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治理法治保障篇1
关键词：社会建设；法治保障；创新发展
社会治理就是依法治理，最根本的保障是法治。只有依照法律、遵循法治原t，才能真正推进现代社会向法治社会前进，实现国家和社会治理的法治化目标。
一、社会治理的基本理念
一般来说，理念创新是方式方法创新的前提和基础，而方式方法创新是理念创新的具体实践。治理理念就是要凸显社会治理的参与即共治，有限政府、透明政府、服务政府即法治，合作治理。从管理到治理的发展意味着治理理念的发展。纵观人类历史，可以认为人类社会治理理念的发展是从伦理管理、权力管理到公共治理的过程，也是德治、人治、法治的过程。当然社会发展到现代，社会治理也存在混合型的综合治理，体现最为本质的特征就是公共治理、法治。社会治理创新的要领是法治化。社会治理法治化是当前创新社会治理的主要任务。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完善，法治观念也逐步深入人心。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社会治理进一步体现了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治理理念。“创新社会治理新思维，必须坚持民生为本、服务为先的理念，协商协调、法治保障的理念，相信群众、多元共治的理念，源头治理、充满活力的理念。”
二、当前我国社会治理中的法治问题
在推进社会现代化过程中，随着我国的法律体系不断完善，人们的法治观念和素质不断提升，党的依法执政能力、政府的依法行政水平和各级官员的依法办事能力、司法机构的司法公正和运用法律水平得到了提升，公民的基本权益保障有法可依。但是我们也看到，由于市场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的快速，市场主体的法律素养参差不齐，司法不公的现象时有出现，给社会主义经济社会发展造成了一定的影响。特别是尽管我国的法律体系初步完善，但是法治建设与人民对法治社会的期待还存在较大的差距。追根究底，其原因可论述如下：
一是法律本身随着改革以来情况的变化不断修改，人们对法治的尊严缺乏认同。由于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社会转型加快，一些法律对社会反映的情况跟不上条件的变化，法律的修改成为必然的现象。二是人为干扰司法公正的现象时有发生。司法公正是一个现代社会最基本的底线公平。然而在现代化过程中，各地的司法不公现象和案件时有出现。三是关系社会与法治的精神和理念存在冲突，全社会的法治状态还有待进一步提升。总的来看，我国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过程中，关系社会并没有被现代社会理念和现代社会关系所取代。
三、社会治理的法治保障
法治保障是社会治理的基本要求，也是现代社会的基础和根本体现。因为，我们正在实行的市场经济就是法治经济。所谓法治经济，就是经济主体的各种活动和交易必须按照法律、制度进行，在法律范围内活动，必须在合法范围内依照双方签订的契约条文办事，违反了约方或法律就要受到法律制裁。法治经济体现为经济活动的理念、行为方式、经济成果的保护等方面，因而对经济领域中的人的社会生活产生必然的影响，也要求市场经济中的社会领域也必须依法治理。
（一）现代法治经济和法治社会，是我国社会发展的基本取向
今天，我们也看到类似西方在转型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在一个严格的法治观念和意义居主导的共同体中，人们将不会看到那种在别处经常发生的令人不快的现象，即当官方追捕犯罪者或违法者，或逮捕他们之时，民众中的许多人站在这些人一边，也就是把国家权力看作民众的天敌。”这一方面说明了总体上我们还没有形成一个良好的法治社会，另一方面说明了我们还在社会转型过程，还有很多问题。我们离现代社会还具有差距。
（二）多元社会治理模式的运行要以法治为基础
法治是现代社会的重要制度资源和调控模式，多元社会治理模式的形成首先是以法治为基础的，国际社会提出的构成“善治”的九个特征，即参与性、协商性、责任性、透明性、回应性、有效性、公正性、包容性以及合法性几乎都与法治精神相契合。无论是社会治理创新还是社会治理实施过程，都应该坚持以法律制度规范作为最重要的规则体系，将法治精神和理念渗透到社会治理行为中的各个环节和社会的各个领域，真正实现法治规范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维护社会秩序良好运行。因而，必须在社会治理过程中始终坚持以法治作为根本原则和价值导向。这就要求我们在社会发展过程中，不断培育市民社会的法治精神，推进法制完善，促进向现代法治社会发展。
社会治理法治保障篇2
【关键词】社会管理创新法治保障阶层利益
从2004年6月在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了要“加强社会建设和管理，推进社会管理体制创新”的理念，本文就从社会管理创新和法治保障的的方面进行深入的分析，进一步明确社会管理创新中的一些深层次的问题。
一、社会管理创新的时代背景
（一）社会管理及其创新的基本理论
1.社会管理及其管理创新
社会管理是政府和社会组织为促进社会系统协调运转与发展，对社会运行系统的组成部分、机制、社会生活的不同领域，以及社会发展各个环节进行组织、协调、监督和控制的过程。社会管理创新，是指在现有社会管理条件下，运用现有的资源和经验，依据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态势，尤其是依据社会自身运行规律乃至社会管理的相关理念和规范，研究并运用新的社会管理理念、知识、技术、方法和机制等，对传统管理模式及相应的管理方式和方法进行改造、改进和改革，建构新的社会管理机制和制度，以实现社会管理新目标的活动或者这些活动的过程。从社会学和公共管理学的角度出发，就是改革社会运行的动力、整合、控制、激励、保障机制，构建新的社会管理模式，形成更为良好的社会秩序，产生更为理想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效益。
（二）社会管理创新的时代背景
1.国内背景
分配机制不够合理、贫富差距拉大。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经济飞速发展，但是政府积累的财富比重与个人的收入之间差距在拉大，我国城乡人均收入差距之比已经从改革开放初期的1.8:1扩大到了2009年的3.33:1，比城市落后了10到15年。经济建设中的土地征用和失地农民增加的问题增多，每征用一亩土地造成14个失地农民，现已有6000万失地农民，大量的失地农民涌入城市增加带来了一些列的社会管理问题。社会阶层结构不够合理，结构化、碎片化现象严重。社会阶层结构不合理，缺乏有效流动机制，阶层分化停滞、结构固化，出现了阶层的代际传递，不同阶层之间产生了不同的利益观和价值观，这些观念的冲突导致了很多的，整个的社会缺乏一种主流的价值观，不同的阶层之间以及不同阶层的内部没有共同的价值观，导致了社会价值观碎片化的状况。社会保障、保险、福利亦存在诸多问题。权力寻租、贪污、腐败现象也较为严重。
2.国际背景
当今世界纷繁复杂，多极化世界格局的出现导致了很多的国际冲突，谈及“殖民”已经不像是我们以前所接触到的“血腥与战争”，现在更多的是“没有硝烟的战争”，诸如更多的“文化殖民”和“经济殖民”，无形中蚕食了他国的历史和意识，这是很可怕的。任何社会发展都是整体的、综合性的。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是相互制约和相互促进的，任何单一的、片面的、失衡的发展虽然有时也能给人们带来一时的“奇迹”，但这种畸形发展最终的结果都将是惨痛的。总书记在“七一”讲话中指出：“我国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突出，制约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躲不开、绕不过”，为此，我们必须“更加注重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不断在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上取得新的更大的成绩”。
二、社会管理创新与法治保障的关系
（一）法治保障是社会管理创新的关键所在
1.法治保障的首要目的――社会管理创新的合法性问题
任何决策的做出都要合乎法治的要求，社会管理创新也是一样的，它主要包括以下几项任务：协调社会关系、规范社会行为、解决社会问题、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公正、应对社会风险、保持社会稳定等方面。而这些方面所包含的就是“管理”与“被管理”的问题，也就是公权与私权如何融洽发展的问题，而管理的权力合法性问题又必须是法律赋予的，其中我国的根本大法宪法所赋予的权利和义务都是至高无上的，所以社会管理创新与法治的相应保障是密不可分的。
2.法治保障的根本目的――社会管理创新的民主性问题
从其他国家的经验来看,尤其英国和美国这两国之所以至今依然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其秘诀就在于法治与民主,尽管是资产阶级的法治与民主。其道理在于,一则法治为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运行提供了稳定科学的轨道,使其成为有秩序、有规则的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不会失控和混乱；二则为重大矛盾纠纷的解决提供了法治渠道,避免了内乱和战争。民主则实现了从“家国”到“民国”的转变,由家族统治向全民政治转变。建立法治与民主的体制,这才是社会管理创新之道,也应该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大方向。
3.法治保障的实践目的――社会管理创新的操作性问题
具有操作性是法治保障的又一个优势。法律是法治的基础。法律的内容不仅详尽，而且还利于操作，操作性比较强。我国已建成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法律已经比较健全，可操作性也比较明显。社会管理涉及方方面面，包含了人、社会和自然等多个领域，内容复杂。而且，这还是一种非常具体的管理，需要与操作性较强的行为规范相适应。比如，依法进行创新交通管理，管理主体只要按照相关的交通规定进行创新管理，就可使交通管理有序。一旦发生违法情况，也可依法进行处理。如果不按相关的交通规定进行管理，这一管理就会无章可循，交通秩序就会失范，甚至会酿成交通事故。可见，法治的这种操作性十分便于规范管理和创新管理，是社会创新管理中不可或缺的一种方式。
（二）社会管理创新要体现法治保障的一般原则
1.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
公开原则要求社会管理的主体在阳光下运作，创新管理需有较强的透明度。这样，就有利于民众知晓社会管理主体的工作，进行必要的监督，维护自己的合法权利，形成良好的社会秩序。建立健全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的法律制度，尊重公民的合法权利，其中，人大要做到立法公开，监督公开；政府要特别注意信息公开，执法公开；司法机关要重视司法公开等等。在这些领域都要避免暗箱操作，引起人们不必要的猜疑，甚至引发流言，形成不利于社会创新管理的舆论环境。公平原则要求社会管理主体在制定政策、制订规则、处理问题等创新管理活动中都要以公平为宗旨，确保社会公平。社会管理主体特别要关注在社会管理中公共资源的公平配置，避免偏颇，引起人们的心理不平衡，酿成热点事件。另外，要用有效措施帮助弱势群体，缩小贫富差距，努力做到实质公平，维护社会公平和稳定。公正原则要求社会管理主体在处理各种管理事务时一定要以公正为出发点和落脚点。这里特别要强调行政执法和司法主体在行政执法和司法过程中一定要严格依法办案、公正办案，保障群众的切身利益。
2.充分运用社会资源的原则
社会管理创新其实也是一门艺术，它的一个重要方面在于，能否充分运用社会资源为自己的这一创新服务。当前，社会管理主体可以利用的社会资源不少，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和个人、家庭、学校、社区、国家机关等等。要运用好这些社会资源，不可忽略充分运用社会资源的原则。其宗旨是:充分运用各种社会资源，使他们共同聚焦于社会管理创新，为这一创新发挥应有的作用，形成社会管理的合力，加大社会管理的力度，保证社会管理的有效性，提高社会管理创新的成功率。
三、社会管理创新实践中法治保障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一）社会管理创新实践中关于政府依法管理的问题
社会管理创新就是要实现社会管理向社会治理的转变,实现政府对社会单向度的管控向政府与社会对社会公共事务管理的合作治理转变。可以说,社会管理创新的实质就是一场政府改革。主要表现为从全能政府到有限政府的转变。从管制政府到服务政府的转变以及从权力政府到责任政府的转变。其中,权力政府向责任政府的转变要求政府在社会管理中坚持市场手段与法治手段相结合。政府要把经济生活“总指挥”的角色让位给市场机制,通过市场机制的作用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政府职能从以前重生产建设、重经济干预转变到社会发展和社会管理的职能上来,从全面控制经济领域的管理中腾出精力和空间来完成那些因市场失灵而需要政府加强的社会管理职能,并且通过制定社会政策和法规,通过法治的手段管理和规范社会组织、社会事务,调节和平衡社会利益,化解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维护社会公平和正义,促进公民的基本权利,达成社会的秩序和稳定。
（二）社会管理创新实践中关于政府民主化管理的问题
现代社会更加强调的是一种民主管理，强调公众参与，社会管理本质上是对人的服务与管理，社会管理创新的关键词是以人为本。当前社会存在的一些矛盾纠纷、积案，很多都是因为政府不依法管理，管理越位、缺位、错位导致的。在社会管理活动中政府往往对“人治”的依赖大于“法治”，政府为了追求管理的高效率通常选择“人治”放弃“法治”。短期的高效率往往要付出管理混乱，损害群众利益甚至损害政府公信力的代价。社会管理是一个系统工程，只有依法管理才能实现有序、长效、系统管理。所以，创新社会管理首先就要依法管理，政府不仅仅是管理者，更是权力被监督者，被制约者，政府的管理和服务必须符合人民群众的整体利益，防止以创新社会管理之名，导致公权力的滥用，损害人民群众的利益。要牢固树立宪法和法律至上理念，不断提高依法决策、依法管理、依法办事的能力和水平，努力形成尊重法律、崇尚法律、遵守法律的良好氛围。要不断加强行政执法监督力度，彻底解决政府管理职能越位、缺位、错位问题。
（三）社会管理创新实践中提高公民和管理者法律素养的问题
公民的法治意识是指公民具有社会主义民主法治、自由平等、公平正义的意识。这“三大意识”表达了社会主义法治的价值追求，反映了社会主义法治文化的内在要求。只有全体公民社会主义民主法治意识、自由平等意识、公平正义意识的普遍确立，全体公民崇尚法治权威、依法办事习惯的真正养成，才有利于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土壤的形成，才能使社会管理创新全面深入的推进。现阶段我国正处在社会转型期，社会管理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现实社会中还存在畏上、畏权、不畏法的情形，这些都说明了社会法治观念的淡薄。法治是社会管理的基础，公民是社会管理的重要参与者，公民法治意识越强烈越成熟，其参与社会管理的主体作用就发挥得越充分到位。所以在全社会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进程中，公民法治意识的养成尤为重要，直接影响到社会管理创新的进程，决定着和谐社会建设的成败。
法治是一种人的活动，这就要求社会管理人员也应具有较高的法律素质，他们的法律素质决定了社会管理及其创新的成效。法律素质主要由法律知识、法律意识和适用法律的能力等构成。其中，法律知识是基础。只有掌握了一定的法律知识，才会形成法律意识，才能养成适用法律的能力。法律意识是灵魂，只有形成了这一意识，才会自觉地学习法律知识，提高适用法律的能力。适用法律的能力是结果，学习法律知识和形成法律意识最终是为了具有适用法律的能力，依法行事，营造法治环境。社会管理人员需要不断地学习法律知识，培养自己的法律意识，提高自己适用法律的能力，以胜任自己的工作岗位，适应社会管理创新的需求，依法办事，促进社会的稳定和进一步发展
（四）社会管理创新实践中关于司法有效运行的问题
司法是社会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社会管理创新中具有特殊功能、担负重要使命。司法是维护人民群众权益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人民群众寻求公正的制度化途径，同时在社会管理中又是最具国家强制力的方式。司法机关行使司法权，解决刑事、民事、行政诉讼中的纷争矛盾，监督有关国家机关依法办事，本身就是维护社会秩序、实现社会公正的过程，也是直接参与社会管理的过程。同时，司法活动将法律条文中所蕴含的一般的、抽象的公平正义精神贯彻到每个具体案件的处理中，通过准确公正地适用法律，规范和引导民众依法理性表达诉求，通过理性、平和、文明、规范的司法活动，对民众行为施加影响，促使其接受社会主义法治观念和意识，推动在全社会树立法治信仰，进而提高社会管理品质、降低社会管理成本。因此，司法是通过法治途径实现社会管理的重要渠道，是维护社会秩序、实现有效管理的重要手段。司法的中立性、统一性、专业性、公开性以及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行使职权等禀赋，使其在协调社会关系、规范社会行为、化解社会矛盾、应对社会风险、保持社会稳定等方面具有其他社会管理方式不可替代的功能和优势。
（五）社会管理创新实践中地域的差异性问题
在管理创新的过程中要面对很多复杂的问题，尤其在中西部少数民族聚集的地区情况也尤为复杂，发展的不平衡，导致地区差别也很明显。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社会管理创新与贫困落后交织在一起。
国际上通常认为,基尼系数0.4是警戒线,一旦基尼系数超过0.4,表明财富已过度集中于少数人,该国社会处于可能发生动乱的“危险”状态。我国基尼系数已从改革开放初的0.28上升到2007年的0.48,近两年不断上升,实际已超过了0.5,这是十分严重的信号。中国贫困人口数按照国际标准测算在世界上仍排名第二。我国政府2008年确定的贫困线仅为人均年收入785元,人均每天仅0.3美元,这与世界银行推荐的人均每天1.25美元的贫困线差距极为悬殊。在发达国家消费开支占GDp的比重达60%至75%。而我国消费开支占GDp的比重却呈逐年下降趋势,由1985年的52%下降到2008年的35.3%。
中西部贫困问题尤为突出，贫困原因除区域经济发展的初始条件差异、贫困的恶性循环等外，究其发生发展的具体原因，目前主要有生态环境恶化、人力资本贫困、经济结构及收入分配格局不合理、社会排斥、赶超战略影响以及财政支农不足等方面，而且还有产业结构差距,技术、知识积累和人力资本方面的差异以及战略、政策等制度性原因。因为贫困，所以在一些社会福利和资源享有上都是占据不利的地位，在创新体制中因为贫困导致基本的权利得不到应有的保障。
第二，社会管理创新与民族宗教问题交织在一起。
西部民族地区的群众可支配的货币很少，经济收入和支出一般不以货币计算，而以实物―主要是动物计算，基本能解决温饱问题，但却无法与现代社会发生交换，造成西部民族地区普遍货币化贫困。所以大都数家庭无力支付子女的教育经费，从而使下一展受到阻碍，使这种贫困凝固化。这种向自然社会的倒退拉大了与主流社会的文化心理差距，也成为西部宗教生长的社会原因。
而且国家长期以来对民族地区都有较大投入，但由于城镇庞大的行政的逐级耗费和衰减，对民族地区公共事业的投入在乡一级基本断裂，加上西部民族地区交通、通讯困难，基层政权的人、财、物相对虚弱，很难管理辽阔的西部民族地区，更不可能给贫困的农牧民提供经济发展导向和公共事业的直接支持，所以，在穷乡僻壤的西部民族地区，宗教仍是主要文化依托方式，因为参与宗教活动与其他社会活动相比仍然是成本最低的，而由于条件所限，事实上也别无选择。所以在中西部地区谈及社会管理创新难度更大，在管理的理念上、目标上、手段上
和制度上都应该有很多不同的方式，不能搞一刀切的方式。
综上可知，社会管理创新是一项系统工程非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必须考虑多方因素，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是我国加快社会管理创新的关键阶段。我们应充分把握和利用有利时机，不断提高社会管理创新的科学化、法制化、规范化、信息化和人性化水平，并且要不断的完善法治建设，使社会创新有更加完备的法治保障，在新的管理格局之下，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的新需求、新标准、新期待。
参考文献：
[1]万军.社会建设与社会管理创新[m].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2011-2-1.
社会治理法治保障篇3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国政法机关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和十七届三中、四中全会以及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紧紧抓住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的源头性、根本性、基础性问题,深入推进社会矛盾化解、社会管理创新、公正廉洁执法三项重点工作,推动政法工作全面发展进步,确保国家安全和社会和谐稳定,为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提供更加有力的法治保障。
一、深入推进社会矛盾化解,进一步形成依法有序表达诉求、及时有效解决问题的社会环境
和背后反映的大多是因利益诉求而引起的人民内部矛盾,是改革发展过程中的问题。这就决定了我们必须不断深化改革、推进科学发展,更多地用教育疏导、解决实际问题的方法来化解。各级政法机关要在近年工作的基础上,进一步集中力量,打一场排查化解矛盾的攻坚战,努力化解老矛盾,有效预防新矛盾,更加注重机制建设,不断巩固发展社会和谐稳定的良好局面。
深入推进社会矛盾化解,一要抓源头。要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让人民群众共享发展成果,把发展成果更多地落实到保障和改善民生上,决不能侵犯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社会矛盾的发生。作决策、上项目,不仅要进行经济效益评估,看要不要干,而且要进行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看能不能干。对符合社会公共利益、人民群众长远利益的好事要办,但不能草率决策、简单蛮干。二要清积案。对涉法涉诉案件、执行积案,各级政法机关要因案施策,多措并举。对大量尚未形成上访的矛盾问题,也要尽快化解,避免积累激化。三要建机制。要健全党和政府主导的维护群众权益机制,深入开展社会矛盾“大排查”,完善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三位一体的“大调解”工作体系,把劳动争议、医疗纠纷、环境保护、食品药品安全等领域的调解队伍建设好,把工会、共青团、妇联等各方面力量调动好,形成依靠基层党政组织、行业管理组织、群众自治组织,共同及时有效化解社会矛盾的机制,做到哪里有人群,哪里就有调解组织;哪里有矛盾,哪里就有调解工作。各级政法机关要树立调解也是执法的观念,从政策机制上把调解优先原则贯穿于执法办案中,努力实现案结事了。四要强基层。社会矛盾化解工作的重心在基层。乡镇(街道)要由党(工)委副书记牵头,把政法、综治、维稳、等方面力量整合起来,形成综合治理的大平台,努力做到“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乡(镇)、矛盾不上交”。
各级政法机关要把深入推进社会矛盾化解作为坚持执法为民的生动实践,作为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抓手,按照早发现、早报告、早处置的要求,组织政法干警深入基层、深入群众,了解诉求、解决困难。要建立有效的预警和应急处置机制,确保第一时间把矛盾和问题化解在第一现场。
二、深入推进社会管理创新,进一步完善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社会管理体系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生产力水平有了极大提高,但社会事业建设与经济发展还存在不协调的问题,特别是社会管理还存在不少薄弱环节。能不能尽快改变这种状况,不仅是对政法机关执法能力的考验,也是对我们党执政能力的考验。我们要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维护国家长治久安、保障人民安居乐业、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必须加快社会管理建设。
深入推进社会管理创新,是各级党委和政府及有关部门的共同任务。当前,各级政法机关要在党委和政府的领导下,与有关部门密切配合,重点解决好三个方面的问题。一要解决好流动人口服务管理问题。要按照公平对待、服务至上、合理引导、完善管理的原则,把流动人口服务管理纳入当地经济社会发展规划,特别要结合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建设,加快推进户籍管理制度改革,着力解决流动人口就业、居住、就医、子女就学等问题,探索“以证管人、以房管人、以业管人”的流动人口服务管理新模式,提升流动人口服务管理水平。二要解决好特殊人群帮教管理问题。预防烧违法犯罪事件、预防个人极端事件、预防黑恶势力犯罪,都要抓住特殊人群帮教管理这个关键。要贯彻落实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即将转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刑满释放解除劳教人员安置帮教工作的意见》,建立衔接机制,落实安置政策,加强日常管理,帮助刑释解教人员更好地融入社会。对社会闲散青少年,要开展调查摸底,尽量解决就学、职业培训问题。三要解决好社会治安重点地区综合治理问题。要以城中村、城乡结合部为重点,整治先行、服务到位、管理落实,把这些地方纳入当地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完善基础设施,改善生活环境,健全基层组织,延伸公共服务,努力使其成为经济发展、环境改善、安全和谐的地方。
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把加强社会管理作为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任务,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加快构建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新格局,积极探索一条符合中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管理之路。各级政法机关要转变思想观念,寓管理于服务之中,深入实施城乡社区警务战略,搭建社会管理服务新平台,充分运用现代信息技术,不断提高社会管理的效率和水平。对加强社会管理,各级政法机关要会同有关部门,提出建议、拿出方案;各级党委和政府不仅要有原则要求,更要作出规划、定出目标,细化措施、务求突破。
三、深入推进公正廉洁执法,进一步提高开放、透明、信息化条件下的执法公信力
公正廉洁执法,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是政法工作的生命线,也是政法机关履行好首要政治任务的基础。随着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不断发展进步,人民群众对社会公平正义的要求越来越高。特别是在开放、透明、信息化条件下,政法机关的执法活动越来越成为社会各界和新闻媒体关注的焦点,执法不公不廉很容易引起民怨。近年来,在各级党委和政府及有关部门大力支持下,政法机关的基础设施、办公条件等“硬件”有了明显改善。当前,在继续抓好“硬件”建设的同时,应该把主要精力放到改进“软件”上来,着力解决制约公正廉洁执法的突出问题,使执法能力、执法水平、执法公信力有一个质的提高。
深入推进公正廉洁执法,必须在解决影响执法公信力的关键环节上取得突破性进展。一要深入开展执法大培训,在提高执法能力上取得新进步。抓好基层、打好基础,是做好执法工作的根本。在继续做好县市区政法各单位一把手轮训的基础上,从2010年开始要把基层科、所、队、庭、室领导班子集中到省、市级政法机关进行轮训,并形成制度,长期坚持下去。继续下大气力抓好岗位培训,尽快提高一线政法干警的把握运用法律政策能力、群众工作能力、信息化实战应用能力、突发事件处置能力、舆论引导能力,切实解决说不过、追不上、打不赢、判不明和案结事不了的问题。二要抓住人民群众意见大的执法问题,在细化执法标准、强化执法管理上取得新进步。要像企业抓产品质量管理那样抓好执法管理,通过细化执法标准、严密执法程序,确保执法公正廉洁。对容易发生执法偏差、群众反映比较强烈的几类案件,要建立案例指导制度,规范自由裁量权的行使。要细化执法、执勤、处突工作规范,确保政法干警熟练掌握遇到什么情况应该说什么、做什么和怎么说、怎么做,做到既严格公正廉洁执法,又理性平和文明规范执法。三要以公开、信息化为手段,在加强执法监督上取得新进步。要树立以公开促公正、以透明保廉明的思想,大力推进“阳光执法”。除法律规定不能公开的事项外,执法依据、程序、流程、结果要向社会公布,接受公众监督。对,要坚持公开透明,第一时间权威信息,掌握主动权。东中部地区2010年要基本实现信息化办案,西部各省区市也要努力加快工作进度,建立执法信息网上录入、执法流程网上管理、执法活动网上监督、执法质量网上考核的执法办案新机制,讯问、拘押、庭审、监管场所实行全程录音录像,着力解决刑讯逼供、裁判不公等问题。四要加强政法机关党的建设,在永葆政法队伍先进性上取得新进步。少数政法领导干部甚至是个别高级领导干部违纪违法,少数政法干警办人情案、关系案、金钱案,根本原因在于理想信念发生动摇、思想道德出现偏差、机制制度存在漏洞。政法机关作为维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如果自己、搞司法腐败,又如何能够让党放心、让人民满意?各级政法机关要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精神,坚持以党建带队建、抓班子带队伍,充分发挥政法机关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干警的先锋模范作用,深入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教育、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职业道德教育、纪律作风教育和廉洁从政教育,确保广大政法干警始终坚持“三个至上”(党的事业至上、人民利益至上、宪法法律至上),切实做到“四个在心中”(党在心中、人民在心中、法在心中、正义在心中)。同时,要完善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严格执行廉洁从政各项规定和各项禁令,严肃查处违纪违法行为,坚决清除害群之马,进一步纯洁政法队伍。
深入推进社会矛盾化解、社会管理创新、公正廉洁执法三项重点工作,既是政法机关面临的重大课题,更是事关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需要各级党委和政府组织各方面力量共同解决好的重大问题。各级党委和政府要从改革发展稳定大局出发,深入研究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全方位对外开放条件下,如何更好地把握经济社会发展规律,如何更好地推动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如何更好地统筹抓好第一要务与履行好第一责任,特别要针对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的源头性、根本性、基础性问题,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加强组织领导,一项一项地科学规划,完善体制机制,进一步加大支持和保障力度。同时,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更加关心、爱护政法干警,千方百计地帮助他们解决工作、生活中的实际问题和困难,把政法队伍建设好、管理好、使用好,维护好我国重要战略机遇期的社会稳定,实现社会主义中国的长治久安。
社会治理法治保障篇4
作者简介：陈宇博（1986-），男，陕西咸阳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生，研究方向：宪法和行政法。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求。这充分体现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性，也明确了党在政治体制改革探索中的总目标。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涉及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和生态建设等诸多方面，需要依靠各种社会力量的帮助方可实现。同时，也必须得到法律的保障，特别是宪法的保障。
一、宪法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理念保障
现代化的国家治理体系以法治体系的建立为基础，国家治理的现代化有赖于各个领域的法治化，故依法治国是国家治理的基本理念。1999年，九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把“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写入了宪法第5条。自此，依法治国上升为宪法规范，具有了最高的法律效力，为中国的法治建设道路提供了坚实的宪法基础和依据。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必须保证国家治理在法治的轨道上进行。宪法中的依法治国理念从多个方面促进法治中国的建设并推进国家治理在规范化道路上行进，其中主要体现在对国家权力的限制和对公民权利的保障上。
“任何称为民主的国家都承认，国家权力来自该社会成员，即由人民赋予的。人民把权力赋予国家的最基本的方式是，人民通过选出的代表机关进行立法，用法律确定国家机关的职权，使国家权力取得合法性。据此，可以得出确立国家权力限度的第一条基本原则，即国家权力只限于法律明确赋予的范围，法律无明确规定的权力，国家机关不得行使。”[1]在限制国家权力方面，“宪法既起着授权作用，也就包括限制权力的作用在内了。”[2]34宪法第58条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行使国家立法权。”第67条则对立法权的行使进行了细化。宪法以及依据宪法制定的立法法中对立法权的设定和规范，为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奠定了牢固的基础。
在司法和执法方面，鉴于国家治理主体多元，在治理过程中，人民群众依法管理国家与社会的各项事务，最重要的是保证司法机关公正司法、行政执法机关依法行政。对此宪法第三章第七节专门对作为国家审判、检察机关的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的性质、设置和职能作了规定。这些都为促进司法公正、保障公民的合法权益提供了有效保障。行政执法的关键是依法行政，这也是推进国家治理的肯綮所在。依法行政要求行政机关必须依法行使职权，所依据的法律是包括宪法在内的大量的行政法，宪法作为国家根本大法，也是行政法的根本表现形式。宪法中对于行政权力的取得、行使及其监督等根本性问题都做了规定。宪法中关于国家行政权力的来源和行使权力的基本原则，行政机关在国家机构中的法律地位和行政体制，行政机关的设立、权限和职责，公民基本权利及其保障，都是依法行政的最重要、最根本的制度规定。
“维护和扩大公民权利，是一个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最重要的任务。”[2]129在保障公民权利方面，我国宪法不但在第二章专门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还在第十届人大二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里，首次将“人权”概念引入宪法，明确规定“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这是中国民主宪政和政治文明建设的一件大事，是中国人权发展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人权理念入宪对于国家治理意义重大。人权保障与国家治理具有很大程度的关联性。“国家治理”区别于以前经常提到的国家管理，国家治理的主体更为多元，所以国家治理具有更强的公共性。我国公民的权利，尤其是一些基本政治权利都属于人权范畴，只有通过宪法对于人权的保障，才能真正有效实现这些权利。
将人权保障理念引入宪法会促进国家治理的治理主体和对象更为公平公开公正地参与各项治理活动，并会让治理的内容更为清晰。从而更好地在国家治理进程中，消除不同阶层的隔阂与分歧，实现社会利益最大化。国家治理必须秉持公共理性，人权的公平正义性是保持治理公共理性的基础。保障人权是现代治理理念的核心和最终追求的价值。“以人权作为社会政治原则，也就意味着采取以法律设立和调整权利义务关系的方法来建立社会政治秩序并促进其有序与和谐。这种治国方法的主要特点是，在承认和保护个体权利的前提下，通过设立、配置和调整个人与个人、个人与社会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来谋求社会的有序发展。”[3]
二、宪法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制度保障
同志指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一个国家制度和制度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国家治理体系是在党领导下管理国家的制度体系，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等各领域体制机制、法律法规安排，也就是一整套紧密相连、相互协调的国家制度；国家治理能力则是运用国家制度管理社会各方面事务的能力，包括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等各个方面。”制度是治国理政的基本规则，是国家机构正常运转、发挥效能的基础性架构和根本保障，国家治理体系实质上也就是一种制度体系。国家治理靠的是法律和秩序，维护法律和秩序的尊严，就是维持国家范围内各种利益的总体平衡，这是国家治理的最低要求。
宪法第5条规定：“一切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都不得同宪法相抵触。”说明了“宪法的法律效力高于法律、法规、规章和一切具有法律效力的规范性文件”。[4]同时，也确立了宪法在法律体系中作为其它法律立法的依据和最高法律规范的地位。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必然会有相当多的制度创新，而这些创新中有些可能和旧有的法律制度相抵触，或是偏离社会发展的应有轨道。这两方面关系如果处理不当，就会对国家治理体系的整体建设带来危害。有关旧制度对创新的抵触，宪法及宪法性法律对于法律修改和废除有明确的规定，只要符合条件，经过法定程序，便可以改废旧法，从而将有益国家治理的创新内容确立为法律制度。宪法及其下位法能通过各类预防和救济规定来解决探索过程中出现中的这类问题，确保国家治理的正确方向。
现代国家治理体系的建设需要以宪法为统领的法律体系作为基础。唯此，治理主体和治理对象的所有行为才会具有直接的或者间接的法律依据。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法律体系是国家制度建设的巨大成就，反映了中国民主政治的成就。这一体系将分散化、非系统、无体系、缺制度的传统治理模式改变为具有制度化、体系化、系统化和法治化特征的治国理政的总体系，并作为治理指南对国家各方面事务进行具体规制。可以说，宪法作为治国安邦的总纲领，领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以建设法治中国作为核心内容，摒弃了以前运动式、会议式的治理方式，用完整的体系将国家治国理政的方略纳入法治轨道上推进。
三、宪法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方向保障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必须坚持和拓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以高度的自觉性和强大的创新力，在党的领导下，立足基本国情，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坚持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等五位一体的治理道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全面、协调推进，是保证中国科学和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5]这些治理领域所构筑的“五位一体”建设法治中国的道路中，宪法从本源角度为紧密相连、相互协调的国家治理道路做了导向性注解，确保了法治中国建设正确的航道，从而积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在经济层面，宪法第6条到13条确认了全民所有制经济的主导地位，发展多种经济形式、多种经营方式。宪法第6条规定：“国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第7条规定：“国有经济，即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是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力量。国家保障国有经济的巩固和发展。”表明国家在治理过程中，善用权力保障经济体制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发展，促进国民经济发展。宪法第6条第2款规定：“社会主义公有制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这一规定表明，我们的生活资料分配原则是按照劳动者的劳动数量和质量进行合理的分配。宪法第15条明确规定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通过加强经济立法，完善宏观调控。宪法确认了自然资源国家所有制度、自然资源及公共财产的国家保障制度、国家调控下的市场配置制度。在发展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必然会对国家治理模式的转变产生影响，宪法对于经济制度的基本规定恰是保证这种转变处于一种理性的进路，使其在轨道上运行。宪法对于基本经济制度以及分配制度的规定，能确保在国家治理过程中避免因纷繁复杂的国际局势、全球经济萧条导致部分制度失灵而出现的国家治理失败的风险，为了经济的长期繁荣打下稳定的基础。
在政治建设层面，宪法第1条规定：“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根本制度。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破坏社会主义制度。”明确了中国社会的阶级基础及领导力量，区别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阶级构成，也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主导力量。全球化时代，改革开放条件下，在国家治理过程中，外部错误思潮难免涌进，出现腐蚀和企图瓦解社会主义思想和制度的萌芽。宪法通过确立社会主义思想和制度的重要地位，确立国家治理体系的方向。宪法第2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这一条规定体现了国体和政体的政治属性和政权的阶级属性，表明了我国国家政权的权力来源和组织形式。我国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种政权组织形式能够充分体现我国一切权力属于人民这一根本国家权力属性特点。
在文化建设方面，宪法第47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进行科学研究、文学艺术创作和其他文化活动的自由。国家对于从事教育、科学、技术、文学、艺术和其他文化事业的公民的有益于人民的创造性工作，给以鼓励和帮助。”应该看到，多年来我国缺乏对宪法文化权利的理论研究，一定程度上导致立法对文化权利的忽视。公民所应享有的文化权利在宪法文本中应当被视为一种法定权利，但是由于宪法文本的缺陷，保障机制及配套制度还不够完善，文化权利在实际生活中还无法完全实现。但是宪法的宏观规定是充分保障公民科学研究和文化活动等学术自由的根本原则，有利于文化事业发展，是促进文化体制建设的根基。
在社会建设方面，作为我国具有最高效力位阶的规范体系，现行宪法对社会建设提供一定的指引，保障社会建设平稳有序地进行。宪法所调整的社会关系是国家生活中最基本的社会关系，其他法律所调整的则只是一般社会关系。我国现行宪法对社会保障权、劳动权、受教育权、文化权等社会权作了原则性的规定，一些尚未规定的社会权利还可以通过宪法解释的方法使它们成为宪法上的基本权利。宪法上的社会权具有特别的价值，它是普通的社会法上的社会权的立法依据、审查依据和解释依据。这是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客观要求，更是社会稳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证。
随着人类活动对自然界影响的不断加深，环境问题日益显现出全球化、整体化的特点，并演变为生态危机。宪法作为法律体系的基础，自然应做出相应的调整，将生态保护纳入宪法秩序的范围内。《宪法》第9条规定：“国家保障自然资源的合理利用，保护珍贵的动物和植物。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用任何手段侵占或者破坏自然资源。”为了保障自然资源的合理利用和保护珍贵的动物和植物，国家先后制定了《矿产资源法》《煤炭法》《节约能源法》《水法》《森林法》《草原法》《土地管理法》《野生动物保护法》等法律。为禁止侵占或破坏自然资源，《刑法》第六章专门规定了“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对违反水资源法规，非法猎捕、杀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的，对违反土地管理法，违反矿产资源法，违反森林法等行为追究刑事责任。[6]《宪法》第26条也规定：“国家保护和改善生活环境和生态环境，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国家组织和鼓励植树造林，保护林木。”这些规定体现了生态保护在宪法中的地位，也为国家治理中的生态治理定下了基调。
社会治理法治保障篇5
关键词：宪法社会保障人权法治
社会保障，是指国家和社会在通过立法对国民收入进行分配和再分配，对社会成员特别是生活有特殊困难的人们的基本生活权利给予保障的社会安全制度。社会保障的本质是维护社会公平进而促进社会稳定发展。社会保障的本质是维护社会公平进而促进社会稳定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年老、疾病、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的情况下，有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
从上面的描述中我们可以看到，我国公民在年老，疾病或丧失劳动能力的情况下获得国家的物质帮助是得到宪法保护的权利，这个权利不仅应该得到保护，而且理所应当的每个公民应该得到平等的保护，然而，事实上却并不是如此，受传统城乡二元结构模式的影响,我国城乡发展一直以来极不平衡,在城市社会保障体系基本建立的同时,农村社会保障却存在着保障水平低、社会化程度低、政府扶持力度小、覆盖范围窄、法律制度缺失等诸多问题。
随着《社会保险法》的出台，我国的社会保障体系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和完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开展以及农村养老保险的进行，为我国广大的农村提供了更多的保障，但是从整体来看，城乡的保障依旧不平衡，差距依旧很大。这些都是与我国的宪法精神和基本原则相悖的，我国宪法的基本原则包括人民，基本人权，权力制约以及法治原则等等，宪法的基本原则决定了宪法的任务，宪法必须首先具备这些内容，然后被好好的执行，这样的话才可谓一部好的宪法。本文接来来的内容就从宪法的基本人权和法治两个方面的原则来谈谈我国的社会保障体系。
基本人权是指人按其本性所应当享有的在社会中得以生存和发展的自由度。人之所以为人，就在于他具有为其他生物所没有的特有的理性和社会性，而这种社会性和理性是与人的尊严、价值和地位联系在一起的，后者是一个人得以在社会中生存和发展所必不可少的条件。一个没有任何尊严、价值和地位的人，就等于被视作一种不值得同等对待的异类，即非人。而人权就是能使自己成为人、能使一个人成为人的权利。人权强调的是人在其生存和发展中依其自然性和社会性所必不可少的权利，它是人的自然性和社会性、个体性和群体性的统一。这有两层含义：一是个人在其生存和发展所必须的条件中是自主的，二是个人在其生存和发展所必不可少的权利中与他人是平等的。换言之，自主性和平等性是人权的基本特性。从以上对人权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得出，人权的基本特性有两个，即自主性和平等性，而长期以来以致到目前为止，我国的社会保障体系都是缺乏平等性的。平等，是人类社会永恒追求的目标，渴求平等可以说是人的天性，古今中外都为追求着平等而不懈努力着。早在两千五百年前,孔子就说过:“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老子》云：“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太平天国运动时期的“凡天下田，天下人同耕”，“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处不保暖”。王小波、李顺的“等贵贱，均富贵”，美国《独立宣言》中的人人生而平等，都体现着人类对平等的孜孜追求，追求平等即意味着对不平等的对抗，所以在任何一个存在着过多的不平等的社会中，就必然会引起人们的动乱，社会的稳定性必然是得不到保障的，当一个人得不到一个平等的机会的时候，那么他们就已经输在了发展的起跑线上了，而生存与发展的权利是人的基本权利，也就是说没有平等，人权就得不到有效的保障。而严格意义上来说，我国的社会保障体系内部是不平等的。我国的农村，在任何一个社会形态中都发挥着巨大的作用，且不说完全处于农业社会的古代和近代，就算是处于我国从农业国向工业国转变的现在，它也是发挥着巨大的作用的，可以说它们的发展程度直接决定着国家的发展程度，同样，它们的稳定与否也直接关系着国家的安稳与动荡。我国的农村为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不予余力的奉献着自己，可是它们却没有一个平等的机会和城镇市民竞争，当它们在年老，疾病等需要帮助的时候，他们可以享受的相对于城镇市民来说非常之少，所以在农村，往往得了病不敢去医治，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现象非常普遍，虽然说国家现在也一直致力于加大农村的社会保障，在努力完善着国家的社会保障体系，但是从整体来看，国家对农村保障的投入水平相比较于城镇来说，依旧相差很多。这样的话不利于人权保障的实现，也是有违宪法的基本原则的。
法治，是现代各国的普遍要求，是社会秩序进步的保障，是现代政治文明的普遍准则。法治在西方的发展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罗马时代，古希腊先贤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都曾主张“法治优于人治”。之后有洛克，孟德斯鸠，卢梭为近代法治奠定了基础，之后还有大批的思想家为法治的发展奔走呼嚎，正是先贤们的不懈努力，我们才能够得以享受现代的政治文明。所谓法治，即运用法律治理国家的方式，是依法办事的社会形态，在一个法治社会中，它有普遍的法律并且法律为公众所知晓，法律明确，法律可行，法律稳定并且法律至上。
社会治理法治保障篇6
【关键词】社会保障周公德政礼治
社会保障一词就理论层面上来说对中国的研究者是一个年轻的词汇，现代的社会保障制度也被认为是源于西方，学界认为可以追溯到1601年英国“旧济贫法”的颁布。虽然中国现代的社会保障制度也是借鉴西方建立起来的，但我们仍要植根于本土文化，建立起适合自身的社会保障制度，承上启下，切不可丧失了祖先的智慧结晶，笔者认为学界要加强我国古代社会保障思想的研究，以提升社会保障的本土化、特色化。
周公，即为姬旦，是周武王姬发的弟弟，为西周政权的建立和巩固发挥了不可磨灭的巨大作用。其卓越的政治才能和独到而系统的思想理论也使其成为后世学者研究“德政”、“礼治”思想不可或缺的思想家。孔子一生都将周公视为其最崇敬的人，足可见周公思想的巨大魅力。
中国古代社会保障思想是从儒家传统文化中孕育而出的，可以说中国古代的社会保障思想就是儒家思想的集中体现，而周公又是儒家思想的奠基人，所以研究其思想也就是研究中国古代社会保障思想的起源。周公的思想主要记载于《尚
书》中的《大诰》、《康诰》、《酒诰》、《无逸》等篇，以及其所著的《周礼》之中。周公从这些篇章中多次提到“明德”、“礼治”。这些思想的提出虽是对奴隶主统治经验的总结，但却反映出早期的人本思想，为我国古代社会保障思想提供了理论基础和思想源泉。鉴于此，本文粗浅的从周公的相关思想分析，探索中国早期的社会保障思想。
一、周公“德政”思想的由来与主要内容
由于夏商时期社会生产力水平的低下，人们对于事物的看法仍处于原始的迷信认知阶段，对于未知的事物总以神秘力量的控制予以解释。所以夏商的奴隶主统治阶级将这种原始的迷信，冠以神的名义，宣扬“君权神授”之说，以解释其统治的合理性来维护其统治。这就是夏商时期的神权思想。周灭商后，西周的统治者仍承袭了先前的君权神授的思想，利用百姓的迷信作为统治他们的思想武器。周公宣扬神权的言论很多，如“天休于宁王，兴我小邦周”（《尚书大诰》）。这是周公作为奴隶主统治阶级的思想局限性。
但是，在西周初期由于了商朝统治，同时新政权初立，面对巩固统治的艰巨任务周公已不能完全照搬先朝的思想，必须寻找新的思想来维护其统治的合理性，所以周公提出了“德政”的思想。“德政”的提出为西周政权的稳固起到了巨大作用，其思想也成为后世统治阶级的典范。
周公将“德政”以“敬德”为口号提出。“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尚书召诰》）。“德政”是周公政治思想的核心，其实早在周公之前的殷商就已经存在“德”之说，但由于神权思想的影响，也只能是一个人简单的宗教观念。
二、周公“礼治”思想与其所著《周礼》
“礼”源于祭祀，周公及其重视“礼”在其统治之中的作用，把“礼”作为其统治的基础指导思想，周公的“礼”是宗法等级制度在思想领域中的产物与集中体现。“周礼”是由周公在整理、总结夏商时期礼仪习俗基础上主持制定的，使“礼”形成了一套完整有序的以宗法等级制度为核心的典章礼仪规范。我们也可以说周礼并非是周公一人之作。周公所制“周礼”已经不仅仅是字面意义上的礼仪规范的“礼”了，而是包含着政治、道德、法律、教化等多内容的庞杂的体系。它体现了统治阶级意志，“周礼”的地位相当于西周的宪法，是整个国家最高的行为准则，也是维护西周统治的工具。
“礼”的基本原则是“亲亲”、“尊尊”。“亲亲父为首”，要求兄友弟恭、父慈子孝；“尊尊君为首”，要求小宗服从大宗。周公在《尚书大诰》中指出，“不孝不友”是极大的罪恶，犯此种罪的要依照所制定的刑罚进行严惩，不得宽恕。针对违反伦理道德的人处以严刑，是周公“礼治”的一大特色，即法律和道德规范合为一体。“亲亲尊尊”的提出虽然是服务于奴隶主阶级的统治，但不得不说其思想在当时所处的时代还是超前的，以“孝”为主要特征之一的“亲亲”思想是我国传统尊老思想的渊源，也是我国现今家庭养老保障思想的起源。“孝”是深入国人精髓的文化内涵，家庭养老保障是当代中国社会保障的最基本、最主要的组成部分之一，也是中国社会保障政策制定与完善的重要衡量标准之一。
三、周公思想对当今中国社会保障的意义
中国的传统文化以儒家思想为核心，中国传统的社会保障思想也从中孕育而出，作为儒家的奠基人，可以说周公的“德政”、“礼治”思想的提出，使我国古代社会保障思想与早期实践更趋于成熟。其强调“亲亲尊尊”的等级观念，提倡以人为本的“敬德保民”思想，形成了中国古代的社会保障文化内核。任何理论的提出都会受制于当时的生产力水平、经济形态和统治阶级等因素。周公的思想有其局限性，但要承认的是周公思想的提出对我国的社会保障的发展提供了历史渊源，并为今后学者的研究提供了弥足珍贵的史料依据。
周公思想对当代中国社会保障的发展的意义，可以总结为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统治者要加强廉政建设并提升自身道德修养，牢固树立法律意识。廉政建设关系到我党的统治稳定，关系到社会主义事业的健康发展。由古至今，廉政在统治者眼中都是极其重要的，“廉”早在周公时期就作为当时领导者判断考察官吏的标准，在《周礼小宰》中就有“廉善、廉能、廉敬、廉正、廉法、廉辨”记载，深刻反映出廉政的重要性。我国是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国家。国家长治久安，综合国力提升，需要一个得到广大人民群众拥戴、廉洁自律的党的坚强领导。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要求，其中就提到了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的要求，这就要求我们的执政者树立法律意识，以法律为自己的行为标准，扎实推进法治中国的建设。一个廉洁、高效、法治的政府，是制定科学社会保障政策的保证，一个稳定、和谐、繁荣的社会，是社会保障得以存在与发展的前提。我国当下的社会保障体系虽已成体系，当仍存在很多的制度问题，要想对社会保障制度进行深入的改革，政府部门必然要走在前面，如何做好改革，让百姓满意，让制度更加发挥其应有的作用，这就要求我们的政策制定者摒除私利，树立法律观念，负责任地进行惠及亿万人民社会保障改革。
二是重视家庭保障在养老中的作用。周公强调“亲亲”虽是一种宗法等级观念，但不难看出其中蕴含的以父慈子孝与兄友弟恭为核心的“孝”文化。在中国漫长的历史发展中，家庭作为保障单位，发挥了不可磨灭的作用，几乎包括了现今社会保障体系的各个方面。但是随着改革开放和西方社会保障思想的影响逐步深入，家庭保障的作用渐渐淡化，家庭已不再是社会保障的主体单位了。中国老龄化愈加严重，针对养老问题，以“孝”为依托的家庭养老在西方机构养老的大潮中丧失了其应有的作用。但是随着越来越艰巨的养老难题，各地开始了对养老模式进行积极的探索，家庭养老服务应运而生，家庭作为社会保障单位的作用再次被得到重视。家庭养老最大的特点是解决了社会养老机构不足的困难，将大龄失业女职工和缺乏生活照顾、需要居家看护的孤老这两个困难群体的需要相结合，既解决了大龄失业人员的工作难题，又解决了孤老的养老问题，在实践中践行着社会保障的作用。家庭养老也是解决目前养老难题的一个切实可行的方案之一。
周公的“德政”、“礼治”的思想及其《周礼》一书，展现了传统社会保障的思想，这既是对夏商时期相关政策、思想的总结整理，也是在其自身所处时代下提出的治国理政思想。周公的这些思想，基本上可以归纳为以国家为主导的、灾后的、以维护奴隶主统治的古代社会保障原则，是较早的系统性社会保障思想理论体系。其确定的保障措施及指导思想对后世的孔子，以及历代的统治者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我们可以看到当今的现代社会保障体系的很多制度措施都源于周公的思想。笔者认为深入探寻周公的思想及其所著，对探讨当下中国社会保障的改革大有裨益，在悠久的历史中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对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保障体系具有重要意义，中华文化之所以历久弥坚，在于它的传承，社会保障的学者们要探究祖先留下的思想精髓，为未来社会保障的可持续发展注入活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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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治理法治保障篇7
【关键词】法治；法治河南；中原经济区
一、法治河南的内涵
1.什么是“法治”
“法治”这一中文术语在古今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含义。在古代，它是统治者们及相关思想家在讨论如何“治理”民众的语境中出现的。它是在回答“何以治”，即用什么来治和“如何治”时的一种结论。与之对应的是“德治”、“人治”、“礼治”等。这一语境中法治的含义是君主以法治理民众和国家。
在今天，“法治”这一术语表达的内容完全不同古代，它的语境不是君主如何治国或官员如何治国，而是谁在治国的问题。其核心是要解决公民权利与政府权力的关系。中文“法治”这一术语是西方“法律的统治（ruleoflaw）”的对应词或翻译。在西方，这一术语是与法律的至上性联系在一起的。即法是至上的，任何人都在法之下，包括国王。所有人或组织都应依法活动。西方的这种法律至上观点，源于对神法和自然法这种超然性法的信仰，后来这种思想有所淡化，但代之而起的是人民之说。由此，在理论上，体现人民意志的法律具有最高权威，任何个人或组织都在其下。政府都是有限政府，其权力都由人民通过宪法或法律授予。
2.什么是“法治河南”
法治河南是指在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宏观背景下，河南省在省委领导下，主要依靠宪法和法律来治理地方国家机关和管理社会，全面实现依法治理，使权力和权利得到合理配置的社会状态。这一概念具有下列具体内涵：
第一，法治河南是法治国家在河南地域范围内的具体表现和全面实现。法治河南是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一个有机的构成部分，是在国家实现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宏观架构下，在充分考虑河南地方经济、政治和社会发展实际情况的基础上，从河南地方的实际出发，积极推进河南地方法治建设，实现地方法治。
第二，法治河南的实质是依据宪法和法律实现社会主义民主，依法保障公民的基本人权和一切合法权利，形成较为完备的权力制约机制，形成合理的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的关系。
第三，法治河南意味着宪法和法律的至上性地位的确立。法治是法律的统治的简称。它标明，社会生活统治的主要手段是法律，法律实现对社会基本领域的全面的调整和规范。因此，法治河南就是在河南首先确立宪法和法律至上性的观念，一切国家机关、社会组织和个人都在法律之下，都应当受到宪法和法律的规制和约束。
二、法治河南对中原经济区建设的重大意义
1.建设法治河南是中原经济区建设中政府法治化管理的基本要求，也是河南政治文明发展的必然途径。建设法治河南，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加快建设法治政府，事关我省改革发展稳定大局，事关中原经济区建设和中原崛起、河南振兴大业，而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形成良好的法治环境，才能为实现中原崛起提供坚强的政治保障。没有民主就没有法治，没有法治，民主也就没有保障。民主要有效发挥作用，一定要建立在法治之上。抓法治就是抓保障人民当家作主，就是维护人民的民利，确保社会主义民主得以有效实现。人民群众政治参与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不断提高，这是社会文明进步的表现，是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客观要求。建设法治河南，就是要通过完善法治，推进人民民主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依法保障和落实人民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在法治的轨道上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实现人民民主的科学发展，从而更加有效地保障人民的民利，充分调动全省人民的积极性、创造性。
2.建设法治河南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进科学发展的需要，也是河南经济发展的核心竞争力。加强法治建设既是科学发展的重要内容，又是实现科学发展的重要保障。特别是通过推进体制机制和制度创新，加快形成有利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进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和制度，真正把科学发展观的要求落到实处。在中原经济区建设过程中，需要运用法治的手段保障市场交易安全，降低交易成本，公正高效地处理经济纠纷。建设法治河南，就是要充分发挥法治的规范、引导、制约和保障功能，进一步规范市场主体行为，维系市场秩序，实施宏观调控，建立起一个有序、协调、规范、诚信的法治经济，为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奠定坚实的基础，为中原经济区建设提供牢固的基础、持久的动力和良好的投资环境。
3.建设法治河南是中原经济区建设健康、有序、优质进行的可靠保障，也是构建和谐中原的重要保障。社会关系的和谐协调，社会秩序的稳定有序，是经济建设得以顺利进行的前提条件。在一个充满对立和冲突的社会环境中，是不可能从事经济建设的，更不可能有经济的快速发展，因此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必须正确处理好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系。法治的基本属性决定了它是理想的社会控制模式，是维护社会稳定和谐的有效手段。因此，建设法治河南体现了社会和谐的本质特征，是构建和谐中原的重要保障，保证可持续、协调、健康发展模式的贯彻，为河南经济的快速发展起着保驾护航的作用。
4.建设法治河南是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必然要求。保障和改善民生是经济发展的根本目的，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内在要求。生存权、发展权是基本的民生权利，从这个意义上讲，民生问题的实质是一个法治问题。解决民生问题，法治是必由之路，是根本保障，也是法治建设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抓法治就是抓民生，就是从根本上保障和发展民生。一方面，要通过法治促进发展，形成有利于保障和改善民生的体制机制和制度安排，为改善民生提供基础和保障；另一方面，要运用法律手段，保障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尤其是保障社会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当前，民生领域中群众反映强烈的许多问题，特别是安全生产、生态环境、社会治安、食品药品安全、征地拆迁等，都与法治观念不强、不依法办事有关。解决这些问题，必须靠完善法治来予以规范，来保驾护航。
三、如何加快法治河南建设
1.树立科学的法治观念，培养法治信仰
要树立科学的人本法治思想，培育国家公务人员的法治信仰。认识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精髓。要理的政策和法律的关系。理清权力和权利的关系。强化对社会公众的法治理念宣传教育。中原民众在法治观念上与中原经济区对法治环境的要求还有很大距离。所以，必须下大力气强化法治理念宣传教育，培育社会公众的法治理念，改变中原民众对法律的态度，树立对法律的信仰。
2.完善法规体系，协调区域立法，以促进中原经济区各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加快立法的步伐，填补法律空白，以适应中原经济区经济发展的需要；加强区域立法协调，消除中原经济区区域内各行政区之间的体制和法治冲突。
3.提高依法行政能力，不断推进政府行为法治化
中原经济区政府行为的法治化程度直接决定经济区的法治成效。认真贯彻相关法律，加大行政审批改革力度，及时清理政府规范性文件和行政审批事项；规范行政审批行为，依法界定行政审批权的设立范围、权限和程序；推行政府决策民主制、公开制、预告制和通报制，政务公开，重要规章制度、办事程序和办理结果要向社会公开；推进电子政务建设，增强政府活动的透明度；畅通行政救济通道，依照法定权限和程序处理社会矛盾等等都是至关重要的。
社会治理法治保障篇8
1.（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是社会主义法治的精髓和灵魂，是立法、执法、司法、守法和法律监督等法治领域的基本指导思想。
2.（依法治国）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核心内容，是我们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
3.（公平正义）是社会主义法治的价值追求，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任务。
4.社会主义法治的基本要求是（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5.（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根本保证。
6.（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是我们党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刑事司法活动中的具体体现，是一项重要的司法原则。
7.树立和坚持服务大局的理念，胸怀大局是前提，立足本职是基础，（全面正确履行职责）是关键。
8.2004年，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中，正式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写进宪法，原创：标志着我国的人权事业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9.正义不仅要实现，而且要以人们看得见的方式实现。这就是（程序公正）的重要价值所在。
10.执法为民的核心是政法工作必须坚持做到（维护和保障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
二、单项选择题：
1.在中国共产党（c）全国代表大会上，“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被确立为治国基本方略。
a.第十三次b.第十四次c.第十五次d.第十六次
2.（b）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本质要求，是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本质特征。
a.公平正义b.执法为民d党的领导c.服务大局
3.（d）是社会主义法治的重要使命，是政法机关有效履行职责的必然要求，是解决政法工作中显示问题的客观需要。
a.公平正义b.执法为民d党的领导c.服务大局
4.(a)是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障。
a依法治国b.执法为民d党的领导c.服务大局
5.（b）是我国宪法明确规定的社会主义法治的基本原则。
a.司法独立b.法律面前人人平等c.树立和维护法律权威d.严格依法办事
6.(a)是法治的重要原则，也是严格执法的合法性基础。
a.职权由法定b.有权必有责
c.用权受监督d违法受追究
7.（c）是一切法治社会遵循的一条重要原则，也是落实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宪法原则的必然要求。
a.职权由法定b.有权必有责
c.用权受监督d违法受追究
8.（b）是做好政法工作、实现为人民服务宗旨的重要途径和保证。
a.一切为了人民；b.走群众路线
c甘当公仆d.尊重和保障人权。
9.（c）是社会主义道德规范对政法工作的基本要求，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和进步的表现，是政法机关执法为民的本质要求和外在体现。
a.勤政守法b.甘当公仆c.文明执法d清正廉洁
10.(d)是防止执法腐败、促进执法公正的一剂良药。
a秉公执法b.一切依靠人民c.程序公正d.执法公开
三、多项选择题：
1、依法治国理念对检察干警的基本要求是：(abcd)
a.提高法律素养；b.坚持严格执法；c.模范遵守法律；d.自觉接受监督。
2.树立公平正义理念需要把握以下几个方面：(abcd)
a.合法合理；b.平等对待；c.及时高效；d.程序公正。
3、服务大局就是要保障：（abcd）
a.保障社会主义经济建设；b.保障社会主义政治建设；
c.保障社会主义文化建设；d.保障社会主义和谐建设。
4、政法机关树立执法为民的理念，具体来说包括：（abd）
a.一切为了人民；b.一切依靠人民；c.平等对待；d.尊重和保障人权。
5、坚持党的领导必须坚持正确的政治立场，包括：(abcd)
a.切实增强党的观念；b.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政法工作中的指导地位；
c.坚实贯彻执行党的路线发针政策和重大决策部署；d.充分发挥党组织和党员的作用。
四、判断题：
1.检察机关独立行使职权意味着不受任何机关、单位和个人的干涉。（）
2.“走程序”是对程序公正正确理解，是实现实体公正的正确途径。（）
3.服务大局就是司法机关要紧紧围绕当地党委、政府的工作重点去开展所有工作，为地方经济的发展保驾护航。（）
4.在政法工作中，要尊重和保障人权，包括尊重和保护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服刑人员的合法权利。（）
5.倡导法治就是要严格执行法律，只对法律负责。因此，党的政策遵守与否不重要。（）
6.迟来的正义等于非正义。表明了执法效率对于实现公平正义的重要性。（）
7.从重从快严厉打击刑事犯罪的方针不符合法律规定，应该废除。（）
8.执法办案的根本目的是保障和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因此，执法活动在严格执法的同时，还要注重社会效果。（）
9.公正与效率是法治社会所追求的重要价值，两者是相互依赖、相互制约的统一体。（）
10.严打政策和宽严相济政策是一对矛盾，无法同时进行。（）
五、简答题：
1、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主要内容是什么？
答：一是依法治国的理念；二是执法为民的理念；三是公平正义的理念；四是服务大局的理念；五是党的领导的理念
2、开展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的指导思想和目标任务是什么？
答：指导思想：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坚持科学发展观。
目标要求：执法理念进一步端正，执法能力进一步增强，执法行为进一步规范，改革方向进一步明确，队伍建设进一步增强，人民群众对政法工作满意度进一步增加。
3.如何理解依法治国的内涵？
答：（1）树立依法治国理念需要把握其基本内涵：第一，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第二，树立和维护法律权威；第三，严格依法办事。
4、公平正义理念对政法工作的具体要求是什么？
答：第一，坚持秉公执法；原创：第二，坚持以事实为根据；第三，坚持实体公正与程序公正；第四，坚持公正与效率并重，第五，坚持以公开促公正。
5、怎样正确理解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法治的关系？
答：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法治在根本上是一致的，需要把握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正确认识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关系，自觉地把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维护人民利益和维护社会主义法治统一起来；第二，正确认识贯彻落实党的方针政策与执行国家法律的关系，自觉地把贯彻落实党的方针政策与严格执法有机结合起来；第三，正确认识坚持党的领导与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行使职权的关系，把加强和改进党对政法工作的领导与保障司法机关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职权统一起来。
论述、
1、结合自己的实际谈谈开展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的重大意义？
答：一、开展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是适应新时期政法工作新形势新任务的客观需要；二、开展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是确保政法工作社会主义方向的客观需要；三、开展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是解决政法工作现实问题，建设高素质政法队伍的的客观需要。
2、为什么说执法为民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本质要求？
答：（1）执法为民是我们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执政理念对政法工作的必然要求；
社会治理法治保障篇9
关键词：现代法治，制度权威，法治意蕴
改革开放后，我国围绕法治主题已建立起不少各种各样的制度。但值得注意的是：当制度建设在量上有了惊人积累和制度创新成问题为人们关注焦点的时候，制度权威缺失却构成了目前制约法治进展与水平的关键性问题。结果是，很多制度成了仅供观赏的“墙上画”，对制度功能依赖极大的法治步伐也不得不放慢甚至陷入停顿状态。笔者认为：制度权威是现代法治的题中要义，它既是法治的核心构成，也是法治追求的重要目标。推进现代法治，既要重视制度构建与制度创新，更要注意发掘、培植与展现制度权威。法治的过程，实质上是法治与人治较量和斗争的过程。中国的法治能否从形式意义上的法治初级阶段进入实质意义上的法治成熟阶段，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能否真正确立制度权威。
一、制度及其权威是法治的要素与目标
对中国而言，现代法治完全是一项新生事物，是复杂的制度、观念与行为组合系统。尽管法学家们对法治的概念有着各种各样的不同表述，但其本质观点几乎无一例外地把制度视为法治的重要内涵。下面，我们不妨循着法学家们的法治思想，首先了解和认识制度与现代法治之间的关系。
有的观点认为：“我们所讲的法治，其核心问题是依法办事。同时，它作为一种治国的思想、方式和体制，又直接涉及政治体制与司法制度”1另一种观点认为：“法治应是以民主为前提和目标的依法办事的社会管理机制、社会活动方式和秩序状态。它包括以民主作为前提和目标的依法办事的观念、原则、制度、组织和过程”。2有人则直接指出了制度在法治中的地位与作用：“法治的主旨在于依据一定的价值观来构件社会的基本结构和行为方式（运行机制），形成以法律制度为主导的有序化模式。因而，从形式的意义上说，法治就是人们对社会的一种制度设计和安排，即对权利、自由、义务、权力、责任等进行合理分配。”3
……
透过制度与法治的关系，可以提出如下的命题：制度是现代法治的要素与构成，制度权威则是现代法治追求的重要目标。对此，不妨略加展述：
（1）法律制度是法治的核心要素。众所周知，一国要法治作为其治国方略，首先要有比较完备的法律体系和法律制度。而法治指向的广阔领域与层面，无一不是以法律制度、法律规定、法律观念、法律方法和法律精神为中心。法治的进步，永远都是与各种法律制度的发展完善紧密相连的。从这个意义上看，法制是启动法治的基础和推进法治的基本手段。由于法治的内涵大于法制且与法制之间存在互动的特性，法治进步的同时，也可起到促进法律制度完善的作用。
（2）非法律制度也是法治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中的习惯、道德、惯例、风俗等从来都是一个社会的秩序和制度的一部分，因此也是其法治的构成部分，并且是不可缺少的部分”。4事实上，法治并不排斥非法律制度，各种非法律制度在法治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也绝不亚于法律制度所起的作用。法律制度只是一种重要的社会制度，由于法律本身及其功能或价值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它在社会生活中产生的作用也是有限的。由于法律制度与其他社会制度之间存在有机联系与相互制约，离开了其他制度的配合与互动，法律制度就会陷入孤立境地而难以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只有将法律制度与各种非法律制度机结合起来，才能造就适合现代法治的社会土壤或条件并满足法治的基本需要。庞德说：“法学家们现在所称的法律秩序——即通过有系统地、有秩序地使用政治组织社会的强力来调整关系和安排行为的制度”。5在这里，制度甚至与法律秩序划上了等号。在庞德的眼里，法律秩序不外是一种制度安排结果。
（3）制度权威是现代法治追求的重要目标。制度只是法治的核心组成部分和进行法治的基本手段，而并非法治追求的主要目标或根本目的。“徒法不足以自行”，法律权威是保障法律得到实施的内在的和最基本的动力源，而法律权威无疑也是制度权威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制度产生并承载规则，而规则的贯彻则依赖于制度权威。推进现代法治，仅满足于建立相对完备完善的制度是远远不够的。法治秩序的形成和法治目的的实现，完全取决于一国能否对各种制度进行有效利用。而制度能否起作用，则直接取决于制度本身是否有权威。如果我们把制度比作现代法治的土壤，那么制度权威便是现代法治的果实。法治的过程，其实也是不断追求和树立制度权威的过程，法律至上和制度至上的法治理念应贯穿始终。制度权威是逐渐堆积的，它是推动法治进步的一种内在的、隐性的但非常巨大的动力。没有制度权威，法治就难以向广度深度推进，法治的终极目的也无法实现。
制度权威的法治意蕴，产生在制度与制度权威之间和制度与法治之间内在逻辑关系的基础之上。深入发掘制度权威的各种法治意蕴，可以深刻认识制度的本质和培植正确的法治理念。具体地说，探讨制度权威的法治意蕴的具有如下几方面的重要理论实践意义或价值：
（1）有助于转变传统的制度观。即从单纯注重制度建设的片面制度观转变为制度建设与制度权威并重的现代法治（制度）观。无规矩不成方圆，但仅有规矩是远远不够的。如果没有制度权威，再好的制度也毫无价值或形同虚设。法治秩序需靠制度和规则维系，而制度权威则是制度中的规则、权利、义务等获得贯彻执行的前提与保障。没有制度权威，便不可能产生法治秩序所必须依赖且一般制度都需要具备的制度特性：连续性、稳定性和公正性。制度权威的法治意蕴在充分展示制度在现代法治中的重要地位与价值的同时，也能促成人们的传统制度观的转变，树立形式与本质相统一的现代完整制度观。
（2）丰富法治方法论。制度权威的法治意蕴，体现或隐含着科学的法治方法论。它可以为法治实践中的制度设计、制度确立、制度适用、制度利用、制度评价和制度遵守等提供科学的方法论指导，保证各种制度最大限度地发挥其在现代法治中的作用或价值。例如，制度权威可以防止权力滥用和预防腐败，这一法治意蕴，可以在法治实践中充分展现与利用。如利用制度界定权力权利大小和划定权力权利边界、约束权力权利行使、以制度预设的轨道规范权力权利的有序有效运行、把制度视为判定权力权利行使是否得当的标准、注重利用法律制度及规定打击惩罚各种腐败性犯罪行为等，使各种制度作为反腐败的治标治本方法或手段。
（3）指引法治目标与方向。如何正确认识制度权威的法治意蕴，牵涉到制度建设的平衡问题与对法治实践的反思。充分认识制度权威的法治意蕴，可以准确划定法治（制度）工作重心，避免法治实践迷失方向和陷入误区。制度权威的最高表现并不在于制度对主体的强制力或约束力大小，而是在于人们对制度的普遍信仰信赖和自觉遵守，它也是法治信仰的构成与表现。而促使人们养成自觉遵守制度的良好意识与习惯，进而形成正确的法治观，则是从形式意义的初级法治进入实质意义的完善法治的不可缺少的前提条件。正因为如此，我们有理由将树立、展现制度权威作为今后相当长时期内的法治目标与工作重心看待。
（4）有利于与人治传统与行为作斗争。个人服从制度还是制度受制于个人，这是区分法治与人治的一个重要的分水岭。“人治主义的核心思想是反对确立法律的最高权威，确信只有让国家的治理者尤其是最高统治者握有不受或不完全受法律限制的权力，才能建立起合理的社会秩序。”6与人治模式假想的“人性善”观念不同，现代法治是建立在“人性恶”的假说上的，它是最客观、最现实和反人治的先进治国模式。揭示和宣扬制度权威的法治意蕴，不仅是维护法律权威的客观要求，也是与人治传统与行为作斗争的基本方法。
二、制度为什么有权威？
1989年9月，邓小平在会见李政道博士时指出：“我历来不主张夸大一个人的作用。这样是危险的，难以为继的。把一个国家一个党的稳定建立在一两个人的威望上，是靠不住的，很容易出问题”。71992年，邓小平同志又谆谆告诫全党：“还是要靠法制，搞法制靠得住些”。8在这些言论的背后，实际上隐藏着一个非常重要的命题：制度比个人更可靠。支撑这一命题或论断的基本理由是：制度有权威并且大大高于个人权威，制度权威更适合现代社会管理模式并代表着社会发展的潮流方向。
从词义上分析，制度有两大含义：一指“要求大家共同遵守的办事规程”，二指“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体系”。9据此，人们可以这样理解，各种制度其实就是规范特定主体行为并形成秩序的事物。人们对社会制度的宏观了解，可以通过对制度的分类分析获得。从内容上看，有政治、法律、经济、军事、文化、教育、宗教等制度；从主体上看，有政党、团体、法人和个人等制度；而从制度层次上分析，则有国家、社会、党团、行业、单位和团体等制度……此外，还可以从效力范围大小、制定主体、立制宗旨目的、规范性质和制约方式方法等角度进行划分。在不同类别制度中，还可以进行多层次的、更具体的细化划分。所谓制度权威，是指特定制度具有使人信服的力量和威望。制度之所以有权威，是因为：
（1）制度是各种社会规范的载体。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曾经出现、存在并正在不断产生着越来越多的形形的具体制度。在现代社会里，自然人既是独立的个体，也是必须接受社会规范约束的社会人。各种形式各异的具体制度，纵横交错，涉及到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与角落。但不管如何，这些制度不外是各种社会规范与行为规则的载体。这些社会规范与行为规则在其产生、变化和发展过程中已逐渐形成了某种内在约束力，即权威。制度在承载社会规范的同时，也很自然地接纳了社会规范所包含的权威，如政治权威、法律权威、道德权威、宗教权威、学术权威和技术权威等。相当一部分制度权威直接来源于特定的社会规范及行为规则，它不过是通过制度反映出来而已。因此，制度权威也是社会历史、社会文明和社会正义的精神传承，且与制度尊严唇齿相依。
（2）好制度代表了绝大多数人的意志与利益。制度有良莠之分，好制度是社会进步的助推器，而坏制度则是阻碍社会发展的绊脚石。科学、文明而公正的制度反映了人类文明并代表了制度指向的绝大多数人的意志与利益，能够得到人们的自觉拥护与遵守，这是制度权威产生的根源所在，现代法治为好制度的生长创造了越来越好的的条件与环境。相反，那些根据个人或极少数人意志产生的坏制度，由于与大众意志利益背道而驰，其施行只能靠强权维持，制度权威根本无从谈起。从历史发展观上看，淘汰坏制度是一种必然的社会选择，而好制度则会越来越多，制度权威也会日益彰显。
（3）制度实施有保障。制度权威还意味着制度的实施是具有保障的，这些保障包括法律保障、社会舆论监督、道德评判、传统习惯力约束和主体的自觉遵守等。这些保障中，既有法律保障，也有非法律性保障；既有有形保障，也有无形保障（如习惯力、道德和名誉等）；有强制性保障，也有非强制性保障；有制度内保障，也有制度外保障；有物质性保障，也有非物质性保障；还有制度之间的互相保障等。在其中，法律保障及社会道德保障一直发挥着主流保障作用。尤其是，法律权威正成为防止、抵制人治和人性恣意的大克星。人们对制度的自觉遵守和普遍养成尊重制度权威的习惯，也为制度权威的普遍确立提供着越来越强大的精神与行动支持。
（4）制度约束个人权力权利。在现代社会里，个人只是权力的行使者或权利的享受者。制度产生（承载）权力权利，当然也约束权力权利，现代法治不允许存在超然于制度之上的权力与权利。邓小平同志明确指出：“我们今天所反对的特权，就是政治上经济上在法律和制度以外的权利”。10制度是社会管理的基本方法与手段，个人的管理才能只有通过制度才能得到充分的发挥。法治社会承认存在个人权威，但制度高于个人，制度权威也高于个人权威。从个人权威的构成上分析，除人格力量外，个人权威主要来源于制度权威。换言之，个人权威是建立制度权威（如相关职权职务产生的权威）之上的。没有制度权威，就不可能有个人权威。从公信力、约束力和影响力上比较，个人权威则永远无法与制度权威相提并论。由于个人权威存在局限性，个人权威不能也不可能对庞大的社会管理体系形成全方位的影响，而制度权威更适合现代社会管理模式并主宰着人类历史发展的潮流与方向。没有制度权威，权力权利就很容易被滥用，其造成的危害比无制度或制度缺损造成的危害还要大。制度权威高于个人权威，个人权威必须无条件地服从制度权威，这是最基本的法治观。
那么，为何制度权威在我国未能普遍树立并充分展现呢？笔者认为，主要原因有三：其一，人治观念没有完全被法治观念所替代，制度权威与个人权威错位，社会管理对个人权威特别是对各级各部门的主要领导人的权力权威依赖过大。制度虚置、制度扭曲、对抗抵制（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朝颁夕改、搞特殊化、制度异化和制度权威意识薄弱等问题的出现，不外是人治观念行为在现实生活中的反映和制度权威与个人权威错位的结果。一个最典型的例证是：民主集中制向来被公认为一项很好的约束权力的政治制度，但由于制度权威没能真正树立起来，从而使这一制度的价值与作用并没有在我国得到充分的发挥；其二，各种客观因素对制度权威构成制约。包括历史、体制、政治、经济和立制技术等方面的因素。由于制度在性质、层次、目的、效力大小及范围、实施方式方法和约束方法等方面存在差异，制度难以形成体系、形式等方面的统一。制度滞后、制度不科学和制度的规范难度大，致使制度权威往往在不同制度的冲突或外力的不当干预中消减，制度的优越性也因此没能得到充分体现；其三，制度保障机制不健全。主要表现为：很多制度没有制定相应的制度保障措施、不注意利用法律道德手段设置制度保护屏障、具有自身特点的有效的制度保障措施没有被挖掘利用、只重视权力权利设定而忽视义务职责设定、制度之间的互相保障重视不足、制度保障方法单一和制度保障缺乏足够的物质支持等。
三、如何树立与展现制度权威？
既然制度权威是现代法治的基本目标与价值取向，那么，该怎样树立和充分展现制度权威呢？笔者认为，应从以下几方面着眼：
（1）确立完备的好制度。完备的好制度是制度权威产生的基础，没有良好的制度建设，制度权威便会成为空谈。法治既然必须以良法为基础，法治所依赖的各种制度也必须是好制度。否则，法治的优越性便无从谈起。制度建设必须坚持质量相统一，不仅要重视量的积累，而且要注意质的提高。在合法性基础上，判别制度的好坏，要看制度有无确立的必要性，制度是否具有科学性、公平性、稳定性和民主性。制度具有合法性基础或不违反法律规定的精神是制度产生权威的最起码条件与前提，各种制度的建立还必须符合道德特别是社会公共道德规范的要求。制度的设计、产生、修正和废止都必须遵守事先确立的程序，保证制度产生的民主化和代表大多数人的利益，绝不允许制度因个人特别是领导人的意志改变而改变。制度的立、废、改要及时，以免落后陈腐的制度妨碍法治的铺开与推进。要重视形成制度协调机制，应对制度冲突等问题。要防止坏制度生成或出现，形成科学的制度评价与取舍机制既必要也迫切。
（2）不折不扣地执行制度。制度得到贯彻执行，是制度权威的外在体现和制度权威发挥作用的结果。制度约束个人抑或个人决定（变更、废止）制度，是区分法治与人治的重要分水岭。客观地说，任何一种制度都可能存在一定缺陷，但这并不能作为随意避开制度约束的借口。应当看到，制度被蔑视、被架空和被破坏的危害远远比制度缺损（或没有制度）的危害大。从权力滥用现象上分析，个人权力膨胀与滥用往往不是因为制度缺损或缺乏制度约束。恰恰相反，而是由于制度被蔑视、被践踏、被扭曲和被弃用的结果。故在制度的执行中，要不折不扣地坚持这样的法治理念：制度指向的一切对象都有义务遵守制度规定，不允许制度之外的特权存在。制度的执行不能因人而异，一切破坏制度的行为都应当受到应有的制裁或处理；不允许随意以一新制度架空未经正当程序废止的旧制度；不能随意中止制度的执行；制度的执行不能突破法律道德的底线；以客观、平等和公正作为执行制度的一般原则，等等。
（3）健全制度保障机制。个人权威凌驾于制度权威之上和践踏制度，是专制社会中人治现象的再现，与现代法治精神格格不入的并为制度权威所不容。相对完备的制度保障机制包括两大方面：一是制度内的保障机制。即通过制度本身的规定保障制度得到遵守和执行，如规定完善的执行监督措施和必要的惩罚机制等，充分利用制度内含的强制力和约束力保障制度的执行；二是制度外的保障机制。即利用其他制度的强制力和约束力保障制度得到有效实施。没有完备的制度保障机制，就不会有制度权威。建立完备而有效的制度保障机制，是以制度权威取代个人权威是积极推进法治的需要。预防、减少与规制践踏制度的恣意与行为，是制度权威的内在要求与制度保障机制的根本目的所在。
（4）强化法律权威及意识。法律权威是制度权威的核心与关键，要以法制建设为契机，以法制建设带动其他相关制度的建设与完善，通过树立并强化法律权威并以法律权威带动、壮大其他制度权威。强化法律权威，必须从立法、执法、司法和守法等诸多环节上加以体现。立法时要为法律权威的产生创造条件，力求法律的科学、公正与稳定。法律权威的树立，“最根本的就是要注重法律自身品质的‘修养’。只有具有优良品质的法律，才真正具有权威，才能产生强大的内在影响力”。11；执法和司法关键在于合法与公正，严格保证法律的实施特别是法律精神的贯彻，维护法律的尊严；采取各种途径和措施提高公民的法律素质，是制度权威普遍确立与展现的关键。要知道，公民自觉遵守法律才是法律权威得到极至发挥的表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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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治理法治保障篇10
时代呼唤法治，人民期盼法治。执政兴国，离不开法治支撑；社会发展，离不开法治护航；百姓福祉，离不开法治保障。法治国家，既是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客观要求，也是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确保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保障。
近年来，在治国理政的思路里，法治始终是关键词。党的十八大以来，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瞻远瞩、审时度势、运筹帷幄，坚持中国特色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将法治确立为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把全面依法治国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使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党和国家各项工作关键环节、重点领域、主攻方向更加清晰，内在逻辑更加严密，这对推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迈上新台阶提供了强力保障。
一、法治社会是构筑法治国家的基础
国家要走向现代化，必须走向法治化。全面依法治国，健全强有力的“法治”才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实现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保障。
法治社会建设在全面依法治国中具有重要意义。全面依法治国是一个系统工程，要整体谋划。要坚持全面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要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依法治国既包括对执政党、国家机关的要求，也包括对全体人民的要求；既包括对政府的要求，也包括对社会的要求。缺少其中任何一个方面，依法治国都是不全面的。
毫无疑问，对于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依法治国意味着改善执政方式，提高执政能力，实行依法执政；对于立法、执法、司法等国家机关，意味着依法履行职权，不得滥用权力。但是，法治国家建设不限于此，法治社会是构筑法治国家的基础。只有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没有全民守法；只有法治政府，没有法治社会，都建不成法治国家。
二、法治社会建设必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法治社会建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必然要求。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是一个管总的东西。全面依法治国，必须走对路。我国法治社会建设必须牢牢把握正确的政治方向，它不是和西方法治模式相适应，不是要建立一个同党和政府抗衡的社会力量，而必须以法治思想为指导，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基层自治制度等一系列领导制度、根本制度、基本制度和重要制度相配套，把这些制度落实到基层，在法治社会建设中得到体现。法治社会建设体现的不是西方的分权制衡模式，而是要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从我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实践中探索适合自己的法治道路，同时借鉴国外法治有益成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为社会治理打牢法治基础。
三、法治社会建设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民惟邦本，本固邦宁。人民安居乐业，国家才能安定有序。一切为了人民，作为中国共产党建设法治中国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体现了人民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中的主体地位，是一座引领法治中国建设航船不断前行的鲜明航标。党的十八大以来，司法为民的理念贯穿于法治中国建设全过程，司法机关把人民群众的事当作自己的事，把人民群众的小事当作自己的大事，从让人民群众满意的事情做起，从人民群众不满意的问题改起，让公平正义渗透到人民群众工作生活的各个方面，让每个公民都能感受到公平的佑护、正义的阳光。
法治社会建设体现以人民为中心的指导思想。法治社会建设最广泛、最深厚的基础是人民，必须坚持为了人民、依靠人民。要把体现人民利益、反映人民愿望、维护人民权益、增进人民福祉落实到法治社会建设的全过程和各方面。要积极回应人民群众新要求新期待，系统研究谋划和解决社会建设领域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用法治保障人民安居乐业。法治社会建设要贯彻法治思想，法治社会建设人民参与，成效人民评价，成果人民共享，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我国法治社会建设，着眼于增强全社会法治观念。增强法治观念不仅仅是执政党、国家立法、执法和司法机关的事，它也是人民群众自己的事。只有在广大人民群众中增强法治观念，人民自觉尊崇、信仰和遵守法律，才能使自己真正能够成为国家和法律的主人，使用法律武器，维护国家、集体和个人利益。增强全社会法治观念，要深入宣传宪法，弘扬宪法精神，增强宪法意识，实现宪法宣传教育常态化；普法工作克服形式主义，要在针对性和实效性上下功夫，要密切结合与人民群众利益紧密相关的法律法规；要加强青少年法治教育，把法治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要加强企业的法治教育，引导企业树立合规意识；要加强社会热点案(事)件的法治解读评价，传播法治正能量；要大力加强法治文化阵地建设，有效促进法治文化与传统文化、红色文化、地方文化、行业文化、企业文化融合发展；要健全以“谁执法谁普法”为主的普法责任制，实现国家机关普法责任制清单全覆盖，把案(事)件依法处理的过程，变成全民普法公开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