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中地理期末教学反思篇1
自武帝独尊儒术之后，儒学成为统治两汉社会的主流思潮，是两汉社会的主要意识形态。但儒学发展的道路并不平坦，一直受到各种文化思潮的影响，使两汉儒学思想呈现出复杂的面貌。西汉末年，伴随着汉王朝地位的岌岌可危，以谶纬学说为主要内容的神学思潮，继承了董仲舒的灾瑞之说，以神学理论附会儒家经典，开始侵入到儒学内部。进入东汉初期，儒学面貌就逐渐发生变化，呈现出新的特征。整个东汉王朝，从初期的儒学面貌发生变化开始，到中期儒学的统治地位产生动摇，到汉末儒学彻底衰颓下去，儒学经过了一个由盛转衰的发展变化过程，这是一条贯穿东汉社会思潮的主要线索。而由儒学派生的谶纬神学“、自由学派”①以及“汉末子学”，它们或附会儒学，或补充儒学，或修正儒学，这些内容共同形成了东汉儒学的整体风貌。东汉初期，由于最高统治者的大力提倡，神学思潮占据社会意识形态的制高点，必然会与儒家思想的统治地位发生冲突。而东汉初期的今文经学，以追逐利禄为其强大的发展动力，大量的繁琐解经、饾饤成文之风又导致了今文经学本身陷入僵化，必须寻找生存和发展的突破口。追逐利禄的本性使得今文经学很快向神学靠拢，经学必须依靠神学求得自身的生存和发展，神学也需要借助经学，才能将其荒谬的思想和学说正统化、经典化，今文经学因此很快走向神学化的道路。神学化的今文经学是儒学的变异，它产生的是一种学术的怪胎。它通过神化孔子和六经，把孔子塑造成知后世有汉的预言家；通过肢解六经原文，把六经弄成谶纬之书。于是大量关于孔子的预言和六经的纬书充斥于东汉初期的儒学之中，成为东汉初期儒学思想的最主要理论形态。这种变异后的儒学，是儒学的表象，神学的本质。它是两汉儒学发展过程中的一次巨大的波折，如果没有儒学内部的今古文之争和外部“自由学派”的强烈反对，儒学将在神学思潮的侵袭下面目全非。今文经学的僵化的学风，以及和神学联姻之后的荒诞思想，必然导致它走向一条没有出路的死胡洞。在最高统治者的强势推动之下，它得以占据学术思潮的统治地位，成为东汉初期最主要的学术形态。到了东汉中期，随着王朝的政权开始走向衰亡，今文经学也就走向了自己的末路。这期间各种各样的学术思潮，在反对今文经学的过程中应运而生，逐渐占据学术领域的重要地位。
东汉中期，儒学整体上处于内部的自我调整之势，今文经学趋于衰落，古文经学代之兴起，这是儒学自我调整的重要表征。今古文经学在其诞生初期，就由于治学的风格不同存在争端，只是由于今文经学得到统治者的支持，一直压倒古文经学，但古文经学因其灵活务实的学风而广为流传，也几度立于学官。尤其是今文经学与神学联姻之后，古文经学虽也不能完全避免神学思潮，但总体上与神学比较疏离，保持自己学术上的独立性。到了东汉中期，今文经学退出学术的主要阵地，古文经学代之兴起，成为儒学在东汉中期的代表，占据重要的思想地位，并产生广泛的影响。古文学者与今文学者相比，更具有开阔的视野和广博的知识，古文经学不拘于今文经学的“家法”、“师法”，转益多师，具有灵活的传承关系和广采博纳的学风。古文经学追求对经书本义的正确理解，完全不同于今文经学为迎合统治者和神学思潮而曲解经文、谬申经义。古文经学多从文字训诂、名物典制入手，力图达到对经文思想内容的准确把握，这种朴实求真的学风，比较质实可靠，对后世学风也有相当大的影响。从学术内容上，今文经学以《春秋公羊》为主，以阴阳五行和天人感应为主要特色，古文经学以《周礼》为主，拒绝或者疏离神学，由今文经学言灾异的特点，而向朴实礼学转化。从学术风气上，古文经学由今文经学那种虚妄的作风，转向求真务实。古文经学就是以这种学术姿态，占据东汉中期学术领域的重要阵地，对东汉社会以及文学创作产生影响。东汉末期，儒学彻底衰落，由此而形成了“户异议，人殊论”的局面。但思想不能是真空的世界，也不能永远处于混乱之中，汉末“子学”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兴盛起来。子学的兴盛，并没有完全脱离儒学发展的轨道，但又在一定的程度上表现出对东汉儒学的反拔。汉末“子学”的典型特征是对时政的批判，它们在对历史和现实的反思与批判中，构建自己的思想理论。以王符、崔寔、仲长统为代表的汉末子学家，都有代表他们思想成果的专著：《潜夫论》、《政论》、《昌言》。王符掀起了东汉批判思潮，崔寔继承了王符的思想并有所发展，仲长统则代表了汉末批判思潮的终结。它们都注重理性的分析和哲理的升华，它们的思想有许多相似的地方，也有各自的特点。汉末“子学”主要继承中期“自由学派”的学风，哲学上反对神学思潮，体现出明显的唯物主义倾向；现实上对汉末腐朽的社会进行分析和批判。汉末“子学”虽然尚不能构成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但它们并非简单的就事论事，而是进行深刻理性的分析，严肃的哲学思考，体现出和汉末政论文不同的学术的特征，并对汉末的时代和社会产生深远的影响。
文学作为社会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和一个社会的思想主潮有着不可分离的关系，尤其是在东汉儒学不断变化的过程中，文学创作也不同程度的受其影响，出现一些新变的特征。东汉初期，文学以赋体为主，延续着西汉以来的歌颂传统。随着上层学术思想发生较大的变化，神学思潮侵袭着整个社会，文学创作也不可避免的受其影响。东汉初期的诗赋创作，都包含有明显的神学思想内容，作品引用谶纬祥瑞所占的比重，远高于西汉时期。这种神学内容在诗赋创作之中，主要用来歌颂大汉盛世以及帝王的“天命神授”，这是神学思想影响到文学创作的主要表现。今文经学虽然与神学融合，但儒学的根本属性并没有完全丧失，依然以其强大的惯性力量影响到文学创作，主要表现在文学作品在歌颂帝王的时候，特别注重发扬他们在礼乐文化方面的功业，将帝王塑造成文化的创造者和儒家圣贤的形象。这些礼乐文化，无外乎儒家的仁政、德治、教化等内容，实行仁政德治的帝王，具有儒学和神学的双重特征。东汉初期的诗赋，集中描绘帝王的祥瑞征兆和礼乐教化，正是东汉初期的儒学神学化影响文学的表现。
东汉中期，随着今古文经学此消彼长，文学面貌也发生较大的变化。具体来说，今文经学的衰落，使受儒家神学化桎梏的汉代文学，获得了一定的“自由”发展的空间，主要表现是诗赋向抒情化的文学本质回归。由东汉初期的“理胜于情”的述志赋，向纯粹吟咏人生况味的抒情小赋转化，这是汉末文学变革的前奏。古文经学对文学的影响，不仅增加了文学作品的内涵和意蕴，也使文学作品具有更加广阔的视野，更加广大的知识容量。东汉末期，儒学整体走向衰落，对文学创作产生很大的冲击和影响。汉代文学几百年的发展，一直笼罩在儒学的光环之下。失去儒学制约的文学创作，并非文学作品的内容中儒家思想的消亡，而是文学创作没有了儒家教条的束缚，以各种方式加快了向文学本位回归的步伐。具体来说，儒学衰微首先影响到儒者本人，儒者完成了向文士转化的过程，并逐渐向才情和艺术的方向发展，这为汉末儒学的变革准备了主观上的条件。汉末各体文学的繁盛，是一个重要的文学现象，它们与儒学衰微也有一定的关系，它们大体遵循“儒学陵替，文风趋华”的整体趋势，但不同的文体发展变化也显出各自不同的特征，有的文体甚至出现反向逆动的情况，这种现象应该与文体内部的发展规律有关。儒学衰微所引起的汉末文学的变化，在诗赋体裁上表现得最为明显，它是儒学变化所引起的文学变化的主要体现。儒学衰微导致儒家思想对人们的束缚减弱，诗赋的创作也从这种束缚中跳出来，以各种方式回归文学的道路。对于诗歌来说，最大的变化是抒情的增强。诗歌创作逐渐脱离儒教的影响，表达内心喜怒哀乐的真实感受。《古诗十九首》作为汉末抒情诗最高成就的代表，就是诗歌抒情增强的集中体现。脱离了儒家教化之后的“诗言志”，真正回到了诗歌抒情的本质特征。由此也带来诗歌表现形式和诗风相应的变化，使诗歌最终取代赋体而成为文学创作的主流。它带给后世的影响是相当巨大的，中国文学由此走上了以诗歌创作为主体的道路，抒情也成为文学创作的主要特征。对于汉赋来说，占领文坛主流两百年的汉大赋基本衰落，赋体创作从内容到形式都有了新变，在东汉中期题材扩大的基础上，进一步开拓了远离儒教影响的几种题材，并表现出不同以往的艺术特征。辞赋可以批判社会，可以写艳情，写新婚，写美女，写游戏，情感抒发出自内心而非大赋的因文造情，为后世种类繁多的抒情赋的崛起奠定了基础。汉末文学的这种变化，都是在儒学衰落之后，由于文学自身发展规律作用的结果。在汉末儒学衰落的大背景下，“子学”的兴盛是伴随着儒学的衰落。“子学”的发展作为一种学术的系统还不够成熟，它对文学的影响只在一定的范围内有明显的体现。由于“子学”和汉末政论的内容都是基于对汉末社会的批判，所以二者之间有不可分割的联系。它们同受汉末社会现实的影响，汉末“子学”的政治思想以批判和改良为主，对现实政治和社会进行了深刻的分析，并提出了政治和经济上的改良方法。如重视国君的地位和作用，认为这是社会变革的关键所在；希望国君能够任用贤臣，疏远小人，以达到国家中兴。汉末政论文的批判现实虽然激烈，但也是出于维护政权而不是改变的目的，其矛头也是首先指向国君，既谴责了国君忠奸不分、扬恶罚善的昏聩行为，也依然对国君寄托了希望，向国君推荐贤臣，希望国君重用他们，以挽救危难中的国家和社会。这是二者基本相似的地方；汉末政论文的批判方式，较多以灾异发端，具有明显的荒诞性，所以才会出现政论家以其政论文中多灾异而免罪的怪事。汉末子学家则在冷静观察历史和现实的过程中，构建自己的批判理论，从而对现实社会进行深刻的揭露和批判。这是二者完全不同的地方，其因在于汉末“子学”继承和发展了东汉“自由学派”的思想，反对天命神学论，而汉末政论文还延续汉初政论以灾异推演政治的风气。同样是针对汉末社会，“子学”和政论文的批判方式却完全不同。“子学”和政论文之间，也存在相互影响和促进的关系，汉末子学会影响到政论文的思想和内容，而政论文也会促进汉末子学在政治理论上的构建；汉末子学和政论文在汉末政治社会的背景之下，既独立平行的发展，也会在一定的程度上相互补充，共同促进。
初中地理期末教学反思篇2
关键词：历史学科；知识整合；思想史
2014年浙江高考文综卷第12题“如何看待物质需求，东西方思想家中有的认为‘放纵自己的欲望是最大的祸害’，有的甚至提出‘去人欲’；也有的针锋相对：‘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以排列组合题的方式让学生选出主张以上观点的思想家。这道题目从全省的统计数据来看只有28%的正答率，在当年的高考选择题中属于正答率比较低的题。按照高考命题者预设，这并不应该是当年最难题之一，为什么学生却做不出来？这不得不引发高中历史教师的思考。
随着新课程高考命题的发展与变化，高中历史复习也面临着新的要求。学生既要把握历史发展的连续性，又要弄清历史发展的阶段性，从而形成完整的知识体系。本文试以《明末清初的思想活跃局面》一课为例，从知识整合的角度，提一些复习的基本策略。
一、让阶段更加清晰――网格历史阶段
历史阶段的不明确，往往会给学生的学习带来很大的困难。例如浙江省温州八校2011届高三第一学期期末联考第4题：
下列言论出现的顺序是
①学以至圣的关键在于“致良知”
②“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
③“仁者，天下之公，善之本也。仁者，天下之正理，失正理则无序而不和”
④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
a.③④①②B.①②③④
C.④③①②D.③①②④
这道题目看似简单，只要识记这些分别是属于谁的言论答案就能呈现。但是在答案呈现的背后学生必须有清晰的阶段概念。如果在复习中学生能够清晰地掌握以时间为依托的阶段，就能够形成历史框架，从而使繁复杂乱的知识点各有所属。
在《明末清初的思想活跃局面》中，“明末清初”已经将时间的阶段呈现在学生面前，但事实上，学生对于这个阶段，或者说对这个阶段的特征是比较模糊的，无论是必修一“政治史”还是必修二“经济史”中，对这一阶段都没有明确的呈现，更没有这一阶段的清晰的史实叙述。历史学科和其他学科最大的不同，就是政治、经济、文化各个模块是密不可分的，否则，我们很难让学生明白“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一深刻的哲理，这也是思想史的特殊之处。
在本课中，在明确明末清初这一阶段之后，可以通过表格形式引导学生对史实进行整合，在整合迁移的基础上总结规律，这样复习效果会更好（见表1）。
本课的四位思想家尽管都在明末清初这一时期，但还是有区别的。李贽生于1527，卒于1602；黄宗羲生于1610，卒于1695；顾炎武生于1613，卒于1682；王夫之生于1619，卒于1692。从以上四人的生卒年份来看，李贽属于明朝后期，而黄、顾、王三位才是明末清初。理清这个关系，有助于学生理解正是因为时间阶段的不同，所以造就李贽和黄、顾、王三人在思想主张上有很大的差别。
二、把珍珠串成项链――网络知识要点
现行的高中历史教科书，模块化、专题式教材编写有许多优点，但也带来了一个无法回避的现实，即知识零散且结构松弛，以至于完整的历史事件往往被人为地分割开，就像断了线的珠子，散落在不同的专题和模块中，给学生的历史复习带来了很大的困难。一些学生到了高三仍然分不清抗日战争和辛亥革命哪个发生在前，哪个发生在后，第一次国共合作和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时间和标志是什么。
要解答这些问题，就需要运用合理的整合策略，帮助学生明确知识，理清结构。在这个过程中，为了让课堂复习的效果更加有效，可以采用导学案的教学模式。在《明末清初的思想活跃局面》一课中，用导学案的方式将零碎的知识形成完整的知识框架，从代表人物和代表思想两个方面来把握，从整体上加深对明末清初思想活跃局面的印象（见表2）。
另外，高考试题往往反映学科知识的系统联系，着重考查学生多层次多角度分析问题的能力。因此，对于这样用表格进行知识梳理，不能仅仅满足于简单的知识梳理和整合，还要挖掘它们的内在联系。也就是说在“整”的基础上关键还要“合”。
三、将知识融入整体――网通教材内容
专题式教材呈现方式的一个弊端，就是使学生无法全面了解事件的因果联系。对于很多高中学生而言，他们的历史学科系统知识比较欠缺，这就必然会给高三复习带来困难。因此，教师在高三历史复习中，可以引导学生学会在专题之间、模块之间进行知识迁移和多元联系，从而形成系统的知识体系。
（一）纵向思考
思想史需要交代思想的来源，这不仅有助于学生在复习过程中理解明末清初思想家的主张，还可以理清其思想的内涵和思想发展的脉络。否则，某个思想家“就会变成从石头里蹦出来的猴子，横空出世的思想家，无根无土，历史唯物主义无形中就被抽掉了”[1]。
1.李贽对前人的继承（见图1）
从图1这张关系图中可以看出李贽是王守仁的再传弟子，那也就意味着李贽思想会多多少少受到王守仁心学的影响，所以在言论上也有很多相似之处。例如：
材料一：夫学贵得之心，求之于心而非也，虽其言之出于孔子，不敢以为是也，而况其未及孔子者乎！求之于心而是也，虽其言之出于庸常，不敢以为非也，而况其出于孔子乎！
――王阳明《答罗整庵少宰书》
材料二：后三代汉唐宋是也，中间千百余年而独无是非者，岂其人无非哉，成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固未尝有是非耳。
――李贽《焚书》
在材料的论述中，都有提到是否盲从孔子的问题，都有反对盲从孔子，认为孔子不是天生圣人，不能用圣人之言作为判断是非的标准的主张。除此之外萧公权认为“王守仁良知学说含有打破偶像，动摇传统思想之倾向，李贽受其影响提出了更彻底的自由思想学说”[2]。在复习过程中理清两人的思想关系，无论是对于本课李贽思想的理解还是对前课《宋明理学》中王阳明的理解都是有意义的。
2.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对李贽的继承
材料三：道无定体，学贵适用。（黄宗羲）
夫私者，人之心也。（李贽）
天下之人，各怀其家，各私其子，是常情也。（顾炎武）
人生之初，人各有私也，人各自利也。（黄宗羲）
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的思想和李贽思想有相似之处。从内在脉络上明中期李贽对儒家思想的批判发展为明末清初黄、顾、王批判空疏的心学，构建实学奠定了基础。在解读材料的基础上，黄、顾、王沿着李贽的思路，深入探讨心之内涵的关键词，得出心是私的，自私是人的常情，黄宗羲更是提出人是自私自利的。基于这样的主张，重视商业这一最能体现私心、利本性的行业，最后发展出了“工商皆本”思想，这比从资本主义萌芽角度解释工商皆本或许更有说服力。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工商皆本是资本主义萌芽的反映，恐怕是生拉硬套……值得怀疑”[3]。
3.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与传统儒学的关系
在表格的知识梳理过程中，学生可以得出明末清初的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都有反对君主专制的一面，但是反对君主专制是不是在反对君主制？这可能是很多学生在复习过程中比较难以区分和理解的。这是一个难点，经常会在考试中出现，例如2011年温州市高三第二次适应性测试第15题：
顾炎武提出“以天下之权，寄之天下之人”，对这一观点理解正确的是
①锋芒所向是“私天下”的君主专制
②推动了经世致用思潮的产生
③已经具有近代“民权”意识
④成为近代进步思想的先声
a.①④B.②③C.①③④D.①②④
正因为如此，弄清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与传统儒学的关系就尤为重要。这也有助于学生对课前提示“明清之际思想界的活跃使儒学正统受到冲击，但没有从根本上动摇儒学在政治、文化上的统治地位”的理解。
材料四：古者以天下为主，君为客，凡君之所毕世而经营者，为天下也；今以君为主，天下为客，……有明之无善治，自高皇帝罢丞相始也……其（君主）即得之（天下）也，……以奉我一人之淫乐，……然则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黄宗羲
材料五：以天下之权，寄之天下之人，……自公卿大夫至于百里之宰、一命之官，莫不分天子之权，以各治其事，而天子之权乃益尊。……天下宗子，各治其族，以辅人君之治。――顾炎武
在对材料分析的基础上发现，他们的思想武器仍然停留在前秦儒学中，仍然是民本思想，只是将儒家政治、社会观推演为一种更具民本精神之制度化蓝图，没有上升到人权，更没有公民权利的论述。反对君主专制也没有提出君主政体，并设计一个新的政治制度，清代的主流意识没有因为他们的存在而有任何改弦更张的迹象，把握这些界限是理解的关键。
（二）横向整合
14～16世纪东西方出现的相近似的思想动向，雄辩地显示了人类社会的历史进程中有着内在的规律性，这就是世界各主要民族在冲决中世纪藩篱的历史关口，都必然兴起一个文化上的一种启蒙[4]。于是很多人会将明末清初的思想活跃局面和西方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加以比较。为了让这段几乎是同时代的历史事件能够更加清晰地展现在学生面前，笔者进行这样的尝试。
和李贽、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人几乎生活在同一个时代的，有西方文艺复兴高潮时期的代表莎士比亚以及启蒙运动早期代表霍布斯和洛克。在莎士比亚、霍布斯和洛克的影响下，爆发了英国的资产阶级革命以及启蒙运动的扩展，从而改变了整个西方世界。但是中国，直到1840年，随着西方坚船利炮的到来，被迫打开大门，以极端保守和被动的姿态进入近代，直到1912年清帝才宣布退位（见图2）。
比较分析给学生以更加直观的感受：16至17世纪的中国，新的经济形态还十分微弱、脆嫩，明清时期的早期启蒙思想家们先天不足，具有一种时代性的缺陷。地主阶级知识分子黄宗羲、顾炎武提不出新的社会方案，而只能用扩大相权、限制君权、提倡学校议政等办法来修补封建专制制度。但在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家孟德斯鸠、卢梭们则拿出了三权分立、君主立宪制、民主共和制这样的资本主义的蓝图。这表明，中国明清时期的进步思想与18世纪欧洲启蒙思想属于两个不同的历史范畴。前者是中世纪末期的产物，后者是近代社会的宣言书。
综上所述，在历史学科高考复习过程中，加强历史知识整合的目的，就是使学生学会对课本知识的活学活用，学会主动地构建知识体系，从而达到高效复习之目的。
参考文献：
[1]任世江.编余杂俎[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10：133-135.
[2]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m].北京：新星出版社，2005：373，374，380.
初中地理期末教学反思篇3
清末民初,我国基本上是一个农业社会,农业的发展状况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整个社会的演化。当时的中国,社会动荡、内忧外患。要取得社会进步和有效地迎接西方的挑战,农业需要以一种新的方式来发展,必须摆脱传统,寻求新的出路。当时的一些精英分子和有识之士开始意识到这一变革的必要,他们开始主张借鉴西方思想与技术,“汇择其长者而取之,以补我之所未及”“运用他国文明新思想移植于本国,以造福于其同胞”。他们提出要向西方那样运用科技来发展农业,要兴办农业教育。我国的农业教育从此开始由典型的中国式向中西结合式转变,由传统教育向近代教育转变。
(一)农业教育兴起的现实背景。相较外国而言,我国农业教育有着发达的过去、落后的近代。我国古代农业教育源远流长。当欧洲人还在使用木犁时,我国已推广了铁犁,当他们的农业还是休闲制时,我国已进入轮作复种精耕细作阶段。但为何我国近代农业远落后于西方呢?中西农业的差距始于十八世纪英国发生工业革命后。进入近代,特别是清末民初阶段,这种差距迅速拉大。西方的产业革命带来农业革命,也促进了农业教育的跨越式发展。而中国传统农业长期处于一种停滞状态,进入清末民初,甚至时至今日,不少地方农民的土地耕作仍沿袭古制,与千百年前并无两样。《科学世界》在论述农业和科学的关系时,特别指出:我国农业生产的弊病就是不讲科学,不讲教育,“我中国固素称以农立国者也,而何以农作物之产出远不逮欧美,近日水旱连年,一夫之所获,尚不足供一家之需,曰是无理科固,今夫土壤学,肥料学,家畜饲养学,植物病理学,固农家最要之学科而缺不可者也”,“我国虽有四万万人民,但是不重视科学发明,不用新的科技而单靠一手一足的辛苦劳作,要想富国是万万不能办到的。”从现在看来,当时的传统农业不但不能富国,且将灭国,国家面临严重生存危机。清中后期以后,人口迅速膨胀,人多地少,粮食供应成为严重问题。据统计,1841年人均耕地仅为1.64亩,远低于维持生活所需的土地数。缺乏新式农业教育、技术落后在很大程度上导致晚清农产品对外贸易的衰落,特别是丝茶出口的大幅降低。19世纪70年代中国丝茶出口货值占出口总额的87℅左右,20年后,明显衰落,1893年丝茶出口货值占出口总额的比例下降为48℅。清末民初时期农业教育匮乏及农业科技落后的现实,不能不引起一批有识之士的警醒。他们认为,我国农业要改变落后、走向发达,必须从两方面入手,即:在继承发扬传统农业中的精华部分的同时,更重要的是要学习借鉴西方先进的农业科技,为此必须兴办农业教育。
(二)农业教育兴起的具体过程。探究清末民初我国农业教育的兴起及其发展,可以发现它大致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萌动于洋务经世派,形成于早期维新派,集大成于孙中山。
第一,洋务经世派对农业教育的影响。在晚清特殊的社会局势下,社会经历了多次思想领域冲击与革命。纲常礼教的捍卫者曾国藩,在西方列强炮口的威逼下,思想价值不得不发生微妙的变化,开始从传统儒学中发掘“经世致用”的思想资源,逐渐重视“一技一艺之流”,并且吸取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观点,提出“师夷智以造船制炮”,学习西方先进科技的教育思想。引起后来的如李鸿章、张之洞等一批力图富强的官僚纷纷响应。为提倡农业教育、科技兴农,这些洋务经世派提出了一些初步的具有先导性的观点。为了劝农,包世臣很注意改进农业技术的问题,主张把有关农业生产的知识和技术列为士人治学的一部分。魏源的农业思想有不少新的创见,如对水患的原因他有独到的见解,认为一方面固然是天灾,但另一方面,更根本的是人祸,是人类对自然生态环境内在平衡关系的破坏所导致。这种观点在当时社会条件下能够认识到的确难能可贵。洋务经世派提倡农业教育的培养目标虽因固守“中体西用”,没有涉及西方的根本政治及教育制度和深层观念问题,但却实现了从德到艺的价值转换,开始触及到新式农业教育、科技兴教和科技兴农的理念,更为早期维新派农业教育思想的形成指引了方向。
第二,早期维新派对农业教育的推动。晚清时期,早期的维新派受到西方思想的更大影响,代表人物有王韬、马建忠、薛福成、陈炽、冯桂芬、郑观应等。他们力图摆脱传统农业的束缚,大力提倡兴办新式农业教育,采用先进农业科技。冯桂芬是我国近代史上提出在农业中使用机器的第一人,此后,使用农业机器成为早期维新派的共同主张。他们向国人大张旗鼓地介绍西方农业的概况及其优越性。当时的西方各国不仅一般的学校都开设农学科,而且还设立了许多专业性农业学校,早期维新派热切期望中国大力发展农业教育,以改变“农者不学”的局面。郑观应就曾建议当时的晚清政府下令设立各种学校,专设农学一科。陈炽则提出在农业教育内容的选择上博采中西,并做到通俗易懂。早期维新派科技兴农、发展农业教育的思想全面而深入,不仅提出了系列主张,还详解了实施策略。他们对我国近代农业教育发展有着重大的推动作用,也是后来康梁维新派及孙中山农业教育思想的宝贵源泉。
第三,孙中山对农业教育的伟大贡献。我国传统意义的农业教育有着悠久的历史,在传播农业知识和发展农业生产中都起过重要作用,但是由于各种原因,农业技术教育并未受到真正的重视。时至清末民初,孙中山等一批先贤和精英看到日本和美国农业教育的大发展对他们国家的重要贡献,看到其他西方发达国家有效的农业教育体系和先进的农业科技之后,提出在当时的中国要兴农会、办学堂,发展农业教育以振兴中华农业乃至中国经济。他坚决主张用机器代替沿袭几千年落后的手工耕作,以发掘中国无限之富源;他赞同施用化肥,说化肥比农家肥更为有效;他认为换种可使土壤得到交替休息,生产力便能成倍增加;他还把农业上的害分为两种:一为植物的害,如薭和野草;一为动物的害,如各种害虫。对于植物的害,他要求农民用科学的方法去治;对于害虫,他要求国家培养专家进行详细研究,想方设法来消除。他提出,只有深加工才有利于农产品的保存和运输,并强调中国最大的问题便是运输,因为运输不便,所以生出许多耗费。经过分析,他提出了解决运输农产品的四大方法,即:运河、铁路、公路和挑夫。他认为如能把运输问题解决好,广大民众才有很便宜的饭吃;他又把灾害分为两种,即:水灾和旱灾。关于水灾的治理,他认为筑堤只是治标,只有种树才是治本。关于旱灾的防治,他也认为种树是治本,而用机器抽水是治标。他还早在1890年致郑藻如书》中提出创办农会,以引导农业科技的推广,在《上李鸿章》书中还提出农务有学,认为人的知识不是天生的,要掌握农业知识,离不开农业教育,并对在中国这样一个毫无农业教育基础的国度里如何创办农业学堂,提出了自己的主张。总之,孙中山农教思想是兼采众家而成一统。可以说,孙中山是我国近代农业教育的真正发起人。他的兴农及农教思想是在洋务经世派、早期维新派等基础上的总结和综合。孙中山比他们都更全面地论述了农业教育和农业科技,对我国近代农业教育发展做出了独特的贡献。
二、清末民初我国农业教育产生的原因
清末民初,我国农业教育思想的产生既有源于当时人们自身思想的革新,也有源于外部的现实需要。是思想与现实相互交织催动的产物。
(一)农业教育产生的思想根由。解决生存危机,革新图强是促使清末民初时人农业教育思想形成的外部因素,而人们自身思想观念的变革是内在动力,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变易观方面。清末民初很多有识之士都继承了中国传统的变易历史观,他们都坚持历史是进化的。开风气之先的龚自珍主张变革:“自古以来及今,法无不改,势无不积,事例无不变迁,风气无不移易,”只有“变则通,通则久”。薛福成强调生今之世却泥古之法,是“犹居神农之世而茹毛饮血”,就是历史的倒退。王韬则明确提出:“即使孔子而生乎今日,其断不拘泥古昔而不为变通。”梁启超更是强调一切皆变:“凡天地之间者,莫不变,昼夜变而成日,寒暑变而成岁,故夫变者,古今之公理也”。他坚决反对泥古,说今人“勿为古人之奴隶也”,他还以印度、突厥为例说明泥古不变的祸害。概言之,变易观可使他们突破“悉遵成法”、“率由旧章”思想的束缚,要求用一种异于传统的、新的方法来发展农业、振兴农业,即借鉴西方、兴办农业教育、注科技入农业。第二,功利观方面。自古以来,中国一直特别推崇贵义贱利。贵义贱利以言利为耻,以重义为尚,过分强调义而忽视利,极力宣扬“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由此导致对求利活动的过多束缚,严重阻碍了经济的发展,尤其到晚清之后,其束缚作用更加凸显出来。这种功利观也极大地压抑和窒息了当时中国农业的兴起和发展。中国是一个“重本抑末”的国家,长期以来一直重视农业的发展,但这是仅就经济领域内部而言的,一旦超出这一特定经济领域,发展农业这种“利”与所谓道德上的“义”发生矛盾时,唯一的取向是:舍利取义。否则将被讥为唯利是图,遭万人唾弃。在这种功利观思想禁锢下人们怎敢尽力发展农业?又何敢探寻新方法去振兴农业?所以要最大限度地发展农业,最大限度地用新方法去振兴农业,必须要突破这种贵义贱利功利观的束缚,改贱利为贵利,对贵利不应批判而应大胆宣扬。其实这样一种观点早在古代就已初现端倪,进入晚清更是破晓大明。当时有识之士大谈言利之说,宣称功利就是动力,是一切行动的出发点,是发展经济的动因,当然也是发展农业不可或缺的推动力。龚自珍抨击“耻言富”的论调,他认为“五经大义始终饮食”。善经济之学的包世臣更是自称为“好言利”之人,同讳言财利唱反调“留意经济之学”,认为“言利”是孔孟圣门所重视的大事,大倡兴利之说。王韬曾著《兴利》一文,专论如何兴利。薛福成对于戒谈言利的古训不以为然,他反对贱利,认为中国本来地博物丰,为世界精华所萃之区,但“徒以怵于言利之戒”,致使见“中国之财每岁流入外洋者白金二三十万两”也无动于衷,长此以往,“中国将何以为国乎?”有鉴于此,他力倡贵利。
(二)农业教育产生的现实动因。清末民初,我国社会一直处于危机之中,矛盾冲突不断,尤其是我国的农村社会,危机更加深重。这主要有两方面原因。其一,中国的农业在近展的停滞。中国传统农业发展的顶峰是在乾隆时期,此后即呈下降态势,我国近代农作物的单位亩产量相对于鸦片战争前夕不升反降,“若以1821—1830间亩产量指数为100,1831—1850年间则为92,1871—1890年间为80,1891—1911年间为78”;与美国等其他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情况就更糟:“一个农民工作一年的平均产量到了20年代(20世纪)也还只有1400公斤,美国可以比较的数字是20000公斤,高出14倍。”其二,人口急剧增长,而耕地因受到种种限制并未同步发展。在中国全部国土面积中,平原不足10%,山地占了大部分,这使耕地面积的扩展受到极大的限制,而另一方面,中国的人口基数却极为庞大,1850年,中国人口大约4.15亿,而该年世界全部人口据估计约11.7亿,比重超过35%。庞大的人口基数对土地造成的压力的尖锐性成为中国近代社会的一个基本特征。1650—1850年间在人口增加的压力下中国耕地面积扩大了1倍,由6亿亩增加到12亿亩左右,而人均占有耕地面积却由4.8亩减少至2.93亩,中国确已人满为患、地不足养。这相当于要求中国在同一块耕地上,以同样古老的耕作方式,却要养活成倍于以前的人。农民的生活怎能不艰辛?其生存又怎会不处于极大的危机之中呢?而国以民为本,民以生计为先,处于生存危机的农民随时都可能揭竿而起。农业发展停滞,再加上人口剧增,耕地未同步扩展,导致生存危机,造成民变。对这样一个连锁式问题,要解决它就必须:欲防止民变,先解决生存危机;欲解决生存危机;先发展农业生产。而发展农业生产依赖传统的方法只会导致停滞,这就要求国人寻找新的方法,寻求新的出路来促进农业的发展。孙中山曾说:“国中户口甲于五洲,倘不于农务大加整顿,举行新法,必至民食日艰,哀鸿遍野,其弊可预决者。"新法如何寻找?西方农业发达之路为中国提供了一个可效仿的参照,而西方农业之所以发达,“详考来源受科学之赐为多。”科学对西方农业像神奇的魔法一样,产生了巨大的生产效益。近代时人要求中国效法西方,也走科学兴农,教育兴农之路,认为中国农业的出路在科学、在教育,“农业非科学莫由振兴,”科学实为挽救中国农业之上策,“欲救垂危之农业,舍图科学之发达,其道末由。”他们清楚,科学和教育是我们民族最缺乏,但又是最需要的。“一切兴作改革,无论工商兵农,乃至政治之大,日用之细,非科学无以经纬之故。”中国如“将已耕之地依近世机器及科学方法改良,则同此面积之土地,可使其出产更多,故尽有发达之余地也,他们对中国农业的前途充满信心,我们中国这一块土地是世界上最肥美的,如果把那农学讲究起来,好好的桥种,莫说是现今四万万人吃不尽,就是后来再生上几万万也是吃不尽的。”
初中地理期末教学反思篇4
进化史观对史书的编撰影响相当深刻，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适应便于反映历史进化，便于传播历史知识，唤起国人的民族感情的需要，编撰篇幅较小、文字浅显明快的历史教科书。
戊戌变法前，历史教科书的编撰权基本上操持在西方传教士手中。他们编撰的教科书存在很多问题，当时就有不少有识之士指出这些译著“大都以阐扬彼教为宗旨”，因此呼吁“速自译编”各种教科书，或“集通儒取旧有各本详加改订”[iii][p172]。屠寄也竭力争取教科书的编撰权：“国民教育，以本国之伦理、语言、文字、地理、历史、宗教及法制经济为精神。此类教科书，必有本国学术家苦心斟酌编订，方为适用。”[iv][p1]但是，由于当时封建教育制度和思想观念的束缚，他们的呼声被时代淹没了。
戊戌变法后，中国历史教科书的编撰在“新思想之输入，如火如荼”和教育制度改革的背景下蓬勃发展。戊戌变法时期，西方的进化论和政治、社会学术不断地传播到中国，在新思潮的影响和启发下，史学界着手重新编写中国历史的工作，目的是为了普及新的历史观，适应近代资产阶级的社会改革。清末一些进步学者编写教科书重要指导思想就是激发人们的爱国热情，达到以“史教救国”的目的。1903年商务印刷馆编《中国历史教科书》中说：“盖处今日物竞炽烈之世，欲求自存，不鉴于古则无以进于文明，不观于人则无由自知其不足，虽在髫年不可不以此植其基也。其于本国独详，则使其自知有我以养其爱国保种之精神，而非欲谨明于盛衰存亡之故也。”[v]编者把“养其爱国保种之精神”作为指导思想，培养国人对本民族文化的热爱，同当时“爱国”、“存学”的时代潮流是一致的。湖南留日学生曾鲲化著《中国历史》，目的是为了彰显民族主义，陶铸国魂。他在《中国历史出世辞》中指出：“二十世纪中国历史之特色，必有什百千倍于十九世纪西洋反动时代和活动时代。”并在《附录》中指出：“痛国家之脔革，愤种族之犬羊，忾然创办东新译社，就我国之性质上习惯上编辑中学校各种教科书，熔铸他人之材料，而发挥自己之理想，以激动爱国精神，孕育种族主义为坚确不拔之宗旨。”[vi]曾著出版后，学界对其在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上的成就，给予高度的评价。如1903年，《浙江潮》第七期“绍介新著”专栏说：“历史为国魂之聚心点，国民爱国心之源泉。······横阳翼天氏痛之，特编中国历史一种。其上卷于今年初夏出版，体裁新辟，材料丰多，而又以民族主义为宗旨，诚我国历史界开创之大作，而普通学教科书中稀有之善本也。国民国民，不可不急读。”[vii]1904年，夏曾佑著《中国古代史》，也把自己对民族前途的关心融进史著中。他说：“智莫大于来。来，何以能知，据往以为推而已也。……目前所食之果，非一一于古人证其因，即无以知其夷险，又不能不亟读史，若是者将奈之何哉？是必有一书哉，文简于古人，而理富于往籍，其足以供社会之需乎！”[viii]夏曾佑说的“目前所食之果”，指的是二十世纪初年中华民族危机深重的情况。面对危机现状，从历史中探讨造成民族危机深重的原因，从历史的发展过程中思考民族的前途，成为其著史的指导思想。可以说，正是他确立“足以供社会之需”的宗旨，才可以写出在当时产生很大影响的著作。
1905年1、2月间，由邓实、黄杰、刘师培等人创办的国学保存会，以“研究国学，保存国粹”为宗旨。他们编撰历史教科书也以提高民族自尊自信为目的，注重乡土性与时代性的结合、知识性和时代性的统一，获得了社会的良好评价：“本会所编乡土教科书出版后，颇受海内教育家之称许，以为书之图画文字引证，皆具有精神特色，最足以助长儿童爱乡爱国之心，为效至巨。故公私学校采用至夥”[ix]。
由上可知，这批新的历史教科书的编纂者与传统士大夫有着根本的区别，他们有着新的知识结构、视野开阔而富有激情，他们将历史教科书的编撰与爱国、爱家紧密联系起来，因而能写出令人耳目一新的历史教科书。
封建史家孤立地研究历史的方法、内容已不能适应新史学思潮的需要。因此，以资产阶级的进化史观来考察和分析中国历史，就显得十分必要。绝大多数中国历史教科书运用进化论，来批判和改造封建旧史，探索历史发展的因果关系和社会进化的轨迹。如《普通新历史》的“凡例”强调：在“我国民渐渐与世界相见优胜劣败”之时，“我国民之眼界断不可仅注意内国数十朝兴替沿革中，须考察种族势力之强弱，文明之高下，能力之大小，以为大众警醒振拔之标准。”因此，其书即以中国历史为标准，并且按照社会政治的变化，将中国历史分为三大时代：“唐虞以前记载未盛，概谓之太古时代”；“唐、虞、夏、商、周为封建时代”；“自秦以后至今（清）二千余年为郡县时代”[x]。以此表明中国历史的进化。曾鲲化著《中国历史》的一个显著特征，就在于他强调编写历史要重视进化因果关系。他明确指出撰写历史要“调查历代国民全部运动进化之大势，摘录其原因结果之密切关系，以实国民发达史之价值，而激发现在社会之国魂。”[xi]
综上所述，在新史学思潮的影响下，中国历史教科书的编撰开始注意历史发展的相互联系和因果关系，表述历史发展的进化情况，表明中国历史教科书已经冲破传统史学的藩篱，具有创新意义。
章节体历史教科书是在新史学思潮勃兴的时代条件下出现的。新史学思潮要求表达历史进化的情况，寻求历史发展的因果关系，“据往事以知来”。新的历史观点，新的历史内容，需要有新的形式来表现它。夏曾佑的《中国古代史》开头几节是“史学之要”、“地理”、“人种”、“历史源流”等等，这些内容都是在新形势下史学研究的新课题。因此，要叙述过去封建史家所没有接触的新内容、新问题，在编撰方法上不摆脱旧的编年体、纪传纪事本末体是不行的。夏曾佑将西方输入的分章叙述的方法，和中国传统的纪事本末体有机地结合起来，达到创新的目的。《中国古代史》按篇、章、节叙述，同时又寓含以大事为纲的特点。刘师培著的《中国历史教科书》，也是用章节体叙述中国历史的杰作，作者在“凡例”中表示：“其用意与旧史稍殊。其注意之处，在于历代政体之异同，种族分合之始末，制度改革之大纲，社会进化之阶级，学术进退之大势。”[xii]关注的重心，由旧史的王朝政治，治乱兴衰，转到对政治、民族、学术、文化等关系整个历史发展进化的探索。
综观这一时期的历史教科书，不仅数量日益众多，而且种类繁复，除了一般的中外通史著作，还出现了乡土历史和时务掌故教科书等。这些教科书的编印具有重要的意义，首先它满足了新式学堂对历史教科书的需要；其次，它也是用新观点、新体裁编写中国历史的尝试，将历史从帝王的庙堂中解放出来，为普及教育与发扬爱国主义思想服务。总之，清末历史教科书的编撰不仅促进了中国历史编撰学的发展，在中国传统史学近代化进程中起了重要作用，而且以史教救国，迅速成为清末社会各阶级“教育救国”思潮的重要组成部分，并起了救亡图存的舆论先导作用。
二、探索用综合体编撰通史。
1900年，章太炎撰写了《中国通史略例》一文，吸收了章学诚“仍纪传之体而参本末之法”的主张，采用多种体裁配合的方式撰写中国通史，提出要使这部新的中国通史“旨在独裁”，做到“熔冶新哲理，以祛逐末之陋，钩汲眢沈，以振墨守之惑”，以求阐明“古今进化之规”，“异夫策缝计薄相斫书之为”，从通史编撰的指导思想上确立了以进化论为指导的编撰思想。二十世纪初，一批进步的学者倡导学习西方的民族主义思想，近代中国的民族主义思想蓬勃兴起。这时期的文化民族主义的主要内容，是竭力维护民族的自信力，提倡民族精神，高扬爱国主义，以增强民族的凝聚力。它是戊戌后社会思潮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种思潮的影响下，章太炎和梁启超对通史的理论问题作了深刻的探讨。
最早倡导重新编修中国通史并提出新的体例的是章太炎。1900年，章太炎撰写了《中国通史略例》一文，吸收了章学诚“仍纪传之体而参本末之法”的主张，采用多种体裁配合的方式撰写中国通史，提出要使这部新的中国通史“旨在独裁”，做到“熔冶新哲理，以祛逐末之陋，钩汲眢沈，以振墨守之惑”，以求阐明“古今进化之规”，“异夫策缝计薄相斫书之为”[xiii][p332]，从通史编撰的指导思想上确立了以进化论为指导的编撰思想。1902年，章太炎在给梁启超和吴君遂的论学书简中，对编修中国通史的问题有所论述，并说明他已经着手编修中国通史的工作。
章太炎设想的通史目录，主要是参考了司马迁《史记》的体例，在体例的设计上有因袭的一面。许之衡认为：“余杭章（太炎）氏拟著之《中国通史》，体例仿史公，改列传为别录，所搜颇挂一漏万。书固未成，体例亦未殊精。”[xiv]章太炎是古文经学的大师，对“汉学”十分推崇，反映在体例设计上，受传统史学影响较深，具有浓厚的封建意味。
章太炎在通史体例改造上，也提出了独到的见解。第一，用纪事本末体来改造纪传体。纪事本末体主要以记事为主，“起讫自如，首尾相顾”，利于彰显历史发展的大势，便于探索历史发展的规律。所以，近代史学家注意用纪事本末体改造纪传体。章太炎通史目录中的十篇“记”，就是吸收纪事本末体的优点设立的。他说：“诸典所述，多近制度。及夫人事纷纭，非制度所能限。然其系于社会兴废、国力强弱，非渺末也。会稽章氏谓后人作史，当兼采《尚书》体例，《金滕》、《顾命》，就一事以详始卒。机仲之纪事本末，可谓冥合自然，亦大势所趋，不得不尔也。故复略举人事，论纂十篇，命之曰‘记’。”又说：“犹有历代社会各项要件，苦难相贯，则取机仲纪事本末为之作‘记’。”[xv][p333]章太炎编撰通史时，注意吸收纪事本末体的优点，这样做确实为通史编撰在阐明历史大势上解决了难题。许之衡在《读〈国粹学报〉感言》中认为，编写通史“其体必当祖机仲（南宋袁枢）、君卿（唐杜佑）一派。”又说：“《史记》自五帝至汉武，卷帧已多，况至今日乎。此所以必不能不用机仲之体。”[xvi]这些论述表明，章太炎在通史编撰中采用机仲纪事本末体，符合近代社会形势对通史体例的要求。第二，重视典志的作用。他说：“有典则人文略备，推迹古近，足以臧往矣。”[xvii][p335]这表明他旨在打破以皇朝为本位的历史体裁，力求反映历史发展的规律。
在通史体例的设计中，章太炎继承了章学诚“仍纪传之体，而参本末之法”的编撰思想，并根据当时的条件向前推进了一步。章学诚是在纪传体旧框框以内用纪事本末体救其弊，而章太炎不是简单地利用旧史体裁，他注入了为旧史体裁所未有的“新思想为主观”的历史哲学，在治史的方法和风格上，吸取了西方史学的科学精神，因此正如有些论者评价的：“章太炎关于撰述《中国通史》的理论和方法，有的已超出它本身的范围而具有普遍的意义。”[xviii][p808]
梁启超是二十世纪初创立通史理论的代表人物。他研究中国历史，极为重视会通的观点，认为通史可以使人更好地了解历史事件的因果关系，更好地鉴往知来。因此，他十分重视探索通史的体例和内容。
梁启超探索通史理论是逐步成熟完善的。1901年，梁启超写了《中国史叙论》一文，这是梁启超早年计划写的中国通史的叙言，概述了中国史研究的内容和在世界历史上的地位，中国的地形和民族，中国史的纪年和时代划分等问题。这些独到的见解奠定了中国通史的基础。1902年，他撰写的《新史学》则是为中国通史从编撰思想、方法等方面作的进一步研究。
梁启超对通史的体例十分重视，1918年，他致陈叔通的信中谈到通史的义例问题：“所著已成十二万言（前稿须复改者颇多），自珍敝帚，每日不知其手足之舞蹈也。体例实无暇作详书告公，第自信前无古人耳。宰平曾以半日读四万言稿两遍，谓不忍释，吾计凡读者或皆如是也。顷颇思先秦杀青（约端午前可成），即先付印（传志别行，此惟有年表、载记、志略三种。先秦之部都十一卷，冠以总叙一卷，约二十万言也），故愿与公一商此事。”[xix]从中可以看出，梁启超试图用总叙、载记、年表、传志、志略五体配合来撰写通史。梁启超设想的中国通史总叙可能指《中国历史研究法》，他曾说撰写《中国历史研究法》的目的是为写通史服务，又说此书是他“治史所持之器”，“吾发心殚三四年之力，用此方法以创造一新史。”由此可知，中国通史总叙就是从史学理论、史学方法、年代、史料的情况和史学史等方面对中国史学加以全面概括的总论，这在体例和内容上都是新的创造。
载记的作用是用记事的方法概述某一历史阶段的军、政大事和演变，叙事简单清楚，不做具体的记述，只讲史事大致的发展经过。梁启超设想的体系明确地以“载记”为主干，其他“年表”、“志略”、“传志”都与之相配合。载记的设立，实际上借鉴了西方章节体和传统史学纪事本末体并加以创造性地发挥。梁启超在载记前，均撰写总叙，概述做史方法，说明各章内容安排和撰写意图，分析该段历史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和影响，探求史料的选择和运用。总叙的撰写，借鉴了章节体善于提挈历史发展大势，说明篇章之间的关系的特点。设立载记也是对纪事本末体的创造性运用。梁启超既看到了纪事本末体的优点，又能看到其不足，因此他写“载记”着意突破传统纪事本末体范围太窄的弊病，力图说明事件之间的联系和历史大势。
“志略”借鉴传统书志体并加以发展。传统的书志体只是静态地记叙典章制度的发展演变，缺乏对与典制密切相关的事件的考察分析。梁启超写的《志语言文字》、《志三代宗教礼学》是书志体的发展，是用纪事本末体写的语言发展简史、宗教礼俗简史，内容详实，有考证、评论、图表，这种写法是传统书志体所没有的。作者综合运用诸体写“志略”，值得后世参考借鉴。
梁启超设想的通史体例，主要以载记为中心论述每一历史阶段中的军政大事的经过和历史影响。然后，在军政大事之后，附以年表、事表、书志和人物传记。这种体例设计，既吸收了纪事本末体和纪传体的优点，又汲取了西洋史学的长处，而形成新的综合体裁。正如他自己所说的，就体例的创新而言，是“前无古人”的。
章太炎、梁启超对通史体例探讨的共同特点是：善于吸取传统史学的丰富遗产，而又具有别识心裁，勇于创造。这一探索的趋势不但有利于改进史书的编撰，且又说明史家对于考察和反映历史已经有了新的认识，因而也就具有历史哲学上的意义[xx][p71]。我们今天的史书编撰，应该从章、梁探索新综合体的经验中得到借鉴。
三、运用进化论观点指导学术思想史研究。
传统的学案体因为没有先进的历史哲学指导，主要对学派之间的师承传授情况进行记录，无法总结学术思想发展的大势和特点。新史学思潮兴起后，在进化史观的指导下，学者们见识提高，视野空前开阔，因而能对学术思想变迁的大势，学术发展的特点作出中肯的分析。 学术史研究能否开新，取决于社会条件的变化和学术大师思想观念的变革。二十世纪初年，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强烈的爱国主义和民族意识，构成进步知识分子研究传统学术的指导思想。他们在严重的民族危机压迫下，重新估价学术的重要作用，强调“天地间独一无二之大势力……曰智慧而已矣，学术而已矣。”[xxi][p110]热切希望振兴中国学术，并运用西方资产阶级学术观点对封建文化遏制下的“奴隶之学”进行批判。1902年，梁启超在给康有为的信中说：“弟子以为救今日之中国，莫急于以新学术变其思想（欧洲之兴全在此）。然初时不可不有所破坏。孔学之学不适于新世界者多矣。而更提倡保之，是北行南辕也。”[xxii][p279]梁启超对儒学的正统地位进行了猛烈的冲击。在这样的思想观念的支配下，学术史研究进入了新的阶段。
本世纪初，梁启超突破传统学术史的模式，于1902年发表了《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的长篇学术论文，它是中国史学界运用进化论哲学观点指导研究思想史第一次结出的硕果。
同传统学术史相比，这篇文章的创新之处表现在：
（1）它提出了新的学术史分期法。以往的学术史分期，基本上是按朝代的先后为序，宋明以后则以理学家“闻道早晚”为序。梁启超打破常规，提出以学术思想的内涵、性质及其发展变化作为学术史分期的标准，将中国学术史划分为七个时期：一，春秋以前为“胚胎时代”；二，春秋末至战国为“全盛时代”；三，二汉为“儒学一统时代”；四，魏晋为“老学时代”；五，南北朝迄隋唐为“佛学时代”；六，宋元明为“儒佛混合时代”；七，清代为“衰落时代”。梁氏之所以清晰地划分出学术演变、发展的阶段，同它运用西方进化史观的指导密切相关。梁氏对达尔文进化论学术在思想领域和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十分重视，预言进化论学术“将磅礴充塞本世纪而未犹已也。”他希望借进化论学术激发国民发愤图强，争取民族光明的未来，为此他提出以进化论引起人类思想的一切革命：“是故凡人类智识所能见之现象，无一不可以进化之大理贯通之：政治、法制之变迁，进化也；宗教、道德之发达，进化也；风俗、习惯之移易，进化也。数千年之历史，进化之历史；数万里之世界，进化之世界也。”[xxiii]梁启超对进化史观的接受，为梁氏以新的标准划分学术史奠定了基础。
（2）梁氏对学术思想发展的公理公例十分重视，力求对学术思想的发展作出新的解释。梁启超在《新史学》一文中指出：“历史者，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者也”，认为历史家应从人类活动总背景中求得人群进化的真相，总结出历史进化的公理公例，使后人循历史进化的公理公例，“以增幸福于无疆”。在《中国史叙论》一文中，梁氏强调近世史家的任务在于“必说明其事实之关系，与其原因结果”，“必探察人间全体之运动进步，及国民全部之经历，及其相互关系”。梁氏将新史学的理论主张贯彻到学术史的研究中，《论大势》开宗明义即对“公理公例”表示了明确的认识：“生理学之公例，凡二异性相结合，其所得结果必加良······我中华当战国之时，南北两文明初相接触，而古代学术思想达于全盛，及隋唐间与印度文明相接触，而中世纪学术思想放大光明。”[xxiv][p3]并将“公理公例”作为分析学术思想变迁的理论依据。
（3）深入地论述了学术思想和社会条件的关系，论述不同学派和学者间的互相影响和推动，第一次生动地呈现出学术变迁动态的格局。关于战国时代学术勃兴的社会条件，梁氏从由于社会急剧变动，思想学术出现自由局面等项进行分析。他指出：“获麟之后，迄于秦始，实为中国社会变动最剧之时代，上自国土政治，下及人心风俗，皆与前此截然划一鸿沟。而其变动之影响，一一皆波及于学术思想界。盖阀阅之阶级一破，前此由贵族世家所垄断之学问，一举而散诸民间，遂有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观。周室之势既微，其所余之虚文仪式之陈言，不足以范围一世之人心，遂有河出伏流一泻千里之概。”[xxv][p12]从中可看出时代的急剧变动，造成了学术思想由“学在官府”到出现“百家争鸣”的巨大变化，其论深入中肯，极具见识。再如对明末清初学术风气演变的论述，也紧紧抓住时代条件的影响，梁启超曰：“呜呼！吾论次中国学术史，见夫明末可以变为清初，清初可以变为乾嘉，乾嘉可以变为今日，而叹时势之影响于人心者正锯且创也，而又信乎人事与时势迭相左右也。自明中叶，姚江学派，披靡而下，一代气节，蔚为史光，理想缤纷，度越千古。顾其敝也，摭拾口头禅，转相奖借，谈恭说有，与实际运用益相远，横流恣肆，非直无益于国，而且无以自淑。逮晚明刘蕺山等人一派，已几于王学革命矣，及明之既亡，而学风亦因以一变。”[xxvi][p77]这里，明确指出了学术变迁的格局同社会变动之间的关系。
（4）梁启超对学术史的考察，并未局限在传统学案体的旧框架内，而是依据学术发展本身的特点，在材料组织上对旧体学术史著作进行了改造和发展。旧体学术史叙事全按学派立案，虽便于对各家学派作细微考察，但也易于使各学派之间相互孤立，难以看清其间的前后演变和相互影响。梁启超此书，首创章节体的学术史新体裁，其主要特点是：以章节为纲，按所要论述的问题性质分章立节，以“论”说“史”，以“史”证“论”，史论结合。例如，他将中国学术思想的历史进程分为七个时期，按时期分章，每章又根据内容不同立如干节，如原因、派别、历史、结果等等，章与节之间联系紧密，脉络分明。再如，他对史论十分重视。全文之首冠以“总论”，表达梁氏对学术思想在世界史和中国史上重要性的认识，表明梁氏撰述学术史意在激励国民的爱国热情，论述了对于传统学术思想的态度。每一章之前，梁氏简要地论述这一时期学术思想变迁的大势，以及这一时代思想的主要特点、成就和不足，并简要地分析产生这些特点的远因和近因。在每一节中，在“述”的基础上，进一步阐发作者的观点。因此，读者于其史论中可以明晰梁氏对于学术思想发展的基本框架和思路。梁氏在编撰上的创新，更能展示学术史新体系的思想特色。同时，梁启超还突破旧史学术史著的狭隘格局，扩大了学术的考察面。传统的学术史对儒学以外的学派论述较少。梁启超认为：“叙一个时代的学术，须把那时代重要各学派全数网罗，不可以爱憎为去取。”学术史的任务应是反映各时代有代表性的各种学术发展情况。在《论大势》一文中，梁启超力戒门户之见，试图把各家学术展现给读者。在《全盛时代》中，特立《论诸家之派别》，作者说：“先秦之学，既称极盛，则其派别自千条万绪，非易论定，今请先述古籍分类异同之说，而别以鄙见损益之。”[xxvii][p15]把先秦时期重要的派别都罗列出来，然后加以分析、评述。
梁启超的这篇文章系统地提出了对中国学术思想发展历程的看法，对当时的学术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胡适在《四十自述》里评价到：“《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也给我开辟了一个新世界，使我知道四书五经以外还有中国学术思想。梁先生分中国学术思想史为七个时代，现在看这个阶段，也许不能满意。······但在二十五年前，这是第一次用历史眼光来整理中国旧学术思想，第一次给我们一个‘学术史’的见解。”[xxviii][p105]它为梁启超以后撰写《清代学术概论》和《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为中国史学的发展确立了新的路标，对于史学近代化具有理论和实践的奠基意义。
四、进化史观对地方志编撰的影响。
进化史观的引入和运用，修志目的从资治垂训向反映一地之历史发展转向。清末的方志编纂者开始对进化论观点表示赞成，如说：“且旧志目例，于现时之观念不合者，宜增者增，宜减者减，务期于人心进化概念能相合，而借以鼓吹其精神。”[xxix]以进化史观来指导编志，来看待历史发展，比起古代方志观无疑是一种进步。在进化史观的指导下，史学界开始重新认识方志的功能。他们认为传统方志以资治垂训、教化褒扬和为国史取材为目的的历史功能，已经不能适应时代要求，新的方志观主张方志编撰要从“中外优劣之势”出发，从更广阔的历史背景下反映真实的历史情况；方志要有利于改良现在，规划未来，反映社会嬗变，体现社会发展的因果联系，取代道德空谈。如张元奇说：旧志“皆矜矜于文字之雅驯，其于古今世界政治，往往封固自足。”“斯志自目例，故亦不无文胜，而详于民事，谂于中外优劣强弱之势，其为功既甚勤。其思所以慎固疆域，以保我子孙黎民之心，盖亦亟矣。”[xxx]修志目的的改变，必然会导致编撰方法的革新。旧志的弊病，仅为片断的簿录，偏于横剖，而缺少纵贯。新的方志编撰方法，必须有利于反映历史发展的因果关系，扩大资料来源，提出述论结合，借鉴西方史书体裁，编撰章节体志书，以便反映历史发展过程中各种纵横交错关系。
从以上的分析中，我们不难从进化史观对史书编撰产生的影响中总结出一些带有规律性的认识：第一，进化史观主要是“叙述社会进化之现象”，“探察人间全体之运动进步”，及其“相互之关系”，基于这样的目的，传统的为封建帝王“资治”、“垂训”服务的旧的史书编撰方式必须经过改造，才便于容纳新的内容。章太炎、梁启超探索用新综合体撰写通史的方式，以及对传统学术史的改造，表明他们比较好地掌握了史书编撰中“破”与“立”的关系，既吸收前人编撰中的成果，又根据变化的形式创造出新的编撰方法。历史观的进步为他们创新体例提供了思想指导。第二，进化史观是由严复等人翻译介绍到中国的新的历史理论，着意于说明历史的进化和因果关系。而从西方传入的章节体编撰形式的优点在于反映历史大势线索清晰流畅，能够说明事件之间的逻辑联系，便于总结历史发展的规律。因此，章节体史书在二十世纪初的流行不是偶然的，表明随着历史观的进步，史家必须吸收西方历史编撰学的长处，才能使史书的形式和内容有机地结合起来，这一时期历史教科书的繁荣以及其它一些章节体史书的出现，就是这种趋势的反映。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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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地理期末教学反思篇5
2010-2011学年度第二学期教研组工作计划指导思想：本学期教研组工作，要以课程改革为中心，以学校工作计划为依据，全面实施素质教育，努力构建高效课堂，促进全组教师转变教学观念，促进教师整体素质、科研能力和学科教学质量的提高。工作目标与措施：一、转变观念，不断提高理论素养只有勤于学习才会乐于施教，我们才能真正教好书、育好人，为此，我们教研组将不断强化学习教育，加强教师职业道德建设，提高教师理论素养。结合学校的教学科研活动，组织本教研组教师认真学习《新课程标准》、《课堂教学论》、《走进新课程》等书籍，促进教师理论素养的提高，争取通过努力，全组上下形成了较浓的学习氛围，建立一个学习型教研组。二、落实常规，明确目标，努力创建教研组特色在教研组的日常管理工作中，我们组将确立“全员管理”的理念，形成全员参与、全组动手的工作氛围，在学校管理的大背景下，立足教研组自身，加强过程管理，严格落实各项常规工作，努力创建教研组特色。我们从常规教学入手，在开学初教研组相同学科老师共同确定工作计划和课程进度，不定期组织教师集体备课，共同探讨教学中疑难，力求在备课上体现创新；教师之间互相听课，课后写好反思和总结，多在一起讨论“我这节课是怎么上的，有什么地方觉得不够到位”，积极的向其他教师请教，把好的教学建议以教学后记、教学反思的形式记录下来。将“讨论——学习——讨论——反思、总结”形成了我们教研组独特的风景线。三、教学教研，相得益彰，快速提高教科研能力教科研的主阵地是在课堂，在日常教学中，我们努力做到在教中研，研中教，教研相长。在课堂教学中，我们将倡导任务型的学习方式，充分利用实物、图片、手势、直观教具和表演等方法，运用电教媒体等多种手段为学生创设真实的语言交际情景，引导学生理解、模仿和运用语言，提高学生综合运用语言的能力，在我们每个人的研究课得到充分体现。其他工作：1、搞好办公室的卫生工作，按时关门、窗、电器，注意防火防盗。2、按时完成各处室交办的各项临时工作。具体活动安排：3月份：制定各学科教学计划和学科进度。4月份：配合学校做好“艺术活动月”工作。5月份：搞好期中质量检测的出题、阅卷和分数统计工作，并写出质量分析报告。6月份：制定期末复习计划，搞好期末复习，搞好期末考试监考、阅卷、统分和试卷分析等工作，并对本学期的工作进行总结。2010-2011学年度第二学期教研组工作计划相关文章:2011年春学校九年组教研工作计划2011年春季学期四年级数学教学计划2011年小学美术教学计划小学英语科2011学年第二学期教研工作计划2011年小学五年级数学第十册教学计划2011年小学五年级信息技术第二册教学计划教研电教中心2011年度初中数学教研工作计划2011年县教研中心工作计划查看更多>>教学工作计划
初中地理期末教学反思篇6
仙市中学曾凡利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同仁：
上午好！
我校在区教育局、进修校的领导和指导下，团结和依靠全体九年级教师，统一思想、提高认识、团结协作、求真务实，抓紧抓严抓实毕业班工作，进一步提高教育教学质量，在分析上期末统考成绩的基础上，结合我校本期实际状况，作如下交流：
一、上期末成绩分析：
九年级上期末成绩分析
一分三率
区前200名
分数段
科目
平均分
优生率
及格率
低差率
名次
仙中个数
沿中个数
学校
[650,690]个
[600,650)人数
[550,600)人数
[500,550)人数
语文
2
2
2
2
前10名
2
9
富全学校
1
7
12
数学
1
3
4
2
前20名
3
17
九洪初中
7
11
英语
7
6
8
6
前30名
3
26
刘山学校
2
8
物理
2
2
2
2
前50名
7
37
瓦市中学
2
7
化学
1
5
2
1
前80名
10
53
仙市中学
6
23
26
政治
2
2
5
2
前100名
16
59
沿滩中学
27
65
78
历史
4
4
1
1
前150名
22
81
永安职中
3
11
前200名
31
98
自贡18中
1
7
10
自贡19中
1
1
5
自贡21中
2
11
20
自贡25中
1
14
16
自贡26中
3
9
全区2499
39
145
213
1.“一分三率”
从七大学科的“一分三率”共计28项在全区排名看，进入前三名的有19项；除英语学科外全部进入前五名，共计24项。所以英语学科成了我校的一块心病。
2.全区前200名与兄弟学校还有很大的差距。
3.从优生分数段看，高分的不多，且有断层现象。
4.低差人数比较多，得分率低于39%，即得分低于269.1的人数达到了76人，占比30%。
二、具体措施：
1、加强领导，责任落实。
学校成立了以校长为组长，两位副校长，中层干部，年级组长和班主任为成员的初三毕业班工作领导小组，全力以赴保初三。具体分工如下：曾凡利、颜克先、罗权、龚联彬、郑信贵负责三1和三6班；胡礼根、颜红、江柃霖、聂梅负责三2和三5班；陈浩、黄勇、胡林、温孟儒、胡玉丽负责三3、三4班。领导组需深入班级听课，检查、掌握教师教学计划落实的情况、备课情况、资料的使用及学生作业的处理等情况，每周五开行政会时校长负责检查落实情况，各行政人员还要相互交流听课情况、值得借鉴和反思之处。
2、加强教学研究。
着重加强课堂教学、复习、资料和考试的研究，年级教师要认识到课堂教学的重要地位，树立以学生为主体的教学意识，提高教学技能技巧和指导学生有效学习为目标，最大限度的发挥每一节课的作用。严禁课堂教学的随意性、盲目性，避免无效教学现象的发生。
各学科既要有全面的计划，也要有阶段性的方案。既要重视知识、能力的提升，还要关注细节，如考试的技能技巧，解题的规范性。同学科教师要做好本学科教学安排，有计划有侧重点的安排好各阶段的教学内容，精心选好相应的习题。
4、合理安排好教学时间。
（1）细化时间
本期一开校就跟初三教师们细算了这期上课的时间，本期初三上课时间共计15周75天，放假、学校组织考试共计11天，所以本期实际上课的时间只有64天，语数外只有78节课，理化只有52节课，政治只有39节课，历史只有26节课。
（2）细化阶段
本期大致分成新课、复习和查漏补缺三个阶段。指导教师制定好毕业班新课教学计划，科学、认真且有针对性地抓好阶段工作，细致分析找问题，制定修正策略。
新课阶段：2019年2月25日——2019年3月31日。期间：学校将组织一次月考。
复习课阶段：4月1日——6月6日。期间：学校将组织三次模拟考试，评讲试卷，基础过关复习。
查漏补缺阶段：6月7日——6月10日，学生放假复习，自行查漏补缺，教师必须到校，负责为到校的学生释疑。
以上的每次考试后，均要召开成绩分析会，让学科间、班级间差异最大的任课教师和班主任先找原因，并提出下一步相应的工作措施。
5、加强“目标生”的管理。
继续将全年级前120名优秀学生作为升一中、二中“目标生”。其中前60名作为升入自贡二中的培养目标。后60名作为升入自贡一中的目标；后100名后进学生作为合格率培养“目标生”，最大限度地控制低差。不论“优生”或“后进生”，各班、各教师都要严格执行“目标生”的管理措施——执行思想联系户方案（教导处牵头，按班主任所分配的学生名单进行），各教师在进行思想联系时要注意了解学生的学习状况（如听课、熬夜、睡眠、心情、疲倦程度、家庭状况等）后相应的帮助工作，及时信息反馈。教导处每周必须对“思想联系户”的联系情况及时跟踪了解和汇总，并上报学校领导组。
6、开好“三会”。
（1）教师会：一是成绩分析会（上期末在放假前及时召开了初三市统考期末成绩分析会），每次月考、模拟考试后由年级组组织召开教师会。对月考、模拟考试进行横向、纵向对比分析，找出考试中学生在各科知识点上存在的问题，制定下步策略，反省自己的教学过程、改进教学方法；科任教师还要指导学生对学科试卷进行分析，认真分析自己的应得分和实得分，找出自己的过失分；认真分析每道错题失分的原因，并在试题旁作好旁批记录，然后由任课教师收集整理记录在教师备课本上，做好信息反馈，时时针对学生的失误指导教学。二是分别召开学科教师会，特别是“一分三率”排名滞后的学科教师会，同时与兄弟学校的优势学科联系，走出去学习，请进来传经送宝。
（2）学生会：每学月一次学生会，（本学期第一周就已经分别召开了年级后进生学生会和优生会。）对他们进行学习目标、学习方法、学习习惯的培养教育。给他们树信心、鼓干劲，激发学生的学习动力，变“要我学”为“我要学”。
（3）家长会：召开初三家长座谈会，每期至少两次，交流学生教育管理问题，希望得到家长的理解、支持、配合。要求家长管理好学生在家的学习和生活，给学生营造一个好的学习环境。
7、加强后进生的辅导转化工作。
这是提高年级“一分三率”的关键所在。要求年级教师要抓好对后进生的辅导和转化工作，制定好计划,在各班中全面铺开，了解后进生的学习困难,注重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的掌握，尽可能地提高后进生的学习成绩，从而进一步提高全年级的总体成绩。
8、以师生为本，拟在学校显眼位置或地方设置激励师生荣誉感、自豪感的“师生荣誉栏”或“师生荣誉室”。
初中地理期末教学反思篇7
关键词：选举制度;人才评价;学术评价;人才培养
中图分类号：G649.2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6124（2016）01-0091-07
中国古代的选举制度，尤其是科举制度被认为是中国人的“第五大发明”，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这种制度有力地促进了中国古代学术的繁荣和人才的成长。这种观点总体说来是不错的，但还需要细加分别，因为中国古代的选举制度历朝历代各不相同，不同的选举制度对学术的繁荣和人才的培养所起的作用也是不同的。从培养人才和繁荣学术的角度来看，总体说来，科举制优于察举制，开放的科举制又优于程式化的科举制，学者之间的学术争鸣优于政府机构主导的学术评价，而自由学术研究最有利于学术的繁荣和人才的成长;更有一层，选举制度、学术争鸣和自由学术研究都需要清明的朝政加以保障，朝败了，再好的教育制度也培养不出人才来。
图1是根据南京大学历史系编撰的《中国历代名人辞典》[1]所志人物绘制的折线图。从图1可以看出，随着教育和社会经济的发展，中国古代的人才总体呈不断增长的趋势，但由于各朝各代的教育和选举制度的不同，再加上改朝换代等其他一些原因，人才的增长有起有落。春秋战国时期、魏晋时期、唐前中期、元末明初、明末清初、清晚期，出现了七个人才增长的高峰。而整个汉代和南北朝人才的增长表现平平，从晚唐开始人才增长呈下降趋势，直到南宋初才出现一个小高峰，元末明初和明末清初的高峰都是陡峭的，高峰之后人才的增长急速下降。如果程式化的科举不利于人才的成长，就需要说明南宋小高峰和元末明初、明末清初的险峰是如何形成的。
图2是根据冯契主编的《哲学大辞典》[2]所载中国古代哲学大事绘制的折线图。图2显示，春秋战国时期、魏晋南北朝时期、11和12世纪的宋代以及明中叶以后，耸起四个学术繁荣的高峰。学术繁荣的低谷则分别出现在公元前1世纪的汉代、公元10世纪的五代和宋初以及公元14世纪的元末明初。汉唐和元明在大部分时间里，处在学术思想创新的低潮期。如此看来，中国古代的选举制度似乎并没有促进学术的繁荣，甚至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学术的繁荣，宋代的新儒学以及明末清初的启蒙思想都是在批判科举的过程中兴起和发展壮大的。中国学术思想的轴心时代在秦汉以前，那时既没有察举也没有科举。西周时期是学术官守，君子们在封建体制的护翼下从事类似于古希腊的“自由学术”研究，创作了中华民族的元典。春秋战国时期，天子失官，学术下移，百家争鸣，如《庄子・天下篇》所言，“古之道术”开枝散叶，迎来了空前的大繁荣。
一、科举制比察举制更有利于人才的培养和学术的繁荣
汉以前，中国没有严密的选举制度。董仲舒贤良对策后，逐渐形成了一套较为严密的察举制。察举制到东汉末年出现很大的问题，到魏晋时期被改造成为九品中正制。九品中正制从建立起就一直遭人诟病，但一直沿用到隋朝才被科举制取代。科举制在唐代是开放式的，宋以后逐渐严密化和程式化，沿用了一千多年。相比之下，科举制更有利于人才的培养和学术的繁荣。
严格地说，选举制度是一套选任官员的政治制度，然而中国古代的选举制与其说是一种政治制度，不如说是一种教育制度，因为汉以后的选举制虽然多种多样，有恩荫之类的封建时代的遗风和纳资之类的权宜之计，但其中最重要的是察举和科举，察举和科举是对读书人的个人品德、学术水平、办事能力的考察。“这样一来，选士制度就成为古代教育最主要的宏观调控手段，亦即具有‘指挥棒’的功能。”[3]
察举制是由郡国官员按科目考察当地士人，将他们荐举到朝廷任官。汉代的察举科目繁多而以孝廉科为重。“孝谓善事父母者，廉谓清洁有廉隅者。”（《汉书・武帝纪》颜师古注）可见孝廉科考察的主要是士人的品德。举才重德是为了保障所举官员能廉洁奉公，堪为民望，但也存在两个问题，一是导致所举人才德高才薄，二是导致士人的虚伪浮薄。
所举德高才薄对国家政治生活的影响无非是官员无办事的才干，不能为老百姓谋取更多的利益。汉初儒、法两家对德与才哪个更重要就展开过激烈的争论，汉昭帝时召开的盐铁会议上，儒、法两家展开了正面的交锋。法家指责儒家“多言而不用”，对解决急边救灾等问题束手无策，儒家指责法家与民争利，“富贵而多患”（《盐铁论・国病》）。论争的最终结果还是重义轻利的儒家占了上风，取得了独尊的地位。这是因为在自给自足的农业社会兴利是老百姓自己的事，官员的事最重要的是保持自己的清正廉洁。重德轻才的察举制对教育的影响则是忽视对专才的培养，降低了教育的层次。在中国古代，道德行为规范教育属小学教育的层次，学习的是洒扫应对进退之节。大学阶段学习的是《诗》、《书》、《礼》、《乐》等文化经典，目的是提高人的人文品质，使规范理性上升为“明明德”、“新民”、“止于至善”的自觉理性。在西方的教育理念中，道德教育属于中小学层次。大学“是一个传授普遍知识的地方”，“大学的目的是理智的而非道德的”[4]。尽管汉代所举孝廉中不乏精通经术的儒生，甚至有精通方术的术士，但重德的“指挥棒”并不指向高深的学问，孝廉中才智平平者不乏其人，所以有“举秀才，不知书”（《抱朴子・审举》）、“欲得不能，光禄茂才”（《后汉书・黄琬传》）的说法。秀才尚且如此，孝廉可想而知了。汉代人才曲线恰恰在察举制建立以后进入了平缓的低谷中，思想创新也表现平平，这与察举制重德不重才不无关系。
针对官场良莠不齐的情况，汉顺帝阳嘉元年（132年），尚书令左雄上书对郡国所举孝廉进行考核，“诸生试家法，文吏课笺奏。副之端门，练其虚实，以观异能，以美风俗”（《后汉书・左雄传》）。但左雄改制的收效并不大，遂有汉末关于“名”与“实”的讨论。曹操四次下求贤令，提出“唯才是举”的主张。论者以为，九品中正制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出台的[5]。延康元年（220年）确立的九品中正制既考察士人的操行，又考察士人的才能，德行在察举中不再像原来那么重要。尽管九品中正制从创立伊始就不断遭人诟病，但魏晋南北朝人才曲线和思想创新曲线双双耸起一个高峰，不能不认为九品中正制对士人才情的品评鼓励了人才的成长和学术的发展。
察举制更大的问题是它导致士人的虚伪浮薄。在所有的造假活动中，道德方面的造假是最容易的，也是危害最大的。察举制导致士人的虚伪，西汉已然，而东汉更甚。当时和魏晋间人对此多有批判和反思，可参看拙著《中国教育周期论》第二章第三节[6]。对汉代士人的虚伪认识最为深刻的当属王夫之，《读通鉴论》卷五云：“天下相师为伪，不但伪以迹也，并其心亦移而诚于伪，故小人之诚，不如其无诚也。”道德理想主义不仅体现在汉代的察举中，宋学家所构建的道德理性主义“是对先秦儒家道德理想和道德理想主义的赓续与提升”[7]，随着理学被确定为科举考试的内容，道德理想主义也在以后各王朝的士子中不同程度地泛滥。道德理想主义的人才评价标准长期推行，则伪入骨髓，举天下为伪而不知耻，举天下如狂而以为常，一旦达到这样的地步，则刀锯、鼎镬已列于前后，深重的灾难不可避免[6]。这样的教训是痛切的、深刻的。然而，由于道德理想主义是儒家文化的基本特征，中国历史上屡屡陷入道德理想主义所带来的灾难中。
科举制改变了察举制的道德理性主义的色彩，将考试的“指挥棒”指向了人的才能，并且建立了公平公正的考试制度，更有利于人才的成长与学术的繁荣。
科举制区别于察举制的特点一是“怀牒自进”，二是“一切以程文为去留”[8]。察举制和九品中正制都是士人被动地等待地方官员或中正官的举荐，科举制则是自由投考，自由竞争，是主动参评，而不是被强行评价，没有触犯过法令的农家子弟都可投考，体现了自由、平等的原则。察举制考察的主要是士人的德行，九品中正制虽也考察士人的才情，但德行仍然是重要的考察内容。科举制考察的是士人所投考科目的水平，依据考试成绩的优劣录取，体现了公平、公正的原则。科举制之所以更能促进人才的成长和学术的繁荣，最根本的原因在于自由平等、公平公正的评价制度解放了人的创造力。人才简单地说就是有创造力的人。所谓创造就是不以任何现实存在物为范型，超出物种已有的尺度，将对象变成自己意志和意识的对象，并将自己的意志和意识对象化。因此，创造需要自由，没有自由就没有创造。另一方面，创造得越多，限制人的外在现实的改变就越大，人所获得的自由就越多。这就是创造的价值，亦即人的价值。察举制的权力掌握在郡国行政长官的手中，九品中正制的权力掌握在中正官的手中，他们所察所品的范围极大地局限在官僚阶层和士族大家。两汉见于史籍的孝廉307人，出身官僚贵族家庭的占75.6%，出身贫民的只占8.7%[3]。九品中正制更是成了士族家庭进身的工具，“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科举制实行以后，寒门学子有了进身的机会，“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刚刚启蒙的学童就懂得了读书学习可以改变人一生的命运，这就在很大程度上激励了人的进取心，解放了人的创造力。刘海峰甚至认为：“现代中国人具有较强的进取心，与科举制度下形成的勇于进取、及第争先的传统不无关系。”[9]
从考试内容来看，科举考试具有高等教育考试的性质，有利于学术的繁荣。关于科举考试的高等教育考试的性质，刘海峰在1994年就有论述[10]。科举考试主要考儒家经典，如《礼记・经解》所说，经典的学习是为了培养一种高贵的品质，属于大学教育中的通识教育。经典的学习和研究不仅促进了经学本身的发展，对推动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也是有贡献的。第一，儒学传播了中国古代的自然观，儒家经典中包含了大量的科技史料，儒学体系具有一定的自然科学基础;第二，儒学思想家具有一定的科学研究所必需的创造精神与探索精神;第三，儒家伦理思想对中国古代科技道德的形成和发展影响深远;第四，儒学教育中发展起来的教学原则和方法对中国古代科技教育有重要的借鉴作用[11]。另外，诗赋取士，八股文体训练，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文学的发展。“八股文是一种标准化的考试文体，虽不适用，但它糅合了散文的章法、骈文的排偶和近体诗的格律，真要掌握并不容易，需要熟读经书和具备相当的文学修养的基础上才能作好。”[10]
二、开放的科举制比程式化的科举制更有利于人才的成长
科举考试在唐朝是开放式的，宋以后逐渐走向程式化。
唐代的科举制是开放式的，“虽然是‘以文取人’，但‘文’尚不离‘人’”[12]。有所谓“省卷”，投考者将平日所作诗文交给主考官，让主考官知道他们的风格和特长。有所谓“行卷”，投考者选择平时佳作，投呈给名公巨卿和文坛领袖，求得他们的赏识，制造声望，增加及第的可能性。还有所谓“通榜”，省试之前，达官贵人、文坛巨子、社会名流与主考官互相通气，共同拟定投考者的优劣名单。唐代科举考试的试卷不糊名、不誊录，考官可参考通榜、行卷和省卷决定等第。这些做法使得主观意志干预考试成为可能，但同时也是对主考官的一种舆论监督，投考者也不必担心一卷定终身。
有唐一代的官学教育以儒学教育为主，但它的科举制度却是有利于文学艺术教育的。唐代科举进士科取人最多，而进士科是以诗赋的优劣论等第的。与儒家经典相比，文学艺术具有更大的开放性，更能凸显人的个性和才情。从图2来看，唐代的思想创新成果少，但图1所显示的人才曲线在唐代耸起了一个高峰，而且持续了两个世纪。即使到了唐末，人才的数量也超过了两汉和北宋。这些文学艺术人才通过科举进入国家的政治生活中会有怎样的表现呢？王夫之有这样一个评价：“唐多能臣，前有汉，后有宋，皆不逮。”（《读通鉴论》卷二十）总体来说，文学艺术所成就的人才情感丰富、真实自然、个性张扬，斐然成章，一改汉代特别是两汉末年许多经术之士的虚伪深险，人格更加健康鲜活。
但开放式的科举制容易导致舞弊和腐败的发生，从而丧失人才评价的公正性。宋初从命题、考试到评卷采取了一系列严密科举的政策。实行“别头试”以回避亲嫌;“按榜引座”以加强考场管理;禁止继烛以减少作弊机会;严禁挟书、传义、;实行锁院、封弥、誊录;废除公荐、公卷;制定严格的行文和声律规则;制定严格的试卷等第评定标准。这些措施效果显著，欧阳修称赞它是“无情如造化，至公如权衡，祖宗以来不可易之制也”（《欧阳修全集・奏议集》卷一七《论逐路取士札子》）。元代进一步窄化了科举考试的内容，钦定《科举条制》规定：“如今将律赋省，题诗、小义等都不用，止存留诏诰表章，专立德行明经科。明经内《四书》、《五经》，以程子、朱晦庵注解为主，是格物致知、修己治人之学。”科举发展到明代，“八股”文逐渐成为了一种科举考试的专用文体。何怀宏对“八股”文的评价极高，认为“它不仅使衡文更明快，实际也提高了考试的难度，否则，以四书命题作文势必变成徒为记诵。”“科举制度发展到了明代，实际上已经到了相当成熟、完备的地步。”[12]因此，清朝人的任务就是照搬宋以后逐渐形成的这一整套严密的科举制度。
这种严密的、程式化的制度是否能够保障考试的客观、公正和平等呢？关于明清科场的弊端，《中国教育制度通史》中列举了大量的事实[13]。与唐代相比，明清科场的弊端有过之而无不及，至少是难分伯仲。所不同的是，唐代更多的是公开请托、互结朋党;明清更多的则是暗中勾结、互通关节，作弊手段五花八门。
“八股”文被称作“制艺”，“制艺”就是按规定的要求制作科举程文的技艺，它不是像诗赋那样表达真情实感，而是巧妙地将经义组合成对仗工整的韵文;它不需要丰富的想象力，只需要满足复杂条件的技巧。因此，八股制艺是一种技术而不是艺术，是一种以经义为材料的复杂的智力游戏，能选拔出智商高、经义熟的人才，如此而已。一个社会的知识分子趋之若鹜地玩一种功利性、技术性的智力游戏，这个社会必将丧失灵魂和活力。明以后习“制艺”的读书人禁于严密的法网，困于道德理想主义的理学，既无汉魏刚健、沉雄的品格，又无盛唐自由、奔放的个性，猥琐而虚伪。“八股之害，甚于焚坑”，实非愤激之言。
如果说程式化的科举不利于人才培养和思想创新，那么南宋、元末明初、明末清初以及清后期的人才高峰，宋代、明末清初的思想创新高潮又如何解释呢？理学的兴起使得宋以后出现了一个持续了两个世纪的思想创新的高峰。明中叶以后阳明心学的兴起直至明末清初启蒙思想家的出现，以及清后期西学东渐，使得明中叶以后思想创新高潮迭起。理学、心学、启蒙思想以及清后期的新学，无一不是对科举持批判态度的。
理学家认为科举助长私欲、败坏人心。程颐批评北宋的科举说：“今之学者有三弊：一溺于文章，二牵于训诂，三惑于异端。苟无此三者，则将何归？必趋于道矣。”又说：“但举业，既可以及第即已，若更去上面尽力求必得之道，是惑也。”（《二程遗书・伊川先生语四》）这种批评还算是温和的，到了南宋，理学家见世风浇漓，认为是科举考试败坏了人心。陆九渊说：“大率人多为举业所坏。取人当先行义，考试当先理致，毋以举业之靡者为上。”（《象山语录》下）朱熹直接将北宋的灭亡与科举考试联系起来，慨言“朝廷若要恢复中原，须罢科举三十年”[14]。王阳明批判八股举业不能培养经世致用人才，致使朝廷无能臣，国家无治吏[15]。启蒙思想家对八股取士的批判，从顾炎武“八股之害，等于焚书。而败坏人才，有甚于咸阳之郊”（《日知录・拟题》）一句话，就足见其痛切。而清末新学兴起后，科举制遂在批判声中被废除。显然，宋以后的思想创新恰恰是对当时科举的反动。而宋以后人才的出现则与理学家和心学家在学校教育之外另辟书院教育相关，只有元末明初的人才高峰，似乎另有原因。我们统计到的元末明初的200余位名人，除了那些朝代更替时涌现的一批武将外，元末确实出现了一批有影响的文人。“元季士大夫好以文墨相尚，每岁必联诗社，四方名士毕集，宴赏日夜，诗胜者辄有厚赠。”赵翼就觉得此事可怪（《廿二史札记》452条）。元季文人的兴起，或许正与元代科举的衰落有关。元灭宋后34年才设科取士，之后还几次兴废。有元一代，共计开科16榜，仅录取进士1139人。不仅在数量上远远低于宋代，同时科举出身者也并未成为官僚体系的主体[16]。朱熹曾说：“谋恢复，当废科举三十年。”（《朱子语类》卷109）他的话不幸在取代南宋的元王朝被证实了。
一种新的选举制度在其建立之初，往往颇得人才，而用久了之后，就会逐渐被用它的人破坏。制度本身没有变，是用他的人变了。汉代察举得人最多的是汉武一朝，如《汉书・倪宽传》所说，当时“群士慕向，异人并出”，“汉之得人，于兹为盛”。但“随着汉朝统治日久，吏治逐渐松弛，风气日趋腐败，察举的责任制也开始废弛。”[3]东汉左雄改制，增加考试内容，就是因为当时的察举“言善不称得，论功不据实，虚诞者获誉，拘检者离毁”（《后汉书・左雄传》）。但左雄的努力并没有使察举非其人的现象得到改善，到东汉后期，察举被外戚宦官所操纵。这一过程不断被此后各王朝重复，九品中正制是这样，科举制更是这样。科举制发展到宋初，已经相当严密了，但再严密的选举制最终还是被人破坏了，而最终的结果是不得不废除延续了1300年的被称为“中国第五大发明”的科举制。
三、学术争鸣中的自由学术研究最有利于学术的繁荣
中国古代思想最繁荣的时代是春秋战国时期以及此前的夏商周三代。“惟殷先人，有册有典。”（《尚书・多士》）只是这些典籍到孔子的时代就已经文献不足征了，子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论语・八佾》）只有周代的典籍经孔子整理后流传至今。汉以前，只有孔子整理的西周经典才称作经，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儒家的其他经典，包括《论语》、《孝经》都只能称作传和记。按《庄子・天下篇》的说法，春秋战国时期的其他学术思想都可以追溯到“古之道术”。可见春秋以前的学术是很发达的。尽管儒学到宋代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道家思想也借助于道教在后来有所发展，但我们完全可以这样说，儒家和道家的思想在汉以后的发展，其成就远远没有超越先秦时期。而先秦时期并没有完备的选举制度，学者们从事的是自由学术研究，是学术官守和学术争鸣推动了学术的发展。
西周时期，“学在官府”。“惟官有书，而民无书”;“惟官有器，而民无器”;“惟官有学，而民无学”[17]。学术官守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
一是“官师合一”。“大司徒以乡三物教万民而宾兴之。”（《周礼・地官・司徒》）“保氏掌谏王恶，而养国子以道。”（《周礼・地官・保氏》）“乐正崇四术，立四教，顺先王《诗》、《书》、《礼》、《乐》以造士。”（《礼记・王制》）“古之教者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国有学。”（《礼记・学记》）建立起了完整的学校教育体系。天子的大学曰“辟雍”，诸侯的大学曰“泮宫”。大学的学制长达10年。“比年入学，中年考校。一年视离经辨志，三年视敬业乐群，五年视博习亲师，七年视论学取友，谓之小成。九年知类通达，强立而不反，谓之大成。”（《礼记・学记》）从经典教育到专业教育到博习论学的学术研究，最后成就知类通达的通才，这是一套完整的大学教育的学程。《周礼》、《礼记》是后出文献，其中关于周代官学教育的描述或许是汉朝人的推想，但无论如何，西周时期学术官守是没有争议的。西周的学术官守类似于古希腊的“自由学术”。自由学术是自由人的学术，所谓自由人，就是那些生活有保障，有大量的闲暇时间，脑子又极为聪明的贵族。亚里士多德认为，从事自由学术研究是自由人最好的闲暇生活。也只有自由人，才可能从事自由学术的研究。所不同的是古希腊的自由学术是探讨原因和原理的学术，西周的贵族所研究的是《诗》、《书》、《礼》、《乐》等人文经典。自由学术成就的是博雅的贵族，人文经典成就的是志于道、喻于义、坦坦荡荡的君子。
二是“畴人之子为畴人”。《礼记・王制》说：“凡执技以事上者，祝、史、射、御、医、卜及百工。凡执技以事上者，不贰事，不移官。”那时从事技术性工作的人是一些专门人才，即所谓“不贰事”。这些人的技术代代相传，技艺高超。除在乡的祝、史、射、御、医、卜、百工外，朝廷里还有大祝、大史、射人、大驭、医师、大卜等官，这些技术人才的学问也是代代家传的，即所谓“畴人子弟沿世业而守成法”（《钦定四库全书总目》）。朝廷的专业技术人员有固定的俸禄，能潜心从事专业技术研究。中国古代的科学技术在先秦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与这种学术专守、世代相传的制度有很大的关系。
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天子失官”，“学术下移”，学术思想在学术争鸣中发展。西周礼教盛极而衰，到春秋时期“礼崩乐坏”。最早全面反思西周礼教的是老子和孔子。《史记・老庄申韩列传》记载：“孔子适周，将问礼于老子。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与骨皆已朽矣，独其言在耳。’”老子认为，周礼仅遗存下来一些仪文，这些仪文早就不合时宜了，只有彻底抛弃周礼的虚假文饰，取法自然，守道归朴，才能重建道德文明。但孔子并不赞同老子的观点，他在全面反思了夏商周教育的得失之后，得出先继承周代礼乐文明，然后根据时展的要求发展礼乐文明的主张。
据韩非子的说法，孔子之后“儒分为八”，儒家内部先起了争鸣。子夏一派传经习礼，强调的是道德规范对人的约束，传至荀子提出了“性恶”论，开创了儒家教育思想中“外铄”一说。曾参体仁尽孝，强调的是人内心的道德情感的重要性，传至孟子提出了“性善”论，开创了儒家教育思想中“内发”一说。儒学兴起之后，墨家首先发难，随后道家和法家参与争鸣，各家各派都针对儒家的“礼教”提出批评。墨家以功利主义批判“礼教”浮华不实;道家以自然主义批判“礼教”持平割物;法家以极端理性主义批判“礼教”虚文假义。针对这些批评，孟子和荀子分别予以回应，争鸣促使儒家对人性和礼法作出了更深入的思考。其他各家各派也在争鸣的过程中作出了创造性的贡献。
当时的学者之所以能在争鸣中从事自由学术研究，是因为这些学者的生活和研究条件得到了当时礼士养士制度的保障。西周的自由学术研究留下了一个好的传统：道高于势――学者们的学术权力高于统治者所拥有的行政权力。孔子开创儒家私学，将西周贵族统治者学习的文化经典传播到民间，于是掌握着知识而又道德高尚的士便以“道”的承担者自居。曾子把“道”看成是要用人的一生去承担的东西。他说：“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论语・泰伯》）孟子更是提出了“以身殉道”的理想要求。“道”高于生命，更高于权势。魏文侯以子夏为师，鲁穆公师以子思为师。“子思以后，士阶层高自位置的风气愈烈，于是出现了绝不肯与政治权威妥协的一类人物。”[18]稷下学宫应运而生，践行“道高于势”的理念前后长达一个半世纪。稷下学者为“列大夫”，即爵禄在大夫之列却不履行大夫的官职，他们“不治而议论”，专门从事学术研究和教学工作。稷下学者称“先生”而不称臣，和世主是师友关系。稷下学宫“兼容并包”，当时各家各派的学者几乎都在稷下学宫做过研究。“稷下学宫以它包容百家、宽松自由的学术气氛，成为了战国后期华夏学术的中心和创造性思想产生的温床，古代的学术思想在这里得到了极大的发展，经历了它的黄金时代。”[19]
学术争鸣是自由学术发展的强大推动力，按照政府统一的标准评价学术只会禁锢学术思想的发展。春秋以前的学术争鸣已不可考，《庄子・天下篇》将战国时期的学术追溯到了“古之道术”，可见春秋以前的道术也是百花齐放的，百花齐放就会有百家争鸣。所谓自由学术就是可以自由探讨的学术，任何学术观点都必须是可以质疑的，不能质疑的知识叫常识，常识是人们必须遵循的一些规范和规则，或是宗教的、意识形态的信仰。汉代儒学独尊之后，师法家法相传，传至郑玄，亦不过“述先圣元意”而已。故王夫之批评汉儒道：“道论定而为天下则，乃首所建白，禁博士弟子之意说，坐以不修家法之罪，离析圣道，锢蔽后起之聪明，精义隐而浮文昌，道义不亡者几何哉！”（《读通鉴论》卷七）理学的命运也是如此，元以后理学被钦定为统一的教育内容和标准化的考试内容，理学从此走向衰落。而当魏晋名士起而批判汉代经学之后，中国学术在动荡的年代里持续发展了三四百年。理学自身也是在批判魏晋以来的佛道以及唐以后的科举和浮华文辞的过程中兴起的。明末清初的启蒙思想则是在与理学末流的论争中形成的。
学术争鸣和自由学术研究需要学术自由的制度保障，这是当今世界的共识。但在古代社会，无论东方还是西方，学术自由常常遭到专制政府和宗教裁判所的破坏。春秋战国时期似乎一派思想自由的景象，其实，那时的思想自由也是很有限的，特别是春秋时期，正因为如此，孔子才反复地告诫他的学生要“慎言”。魏晋时期，孔融和嵇康都是因言论而死。理学曾被斥为伪学，心学书院屡遭禁毁，清代屡兴文字狱，这样的事情在中国历史上一次又一次地上演。没有一种良好的制度保障学术争鸣和自由学术的研究是中国古代思想创新少、学术发展缓慢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专制统治下，中国古代的思想创新既是艰难的，更是艰险的。稷下学宫的精神没有被后来的统治者继承和发扬，稷下学宫的辉煌至今没有被超越。
四、结论与启示
中国古代的选举制度让读书人有了更多的进身的机会，有利于更多的人才从民间成长起来，这是毋庸置疑的。但同样毋庸置疑的是，严密化的选举制度和标准化的考试内容禁锢了读书人的思想自由，不利于学术的繁荣。中国古代学术繁荣的时代出现在选举制度产生以前。西周的封建贵族亦官亦师，在生活相对优厚的条件下，圣贤们创作了中华文化的元典。在封建贵族统治走向崩溃的春秋战国时期，沦落为民的士仍然保持着他们血统中研究自由学术的基因，他们中的佼佼者重新被贵族统治者养起来，“不治而议论”，争鸣不已，创造了百家学术。当今中国再要回到贵族统治下的自由学术研究的时代是不可能的了，但我们完全可以像西方的大学继承古希腊自由学术和自由教育的传统那样，继承春秋战国时期“道高于势”的理念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礼士养士传统，给予学者优厚的待遇，让他们“不治而议论”，自由地从事自由学术的研究。对学者和学子们进行学术评价是必不可少的，但应该让学者们在学术争鸣中相互评价，制度化的评价应该像唐代的科举那样，是宽松的、开放的、张扬个性的。
中国古代的选举制度常常因朝政的腐败而被奸臣污吏所破坏，这时统治者首先想到的是完善选举制度，而不是完善整个政治制度，结果使得本来应该具有较大开放性的人才评价制度变得死板和苛严，阻碍了学术的繁荣和人才的成长，而选举过程中的腐败却在越来越严苛的制度中变本加厉。由此可见，专制的政治制度不改变，单单严密科举制是无法保障人才评价的公平和公正的。严密的学术评价制度不仅不能防止学术的腐败，反而会阻碍学术的发展。当今中国的学术评价制度已经相当严密了，学者们很少有自己的学术权力，制度化的行政权力超越了自由的学术权力。之所以是这样也是因为学术腐败昌行，把学术权力交给学者有可能带来更多的腐败。但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这只不过再一次重复了多次重复过的历史。仅仅通过严密人才评价的制度来防止人才评价中的腐败，从而促进学术繁荣是不可行的，只有改革整个教育体制，乃至改革国家的政治体制，才有可能从根本上治理人才评价中的腐败，促进学术的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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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地理期末教学反思篇8
火热的七月，喜有难得的清凉，在紧张忙碌中，我们送走了2007年上期。07年上期，一个非常短暂的学期，学生开学报名的情景犹在眼前，转瞬就到期末，现就2007年上期教导处工作做以下工作总结：
一、教育教学工作：
学校常规教育教学工作在学校领导下有序开展，通过大家的不懈努力，本期教育教学工作硕果累累：
初中二年级期末考试全优生名，集优生名。
初中一年级期末考试全优生名，集优生名，也取得了可喜成绩。
二、教学六认真工作：
本期经过三次教学六认真检查，每次检查都认真作好记录，作好了总结。并实行量化打分，充分反应了教师们平时的六认真工作情况。绝大部分教师都是兢兢业业对待工作，且有些教师出色地完成了教学六认真工作。
陈雪梅老师，备课环节设置紧凑，作文备课中有针对性地对学生进行写作引导，班务工作仔细，每周1--5都对班级情况做了详细记录，弱差转化达9人次，值得其他班主任借鉴。
还有周建老师，人年轻，经验不足，但后半期以来，坚持做好每课反思，长期坚持也将会取得明显效果。做得好的教师不能一一详评，徐俊熙老师堪称教学老黄牛，还有谢一卉、钱时林、席弟春、蒋琴、刘俊、赵容
三、教研工作获丰收
学校常规教研，今年只设了文理两大组，在组内又分小组。两个大组都较考，试大收集整理好地完成了教研工作，特别是理科组，安排得当，进行有序，无论是上课还是评课，都让教师们在专业成长上进了一大步。外出赛课，经片区选报，四个科目我们参加了三个科目的比赛，参赛教师较为出色地完成了比赛，获得了可喜的成绩：刘英老师获信息技术一等奖，白新春老师获外语二等奖，王军老师获历史二等奖，另有多位教师。同时，本期理县同仁还到学校献课一次，观摩学校教研工作、普教工作一次，实现了教研工作走出去，请进来的要求，达到了促进步，促发展的目的。
四、普教科研工作
学校继续坚持对省级课题《留守娃良好习惯的养成和培养途径的探索》的研究。参研教师也都积极撰写个案或论文，有力地推动了研究工作的进程。
五、普九和继教工作
普九工作稳步进行，2006年我校普九各项都顺利完成，通过自查，基本达到双高普九指标，为今后我乡普九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继续教育方面，为了提高自身素质，增强业务能力，我校教师参加了各种形式的继续教育。目前有11名同志正在参加各种学历晋升培训，有力地提高了学校教师学历结构。
六、存在不足
1、常规教研主动性不强。虽然文理组都在开学之初做出了安排，但教师缺乏主动性，未能按安排展开教研活动，导致时间延误，文科组还有一名同志未上教研课这学期就结束了。
2、六认真工作美中有不足，极少部分教师对待六认真工作存在应付，备课、听课、作业批改，比够检查标准，一字不多，且备课指导性不强，有待来期改正。
3、普教科研积极性不高，很多参研的教师都是在临近期末或期末才匆匆补个案，没有起到平时积累，为研究提供佐证材料的作用。
初中地理期末教学反思篇9
关键词:心理咨询;辅导员;思想政治教育
随着社会的转型与发展，人们的利益需求趋于多元化，价值观念出现碰撞与交融。高校作为社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不可避免地受到社会洪流的冲击。大学生思想状况亦日趋多元化，同时心理压力增大，心理遇到困扰和冲突也在所难免。近年来，大学生心理疾病比例增高、高校极端事件有所增加。我们应该充分认识到，大学生中存在的问题，不单纯是政治问题、思想问题和道德问题，相当多的是与大学生的学习和生活密切相关的心理问题。大学生的许多问题不仅需要通过高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来解决，还需要通过心理健康教育来解决。在实际工作中，重视心理学特别是心理咨询学知识的运用，充分发挥心理咨询技术的积极作用，对于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具有积极意义。
1案例背景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中明确提出:“开展深入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和心理健康教育”，“积极开展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和心理咨询辅导，引导大学生健康成长”。为了进一步贯彻落实中央16号文件精神，促进商学院学生工作再上新的台阶，在郑州大学学生处领导的大力支持下，我院筹备建立了“郑州大学大学生心理健康活动基地”。依托基地的建立，面向学生开展心理健康教育，对辅导员老师开展心理咨询基本技能培训，广大辅导员老师在实际工作中逐步将心理咨询技术运用与学生工作中去，收到较好的效果。
2案例过程
赵某，女，21岁，汉族，大学三年级学生，学生干部，成绩优秀连年获得奖学金，家庭经济情况较贫困。该生于期末考试前三周向辅导员老师提出请假回家，并强烈要求为其办理缓考手续。称国庆节放假后逐渐出现无法专心学习，对自己越来越失望，临近考试更加焦虑不安，食欲下降，失眠，故不愿参加期末考试，要求回家休息。辅导员老师在安抚学生情绪的同时，对其进行思想教育，鼓励她坚强面对困难，认真学习，战胜困难战胜自己。但效果并不明显，通过进一步深入交谈，并结合所掌握的心理学知识，辅导员老师逐步意识到该生并不是简单的面对困难不能迎头而上的问题，而是出现了心理问题。通过科学的诊断，将其判定为可疑性焦虑症。经过长达7次的心理咨询，运用科学的咨询技术——系统脱敏疗法和合理情绪疗法——不但有效的缓解了该生考试焦虑的问题，使该生能够如期顺利参加期末，而且使其对大学生活有了更理性更客观的认识，学习生活有了新的动力。
该生起初并非因为心理困扰而来求助，但在交谈过程中老师发现该生的问题通过心理咨询的方式能够得到更好更彻底地解决，在分析了问题产生的初步原因后建议学生进行心理辅导，学生同意后咨询正式建立，师生关系转换为咨询师与求助者的关系。
根据主诉，求助者9月份开学以来感到学习、生活状态大不如前，时常出现情绪波动，有时伤心、自责、厌学，曾尝试向朋友、家人倾诉，有一定的效果，但无法彻底解决问题，状态时好时坏。进入期末复习阶段，焦虑、抑郁加重，感到无法承受。随着相互间信任关系的建立，咨询过程的深入，我发现求助者焦虑的根源似乎来自其对大学学习方式、大学学习意义的认识存在偏差。因此，在整个咨询过程中一方面通过系统脱敏疗法缓解不良情绪，另一方面通过合理情绪疗法帮助求助者重建认知。
该生出生于省内以农业生产为支柱的中等城市某县，父母均是农民，主要社会关系也都以务农为生。家中兄妹四人，排行第三，上有两个姐姐，下有一个弟弟，大姐在当地师范学院读大专，二姐南下打工，弟弟尚在读初中。因为是早产儿，小时候身体素质不好，经常生病，后开始有意练习长跑，身体素质得以提高，生病减少，意志也得到了磨练。父母虽然有重男轻女的思想，但由于从小乖巧懂事，成绩优异，也一直是父母的骄傲，在姐弟几个中最受疼爱。是全村第一个考上重点大学的学生，逐渐成为家中的主心骨。父亲兄妹四个，与伯伯叔叔家关系一般，姑姑远嫁，多年来联系不多。考上大学后，高额学费让家人犯愁，邻居均慷慨相助，而伯伯叔叔却不管不问，甚至连句道喜的话都没有，对此一直耿耿于怀。心里憋着一股劲，一定要学出个样子给父母争口气。
大学二年级下半学期，专业课中开设了双语教学，期末考试时也要求用英语作答，感觉压力增大，但并无大碍。升入三年级之后，专业课程任务加重，担心自己成绩下滑，上课时开始精力不集中。对个别任课老师教学方式不认同，开始有逃课的想法。因为一直是好学生，对自己不专心听讲、想要逃课的想法始终无法容忍，自觉自己开始堕落，对不起父母，陷入深深的自责。变得敏感、爱哭，工作上和同伴、同学发生摩擦，对自己越来越失望。期间曾尝试向朋友、家人倾诉，有一定的效果，但没过多久又会出现同样的问题。在刚刚结束的大学英语六级考试中，求助者没能发挥出自己期望的水平，对自己更感失望，对期末考试越发焦虑，有时甚至对课本、教室出现恐惧，睡眠质量严重下降。面对即将到来的期末考试更感手足无措，加之家中经济条件不好，每年争取获得奖学金对于减轻家庭经济负担、顺利完成学业至关重要。
综合该生各方面情况，需解决的首要问题在于对考试焦虑症状的缓解。显然，单纯的说服教育、关怀帮助不能短时间的解决问题，更谈不上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于是，采用心理学上常用的系统脱敏法对抗该生的焦虑症状。其基本步骤是:第一步:教该生掌握放松技巧;第二步:把引起焦虑的情境划分等级;第三步:让该生想象引起焦虑的情境同时做放松练习。经反复练习，使该生对过去引起焦虑的情境逐渐脱敏。经过连续两周，每周一次，每次近一小时的训练，该生从开始的提到考试就感到不适，逐渐能够到教室自习，最终如期出现在考场上，并圆满地完成了所有课程的考试。与此同时，该生的情绪也平静了很多，不再吃不好饭睡不好觉，也不再时常哭泣了。
为了从根源上彻底解决该生的思想问题，通过分析我们发现，该生产生心理问题的深层原因在于:第一，存在明显的认知错误:上课不认真听讲是不可饶恕的过错;即使老师讲得不好也必须坐在最前排认真听讲，否则就无法完成学业。由此带来深深的自责和对自己的失望，进而出现抑郁表现;第二，过于争强好胜:“不蒸馒头争口气”——伯伯叔叔对自己的疏忽让人无法原谅，一定要取得优异的成绩，找到体面的工作，让他们后悔当初对自己的怠慢。长期存在这种思想使得她思想包袱日益沉重。为了从本质上解决问题，老师又运用心理咨询中的合理情绪疗法对她进行帮助，以期改变其思维方式中的缺陷，以达到治标又治本的目的。
所谓合理情绪疗法:Rational-emotivetherapy(简称Ret)是美国著名心理学家埃利斯(a.ellis)于20世纪50年代首创，属于认知治疗中的一种，该理论认为使人难过痛苦的不是事件本身，而是对事情的不正确的解释和评价，事情本身无所谓好坏，但当人们赋于它自己的欲望和评价时，便可能产生各种无谓的烦恼和困惑。它的基本人性观认为人既可以是理性的，也可以是无理性的、不合理的，当人们按照理性去思维、去行动时，他们就会是愉快的，富有竞争精神。aBC理论是合理情绪疗法的核心理论，a代表诱发事件，B代表个体对一事件的看法、解释及评价即信念，C代表对这一事件的情绪反应和行为结果。合理情绪疗法认为a并不是引起C的直接原因，B才是引起情绪和行为反应的直接原因，情绪困扰和行为不良都来自个体的不合理信念。这种不合理信念有三个特征:即绝对化的要求、过分概括化和糟糕至极。只有通过与这些不合理信念辨论、疏导、最后改变才能达到治疗目的。辅导员在期末考试结束后又一次和赵某谈心，和该生一起找出本案中的“aBC”，通过辩论、疏导，改变不合理的信念，并以寒假作业的方式指导该生利用假期时间多读些书，看看前辈、成功人士是如何看待大学教育的，写出读书心得，开学后又与其一起讨论读书心得，引导她理性客观看待大学中的学习方式，鼓励她培养多方面的兴趣爱好，树立明确的目标，从而达到改变情绪和行为的目的。
3案例成效
通过7次咨询，该生的考试焦虑症状消失，对学习、对工作又重新有了动力，自我评价更加客观，能够理性地看待大学学习方式和中学时的不同，不再苛求自己，上课时的注意力反而更加集中了。在和亲戚的关系上也开始试着谅解、宽容。懂得了为自己的人生负责，而不能为了别人对自己的态度而生活的道理。
4案例反思
心理咨询与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分属于不同的学科领域，有着不同的研究对象与方法，但却又面对着同一作用客体的内在不可分离的思想问题与心理问题，这说明两个学科之间有着一种内在的关联，具有两极相通的可能。实际工作中，辅导员作为思想政治教育一线工作者如果能够恰当合理的应用心理健康知识、心理咨询技术，势必能够促进工作的深入开展。毕竟许多思想问题的根源很可能是心理障碍所致，而一些心理障碍的产生原因也可能有思想道德的因素。以本案为例，学生向辅导员寻求帮助的目的很明确:办理缓考手续，避免参加期末考试。如果尽做思想工作，鼓励学生战胜困难、挑战自我，想必无法从根源上解决其严重的情绪困扰;即使能够说服学生坐进考场，复习效果是否理想，能否保证学生在考场上不出现大的情绪起伏，是否会因为考试失利而带来更为严重的心理障碍等都未可知。
因此，在实际工作中，辅导员应发挥心理健康教育在高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的补充作用，自觉学习和掌握心理健康教育的知识和技能，用丰富的心理学理论和方法培养学生们积极向上、乐观进取的思想意识，从而有效地促使青年大学生人格的形成和发展。
参考文献
[1]范美香.高校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关系探究[J].教育探索，2007，(1):104-105.
初中地理期末教学反思篇10
指导思想:
坚持以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关于“深化课程改革加强教学工作会议”的精神为指导，积极落实“松江区提高义务教育阶段教学质量的若干要求”，围绕学校新四年发展规划，抓好初三年级教育教学工作计划，努力寻找课堂教学的突破口，促进课堂有效教学，引领学生生动、活泼、主动地学习，讲究教学策略，把握中考新方向，力争使本届毕业班教学质量上一个台阶。
工作目标:
1、努力提高学生的各科及格率，力争在本届初三第一学期期末统考的基础上再提升一个新的台阶，即初三年级毕业合格率要达区前13名，平均分确保前15名。
2、采取各种有力措施，切实做好培优工作，力争提高优秀率。初三中考达到区重点高中以上人数确保30人，争取35人。
工作重点:
聚焦课堂教学，真抓教学质量
提高专业发展，狠抓教学质量
提倡有效教学，实抓教学质量
工作要点:
1、制定初三年级组、班级、备课组教学质量任务书，召开初三任课教师会，协商并统一思想，明确目标与任务，全身心开展初三毕业班教学工作。
2、学习、领会学科新课程标准精神和内涵，深入研究考纲和近10年中考试题，把握正确的中考改革趋势，明确复习方向和重点，遵循“以纲为纲，以本为本”的原则，认真总结近几年中考复习指导工作，研讨新形势下中考复习策略，制订好教学计划和教学进度，提出合理、可行、有效的中考复习模式和方法。
3、做好06、07两个学年各学科中考试卷分析，分析相关数据信息，找出薄弱环节，并寻求07年各学科中考动向及命题的趋势。
4、明确初三各班级行政联系人，行政联系人必须对所联系的班级予以经常性的监督，针对班级问题，提出改善意见。
5、抓好常规，强化教学，主要抓好以下几点:
(1)严格教学秩序，加强对教学秩序、教学纪律等方面的检查。
(2)做好各次月考、模拟考的质量分析，及时掌握学生的学习动态。完善学困生学习小档案，定期描绘他们的学习成绩质量跟踪图，坚持落实每周一交流、一汇报活动，同时大力开展成功教育，举行分层次的学科竞赛，增加学生成功的机会，激发学习兴趣，并及时召开学生会、教师会与家长会。
(3)组织各备课组听随堂课，加强相互交流。
(4)加强学法指导，提高优秀比率。继续编撰初三学法指导快报，多途径地进行学习与交流。召开各班分层次的学生会议，教师针对学生实际，提出不同要求与希望。同时向学生发放阶段目标责任书，让学生能结合学习实际，确立不同阶段的学习目标，以目标促任务，促使学习的进步。
(5)举行初三年级语数外理化学科竞赛，竞赛采用分层形式，对不同层面的学生进行鼓励与表彰。
(6)充分利用周五下午的时间(学校重要事情除外)，为数学与英语补缺补差辅导时间。
6、要求各备课组制定详细的本学期总复习计划，要求每位教师详细制定个人学习计划，列举重点帮助学生名单，制定帮教计划。
7、强化练习，增强“实战能力”。广泛地收集信息，结合本校实际，有针对性地进行模拟及强化练习，努力提高学生的“实战能力”。任课教师应以作业与小练习为突破口，紧密围绕课程标准、教材和考纲，精心设计针对性、典型性、新颖性极强的同步强化作业与练习题，做到有发必收、有收必改，有改必纠，使学生通过解题，掌握与巩固学习和复习重点、难点，检验自己的学习和复习成果，及时进行查漏补缺，有针对性的进行复习备考。
8、协调好学科间、班主任与任课教师之间关系。本学期由于教学与复习时间紧任务重、科目较多原因，为了避免各科留的作业太多、或者个别辅导集中到个别差生身上，造成学生的课业压力太大，学校将协调好学科之间的关系，规定好每天的最多作业量，协调好各科之间的均衡进步，避免学生的整体偏斜，为打好整体仗奠定基础。同时，班主任与任课教师要及时针对班级情况进行总体分析，既防止学科间的不均衡，又要针对学生情况进行个案分析，帮助学生寻找新的分数增长点。
9、争取家长配合，形成教育合力。学校将通过召开全体家长会、部分家长座谈会等形式，及时通报学校初三工作安排和设想，听取他们的意见，最大限度的取得家长的理解和支持。
10、加大对外交流，拓宽信息的渠道。学校将继续加强与兄弟学校的交流、密切与市教研部门的联系，拓宽有关中考的信息渠道，并适时邀请专家为我校中考复习把脉诊断。行城厢片初三总复习计划交流研讨活动，充分挖掘各校初三教师的资源，相互借鉴，合作共赢，有效提高各校初三复习的效率。
11、协助发展指导处强化班主任工作，班级工作细化到每一个人，细心到每一次考试，对重点学生要多谈心多指导。
每月具体工作安排:
九月:
1.教学常规检查。(开学提前两周备课量检查)
2.各备课组讨论中考复习方法，并制定中考总复习计划。
3.初三学生验血。(2月19日)
4.初三学生大会。(2月18日)
5.初三学法指导活动。
6.周末兴趣班活动。
十月:
1.初三月考。(3月19、20日)
2.初三月考质量分析会。
3.教学常规抽查。
4.配合区招办完成体检工作(3月7号)
5.学法指导活动。
6.初三体育测试。
7.周末兴趣班活动。
十一月:
1.期中教学常规检查。(第10周)
2.教学质量月活动。(第10周至12周)
3.抓好体锻测试、理化实验操作等级考试等工作
4.初三模拟考。(4月23、24日)
5.初三模拟考试质量分析。
6.初三学法指导活动。
7.周末兴趣班活动。
8.初三毕业工作会议，及时调整下一阶段的中考复习方法与计划
9.春季校运会。
十二月:
1.初三月考。(5月21.22日)
2.参加区1——5年青年教师课堂教学评比活动。
3.初三学生志愿填报工作。
4.教学常规抽查。
5.初三学法指导活动。
6.周末兴趣班活动。
7.抓好初三政治毕业会考工作，努力提高合格率。
8.初三年级家长会，进行志愿填报工作的辅导。
9.全面开展中考最后阶段的复习。
10.初三填报志愿。
元月:
1.周末兴趣班活动。
2.初三学生考前心理辅导及中考动员大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