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治理新体系篇1
关键词：社会体系新思考
中图分类号：D2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9082（2014）03-0340-01
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明确提出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提高社会治理水平的新要求从社会管理转向社会治理是我国社会管理从理念到体制的创新，是适应新形势下我国社会结构和社会组织形式发生深刻变动、社会管理环境发生深刻变化的需要，说明我们党对社会发展和社会建设规律的认识和把握有了一个新飞跃。
一、创新社会治理体系的重要意义
1.创新社会治理体系，是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根本途径。我国正处于经济转轨、社会转型期，经济体制的深刻变革，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的深刻调整，思想观念的深刻变化，这些既给经济社会发展进步带来了巨大活力，也使社会管理面临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在新形势、新特点面前，我们原有的社会管理体制机制和方式方法，已经不能完全适应新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深入研究现阶段社会建设的客观规律，创新社会治理的思路和方法，提高社会治理的效能和水平，并且要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及时发现和解决现实中存在的突出问题，从而有力地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2.创新社会治理体系，是提升社会治理水平的必然选择。社会建设水平的高低、社会管理能力的强弱，是衡量和检验执政能力、执政水平的一个重要标志。应当看到，随着经济社会加快发展和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经济结构、社会结构、组织结构、人员结构都在发生深刻变化，原有的社会管理体制和管理模式有些已不适应、不符合时展的需要，人民群众以及不同的社会群体对社会管理和服务的需求越来越多元化，而现阶段社会管理又面临着许多新矛盾和新问题，从源头上如何解决好一些地区和部门出现的管理分散、多头管而又不管、管不好、社会管理工作中存在的缺位、不到位以及社会管理现有的资源和力量整合等问题。这些都需要在加强社会建设、推进社会治理创新的实践中认真改进和完善。
创新社会治理体系，是满足人民群众期待的重要举措。创新社会治理，是回应和满足人民群众新要求新期待的一项重要举措。社会治理与人民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直接关乎服务民众、改善民生、促进民和、维护民利、保障民安的重大责任。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人民群众越来越期待社会和谐、社区平安、民生改善。社会治理创新，就是要使人民群众安居乐业，让人民群众通过高效、有序的社会管理，感受到社会的和谐稳定和文明进步。
二、创新社会治理面临的问题
1.人民内部矛盾易发多发。一方面，矛盾主要集中在农村土地征收征用、城镇房屋拆迁、国有企业改制、涉法涉诉等领域，因劳资纠纷、医患纠纷、环境污染、非法集资、股市房市投资受损等引发的矛盾明显增多。另一方面，矛盾涉及各行业各阶层，既有农民、城镇居民、职工、离退休人员、个体工商业者、学生，也有军队退役人员、原民办教师、老村干部、老知青等特定人群。
2.从社会层面看，改革开放以来的最大变化是，计划经济时期，我国实行以“单位制”和城市街居、农村社队相结合的基层社会管理模式，党和政府主要通过单位、街居、社队联系群众、整合社会利益、调节社会矛盾。现在，机关和企事业单位等承担的社会管理职能大部分已经剥离出去，越来越多的人由“单位人”变成“社会人”。非公有制经济组织、社会组织快速发展，城乡流动人口大量增加，新的社会阶层不断出现，导致城乡结构、就业结构、人口结构、居住结构等发生重大变化。
3.从思想文化层面看，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差异性明显增加。一方面，人们的公平意识、民主意识、权利意识、法治意识、监督意识不断增强。另一方面，部分社会成员思想道德失范，有些人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发生扭曲。
4.从工作层面看，一些部门和地方经济建设一手硬、社会管理一手软问题仍然不同程度存在，面对新情况，过去行之有效的管理理念、管理制度、管理手段、管理方法已经难以完全适应。
三、如何深化改革创新社会治理
首先，要改进社会治理方式。要基于对政府与社会、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的科学认识，对传统社会管理方式实行重大变革，实现社会治理方式的转变。按照《决定》要求，要坚持系统治理，使治理主体从政府包揽向政府主导、社会共同治理转变；要坚持依法治理，使治理方式从管控规制向法制保障转变；要坚持综合治理，使治理手段从单一手段向多种手段综合运用转变；要坚持源头治理，使治理重心从事后处置向源头治理转变。
其次，要激发社会组织活力。我国社会组织主要包括社会团体、基金会、民办非企业单位等，这些社会组织是社会治理的重要主体和依托。现在我国已经有50多万个社会组织，单从数量上看确实有很大的增长，但是人均数量在世界上还算很少的，而且一些社会组织质量不高，很多仍是“官办、官管、官运作”。在社会建设方面，要真正做到“市场能办的就放给市场，社会可以做好的就交给社会”，必须进一步激发社会组织活力。要正确处理政府和社会的关系，创新社会组织培育扶持机制，形成政社分开、权责明确、依法自治的现代社会组织体制，充分发挥社会组织在促进经济发展、繁荣社会事业、创新社会治理、提供公共服务等方面的重要作用。
再次，要建立健全体制机制。社会是一个复杂的系统，社会治理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更不能顾此失彼、本末倒置，而要注重整体性、系统性、协调性，这就要着眼于建立健全社会治理的体制机制。要建立健全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畅通有序的诉求表达机制、便捷有效的心理干预机制、广泛覆盖的矛盾调处机制、坚强有力的群众利益保障机制等等，通过建立健全科学完善的社会治理体制机制，保证社会善治常态化、长效化。
参考文献
[1]叶笑云，许义平.基层社会治理体系与社会管理创新――以宁波市为研究对象[J].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学报，2012，05：5-12.
社会治理新体系篇2
一、引言
2013年7月，在武汉市召开的征求对全面深化改革的意见和建议的座谈会上，提出：“要通过社会体制改革创新”来充分调动各方面积极性，最大限度增强社会发展活力，充分发挥人民群众首创精神，使全社会创造能量充分释放、创业活动蓬勃开展。从而达到进一步增强社会发展活力，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目的。这里没有用“社会管理体制创新”概念，而是首次提出了“社会体制改革创新”的概念。随后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要推进社会领域制度创新，加快形成科学有效的社会治理体制，确保社会既充满活力又和谐有序。其实从2004年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加强社会建设和管理，推进社会管理体制创新”，社会管理创新开展了已有十年时间，取得了很大进步，但是实践表明以前的创新很多还是主要依赖党委和政府进行社会管理的模式，对于社会协同和公众参与方面关注得不够，忽视社会力量作用。很多社会管理创新中社会组织和群众不仅难发挥社会管理主体的作用，在实践中他们反而往往成为被加强管理的客体，创新变成政府维稳机制创新。通过这些创新强化政府力量的存在固然可以提高政府的动员能力和反应能力，但是这种能力的使用过度，就会产生很多负面效应，一旦出了问题就要政府承担所有的责任，而且政治动员过度还会导致对自治制度和法制的破坏，最终导致国家和社会、政府和人民之间关系的对立化，社会管理的成本越来越高。
正是认识到这个问题，用了“社会体制改革创新”提法，这种提法表明了要突破以前政府本位思想的管理机制创新，要在大的社会领域制度体系进行治理体制创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直接提出要“推进社会领域制度创新”，并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我们知道整个社会体制内包含了企业、政府组织与社会三大部门，一般企业很难成为社会治理的主体，因此政府和社会部门就成为了社会体制改革创新的两大基本力量。要进行社会体制改革创新，就是要对这二者关系进行创新，发挥社会部门中公众和社会组织的主体地位作用，激发他们的积极性，从而避免以上所述问题。本文拟从国内基层管理创新典型模式的分析出发，探索社会体制改革创新中政府与社会关系的发展路径。
二、目前我国基层创新的五种典型
模式分析
（一）我国基层社会治理体制创新的五种典型模式简述
1.青岛市南区模式
以2008年奥运会安保为契机，青岛市在市南区推行了以“街道转型”改革为主要特征的基层社会管理改革。为了使社区能够有足够资源和权威行使的社会管理职能，提供公共服务，区政府的人、财、权、物下沉到街道，街道的人、财、权、物下沉到社区。“街道转型”改革最重要的一环是在社区设立社区工作站，街道党工委委员下到社区去当社区工作站站长，对社区工作负总责，并在社区工作站配置公务员、事业单位编制岗位，社区工作站也具有了相当的行政职能和行政资源。工作站和社区居委会“机构分设，合署办公”，社区工作站提供了从组织、维稳，到卫生、民政等服务，居民基本上不出社区就可以满足他们基本需要；居委会的配合社区工作站工作，发挥居民与工作站桥梁的独特作用。[1]
2.成都锦江区模式
2008年开始，成都锦江区推行社会管理“大变革”：第一方面，从街道办事处职能改革做起，以行政区划调整为契机，把街道的经济职能剥离出来，强化街道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责，并增加投向基层公共服务的财力，2010年就投入25.2亿元，占区财政支出70.6%。第二方面，推进社区治理机制改革，剥离社区原来承担的行政职能，使其变成了真正的社区自治组织。成立社区居民代表大会，建立居民代表常任制，形成居民代表大会决策、居民代表会议工作委员会监督、社区居民委员会执行的自治格局。第三方面，该区进行制度革新积极培育社会组织，鼓励和引导社会力量参与社区建设。2010年专门安排200万元专项经费大力扶持社会组织建设，区和街道办事处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项目51个，金额达1350万元。
3.广州模式
近年来，按照建设“大社会、好社会”的总体要求，借鉴香港、新加坡经验基础上，广州在基层社会管理创新中进行“政社分开”，厘清政府与社会、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关系，激活社会的自治功能，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社会体制。首先，强化街道管理和服务的职能与队伍建设，着力建设街道的“一队三中心”，并向社区延伸；其次，培育发展社会组织使其参与社会治理，推广政府购买服务。广州在街道建立社区综合服务中心，该中心负责为社区居民提供全面的社会服务。政府用一种官办民营的方法，通过资助、拨款、购买服务等方式委托专业社工组织承接社区综合服务中心，通过社工为社区居民提供各类专业、优质服务。近3年来，以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试点和社区综合服务中心建设试点工作为依托，市、区两级财政投入超过1亿元购买社会服务。第三，强化社区居委会的自治功能，推动社区居委会直选，完善政府与社区居民意见通道，推动社区居民有组织、有秩序地志愿积极投入到社区管理服务中来。[2]
4.安徽铜陵官山区模式
自2010年7月以来，该区将原6个街道办事处和49个社区工作站整合为18个社区公共服务中心，撤销街道办事处，实行区直管社区，减少管理环节，实现一级政府两级管理。整合后的新社区，建立起以社区党工委为核心，社区居委会、社区公共服务中心、各类社会组织为支撑的整体架构。社区党工委直接隶属区委管理，主要承担社区范围内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职责；将原街道党工委及群团、武装等部门职能和原街道办事处相关公共管理、服务、部分审核审批等职能下放到社区，在社区公共服务中心统一设置综合事务、民政事务、人口计生、综治维稳信访等7个专业服务窗口，接受社区党工委和社区居委会的统一领导和管理，对进驻社区的事项实行“一厅式”审批和“一站式”集中办理，最大限度的简化办事程序。[3]
5.福安阳春社区模式
为了解决社区作为社会治理主体在社会管理和服务中资源和能力不足的问题，在街道支持下，由社区两委自发对驻在社区的各种社会资源进行整合，推动多元社会治理创新，为居民提供“六贴近六服务”的贴心服务。该模式的具体做法是：首先，在公共服务方面社区成立服务中心、老年服务中心，进行网格化管理和贴近服务，使矛盾化解在萌芽状态；其次，在社区支持下成立了16个社区文体社团队，志愿服务组织和义工队伍3支，发动群众参与社区管理和服务；第三，为了弥补社区在公共服务建设方面资源不足的困境，社区通过构建“大党建”格局、利益共享机制、社区与单位互相支持等方式，争取驻社区企事业单位在人员、资金、场地、设施等方面支持社区服务，极大改善了社区公共服务水平。[4]
（二）典型模式中政府和社会关系创新的逻辑理路分析
1.不同模式中政府和社会两种力量变革状况
为了深入研究不同创新模式背后政府和社会关系状态，我们尝试在坐标系统中对这些模式进行细分。把在社会治理中政府力量发挥作用情况看作是横坐标并用X轴表示，X轴从左至右代表政府力量在基层社会治理中作用从小到大，原点x0表示政府基本没有积极发挥作用；社会力量发挥作用情况看作是横纵并用Y轴表示，Y轴从下往上代表社会力量作用从小到大，原点y0代表社会力量基本没有发挥积极作用。为了能够很好的对以上众多模式进行坐标定位，在坐标系统中，分别对纵坐标进行横向平移1单位，获得社会力量Y′轴，对横坐标进行纵向平移1单位，获得政府力量X′轴，这种位移本身并不影响横纵轴本身数值。这样就获得了四个轴，在坐标中，X轴与Y轴相交于a（x0，y0）点，这个点上政府与社会力量都基本没有发挥太多积极作用；X轴与Y′轴相交于B（x1，y0）点，这个点上政府力量发挥了一定作用，社会力量基本没有发挥积极作用；X′轴与Y′轴相交于C（x1，y1）点，这个点上政府与社会力量都得到加强，发挥了积极作用；X′与Y轴相交于D（x0，y1）点，这个点上政府基本没有积极发挥作用，而社会力量得到加强，积极参与社会治理。这样把整个坐标分成从Ⅰ-Ⅶ的七个区间，每个区间表示政府力量与社会力量关系的不同状态，进而代表一种基层社会治理创新模式。通过对上面几个基层社会治理创新模式中政府力量和社会力量关系情况进行抽象，我们发现可以把这些模式和坐标中相应的区间进行对应，从而把这些模式进行细分。
2.不同模式创新的逻辑理路比较分析
1）传统基层社区治理模式――“弱政府弱社会”状态
i区间表示在基层社会管理中，政府和社会（包括社区和其他正式社会组织）都有通过正式途径发挥作用，但是作用发挥都较少（0
2）青岛市南区模式和铜陵官山模式――强政府弱社会模式改革
iii区间内政府和社会力量关系就进行了创新。这区间内，为了迅速提高对社区的管控和服务水平，在社区治理领域，政府力量大大加强（X>1），公共权力向自治领域不断延伸，挤压了原来社区自治组织的活动空间，使得原本就较弱的社会自治力量变的更弱（社区自治组织独立发挥作用Y≈0）。根据前面的描述，我们认为铜陵铜官山模式与这种情况类似，该区在基层社会管理中，把街道撤销，原属街道的部分公共权力向自治领域延伸，在整合原来社区自治组织的基础上，成立了新型社区组织，全面负责社区管理和服务工作。实际上这个新型社区不再单纯是一个社区自治组织了，而变成了一个“小街道”。但是在这个过程中社区自治组织自身都被新型社区组织兼并。Vi区间与Ⅲ区间相比，在社区治理领域，公共权力向自治领域不断延过程中，政府力量也是大大加强（X>1），但是前者不同的是，后者在这个过程中社区自治组织没有被完全兼并，而是保持独立存在，但是其作用被弱化（0
这两种模式属于典型的政府主导、社会协助模式，也就是“强政府弱社会模式”。在这里我们看到的相同的改革逻辑是：在加强社会管理理论引导下，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是完成对社会管理的强化任务，而政府认为基层社区自治组织无法很好的完成这个任务，因此重新设定了政府与社会关系，强化政府责任，弱化社区自治地位和作用。这两种模式标志着政府从后台走到前台直接对社区进行治理，这种调整反映的是政府和社会组织不是对等的民法关系，是一种政府和社会力量的纵向调整，典型的政府主导社会管理、社会协助社会管理的模式，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本质上变成加强政府在基层社区的存在。
这两种改革，有两个隐含的预设，一个是政府对把社区自治组织看作是自己的附属物，因此其也是社会管理的一部分，但是政府又对其参与社会管理的能力不尽信任，因此要加以改造，使其变成社区公共权力组织；二是政府认为改造后的社区内公共权力组织不仅能够像原来社区自治组织那样充分了解居民的多样需求，能够提供多样化服务，而且社区公共权力部门由于掌握公权力和公共资源，可以更好的提供管控和公共服务供给。
这种模式的结果是，一方面，由于社区工作站等社区公共权力部门比社区自治组织掌握等多的资源，所以在其治下社区公共服务水平明显提高，提高了居民满意度，增强了这种变革的合法性。在加强服务的基础上，也强化了社区管控水平；另一方面，这种模式导致公共权力对社区自治领域的侵入，社区自治组织从原来基层政府的附属物变成政府在社区公共权力部门的附属物，政府的力量直达社区，当社区居民可以方便地在社区里享受原来要到街道才能享受的各项公共服务时，他必然要面对“政府”的在场，这种状况一定程度上会压抑“社会”的自我发育。公共权力的触角延伸到社区，固然可以提高政治动员的能力，但是这种能力的使用过度，会产生很多负面效应，一旦出了问题就要公共权力承担所有的责任，形成政府与社会的冲突。
3）成都模式和广州模式――向“实现强政府强社会”模式转变
V区间和Vi区间内，在社区治理领域政府和社会力量也进行了创新性重置，与青岛模式和安徽模式不同的是，这两个区间的社区治理中，政府力量大大加强（X>1），与此同时社会力量的作用也得到加强（Y>1），在这两个区间，政府一方面通过改革政府机构和完善公共服务职能，提高社区管制和服务水平；另一面通过增加公共服务财政投入等方式凸显政府在社会管理和服务中的主导任同时，又没有完全依赖将公共权力的触角深入到社区自治领域的方式来实现基层管理和服务，社区自治组织的自治功能没有被明显弱化，相反政府通过购买服务等方式鼓励社区自治组织和其他社会力量的参与社会管理，政府与社会合作完成对社区公共服务的供给。V区间和Vi区间的区别主要是后者社会力量发挥作用后者比前者更多，更制度化，所以我们认为成都模式落在V区间，广州模式落在Vi区间。因为广东省的社会管理创新中政府与社会合作制度化水平更高，这样从上制度上保证了在社会管理创新中政府与社会共同成长，促进政府与社会的长期和深入的合作，广州这么做也得益于长期以来广州对社会组织发展基础比较好，为改革提供了可能。
这两种模式，在强化政府作用的同时，积极提高社会组织发挥作用的空间，虽然这个两个区域中社会力量发挥作用总体要低于政府力量，但是我们认为这两种模式已经出现向“强政府强社会模式”发展的苗头。
这两种模式背后的改革逻辑是：在基层社会管理创新中，政府愿意与社区自治组织和其他社会组织合作，既强化政府在社会治理中的职责，同时又没有替代和弱化社会力量的作用，政府对社会力量是保留了一份尊重。这种调整反映的是政府和社会组织是对等的民法关系，是一种政府和社会力量的横向调整。这两种模式总体而言虽然还没有完全超出“政府主导、社会协助”的模式，但是已经呈现出政府与社会分工协作的影子。一方面，政府认识到社会治理体制改革创新，首先要完善自身职能和机构设置，加强公共服务财政投入，强化政府责任；另一方面，政府没有采取直接接管社区的方式，这是因为政府认识到自身能力不足，因此更愿意隐身于社会组织的背后，把公共服务供给和生产分开，通过协议等方式购买服务，把社会组织推到社会服务的前台，发挥后者优势作用。
这两种模式的改革，有两个隐含的预设：一个是政府没有完全把社区自治组织和其他社会组织看作是社会管理工具，在一定程度上已经认识到他们社会治理机制的主体之一，而且政府对社区自治组织和其他社会力量参与社会治理的能力是信任的，认识到不论是提高基层公共服务水平还是获得基层民意，都离不开他们。政府认为单纯依赖政府无法完成社会治理体制改革创新，政府愿意在变革自身职能基础上，既提升自身在社会治理中的职责，同时又不能替代社会。政府认识到通过社会协同，更好的管理和服务社会；二是要政府认识到要发挥社会组织的作用，首先需要培育和提高社会组织的能力。所以广州和成都在积极完善和强化社区自治组织治理能力，并大力扶持社会组织发展。
这种模式的结果是，一方面，社区管理和服务水平明显提高，居民满意度提升，增强了社会管理创新改革的合法性，这也直接提高了政府对社会的管控水平；另一方面，在社会体制改革创新的改革中，由于倒逼作用，政府基层组织的职能和权责都在改变，像成都街道的经济管理职能弱化，社会服务职能强化；第三方面，社区自治组织治理机制完善和强化，社会力量不断发展壮大为后续“大社会，好社会”的建设提供了可能，为和谐社会建立和社会福祉的增加提供了新的动力，也为社会问题的化解提供了缓冲。
4）福安阳春模式
Vii区间内社区治理中，政府力量发挥基本还是按照传统的模式来进行（01），这种模式下社会力量（尤其是社区两委）成为社区服务供给的积极倡导者和供给组织者。根据前面案例的描述，我们认为福建福安阳春社区模式与这种情况类似。这种模式有点像前面周瑞金所讲的欧美主要国家早期阶段社会管理采用“社会主导、政府协助”的模式，从阳春社区社会管理创新中我们可以看到，在街道支持下的，社区两委积极进行贴近化社区管理和服务，社区两委主动协调各种资源提高社区基层设施和公共服务水平。与其他模式相比，这种模式最大的特点是社区是自治主体，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管理主体，社区自发的主动的进行社区社会治理创新，是一种自下而上的创新。这种模式也证明社会体制中的各种治理主体其实都有完善社会治理的要求，而且可以起到很好的效果。这样印证了所说的，社会治理体制改革创新要“充分调动各方面积极性，最大限度增强社会发展活力，充分发挥人民群众首创精神，使全社会创造能量充分释放”的正确性。当然必须要注意的是这种模式与西方“社会主导、政府协助”也就是“强社会弱政府”模式又有着本质区别：社会自治没有优于政府管理，自治秩序也无法优于强制秩序，因为社区两委的行政化问题并没有解决，2011年暑期笔者专门到该社区做了调研，调研中该社区支部书记、主任李华杰告诉笔者：现在该社区“两委”要处理的事务就有190多项，绝大部分是街道交办的行政性事务，社区自治组织参与社会管理合法性本质上还是来源于街道的支持。
这种模式背后的改革逻辑是：在基层社会治理创新中，社区自治组织负责人具有较强的管理与服务意识，积极主动的整合社区资源，自下而上的进行的社会治理改革创新。而街道等各级政府愿意与社区自治组织合作，政府主通过引导、支持社区自治组织的行为，使得社区治理能人积极性的得到发挥。政府也可以通过较少的财政资金投入可以迅速提升社区管控和服务，这种调整反映的是政府对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积极性的良性回应。这种模式下政府支持下使得作为社会组织的社区居委会发挥了极大作用，但是与广州、成都的“政府主导、社会协助”的模式相比，由于财力和理念的差异，当地政府在社会治理机制创新中发挥的主动型作用相对较小，在社会治理机制创新方面必须的政府结构、职能改变较小。比如阳春社区所属的阳春街道对阳春社区的支持除了在社区争取下的街道每年安排5万元专项资金，街道补助社区的正常的办公经费一年才8000元。
这种模式的改革，有两个隐含的预设，一个是政府认识到由于自身财力物力的限制，单纯靠自身来管控和服务社会是低效的，政府愿意和社区自治组织合作，支持社区两委在基层社会管理与服务方面进行创新；第二，政府对社区自治组织能力是信任的，这种信任主要是基于对社区领导人能力的信任。
这种模式的结果是：一方面，社区自治组织自身得到较大发展，社区管理和服务水平明显提高，居民满意度提升，增强了社会治理体制改革创新的合法性，而且由于社区自发的社会管理创新也间接的提高了政府对社会的管控水平；另一方面，这种变革主要是一种自下而上的变革，是社会治理体制主体中社区自治组织主动性的爆发，主要依赖社区基层组织精英的积极性引导变革，这是一次比较标准意义上的社会治理机制改革。但是这种改革创新具有脆弱性，更多是一种人治，社会体制变革创新需要的其他条件不完备。这也是为什么虽然福安市积极推动全市向阳春社区学习，但是这种模式在其他社区很难推广的根源。
三、社会治理体制改革创新中政府与社会关系的发展路径
社会治理体制改革创新，从本质上讲是一次政府基层公共服务职能转变的革新；是一次从管制向治理的革新，政府要改变自我中心主义，充分尊重社会组织和公众在社会治理中的主体地位，在价值理念的嬗变基础上实现政府和社会关系状态的不断创新。这种政府和社会关系的变革创新要根据当地具体情况，不是能够一蹴而就，要持续不断改革超越。总体上我们认为政府与社会关系良好状态实现一般要经过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强政府弱社会”向“小政府大社会”状态转变
首先我们要承认“强政府弱社会”是对“弱政府弱社会”的变革，是一种进步，从青岛模式安徽铜陵模式中我们也看到改革的效果。然而理论和实践告诉我们：这种模式下政府在一定程度上兼并了社会，压缩了社会的活动空间，一方面会导致社会组织发展缓慢，市场发展需要的大社会体系无法建立，居民个性化的需要无法满足；另一方面会导致政府对社会公共事务的垄断。这种垄断会造成公共物品提供的单一，因此无法满足居民的个性化偏好，形成不满。并且会导致政府规模不断扩大、效率的丧失以及寻租腐败等一系列问题。这种模式下政府要承担无限责任，一旦发生不满，容易直接造成政府与社会的冲突。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社会治理体制改革创新的关键就是要积极推动政府向社会放权，尊重社会的主体地位，在社会治理中政府要尽量隐身在社会背后，社会能解决的问题都交给社会，当社会组织解决不了时候政府才出面解决，向“小政府大社会”状态转变。
要实现“小政府大社会”要做到如下几点：第一，政府要树立“政社分开”的理念，建立“小政府”，“小政府”其实就是有限政府，而“大社会”是指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社会组织体系。只有积极促进“政社分开”，才能为社会组织正常发展提供空间，为“大社会”的发展提供可能。第二，要积极推进政府职能转变。中央政府已经很深刻的认识到这一点，在总理任上第一天，李克强就强调要通过政府职能转变来处理好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关系，把该放的权力放掉，把该管的事务管好，政府工作重点转到创造良好发展环境、提供优质公共服务、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上来。政府管的过多过细，必然超出政府的能力，导致政府管理无效。第三，要通过完善政策法规明确政社权责关系。周瑞金认为：加强和社会管理创新，不是简单等同于社会危机管理和社会问题管理，应当是还权力以规范，要求国家以法律和行政力量给社会一个自治管理秩序，让社会在常态下按照自己日常规范进行自我管理。[1]
第二阶段，从“小政府大社会”向“强政府强社会”的转变
“小政府大社会”是社会治理体制创新不可逾越的的阶段，因没有政府的放权，社会组织发展壮大就没有可能。但是社会治理体制改革创新不是要弱化政府，反而要强化政府责任，政府要做到小而强。这是改革的第二阶段。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认为：“社会的自我管理并不是社会的放任自由，政府首先要对涉及到公共利益的社会领域进行规制，即‘社会的被管理’，其中，社会保障、医疗、教育、公共住房等方面的社会制度建设应该被放在重要位置。”[8]从实践来看，从福安模式中我们可以发现，如果社会治理创新主要依赖社区能人的个人积极性和资源，则这种创新很难复制，一旦社区能人离开了该岗位，则这种创新也很难持续。与其他改革模式下相比，初步呈现“强政府强社会”特征的广州和成都模式在改革中出现的缺陷相对较少，存在可持续发展的可能。
在这两种模式的改革经验基础上，我们认为要实现“强政府强社会”要做到如下几点：第一，要建设“小而强”政府。“小而强”的政府要求政府回归本性，办好该办的事情。在对社会的管理过程中，要坚持以人为本、以法为纲、良法善治的原则，切实保障社会和公众的合法权益，促进社会的公平正义；要强化对涉及公共利益的社会领域进行规划，完善公共财政投入机制、调整财政支出结构，改革基本公共服务提供方式，在确保公民参与基础上提供（注意不是生产，政府与社会组织都可以生产公共物品，但是政府要承担公共物品供给的主责）需求导向性的公共服务；要完善政府内部不同层级政府权责，弱化基层政府经济发展职能，强化其公共服务职能；规范政府对社会组织的管理体制，这样既可以促进社会组织的发育和发展，又可以为社会组织正当合理竞争提供良好的秩序、环境和条件。
第二，要积极建设“强社会”。强社会是指提高社会的自我管理能力，凸显社会组织在社会治理中的主体地位，强化政府与社会的协作水平。根据协作性公共管理理论，这一理论认为由于政府与准政府组织、政府与非政府组织之间的关系也被看作是“政府间的”的关系，强大的可供政府协作的社会组织的存在，本身就是建立强大的政府的应有之义。“强社会”的建设，要做到如下几点：首先，强化和激活社区自治组织自治功能，为居民直接参与提供更多渠道；其次，激活其他社会组织的社会服务功能，加快形成政社分开、权责明确、依法自治的现代社会组织体制。重点培育、优先发展公益慈善类、城乡社区服务类社会组织，改变行业协会商会行政化倾向，增强其自主性和活力；通过政府购买服务、服务外包等方式扶持现有社会组织发展壮大，完善对购买社会服务的监督评价机制和，为政府和社会制度化深度合作提供条件；再次，完善政府和社会的伙伴关系，并建立政府与社会合作的制度机制和法律法规，在社会治理中赋予社会组织与政府一样的民事主体地位，让其与政府合法平等的参与基层管理与服务方面公共政策制定与实施；最后，引入竞争机制，探索一业多会机制，完善政府购买服务项目进行动态调整机制，通过竞争促进社会组织长期健康发。
第三阶段，从“强政府强社会”向“好政府好社会”转变，达到政府和社会的最佳状态
社会治理新体系篇3
【关键词】“治国理政”执政理念话语权
【中图分类号】D25【文献标识码】a
所谓“治国理政”，是指一个政党治党治国治理社会治军与全面执政的一套完整、系统的制度和能力；而“治国理政思想”，是关于一个政党治党治国治理社会治军与全面执政的一套完整系统的制度和能力的思想体系。随着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实践创新和理论创新的深入推进，如何概括、提升、表述其实践创新和理论创新成果，就显得日趋突出了。
“新思想”是比“新理念”、“新战略”更具有概括性、涵概性、包容性、通透性的一个概念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强调指出：“尤为重要的是，党的十以来，以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毫不动摇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勇于实践、善于创新，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形成一系列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提供了科学理论指导和行动指南。”根据并围绕这段论述，经过认真深入细致的分析思考，窃以为，“新思想”是比“新理念”、“新战略”更具有概括性、涵概性、包容性、通透性的一个概念，它实际上包括“新理念”和“新战略”，“新理念”和“新战略”都是“新思想”的不同体现。因而，用“治国理政新思想”来概括和表述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实践创新和理论创新成果，是对“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的进一步深化和提升，这种表述会更全面、更准确、更科学、更规范，更符合实际和实践走向，更易于国际社会对话交流，也可以把过去人们所注重且强调的“民族复兴”、“国家治理现代化”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囊括进来。
“治国理政”是一个较为规范的概念。就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伟大事业进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来讲，它具有以下内涵：要注重党政主导、社会参与、法德并治、协商共治、能力现代；要用制度、思想、价值观和能力治理社会主义社会；要用制度、思想、价值观和能力治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要用制度、思想、价值观和能力治理国家权力以及国家与市场、社会、公民的关系，治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要用一套科学完备有效的制度进行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要在社会结构转型的进程中有效破解难题、建构秩序，实现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和国家长治久安，使中国拥有治国理政上的国际话语权。
使用“治国理政新思想”表述的依据
一是建设社会主义的应有之义。即是为了有效解决“如何全面治理社会主义并充分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这一崭新的历史性重大课题。指出，“相比人民群众期待，相比当今世界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相比实现国家长治久安，我们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方面还有许多不足，有许多有待改进的地方”。这就是说，怎样治理社会主义社会这样全新的社会并充分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是历史、时代和实践提出来且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也力求解决好的一个重大问题。
二是实现既充满活力又达到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应有之义。在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中国社会各个领域发生了全面的整体转型升级。其中最为关键的，是要求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处理好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系，处理好国家、市场和社会的关系，处理好政府力量、市场力量和社会力量的关系。在这三种根本关系中蕴含着三种根本机制――动力机制（发展、市场）、平衡机制（稳定、社会）和治理机制（改革、国家政府）。能否使社会充满活力（动力）而又达到和谐（平衡），治理是关键。治理的目的，就是要使每个人能做到各尽其能、各得其所、和谐相处，从而使社会充满活力又达到和谐。
三是正确处理好国家、市场、社会和公民关系的应有之义。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在治理国家权力，正确处理国家与社会、市场、公民个人的关系方面积极进行系统的顶层设计，并力求为此提供一整套完备稳定管用的制度体系和治理能力，其目的在于既使国家权力在制度框架内运作并具有较强的国家能力，也能使市场规范运作，又使社会充满创造活力并达到和谐，还使每个公民能各尽其能、各得其所、和谐相处。
四是实现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应有之义。为适应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的总要求，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积极主动实行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既努力实现治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又努力提高国家机关的履职能力。正如所指出的：“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就是要适应时代变化，既改革不适应实践发展要求的体制机制、法律法规，又不断构建新的体制机制、法律法规，使各方面制度更加科学、更加完善，实现党、国家、社会各项事务治理制度化、规范性、程序化。”
五是顺利实现社会结构整体转型的应有之义。在社会主体日趋多元与社会主体日趋注重平等、能力、参与、民主、协商、制度和法治的发展进程中，必然要求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其实质，就是前面所讲的，即党政主导、社会参与、法德并治、协商共治、能力现代。
六是破解建设难题、建构良性秩序、拥有中国话语权的应有之义。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治国理政的基本思路，是破解难题、建构秩序、唱响中国。这既需要一整套完备规范有效的制度体系，又需要领导干部具有运用制度体系有效治理国家的能力，还要凭制度体系和治理能力唱响中国，且用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即话语体系对这种制度体系和治理能力进行阐释和传播，以拥有国际话语权。
七是用“治国理政新思想”这一具有普适性的概念范畴表述，不仅有利于更好地总结、概括、提升和整合1978年以来中国共产党人、尤其是党的十以来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实践创新和理论创新成果，而且也容易被理解、接受，易与国际社会进行对话交流。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最伟大的事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使中国跻身世界强国的行列。在各种外交活动和场合中，世界许多政要最为关注的一个话题和议题，就是“治国理政新思想”。而且，“治国理政”也是国际社会通用且易于传播、对话、交流以及理解把握的一个概念。因此，讲“治国理政新思想”，甚至在必要的时间、场域、语境和条件中使用“治国理政新思想”这种具有标志性的表述，既可以提升中国的软实力，也可以为国际社会提供有益启示，还可以使中国拥有治国理政的话语权。
（作者为中共中央党校副教育长兼哲学教研部主任，一级教授、博导）
【参考文献】
社会治理新体系篇4
关键词：河南省；社会事业开放；总体设计
中图分类号：D623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4）26-0081-02
研究河南省社会事业开放的总体设计及对策，必须遵循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改革目标，紧密结合河南省的具体实际，在推进河南省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的发展目标下进行。我党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到前所未有的战略高度，标志着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入了新阶段，是工业、农业、国防、科技“四个现代化”之后的“第五个现代化”，体现了我们党治国理政的新境界。
一、深刻理解和把握社会事业的内涵及其特征
社会事业作为以社会发展和进步为前提，以实现公众整体利益为目的，直接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或协调各个方面利益关系的组织、部门和公共企业，其有着特定的内涵和特征。
（一）社会事业的内涵
社会事业是指中央和各级地方政府领导的社会建设和社会服务事业，是与行政部门和企业（包括金融机构）行为相并列的活动。具体而言，社会事业是指国家为了社会公益目的，由国家机关或其他组织举办的从事教育、科技、文化、卫生等活动的社会服务。
社会事业作为一个整体的概念，涉及经济增长在内的社会结构、人民生活、社会秩序等多个方面的内容。在我国各级政府的相关文件中，社会事业包括教育事业、医疗卫生、劳动就业、社会保障、科技事业、文化事业、体育事业、社区建设、旅游事业、人口与计划生育等10个方面，并把消除贫困、公平分配、大众参与、生态保护、社会稳定和可持续发展等多种社会价值作为发展目标。
（二）社会事业的特征
社会事业作为政府领导的社会建设和社会服务事业，具有整体性、非营利性、公益性等特点。
第一，整体性特征。社会事业是综合运用各种科学知识和方法来研究公共事业组织活动和管理过程及其规律的学科。它是以管理、经济、法律为基础，以公共事业的管理要求为框架形成完整体系。
第二，非营利性特征。公共生产、公共提供，即由政府组织公共事业产品生产，并无偿地向社会提供。社会事业兼具公益、准公益和盈利的性质。
第三，公益性特征。社会事业运行过程体现着公益性，如公共生产、混合提供，即由政府组织公共产品生产，并通过收费方式向市场提供。
二、加强河南省社会事业开放的总体设计及对策研究的重要性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成熟化、定型化提升到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高度，这是我们党站在新的历史时期和新的起点，从国际国内形势出发，做出的重大决策。现在，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也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目标。在这种有利的大氛围下，河南省的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必须适应国家大环境的要求，积极推进河南省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此项工作具有重大战略意义。
（一）加强河南省社会事业开放的总体设计及对策研究是省委省政府治理理念的新变革
随着经济的发展、公民社会的不断成熟，河南省原有的全能政府的管理模式已经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状况。针对这种状况，河南省必须逐渐转变治理方式，逐步实现政府的有效限权、放权和分权体系，构建政府与社会的共同治理模式。政府与社会在对公共事物的管理中达到权力制衡、互相合作、协调互补的稳定状态，必须坚定积极地推进社会管理体制的改革创新。
河南省委省政府紧跟党中央和国家的部署，紧密结合河南省社会发展和治理的具体实际，研究和做出了许多有关政策和部署，充分体现了省委省政府治理理念的创新和变革。
（二）加强河南省社会事业开放的总体设计及对策研究是实现河南省现代化的必然要求
现代化是世界各国普遍追求的理想目标。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将“富强、民主、文明、和谐”作为新时期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目标。推进河南省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可以使党和政府及时更新治理理念，通过创新和完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党的建设等领域各项制度机制和法律法规，最大限度地减少体制机制障碍和制度漏洞，使各方面制度更加科学、更加完善，实现各项事务治理制度化、科学化、规范化、程序化。
（三）加强河南省社会事业开放的总体设计及对策研究关乎河南的未来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经济与社会发展不平衡的问题仍然十分突出，公平正义是人民群众十分关注的焦点问题。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对此做出了积极的回应，并对教育、就业创业、收入分配、社会保障、医疗卫生等社会的重要领域和重点方面进行了更加深入细致的部署，重点更加突出，措施更加具体。
推进河南省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省委站在新的历史时期和新的起点，从省内外形势出发，做出的重大决策。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更加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加快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先进文化、和谐社会、生态文明，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因此，河南省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要紧紧围绕更好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深化社会体制改革，改革收入分配制度，促进共同富裕，推进社会领域制度创新，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加快形成科学有效的社会治理体制，确保社会既充满活力又和谐有序。
三、河南省社会事业开放总体设计的根本要求和目标的确定
科学确定河南省社会事业开放总体设计的根本要求和目标，是河南省社会事业开放的总体设计和对策研究的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这种根本要求和目标就是要定位为实现社会事业开放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河南省社会事业开放的总体设计要与社会事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标准相适应。
（一）目前世界上国家治理体系的三种模式
世界上形形的国家的治理体系模式，可以分为以下3种。第一种为“霸道”模式。强调基于强力、命令、行政手段和军事霸权来构建统治秩序，中国法家韩非子的主张就是典型表述。第二种为“王道”模式。强调基于权威、说服和道义合法性来构建统治秩序，中国儒家孔子的学说就是典型代表。第三种为“民道”模式。强调基于公民同意、合法性、宪法制度来构建统治秩序，现代民主政治理论和实践就是典型体现。
（二）河南省社会事业开放的总体设计要与社会事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价值目标相适应
一个善治的国家，需要亿万文明的公民。第一，治理应有利于激发社会活力。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是马克思主义追求的根本价值目标。在当前利益多元化、文化多样化的条件下，国家治理既要确保公共利益和主流道德价值不受侵害，也要根据实际情况尊重差异、包容多样、考虑个别，特别是要保障宪法确认的个人自由，承认合法合理的个性化追求，让公民和社会组织充满生机活力，使社会保持动态平衡稳定状态。第二，治理应有助于扩大人民民主。党中央突出强调了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和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国家治理要以保证人民当家做主为根本，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更加注重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充分发挥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优越性。要广泛发动各类社会组织和公民参与政府的治理工作或者进行自治。工会、共青团、妇联、工商联、贸促会等人民团体应在引导相应群体的行为、维护其权益、化解矛盾方面发挥更大作用；居委会、村委会应在城乡社区治理、基层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中承担更多责任；应培育壮大社会中介机构，强化其在维护社会信用体系、降低交易成本中的地位和作用。第三，治理应有助于实现社会正义。公平正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治理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努力营造公平的社会环境，促进正义社会制度的形成。
（三）河南省社会事业开放的总体设计要与社会事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体制标准相适应
衡量一个国家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否现代化，一是公共权力运行的制度化和规范化，它要求政府治理、市场治理和社会治理有完善的制度安排和规范的公共秩序。二是民主化，即公共治理和制度安排都必须保障在民或人民当家作主，所有公共政策要从根本上体现人民的意志和人民的主体地位。三是法治，即宪法和法律成为公共治理的最高权威，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允许任何组织和个人有超越法律的权力。各级行政机关必须严格依据法律规定行使行政权力，管理行政事务，服务社会公众。
（四）河南省社会事业开放的总体设计要与社会事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效率标准相适应
衡量一个国家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否现代化，既要看效率，即国家治理体系应当有效维护社会稳定和社会秩序，有利于提高行政效率和经济效益，又要看协调，现代国家治理体系是一个有机的制度系统，从中央到地方各个层级，从政府治理到社会治理，各种制度安排作为一个统一的整体相互协调，密不可分。
经过35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进入到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但是，在国家治理体制和能力方面，正面临诸多新的严峻挑战。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说明我们现存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还相对落后，还跟不上社会现代化的步伐，还不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政治经济需求。为此，必须以巨大的政治勇气，沿着民主法治的道路，推进河南省治理体系的现代化。
参考文献：
[1].扎扎实实提高社会管理科学化水平[eB/oL].人民网，2011-02-19.
[2]王甘武.提高社会管理科学化水平要抓突出问题[n].北京青年报，2011-03-01.
[3]黄锡富.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意义重大[n].广西日报，2011-03-04.
社会治理新体系篇5
【关键词】创新治理体制平安社会环境
一、人性化治理是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的重要根基
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强调，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关键在体制创新，核心是人，必须着眼于维护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最大限度地增加人与人相处的和谐因素，确保人民安居乐业，不断增强社会发展活力，社会才会安定有序。创新社会治理，提高社会治理水平，对全面推进平安中国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随着改革开放的纵深发展，当前我国既处于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又处于社会矛盾凸显期，经济的深刻变革，利益格局的深刻调整，思想观念的深刻变化，社会活力也显著增强，同时社会结构和社会组织形式发生深刻变动，社会管理环境发生了深刻变化。矛盾主要集中在农村土地征收征用、城镇房屋拆迁、国有企业改制、涉法涉诉等领域，因劳资纠纷、医患纠纷、环境污染、非法集资、股市房市投资受损等引发的矛盾明显增多。矛盾涉及各行各业各阶层，既有农民、城镇居民、职工、离退休人员、个体工商业者、学生，也有军队退役人员、原民办教师、老村干部、老知青等特定人群。
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差异性明显增加。人们的公平意识、民主意识、权利意识、法治意识、监督意识不断增强。部分社会成员思想道德失范，有些人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发生扭曲。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有效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体制，健全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建立畅通有序的诉求表达、心理干预、矛盾调处、权益保障机制，使群众问题能反映、矛盾能化解、权益有保障，迫在眉睫。尽可能通过对话、沟通、协商等人性化、法治化的方法协调利益矛盾，通过制度的公开、公正的落实和执行让矛盾无生长的土壤。
二、法制化建设是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的有力保障
从社会管理到现在提出的社会治理，虽然只有一字之差，却是一次很大的创新，代表着我们党在社会建设理念上的很大转变。管理一般是指自上而下的纵向的、垂直的、单向的管理指挥和控制组织的协调活动，侧重权力的单向性，政府的管理权来自于权力机关的授权。
把社会治理纳入法治轨道，将法治化作为社会治理的重要手段，在于法治化手段具有其他任何治理手段无法比拟的权威性，是国家意志的真实体现，是确保社会有序化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决定性力量，建立在法治基础上的治理体系是实现政治清明、社会公平、民心稳定、长治久安的根本保障。在当前社会转型、矛盾复杂的新时期，唯有法律才能成为调节关系、规范道德、消除矛盾、维护秩序、实现和谐的有力保障。强调以法治化手段推进社会治理，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化解社会矛盾，要求我们善于用法治精神引领社会治理、用法治思维谋划社会治理、用法治方式破解社会治理难题，把社会治理纳入法治轨道。
运用法制化手段推动社会治理体制创新，着眼于维护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根本目的是为人民谋福祉，为百姓办实事，让老百姓有法可依，依法治理，依法保护自己的权益，让人民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实现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打造平安和谐的中国宜居环境。
三、社会治理体系现代化是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的必然动能
随着信息网络的突飞猛进，现代化管理工具越来越被大众所认可。据悉我国有5.64亿网民，4.2亿手机上网用户，是世界上互联网使用人口最多的国家。我们应充分利用现代化科技手段来拓宽治理边界、提高治理效率、增强治理精度，坚持积极利用、科学发展、依法管理、确保安全的方针，借助现代化网络运行平台，排除权力、人情、金钱等因素导致的不正之风现象，注重采取程序化的技巧来处理实体上公正难辨的问题。
社会治理新体系篇6
关键词：治理模式；公共管理；德治；德制；启蒙
20世纪中期，第三次浪潮悄然兴起，后工业时代来临了。这一变革对工业社会的价值观念、社会结构以及社会关系都产生了巨大的冲击，使人类又一次面临着社会治理模式解构与重构的重大考验，社会转型造成的混乱与迷茫以及新时代治理模式的重构亟待新的启蒙。张康之教授在其著作《公共管理伦理学》中以其独特的视角、宏观的视野运用现实历史主义的方法从社会制度的更替、治理模式的变迁、社会关系的发展、社会价值的变化、社会领域的发展等多个方面系统地阐述了社会的治理发展趋势，并建构性的提出了“公共管理”的社会治理模式，指出公共管理治理模式的实质是德治，其实现的关键是德制的确立，其思想对后工业社会治理模式的建构具有十分重大的启蒙意义。
一、“公共管理”治理模式的内涵
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的以“新公共管理”为旗帜的政府再造运动使公共管理的概念得到了广泛传播。但是张康之教授提出的“公共管理”模式的概念与前者有着本质的不同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新公共管理运动是“在政府实施干预市场失灵的政策却又出现政府失灵时寻求的新出路”。它在研究方法上存在许多观点、技术、理论的“生硬拼凑”，在思维方式又陷入了“政府——市场”两极思维的陷阱，[1]在价值上更多是效率取向的；在技术手段上则是广泛的市场化。然而“当我们逐渐加强政府活动的民营化的时候，我们事实上是在增加腐败和不道德行为的倾向”。“政府企业化（市场化）运作的改革让我们付出了相当大的道德代价。”[2]（p156，158）可见新公共管理运动忽视了公共价值这一“公共行政”的灵魂。片面强调了社会关系的权力和法律向度而忽视了伦理向度，因此可以说它仍是囿于工业社会的治理模式的建构。
张康之教授所提出的公共管理模式是对“后工业社会治理模式”的全新建构。总体而言,可将“公共管理”理解为后工业社会会中的多元管理主体对以伦理关系为核心的公共管理社会关系的治理，是基于社会道德制度的德治模式；它倡导服务精神以及“合作型”的信任关系，是一种服务型的治理模式；同时又是一种基于合作理性的合作治理。公共管理治理模式的本质是德治。具体而言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理解公共管理的治理模式：
首先，管理主体多元化。传统公共行政模式的一个基本命题是：公共物品只能由公共部门（政府）来提供。[3]（p23）也就是说政府是公共事务管理的唯一主体，其对公共物品的供给是垄断性的。随着后工业社会的到来，市民社会日益壮大，社会自治的程度愈来愈高，打破了原来的行政主体一元化和公共物品供给的垄断性。许多社会自治组织和非营利组织也承担起了公共物品的供给职能，政府的许多管理职能转移给社会，可以从繁杂的日常公共事务管理中解脱出来更多的负责公共政策的制定、执行以及监督。随着公共组织的迅速膨胀，“在政府与社会组织的竞争伙伴关系中，原先国家与社会的分离开始重新走上了一体化的进程。”[4]（p36）国家权力日益回归社会，政府逐渐成为一种与众多其它公共组织平等竞争的权威，整个社会在公共管理方面形成了多中心的局面，管理主体呈现多元化。
其次，客体中心主义。传统的行政管理模式是“主体中心主义”的。因为传统行政的组织体制是官僚制，权力的配置呈金字塔型，权力的运行是自上而下的支配过程。这决定了管理主体必然处于中心地位，而管理客体被置于边缘性的和受支配的地位。公共管理的社会关系基础是开放、平等的伦理关系，是服务导向的，其组织形式是网络化的任务型组织。公共管理治理模式下公共政策的制定源于社会成员的服务需求，即以社会成员的满意为目标。公共管理的服务模式不是把社会和公共管理客体的服务期望当作压力，而是动力。客体的服务期望越强，越能强化伦理关系，推动管理的改善。
第三，服务型的治理模式。后工业社会公共权力日益社会化，众多的非政府公共管理组织都成为公共权力的主体。这实际上也意味“管理”的服务化，即公共管理已成为一种为公众服务的活动。因此“服务”是公共管理的核心价值，公共管理的体系已经不再是以权力为中心，而是以服务为中心。“在公共管理中，控制关系日渐式微，代之而起的是一种日益生成的服务关系，管理主体是服务者，而管理客体是服务的接受者。所以，这是一种完全新型的管理关系，在这种管理关系的基础上，必然造就出一种新型的社会治理模式，即一种服务型的社会治理模式。
第四，注重伦理向度的治理模式。完整的社会关系应该是权力关系、法律关系和伦理关系的统一体。然而在农业社会中权力关系处于主导地位。进入工业社会后，法律关系又成为社会关系的中心。后工业社会中的公共管理模式的核心意向是服务与合作，它通过治理主体的自我约束、自我限制来保证提供优质高效的服务,在这种意向支配下的社会关系首先必然是伦理关系。伦理关系成为社会关系的核心，这决定了一切治理形式手段都要围绕“伦理”这一主题来构建。公共管理模式就是伦理关系的制度化，其目标是实现德制，是德治与法制相统一的治理模式。由于公共管理模式具有对工业社会治理模式批判继承的一面，所以公共管理模式下的公共管理者具有较高的管理素质，因此新的治理模式更重视公共管理者的道德能力而非管理能力。后工业时代人们之间是高度的合作型信任关系，德治是公共管理模式的本质特征。
张康之教授用一系列规范化的术语为我们界定了一种全新的“公共管理”治理模式。它使“公共管理”这一全球性的运动有了新的诠释，这一概念的界定，是从历史发展的实际出发的，也是革命性的。它使我们有理由相信：一切关于社会治理问题的思考，都会在不远的将来归宗于张康之教授对公共管理这一概念的界定。[5]
二、公共管理模式产生的历史必然性
公共管理模式的出现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张康之教授运用历史现实主义的方法，从社会形态演进的角度给我们阐述了公共管理产生的历史必然性。《公共管理伦理学》所描绘的社会治理模式的演进及其相关因素的变化可以用下面的图表予以简单的概括。
社会治理模式及其相关因素的历史变迁比较
社会形态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后工业社会
治理制度权制法制德制
治理模式权治
（统治型模式）法治
（管理型模式）德治
（服务型模式）
社会角色身份契约合作
社会关系权力关系为中心法律关系为中心伦理关系为中心
社会领域一体化（同质性）公共领域、私人领域、生活领域总体性
信任关系习俗型信任
（感性）契约型信任
（工具理性）合作型信任
（实质性）
>核心价值秩序效率、公平服务
权威类型权力权威法律权威道德权威
主导精神权力意志法律精神、科学精神服务精神
总体上看，人类社会的治理模式经历了一个从“权治”到“法治”再到“德治”的历史演进过程。权治是农业社会的基本治理模式，即用权力去治理社会，属于统治型的社会治理模式。该模式下法治和德制处于边缘地位。就人们的社会角色而言，此时人们之间是身份关系；“法治”是工业社会的基本治理模式，即人们用法律治理社会，属于管理型的社会治理模式，该模式也有权治的内容，然而德治是受到排斥的，此时人们的角色是由契约关系决定的；到了后工业社会社会治理模式发展到了“德治”，即人们用道德治理。这是一种服务型的社会治理模式。这种模式是德治与法治的统一，当然也有着权治的内容，但是权治已经被边缘化了，此时人们之间是实质性的合作关系。
社会治理模式从“权治”到“法治”再“德治”的变革，是一个客观的逻辑序列和历史进程，公共管理模式的出现具有历史和逻辑的必然性。公共管理作为一种新型的社会治理方式，是德治与法治的统一，其本质是德治的，并且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在伦理精神、理念和原则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社会治理模式。
三、公共管理治理模式的实现途径：德制
1.公共管理模式下制度设计的基石：人的道德存在
面对人类面临的向前的时代，托夫勒坚信：第三次浪潮“将凭借着我们理性的帮助，成为有史以来第一次具有真正人性的文明。”[6]（p3）这也意味着“公共管理”的治理模式要实现人性的全面发展。那么人都包括哪些方面呢？纵观人类的思想史，人们大都徘徊在从人的物质存在和精神存在这种二元分立和同构的立场上来认识人。而张康之教授认为：人不仅是物质存在和精神存在的同构体，而且人还具有道德存在，即人是物理存在（自然方面）、精神存在（心理和精神方面，如思想、意志、情感）和道德存在的三位一体。人的三个存在之间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缺一不可。道德存在是人的道德潜能通过直觉的方式与社会理性、群体理性或职业理性的契合。道德存在是人的社会性本质所在，它是人的最深层和最本质的存在，道德存在决定了人的道德行为。
人的存在或本质是决定制度设计和制度安排的重要依据。在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人们基于人的物理存在和精神存在所设计的“权制”和“法治”被历史证明是不完善的，无法实现人的自由而充分的发展。根据历史的发展逻辑，后工业社会，人们将从人的道德存在出发进行制度设计和制度安排。因此，对人的道德存在的认识和把握就构成了全部社会生活和活动的基础。
2.“德治”实现的关键：德制
德治思想古已有之，例如孔子有云：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位而众星拱之。但在统治型和管理型的治理模式中德治只能作为一种可望而不可及的理想。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德治绝不可能是一种单单通过道德教化的途径来实现的社会治理方式。历史上所有的建立在个人道德修养基础上的所谓“德治”都最终都只能是“虚幻的德治”。德治的实现最终是人们道德存在的自觉。人的道德存在是客观的，是不可以教的，只能通过道德潜能与社会理性、群体理性或职业理性的相契合而觉醒。德治的实现不是靠公共管理主体的道德修养的提升，而是根源于管理客体的服务需求的刺激和约束。德治是通过认识人们之间的伦理关系并在伦理关系的基础上而做出制度设计和制度安排的结果。[4]（p108）因此，德治首要的、直接的目标是建立起道德化了的制度。这一制度框架能够对人起到激励和惩治作用，从而给人们以客观的约束，人们会得到一种客观化的必然的教育。由于有了道德化的制度，人的行为都会在潜移默化中具有道德的特征。只有制度和体制的道德才是广泛的，才具有稳定的引导功能的行为规范，在这一点上，是任何个体道德都无法达到的。[7]（p210）“以制度为师“而非道德说教才是德治实现的根本途径。只有谋求制度的道德化才能建立稳定的德治。
公共管理的治理模式是服务导向的，其核心价值是服务。德制建设是公共管理服务精神的物化过程[4]（p8），服务精神催生了德制，反之，公共管理的道德制度也要保证公共管理者忠诚的去贯彻服务精神，为服务精神的实现提供保障。
公共管理模式是德治与法治的统一体，新的社会治理模式下，德治与法治实现了真正的统一，二者不仅仅作为社会治理的手段而存在，不再从属于工具理性，而成为人的本质的一部分。因此，德制既是法律的道德化也是道德的法律化。
据此德制的建设应该至少包括以下几个原则：其一，在制度安排中有着道德化的合理规范，包含着道德实现的保障机制；并且已经确立的制度应当是有利于道德因素生成和成长的；[7]（p212）其二，德制要有成为服务精神贯彻实施的保障；其三，德制应该是同时在德治与法治两种理念指导之下进行的制度设计和制度安排。
德制的确立是实现德治的前提，而不是终极目标。德治的确立遵循一个循序渐进的逻辑过程。其起点是的道德的制度化。然后通过治理者及其行为的道德化影响整个治理体系中的全体成员，实现一切人的道德化。德制作为整个进程的起点具有关键性的作用，是整个社会治理体系道德化能够稳定持续发展的保障。
第三次浪潮的冲击，意味着人类社会的历史又在经历一场巨大的变革。回顾历史，我们会发现每一次重大的社会变革都有一次的宏大的启蒙运动与之相伴随。后工业时代变革呼唤一场建构性的启蒙，如果说工业社会的启蒙运动确立了法的精神的话，那么它将确立起一种伦理精神；如果说工业社会确立了分工—协作的社会体系的话，那么它将根据合作理念去进行社会建构。[8]《公共管理伦理学》一书描述了公共管理作为一种新型社会治理模式的基本特征和本质，并在服务理念下提出制度设计的构想。《公共管理伦理学》本身就是一本关于第三次浪潮的启蒙性著作，其所蕴含的思想对社会的成功转型以及新时代治理模式的构建有着的重大启蒙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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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治理新体系篇7
关键词：结构性改革；社会治理体系构建；综述
中图分类号：D630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9-055X（2017）01-0058-07
doi：1019366/jcnki1009-055X201701007
2016年11月26至27日，中国社会治理高端论坛（2016）：“结构性改革与社会治理体系构建”学术研讨会在广州成功召开。此次论坛由华南理工大学与中央编译局世界发展战略研究部联合主办，华南理工大学社会科学处、华南理工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承办，中央编译局比较政治与经济研究中心、华南理工大学社会治理研究中心（广东省决策咨询研究基地）协办，并得到了中国行政管理学会等单位的大力支持。来自中央编译局、南京大学、北京大学、中山大学、北京师范大学、苏州大学、上海大学、中国政法大学、澳门理工学院等机构和高校的60余名专家学者参加了此次论坛。与会专家、学者围绕中国社会体制改革、结构性矛盾、社会治理体系构建、社会治理创新实践等多个主题展开深入探讨，迸发出许多具有创见性的学术观点，现将本次会议有代表性的观点综述如下。
一、中国社会治理的结构性矛盾及其表征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在推动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逐步改变了中国的经济结构，打破了原先国家垄断社会的单一格局，社会结构也随之发生深刻变化。社会结构变迁、利益分化、文化多元等引发的社会问题得以在更大范围内传播，特别是在当前经济增长放缓的情况下，以前由高速增长所掩盖的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迅速凸显，这些都深刻地影响着社会稳定。在这样的背景下，与会专家一致认为，新变化和尚未完全改变的旧体制之间的不协调造成了各种各样的结构性矛盾，对社会治理和社会创新提出了更高的目标和要求。
南京大学的童星教授对社会矛盾进行了定义。他认为，只有因社会结构缺陷、社会分配不公、社会关系不顺、社会目标偏差、社会政策有误等导致的人与人之间，特别是阶层与阶层之间、群体与群体之间的矛盾，才能称得上是社会矛盾。就目前的社会矛盾来说，可以分为四种形式：暴力（含极端个体事件）、具体利益冲突（维权）、集体性的敌视和普遍的社会不满。这些矛盾表现为一个“连续统”，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实现相互转化。当前中国“社会”面临的矛盾，区别于传统中国“社会”的矛盾，与完全西方意义上的“社会”矛盾也有明显的差异，现阶段的中国“社会”矛盾更多的是特定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产物，具有显著的阶段性特征。当前，社会主要矛盾主要是由于落后的社会管理体制和公共服务体系无法满足人民群众的需要，并且在很大程度上约束了人民群众自己解决自己生计问题的行动。从社会矛盾的性质来看，目前绝大部分矛盾都是来源于民生问题，诉求主要都是围绕着物质利益和公平公正展开的，大部分没有和政治、民族和宗教等搅在一起，现象很复杂，但是问题性质相对单一，因而是可控的，但要防止搅到一起去的危险。
与会专家认为，构建社会治理体系已经成为中国当代语境的现实课题，社会治理体系构建的目标在于解决社会问题，缓解矛盾冲突，形成共建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构建规范长效的社会治理运行机制，致力于形成“活力”与“秩序”相统一的和谐社会。这迫切需要我们在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理念的指导下，进一步深化社会结构性改革，激发社会创
二、中国社会治理体系构建面临的困境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同时指出，让人民群众共享现代化成果，“获得感”既是改革的出发点也是落脚点。可见，社会建设和社会治理创新的根本目的是提升社会质量，终极目标是实现社会和谐、人民幸福。然而，社会治理体系作为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在构建过程中始终面临着重重困境和挑战。
（一）传统权力结构与现代化权力结构的矛盾
与会专家学者认为，结构创新是社会治理创新的重要内容，对权力结构进行改革和调整是基础性的工作。在全面推进社会治理体系和社会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进程中，准确把握和分析权力结构的样态已经成为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在社会结构中，对权力结构进行充分的发现和阐释意味着要对当前的社会形态进行细致的考察，在明确社会结构实然状态的基础上，把握在构建社会治理体系过程中权力结构的应然样态。苏州大学的金太军教授认为，有必要在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逻辑判断中做出恰当的选择，从而对中国社会结构的情状做出合理的、符合实际情况的分析。在社会治理创新的过程中，有必要超越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相互攻讦的老套逻辑，对于目前权力的“中心-边缘”结构要充分发挥党和政府的整合作用，在呼应现代社会结构所确立的中心原则的同时，充分考虑后现代社会对于分权的要求，以期与社会治理创新的实践相契合。
（二）“管制主义”和“自治主义”的两种极端性困境
“活力”和“秩序”的y一被认为是构建社会治理体系的价值目标，在很多时候管制实现了秩序但是极有可能损伤社会活力，而自治在一定程度上激发了活力却有可能将秩序作为代价。社会治理的创新以及社会治理体系的构建要求有更多的主体参与到社会事务当中，党和政府治理能力的体现在对于“活力”与“秩序”的把握。与会专家认为，在目前的治理实践中往往容易陷入“管制主义”和“自治主义”两种极端困境：一方面“政府管制”仍然是社会治理的主流思想和手段，另一方面过分强调社会力量在社会治理体系中的重要性。映射到现实中表现为：管理层级太多，多元主体的社会治理职能得不到有效整合；过分强调和关注“属地管理”，淡化了职能部门的“主管责任”；现行制度框架下，基层治理单位负荷过重；社会组织发展与基层社会治理现实需求不适应，社会力量“长不大、干不好、接不住”；某些部门的创新探索难以在系统中得到有效配合和支持，分散创新无法上升为整体创新；基层社会“碎片化治理”现象严重等。
（三）合法性与有效性困境
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为了有效处理社会事务，基层治理组织创造出了许多工作方法，虽然实现了社会治理创新，但也在很大程度上损害了基层政权的合法性。进入21世纪以后，为了提升基层治理的合法性，国家将民主化和法治化建设作为重要的工作来抓，虽然提升了基层治理合法性，但同时也大大削弱了其有效性。这两个阶段的治理困境统称为“有效性-合法性困境”。与会专家学者一致认为，当前，在我国的社会治理进程中，合法性和有效性仍然是不可回避的问题，作为“党委领导、政府主导、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律保障”社会治理格局中的重要一环，“法制保障”至关重要，“有效性-合法性困境”并不是可以截然分开的两个过程，合法性的式微必然最终损害治理的有效性，反之亦然。因此，构建社会治理体系有必要将破除这一困境作为重要任务。
（四）治理的外部性
与会专家认为，治理的难点在于没有充分的现代国家知识基础之上的权威体制下如何实现高速增长。治理的外部性主要表现在三个结构性矛盾：增长所需的资本积累和作为劳动力再生产的社会分配之间的矛盾；现代性政府治下的国家控制和社会自主性之间的矛盾；封闭的治理模式和日益开放的系统之间的矛盾。具体来说，在市场层面，没有完善的体系，对市场放权而不限权，导致公民日常生活不安全，应该放松控制，加强监管。市场化必然带来社会分化，缺乏有效的社会再分配机制来平衡这种分化，导致市场形成的分化进一步固化。政府自身的增长和发展，市场在社会领域错误地发挥了作用，教育、养老、医疗、住房社会领域的市场思维，进一步地加强了日常生活的不安全，消解了原有单位社会的福利机制，但又没有构建起全新的福利机制，使得中国的冲突事件带有更大的群体性。公共财政在某种程度上更多地为投资而支出而不是为公共服务而支出。基于保护家庭的社会政策框架缺失导致一系列重要问题：公共服务的短缺导致优质的劳动力短缺，而这也正是增长方式失灵的深层原因；没有很好地承担相应市场化的社会成本，导致社会结构的不稳定；超速的增长并没有创造相匹配的公民所得，使得改革的剥夺感十分强烈。在社会层面，在单位制和公社化被消解之后，没有建立新的整合机制，城市和农村在很大程度上都是相对碎片化的。正是治理的外部性塑造了当下中国社会治理所面临的各种各样的挑战，解决和回应这些挑战的最重要的路径在于回到社会治理本身。
三、社会治理体系构建的域外经验与中国实践
立足全球视野，关注国外社会治理最新发展态势以及前沿理论，同时，对国内社会治理实践状况进行考察和总结，挖掘出运行经验和共性规律，探讨推进社会治理体系进程中可能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分析其原因，同样是本次研讨会关注的内容。
（一）社会治理体系构建的域外经验
华南理工大学杨沐教授认为，新加坡面对社会结构性矛盾时的一些解决方案值得中国关注：第一，解决方案要以问题为导向，不仅具有可操作性，而且必须为社会的大多数人所接受。首先要挑选对当前经济和社会影响最大的、民众反映最强烈的结构性矛盾。其次方案是综合性的、系统性的、有长远影响的，考虑到可能产生的各种负面效果；而非头痛t头，脚痛医脚。第二，具体的解决方案中，一定是“硬件”和“软件”结合，治理体系现代化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相结合。随着科技的发展，使精细化管理、网格式管理、大数据管理等新的管理方式成为可能。但更重要的是“软件”，是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对此不能忽视。第三，要实现由多元主体参与的、互动式的动态管理。没有管理者和被管理者的区别，都是改进管理的参与者。在共同参与和良性互动中，提高政府和社会的相互信任度。
除此之外，与会专家学者认为，和欧美相比，东亚政府具有参与经济和社会活动的能力和传统，有创新精神的、有责任性的政府，具有重新塑造社会的能力，有解决社会结构性矛盾的能力。但东亚政府也有可能产生拍脑袋瞎指挥的危险性，多元主体的参与本身会产生对不合适的解决方案的排斥和制约。
（二）社会治理体系构建的中国实践
问题倒逼改革，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模式最重要的经验之一，“摸着石头过河”就是动态的政策“试错”的真实写照。因此，构建社会治理体系还应该从基层社会治理的实践中汲取养分。
利用传统社会资源推动基层社会治理创新。与会专家学者认为，网格化管理在中国基层社会治理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从全国网格化管理实践案例和实践经验来看，网格化管理也是治理创新的主流思路。网格化管理表现出行政成本低、社会资源多、吸纳社会参与和整体运行稳健等特点。然而，网格化管理也带来了一系列问题：基层治理组织的“自组织”性与网格组织的“他组织”性产生冲突；网格组织与政府内部常设机构产生冲突；网格组织与市场机制之间产生冲突等。华南理工大学张树旺副教授对泛家型村庄治理案例的研究发现，在治理的过程中政府只是主导构建了与社会和市场协作的治理网络，并没有遵循网格化管理思路来破坏基层社会的自主性，人力和财力投入没有增加，政府自身的结构也没有很大程度上的改变，但是成功使用了少量资源就将大量的社会资源吸纳到社会治理过程中，最大化实现了公共利益。
充分发挥党和政府的统合作用。深圳大学陈文副教授在城市基层社会治理的案例研究中发现，社会建设工作委员会机构将社会整体性工作职能、事关民事民生的公共产品决策职能整合起来，制定整体的、可持续的公共政策。同时，强化基层党组织的领导力和整合力，以基层党组织为核心，居委会、业委会、物业公司和社会组织等组成“一核多元”的合作共治网络。努力构建党和政府主导、社会多元参与的基层社会治理格局，总结和谐社区建设的经验，进而完善党组织“深嵌入、广吸纳、全覆盖”的社会引领机制，统合各方社会力量。
四、中国社会治理体系构建的方向与进路
指出，没有稳定的社会政治环境，一切改革发展都无从谈起，再好的规划和方案都难以实现，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失去。构建社会治理体系要求一手抓社会建设，一手抓社会治理，社会建设是“和”，社会治理是“谐”。建构一套基于中国语境，包括社会治理创新的价值目标、理论解释框架及实践道路、途径、对策等内容的中国特色社会体制改革框架，并以此为目标，持续不断地推进社会治理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体制改革不仅需要关注宏观的顶层设计，同样需要关注微观的治理创新案例，探讨具有特异性的治理问题情境的具体对策，并对其进行总结提炼，作为研究社会治理体系的重要向度。
（一）行政改革
当下社会治理的问题并不在社会而是在国家。必须依据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规律，找到与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总目标相一致的逻辑，找到最大公约数和包容性的公式。受官僚制式组织结构和碎片化运行机制的固有弱点及其文化，以及社会治理参与主体角色定位不准、治理能力不足等因素的局限，我国社会治理领域存在一些问题亟待重视和解决。中国行政管理学会高小平教授认为，党和政府领导培育、规范和服务社会组织，由社会组织来配置社会资源，发挥社会组织在配置社会资源中的决定性作用，同时更好地发挥党和政府的整合作用。这个社会组织指的是除了党政、公权力、企业盈利性组织之外的所有的组织。研究社会治理的逻辑和依据是越要加强党的领导就越要发挥社会的作用。经济领域的“放管服”改革，实际上已经渗透到了社会领域，“放”是扩大社会空间，“管”是治理结构，“服”是整合社会中的服务资源。
行政改革三条进路促进社会治理创新：第一条进路是通过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推广ppp合作模式等经济管理制度改革，放大市场机制的功能，降低制度易成本，实现政府行政资源与社会市场经济资源的优化配置；第二条进路是通过商事制度改革、实施信息公开制度、开展第三方评估等措施，拓展制度范围，放大社会的功能，实现政府行政资源与社会人力资源的优化配置；第三条进路是通过建立正面负面清单制度、结构性减税和清理规范行政事业性收费制度等措施，降低制度易成本，放大法律的功能，实现政府行政资源与社会法治资源的优化配置。三条进路分别从市场、社会、国家的维度，建构新的适应现代治理要求的逻辑，形成推动服务型政府和服务型社会建设的合力；形成推动法治政府建设和法治社会建设的合力；形成社会制度、社会体制、社会机制创新合力。加快国家治理、政府治理、社会治理现代化进程。
中山大学何艳玲教授认为，面临社会治理的难题时，国家治理模式没有能够匹配日益自主的市场和日益开放的社会，改变这一状况需要：第一，需要国家的普遍性的知识，国家和社会关系的知识准备至关重要。第二，在普遍性知识之上的基础设计；第三，治理资源的制度性转化；第四，治理的变革需要时间和耐心。张玉教授认为，破除对社会结构分野认知的“同质性假设”，对于社会治理体系和社会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在责任型联合体、工具型联合体、公民身份型联合体和脆弱型联合体的差异化分类中，人民群众正义获得感的分类治理可以得到辩证的、动态的历史平衡。
（二）法治建设
法治是现代化的必然治理架构，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并行构建，是突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由之路。让法治在社会冲突、社会矛盾等领域发挥配置性和引领性的作用是社会治理的关键。与会的专家学者指出，民主的权力授受机制的成熟，法治社会环境的构造，将为社会治理体制的完善提供良好的氛围。从市场、社会、国家的维度，建构新的适应现代治理要求的逻辑，法治政府建设和法治社会建设的合力，最终形成社会制度、社会体制、社会机制创新的合力，加快国家治理、政府治理、社会治理现代化进程。通过建立正面负面清单制度、结构性减税和清理规范行政事业性收费制度等措施，降低制度易成本，放大社会性法律的功能，实现政府行政资源与社会法治资源的优化配置。中国政法大学翟校义教授指出，通过发现城市的居民委员会和乡村的村民委员会治理中存在的问题和需要改进的地方对于构建社会治理体系具有重要意义，因此，如何与既有的法治系统兼容并行，是法立法与时俱进的关键点。
（三）文化进路
有什么样的文化就有什么样的人民，而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政府。苏州大学金太军教授认为，信仰、主流文化（意识形态）和大众文化的一致则表现了社会文化结构是稳定的，社会治理的成本也明显降低。文化是社会治理体制机制的内核，是社会成员的心理基础，通过核心价值观来引领文化建设，与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具有内在的逻辑关系。社会治理体系构建呼唤建立包容性的意识形态，主流意识形态和价值观一定要共生共荣，同时建构一个同心同德的中国梦，以及先m性的现代文明。除此之外，中央编译局郭海龙博士认为，由于中国政治文化传统的国家主义逻辑和现实需要，这种现状会继续保持下去，并在社会治理方面形成一种国家主导的家长制模式（国家主义模式）。
（四）完善治理机制
化解社会矛盾为重点的社会治理。寻找和创建单位制的替代物，作为政府和民众之间的缓冲，为民众提供诉求表达、权利救济和矛盾调处，为政府分担社会管理、公共服务责任，维持正常的民间秩序，处理民间的公共事务。阻断和化解社会矛盾冲突的制度安排可以从几个方面入手：针对暴力和具体利益冲突的应该建立健全事前的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制度、事中的应急管理（含维稳）制度以及事后的社会矛盾化解（含诉讼、调解、、仲裁、行政复议）制度；针对集体性敌视应该建立健全公平竞争制度和公平可持续的社会保障制度。“用人民币解决人民内部矛盾”不失为一种权宜之计。
（五）社会自组织
与会专家学者认为，随着社会组织的发育，社会治理开始在社会基层奠基，并已经形成了一定的积累。北京师范大学陶传进教授认为，在这样自上而下社会治理体系生长的过程中，政府的自上而下的支持和对接作用具有重要意义。其中，以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和政府职能空间让渡两种表现形式最为典型。由此产生了社会组织的前沿发育空间，两大主体形成某种融合之势，共同构成一种合作提供公共服务的治理模式，这种合作的空间也将随着两大主体合作的深入进一步扩大。丁开杰研究员认为，社会企业将市场的社会功能发掘出来了，制度性地诱导市场的社会属性，社会企业的成长成熟必将使其成为一支重要的社会力量，在社会治理中发挥重要的作用。除此之外，上海大学肖瑛教授认为，家庭也是社会治理需要关注的重要单位，肖瑛教授认为，社会治理的方式一定是家国一体的，同时把家放在非常重要的位置，治好了家也就能治好国。
（六）治理技术创新
随着科技的发展，使精细化管理、网格式管理、大数据管理等新的管理方式成为可能。南京大学张海波教授提出，大数据信息共享、信息匹配和信息互动等方面表现出了明显的优势，将大数据运用于社会治理，在很大程度上能促进整体性治理、精准化治理和参与式治理，使得中国的社会治理具有更强的系统性和科学性。广州大学陈潭教授认为，大数据在社会治理领域的运用在很大程度上节约了社会治理的时间、资源以及人力资本。同时，对社会治理的思路和模式也将产生较大的冲击，在大数据驱动下的社会治理创新将使单向度的管理转向多元主体互动的协同化治理，使网格化管理转向覆盖面更广的网络化治理，使静态化的管理变得更加具有流动性和弹性，使精细化管理转向精准化治理。吉林大学张锐昕教授指出，智慧城市建设也将成为推进社会治理体系和社会治理现代化的主要抓手之一，不仅可以在公共服务供给领域得到运用，同样也是化解“城市病”难题的一剂良方，对于研究城镇化空间正义和城市包容性会具有积极的意义。同时，与会专家学者指出，在中国当前特有的情境之下，技术创新不是技术进步由精神到物质的样态变化，而是实现社会资源优化配置的手段之一，还需要突破文化、制度和结构等因素的约束，才能做到“名副其实”。社会治理创新是以观念创新为起点、制度创新为保证的综合创新过程。
社会治理新体系篇8
所谓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农村社区治理创新，指的是在根据当地城镇化过程中新产生的农村社区，在新型城镇化的内涵的条件下，结合社区治理的特殊性，通过治理理念、治理方式、治理手段的创新变革，从而实现社区良好治理的过程。具体来说，在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加强农村社区治理创新
一、根据城乡统筹发展，站在构建新型城乡关系的高度，有序变革新型农村社区治理。
城乡发展一体化是统筹城乡发展的根本目标。但城乡发展一体化并并不是城乡发展一样化，而是通过加大农村公共服务建设力度和农村治理变革，实现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建造新型城乡关系。在新型农村社区建设过程中，各级政府要切实提高投入力度，特别是在水、电、燃气等基本生活设施公路、绿化、社区卫生、安全保卫等公共实施建设方面，要按照不低于城市社区公共服务平均水平的要求为农村社区配置资源，以保障其生活的基本运转；结合新型农村社区现有的社会发展条件，考虑农村社区居民公共需求的多元化特点，有针对性地提供商贸、教育、医疗、养老、文化、健身、娱乐等服务，提升村民的生活质量；从实际出发，按照新型农村社区治理的特殊性要求，逐步健全组织管理体制，完善工作机制，探索适合新型农村社区特征活设施以及管理方式，提高管理水平。
二、根据新型农村社区各自本身的特点，重置农村社区治理体系。
社区管理体制是社区管理主体在社区资源配置、社区事务管理、社区关系调适等领域中的地位、作用以及相互关系、运作方式。新型农村社区治理中存在三个主体：村居民群众、社会组织和乡政府。
顺应城镇化发展趋势，根据新型农村社区的特点，探索构建社区服务中心、社区建设协调委员会和社区社会组织等组织框架，形成以社区服务中心承接政府公共服务、社区建设协调委员会主导社区民主协商和社区自治、社会组织参与自治和社会协管为内涵的社区组织管理体制，完善农村社区治理体系，促进社区居民的社会融合。
三、理顺政府管理与基层群众自治的关系，实现政府社会管理与基层群众自治良好而有效的衔接。
乡村关系是村民自治的核心问题之一。新型农村社区治理要坚持以社区自治为基本原则，首先要调节好好村民自制体系与行政管理体系之间的关系，依法完善关系定位，理清乡村关系。其次，新型农村社区是介于农村和城市社区之间的特殊形态，其自治到底是依据哪项法律尚未明确。但在群众自治与政府管理的关系问题上基本精神是一致的，这就是乡镇政府与社区之间是“指导与协助、服务与监督”的关系，这意味着政府对社区负有指导和服务的义务，社区则代表居民群众对政府部门的工作予以协助并进行监督。据此，实践中要对乡镇政府与社区之间的所有相关工作进行明确的清理，划清在这些基层管理和服务工作中，乡镇政府及其部门与社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严格分清政府与社区的各自
职责。
在理清政府与社区关系的基础上，要以公共服务和社会治理为纽带，建立起政府社会管理和社区自我管理有效衔接、政府依法行政和社区居民依法自治良性互动的新型农村社区治理体制。这就要求推进政府职能转变，建设服务型乡镇政府，促进政府工作重心下移，加快公共管理社区化步伐。乡镇服务型政府建设的首要任务就是发展农村社会事业，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做好农村社会管理，而农村社区建设的首要内容也是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有效的社区治理。乡镇政府和社区自治组织的工作在这里有农村社区治了交集，为理顺乡村关系，构建政府与社区的衔接和互动提供了可能。
四、注重社会组织的培育，发挥社会组织作用，善于引进市场和社会力量参与社区治理。
发挥社会组织作用，增强社会自治功能，这是新型农村社区治理极其主要的一个环节。社会组织能够凝聚社会力量，引导居民参与联结，实现利益表达有序化，能够在反映民众诉求、维护弱势群体权益、满足公共服务多元化需求方面发挥积极作用。基层政府要努力培育并发展公益类、慈善类和服务类为重点的社会组织，使其与政府管理形成合力，共同推进基层社会治理创新。
农村社区治理离不开政府和社区自治组织，但市场和人民的力量也不应该忽视，在发达地区的社会管理实践中，市场和人民的力量不仅参与社区的管理和服务中，而且作出了卓有成效的贡献。社会力量隐藏在广大群众之中，积极依托和运用社会的力量包括市场力量进行社会治理，是实现社会治理有效性的重要途径。要采取有效措施，鼓励和动员社区居民变被动管理为主动参与，引导和激励社会力量和市场力量参与社区治理，构建民众表达和联结的载体，形成广泛持久的社会合力，推动社会治理创新。
作者简介：第一作者：程乙悦（1991-），女，汉族，硕士研究生，云南农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专业。
社会治理新体系篇9
建立健全我国卫生评价制度
社会团体发展的前瞻与思考
加强智库研究建设新型智库
做好社会救助和慈善资源的对接
完善我国志愿服务体系的建议
“三社联动”的问题与优化策略
用治理理念推动公共文化服务发展
完善社会保障管理体制的几点建议
改进我国儿童安全保护工作的思路
徐州市街居体制改革的实践与思考
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的核心与对策
新常态下中国式邻避困境的解决思路
完善促进大学生就业创业的政策体系
在完善制度中全面推进社区矫正工作
民间公共资源的传统利用与乡村建设
推进新型城镇化和流动人口社会融合
基于近年来几起重特大事故灾难的分析
创新社会治理需要全面提升领导力
英国开放公共服务改革及其启示
加强社会治理创新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
总体国家安全观下的公共安全与应急管理
加强国家安全管理体制的系统性设计
运用协商民主创新社会治理的有益尝试
县域社会协同治理的“田东经验”分析
社会治理创新视域下的微信谣言治理
组织社会力量参与社区治理的实践与思考
重庆城乡社区服务差异分析及政策建议
加强网格化服务管理体系构建的几点建议
引导新文艺组织和文化群体参与社会建设
行业协会商会与政府脱钩改革方略及挑战
扎实推进行业协会商会与行政机关脱钩改革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进程中我国社会发展展望
从台湾社区发展看社区网络治理的前景与挑战
社会风险与基层社区治理:问题、理念与对策
在社会治理创新中充分发挥关工委的独特作用
正确认识和处理新形势下改革与法治的关系
开启中国社会学研究的新“黄金时代”
中国合和式风险治理的概念框架与主要设想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团场社区建设与治理的思考
清前期山东“义集”的兴起与地方市场治理策略
人口老龄化再认识及对养老服务业发展规划的建议
推进以社区治理为基础的城市治理现代化探索实践
《国家安全法》颁行背景下的公共安全与应急管理
总体国家安全观视角下的公共应急管理法治化
推进公共安全体系系统化常态化法治化社会化建设
深圳市基本公共服务管理平台建设的实践与思考
客家家训——客家人修身处世创业持家的座右铭
社会治理新体系篇10
治理理论最早诞生于上世纪90年代的西方发达国家，该理论认为实现良好的治理不仅是政府自己的事情，而是政府和其他治理主体共同追求的目标。为了达成这个目标，需要政府自上而下进行引导，同时也需要其他各类治理主体自下而上积极参与。我国的社会治理思路深受西方治理理论的启发，同时紧密结合本国实际，??现了治理理论的创新与发展。
建国以来，我国采取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在此背景下，政府逐渐形成了单一领导和全面控制的社会管理模式。这种完全由政府主导、自上而下的单向社会管理模式，与当时实行高度集中的经济体制和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是彼此相通的，它的实施对于建国初期，巩固新生人民政权，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调节缓和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和谐、稳定起到了不可否认的积极作用。但是，伴随着改革开放的兴起和不断向前推进，我国的经济社会格局发生了剧烈的变迁，传统的社会管理模式已不再适应时展的需要，而且它的弊端也越来越显示出来，对于促进社会进一步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反作用力。
如何改进社会治理方式，促进社会治理实现良性协调发展，显得尤为迫切和重要。特别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以来，社会治理被提到了新的高度，创新社会治理机制，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党和国家在下一阶段开展社会建设工作的重点内容。
二、社会治理机制创新的重要意义
社会治理机制创新既是一种传承又是一种发展，具体而言，创新社会治理不仅是党和国家遵从人类政治发展规律办事的一种体现，同时也是新时期有效应对社会发展问题，提高社会治理能力，建构现代化社会治理体系的重要保证。
（一）社会治理机制创新是人类政治发展的普遍趋势
人类政治发展的共同规律，简而言之就是从强硬的统治走向共同的治理。从理论上来讲统治和治理的概念有所不同，二者的区别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一是权威主体不同，统治的主体强调单一性，多以政府为代表；治理的主体则是多元的，除政府以外还包括公民个人和其他各类社会组织。二是权威的性质不同，统治是强制性的；治理则更多强调协商、对话和共治。三是权威的来源不同，统治以国家法律为坚强后盾；治理的来源除了国家法律以外，还包括各种彼此双方或多方签署的具有公平和平等性质的契约。四是权力运行的向度不同，统治的权力运行自始至终都是自上而下的，治理的权力运行则更多是平行的。“多一些治理，少一些统治”成为21世纪世界主要国家，进行政治变革的主要特征。
就我国而言，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在人类政治发展规律的指导下，党和国家十分重视促进社会治理与时俱进、协调发展，从而更加有效地解决相关社会问题，促进整个社会更加公平正义，为人民谋取更大福祉与利益。
（二）社会治理机制创新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题中之义
所谓国家治理体系，简而言之就是对社会权力运行进行适当规范，从而达到维护正常公共秩序目的的一系列制度与程序的总和。治理能力，则是制度执行能力高低的一种直接体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一个有机整体，二者是相辅相成的关系。一方面，良好的国家治理体系是提高国家治理能力的基础和前提；另一方面，只有提高国家治理能力才能对国家治理体系进行优化与升级，从而提高其整体效能。
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必然要求。随着全面深化改革的不断深入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一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另一方面仍然面临着诸多问题，具体包括：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冲突和矛盾日益加剧社会不公平现象和问题比较突出，党和政府的公信力有所下降，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等。这些问题的存在极大地加重了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发展的代价和成本，同时延缓了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前进步伐。因此，在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从而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不断向前发展的时代背景下，创新社会治理机制已成必然。
三、社会治理机制创新路径探析
创新社会治理机制，改进社会治理方式已迫在眉睫，党和政府在立足国情，实事求是的基础上，也积极进行了各式各样的路径探索，其要点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一）实现社会治理主体多元化
与社会管理不同，社会治理强调治理主体的多元化，鼓励各类治理主体发挥积极作用并着力构建多元不同主体共同参与的治理机制。
1.加强党的领导
中国共产党是我国的执政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要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各级党组织建设，提升引领、组织和服务社会的能力，充分发挥党在社会治理中“总揽全局”和“协调各方”的功能和作用。
2.发挥政府主导作用，提升官员素质
毫无疑问，政府在社会治理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政府仍然是推进社会向前发展的“火车头”。强调社会治理的多元主体，不是要限制政府权力，虚化政府功能，而是要改变政府包办一切的传统管理模式，建立与现代社会相适应的，多元主体共同协商参与的平行管理模式，更好的发挥政府在社会治理中的主导作用。首先要进行制度建设，对政府权力的运行进行合理制约和监督，防止权力异化和滥用。其次要建立科学民主的工作机制，保障政府工作顺利、有效开展，提高政府工作的效率。最后要明确政府责任，积极进行政府职能转变进一步还权与于社会，调动各类社会主体参与社会治理的积极性、主动性与创造性。
除此之外，人才选拔机制和官员素质也是影响国家治理能力的两个极其重要的因素。一方面要建立一套公正有效的人才选拔机制，将优秀的人才筛选出来，授予其权力，明确其责任，使其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另一方面，要对官员的业绩进行考核与评估，并根据时展的变化，对官员进行教育和培训，提升官员素质和能力。
3.社会组织―社会治理的中坚力量
伴随着我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入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社会中形成了不同的利益群体，他们有着不同的利益诉求。为了切实维护自己的正当利益，他们通过多种渠道积极参与到政治生活当中去，并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首先，社会组织通过利益表达和利益整合，积极为组织成员提供服务，促进组织自身合理、健康发展，从而维护社会稳定和谐。其次，社会组织还承担了提供部分公共服务的职责和功能。最后，社会组织也是促进社会治理实现良好发展的重要参与主体和有力监督者。
4.培养现代公民
推进社会治理机制创新，不仅需要随着时代的进步与发展对政府治理理念进行变革与创新，而且更需要具有公民精神的广大公众积极主动的参与其中。可以说，没有公民有序的参与，社会治理目标的实现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最终幻化为泡影。在现实生活中，一方面要加强对中小学生、大学生的公民精神教育，培养德才兼备、有主见、有责任心的现代公民；另一方面要疏通广大公民参与政治生活的路径和通道，鼓励广大公民勇于发表自己的观点和看法，为促进社会治理实现良好发展，构建和谐社会建言献策。
（二）协同合作化治理
随着社会问题的日益复杂化，利益诉求的多样化，传统碎片化治理各治理主体间价值观念分歧、治理手段单一、治理方式僵化等诸多弊端逐渐暴露出来，降低了社会治理的整体效能。实现社会治理创新，建立一套稳定有效的社会协同合作机制，显得尤为重要。
1.信任基础
在建设我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进程中，单靠政府一己之力解决不了根本问题，想要获得成效，必然离不开横向和纵向的政府各部门之间的合作，更离不开公共部门、私人部门与社会公众之间的协商与合作。当今社会是一个极具个体性、包容性且多元的社会，只有不断通过彼此交流协商，才能消除隔阂、共同行动、促进社会不断发展。而信任是促使协作关系顺利产生的重要纽带。因此，在社会治理过程中，各参与主体一定要注重加强自身信任增量建设。以政府为例，必须牢记建设法治政府、服务型政府的目标，进一步明确职责，心系广大人民群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提高政府公信力。
2.利益激励
推进社会治理机制创新需要多方主体共同参与、合作，而不同参与主体间协作关系达成的关键则建立在对共同利益达成共识的基础之上，如果各行为主体之间存在广泛的共同利益，那么合作意愿就更强，合作行为和协同效应也就更容易实现。但是，伴随着我国现代化进程不断向前推进，社会中不同的利益群体已经形成，各利益群体间的矛盾和冲突也表现得日益明?@。因此，这就需要协调各行为主体之间的利益关系，完善利益补偿机制，实现主体间利益分配的合理与平衡。为各行为主体积极参与到社会治理之中，发挥积极作用，最终实现协同、合作化治理提供动力和保障。
（三）实现社会治理方式民主化、法制化
社会治理过程其实就是大家共同合作解决问题和矛盾的过程。在西方国家，强化民主是社会治理中有效防止产生社会秩序混乱和爆发社会矛盾的根本之策。社会治理活动中，凡是涉及公共利益的重大事务都应该广泛吸纳社会成员积极参与和民主决策。在民主协商的基础上，各参与主体平等交流，敞开心扉，表达自己的意见和看法。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解决各种问题和矛盾，促进社会稳定和谐。同时，民主不仅是说说而已，要积极拓宽公众意见表达渠道，充分保障公民的知情权和参与权，真正做到问政于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