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发展的要素篇1
关键词：素质教育；知识经济；内在关系
中图分类号：G40-01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3）11-0204-02
知识经济是指建立在知识的生产、分配和使用基础上的经济，它表明人类经济发展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依赖于知识的生产、扩散和应用。从本质来讲，知识经济赋予知识以经济学含义、生产力含义、经济效益含义。这一方面要求对传统的经济学进行革命，使经济发展真正从资源依赖、劳动依赖、技术依赖转移到知识依赖、教育依赖的轨道上来；另一方面，又对传统的知识观进行革命，使知识的生产、积累、使用都能直接面向经济发展的要求，直接能进入经济的运行过程，从而成为直接的财富源泉。在这一过程中教育将起到关键的作用。教育既是知识生产、积累、使用的主要手段，也是经济发展转向知识领域的根本途径，更是知识向经济过程融合的桥梁和纽带。从这个意义上讲，知识经济也可以称为教育经济，即以教育的发展为基础的经济。知识经济的挑战，从根本意义上说也就是对教育的挑战。迎接知识经济的挑战，首要的是加快教育发展的步伐，加大教育改革的力度，这是知识经济的内在逻辑和根本要求。
一、知识经济对教育改革的影响和要求
知识经济对教育产生影响，源于知识经济中知识观的变革以及知识经济对人们智力发展水平提出的普遍要求。这两个方面，既决定了知识经济对教育必然会产生影响，也限定了知识经济对教育影响的范围。
（一）知识经济中知识观的变革，客观上冲击了教育的基础
知识经济是社会历史发展中出现的一个新事物，知识经济的基本含义，导致了人们对知识、知识的作用、知识的来源等问题认识的改变，其实质是改变了传统的知识观，形成了一种新的知识观。
传统的知识观认为，知识是人们在社会实践过程中积累起来的经验的系统总结，是各种事实及其概括的体系；知识是推动社会进步的一个重要力量；真正的知识是从实践中来，又经得住实践检验的客观真理，真理性是衡量知识价值的客观标准。
相关文献把知识分为两大类：包括事实和原理两方面内容的外显编码化知识；包括技艺和人才两方面内容的隐含经验类知识。在人们在实际的使用中，知识经济中的知识主要侧重于可操作性的知识及其原理。知识是人们为了经济目的而生产出来的，效用性是知识价值的根本标准。知识的作用或价值也正是通过知识的生产、分配和使用来实现的。其中，知识的生产与分配是基础，知识的使用是关键。
这样，知识经济中的知识观就实现了三个转变，从知识是实践经验的系统总结转变为知识是人们为了出售而生产出来的工艺集成的技术性知识及其原理；从知识是推动整个社会进步的力量转变为知识是经济发展的基础，是获取高额经济利益的源泉；衡量知识价值的标准从真理性转变为效用性。教育总是以一定的知识为基础的，知识经济中知识观的这种变革，客观上影响了教育的基础。因而，知识经济必然要对教育产生深远的影响。
（二）知识经济提高了人们对智力水平的需求，客观上影响了教育的目的
在知识经济中，知识的生产、分配和使用，都对人们的智力发展提出了新要求。所谓知识的生产，包含两个方面：一是生产出从来未有的新知识，这是知识生产的主要方面；二是重组已有的知识，使已有的知识形成新的结构，产生新的效用性。这二者都可以称为知识创新。这种创新需要人们具有较高的智力发展水平。离开了人们的一定的智力发展水平，知识的生产就不能实现，知识经济也就失去了依托。
知识的分配和使用也需要人们具有较高的智力发展水平。知识的分配包括知识的生产者对知识的销售，但更主要地表现为知识的消费者对知识的购买。知识的使用则是消费者运用所购买的知识于社会生产和生活中，以创造出新的经济效益。在知识购买的过程中，要求消费者必须具有较强的辨识能力，能够在各种知识产品中找出最有效用性和最有经济效益的产品来。在知识的使用中，则要求消费者具有学习的各种能力，这些能力越强，就越能更快更有效地学会、掌握新知识产品，从而更有效地使用新知识产品，创造出新的经济效益。在知识经济中，更快更有效地使用新知识产品，也就等于抓住了经济发展的新机遇。
教育是一种有目的的培养人的活动。知识经济对人们智力发展水平提出的普通高要求，客观上影响了教育目的中人的身心素质的规定。因而，知识经济也必然要对教育产生影响。
二、从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的转轨，是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内在要求
应试教育曾经因适应于工业经济的内在要求而存在并产生过积极作用，但随着现代化进程尤其是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应试教育的弊端越来越明显。经济社会的发展内在地要求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转轨，这是一个必然的过程。实施素质教育并不是简单地表现为对应试教育的纠偏，不是对应试教育的简单否定，也不仅仅是教育系统内部的自我调整改良，而是依据经济社会的内在要求，在扬弃中继承，在发展中重建素质教育体系。
应试教育曾经应于工业经济社会的要求，并发挥过积极的作用。因为工业经济社会性的发展通常呈现三个方面的特点：一是社会经济化；二是经济数量化；三是经济技术化。这种特点对人才提出的要求则是：一是要求培养通用型、标准化人才；二是强调功利和速成，要求学生能较快地掌握某种知识、技能，并能尽快地对经济发展产生作用。这些要求决定了教育具有三方面的特点：一是教育的简单划一性。即从上到下，使用统一的教学大纲、统一的教材，一张试卷考全国、一场考试定终身。二是教育内容的片面性。经济发展需要什么知识、技能就传授什么，导致专业越分越细，人才的知识结构也越来越窄。三是在注重教育的应性功利性，注重人才技能培养的同时，忽略人才的创造性和个性。这就使应试教育不仅成为一种必要，也成为一种可能，并使应试教育成了许多向工业化迈进的国家的共同现象。
教育的转轨不是对过去教育的简单否定，也不是对过去教育的简单修补，而是一个在扬弃中继承，在继承中发展，在发展中重建的积极创造的过程。重建成的基础就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内在要求。实施素质教育一定要瞄准经济社会发展的总要求，否则，就会脱离社会的发展，就会失去社会的支持和发展的基础。我们在推进教育改革的时候，我们必须准确地把握住经济社会对教育改革的要求。现在，经济社会发展出现了一系列重大变化，对教育又提出了新的要求，教育将承担新的使命，同时也就对教育的转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三、知识经济发展对人才素质提出的新要求是实施素质教育的根本依据
（一）知识经济对人才培养目标提出了新要求
21世纪初，我国要实现由小康向现代化的大跨越，这对教育、人才提出了新的要求。经济社会化对人才提出了三个方面的要求：一是要求人才素质的综合化；二是要求人才的个性化并有创新的能力；三是要求人才的多样化。经济的变革必然体现为对教育的要求，教育改革势在必行。
（二）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对人才提出综合文化素质的要求
人类生活方式变化的过程，实际上是包括人口革命的“人类生态革命”，强调将教育、培训和信息活动同环境、人口和发展问题结合起来。可见，实现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根本出路在于提高全民的教育程度。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作为一个重要战略，不是单靠行政命令或经济行为就能实现的，它必须建立在教育和全民族素质提高的基础上。因此，要实现经济与社会、生产方式与生活的协调发展，就需要培养可持续发展的人，要培养人的可持续发展的素质，要有可持续发展的教育，而这种可持续发展的教育就只能是素质教育。
（三）市场经济的发展，需要国民素质和教育的支撑
市场经济的一个潜在危机是国民素质不高，文化环境不够理想。表现为商业道德、商业伦理低下，信用低下以次充好，坑蒙拐骗，欠债不还等问题严重存在。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关键在于提高整个民族的价值道德伦理水准，要求整个社会具有良好的商业道德、商业信誉、商业伦理，并依靠这种上文化的发展来支撑下一步经济的发展。这就要求把教育作为整个文化建设的奠基工程式，通过教育的行为、教育的功能，使儿童从一开始就能接受良好的人格教育、伦理教育、社会性人文道德教育，而这正是当前素质教育的一个极其重要的课题。所以，素质教育不仅是教育内部的调整，也是市场经济对教育的一种迫切呼唤。
（四）素质教育是知识经济发展的人才素质基础
知识经济最早是在1996年底提出来的。世界经合组织在公布有关国家的经济发展的状况时发现，一些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在其国民财富的增长中，新增加的国民财富已经有50%以上直接来自于知识的进步。据此，他们敏锐地发现一个新的时代正在到来。知识经济的主要特点是：第一，整个经济的基础不是技术化而是知识化；第二，经济开始柔性化，产业开始软性化；第三，经济要依靠文化来支撑；第四，经济的创意性。这四个方面的特征对教育提出的要求是全方位的，强调教育综合和全面素质。即从强调专业到强调综合，从强调技术到强调知识，从学会应用到学会思维，从着重智商到着重情商。教育要能满足知识经济的要求，就必须致力于提高人的情商，提高人的创造性，不断丰富人的知识和发展人的个性而这些都是应试教育无法承担的任务。这需要用一种崭新的教育思维来推动教育的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讲，素质教育是知识经济对教育的呼唤和挑战，也是知识经济发展的基础。
推进素质教育，是关系21世纪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战略问题。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许多国家已将质量教育（qualit-oriendeducation）、全面质量教育（wholequality-orientededucation）即素质教育作为教育改革与发展的目标，就是为了使自己能在21世纪经济竞争中处于主动地位。这是一种竞争、一种挑战，我们不能再等待观望，不能再有丝毫的犹豫，应当坚定不移，立即行动，这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赋予我们的神圣使命。
参考文献：
[1]查有梁.知识经济与人才开发[J].教育研究，1999，（4）.
经济发展的要素篇2
关键词：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经济发展制度约束
中图分类号：F112.1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1）30-0003-03
按照发展经济学的观点，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与发展存在着很多障碍。从国内来讲，有政治、经济、社会和历史等各个方面的因素；从国际来讲，不平等的国际经济秩序、贸易条件的恶化、发达国家设置的种种障碍也阻碍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
一、政治障碍，包括政府稳定性、政治独立和有效的经济政策
帕金斯认为，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面临的政治障碍包括三个方面的因素。
1.政府稳定性。稳定的政府能够为现代企业创造和维持一个稳定的环境。发展中国家由于经历了长期的国内政局的不稳定，长期的战乱，或是政府的更迭频繁，新的政策法规和其他限制不断替代原有的政策法规，投资风险性很大，从而严重阻碍了经济的增长与发展。
2.政治独立。发展中国家即使有一个稳定的发展环境，但在殖民时期，宗主国在殖民地创造稳定的环境通常只是为了帮助那些来自殖民宗主国的商人和投资者们获取利益，而殖民地的大众却从中受益甚微。而且大多数殖民地政府只投入极为有限的资金，用于培训当地人民、开发电力资源或推动工业发展。所以，政治上的独立也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
3.经济政策。坏的经济政策，会阻碍经济的增长，使之无法进行，也可以使已经开始的增长停顿下来。经济发展本身，尤其在早期阶段，会造成社会与政治的高度紧张，从而削弱增长所必需的稳定基础。对政治环境的理解，是制定经济政策时最基本的要素。对政治环境的理解应始于一种认识，即政治是由政治家而非哲人领导的。哲人可以不管国内不同群体的特殊利益，在杰出的工程师和经济学家的帮助下，设计出使全社会利益最大化的发展计划。政治家则必须保证首先采取步骤，使那些选举他们当政的大众能继续支持他们，或者必须小心翼翼地避免各种政策产生新的对立派，或者是旧的对立派别活跃起来，不同势力的要求和目标造成了经济政策抉择上的困难。所以政治与政策糅在了一起，这也是为什么某些国家能够有历史长久的经济发展，而另一些国家却不能。
二、经济障碍
1.贫困恶性循环理论。英国经济学家H.辛格于1949年最早提出，美国经济学家R.纳克斯在其1953年出版的《不发达国家的资本形成问题》中作了更充分的说明。该理论认为，资本形成（即资本积累）是经济增长和发展的重要因素。纳克斯认为，在不发达国家中，贫穷既是其资本形成率低下的原因，也是其结果。由于这些国家的人均国民收入很低，生活贫困，教育落后，技术水平不高，机器设备短缺，劳动生产率水平低下，处于贫困的恶性循环之中。这种循环可以从两方面来考虑：在供给方面，生产率低导致人均真实收入少，真实收入少意味着用于储蓄的部分低，储蓄率低；导致投资率也低，从而导致资本品形成不足，使生产率难以得到提高。如此周而复始，形成一个“低收入―低储蓄能力―低资本形成―低生产率―低产出―低收入”的恶性循环。从循环的需求方面来讲，真实收入低导致国内购买力低下，市场狭小，对投资品的需求也不高，也导致资本不足，生产率低下。如此周而复始，形成一个“低收入―低购买力―投资引诱不足―低资本形成―低生产率―低产出―低收入”的恶性循环。在这两个循环中，真实收入水平低是共同的因素，不论从供给方面，还是从需求方面，它都是造成投资水平低、资本不足的原因。但这也导致真实收入永远保持在低水平之上，即不发达国家之所以贫穷就是因它贫穷。这一理论的核心是要说明：资本缺乏是产生贫困恶性循环的根本原因，资本形成不足是经济发展的主要障碍和约束条件。
2.低水平均衡陷阱理论。1956年，美国经济学家纳尔逊（p．R.nelson）发表了《不发达国家的一种低水平均衡陷阱理论》一文，利用数学模型分别考察了不发达国家人均资本、人口增长、产出增长与人均收入增长的关系，并综合研究了在人均收入和人口按不同速率增长的情况下人均资本的增长与资本形成问题，从而形成了“低水平均衡陷阱”理论。（1）人均资本增长与人均收入的关系。当人均收入很低时，人们的消费大于收入，从而整个经济存在负储蓄和负投资。当人均收入刚好等于其消费，此时，没有储蓄，也没有投资，因而人均资本增长为零。若人均收入超过这一水平，收入大于消费，储蓄为正，并随人均收入的增加而增加。此时，人均资本大于零且随人均收入增长而增长。由此可见，资本形成是受人均收入水平制约的。（2）人口增长与人均收入的关系。当人均收入开始增长时，由于收入增加使营养、医疗卫生条件等得到改善，人口死亡率下降，从而人口增长加快。当人均收入达到一定限度后，人口增长率达到最大值，这意味着人口死亡率下降到最低程度。在这种情况下，人均收入的增加不会引起人口增长率的进一步上升。（3）国民收入增长与人均收入的关系。在人口增长率不变、由储蓄创造的人均资本增长为零，即劳动和资本都不变时，国民收入增长为零。随着人口和资本的增加，国民收入相应增加。在人均收入达到某一水平时，国民收入的增长率达到最大。人均收入超过这一水平后，由于边际收益递减规律，在技术、自然资源和土地不变的假定下，资本和劳动的边际生产力不断下降，因而，国民收入增长开始呈下降趋势。因此，存在两种均衡：一种是低水平均衡――在人均收入处在很低的水平时，国民收入的增长会被更快的人口增长所抵消，使人均收入退回到维持生存的水平上，并且是固定不变的。另一种是高水平均衡――人均收入大于某一水平时，国民收入的增加将超过人口的增长，人均收入相应增加，直到国民收入增长下降到等于人口增长为止。这种均衡在其他条件不变时，也是稳定的。因此，发展中国家贫困落后的主要原因是人均收入过低，导致储蓄能力过低、投资量小和资本形成不足；而人均收入低的原因又在于资本形成不足。由此可见，资本稀缺是经济发展主要障碍和关键所在，它实际上处于一种低水平均衡阶段。（4）循环积累因果关系理论。1957年，缪尔达尔出版了《富国与穷国》一书，1968年又出版了《亚洲的戏剧：一些国家的贫困问题研究》。在这两本书中，缪尔达尔考察了一些亚洲的发展中国家经济贫穷、制度落后等问题。在分析了产生贫困的原因时，提出了循环积累因果关系理论，用来解释不发达国家因收入低下而导致的愈来愈贫穷的困境。他认为，在一个动态的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各种因素相互联系、互相影响、互为因果，并呈现出一种“循环积累”的发展态势，这种发展关系不是均衡的、守恒的，而是一种“累积性的循环”。在欠发达的国家，由于人均收入水平低，导致人民群众生活水平低下，营养不良、医疗卫生状况恶化，健康受损，教育水平低下，从而使人口质量下降，劳动力素质不高、就业困难；劳动力素质不高导致劳动生产力难以得到提高，生产效率低下；劳动生产率低使产出增长停滞或下降，最终，低产出导致低收入，低收入进一步强化了经济贫困，使发展中国家总是陷入低收入与贫困的累积性循环困境之中。由此可见，收入水平过低是导致发展中国家贫困的重要原因之一。而产生低收入的原因有社会、经济、政治和制度等许多方面，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资本稀缺，资本形成不足，以及收入分配制度上的不平等。（5）低下的劳动生产率，单一的经济结构，缺乏人力资源和适宜的技术，市场发育不完善。托达罗认为，虽然有些发展中国家自然资源较为丰富，但在人力资源禀赋方面，人口的绝对数量较大，但教育水平较低，技术水平、文化素养、对工作的态度、获得信息的能力、创新的意愿以及自我完善的愿望、行政管理的技巧和水平等都有待于进一步提高。
3.社会和历史因素。托达罗认为，内部与外部的经济和社会力量都要对作为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特征的贫困、不平等和劳动生产率低下负责。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较长的殖民统治，使它们具有相同的经济、社会和文化制度，也面临着类似的问题。种族、部落和宗教冲突和紧张局势在一些发展中国家总是存在，一国在民族和宗教方面的差异越大，它的内部冲突和政治不稳定也就越激烈，这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一国的经济发展。而且，发展中国家人口增长率普遍较高，赡养负担沉重。
4.制度因素。谭崇台认为，发展中国家的制度安排不足，政治和法律制度常常是不完整或落后的，各种寻租行为和腐败行为盛行。政治结构和权贵统治阶层（例如大土地所有者、城市的实业家、银行家、外国工厂主、工会领导人）的既得利益和他们的忠诚将会从根本上决定可能采取什么样的战略，以及有效的经济和社会变革的主要障碍在什么地方。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人口的不同部分中的权利和利益集团本身就是这些国家经济、社会和政治历史的产物，与发达国家相比，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在更大的程度上由少数有权势的上层人物统治着。因此，收入分配制度就会极端不平等，对特权阶层的保护就会严重阻碍其经济发展。一国没有这种社会、政治和经济制度的相应变革（例如土地占有制度、管理模式、教育结构、劳动力市场关系、财产权利、物质与金融资产的分配与控制、税法和继承法、信贷的提供等等的变革），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往往是不可能的。
托达罗认为，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不完全市场和信息约束（完善的市场机制依赖于制度和法律前提的存在，但在发展中国家，这些法律和制度基础要么根本不存在，即使存在，也极其薄弱。
5.国际障碍。一些经济学家认为，发展中国家今天发展的障碍主要来自发展中世界的外部条件，尤其是富裕的工业化国家制造的种种国际的政治和经济压力，损害了今天贫困国家为发展而作的努力。当然这并不否定，贫困国家处于有着富国存在的世界中，能够得到某些经济方面的益处。如按照比较利益原则，发展中国家可以从贸易中获益；由于出口企业必须在国际竞争中求生存，因而在这些国家中成为最先进的企业，它们的榜样也会对国内企业的运作产生影响。另外，发展中国家处于学习发达国家经验的地位上（最明显的是科技领域），用格申克隆的术语来说，有一件“后发优势”。20世纪中叶，发展中国家已经取得了大量的企业管理经验，如制定国民经济政策，甚至管理极为不同的经济体制方面的经验。
但许多人认为，在实践中，这种潜在利益很少能够实现，因为发达国家对贫困国家的进步设置了种种障碍。
马克思主义认为，宗主国的帝国主义为维持本国国内的利润，凭借特权，攫取大量的殖民地剩余，从而使殖民地缺乏剩余，经济发展受到严重的阻碍。
现代帝国主义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增长缓慢、极度不公平、高失业率等均产生于富国与穷国的关系，以及发展中国家内部阶级间不平等的力量对比关系。关于帝国主义理论的共同命题是：本国统治者与外国资本家势力相勾结，维持在台上的政府，并使之实行对于经济发展设置种种障碍的政策。
有一种理论认为，那些强加给发展中世界的政策，在多数情况下阻碍了它们摆脱贫困的希望。一些人继续坚持认为，强加给发展中世界的自由贸易政策，造成了过分强调自然资源方面的投资，而对工业投资重视不够。其他人则认为，发展中国家的外国投资，是通过利润返还、发展中国家出口的人为低价、发展中国家的外债高利息的支付，又回到了工业化世界的手中。
也有观点认为，发展中世界对工业化世界的帝国主义的依附，阻碍了发展，并助长了不平等。
托达罗认为，发展中国家在国际关系中所处的劣势地位、依附性和脆弱性也是阻碍其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这种不平等的力量不仅表现在富国控制国际贸易类型的支配权力，而且也表现在富国通常也有能力支配向发展中国家转让技术、给予外援和进行私人投资的条款等。
关于发展中国家贫困的国际因素，谭崇台认为，发展中国家的贫困与现存的国际经济秩序有关。（1）不平等的国际贸易使发展中国家蒙受巨大损失。在贸易产品的数量和品种方面，发达国家不断加以限制，实行逐步升级的贸易保护主义。发达国家还利用不同环境标准，借环境保护之名，行贸易保护之实。发达国家运用关税和其他贸易政策，使发展中国家无法摆脱作为原料出口国的地位。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价格“剪刀差”继续扩大，使发展中国家很难得到自由贸易的实际利益。（2）沉重的债务负担使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状况恶化。它们的自然资源收益不是用于自身的发展，而是用于偿付利息。（3）先进技术往往都掌握在发达国家或跨国公司手中，为获得竞争优势和最大利润，它们一般并不愿意与发展中国家分享。
在上面所述阻碍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种种因素中，笔者认为，制度障碍应是最根本的约束因素。
经济发展是以经济增长为前提的。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许多问题如贫困、失业等都要通过经济增长来解决。但在过去的几十年中，不少发展中国家虽有经济增长，经济增长率还不算低，但并没有经济发展，且经济增长发生之前社会上所存在的问题，在经济增长发生后仍未见多大改变。如收入分配不公，基本生活必需品得不到满足，受教育的权利被剥夺，基本人权得不到保障等。经济增长的成果被少数特权阶层或官僚阶级所剥夺、垄断和享用。所以，虽有经济增长，参与生产性劳动的广大民众则被排斥在收益分配格局之外，政治结构、经济体制、社会结构等方面得不到增长的经济的支撑。
在现实中，一些经济上贫困落后、经济增长缓慢、人们生活水平低下的发展中国家，大多是政治制度存在问题或制度效率不高的国家，无休止的政治斗争，管理无效和社会秩序都相当普遍。这是发展中国家难以发展或发展没有效率的症结所在，一些国家的官僚体制一直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主要障碍。事实上，在那些政治、吏治腐败的发展中国家中，不仅国内大量的资源处于闲置、浪费状态，或不能人尽其才，物尽其用，地尽其利，使资源的使用效率低下，而且其统治者为维护其独裁统治，并把如何使这种统治得以“延续”作为一切工作的中心和重点；况且，为保证这种统治稳定、持续，就要动用或利用军队作后盾支持，将社会上的所有资源都集中起来统一调配使用，而且打着民族主义、国家利益的旗号，强调本国发展经济的特殊性。因此，这类发展中国家根本不可能发展经济，促进经济持续稳定地快速增长。
在当代，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庞大政权体系和官僚阶层不仅耗费了巨额的财政收入，导致用于经济建设的资金难以积累起来；如果再加上政治制度缺乏来自新闻的、政党的、法律的、议会的全方位监督，那就必然会产生广泛而普遍的腐败，而政治体制的腐败往往对经济体制的改革形成阻力。资源再多，也因制度的无序而导致浪费。
因此，发展中国家在采取措施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应努力推进本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建立高效的政治经济体制，通过制度的高效率来带动经济增长的高效率，只有良好的、有效率的制度安排才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真正动力。
参考文献：
[1][美]托达罗.经济发展[m].黄卫平，等，译.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9.
[2][美]帕金斯，等.发展经济学[m].黄卫平，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
经济发展的要素篇3
[关键词]全要素生产率;索洛模型;发展效率;广西;
Baseontotalfactorproductivityofguangxieconomicdevelopmentefficiencyresearch
ZhangpengFeitangYinQing
[abstract]basedonthesolowmodelcalculatesthetotalfactorproductivityofguangxi，usetheperpetualinventorymethodsystemlycalculatethecapitalstock，thelaborerbytheeducationofcharacterizationofthehumancapital'sinfluenceonthegrowthrateofoutputinguangxi，analysisthecapital，laborandtotalfactorproductivity'scontributiontotheguangxioutputlevel.ResultsshowthatCapitalcontributionforoutputismuchhigherthanlaborandtotalfactorproductivity'scontributiontotheoutput，illustratethatguangxieconomicgrowthdrivenbyinvestment，lowefficiencyofeconomicdevelopment.thedevelopmentmodeismoreextensive.
[keywords]totalfactorproductivity;Solowmodel;thedevelopmentefficiency;Guangxi;
一、引言
改革开放的三十多年里，广西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经济总量和经济规模不断增加，城镇化建设也取得较为瞩目的成就。然而，广西的经济发展及经济增长主要是由于投资拉动型的，经济发展中的效率问题没有得到重视。由此，反思广西的经济社会发展模式，推动广西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显得较为迫切。
1927年，柯布和道格拉斯提出著名的柯布―道格拉斯函数后学者开始以这种函数为基础进行生产效率的研究。如abramovitz提出生产要素投入并是促进美国经济增长的唯一决定因素，技术进步等其他因素对产出增长的贡献也很大[1]。Solow将经济增长的原因归结为技术变化，用于表征不能用投入增长解释产出增长的部分，也称为索洛剩余[2]。
国内学者以全要素生产率来表征的经济发展效率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三个方面：一是从全国层面采用定量研究的方法对全国的全要素生产率进行测算并对其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如刘建国[3]等对我国1990-2009年的省域经济效率和全要素生产率进行了测算发现我国的全要素生产率发展不平衡。张军[4]对我国1952-1998年的经济数据进行分析时得出我国的全要素生产率在改革开放前波动很大，在改革开放后有了较为明显的提高，1979年至1998年我国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年均增长率约为2.8%。其他对我国全要素生产率进行测算分析的学者还有孟令杰和李静为2.68%[5]，沈坤荣为3.9%[6]，叶裕民为4.59%[7]。
二是从省域及城市的角度对各地的全要素生率进行分析，如刘秉镰对我国196个城市1990-2006年的全要素生产率进行测算，发现1990-2006年城市全要素生产率增加了2.8%[8]。李郇等研究了我国202个地级市1990至2000年的城市效率，发现这些城市效率呈现出与3大经济发展和城市行政等级相一致的空间格局[9]。三是从产业的角度对全要素生产率进行测算，如刘炳磊等对2009-2013年我国11个沿海省市海洋捕捞业全要素生产率进行测算，研究发现在此期间，我国沿海11个省市海洋捕捞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了8.8%[10];袁吉伟对我国2007年至2013年的信托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及其收敛性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这段时间我国信托业全要素生产率平均增长4.6%[11]。
本文基于索洛模型对广西的全要素生产率进地测算，研究得出1979-2013年广西全要素生对产出的贡献。本文的创新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以1978年为基期，在剔除物价指数的基础上对广西1978-2013年的实际地区生产总值进行测算，二是以劳动者受教育年限为基数为广西历年的人力资本进行测算，三是以永续盘存法对广西1978-2013年的资本存量进行了测算，四是以索洛模型为分析框架对广西1979-2013年的全要素生产率进行了分析测算，并研究得出资本、劳动、全要素生产率对产出的贡献程度[①]。
二、全要素生产率和索洛模型
1927年，数学家柯布和经济学教授道格拉斯在分析1989-1933年美国制造业的数据后发现，在生产投入中，除了劳动和资本之外，其他生产要素对产出的贡献是很少的。他们提出了Cobb―Douglas生产函数（即C―D函数）。其形式为：
（2-1）
其中，Y表示一国或地区产出，K表示资本投入，L表示劳动投入，和分别表示资本和劳动对产出的弹性。
1957年，索洛（Solow）结合两者的研究，明确地将技术进步纳入生产函数中，把一个国家中不能用资本与劳动解释的技术分离来，并用生产函数中的a表示。并用定量的分析方法将技术进步分离出来，使之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定量化，索洛模型的基本推导如下：
（2-2）
其中表示反应技术进步的全要素生产率，对上式两边取对数
（2-3）
对上式两边求导可得：
（2-4）
上式也可以写成
（2-5）
令，，
则上式或以改写为：
（2-6）
上式即为索洛方程的一般形式，将上式移项可得到全要素生产率的表达式：
（2-7）
由（2-6）还可以得到各要素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全要素生产率对产出增长的贡献为：（2-8）
资本投入增长率对产出增长的贡献为：（2-9）
劳动力投入增长率对产出增长的贡献为：（2-10）
三、实证分析过程
（一）数据来源
1.产出Y。由于地区生产总值能够反映一个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总体情况，因此，选取1978-2013年广西地区生产总值作为产出指标，并以1978年为基期，采用价格指数剔除物价因素的影响计算广西历年的实际地区生产总值。
2.资本存量K。有关资本存量的研究较多，如张军（2003）、王小鲁（2000）、单豪杰（2008）等都采用永续盘存法对资本存量进行估计，本文继续使用这种方法，按张军提出的9.6%的折旧率进行估计，对广西1987-2013年的固定资本形成额和投资额进行计算，并将其结果按照1987年不变价进行平减，计算公式如下：
（2-11）
其中：为第t年的固定资产折旧率，为第t年的全社会固定投资与当年固定资产价格指数的比值即按照1978年为基期衡量的广西历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为第t年的实际资本存量，为第t-1的实际资本存量。
3.劳动力L。劳动力投入不能简单的使用从业人员数量，因为这不能体现劳动者的受教育程度在劳动力投入中的作用。因此，本文采用田大洲（2009）[12]的计算方法，假定劳动力人口累计受教育年限分别为：文盲和半文盲为2年，小学6年，初中9年，高中为12年，大专14年，本科16年，研究生20年，设各种受教育程度的人口占总人口的百分比为：文盲和半文盲为x1，小学为x2，初中为x3，高中为x4，大专为x5，本科为x6，研究生为x7。
则平均受教育年限=（2X1+6*X2+9*X3+12*X4+14*X5+16*X6+20*X7），人力资本存量=平均受教育年限劳动力人数。
（二）实证分析结果
根据式2-10和1978年-2013年广西剔除物价因素的产出、以永续盘存法表征的资本存量及以劳动者受教育年限表征的人力资本等数据，对其进行最小二乘法回归分析，回归分析结果下表所示：
表3-1基于索洛模型的最小二乘法回归结果
VariableCoefficientStd.errort-Statisticprobability
ConStant0.73085930.15815664.6211120.0000634
Ln（K/L）0.7907370.0271444229.130740.0000000
R-squared：0.964757F-statistic：848.6
adjustedR-squared：0.963620prob（F-statistic）：4.3627e-024
Sumsquaredresidual：0.704182Loglikelihood：16.6542
S.eofregressionmL：0.146078meandependentvar：5.27424
S.D.dependentvar：0.778121akaikeinfocriterion：-29.3085
S.e.ofregression：0.150717Schwarzcriterion：-26.3155
从上面回归结果可以看出，模型的拟合优度为96.47%，调整后的拟和优度为96.36%，对数最大似然估计为16.654，估计参数的t统计量全部显著，F统计检验结果也全部显著，二项回归模拟的结果较为理想。从上表可知，，将、的值代入（2-8）可得到索洛模型为：
（2-12）
根据测算出来的、及式（2-7）、（2-8）、（2-9）、（2-10）可计算出1979-2013年广西的产出增长率、资本投入增长率、劳动增长率和全要素增长率及各要素的贡献程度。
四、实证分析结果
（一）产出及要素增长率分析
1979年-2013年广西的产出增长率、资本增长率、劳动增长率和全要素增长率的平均值分别为10.33%、9.06%、0.36%和0.91%，资本增长率高于其他要素增长率，说明资本投入在其他要素投入中占绝对优势地位，资本拉动广西经济增长的态势较为明显，广西经济社会发展的总量在不断扩大，而发展效率不高。样本期广西的总产出经历了较为快速的增长，增长最快的为1992年和1993年，增长最慢的年份为1983年。产出增长率高于10%的年份多集中于2000年以上;低于10%的有14年，多集中于1990以下的年份。
从资本增长率的数据可以看出，1979年-2013年，广西资本保持了较高速的增长，除1982年为负数，其他年份为均为正数，有18年的资本增长率高于平均值，并在2010年达到最高点的25.3269%。资本增长率高于20%的年份有2009年、2011年、1993年和1994年。从资本增长率与产出增长率的对比中可以看出广西属于较为明显的投资或资本拉动型经济增长模式，投资拉动型的经济发展模式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变。
从劳动增长率的数据可以看出，1979-2013年广西劳动增长率在1994年达到最大值，为3.384%。劳动增长率有27年为正值，8年为负值，劳动增长率大于1%的年份仅有7年，其它年份均小于1%，说明以劳动者受教育年限为表征的劳动力投入不足。
从全要素增长率的数据来看，1979-2013年广西全要素增长率只有13年为正值，其余22年里全是负数，说明广西全要素增长率对经济增长的拉动力的不足，全要素增长率的最大值发生在1982年，为12.7984%，全要素增长率大于10%的年份只有三年，说明广西经济发展效率较低。
（二）各要素对产出的贡献分析
产出增长的原因可以归结为资本、劳动力、全要素生产率的拉动作用。资本贡献除1982年为负数，其他年份均以正值拉动产出，并在1990年后的拉动作用更为强劲。劳动贡献除了各别年份出现波动外，其他年份表现的均为平稳，并一直保持在正负0.5的区间内。从平均值来看，1979至2013年间，广西资本、劳动、全要素生产率对广西产出的贡献的平均值为93.40%、4.06%和2.54%，资本对产出的贡献度远远高于劳动和全要素生产率对产出的贡献，说明广西的经济增长方式还是以投资为主，经济发展效率较低。发展方式较为粗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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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发展的要素篇4
论文摘要：我国工业化是20世纪50年代新中国成立后开始的，当时的经济发展战略决定了我国必须实行偏低的资源要素价格政策，也只有这样才能迅速建立起自己的工业体系。自“九五”计划开始我国就提出了经济增长方式要转变，但是效果不明显，造成效果不明显最重要原因是目前资源要素价格市场化滞后、资源要素价格偏低。本文从实行资源要素价格的角度出发，分析了造成我国偏低的资源要素价格的原因，讨论了我国目前资源要素价格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一系列对策。
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总体目标，是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资源要素价格改革必须与经济体制改革相适应，价格必须主要由市场形成，建立主要由市场供求决定的资源要素价格的体制。本文详细分析了我国选择优先发展重工业的经济战略发展原因及其由此而带来的资源要素价格扭曲，探讨了我国目前的资源要素价格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资源要素价格改革的总体思路。
一、我国重工业发展战略
1949年新中国成立，中国迎来了百年动乱后的和平建设的机遇，作为一个技术与发达国家有相当差距的落后国家，中国可以以引进技术的方式来加速技术创新，推动经济快速增长。但是以下三方面原因决定我国以引进技术的方式来推进经济增长的道路行不通。一方面，因为朝鲜战争，西方国家对中国实行了封锁和经济制裁，中国迫切需要独立发展自己的重工业，尤其是国防和军事工业体系，只有重工业，才能供给我国武装部队以最新式的装备，增强国防力量；另一方面，中国人迫切想改变满目疮痍、贫穷落后的农业国家面貌。只有重工业，才能供给我国轻工业和交通运输业以最新式的装备；只有重工业，才能供给我国农业以拖拉机和其他农业机器，并帮助我国五亿农民最终地脱离贫困状态。也只有在重工业发展的基础上，才能逐步提高我国劳动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由此可见，重工业的建立和发展，是国家富强文明和人民幸福生活的重要保证。基于以上原因，重工业的发达自然被当作国家富强的标志和目标。
发展重工业，即发展冶金、动力、燃料、基本化学和机械制造业，然而，重工业建设周期长、大量的设备尤其是初期的关键设备需要进口、一次投入很大的特性恰恰与中国当时资本稀缺、出口少从而获取外汇能力小，资金少且分散的小农经济现实相违背。在资本极端短缺的条件下优先发展发达国家具有比较优势的资本密集型重工业，导致优先发展部门中的重工业企业在开放竞争的市场中缺乏自生能力。为了克服困难，实行低利率和汇率政策，压低重工业投资和进口成本，同时压低原材料和工资以减少重工业投入、保证较高的利润率和积累率，以及相应压低生活必需品价格以保证城市工人生活，就构成了中国为实行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而选择的宏观政策环境。只有靠政府以扭曲各种要素产品的价格、利用行政配置资源的方式才能将这些没有自生能力的企业建立起来，这种计划经济的体制固然可以使中国在贫穷落后的基础上建立起现代化的工业体系，但是，也必然导致资源配置效率低下，工人、农民缺乏积极性和经济发展绩效差。这种资源价格体系人为扭曲资源价格，具体表现为：
1．农业资源价格的扭曲
国家通过大幅度压低农业资源价格的方式，并且结合配额方式建立起了在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基础上的“产品”交换秩序，为重工业的发展提供积累。这种农业资源价格被扭曲的状态被长期保持了下来，并加以制度化了。从1962年到1978年我国存在着严重农业资源价格扭曲，其中扭曲程度最高的是1962年，即市场价格和国家的计划价格差别幅度大，扭曲程度达到了0.44。
2．工业资源价格扭曲
在片面进行重工业化的政策指令下，一切的经济活动紧紧围绕着重工业的轴心转动。从价格体系上看，在处理农业、轻工业和重工业之间的关系时，是依照“重、轻、农”的顺序。在工业内部的价格扭曲特征表现为部分能源、原材料价格偏低，而部分工业品价格偏高。即使在改革后，这种基本格局也没有发生实质性的变化。
3．自然资源价格的扭曲
与当时的重工业化赶超战略相适应，生产资源价格扭曲十分严重。土地产权的国家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导致了土地资源以零价格参与生产经营活动，使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可以不计成本地使用非常稀缺的土地资源，导致产品价格核算的低估扭曲状态。
二、中国资源要素价格存在的问题
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是依赖于消耗大量自然资源实现的，科技贡献率很低，所付出的成本和代价很大。1985年我国能源弹性系数和电力弹性系数分别为0.6、0.67，到2004年两者数据分别达到1.59、1.52，能源、电力的消费增长速度远远高于GDp的增长速度。我国每创造1美元的GDp所消耗的能源是美国的4.3倍，德国和法国的7.7倍，日本的11.5倍。我国资源要素价格存在的主要问题如下：
1．资源要素价格市场化程度不高，资源价格不能真实反映资源市场的供求关系和稀缺程度
虽然通过价格改革，我国绝大部分商品和服务的价格已由市场形成，但相对于其他商品，我国资源要素价格市场化程度却偏低。如2004年国内汽油、柴油出厂价格比新加坡、鹿特丹、纽约三地国际市场离岸价每吨分别低791元、837元；国内汽油、柴油零售中准价较三地市场进口到岸完税价平均价格每吨分别低231元、335元。资源要素价格偏低不仅使其严重浪费，高耗能行业和高能耗设备的改进替代缺乏经济压力，企业生产经营缺乏降低能耗的激励。目前我国能源利用效率仅为33%，比发达国家低10个百分点左右。
2．资源价格的构成不合理，缺乏科学的资源价格定价方法
现代经济学认为，合理的资源价格应由3部分组成：资源采掘、开发以及运输中的各项成本也就是开发成本；资源开发和消耗过程中对环境造成污染的治理成本即环境成本；由于资源没能进行持续管理而损失的未来利益即使用成本。目前我国水价中就包括了供水成本、污水处理费用和水资源费3项。但石油、煤炭和其他由市场形成价格的矿产资源还没有遵循这一定价思路，价格只反映资源开发成本，没有包括开发而引起的环境成本，目前许多资源性产品生产过程中资源破坏和环境污染的治理成本没有体现在价格中，外部成本没有内部化，环境损失不能从资源性产品的销售中得到补偿，从而造成国内的资源要素价格很低。
3．资源性产品之间比价关系不合理，不利于产业结构的优化调整
例如，2003年原油、天然气和发电用煤之间的比价关系国内为1：0.41：0.14，而同期国际市场为1：1.04：0.25。国内天然气价格明显偏低，造成资源产地争上甲醇项目，结果甲醇生产能力已严重过剩；又如从煤炭与石油、电力价格变动相比，煤价调整幅度偏低，以1992年煤炭、石油、电力价格指数为100，2003年煤炭、石油、电力价格指数分别为266、556、303，与其他能源相比，我国煤炭价格偏低。国内煤炭价格偏低，造成“煤制油”项目纷纷上马，一旦煤炭价格大幅上涨，“煤制油”成本就必然大幅上升，由此将会带来巨大的沉没成本。再从电价与替代燃料的比价关系看，2003年我国单位兆焦的电力价格，只相当于燃料油和天然气的70%、液化气的67%、人工煤气的56%，我国电价仍低于替代能源价格，继续推动煤、电价格的市场化，进而使煤电价格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联动。
4．资源性产品市场体系不健全，没有国际市场定价话语权
随着我国经济的较快增长和对外开放程度加大，近年来我国对能源原材料等初级产品的需求不断增加。但是，由于我国资源市场发育不完善，石油等产品的现货、期货市场体系没有建立起来，资源性产品价格没有国际市场定价话语权，造成一旦国际市场价格变动，我国只有被动接受的局面。如我国石油进口逐年增加，每年新增消费量占世界新增消费量的30%以上，但由于国内没有形成真正意义上的石油市场，没有自己的报价系统，国内石油价格只能被动地跟着国际市场走。而与此同时，到国外采购石油也没有与国际卖家谈判的筹码，加之国内没有足够的资金和专业人员进行石油的期货交易，导致我国虽然进口大量石油，在国际市场石油定价上却缺乏发言权。
5．与资源要素价格有关的理念相对落后
未树立资源要素无偿或低价使用会导致低效率、浪费、不公平的观念。单纯认为将资源要素无偿或低价交付使用，就可以降低国有企业的成本，有利于国有企业的发展壮大。或者单纯认为将资源要素无偿或低价交付外资企业和其他所有制企业使用，就会有利于吸引外商或直接投资，对促进本地经济发展有利。未认识到投资者在无偿或低价获得资源要素后，因为没有成本，会对资源要素进行滥用。未认识到政府支配的资源要素是公共财产，将其无偿或低价交给企业使用，实际上是将部分公共财产转移给一部分人，这对其他人是不公平的。资源要素的低价格影响不能忽视，这不仅使资源浪费严重，高耗能行业和高能耗设备的改进替代缺乏经济利益的压力，企业生产经营缺乏降低能耗的动力，全民节能意识薄弱，事故频发，企业缺乏自我积累的能力，也难以吸引投资，不利于可持续发展。
此外，目前我国可再生能源价格体系尚未形成，资源性产品特别是能源价格的政府监管体系不健全不完善等问题，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资源价格体系不完善，制约和延缓了资源价格改革的进程。
三、资源要素价格改革的总体思路
严峻的事实告诉我们，资源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瓶颈，缓和资源瓶颈已经成为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环节。缓和瓶颈的有效途径就是实行资源要素价格改革，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构建节约型社会。积极推进资源要素价格改革可以从以下5个方面着手：
1．放宽市场准入，鼓励竞争
有竞争，资源要素价格才会真实反映其价值，才会促进资源使用的节约和有效率。有效竞争的出现需要市场上有数量足够、利益不同的市场竞争主体，如果资源要素市场上只有国有企业，有效竞争难以展开。对于国有资本占有绝对优势地位的资源要素领域，应给民间资本优先进入的权利，以鼓励竞争。
2．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
市场体系化是市场经济发挥功能作用的基本条件。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必须培育和发展市场体系。按照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原则，建立各种资源要素交易市场，使资源要素有可以交易的场所。资源要素的交易必须通过公开市场竞争、规范的程序进行。国家资源使用权的出售、转让，必须通过公开市场拍卖、竞标的方法进行，资源使用权最后应该由具备资格、出价最高者获得。同时，还要改善和加强市场的管理和监督，建立正常的市场进入、市场竞争和市场交易秩序，推进资源要素价格改革，建立起以市场形成价格为主的价格形成机制。
3．合理确定资源要素价格构成
资源的开发、利用，很多时候是以破坏资源本身、破坏其他资源、破坏环境为代价的。因此，资源要素价格构成不仅包括反映资源采掘、开发以及运输中的开发成本，而且要包括由于资源没能进行持续管理而损失的未来利益的使用成本，以及反映资源开发和消耗过程中对环境污染所造成的环境成本。注意资源开发、使用的全部成本，使资源开发、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和谐。资源要素价格改革应该使资源要素使用的外部成本内部化，形成完全成本价格。环境成本内部化的基本途径是有针对性地建立一整套的环境税、费体系，各项环境税、费的征收标准，应以能源企业排污所缴税、费额大于其污染治理支出为标准。
需要说明的是，应鼓励和支持风能、生物质能、潮汐能、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利用，这样可以减少石化能源的开采和消费，既节约了不可再生资源，又保护了环境。
4．发挥财税政策的杠杆效应
完善资源要素价格机制，促进资源保护和有效利用，是建设节约型社会的重要内容。作为资源价格改革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税收应该也能够在完善资源价格机制中发挥实质的作用。但是，税收发挥调节作用的前提是需要一个比较完善的市场机制。所以促进资源利用、完善资源价格机制这一问题的解决，需要两个步骤：一是推进资源要素价格市场化；二是发挥税收手段的调控作用。财税政策应从以下3方面配合资源价格改革：一是调整资源税政策；二是体现限制或鼓励政策；三是尽快出台燃油税，促进节约用油，体现使用多者多负担的原则。最后，从维护社会稳定的角度看，国家应该对农业、农民等弱势行业、对弱势群体要给予适当补贴，使他们的生活水平能保证与资源要素价格改革前的水平有所提高。
经济发展的要素篇5
【关键词】人力资源;人力资本;经济增长
在当今知识经济时代,中国企业日渐成熟、日趋理性,一批优秀的企业应运而生,它们开始走出国门,海尔集团海外建厂扩张力推海尔品牌,树立了在中国家电行业中的领导地位,tcl集团更以并购汤姆逊彩电业务为契机,合并成立tte公司,一举成为全球第一彩电供应商,而联想集团则以12.5亿美元的大手笔并购了ibm的pc业务,以小吃大,敢去刀尖上跳舞的精神,更让国人为之振奋。就是这样一批优秀的企业带动中国经济不段增长,而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因则是取决于人力资本和创新思想。诺贝尔奖获得者贝克尔教授指出,发达国家资本的75%以上不再是实物资本,而是人力资本,可见人力资本已成为人类财富增长、经济进步的源泉。
1人力资本理论的起源与发展
古典经济学家在研究人力资源之始就提出了人力资本的概念。亚当•斯密在其名著《国富论》中提到,人的能力是一种“资本”。人们经过学习得到的有用的才能,可以变成社会财富的一部分,一个国家全体居民所有后天所获得的有用能力是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因为获得能力需要花费费用,所以人力资本可以看作是每个人身上固定的、已经实现了的资本。
从20世纪60年代,世界经济进入快速增长阶段,现代人力资本理论的创始人美国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者舒尔茨经过对农业经济的长期研究最后发现,从20世纪初到50年代,促进美国农业产量迅速增加和农业生产率提高的重要原因不是土地、劳动力数量或存量的增加,而是人的知识能力的提高。提出了人力资本理论,他强调人力资本像其他资本一样,都应当获得回报。他认为,人力资本对经济成长具有推动作用,是经济增长的源泉。在经济增长中,人力资本的作用大于物质资本。人力资本投资收益率超过物力资本投资的收益率,人的能力和素质是通过人力投资而获得的,人力资本是对人力的投资而形成的资本。人力资本的核心是提高人口质量,教育投资是人力资本的主要部分。既然人力是一种资本,无论对个人对社会,其投资必须有收益,即人力资本可以带来利润,并对经济起着生产性的作用。
2人力资源与人力资本的差异
人力资源是指能够推动整个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具有智力劳动和体力劳动能力的人们的总和。而人力资本指存在于人体中的具有经济价值、知识、创新能力等质量因素之和。人力资源是资本性资源,强调的是,它不是原生劳动力,而是一种经过开发而形成的具有一定体力、智力和技能的生产要素资源。而人力资本是对人力资源进行开发投资形成的可以带来财富增值的资本形式,强调以某种代价所获得的能力或技能的价值。
人力资源是人力资本内涵的继承,延伸和深化,现代人力资源理论以人力资本理论为依据,人力资源经济活动及其收益的核算基于人力资本理论,两者都是在研究人力作为生产要素在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时产生。人力资本是在合理的制度下生成和发挥作用的,有了比较进步的制度知识,创新能力才能转化为生产力。资源仅仅是社会发展的一个基础条件,还不是起决定作用的因素,需要进一步转化为资本,二者有着质的区别。
3人力资本在企业中的重要作用
21世纪是知识经济时代,在寻求新的经济社会发展方向中,人们发现这取决于人力资本所有者进行的创新活动。正如江泽民同志2001年5月15日在亚太经合组织人力资源能力建设高峰会议上所指出的“物质资源的开发利用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基础,而人类智慧和能力的发展决定着对物质资源开发的深度和广度,当今世界,人才和人的能力建设,在综合国力竞争中越来越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国与国之间的竞争尚且如此,企业与企业之间的竞争更是这样。而现代企业之间的竞争,归根到底是人的竞争,是人力资本的竞争。
在中国,很多企业的管理方式仍处于经验管理模式下,对人的管理仍然还是传统的人事管理模式,如何把人作为一种活动资源加以利用与开发,如何能真正调动员工工作的积极性与主动性,是企业之间竞争的关键。尤其是企业的高层管理者,必须认识到,企业的成功越来越取决于人力资本的能力,正如惠普总裁维斯•普莱特所说“21世纪的成功企业,将是那些尽力开发,储藏并平衡员工知识的组织。”加速推进中国现代化经济发展的当务之急,是重视和实现人力资本的作用,企业之间的竞争是国家竞争力的根本来源,民富国强主要来自企业的基本增值能力,经营企业说到底,就是要实现价值的增值,现在我国许多企业中存在效益不高,缺乏竞争力等问题,关键就是由于没有解决好企业中人的问题,这些企业没有明白人力资本与物力资本的关系,没有认识到人力资本投资的收益率,要远远高于物资资本的收益率。
摩托罗拉公司是从事电子信息产业的一家著名的国际化大公司,该公司在竞争激烈、困境环生的世界经济中,一直经营绩效斐然,其原因在于公司重视人才,为实现公司“人才第一”的理念,公司对职工的技能教育下了很大的力气,建立了摩托罗拉大学,其1992年的教育开支高达一亿美元,加上所费工时,实际代价还要翻一番,达到两亿美元,占公司营业收入的1.5%。公司规定,每名职工一年至少要有五天的时间接受培训,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委员乔冶•费希尔希望有朝一日每个职工每年能有一个月的时间来学习新技能,他说:“如果不对教育进行投资,一个公司必然走向衰亡”。摩托罗拉公司的一项数据表明他们针对员工培训每投入10亿美元的费用,就能在利润上获得30亿美元的回报。该公司对知识资源进行有效的开发与管理,并予以资本化使其成为公司可持续发展的内在动力。
经济发展的要素篇6
关键词：石油型县域经济可持续发展
石油型县域是指主要依靠石油资源作为建城的基础或发展的依托，15%以上的劳动人口以直接或间接从事石油资源的开发、生产和经营活动，10%以上的工业总产值依靠石油资源获得的行政区域。
我国典型的石油型县主要分布在东北、华北和西北等地区，通常在一些大型石油型县域经济周边，例如黑龙江省大庆市所辖的肇州县、山东的东营市所辖县市、陕西吴旗、志丹等县市、新疆的库车县等，数量为460多个，占我国县级行政单位总数的21%。县域经济处于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的结合部、城市经济与农村经济的连接点，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经济已经进入县域经济发展的时代。
从石油资源储量以及开采加工的程度来划分，石油型县的发展阶段可分为准备期、成长期、成熟期和衰退期，而目前中国约2/3的石油型县处于成熟期和衰退期。因此，探索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对策是目前石油型县域经济的客观要求。
石油型县域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障碍
区域可持续发展系统主要由两部分协调发展的结果，主要包括系统要素本身固有的“内禀自然增长”和与之相联系的其他要素的反馈制约作用。石油型县域经济可持续发展系统的理论轨迹可用S型Logistic曲线来表示，其可持续发展的能力和水平主要受到石油型县域经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石油型县域经济发展的内禀增长率（科技进步率）和人口、资源、环境限制容量等因素的影响。目前，主要的限制因素是逐渐枯竭的石油资源、县域环境容量和科学技术水平。
石油资源的逐渐减少直接制约着石油型县域经济的经济增长
石油资源的开采和加工产业长期以来是本地区的支柱产业和主导产业，而这种典型的资源型工业结构过于单一、布局分散、抵抗市场风险能力很弱。石油资源的储量、品质和环境条件决定着县域主导企业的经济效益和生命周期。因此，石油产量的递减首先就影响到经济增长，自1997年以来，石油资源逐渐枯竭的形势日趋严峻。例如，胜利油田近10年来原油产量以每年60万吨的速度递减，大庆油田每年减产幅度为150万至200万吨，仅2003年石油产量的下降就导致工业增加值减少79.8亿元，县域经济赖以生存与发展的基础受到威胁。
石油型县域经济的单一产业结构严重影响着经济可持续发展
随着世界经济发展一体化进程加速，我国市场经济体制逐渐成熟，单一资源型城市的经济发展受世界经济发展趋向及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已不再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潮流。由于石油产业“一柱擎天”，长期忽视对关联产业和接续产业的发展，导致经济多元化发展严重滞后，地方经济、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比重很小，城市化水平不高。例如盘锦市，其油气采掘业的GDp一直占全市总量的50％以上。对油气采掘业的高依赖程度造成产业结构单一，特别是工业门类狭窄、加工深度低、产业链短，尽管油田以外的地方经济每年都以15％左右的速度增长，但全市经济增速也只能达到7%至8％左右，在全省14个市排名中已跌落至最后一位。
石油资源的粗放式经营造成石油型县域经济的生态环境逐渐恶化
到2020年，我国GDp将在2000年的基础上实现翻两番，届时石油供需缺口约2.5亿吨。同时，年均9%左右的我国国民经济增长速度将促使石油需求量年均递增约12%。而近10年来，我国的石油消费年均增长率达到7%，同期石油产量的年均增长速度仅为1.8%。面对国民经济快速发展对石油的巨大需求，必须加强油气勘探开发与加工的力度与广度。在目前粗放式经营和低效增长方式下，对石油资源的过度开采和加工，会更加恶化石油型县域生态环境。主要表现是草原植被大量破坏，草原退化、盐碱化和沙化的面积日益扩大，城市地下水下降和水体污染等。例如大庆，在石油开采过程中破坏了大量的油田植被，油田开采区草原荒漠化面积已达95%，地下水的漏斗区高达5500平方公里。
石油资源的特性越来越制约县域和谐社会的建设
石油型县域经济的区位偏离和分散布局直接导致了县域城镇基础设施建设严重滞后于经济的发展，城镇基础设施分散管理，社会化管理程度低。随着石油减产和企业减员增效，居民收入下降、城镇失业率增加，每年有数万新增劳动力需要安排就业，直接影响了这些县域的可持续发展。此外，城乡二元结构矛盾仍然突出，例如大庆市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纯收入之比为5.6:1。
石油型县域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模式
从Logistic曲线的微分方程可以看出，石油型县域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在于提高科技进步贡献率，提高城市经济发展水平，扩大人口、资源、环境的承载容量。因此，本文提出石油型县域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模式：依靠科技创新，优化石油产业结构、做强接续替代产业、改善生态环境质量、实现城镇功能转型。其中，依靠科技进步促进县域产业结构升级是可持续发展的核心。以大庆肇州县为例，第一阶段应健全县域科技创新体系，将以农副产品精深加工为主体的接续替代产业发展成为工业经济的重要力量，同时提高生态环境质量；第二阶段应完成资源型县域向综合型县域、自我服务型县城向区域中心型城市、矿区型城市向生态型城市转型，全面建设小康县域。 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模式
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的核心在于通过培育和发展新型支柱产业改变县域对石油资源的过高依存度，实现单体石油资源优势向多元整体经济优势的转变。其思路是立足石化产业、延伸和拓展产业链，加大高新技术对石化产业的改造，同时发展以农副产品精深加工为主体的产业。
加强石油资源勘探的广度和深度，增加可采储量三轮资源评价最终结果显示，松辽盆地北部石油资源储量为90.26亿吨，而目前只探明了57亿吨；预测天然气资源储量为1.17万亿立方米，而目前探明率不足5%。因此，油气勘探开发潜力很大，依靠科技进步，合理开发石油资源，能够为培育和发展新型支柱产业赢取充裕时间和资金支持。
经济发展的要素篇7
【关键词】生产要素地域性效应
一、科技革命与产业革命对生产要素的影响
1、生产要素地域性特征变迁的发展路径溯源
在古典经济学中，土地、资本和劳动力是经济发展的三大要素。低下的科技水平和生产力水平条件下，三类生产要素的流动性均很低，生产要素的地域性特征十分明显，此时的区域经济处于近似封闭状态，地区（包括一国之内的地区或国家）之间大规模生产要素流动基本不存在。即便存在，也往往驱动原因较为特殊，如以英法等国为代表的欧洲国家对于新大陆的开发，其主因是资本主义国家对于殖民地的瓜分，而且新航路的开辟与新大陆的发现都是航海技术进步，增强了劳动力与资本流动性的结果。
自18世纪中叶至今的三次科技革命与产业革命，带来了生产力的极大飞跃与社会的明显进步。与此相伴随，经济发展的要素数量多少及其作用的大小也在不断演变。随着科技革命与产业革命的爆发及发展，传统的生产三要素论并不能全面解释经济的成长。因此，一些经济学家将科技进步因素导入生产要素理论之中，以致生产三要素变为四要素。科技的日新月异与生产力的极大飞跃以及近现代教育的发展更刺激了人们的创新精神，增强了劳动力的流动能力，扩大了劳动力的流动规模。信用制度体系的创立与信用关系的规范加快了资本的流动速度，扩大了资本的流动规模并使其流动井然有序，进一步削弱了劳动力和资本的地域性限制，增强了流动性，区域经济的发展对当地资源的依赖性也因此日益削弱。
知识经济时代，信息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被急剧放大，并在构成经济成长的诸要素中占据非常重要的地位。在此背景下，信息被作为第五个导入生产要素理论之中。信息作为经济资源之一，既高度共享，又高度分割。共享的信息资源不需支出成本或成本很低，而分割的信息资源则必须支付成本，有些情况下成本很高。目前一般的情况是，发达地区信息资源丰富，而不发达地区则较为贫乏，似乎信息资源地域性特征较明显，但实质上信息的流动性极强，已很少受地域的限制。
一般而言，生产要素的地域性是与其流动性相对应的，某种要素的流动性越强，则其地域性限制愈弱。若一地区生产要素均具有较强的流动性，则意味着该地区经济成长对区域性资源的依赖性较弱，而发展的变数则较大，区域经济发展活力也较强，利用区域外部经济资源发展本区经济的可能性也越大。
产业经济理论认为，随着科技进步与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主导产业发展会依次交替发生由劳动密集型产业、资本密集型产业到技术密集型产业的过渡，这一过程也伴随着各类生产要素流动性的提高。区域经济由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向以资本密集型产业为主的转变，生产要素由劳动相对稀缺演变为资本相对稀缺，经济发展与科技进步客观地促进了区域劳动力与资本流动性的增强，即区域发展的非地域性因素增强。由资本密集型产业向技术密集型产业为主的转变，意味着技术相对稀缺。每一次主导产业的更替并不意味着该产业所赖以发展的生产要素功能的丧失或弱化，只是表明其相对贡献有所下降。
2、生产要素地域性限制弱化的载体――要素市场
生产要素流动性的增强与地域性的削弱是建立在要素市场成长的基础之上的，资本市场、劳动力市场和房地产市场被称为三大产业生产要素市场。金融市场是商品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商品经济的发展，促进了信用制度的形成和发展；货币借贷从双方直接借贷的初级作用形式逐步发展为以银行为中介的借贷形式，这种间接融资形式的出现，又促进了以债券、股票为内容的直接融资形式的发展，金融资本的流动性大大增强，而地域性则大为削弱。
劳动力市场是指劳动力进行流动和交流的场所，其作用是运用市场机制调节劳动力供求关系，推动人才的合理流动，实现劳动力资源的合理配置，劳动力市场的建立与发展为劳动力的区内、区际合理流动创造了条件。
房地产市场包括房产市场和地产市场，是指进行土地使用权交易和转让的市场，我国的地产市场与一般商品市场相比有自己的特性，土地市场上流通的是土地的使用权，而没有土地所有权的让渡。房地产市场的发展使得土地这种生产要素的使用者不必局限于区域之内。
除以上三大产业生产要素市场之外，在现代高技术和信息化的时代，技术和信息更是生产力的重要组成部分，由其所组成的市场也是市场体系的重要内容，技术和信息是市场的发展对经济成长的贡献越来越大。在现代社会，信息的生产、储存、分配和交换日益成为一个专门的部门与行业。信息市场提供的商品是信息，信息的使用价值最终表现为通过信息的使用，可以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而且其效益远大于信息自身的价值。信息产业是一种知识密集型产业，它的生产需要大量知识、技术，要消耗人们大量的劳动，技术和信息产业市场的发展为技术和信息的流动与转移创造条件。
总之科技革命与产业革命丰富了生产要素的内涵，增强了生产要素的流动性，弱化了要素的地域性限制。
二、增强生产要素流动性的制度保障――制度创新
经济发展中的制度理论研究表明，发展中国家普遍面临着维持经济增长和提高经济效率两大难题，而问题的根源必须从基本制度框架中去探寻。如寻租行为，权力过于集中、市场制度不完善等制度结构方面的缺陷影响了资源的配置和人力资本的发展。制度安排作为区域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源泉，其表现首要是制度通过影响区域信息和资源的可获得性、塑造动力以及建立社会交易的基本规划而扩展了区域经济发展的选择。其次，制度结构决定着“矫正价格”的努力成效。如大量的研究表明，欠发达区经济制度的弱点导致了大量的价格扭曲，造成其要素流动受阻，经济增长缓慢。因此通过制度创新矫正价格可以为区域为区域政治发展作出基本的、长期的贡献。再次，技术创新能推动经济增长，但如果区域要素市场欠发达并存在大量寻租活动，那么技术创新将会十分缓慢，而要促进区域制度创新，就必须在产权界定和契约关系及分担外在性风险等方面作出合宜的制度安排，以促进要素市场的建立，消除寻租活动，加快要素流动，弱化要素的地域性限制。
从市场经济不发达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现状看，根本问题是缺乏发展市场经济的制度背景，如法律和秩序、产权界定、人力资本积累的供给、支配交易和风险分担的法规等。正是由于存在这样一些制度方面的限制性因素，阻遏了区域内以及区域间的要素流动，限制了区域经济的发展。因此，促进要素流动的制度建设对于区域经济发展至关重要。
三、生产要素地域性弱化对区域经济发展影响的简要分析
目前在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的区域，要素流动性是有差别的，这是与区域要素市场体系是否成熟和完善相联系的。如果市场制度健全，五大要素市场交易规则规范，市场比较成熟，那么生产要素流动性就较强，反之亦然。生产要素流动性的强弱对区域经济发展可谓是一柄双刃剑，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从一国之内的区域角度看，经济发达区有可能更多地获“利”，而经济欠发达区则更有可能遭其“害”。
1、生产要素地域性限制弱化对发达区经济的影响
一般而言，经济发达区生产要素的综合禀赋较强，劳动力素质较高，流动能力较强；房地产市场活跃，土地使用权乃至所有权流动顺畅；资本市场相对发达，融资十分便利；科技发展水平较高，专利制度完善，产权制度比较健全，技术市场比较成熟，技术交易量较大；信息产业相对发达，信息量大且流通迅速。所有这一切都为区域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流动性较强的生产要素使得区域经济更具活力，区域经济成长不仅可以依赖区内资源，也可以利用区外资源。如著名发展经济学家佩鲁在其“增长极”理论中谈到的“极化效应”与此类似，缪尔达尔在“区域的二元经济结构”理论中所论及的“回流效应”描述的就是这种情况。在缺少非经济（非市场）手段干预的情况下，生产要素流动性的增强在一段时间之内更有可能使区域经济“富者愈富”。
2、生产要素地域性弱化对欠发达区经济发展的影响
与经济发达区情况相反，欠发达区生产要素综合禀赋较差，各类生产要素市场发展水平低下，市场的低成熟度限制了生产要素的流动。在某种程度上讲，这种状况使得欠发达区经济资源不致于过度流失，有效阻滞了发达地区的极化效应与回流效应的完全发挥，有利于维持欠发达区较低水平上的经济循环。但是，面对经济发达区的市场、收益等多重优势，欠发达区的生产要素既有现实的流失，也有持续流失之虞。如在“回流效应”中，流出人口往往都是最富有事业心，具有良好技能，就业能力强的人，它们的离开只能使雇佣留下来的人更困难，甚至产品的当地市场也会随之萎缩。在经济发展面临的环境日益开放的今天，不能有效利用流动性较强的生产要素就会为其他区域所用，从而势必导致区域相对劣势的形成与进一步恶化。生产要素流动性的增强是不可回避的趋势，欠发达区应正视生产要素流动性的增强，加强要素市场体系与制度建设，区域经济发展才有出路。
四、结语
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为生产要素地域性弱化创造了客观条件，生产要素地域性限制的减弱反过来促进了整个经济的快速发展及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的进一步深化。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生产要素流动性的增强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是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密切相关的。简言之，对发达区而言可谓是“锦上添花”，而对欠发达区则会“雪上加霜”。纵观世界经济及各国经济的发展史，生产要素地域性限制弱化是必然趋势，不可回避。对欠发达区来讲，如何利用要素流动性增强的“利”而去其“弊”，是值得深思的重大课题。在解决欠发达区经济发展这一难题过程中，政府应发挥“主导作用”，制定出一套公开、透明的规则体系，防止寻租、和欺诈行为，促进各类要素市场尽快建成、完善。此外，应制定有关倾斜政策，如财政、税收、融资等方面的优惠措施，引导欠发达区经济走上良性循环的轨道。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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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胡佛(Hoover,e.m.)：anintroductiontoRegionaleconomics[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5.
经济发展的要素篇8
通过对农业经济发展影响因素分析根据实际条件有针对性的改进不断提高农业经济发展速度.首先农村劳动人员年末的数量是影响农业经济发展的因素之一.经济发展相关理论表面劳动力等因素增加后能够促进经济的不断发展.劳动力的数量主要通过工作时间确定但是具体的农业工作时间是很难确定的.因此通常利用劳动人员的数量来进行劳动力的确定.在农业经济发展影响因素的分析时可以将从农业生产年末的数量作为劳动力的参数.农业机械的总动力也是农业经济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通过采用先进的技术方法可以有效的提升农业的生产效率促进农业经济的发展.科学技术的发展程度可以作为农业发展的重要衡量标准.我国传统的农业人工操作的比例较大农业生产效率较低.通过利用先进的农业机械可以大大提高效率增加农业的产出所以选用农业机械总动力作为科技发展的代表因素.农作物的总播种面积也是影响农业发展的因素.土地是农业经济发展的基础直接关系到粮食生产的产量和质量.我国许多地方都存在大量的空闲土地这些空闲土地影响到农业的总产值.农业播种面积表明农业种植用地的总数量包括没有利用的闲置土地该影响因素表示土地资源的种植潜力大小.化肥已经成为农作物生长必不可少的投入要素农业生产过程中化肥的成本要占到总成本很大一部分.通过使用恰当的化肥种类和使用量可以有效地增加农作物的产量增加农业经济效益.农业产业结构类型组成结构和农业经济的发展息息相关建立合理的农业产业结构可以充分利用现有的农业资源促进农业经济发展.农业投入的数量会影响到农业产出的数量现阶段我国农业的投资主要来自政府投资贷款农户自身三个方面.政府投资是指政府依靠财政支出对农业生产设施技术更新的支出的费用.贷款主要是应用到农业生产发展中贷款资金农户的投入是指农户根据自身发展需要而对农业进行的投入.国家政府补贴和惠农的力度也会影响到农业经济的发展通过政府对农业的财政补贴及各种惠农政策可以有效地提高农民生产的积极性减轻农民负担更好地促进农业经济的发展.政府的惠农政策包括对农业的价格补贴农村种植土地的资金补贴农业生产资料的补贴等方面.农业从业人员的文化程度高低是影响农业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人力资源已经成为各个行业发展的重要资源从业人员的知识水平和业务素质直接关系到行业的发展潜力.通过提高农业从业人员的知识水平可以有效地推动农业的技术创新充分利用先进的农业设备和技术推动农业经济健康稳定发展.大量的理论和实践已经表明人力资源素质直接影响经济发展.
对于行业人才衡量标准难以把握要实现定量分析人力资源水平非常困难.通常根据从业人员的学历水平来确定从业人员的整体人力资源质量.例如在农业从业人员素质分析中选择每百个农村从业人员中专科以上学历的人数这个人数可以基本上反映农业从业人员的知识水平.气象灾害是影响到农业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我国耕地面积辽阔受到的自然灾害的类型众多灾害的面积较大.农业气象灾害可以导致农业产量降低严重的自然灾害将会导致农作物的绝产因此自然灾害直接影响到我国农业经济发展.在确定农业自然灾害大小时通常选用农作物受到自然灾害的面积作为衡量农业自然灾害大小的重要参数.影响我国农业经济发展的因素很多农业经济的发展并不是单因素或者某些因素的影响农业经济的发展是各个因素共同相互影响的结果.通过对各个因素对农业经济影响的实际分析得到科技投入政府支持气候环境金融状况等对农村经济的发展具有较大的影响作用.劳动力的整体数量等因素对农村经济发展的影响较小.通过利用经济增长理论对农业经济发展分析得出农业经济中投入的资金和劳动力是可以改变的随着科技不断的进步农业机械设备的运行效率和效益得到了较大的提高.随着农业机械等先进科学技术的不断应用我国农业的富余劳动力逐渐的增多劳动力投入的总量在不断下降富余的劳动力逐渐投入到非农业生产中.通过不断的调整我国农业的结构可以促进我国农业经济更好更快的发展保证农业经济健康持久发展.首先要做好农业结构的调整在保证我国粮食供应充足的基础上大力发展畜牧业等行业保证我国农业结构的合理稳定.同时要结合当地优势充分发挥自身的特色产业利用当地的资源优势保证特色产业优中更优.随着农业产业结构不断调整农村富余劳动力的不断增多通过大力发生非农业经济可以充分利用农村富余劳动力促进农民增收实现农村经济的繁荣发展.通过大量的统计数据分析气象灾害影响农业经济发展较为明显气象灾害严重的影响到农作物和动物的生长造成农作物的产量下降牲畜的死亡等这些都会严重的影响农业经济的发展.通过以上分析得到"为了不断地发展我国农业经济需要大力扶持促进我国农业经济发展显著的各个因素加大科技投入提高政府的资金和政策支持等为农业经济的发展保驾护航.同时对影响我国农工经济发展的负面因素应当尽量的避免和减少.例如在气象灾害方面大力发展气象灾害的高效准确预报技术加大政府的扶持力度确保在气象灾害发生之前就进行了相应的防护.重点分析出对于农业经济发展影响较大的气象灾害类型进行有针对性的预防和治理将自然灾害对我国农业经济发展的影响降到最低.
二、结论
经济发展的要素篇9
关键词：经济新常态；生产要素；动力机制
基金项目：本研究得到江苏省教育厅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县域经济发展中劳动力转移的结构及其变迁规律研究――以江苏省县域经济发展为例”（2014SJB019）支持
中图分类号：F12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16年5月12日
一、引言
我国长期以来所保持的经济增长态势将趋于平缓，经济“新常态”意味着经济增长速度从高速转变为中高速。从生产要素动力机制角度看，资本和劳动力要素动力机制在经济增长中所起到的作用将发生变化，并脱离原有的依靠要素数量增长的经济效应路径。
生产要素的动力机制是区域范围内各生产要素在数量和结构等方面的有效配置，合理的生产要素动力机制能够推动区域经济增长。有学者认为，经济发展动力的新常态意味着供给推动力的衰退和需求拉动的强劲。从动力机制增长效应角度，进入“新常态”，增长动力会从同时依靠要素投入和全要素生产率提高转向更多依靠后者，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由主要依靠部门间要素转移变为部门内的优胜劣汰。从动力机制结构变化的角度，长期影响潜在经济增长率的结构性因素正在改变。由于富裕生产要素的市场价格水平上涨和稀缺生产要素的边际产出效率逐级减弱，经济增长速度回落。从生产要素动力机制总体来看，“新常态”的经济发展方式正从要素的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转向质量效率型集约增长，经济结构正从增量扩能为主转向调整存量、做优增量并存的深度调整。从区域经济发展的角度，生产要素数量的提升是要素动力机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要素的合理流动和配置同样会对经济发展产生重要的推动效应。本文以江苏省的经济发展为实证，对生产要素动力机制进行实证研究，并得出相应的结论和建议。
二、分析框架及模型
（一）实证分析框架。对于生产要素动力机制的实证分析主要从两个层面展开，即动力机制发展情况描述及动力机制的经济增长效应。实证分析中的时间阶段划分主要依据重要制度的变化或外部经济形势的转变，这类转变会使得区域经济的要素配置和效应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从而对生产要素动力机制产生影响。本文对于生产要素动力机制实证分析的时间阶段划分为：1978年（改革开放）至1991年（邓小平南方谈话）、1992～2001年（中国加入wto）、2002～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2009～2013年（经济新常态时期）。
（二）实证分析模型。本文在参考了胡永泰（1998）、潘文卿（2001）、丁霄泉（2001）、周国富（2013）、齐明珠（2014）等学者对于生产要素效应的测算方法后，选择运用生产函数分解的方式描述生产要素的动力机制。假设生产函数为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生产部门分为农业（指标下标1）和非农业（指标下标2）两大部门，生产函数规模报酬不变。其中，GeK、GeL、CeK和CeL分别表示资本要素和劳动力要素的经济推动效应和结构变化效应。实证模型中涉及到的各指标数据主要来源为历年的《江苏统计年鉴》。
三、实证分析
（一）江苏省生产要素动力情况。劳动力要素方面，江苏省自1978年以来历年的就业人数呈长期增加的趋势，而增速趋缓。1978～1991年就业人数新增速度较快，年均增速达到了3.37%；1991年以后，就业人数增速下降；2002～2008年就业人数年均增速又上升为0.62%；2009～2013年就业人数年均增速0.18%。劳动力要素结构方面，自1978年以来，江苏省第一产业从业人员比重一直高于二三产业。1992～2001年，第一产业从业人员比重持续下降，二三产业持续上升；2001～2008年，二三产业从业人员比重依次超过第一产业；此后，二三产业从业人员比重进一步上升，第一产业劳动力比重逐年下降。资本要素方面，根据张军（2004）、叶宗裕（2010）、单豪杰（2008）、宗振利（2014）等的研究，本文运用永续存盘法测算了江苏省历年的物质资本总存量以及三次产业的物质资本存量，以1978年不变价格进行了估算。自1978年以来，江苏省总物质资本存量不断上升，1978～1991年的物质资本存量年均增速达到18.36%，此后增速放缓，1992～2001年年均增速为15.66%，2002～2008年为13.75%，2009～2013年年均增速有所提升，为14.07%。资本要素的结构方面，第一产业资本存量的增长较缓，第二和第三产资本存量增长迅速。从发展趋势来看，近几年来第二产业资本存量的增长速度较快，并将很快超过第三产业资本存量。
（二）生产要素动力机制的经济效应分析。依据（1）式和（2）式，本文回归估算了江苏省第一产业（农业）和第二、第三产业（非农业）的生产函数，得出了第一产业和第二、第三产业的资本和劳动力要素的产出弹性α和β值，进一步估算出各个时间阶段的资本要素和劳动力要素的经济效应，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结论：第一，经济新常态时期，经济增长速度相比以往明显下降，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第二，经济新常态时期，生产要素数量的增加趋势保持不变，劳动力要素和资本要素结构进一步强化；第三，经济新常态时期，资本要素的增长效应将趋于减弱；第四，经济新常态时期，资本要素的结构变化效应与劳动力要素相反，其经济效应下降明显；第五，经济新常态时期，劳动力要素仍将继续发挥重要的经济推动作用；第六，经济新常态时期，劳动力要素结构的变化效应同样构成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但其效应的发挥遇到瓶颈。
四、政策建议
本文以江苏省经济发展为例，实证分析了生产要素动力机制的历史发展情况和趋势。基于此，应从如下几个方面制定相应的政策：
第一，经济发展目标应从增速型转变为质量和结构优化型，通过激活市场活力，并在现有的经济发展基础上培育新的增长动力。应从传统的依靠资本和劳动力要素数量推动经济增长的模式转变为依靠资本投资结构的优化、劳动力素质和质量的提升以及优化劳动力配置结构的模式。
第二，资本的运用应注重实效，从资本要素的成本和收益两个方面考虑资本要素作用的发挥。在招商引资和引进项目时，应更多考虑资本要素的使用效率，要求对资本的来源以及项目的内容进行有效筛选，减少不必要的支出。
第三，注重人力资源的投入，培养新型的劳动力要素增长动力。一方面加大教育的投入，有效提升劳动者的整体素质，从而直接提高劳动力要素的经济增长效应；另一方面要通过各种手段促进劳动力转移的配置效应，应加大对农村和农业生产的投入，加快农业现代化建设，努力推动农业增长，提高农民收入和农业生产率，促进劳动力转移。
主要参考文献：
[1]王建廷.区域经济发展动力与动力机制[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1.
[2]洪银兴.论中高速增长新常态及其支撑常态[J].经济学动态，2014.11.
[3]余斌，吴振宇.中国经济新常态与宏观调控政策取向[J].改革，2014.11.
经济发展的要素篇10
【关键词】经济增长影响因素区域差异研究现状
影响经济增长区域差异的因素很多，所以我们要找出产生区域经济增长差异的主要的因素。以期来缩小区域之间的差异，这样有利于重庆市更直接、更清晰的开展经济建设；有利于重庆市更好、更快的发挥其在西部大开发过程中的作用；有利于重庆市在经济发展中取长补短，发挥自身比较优势，实现经济持续、快速、健康的增长。
因此，研究经济增长的地区差异分析，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实证上都有重要的意义。
一、本课题国内外的研究现状
（一）国外经济增长的研究现状
早在18世纪，古典经济学家adamSmith（1776），thomasRobertmalthus（1798），DavidRicardo（1817）等人对经济增长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adamSmith（1776）认为经济增长表现为国民财富的增长，促进经济增长有两种途径：一是增加劳动的数量，二是提高劳动的效率。在这两种增长途径中，斯密更强调劳动效率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他认为分工协作和资本积累可以促进劳动效率的提高，是经济增长的基本动因；同时人口数量的增加会引起劳动数量的增长，从而引起经济增长。同时斯密论证了国际分工通过自由贸易能促进各国劳动生产力的发展，国外贸易能增进消费者的利益。
（二）国内经济增长因素研究现状
随着经济增长因素理论的发展，我国学者把理论模型的应用在对我国经济增长实证研究和对我国各地区经济增长的因素分析中。董聪聪在《中国经济增长因素分析》中得出资本积累对我国经济增长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李建平、谢树玉在《基于技术进步的经济增长因素分析》中得出，经济增长主要依赖于资本的积累与有效劳动力的投入。翟宁在《我国居民消费水平与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以1978～2007年的数据认为居民消费促进了我国的经济增长，而且是众多发展因素中重要的一个原因，其作用明显。兰天在《福建省经济增长贡献因素分析》中通过选取1995年以来福建省国民经济核算相关数据，运用宏观经济学中国民经济核算恒等式有关原理，得出近年来福建省经济增长的主要贡献来源于投资。杨红丽在《上海经济增长影响因素的因子分析》中得出，上海经济增长的主要影响因素是产业结构的升级和城市技术进步或科技创新能力的提高。
二、区域经济差异
区域经济差异是影响区域经济发展的基本因素之一，也是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一个普遍性的问题。中国从改革开放至今社会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已取得空前发展，人民的收入和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但是在发展的过程中，区域经济失衡现象也日益严重。我国由基尼系数所反映出来的收入差距，总体来说呈现一种上升的趋势。
目前对中国区域经济差异的实证研究，主要有：刘树成等用加权变异系数，使用人均国民收入标准差指标，计算1952～1990年三大地带地区差别的变化，结论表明三大地带间的差异表现出不断扩大的趋势，但在1952～1957年扩大的趋势并不明显。袁钢明计算1978～1994年人均GDp的变异系数和加权变异系数，地区差距除1983年有短暂的下降外，呈扩大之势。周玉翠等以人均GDp为测度指标，定量研究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省际经济差异的动态变化特征，结果表明省际差异明显增大，沿海与内陆的差异扩大，而沿海各省市之间差异有缩小的趋势。张茹在《中国经济增长地区差异的实证研究》一文中，基于面板数据的条件收敛检验，对影响我国地区经济增长差异的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结论是，我国地区间经济增长不存在绝对收敛，而当控制投资率、投资效率、人力资本和技术水平等变量后，初始劳均产出水平较高的地区，经济增长率相对较小，即条件收敛的速度大约为每年1.4%，稍慢于增长理论估计的西方工业化国家之间2%的收敛速度。
各地区的区域经济差异研究有：国内学者陈娜通过《基于主成分分析的河南省区域经济差异研究》的分析发现，河南省内各区域之间的经济发展水平存在较大差异。这种差异主要反映在经济发展方面，制约了全省经济的健康、稳定、快速的发展，因此应该采取措施缩小区域经济发展差异，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校荟萃、刘富华通过《云南省区域经济差异分析》发现，改革开放以来，云南省的区域发展严重不平衡并呈现出继续扩大的趋势，经济差距呈现“先升后降”的阶段性特征，实证结果表明，区间差距是影响云南省区域经济差距的主要力量。张辽、李子超在《东北区域经济发展差异及协调机制研究》中，运用绝对指标和相对指标测算了东北三省的区域经济发展差异，分析表明，东北区域经济的发展差异总体处在不断增长的过程中，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的实施促进了各地区的经济发展，但是出现了更为明显的经济发展差异，同时发现东北地区经济发展的绝对差距和相对差距呈现不同的发展速度。同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实现区域的协调发展。
三、总结
通过以上对国内外经济增长理论、经济增长因素以及区域经济差异的分析研究，我们知道，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多种多样，不同地区不同时期，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不同，而且，不同地区的最主要因素也不同。而且，区域经济差异问题又是当今社会关注的热点。
基于此，分析重庆市统计年鉴数据，通过构建区域经济评价指标体系，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分析重庆市40个区县的区域经济差异情况，并找出产生区域差异的主要影响因素，以期提出缩小区域经济发展差异和持续发展的政策建议。为促进重庆市经济增长，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探索合理、科学的发展战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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