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治理现代化体系篇1
一、进一步完善党委领导体制，充分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作用。我镇各村红白理事会、村代会以及村里的各种组织都有村支部书记或者委员参与并担任小组长，同时村里的各种活动都有村支部号召建立并运行，促使村里的各项工作在推进过程中相互促进，在成效上相得益彰。
二、进一步完善民主协商和社会协同体制。充分发挥村级党组织在基层协商中的领导核心作用，努力形成协商主体广泛、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程序科学、制度健全、成效明显的城乡社区协商局面。村代会主席又村支部书记担任，议事会议的召开都由其号召和操办的同时，各村都建立了村民参加的微信群，大事小情通过微信群等现代化的信息联系方式广泛征求群众意见，然后又村民代表会商议决定实施。各村还积极开展大学生志愿者和各类社会志愿者服务活动，充分发挥村民们的为人民服务的积极性。
三、进一步完善德治先导机制。各村根据自己村情已经制定了相应的村规民约，引导群众明是非、辨善恶、守诚信、知荣辱。为发挥先进典型的示范引领作用，留智庙镇妇联组织评选出了“最美家庭”、“巾帼奋斗者”等先进典型并加以宣传。
四、进一步完善基层自治机制。健全以村党组织为领导、人民群众为主体的新型基层社会治理框架、完善民事民议、民事民办、民事民管的基层治理机制。留智庙镇各村都按照选举法落实选举制度，村民代表全部从人民群众中选出，村内大事小情都通过村代会协商决定并运行。
社会治理现代化体系篇2
[关键词]医疗风险；风险分担；医疗责任保险；医疗风险互助基金；医疗意外险
[中图分类号]R197.323.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7210（2016）10（c）-0122-05
[abstract]asahigh-riskindustry，medicalservicealwayshasunpredictableandseveremedicalrisksduringitsprocess.Currently，thewaystobearmedicalrisksmainlyincludemedicalliabilityinsurancesystem，medicalriskmutualfundsystemandmedicalaccidentinsurance.SomeresultshavebeenachievedinthepracticalexplorationinvariousplacesofChina，buttheabovementionedmedicalriskbearingmechanismsinChinahavemanyproblems：imperfectlawsystem，immatureinsurancemarket，andpoorinitiativeinthedoctor-patientriskmanagement.toconstructthemedicalriskbearingsystemundertheperspectiveofsocialgovernancemodernization，therolesofgovernment，societyandmarketshallbecoordinated，andthemodelof“governmentled，two-wayparallel，societycoordinationandindustrystandardization”shallbefollowedsothatthemedicalriskcanbebornebythewholesociety.
[Keywords]medicalrisk；Riskbearing；medicalliabilityinsurance；medicalriskmutualfundsystem；medicalaccidentinsurance
众所周知，现如今医学科学发展迅速，但是学术问题层出不穷，掌握规律仍然受限，临床诊疗过程风险重重，医疗风险客观存在、不可预估且难以控制。与此同时，公众对于生命健康的重视和维权意识也不断增强。医疗行业的高风险和人民群众对于医疗效果高预期之间的矛盾成为当下医疗纠纷频发、医患矛盾加剧的重要原因。通过引入和构建医疗风险分担机制来分散医生执业风险、缓和医患矛盾、化解纠纷，维护医患双方的合法权益或成必要。
1医疗风险分担的内涵与价值
1.1医疗风险分担的内涵
医疗风险概念的界定是构建多层次医疗风险分担体系的前提和基础。关于医疗风险的内涵，国内学者尚未有明确界定，目前国内主要是从对象、后果、过程和原因4个要素来认识和定义医疗风险概念[1]。
夏毓敏[2]定义了医疗风险的广义内涵，即存在于医疗机构内部的，可能会导致医院和患者各种损失和伤害的不确定性或可能发生的一切不安全事件。吕群蓉[3]为医疗风险作出了狭义的定义，即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因为过错对患者造成伤害而产生的风险。任华玉等[4]提出医疗风险应该包括医疗事故、医疗差错、医疗意外以及并发症等，并将其分为过错医疗风险和无过错医疗风险两类。此外，根据陈校云等[1]的研究，医疗风险的概念还能以研究对象的不同加以区分，如很多学者单纯将患者列为医疗风险的对象，而部分研究则提出应将医方、社会、政府都列入医疗风险的研究对象之中，以广义医疗风险的角度进行管理。本研究认为，我们更应该从广义角度来界定医疗风险的内涵，主体包括医患、政府、社会、市场等社会治理主体，种类涵盖由医疗机构及医务人员主观造成的医疗差错和由于医学本身或医疗环境、患者体质等所导致的医疗意外、并发症等。从社会正义与公平的视角出发，基于对生命健康权利的尊重与保护，应当让医疗风险的社会共担成为发展的潮流与趋向。
1.2医疗风险分担的价值
构建医疗风险分担机制具有重大的社会意义。第一、能帮助患者有效规避风险，保障生命健康与人身权益。第二、减轻医务人员职场压力的同时，能提升其责任心和服务意识。第三、能帮助医疗机构积极落实医疗责任赔偿制度，明晰责权，强化内部质量控制、安全保障和风险管理。第四、有助于政府明确自身职能、发挥作用，引导建立法治社会。第五、能提高第三部门在社会治理中的地位，推动公民社会的发育成长。第六、医疗风险分担作为新兴的保险业务领域，在全国的推行有助于相关保险业务的完善，推动国内保险市场的发育成熟。
此外，医疗风险分担体系的构建对于社会整体的进步与发展也有着重大意义，既能为医疗事故的处理提供有效的解决办法，缓解医患矛盾，缓和医患关系，也能推进医学新技术的发展应用，促进国内医学科学发展，推动社会整体卫生事业进步。
2医疗风险分担的已有模式分析
2.1医疗风险分担的现有形式
目前我国尚未建立起成熟的医疗风险分担体系，但是全国各地以政府部门、医疗机构为主已展开了实践探索，主要包括医疗责任保险制度和医疗风险基金以及医疗意外险等形式，其中医责险制度以行政推动模式为主，医疗风险基金多以地区或医院特色实践呈现，在妥善处理医疗事故、有效化解医疗纠纷、缓和医患关系等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果。
2.1.1医疗责任保险制度医疗责任保险，是由医疗机构和保险公司合作开展的一种医疗执业责任保险业务。早在20世纪80年代末，我国就开始尝试推行医疗责任保险机制，主要由商业保险公司承保经营[5]。1989年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广西邑宁县支公司最早推行地区性的医疗责任保险[6]。2002年新的《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出台[7]，取代了1987年的《医疗事故处理办法》[8]，并较其进行了多方面修改，如扩大了事故范围，加强了鉴定程序公正性，一定程度上落实了患者知情权、提高了事故赔偿标准等，全国由此掀起了医责险参保的热潮。2006年6月，国务院《关于保险业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9]，指出要建立统一的医疗责任保险，并开启了保险业在国内的医责险试点工作。2007年6月，《关于推动医疗责任保险有关问题的通知》出台[10]，各相关部门致力于引导医疗机构参与医疗责任险，医责险制度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有规模地展开。近几年随着健康服务业快速发展起来，公众的健康需求加速扩张，市场对于健康保险的呼声愈发强烈。2014年7月，《关于加强医疗责任保险工作的意见》印发[11]，提出到2015年底前，全国三级公立医院参保率应当达到100%；二级公立医院参保率应当达到90%以上。30年来，国内各地以行政推动的方式也取得了一定效果和成就。1999年云南首开先河在省内推行医责险之后，上海（2002）、深圳（2003）、北京（2004）等地区也相继出台了相关政策条文，开展地区试点。2010年前后，全国多地已建立起医责险制度。
2.1.2医疗风险互助基金医疗风险互助基金的风险分担方式较早出现于福建、江苏等省地市，基金专款用于责任赔付。近年来，国内医疗风险互助基金的设立主要有两种形式，其一是在医疗机构专用基金下设置二级科目，并建立基金账户和核算，用于其内部医务工作者发生的医疗责任理赔和纠纷处理，如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上海长征医院早在2003、2004年就开始尝试在院内设立医疗风险基金[12]；另一种是辖区内多家医疗机构联合筹集医疗风险互助基金，一般由当地卫生计生行政部门或第三方组织发起，典型的有海南省海口市、江苏省洪泽县[13]等，2015年9月，江苏徐州也出台《医疗风险互助金管理办法（试行）》[14]，按照自发、自愿、自筹、自管、自用的原则在全市建立起医疗风险互助保障制度。
2.1.3医疗意外险医疗意外险是针对风险高、难度大的手术等治疗方式，为缓解因医疗意外引发的患者损伤和医疗纠纷而推行的保险项目，主要由患者及其家属自筹购买。不可否认，医疗意外险的初衷是积极有益的，国内保险公司推出的此类险种如母婴平安保险、人工流产平安保险、手术平安保险、精神患者住院意外伤害保险等在保险市场上广受青睐[15]。然而，个别地区部分医疗机构尤其是以营利为目的的民营医院与保险公司勾结，医务人员利用工作便利帮助保险公司推销意外险产品并从中获利，严重损害了患者利益并造成不良舆论影响，因此原卫生部于2008年通知暂停医疗意外险[16]，此后长时间内，医疗意外险一度销声匿迹。直到2013年，中国医院协会消息称将协同保监会、保险公司在全国范围内推广手术意外险，北京部分医院重新开始推行医疗意外伤害保险[17]。
2.2医疗风险管理体系的现存问题
2.2.1相关法律制度不健全经过多年实践探索，医责险逐步被纳入医改大政，并在公立医疗机构中规模实施；全国各地区积极开展医疗风险互助基金试点；“手术意外险”等项目也在北京多家医院再度兴起。但是迄今为止我国尚未建立起专门针对以上医疗风险分担方式的法律制度，导致相关政策在颁布和推行过程中“无法可依”，难以在基层落地。
2014年国家卫计委等五部门联合出台的《关于加强医疗责任保险工作的意见》并未明确医疗责任保险的相关概念，界定投保人、承保范围、双方权利义务等基本内容，意见笼统，缺乏实施细则。各地区的医责险、医疗风险基金等制度由于缺乏统一的实施标准，施行方案不一，具体规则混乱，实践效果也参差不齐。医疗意外险制度则在无序经营中飘摇，全国统一的、能普遍推行的法制体系有待建立。
2.2.2保险市场发育不成熟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仍在探索前行，保险市场尚未发育成熟，商业保险公司在经营医疗保险产品的过程中也暴露出诸多问题。第一、组织管理落后。首先，当前保险市场正面临着巨大的人才队伍缺口，缺乏一批兼具医学、法学、保险学专业基础的技术及业务人才，业务拓展较为艰难；其次，现有医责险条款的制订缺乏科学性，保险公司在险种核算、费率厘定、保险理赔等方面还存在诸多漏洞；此外，薄弱的风险防控意识和风险管控能力也意味着保险公司的业务能力与水平还有待提升。第二、保险公司在医疗纠纷理赔事件的处理上方法传统、介入滞后、责权利不对等，发挥作用十分有限。第三、根据现有医疗风险保险产品经营情况，保险公司还存在险种单一、产品体系不健全等问题，影响保险公司与保险市场的发展前景。
2.2.3医患风险管理积极性差从目前的国内实践来看，医责险制度并未受到医疗机构的追捧，甚至进入了“供需双冷”的阶段。从医方视角来探讨医责险推行的阻力，主要包括：第一、部分医疗机构的医疗风险管理意识薄弱，对医疗风险分担认识不足或存在误解，从而回避或抵触投保医责险；第二、医疗机构投保一方面是想转嫁医疗风险，增强赔付能力，另一方面也是想从医疗纠纷的处理中解脱出来，但现在两个目的基本上都没达到，因此投保积极性不高[18]。此外，在多数地区，医疗风险互助基金通过政府自上而下的模式展开，医疗机构缺乏参与的积极性与主动性。医院内部设立医疗风险基金的做法由于风险池较小，难以充分发挥保险作用。
医疗过程中患者及其家属的风险意识也有待加强，一方面患者及其家属对于手术投保存在误解，易将其理解成医务人员推卸责任、借机创收的不端行为；另一方面医疗意外险保险费用较高，患者不愿意承担这部分储存成本。
3医疗风险分担体系的模式构建：政府引导、双轨并行、医患共济、行业规范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19]。在构建国家现代社会治理体系的框架下，建立医疗风险分担体系也需要明确主体与对象、目的与手段，有的放矢。
根据各地的实践探索，结合社会治理和风险管理理论，本研究认为应该遵循“政府引导、双轨并行、医患共济、行业规范”的模式，建立起层次多元、互助共济的医疗风险分担体系。社会的多元化正在成为时代的新特征，由政府单一主体肩负社会治理职责的时代正渐行渐远，非政府组织以及其他社会自治力量正在迅速成长起来，并开始在社会治理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20]。在社会治理现代化的视阈下构建医疗风险分担体系，必须协调立法机构、卫生计生行政部门、保险公司、医疗机构、第三部门、社会公众等多个主体，调动政府、企事业单位和社会多方力量共同参与。允许各地区因地制宜，选择适合本地实情的制度举措，实现体制机制创新。
3.1政府引导，完善法制
各地各级政府作为医疗机构、保险机构等的主管部门，要履行好其组织、协调、控制、监管等职能，加强对医疗风险分担政策落实的宣传和引导。此外，还要强化对医疗卫生行业和保险市场的监管，规范医疗机构及医务人员执业，维持保险市场正常秩序。
构建医疗风险分担体系，法律法规是法制基础，制度政策是重要保障。随着我国在法制化建设道路上的迈进，医疗卫生领域的立法进程也要加快速度，逐渐构建医疗风险分担的相关法制体系并加以完善，制订《医疗责任保险实施条例》《医疗风险互助基金实施办法》《医疗意外保险基本条例》等法律文件，将已有制度政策全面纳入法律框架。
3.2双轨并行，内外共保
构建医疗风险分担体系，可以尝试内保和外保相结合的“双轨制”，内部由各省市调动辖区内医疗机构共同设立医疗风险互助基金，外部推动医疗责任保险和医疗意外保险并行，以医责险为主体、以医疗风险互助基金和医疗意外险辅助。第一、医疗风险基金宜以市为单位开展设立，各市以当地卫生计生行政部门为牵头单位，组织辖区内各医疗机构联合筹资设立本市医疗风险基金，实行统一核算、集中管理、专款专用。基金筹集基本遵循自愿原则，有条件的地区可以探索以省或直辖市为基本单位统筹风险互助基金。第二、医疗责任保险的推行可以仿照交通强制险，要求医疗机构开业和医务人员执业必须购买医疗责任保险[21-23]。根据目前我国北京、深圳、上海等省市的试点经验，可以探索一定程度的强制方式，如先在辖区内公立医疗机构中率先强制施行，再逐渐推广到非公立医疗机构中。第三、医疗意外险作为另一种外保方式，也在医疗风险分担体系中发挥重要作用。立法规定第二类和第三类医疗技术临床应用时患者必须购买医疗意外险，并以知情同意书告知病患，能逐步增强其合法性。
3.3社会共济，市场参与
风险金和保险金需要社会各方共同筹集。第一、医疗风险互助基金由地区财政和医疗机构按比例出资，医疗机构内部则可以通过医疗成本提取和医务人员自筹等渠道筹资；第二、医疗责任保险主要由医疗机构为其医务人员购买，也可以采用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共同分担的方式；第三、医疗意外险主要由患者及其家属购买，由商业保险公司推行运作。政府也应该加大对医疗风险分担体系建设的财政拨款和公共经济资源投入，通过税收减免、税收补贴[15]等举措支持相关制度推进。由此，医疗风险分担体系真正体现医患共济、社会互助的原则和特点。
整个保险体系主要由市场上商业保险公司负责运营管理，商业保险公司要根据市场需求建立内部多元化的医疗风险保险产品体系，一方面重视内部人才队伍建设，吸引、培养一批专业人才队伍，定期开展人员培训，逐步弥补业务漏洞；另一方面改变传统的理赔方式，以积极的姿态投入医疗事故鉴定和纠纷理赔过程，及时到位、全程参与。
3.4行业规范，部门协同
医疗卫生行业的第三方组织在医疗风险分担体系构建过程中应发挥应有作用，包括行业内相关规范的完善落实、医疗风险互助基金的统筹管理、医疗事故的责任鉴定和医疗纠纷的调解处理等。行业内部要建立起风险金和保险金的筹集和运营管理规范，配合相关法律制度、政策文件的贯彻落实，使相关部门、医疗机构等在医疗风险分担体系中有据可依。同时尽快建立起完善的第三方调解机制，设立专门的人民调解委员会，以弥补现有调解方式在医疗事故的科学鉴定和纠纷的公平处理方面的不足，确保医疗事故鉴定和医疗纠纷调解的中立性，取信于医患双方[24]，保证过程的公正科学，这也有助于引导第三部门有序参与社会治理。
4结语
医疗风险管理是现代医院管理的主要内容之一。引入医疗风险保险机制，强化医疗风险分担对于整个社会的发展，尤其是卫生事业的进步能发挥重大作用。在国家现代社会治理体系框架下构建医疗风险分担体系，应该使每一个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都纳入保险制度中，保险金与风险金方式并行，政府与医患共济，内保与外保相结合，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起统一的医疗风险保险制度，各地区依据不同的需求与发展状况灵活调节，切实保障医疗服务及过程，减少医患纠纷，和谐医患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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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治理现代化体系篇3
关键词：河南省；社会事业开放；总体设计
中图分类号：D623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4）26-0081-02
研究河南省社会事业开放的总体设计及对策，必须遵循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改革目标，紧密结合河南省的具体实际，在推进河南省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的发展目标下进行。我党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到前所未有的战略高度，标志着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入了新阶段，是工业、农业、国防、科技“四个现代化”之后的“第五个现代化”，体现了我们党治国理政的新境界。
一、深刻理解和把握社会事业的内涵及其特征
社会事业作为以社会发展和进步为前提，以实现公众整体利益为目的，直接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或协调各个方面利益关系的组织、部门和公共企业，其有着特定的内涵和特征。
（一）社会事业的内涵
社会事业是指中央和各级地方政府领导的社会建设和社会服务事业，是与行政部门和企业（包括金融机构）行为相并列的活动。具体而言，社会事业是指国家为了社会公益目的，由国家机关或其他组织举办的从事教育、科技、文化、卫生等活动的社会服务。
社会事业作为一个整体的概念，涉及经济增长在内的社会结构、人民生活、社会秩序等多个方面的内容。在我国各级政府的相关文件中，社会事业包括教育事业、医疗卫生、劳动就业、社会保障、科技事业、文化事业、体育事业、社区建设、旅游事业、人口与计划生育等10个方面，并把消除贫困、公平分配、大众参与、生态保护、社会稳定和可持续发展等多种社会价值作为发展目标。
（二）社会事业的特征
社会事业作为政府领导的社会建设和社会服务事业，具有整体性、非营利性、公益性等特点。
第一，整体性特征。社会事业是综合运用各种科学知识和方法来研究公共事业组织活动和管理过程及其规律的学科。它是以管理、经济、法律为基础，以公共事业的管理要求为框架形成完整体系。
第二，非营利性特征。公共生产、公共提供，即由政府组织公共事业产品生产，并无偿地向社会提供。社会事业兼具公益、准公益和盈利的性质。
第三，公益性特征。社会事业运行过程体现着公益性，如公共生产、混合提供，即由政府组织公共产品生产，并通过收费方式向市场提供。
二、加强河南省社会事业开放的总体设计及对策研究的重要性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成熟化、定型化提升到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高度，这是我们党站在新的历史时期和新的起点，从国际国内形势出发，做出的重大决策。现在，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也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目标。在这种有利的大氛围下，河南省的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必须适应国家大环境的要求，积极推进河南省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此项工作具有重大战略意义。
（一）加强河南省社会事业开放的总体设计及对策研究是省委省政府治理理念的新变革
随着经济的发展、公民社会的不断成熟，河南省原有的全能政府的管理模式已经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状况。针对这种状况，河南省必须逐渐转变治理方式，逐步实现政府的有效限权、放权和分权体系，构建政府与社会的共同治理模式。政府与社会在对公共事物的管理中达到权力制衡、互相合作、协调互补的稳定状态，必须坚定积极地推进社会管理体制的改革创新。
河南省委省政府紧跟党中央和国家的部署，紧密结合河南省社会发展和治理的具体实际，研究和做出了许多有关政策和部署，充分体现了省委省政府治理理念的创新和变革。
（二）加强河南省社会事业开放的总体设计及对策研究是实现河南省现代化的必然要求
现代化是世界各国普遍追求的理想目标。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将“富强、民主、文明、和谐”作为新时期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目标。推进河南省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可以使党和政府及时更新治理理念，通过创新和完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党的建设等领域各项制度机制和法律法规，最大限度地减少体制机制障碍和制度漏洞，使各方面制度更加科学、更加完善，实现各项事务治理制度化、科学化、规范化、程序化。
（三）加强河南省社会事业开放的总体设计及对策研究关乎河南的未来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经济与社会发展不平衡的问题仍然十分突出，公平正义是人民群众十分关注的焦点问题。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对此做出了积极的回应，并对教育、就业创业、收入分配、社会保障、医疗卫生等社会的重要领域和重点方面进行了更加深入细致的部署，重点更加突出，措施更加具体。
推进河南省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省委站在新的历史时期和新的起点，从省内外形势出发，做出的重大决策。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更加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加快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先进文化、和谐社会、生态文明，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因此，河南省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要紧紧围绕更好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深化社会体制改革，改革收入分配制度，促进共同富裕，推进社会领域制度创新，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加快形成科学有效的社会治理体制，确保社会既充满活力又和谐有序。
三、河南省社会事业开放总体设计的根本要求和目标的确定
科学确定河南省社会事业开放总体设计的根本要求和目标，是河南省社会事业开放的总体设计和对策研究的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这种根本要求和目标就是要定位为实现社会事业开放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河南省社会事业开放的总体设计要与社会事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标准相适应。
（一）目前世界上国家治理体系的三种模式
世界上形形的国家的治理体系模式，可以分为以下3种。第一种为“霸道”模式。强调基于强力、命令、行政手段和军事霸权来构建统治秩序，中国法家韩非子的主张就是典型表述。第二种为“王道”模式。强调基于权威、说服和道义合法性来构建统治秩序，中国儒家孔子的学说就是典型代表。第三种为“民道”模式。强调基于公民同意、合法性、宪法制度来构建统治秩序，现代民主政治理论和实践就是典型体现。
（二）河南省社会事业开放的总体设计要与社会事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价值目标相适应
一个善治的国家，需要亿万文明的公民。第一，治理应有利于激发社会活力。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是马克思主义追求的根本价值目标。在当前利益多元化、文化多样化的条件下，国家治理既要确保公共利益和主流道德价值不受侵害，也要根据实际情况尊重差异、包容多样、考虑个别，特别是要保障宪法确认的个人自由，承认合法合理的个性化追求，让公民和社会组织充满生机活力，使社会保持动态平衡稳定状态。第二，治理应有助于扩大人民民主。党中央突出强调了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和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国家治理要以保证人民当家做主为根本，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更加注重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充分发挥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优越性。要广泛发动各类社会组织和公民参与政府的治理工作或者进行自治。工会、共青团、妇联、工商联、贸促会等人民团体应在引导相应群体的行为、维护其权益、化解矛盾方面发挥更大作用；居委会、村委会应在城乡社区治理、基层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中承担更多责任；应培育壮大社会中介机构，强化其在维护社会信用体系、降低交易成本中的地位和作用。第三，治理应有助于实现社会正义。公平正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治理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努力营造公平的社会环境，促进正义社会制度的形成。
（三）河南省社会事业开放的总体设计要与社会事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体制标准相适应
衡量一个国家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否现代化，一是公共权力运行的制度化和规范化，它要求政府治理、市场治理和社会治理有完善的制度安排和规范的公共秩序。二是民主化，即公共治理和制度安排都必须保障在民或人民当家作主，所有公共政策要从根本上体现人民的意志和人民的主体地位。三是法治，即宪法和法律成为公共治理的最高权威，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允许任何组织和个人有超越法律的权力。各级行政机关必须严格依据法律规定行使行政权力，管理行政事务，服务社会公众。
（四）河南省社会事业开放的总体设计要与社会事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效率标准相适应
衡量一个国家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否现代化，既要看效率，即国家治理体系应当有效维护社会稳定和社会秩序，有利于提高行政效率和经济效益，又要看协调，现代国家治理体系是一个有机的制度系统，从中央到地方各个层级，从政府治理到社会治理，各种制度安排作为一个统一的整体相互协调，密不可分。
经过35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进入到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但是，在国家治理体制和能力方面，正面临诸多新的严峻挑战。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说明我们现存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还相对落后，还跟不上社会现代化的步伐，还不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政治经济需求。为此，必须以巨大的政治勇气，沿着民主法治的道路，推进河南省治理体系的现代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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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黄锡富.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意义重大[n].广西日报，2011-03-04.
社会治理现代化体系篇4
一、研究基础和述评
治理理论起源于国外。治理理论的创始人之一詹姆斯?n?罗西瑙把治理定义为一种由共同的目标支持的活动。他认为，与政府统治相比，治理的内涵更加丰富，既包括政府机制，也包括非正式、非政府的机制[1]。在过去，国内学者普遍认为，治理理论主要适用于西方国家的后现代国情[2]。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国内学者的观点开始发生变化。俞可平提出，虽然治理理论产生于国外，但是不等于治理理论不能为中国所用，关键在于以什么为参照标准。邵春霞认为，现代国家的治理能力不仅仅取决于国家专制权力所提供的稳定秩序，而是在更大程度上取决于国家基础权力所构建的国家与社会关系及其所提供的公共治理水平[3]。赵春欢把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看作中国现代化总体进程中的重要内容，认为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一个伴随对社会转型风险的认知而不断建构的过程，明确把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衡量标准作为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建构的前设条件[4]。戴长征认为，国家治理能力是指国家在管理政治、经济、文化事务过程中，为实现国家治理的战略目标，分配社会利益并实现对社会生活的有效控制和调节的能量及其作用的总称[5]。
对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如何适应现代社会的各种要求，以往研究做了相应的解答。王浦劬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人民内部各阶层、团体、集体、个人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这就决定了在人民政治权利实现过程中，必须以政治协调的方式处理各方面的利益矛盾，协调人民内部各种政治力量之间的关系，从而保证人民通过政治权利的实现协调各方面利益之间以及它们与共同利益之间的关系[6]。在他看来，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与政治协商具有高度关联性，国家治理现代化离不开协商民主。李景鹏认为，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一种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适应民主政治的政治过程[7]。李放强调了社会组织在国家治理中的作用。他认为，逐步建立和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现代国家治理格局，真正实现各治理主体之间的协作治理，迫切需要培养各种市场组织、社会组织和公民能够参与和协同国家治理的制度化能力[8]。王新强调了协商民主平台建设的重要作用。他提出，要通过积极构建科学严密、程序合理、结构完整的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体系，有效拓宽党派团体、国家政权机关、人大机关、政协组织及社会组织、基层组织的民主协商渠道和平台[9]。胡宁生认为，要不失时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需要围绕多元治理的结构重塑政府与社会的关系[10]。徐琳强调，加强和完善制度化、组织化的公民参与是实现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现实路径之一[11]。
关于民主党派与国家治理，学者们有一些论述。王庆五提出民主党派是国家治理主体之一。他认为，治理的主体包括中国共产党、民主党派、社会组织等多元主体，缺一不可[12]。李仁质强调，参政党作为我国公民政治参与的重要组织形式和重要协商主体，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中具有重要作用，对促进政治协商、推进协商民主进程和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13]。汪仕凯认为，由建制能力和协商能力组成的政治能力才是决定后发展国家最终崛起的关键因素[14]。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国内学界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问题进行了积极的分析和探讨。学者们聚焦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科学内涵、重大意义、现实障碍、实现路径等方面。其理论成果比较丰富，取得了一些共识。不足之处是，相关研究成果在内容创新、实证分析和多维视角方面有待强化。要进一步加强对中国模式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理论研究、实证分析和多视角多学科分析[15]。在未来一段时期，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行实证研究，将成为新兴研究点。
基于此，本文从参政党履职这一角度出发，把政治协商作为刻画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一次自然实验，采用实证的方法评估政治协商对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影响度。与现有文献相比，本文可在以下3个方面做出贡献。第一，研究视角具有一定程度的创新。本文从参政党履职出发，研究政治协商和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系。这可为研究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新的思路和角度。第二，研究方法具有一定程度的创新。在现有研究文献中，如何合理量化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个难题。本文以相关数据表征国家治理能力，合理回避了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量化难题。第三，研究成果有利于丰富学术积累。本文力图拓展国家治理能力研究的广度，提高国家治理能力研究的深度，促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研究体系的完善。
二、实证背景与理论假说
笔者首先对政治协商进行量化。《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指出：“政治协商是对国家和地方的大政方针以及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中的重要问题在决策之前进行协商和就决策执行过程中的重要问题进行协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人民政协工作的意见》指出：“人民政协是实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重要政治形式和组织形式。人民政协的参政议政是人民政协履行职能的重要形式，也是党政领导机关经常听取参加人民政协的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各族各界人士的意见和建议、切实做好工作的有效方式。”《关于进一步加强人民政协提案办理工作的意见》强调：“提案是人民政协履行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职能的重要形式。”笔者以政协提案表征政治协商，用历年全国政协提案的数量代表政治协商的状况，对政治协商进行量化处理。为了便于理解，本文用全国政协历年提案数指代政治协商指数。
笔者接着对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进行量化。高小平认为，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重点是处理好政府、市场、社会的关系，在社会治理体系中就是要按照党和政府的领导培育、规范社会组织，按社会组织配置社会资源的逻辑深化社会体制改革，发挥社会组织在配置社会资源中的决定性作用[16]。社会组织对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独特作用。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与社会组织关系密切。因此，笔者选用社会组织的发育程度（数量）来表征国家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水平，用社会组织数量代表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指数。
统计数据显示，从1988年到2013年，国内社会组织的数量大幅增长，从4446家增加到506，700家，增长约114倍;政协提案数从1734条增加到5840条，增长约3.37倍。除少数年份外，不论是社会组织数还是政协提案数，都呈现出稳步增长的趋势。也就是说，近些年来，我国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和政治协商都获得了不同程度的进步。汪仕凯分析了其动力机制。他认为，协商能力是国家权力在调解冲突、凝聚共识、做出承诺方面的实践状态，决定了统治精英能否长期对发展目标及实现发展目标的战略保持共识。政治能力体现在凝聚共识、达成妥协方面。协商过程越是依托正式的政治体制进行，协商能力就越强。遗憾的是，他没有对这种动力机制进行实证检验。笔者以该理论研究成果为依据，通过建立以政治协商为自变量、以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为因变量的理论模型，对政治协商对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影响度进行实证研究。
笔者把政治协商与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之间的函数形式假设为：
mode=f（demo）
其中，mode代表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demo代表政治协商，f代表两者之间的函数关系（见表1）。关于两者函数关系的具体形式，下文将进行专门讨论。
表1 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和政治协商指数统计表①
三、实证分析及模型选择
借助图形分析，我们可以直观地观察经济变量的变动规律和相关关系，合理确定模型的数学形式。趋势图的作用是分析变量的发展变化趋势和观察是否存在异常值。从图1可以看出，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和政治协商指数虽然同步增长，但是存在差距逐渐增大的趋势。也就是说，两者趋势相同，但步调不完全一致。相关图的作用是观察变量之间的相关程度和变量之间的相关类型，即区分两者到底是线性相关还是曲线相关，如果是曲线相关，又大致是哪种类型的曲线关系。图2显示，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和政治协商指数关系密切，二者为非线性的曲线相关关系。
图1 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和政治协商指数趋势图
图2 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和政治协商指数相关图①
相关图只能初步显示，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和政治协商之间存在非线性的曲线相关关系，但无法确定到底是哪种曲线关系。可把政治协商对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影响模型设定为指数函数模型、对数模型和二次函数模型，并分别进行估计和甄别。各种模型的回归结果见表2。
表2 政治协商对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影响模型①
表2显示，四个模型都有一定合理性。对数模型和二次函数模型的决定系数接近或超过0.9，说明二者的拟合优度比较好，自变量对因变量可能具有较强的解释力。双对数模型、对数模型和指数模型的解释变量都通过了t检验，说明这三个模型都有可能是解释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和政治协商两个变量关系的较为可靠的模型。在这三个模型中，指数模型的拟合优度最差，仅为0.54，而双对数模型和对数模型的拟合优度分别达到0.59和0.88。因此，有必要对这两个模型进行比较，以确定哪个模型更加合理。
残差分析是分析两个拟合的回归模型是否合适的常用方法，也是最直观、有效的方法。对比图3和图4可以发现，双对数模型和对数模型的残差分布总体一致，差别不是太大。但是，双对数函数的残差普遍小于同一年份对数函数的残差。这说明，双对数模型的拟合优度较好、误差较小，能够更好地解释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与政治协商之间的关系。
图3双对数函数模型残差分布表
图4对数函数模型残差分布表
因此，政治协商对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影响模型估计如下：
其中，inmode是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指数的自然对数，indemo是政治协商指数的自然对数，u是随机误差项。本模型的基本含义是：政治协商对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非常显著的影响，是影响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主要因素;政治协商在57%的程度上影响着国家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水平。这一估计结果对直观理解和更好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四、结论和建议
关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标准，国内学者众说纷纭。何增科指出，衡量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标准有4个：民主化、法制化、文明化和科学化[17]。俞可平认为，民主是现代国家治理体系的本质特征，是区别于传统国家治理体系的根本所在。石德华认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主要内涵包括6个方面：治理主体的多层化和多元化;治理结构的分权化和网络化;治理制度的理性化;治理方式的民主化与法治化;治理手段的文明化;治理技术的现代化[18]。虽然他们的观点不同，但是都把民主化置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核心地位。这从规范研究的角度印证了本文所估计模型的正确性和合理性。当前，社会中不同的利益群体已经形成，各种利益冲突日益明显。这意味着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面临诸多新的严峻的挑战。在以现代国家建设为中心的政治发展路线图中，协商民主可以和国家建设协同推进国家治理的现代化[19]。参政党作为我国政治协商的重要主体，在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中应有更多的担当。
第一，参政党应按照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求，不断提升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的能力和水平。参政党作为国家治理的重要主体之一，一方面应紧紧围绕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以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目标，充分发掘潜能、发挥优势，不断提高参与国家治理的能力;另一方面，应不断加强自身建设，锐意创新、积极进取，外树形象、内强素质，更好发挥在服务国家治理中的作用。
社会治理现代化体系篇5
随着当代中国社会转型加速，人们的利益关系与社会结构越来越复杂多元，影响乃至危及社会安全与稳定的矛盾风险增多。当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社会稳定进入风险期，对社会治理能力必然有更高的要求。作为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内容，社会治理是中国社会建设的重要任务，也是落实改革发展顶层设计的重中之重。从传统社会管理向现代社会治理转变，合理调整政府、社会组织、企事业单位、社区以及个人在改革进程中的结构性张力，形成科学有效的社会治理体制，已经成为中国社会进一步发展的关键。为此需要灵活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念，创造性地回答社会现实提出的重大问题，依法规范治理纷繁复杂的社会事务，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切实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一、创新社会治理的哲学思维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社会发展的奇迹举世瞩目，在取得显著成就的同时，教育、医疗、购房、就业、养老、食品安全等领域的社会问题引人关注，道德迷失、文化失范、价值虚无等精神层面的问题令人深思，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增加了各种社会风险因素。劳资矛盾、贫富差距以及因人口流动和征地拆迁带来的矛盾凸显，各种“群体性事件”冲击人们的视线，因环境污染造成的生态危机也引发了很多社会问题，导致社会不和谐。随着中国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变革，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稳步提高，对民主法治、公共服务和文明风尚有更高的需求，这就要求社会治理理念有更强的包容性和时代性，要求社会治理实践体现公共利益最大化，为社会和谐创设基本的条件。
创新社会治理体制，应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方法把握社会发展规律和方向，探索社会治理的中国特色，对社会发展的多元主体和优势资源进行有效整合，形成一种不同于计划经济时期的社会管理模式和西方国家公共治理模式的新型社会治理模式。这种模式应洋溢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反映了超越西方治理理论的观念独创性，体现中国经验、中国智慧和中国气派。这项改善公共权力运行模式的探索可以有效化解社会矛盾，在利民惠民的过程中凝聚社会共识，建立多方联动的利益协调机制。达此宏愿，需要在社会治理的现代转型、社会治理体制创新和缓解社会矛盾、消解社会矛盾等方面着力探索。
首先，实现社会治理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提高制度创新的能力，形成社会治理的中国经验，要进行整体性、系统性的多角度探索。社会治理是一项统筹协调的系统工程，促进社会治理理念创新，既要注重依法治理，以法律保障社会治理规范有效；又要注重源头治理，将事后处置转变为事前预防。既要体现政府主导，切实履行政府职责；又要实现社会共治，充分发挥社会组织的作用。既要顺应信息化和网络化趋势，建立社会治理的信息系统；又要提供便捷的公共服务，提高公共服务的品质。为此，应以系统的观点和整体的观点探索新的社会治理方式。发挥社会治理的主体性，合理调解社会矛盾。既要激活“齐心协力办大事”的传统优势，也要汲取国际社会的先进治理经验；既要把握阻碍社会治理现代化的主要矛盾，也要在从单一手段向多种手段转变的过程中实现综合治理；既要让社会组织更多地参与社会治理，也要建立健全重大决策的社会风险评估机制，实现社会善治的常态化。
其次，社会治理是理念见之于实践的过程，创新社会治理体制，需要大量有效的调查研究，增强社会治理创新的能力。“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1]促进社会治理能力现代化，应发挥社会治理的主体性，在深入调查中充分认识问题产生的根源及其走向，充分了解中国社会发展的实情，充分考虑中国社会治理经验和治理文化，充分调动基层组织协同与参与社会治理的积极性，激活社会治理的活力，提高社会治理的效率。促进社会治理现代化，需要加强社会治理实践中的多种能力。例如，实现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的能力和政府简政放权之后的监管能力，整合多种社会资源的能力和获得公众有效回应的能力，拓宽公共参与途径并提升社会组织有序表达功能的能力。在此基础上，应着力实现全面深化改革的顶层设计与基层响应相结合，使长期性目标和阶段性政策相结合，使社会治理的总体规划和具体部署相结合，进而实现社会治理现代化与促进人的素质现代化相结合。
再次，推进社会治理能力现代化，应合理调解社会矛盾，构建矛盾化解平台，培育健康而有活力的社会组织。我们知道，社会主要矛盾的现实根源在于生产关系的某些环节与生产力的发展不相适应，上层建筑的某些方面不能适应经济基础的发展要求。在发展中产生的矛盾一定比以往更多，发展中的问题终将在发展中得到解决。社会矛盾通常表现为人们的利益矛盾，利益差别过大是社会矛盾及其变化发展的主导因素。“每一既定社会的经济关系首先表现为利益”[2]，物质利益变迁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社会发展状况。因为“人们为之奋斗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3]，“‘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4]社会矛盾归根结底与人们的利益纠缠在一起，解决社会矛盾和问题，必须具体分析利益关系格局，研究不同社会群体的利益差距、利益关切和利益冲突，由此形成协调利益关系的策略，提高现代社会治理的效能，使社会治理方式和治理结构获得广泛的支持和认同，最终达到使社会更和谐的目标。
全面深化改革，加强改革的顶层设计，需要进一步回答什么是国家治理、怎样提高国家治理能力、怎样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等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正如同志所指出的：“一个国家选择什么样的治理体系，是由这个国家的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决定的，是由这个国家的人民决定的。我国今天的国家治理体系，是在我国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长期发展、渐进改进、内生性演化的结果。”[5]深入理解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大理论和现实意义，需要活学活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理论与中国经验，用辩证的、发展的、矛盾的、系统的观点看待当今中国社会，建立健全科学完善的社会治理体制机制。为此，必须在社会实?`中创新社会治理理念，具体有效地实现全面深化改革的顶层设计，提高社会治理能力，化解因利益分配不公、贫富分化、腐败等问题引发的利益冲突，提高政府公信力，增加正当有效的利益表达途径，探索制定符合公平正义的利益分配机制。广泛团结和依靠人民群众，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倾听人民群众的心声，维护人民群众的正当利益诉求，积极探索在新的时代条件下贯彻落实群众路线的有效机制，通过恰当的社会治理方式呈现理想的社会治理愿景，进而凝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正能量。
二、分析矛盾的辩证法与社会治理之道
社会是一个开放复杂的系统，社会矛盾无处不在、无时不有，这些矛盾通常体现在不同利益所有者之间和不同思想文化观念的持有者之间，这些无处不在、无时不有的矛盾产生了很多复杂的社会问题。分析纷繁复杂的社会矛盾和问题，是促进社会稳定发展、和谐发展的持久有效的思路。我们知道，日常生活中各种矛盾的运动、变化、生成和消逝不是孤立的，因而要以总体性的全局观念对各种社会矛盾作有联系的综合分析，在人与自然、人与人以及人与社会结成的“关系”中考察社会现象的发展变化，分析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矛盾和问题，以整体研究的系统观念和历史辩证法全面研究变化发展的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分析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发展态势。对社会矛盾和问题的分析不仅要一分为二，还要有整体的和发展的观念，对整体分析矛盾的辩证法的掌握程度反映了人们的判断能力和选择能力。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为了解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需求与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社会生产力得到了解放和发展。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持续向好，中国人的生活水平不断的提高，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了理想的成就。“现代化建设的任务是多方面的，各个方面需要综合平衡，不能单打一。但是说到最后，还是要把经济建设当作中心。离开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就有丧失物质基础的危险。其他一切任务都要服从这个中心，围绕着这个中心，决不能干扰它，冲击它。”[6]正是因为激发了社会各方面力量，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尊重客观规律的基础上发展人的创造意识，不断提高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和精神文化素质，改革开放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社会各领域的发展也推动了改革进一步深化。
改革开放推动了中国工业、农业、国防和科技现代化，呼唤社会治理现代化，要求社会治理方式从单一走向多元，由平面转为立体，以动态化的系统思维更新传统管理模式。现代社会治理主体包括政党、国家机关、社会团体、行业协会、nGo、基层自治组织等方面，治理对象反映为国家治理、政党治理、社会治理、市场治理、生态治理、网络治理等维度。因而，实现社会治理现代化，应倡导社会整合共治，强调善治与法治并举，社会各界协调互动、广泛参与，增强社会稳定发展、和谐发展的活力。为此应改变传统的社会管理方式和手段，实现公平、公开、公正、协商、诚信的规范治理，塑造民主、法治、科学、文化的现代治理文明。在此基础上，形成社会各领域治理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打破传统管理的界限与壁垒，更好地处理政府与社会、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提高现代社会治理的效能。
完善现代社会治理之道，应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观念解析当前中国社会发展中复杂深刻的社会矛盾与问题，在优化结构的基础上把握社会发展的节奏和步伐，解决阻碍社会发展的结构性矛盾，形成有利于中国社会发展的协调机制。为此，应健全包括人民调解、社团调解、仲裁调解、行政调解和司法调解在内的横向调解系统，建立国家、省、市、区县、乡镇、社区相互衔接的纵向调解格局。同时，推动城乡规划、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创业就业、社会保障一体化发展，有效抵制商业欺诈、妥善处理公共事件、缩小贫富差距、减少环境恶化和社会冲突等突如其来的社会问题。实现这一愿望，需要统筹兼顾，改变不适应时展要求的管理观念，构建科学、完善的体制机制和法律法规，培育社会组织和慈善团体并发挥其正能量，加强宏观调控的能力，促进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呈现为人们普遍认同的社会发展愿景。
促进社会治理现代化，需要构建以核心价值观为基础的信念体系，这是完善现代社会治理之道的根本。提高现代社会治理的效能，需要凝聚广泛的社会共识，使人们更好地以商谈、选举、传播等方式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使民众拥有充分的知情权，以最大的诚意促进政策制定的民主化，科学化，增进公权力的合法性和公信力，进而合理降低社会治理的成本，并从中培育符合时代精神的社会信念，制定和践行合宜的现代社会治理理念，将其内化为人们日常生活中的文化习惯。完善现代社会治理之道，应自如地运用市场机制和社会机制，实现优势互补和利益整合，构建化解社会矛盾的治理平台，进一步凝聚社会前进的精神力量。此举旨在从矛盾中求和谐，使各种复杂的社会问题得到历史的、具体的解决，由此营造平安有序和谐的社会环境，切实解决人们关心的实际问题，使人们共享改革创新的发展成果。
促进社会治理现代化，需要综合审视社会发展的各种相关因素，辩证看待各种矛盾的交互作用。为此必须秉持辩证的矛盾分析法，“马克思和恩格斯称之为辩证方法的，不是别的，正是社会学中的科学方法，这个方法把社会看作处在不断发展中的活的机体”[7]。对任何具体的社会矛盾而言，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都是内在统一的，以整体性思维综合分析社会矛盾所得出的结论既要透彻指明具体矛盾的个别特征，又要兼顾各种矛盾变化发展的一般状态。把握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实质，应充分考虑影响现代社会治理实践的各种主客观因素，分析各种因素所起的推动或阻碍作用，找准其中的关键环节，无此不足以在解决矛盾和问题的过程中转换社会治理思维。
概言之，促进社会治理现代化，应深入理解社会生活的主要矛盾和问题，实现更广泛的民众参与，在汇聚民智的过程中尽可能满足民意，整合社会治理的资源和力量，以辩证系统的思维把握促进社会进步的关键因素。为此应深刻认识变化发展的社会存在，适应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变化，充分考虑社会发展的系统性和复杂性，关注社会发展各环节之间的内在联系和相互作用，把握社会发展的现时态及其未来趋势，审慎做出着眼于长远的理性选择。促?m社会治理现代化，既要充分借鉴西方现代治理的先进经验，又要充分理解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的管理经验，在取长补短中综合创新，形成具有中国风格、中国特色和中国气派的社会治理体系，切实增强社会治理能力，通过具体的、有条件的调查、分析和研究，更新社会治理思路与方法，更好地完成和实现全面深化改革的整体规划和价值目的。
三、以现代治理实践发展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的管理经验
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的中国经验日益丰富，从中凝结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理念和方法论。新中国成立后，根据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要求，形成了以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方针。“制定一整套的具体的方针、政策和办法，必须通过从群众中来的方法，通过作系统的周密的调查研究的方法，对工作中的成功经验和失败经验，作历史的考察，才能找出客观事物所固有的而不是人们主观臆造的规律，才能制定适合情况的各种条例。”[8]这时制定的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基于实际的国情，“反对那种缺乏实际根据、不考虑可能条件、不注意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急躁冒进的偏向。”[9]社会主义建设思路初见成效，开始解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需求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遗憾的是，随着阶级斗争扩大化，进而将阶级斗争理解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导致唯意志论和上层建筑决定论盛行，社会生产力发展迟缓。不仅没能很好地解决社会矛盾，反而呈现出越来越多的社会矛盾，因而必须回到中国社会发展的实际中作调查研究，归纳以实践为唯一检验标准的发展观，在解放思想的同时推动社会改革。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可谓改革开放的哲学宣言。这个论断表明，实事求是处理各种现实问题，实际解决具体的社会矛盾，应成为中国社会发展的实践自觉。随着改革开放逐渐显现出新特点和新趋势，社会矛盾也变得错综复杂，它不是更隐晦而是更凸显地呈现在人们面前。住房、教育、医疗、就业、分配等领域出现了很多新问题，道德、文化、思想观念等领域产生了不同的声音，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逐渐被提上议事日程。“邓小平同志在1992年提出，再有30年的时间，我们才会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这次全会在邓小平同志战略思想的基础上，提出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必然要求，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应有之义。”[10]20多年来，经济体制的深刻变革、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的深刻调整和思想观念的深刻变化，不断要求人们推动社会治理模式的创新发展。
十八?萌?中全会将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确定为“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表明中国社会开始深思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的社会治理问题。实现这一令人瞩目的改革目标，要建立有效疏解社会矛盾的长效机制，更加公平正义地分配改革的成就，更好地实现主观能动性与客观规律性的辩证统一。促进社会治理现代化，必须认真审视中国社会的矛盾和问题，认识到社会矛盾的深刻的利益成因。利益差别是社会矛盾及其变化发展的主导因素，研究社会矛盾，就要分析利益差别，遵循事物发展的辩证规律，找到解决矛盾的关键要素，减少社会发展的代价。此举并非要消除所有社会矛盾，实际上处于运动变化中的社会各要素时刻都在变化发展着。“平衡，就是矛盾的暂时的相对的统一”，当平衡“被矛盾的斗争所打破了，这种统一就变化了，平衡成为不平衡，统一成为不统一，……矛盾不断出现，又不断解决，这就是事物发展的辩证规律。”[11]在现代社会治理过程中，尽管我们力图理性地解决各种矛盾和问题，但我们的理性思考始终伴随着问题和矛盾此起彼伏，此乃社会发展的常态。
完善现代社会治理方式，需要构建符合当今中国国情的公平正义原则，使之在社会生活中发挥关键作用，尽可能使各项政策接近各种社会群体对利益分配的期望。正如邓小平所说，“怎样实现富裕，富裕起来财富怎样分配，这都是大问题。题目已经出来了，解决这个问题比解决发展起来的问题还困难。分配的问题大得很。我们讲要防止两极分化，实际上两极分化自然出现。……少部分人获得那么多财富，大多数人没有，这样发展下去总有一天会出问题。分配不公，会导致两极分化，到一定时候问题就会出来。这个问题要解决。”[12]切实解决贫富差距的问题，需要考虑社会各阶层实际需要的公正观念，在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有效整合各种正义思想资源的过程中推陈出新，在谋求“最大公约数”的过程中实现程序公平、机会公平和规则公平。只有实现了公平正义，才会有真正的社会和谐。如今，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成为全面深化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为此要解决人们关切的实际问题，破除利益固化的樊篱，让改革的红利惠及全体人民。这是我们在实践中运用合宜的公正原则实现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有效思维方法。
社会治理现代化体系篇6
一、中国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改革的性质目的、原则和主要内容
(一)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指的是国家政治治理现代化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要完善和发展中国社会主义特色制度。会议直接指出了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有着明确的政治目的，有着国家治理体系改革的政治性，其实质上也就是指的是实现国家政治治理现代化。我国国家领导人提出的国家政治治理现代化，是国家领导人对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实际运用，是中国行使执政党职能的具体体现，是科学的政治举措。
(二)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改革的原则
1.公共国家治理做到制度规范
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首先的原则是要求政府、企业、社会组织的管理必须有制度，有规范，不能杂乱无章，只有这样，政府、企业、社会组织的运行才能做到规范有序，有条有理。
2.国家治理民主化
中国社会主义的民主制度以及国家治理体系改革的政治性质和目的决定了我国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改革必须是坚持民主的基础上的，主要体现在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改革措施的确定是在民主的基础之上以及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改革的内容是坚持站在人民的立场上，为人民利益考虑的，这也是我国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改革的本质特征。
3.社会治理法治公平化
任何一个国家和社会的运行必须要做到法治公平，所谓无规矩不成方圆，特别是我国这样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可以推测如果我国社会治理离开了法治公平，那么社会必定会陷入一个混乱不安定的场面，人民必将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经济的发展和政治的进步也就更难以实现了。
4.治理结果做到效率科学
任何事物的发展，任何方法的运用都必须以结果为导向，如何国家治理体系改革的内容不是科学的，或者效率低下，那么这种治理体系改革的结果必然不佳，那么也就偏离了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改革的宗旨和意义，而这样的治理体系改革必然是必须摒弃的。
5.治理方面协调平衡化
国家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包括了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各种机构，的所有组成部分都应该是有机结合在一起，每一个部分都必不可少，密不可分。国家治理体系应该使事物各组成部分相互协调，相互平衡，只有这样才能使国家这个大整体发挥最大的作用。
二、与中国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改革相对应的行政法任务和内容的转变
(一)行政法任务的转变
我国国家机关在新形势下，以前国家机构职能已经不能适应现今社会的发展，现今日益发展的市场经济状况要求国家机构职能和职权必须受到限制。也就是说，国家务必要开始做到下放权力，也就是务必在考虑到人民为市场主体，自然规律是社会的本质规律的基础上来行使国家治理职能。
(二)行政法内容的转变
我国行政法也从原则上发生了很大改变，具体表现在从行政法原则的依法行政原则变为行政法内容的法律保留原则，就是行政法核心原则，这是基于政府治理体系现代化改革提出的创新决定。
我国行政法中的行政组织法对于我国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改革也做出了相应的改变，主要体现提出了精简国家机构，简化办事程序等的相关内容。而行政行为法具体规定了公务员的行为准则，使得公务员的行为不具有过多的权力效果，公务员行为不是权力行为等其他的关于公务的相关规定。行政诉讼法则具体提出了行政违法行为可以用和解方式解决的新规定。
社会治理现代化体系篇7
关键词：制度；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现代化；改革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将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定位为“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明确提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反映了党中央对我国现实国情和政情的精确把握。刚刚结束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中再次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总目标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这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贯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形成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高效的法治实施体系、严密的法制监督体系、有力的法治保障体系，形成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实现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因此，在理解和实现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的过程中，首先必须充分认识到制度建设在国家治理现代化中占有重要位置。
1全面深化改革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从国家统治到国家管理，是一个重大的历史转折；再从国家管理到国家治理，更是一个跨越式的飞跃。在《切实把思想统一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上来》的讲话中提出，“怎样治理社会主义社会这样全新的社会，在以往的世界社会主义中没有解决的很好。马克思、恩格斯没有遇到全面治理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他们关于未来社会的原理很多是预测性的；列宁在俄国十月革命后不久就过世了，没来得及深入探索这个问题；苏联在这个问题上进行了探索，取得了一些实践经验，但也犯下了严重错误，没有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党在全国执政以后，不断探索这个问题，也发生了严重曲折。”[1]
1.1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提出及科学内涵
治理，既有统治、管理的意思，但又不同于统治、管理。统治的指向是单向的，主要指人民、公众或某个群体。而治理的对象是整个国家和社会，它的指向不是单向的，而是多向或双向的。治理关键是怎么掌握社会活力和社会稳定管理。中国特色的国家治理现代化，大致上包括民主化、法治化、科学化、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高效化几个基本要求。改善党和国家机构的运行状态，提高广大干部的治理能力。而所谓国家治理能力，就是掌握和运用这套体系对国家和社会进行治理的能力和水平，包括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等各个方面的能力。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是第一次把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与现代化联系起来，着眼于现代化，并以现代化为落脚点，揭示了现代化与国家治理有着密切的内在关系，国家治理离不开现代化，现代化构成国家治理的题中应有之义。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在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定》中提出来的一个战略目标和任务，也是一个重要的理论命题。这一理论命题的提出，奠定了国家治理在人类社会发展中历史地位，展示了中国共产党认识现代化的最新成果，体现了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鲜明特点。
1.2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三个特点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中国共产党认识现代化的最新成果，体现了三个鲜明的特点：
（1）国家治理现代化以及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科学技术现代化这“五化”，居于手段性、方式途径的层次上，是为现代化国家和现代化建设的目标服务的。
（2）国家治理现代化从属于社会主义，依靠的是全体人民的团结、智慧和力量，因而，在本质上充满着和平与和谐。
（3）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与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科学技术现代化相并列的“第五化”，是遵循着历史唯物主义的路径，由浅入深地探索了现代化所包含的三大层次，体现了现代化的最高层次。
这三个特点，形成了我对现代化的整体认识，追求完美，使现在的国家治理进入到了科学治理的关键时期。
1.3制度建设对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现实意义
国家治理，是相对国家基本制度安排而言，主要指的是国家在基本权利安排既定的情况下，如何使国家权力运行得合法、顺畅、高效与得到社会认同的问题。国家基本制度安排合理，国家治理方得以启动。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而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核心问题恰恰也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在国家治理体系、国家治理现代化问题中，特别强调治理的制度问题。他认为，国家治理体系、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实质上就是“各领域体制机制、法律法规安排，也就是一整套紧密相连、相互协调的国家制度。”[2]例如，文化领域的文化和思想道德治理，重点还在于加强思想道德建设，以人为本，以德为先，要大力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核心价值观，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核心价值观的宣传普及，加快构建充分反映中国特色、民族特性、时代特征的价值体系。王柯敏在署名文章《在国家制度文明建设中加快推进教育治理现代化》中指出：“教育作为连接整个社会的末梢神经，在国家治理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发挥全局性作用。”因为他们，不仅仅是国家治理现代化建设与完善的主力大军，更是国家制度文明建设的后备力量。可见，着眼于制度建设，其他领域亦是如此。指出：“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为人民幸福安康、为社会和谐稳定、为国家长治久安提供一整套更完备、更稳定、更管用的制度体系。[3]这项工程极为宏大，必须是全面的系统的改革和改进，使各项领域改革和改进的联动和集成，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上形成总体效应、区的总体效果。”为此，要求务必在2020年时“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
2我国制度现状及所面临的问题
早在200多年前，卢梭就在《社会契约论》中指出，良好制度的本质在于制度体系的形成。卢梭认为，“一切良好制度的这种普遍目的，在各个国度都应该按照当地的形势以及居民的性格这两者所产生的种种对比关系而加以修改；应该正是根据这种种对比关系来给每个民族都确定一种特殊的制度体系，这种制度体系尽管其本身或许并不是最后的，然而对于推行它的国家来说则应该是最好的”。[4]制度的生命里隐藏于社会环境之中，拉斯基说“制度是有生命力的，其奥秘并不是简单地在书本上所能阐明的。这并不是说制度本身神秘，而是因为产生制度的环境如果发生变化，则制度本身也就发生变化。”制度的模式应该反映每个国家各自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特点，具有本国特色，而不能照搬照套，实行“拿来主义”。
2.1制度建设的基本概况和本质属性
（1）制度建设的基本概况
历史和现实都表明，一个国家选择什么样的制度，归根到底是由这个国家的性质和国情决定的。制度建设是否合理和优越，直接关系到一个国家的盛衰兴亡。
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产生、奠基于新中国成立之初，发展、完善与改革开放时期。改革开放以来，在不断发展完善政治制度的同时，还建立了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人民当家作主的重要途径和最高实现形式，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符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新型政党制度和协商民主制度的直接体现，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富有中国特色的实现民族平等、保障少数民族权利的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是广大人民群众在城乡基层单位和组织中依法直接行使各项民利的制度，这些都是符合我国国情，反映人民意愿，顺应时代潮流，能够为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提供根本政治保证，是这一政治制度最显著的特征。[5]
（2）制度建设的本质属性
制度是一种以规则或运作模式为主体的社会结构，包括经济制度、政治制度、文化制度、社会制度以及各种类型的具体制度，是对国家行为的规定与支撑，是对个体行为的规范与制约。
从一般意义上来讲，制度具有合法性、有效性、开放性、包容性、调适性等基本特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科学社会主义学说关于制度建构的基本原则同当代中国历史传统和现实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人类社会发展长河中一种先进的社会制度，其本身既具有一般社会制度先进性的基本特征，还具有自己特有的本质属性：人民性、适应性和包容性[6]。
以人民代表大会为例，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人民当家做主的根本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的途径是多方面的，但最根本的还是掌握国家政权。首先，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全面反映了人民同国家的关系，便于统一行使国家权力；其次，适合我国国情，体现了与时俱进的精神；最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保证中央的统一领导下，充分发挥地方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2.2制度建设所面临的问题
提出：“现在，我国改革已经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必须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坚持改革开放正_方向，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既勇于冲破思想观念的障碍，又勇于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而也指出“现在改革已进入深水区，要闯险滩必然要触动利益，为了全体人民的根本利益和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我们必须义无反顾、奋力向前，敢于打破固有利益格局，坚定不移、循序渐进推动各项改革。从这个意义上说，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就是要敢于啃30多年改革剩下的“硬骨头”。这是检验我们改革勇气和决心的试金石，也是最终决定改革成败的关键所在”。
（1）制度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既要清晰的分析和阐释每一项制度所处的层次，又要准确定位每一项制度在制度体系中的位置。然后制度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制度短缺也是国家治理的大忌。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例，经过20多年的探索和实践，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初步建立，但是仍存在着不少问题，市场不规范，市场的规则不统一、不完备，部门保护主义和地方保护主义还大量存在。市场竞争不充分，还有改革开放不彻底带来的新问题。归根结底源于制度供给的缺失。因此，消除制度短缺，提高制度质量是国家健康发展的关键。关键还是要在改革和创新上克服困难，以改革来群求推动中国实现长期可持续发展的路径。
（2）信息化、网络化时代来临导致其双刃剑效应的显现日趋明显，时代及科技的不断进步与发展，对制度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和契合。信息化、网络化时代的来临使得信息传播途径、传播方式以及传播速度，日渐加快。对制度建设的考验日趋激烈，制度建设如若不能紧跟时代步伐，适应科学发展要求，必将被利益主体不断上涨的利益诉求所淘汰，形成日益复杂的社会矛盾。
（3）群众的权利意识迅速崛起必将导致政府公信力和权威降低，奉献社会的特征日益凸显导致社会安全感下降。制度建设对于传统的重视政治秩序和社会秩序以及社会的稳定和有序发展有着重要影响。作为一种正式的制度权威，其突出的是上下结构和命令服从关系。因而，制度必须不断进行变化，权威也不可被政府所垄断，公民组织，非政府机构也是权威的分享着，在各自的相对独立的界域内发挥影响力，从这方面来谈起，治理更强调权力的民主性和社会性，对现今的制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和建设需求。
3科学开展制度建设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
十八届三中全会确立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这无疑是一个重要突破。但是，如果没有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和体制保证，市场的决定性作用就会被架空，因为“没有任何市场经济可以在制度真空中运行。”[7]所以，我们在坚持市场化改革的同时，必须及时建立和完善与之相适应的相关制度和体制。制度体系是制度认识的深化和回归，并非制度的某项发明。这就要求我们在制度建设中一定要遵循制度建设的一般规律，积极吸收借鉴世界各国制度建设的先进经验，为我们所用。
1.始终坚持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3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目前是为了巩固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越走越宽广；同时，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更直接关系到其他领域的治理和发展。我们要通过制定和实施每一个具体方案，对一系列具体的制度和体制进行改革和完善。同时，又注意从全局着眼，做好所有改革方案的统筹协调工作，搞好顶层设计，促使我们的制度从整体上得到健全和完善。更加注重治理能力建设，增强按制度办事、依法办事意识，善于运用制度和法律治理国家，把各方面制度优势转化为管理国家的效能，提高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
2.政治制度改革必须从中国国情及现状出发，适应中国现今时展。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就是要适应时代变化，既改革不适应实践发展要求的体制机制、法律法规，又不断构建新的体制机制、法律法规，形成规范的制度，建立稳定和谐的制度机制，使各方面制度更加完善，实现党、国家、社会各项事务治理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
3.以制度建设为基础，稳步有序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和国家采取一系列措施，对全面深化改革问题做了全面部署。《决定》提出的所有任务，已经落实到有关部门，组开展站调研，制定治理方案，逐步有效地加以实施。围绕着制度的建设、改革和完善，做好各项配套工作，如制定工作规则、梳理和处理制度运行中的各种关系，努力形成良好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党建运行机制。鼓励基层探索和创新，调动和发挥广大人民群众参与治理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治理和统治的一个根本区别，就在于前者以人民群众为主体，确保广大人民群众参与不同层面的治理。所以，我们要始终坚持人民群众在国家治理中的主体地位，正确处理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的关系，切实做到三者的有机统一。
4.改善党和国家机构的运行状态，提高广大干部的治理能力。认真思考和回答到底槭裁从萌恕⒂檬裁囱的人、怎样用人的问题，树立正确的用人导向。要鼓励人们干实事，而不要鼓励人们拉关系；鼓励人们说真话，而不要鼓励人们说假话；鼓励人们正派做人，而不要鼓励人们趋炎附势阿谀逢迎。韩庆祥教授在首届国家治理高峰论坛上提出：“中国特色制度的根本、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根本，就是蕴含在‘制度’、‘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中的动力、平衡和调整三种根本机制。改革总目标从根本上就是为解决这“三种机制”及其协调、配合问题，提供制度模式、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所以一定要努力做到鼓励基层人民去不断地探索、发现和创新，调动和发挥广大人民群众参与治理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努力确保调动起社会治理的主动性，最后确保“政府治理”与“社会治理”的配合，才能不断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
我们深信，只要我们认真学习，领会并准确把握十八届三中全会所提出的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将制度建设与国家治理结合起来，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不断发展和自我完善，不断深入必将进一步释放和发挥我国政治制度的优越性，进而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健康发展，不断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胜利，定能共同创造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中国
参考文献
[1]：《切实把思想统一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上来》，《人民日报》2014年2月18日，第1版；
[2]：《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人民日报》2014年2月18日；
社会治理现代化体系篇8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确立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据统计，截至2014年，我国城镇化率达到54.77%。城市问题正在成为我国转型发展中重大的时代性课题。基于此，安徽省区域发展研究会展开“城市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系列研究。现刊发首批优秀研究成果，以期引发深入探讨。
摘要：在梳理城市治理现代化理论的基础上，结合实践论述了推进城市治理现代化的科学价值，文章认为城市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础，是解决当前城市问题和社会矛盾的主要途径，是推进城市与社会发展的本质需求。最后，文章对城市治理现代化的实现路径进行了构想。
关键词：城市治理;治理能力现代化;治理理念;科学价值
中图分类号：C931.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1-862X（2015）06-0011-005
城市是生产、消费和服务中心，是文化聚集高地，也是权力的集中点。[1]历经5000余年，城市伴随着人类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自身也获得了极大发展。然而，放在当今的时代命题下，城市在公共卫生、住房、食品安全、环保等多方面，还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城市管理过程中也还存在层次多、成本高、效率低等现象;政府对城市的管理与社会组织的活力还未很好地结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城市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治理的落脚点，因此，推进城市治理现代化迫在眉睫。
一、城市治理现代化的科学理念
1.城市治理理论溯源
城市问题一直是现代社会科学的重要研究对象[2]16，以列斐伏尔、卡斯特和哈维为翘楚的新马克思主义城市理论家，都“尝试从不同的视角对后现代城市的权力关系、空间发展与资本主义生产之间的关系进行深入解析”。[2]17列斐伏尔在《城市的权利》（1968）、《城市革命》（1970）、《马克思主义思想与城市》（1972）等著作中，开创了西方新马克思主义空间研究的先河，他认为资本主义为什么幸存而没有灭亡就在于资本主义对空间的占有。他反复强调，存在着空间政治学，空间是经济、政治和文化观念的权力斗争场域。卡斯特的代表作是《城市问题》（1972），他把社会进程中的各因素进行了空间化，比如生产、交换、管理等都和空间有关，他认为意识形态是“用符号网络来组织空间，符号的意义由空间形式组成，它的所指是意识形态的内容”[3]。坚持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方法研究城市问题，是哈维的学术特色。他最早的空间理论是《社会主义与城市》，他认为城市是一个便利生产、交换、消费的建成环境，是一个空间的社会组织形式。美国社会学家沙朗・佐京在《城市文化》中认为，文化同经济一样是控制城市的有力武器，人类不是简单地生活在城市之中，而是很大程度上从城市生活的复杂性之间发源。
城市治理理论方面，著名的城市与区域专家约翰・弗里德曼说：“寻找一个合适的治理模式，对这些区域而言是至关重要。”[4]94瓦利斯・阿兰从城市区域空间结构的历史角度把美国大都市治理划分为三个阶段：单核心中心发展的工业城市区阶段，多核心中心的城市区域阶段，强调在同一区域内的地方政治实体的竞争阶段（这一阶段以网络化即复杂的补充和相互依赖为特征）。第三个阶段强调治理而非统治，主要涉及参与主体的多样性、参与机制的综合性、参与规范的灵活性、参与方式的自愿性等;强调跨部门而非单一部门;强调协作而非协调;强调过程而非结构，例如远景、战略规划、建立共识或解决冲突等;强调开放而非封闭等。[4]97
2.城市治理现代化的内涵
按照全球治理委员会的定义，治理是各种公共的或私人的个人和机构管理其共同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5]城市治理是治理理论在城市管理方面的应用，属于国家治理的一部分。王浦劬认为，国家治理能力是政治权力主体和公民权力主体运用国家制度体系进行国家治理和参与治理的能力。[6]王绍光、胡鞍钢将国家治理能力分为汲取财政能力、宏观调控能力、合法化能力、强制能力。[7]郭蕊、麻宝斌强调治理能力包括系统思考能力、制度创新能力、公共服务能力、电子治理能力、沟通协调能力和危机应对能力等。[8]李景鹏认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自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后党和政府提出的第五个现代化，主要是指使国家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要求。[9]俞可平认为，强调国家治理、社会治理，是思想观念的变化，是我们党对社会政治发展规律的新认识。国家治理体系是规范社会权力运行和维护公共秩序的一系列制度和程序，是“善治”，是建立与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发展要求相适应的现代治理体制。[10]
西方学者20世纪90年代开始对城市治理进行研究，主要集中在六个方面：一是基本概念;二是城市治理结构，主要是治理主体间的权责配置及其关系[11];三是城市治理模式转型研究;四是城市社区治理;五是城市区域治理;六是城市治理评价。放在当前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语境下，城市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还是个全新的命题，当前理论上的论述还很鲜见。但是从实践来看，北京、杭州等大都市开始明确提出城市治理能力现代化问题。借鉴国家治理的内容，城市治理体系包括五个方面的内容：塑造共同价值，城市具有城市的精神、品格，只有具有较强的核心价值体系，一个城市才具有凝聚力，吸引力;美化城市形象，城市形象是外界对城市的认可度、认同度、美誉度的集中体现，好的城市形象，才能体现城市治理的效果;提升城市效率，城市效率反映城市管理者和市民的组织方式、组织能力、组织效力，改进城市的效率，以适应现代治理体系的要求;促进经济发展，经济发展得好，意味着有更多的资源、能力改善城市的社会服务;完善社会保障，城市保障体系是城市治理中重要内容，是通过国家调控，给予弱势群体以基本保障的重要措施。城市治理能力现代化有四条标准：民主化、法治化、文明化、科学化。[12]我们认为城市治理现代化，至少包括：（1）治理理念。要求城市治理过程中，强调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使其在法治基础上运行。和传统的城市管理不同，城市治理强调三个方面：一是城市治理不仅仅是政府的事，还包括公共机构、组织及个人;二是注重参与性，不再是自上而下的管理，要多运用协商、合作;三是城市治理的目的是增加人民的福祉，而不仅仅是追求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2）治理主体。城市治理过程中，政府要通过积极引导，鼓励多主体参与城市治理;政府不要把手伸得过长，该由社会解决的，交给社会解决。（3）治理目标。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对治理目标、治理时间有明确要求，在城市治理方面，也要和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目标相一致，到2020年，城市治理要系统完善、科学规范、运行有效，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4）治理方法。过去城市治理习惯用经济、行政的方法，现代化的治理要求多运用法治、科学技术等力量。（5）治理路径。主要按照五位一体的要求，全面建设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的现代化。
二、推进城市治理现代化的科学价值
1.城市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础
城市是社会的细胞，是所有社会关系和社会组织的集中地，正如芒福德认为的那样，城市是一个磁体和容器，是一种精神的聚合。[13]首先，城市在国家治理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城市是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是一个国家发展的集中展现。其次，城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城市治理和国家治理在内容上具有相似性，在路径选择上也有很多共同之处。城市是国家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发展的内在动力，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窗口。第三，城市治理能力的高低是国家治理能力的体现。城市作为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的“前台”，在国家政治经济与社会发展中具有核心作用，城市治理能力直接体现着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
2.适应城市化是城市治理现代化的现实指向
从世界范围看，1800年生活在城市中的人口只有3%，1900年是14%，到了2000年，则有55%的人口生活在城市里。[14]在经济、技术与人口迁徙等因素作用下，城市由商业城市发展到工业城市、都市化。从目前来看，世界范围内的城市发展表现为几个趋势：一是人口规模持续增加。当前，东京、新德里、圣保罗、孟买人口都超过了2000万，墨西哥城、纽约、上海、加尔各答也都超过了1500万。越来越多的大城市正在诞生。二是城市带的形成。以美国为例，已经形成百万人口以上的大都会地区超过61个，全美形成了5大片跨州或全州的大城市地带。[15]当前，美国东北部的波士顿华盛顿地区、大湖区，日本东京大阪地区，西北欧阿姆斯特丹至鲁尔区，中国的长三角、珠三角区等，都形成了大规模的城市带。三是城市化越来越快。过去城市和大城市主要集中在发达国家，近几十年来，大城市甚至超大城市开始出现在发展中国家，中国、印度等国家的大城市、城市群越来越多。四是“城市病”日益普遍。随着城市的快速发展，交通拥堵、环境恶化、水电地等紧张成为普遍现象。以交通为例，城市中的拥堵时间越来越长，居民待在车里的时间越来越多，英国伦敦的平均车速只有14.3公里/小时。如果把历史看作时间的轴线，在这条轴线上可以清晰地发现世界范围内的城市化越来越快，在过去一百年里，有更多的人进入城市，而且这个速率还在进一步加快。按照联合国的统计，截至2011年，全球有36.32亿人生活在城市，占总口的52.1%，预计到2050年城市化率将达到67.2%。[16]五是城市崛起有赖新因素。传统城市的崛起主要依靠资源、交通、文化、政治、经济等多种因素，新的城市要快速发展，除上述因素外，具有吸引力和特色将成为发展的重要力量。总之，城市治理考验城市管理者智慧。传统的城市管理以统一的权力为核心，高效快速，但是随着城市的发展，城市治理角色需要重新定位，分散而连贯的治理体成为新的治理主体;治理权力开始发生转移，多层次治理开始出现。
3.城市治理现代化是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
之所以强调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内在因素之一是中国这个巨型国家正面临着社会转型。当前，中国的现实形态纷繁复杂，社会结构悄然变化，社会秩序结构发生了不可逆转之变化。[17]因此，在30多年的高速发展后的“三期叠加”时期，必须解决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发展带来的矛盾与冲突，通过城市治理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则能较好地解决上述难题。
第一，解决“经济新常态”与中等收入陷阱的冲突。从1979年起，中国经济进入了体制转型和发展转型的双重转型阶段[18]，从发展指标来看，近些年我国经济都保持在两位数的高速增长态势中。近两年，经济发展有所放缓，但仍然保持在7%～8%的高位运行状态。然而，按照世界银行的标准，中国在2012年人均国民收入总值达到6100美元，已经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也即进入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必经的“中等收入陷阱”阶段。这就要求城市治理要把握大局，综合治理，多方发力，以确保经济在合理的区间发展。
第二，解决社会治理创新与利益多元化的矛盾。改革开放制度的确立，为整个社会结构的变化提供了制度空间，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变化有了前提与基础，随着网络化、全球化、信息化的来临，社会结构发生了剧烈变化，其中不同利益群体的形成是客观存在的不得不承认的事实。城市是人口聚集的地方，最容易形成新的利益群体。利益群体多元化要求利益格局重组，要求社会资源重新分配，这导致社会冲突增多。解决的方式，主要是进行社会治理的创新，而这种治理创新的科学化即是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第三，全面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内在要求。以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治国理政思想的重要内容是“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确立，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这四个方面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顶层设计”。城市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排头兵，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集中地，是全面从严治党的主阵地。要通过对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构建，来探索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过程、方法、模式。
三、城市治理现代化的路径构想
从城市管理到城市治理，不仅是关键词的变化，而且是城市发展过程中资源配置和行为方式的深刻变革，是城市发展的新思维、新阶段，可以把城市发展带到一个新的高度。
1.创新思维，重塑城市与政府、社会、市场之间的关系
国家发展处于重要的战略机遇期，城市发展同样处于决定前途命运的十字街口。城市治理需要解放思想，加强顶层设计，选择合适的治理工具，注重统筹、服务、参与。
解放思想，是一个民族保持其理论思维的先进性和激发其精神活力的生生不息的源泉。[10]城市治理只有不守旧，不因袭，敢于创新，才能增加城市活力，“增进人民福祉”。顶层设计，是从战略高度谋划城市发展，是对城市治理的“治理”。由于城市禀赋、历史、文化各不相同，简单的借鉴难以获得较大发展，必须“摸着石头过河”。但是实践探索不能作为顶层设计缺位的借口，相反，在实践中必须注重宏观指导，只有城市发展具有清晰的思路，才能在总体规划下有目的、有步骤的创新、发展。治理工具，是城市治理的手段，城市发展必须借助外力，科学地发展。当前，可以借助大数据等先进手段进行城市治理。《大数据时代》中纽约利用大数据预测和防范沙井盖爆炸就是一例。
城市治理需要注重统筹。城市治理需要多方力量，政府需要做的主要工作是统筹、协调各方力量，形成合力。服务型政府的建设，要求城市治理从政府本位、官本位、计划本位向社会本位、民本位、市场本位转变。公众参与则是城市治理的新取向，也即调动公众参与城市治理的积极性，鼓励公众参与政治，参政议政;促进公众与城市的合作，激发城市活力;培育公众的社会责任感，为城市发展增添力量。
2.依法治理，在治理要素和治理方式上转变思路
十八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依法治国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城市治理，法治是基本方式。城市治理从历史脉络来看，也经历了统治、管理、治理几个阶段，科学治理城市，依法治理是不可或缺的手段和要素。首先要在宪法和国家法的基础上，建立健全城市法律法规。其次，要注重法治政府、法治社会、法治公民的建设。第三，注重党的领导和依法行政相统一。
依法配置城市资源。当前，城市资源还较多地掌握在政府手中，政府的“手”在一定程度上干扰了市场的“手”、社会的“手”，城市治理需要通过法治体系，来合理分配现有资源，促进城市健康、可持续发展。建立明确的责任体系。城市发展，需要明确政府、社会、公众各存在什么样的责任，只有通过明确、平等的责任体系建设，才能让城市发展更具活力。引领核心价值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社会的向心力、凝聚力，城市建设要在平等的基础上，注重核心价值观建设，只有拧成一股绳、劲儿往一处使，才有城市发展的不竭动力。
3.合理借鉴，让先进的城市治理经验为我所用
欧美等发达国家城市化早，城镇化率高，城市治理有着丰富的经验教训，借鉴西方发达国家和国内发达城市的做法，在城市治理过程中可以少走弯路。
英国伦敦曾经是有名的“雾都”，城市秩序也乏善可陈。在不断探索过程中，伦敦采取政府与社会共同治理的模式，政府、私营部门和志愿部门合作，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公众良性参与。美国城市化进程快，其治理讲究市场化、民主化、扁平化、信息化。[19]市场化指政府部门主要精力集中在政策制定和城市服务、协调、监督等方面，利用市场机制，调动城市发展资源;民主化主要是强调公众参与的重要性、合法性;扁平化强调横向管理，用一些服务职能机构直接为居民提供服务;信息化是利用先进的互联网技术，为公众提供及时、准确的信息。
发达国家重视治理主体的多元，强调民主、开放、包容、互动，注重公共服务和产品的供给，强调市场在城市发展中的作用，运行机制上重视公私合作，这些都为我们提供了较好的思路。但是，我们也要清醒地认识到，西方发达国家的城市治理是和资本主义制度以及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相联系，如果借鉴，必须考虑我国城市治理的实际，注意为谁服务的问题。此外，国内一些发达城市的治理也为其他城市的治理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样板，可以吸收借鉴这些城市的治理经验，降低城市发展过程中的风险因素。
4.科学评价，让城市发展更有目的性、客观性、可持续性
确立一套科学的评估体系，是认识城市发展现状，促进城市科学发展的必要前提。目前来看，城市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问题，还处于起始与探索阶段，论及评价体系的内容非常少。关于城市发展的评价主要有两个倾向，一种是学术性的，一种是实践性的。学术性的城市评价科学、严谨，但是可操作性弱;实践性的城市评价接地气、可操作性强，但是不够严谨。当前在城市治理理论研究与实践过程中，亟须一种既有科学性又有可操作性的评价体系。
首先，城市治理现代化的评价要立足实际。城市治理牵涉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环境、形象、能力、方法、手段、效果等多个方面，既要评价材料的科学性、可获得性，又要注意能为现实服务。其次，城市治理现代化的评价要顾及几个方面：城市治理、治理能力、治理体系、现代化，这几个因素缺一不可。再次，注重治理评估框架的建构。从目前来看，城市治理的参与、法治、民主、稳定、公开、政府责任等都需要纳入其中，这需要多方研究、实践、再研究、再实践，最终才能提出科学合理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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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治理现代化体系篇9
作者简介：陈宇博（1986-），男，陕西咸阳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生，研究方向：宪法和行政法。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求。这充分体现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性，也明确了党在政治体制改革探索中的总目标。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涉及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和生态建设等诸多方面，需要依靠各种社会力量的帮助方可实现。同时，也必须得到法律的保障，特别是宪法的保障。
一、宪法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理念保障
现代化的国家治理体系以法治体系的建立为基础，国家治理的现代化有赖于各个领域的法治化，故依法治国是国家治理的基本理念。1999年，九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把“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写入了宪法第5条。自此，依法治国上升为宪法规范，具有了最高的法律效力，为中国的法治建设道路提供了坚实的宪法基础和依据。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必须保证国家治理在法治的轨道上进行。宪法中的依法治国理念从多个方面促进法治中国的建设并推进国家治理在规范化道路上行进，其中主要体现在对国家权力的限制和对公民权利的保障上。
“任何称为民主的国家都承认，国家权力来自该社会成员，即由人民赋予的。人民把权力赋予国家的最基本的方式是，人民通过选出的代表机关进行立法，用法律确定国家机关的职权，使国家权力取得合法性。据此，可以得出确立国家权力限度的第一条基本原则，即国家权力只限于法律明确赋予的范围，法律无明确规定的权力，国家机关不得行使。”[1]在限制国家权力方面，“宪法既起着授权作用，也就包括限制权力的作用在内了。”[2]34宪法第58条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行使国家立法权。”第67条则对立法权的行使进行了细化。宪法以及依据宪法制定的立法法中对立法权的设定和规范，为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奠定了牢固的基础。
在司法和执法方面，鉴于国家治理主体多元，在治理过程中，人民群众依法管理国家与社会的各项事务，最重要的是保证司法机关公正司法、行政执法机关依法行政。对此宪法第三章第七节专门对作为国家审判、检察机关的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的性质、设置和职能作了规定。这些都为促进司法公正、保障公民的合法权益提供了有效保障。行政执法的关键是依法行政，这也是推进国家治理的肯綮所在。依法行政要求行政机关必须依法行使职权，所依据的法律是包括宪法在内的大量的行政法，宪法作为国家根本大法，也是行政法的根本表现形式。宪法中对于行政权力的取得、行使及其监督等根本性问题都做了规定。宪法中关于国家行政权力的来源和行使权力的基本原则，行政机关在国家机构中的法律地位和行政体制，行政机关的设立、权限和职责，公民基本权利及其保障，都是依法行政的最重要、最根本的制度规定。
“维护和扩大公民权利，是一个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最重要的任务。”[2]129在保障公民权利方面，我国宪法不但在第二章专门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还在第十届人大二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里，首次将“人权”概念引入宪法，明确规定“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这是中国民主宪政和政治文明建设的一件大事，是中国人权发展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人权理念入宪对于国家治理意义重大。人权保障与国家治理具有很大程度的关联性。“国家治理”区别于以前经常提到的国家管理，国家治理的主体更为多元，所以国家治理具有更强的公共性。我国公民的权利，尤其是一些基本政治权利都属于人权范畴，只有通过宪法对于人权的保障，才能真正有效实现这些权利。
将人权保障理念引入宪法会促进国家治理的治理主体和对象更为公平公开公正地参与各项治理活动，并会让治理的内容更为清晰。从而更好地在国家治理进程中，消除不同阶层的隔阂与分歧，实现社会利益最大化。国家治理必须秉持公共理性，人权的公平正义性是保持治理公共理性的基础。保障人权是现代治理理念的核心和最终追求的价值。“以人权作为社会政治原则，也就意味着采取以法律设立和调整权利义务关系的方法来建立社会政治秩序并促进其有序与和谐。这种治国方法的主要特点是，在承认和保护个体权利的前提下，通过设立、配置和调整个人与个人、个人与社会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来谋求社会的有序发展。”[3]
二、宪法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制度保障
同志指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一个国家制度和制度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国家治理体系是在党领导下管理国家的制度体系，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等各领域体制机制、法律法规安排，也就是一整套紧密相连、相互协调的国家制度；国家治理能力则是运用国家制度管理社会各方面事务的能力，包括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等各个方面。”制度是治国理政的基本规则，是国家机构正常运转、发挥效能的基础性架构和根本保障，国家治理体系实质上也就是一种制度体系。国家治理靠的是法律和秩序，维护法律和秩序的尊严，就是维持国家范围内各种利益的总体平衡，这是国家治理的最低要求。
宪法第5条规定：“一切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都不得同宪法相抵触。”说明了“宪法的法律效力高于法律、法规、规章和一切具有法律效力的规范性文件”。[4]同时，也确立了宪法在法律体系中作为其它法律立法的依据和最高法律规范的地位。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必然会有相当多的制度创新，而这些创新中有些可能和旧有的法律制度相抵触，或是偏离社会发展的应有轨道。这两方面关系如果处理不当，就会对国家治理体系的整体建设带来危害。有关旧制度对创新的抵触，宪法及宪法性法律对于法律修改和废除有明确的规定，只要符合条件，经过法定程序，便可以改废旧法，从而将有益国家治理的创新内容确立为法律制度。宪法及其下位法能通过各类预防和救济规定来解决探索过程中出现中的这类问题，确保国家治理的正确方向。
现代国家治理体系的建设需要以宪法为统领的法律体系作为基础。唯此，治理主体和治理对象的所有行为才会具有直接的或者间接的法律依据。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法律体系是国家制度建设的巨大成就，反映了中国民主政治的成就。这一体系将分散化、非系统、无体系、缺制度的传统治理模式改变为具有制度化、体系化、系统化和法治化特征的治国理政的总体系，并作为治理指南对国家各方面事务进行具体规制。可以说，宪法作为治国安邦的总纲领，领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以建设法治中国作为核心内容，摒弃了以前运动式、会议式的治理方式，用完整的体系将国家治国理政的方略纳入法治轨道上推进。
三、宪法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方向保障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必须坚持和拓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以高度的自觉性和强大的创新力，在党的领导下，立足基本国情，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坚持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等五位一体的治理道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全面、协调推进，是保证中国科学和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5]这些治理领域所构筑的“五位一体”建设法治中国的道路中，宪法从本源角度为紧密相连、相互协调的国家治理道路做了导向性注解，确保了法治中国建设正确的航道，从而积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在经济层面，宪法第6条到13条确认了全民所有制经济的主导地位，发展多种经济形式、多种经营方式。宪法第6条规定：“国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第7条规定：“国有经济，即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是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力量。国家保障国有经济的巩固和发展。”表明国家在治理过程中，善用权力保障经济体制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发展，促进国民经济发展。宪法第6条第2款规定：“社会主义公有制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这一规定表明，我们的生活资料分配原则是按照劳动者的劳动数量和质量进行合理的分配。宪法第15条明确规定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通过加强经济立法，完善宏观调控。宪法确认了自然资源国家所有制度、自然资源及公共财产的国家保障制度、国家调控下的市场配置制度。在发展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必然会对国家治理模式的转变产生影响，宪法对于经济制度的基本规定恰是保证这种转变处于一种理性的进路，使其在轨道上运行。宪法对于基本经济制度以及分配制度的规定，能确保在国家治理过程中避免因纷繁复杂的国际局势、全球经济萧条导致部分制度失灵而出现的国家治理失败的风险，为了经济的长期繁荣打下稳定的基础。
在政治建设层面，宪法第1条规定：“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根本制度。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破坏社会主义制度。”明确了中国社会的阶级基础及领导力量，区别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阶级构成，也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主导力量。全球化时代，改革开放条件下，在国家治理过程中，外部错误思潮难免涌进，出现腐蚀和企图瓦解社会主义思想和制度的萌芽。宪法通过确立社会主义思想和制度的重要地位，确立国家治理体系的方向。宪法第2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这一条规定体现了国体和政体的政治属性和政权的阶级属性，表明了我国国家政权的权力来源和组织形式。我国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种政权组织形式能够充分体现我国一切权力属于人民这一根本国家权力属性特点。
在文化建设方面，宪法第47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进行科学研究、文学艺术创作和其他文化活动的自由。国家对于从事教育、科学、技术、文学、艺术和其他文化事业的公民的有益于人民的创造性工作，给以鼓励和帮助。”应该看到，多年来我国缺乏对宪法文化权利的理论研究，一定程度上导致立法对文化权利的忽视。公民所应享有的文化权利在宪法文本中应当被视为一种法定权利，但是由于宪法文本的缺陷，保障机制及配套制度还不够完善，文化权利在实际生活中还无法完全实现。但是宪法的宏观规定是充分保障公民科学研究和文化活动等学术自由的根本原则，有利于文化事业发展，是促进文化体制建设的根基。
在社会建设方面，作为我国具有最高效力位阶的规范体系，现行宪法对社会建设提供一定的指引，保障社会建设平稳有序地进行。宪法所调整的社会关系是国家生活中最基本的社会关系，其他法律所调整的则只是一般社会关系。我国现行宪法对社会保障权、劳动权、受教育权、文化权等社会权作了原则性的规定，一些尚未规定的社会权利还可以通过宪法解释的方法使它们成为宪法上的基本权利。宪法上的社会权具有特别的价值，它是普通的社会法上的社会权的立法依据、审查依据和解释依据。这是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客观要求，更是社会稳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证。
随着人类活动对自然界影响的不断加深，环境问题日益显现出全球化、整体化的特点，并演变为生态危机。宪法作为法律体系的基础，自然应做出相应的调整，将生态保护纳入宪法秩序的范围内。《宪法》第9条规定：“国家保障自然资源的合理利用，保护珍贵的动物和植物。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用任何手段侵占或者破坏自然资源。”为了保障自然资源的合理利用和保护珍贵的动物和植物，国家先后制定了《矿产资源法》《煤炭法》《节约能源法》《水法》《森林法》《草原法》《土地管理法》《野生动物保护法》等法律。为禁止侵占或破坏自然资源，《刑法》第六章专门规定了“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对违反水资源法规，非法猎捕、杀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的，对违反土地管理法，违反矿产资源法，违反森林法等行为追究刑事责任。[6]《宪法》第26条也规定：“国家保护和改善生活环境和生态环境，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国家组织和鼓励植树造林，保护林木。”这些规定体现了生态保护在宪法中的地位，也为国家治理中的生态治理定下了基调。
社会治理现代化体系篇10
法治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础和前提。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开展，我国法治化水平日益提升，国家治理现代化取得了一定成果。而在现阶段在社会的持续转型发展的背景下，展开法治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研究具有一定必要性。
关键词:
法治;国家治理现代化;依法行政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模式和社会结构产生一定变化，经过数十年的实践探索，我国基本形成了一套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制度。十八届三中全会中进一步提出了“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深化改革总目标，为未来法治建设提供了指引，同时也明确了任务。从理论层面来看，法治是现代国家治理的基本方式，法治化程度是衡量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关键指标，也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前提保障。总体来看，展开法治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研究具有积极意义与价值。
一、法治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必要基础条件
国家治理现代化体系当中法治现代化是核心和中心，只有通过法治政府建设、法治社会的构建，才能逐渐形成法治大环境，进而推动法治工作并加快治理现代化进程。
(一)法治化在国家治理现代化中发挥着中心作用
国家治理现代化有机将制度建设和个体建设结合起来，通过科学制度和机制约束人的行为，促进社会的健康有序、规范发展。当前法治已经成为制度与人之间的契合点，发挥着中心作用。现代化国家只有推行法治化并形成一个积极向上的法治氛围，才能为国家治理现代化打下基础，促进国家和公民的协调发展。
(二)法治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现实要求
党对法治工作历来非常重视，随着我国社会的快速发展和公众主体意识的越发强烈，将法治理念、法治精神、法治方针策略运用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实践当中，是当前国家治理现代化在法治方面提出的现实要求。
(三)法治化与国家治理现代化协同发展
法治化程度是衡量一个国家在治理现代化方面的重要标准，法治化与国家治理现代化应保持协同发展。其中，法治化要为治理现代化而服务，发挥基础和保障作用，通过完善构建法律体系、规范开展司法实践、实现依法行政等具体工作，不断提升法治化水平，使国家法治化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教育水平、国防水平相适宜。
二、法治思维对国家治理现代化影响分析
法治化建设源于法治思维的创新，法治思维对国家治理现代化具有直接和深远影响。换言之，通过法治思维的构建和创新，能够切实提升法治整体水平，带动国家治理现代化发展。
(一)法治思维有助于规范行为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
法治思维是保证依法行政、依法审判的关键所在。法治思维是一种约束，进而有效规范政府等组织的具体行为，能使政府行为的规范性、实效性、专业性得到保证，进而可以有效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建设，使国家治理现代化持续保持高水平。
(二)法治思维有利于社会健康发展多层面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
法治思维成为普遍思维意识后，社会矛盾、纠纷数量将持续下降，进而有利于社会的和谐健康发展。在和谐稳定的社会条件下，经济社会发展将稳中前行，从这一层面来看，法治思维有利于经济、社会管理等方面治理现代化的加快实现，有助于消除社会化矛盾和纠纷，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
(三)法治思维有利于法律体系优化完善全方位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
法治思维有利于法律体系的不断优化和有效完善，能够推动现代治理理念深入人心。总体上来看，国家治理现代化要以法律规则为基本导向，在完整和细化规则实施后，进一步体现社会的公平正义，从社会全方位实现治理现代化。
三、法治理念下的国家治理现代化实现途径
治理现代化的有效实现，必然要遵循法治为先的理念。通过法治进一步提升公众意识、建立制度体系、凝聚力量。
(一)突出党的领导地位
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推动过程中，坚持党的领导，突出党领导地位成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关键。党的科学化领导，使社会法治水平日益提升，依法治国的作用越发突出，突出和落实党的领导，我国国家治理现代化将取得更大发展成果。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攻坚任务中，在法治理念形成、法治体系构建等方面，必须坚持党领导、突出党的领导，凝聚力量，从多方面实现社会的快速发展，为国家的强盛助力。
(二)严格落实依法执政
依法执政是依法治国在行政领域的具体体现，体现着治理现代化中科学管理和规范化行政的实际要求，能够直观反映出行政领域的实际变革。因此，在实践中依法执政要体现宪法的权威性，使执政行为能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开展。总体来看，严格落实依法执政有利于治理现代化的建设和推动，有助于更好为发展营造环境氛围。
(三)用法治方式解决治理难题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现阶段我国国内的社会化矛盾和纠纷日益增多，通过法治政府建设和司法体制的法治化改革，有助于避免和有效消除社会矛盾和纠纷，进而促进社会的健康有序发展，推动国家治理的现代化。在国家的治理现代化过程中，各级政府必须牢固树立法治意识、明确法治思维，学会利用法治思维和方式方法去解决实际问题，避免违法行政、违规行政问题的出现，做到防范于未然。
四、结语
法治与国家治理现代化之间密切相关。法治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前提条件，展开相关领域的实际研究，有助于进一步实现法治建设，进而获取到国家治理现代化方面的持续成果，推动社会全方位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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