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治理法治化研究篇1
【关键词】社会管理创新法治化路径
近十年来，在国家层面社会管理创新成为不断被提及、逐渐具体化、细化的政策指令。2004年，十六届四中全会首次提到了社会管理创新的理念—“加强社会建设和管理，推进社会管理体制创新”；2007年，十七大报告更加具体地提出要“建立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2009年全国政法工作的重要内容—“社会矛盾化解、社会管理创新、公正廉洁执法”再次强调社会管理创新的重要性；2012年，十进一步指出要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加快形成科学有效的社会管理体制、健全社会管理网络、更加注重发挥法治在社会管理中的重要作用，并且在十报告第七部分的“在改善民生和创新管理中加强社会建设”的第六点“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中详细阐述了社会管理涉及的各方面内容。
社会管理创新不仅是国家的政策指令，在学术界也掀起了有关其理念、理论和路径等的探索和研究，各省市则开始或小心谨慎或大刀阔斧地实践各种社会管理创新模式。社会管理创新的法治化路径，以及在湖南大胆尝试的法治湖南引起了法学界的热议和持续关注，本文将对社会管理创新法治化路径涉及的问题进行探讨。
社会管理创新法治化概述
社会管理。我国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已经进入了社会转型的关键阶段，一些长久积累的社会矛盾，以及新的发展时期出现的新问题，逐渐突出，交织在一起，错综复杂。因此，社会管理问题成为新的发展阶段需要充分认识、深入研究、积极解决的问题。
要研究社会管理问题，首先要了解社会管理的概念和内涵。社会管理不是新的发展时期的产物，而是一直存在的概念，只是在不同的社会形态、发展阶段，社会管理的内涵发生了变化。一般认为，社会管理是对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与政府对政治事务、经济事务的管理是并行不悖的。①然而，随着经济、社会环境的变化，社会管理的内涵有了新的维度，即社会管理的主体不再仅仅是政府，还包括了社会的自我管理，社会公民和社会组织的自我管理。②社会管理的方式也不再是单一的行政管理，还包括行政合同、行政给付、行政调解等新的方式。③日益变化的社会形态、社会意识，经济发展情况，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社会管理的方方面面都在发生新的深刻的变化，因此，对新的社会管理模式呼吁越来越强烈。
社会管理创新。新的发展时期，新的矛盾凸显，再加上旧的矛盾日积月累逐渐爆发，传统社会管理模式已经捉襟见肘，无法满足协调现有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稳定发展的需要，有必要进行社会管理模式的革新。
社会管理创新即是根据现有的社会资源、社会环境，在充分认识、研究现有社会管理的问题、社会矛盾、社会需求，以及社会发展趋势等的基础上，运用新的社会管理理念、理论、机制、技术和方法等，对现有的社会管理模式和方法进行革新，建构能够解决现有社会管理问题、符合社会发展态势的新的社会管理制度的活动过程。
社会管理创新法治化。法律是维护社会秩序的保障力量，是社会行为规范的基本要求。法律要为社会管理创新提供必要的规范和制度支撑，社会管理创新才能真正实现社会管理的目标。只有在法律的规范范围内进行社会管理创新，才是社会管理创新的应有之意。
社会管理的目标是要解决社会矛盾、满足社会需求，使社会在新的发展时期处于稳定、有序的发展状态，因此，社会管理的目标就是要达到法治的有序状态。社会管理目标的实现途径和方式必须在法律规范即法治的要求下进行。因而，社会管理创新不仅要在形式上符合法治的要求，在内容上在实质上也要满足法治的规范。唯有以法治理念为指导，以健全的符合公平正义的法律体系、法治规范程序为制度和环境支持，社会管理创新的目标才能真正实现并发挥持久效果。
社会管理创新法治化路径
对于社会管理创新的法治化路径的探索，不仅学者已经进行了很多探讨，而且现实中也有些先行省市在践行。本文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社会管理创新的法治化路径探讨。
建立健全社会管理法律体系。改革开放30余年，我国已经基本建立社会主义现代化法律体系。但是，我国仍处在“人治”胜过“法治”的阶段。社会管理的各级法律体系并不完善。
第一，要完善政府社会管理法律体系的建设。传统的社会管理强调政府的行政管理，社会管理创新应该从政府职能的各个方面进行规范。首先，政府社会管理原来强调的控制和管理的观念应该转变为调控、引导、服务和整合社会的观念。④各个省市在符合上位法的基础上可以根据自身情况“量体裁衣”制定符合自身发展的政府服务规范。如2013年6月1日起实施的《四川省政务服务条例》中规定的服务宗旨—促进政务服务的制度化、规范化，提高行政效能，推进法治政府、廉洁政府、服务政府的建设，并且分别对政务服务的建设、运行和监管进行了具体的规定。
其次，优化、软化政府管理方式和手段。行政管理方式不再是以行政命令、行政处罚、行政强制措施等方式实行，而是采取更民主、更开放、更科学、更平等的方式进行。社会管理的方式也不再是单一的行政管理，还包括行政合同、行政给付、行政调解等新的方式。⑤如2013年1月1日起实施的《酒泉市行政程序规定（试行）》对行政合同、行政指导、行政给付、行政裁决、行政调解、行政规划、行政应急等行政行为规范进行了详细的规定。行政合同是政府为实现行政目的而与社会组织、公民、法人成立的基于双方意思表示一致而形成的协议，行政合同的法治化有利于规范行政机关在执行政府采购、政府特许经营、国有资产出售等行政事务时规范自身的行为，也有利于公民、法人、其他社会组织依据所述规定维护自己的利益。行政指导是指行政机关为实现特定的行政目的，在其法定的职权范围内或者依据法律、法规、规章和政策，以指导、劝告、提醒、建议等非强制性方式，引导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作出或者不作出某种行为的活动。对行政机关行政指导行为的法治化不仅可以更好地架起行政机关与公民、法人与其他社会组织之间的沟通桥梁，而且对行政指导行为具体完备的规范会增加公民、法人和其他社会组织对行政机关行政管理的信赖，提高政府及其行政机关行政指导的权威性，更好地实现政府行政指导的目的和效益。行政调解是指行政机关为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依照法律、法规、规章和有关规定，居间协调处理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相互之间民事纠纷的活动。行政裁决是指行政机关根据法律、法规的授权，处理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相互之间发生的与其行政职权密切相关的民事纠纷的活动。行政裁决与行政调解的法治化有利于及时、公平、透明、高效地处理公民、法人、社会组织相互之间的矛盾，减轻司法负担，更好地保护公众的合法利益，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自2011年11月17日，北京市政府发起“北京微博厅”以来，省级政务微博群相继跟进，“上海”、“湖北民生微博服务厅”、“中国广州”等，微博成为了各级政府与公众沟通、互动、回应民生诉求的新渠道，这也是社会管理创新的具体体现。就此也可以知道，网络社会的外部性、公共性已经体现出自己的力量和作用，成为实体社会、有形社会的一部分。因此，有必要规范网络行为，进行网络实名制，将网络社会的管理纳入社会管理中进行规范化、法治化。
政府社会管理创新的法治化进程已经启程了，有了一定的实践经验，不过大部分还是在“摸着石头过河”的阶段，仍然需要在实践过程中不断总结经验，丰富理论，上升为法律规范，再更好地指导实践。
第二，要完善社会自治组织、社区与公民的社会管理法律体系的建设。中国社会各区域经济发展状况、社会意识形态、人民组成结构等大不相同，如果仅仅依靠政府管理，政府将不堪重负，无以为继。因此，社会管理创新要充分、积极调动社会自治组织、社区和公民自我管理的能力和潜力，形成政府、社会自治组织和公民多重社会管理主体的综合社会管理模式，这样才能真正长治久安，稳定发展。备受推崇的“杭州模式”中“社会复合主体”，即以推进社会性项目建设、知识创业、事业发展为目的，社会效益与经营运作相统一，由党政界、知识界、行业界、媒体界等不同身份的人员共同参与、主动关联而形成的多层架构、网状联结、功能融合、优势互补的新型创业主体，就是这一多重社会管理主体的体现。它不仅减轻了政府管理的负担，而且吸纳更多专业的、具备各领域视角的主体加入，产生了更好的社会效果。2008年的汶川地震、2013年的雅安地震，也一次次证明社会自治组织、公民在社会管理中维护社会稳定、解决社会问题中的自治能力和带头作用。而越是发达的国家，社会自治组织和公民的自我管理、治理的能力发挥的越大，这也是我们需要借鉴的。
因此，完善社会自治组织、社区和公民的社会管理创新法治化发展，需要从以下方面着手：需要建立健全社会自治组织的培育、支持、监管、责任等机制；建立健全社团管理法规，鼓励社会公益组织、社会团体按照法律规范参与社会管理；明确社区的自治职能范围、管理规范程序、责任承担形式等机制；建立健全公民教育法制，道德教育、民主法治教育等；建立健全民主议事制度，扩大民众参与议事的范围、程度，最大限度地确保公众在国家、政府重大决策中的利益诉求抒发的管道畅通等。
践行以人为本的执法和司法理念。社会是由一个一个的人组成的，因此，社会管理终究是人与人之间的问题。要让以白纸黑字呈现的法律条文不变成一纸空文，政府在实行社会管理时需要时刻谨记以人为本的理念。而对政府社会管理行为的法治化完善是实现这一目的的基本保障。
行政执法，是指行政机关依据法律、法规和规章，作出的行政许可、行政处罚、行政强制、行政给付、行政征收、行政确认等影响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权利和义务的具体行政行为。政府行政执法是政府实行社会管理的重要途径。如《湖南省行政程序规定》对行政执法程序的一般宗旨、启动程序、调查取证、行政执法决定、期限、行政裁量基准等做了具体规定，体现了职责明晰、当场处理、及时处理、高效处理的特点。行政执法程序的法治化不仅有利于规范政府各级行政机关执法人员的执法行为，也利于节约社会资源，及时、便民地解决社会矛盾。
司法救济是公民权利保障的最后一道防线，一旦失守，便无可挽回。因此，社会管理创新的法治化必然不能缺少司法这一环。各地法院已经对诉讼费用、未成年人审判、诉讼调解、诉讼和解等方面作出了改革。但是，各地诉讼频发，矛盾不断，缺乏法律信仰等现象层出不穷；老百姓不敢惹官司、不相信法院的情况屡见不鲜；司法程序不透明、法官不依法判案、唯长官指令是从的声音此起彼伏、不绝于耳；用钱买刑、同命不同价的抱怨和喟叹时有发生。这些现象造成了人们缺乏法律信仰的表现和判断依据。因此，法官行为规范的进一步完善已经成为势在必行的举措。
案件积累，无法及时解决社会矛盾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司法资源的不合理配置。在社会转型、矛盾多发时期，应该充分发挥能动司法的效用。将矛盾小、涉及面小、人数少、涉及问题简单的一般民事纠纷尽量在基层解决，积极发动基层自治组织、调解机构采用调解与和解的手段将纠纷化大为小、化小为无。已经进入立案阶段的民事案件，人民法院应充分了解案情，知晓原被告双方的利益诉求，积极推动调解。对于上诉的案件，不能采取不理不问的态度，而是要主动进行后续跟踪查问。而且，法院不能避重就轻，将疑难复杂案件拒之门外，使社会矛盾升级，造成频发，事态发展无法遏制。另外，要积极倡导法官就地办案、巡回法庭办案，快速、及时解决纠纷，不仅能及时疏导社会矛盾，而且有利于树立法律权威和法官形象，重要的是能达到解决一起纠纷，让一片公民收益受教，让法律、法官形象走进千家万户、深入人心。让百姓切实感受到以人为本的理念。
完善社会管理的法律服务机制。法律服务工作是社会管理不可或缺的一环，事先工作做好了，事后的状况就会越少发生。我国现有的法律服务行业良莠不齐，法律服务机构的无序状态大量存在。需要培育和规范律师事务所，以及提高法律服务人员的法律素养，形成行业、地区、社区规范，满足社会管理创新的法治化对于法律服务的要求。
培养法律宣传队伍深入基层宣讲法律知识和弘扬法律文化，提高公民的法律意识、维权意识和法律信仰。将与民生、公民利益息息相关的典型案例带入基层、细致讲解。这种润物细无声的方式将更好地、更持久地构建法治文明。
建立健全法律援助体系。积极倡导各地各高校法学院建立法律援助、法律咨询室，满足当地公民的法律诉求和解决一般纠纷。培养法律援助小组深入基层，将基层矛盾就地解决、及时解决，建立鼓励律师进行法律援助的奖励和补助机制。
结语
社会管理创新的法治化是一个任重而道远的过程，政府社会管理的法治化已经扬帆启程，有些先行者省市已经起到带头作用，但社会管理是实践活动，还需要进行实践活动的绩效评价才能确定是否可行和有益。社会自治组织和公民的社会管理创新法治化途径需要依据我国的实际情况并借鉴其他国家的成功经验进行逐步完善。司法能动性作用的良好发挥也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人力、物力以及实践经验的投入和积累。法律服务体系的完善，需要政府投入和各方人士的持续努力。因此，社会管理创新的法治化路径不是一成不变，也不是一夕即成的，仍需要理论界和实务界的持续关注和研究。
（作者单位：中共重庆市沙坪坝区委党校；本文系2012年度中共重庆市委党校课题“社会管理创新的法治化路径研究—基于沙坪坝区的实证分析”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CQDX2012B—019）
【注释】
①杨立新，侯琦：“试论转型期我国社会管理创新的若干问题”，《党政十部论坛》，2010年第12期，第53～55页。
②④周红云：“社会管理创新的实质与政府改革—社会管理创新的杭州经验与启示”，《中共杭州市委党校学报》，2011年第5期，第55～61页。
社会治理法治化研究篇2
作为一门包含众多分支学科、具有独立知识结构系统的社会科学，社会学有着自己独特的研究方法。社会学研究方法是社会研究的指导原则、逻辑基础、研究模式、操作程序、调查技术和手段等的总称。随着应用研究的深入，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在思想政治教育学中逐渐得到重视和广泛应用。思想政治教育学在研究方法上同社会学的亲缘关系日益紧密。第一，社会学方法论对思想政治教育学研究方法论有重要影响。社会学方法论是对研究方式方法的一般原理和规律的系统探讨和评价。从社会学学科发展历史看，社会学有三种基本的方法论，分别是实证主义方法论、人文主义方法论和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其中，马克思所开创的历史唯物主义构成了思想政治教育学理论研究的指导思想和方法指南。系统地总结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社会意识形态在社会结构中的地位以及对于社会运行的作用等观点，对于我们科学认识思想政治教育的社会作用和功能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实证主义方法论和人文主义方法论构成了现代西方社会学研究的方法论基石。价值和价值观教育问题是思想政治教育的核心问题，对个体和社会的价值观念进行研究，探讨教育过程中教育者和教育对象之间的价值冲突和价值理解问题，是思想政治教育学的重要研究内容。
以马克斯•韦伯为代表的人文主义方法论，突出对个体社会行动的主观意义结构的理解，强调价值因素在个体行为和社会互动中的作用，为思想政治教育学提供了一个微观社会学的研究路径。传统思想政治教育学在研究方法上思辨性、演绎性色彩较浓，引入社会学的实证研究方法，有利于增强思想政治教育学研究的科学性和针对性。由孔德开创的实证主义方法论，主张在社会学中运用科学研究方法，强调实验和工具的作用，注重研究结果的准确性、可靠性和有效性。实证主义方法论对于提升思想政治教育学理论研究的科学性，推进思想政治教育学的应用研究，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近年来，思想政治教育学研究范式逐渐呈现出以逻辑演绎为主向逻辑演绎与经验研究相结合、由侧重理论研究向注重理论研究与应用研究相结合、由偏重宏观研究向注重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相结合等趋势。社会学的人文主义方法论和实证主义方法论，在推进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范式转换方面的借鉴意义逐渐凸显出来。系统地挖掘人文主义方法论和实证主义方法论中的合理因子，并转化为思想政治教育学研究方法论的有机组成部分，对于推进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有一定的积极意义。第二，社会学的研究方式成为思想政治教育学研究的主要方法。社会学的研究方式是贯穿于社会学研究全过程的程序、策略和方法。社会学研究方式有四种基本类型，即调查研究、实验研究、实地研究和文献研究。调查研究、文献研究是思想政治教育学的重要研究方法。社会学中对调查研究法和文献研究法的理论研究和具体运用，如抽样理论、资料收集和分析的方法、文献的内容分析、二次分析法，对于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者掌握人们思想活动和舆论动态的信息、全面了解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的“社会事实”，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实验研究在社会心理学的研究中应用较为广泛，在西方道德心理学和道德教育研究中，这种方法也得到了使用。
随着思想政治教育学与道德心理学、社会心理学交叉研究的深入，实验研究在不远的将来可能会在思想政治教育学中得到应用。实地研究，是一种深入到研究对象的生活背景中进行观察和研究的方法，在文化人类学和比较社会学中有着广泛的应用。有效地运用实地研究法开展对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对于增强思想政治教育比较研究的真实性、科学性，推动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学的发展，具有重要价值。第三，社会学研究的具体方法与技术在思想政治教育学研究中得到广泛运用。社会学研究的具体方法与技术是社会学研究的各阶段中为达到一定目的而使用的技术手段，具有很强的操作性特点。它包括问卷技术、访谈技术、观察技术、抽样技术、测量技术等。在思想政治教育量化研究中，为了得到真实、可靠的数据，需要大量使用问卷法、访谈法、观察法，社会学中有关抽样、测量、观察、访谈等具体操作技术的研究和步骤，能够指导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者更好地开展具体的工作。
二、思想政治教育学与社会学交叉研究的发展历程
思想政治教育学与社会学在研究对象、研究内容、研究方法等方面的亲缘性，决定了二者进行学科交叉的可能性。作为思想政治教育学的重要支撑学科之一，社会学在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不断凸显，思想政治教育学与社会学的交叉研究不断推进。总体来说，思想政治教育学与社会学的交叉研究经历了以下几个主要阶段：第一，知识借鉴阶段。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开始形成和逐步发展。思想政治教育学在初创和形成过程中，需要从社会学中汲取相关的理论营养，丰富自身的理论体系。在思想政治教育学研究中借鉴相关的社会学知识，对某些思想政治教育问题或现象进行社会学的解读，向社会学寻求知识借鉴，成为思想政治教育学与社会学交叉研究的起始阶段。这一阶段，思想政治教育学与社会学的交叉研究丰富了思想政治教育学发展的理论资源，但主要停留在知识借鉴的层面上，呈现出一定的零散性、随意性色彩。第二，问题聚焦阶段。进入21世纪后，随着思想政治教育应用研究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学者在思想政治教育学研究中，不再满足于仅仅对社会学的某些理论进行浮光掠影式的介绍和解读，而是着重运用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结合思想政治教育中某些具体的现实问题进行跨学科研究，研究中的问题意识得到了突显。比如，有学者从社会阶层结构变化的视角阐述了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识形态整合功能，有学者从文化结构变迁的视角论述了大学生价值观导向的问题，有学者从社会转型的视角论述了社区精神文明建设问题。
这一阶段的研究，体现了思想政治教育学与社会学交叉研究中的问题关切，着力对具体的社会问题进行跨学科研究，既推动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应用研究，又为思想政治教育学与社会学的学科融合提供了现实依据。第三，学科融合阶段。近年来，思想政治教育学与社会学的交叉研究朝着学科层面的深度融合方向发展，学者们开始从学科层面对思想政治教育学与社会学的相互关系进行整体性研究和深层次思考，并尝试建构“思想政治教育社会学”。有学者认为，创建思想政治教育社会学是社会发展和思想政治教育实践与理论发展的现实召唤。思想政治教育社会学是研究思想政治教育与社会、社会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社会思想政治教育）和思想政治教育的社会功能（思想政治教育社会）规律的科学。也有学者认为，借鉴社会学的理论成果和方法来研究思想政治教育，建设思想政治教育社会学，是完全可行的。思想政治教育社会学的主要研究领域包括：思想政治教育与人的社会化研究，思想政治教育中的社会互动研究，社区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社会分层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影响，思想政治教育的社会环境研究，越轨行为与思想政治教育，等等。这一阶段的探索，使思想政治教育学与社会学的交叉研究逐步由零散走向系统、由表层走向深层，实现了由理论借鉴向学科融合的转化，推动了思想政治教育社会学这门新兴分支学科的产生。
三、思想政治教育学与社会学交叉研究的评价
从以上对思想政治教育学与社会学交叉研究发展阶段的回顾中，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结论：第一，思想政治教育学与社会学的交叉研究是与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发展相同步的。思想政治教育学与社会学的联姻，既是由二者之间的亲缘关系决定的，也是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发展的内在需要。思想政治教育学学科体系的发展特别是分支学科发展，是思想政治教育学与社会学交叉研究发展的重要动力，也决定着思想政治教育学与社会学交叉研究的发展水平。思想政治教育学与社会学交叉研究由知识借鉴逐渐走向学科融合的发展轨迹，映射出思想政治教育学学科体系逐渐完善、分支学科逐渐产生的发展历程。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立之初，由于受到学科自身发展水平的制约，学科体系分化的程度不高，思想政治教育学与社会学的交叉研究只能停留在部分学者自发开展的知识借鉴的表层。随着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发展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的建立，思想政治教育学获得了更为广阔的发展平台，对学科体系的整体性研究和战略性谋划逐步加强，极大地促进了思想政治教育分支学科的发展，逐渐形成了一支致力于思想政治教育学与社会学交叉研究的学术力量，推动了学科融合的深度发展。第二，思想政治教育学与社会学的交叉研究是思想政治教育实践发展的内在要求。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发展，是思想政治教育学与社会学交叉研究不断推进的根本动因。社会转型和社会变迁改变了思想政治教育的社会生态，为新时期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提出了许多时代课题，同时也推动着思想政治教育学的学术研究逐渐向社会现实问题聚焦，促进了思想政治教育学与社会学在社会问题研究中的有机结合。要避免思想政治教育学与社会学的交叉研究走向泛化，必须面向社会问题，面向鲜活的思想政治教育实践。问题聚焦，既为思想政治教育学与社会学的交叉研究提供了现实路径，也有利于整合思想政治教育学和社会学的学术研究力量，为两个学科的深度融合提供切入点。近年来，以重大社会问题研究为纽带，通过课题合作和联合攻关等形式，一些思想政治教育学研究者和社会学研究者在某些领域已经形成了比较稳定的研究团队，从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思想政治教育学与社会学交叉研究的持续发展。第三，思想政治教育学与社会学的交叉研究要在学科化轨道上推进需要克服发展瓶颈。当前，思想政治教育学与社会学的交叉研究正处于学科融合的关键时期，思想政治教育社会学作为一门新兴的分支学科也正在形成过程中。虽然前期已经有了一定的研究基础，但要使思想政治教育学与社会学的交叉研究真正朝着学科化方向发展，仍然需要做出更大的努力。首先，很多关涉思想政治教育社会学学科构建的基本理论问题没有得到充分的研究和讨论，学科建立的内部共识需要加强。目前，只有为数不多的学者对思想政治教育社会学的学科基本问题进行了探讨，但在研究对象、研究内容、研究方法等方面还存在着一定的分歧，需要更多的学者从学科层面进行更深入的研究，进一步扩大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内部共识。其次，社会学研究者在学科交叉中的作用有待进一步提升，学科建立的外部共识需要加强。当前，思想政治教育学研究者仍然是从事思想政治教育学与社会学交叉研究的主体，缺乏与社会学研究者的广泛对话和深度合作。要避免研究中的自说自话、自我建构现象，必须吸纳更多的社会学研究者参与到交叉研究中，发挥他们的优势，促进不同学科之间的良性互动和学科共识的形成。再次，思想政治教育学与社会学交叉研究的学科保障机制有待加强。要提升思想政治教育学与社会学交叉研究的学科化水平，需要有一套相应的保障机制。这不仅需要我们从学科整体发展的宏观层面进行谋划，提升思想政治教育学研究者从事社会学交叉研究的理论素养，形成与社会学研究者进行学术合作的稳定机制，而且需要在研究经费、研究队伍、人才培养等具体方面提供保障，为思想政治教育学与社会学交叉研究的深入开展创造良好的学术环境。
社会治理法治化研究篇3
就现代中国而言，本世纪前40年曾开展过以引进和介绍西方政治理论为中心的研究工作，但彼时的政治学毕竟未能摆脱西方政治学的窠臼，严格来说，学科性质的中国政治学并未形成。而新中国建立后的相当一段时间，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政治学更一度被取消，政治学的教学和研究也随之而中断。直到20年前政治学在改革开放这一大的时代前景下才得以重建并得到迅速发展，其研究成果灿然可睹。本文拟对这20年中政治学的发展成就及不足作一简要总结，着重对其未来发展提出若干建设性意见，以推动中国政治学和中国政治的跨世纪发展。
一、中国政治学发展现状
改革开放，特别是1979年小平同志明确提出“政治学要补课”以来，短短的20年中，中国政治学就经历了恢复和发展这两个历史阶段，其间虽多有曲折甚至反复，但成就十分显著：
首先，开展了政治学理论的研究，初步建立了中国政治学的学科体系。中国政治学在恢复之初，很大程度上是以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政治教育学科体系特别是科学社会主义学科体系为起点，甚至为基本框架的，这使得80年代前、中期出版的一些“政治学原理”教材与科学社会主义的原理没有多少区别，缺乏鲜明的学科特色。为改变这一状况，政治学界付出了艰苦的努力，80年代后期一些政治学者开始以政治学的理论逻辑和范畴体系思考政治学问题，出现了一批以《权力政治学》（李景鹏，1993）、《政治学基础》（王浦劬等，1995）、《政治学原理》（汪锡奎等，1997）等为代表的政治学力作。中国政治学开始形成相当独立、自成体系的范畴体系。政治学作为一门独立的社会科学的学科地位已经无可动摇地确立下来，社会科学界已经普遍认同政治学具有自己独特的范畴、理论和方法，具有其他学科无法替代的作用和价值。
其次，大量引进国外特别是西方政治学理论与方法。西方政治学发展的历史和社会基础决定了西方政治学在世界政治学发展中处于领先地位，对处于初建阶段的中国政治学而言，西方政治学中无疑包含许多值得借鉴之处。有鉴于此，中国政治学界80年代以来翻译了大量西方政治学名著名篇，并对西方特别是现代西方政治学理论、方法如政治结构功能主义、政治系统理论、政治团体理论、政治精英理论、政治沟通理论和政治文化、政治发展等理论与方法以及政治自由主义、保守主义、多元主义、社群主义、法团主义等政治思潮作了初步的整理、分析与研究。这些工作为初创时期的中国政治学学科建设提供了重要的学术营养和推动力量，也为其进一步繁荣发展奠定了必要基础。
第三，拓宽了政治学研究领域和方法。中国政治学恢复和发展的20年，也就是中国政治学理论体系不断充实、丰富，学科领域不断拓展的20年。这种拓展和丰富又表现在广度和深度两个方面，从广度上看就是逐步涉猎政治学的一些新兴学科、边缘学科和交叉学科，如政治文化学、政治发展学、政治社会学、政治心理学、政治传播学、生态政治学等；从深度上看，则是对一些传统的政治学研究领域，如政治思想史、政治制度、行政学进行细化和纵深研究。如对行政学研究细化为行政学原理、比较行政学、行政制度、区域行政、部门行政、层级行政等等。与政治学研究领域的拓展相关联的是政治学研究方法的多样化，除传统的规范研究方法，如阶级分析法、价值分析法、历史分析法、机构制度分析法以外，也开始运用现代实证研究方法，如社会学研究方法（如政治精英分析、政治团体分析、政治角色分析及政治文化分析等）、经济学研究方法（如理性选择分析、博奕——联盟理论、公共政策分析等）、心理学研究方法、政治行为研究方法等，对政治生活中的微观现象如个人或集团的政治行为进行分析和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政治学研究的科学性和学术水准。
第四，愈来愈注重中国现实政治问题的研究，从而确立了中国政治学研究的根本生长点和立足点。中国政治学在重视学科建设和体系建构的同时，逐渐加大对中国现实政治的研究力度，特别是对政治发展中的一些重大理论问题做了研究和回答。如政治发展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辩证关系；民主与法制建设的关系；政治民主化过程中政治稳定与政治发展的关系；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征与内涵；中国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发展中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的重要性；强化中央权威与合理调整中央与地方关系；坚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与中国民主政治；政治体制改革的权力结构调整与制度创新；政治体制改革的原则、方法、步骤和突破口；依法治国与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职能的转变，等等。虽然从总体上讲，政治学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和回答还是初步的，但是政治学对这些理论问题的研究，对当代中国政治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和方法论指导。在肯定中国政治学20年的发展成就的同时，也应对存在的不足有足够清醒的认识。毋庸讳言，政治学自恢复以来的发展，不仅远逊于经济学，而且与同时恢复的法学、社会学等学科日新月异的发展相比，也显得缓慢迟滞，后劲不足。
在研究内容上，还有不少重大政治理论问题没有得到科学的回答和解决，政治学基础研究还比较薄弱，对政治学的一些基本范畴及其内在的逻辑联系，如政治、权力、民主、国家、共和、等，还缺乏深层次的理论研究。
在研究的取向上，对中国现实政治问题的关注还不够全面和深入，有许多应由政治学回答的问题，政治学没有去研究、去回答。如民族问题是政治学中非常重要的问题，中国又是一个多民族国家，但对民族政治问题的研究则很薄弱，迄今尚无一本《民族政治学》的专著问世。此外，政治学研究中的“两张皮”现象仍较普遍，或者以政治价值裁剪政治事实，或使政治研究仅停留在制度表面，无法深入。造成此种状况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政治学研究队伍以学者型为主，从事实际政治工作的政务型人员很少，学者和的分割非常厉害，缺乏应有的沟通和合作。
在研究方法上，政治学研究对研究方法的创新重视不够，政治学方法论研究缺乏中国特色、时代特色和学科特色，仍未能实现从“应然”研究方法向“实然”研究方法、静态研究方法向动态研究方法、定性研究方法向定量研究方法的根本转变（注：参见李景鹏：《论权力分析在政治学研究中的地位》，《天津社会科学》1996年第3期。）。因而，从总体上讲，政治学的研究方法还不够丰富。
在研究的学术性上，政治学研究的总体学术水准和科学性还较低，缺乏现实感和原创性。如对国外政治学发展的研究，基本上还停留在客观介绍上，甚至还存在着“食洋不化”的问题，尚未能做到分析、批判、借鉴为我所用。因此，中国政治学亟需在学科建设上取得新的突破和进展。
二、中国政治学的发展前瞻
面对着世纪之交的中国全面而深刻的社会变革和转型，政治学同样处在不进则退的学科调整和创新的转折关头，它能否从理论和实践的有机结合上，适应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化，既充分考虑到中国政治学本身发展的现状及其内在的发展趋势，同时也充分考虑到中国社会和政治发展的总体走向，将直接关系到政治学研究能否走向繁荣兴旺，能否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为此，中国政治学界至少应在以下几方面做出艰苦的努力。
首先，当代中国政治学研究必须把政治性与学术性有机结合起来。
所谓政治学的“政治性”就是政治学必须根植于社会政治生活的土壤之中。这一命题包含着两方面的涵义：其一，与其他社会科学一样，政治学是社会生活的一部分——社会政治生活在理论形态上的反映、结晶和升华，它必须也应该与政治生活密切相关，及时地观察和研究政治现象变化、发展的过程，解决社会存在的现实政治问题。与实际的政治生活相脱离的政治学，只能成为一种空洞的抽象物而丧失其存在的价值和应有活力。其二，政治学与其他社会科学相比，又有其特殊性，它是社会上层建筑中意识形态领域里最核心的部分，它所涉及的政治生活比其他社会生活具有更为鲜明的阶级性，“更牵涉到统治阶级的利益”（注：《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3页。），因此，政治学比其他学科更直接、更集中地为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服务。或者说，主导政治学各种理论、思潮变化、兴衰、沉浮的因素，归根到底是政治发展规律，简言之是统治阶级的政治需要。
就中国而言，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的实践，给我国的政治学提出了许多亟待深入研究并予以正确解决的重大新课题，如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基本特征、目标模式、外部条件、系统体制、结构机能、法律形式、具体政策和管理体制，政治体制改革的基本原则、主要任务、突破口和重点、途径、步骤和方法等等。这就要求政治学研究必须面向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特别是贴近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的实际，围绕着上述各种重大的现实政治问题，进行全面深入的开拓性研究，为党和政府的决策提供及时、科学而富有成效的理论依据和对策建议，为此要克服以下三种错误倾向：一是从马克思主义原著中寻求新时期中国政治发展的现成答案，或是僵化地、教条主义地拿着某些具体结论任意地规定、查照和裁判政治学的研究；二是生吞活剥地引用、盲目照搬西方政治学的一些概念、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并以此来裁剪中国政治现实，把复杂的中国政治发展概念化、公式化。三是把政治学的政治性片面理解为对现实政治特别是现行法律、政策的单纯注释和论证。总之，我国的政治学研究只有深深扎根于政治实践中，努力从实际政治生活中获取第一手资料，深刻认识和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规律，预测我国政治发展的前景，从而指导我国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我国的政治学科才会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和广阔的发展前景，我们也才能创建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理论体系。在这方面，需要实现政治权威体系和知识界之间的广泛沟通、交流与合作。所谓政治学的学术性，是指政治学作为一门科学，有其特定的研究对象、范畴和方法体系，它对于社会政治实践的研究应该是科学的、系统的、严谨的研究，以揭示社会政治发展的客观规律。因此政治学对政治的关系并非简单的服务与被服务的关系，政治首先是政治学的研究对象、然后才是服务的对象，政治学研究并不仅仅是提供直接解决具体政治问题的“药方”，更重要的是提供分析和解决社会政治问题的科学理论和方法。有鉴于此，政治学研究就应有其相对独立性和稳定性，要按照学术活动的固有规律开展其研究活动，特别是其中的基础理论研究，更是构建中国政治学的关键，迫切需要理论的创新：一是要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特别是邓小平的政治思想，真正从理论体系、基本立场和方法的层次上把握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说和邓小平理论思想的灵魂和精髓，作为政治学研究的基本指导思想和方法原则；二是对西方政治学理论特别现代西方政治学的新思想、新理论进行系统、深入的分析研究，批判地吸取其合理成分；三是总结中国历代政治学说和政治文化，清理中国政治思想发展的源流和脉胳，从而科学地吸收其精华，使之成为我国政治学理论中的有机内容。在前三项工作的基础上，形成真正属于自己的、富有中国特色的和时代气息的相对独立、自成体系、逻辑严密的政治学理论和方法论体系。
其次，当代中国政治学仍应以国家和政治制度为研究的中心内容。
当代中国政治学以国家和政治制度为研究的中心内容，这首先意味着必须正确认识执政党和政府在我国政治发展中的功能。当代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基本途径是改革现行政治体制，但有一种流行观点认为，我国现行政治体制所存在的弊端完全是因为我国社会经济、文化水平的落后，故而民主政治建设和政治体制改革只能坐等这些条件的成熟才能有所突破。此种看法实际上忽视了执政党和政府的能动作用。从最终意义上中国的政治发展固然受制于国家的经济文化发展水平，但执政党和政府的积极引导，制度或政策正确，措施得当，便可以成为其强有力的推进器。政治学理论工作者在这个问题上应正本清源，更深入地研究与此相关的一系列问题，如政治发展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辩证关系，政治体制中的弊端究竟有哪些源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落后，又有哪些与我们工作中的失误有关，如何克服。一个典型的例证就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宪法早已明确规定人大是国家权力机关，但在国家实际政治生活中，人大的权力和职能并未得到充分发挥，其人员配备、机构设置和法律规定等方面均有与其职能不相适应的地方，究其原因，仅仅从现阶段经济社会发展状况，恐怕难以有足够说服力的解释。要真正做到十五大报告所要求的：“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保证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委员会依法履行国家权力机关的职能”，我们党和政府的积极努力和创新精神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因素。在这方面，政治学理论工作者应紧密结合政治现实，深入调查研究，并进行科学缜密的论证，及时向党和国家决策部门提供切实可行的实际思想和具体方案。
当代中国政治学以国家和政治制度为研究的中心内容，还意味着必须加强对制度建设的研究。对中国这样一个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制度建设“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33页。）。虽然作为根本性或基本性制度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也已经确立，但它们并未达到成熟和完善的程度，与其相适应的具体的政治体制更存在着种种缺陷和弊端。因此，政治制度的完善和政治体制的改革，就成为现阶段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重中之重，也是当代中国政治学研究的重中之重，具体说有以下几方面：一是要研究如何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加强人大的立法和监督职能，改善人大的组织和人大的工作方法；二是要研究如何坚持和完善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加强人民政协的建设，进一步改善共产党与派的关系，扩大政治协商的内容和形式，加强派的自身建设，充分发挥派的政党功能；三是要研究如何加强直接民主制度建设，主要是加强城乡群众自治制度和企事业单位民主管理制度建设，保障人民民利的实现；四是要研究如何进一步加强选举制度建设，严格执行选举法，并在基层民主选举中引入竞争机制；五是要研究如何进一步完善政治监督制度，包括同体监督制度与异体监督制度，实现以权力制约权力。当代中国政治学对政治制度的研究还要把静态方法与动态方法有机地结合起来。中国政治学对政治制度问题的研究并不仅限于静态的规范化的政治制度和政治体制，而且也包括动态的政治运行机制，例如既要研究在宏观政治结构中如何使党、政权组织同其他社会组织的关系、各国家政权组织之间的关系以及中央、地方和基层之间的关系，依据民主原则形成明确的制度规范；又要研究在微观政治结构和具体的政治实践中，如何把民主原则同执政党的领导方式、组织方式联系在一起，同政府的各项职能和工作联系在一起，同各级领导干部的选拔任用联系在一起，同人民群众的民主实践联系在一起，用沟通、创议、协商、选举、决策、监督、罢免、复决等具体的、制度化的程序来体现人民对国家的统治权和在政治、经济、文化及社会生活中的主体地位，从而建立和健全人民当家作主行使民利的政治运行机制。对上述这些问题的研究正是中国政治学的现实性和生命力之所在，是中国政治学研究方法和理论进一步繁荣发展的希望之所在。
第三，当代中国政治学研究应将规范方法与经验方法有机结合起来。
政治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它和自然科学既有某种相似性，又有着迥然不同的一面。说两者相似，是因为它们都以揭示客观世界（包括自然界、社会界和人类思维等领域）运动、发展的规律为己任。就这个意义而言，采用自然科学的一些研究成果、它的一些方法和工具，在一定范围内对政治现象作尽可能准确的量化研究是必要的，它有助于深入探求政治活动的变化和发展过程及其规律性。应该说，这是政治学科本身发展的必然要求。
但是，政治学毕竟和自然科学无论在研究对象还是研究方法上都有重大的差异。自然科学研究的是盲目的、不自觉的、根本无需人参与的自然过程；而政治研究的则是社会领域这一大系统中最为复杂的社会政治现象，其中活动的都是有意识、有目的、有激情的能动主体——政治人，这就决定了政治学所涉及的对象在量的表现上大都呈现出模糊性和规范性。因此无视两类科学性质的不同，醉心于运用自然科学的技术手段对人的政治行为，对错综复杂的常常是随机的政治现象作微观上的“数量确定”和精确描绘，企图使政治学成为一门和自然科学一样的“纯科学”，是失之偏颇的。在西方政治行为主义从风靡一时到陷入困境，在相当程度上正是过分强调了政治学的实证性和精确性，限制了政治学研究的范围所致。而后行为主义政治学则把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静态研究与动态研究、经验—科学方法和规范理论方法有机结合起来，既研究个人的政治行为、政治心理、政治精英这类微观的政治现象，又研究政治制度、政府组织结构及其变迁，政治体系的目的、形式、政治理想等宏观的政治课题（注：参见拙作：《后行为主义政治学述评》，《学习与探索》1997年第3期。），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行为主义的缺陷，弥补了它的一些不足之处，使当今西方政治学理论和方法论体系更趋严密、完整、成熟。
在我国，政治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尚处于起步阶段。我们应注意有选择、有批判地吸收西方政治学研究的最新成果，避免重走其在探索过程中走过的弯路，防止以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既不能囿于“学究式”的、“高层次”的研究，局限于抽象笼统的哲学式分析方法，也不能片面强调“科学方法”的运用而忽视了对政治现象的定性分析，不能过分追求政治学科的“科学性”而忽视了政治学经验研究的理论前提和基础的探讨。
社会治理法治化研究篇4
关键词：大学生；政治社会化；综述
大学生政治社会化顺利有效地进行，是维护社会稳定，促进中国政治发展的一项十分重要的任务，是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内容之一。下面我们分析整理21世纪以来近年我国学者对当代新时期大学生政治社会化的研究成果，吸收可借鉴之处，发现其不足，以供同仁参考。
一、政治社会化研究方法
定性和定量研究是社会科学研究中最基本的研究方法。综观21世纪以来的大学生政治社会化研究，大多数学者侧重于定性研究，基本上集中在大学生政治社会化涵义、内容、特点、影响因素、途径和解决方法等方面。定性研究是必要的，能够加深对大学生政治社会化的全面了解，也为定量研究提供研究基础。但仅有定性研究是不够的。可是从笔者所收集到的资料来看，关于大学生政治社会化的定量研究不多，基本上采用问卷调查法，研究内容集中在大学生政治社会化的状况研究和影响因素研究上，如华正学通过对浙江部分高校的调查分析，归纳了当代大学生政治社会化的特点[1]，张光等所做的网络对大学生政治社会化影响研究，通过问卷调查进行分析，得出网络确实是一把双刃剑，既有积极影响，又有消极影响，[2]印证了一些学者从理论上的推论结果。可见，定量研究能够弥补定性研究的一些缺憾，能够更深入地剖析大学生政治社会化。但遗憾的是，这样的实证研究在当前的研究中并不多见，这使得大学生政治社会化停留在理论层面，缺乏实效性和针对性。
二、政治社会化研究内容
1.政治社会化的涵义和内容研究
关于大学生政治社会化涵义研究，学界众说纷纭，较具代表性的一种观点是：大学生在成长过程中，逐渐学会从价值标准、行为规范、政治态度、理想信念等方面采用已确立的政治标准来衡量、约束自己，使自己达到内化并和社会保持统一，形成一定的政治态度、政治情感并外化为自己的行为模式，扮演该政治体系所需要的政治角色。至于大学生政治社会化内容的研究，很少学者涉及，其中孙爱军的分析较有代表性，他将政治社会化分为三个层面：认知层面（政治知识和政治理论）；心理层面（政治情感、价值取向、政治态度、政治理想）；参与层面（政治参与和政治行为）。[3]
2.政治社会化的特点和影响因素研究
李艳萍认为大学生政治社会化的特点有：大学生政治社会化方式的系统性教育；大学生政治社会化条件的群体凝聚性；大学生政治社会化途径的立体多样性[4]。向发意等把大学生政治社会化的特点分为三点：系统性，组织性，时代性[5]。而张雪梅进一步细分为：系统性，时代性，教育性，可塑性[6]。可见学者们对大学生政治社会化的特点研究方向把握大致一致，基本上能反映大学生政治社会化固有的特性。
政治社会化的影响因素是多种多样的。张雪梅认为社会转型是当前大学生政治社会化的重要影响因素。随着互联网的兴起，学者们大多认为在诸多因素中，互联网是其中最重要的影响因素之一，认为互联网是一把双刃剑，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张光通过调查发现，网络对大学生政治社会化的影响是非常明显的，学生政治社会化状况随上网频率不同而不同。黄晓晔则从戈夫曼角色表演前台、后台理论分析了网络对大学生政治社会化模式的影响[7]。转贴于
此外，姚宏建，刘莉认为大学生政治社会化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其中，家庭、学校和社会传播媒介是影响大学生政治社会化的最主要的环境因素[8]。而闵绪国则认为学校存在影响大学生政治社会化的消极因素[9]。赵青则从正面阐述了校园文化对大学生政治社会化的影响[10]。胡伟却认为大众传媒对大学生政治社会化的影响要远远超过学校和家庭，只有充分发挥传媒的优势，加强网络管理，促进大学生政治社会化的良性发展，才能加快其政治社会化进程[11]。
3.政治社会化途径与对策研究
学界基本上认同家庭、学校、大众传媒、社会、同辈群体是大学生政治社会化的五大途径。孙景福从学校大环境出发，认为高校基层党团组织是大学生政治社会化的一条重要途径，[12]孙爱军认为还应将思想政治教育和校园文化归为大学生政治社会化的途径。宋建新将大学生政治社会化的实现途径进一步深化：确立合理的政治社会化目标，构建高校政治观教育新模式，改进大学生政治社会化效果的方法，优化大学生政治社会化的环境[13]。实际上，学者们基本上还是从学校这条途径来进行分析的。但其他的途径也很重要，应加大力度进行研究。
闵绪国着重从优化校园环境入手，阐述了如下对策：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教育，改进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加强教师队伍建设，正确认识大学生政治社会化的心理特点，加强对校园文化的引导，加强非正式群体的管理和引导，积极开展社会实践活动。孟静雅等提出：丰富、优化网络信息资源，构筑网上思想教育阵地，建设和塑造青年大学生高尚品格的校园文化，加强大学生的政治心理调适，培养青年大学生的政治能力，引导青年大学生参与社会实践活动，“以法治网”、“以技治网”，为青年学生政治社会化营造良好的网络环境。洪曼丽从大学生政治社会化存在困境的角度提出了对策：指导大学生矫正思维方法和建立理论支撑点，注重学校对大学生政治社会化的作用，要唤起全社会的高度重视，营造有利于大学生政治社会化的社会环境，大力提倡和积极开展社会实践活动，为促成大学生政治社会化提供有效途径[14]。
三、小结
从近几年我国大学生政治社会化研究的相关文献来看，该领域的研究取得了许多重要进展，但也存在许多问题和不足，总结起来有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在研究方法上，从大学生政治社会化的含义，到大学生政治社会化的内容、倾向、影响因素、途径、意义等的分析上，大部分学者研究多停留在理论探讨上，即定性研究。虽然也有少数学者采用了实证研究，但研究面较窄，仅仅停留在大学生政治社会化内容、影响因素上，且分析得较简单，仅用简单百分比来进行分析。其次是研究内容上过于宽泛。纵观各学者的研究，从大学生政治社会化的定义、内容、途径、影响因素、对策到意义，都有所涉及，但真正就某个角度深入研究的不多，重点还不够突出。第三是缺乏纵向研究。大学只是一个阶段，研究其政治社会化进行得如何，还应与小学、中学和融入社会各阶段作比较，以便能改进我国学校的政治教育方法、手段等。因此，此课题还有诸多需要探讨的领域和问题，并值得通过实证调查分析，来增强研究的现实性和针对性，最终帮助大学生顺利实现政治社会化，塑造成真正意义上的合格的“政治人”。基于此，拟提出以下建议：第一，加强多学科多角度的综合性研究。第二，加大对多种媒介的研究力度，综合考虑各种媒介的作用。第三，应大力改进研究方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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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张光．网络对大学生政治社会化影响实证研究[J]．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6：37-42．
[3]孙爱军．政治社会化：大学教育的一个基本点[J]．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2000，6：6-9．
[4]李艳萍．当代大学生政治社会化的特殊性分析[J]．青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2：137-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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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张雪梅．谈社会转型对大学生政治社会化的影响[J]．华北电力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7）：116-120．
[7]黄晓晔．从一元主导到二元对等——网络对当代大学生政治社会化模式的影响[J]．扬州大学学报，2005，6：74-76．
[8]姚宏建等．当代大学生政治社会化的环境因素分析[J]．延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2：119-120．
[9]闵绪国．影响大学生政治社会化的学校消极因素及其优化[J]．黑龙江高教研究，2006，7：46-48．
[10]赵青．校园文化与大学生政治社会化[J]．青少年研究-山东省团校学报，2001，3：21．
[11]胡伟．大众传媒与大学生政治社会化[J]．张家口师专学报，2004，2：91-93．
[12]孙景福．高校基层党团组织与大学生政治社会化[J]．广西青年干部学院学报，2007，1：18-19．
社会治理法治化研究篇5
一、警察法治研究应当解决的主要问题
警察法治研究是法治研究的一个新领域，目前亟须解决的问题主要有：
（一）警察法治研究基本范畴和体系建构问题
警察法治研究是法治研究中一个相对独立的领域，确定其对象、范围和方式、方法，并予以拓展、深入，使之系统化、体系化，是确定警察法治研究独立地位，使之获得长足发展的基础和关键。建构和完善警察法治研究的基本范畴和体系，是一个需要长期努力才能完成的艰巨任务，目前尚难以对之进行完整架构，但至少以下几个方面是这一架构所应当包含的必不可少的内容：
1.警察权的性质、地位和范围。警察权是一种国家权力，是警察和警察机关存在、发展和进行一切职务活动的基础和核心。在现代民主法治体制下，警察权的性质、地位和范围必须以法律规定，警察队伍和警察机关的组建和管理、权力拥有和职权分工、职权运行和关系协调、对违法行使职权的行为的监督和补救也必须有法律依据。而这一切，无一不是围绕警察权而展开的。因此，警察权必然是警察法治研究和实践的基础与核心。
2.警察法治的自身构成。正如一位学者所指出的，“法治，简单地说，实际上是对权力与权利关系的合理配置，是对国家权力的控制”[2]。据此，警察法治无非是在法治的框架下，依法对警察权进行合理配置，以保障其能依法行使并使之能被依法控制的状态。概括地说，这种状态要求警察法治在构成上应当包括两方面内容：(1)形式法治。在立法上，警察权由立法机关以法律形式加以规定；在行政和刑事司法活动中，法律规范所设定的警察权限为警察机关和工作人员所遵守；在行政和刑事司法活动中，警察机关和工作人员按照法定程序行使警察权；在救济上，存在行之有效的监督制度和救济途径。(2)实质法治。在立法上，警察权分配合理；在行政和刑事侦查活动中，警察权的运用能够符合并增进立法目的；在救济上，当出现涉及警察权的问题时，能够依法及时、有效解决。无论是形式法治还是实质法治的内容，都应当纳入警察法治的研究范畴和体系。
3.警察法治与相关学科和制度的关系。警察法治与许多学科和制度密切相关，研究警察法治必须研究它与其他学科和制度的相互关系。这主要包括：(1)警察法治与法治。警察法治是法治的下位概念，社会生活中的警察法治是法治的重要组成部分。(2)警察法治与行政法治。警察法治有相当部分属于行政法治的范畴，依法行使行政警察权是依法行政的关键领域之一。(3)警察法治与警察法学。警察法治是警察法学研究的核心命题，警察法学研究应该围绕如何实现和发展警察法治而展开。(4)警察法治与宪法、。警察法治是宪法、和宪法学发展的结果，警察法治是依据宪法、在框架下实现的权力制约和权利保障，警察法治研究必须以宪法为依据，吸收宪法的理论与实践成果，与宪法的精神保持一致。
4.警察法治的实施范围。警察法治的实施范围非常广泛，其所涉内容都应当是警察法治研究的对象，主要包括：(1)警察立法法治。如与警察法有关的宪法规范的宪法解释；宪法监督；法律保留和法律优越；授权立法和委托立法；行政立法；地方立法；法规以下法律规范的审查和监督；法律规范的冲突规则；立法程序；立法不作为的救济；法律修改等。(2)警察行政法治。其范围大致可按两种方法划分：一是以警察权介入的社会生活领域作为划分标准，把警察法治分为治安管理、城市管理、交通管理、户籍管理等各个具体管理领域的法治。二是以警察权行使的逻辑结构为标准，把警察法治分为警察行政主体法治和警察行政行为法治。前者主要包括警察权的设立和分配，警察机关的建立和管理，职务保障，警察人员的招考、培训、管理和奖惩等制度。后者主要包括警察工作中的行政许可、行政处罚、行政强制、行政征收征用、行政裁决等法律规制。(3)警察刑事侦查法治。在我国，公安机关作为侦查机关依法参与到刑事诉讼程序中去，警察刑事侦查法治就是警察在行使立案，侦查，审讯，刑事强制措施，逮捕，搜查人身或住所，移交等司法性权力时要受到宪法和刑事诉讼法的约束。(4)警察监督法治。警察机关的内部监督和上下级监督；行政监察；人大监督；执政党的监督；舆论监督；人民群众的监督；涉及警察行为的行政复议、行政诉讼，国家赔偿，制度等。
只有充分考虑包括上述内容在内的诸多相关因素并进行深入研究，才能从根本上把握警察法治的内涵和外延，解决警察法治研究基本范畴和体系建构问题。
（二）警察法治研究队伍建设和研究工作拓展问题
警察法治研究工作的创立和发展，离不开研究队伍的支撑。而警察法治研究局面的开创和发展，则离不开研究工作的拓展。下面就警察法治研究队伍建设和研究工作拓展问题谈几点看法。
1.警察法治研究队伍建设问题。毋庸讳言，我国警察队伍的文化程度一直偏低。改革开放以来，虽然国家对警察队伍建设一直非常重视，许多警察通过多种教育形式提高了学历，普通高校毕业生也被大量吸收进警察队伍，但大专以下学历的警察仍占很大比例。这与发达国家警察队伍的高文化程度相比仍有一定差距，如丹麦警察至少有本科学历，法国学士学位以上的警察占60%，美国学士学位以上的警察占80%，日本学士学位以上的警察占1/3，埃及警察全是本科毕业，泰国尉官以上的警官都有本科学历[3]。从总体上说，目前我国警察队伍的文化程度仍亟须得到提高。
虽然对警察法治研究队伍来说，其文化程度明显高于警察队伍的整体水平，本科以上学历者居多。但与以硕士、博士甚至主要以博士为研究主体的主流法治研究队伍相比，差距仍显而易见。为了改变警察法治研究队伍素质相对较差的现状，至少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去解决问题：(1)充分发挥警察院校的作用，大力培养本科以上警察业务专门人才；(2)通过进修、培训等方式，进一步提高现有研究人员的理论水平和科研能力；(3)通过录用、调入等方式，大量吸收普通高等院校和研究机构的学生和研究人员进入警察法治研究队伍；(4)通过交流、合作等方式，主动争取主流法治研究人员的加入或参与；(5)通过不懈努力，使警察法治研究进入主流法治研究领域，成为为研究者们普遍重视的研究对象。只有这样多管齐下，不断扩展警察法治研究的影响力，不断提高警察法治研究人员的文化素质和科研能力，不断吸收新人进入警察法治研究队伍，警察法治研究队伍才堪以担当历史重任。
2.警察法治研究工作的拓展问题。当前，我国警察法治研究工作已经走上正轨并取得了一定成绩。尤其是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法》的实施，一大批关于警察法治研究的著作和论文相继出版或发表。但与其他相关学科的研究成果相比，警察法治研究工作明显存在几个不足：其一，研究的理论深度明显不够。许多著作和论文往往是在对警察法或警察实践中的某些制度和现象进行解释或描述，缺乏深入的思辨和逻辑分析。其二，理论与实践结合明显不够。警察工作是一项涉及面广泛、实践性很强的复杂工作，既能给理论研究提供丰富的素材，又迫切需要理论的概括和指导。但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理论研究者脱离实践、实际工作者忽视理论研究，警察法治理论研究与公安实际工作脱节、难以发挥指导作用的情况比较严重。其三，与法学、警察学的理论整合明显不够。警察法治研究虽然与法学与警察学都有密不可分、甚至是种类相属的关系，但理应具有其自身相对独立的理论特征，绝不应是法学与警察学的简单拼凑。而目前的一些研究则往往有把法学与警察学简单拼凑的现象[4]。其四，有组织有目标的系统研究明显不足。目前，在警察法治研究中，单兵作战、零打碎敲的研究方式尚占主流，研究工作缺乏主攻方向和主攻目标，未能整合各方面的力量对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进行系统研究。
针对上述问题，警察法治研究工作必须向深度和广度两个方向拓展。具体工作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1)采取措施，鼓励、引导研究人员进行学科基础理论研究。有关权威部门应当在研究经费、调研项目、研究时间安排等方面向基础理论研究倾斜。(2)做出规划，有目的地组织人力物力进行相关研究。有关部门或研究机构应当针对警察法治建设过程中有待解决的问题，积极做出研究规划，组织、吸引有热心、有能力的研究人员参加科研，整合分散的研究力量，解决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3)加强研究人员之间的学术交流，促进学术研究活动的开展。有能力、有影响的警察院校和学术机构应当经常召集有关研究人员进行有充分准备、有确定目标的学术交流活动，通过交流使大家能互通有无、互相学习、共同提高。(4)以提高理论水平为基础，以服务实践为目标，不断拓宽研究领域。警察法治理论研究人员必须努力提高自己的理论水平和科研能力，这是搞好警察法治研究工作的前提。同时，应当努力接触警察法治实践，不断发现、探索警务实践中的法律问题，把理论研究与警务实践的发展紧密结合起来，使之随着警察法治实施范围的不断扩大而不断拓展自己的研究空间。(5)认真总结警察法治自身的特点，在探求警察法治发展规律的基础上开展警察法治研究。警察法治研究人员应当尽可能避免照搬、硬套相关学科理论知识的研究方法，一定要在弄懂弄透的基础上，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把相关学科的知识进行合理的加工改造，使之适应警察法治建设的特点，恰如其分地加以应用。
二、警察法治研究的发展契机
警察法治研究面临的问题固然很多，但问题与机遇共存。当前，警察法治研究的发展契机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政治环境的优化为警察法治研究的发展提供了契机
上世纪90年代以来，在经济体制改革取得巨大成就的基础上，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也取得了实际性的进展，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协调发展的理念已得到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四位一体”[5]的总体政治格局已经形成，“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新的政治理念和政治目标已经提出并付诸实践。以发展和和谐为特点的良好政治环境和政治氛围，既需要包括警察法治在内的法治体系的维护和保障，又对它们的进一步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法治体系需要大力发展、不断完善的形势下，警察法治研究的发展获得了难得的良机。
（二）法治环境的优化为警察法治研究的发展提供了契机
1999年宪法修正案把“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规定纳入宪法成为我国的基本治国方略。在这一方略指引下，我国的法治建设取得了很大的发展。立法、执法、司法、守法和法律监督等法律实施的各个环节的制度建设都走上正轨并不断取得新的进展。全国各种有权机关不仅依法制定了大量的法律、法规和规章，形成了比较完善的法律体系，使“有法可依”的法治要求得以实现，而且，“依法行政”、“依法治警”、“依法治市”等要求实行法治的主张也深入人心，为广大群众所接受。全社会已经形成了一种以实行法治为荣，以破坏法治为耻的共识。这在几千年来人治观念一直占主流的中国历史上是一次巨大的转变，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一次巨大转变。这种由专制、人治向民主、法治的巨大转变，使中国形成了良好的法治环境，为社会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也为作为法治建设子系统的警察法治建设开启了新的发展契机。
（三）学术环境的优化为警察法治研究的发展提供了契机
上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的法学研究开始起步并逐步展开，到90年代时已取得了一定的成果，进入本世纪的短短几年，法学研究的发展更是成果丰硕。法学研究不仅在传统的领域得到了发展，还逐步出现了许多边缘学科；不仅在国内法治研究方面而且还在外国法和比较法方面取得了很大发展；不仅在基本原理性研究方面得到了发展，还进一步在法律分则研究或具体法律制度研究方面取得了很大发展；不仅在国内展开了各方面的研究，还走出国门加强了与他国的交流。在法治研究整体发展良好的大环境下，警察法治研究也取得了喜人的进展，研究人才和研究成果越来越多，研究质量也不断提高，形成了一支颇有成绩、颇有希望的研究队伍。法治研究学术环境的优化为警察法治研究提供了强大的学术依托和良好的发展机遇。
（四）警务实践环境的优化为警察法治研究的发展提供了契机
社会的巨变，对警务实践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突出服务宗旨，转变工作作风，改变工作态度，已逐步成为警务改革的方向。经过不断努力，尤其是在近年来经济发展，社会安定，思想解放，科学发展观和正确政绩观得到树立的基础上，警务实践环境已得到了极大优化。无论是人员配备、物资装备、执法手段、执法环境还是思维导向等方面，都有了很大的改观。一方面，公安机关和人民警察自身的法治意识不断提高，在维护国家安全、驾驭社会治安形势、处置突发事件、办理刑事案件、为经济建设保驾护航和为社会发展提供服务等活动中，越来越注重依法办事。另一方面，随着社会法治意识的提高，群众对警务执法活动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促使公安机关和人民警察不断提高自己的执法水平。为了保障警察队伍建设和警务活动的开展符合法治要求和人民利益的需要，进一步开展和深化警察法治研究也势在必行。
（五）社会和谐发展的要求为警察法治研究的发展提供了契机
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是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重要保障，是我党和我国不懈奋斗的目标。以为代表的党的四代中央领导集体对这一问题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和实践。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执政观念，为把我国纳入科学发展的轨道提供了保障。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就必须以人民利益为重，严格依法办事。作为重要国家机关之一的警察机关和其工作人员人民警察，在和谐社会建设中肩负着重要的使命，他们必须围绕国家建设的总目标及时调整自己的工作重点和工作方式，在实行法治的前提下开展工作。与此相适应，警察法治研究也得到了极大的发展空间。
三、警察法治研究的途径
警察法治研究的开展和深化势在必行，契机良多，只是表明了警察法治研究发展的必要性和可能性。警察法治研究的真正发展还需要采用适当的途径、方法和研究人员的艰苦努力。在此，本文就警察法治研究的主要途径问题做一些探讨。
（一）从理论到实践的研究途径
警务活动是一项实践性很强的工作，因此，警察法治研究不能只注重理论而不注重实践。只注重理论，从理论到理论，就会使研究工作因不切合实际而虚化，减少甚至丧失其意义。只注重实践问题，就事论事，就会使研究工作陷入琐碎事务的羁绊，起不到理论研究对实践的指导作用。在理论方面，应当以警察权为中心、以法律对警察权的拥有和运行进行规制的原理和规律为研究对象，进行概括性的、抽象性的研究，对警察法治研究的范畴、体系、制度等加以梳理，架构学科框架、阐释警察法治的发展原理和规律。在实践方面，应当深入警察队伍组织建设和警察权力运行的具体领域，对警察执法活动中的各种问题进行探讨，归纳总结实际工作中的经验教训，以为实际工作释疑解惑，推动警察权的具体实施。
（二）从宏观到微观的研究途径
警察法治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既涉及宏观层面的问题也涉及微观层面的问题。警察法治研究不能只关注宏观问题而忽视微观问题，而应当宏观问题、微观问题兼而研之。只研究宏观问题，警察法治研究就会空洞乏力，不能解决制度建设和实际工作中的许多具体问题。只研究微观问题，警察法治研究就会迷失方向，摆不正警察在国家生活和社会生活的地位，搞不清警察法治研究在理论体系中的地位。在宏观研究方面，警察法治研究可以探讨警察法治哲学问题、警察法治学科体系架构问题、警察法治主要制度的建构问题等，以阐明警察法治的性质、地位、归属和构成等；在微观方面，警察法治研究可以研究某一个公安派出所的执法情况、某一种警械警具的合法运用、录取人民警察的某个具体条件等，以阐明法律在警务活动中的具体运用。
（三）从中心到的研究途径
警察法治涉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与政治、经济、文化等制度密切相关并相互发生影响。因此，警察法治研究除了要以警察法治建设本身为主要研究对象以外，还必须对与警察法治密切相关、相互影响的有关制度进行研究。只有既进行警察法治中心理论研究，又进行相关制度的研究，才能全面把握警察法治的性质、地位和任务。在主干研究方面，警察法治研究可以进行警察立法、警察执法、警察法治监督等理论探讨；在研究方面，警察法治研究应当介入边缘学科研究，如可以进行警察法治心理学、警察法治社会学等研究。
（四）从历史到未来的研究途径
警察是一个古老的职业，研究警察法治不能割断警察制度的历史沿革。因此，警察法治研究应当进行警察制度与法的关系的历史研究。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只有进行历史研究，才能把握警察制度由专制到民主、由人治到法治的转变，完善当前的警察法治建设。警察是一个现实的职业，当代世界依法治警是各国的普遍选择，警察法治研究应当进行现实警察法治建设的研究。只有进行现实研究，才能解决现实问题，完善现实的警察法治建设。警察又是一个具有持久生命力的职业，在未来国家存在的期间，警察法治建设必不可少。因此，警察法治研究也应当进行未来研究。只有进行未来研究，才能为警察法治的发展探索道路，做出规划。从历史方面，可以进行警察法治史学研究；从现实研究方面，可以进行现实警察法治学研究；而从未来研究方面，则可以进行警察法治规划学、警察法治预测学等研究。
（五）从国内到国外的研究途径
警察是一个世界性的职业，警务活动法治化是当代世界各国警察制度的普遍选择。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研究、总结、借鉴他国的警察法治建设经验，是调整、改造和完善我国警察法治的重要途径。为此，警察法治研究应当以研究中国本土警察法治为依托，广泛拓展研究范围，积极研究外国警察法治发展情况，既进行中国警察法治研究又进行外国警察法治研究，既进行国别警察法治研究又进行比较警察法治情况研究，从而拓宽研究视野，为我国警察法治研究开创更新的研究领域和更广阔的研究空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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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治理法治化研究篇6
【关键词】行为主义/政治学/后行为主义
作为战后西方主流政治学的行为主义政治学，自60年代末、70年代初开始发展嬗变。这一嬗变过程就是所谓行为主义政治学的“新革命”——后行为主义革命，其兴起标志是行为主义的代表人物戴维·伊斯顿在1969年任美国政治学会主席时所作的就职演说。在这篇著名演说中，伊斯顿对美国行为主义的研究现状作了前所未有的尖锐批评，他指出：“目前美国的政治学中正在发生一场新的革命。前一场革命——行为主义革命，还没有完成，就让我们这个时代日益增长的社会政治危机所取代了，而新的革命正在发生。我把这个新的挑战称之为后行为主义革命。”①伊斯顿的批评，在美国政治学界引起了极大反响，并迅速得到了罗伯特、达尔、乔治·格雷瓦姆、乔治·卡略里等许多行为主义政治学家的积极支持，从而在美国、进而在整个西方形成了不断发展的后行为主义政治学（post—behavioralpoliticalScience）。后行为主义的产生开创了当今西方政治学研究的新理论格局，对当今西方政治学其它各主要流派，特别是政策科学（policySciences）和回归国家学派（thenewState—CentricScholars）也产生了很大影响。
一
在严格意义上说，后行为主义尚不足以成为一种发展充分的独立的政治学理论。因为，它并不像传统学派那样要根本否定行为主义，而是行为主义政治学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变种，是在行为主义基础上的进一步发展。但是，它的产生毕竟标志着当代西方政治学特别是美国的政治学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后行为主义时期。无论在政治学研究的内容上和方法上，后行为主义对行为主义都作了比较系统的批评、修正和补充，由此形成了以下“后行为主义信条”。
第一，批评了行为主义的“价值中立”，主张价值与事实的统一。
当代西方政治学家通常以“事实——价值”关系为基础把政治学的研究方法分为两类：传统的（规范）方法和现代的（经验）方法，而传统的方法倾向于“价值”方面，现代的方法则注重于“事实”方面。行为主义受“科学主义”思潮的影响，强调应把价值和事实严格区别开来。在他们看来，只有绝对排除研究主体的价值观念对政治研究的干扰，才能使政治学成为一门严格意义上的“科学”，政治学完全可以也应该成为一门“精密”的可以测量的科学；后行为主义则认为，完全与价值无涉的政治研究是不存在的，政治科学本身理应包括价值判断。政治学家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念、道德标准，决定着他们对研究课题的选择、材料的搜集和解释等。美国著名行为主义政治学家罗伯特·达尔在顺应了行为主义向后行为主义转变的历史潮流之后承认：“任何人在判断时都不可能完全避免动作价值标准”②，深刻的政治学理论不可避免地包含着评价，评价就不仅涉及论述中经验的合理性，也涉及论述中政治现象、政治活动、政治制度和政治发展的道德性质。关于价值观的研究和价值的建设性发展，是政治学研究不可或缺的部分，政治学者不可能也从来没有在评价问题上完全持“中立”态度，所以，行为主义所恪守的“价值中立”是毫无意义的。
第二，批评了行为主义的“纯科学”倾向，主张政治学科的“政治化”。
奉行价值中立的行为主义，其逻辑指向必然是使政治学成为一门像自然科学一样的“纯科学”，因而它就有一种脱离政治的“非政治化”倾向。对此，后行为主义主张政治学研究应当与“当前紧迫的社会政治问题相联系”，这就是后行为主义者著名的“关联原则”①。政治学研究不仅应为解决社会问题提供逻辑基础，还应对一些长期问题进行基础性研究，发现政治生活的规律，而且，这种研究本身还应针对各种迫切的社会问题，如种族歧视、贫困、饥饿、核战争和环境污染等。与行为主义的格言“宁可错误，也不可含糊不清”相对立，后行为主义者的格言则是“宁可含糊不清，也不可于世无补”。他们认为，政治学研究的成果应该付诸于政治学者的行动之中，因为政治学研究人员不仅是知识的创造者，而且也应该是问题的解决者，他们应具有强烈的政治责任感，勇于承担指导社会进行政治结构改革的义务，应该运用自己的政治知识和技能为现存社会问题、特别是关键性的社会政治问题提供解决的方案和途径，而不能成为只对社会作小修小补的技术师或修理工。这一主张扩大了政治学的研究范围和对象，使许多新的实际政治内容进入了研究领域，如种族政治、妇女政治、学生政治、核武器政治等。同时政治学研究组织和政治学家同政府关系也更为密切。
第三，批评了行为主义对政治学传统研究方面的贬低，主张恢复其应有的地位。
行为学派的政治学家申明抛弃传统的政治学研究方法，特别是政治哲学方面，而采取经验—科学的方法，以对政治现象作系统、精确、客观的描述。后行为主义者却认为行为主义这种实证研究法是狭隘的，因此，“即使是最简单的政治活动，也要用复合的方法去研究”③。行为主义的经验分析应同政治哲学的规范政治理论相结合，这将有助于行为主义摆脱自身困境。关于这点达尔文认为，“不了解经验取向的分析提供的事实，政治哲学容易变得不切题，甚至愚蠢，不关心政治哲学家提出的若干基本问题，经验分析就会有退化到钻牛角尖的危险”中，因此，政治哲学的研究和行为主义的经验（科学）研究“能够相互取长补短”②，政治哲学的研究可以为经验研究提供前提和标准，政治学者应该关心社会政治理想和伦理道德规范，应该研究国家和政治制度的性质和目的，个人权利和义务的范围和基础、自由平等正义的意义这类规范性课题。后行为主义的这一观点反映了当代西方政治学研究的一个趋势，即行为主义学派和传统学派在政治学的研究范围和方法上，是可以相互补充、相互促进的。后行为主义对传统的政治规范理论和方法的重视，成为风靡当今西方政治学领域的回归国家学派兴起的开端。
第四，批评了行为主义对定量分析方法的过分热衷，主张加强公共政策研究。
行为主义在政治学研究中对科学方法和技术手段的过分重视，使它在一定意义上成了“方法学”。后行为学派对此深为不满，他们认为政治的实际内容理所当然地应置于形式和方法之上。当然，他们并不反对行为主义所采用的各种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和工具本身，事实上，许多后行为主义者都精通统计学和计算机分析。但是，他们强调，即使是高级、严密的研究方法，也决不能“喧宾夺主”地优先于政治的内容，因为“方法只能是工具，决不能以它们本身为目的，我们的目的毕竟不是卖弄自己手中的方程式公式，而是要发展实在的政治理论”②。计算机、模拟法、控制论、系统论、博弈论、统计学、心理学等科学方法和手段应当被用于对实际政治内容，特别是要对公共政策进行研究。后行为主义这一“目的”与“方法”并重的主张，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赞同，促进了当代西方政治学研究的重心由“纯科学”向“应用科学”，即由政治科学向政策科学的转变，而政策科学也就成了后行为主义批评、修正行为主义的一个重要手段。
二
考察当代西方政治学研究由行为主义向后行为主义的演变，对中国政治学学科建设具有重要的启发和借鉴意义。
第一，当代中国政治学研究必须把政治性和学术性有机结合起来。
所谓政治学的“政治性”就是政治学必须根植于社会政治生活的土壤之中。这一命题包含着两方面的涵义：其一，与其他社会科学一样，政治学是社会生活的一部分，是社会政治生活在理论形态上的反映、结晶和升华，它必须也应该与政治生活密切相关，及时地观察和研究政治现象变化、发展的过程，解决社会中存在的现实政治问题。与实际的政治生活相脱离的政治学，只能成为一种空洞的抽象物而丧失其存在的价值和应有活力。其二，政治学与其他社会科学相比，又有其特殊性，它是意识形态领域里最核心的部分，更直接、更集中地为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服务。
应该说，行为主义作为一种具有科学主义色彩的政治学流派，曾适应了维持西方资本主义政治体系、实现国家管理的精确化与高效化的需要。然而，行为主义奉行“价值中立”的纯学术研究态度，把政治研究引上了脱离实际政治的轨道，因而它不能为解决西方社会50、60年代严重的社会政治危机提供可行的方案，这就注定了它的衰退。而后行为主义的蓬勃兴起，其主要原因正是在于它对实际政治活动的积极研究和参与，在于它参与为当权者出谋划策，使政治研究能够有效地为现存的政治体制的运行服务。由此可见，主导西方政治学各种理论、思潮变化、兴衰、沉浮的因素，归根到底是政治发展规律，简言之，是统治阶级的政治需要。
就中国而言，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的实践，给我国的政治学提出了许多亟待深入研究并予以正确解决的重大新课题，如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基本特征、目标模式、外部条件、系统体制、结构机能、法律形式、具体政策和管理体制，政治体制改革的基本原则、主要任务、突破口和重点、途径、步骤和方法等等。这就要求政治学研究必须面向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特别是贴近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的实际，围绕着上述各种重大的现实政治问题，进行全面深入的开拓性研究，为党的政治决策提供及时、科学而富有成效的理论依据和对策建议。为此要克服以下三种错误倾向，一是从马克思主义原著中寻求新时期中国政治发展的现成答案，或是僵化地、教条主义地拿着某些具体结论任意地规定、查照和裁判政治学的研究；二是生吞活剥地引用、盲目照搬西方政治学的一些概念、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并以此来裁剪中国政治现实，把复杂的中国政治发展概念化、公式化；三是把政治学的政治性片面理解为对现实政治特别是对现行法律、政策的单纯注释和论证。总之，我国的政治学研究只有深深扎根于政治实践中，深刻认识和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规律，预测我国政治发展的前景，从而指导我国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我国的政治学科才会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和广阔的发展前景，我们也才能创建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理论体系。
所谓政治学的学术性，是指政治学作为一门科学，有其特定的研究对象、范畴和方法体系，它对于社会政治实践的研究应该是科学的、系统的、严谨的研究，以揭示社会政治发展的客观规律。因此政治学对政治的关系并非简单的服务与被服务的关系，政治首先是政治学的研究对象，然后才是服务的对象，政治学研究并不仅仅是提供直接解决具体政治问题的“药方”，更重要的是提供分析和解决社会政治问题的科学理论和方法。有鉴于此，政治学研究就应有其相对独立性和稳定性，要按照学术活动的固有规律开展其研究活动，特别是其中的基础理论研究，更是构建中国政治学的关键。一是要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特别是邓小平的政治思想，真正从理论体系、基本立场和方法的层次上把握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说和邓小平理论思想的灵魂和精髓，作为政治学研究的基本指导思想和方法原则；二是对西方政治学理论特别是对现代西方政治学的新思想、新理论进行系统、深入的分析研究，批判地吸取其合理成分；三是总结中国历代政治学说和政治文化，清理中国政治思想发展的源流和脉胳，从而科学地吸收其精华，使之成为我国政治学理论中的有机内容。
第二，当代中国政治学应对各种研究方法作有机整合。
政治研究的是社会领域这一大系统中最为复杂的社会政治现象，其中活动的都是有意识、有目的、有激情的能动主体——政治人，这就决定了政治学所涉及的对象在量的表现上大都呈现出模糊性和规范性。因此，醉心于运用自然科学的技术手段对人的政治行为，对错综复杂常常是随机的政治现象作微观上的“数量确定”和精确描绘，企图使政治成为一门和自然科学一样的“纯科学”，是失之偏颇的。行为主义热潮的冷却，在相当程度上正是过分强调了政治学的实证性和精确性，限制了政治学研究的范围所致。而后行为主义则把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静态研究与动态研究、经验科学方法和规范理论方法有机结合起来，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行为主义的缺陷，使西方政治学方法论体系更趋严密、完整。
在我国，政治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尚处于起步阶段。我们应注意有选择、有批判地吸收西方政治学研究的最新成果，避免探索过程中的弯路，防止以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既不能囿于“学究式”的、“高层次”的研究，局限于抽象笼统的哲学式分析方法，也不能片面强调“科学方法”的运用而忽视了对政治现象的定性分析，不能过分追求政治学科的“科学性”而忽视了政治学经验研究的理论前提和基础探讨。
由于我国的政治学研究在理论和方法上还基本停留在类似于政治哲学的思辨水平，基本遵循着经典解释、规范性和定性研究、制度和机构描述以及历史探讨的方法，因此亟需在支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研究和政治分析的基本方法（经济方法、阶级方法和历史方法）的基础上，加强经验研究或实证分析方法及技术的研究与引进，把定量分析方法及技术放在突出的位置，借鉴并应用当代科学方法论和数学、统计学、经济学等学科所发展起来的、行之有效的定量分析方法以及计算机技术，奠定经验研究方法论基础，及时捕捉政治生活的细微变化和发展，准确、深刻地反映社会现实，进而上升到一定理论高度加以认识，这是繁荣我国政治学科的当务之急。要重视调查研究，应用经验研究或实证分析的方法及技术，形成可供检验的经验理论，提出具有可操作性的解决问题的对策。在这方面，我国一些政治学者已经作了有益的探索，他们深入社会政治生活，采取典型调查法、个案研究法、实证研究法、新制度主义研究法、结构功能分析法、经济分析法、历史研究法等各种方法，剖析我国政治的实际运作机制和运行过程，探索政治发展的有效途径，已经取得了一系列成果。
第三，当代中国政治学仍应以国家和政治制度为研究的中心内容。
后行为主义政治学系统批判了行为主义政治学对待国家和政治制度的消极态度，重新把国家政治制度作为政治分析的中心之一。从中我们可以获得如下启示。
其一，正确认识执政党和政府在我国政治发展中的功能。当代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基本途径是改革现行政治体制，但有一种流行观点认为，我国现行政治体制所存在的弊端完全是因为我国社会经济、文化水平的落后，故而民主政治建设和政治体制改革只能坐等这些条件的成熟才能有所突破。此种看法实际上忽视了执政党和政府的能动作用。从最终意义上中国的政治发展固然受制于国家的经济文化发展水平，但执政党和政府的积极引导，制度或政策正确，措施得当，便可以成为其强有力的推进器。政治学理论工作者在这个问题上应正本清源，更深入地研究与此相关的一系列问题，如政治发展与经济社会发展的辩证关系，政治体制中的弊端究竟有哪些源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落后，又有哪些与我们工作中的失误有关，如何克服。一个典型的例证就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宪法早已明确规定人大是国家权力机关，但在国家实际政治生活中，人大的权力和职能并未得到充分发挥，其人员配备、机构设置和法律规定等方面均有与其职能不相适应的地方，究其原因，仅仅从现阶段经济社会发展状况解释，恐怕难以有足够的说服力。要真正做到十五大报告所要求的，“支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保证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委员会依法履行国家权力机关的职能”，我们党和政府积极努力创造条件应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因素。在这方面，政治学理论工作者应紧密结合政治现实，深入调查研究，并进行科学缜密的论证，及时向党和国家决策部门提供切实可行的实际思想和具体方案。
其二，加强对制度建设的研究。对中国这样一个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制度建设“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④。虽然作为根本性制度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也已经确立，但它们并未达到成熟和完善的程度，与其相适应的具体的政治体制更存在着种种缺陷和弊端。因此，政治体制的完善和政治体制的改革，就成为现阶段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重中之重，也是当代中国政治学研究的重中之重，具体有以下几方面：一是要研究如何支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加强人大的立法和监督功能，改善人大的组织和人大的工作方法；二是要研究如何坚持和完善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加强人民政协的建设，进一步改善共产党与民主党派的关系，扩大政治协商的内容和形式，加强民主党派的自身建设，充分发挥民主党派的政党功能；三是要研究如何加强直接民主制度建设，主要是加强城乡群众自治制度和企事业单位民主管理制度建设，保障人民民主权利的实现；四是要研究如何进一步加强选举制度建设，严格执行选举法，并在基层民主选举中引入竞争机制；五是要研究如何进一步完善政治监督制度，包括同体监督制度与异体监督制度，实现以权力制约权力。
其三，研究政治制度问题要坚持静态方法与动态方法相结合。中国政治学对政治制度问题的研究并不仅限于静态的规范化的政治制度和政治体制，而且也包括动态的政治运行机制，例如，既要研究在宏观政治结构中如何把党、政权组织同其他社会组织的关系，各国家政权组织之间的关系，以及中央、地方和基层之间的关系，依据民主原则形成明确的制度规范；又要研究在微观政治结构和具体的政治实践中，如何把民主原则同执政党的领导方式、组织方式联系在一起，同政府的各项职能和工作联系在一起，同各级领导干部的选拔任用联系在一起，同人民群众的民主实践联系在一起，用沟通、倡议、协商、选举、决策、监督、罢免、复决等具体的、制度化的程序来体现人民对国家的统治权和在政治、经济、文化及社会生活中的主体地位，从而建立和健全人民当家作主行使民主权利的政治运行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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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治理法治化研究篇7
八十年代以来的中国政治学发展，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时期：一是走出科学社会主义范畴，确立学科体系时期；二是重新研究、学习和借鉴西方政治理论与政府管理体制时期；三是理论联系实际，开始比较全面地考察和研究中国政治时期。第三个时期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标志着中国政治学开始走向成熟。但是，由于基础和条件的限制，第三个时期尽管把研究的重点放回到中国政治领域，从而确立了有生命力的生长点，但还是有比较大的局限。因为，这个时期对中国政治的研究，主要局限于中国政治体制的研究，而且这种研究，还仅停留在体制性分析上，没有进行很好的理论抽象和概括。
中国政治学研究和发展的现状，是我们思考和推动中国政治学进一步发展的基础。学术的发展，在一定意义上说，是可以选择的，因为在学术研究中，人的主观意志具有重大作用；但同时学术的发展在一定的意义上又是无法选择的．因为学术的整体发展，在很大程度上要受社会发展客观因素的制约，这种制约往往是决定性的。当我们面对新世纪的来临，为推动中国政治学发展而努力时，既要充分考虑到中国政治学本身发展的现状及其内在的发展趋势，同时也要充分考虑到中国社会和政治发展的总体走向。学术要超越现实，但又不能脱离现实．尤其是社会科学。
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各国发展经验都充分表明；经济与社会的高速发展，必然会催发出政治发展的新时代。中国现实社会发展的总体态势，预示着走向新世纪的中国政治学发展，将有更为良好的现实条件，从而孕育出一个新的发展高潮。对于正逐渐走向成熟的中国社会来说，政治学发展与政治发展，应是在一种积极的互动中共进的，即在政治发展赋予政治学发展以机遇和条件的同时，政治学也应能够及时有效地为中国政治发展提供理论指导，从而推动中国政治的健康发展。这就意味着中国政治学应以积极的姿态迎接新的政治发展时代。为在更高的层次上把中国政治学带入二十一世纪，政治学者应进行开创性的工作，这种开创性工作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开拓和丰富中国政治学研究领域；二是以自身科学的研究引导中国政治学走上一条科学的、规范的发展道路。前者实际上是研究的方向和领域开拓问题，后者则是研究的思想、态度和方法的创新问题。在这两方面工作中，后者的工作在很大程度上对中国政治学的发展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因为什么样的研究思想、态度和方法，不仅决定我们对政治学研究方向和领域的开拓，而且决定中国政治学研究的科学性、先进性和国际性、对此，我们年轻的政治学研究者应给予足够的重视。
新中国政治学发展的时间虽然十分有限，但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下，还是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说，中国的政治学发展已经基本确立了自己比较成熟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对于中国政治学发展来说，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所提供的是一种分析政治现象，思考和判断政治问题的哲学背景和思维方法。这种哲学背景和思维方法，对我们在从事具体的政治学问题研究时所持的研究思想、态度和方法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它高于后者，但不能完全包含后者。实际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学术研究在创立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同时，也确立了可供我们学习和借鉴的科学的研究思想、态度和方法。遗憾的是，我们长期以来把研究的思想、态度、方法和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简单地等同起来忽视研究思想、态度和方法本易的发展和创新，把许多问题简单化、形而上学化，从而限制丁政治学学术研究的健康发展。
因此，对于走回新世纪的中国政治学，就有一个如何在研究思想、态度和方法上实现积极有效的创新问题。如果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百科学的研究思想、态度和方法与之相呼应，那么中国政治学就能更快地走向成熟。根据中国政治学发展的现状以及未来的发展走向，我认为进行研究思想、态度和方法的创新，有必要处理好以下几个关系：
第一、政治研究的学术性和学术研究的政治性的关系。政治学是一问科学，有其特定的研究对象、范畴和体系。在政治学范畴中，各种政治问题都可以上升到学术问题来研究。但政治学研究对象的政治性又决定了它所研究的问题往往既是学术问题，又是政治问题。这就使得政治学研究不得不面临如何正确处理学术性和政治性关系的问题。实践证明，在政治学研究中，这两者是不能偏废的，关键在干如何以学术的精神研究政治学中的问题．又如何以对国家和民族负责的态度去回答所研究的问题。我认为如何处理好这对关系将影响到中国政治学研究的学术定位及其生命力。
第二、体制研究与过程研究的关系。体制研究是政治研究的基本，但不是政治学的核心。任何政治生活都是在一定的体制下展开，但其展开的过程深受各种体制内外因素的影响，因而体制所规定的政治生活与实际展开的政治生活往往有很大的距离，这就要求我们在对政治作体制研究的同时．更应作过程的研究。由于种种原因，我们的政治学研究还主要在体制层面上展开。所以，如何处理好这对关系将关系到中国政治学研究能否上一个台阶，从浅层研究走向深层研究。
第三、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关系。政治学的核心主题是人与社会的关系，因而，其终极关怀是人的发展与社会进步。这决定了理想主义对政治学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另一方面，政治学所研究的许多政治问题又是非常现实的，深受各种各样现实的客观因素作用和决定。研究对象的现实规定性决定了政治学研究中不能没有现实主义态度。因此，从根本意义上讲，政治学研究的基本精神是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的有机结合。由于在一定条件下．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容易产生冲突，所以，如何在政治学的民体问题研究中协调好它们之间的关系，就成为政治学研究时刻都要面临的问题。这个问题解决的好坏，直接关系到政治学研究的理论价值和实际价值的高低。
第四、核心领域深化和边缘领域扩展的关系。政治对社会作用和影响是全方位的，因而，对任何一个政治问题，人们往往可以从不同角度给予说明和解析。这就使得政治学研究很容易借鉴或借取其它学科的研究成果来研究政治问题，从而形成许多政治学研究的边缘领域，如入口政治、环境政治、民族政治等。边缘领域的扩展对政治学的发展无疑是十分有益的，但是，在推动政治学研究整体水平提高方面，它的作用是比较有限的。因此，政治学整体水平提高，除了有赖边缘领域的扩展外．更主要的还有赖于政治学核心领域的深化，如对国家问题、主权问题、民主问题、政党问题的研究。对于发展还不十分成熟的中国政治学来说如何深化核心领域的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
第五、经验研究与规范研究的关系。这是政治学研究的两种基本方法。由干传统因素的影响，在很长时间里，我们的政治学研究主要是规范研究，忽视经验研究。这种状况，在这几年已有所改观，经验研究开始被人们所重视。但是，由于人们在政治学研究中对研究的学术性和科学性缺乏足够的追求，所以，这两种研究方法在具体运用中还存在不少的问题，主要有三：一是如何在具体问题研究中将这两种研究方法有机结合起来的问题；二是如何使研究中的概念规范化的问题：三是经验研究如何提高科学性的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无疑有助于提高中国政治学研究的科学性和学术水准。
我认为处理好上述这些问题的基本出发点应是：以学术为本，以科学为本。
从世界政治学以及中国社会发展的总体态势来看，走向新世纪的中国政治学将可能以这几个领域为中心展开：一是中国政治，这与中国社会发展将对中国政治发展提出越来越高的要求有关；一是地缘政治，这与国际政治单位日益从国家向各种类型的地区或跨地区组织转化有关；三是政治哲学，这与文化和价值在政治生活和政治关系中的影响与作用日益增大有关；四是多元化的民主成长道路，这与后发性现代化国家给世界提供了多样化的成功发展道路有关；五是全球化对各国政治发展的影响，这与全球化对各国经济和政治生活的影响日益深化有关。六是国家主权，这与全球化以及高度信息化时代的到来对国家主权所形成的全面性挑战日益激烈有关。其中，在中国政治研究中．这样一些领域将可能成力人们关注的重点：（1）转贴于
社会治理法治化研究篇8
八十年代以来的中国政治学发展，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时期：一是走出科学社会主义范畴，确立学科体系时期；二是重新研究、学习和借鉴西方政治理论与政府管理体制时期；三是理论联系实际，开始比较全面地考察和研究中国政治时期。第三个时期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标志着中国政治学开始走向成熟。但是，由于基础和条件的限制，第三个时期尽管把研究的重点放回到中国政治领域，从而确立了有生命力的生长点，但还是有比较大的局限。因为，这个时期对中国政治的研究，主要局限于中国政治体制的研究，而且这种研究，还仅停留在体制性分析上，没有进行很好的理论抽象和概括。
中国政治学研究和发展的现状，是我们思考和推动中国政治学进一步发展的基础。学术的发展，在一定意义上说，是可以选择的，因为在学术研究中，人的主观意志具有重大作用；但同时学术的发展在一定的意义上又是无法选择的．因为学术的整体发展，在很大程度上要受社会发展客观因素的制约，这种制约往往是决定性的。当我们面对新世纪的来临，为推动中国政治学发展而努力时，既要充分考虑到中国政治学本身发展的现状及其内在的发展趋势，同时也要充分考虑到中国社会和政治发展的总体走向。学术要超越现实，但又不能脱离现实．尤其是社会科学。
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各国发展经验都充分表明；经济与社会的高速发展，必然会催发出政治发展的新时代。中国现实社会发展的总体态势，预示着走向新世纪的中国政治学发展，将有更为良好的现实条件，从而孕育出一个新的发展高潮。对于正逐渐走向成熟的中国社会来说，政治学发展与政治发展，应是在一种积极的互动中共进的，即在政治发展赋予政治学发展以机遇和条件的同时，政治学也应能够及时有效地为中国政治发展提供理论指导，从而推动中国政治的健康发展。这就意味着中国政治学应以积极的姿态迎接新的政治发展时代。为在更高的层次上把中国政治学带入二十一世纪，政治学者应进行开创性的工作，这种开创性工作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开拓和丰富中国政治学研究领域；二是以自身科学的研究引导中国政治学走上一条科学的、规范的发展道路。前者实际上是研究的方向和领域开拓问题，后者则是研究的思想、态度和方法的创新问题。在这两方面工作中，后者的工作在很大程度上对中国政治学的发展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因为什么样的研究思想、态度和方法，不仅决定我们对政治学研究方向和领域的开拓，而且决定中国政治学研究的科学性、先进性和国际性、对此，我们年轻的政治学研究者应给予足够的重视。
新中国政治学发展的时间虽然十分有限，但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下，还是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说，中国的政治学发展已经基本确立了自己比较成熟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对于中国政治学发展来说，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所提供的是一种分析政治现象，思考和判断政治问题的哲学背景和思维方法。这种哲学背景和思维方法，对我们在从事具体的政治学问题研究时所持的研究思想、态度和方法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它高于后者，但不能完全包含后者。实际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学术研究在创立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同时，也确立了可供我们学习和借鉴的科学的研究思想、态度和方法。遗憾的是，我们长期以来把研究的思想、态度、方法和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简单地等同起来忽视研究思想、态度和方法本易的发展和创新，把许多问题简单化、形而上学化，从而限制丁政治学学术研究的健康发展。
因此，对于走回新世纪的中国政治学，就有一个如何在研究思想、态度和方法上实现积极有效的创新问题。如果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百科学的研究思想、态度和方法与之相呼应，那么中国政治学就能更快地走向成熟。根据中国政治学发展的现状以及未来的发展走向，我认为进行研究思想、态度和方法的创新，有必要处理好以下几个关系：
第一、政治研究的学术性和学术研究的政治性的关系。政治学是一问科学，有其特定的研究对象、范畴和体系。在政治学范畴中，各种政治问题都可以上升到学术问题来研究。但政治学研究对象的政治性又决定了它所研究的问题往往既是学术问题，又是政治问题。这就使得政治学研究不得不面临如何正确处理学术性和政治性关系的问题。实践证明，在政治学研究中，这两者是不能偏废的，关键在干如何以学术的精神研究政治学中的问题．又如何以对国家和民族负责的态度去回答所研究的问题。我认为如何处理好这对关系将影响到中国政治学研究的学术定位及其生命力。
第二、体制研究与过程研究的关系。体制研究是政治研究的基本，但不是政治学的核心。任何政治生活都是在一定的体制下展开，但其展开的过程深受各种体制内外因素的影响，因而体制所规定的政治生活与实际展开的政治生活往往有很大的距离，这就要求我们在对政治作体制研究的同时．更应作过程的研究。由于种种原因，我们的政治学研究还主要在体制层面上展开。所以，如何处理好这对关系将关系到中国政治学研究能否上一个台阶，从浅层研究走向深层研究。
第三、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关系。政治学的核心主题是人与社会的关系，因而，其终极关怀是人的发展与社会进步。这决定了理想主义对政治学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另一方面，政治学所研究的许多政治问题又是非常现实的，深受各种各样现实的客观因素作用和决定。研究对象的现实规定性决定了政治学研究中不能没有现实主义态度。因此，从根本意义上讲，政治学研究的基本精神是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的有机结合。由于在一定条件下．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容易产生冲突，所以，如何在政治学的民体问题研究中协调好它们之间的关系，就成为政治学研究时刻都要面临的问题。这个问题解决的好坏，直接关系到政治学研究的理论价值和实际价值的高低。
第四、核心领域深化和边缘领域扩展的关系。政治对社会作用和影响是全方位的，因而，对任何一个政治问题，人们往往可以从不同角度给予说明和解析。这就使得政治学研究很容易借鉴或借取其它学科的研究成果来研究政治问题，从而形成许多政治学研究的边缘领域，如入口政治、环境政治、民族政治等。边缘领域的扩展对政治学的发展无疑是十分有益的，但是，在推动政治学研究整体水平提高方面，它的作用是比较有限的。因此，政治学整体水平提高，除了有赖边缘领域的扩展外．更主要的还有赖于政治学核心领域的深化，如对国家问题、主权问题、民主问题、政党问题的研究。对于发展还不十分成熟的中国政治学来说如何深化核心领域的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
第五、经验研究与规范研究的关系。这是政治学研究的两种基本方法。由干传统因素的影响，在很长时间里，我们的政治学研究主要是规范研究，忽视经验研究。这种状况，在这几年已有所改观，经验研究开始被人们所重视。但是，由于人们在政治学研究中对研究的学术性和科学性缺乏足够的追求，所以，这两种研究方法在具体运用中还存在不少的问题，主要有三：一是如何在具体问题研究中将这两种研究方法有机结合起来的问题；二是如何使研究中的概念规范化的问题：三是经验研究如何提高科学性的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无疑有助于提高中国政治学研究的科学性和学术水准。
我认为处理好上述这些问题的基本出发点应是：以学术为本，以科学为本。
从世界政治学以及中国社会发展的总体态势来看，走向新世纪的中国政治学将可能以这几个领域为中心展开：一是中国政治，这与中国社会发展将对中国政治发展提出越来越高的要求有关；一是地缘政治，这与国际政治单位日益从国家向各种类型的地区或跨地区组织转化有关；三是政治哲学，这与文化和价值在政治生活和政治关系中的影响与作用日益增大有关；四是多元化的民主成长道路，这与后发性现代化国家给世界提供了多样化的成功发展道路有关；五是全球化对各国政治发展的影响，这与全球化对各国经济和政治生活的影响日益深化有关。六是国家主权，这与全球化以及高度信息化时代的到来对国家主权所形成的全面性挑战日益激烈有关。其中，在中国政治研究中．这样一些领域将可能成力人们关注的重点：（1）
社会治理法治化研究篇9
联产承包责任制以来，随着人民公社的解体，重构农村基层治理体制被提上议事日程。实践中，以《八二宪法》和《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以下简称《村组法》）的颁布实施为主导的村民自治制度，构建起了"乡政村治"的框架[1]，但是，当前村级治理的实践效果并不理想，理论界对村治的研究远未形成共识。对村治研究进行研究，可以深化村治研究，并为实践提供理论支持。本文试图通过对村治研究进行分层评估来为理论界深化对村治的研究提供说明。
一、村治研究的三个层面
对村级治理的研究可以分列为三个层面，即：对村治功能（规范功能）的研究，对村治具体处境的分析，对村治对策的设计与主张。其中第一个层面是最基础的层面，它所要解决的是研究村治的取向与目的。它要回答进入村治研究的原因和方位。也是研究者对村治研究的自我定位；第二个层面是村治研究的核心层面，它所要解决的是村治基础与村治资源问题。具体如当前村级治理所面对的问题和所处的环境，为达成目的所可以借用的手段及需要克服的困难等；第三个层面是村治研究的应用（政策）层面，它所要解决的是用何种具体方案来达成村治功能，如何借用村治资源来建构村治实践模型等。当前理论界对以上三个层面的研究大都杂乱地混在一起，缺乏分层研究的自觉和相互对话的基础，从而构成深化村治研究的主要障碍。
一般来说，只有当研究者对村治的功能即要解决什么问题达成共识之后，村治研究者才可以进入第二和第三层面的对话。在开始的时候，达成何种共识也许是不重要的，重要的是如何达成共识，即不同的村治研究者如何首先在对村治功能的设定上形成对话的基础。每一个村治研究者事实上都对村治功能进行了设定，这种设定是由研究者的进入定位决定的，也就是说，它是村治研究者个体赋予的。因为大多数村治研究者对村治功能的这种个体赋予性质缺乏自觉，不同的村治研究者就很难就村治功能的设定进行对话，当然也就更谈不上达成村治功能设定的共识了。村治研究进入定位与村治功能设定的关系如，政治学界的村治研究往往是从推进农村基层民主化的方位进入的，他们倾向于将扩大基层群众的政治参与作为村级治理的功能目标。政策研究部门的村治研究往往是从完成国家任务的方位进入的，他们倾向于将推行国家意志的能力作为村级治理的功能目标。但是，村治研究也可以在不同的进入者之间达成共同的村治功能目标设定。例如，实践部门（政策研究者们）可能会发现，推进村民自治对于完成国家任务大有好处，因此，将推进与扩大村民参与作为村级治理的功能目标，典型如《村组法》的颁布实施[2]和"村务公开"的广泛推行[3]。村治研究进入定位与对村治功能设定的以上关系，就为不同的村治研究者达成对村治功能设定的共识提供了可能。这里问题的关键是不同的研究者应建立起对村治功能的共同关怀，这就使得对村治功能进行独立研究的要求迫切起来。或者说，只有对村治功能进行独立的研究，并以此形成每一个村治研究者对村治功能设定的自觉，不同的村治研究进入者才可以进行更加深入的对话。
与村治功能研究密切相关的是村治对策的设计与主张，抽象地讲，村治对策的设计与主张必须反映出村治的功能要求。功能要求决定结构构建，结构构建必须满足功能要求。
但是，因为总的来说，现代化的背景不仅设定了人财物力总体上从农村社会流入城市的方向[4]，而且设定了农村社会分化与区域非均衡的不断扩大[4]。在这种背景下，无论何种具体村治方案，都似一把双刃剑，难以彻底解决村治面对的所有问题。人民公社体制解体后的乡村政治重建一直争议不断，这除了对村治功能设定上的差别以外，也与任何一种具体村治方案本身都存在的以上双向难题有关。以保持国家对农村社会的强制和扩大农民的政治参与为例，这两者起码在形式上是相互矛盾的，如果脱离当前村治的实际来抽象设定村治方案，既难以弥合二者之间的鸿沟，也无法说服持不同主张的争论者。因此，任何具体的村治设计都应该是在本土基础上的设计，设计具体村治方案的基础必须建立在对村治具体处境的细致了解之上。
对村治具体处境的研究应解决两个关键问题，其一是村治基础，即村级治理所面对的农村具体状况；其二是村治资源，即村级治理可以从农村社会提取的治理资源。就村治基础来说，中国当前的农村社会的状况究竟如何？它可以经受强制型现代化所造成的紧张关系吗？设定的村治功能在当前的农村社会是否具有本土基础？农村的社会发展与文化变迁对村治构成了什么样的环境条件？在中国社会经济非均衡及文化秉性地区差异十分显著的前提下，以个案研究为主的对村治具体处境的分析，可以使研究者在设定村治功能时保持较为清醒和现实的头脑，也可以为说明村治功能提供进一步的证据。就村治资源来说，农村社会中既存的各种组织因素（如宗族）、文化因素（如集体主义）、社会因素（如社会分化）、经济因素（如集体所有制）等，既构成了设计村治方案的本土基础，同时也是设计任何一种村治方案都应该充分尊重并有效利用的本土资源。对农村社会中诸种正面村治因素加以利用，不仅可以为村治方案的设计提供灵感，而且可以为村治方案的具体设计提供最可靠的材料。
村治具体处境研究既可以为说明村治功能提供进一步的证据，又可以为村治方案的设计提供具体的资源，它是沟通村治研究第一个层面与第三个层面的中介环节。
二、对村治研究的分层面评估
总的来说，政治学界对村治功能的研究大都与推进民主化有关。经济学界和社会学界对村治功能的研究则往往与国家意志向农村社会的渗透能力及社区资源动员能力相关，政策研究部门则倾向于从完成国家任务的角度来考虑村治的功能。具体如，有人认为，推进村级民主化不仅有利于实现基层民主，而且可以为整个中国的政治体制民主化打下坚实的基础[6]；有人认为村级治理应与社区资源动员能力相联系，并以此作为解决农村日益严重的干群矛盾（核心为资源提取的矛盾）的方式[7]；有人认为，联产承包责任制和市场经济体制重构了农村基础社会，村治方式的选择必须解决村治的合法性问题[8]；有人认为村级治理必须以完成乡镇行政布置的国家任务为前提，认为村级治理若不能完成国家的强制任务，就是超越当前农村现实的村治选择[9][10]。
正因为研究者的进入定位和研究取向的不同，使得村治研究缺乏对话的基础。总的来说，当前理论界在村治研究中似乎也正在形成"现代化背景"的自觉[11]，但到目前为止，这种自觉仍远未形成为大多数人的共识。显然，要达成共识必须有对村治功能的独立研究，恰恰当前对村治功能的独立研究（规范研究）十分少见。可见的一般都是各个特定村治研究者自觉不自觉地设定村治功能目标，并在此基础上形成圈子内对话。因此，当前理论界如何加强对村治功能的独立研究，以为不同的村治研究者提供对话的基础，就显得十分迫切。应该说，对村治功能的独立研究构成了当前村治研究的第一个共同问题。
理论界对村级治理具体处境的研究是整个村治研究中最为薄弱的环节。无论是民主化取向的村治研究，还是其它取向的村治研究，大都以国外的进化路径或抽象的逻辑推理来直接得出政策结论，缺乏对村治基础起码的本土关怀，并由此陷于所谓"现代化框架"的陷阱[12][13]。对村治具体处境的研究主要如：有人对人民公社时期形成的社区集体经济和社区共同体意识对社区治理影响进行的个案研究[14]；有人通过对宗族、民间信仰等因素对农村治理方式选择具体影响的田野调查，认为传统文化不仅构成了农村治理的基础，也构成了农村发展的资源[15]；有人通过对区域性农村宗族形态的系统考察得出结论："汉人宗族的重建和转型，不但有可能导致血缘因素在中国现代农村生活中的作用取得某种新的形式，而且还可能有助于推动并提高乡村社会的自治程度和有序程度"[16]。有人实地调查后认为，"儒家给予社会的道德理想，成为了宗族、血缘集团内部以及外部的各种伦理道德、生活中规矩的根?quot;，并因此形成有序农村社会的基础[17]。有人通过对村庄文化结构形态的考察，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中存在有名与实相互分离的思维模式的传统，这使得农民完全能够在认知上容忍高度不一致的思想体系，而不必感到必须解决这种不一致的认知压力，由此使得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所代表的集体主义等文化观念和要素可以成为村落文化知识库中的文化资源与新传统[18]。有人在调查中发现，某些农村已形成了一个较一般村民参与村务更积极的村庄精英阶层，并认为，"非治理精英的壮大和有效的公共参与标志着在强国家治理模式来改变的状况下村庄社会力量的增强。中国农村村民自治的前途，也许正赖于?quot;[19]。
从当前对村治具体处境研究的研究者来看，他们主要是社会人类学界和经济学界的理论人员，其进入村治研究是与他们的社会人类学调查（往往以个案的形式）紧密相关的，他们之中少有人是直接介入村治研究的，因此，他们对村治具体处境的研究成果往往只是"业余成果"，带有边缘性质。相对来说，政治学界少有对村治具体处境的系统研究。这就造成了村治研究第二个层面与其它两个层面的脱节。或者说，当前村治研究的研究者中，大致有两类人：一类是在第一和第三层面自觉进入或虽然某一层面未自觉进入，但已有事实倾向的村治研究者，此为村治研究的主力与自觉者；一类是在第二层面不自觉进入村治研究的研究者，此为村治研究的边缘人物与观察者。当前对村治具体处境研究总体上的非自觉，使得这方面的研究过于零散，远未形成系统的理论，并且这种零散的研究也远未为村治方案的设计提供材料和灵感。中国农村社会的经济社会非均衡及文化传统的多样性，进一步增加了对村治具体处境研究的困难及将这种研究政策化的困难。
当前村治具体处境研究多学科进入的特点，也说明了这种研究的难度。一般地讲，分学科地主要以个案为基础对村治具体处境的研究是当前村治研究的薄弱环节，也是村治研究必须大大加强着力之处。这种研究是最费时费力的研究，也是最有可为的村治研究。但是，分学科进入的村治研究，必须有适当的综合，只有自觉站在村治立场对村治具体处境的多学科研究进行综合，才可以真正借用多学科优势，尽可能地为村治找到最有效率的方案。可惜当前理论界还十分缺少自觉的村治具体处境研究者。应该说，自觉站在村治立场对村治具体处境进行研究构成了当前村治研究的第二个共同问题。
理论界对村治对策的设计与主张缺少成熟的方案。此层面的状况总体来讲是实践走在理论的前面，理论严重滞后于实践。从当前已有的村治对策设计与主张看，主要有三种倾向：一是强化村级治理民主化方向的取向，主要是对"村民自治"方向的具体设计与强化，如村委会"竞选组阁制"的设想[20]；主张在修订《村委会组织法（试行）》时设立司法救助途径，贯彻违制处罚原则?以确保村民的民主权利不受侵犯[21]。此方面主张的实践代表是吉林梨树县的"海选"制、福建等地开始实行的"秘密划票"以及山西河曲等地实行的"两票制度"，理论界对以上创新进行了广泛讨论，总体上对此进行了肯定评价，并试图在此基础上将其作为经验在全国推广。二是强化村级治理行政化方向的取向，如"村级干部应采取更带集中性的方式选举产生"的主张[22]，在"村级实行行政管理，村民小组或自然村实行自治"的主张[23]。三是试图调和村级治理民主化与行政化两种冲突取向的主张，如"成立农户协会，设村政府"的主张[24]，即试图通过村级组织的分设来满足村级治理相互矛盾的功能要求；又如"村委会准政权化"的设想，试图在保持村民自治性质不变的基础上，给予村委会一定程度的政权性质和地位，以为政府提供一个合乎法理，可灵活使用的组织形式，既保持政权的控制能力，又为村民自治留下空间[25]；再如"村政委员会"的设想[26]。
从当前理论界设计的具体村治方案来看，一是数量特别少，二是研究者中重量级人物特别少，更重要的是，绝大多数村治对策的具体设计与主张不仅缺乏对村治功能的系统研究，而且缺少对村治设计的本土关怀。当前村治对策中缺乏创造性因素，难以为实践提供有成效的试验品。应该说，更多的村治研究者进入村治方案设计领域，构成了当前村治研究的第三个共同问题。
三、村治研究的深化
在当前的村治研究中，因为缺乏对村治功能研究的自觉，研究者往往是先入为主地将村治功能进行定位，并在此基础上直接得出政策结论而很少有人对第二个层面的问题加以研究，因此，总的来讲，村治研究处于低水平重复之中。以下以几种影响比较大的研究为例作出说明。
很多研究者是直接从对"村民自治"的研究进入村治研究的，其中相当部分研究者将自己定位于发展和完善村民自治制度。例如，有人主张当前中央政府应加快制定《村组法》的实施细则，以确保《村组法》在全国范围内的实施统一性[27]。再如，有人通过对村民代表会议制度的研究认为，村民代表会议是农村民主的伟大实践，是农民当家作主的有益探索，它为农民参与村务提供了可靠的组织依托，为强化村民自治提供了有效的体制保障[28]。其它研究如对"海选"制的总结[29]，对村委会"竞选组阁制"的设计等。另外，还有许多研究者直接从对村民自治功能的列举来推证发展村民自治制度的价值。例如，有人通过对村民自治制度理论价值与实践功效的归纳，认为村民自治制度的价值远远超出了农村基层，而会对整个国家的政治发展和经济社会的全面进步产生积极而久远的影响[30]。有人认为当前实行以直接民主原则为主要特征的《村组法》，既具备了良好的社会基础，同时农村社会的现实状况和改革的进一步发展也迫切要求在农村社会生活中实行村民自治，由此得出结论：在农村实行村民自治是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适当的途径和形式[31]。
虽然以上主张发展村民自治的研究者并不否认村级治理在国家现代化转型时期所应具备完成国家任务的要求，但总的来说，他们很少对村级治理与国家现代化意志的贯彻实施的相关性作系统考察，而往往将研究限定在村民自治或基层民主本身的范围内。因此，他们所得出的政策结论往往为那些从贯彻国家现代化意志角度进入村治研究的研究者所反对。例如，有人提出了反对村民自治的如下四点理由：第一，当前国家与农民之间并未结成清晰的权利义务关系，国家需要通过村级组织作为中介来沟通与农民的关系；第二，实践中，村委会事实上大多行使着行政管理的职能；第三，当前影响农村社会稳定的因素不断增多，过多过早推行村民自治不利于保持社会稳定；第四，从世界范围看，民主自治需循序渐进地推行[32]。有人从农村基层社会地方恶势力兴起对农村社会造成的失控可能性出发，认为盲目推进村民自治可能会产生严重后果[33]。有人针对村级组织涣散带来"村梗阻"，"村梗阻"的普遍存在必然又会严重影响国家的行政能力，认为在当前的农村实行村民自治显然与广大农村的现状存在一定的脱节[34]。
与单纯主张推进村民自治和单纯主张强化村级组织行政功能的村治研究者不同，有人试图从协调两者关系入手来解决村治功能矛盾。例如，有人认为，在现阶段的农村社会，管理体制中存在两种相对独立的权力：乡镇行政管理权和村民自治权，这两种权力的来源与功能虽然不同，但其最终归属和运作目的却是一致的。在中国现代化的背景下，不宜笼统地强化乡政管理，也不宜孤立地看待村民自治，应通过创造有利的宏观环境，合理划分权限，规范政府行为，改进工作方式，以实现乡政管理与村民自治的有机衔接[35]。有人认为，村民自治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具体地， 在处理本村公共事业和公益事业方面，村委会应发挥自治组织的功能，乡镇行政实际上管不了，也不应该管，而只能起一定的指导作用。但如超出一村的范围，如有关落实农产品的收购合同、种植面积的规划、土地管理、控制农民负担、产业结构调整、计划生育、征兵、优抚和扶贫等项工作，村委会则应在乡镇领导下，协助乡镇行政去完成[36]。针对《村组法》中只规定了村委会协助乡镇行政的目标模式，未规定惩罚措施，有人认为应当增加、补充有关法律后果条款，明确规定无正当理由拒不完成乡镇布置的国家任务和非法干涉村内事务有关责任人的法律责任，以防止"过渡自治化"和"附属行政化"的两种不良村治倾向[37]。
试图有机衔接乡政与村治关系的努力也存在着难以克服的困难，其原因在于，虽然研究者看到了村级治理所面对的矛盾功能要求而试图有机协调，然而，他们的村治政策主张事实上很难真正满足村治的实际要求，其核心在于忽视对宏观环境不利因素的考察（即整个现代化进程中，总体来讲，农村的人财物资源是不断流向城市的，因此，农村的相对贫困与相对衰落不可避免，宏观环境的不良是既定现实），和忽略现代化变迁中国家与农村社会权力边界本身并不清晰的事实。或者说，在当前《村组法》的框架下，因为强制现代化本身的特点，抽象而完善的村治事实上很难存在。不考虑村治的本土基础，不借用本土的村治资源，村治研究就可能陷入困境。 但正是在对村治的本土资源（即其具体处境）方面，村治研究的研究者缺乏基本的自觉。农村的情况是错综复杂也是千差万别的，区域的非均衡，集体经济实力的不同，宗族宗教势力的性质与状况，社会分化状况，受教育水平，乡村互动历史，乃至于村民个性秉赋和劳动力流动状况，都使村与村之间具有很不相同的个性特征，所有这些个性特征都在某种程度上构成了村治的本土基础，也为村治划定了资源范围。在此方面的研究中，虽然已有相当的个案研究[38]，但这种个案研究从总体上说仍大多局限于村民自治内部的逻辑关系与个案状况的抽象对应上面，缺乏跳出制度框架借用本土资源的理论自觉，也正因此，这样的个案或实证研究很可能陷入循环论证，无法为村治研究的深化提供有益的启示。 在中国现代化背景下，国家提供一个相对富有弹性的制度框架，以为富有个性特色的村治实践与村治研究的智慧运作留下空间，应是深化村治研究的前提。在此前提下，村治研究者在多方位进入的基础上，首先需要就村治功能的研究达成共识，然后就此村治功能自身存在的矛盾关系（这种矛盾关系是由强制型现代化所导致的）进行充分讨论，以达成第二个共识。在以上两个共识的基础上，再对村治的具体处境进行研究，并尝试性地针对个案提出村治政策设计与主张，由此形成不同的村治研究者对话的条件。这种对话可以逐步增加村治研究的学术积累并为村治研究的深化提供可能。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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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郭书田、刘纯彬：《失衡的中国》，河北人民出版社1990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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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王绍光："公共财政与民主政治"，刊于《战略与管理》1996第2期。
[8]王旭："乡村中国的基层民主：国家与社会的权力互强"，刊于《二十一世纪双月刊》1997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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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治理法治化研究篇10
【关键词】政治学 政治发展 中国
如果以邓小平于1979年提出政治学要补课为标志，中国政治学恢复至今，已发展了近20年。（注：1979年3月，邓小平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讲到这个问题。见《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80页。）中国政治学发展的实际历史不是20年，而是半个多世纪，甚至可能更长些。（注：北京大学的前身，即京师大学堂，于1902年率先开设了政治学课程。辛亥革命后，国内各着名大学相继成立政治学专业或政治学系。1932年9月1日，全国性的政治学会“中国政治学会”在南京成立。）然而，这段历史不是完全连续的，而是断断续续的，充分映照出中国政治学发展的曲折历程。中国的历史表明：中国政治学发展的曲折历程与中国政治发展的阶段性和曲折性有关；而改革开放前中国政治发展所经历的挫折以及所付出的代价，在一定程度上则与中国政治学曾经被严重忽视有关。与中国政治学发展的整个历史相比，这20年的发展要顺利许多。
20年前，长期被搁置的中国政治学在变革时代的呼唤中重新恢复，因此，中国政治学从其恢复的那一刻起，就与改革开放中的中国政治发展形成了密切的关系：20年的中国政治学发展得益于20年的中国改革开放和政治民主化进程；而20年的中国政治发展和政治体制改革，又从中国政治学发展中得到重要的推动力量。当今中国社会发展的大潮表明：中国政治发展和政治现代化需要政治学发展，而中国社会变革和发展所展现出的蓬勃景象，则一定会给中国政治学的发展带来新的春天。
20年，对一门学科的发展历史来说，不算长，但对一门学科从恢复到发展，并逐步走向兴旺来说，却是十分重要的。因为，这20年对未来的中国政治学发展会形成深远的影响。因此，总结这一段发展，对思考和设计中国政治学的跨世纪发展是十分有益的，也是十分必要的。
一、中国政治学发展的历程
中国政治学的这20年发展，基本上可以说是从无到有，再到丰富发展的过程。政治学作为一门学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就有一定的发展，但它毕竟是属于那个时代的政治学，所以，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宣告旧时代的结束，这种发展也就基本停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由于各种原因，在1952年的院系调整中，政治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地位消失了，同时，它的教学和研究也停止了。在此之后的近三十年时间里，中国政治学的发展几乎是空白。所以，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的新中国政治学，是在70年代末政治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被重新恢复后，才开始真正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从这个意义上讲，这20年，既是政治学作为一门学科得以重新恢复和发展的20年，同时也是新中国政治学形成和发展的20年。学科建设和学术发展相互促进、共同发展，是这20年间中国政治学发展的主题。从新中国政治学形成和发展的角度来看，中国政治学这20年的发展经历了以下四个时期：
第一，恢复学科（1977年—1985年）。70年代末，恢复政治学学科，不仅标志着政治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在中国社会科学研究中重新获得了地位，而且标志着新中国政治学研究的真正开始。在这个时期，中国政治学发展主要集中于学科发展的基础建设：（一）成立政治学会。于1977年最早成立的湖北省政治学会，为中国政治学的恢复和发展迈出了第一步。1980年，中国政治学会成立，为全面恢复政治学奠定了基础。此后，政治学会和政治学研究会如雨后春笋在各地涌出。（二）成立专门研究机构。中国社会科学院和一些省市的社会科学院成立了政治学研究所或研究室。（三）开设专业，招收学生。1981年，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政治学专业招收了全国第一届政治学专业的本科生，从此开始了政治学专业人才的培养。（四）培养专业骨干。1982年，复旦大学举办了第一届政治学专业讲习班，为在全国各地开展政治学教学和科研活动培养了基本力量。（五）开展研究，构建体系。从一定意义上讲，是中国的全面改革开放呼唤出中国政治学，所以，政治学一恢复就面临着许多需要研究和回答的问题，其中最核心、最现实的问题是政治体制改革和政治民主化问题。在这个时期，中国政治学虽然还比较稚嫩，但还是以极大的热情开展了研究工作，并取得了许多可喜成果，其中最重要的是初步形成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政治学学科体系。（六）创办杂志。1985年，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主办的全国性专业期刊《政治学研究》发刊，“这是中国政治学发展史上一件大事，标志着中国政治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已获得全面恢复。”（注：张友渔:《中国政治学的兴起——刊词》，见《政治学研究》，1985年，第1期。）
第二，转换范式（1985年—1988年）。当中国政治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得以全面恢复后，它所面临的最现实问题是如何尽快实现政治学研究的专业化、规范化和科学化，从而缩短中国政治学在学科发展和研究水平上与世界政治学发展，尤其是发达国家政治学发展之间存在的客观差距。这个问题不仅来自政治学发展本身，而且也来自现实的政治民主化发展对政治学所提出的要求。由于时代和条件的限制，我国的政治学很大程度上是以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政治教育学科体系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学科体系为基础恢复起来的，所以，中国政治学在其发展的早期，在学科范式和研究范式上都带有这些传统学科的色彩。（注：学科范式是指由特定的学科研究对象所决定的学科构成；研究范式是指范畴体系和基本的理论逻辑结构。）这个现实决定了中国政治学发展要实现专业化、规范化和科学化，缩短与国际水平的差距，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转换其学科范式和研究范式。为此，这个时期的中国政治学发展主要在这两方面进行了努力。
从学科范式转化来看，这种努力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明确学科研究对象，完善学科体系。政治学研究对象的确定直接取决于对“政治”含义的认识。政治学刚恢复时，由于受传统的阶级斗争观念的影响，人们对政治含义的理解比较狭隘，因此所确定的研究对象也比较狭隘。经过一段时间的讨论，人们对政治的含义和政治学研究对象的认识趋向科学，并在这基础上，开始建立更加完善的学科体系。在这个时期，我们引进的以美国政治学家阿尔蒙德为代表的比较政治学，为学科范式的转换提供了实际的帮助。（注：80年代中期，政治学界就开始比较系统地介绍比较政治学，其中比较多地介绍了阿尔蒙德的比较政治学理论和戴维·伊斯顿的政治系统分析理论。1987年上海译文出版社翻译出版了1978年版的阿尔蒙德的《比较政治学》、达尔的《现代政治分析》，在政治学界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二是拓展学科研究领域，充实学科研究内容。这一方面的努力与前一方面的努力是联系在一起的，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表现之一是细化学科研究领域，如政治制度研究细化为比较政治制度、中国政治制度、地方政府、政党政治等；表现之二是逐步涉猎政治学的一些边缘学科、交叉学科和前沿学科，如政治社会学、政治心理学、政治文化学、政治发展学、政治伦理学、政治人类学等。
从研究范式转换来看，这个时期的研究逐渐从传统的政治思维范式走出来，开始用政治学的理论逻辑和范畴体系来思考政治学问题，并在具体的研究中运用规范的政治学概念来分析和说明问题。与此同时，政治学对中国政治的研究，尤其是对政治体制改革的研究，已从一般的分析研究，开始逐步形成具有政治学特色的研究，提出或阐明了对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和政治发展有重要意义的概念，如主权与治权、权力与权威、政治参与和政治秩序、决策民主与政治制度化、政治发展与政治稳定、公共权力与公共利益等。1987年底，党的十三大把政治体制改革全面提上议事日程，从而大大推动了中国政治学的发展，并使其达到一个高潮。
第三，确定价值（1988年—1992年）。党的十三大把政治体制改革全面提上议事日程后，现实的改革热情大大促进了我国的政治学研究，出现了大量研究政治体制改革和政治发展的论文和论着。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是在两个目标下启动的：一是简政放权、完善管理体制；二是扩大民主，实现政治民主化。前者出于改革和现代化发展的现实要求，后者出于中国政治从传统走向现代的政治发展要求，因而，相对来说，前者是改革的近期目标，后者是改革的长远目标。1980年，邓小平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一文中比较全面系统地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的构想，但由于种种原因，政治体制改革没有具体化，因而也没有得到有效展开，直到“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难于贯彻”的80年代中期，政治体制改革才开始全面提上议事日程（注：参见《邓小平文选》，第3卷，从第159页到第180页之间的各篇文章。）。党的十三大设计的政治体制改革方案，是以邓小平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一文为指导思想的，其目标是近期目标和长远目标的有机结合。但是，由于这场改革是在政治与经济关系比较紧张、经济问题比较突出的背景下提到日程上来的，所以，改革一开始，人们对其的期望就出现了严重的近期目标和长远目标的冲突，这一点在1988年前后围绕“新权威主义”而展开的争论中体现得最为明显。（注：在这场论争中，关于中国政治发展战略形成了两种鲜明对立的观点：一是被称为政治现实主义的观点，即中国的政治民主化必须通过经济和社会的全面发展来推动；二是被称为政治浪漫主义的观点，即中国的政治民主化必须通过全面的政治体制改革，政治民主有了保障，中国经济才能得到有效的发展。）由于当时改革正处于体制转轨的艰难阶段，经济和社会问题比较多，于是人们比较多地把改革发展的希望寄托在政治体制改革上。过高的期望使人们普遍以政治发展长远目标来要求现实的政治体制改革，直到1989年政治风波之后，人们才逐渐意识到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和政治发展要达到长远的目标需要有一个比较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国政治民主化只有在实实在在的改革和发展中才能实现。1989年之后，随着整个经济和社会发展进入调整时期，中国政治学发展也进入了一个调整时期。
在这个时期，中国政治学发展主要解决了一个问题，即中国政治学研究的价值定位。这里所说的价值定位，实际上包括两个方面的价值定位，一是中国政治学研究的价值所在，即中国政治学研究的最大价值是什么；二是中国政治学研究的价值取向，即中国政治学研究的价值判断取向。显然，这种对学科和学术生命的关怀，只有在把学科或学术真正作为对社会发展有益的科学，而不仅仅是解决现实问题的工具来冷静思考的时候才能出现。从这个意义上讲，这个时期的出现，并不表明中国政治学发展的衰退，相反，它表明中国政治学的一个新发展，只是这种发展不是体现在量的增长上，而是体现在质的变化上。从这个时期中国政治学学科发展和学术发展的总体趋势和内在精神走向来看，政治学者对中国政治学进行价值定位的思想基础，一方面是基于对政治学本身更深入的认识和把握，以及对中国政治学恢复以来发展的反思；另一方面则是基于对中国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客观现实、发展趋势及其理论意义的进一步认识和把握。因此，这种定位在总体上是比较科学的，具体来说：（一）把中国政治学研究的价值所在，定位于关注中国政治，研究中国政治和推动中国政治发展。这种定位不仅符合政治学发展的基本规律，而且也符合中国社会发展对政治学发展的要求。（二）把中国政治学研究的价值取向，定位在“民主”与“发展”上。民主本来就是中国政治学研究的价值取向，但在政治学研究中，民主所关怀的主要是政治发展本身，因而，如果仅仅以民主为价值取向，政治学研究就可能脱离现实的社会发展，而趋向理想化、甚至空想化。中国社会发展的国情以及改革现实，使人们意识到政治学研究必须充分关怀社会总体的发展，也就是说我们应该把政治发展作为社会发展的有机组成部分，从社会发展中寻求政治发展的动力和进程，从政治发展的规律中思考政治作用于社会发展的形式、途径与力度。这样，我们就能把政治研究置于整个经济、社会、历史和文化的大系统中，科学地思考和寻求政治活动和政治发展的内在规律。对于在中国这种社会背景下成长的政治学来说，选择“发展”为政治学研究的价值取向，不仅有其学术上的理论意义，同时也有其学科发展上的现实意义。在中国社会，民主和发展的内在目标是社会主义民主化和社会主义现代化。
第四，发展学术（1992年——）。作为社会科学，政治学和社会科学的其它学科一样，都需要社会变革与发展提出的发展要求和提供的发展空间。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后，中国社会发展进入了一个新时期。在新的社会发展推动下，中国政治学发展也就从调整时期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由于有此前十多年的发展和积累，中国政治学在这个时期的发展，不是对以往发展的简单重复，而是在一个新起点上的发展。如果说此前十多年发展的起点是恢复和发展科学，那么这个新的发展起点则是发展学术。与恢复发展学科相比，发展学术无疑是在一个更高的层次上进行，因为，发展学术必须有比较完善的学科体系、规范的概念系统、比较丰厚的理论积淀和科学的研究方法。因此，从一定意义上讲，这个新的发展起点的出现，标志着中国政治学开始走向成熟。从这个新的发展起点出发，中国政治学在这些年主要进行了这样几方面的努力：一是在研究态度上，开始逐步重视研究的规范性和科学性，主要表现为政治学学术研究开始用规范的概念性语言代替政策性语言，开始用有据可查的资料论证代替想当然的主观分析，开始用理性的理论分析代替简单的理论套用。二是在研究的选题上，在注重选题本身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的同时，开始注重选题本身的学术意义，如在“九五”国家项目中出现了一些学术性很强的科研选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制度史、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等。三是在研究成果上，出现了一些具有长期学术影响的学术着作，如多卷本的《中国政治思想史》、《中国政治制度史》（白纲主编）。四是在研究的深度上，开始从概论性分析和一般的介绍走向专项的深度研究，如对中国古代政治和政治制度的专项研究，对中国政治制度和政治过程的专项研究，中国农村基层政治与社会发展专项研究，对西方各国政治制度和政治经验的专项研究。这些专项研究十分重视现实状况的调查和历史资料的充分占有，力求用第一、二手资料说话，以保证研究的科学性。五是在研究的方法上，开始重视从单纯的规范研究走向规范研究和经验研究并用，出现了一些以经验研究为基础的规范研究研究成果（如王沪宁撰着的《中国村落家族文化》）和一些主要以经验研究为主的研究成果。研究方法的完善化为政治学研究学术性的整体提高奠定了良好基础。
二、中国政治学研究的主题
20年中国政治学的发展，是与中国社会政治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政治体制变革和政治发展为政治学发展提供了研究空间，而政治学的研究也在相当程度上为推进中国政治发展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因此，在这近20年的时间里，中国政治学研究所围绕的主题，除了学科发展本身提出的研究主题外，绝大多数研究主题都是来自现实社会变革和发展所提出的课题。从这个意义上讲，尽管中国政治学发展的时间有限，但是在发展的整个过程中，它始终都以比较大的热情关注着现实提出的问题，并努力回答和解决这些问题，体现了作为一门社会科学所应具有的社会责任感。总结这近20年的研究，中国政治学研究所涉及的主题主要有以下十二项：
1、范畴与体系。范畴与体系是一门学科发展的基础。中国政治学恢复后，为了学科健康发展，对学科的范畴和体系进行了系统研究，不仅澄清了政治的含义，而且明确了政治学研究对象和研究体系。（注：王沪宁：《中国政治学研究的新趋向》(1980—1986)，见《政治学研究》，1987年，第2期。）这项研究工作为学科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与此同时，也有力地改变了中国社会对政治和政治研究的传统偏见，为政治学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社会和文化环境。尽管有关这方面的问题，目前还有人在讨论，但这已属于学科发展中的问题。
2、国家与社会。这个主题的研究贯穿中国政治学发展始终，但在不同时期，其侧重点有所不同。在80年代初期，主要是对国家职能再确定的研究，强调在剥削阶级作为阶级消灭后，社会主义国家应充分发展社会管理职能。到了80年代末，随着改革的发展，尤其是市场经济体制的全面推行，国家全面管理社会的传统局面开始动摇，社会自主性日益增强，于是，研究的焦点转向对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研究，探讨了市民社会、国家相对自主性、政治管理等理论问题。
3、民主与法制。民主与法制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和政治发展的主题，同样也是政治学研究的主题。在这对关系中，政治学研究主要关注民主的制度化和法律化发展；关注如何通过政治体制改革进一步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提高其代议功能、立法功能和监督功能；关注宪法在政治生活中作用和地位的提高对民主政治发展的意义。党的十五大提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后，政治学关注的焦点从原来的法制建设扩展到如何在完善法制的基础上建立法治国家的问题，这其中涉及的问题有：依法治国的政治基础、制度条件、实践机制和政治文化背景。
4、发展与稳定。在中国社会，政治和社会稳定至关重要，它是保障改革成功的重要前提条件。这种要求从一种简单的政治要求变成社会变革和发展本身的内在要求，是在80年代末。就是在这个时候，这一问题成为政治学研究的主题。中国政治学主要从政权体系的建设、利益关系的协调、权力结构的调整、政府与社会关系的理顺、政治参与的发展、社会调控体系的健全等角度来研究这个主题。在“八五”和“九五”国家社会科学研究规划中，国家对这方面的研究给予比较大的重视。（注：“八五”期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的这类项目有：“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过程中的政治稳定研究”、“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农村政治稳定与发展研究”、“中国政治稳定研究”、“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稳定与反渗透”等，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历年立项课题汇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
5、****与主权。这是中国在开放条件下政治发展面临的一大主题。政治学对****的研究主要在两个领域展开：一是在政治学基础理论领域，即主要研究****理论的政治哲学基础和理论意义；二是在国际政治理论和实践领域，即研究****外交的理论与实践。在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中，****与主权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因为，主权有了保障，国家才能独立和发展，从而才能最大限度地实现****。政治学对主权的关注，主要有三方面：一是主权的一般理论；二是国际关系中的主权问题；三是国家统一中的主权问题，即“一国两制”中的主权问题。在这三方面，中国政治学研究都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6、政党与政权。党政关系问题，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中的一个核心问题。邓小平在设计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时，将其置于改革的首位。（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77页。）因而，它成为中国政治学恢复后首先触及的三大现实政治问题（废除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政府机构改革和党政关系）之一。政治学在这方面主要研究了这样一些问题：党政职能分开；党实行政治领导的制度途径；党与国家权力机构的关系；党的组织建设与党的领导；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党的领导与基层政权建设；党政关系与中央政府权威；党的治国方略与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发展等。（注：由聂高民、李逸舟、王仲田编的《党政分开理论探讨》（春秋出版社，1987年版）是比较早系统探讨党政分开中各主要问题的论文集。）
7、机构与职能。政府机构改革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都同时面临的重要问题，但同时又是一个比较难解决的问题。这个问题的关键是如何消除政府机构改革中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的恶性循环，为此，政治学提出了以改变政府职能为核心的机构改革。（注：人民出版社于1984年出版的《政府机构和干部制度改革问题论文选》，是政治学恢复后第一本比较系统探讨政府机构改革的论文集，有一定的影响。在谢林、方晓主编的《外国政府机构设置和职能》与谭健主编的《外国政府管理体制评介》两本论着中，政府职能和机构改革的关系得到了比较全面的讨论。）这个原则后来成为中国政府机构改革的指导性原则。在具体的机构改革上，政治学研究还在政府职能、机构的合并与调整、公务员制度的建立、编制管理和科学化以及人事行政的现代化等方面作出了自己的努力和贡献。
8、政府与市场。这是推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后提出的问题，其核心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的职能以及管理经济和社会的方式。这其中涉及到的主要问题有：政府与企业的关系、政府与社会的关系、政府管理与市场调节的关系。在这些问题中，目前政治学研究的课题有：产权问题、政府职能转化问题、政府职能实现方式问题、政府提供公共政策的问题、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管理和指导经济的途径与手段问题、经济和社会现代化过程中的政府推动问题、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公正与正义问题等。由于这些问题多与经济有关，所以，政治学在这些课题研究中大量借鉴了经济学的理论和研究方法，从而丰富了政治思维、扩展了政治学研究的理论视野。
9、中央与地方。中国的改革是以放权为其逻辑起点的。放权包括多方面，其中一个重要方面是中央对地方的放权。对于中国这样一个超大型社会来说，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处理对国家的发展和社会的安定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但由于这其中涉及到权力与利益、集中与民主等重要问题，所以，这个问题的处理一向十分困难。改革初期的放权，是针对改革前的高度集权。但由于缺乏有效的调控机制，到80年代中期，地方主义膨胀所导致的“地方割据”、中央权威弱化，使地方分权陷入危机，直到90年代初，实行分税制后，中国的中央与地方关系才进入比较正常的发展轨道。在中央与地方关系变化的过程中，政治学研究在总体上一直坚持这样的观点：中央集权是必要的；财税是调节中央与地方关系的重要手段；应以法律的形式规范中央与地方关系，保障地方自主权力；地方政府应尊重中央权威，服从国家总体发展战略；中央应在提供地方必要的自主发展空间的同时，通过发展社会大市场和对地方政策的有效调控，有效地消除地方割据。
10、决策与行政。决策问题，是在改革开放全面展开后提出来的。它一方面是针对改革开放前形成的以长官意志为特征的非理性决策的严重弊害，另一方面是为了适应变革发展对提高政府决策水平要求的日益提高，其核心是如何实现决策的民主化和科学化。政治学在改革开放的初期就开始关注这个问题，并从推进中国政治民主化和政府管理现代化的高度来研究这个问题。（注：1986年，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万里在全国软科学研究工作座谈会上发言强调指出：“决策民主化和科学化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课题”。见《光明日报》，1986年8月1日。）在这方面，政治学研究涉及了这样几个问题：干部“四化”与科学决策、政治民主与决策、政治过程程序化与决策、政府智囊机构与决策科学化、政治参与与决策民主、法制建设与科学决策等。对决策民主化和科学化的追求，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中国政治民主的发展，因为，它在很大程度上克服了政治生活中的家长制作风和长官意志，扩大了知识、人才以及社会舆论在政府政策形成中的影响作用。
11、权力与****。随着改革所带来的体制转轨、资源分配方式变化、利益重新组合和价值观念变化，以权力为核心的****开始滋长和蔓延，并逐步演化为严重的政治问题。为此，邓小平强调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反对****。（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9页。）政治学对****问题关注比较早，比较系统的研究始于80年代末，并很快形成热潮。（注：王沪宁着的《反****：中国的实验》，是中国政治学界系统研究中国反****问题的第一部论着。该书出版于1990年。）政治学的研究主要从权力制约、法律约束、体制完善和政府职能转化等角度探讨防止和约束****的途径和方法，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理论观点。在这其中，对如何通过权力制约来限制****的研究最为活跃。在反****的研究中，政治学者还把****作为一种在各种政治体系中都不同程度存在的政治现象进行比较研究和理论分析。
12、自治与民主。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以及社会管理方式的变化，以村民委员会和居民委员会（包括各种社区管理组织）为代表的基层群众自治问题凸现出来。这个问题表现为两种情况：一种是这些基层自治组织由于没有必要的政治力量和经济力量支持，严重涣散，不起作用，以至于政府在一定程度上失去了调控最基层社会的机制和基础，这种情况主要出现在部分农村；一种是由于有比较好的政治力量、经济力量和社会文化力量的支撑，这些基层群众自治不论在民主的形式还是在自我管理的功能上都得到了良好发展，展现出获得自主性的社会和社会主体的新的发展趋向。这两个极端对中国政治发展都具有十分深刻的政治内涵，前者关系到中国社会调控和政治稳定问题，后者关系到中国民主发展基础和前途问题，这样，基层群众自治问题很自然地成为90年代中国政治学关心的重点问题。虽然，这方面的研究已有一些成果，但从总体上讲，还仅仅是个开始，方兴未艾。
三、中国政治学发展的贡献
以美国学者华勒斯坦为主席的重建社会科学委员会在近年出版的《开放社会科学》一书中，分析了社会科学发展与社会变革之间的内在关系：“若要对社会变革进行合理的组织，那就必须首先去研究它，了解支配它的种种规则。这就不仅为我们后来称为社会科学的那一类学科提供了发展空间，而且还对它们产生了深刻的社会需求。”（注：华勒斯坦等：《开放社会科学》，中文版，第10页，三联书店，1997年版。）从这个意义上讲，基于中国社会和政治发展深刻需要而恢复和发展的中国政治学，在其发展中对中国政治发展所作出的贡献，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中国政治发展本身的要求。这也就是说，中国政治学发展所贡献给中国政治发展的东西，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中国政治发展本身的客观要求，而且这些贡献是在政治发展与政治学发展的相互推动中实现的。因此，从一定意义上讲，这种贡献是复合性的和内在性的，而不是体现为简单的一对一的因果关系，因而，很难确定政治学研究的某一项具体的研究或成果对中国政治发展形成的实际作用和影响是什么。所以，这里就中国政治学发展对中国政治发展贡献的考察，不是从中国政治发展所取得的实际成就出发，而是从中国政治学发展本身为中国政治发展所创造的积极条件出发。从这个角度看，中国政治学发展的贡献主要有以下三大方面：
首先，中国政治学发展为中国政治发展提供了具体的发展目标。1985年，邓小平总结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的发展时指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提出的一系列政策中，“就国内政策而言，最重大的有两条，一条是政治上发展民主，一条是经济上进行改革，同时相应地进行社会其他领域的改革。”（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16页。）显然，民主化是改革开放中的中国政治发展的核心目标。围绕着这个目标，我国展开了政治体制改革。1980年，邓小平在其发表的题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的讲话中，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指明了原则和方向。在这个指导性文件的指导下，政治学研究深入探讨了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具体内容：如党政分开、政企分开、加强人大制度建设、完善选举制度、决策民主、建立国家公务员制度、完善社会协商对话制度、健全监督体系、加强基层政权建设、发展社会主义法制、反对****等。1986年前后，为了把政治体制改革进一步具体化，并全面提上议事日程，邓小平提出了三大改革目标和三大改革内容。但是，邓小平认为政治体制改革要比经济体制改革更复杂和艰难，需要谨慎，需要认真研究，所以，认为这些目标和任务还必须具体化，以便使改革做到有计划、有步骤。（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76—180页。）这个要求，既是对政治体制改革提出的，同时也是对政治学研究提出的。为此，政治学研究对以往已提出的具体目标作了进一步的充实和丰富，提出更为具体的改革目标和方案。例如党的十三大报告在法制建设方面给出了十分具体化的发展目标：党、政权组织同其他社会组织关系制度化，国家政权组织内部活动制度化，中央、地方、基层之间的关系制度化，人员的培养、选拔、使用和淘汰制度化，基层民主生活制度化，社会协商对话制度化。（注：《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第47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显然，这个具体目标体系中包含了不少政治学研究成果。目标与手段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所以，当政治学为政治发展提供具体发展目标的同时，实际上也提供了各种可选择的改革手段，这实际上为具体的改革和发展提供了途径。
其次，中国政治学发展为中国政治发展的战略选择提供了理论依据。中国政治发展是与中国全面改革和现代化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是其中的有机组成部分。政治发展，尤其是体现为政治体制改革的政治发展，直接关系到改革和现代化发展的全局。而在中国这样一个传统深厚、规模巨大、法制薄弱的社会中，政治改革所可能面临的问题是十分复杂和艰巨的。这就决定了合理的发展战略选择对中国政治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如果战略失误，我们所要付出的代价，不仅是政治上的，而且是整个社会的发展。但是，正如邓小平所说：我们干的事业是全新的事业，所以，我们的政治发展和经济发展一样，只有自己的和别人的经验与教训，而没有现成的发展战略，我们的发展战略只能在不断的实践、探索和总结中逐步形成。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是这样走过来的，同样，中国的政治改革和政治发展也是这样走过来的。中国的现实发展状况表明：尽管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和政治发展还面临着许多有待解决的问题，但是中国从自己的国情和社会性质出发、从中国社会改革和发展的全局出发，把握和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政治发展战略，在总体上是成功的。这种合理的发展战略的形成，一方面是基于政治体制改革和政治发展的实践和探索，另一方面则是基于政治学研究为发展战略选择所提供的理论依据。政治学研究在这方面的贡献，主要体现为政治学研究对政治发展中的一些重大理论问题做了研究和回答。这些重大理论问题有：政治发展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辩证关系；民主与法制建设的关系；政治民主化过程中政治稳定与政治发展的关系；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征与内涵；中国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发展中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的重要性；强化中央权威与合理调整中央与地方关系；坚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与中国民主政治；政治体制改革中的权力结构调整与制度创新；依法治国与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的作用和功能等。虽然从总体上讲，政治学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和回答还是初步的，但是政治学对这些理论问题的研究，对于形成合理的中国政治发展战略还是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最后，中国政治学发展改善了中国政治发展的政治文化基础。虽然政治发展的动力是经济和社会发展，但是，体现为政治主体的政治认知、情感和价值取向的政治文化对政治发展也有一定的影响作用，在特定条件下，这种作用可能是决定性的。因而，良好的政治文化基础是政治发展所不可缺少的前提因素。在这近20年的中国政治和社会发展中，政治学发展对促进中国政治文化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具体体现在两大方面：一是中国政治学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人们传统的政治观念，传播了新的政治意识。在“以阶级斗争为纲”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年代，在极“左”思潮的影响下，人们的政治观念被严重扭曲。因此，改革开放后，中国政治发展首先面临的问题是如何改变人们旧的政治观念，对政治和政治生活形成新的认识。中国政治学恢复后，在普及政治学基础知识的过程中，也向人们传递了正确的政治观念和新的政治意识，使人们不仅意识到作为公民所具有的权利与义务，而且认识到政治和社会发展的真正目标以及民主政治的基本原理和规则。这些观念和意识上的变化和发展，为政治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社会心理和文化基础。二是中国政治学发展培养了一大批直接从事政治学研究和党政管理的人才。政治学之所以是一门科学，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政治学所研究的政治活动和政治发展有其内在的基本规律。政治发展的一个关键就是人们对其规律的认识和把握，对这种规律缺乏科学认识和把握的政治发展将不可能成功，甚至可能走向危险。“文化大革命”的教训从反面证明了这一点。从这个意义上讲，建立专门研究政治的学科和培养专门从事政治研究的人才，对一个国家的政治发展具有深刻的意义。与此同时，政治学学科体系和培养体系的确立，就使得政治学能够不断地向政治体系输送具有现代政治意识和管理知识的党政管理人才，而且随着国家公务员制度的确立，政治学发展在这方面的贡献还将继续扩大。这些新生力量不断进入政治体系，不仅有助于实现邓小平确定的政治体制改革的第一个目标，即始终保持党和国家的活力，（注：邓小平认为要始终保持党和国家的活力，最关键的一点就是要保持领导层干部的年轻化。见《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79页。）而且也为政治体系在政治发展中实现自我完善和自我发展提供了基础。
在中国政治学发展对政治发展的贡献问题上，虽然我们不能说没有政治学的发展就没有中国政治发展，但是我们能够说中国的政治发展不能没有政治学的贡献和支持。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的政治发展需要政治学发展，需要政治学有更大的作为和贡献。
四、中国政治学发展的启示
自中国有政治学研究以来，这20年发展所取得的成就是最大的。我们总结这段历史，一方面要肯定我们的成就，但更重要的是认识我们的不足。因为，只有这样，中国政治学才能继续发展，才能有更大的进步。概括来说，中国政治学目前存在的不足主要有这样几方面：在学科建设上，我们的学科体系在总体上与国际水平还有一定的差距；在研究内容上，还有不少重大政治理论问题没有得到科学的回答和解决，政治学基础研究还比较薄弱；在研究的效果上，政治学研究的理论创新性还不够，因而突破性成果不多；在研究的取向上，对中国现实政治问题的关注还不够全面和深入，有许多应由政治学回答的问题，政治学没有去研究、去回答；在研究方法上，政治学研究对研究方法的创新重视不够，因而，从总体上讲，政治学的研究方法还不够丰富；在研究的学术性上，政治学研究的总体学术水准和科学性还有待提高。
正像中国政治学发展所取得的成就是总体性的一样，中国政治学目前存在的不足也是总体性的。这种不足，除与其发展的客观条件和政治学者的主观努力有关外，更重要的还与政治学这门学科在中国还处于发展、成熟过程中这一客观事实有关。显然，对于发展一门成熟的社会科学来说，20年时间还略显短了些。因此，要弥补或消除这些不足，除了政治学者的主观努力外，在很大程度上还有赖于政治学这门学科在整体上的不断充实和发展。在中国社会，政治学要继续获得整体的充实和发展，从根本上讲，有赖于中国经济和社会的全面发展，有赖于中国政治的进一步发展。
总结历史是为了未来更好地发展，因此，对于历史的总结，重要的不是在于整理过去，而是在于从整理过去中寻求能够对未来发展有启示的东西。本文在这方面作了一些思考和努力，笔者认为，这种启示主要有以下内容：
启示之一，必须把学科建设置于战略地位，没有学科的发展，政治学的总体发展就必将因缺乏后劲而自然萎缩。中国政治学的这20年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80年代政治学恢复后的学科建设和发展。但遗憾的是，经过十几年的发展后，今天的学科体系并没有比20年前发展多少。在当今时代，陈旧的学科体系是无论如何也产生不出一流的学术的。
启示之二，政治学发展应坚持引进和创新并举，不可偏废。有分析地引进国外的前沿理论和先进方法，有助于中国政治学研究水平的总体提高，但是，这不是中国政治学的生命力所在。中国政治学的生命应是自己的理论创新。理论创新的基础，一方面是对前沿理论的把握，另一方面则是对现实政治的深入研究和科学把握。因此，对于中国政治学的整体发展来说，引进和创新都具有重要意义，引进不能代替创新，而创新不能否定引进。只要有创新的精神，任何引进都将不是盲目的接受。
启示之三，中国政治学走向世界的资本应是对中国政治的系统研究。中国政治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历史上的中国政治，二是发展中的中国政治。前者作为一种独特的政治文明而对世界有意义；后者作为政治发展的经验而对世界有意义。因此，从一定意义上讲，中国政治是个世界性的政治学研究课题。中国政治学在这方面自然有“近水楼台”的优势。当然，把对中国政治研究作为中国政治学走向世界的资本，只是相对而言的，这个问题不是绝对的，也不能是绝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