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化社会治理篇1
关键词：公共治理；数字治理；数字政府；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
作者：黄未1陈加友2(1.贵州大学，贵州贵阳550025；2.贵州省社会科学院，贵州贵阳550002)
从农业时代、工业时代到信息时代，技术始终是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关键，而每一次的技术变革必然会促成社会的组织体系、制度结构和治理方式的重大转变。党的提出了建设网络强国的决策部署，作出了建设数字中国、智慧社会的重大战略[1]。党的四中全会聚焦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大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建立健全运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进行行政管理的制度规则。推进数字政府建设，加强数据有序共享，依法保护个人信息。”[2]强调建设数字政府、通过技术变革助推我国行政管理方式和服务方式创新。我们要深入学习和贯彻党的和四中全会精神，把数字政府建设作为落实网络强国、数字中国、智慧社会战略的重要举措，积极运用大数据、区块链、物联网、云计算等新一代信息技术推进政府数字治理，从而提升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
一、数字政府与数字治理
数字政府是指依托于大数据、物联网、云计算以及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政府机构在数字化、网络化的环境下进行行政管理的模式，既包含信息传递的网络化，又囊括公共服务提供的智能化与便捷化，还蕴含社会治理的精准化与前瞻化。从政府治理本位而言，数字政府是传统政府的升级，是信息技术推动的政府治理模式创新。
数字政府概念发轫于西方，是西方公共治理理论进入数字治理时代在政府治理实践的结果，而数字治理则是20世纪后半叶以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技术普及的产物，是治理理论与信息技术相耦合的学术延伸。西方数字治理的研究偏向于工具即实践层面，其理论根源依旧是治理理论的范畴，尤与整体性治理以及网络化治理理论联系紧密。就技术与社会的关系，曼纽尔·卡斯特最早探讨了信息技术的革命与网络社会的崛起对社会的重塑作用[3]，网络社会的自发性与无界性为民众带来了民主的回归，同时其资源整合性与信息流通性又为政府治理带来了机遇与挑战。而在政府治理实践层面，为解决新公共管理运动过分强调分权与效率的滥觞所带来的公共部门碎片化和职责同构等现象，伴随着英美等国的政府改革运动，整体性治理等理论兴起。佩里·希克斯首先提出整体性治理这一概念，其是指调整不同层级政府和政府内部部门之间纵向与横向的工作，达到协同一致的公共服务目的。[4]政府应变革治理模式，采取整体性治理方式，加强各机关之间的沟通、协调和合作，从而解决当时政府不同机构职能重复、缺乏沟通、各自为政的现状。相应的，蒂芬·戈德史密斯和威廉·埃格斯联合提出了网络化治理，提出政府治理工作应该改变依赖传统的治理模式，更多地通过各种伙伴关系、协议和同盟所组成的网络来从事并完成公共事业。[5]这些治理理论的提出与它们在政府改革中取得的成功，为数字治理的诞生奠定了理论与实践基础。之后，帕却克·登力维以数字时代为背景，分析了信息社会的特点、信息技术的特征以及政府治理的本质，提出了数字治理理论，认为数字治理的要义在于通过信息技术构建一个政府、社会、市场广泛参与的合作网络，实现行政的数字化。[6]简·芳汀就数字政府建设遇到的问题探讨了技术与组织之间的矛盾，认为数字政府建设的症结不在于技术而在于传统的官僚制的要求与网络系统扁平化需求之间的张力。[7]米拉科维奇提出了作为向数字政府过度的电子政务，意味着数字治理正式从技术实践跃迁至学科范式。[8]
国内对于数字治理的研究多倾向于实践层面，而在理论构建方面成果较少，但随着我国将实现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上国家治理战略高度，对于数字政府实践的问题、建设的路径的研究逐渐增多。竺乾威教授认为数字治理是新公共管理的派生，是整体性治理理论的延伸，[9]数字治理秉承整体性的治理理念，通过技术赋能打破政府内部、政府与社会之间的壁垒。就我国建设数字政府所产生的一系列问题，郑磊等人认为数字治理将持续影响政府与社会不断磨合产生的问题，并且将使政府与公民更紧密地相连。[10]而孟庆国等人则认为数字治理理论的发展不断解构着已有的政府管理体制，并且重塑着政府结构与公民参与的方式。[11]数字治理已成为跨学科的研究领域，充分吸纳社会学、管理学、经济学、统计学以及生态学的学科工具与理论知识，融会贯通形成了具有人民性、国家性与系统性、协同性的中国特色的理论范式，[12]构建起我国数字治理的政策工具箱，并与精细化治理、智慧治理等理念相辅相成。[13]但在治理模式转变的过程中，传统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不能很顺畅地过渡到其应然的状态，政府内整体性制度建构的空白难以弥合技术日新月异的鸿沟，[14]并且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本身也需要借助信息技术手段来提升，又需要适应乃至促进整个社会的数字化转型[15]，才能将治理能力的提高转化为治理效能提升。因此，建设数字政府既是实现我国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又是其成果体现。
二、数字政府建设的实践推进
在西方发达国家，数字政府是数字治理的热点领域，在数字政府建设实践方面，英、美、澳等国已完成从电子政务到智能政府的转型，数字政府建设处于领先水平。英国在2012年颁布《政府数字化战略》，将数字化作为政府提供服务的优先方式，通过建设统一的服务平台、开放政府数据、提供应用接口、建设并持续优化政务服务网站，为全国民众提供便捷的线上公共服务；而在短短五年后，原有的战略无法满足民众急剧增加的需求，英国政府颁布了《政府转型战略(2017—2020)》，该战略通过“数字即平台”的理念来改善和促进政府部门之间的有效协同，采取数字人才的培养、挖掘数据资源价值、加强网络空间安全保护以及用户的隐私保护等措施，实现政府服务流程再造，提高政府服务效能。美国的数字政府建设始于上世纪八十年代信息高速公路建设计划。奥巴马政府时期，强调电子政府的建设与政务信息的公开，2012年美国白宫了《数字政府战略》，旨在通过大数据等技术改造国家治理体系，使美国公民可以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利用任何电子设备获取政府信息与数字化的公共服务；特朗普政府时期，成立了美国科技委员会，其职责就是使政府数字服务更加智能化，在已有的数字政府基础上使政府适应信息技术的发展，进而经济安全地管理与应用数据以及相应资产。
应该说，我国数字政府建设起步也较早，早在上世纪末美国前副总统戈尔提出“数字地球”时，我国就开始进行了以“电子政务”为主要内容的数字政府建设，但前期主要集中于东部沿海城市，各省(市)建设情况不一。2015年9月，国务院颁布了《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要求建立“用数据说话、用数据决策、用数据管理、用数据创新”的管理机制。我国数字政府建设开始从“电子政务”、“网络政府”向“智能政府”转型。近年来由于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特别是2017年总书记提出数字中国战略以来，我国数字政府建设得到了快速发展，逐步从信息化建设迈向数据化建设。各省(市)相继出台了推进数字政府建设的指导意见或建设总体规划和实施方案。据中国软件评测中心的《2019年中国数字政府服务能力评估总报告》，截至2019年11月我国已有10个省级地方政府出台并公开数字政府规划计划。如：贵州省人民政府2018年6月印发了《关于促进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创新发展加快建设数字贵州的意见》，依托大数据资源优势，提高社会治理的精准化、科学化、高效化水平，实现公共服务的均等化、普惠化、便捷化，形成融合深入、产业繁荣、共享开放、治理协同、保障有力的数字贵州发展格局；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2018年8月印发了《浙江省数字化转型标准化建设方案(2018—2020年)》，明确了十项任务，着重构建政府运行领域的数字政府标准体系；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2018年11月印发了《广东省“数字政府”建设总体规划(2018-2020年)实施方案》，统筹各部门，推进“互联网+政务服务”一体化便捷服务建设，优化营商环境，提升民生服务水平；山东省2019年3月了《山东省数字政府建设实施方案(2019-2022年)》，计划于2020年年底前形成全省统一、国内领先的政务云平台运行监管机制，实现电子政务外网全覆盖，从根本上实现“一网通办”，等等。纵观我国各省(市)数字政府建设的实践，体系的网络化、服务的平台化、信息的数据化、业务的智能化以及治理的生态化已成为政府治理数字转型的主要理念，并且成为推动我国政府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路径。
三、创新行政管理和服务方式推进数字政府建设
把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体现在政府治理上，就是要建设人民满意的法治政府、创新政府、廉洁政府和服务型政府。而要实现这一价值目标，其重要路径就是要推进数字政府建设。我们要按照党的四中全会提出的“创新行政管理和服务方式，加快推进全国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建设，健全强有力的行政执行系统，提高政府执行力和公信力”[2]战略部署，推进中国数字政府建设。
落实四中全会战略部署，按照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体目标要求，创新行政管理和服务方式，建设数字政府，目标明确，各阶段任务清晰：到2021年，我国数字政府建设在数据共享开发、安全监管、技术标准、基础设施、法律规章等关键环节建设取得明显进展，数字政府建设更加成熟更加定型，与发达国家差距明显缩小。到2035年，中国数字政府建设的“云端”、“网端”、“平台端”等基本建成，在“云端”：“一朵云”基本实现政府各类数据全部接入，打破数据壁垒和数据烟囱，有效实现数据开放共享；在“网端”：“一张网”基本实现电子政务网络国家、省、市、县、乡、村六级全覆盖；在“平台端”：建成完善统一的大数据智能工作平台，基本实现全网搜索、智能分析、可视化服务全完善。到2050年，中国数字政府建设全面完成，国际话语权和规则制定权显著提升，中国数字政府建设引领全球数字政府发展。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任务，现阶段我们要充分发挥制度优势，把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从顶层设计、基层创新、技术支撑等方面着力，加快建设数字政府，推进行政管理和服务方式创新，从而助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提升。
强化顶层设计，有序推进数字政府建设。数字政府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涉及数据共享开放、平台搭建、智能分析、可视化服务标准确立、技术支撑、安全监管等方面。要树立运用新一代信息技术创新行政方式，提高行政效能，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的战略思维，确立通过建设数字政府促进政府职能转变的改革目标，推进政府职能转变，切实把握大数据时代的历史机遇，加强顶层制度设计，不断深化大数据、物联网、云计算、区块链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在数字政府建设中的应用，建立健全用数据说话的决策体制机制，不断增强政府决策的精准性、预见性和公平性，不断加强政府对公共权力的管理能力，不断提升政府对社会组织、企业/市场、公众的服务能力，从而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
数字化社会治理篇2
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要求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改进社会治理方式，激发社会组织活力。2015年，创新社会治理加强基层建设是上海市1号实施任务，市委市政府在《关于进一步创新社会治理加强基层建设意见》中，强调要更多运用法治化、社会化、市场化、信息化方式，推进传统社会管理向现代社会治理转变，努力走出一条符合中国国情、上海特点和现代化社会治理规律的特大城市社会治理新路，达到基层群众自治成效明显，居民自治良性互动的局面，使基层社会治理体系掌握群众诉求渠道更通畅、回应群众呼声更灵敏、提供服务管理更完善、开展群众工作更扎实、维护社区平安更有力、营造良好环境更有效。
由此而言，如何动员社区居民自觉、主动地参与社区治理，已经成为当下社区治理的核心议题。教育具有个体功能和社会功能，它在对个体人的生存与发展的起积极促进作用的同时，对于维系社会运行，促进社会变革与发展也起着重要的作用。随着互联网技术的迅猛发展，特别是2015年国务院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了“互联网+”的行动计划，运用“互联网+社区教育”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为创新社区治理提供了新的思考空间和实现路径。
多年来，随着网络技术的成熟与普及，数字化学习资源建设不断加强，现代信息技术在教学及管理中广泛应用，有关教育信息技术标准体系为异构系统的互联互通和资源整合共享提供了可能，移动通信设备与无线网技术结合为移动学习提供了新手段。从静安区实践情况看，其已被教育部授予全国社区教育示范区、数字化先行区。在“互联网+社区教育”实施上，“静安学习网”已成为学习交流和信息的数字化学习网络平台，成为丰富多样的数字化学习课程资源。2013年，在网校分校示范点取得实效的基础上，七十个居委学习点网校分校建设全面铺开，形成了社区学院、社区学校、居民学习点三级市民学习网络，建立了课堂式、基地式、家庭式、网络式的教育模式。网校的创办、实施和有效、有序的推进，已经成为推进社区学习的基地，倾听市民心声的场所，服务社区居民的互动驿站。网校的影响力不断扩大，居民知晓率和参与率逐年提高，在推进社区治理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为全面了解静安区网校运行现状和功能定位，增强“互联网+社区教育”在推进社区治理中的针对性与有效性，在前期查找到文献资料的基础上，有计划地走访静安网校小区分校示范校，并根据社区实际进行问卷调查，收集居民关于社区治理中进一步发挥网校作用的意见和建议，推进网校内涵和外延拓展，探索出网络化时代城市社区治理的新路径。
二、调查分析方法
（一）调查对象
本次调查以静安区70个居民区为总体，采用简单随机抽样的调查方法，选取350名普通居民、网校学员、网校工作人员和居委会工作人员进行调查。
（二）资料收集方法
调查问卷由20个问题构成，主要询问了居民的基本信息、每天学习时间、利用数字化手段的学习时间、网校学习的好处、需要社区改善和提供的服务、在推动社区治理中网校的作用、参加网校后对社区活动的帮助、网校还需要加大哪些方面建设等问题。实际发放问卷350份，回收有效问卷318份，有效回收率约91%。调查对象中，普通居民160人，网校学员112人，网校工作人员10人，居委会工作人员36人；男性（118人）占37.11%，女性（200人）占62.89%。实际调查样本年龄构成情况见表1。
从表1可以反映出来，社区教育受众以60岁以上人群为主，占到60%以上，这与静安区高比例的老年人群相吻合（截止到2014年底，静安区户籍人口中，60岁以上老年人约占总人口的32.4%，高出上海市4个百分点，高出全国17个百分点）。
（三）资料整理与分析
全部问卷资料检查核实后进行编码，然后输入计算机，利用SpSS/pC分析软件进行统计分析。分析类型主要为单变量的描述统计和双变量的交互分类统计。
三、调查结果与分析
（一）网络学习方式――广为接受
作为静安区社区教育数字化学习窗口，2008年正式向市民开通的“静安学习网”是上海社区教育率先开通数字化学习平台的网站。网站不断为市民提供数字化学习资源、营造数字化学习环境，为市民终身学习和静安学习型城区建设提供了便捷有效的渠道。调查结果显示，高达81.76%知晓“静安学习网”，71.07%在该网学习过社区教育课程，更有78.62%愿意参加该网的网上学习活动。每天有利用网校进行学习的达83%。网校分校作为“静安学习网”在社区的延伸和发展，调查数据显示，超过一半人群经常参加网校分校学习和主题日活动。一种“人人皆学、时时能学、处处可学”学习方式被广为接受。此外，调查显示，除了网上学习外，其他学习方式排名依次是电视广播、读书看报、听讲座和参加培训班。
（二）网络学习优势――无可替代
学习过程是一个学习者在交流互动中“有组织”的过程，网络学习环境中的交互机制赋予学习者对信息进行动态控制的权利，对学习内容的呈现和学习进度都可自行控制，不仅拓宽了互动内容的广度，而且提高了互动的深度。网络学习相比较于传统学习模式具有明显的优势。调查中发现，76.73%的人认为网校学习最大优势就是自主、灵活，可以自己把握学习内容、时间、地点和方式，而且资源丰富，可以便捷找到需要的信息。
（三）社区需求――因居住时间和年龄有所不同
调查显示，社区居民希望改善和提供的社区需求中，改善医疗保健服务、改善治安状况和提供便民服务分列前三位。但年龄和居住时间对社区需求有所不同。相对于60岁以上对改善医疗保健服务需求最为关注，年龄在30岁以下对改善治安状况和绿化美化环境更关注。居住时间在3年以下的，对改善治安状况和绿化美化环境较为关注，而居住3年以上的，更加关注改善医疗保健服务和文娱活动场所需求（如图1和图2所示）。
（四）网校学习需求与社区需求――契合
在网校学习内容需求上，从图3可以看出，需求排名先后分别为生活保健类、文化涵养类、法律维权类、家庭教育类、理财类、技能类和就业指导类。这与居民希望社区提供的服务基本吻合。
（五）网校学习对社区治理作用――凝聚共识
调查显示，居民普遍认可网校学习对社区治理有积极作用。72.33%的受访对象认为，网校学习有利于加强人与人之间联系的心理纽带、文化纽带，50.31%认为有利于促使居民自发组建的社区学习团队等。参加网校学习后，60%左右的认为更加原因参加社区文化活动，更加愿意参加社区公益活动。
四、结论与思考
社区是居民生活的共同体，但是现代社区多是行政区域划分而非真正的生活共同体。特别在现代城市里，很多人由“单位人”转变为“社会人”，社区里缺乏血脉纽带，成员没有社区归属感。社区教育为居民搭建参与公共事务的平台，提升了居民的社区参与感和社区责任心，政府由此可以把社会治理的触角延伸到最细微的“末梢神经”，使群众自治的活力在基层释放出来。在“互联网+”时代，创新网校发展，将极大加强人与人之间的心理纽带、文化纽带，促使居民自发组建的社区学习团队，拉近人与人之间的心理距离，提高社区居民的认同感和归属感，从而激发他们参与社区公共事务的意愿，为着一个共同的目标，协同努力，进而在社区治理中发挥独特的作用。如何创新发展，主要在以下四方面进行：
（一）数字化
要有互联网思维，在移动互联网背景下，考虑如何变革社区教育。社区教育数字化学习信息量大，共享互动性强，并且学员可以根据实际需求个性化选择适合自己的学习时间和内容。虽然数字化学习资源数量不少，但资源质量与更新问题还欠缺，有些数字化资源引进与资源建设没有经过前期调研，不能满足居民需求，课程设置较随意，数字化学习资源的应用情况不太乐观。因此，社区教育部门可以联合专业机构力量，从互联网浩瀚的资源中发现和挖掘，向居民推荐更多更好的公益性、导向性的学习资源，让越来越多的居民在“互联网+”视野下，充分运用丰富的网络学习资源，享受“互联网+”时代的丰硕成果，满足居民数字化学习需求，提高社区居民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二）生活化
社区教育应拉近人与人之间的纽带，把老死不相往来的陌生人群变为熟人社会。由于师资队伍不稳定和网络互动不强，在网校学习中遇到问题和困难，一般情况下居民都是向自己的家人请教或自己查找资料解决，这样会造成问题无法得到及时解决，降低了居民使用数字化学习的意愿和兴趣。因此，有必要加强工作平台和学习网络的建设，推进数字化、网络化、信息化学习环境建设，积极构建信息交流平台，形成网络信息交流制度，通过组织现场推进会、交流研讨会、教学（网络学习活动展示）实践和观摩等形式，提供经验交流、问题探讨、互相学习、成果展示的平台，让居民相互帮助，相互融合。通过邻里学习，探讨社区发展问题，以研讨方式寻求破解社区难题，推动社区和谐发展。
（三）社会化
很多问题光靠体制内资源还不能解决，需要把体制内外的社区资源衔接起来。应建立以政府主导多部门协同、社区学院统一管理和指导、社区居委发动、社会组织参与推进、行业性企业投资建设（服务外包）、学习机构支持配合、志愿者参与等多方共同参与推进的社区教育数字化的组织架构。
（四）专业化
数字化社会治理篇3
各市、县（市、区）人民政府，省政府直属各单位：
《浙江省数字化转型标准化建设方案（2018—2020年）已经省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此件公开）
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2018年7月16日
浙江省数字化转型标准化建设方案
（2018—2020年）
为全面贯彻落实数字浙江建设部署，聚焦聚力高质量竞争力现代化，加快全面实施标准化战略，深化国家标准化综合改革试点，以标准化支撑数字化转型，推动我省加快转入高质量发展轨道，制定本方案。
一、总体目标
到2020年，建立健全权责明确、统一协调的数字化转型标准化工作机制，构建完善结构清晰、系统高效的数字化转型标准体系，制定实施一批具有先进水平的亟需标准，组织开展一批关键领域的标准化项目，打造形成一批可复制推广的标准化成果，高标准引领数字化转型取得明显成效。
——数字化转型标准化基础逐步夯实。到2019年，形成数字化转型标准体系框架，初步建立涵盖政府、经济、社会各领域，以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为主体，以团体标准为补充，基本满足数字化转型需求的标准体系。到2020年，具有浙江特色的数字化转型标准体系进一步完善。
——数字化转型标准化竞争力显著增强。到2020年，在数字化转型领域制（修）订国际标准、国家标准、行业标准或地方标准50项以上，组织开展部级、省级标准化试点示范项目10项以上，新增全国、省级标准化技术委员会3个以上，数字化领域标准话语权显著提升。
——数字化转型标准化效应不断释放。进一步深化标准研制、标准化项目建设、标准实施监督评价等工作，形成一批具有先进水平的技术和管理标准化成果，数字化转型标准化程度不断提升，标准化规范和引领数字化转型成效不断显现。
二、基本原则
（一）科学规划，系统布局。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着力点，强化标准体系顶层设计和系统架构。系统梳理数字化转型标准化建设的短板和需求，制定实施任务清单，构建完善标准体系，确保高标准推进数字化转型。
（二）开放共享，协调发展。着力发挥标准化的互联互通作用，以标准化促进政府、经济、社会等领域数字资源深度融合，助力打破信息孤岛。针对数字化转型多学科融合和涉及面广的特点，着力加强各领域标准化建设的统筹协调。
（三）需求导向，重点突破。以政府数字化转型为先导，撬动经济和社会各领域数字化转型，加快各领域数字化转型标准化建设。围绕数据共享、流程再造、信用体系、服务协同等关键领域，优先制定政府数字化转型亟需标准。
三、重点任务
（一）助力政府数字化转型，全力打造智慧政府。
1、构建数字政府标准体系框架。以“最多跑一次”改革标准化建设为突破口，按照“123466”的要求，完善标准化运行机制，助力争创政府治理数字化转型试点省。围绕大系统、大数据、大平台、大集成建设，构建涵盖经济调节、市场监管、公共服务、社会治理、环境保护、政府运行等领域的数字政府标准体系，加快总体要求、政务服务、数据共享、业务管理和技术应用等标准研制。围绕公共数据整合、共享、开放等重点领域，抓好公共数据平台标准化建设。（责任单位：省质监局、省发展改革委、省数据管理中心、省“最多跑一次”改革办公室，列第一的为牵头单位，下同）
2、打通数据互通关键节点。围绕建立“三大模型”的要求，直面打通信息孤岛的堵点和难点，加快构建跨部门、跨层级、跨领域的标准模型。围绕数据共享、流程再造、信用体系建设，重点开展数据汇聚、数据平台、数据安全、大数据应用等领域亟需标准的研制，加快公共数据资源目录编制规范、“互联网+政务服务”公共数据管理规范及电子证照库、人口综合库、公共信用库等规范制定。加强政务领域大数据、物联网、云计算等信息技术应用标准研制，着力破除“三大模型”中标准缺失问题。（责任单位：省数据管理中心、省质监局）
3、扩大政府治理标准化效应。加快政府决策、执行、督查、反馈等数字化协同标准化步伐，强化财政、金融、国资、商务等领域数字化转型标准化机制建设。健全市场监管数字化转型标准体系，结合信息系统建设，将监管要求固化为可量化、可执行、可追溯的全周期标准链和监管模式。推进大数据、互联网、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等现代化信息技术标准化联动应用。加强政府数字化转型标准宣贯和实施评价，在民政、人力社保、教育、卫生计生等领域开展标准化试点示范建设，打造政府数字化转型标准化样板。（责任单位：省数据管理中心、省发展改革委、省经信委、省工商局、省质监局）
（二）引领经济数字化转型，全力打造数字经济。
4、抢占数字经济高地。立足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实施标准领航工程，加快制定实施先进标准，制定实施团体标准30项以上，抢占产业标准制高点。围绕集成电路、基础软件、核心元器件、柔性电子、量子通信等薄弱环节，推动成立产业标准化技术组织3家以上。推动之江实验室成为国家人工智能标准化总体组成员单位，争取获批部级技术标准创新基地和标准验证检验检测点试点，加快创新成果标准化。围绕术语定义、产品评估、系统和组件接口、数据兼容、互换模型等国际竞争和市场应用重点领域，加快标准研制步伐，提升行业标准话语权。（责任单位：省经信委、省科技厅、省质监局、之江实验室）
5、促进新旧动能迭代更新。强化“品字标”浙江制造标准数字化要求，促进传统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开展创业孵化、协同创新、网络众包等“双创”平台标准化复制推广，制定并推广一批支撑制造业创新基地建设的共性和前沿技术标准。探索开展一批互联网协议版本第六版（ipv6）、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数字领域关键技术在传统制造业领域的融合应用，培育一批基于数字技术的新型生产、组织、服务模式标准。在化工、纺织、造纸等重点传统产业开展数字技术与制造业融合创新标准化试点示范。（责任单位：省质监局、省经信委、省科技厅）
6、夯实数字金融基础。以标准化助力数字经济风险防控，围绕移动支付、借贷、保险、基金销售、信托和消费金融等数字化金融服务，加强监管、准入、第三方存管、信息披露、风险提示、网络安全、信用建设等关键标准研制和实施，构建数字金融行业管理和数据统计监测体系。推动区块链技术在数字金融领域创新应用，加强区块链技术应用标准化，强化金融科技标准化建设。（责任单位：人行杭州中心支行、省质监局、浙江银监局、浙江保监局、浙江证监局）
7、助推数字经济创新融合。聚力之江实验室、实体经济、新兴金融中心、新型贸易中心建设，加强数字经济创新融合标准化建设，加快创新成果标准化。加强与国际、国家标准化技术组织对接，推动以之江实验室为代表的浙江企事业单位参与国际标准化组织（iSo）、国际电工委员会（ieC）和国际电信联盟（itU）有关工作。优先做好之江实验室等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开放创新平台标准化顶层设计，围绕医疗、交通、金融、物流、环境保护等领域率先开展数字化转型关键技术、产品、服务标准研制，及时将有效模式和关键技术标准化。（责任单位：省科技厅、省经信委、省质监局、之江实验室）
（三）支撑社会数字化转型，全力打造智慧浙江。
8、推动公共服务智能化。探索“标准化+大数据+公共服务”模式，加快“网上办、掌上办”领域数据采集、分级、交换、质量、保密等关键共性标准的制定，实施基本公共服务指导性目录及标准。建立全省社会数据标准化协调机制，构建涵盖教育、司法、文化、健康、交通、地理、金融、信用等领域的社会公共服务标准库。推进企业投资项目审批监管、商事登记联办、不动产登记管理等全过程标准化，建立公安、人力社保、民政、医疗等领域信息共享标准化路径。强化乡镇（街道）便民服务中心、村（社区）代办点等公共服务标准制定、实施与评价。（责任单位：省发展改革委、省质监局、省数据管理中心，省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协调小组成员单位）
9、推动社会治理集成化。结合基层社会治理工作，实施社会治理事项标准化指导性目录，依托基层治理综合信息平台加快推动社会治理数字化转型。加强政府、企业、个人分层分级分流标准化体系建设，以标准化规范数据采集、传输、存储、使用、开发等环节的安全边界和监管措施，制定涉及国家利益、公共安全、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等信息的保护清单标准。开展基层社情民意监测标准化工作，围绕基层治理重点领域实施一批标准化项目，开展重要标准实施绩效评价，提升基层社会治理标准化水平。（责任单位：省综治办、省发展改革委、省质监局、省数据管理中心）
10、推动公众消费数字化。加快数字化消费云工程、云服务、大数据等领域创新成果标准化，促进虚拟/增强现实、智能网联汽车、人工智能等前沿科技应用，培育数字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提升文化、教育、医疗等领域数字化产品和服务模式标准化水平，推动管理经验和关键技术转化为标准。围绕新零售、农村电子商务、跨境电子商务等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开展标准化建设，培育一批国际先进标准。围绕打响“放心消费在浙江”品牌，探索建立数字化放心消费“三度一率”社会评价标准指标体系。（责任单位：省商务厅、省发展改革委、省经信委、省教育厅、省文化厅、省卫生计生委、省工商局、省质监局）
四、组织保障
（一）强化部门协同。完善统一领导、分工负责的标准化管理机制，强化标准化主管部门的牵头、协调和监督职责，有效发挥行业主管部门的标准制定、实施作用。在省全面实施标准化战略领导小组框架下，设立数字化转型标准化工作专班，统筹各相关部门规划、政策和举措，定期开展专题研究，及时协调重点工作。
（二）强化政策保障。积极推荐一批重要标准上升为国际标准、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标准实施绩效显著的，按有关规定优先推荐申报省科学技术奖、省标准创新贡献奖。支持我省企事业单位承担或参与国际、全国专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秘书处工作，优化省级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建设。完善科技创新与标准创新融合机制。探索建立数字产业服务认证体系。
（三）强化实施评价。将标准实施与数字化转型政策深度融合，加大标准实施协调力度，强化标准的制度性合力。建立第三方标准实施监督和评估机制，探索实施符合国际惯例的认证认可模式，培育标准服务市场。每年选定一批重点标准化项目进行标准实施绩效评价，建立标准动态调整机制，加强标准实施信息公开，增强实施绩效评估能力。
抄送：省委各部门，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协办公厅，省军区，省监委，省法院，省检察院。
数字化社会治理篇4
以“12345，有事找政府”为服务宗旨的兰州市三维数字社会管理服务中心于2013年5月27日正式启动运行，为正县级机构。三维数字社会服务管理中心是兰州市社会管理的创新工作，是兰州市全面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以信息化、数字化引领和推进“平安兰州、法治兰州、和谐兰州”建设的一项社会服务管理的系统工程和民生工程。
兰州市三维数字社会服务管理中心搭建了社会管理和民生服务两个平台，建立了人口数据库、法人数据库和空间地理数据库，整合了语音、视频、业务和数据四大资源，力求实现焦点在线、化解在线、舆情在线、应急在线和效能在线。
兰州市三维数字社会服务管理中心全面提高了兰州市的社会服务管理工作的信息化、科学化、规范化、智能化水平，为广大市民提供快捷、高效、周到、便利的服务，全面促进社会管理各项工作措施的落实。目前，在社会管理创新方面，兰州市走在了全国前列。
创新社会服务管理
兰州市三维数字社会管理系统是全国首创研发的，系统有效地解决了基层信息化水平低、重复劳动、重复投资、底数不清、数字不实、信息孤岛、资源不能共享的问题，是创新社会服务管理工作的一项重大的信息化科技成果。
三维数字社会管理系统利用GiS地理信息技术、“三维数字”仿真模拟技术、可视化实景视频技术、传统的拍照技术和生物身份识别技术，全面直观地将辖区的企事业单位、小区院落、居民家庭、主次交通干道等地理面貌立体、直观、动态地展现出来，形成了一个完全真实的实景三维数字社会管理系统。
三维数字社会管理系统按照“四级平台管理、六级网格服务”的社会服务管理新思路，建立了纵向贯通市、区、街道、社区、网格、楼院，横向覆盖市、区各部门的联动联网运行机制，提出“民情流水线”工程“12345”社会服务管理新模式。
“12345”社会服务管理新模式即：一个中心（三维数字社会服务管理中心），二个平台（民生服务和社会管理两大系统平台），三大数据库（地理信息库、人口信息库、经济法人库），四大整合（语音、视频、业务、数据），五条主线（党的建设、层级管理、重点工作、综合治理、效能监管）。
三维数字社会管理系统整合了基层130余项业务工作，建成了包含党建管理、计划生育、综合治理、社会保障等20大业务管理模块，研发了实有人口管理、网格化层级可视化管理等16大社会管理系统和“民情通”呼叫中心、三维便民服务网等10大民生服务系统。
该系统设计了集电子监察、二三维一体化分析比对研判、社会治安稳定风险评估、党风廉政建设风险预警等10大服务管理辅助决策为一体的系统，实现了多元异构数据的共享与集成。
三维数字社会管理系统为政府工作建立了一个规范、统一、共享的数据管理与服务平台，将各类信息系统以及信息源进行了最大程度的整合。
兰州市通过采用三维数字社会管理系统，不仅从根本上避免了出现信息孤岛，而且由于在汇集过程中产生了新价值，大大地提升了电子政务系统的信息资源应用能力和信息服务能力，该系统被誉为创新基层政务和社会管理的一场革命。
系统深入推广应用
目前，兰州市三维数字社会管理系统探索出一套以市区级平台建设为基础，全面覆盖政府各部门、街道、社区、网格的系统建设经验。
三维数字社会服务管理系统改变了以往对各县区、各部门和基层工作考核单一、手段落后的问题，将社会服务管理的各项工作进行全过程的信息化监管，通过实时分析、实时跟踪、自动追溯、保留痕迹、综合查询等智能监管功能，全面、准确、客观地考核评价全市各级、各方面社会服务管理的工作实效。
兰州市全面推广应用。兰州市委、市政府按照甘肃省委、省政府大力推广“民情流水线”工程的要求，全力推动三维数字社会管理系统的推广应用，于2011年在全市5个区52个街道391个社区建成了三维数字社会管理系统。
2012年，兰州市委、市政府为了整合全市已经建成的三维数字社会管理系统，全面地提升兰州市的社会服务管理水平，将建设兰州市三维数字社会服务管理平台列为“为民兴办”的28件实事之一。
2013年5月27日，兰州市三维数字社会服务管理平台正式启动，平台整合了兰州市各类服务热线资源、数字城管系统、视频监控资源、应急指挥资源、协同办公系统等信息资源，主要依托人口和法人信息库、基础地理信息库和视频监控信息库三大信息库。
三维数字社会服务管理平台建成了三维数字社会服务平台和三维数字社会管理平台两大基础平台，建立了“民情通”呼叫服务中心、三维数字公众服务中心、三维数字网格化社会管理中心、三维数字应急指挥中心和三维数字城市管理中心六大中心。构建了纵向到底的市、区、部门、街道、社区和网格楼院六级联动和横向到边的部门间互联互通的社会服务管理新模式，实现了应急指挥、呼叫服务、三维便民服务网、城市管理等工作的统一调度指挥，推动了虚拟养老院、四点半工程、一刻钟精品服务圈、一元钱爱心党费等“民情流水线”工程特色服务在兰州市的全面覆盖。
三维数字社会服务管理平台极大地提升了兰州市的社会服务管理水平、促进了全市各部门间的协调联动、提升了政府工作的透明度、加强了公众对政府工作的监督、节省了全市政府部门的工作成本。
数字化社会治理篇5
当前，中国经济社会进入重大的转型期，国家治理面对着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国家治理的开放性、多样性、复杂性程度越来越高，必然要求权衡更多更有效的治理工具。大数据、互联网及新一代信息技术，为实现国家治理的现代化提供了新的技术平台和实现路径。因此，数据治理和数据文明就是大数据时代国家治理的重中之重，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大课题。事实上，信息技术革命推动政府再造和治理变革，早已成为全球性的大趋势。继上个世纪70年代新公共管理运动引发的第一次政府再造以后，这些年大数据、云计算、新一代信息技术以及数据开放共享运动的影响冲击正在引发全球范围的第二次政府再造。
在数字文明时代，无论是政府还是社会企业，关键是树立数字文明意识并使之转化为基础数字体系和政府的治理模式。
第一，做好全社会的数据文明基础建设，要尽快构建国家治理的技术数据体系和法律标准体系，如公民信用不动产、家庭人口、收入和税收等大数据，以通信网、互联网、移动互联网、物联网四大网为支撑，从经验决策转向数据决策，从全面治理转向数字治理，从而降低信息不对称带来的风险，将大数据治理更广泛应用于污染防治、城市规划、交通管理、医疗、教育、军事国防等重要领域，创造更大的国民活力，推动国家治理的科学化和精准化。
第二，积极促进政府自身改革。大数据可用于改进政府管理，评估政府绩效、监督政府行为，借助大数据实现政府负面清单、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的透明化管理，完善大数据监督体系，促进政府简政放权依法行政。同时，利用大数据、云计算和信息技术，给政府绩效进行科学客观的评估。
第三，构建大数据时代多元的国家治理新体系。数据治理文明的最大变化就是治理主体和治理结构的改变，数据的流动、开放和共享，弥合了不同主体的信息差、知识差和智能差，也打破了信息资源的空间界限，政府不再是唯一的治理主体，企业、公民、技术、社群、社会组织作为第三方治理主体充当重要的角色，应当着力加强政府与政府之间、政府与企业之间、政府与公民之间的大数据开放共享，以数据的流动、交互与共享促进整个社会资源的流动、交互与共享。
数字化社会治理篇6
高校思想政治人际和谐问题教育功能
一、研究背景
21世纪，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人类进入了网络化时代，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社会经济的多元化导致人际关系的复杂性、多样性、功利化、淡漠化的巨变。这些都会对我国高等院校和谐校园的构建都会产生不利影响，当代的大学生作为知识文化水平较高的群体是国家和社会寄予希望的一代精华。对于他们来说，悉心的培养和拥有和谐的人际关系，会帮助他们更好的了解自我、了解他人、了解社会、适应社会，更会帮助他们展示自我、发展自我。
二、高校人际和谐的理解
人际和谐，就是人际关系的和谐，是指在实践基础上社会性生成过程的不断产生，不断变化的状态，它既是人际交往过程的静态过程，又是人际交往动态展开。即指在现实社会的实践活动中，通过人与人交往形成的各种关系（包括政治关系、经济关系、文化关系）都处于一种协调、有序的状态。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公平正义、充满活力、诚信友爱、民主法治、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对于高校而言，和谐高等院校校园（以下简称“和谐校园”）是以培养和谐的高水平人才为重点，以师生的发展和学校事业的发展为核心，以校园为基础，各种教育系统及其相关要素之间相互协调运转，总体优化，从而促使形成教育的合力，学校就可以达到全面的可持续发展状态，全体师生各尽其职、各得其所和谐共处的和谐校园。
三、高校人际和谐的基本原则
1.平等交往原则
平等交往是指在交往过程中达到态度平等、人格平等、礼仪平等、交往平等等多个方面。其中最主要的就是人格上的平等。作为主体，每个人都拥有自己的人格，做人的尊严。相关研究表明，每个人都强烈的需要友爱和受人尊重，交友和受人尊重的愿望。
2.诚实守信原则
诚实是指为人处事要表里如一、言行一致，一个纯洁无私、心底坦诚的人在任何时候都会对任何人心口如一、尊重事实。守信就是指在交往过程中人们一定要讲信用，要说到做到，言必行、行必果。中华民族历来都是强调信用。在人际交往过程中从古至今都把信用看的极其重要，儒家思想直接把信用作为一种美德之一。
3.互惠互利原则
互惠互利就是指人们在交往中考虑双方的共同利益和价值，满足共同心里需求，使双方在交往过程中都能得到“好处”和实惠。大多数人的交往是互相报偿、互惠互利、互相满足，这是人际交往活动过程中的基本动机，没有需求上的互相补取和互相满足，就不可能有成功的交际。
四、目前高校人际交往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1.人际交往中过于理想化
在大多数大学生还没有进入大学校门之前，就赋予了大学人际关系以完美、理想的色彩，对人际关系的期望值太高，用理想化的尺度来度量现实，他们对校园里人际关系的多样性和复杂性缺少必要的准备，因此，当接触到大学人际交往中的不足，就会感到和理想之间的差距很大，会产生不满和抵触的情绪。很多同学以为，大学人际交往中“最缺乏的是友爱和包容”。但细细思想来，在这些同学当中真正接触到复杂人际关系的同学很少，大多数同学都是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差距而造成的抵触情绪。人际交往关系的理想化导致许多大学生未能真正了解大学人际交往的关系，把本来应该是正常的矛盾和不足看作是异常，把自己的能力缺乏、处世的简单所导致的人际不适也同样归因到人际关系交往的复杂中去，从而很容易在心理上与现实发生抵触情绪。
2.师生关系疏远
师生关系是大学生人际交往关系中的主要内容，师生关系如何直接影响到学校，能否对学生的身心施加于符合社会需要的影响。对当前的高校师生关系而言，师生关系总体上还是比较协调、和谐。但是，鉴于高等教育的特点，大学教师与大学生之间的交流不像中小学那么的频繁，在课外时间方面师生的交流也较少。伴随着时间上的无差异化和社会信息来源的多元化，高校大规模扩招人数不断加大，使得高等学校中师生关系交往机会、交流时间越来越少，交往渠道和范围狭隘，师生从交流的内容上看，仅限于课堂的传授，交往的范围相对狭窄，这不利于树立和谐的师生关系，导致师生关系倾向于疏远化。
五、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在构建和谐高校的过程中的作用
1.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通过政治上的引导，促使和谐高校保持稳定建设。稳定是和谐的主要内涵，而稳定最主要的因素是人和，因此要使高校稳定发展首先要做到人和。利用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通过政治思想方面使全校师生坚持党的领导，促进党的各项方针政策在高校顺利的贯彻落实，从而巩固高校的政治路线和发展方向，确保了高校人际交往关系的融洽，主动解决矛盾，维护师生的合法权益，保证高校发展的稳定性，增加学校的活力，在和而不同、和而有序的思想大环境中保证整个高校可持续的发展。
2.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通过思想上的教育，为和谐高校的构建提供思想保证。在建立和谐校园的工程中，人是核心，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本质上就是怎样去调动人的主动性、积极性。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利用思想上的教育就是要使马列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思想成为广大师生主动坚持的指导思想，并在此思想引导下形成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在构建和谐高校的过程中精神动力不会自己产生，必须利用思想政治教育来刺激，从而把构建和谐高校所应具备的信念、观念、思想、道德、情感、意志等精神因素体现出来，促使全校师生和员工构建和谐高校的主动性、积极性、创造性，为和谐高校的建立提供精神约束力和凝聚力。
3.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通过营造和谐校园文化，促使全校师生在思想精神上形成共识，为和谐高校的构建创造良好的人文环境。校园文化是加强高校全面和谐发展的一个主要载体，所以，树立和谐的校园文化，应当成为增强和促进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方面。要建设体现社会主义时代特征、特点和具有各学校特色的校园文化，鼓励全校师生的爱校情感。通过记校训、唱校歌、戴校徽，加强培养校兴我荣、校衰我耻的意识，产生凝聚力，培育大学精神。不断培养和促进良好的学风和校风，通过树立崇尚科学、善于创新、拥有时代特征和学校特色的优良学风。增加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从而达到高校真正意义上的和谐。
六、高校人际和谐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
1.奠基功能
美国着名心理学家马斯洛认为，人际交往关系的需要是人的基本需要，人际交往关系的和谐是自我人格完整的重要特点，而人际交往关系的不和谐是造成人们心理疾病的本源。因此，校园生活人际关系是高校人际关系中的关键内容，必然也就成为了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组成部分。加强人际交往关系，对校园文化建设、思想政治教育都有着及其重要的意义。
2.保证功能
和谐的人际交往关系会帮助人们发展良好的个性，促使其意识到自身的价值，发挥其智慧，成为积极进取、拥有创新的社会主体，这就是思想政治教育的最终目的。人个性的不断发展，人个性的不断形成除去遗传性影响外，还会受到后天培养以及学习、生活、社会大环境的影响，人际的交往情况会直接影响到一个人的优良品质的形成与发展，人际交往的宽度会直接影响到个性的表达形式。通过人际交往可以建立榜样、说服渗透等各种方式来带领每个人走向理想的道德目标，增强每个人的道德水准，从而创造一个健康的、文明的、积极的人际交往氛围。
3.协同功能
从一般意义上来说，思想政治教育就是通过行为、思想和价值的引导，使人们抛弃错误的观点、立场和想法，紧跟正确的观点、立场和想法，不断增强了解自我、了解他人、了解社会的能力。人际和谐对思想政治教育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人际和谐可以给思想政治教育提供良性的循环，从而更有效的发挥其作用，产生更明显的效果。
4.反馈功能
思想政治教育是一项坚持以人为本，以现代人的发展为核心，着重人的合理性的需求。如果思想政治教育未能解决人的心理品质、行为习惯、思想认识等问题，就不可能达到人际和谐，而反过来人际关系是否和谐能调节、诊断、反馈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有效性。人际关系是否和谐是做好思想政治教育的晴雨表。假如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没有做好，就会导致人际关系紧张的局面，同时也会对各项政策的开展和各项工作的实施起到不利的影响。
七、结语
构建和谐人际关系的意义是非常重大的，如果没有和谐的人际关系，将可能会造成社会的失衡，会造成道德的失范，同时经济也可能会面临僵化。高校是培养高水平人才的主要基底，人际关系复杂，因而营造良好的校园人际关系对于促进大学生和教职员工的身心健康发展，促进高校管理改革，促进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开展，促进校园和谐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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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10页）目前，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制定了很多元数据标准，具有代表性的有：博物馆信息的计算机交换Cimi；美国联邦地理数据委员会FGDC数字地理空间元数据内容标准；都柏林核心DC元数据元素集；eDUCom教学管理系统；编码数据库说明eaD；政府信息定位服务GiLS；i2aFa模板iaFa/wHoiS++;USmaRC格式；文本编码初始tei头标；可视资源协会VRa核心数据等。中文元数据的研究成果集中于元数据生成工具、以DC等位代表的元数据与maRC的映射关系、XmL用于元数据表示。
元数据的表现形式：XmL（eXtensiblemarkedLanguage）语言具有良好表达能力、可扩展性、高度结构化语法支持，并便于网络传输。因而成为广泛应用的元数据描述形式。
5数字化图书馆环境下对馆员提出的要求
5.1掌握图书馆学、情报学专业理论知识和技术。图书情报专业是建立在图书馆学、信息情报学、分类学、目录学等各学科理论基础之上的。图书馆员必须系统掌握这些学科的知识和理论，这是馆员应具备的基本素质。
5.2具备娴熟的网络技术能力和丰富的网络知识现代信息技术日益广泛应用于图书馆，使图书馆的信息交流和信息服务工作逐步沿着数字化、电子化、虚拟化、网络化的方向发展。作为一名图书馆工作者仅有图书情报专业知识是不够的，必须努力学习现代计算机技术、通信技术、网络技术。
5.3终生学习，以适应社会的快速发展
现代社会是一个知识社会，知识和技术呈“爆炸”态势增长。要适应这个社会，就必须不断学习，补充新知识，掌握新技能，提高自身素质。用新的理念和方法，去研究解决新形势下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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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孙伟，冯萍.数字化图书馆的智能数据库建设.2006，8.
[5]于杰，郑先友.信息时代的搞笑数字化图书馆设计.2006，1.
数字化社会治理篇7
一、整合部门职能，创新机构设置，建立数字信息管理服务新模式
设立数字信息管理服务中心（挂东营区民生热线综合服务中心牌子），将全区各部门已建立的信息系统、监控系统、智能系统、指挥系统、管理系统整合，实现资源共享，建立三级（区、街道、社区）平台管理，五级（区、街道、社区、网格、楼院）网格服务的层级联动管理模式，建成覆盖全区的数字化基层服务管理新体系。
数字信息管理服务中心对进驻中心的各政府部门事项的办理进行组织协调、监督管理和指导服务；负责政务信息公开，推进政务服务和便民服务信息化建设。通过电话、网络等技术按要求开展群众满意度调查。整合全区服务热线，受理群众对政府及其部门单位政务咨询、意见、建议和对工作人员的投诉；受理群众对经济发展和社会生活中发生的应由政府及其部门单位解决的问题或办理的事项；为群众提供生活类咨询服务。为辖区内应急突发事件提供信息数据支撑，协助区政府处置突发公共事件。开展以电子监察为主的科技预防腐败工作；线上受理机关效能建设方面和外来投资者合法权益受到侵害的投诉；对行政审批、许可、执法、服务、收费和罚没等行政权力事项进行网络监督；负责工作作风、纪律、态度、效能等方面的网络监察监督。依托全区社会养老服务信息平台，为老年人提供生活照料、家政便民、精神慰籍等服务；利用现代化的手段加强党员的组织与管理。
二、向管理要编制，推行街道社区网格化管理，开创以基层党建为统领、以数字信息为支撑的社会管理服务新模式
按照“方便群众、便于管理、规模适度、全面覆盖、动态调整”的原则，根据城乡居民居住区域方位和辖区人、户、房、组织分布情况，以镇街为主体，将每个社区划分为若干基础服务管理网格，每个网格配备一格三员（网格长、网格管理员、网格联络员），所有网格实行全区统一编码管理。网格员配置移动终端设备，负责基础信息的更新录入和逐级上传，并执行系统传输到终端的命令。通过合理设置网格，确保系统服务在中心城区全覆盖、无缝隙。
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在街道、社区推行大党委运行机制，深入推进辖区在职党员到社区报到工作，成立社区党委，建立以街道党组织为核心、社区党组织为依托、驻区单位和党员共同参与的社区党建工作格局，实现“力量下沉到网格，矛盾化解在网格，服务落实在网格”，提高了基层部门服务人民群众的水平。
三、向信息技术要编制，建立数字信息数据库和管理服务应用平台，实现社会治理数字化
东营区建立了数字城市基础信息数据库，包括人口信息数据、法人信息数据库和地理信息三大数据库。其中人口和法人信息数据库是对辖区常驻人口、流动人口、辖区企业的基本信息、分类信息进行采集统计、有效整合和归纳整理，并进行动态管理；地理信息数据库是建设三维仿真地图，实现分级查看不同精度的地图，实现对区级、街道、社区、楼宇的划定、查看、标注。三大库的数据通过融合，辖区房屋可视化管理，做到区域设施清，隐患矛盾清，家庭情况清，人员类别清。在数字城市基础信息数据库基础上，建立三维虚拟仿真地理信息平台。建设包含区域企事业单位、经济组织，各类建筑物、主次干道、背街小巷、物业小区、家庭及农村院落及区域地貌的三维仿真虚拟城区，涵盖东营区行政区划范围，将城区立体、直观地搬上管理平台，形成一个完全与实景对应的虚拟城区，实现街区的虚拟信息化管理。
整合视频监控平台。整合街道社区、公安、城管、环保、交通等部门监控视频信号资源，与三维地理数据库对接，建立社会治安、交通秩序、市容卫生、文化管理“四位一体”同步快速监控管理，快速比对研判预警，为领导决策提供依据。建立了统一的视频监控系统调度管理系统，在处理紧急突发公共事件中视频资源得到有效整合利用。
数字化社会治理篇8
〔论文摘要〕本文对统计数据失真的原因进行了详细的分析，提出了根治统计数据失真的可行对策。
从本世纪开始，我国进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的发展阶段。作为一个国家社会与经济发展的基本情报的统计数据，其真实性直接影响到中央和各级政府、主管部门制定政策、进行决策和调控管理的科学性、合理性、有效性。因此统计数据是否真实直接关系到我们建设小康社会的成败。然而当全国上下都关注经济发展时，在统计数据上弄虚作假、虚报浮夸的现象也时有发生，统计数据的质量问题，引起了社会各界的质疑和批评。在此基础上做出的决策、制定的政策其效果都不得不大打折扣，甚至由于虚假信息的误导，造成许多决策的重大失误，给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造成很大损失和浪费。对这一严重后果，社会各界有识之士已认识到了，并采取了一些相应的措施，但收效甚微。我认为统计数据失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要彻底根治，我们必须标本兼治，从基础抓起，从源头抓起。
一、统计数据失真的原因
1、社会道德失衡，诚信严重失范，是造成统计数据失真的社会基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社会经济发生了重大变化和深刻变革，人民生活显著提高，但无庸讳言，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近年来社会诚信水平出现了明显下降趋势。这种道德失衡、诚信失范的现象不仅成为我国市场经济进一步发展的严重障碍，也成为统计数据造假的一大社会根源。它影响到了作为调查者的统计部门及统计工作者，也影响到了向社会提供各种统计资料的社会各界的每一个人，同时更影响到了我国各级领导干部。
2、干部管理机制不完善是导致和助长统计数字造假的一个重要源头和关键所在。近年来我们国家对干部的考核任免，开始对其业绩进行量化考核，这应该是干部管理迈向规范化、科学化的重要一步，但是对于定量考核的某些指标我们没有进行严格、科学、规范的审计和评价，正是由于这一管理机制中的重要缺陷，使某些领导出于地方、部门、个人利益的考虑，对统计部门授意和间接施加影响，使之按其意志编造或瞒报、虚报统计数据，从而导致和助长了整个社会数字做假的不良风气，严重影响了重要统计数据的可靠性和准确性，给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造成了重大损失。
3、统计法制意识淡薄，执法力度不够是造成统计数据造假日趋蔓延的关键因素。首先是整个社会的统计法制意识淡薄，从领导到群众，从上级主管部门到基层单位，从调查者到被调查者，都没有充分认识到对统计数据造假与其它触犯刑律的行为一样，也是一种严重的违法行为，也要承担法律责任。一部分人出于对部门、个人利益的考虑，对数字造假心知肚明，且彼此心照不宣，甚至协助造假、做假。其次，统计执法乏力，缺乏应有的打击力度，使统计法律、法规失去了应有的震慑作用，使本已非常淡薄的统计法制观念更加淡薄，直接助长了社会上统计数据造假的现象。
4、统计部门自律制度不完善是造成统计部门对统计数据失真、失守的关键因素。由于现在我国统计部门还没有财务部门那样严格的自律制度，所以统计人员和统计部门没有会计人员那样高的责任感和纪律约束感，因此也弱化了为保证统计数字质量而应该坚持的原则和立场，降低了自己对假数据的责任意识、敏感性和抗干扰能力、放弃了捍卫统计数据真实的神圣职责，使统计数据的真实性、可靠性失去了最后的保障。
5、统计工作人员及社会各界和领导的自身素质水平低下是造成统计数据失真的又一主要原因。首先现阶段我国统计队伍业务素质水平较低，造成统计各工作阶段科学性差，对统计工作各环节控制不严谨、不合理，造成了统计数据不同程度的失真。其次，作为被调查的社会各界，由于缺乏必要的文化及素质水平，导致记忆、记录、估计不准，也会使所提供数据失真。最后，由于部分领导干部个人思想觉悟、业务能力较低，向统计部门所提供的一些数据不是经过科学调查得到的，而且仅凭个人臆断、拍脑袋拍出来的，当然会使统计数据失真。
二、根治统计数据失真的对策
1、加强社会道德诚信教育。在进人新的世纪后，我国明确提出了以德治国的方略，并在全社会开展了《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的学习活动。对于统计数据的造假问题，已不单单是法制就可解决的问题，因此，加强全社会的道德、诚信教育，提高全党、全民的道德诚信意识水平，仍应作为当前和今后我国精神文明建设的重点工程来抓。
2、进一步完善干部管理体制。我们必须进一步完善干部管理体制，对各级干部的考核、评价与相应的升迁与任免，要建立严格、科学、规范的业绩评估制度，如授权专门评估机构评估、评估前不可先通报以及对违规行为的处罚办法等，严格防止“官出数字、数字出官”的腐败现象。
3、加强统计法制宣传和执法力度。由于长期以来对《统计法》宣传力度不够，对于统计数字造假这一违法现象，很少有人意识到这是违法行为，也很少有人去举报或抵制，因此很少有数字造假者得到法律制裁，致使《统计法》根本起不到其应有的震撼作用，助长了数字造假的不正之风，使统计数据治理的环境进一步恶化。因此我们必须要在全社会大张旗鼓地宣传统计法制，并全方位加大统计执法检查力度，严厉打击，处理一批严重的统计违法案件，树立统计部门的权威。
4、完善统计部门的自律、监督机制。要象会计部门的财经纪律一样，在统计部门，建立起一套责、权、利相协调的管理机制，完善统计部门的自律、监督制度，以严格约束、监督统计工作。
数字化社会治理篇9
【关键词】新创文字；冲突论视角；双语教育；文化多样性
abstract：withthequickdevelopmentofmodernizationandimpactofglobalization，new-createdwritingsystemforethnicminoritiesisfacingconflictfromnationalintegrationandculturepersity，cultureconveyandmodernization，Chineseteachingandethniclanguageteachingetc.itisbetterchoicetorespectculturedifference，languageandwrittenlanguagespersity，andremaintheharmoniousdevelopmentamongmulti-cultureeducation，multi-cultureintegrationeducation.
Keywords：new-createdwritingsystem，conflicttheory，bilingualeducation，culturepersity
20世纪50年代，中央政府为贯彻实施马列主义民族平等理论和政策，保障各民族享有平等的权利和自由，同时也为了满足少数民族的实际需求，根据“自择自愿”的原则，在大规模的语言调查的基础上，帮助12个民族创制了十几种拼音文字：壮文、布依文、侗文、黎文、佤文、载佤文、傈僳文、纳西文、哈尼文(2种)、黔东苗文、湘西苗文、川黔滇苗文等。其中，只有壮文经国务院批准推行，其余文字均经国家民委批准试验推行。少数民族新创文字的创制、使用和推广自上世纪50年代到目前为止，经历了半个世纪的历史。新创文字是在特定的历史和政治背景下创制和实施的，被赋予了浓厚的政治意义，回应了当时各族人民当家作主实现各个领域平等的需求，也是中国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想的意识形态的体现。但是随着全球化和经济一体化，以及传统的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这一特殊环境下，新创文字作为少数民族文化领域的一部分，是否能经受来自全球一体化以及主流文化的冲击，在宏观上如何应对国家整合与民族文化多样性，如何处理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问题；在微观上，如何处理少数民族地区双语教学的问题，诸如在教学内容、课程设置、教材编写、教学语言和教学方式等方面上的一系列问题。笔者借用冲突论的视角对上述问题尝试给予分析与阐释。
一、冲突论视角的理论依据与阐释
从冲突论的视角看，文化之所以存在是由于它保护或促进了某一社会集团的利益。这一视角的基本假设是，一个社会存在着，或者说也许存在着许多相互冲突的文化要素，不同的文化要素代表着不同利益群体或社会阶级的利益。通过这一视角，社会学家试图发现哪个集团支持哪种观念和价值观，并试图弄清楚原因。这种冲突论视角的核心概念是意识形态——指某一阶段、群体或其他社会部分在其他群体为争夺特权与统治的斗争中，为使自己的利益合法化或正当化的一套文化信念。当各个文化特征相互之间具有逻辑上的一致性时，我们说这个文化体现了很高程度的文化整合。但是，各文化要素之间也可能是相互矛盾的。也就是说，它们在逻辑上可能不一致。社会学家有时把这种人们所信奉的观念和实际行为之间的冲突，称为理想文化和现实文化之间的冲突。文化矛盾也可能在另一种情况下发生，如外来文化的某些要素与本土文化部分要素之间的冲突。当这种冲突发生时，作为接收一方社会的成员往往会对改变中的价值观和规范持有一种矛盾的心情。文化要素间也可以是既不一致，也不矛盾，而是一种中立的关系。[1]
冲突现象无论是社会层面还是文化层面都普遍客观存在着。这种冲突的出现可能是由于社会文化的变迁引起结构的失衡，也可能是由于不同文化上的差异、资源利益分配、价值规范等方面的差异引起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
二、国家整合与民族文化多样性的两难困境
美国教育社会学家michaelw.apple认为教育其实并不是中立的，教育、课程、教科书实际上都受到国家意识形态的影响。[2]教育具有上层建筑的性质，任何国家的教育都是受国家意识形态的影响，为维护国家体制服务的。教育是宣传一定政党的政治纲领、方针、路线和政策的基本手段。滕星教授认为，“中国民族教育的根本目的是提高少数民族整体文化水平，共享现代化的成果，实现民族平等、民族共同繁荣、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目标。任何社会的教育都具备社会整合的功能，通过国家的教育体系向公民灌输包括道德教育、政治教育等思想体系，使社会实现整合。”[3]
1.国家整合中的少数民族学校教育
国家在少数民族学校教育中的整合主要表现在多方面，首先是在教育教学指导思想方面的统一，必须在国家意识形态领域下统一教育思想和政治思想，这主要体现在教材内容的选编上，教学大纲的指导上，考试内容倾向上。譬如，早在1959年，中央规定少数民族文字教材的编译必须以党和国家的教育方针为指导思想，在教材的政治内容上要用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和爱国主义的思想教育学生。国家教育在教学内容上的整合，更多的是从政治意识形态上保持统一政治思想，统一教育思想。
其次，少数民族学校教育中普通话和英语的普遍推广与普及使用，对少数民族双语教学产生了一定的冲击和影响。国家汉语办公室、国家语委在教育领域包括在少数民族地区学校教育领域大力推广普通话，将普通话教学作为衡量教学质量和教师素质的标准之一，并对教师普通话的水平进行测试与评估，依此作为教师资格上岗的要求之一。另外，地方教育部门严格执行相关政策文件的要求，大力在少数民族地区推广普通话教学；云南省对教师也有具体规定，尤其是语文教师，必须达到普通话二级甲等水平才具备上岗资格。
另外，教育具有筛选、分层完成向上流动的功能，更为现实的是，因种种条件制约更多的少数民族学生不能通过国家的学校教育完成向上流动进入社会的上层，而将面临着选择在社区如何生存的问题，但是国家主义过度强调主流社会的知识技能，教育领域内的国家整合往往忽视少数民族地区特色的地方性知识和社区生存技能的培养，忽视个人生存与社区发展的契合，结果容易产生造就大批文化边缘人。
2.理想主义意识形态下的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多样性的保留
首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待多元文化的核心理念是提倡语言文字多元化，尊重少数民族文化的差异性，鼓励用母语或少数民族语教学。
其次，我国的民族理论和政策及其相关法律和法规对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多样性的保留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确保了少数民族文字的合法性地位。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到《宪法》、《民族区域自治法》、《义务教育法》、《教育法》、《扫盲条例》以及国家的有关文件，对民族语文工作的方针、政策和措施都有明确的规定。1949年9月29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第53条规定：“各少数民族均有发展其语言文字，保持或改革其风俗及宗教信仰的自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总纲第四条中规定：“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自己的语言文字的自由”。这是中国民族语文工作的总方针和根本政策。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第十条规定：“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保障本地方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自己的语言文字的自由。”第三十七条规定：“招收少数民族学生为主的学校，有条件的应当采用少数民族文字的课本，并用少数民族语言讲课；根据情况从小学低年级或者高年级起开设汉语文课程，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和规范汉字。”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第六条中规定：“招收少数民族学生为主的学校，可以用少数民族通用的语言文字教学。”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第十二条规定：“汉语言文字为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的基本教学语言文字。少数民族学生为主的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可以使用本民族或者当地民族通用的语言文字进行教学。”各民族自治地方在制定自治条例和其他的政策、法规中又进一步作了相应的规定。[4]
可见，在对待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问题上，尊重少数民族实现本民族语言文字的权利和自由，尊重语言文字多样性已经在国际上达成共识，在法律法规上得到保证。
3.正确认识和对待国家整合和文化多样性的关系
首先，我们不能过度强调民族文化多样性而不顾国家整合的力量，应认识到国家整合也是社会发展的必要手段，可以推动社会的进步和民族的发展，实现共享现代化进程中的资源与成果等。教育就是实现国家整合的重要手段，通过学校教育的力量实现在政治意识形态范围内的国家认同和民族认同。
其次，我们也不能过度强调国家的整合，而忽视少数民族文化与主流文化的差异性和少数民族文化发展的长远利益。在实践上推广普通话、顺应融入主流社会、缩小同主流民族文化发展的差距的同时，还应充分考虑到少数民族的民族情感和认同。只要民族存在，民族认同就会存在；只是认同有时表现较强，有时表现较弱，所以这时的民族认同就是少数民族文化得以传承与发展的潜在力量。
2004年人类学发展报告《当今多样化世界中的文化自由》在阐述文化多样性和国家整合的关系时指出，多元文化政策不仅是一种理想状态，在实践上也是可行和必要的。调查显示，各国并不需要在民族统一和文化多样性之间做出选择，二者可以而且通常可以同时存在。在多样性与国家统一之间不存在取舍，多元文化政策是一个建立多样且团结统一国家的方法。[5]
三、生存和情感——少数民族的两难选择
21世纪，地球村的人们在做两件事情：一是在挽救濒将消失的语言、文字与文化；二是则竭力试图在全村推行他们所谓的一种“高级”的语言与文化。[6]
语言对一个民族来说具有双重价值：一种是实用价值或生存价值，即语言的使用价值；另一种是情感价值，即本民族人对语言所倾注的民族感情。在实用价值和情感价值发生冲突时，多数人往往选择了语言的实用价值，放弃了情感价值。但是人类社会也在千方百计地呼吁保存即将消失的民族语言，呼吁要保存文化多样性。有着新创文字的少数民族陷入了文化选择的两难困境，是追求生存的需求，提高生活质量更重要，还是迎合语言文化多样性的呼吁对他们更重要。对此问题，著名语言专家戴庆厦教授认为，“现代化的发展对少数民族文化的保留，是一种威胁，但语言竞争不可避免，承认竞争，不等于民族矛盾，出现了弱势语言和强势语言，多民族国家里语言也要讲和谐。”(注：源自笔者的访谈摘录)
对于少数民族的生存选择和文化选择谁更重要的问题，是和少数民族本身的需求分不开的。美国著名人本主义心理学家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把人的需要由低到高依次归纳为五个阶层，分别是生理需要、安全需要、社交的需要、尊重的需要和自我价值实现的需要；其中生理需要是人类本能的最基本的需要，这种需要包括衣食住行及延续种族的需要等；并且指出，人在某一时期，只有一种需要占主导地位，其它需要则处于从属地位。
以笔者调查的居住云南山区的哈尼、傈僳和纳西族为例，他们所处的地理、生态、经济环境条件决定生存需要仍是目前主要的矛盾，生存问题、经济问题仍困扰着边疆山区民族的发展。怒江州教育局副局长感慨当地的教育，“这些边疆的老百姓，身居大山里，自己的温饱问题都没有解决，他们哪有心思搞教育。”
另一方面，摆在少数民族眼前特别现实的问题是，如果不能熟练地掌握较广泛使用的通用语言，如汉语普通话或国际语言如英语，可能会严重妨碍个人的升学或就业机会。所以说对少数民族本身而言，他们更为关注的是满足眼前的实际需要和利益。
四、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保留与现代化的两难选择
我们不得不承认这样一个普遍存在的事实和现实：凡是现代化发展得快的地方，传统文化消失的也快；而现代文明没有冲击的地方，传统文化保持得就比较完整。一个民族既要生存和发展，同时也要保留和传承本民族的传统文化，如何处理好两者的矛盾，做到二者兼顾，这就涉及到了现代化和传统文化的关系问题。
我们一方面在政治上保护了少数民族应该享受的平等权利，但在经济领域能否保证他们平等发展，如何加快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如何缩小少数民族地区和全国的差距，这也是很现实的问题。西部大开发给少数民族带来了发展的契机，少数民族也需要现代化，但是进入现代化的前提是保持同主流民族的同质性，在融入主流社会的同时，语言文字和文化方面可能会出现文化涵化、融合、甚至被同化的现象。少数民族新创文字在此进程中究竟能发挥多大的价值和意义，对不同群体可能带来的意义不同，应该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寻求问题的解决办法和答案。少数民族在向现代化的进程中，出现了不可回避的文化冲突和文化困惑：
1.文化多样性与少数民族文化传承的关系
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中哪些需要保留?哪些是顺其自然的发展，接受优胜劣汰的命运?哪些需要政府参与、制定相关政策和措施积极引导对其进行保留或保护?在多民族国家，我们要像保护生物多样性一样保持文化的多样性；但是各个领域中少数民族文化保护的核心是什么?什么样的发展对少数民族来说算是好的发展，在保护少数民族文化同时，应该如何尊重少数民族的主体性?
2.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与进入现代化的问题
少数民族的实际需求是什么，是积极捍卫传统还是主动选择进入现代化?我们有没有权力替他们做出选择，有没有权力为了少数民族传统的捍卫而阻止他们选择现代化?哪种文化更能给他们带来实际的利益，给他们的生活一个美好的未来?传统文化的保留一定会阻止他们进入现代化吗，现代化的进程一定会破坏传统文化的保留吗?二者是不是矛盾的?
3.文字、民族与文化传承之间的关系
文字是不是民族文化传承的唯一载体?是民族进步与发展的唯一标志吗?一个民族文化传承是靠什么来完成，少数民族文化的传承在新创文字的功能弱化时，是否可以变相通过其他形式来体现会更有生命力?比如，回族使用汉语言文字，用汉语言文字作为文化传承载体之一，除了文字作为回族文化传承载体外，伊斯兰教也是回族文化得以传承的重要形式。另外，还有满族的满文基本不用了，已经使用汉语言文字来代替；但是这两个民族汉文化程度都比较高，民族同样得到了进步和发展，民族文化的传承都得以实现。
面对上述出现的问题，我们的研究视角和回答：首先，我们借助文化相对论的研究视角来审视现代化和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关系问题，文化相对论告诉我们，每种文化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和充分的价值，都有其自身的独创性，我们应该尊重每个民族的文化。文化相对主义的理念，并不意味着放弃批评而赞成或接受某一特殊人群的所思所为，而是意味着将文化行为放入具体的历史、环境和社会中加以评估。[7]所以，各民族的文化多样性和差异性在理论上得到了保证和捍卫，在现实中也得到了体现。另外，我们也可以理解为同质文化和异质文化的问题，人类文化在历史的长河中经过几千年的发展和积淀，必然凝聚着人类共同的文明和主流文化的内核。
其次，我们可以借助结构系统的视角来看待少数民族的传统文化与的现代化问题，少数民族的传统文化与主流民族的文化不是单独存在的两个整体，而是相融的，存在一个共同的结构系统中；另外，少数民族的文化也不是铁板一块，本身也存在着差异性和多样性。中华民族的文化作为一个大系统，一个整体的社会结构，那么少数民族的文化就是作为子系统或子结构镶嵌在大的系统和结构中，如果整体的系统能够和谐运转的话，那么二者的文化也容易出现整合，达到完美的发展。但是当少数民族文化与现代化在共同发展过程中发生冲突时，如果不能主动顺利地调整自己的民族文化子系统适应现代化时，就很容易放弃现代化进程中的整合，选择本民族文化的回归。
那么，我们有没有权力为了保存少数民族的传统文化，而不要用先进的文化使他们发生变化；或是为了使他们现代化，而让他们放弃本民族的传统文化?对此问题，2004年人类学发展报告《当今多样化世界中的文化自由》这样阐述：“让人们享有充分的文化表达权是一项重要的发展目标，人类发展的首要目的，就是让人们过上他们所选择的生活，并且向他们提供进行这种选择的手段和机会。”[5]少数民族有文化选择的权力，并且随着社会的发展，作为社会子系统的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也在发生着变迁，为了更好适应生存和发展也会优化自身的系统，调整自身的结构。“文化是发展的，文化自由不应机械地捍卫传统。文化不是一成不变的价值观和习俗的集合。随着现实的变化和思想的交流，人们质疑、调整并重新定义他们的价值观和习俗，文化也从而不断得到创新。”[5]这也就是说文化也是在动态的发展。
总之，我们在对待少数民族选择现代化和传统文化传承问题上，首先应该有个宏观的把握和对未来趋势的预测，那就是全球化的变化趋势是阻挡不了的，也会冲击到少数民族地区的方方面面。我国绝大多数少数民族地区，长期以来一直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和封闭的社会关系系统，当遇到多元文化和全球化的世界，封闭的文化的屏障终将被打破，少数民族的传统文化也只有在不断的竞争与创新中增强生命力和活力，只有在与外来文化接触、交流、学习中吸收外来先进的文化要素，并不断更新和丰富本民族文化才能有发展；因为现代化不会在一个完全封闭的文化系统和社会中发生。其次，我们应该充分尊重少数民族主体的愿望，给他们选择的权利和发展的机会。
少数民族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反映在少数民族教育领域中，就是教学语言、教学内容，教学类型、教学目标等等的选择。由于存在着民族差异、地域差异、语言文字差异等因素，所接受的教育在教育机会、教育过程和教育结果上均存在着不平等，所以在进入主流社会时必然面临着不同等的竞争，能不能和主流社会的群体同享教育成果和教育优质资源?是否应该考虑在他们的生存圈里，生态环境里为他们创造更适宜他们生存和发展的教育条件?就是如何处理双语教育和双语教学的问题(有些地方甚至涉及到了三语教学)，如何处理少数民族语言和汉语言教学的关系，如何处理少数民族语文和汉语文教学的问题，如何处理少数民族地方性知识和校本课程、乡土教材等问题。
一方面，少数民族双语教育的发展要借助本民族语作为进步和发展的载体，尤其是在中小学阶段。笔者对哈尼、傈僳和纳西族的小学双语教学的调查结果表明：在目前阶段，少数民族语言和汉语言双语教学在小学低年级阶段是必要的，而且是必须的，尤其是在偏远封闭的山区和半山区的村级小学，借助本族语(母语)辅助教学是小学低年级向高年级阶段成功过渡的最佳模式。小学低年级学生在刚刚脱离母语环境下，接受汉语文教学需要借助母语的传统家庭文化资本，在母语文化资本的背景下，借助母语文化符号对汉文化作出初步的相对应的诠释意义。“少数民族在学习、适应、掌握和利用现代化物质和文化资本的同时，一定要求助于自己的传统文化，只是在现代化进程中，要对传统文化的边界、政治经济的边界、人格心理边界作重新调整，以求得在国际文化、国内主流文化和本民族传统文化之间的某种‘生态平衡’”。[8]
另一方面，关于少数民族语文和汉语文教学的问题，在本论文研究中，主要关注的是哈尼、傈僳和纳西族新创文字在现阶段双语文教学中的使用现状，从调查结果看，三个民族的新创文字在逐渐退出双语教学的讲台，因为各民族的语言文字存在着差异，一个民族不仅有一种民族文字——新创文字，还有历史上存在的其他文字，诸如，纳西族的东巴象形文字和傈僳族的老傈僳文。对少数民族文字在教育教学中的运用，也是有选择性的。如，丽江的古城区和玉龙县的小学教育正在将古老的纳西族的东巴象形文字引入素质教学中，开发学生的智力，用于学生的绘画和音乐等艺术教育教学中。
另外，过渡型的双语言教学中的民族语辅助教学应该持续到何时也是值得探讨的问题，我们也要从长远的眼光和双语教学的功能来看待这个问题，要尊重少数民族地区各民族的实际情况和实际需求，尊重他们的民族情感；另一方面也要看到双语教育在文化传承中发挥的重要功能。
最后，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传承和保护是要靠学校教育来完成的，因为教育对文化具有一定的选择功能和再生产功能等。龙藜“对我国少数民族教育的文化传承功能的思考”一文中指出，“教育的功能不仅是知识与技能的传授，也是培养社会文化与价值观念和传承本民族优秀历史文化传统的过程。没有民族神话传说，没有民族节日庆典，没有民族服饰礼仪，没有民族历史传统，这种缺乏民族文化教育的学校教育正在使越来越多的少数民族学生疏离自己的民族传统”。
在少数民族边疆地区，全国大一统的统编教材和教学内容也在面临着来自地方性教材或乡土教材的开发、地方性课程或校本课程的设置等多种教学方式相结合的挑战。不同民族认识到了民族间的差异、地域间的差异、文化内容的差异，不满足于全国统编式的教学，认识到了本民族文化中适宜通过学校教育传承，同时又有利于学生的个体发展的部分。根据当地的民族文化特色、经济文化类型、人文地理、生态环境等来加强地方性课程、校本课程、乡土教材的开发。比如，丽江古城区和玉龙县小学九年义务教育正在使用三种教材：全国统编教材、云南省地方性教材、丽江地区九年义务教育统编教材(音乐、美术)，后者主要作为辅助用于开设音乐、美术、舞蹈等艺术课程。
在处理和协调汉语文和少数民族语文关系的问题上，民族语文和汉语文的使用和发展客观上处于不平衡的水平，对于少数民族的社会语文生活需求来说，必须兼顾两方面，即既要保障他们使用和发展自己的语言文字的自由，又要帮助他们学习和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这两方面的任务是相辅相承、不可或缺的。[9]20世纪90年代后，少数民族地区普遍开放，一味强调民族语文是不现实的，这是大势所趋。
一个民族传统文化的保护与发展与本民族的经济发展是一对既存在着矛盾又互相促进的关系。发展本民族经济，往往会间接导致本民族传统文化的丢失或以牺牲本民族文化为代价，但是在多数情况下，二者的关系是相互促进的。一个民族的文化发展了，可以为本民族的经济发展提供文化品牌效应和智力支持，同时，丰富多彩的少数民族文化本身就孕育了可以开发利用的资源；另一方面，经济的发展会促进和拉动民族文化的传承和发展。如哀牢山下的哈尼的梯田文化，已申报为世界非物质文化保护遗产，哈尼的十月年“长街宴”已被上海大世界吉尼斯总部授予“最长的宴席”；为更多的人认识哈尼族打开了交流的窗口。丽江的东巴文化也已申报为世界非物质文化保护遗产，发展和带动了丽江的旅游和经济的发展。
五、多元文化教育、多元文化整合教育与一体化的和谐发展
我们还应该看到冲突能促进社会文化变迁和文化整合、推动社会进步的一面，冲突的出现能更加促进社会向和谐的方向发展，更能促进社会由不均衡、不平等向均衡与平等方向发展。
文化多样性已经成为政治和法律的现实。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第一条称：“文化多样性对人类来讲就像生物多样性对大自然那样必不可少。从这个意义上讲，文化多样性是人类的共同遗产，应当从当代人和子孙后代的利益考虑予以承认和肯定。”(2004年人类学发展报告)但是世界多数多民族国家都存在这样一个事实：一些少数民族为了适应现代化主流社会的发展而开始逐渐向主体民族融合，而在这一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少数民族传统文化被遗弃而逐渐被主流文化所整合的现象。如，在新西兰，毛利人40多个部落中，有2/3以上的移居城市，他们大多使用英语，而且采用了西方的生活方式。“全球化总是给我们这样的印象，即以去本土文化为代价；同时也传递给我们这样的信念；本土是落后的、传统的，全球化是文明社会的扩展。这样提法的理论基础是根据“文化中心论”。全球化对于地方性文化的破坏和碎化。[10]而事实上，在这个全球化的时代，感到传统文化被抹煞的个人、群体和国家也加强了政治主张和诉求，他们想在全球化的世界里保持自身的个性。
每一个族群都想在现代化进程中保留自己的文化遗产和族群意识，而一个国家总是以现代性意识和现代生活方式的主流群体作为本国的主流文化群体，从而将其他没有融入主流文化的族群边缘化。这些被边缘化的族群有着丧失本族群文化的危险，这种危险也唤醒了他们对本族群语言与文化的保护意识，参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和教育建构的权利等方面的意识。建议本民族文化特点的学校教育体系，传承本民族文化，寻找多元文化与现代性的接触方式和结合点。[10]
我们的目标——尊重各民族间文化差异，坚持多元文化教育、多元文化整合教育与一体化的和谐发展。滕星教授的“多元文化整合教育理论”认为：一个多民族国家的教育，在担负人类共同文化成果传递功能的同时，不仅要担负传递本国主流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功能，而且同时也要担负起传递本国各少数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功能。[11]主流民族文化要吸收、借鉴、整合少数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要素，这样才能更加有创新和生命力；少数民族文化也不能固步自封，也要积极主动学习主流民族中的优秀文化要素，更加推动本民族文化的发展与进步，总之，主流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与少数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应和谐共同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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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化社会治理篇10
关键词：数字化；信息化；数字化城市；社会保障卡
中图分类号：tp3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4311（2012）18-0215-02
1社会保障卡的功能
社会保障卡系统作为社会保障信息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受到各级政府的高度重视。
社会保障卡采用16K字节的CpU带触电的集成电路卡，其有效期为10年。记载持卡人姓名、性别、公民身份号码等基本信息，具有处理个人各类社会保障事务的功能，其存贮量大；安全性能高；卡内存储信息具有准确、可靠、安全、不易被修改的特点，卡内可存放个人的指纹信息，具有完善的生理凭证和防伪功能。因此，社会保障卡非常安全、可靠地将个人于社会保障体系有关的信息存放于一卡之中，在网络和数据库的配合下，为市民提供各种应用服务，真正方便市民。
社会保障卡在社会保障领域，首先被应用在医疗保险业务上，为参保人员及社会保险管理部门带来了很大的便利。社会保障系统不仅涉及社保、医疗等领域，而且涉及到劳动、民政、公安、卫生等多个领域。目前国内外社会保障卡多应用推广随着智能卡技术的进步在金融、电信、社会保障、医疗卫生、公共交通等方面得到不断的发展。
昆山市的社会保障（市民）卡实现了水电煤气费缴纳、城市公交一卡通、小额支付等功能。可办理求职、就业、培训、社会保障登记、领取养老保险金、工伤保险金、生育保险金和最低生活保障金等社会保障事务。同时，该卡实现了在城市公交行业和商业银行联网服务，可完成乘车、存取款、消费、转账等服务。
无锡市民卡是国内第一张加载有生物指纹识别功能和二维条形码信息的“双核多界面”卡。今后，必须刷卡比对指纹，才能去幼儿园接走孩子；去银行atm机提款，只要按手指、比对指纹就能取款，另外，它还可以用在住宅小区的门禁系统和单位刷卡考勤办公等方面。
随着社会保障网上业务系统逐步完善和金保工程在全国范围内的全面铺开，社会保障卡将承载越来越多的社会功能。社会保障卡被广泛喻为开启社会信息化管理的“金钥匙”，通过这把“金钥匙”，可以快速实现人与社会保障的对接，对落实社会保障措施，稳定社会秩序，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意义重大。
此外，社会保障卡还是握在劳动者手中开启与网络系统联络之门的钥匙，凭借这把钥匙，持卡人可以上网查询信息，还可以在网上办理有关劳动和社会保障事务。
2数字城市规划
首先完成数字医院设计方案。结合社区卫生医疗系统，建立居民健康档案，建立电子病厉；基本实现卫生政务电子化，医疗服务数字化，公共卫生管理网络化，适应卫生改革和发展要求，高效便捷，服务于政府、社会和居民的卫生信息化体系。
其次开展档案资源的电子化，完成信息资源规划，启动民生示范工程，解决一些局部的和关键性的问题。档案数字化建设的目标是：现有的档案文件资料全部实现数字化处理，建立健全档案目录数据库、现行文件全文数据库和多媒体数据库（照片、音频、视频等），通过数据接口和政务办公系统连通，用先进的数字化档案管理系统提供安全、高效的管理和利用，实现真正的资源共享。应用系统开发采用统一的基础信息平台，有助于在各个阶段降低成本，共享应用和技术资源，避免重复独立建设，降低技术风险和实施难度，最终加快“数字克拉玛依”建设速度和效果。
3完善社会保障卡功能助推数字化城市建设
首先，社会保障卡覆盖面宽、服务时间长。社保中心“为您记录一生，服务一生，保障一生”，完全可以保证数据采集的完整、准确。新疆油田社保中心管理各类参保群众共计17余万人。克拉玛依市社保局管理各类参保群众共计17.6万人。总计占克拉玛依市38万人口总量的91%。
其次，伴随“金保工程”的推进，各项业务的信息化水平逐步提高。社保已经实现了网上征缴、网上查询、银行等业务，即将实现医疗网络结算，网上自助服务等。社保中心已完成29万名参保人员基本信息与公安局二代身份证基本信息的核对、完成参保人员照片提取；市区各大医院正在进行HiS系统与社保卡接口软件的升级改造；首批社保卡进入制卡阶段。前期准备工作已基本准备就绪，2010年年内将实现持卡就医、买药，实时结算及即将网上查询系统服务等。社保网络的终端也逐步延伸向企业、医院、社区等，网络信息化促进数字化社保时代的来临，这些都为全面网络化管理，全市统一协调管理奠定了基础。
再次，创建数字化城市和数字化大油田的宏伟规划已提上议事日程，各行各业在科学发展契机下，大力发展网络信息化建设，社保事业也与之齐头并进。另外，作为资源型城市，与外界的联系、配合也越来越广泛，中石油、自治区等部门也非常重视投入远程办公、无纸化办公。高素质的人才环境也为信息化、数字化提供人脉。克拉玛依整体经济水平较高，计算机和网络的普及率也较高，这些为全市范围内实施信息管理、监控提供了软、硬件的支持。
4社会保障卡未来的发展趋势
首先，完善卡存储、结算、转账、支付功能。社保与银行联合，在社保卡中开辟“现金支付”专户，由个人自愿存入一定金额（利息可以优惠和免税），用于支付现金部分的费用，一方面免去现金携带的不便，另一方面在参保群众发生大额现金住院时可以及时筹款救治。另外，与银行的联系更可以促进社保业务之间的相互转换，完成从征缴划账、账户转移、基金支付等各环节经济活动，有效减少现金流动的不便。
社会保障卡与医疗机构、社区信息的对接，完成从就医、报销、支付、结算等网上操作系统，避免了参保群众来回奔波，减少了社保经办业务量，节约了人力物力，使社保业务从事务性繁忙中解脱出来，提高管理服务水平。
其次，创建个人征信系统。通过信息化网络管理，与社区、退管站、邮政、银行、各参保单位、税收等部门建立子系统联系，使查询、自助服务、协同办公等现代化的办公方式在全市内普遍推广，提供全面数据和公共服务职能。
社会保障卡记录了参保者就医、养老、社会救助等较多的民生信息，通过卡管理建立黑名单制度，对违反各类政策、法规的人员进行预警，与银行、公积金、民政、社区等机构联系，实现多部门联动，对违法、违规行为及时监控。有效杜绝冒领、多领、恶意欠款等不良行为的产生，提高各部门工作的准确率，减少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和谐。
第三，个人健康、医疗、生存状态跟踪管理，提高公共卫生服务水平。社保数据信息化的完成，各个相关部门（医疗卫生机构、社区服务、劳动保障、药品监督等）可以因地制宜地将多种分析手段和研究方式应用于运行分析，以定量、定性相结合对比、类比相辅助进行数据分析研究。
强化居民健康跟踪管理职能，通过数据分析，依据疾病谱和死亡谱的变化，对慢性病的防治与管理已成为医疗卫生服务的一项重要内容。首先，利用网络信息技术，建立居民健康电子档案。按病种建立个人健康档案，从发病、治疗、处方、效果反馈等全程跟踪，为疾病突发准备第一手转诊资料；其次，在有效信息基础上，进行分类管理，分病种进行群体健康指导。对同类型疾病群体或亚健康群体，开展药品安全、饮食治疗、康复训练等集中辅导、座谈，帮助类群组成员互相促进、监督，提高疾病防治效果；第三，加强医疗机构协作，完善转诊后治疗的跟踪管理。
第四，网络信息平台建设，为管理、决策提供数据支持。社会保障卡数据信息网络化，在不同平台和网络终端的用户按照自己的权限在任意时段对全市各类型参保群众的分类信息进行数据汇总、统计分析和预测预警。客观、及时、准确的网络信息数据，可以便于各业务部门自动汇总数据，实时异地协同办公，更可以完成领导宏观掌控全局，管理实时监控服务。
例如，开展“医疗运行分析”。医疗改革正在摸索前行，社保卡的信息记载功能提供准确、详尽的第一手资料，为科学决策提供数据支持；依据政策系数，统计分析历年基金收支情况，模拟不同政策下基金收支和个人享受各种待遇的差异，为政策调整、财政补助等提供数据支持；对离退休人员的待遇领取资格记录认证，根据相应的年龄、性别、工种、退休类别、伤残级别、身体状况、就医情况等信息，在业务操作系统中实施预警机制，对不同群体采取不同的核查周期，将过去的专项性工作转化为日常性工作；人机结合对系统数据比较分析、比率分析、关联分析以及开展详查、抽查、顺查、逆差等实现核对人数、核对基数、核查清欠等稽核功能，确保稽核管理的公平、合理、有效。
最后，电子档案功能。档案对于每一个社会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历史的纸张记载一方面不便保存，另一方面查找检索困难。社会保障卡的数据承载功能强化了个人信息的电子化，电子信息占用空间少，信息记录数字化、简单化，保存时间长，便于按类别检索。社保电子档案记录了一个人从参保缴费、转移、退岗享受各项待遇的详细信息，是一个完整的时间记录，具有直观、详尽的特点。社保档案电子化符合社会发展环保、可持续发展的原则，是科学发展的产物，是历史的必然，是数字化城市发展不可或缺的一环。
完善社会保障卡的电子信息记录功能和多终端对接能力，积极扩展数字城市管理平台，加强信息化资源整合，及时、准确、客观的反应城市发展。数字化城市管理系统克服多头管理、重复建档、信息闭塞等弊端，真正实现全时段、全方位覆盖式的城市管理模式，实现城市管理的科学化、规范化、信息化和精细化，使城市服务职能得到进一步提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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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侯悄悄.数据打造医保管理品牌效应.中国劳动保障,2009,(7):25-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