，实行微机管理。在流动人口的管理上，主要采取电脑管理，把流动人口的基本情况、相片、身份证过录扫描到电脑。同时制作了“罗建社区流动人口动态管理操作平台”加强管理。
2.突出抓好流动人口管理的关键环节。我们在管理中，从流动人口流入一开始，就着力抓好四个关键环节、三个重点群落。“四个环节”是指登记、发证、清查和注销。流动人口来到我区后，必须到管理站登记、验证。保证做到“五个清楚”即流入时间、地点、原因、从业单位和现实表现清楚。对无婚育证的敦促补办，证件齐全的准予办理暂住证、营业执照等。并将资料输入电脑。流动人口离开时必须到管理站注销。对于“三个群落”即散居的流动人口群、用工单位流动人口群和“三无”流动人口群。对于散居的人口和用工单位流动人口群，我们同房屋出租户和用工单位签定目标责任书，实行连带责任制，促进形成管理工作的合力。实践中，我们把对出租户的管理作为对流动人口的管理途径。
3.不断完善流动人口长效管理措施。为了把流动人口管理纳入长效化、规范化的轨道，我们始终坚持“四个结合”确保各项管理措施落到实处。（1）管理与清查相结合。（2）管理与服务相结合。在严格管理的基础上，我们把服务保障工作推向前沿，利用挂图、图片、宣传资料进行计划生育教育，为流动人口进行环检、孕检，免费提供避孕药具。（3）管理与教育相结合。采取图片展览、宣传栏等形式，进行形象直观的教育，增强遵纪守法意识。（4）管理与检查相结合。为了总结经验，及时发现解决流动人口管理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四、众志成城，把治安防范体系筑牢固
综合治理的根本任务就是最大限度地预防和减少犯罪。为了认真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人民群众需要不需要，满意不满意”为工作目标。从强化社区警务工作，着力提高驾驭社会治安综合能力着眼，立足社区实际，在警务配置、民警职责、运行机制、保障措施等重要内容进行探索和实践。充分利用110这一广大人民群众信赖的品牌，达到“发案少、秩序好、社会稳定、群众满意”的目标。
五、超前防范，把治本之策做深入
开展法制宣传教育是综合治理的治本之策。社区成立以来，积极以法律法规宣传教育为重点，大力倡导社区干部学法、懂法、用法。通过组织开展综治“宣传周”“宣传月”活动，编写宣传资料、户外挂牌、宣传栏等广泛宣传综合治理，使群众家喻户晓。加强两劳释放人员安置帮教工作，社区民警和社区组成帮教小组，从思想上引导、生活上关心帮教对象。确保对有重新违法犯罪可能的刑释解教人员不漏管、不失控。目前社区内3名两劳释放人员都能安心工作。因地制宜地做好闲散青少年的教育、管理、服务工作，关心他们的学习、生活。鼓励他们通过自学和其他途径提高文化知识水平，为就业创造条件。对有不良行为的青少年，我们配合家庭做好重点帮教，避免他们走上犯罪的道路。大力开展创建“无毒害社区”和“社区青少年远离”活动，最大限度降低的危害。同时，为了增强活动的实效性，社区设立了治安举报箱、公布举报电话，全面发动群众检举揭发违法犯罪。
六、突出满意，把综治队伍抓过硬
加强综治队伍建设，着力提高队伍素质。为了确保综治队伍在任何艰难困苦的复杂情况下都能经受住考验，始终保持高昂的士气和旺盛的斗志。在开展“三个代表”教育的基础上，依照上级统一部署，加强对综治工作人员的业务培训。学习新时期综治工作法规和要求，使开展综治工作的能力有了明显的提高。并组织综治人员广泛开展调研活动，先后对流动人口管理、深化创安活动、辖区治安环境等方面进行调研。经过不断的探索和实践，积累了一些有益的经验：
---抓住责任制这个“龙头”。落实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各项措施，关键在于领导高度重视，责任到人，为了保证综治工作人员真正从思想上、组织上、工作措施上切实加强对综治工作的实施，以领导责任制为龙头，做到领导个人责任与工作人员责任相结合，牵头领导责任与协作领导责任相结合，总体领导责任与分管领导责任相结合，使综治领导责任制环环相扣，节节相连。使一张责任书，将维护稳定的千斤重担分解到每个综治工作人员的肩上，形成了人人有责任、个个有压力的良好局面。
---发挥“综合”这个优势。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是各种力量、各种手段的综合。社区治安状况良好，人民群众满意，这是坚持社会治安社会治，综合治理综合抓的结果。街道始终以发展求稳定、以稳定促发展，致富、治安一起抓，做到“三个综合”即在力量上综合、手段上综合、工作上综合。并充分发动人民群众积极支持和参与综合治理工作。
---夯实基础这个关键。综合治安工作的重点在基层，落实综合治理各项措施的关键在基层。为了夯实基层工作基础，通过“五个加强“（加强台帐管理，做到整齐规划；加强业务培训，提高综治业务能力；加强信息反馈，保持情况畅通；加强分类指导，注重解决问题；加强检查验收，总结推广经验）使综合治理的各项工作一件一件落到实处。
社区治理经验篇9
【关键词】多党合作；社会服务；新路径
毕节试验不仅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探索和推动的重要成果，同时它也开创了一条贫困地区科学发展的探索之路，是多党合作推动贫困地区发展的成功范例。随着全面深化改革实践的不断推进，派在试验区所进行的社服务的内容也在不断完善和拓展，各派积极开展各种形式的社会服务，已经成为试验区建设对口帮扶多党合作高地的一项重要举措。
一、充分认识多党合作参与毕节社会服务实践的重要性
社会服务工作作为一种党派职能，是派参政议政、建言献策以及民主监督工作的延伸，也是参与试验区合作共建的载体。这项职能是党派直接面对社会、面对基层、面对群众的有效渠道。真正体现了参政党维护多党合作的政治制度，为经济建设服务，为社会全面发展服务的参政职能，同时也是毕节试验区多党合作服务改革发展示范探路的特色工作。
1、多党合作参与毕节社会服务实践是试验区坚持多党合作政治协商制度的需要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它是以共产党领导、多党派合作、共产党执政、多党派参政为显著特征的。各派主要是以教育、卫生、科技、文化、法律以及经济等界别的中、高级知识分子组成的政治联盟，她聚集了人才、智力的优势，各派是共同致力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亲密友党，是参政党，不是旁观者、座上宾，而是要发挥她的人才、智力优势，积极参与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实践中，做参与社会服务实践的建设者、参与人。解决毕节困苦问题的关键在于发展，发展就是一个国家和地区不发达状态向发达状态的过渡，加快发展加速转型实现与全国同步小康是试验区当前的第一要务，也是各派参与毕节改革建设的第一要务。从政党制度的效应看，派对毕节的长期帮扶的成效，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建言献策、参与毕节社会服务的能力。各派汇集了许多专家学者，具有人才荟萃、智力密集等方面的优势，可以通过这些优势作用的发挥和优势资源的转化，在毕节积极开展各类咨询服务，努力发现问题，积极开展调研、参与服务，切实推动毕节试验区党委和政府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
2、多党合作参与毕节社会服务实践是试验区与全国同步建成小康社会的需要
从毕节试验区的建立，发展、深化的历史进程可以看出，各派依托多党合作参与毕节社会服务实践，以试验区的建设平台为载体，建立了党派干部思想淬炼和实践锻炼机制，使得试验区不仅成为多党合作服务科学发展的实践之所，而且成为派成员信仰锻造和干部淬炼的基地。如今，全面深化改革业已成为全社会的最大共识与需求，更是推进试验区摆脱贫困跨越发展的动力。多党合作作为试验区改革发展承上启下、协调左右、沟通内外的重要部分，既是试验区改革发展的“参谋长”，又是服务试验区群众的“贤内助”，对于毕节试验区来说要真正做到与全国同步建成小康社会，只有发挥多党合作优势，凝聚改革共识，汇集发展力量，树立服务理念，才能看清试验区改革发展的症结所在，才能找准方向创造性的拿出改革发展举措；在政治层面上充分体现改革发展事业在政治空间与区域空间的双层运行，在社会层面上增强像毕节一样的贫困地区自我发展、自力更生的底气、骨气和志气。
3、多党合作参与毕节社会服务实践是试验区适应经济社会发展新常态的需要
201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我国经济正在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复杂、结构更合理的阶段演化，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把握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在这样的大逻辑下，作为助推毕节试验区跨越发展的外部力量，毕节的多党合作实践必须抓住新机遇、适应新常态、开创试验区决战贫困转型发展的新境界。这既需要充分发挥各派参政党的政治力量，也需要提高派参与毕节试验区改革发展和合作共事能力。通过提升党派社会服务实践的质量，促进和保障试验区改革事业的稳步前进，为试验区的全面深化改革和发展提供有效的支持和协助。另外，要发挥参政党人才、智力密集优势。紧紧围绕试验区决战贫困，同步小康主线，在产业培育、项目合作、智力支持、人才培养等方面发挥应有的作用。
二、不断完善多党合作参与毕节社会服务实践的新思路
新时期、新阶段多党合作参与毕节社会服务实践的路径必须要以理论与实践结合、重点与一般结合、整合与扩容结合这个思路来走，这是派开展社会服务工作的社会环境变化所决定的，也是党派积极主动适应新常态的新思路。
1、毕节试验区各派社会服务工作的理论研究要理论与实践结合
多党合作参与毕节改革发展实践的28年，不仅推动了毕节试验区的经济社会发展，同时为派的社会服务工作理论研究提供了可靠、可信和鲜活的实践素材，为了进一步推动毕节试验区的社会服务工作进步，提高参政党履职水平，需要对社会服务工作进行深层次的结合实践的理论探讨。如社会服务工作如何与参政议政相结合；探索和研究试验区经济发展新常态下派社会服务的定位、职能和途径；如何在试验区改革发展中围绕决战贫困、同步小康，在政策项目争取、智库人才锻造、产业招商合作、服务改善民生上发挥多党合作的社会服务职能作用等。
2、毕节试验区各派社会服务工作要坚持重点与一般结合
毕节市各县（区）的情况不一样，各党派参与的情况不一样，这就决定了多党合作社会服务工作要根据各个党派自身特点和所参与地方的具体实际，把资源投入到最需要的方面，实现产业重点培育与地方区域实际相结合。一是坚持发挥党派界别优势促进社会服务工作向前发展。界别优势是八个派各自的特色，一定要根据各党派自身的优势，用己所长、避己所短。二是坚持因地制宜发挥试验区区域优势按需供给促进社会服务的有效性发挥。就毕节试验区总体来看，八个县（区）经济发展不同、社会服务需求也不尽相同，需要派开展社会服务前实事求是认真分析，不可统一模式9帚搬其他地方的方式方法。三是坚持人性化的服务模式促进党派社会服务工作质量提升。工作模式较为单一社会服务已经不太适应全面深化改革的形势，捐钱捐物不如捐智慧。随着城乡一体化建设和同步小康建设进程的发展，人民的需要随着时代在变化，这就要求党派的社会服务模式需要探索新的人性化、多样化的服务，如产业扶持、生态保护、推进城镇一体化建设活动等。因此必须在实际工作别是在城镇化建设中不断充实多党合作社会服务的内容，不断完善多党合作社会服务的内涵。
3、毕节试验区各派社会服务工作要坚持整合与扩容结合
俞正声主席来毕节考察时曾经谈到过“智力扶贫很重要的是为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建言献策，但也要办一点招商引资的事情，办一点基础设施的事情，办一点民生改善的事情，给当地群众带来看得见的实惠。”这就要求我们的社会服务做好整合与扩容，一是要整合社会资源，扩容政治力量使得社服务要与参政议政紧密结合。围绕参政议政开展党派社会服务工作，把社会服务作为履行职能的重要任务来抓。这必须通过在参与毕节试验区合作共建的实践中深入了解情况，在试验区社会服务工作中调查思考，集聚更为广泛的社会力量，对上接通天线向党和政府提出切实可行的意见建议；对下更接地气满足老百姓的现实需求。二是整合工作载体，扩容工作空间使得社会服务工作与试验区实际更好地结合。从过去的单打独斗铺摊子的帮扶形式向集团体系合作建设强内涵的模式转变。在长期的多党合作社会服务工作中，注重服务可持续性，以多党合作服务改革发展制度贯彻落实为契机，不断加大多党合作在毕节的社会服务工作力度，在减贫摘帽、同步小康，产业培育、群众增收，生态治理、美丽毕节等方面扎实做好每一件实事。
三、开拓创新多党合作参与社会服务实践的新路径
在新常态下，推进多党合作社会服务工作与参政议政、民主监督和派自身建设相结合，是创新多党合作参与社会服务实践的突破口。以往狭义、单纯的社会服务模式已经不再适应当前的改革发展需要，因此，各个党派的社会服务职能向广义的、综合的社会服务与参政议政、民主监督和自身建设相结合并重转变已成定局，通过树立社会服务与参政议政、民主监督和自身建设一盘棋的工作理念，确立多党合作参与毕节试验区社会服务建设的整体发展思路，重点在与试验区的同步小康建设有效结合上下功夫。
1、完善统战部牵头的社会服务实践核心路径
统战部门牵头各派资源开展社会服务的路径是带有试验区战略和全局意义的，同时也是带有试验和攻坚性质的工作，具有挑战性。在实际工作中必须充分发挥统一战线的“法宝”作用，组织统一战线成员联系上下的桥梁作用，深入各自联系的群众，畅通民意诉求渠道，多做解疑释惑、维护稳定的工作，把有利于发展的因素汇聚得更多、团结得更紧，把不利于改革的因素消减得更少、转化得更快。同时要积极贯彻执行好试验区已经出台的27项多党合作服务改革发展制度，最大限度地为毕节试验区的全面深化改革、全面建成小康营造好环境、凝聚正能量。
2、整合派中央牵头的社会服务实践主要路径
派中央牵头开展的社会服务路径是目的性明确和行业特点突出的工作，具有影响性。这条路径充分发挥派智力的奉献作为，是展示派良好的政治形象，是提高派多党合作的社会影响的重要途径，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通过整合各派中央、全国工商联牵头合作，试验区能主动争取上级支持，将中央高层的改革推动和顶层设计，转化为试验区自身的改革发展机遇，切实通过高位推动将党中央、国家各部委针对试验区出台的差别化政策转化为生产力，打通政策落实最后一公里。
社区治理经验篇10
自中共中央、国务院和全国人大常委会1991年出台《关于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决定》以来，__区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总体上呈现着波浪式前进的发展态势，既取得过骄人的业绩，也有过令人痛心的失落。本文拟在对以往综治工作进行全面总结回顾和深刻反思的基础上，就如何振兴__区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再创__综治新辉煌提供一些不成熟的看法，供领导决策时参考。综治十年成绩巨大__区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可以毫不夸张地讲，一起步就实现了高开高走，赢得了上级领导机关的充分肯定和人民群众的普遍赞誉。归纳起来讲，主要有三个方面的突出成绩。一条经验全国推广。20世纪80年代中期，双塘街道高岗里社区针对老式大杂院多、小街小巷多、基础设施不齐、居住条件差等实际情况，自发组织党员、离退休职工和居民积极分子，佩戴袖章、手拿摇铃，走街串巷进行治安义务巡逻，提醒邻里关好门窗，夜间巡更摇铃示警，10余年不间断，1998年夏，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曹志率全国执法检查组到高岗里社区实地考察，给予高度评价，并将考察情况归纳成“高岗里经验”写进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向全国推广。两度荣获省级先进。省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先进集体是全省社会治安方面的最高荣誉。该奖项每三年评选一次，以省委、省政府名义进行表彰。1991——1993年度全省首次评选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先进，我区即高中红榜，之后于1997——1999年度再次捧得桂冠。三项工作连创新高。1、贯彻领导责任制一丝不苟。多年来，我区一直坚持由区政府的主要领导与各街道、各系统单位的主要负责人签订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责任书这种形式，10余年不变；我们还在全省全市首次组织召开党政一把手贯彻综合治理责任制经验交流会；举办党政主要领导责任制专题培训班，上述一把手与一把手签约、召开一把手经验交流会、举办一把手培训班曾被市综治委肯定为“__模式”在全市推广。2、政法部门参与综治异常活跃。90年代初，区法院在充分履行审判职能的同时，结合法院自身工作的特点和队伍建设的实际，创造性地提出了“三个一”工程即一个审判庭与一所学校、一个社区居委会、一家工厂进行结对共建，送法到校园、到社区、到企业，在全国产生了广泛影响。区法院也因此连续五年获得省级先进。在安全文明创建活动中，公安部门充分发挥主力军作用，广大基层干警开动脑筋，因地制宜，积极发挥主观能动性，在全市率先创造了物业管理、家委会、居民自管等五种创安模式，上级领导机关和兄弟单位多次来我区召开现场会和学习取经。区检察院办案一线的检察官把自己经办的典型案例精编成若干法律小故事，利用业余时间深入社区、学校、企事业单位巡回演讲，开创了法制教育进社区的先例，收到良好的社会效果。3、社区禁毒工作不断跨越。中华门街道在对涉毒违法犯罪活动进行充分调研的基础上，把禁毒与社会化帮教有机地结合起来，走出了一条既有实效性和可操作性，又有推广价值的禁毒帮教工作新路，受到国家和省市禁毒委的充分肯定。不容否认，近年来由于种种主客观原因，特别是由于极少数领导干部在维护社会稳定工作的认识上存在误区，创先争优的意识淡漠退化，导致了全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出现了徘徊不前，甚至在全市排名位次逐年靠后的困难局面。励精图治再创辉煌面对目前困难落后的局面，消极悲观于事无补，怨天尤人更不足取，惟一的选择，就是全区上下进一步统一思想，振奋精神，承认落实，不甘落后，在困难中求出路，谋发展，树立进位争先，敢创一流的雄心壮志。如何实现__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的新飞跃，笔者认为，当前应当着重组织实施好以下9个方面的工作：1、找准功能定位。一是要服务大局。综治工作要紧紧围绕富民强区、加快发展的总体要求，按照一年面貌大变，三年全面小康，五年再创辉煌的发展思路，找准自己的功能定位，跳出综治看综治，摒弃就综治论综治的陈旧观念，克服消极悲观、无所作为的落后思想，主动贴近大局，热情服务大局，把服务第一要务作为综治工作的神圣职责，自觉地把综治工作溶入全区发展的大局中去，充分履行保驾护航的职能，努力为改革建设与发展创造日益安全稳定和谐的治安环境。二是要造福群众。综治工作的最终受益者应当是广大的人民群众。我们工作的一切出发点和落脚点应当归结于人民群众，衡量我们工作成败得失的惟一标准应当看人民群众是否得到实惠。要通过我们扎扎实实、卓有成效的工作，使广大居民群众真正安居乐业。三是要勇创一流。各级综治组织和各级领导干部要牢固确立进位争先、争创一流的意识，以全市全省甚至全省的先进为目标，自我加压，负重奋进，力争在一两年内重新跨入先进行列。创先争优的最大障碍仍然是思想观念的障碍，当前迫切需要破除固步自封、自甘落后、不思进取的桎梏，焕发敢为人先、敢闯敢干、敢创一流的斗志和决心。2、构建品牌特色。我区的综治工作，曾经有过辉煌的历史，创造过许多经验，形成过许多亮点，为南京市、为江苏省争过光。在社会治安形势日益复杂，社会矛盾日益增多的情况下，尤其需要我们的各级党政组织、政法综治部门以敏锐的思维和眼光，注意和发现新问题，研究新情况，拓展新领域，构建新特色，创造新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品牌。一方面，大力弘扬优良传统。我区历年综治工作一条最基本的经验就是组织发动群众工作做得好，现在虽然住房成套率提高，但门东门西地区仍有大量的老式平房，群防群治仍大有作为，即使将来老城改造全部完成，群众工作传统还是不能丢，群防群治是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的永恒主题；另一方面，大力开拓新的“热点”。当前，社会治安防控的运作机制、组织网络、保障制度等方面都面临许多新的挑战，需要我们要不断地解放思想，大胆实践，改革创新，力争在基层治安防范等工作中当好领头羊。3、科学整合资源。目前，用于社会治安防范的力量比较多，但也比较分散，除了公安民警、社区保安之外，还有治安志愿者、专职保安、物管保安、企业内保等等，如何把这些力量有机地整合起来，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因为这些人员所在部门不同、职能各异。目前，各街道普遍成立了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街道一级综治工作的职能得到了进一步强化发挥街道综治委的领导、管理、协调作用是必然的选择。笔者认为，将上述人员逐步实行街道一级的属地管理，由街道综治办进行统一的指挥和调度。特别是社区保安，可以考虑将其人事和财务关系以及管理权限转移到街道。4、严格责任考核。实质性的内容就是要实施重奖重罚。年初，有关部门负责人就创建无刑案社区流动人口管理、控制刑事案件发案、等几项重点工作单独向区委、区政府订立了不丢分承诺，并缴纳了风险抵押金，这一做法应当向各街道和其他责任单位延伸，综治工作好坏必须与责任人的经济利益挂钩，综治工作成绩突出或者为全区赢得荣誉、获得加分的就应当重奖，反之责任人就应当承担经济上的责任，直至给予一票否决。5、加大经费投入。中共中央、国务院20__年14号文件《关于进一步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意见》明确规定，“应根据谁受益谁出资、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原则，由受益单位和个人适当投入一定的人力、物力、财力，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群防群治经费保障机制”。经费始终是社会治安防范的一个瓶颈，政府对治安防范的投入是必需的，但又是有限的，必须协调方方面面参与治安投入的积极性，机关、企事业单位、居民个人都有义务、有责任的治安防范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6、创新运作机制。汲取外地治安承包责任制的成功经验，积极探索我区治安防范机制市场化的有效途径，把治安作为一个产业来经营，实现社会效益、经济效用双赢。目前可以先进行试点，选择一两处条件比较成熟的社区、行政村进行治安承包责任制竞标，待时机成熟后逐步推广。7、规范队伍管理。去年区委、区政府拨出了130余万元专款招聘了264名专职社区保安，总起来看这个决策是正确的，效果也是明显的，目前除了对社区保安队伍的监督管理需要进一步加强以外，数量上还要做适当的扩充，社区保安队员的政治业务素质还要有新的提高。要用职业化、市场化的原则规范管理建设防范队伍。一是要加大培训力度，全面提高社区保安的政治业务素质。二是要加大保障力度，在财力许可情况下逐年提高社区保安的生活福利待遇。8、优化组织协调。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是新的历史条件下党委政府的一项重要工作，也是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具体体现。做好综合治理工作的关键在组织，在领导，在人。一是要充分发挥纪检、组织、人事等五部门的核心主导作用，五部门需建立正常的议事制度，行使好对重大问题的决策权；三是要充分发挥公安机关的主力军作用，公安机关作为社会治安的主管部门，在治安防范方面担负着重要职责，必须在坚持严打整治的同时，下大力气抓好基层治安防范工作。三是要充分发挥各级综治组织的综合协调作用。把区街两级综治办建设好，充分发挥其综合协调提高服务的职能，显得尤为迫切。一方面，各级党政组织要关心支持综治部门的工作。另一方面，综治干部要确立有为才有位的观念，创新工作思路、加大抓落实的力度，创造性地完成区委、区政府交给的工作任务。9、广泛发动群众。组织发动群众参与治安防范是我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的传统优势所在。传统不能丢，优势更要优。根据老城改造进度加快，老式大杂院、旧式平房越来越少、高层建筑新式楼幢越来越多的实际，组织发动群众工作也需有新的载体。可以通过楼幢党支部、业主委员会、志愿者协会等形式来开展群众工作，还可以通过最低生活保障、奖励见义勇为行为等机制来开展群众工作。总之，应当尽一切可能创造条件，吸收一切可以吸收的人员，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力量，共同参与维护社会治安，为建设安全城区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