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治理现状篇1
关键词青年社会组织社会治理建议
一、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背景与意义
在大力推进政府职能转变的当下，谁来承接政府转移的职能，这是我们迫切需要思考的问题。从学理而言，现代政治学认为，现代社会应是政府、市场、社会三种力量基本均衡的社会，三者共同构成稳定社会的“铁三角”。[1]
“青年社会组织”一词由上海团市委在工作实践基础上首创，最先称作“青年自组织”。[2]目前理论界、实务界对青年社会组织的概念内涵尚存争议，上海团市委认为，青年社会组织是指由青年自发成立、自主发展、自我运作的一种组织形式，它充分体现了青年的社会性、发展性，以及青年组织从无到有、从无序到有序的发展过程。[3]
本文认为青年社会组织是社会组织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具体是指以18至40岁的青年为主体，自发成立、自主运作、自我管理，涉及青年事务的民间非营利组织，其中包括依法正式登记注册的青年社会组织和暂未具备登记注册条件但在发挥积极作用的青年自组织。目前，闵行全区注册社会组织（民非、社团）共756家，其中以民非注册的青年社会组织43家，以社团注册的3家，共计46家。
二、闵行区青年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现状
为更全面地了解区内青年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现状，笔者于2015年7～8月期间对相关青年社会组织进行了问卷调查、座谈走访等，共发放46份问卷，获得有效问卷40份，并对获得的数据进行了分析。
（一）青年社会组织的生存概况
（1）提供有偿服务是资金来源的主要方式。数据显示，资金来源最主要的方式是提供有偿服务，占31.25%，其次是政府采购或政府拨款（18.75%）和项目收入（18.75%）。剩余依次为商业赞助、会员费、其他，社会捐赠为0。
（2）行政办公支出是青年社会组织的主要支出。数据显示，行政办公支出占31.58%，是最主要的支出。其余依次为活动支出26.32%、工作人员工资福利支出21.05%，以及设备和器材支出、公共服务支出。
（3）缺乏资金是青年社会组织面临的首要问题。数据显示，缺乏资金是青年社会组织面临的首要问题，占38.46%。其余依次为缺乏社会支持23.08%、缺乏政策支持15.38%，以及缺乏人才、组织自身能力有待提高和其他。被调研组织中无人勾选“行政干预太多，体制不顺”的选项。
（二）青年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情况
（1）承接政府委托项目是青年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主要方式。数据显示，在与政府部门的合作情况中，71.43%的受调查青年社会组织是通过承接政府委托项目的方式参与社会治理。剩余14.29%表示与政府部门没有合作关系，14.29%表示曾向政府部门提供咨询。被调研社会组织中，均未接受过政府部门的无偿赞助。
（2）教育、文化体育服务是青年社会组织承担的主要社会公共服务。数据显示，在青年社会组织已承担的社会公共服务功能中，教育服务和文化体育服务是最主要的两大类，均占到了23.08%，排第三的为环境美化服务15.38%，剩余依次为就业服务、慈善扶贫和社会救助、公共安全、社会融合、心理咨询，被调研社会组织中没有从事卫生医疗和家政便民服务的机构。而在未来还能承担的社会公共服务职能中，教育服务仍是最主要的服务，占21.74%，其余比较多的仍然是就业服务、慈善扶贫及社会救助、文化体育服务、社会融合服务，依然没有机构选择家政便民服务。
（3）政府采购是青年社会组织提供社会公共服务的主要资金来源。数据显示，在提供社会公共服务的资金来源方面，最主要的是政府采购或政府拨款，占27.78%，其他还有商业赞助等。
（4）资金不足是承接社会公共服务项目面临的最大困难。青年社会组织承接社会公共服务项目的主要困难方面，37.5%认为资金不足，25%认为税收政策优惠无法落实，12.5%认为是信息不对称等。
（三）对今后青年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期望
（1）集中招标采购和定向签订长期合作协议是青年社会组织承接社会公共服务项目最希望的方式。数据显示，当问及承接社会公共服务项目应采取的方式时，受调查青年社会组织认为应“由政府公共平台集中招标采购”和“定向签订长期合作协议”的均有30.77%。其中，也有较多机构选择了短期合作、定向补贴、行政职能授权转移。
（2）采购标准明确是青年社会组织在政府购买服务中最看重的程序因素。数据显示，35.71%的受调查青年社会组织认为采购标准要明确是政府购买服务中最重要的程序。其余依次是程序公开透明和信息公开透明。
（3）加强项目的过程监控是政府购买公共服务中最应加强的环节。数据显示，在问及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公共服务应如何加强监督和审核时，26.67%的受调查青年社会组织认为“要加强项目的过程监控”。剩余选择较多的是加强绩效考核和第三方评估监督，但资金跟踪监管的选项较少机构选择。
（4）政府加大放权和制定明确服务标准是社会组织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中有待加强的最主要方面。数据显示，在问及社会组织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中有待加强的方面，认为“政府部门要加大放权力度”和“制定明确服务标准”的均占27.12%。
（5）提供财政支持和项目经费是今后青年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最需要的政府支持。数据显示，38.46%的受调查青年社会组织认为需要政府“提供财政支持和项目经费”。剩余诉求依次为税费减免和场地支持，而通常政府提供较多的“对社会组织开展培训”则没有一家机构选择。
三、闵行区青年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问题和瓶颈
结合问卷调查分析和座谈走访，我们认为当前闵行区青年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仍存在以下主要瓶颈：
（一）资金是困扰青年社会组织生存发展的首要问题
资金是青年社会组织最基本的资源之一。缺乏资金的青年社会组织无法开展正常的活动，也难以吸收足够的专业人才，严重影响其参与社会治理的能力。这不仅在问卷调查还是座谈走访时都是青年社会组织反映最强烈的问题。
（二）缺乏政府购买青年社会组织服务的常态化机制
一方面，政府部门购买社会组织服务的意识不够普及；另一方面，政府购买青年社会组织服务具体的制度性安排相对缺失或滞后，政府购买服务的财政拨付力度不大。此外，与青年社会组织有最密切业务关系的共青团组织，资源存在一定局限性，通过政府购买服务解决青年社会组织资金困境的资源不足。
（三）政府监督管理方式单一
目前，对社会组织的监管主要集中在登记与审批这道关口。社会组织登记审批一旦获批，政府的监管力度就显得不够，尤其缺乏多样化、常态化、制度化的监管手段。
（四）青年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渠道不够多元
目前，除了共青团系统的青年中心项目等，没有针对青年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有效平台和项目，部门合力尚未形成。例如，民政系统的公益创投、公益项目招投标对青年项目支持力度相对较弱，根据福利金相关规定，只能用于弱势青年群体，实际上就排除了大量青年文体公益类的诉求。此外，青年社会组织作为新时期青年再组织化的重要载体，应当承担重要的群体利益表达功能，但目前没有很好的渠道提供给青年社会组织向党政反映诉求。
（五）宣传力度不够
目前，各类媒体对于青年社会组织宣传力度不够，这一方面会影响青年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过程中的认可度和信任度；另一方面，也不利于在整个社会中形成鼓励从事社会创业的氛围，以及青年社会组织健康发展的良好社会舆论环境。
四、深化闵行区青年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建议
（一）政府部门应充分认识大力培育社会组织的重要性
只有思想上为社会组织“松绑”，才能在实际工作中为社会组织“松绑”。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并非政府责任的转移，而是政府提供公共服务具体方式和机制的转变，是政府为了向民众提供更多、更优质的公共服务而将其具体生产过程让渡给社会组织。政府部门只有清晰认识到这点，才能为包括青年社会组织在内的所有社会组织充分发挥作用营造良好的政治氛围和政策环境。
（二）强化公共财政在社会公共服务供给中的主体责任
青年社会组织承接政府的一部分社会公共服务功能，是公共服务供给多元化的一种体现，但这不等于政府不再承担相关责任。政府应当强化公共财政在社会公共服务供给中的主体责任，一是完善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制度，在政府购买中明确服务对象、服务方法、服务数量和质量以及服务的监控和评估方法等。二是探讨建立公共财政对青年社会组织资助和奖励机制，并加大对区内青年社会组织的枢纽型组织――“青年空间”的支持力度。三是要切实落实公益性社会组织税收优惠管理办法，并鼓励社会各界对公益性社会组织捐赠，拓宽社会组织筹资渠道。
（三）加强对青年社会组织的事中监管和事后评估
政府应该转变“重登记管理、轻运行监管”的做法。在事中监管方面，考虑在相关主管部门建立社会组织信息公开制度、重大事项报告和失信惩罚制度，建立社会组织法人数据库，定期公布社会组织遵纪守法、年检情况等信息。在事后评估方面，民政、共青团等相关部门应联合建立综合评估考核机制，加强政府购买青年社会组织服务的绩效管理。
（作者单位为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
[作者简介：迟骋（1983―），男，就读于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2014级mpa研究生3班。]
参考文献
[1]岳金柱.解决制约培育和发展社会组织“瓶颈”对策的思考[J].社团管理研究，2009（11）：1.
社会治理现状篇2
关键词：沈阳市；旧住宅区；社会治安管理；对策
中图分类号：C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14）21―0037―02
1沈阳市旧住宅区社会治安管理现状
作为老工业基地，沈阳市拥有数量众多的老旧小区。近些年市政府高度重视，花大力气整顿了大量的旧住宅区，为老百姓办了实事。2010年开始，沈阳市启动了“弃管小区”改造三年计划，投资15亿元改造了1502个弃管住宅区，受益人口达165.5万人。市长陈海波表示，随着弃管住宅区改造任务的全面完成和后续管理责任的初步落实，“弃管”这个特定称谓在沈阳已经成为历史，“弃管小区”改称为“旧住宅区”。但由于旧住宅区的“先天不足”，改造后的后续管理工作仍然任重道远。根据统计数据，改造后的小区，其管理模式主要包括专业化物业管理（235个小区，占157%）、自治管理（20个小区，占1.3%）以及社区代管（1246个小区，占82.9%）等。其中占绝大部分的是由社区代管，这种管理模式下的旧住宅区，仍然避免不了管理水平有限、基础设施欠缺、管理费用匮乏、社会治安管理水平难以大幅度提升等困境。为了打造良好的城市环境，必须加大力度整治社区环境，尤其要下大力气整治、减少旧住宅区频发的盗窃、抢劫等社会治安问题，提升社区居民的幸福指数。
根据课题组的调研，沈阳市旧住宅区居民对目前的小区社会治安问题非常关心和关注，调查显示，48.2%的被调查者表示对小区的治安状况不满意，44.6%的被调查者表示一般，仅有7.2%表示满意。有近70%的被调查者表示发生过车辆被盗事件，另外诸如入室盗窃、街面扒手、打架斗殴等事件均有发生。
为切实改善旧住宅区环境，提高居民生活质量，保障出行安全，沈阳市政府决定2014年继续开展“改善100个旧住宅区居住环境建设”工作，以建设美化、绿化、整洁、通畅的住宅区为目标，本着“功能齐备、设施完善、环境优美、住用安全”的原则，在全市老旧小区范围内选择100个住宅区，通过改造全面提升旧住宅区管理水平，此项工作已列入2014年沈阳市政府为城乡群众“办实事”内容之一。该项工作主要实施绿化提升工程、增设健身娱乐设施、增设安全防范设施、整修破损道路等5大项17小项改造内容，其中增设安全防范设施中，特别提到要在旧住宅区安装挡车器、新建门卫（监控室）、修建小区围墙、维修外墙空鼓、安装监控探头等多项措施。
由此可见，相关部门已经意识到旧住宅区社会治安管理需要进一步提升水平，但是仍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和系统完善，从多个角度多个层面共同提高旧住宅区社会治安管理水平。
2旧住宅区存在社会治安问题的原因分析
虽然各界都比较关注旧住宅区的管理问题，但一直以来，该问题却没有得到有效解决。分析其原因多种多样，但是最根本的矛盾所在，无外乎资金投入与资金来源不匹配造成，加上管理对象的特殊性，导致管理主体缺位，管理媒介缺失，管理目标无法实现，即管理机制不健全导致管理过程不可持续。
具体来讲，管理对象的特殊性，就是旧住宅区自身特点，居住群体属于中低收入者，素质参差不齐，园区基础设施较为落后，房屋自身破损程度较为严重等等，导致对齐管理的前期投入过大，纯粹依靠市场机制进行调节的难度很大，这样导致物业企业不愿意参与，政府又没有精力面面俱到，导致无人管或者管理效率低下，效果不理想的结果。目前沈阳有80%以上的旧住宅区由社区代管，这种管理模式属于粗放式管理范畴，由于缺乏必要的人力财力物力，不可能满足居民的日常需求。根据调查显示，居民普遍认为没有物业公司、流动人口太多、安全设备缺乏等是造成小区社会治安问题的主要原因，另有部分被调查者认为警务工作缺乏，没有实行封闭管理等也是重要原因。
分析调查结果可以发现，旧住宅区居民对物业公司参与管理是认可的，但由于旧住宅区自身特点，却没有物业公司愿意接手。同时广大业主也指出了对基础设施，警务工作的需求。这就要求我们深入探讨对旧住宅区实行管理的机制问题，保障旧住宅区能够得到长期有效的管理，保障居民的生命财产安全，提高居民的幸福指数。
3提高旧住宅区社会治安管理水平的对策建议
对旧住宅区进行有效管理，提高旧住宅区社会治安管理水平，总体思路应该是“市场主导，政府扶持，全民参与”。
随着我国物业管理行业的快速发展，物业企业参与小区的管理已经具备了较为丰富的管理经验与管理资源，物业企业理应成为小区的管理主体。但是由于旧住宅区的特殊性，完全依靠企业的市场行为却很难满足企业的逐利动机，因此政府应该在一定程度上积极参与，发挥指导、协调、扶持、激励、约束等功能。同时采用“谁受益、谁出力”的原则，调动园区内具有热情和能力的业主参与到日常管理工作中，降低物业公司成本，提高管理效率。具体来讲包括如下措施。
3.1管理主体层面
明确物业企业作为旧住宅区的管理主体，负责旧住宅区的日常管理。由于物业企业具有丰富的管理经验，提供旧住宅区日常保安保洁工作非常容易，理应成为旧住宅区的管理主体。但是旧住宅区的特殊性导致目前大多数物业企业不愿意接管，这也是物业企业逐利的本质决定的。在此过程中，政府要发挥积极的扶持与促进作用，包括部分或全部出资完善旧住宅区围墙、路灯、监控报警设备等基础设施设备，降低物业企业的前期投入，提高盈利预期，促进物业企业积极参与。资金来源，可以通过政府的财政拨款、建立专项基金、动用专项维修资金等多种方式筹集，甚至可以通过企业赞助、广告经营等方式获得部分资金投入。待旧住宅区的基础设施较为完善，物业企业就可以参与日常管理，管理模式可以参照其他小区，包括服务项目、服务标准、服务费用等，也可以结合园区特征进行分类管理。另外，由于旧住宅区居住群体特征，有很多下岗或待业的业主，还有部分退休老人，可以充分调动一部分具有热情及能力的业主参与日常管理，组成治安巡逻队等进行日常巡逻，收集居民意见反馈等，降低物业企业在保安工作方面的支出，提高工作效率。因此，管理主体视角下，旧住宅区社会治安管理应该以物业企业为主体，政府扶持，业主参与。
3.2管理对象层面
明确旧住宅区中管理对象的特征，系统评价人、物、事的现状与发展趋势，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提高旧住宅区社会治安管理的水平。根据旧住宅区居住群体的低收入特征，对其收取的费用要保证不影响其生活水平，标准不能过高，要考虑大多数群体的基本物业服务需求来确定服务内容与服务标准。针对少数具有特殊需求的群体，可以通过采取特约服务的方式额外收取费用。关于流动人口，物业公司可以联合社区做好登记统计工作，同时要加大宣传力度，让旧住宅区的居住群体更多的了解物业管理带来的好处，让大家主动参与到园区的管理中来。针对旧住宅区基础设施落后的现状，物业企业要联合政府一起进行完善，其中这一环节政府要起到主导作用，并且要从资金上大力支持，帮助物业企业以较轻的负担承担起旧住宅区的管理职能，只有这样才能迅速提升对旧住宅区的管理水平，尤其是社会治安管理水平，保障居民的生命财产安全。而针对居民比较关心的社会治安事件，则需要加强监督执法力度，能够快速有效的解决居民遇到的各种问题，物业公司与当地的警务工作者要紧密联系，快速响应，能够真正解决问题。根据调查显示，居民认为安装监控设备、聘请物业公司、设立社区警务队等手段是解决旧住宅区社会治安问题的重要方法，另外成立社区志愿者巡逻队也具有重要作用。
因此，管理对象方面，要以较低的收费标准提供符合业主需求的社会治安管理，需要政府大力投入，完善基础设施，提高办事效率。
3.3管理目标层面
保证旧住宅区居住者能够安居乐业，就需要各主体能够长期合作，实现多方共赢。首先，物业企业作为旧住宅区管理的主体，其根本性追求就是盈利。目前，物业企业的收入来源主要为物业费，但由于旧住宅区的居住者大多为中低收入水平，且流动人口较多，很多业主具有物业管理需求但是支付意愿却不高。这种矛盾下，一方面需要物业企业提供优质服务促进业主主动交纳物业费，另一方面，还需要从制度上约束不交费的业主，需要政府制定相应的规章制度来对欠费业主进行警告与惩罚，以此来实现物业费的顺利收取，例如对恶意欠费业主在园区内进行公示，通知业主所在单位，强化诉讼判决的执行力度等。另外，要鼓励物业企业积极开展多种经营，一定程度上弥补物业管理经费的不足，提高管理服务质量。如果物业企业实现了长期稳定的盈利，那么对于旧住宅区的管理也必然就实现了长期稳定的目标。
3.4管理媒介层面
理论上构建人防、物防、技防相结合的立体防护结构是最佳状态，考虑到旧住宅区的特征，应从如下几个方面进行考虑。
人防应该以物业企业保安员为主体，动员业主参与组建巡逻队，并加大警务工作人员的巡查力度。值得注意的是，目前物业小区安保队伍具有明显的不稳定性。一方面，业主与企业需要大量高素质的安保人员，另一方面，安保岗位的工作性质与福利待遇又严重制约了人员的聘用，这种矛盾急需解决。根据经济学规律，价格机制是较好的市场调节剂，通过提升安保人员的工作福利与工作环境，营造良好的岗位口碑，从社会舆论角度多多进行正面宣传和引导等等，是今后要加强的重点工作。例如可以直接提高工资水平、为安保人员购买各项保险、强化法律法规与业务技能培训、改善工作环境等等，通过政府与物业企业联合，建设一支高素质的安保队伍，是提升旧住宅区社会治安管理水平的重要手段。同时，针对旧住宅区的特征，要将安保队伍与小区居民组建的巡逻队结合起来，从物质与精神奖励等方面激励巡逻队参与到小区的治安管理中来，降低物业企业的成本，提高物业管理的持续性。
物防最基本的就是实行封闭管理，修缮小区的围墙，设置有人看守的住宅区大门及值班室，配备警棍、手电筒等必要的防护器械，设置报警电话。为住宅楼统一安装单元防盗门，业主家里尤其是一楼二楼等较低楼层安装防盗门与防盗窗，园区装有安全照明灯等，同时增强个体治安防范意识。该项工作应该在物业企业承接旧住宅区伊始与政府部门联合完成。
技防则主要采用闭路电视监控系统、周界报警系统、门禁管理系统、电子巡更系统等，同时鼓励有条件的业主使用家庭报警系统，进一步补充技防的范围与层次。有条件的园区还可以建立网络治安管理平台，如QQ群，短信平台等作为补充。
3.5管理机制层面
在对管理主体、管理对象、管理目标、管理媒介进行系统讨论的基础上，将各个层面的内容进行整合，即形成了一系列的管理机制，促进持续提升旧住宅区社会治安管理水平，实现旧住宅区居民安居乐业。
第一，资金投入机制。通过财政拨款、政府专项基金、引入社会资本等形式，联合物业企业共同完善旧住宅区的
基础设施设备；在物业从业人员的业务技能培训、职业资格
作者简介：
徐龙双（1988-），男，四川广安人，天津商业大学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产业经济与区域发展。
考试、法律法规普及、社会保险补助、安保人员的业务培训等方面，由政府适当投入，联合相关部门共同完成。
第二，激励与约束机制。一方面激励物业企业积极承接旧住宅区的物业管理，对承接积极，效果良好的物业企业进行表彰，甚至可以从税收等方面给予优惠，在承接新的项目时给予一定的优先权。而对于不愿意承接旧住宅区物业，或者管理效果不佳的物业企业，则可以限制其承接新的项目，或者资质审查时给予特殊标注，把物业企业承接旧住宅区的管理纳入到企业的社会责任与诚信档案。
第三，沟通协调机制。首先，物业企业承接旧住宅区的管理后，政策层面需要明确，业委会、物业企业、居委会等主体要定期召开沟通协调会议，就一定时期内出现的管理问题进行通报，让全体相关人员共同参与，共同讨论，以主人翁精神解决存在的问题。例如可以规定每月举行社区性质的沟通协调会，每季度召开各个区的沟通协调会，每半年举行全市的旧住宅区物业管理沟通协调会，集中讨论并解决居民反映强烈的共性问题，群策群力。另外，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手机、电脑的普及，可以构建一定的沟通平台，例如网络社区、QQ群、微信平台等，延伸沟通协调会议的范围，及时收集居民的意见和建议，进而将汇总后的问题带到每月、每季度举行的沟通协调会上，如果仍没有解决，则可以进一步在全市范围内进行讨论和解决。这种沟通协调机制的建立，同样要以制度的形式确定下来，形成长效机制。
第四，评价考核机制。针对旧住宅区物业管理水平、社会治安环境、业主满意度等方面的综合评价，是对物业企业进行激励或约束的参考指标，也是促进政府重视旧住宅区社会治安管理，提升旧住宅区居民生活质量的重要手段。一年至少要进行一次全方位的考核与评价。针对物业企业的评价结果在全市范围内进行比较，作为物业企业资质审查与新项目承接的参考基础。对政府主管部门的评价，要加大辖区内治安管理水平的指标权重，激励政府更多的投入到对旧住宅区的改造中来，实现一种互相促进，互相约束与激励的格局，以此促进政府主管部门重视旧住宅区的管理，提高旧住宅区百姓的居住环境质量与幸福指数。当然，对物业企业与政府主管部门的评价，应该交由相对独立的第三方进行，比如专业的评估机构，行业学会与协会等，以保证评价考核的公正性。
参考文献
[1]刘守君.城区居民小区社会治安管理工作管窥[J].山东人大工作，2009，（6）：2324.
社会治理现状篇3
关键词：社区公共服务；合作治理；社会组织；参与
中图分类号：D6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7168（2013）05-0094-06
一、合作治理：公共服务治道变革的应然选择
合作治理源于马克思主义的“合力”思想，认为社会发展是不同力量共同作用产生合力的结果，并强调个体分力的主观能动作用，体现了整体与局部不可分割的关系特征。正如恩格斯所说，“历史的最终结果是从许多单个意志的相互冲突中形成无数相互交错的力量，由此产生的合力创造出来的”[1]（p.697）。基于合力思想，社区公共服务治理存在多个“分力”，即指政府之外的所有社区内主体，包括社区企业、社区自组织、志愿性社团、协会和居民个人等独立于政府组织之外的广大经济生活领域和公民生活领域。这些主体在承接政府服务职能和促进公共利益实现方面有着自身独特的优势，经过多方协调会形成推进社区公共服务发展的“合力”。合作治理实质是治理理论的一个分支和应用。治理的核心特征是多元主体合作共治，本质在于政府与公民对公共生活的合作管理。它强调权威中心的多元化，主张管理对象的参与和国家与社会的合作，模糊公私机构之间的界限，强调多元主体的责任，追求政府职能履行手段的多样化。20世纪90年代，治理理论的兴起和民主行政理念的践行，公共服务市场化和社会化改革已成为多元主体合作治理的发展趋势。
社区公共服务合作治理是社区民间社会力量和公共权力共同参与公共服务治理的一种模式，它是“政府与社会力量平等合作组成的网状管理系统”[2]（p.22）。政府与其他主体各司其职，拥有平等的法律地位，合作的主要方式是平等协商，通过“自由平等的讨论、对话和争辩，在此基础上形成决定在实质上符合大多数居民的利益，而不是形式上体现公民的意志”[3]。合作治理体现了政府与社会的一种新型互动的关系。它打破了公共政策目标的单一性，使其走出对上负责的单线性关系状态；治理主体不再依靠权力直接作用于治理对象，政府权力的外向功能削弱；行政权力不再服务于抽象的公共利益，而与权力持有者的道德意识相关联[4]。
中国在走向现代性社会结构中呈现出“利益多元需求、权力分散制衡、组织异质独立”[5]等因素，形成排斥单一性和独占性机制的强烈诉求，“社会”开始成为资源供给的有力潜在力量，开始提供影响个体生存和发展的机会，传统的政府单一供给模式越发难以适应[6]。社会因素作为公共服务供给体系的重要主体，促进了治理机制的转变。莱斯特·m·萨拉蒙的第三方政府理论①和奥斯特罗姆夫妇的多中心治理理论②强调，需要借助多样化的权力和组织形成多中心治理机制，解决不同范围的公共治理问题。因为社会组织具有“解决社区问题的专门知识并根植于基层，可以对居民的需要作出适当和如实的反映，促使社区成员参与切身利益相关的决策和资源分配”[7]。随着公民社会的发展和日益成熟，要关注的焦点将不再是政府中心这一前提下如何扩大社会的参与，而是打破政府单极治理，确立多元共存合作治理的新格局。
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和社会管理制度的变迁，给社会组织的成长带来巨大的发展空间。“社区制”的改革为社会组织参与社区公共服务提供创造了良好的制度环境。同志在十报告中提出，“要加快形成政府主导、覆盖城乡、可持续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加快形成政社分开、权责明确、依法自治的现代社会组织体制”。中央高层决策为社会组织参与社区公共服务合作治理指明了发展的方向。当前，社区已成为多元主体利益博弈的公共空间。社会转型期，城市失业和弱势群体利益维护等问题随着政府职能的转变落到社区，加大了社区公共服务建设的难度。合作治理所具有的弹性化、互和反思理性等特征更好地应对了转型期社区公共服务问题的复杂性、多样性和动态性特征。因此，推进社区公共服务的合作治理，更好地满足居民的多元化需求，既是政府职能转变的目标，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
现有文献对公共服务的合作治理大多数是社会宏观层面的定性研究，把政府与社会各主体的合作关系置于社区的微观层面的定量研究较为薄弱。因此，本文通过对长沙市的实证调查，对社区公共服务合作治理实践进行实证层面的解析，尝试通过建立结构方程模型深入剖析社区公共服务合作治理的影响因素和影响机理，期望可以为合作治理实践的有效开展提供一些可行性的数据支持和对策建议。
二、研究设计及变量测量
（一）数据来源及其描述
本文所依据的数据资料来源于2011年笔者在长沙市所作的“居民参与社区公共服务的行为意向与社区公共服务满意度”的调查。调查采用多阶段抽样法。第一阶段采用分层简单随机抽样在长沙市抽取3个区（芙蓉区、天心区、岳麓区）；第二阶段用简单随机抽样法在所抽取的各区中抽取2个街道；第三阶段按系统（等距）抽样法抽取居委会；第四阶段从各居委会中按间隔随机抽样的原则抽取家庭户；第五阶段在抽取家庭户样本后，从所抽的每户家庭中抽取一个生日距8月1日最远的那个成年人作为调查对象，构成调查对象最终样本。考虑到样本总体的规模、抽样的精确性、总体异质性程度以及研究者所拥有的经费、人力和时间等因素，本次调查共发放问卷500份，回收问卷476份，回收率达95.2%；对原始问卷进行逻辑和幅度检查后，去掉废问卷34份，还有442份，因此最后有效回收率达88.4%。使用数据录入软件epiData3.1双份录入进行质量核查，有效地保证了数据录入的质量。
（二）变量选择及其测量
学者对政府与社会组织关系的研究影响较大的是库勒（Kuhnle）和赛勒（Selle）。他们把“沟通与交往”以及“财务与控制”作为测量指标，将两者互动关系划分为整合依附型、分离依附型、整合自主型和分离自主型四种模式[8]（p.30）。本文参考库勒（Kuhnle）和赛勒（Selle）的观点，结合我国国情，从上级支持、控制状况、沟通状况和交往状况建立指标体系对长沙市社区公共服务政府与社区合作治理的实践进行测量。为了测试问卷的信度和效度，在正式进行问卷调查之前进行了试调查。
表1对本文分析中所使用的观测变量进行了说明。上级支持的观测变量包括资金来源、场地提供、政策支持及技术支持；控制状况的观测变量包括自治性组织数量、自治组织财务处理权、人事任免权和法人代表比例；沟通状况的观测变量包括遇到问题是否会找组织、选择的组织类型、不找组织的原因和组织是否给予回应或解决；交往状况选取的变量包括对组织工作熟悉程度、与社区工作人员相处状况、对社区组织的认识和对社区公共服务的满意度。为了使得测量指标具有可比性，在相同尺度下对原始代码进行了重新赋值，量表问题按照正向从小到大进行赋值（参见表1）。
三、社区公共服务的合作治理：现实层面的解读
（一）社区公共服务合作治理现状之考察
社区公共服务建设的目的是要平等地解决社区成员的基本生活问题、改善居民生活状况和造就心理健康且有能力的社区居民[9]。合作治理把社会组织视为与政府平等合作的伙伴，它超越了政府过程的公众参与，打破了公众参与政府过程的中心主义结构，它“不仅拒绝统治型的集权主义的政府中心主义取向，也不赞成旨在稀释集权的民主参与型的政府中心主义取向”[4]。自愿的合作可以创造出个人无法创造的价值，无论他多么富有和精明[10]（p.215）。社区公共服务只有引入市场和民间组织，努力引导每个人参与供给过程中的对话和协商，提供主体才可以在政策制定前更多地了解社情民意，同时也加强了居民对供给主体的参与和监督。合作治理的实践增进了公共服务供给过程中的公开、透明、回应性与责任性。然而在现实生活中社区公共服务合作治理的实践到底是现实的图景抑或是一种乌托邦式的幻景？我们借助于对长沙市的调查来实证解析合作治理实践状况。表2是根据表1测量出的各项指标有序分类变量的所有类别频数和频率，1、2、3分别代表各项观测变量的赋值类别。
随着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向纵深发展，长沙市各级政府把社会组织作为推进社区公共服务的新视野和生力军，走在社区公共服务治理改革队伍的前列。如天心区出台了《天心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扶持办法（试行）的通知》等一系列扶持政策，对申请成立的社区组织，实施降低门槛、减少登记环节、简化工作程序等，为社区组织的发展扩大了成长的空间。经过十几年的发展，社区组织在数量上达到了一定的规模，总类日渐丰富，管理体制一直追求创新，服务水平不断提升。社区各类组织参与民生服务工作，发挥了自身独特的优势，有效地缓解了服务供需失衡的矛盾，减轻了政府财政负担，成为政府职能转变的有效载体。但由于我国一元统摄的历史传统和总体格局的社会沿袭，政府与社区组织仍然是“操作性和逐步浸入式的关系”，难以形成有效的合作机制，社区社会组织仍是在地方政府控制的夹缝中发展。
由各观测变量的类别频数和频率分布可以看出（参见表2）。首先，在上级支持方面，社区组织的运作资金大部分来源于政府财政拨款和补贴（624%），对政府的依赖性比较大；其余为服务的自主收入、社会捐赠和其他。社区社会组织的日常办公场地主要由区政府或街道提供（645%），在运营和管理过程中必然受到官方的隐性制约。其次，在控制权方面，虽然自发成立的社会组织数量比较多，但是，在抽样调查的社会组织中，仍有相当一部分社会组织不具有独立的财务处理权（35.6%）和人事任免权（37.1%）。从法人代表来看，社会组织在很大程度上为政府企事业单位和年龄偏大的退休人员。政府职能部门转制而来的官办社会组织在人员配置上仍由行政指令安排，在财政上依赖政府，与上级行政主管单位保留千丝万缕的关系。再次，在沟通方面，大部分居民遇到问题会找居委会、社区服务中心或其他组织来解决，但居民的问题仍有24.7%没能得到有效解决。20世纪70年代末，在经济社会体制改革浪潮的推动下，政府重新肯定了社区发展的意义，提倡发展“社区服务”，旨在利用社区资源、依靠社区力量来解决居民的生活服务需求，实现“社会福利社会化”的构想。这为社会组织参与社区公共服务合作治理提供了契机和成长的空间。第三部门具有广泛的社会网络资本，但受公民社会发育程度及其自身局部性、狭隘性的限制，供给功能尚且有限[11]。最后，从交往情况来看，大部分居民与社区组织和政府部门联系频率非常低。23.1%的居民对社区组织工作情况一无所知，57.0%的居民只了解一点。688%的居民认为社区组织代表政府部门的利益，成为政府的助手和派出机构，只有少数人（7.4%）认为社区组织代表居民利益，与政府是平等合作的关系。
（二）社区公共服务合作治理影响因素之实证解析
本研究采用统计软件为SpSS19.0，结构方程软件为amoS17.0对社区公共服务政府与社区合作治理的影响因素进行剖析。通过运用SpSS19.0对问卷的信度和效度进行检验，结果证明数据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模型包含个人特征、上级支持、控制状况、沟通状况和交往状况5个潜在变量和20个观测变量，年龄、月收入、文化程度、在社区居住时间是原因显变量，上级支持、控制状况、沟通状况和交往状况是结果潜变量。潜变量之间的路径系数和观测变量对潜变量的载荷系数（参见图1）。
图1合作治理影响因素结构路径
从图1模型拟合的结果来看，x2/df=2.3780.9，aGFi=0.963>0.9，RmSea=0.06809，tLi=0.953>0.9，也说明模型拟合较合理。
从参数估计的结果来看，上级支持、控制状况与交往状况对合作治理效果的路径系数在p为0.01和0.05的水平上均具有统计显著性，说明这些变量对合作治理具有显著的影响。其中，上级支持对合作治理的影响最大（Beta=0.974，p
沟通状况中Beta=0.487，p=0.178>0.01，沟通状况对合作治理效果具有显著性正向影响没有得到验证。这说明政府部门与社会组织社区公共服务供给中，通过建立平等合作和良好信任沟通机制来提升供给能力仍未能发挥其充分作用。
各观测变量对潜在变量的回归系数均在0.5以上，表明测量模型具有较高的效度。在各潜变量因子分析中，不同的观测变量起到的影响程度不同。在上级支持因子分析中，影响最大的是资金来源（路径系数估计值为0908），其次为场地提供（路径系数估计值为0.756）、政策支持（路径系数估计值为0.732）和技术支持（路径系数估计值为0683）。在控制状况因子分析中，影响最大的是财务处理权，其次为人事任免权、法人代表和自组织数量。财务处理权和人事任免权系数为负，说明社会组织的财务权和人事权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上级政府的控制，也印证了前文的相关数据描述性分析。在沟通状况因子分析中，居民问题得到有效解决是影响沟通关系的最重要因素。在交往状况因子分析中，对社区组织认识的载荷最大，且系数为负，表明目前我国社区组织得不到当地政府和居民的正确看待，在居民心目中，社区组织是政府职能部门一个分支，是完成政府下派任务的得力助手。某些地方官员甚至把民间社会组织当成与政府争权夺利和影响社会稳定的危险因素，并通过法律、资金、政策等各方面限制其发展规模。在居民背景特征中，居住时间对合作治理的贡献最大，表明居民在社区居住时间越长，越能促进社区公共服务合作治理的发展。
四、结论及政策建议
在我国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目标的背景下，结合前人的研究基础，通过对长沙市社区公共服务部门的实地调查资料，从上级支持、控制状况、沟通状况和交往状况对社区公共服务合作治理的实践进行实证解析。
第一，通过数据频数描述性分析，在社区公共服务治理中，政府与社会组织倾向于“权威-依附”的权威型合作关系。不管是自下而上发展的民间草根组织，还是自上而下发展的官办社会组织，其对政府都具有较强的依附性。由于权力、制度、资源的不对等，政府在社区公共服务供给中处于核心主导地位，这将会严重压制社区组织自治的生存空间和自治能力的成长，有悖于社区公共服务合作治理主体平等合作关系的构建和良性发展。
第二，通过结构方程模型的实证分析发现，上级支持、控制状况、交往状况对合作治理效果均产生显著的影响，即政府对社区组织在人、财、物等资源的支持力度越大、减少对社区组织的控制、加强与社区组织的联系，合作治理的效果就越好。上级支持因子影响最大，社会组织获得上级部门支持越多，合作治理能力就越强。社会组织沟通状况因子对合作治理的影响未被检验，表明政府与社区社会组织的信任、沟通以及协同解决问题的有效机制未建立起来。近几年全国各级地方政府开展“政府上网工程”为居民参与公共服务供给提供了条件。但当今在社会公共资源的供给和社区认同极其有限的条件下，社区公共服务治理缺乏强有力的手段和居民的积极支持。在社区，不同文化背景和社会地位的人聚集在一起，缺乏必要的沟通与交流，容易引发各种社区矛盾。居民的多元化公共服务需求在既定的政治体制框架下不仅难以满足而且无法有效地表达，如果沿用增强政府控制能力的行政命令来解决社区公共服务的问题，是难以奏效的。通过诸如“电子网络”等公共平台实现完全无等级的对话似乎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此外，不同的观测变量对各潜变量的影响也具有差异。
以上分析表明，在我国诸多主客观条件的限制下，要充分实现社区公共服务政府与社区的合作治理似乎是乌托邦式的理想情境。政府的权威性决定政策的制定和安排，社会组织与居民缺乏参与表达的能力和机会。政府与社会组织之间的合作主要局限于公共服务提供的具体操作性层面，缺少有效沟通的对话平台，限制了公共服务供给的绩效。如帕特南所言：“政府的效率与该地政府和社会的关系是横向地组织起来还是等级化地组织起来的程度紧密关联。”[10]（pp.116117）因此，要真正实现社区公共服务平等的合作治理，就要冲破传统政府与社会“中心-边缘”的等级模式，建立“民主-平等”的横向性合作关系，使社会组织能以平等的姿态与政府进行充分的协商、对话与联合行动，并有能力共担责任与风险。从“统制-服从”的权力关系到“政治平等”的权力关系的转变，要求政道民主层面与治道民主层面的双重改革[12]。相关职能部门必须建立居民参与的相关制度，完善居民参与角色制度化的规定，重点强化利益诉求表达渠道的畅通性建设，确保居民的组织化参与得到保障，也要为消解社会组织的“官民二重性”，实现其由“外生”到“内源”的顺利转型和拓宽成长空间创造有利条件。同时，政府要借助现代信息和通讯技术，建立与社会组织、居民之间在公共服务过程中广泛的对话、沟通网络，以打破时空、政府部门层级以及社区成员等级之间的限制，提高行政部门内外沟通效率，及时传达各级政府的政策和施政方针，反映居民的利益诉求，从而提高公共服务过程中合作治理的反应力和回应力。此外，社区“自组织网络”或“共同体”也要积极完善内部组织管理制度和运作机制，不断提升参与和服务供给能力，增强组织体系的环境应变能力和稳定性。
本文对长沙市社区公共服务政府与社区社会组织合作治理的现状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比较系统和全面的分析，实证调查与研究结论对湖南省或全国其他城市社区公共服务合作治理的推进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和实践参考价值。由于主观研究能力的局限性和客观资源的有限性，研究结论的代表性和普适性仍需长期的检验。在今后的研究中，将扩大调研城市的数量和范围，如东、中、西部的城市，进一步证实研究结果的外在效度。
注释：
①萨拉蒙的第三方政府理论，旨在阐明政府把非政府组织作为合作伙伴之缘由。他指出，nGo参与公共治理，不仅可以增强政府提供公共福利的功能，同时避免了一个庞大的政府官僚机构的出现。
②奥斯特罗姆夫妇创立的多中心治理理论，其核心是在私有化和国有化两个极端之间，存在其他多种可能的治理方式，并能有效率地运行。奥氏研究表明：与政府行政管理以及市场化方式相比，社区可以独自更好地管理公共资源。一群相互依赖的个体有可能将自己组织起来，进行自主治理，从而避免搭便车、逃避责任或其他机会主义的盛行，以取得持续的共同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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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治理现状篇4
>>农民工思想政治教育现状及对策思考湖南省农民工返乡创业融资环境现状及其对策研究农民工维权现状及其成因探析城市农民工住房现状及其解决路径关于我国农民工就业现状及对策探讨试论当前农民工培训现状及对策女性农民工的社会融入现状及其影响因素分析农民工StD/aiDS认知及的现状及其干预进展论建筑业农民工的培训现状及对策浅论农民工养老保险的现状及解决对策农民工社会权益保障的现状及对策建筑业农民工的管理现状及对策分析重庆市进城农民工子女教育的现状及对策研究农民工子女的教育现状及对策研究浅谈对建筑业农民工的管理现状及对策浅析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的现状及对策市民化进程中的农民工政治参与及提升对策农民工培训的现状及问题分析农民工政治融入的状况、影响因素及其对策对我国农民工需求层次现状的分析及其相应对策常见问题解答当前所在位置：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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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治理现状篇5
关键词：思想政治教育；思想政治教育预测；价值；思想政治工作者
中图分类号：F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198（2013）23003603
1预测和思想政治教育预测的含义
1.1预测
预测在汉语里的本意是“预先推测或测定”，同时它也是一个管理学术语，“预测是通过对客观事实历史和现状进行科学的调查和分析，由过去和现在去推测未来，由已知去推测未知，从而揭示客观事实未来发展的趋势和规律。”张智光教授在《管理学原理》一书中认为：“预测指的是根据客观事物的过去和现在的发展规律，借助科学的方法和手段，对其未来的发展趋势和状况进行描述和分析，从而形成科学的假设和判断。”袁认为，“预测是根据事物过去和现在的发展和状态，寻求事物发展所遵循的规律性，并借此预先推测事物未来发展和状态的一种科学认识活动。”
综合上述定义，笔者认为，预测指的是在客观认识事物过去和现在发展状态和规律的基础上，依靠一定的科学手段和方法，对该事物未来发展状态和规律进行判断，以做出正确决策的一种认识活动。可见，预测的基础是客观认识事物过去和现在的状态和规律，途径是一定的科学手段和方法，结果是对该事物未来发展状态和规律进行判断，目的则是为了做出正确决策。
1.2思想政治教育预测
人们一般所讲的思想政治教育预测主要是指思想预测，笔者在此不做特别地区分。关于思想政治教育预测的含义，秦在东教授从管理学的角度给出了解释，他在其著作《思想政治教育管理论》中指出：“思想政治教育是依据思想政治教育管理的特殊规律，从历史和现状出发，通过定性的经验分析和定量的科学计算，推断思想政治教育未来的状况和发展趋势。”唐军和李晓娟认为，“思想政治教育预测是运用预测学和心理学的基本原理，根据人的思想发展的变化的一般规律和生活方式等即发生的变化，对人的思想在未来的发展状态、动向以及对社会的影响进行推测。”
笔者认为，思想政治教育预测是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运用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对受教育者过去和现在的思想状态进行科学分析，对其未来可能产生的思想状态进行合理推断的一种思想政治教育认识过程。思想政治教育预测从本质上讲只是一种手段，相比较预测本身，更为重要的是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通过运用这种手段对未来的事情进行科学、合理地统筹与安排，以应对即将发生的问题，将其中的不利因素消除在萌芽阶段。
2思想政治教育预测的时代价值
思想政治教育预测在当今社会具有鲜明的时代价值，无论是其现实作用或社会功能，还是就理论完善而言，思想政治教育预测的价值都非常珍贵。
2.1现实作用
从思想政治教育预测的含义可以看到，思想政治教育主体（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对思想政治教育客体（受教育者）未来的思想状态进行预测。要想对思想政治教育预测的现实作用有深刻的了解，首先必须准确把握思想政治教育客体的含义。一般来讲，思想政治教育的客体应包涵党员干部、教师、青少年等。
（1）党员干部。
党员干部作为国家权力的拥有者和执行者，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社会生活诸多方面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其思想状态直接决定着政治行为，间接影响着国家的兴衰和社会的稳定。一个克己奉公、为民服务的党员干部可以为国家和社会创造大量财富。同样，一个损公肥私、贪赃枉法的党员干部则只会给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带来损害。因此，将党员干部列为思想政治教育预测的首要对象，具有充分的现实必要性。
通过思想政治教育预测，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可以详细掌握党员干部过去和现在的思想状态，并对其进行科学的分析和论证，推断出他（她）下一阶段可能产生的思想状态。如果推断出来的思想状态积极向上，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可以引导其朝更有利的方向发展，充分发挥思想对行为的能动作用；如果推断出来的思想状态较消极，那么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可以及时采取有效措施，将该状态化解、消除在萌芽阶段，避免其可能带来的某些不利影响。比如，某官员假借出国考察之名离境，到期之后未见回国，经侦查，该官员涉嫌贪污、挪用国家公款数千万元，曾擅用职权为自身谋取私利，而其亲属均早已移民海外。办案人员了解到，该官员案发前一个月开始情绪很不稳定，神情慌张，与以往沉着、冷静的工作作风相去甚远。可想而知，该官员就是利用了这一个月为自己安排“后路”。如果当时相关人员注意到该官员思想状态上的波动，密切观察并仔细分析，可以推测出其不久之后的思想状态，进而判断可能产生的行为，完全可以使国家财产免遭损失。
所以，思想政治教育预测可以甄别党员干部队伍中的思想不纯分子，净化党员干部队伍，提高党员干部整体素质，为政务的推行提供强有力的人才支撑。
（2）教师。
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肩负着教书育人的重要使命。教师的一言一行都有可能对学生产生深刻的影响，学生的思想、行为会在潜移默化中趋同于他们的老师。一个师德高尚、责任感强的教师，他（她）的学生往往会吸取他（她）的优点并将其发扬光大。同样，一个师德低下、素养不高的教师则只会给学生留下伤害。
通过思想政治教育预测，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可以了解教师过去和现在的思想状态，并依据一定的科学手段对该教师未来一段时间的思想状态进行推断。若推断出来的结果显示该教师思想状态不稳定，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要及时发现问题并深入剖析教师产生该思想状态的原因，力争将该思想状态可能带来的消极影响降到最低，避免给学生带来不可弥补的伤害。如震惊全国的浙江幼师虐童案，涉案教师品行败坏、师德无存，为图所谓的“一时欢乐”，对幼童进行身体上的残酷侵害，给其心理造成了极大的创伤，影响极其恶劣。事情发生之后，社会各界一致谴责涉案教师道德沦丧。笔者认为这样的悲剧也是可以避免的。试想，如果幼儿园管理者或者第三方监管者注意到该教师平常在其他方面的非正常表现，通过简单地分析就可以预想到该教师可能对幼儿造成的伤害，从而采取有效措施即时制止这类事情的发生。这个悲剧的发生，除了有涉案教师品德、素质低下的原因，更有思想政治教育预测缺失的因素。
所以，思想政治教育预测可以促进教师道德水平的提高和职业素养的加强，为建立一支有责任、有道德、素养高的教师队伍提供保障。
（3）青少年。
青少年是国家的未来和民族的希望，理应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与呵护。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教育家梁启超在《少年中国说》一文中慷慨激昂，歌颂了少年的朝气蓬勃，寄托了他对少年中国的热爱和期望。这里说的少年对应着当代的青少年。他写道，“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少年胜于欧洲，则国胜于欧洲，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可见，对青少年的教育意义重大而深远。当今各种青少年问题不断凸显的现实也迫切要求加强对青少年的思想政治教育，在实际工作中思想政治教育预测可以起到较为显著的作用。
通过思想政治教育预测，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这里主要指教师和家长）可以详细掌握青少年过去和现在各个阶段的思想状态并探索其内在规律，从而准确预测出青少年未来一段时间内的思想状态变化，根据预测的结果采取有针对性的应对措施以趋利避害。比如，少年违法犯罪案件时有发生，不少案件手段残忍、情节严重、影响恶劣，让人触目惊心。人们不禁反思，到底是怎样的教育让孩子们走向违法犯罪的深渊。笔者认为，教师和家长应对此负大部分责任。孩子由于年少不懂事，缺乏必要的社会经验，对社会不良诱惑抵制力差，很容易冲动，从而做出不理性的事情。教师应切实担负起育人成才的责任，家长应认真履行好家庭熏陶的义务，学校和家庭之间应建立良性、高效的联动、沟通机制，及时掌握孩子思想动态并反馈信息，使孩子处在一个科学、合理的监控体系中。应建立学生思想动态数据库，实时更新并通过技术手段预测孩子将要产生的思想状态。教师和家长一旦发现孩子思想、行为异常，应立即采取措施避免事情恶化。再如，对当代青年大学生的教育也是思想政治教育的重点和难点问题。由于其特殊的社会角色和独特的自我特征，大学生群体的发展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当前，在各种价值观念和道德观念激烈碰撞、互相融合的时代背景下，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压力和难度很大。而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长期以来预警意识不强，对可能出现的苗头性和倾向性问题认识不深刻，往往是在问题发生了之后进行事后补救，充当消防员的角色，未能使思想政治教育的预测功能得到充分发挥。在青年大学生违法犯罪案件层出不穷的背景下，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要善于发挥思想政治教育预测的作用，做好大学生的思想预测工作，详细掌握大学生的思想状态变化，及时对大学生未来一阶段的思想状态进行准确预测并采取有效措施应对，保证大学生健康、科学发展。
所以，思想政治教育预测可以监控青少年思想状态变化过程，引导青少年树立、形成积极、向上的思想状态，保障青少年健康发展。
2.2社会功能
除了现实作用，思想政治教育预测还具备一定的社会功能。
（1）推动社会发展。
思想政治教育预测可以使社会各行各业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详细了解员工思想状态并对其进行科学分析，推断其将来可能产生的思想状态。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可以对员工未来思想状态中可能会导致工作效率降低和工作业绩减少的部分进行有针对性的处理，从而提高员工的工作积极性和绩效水平，最终推动行业发展和社会发展。比如某公司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注意到一个员工连日来业绩下滑非常严重，情绪十分不稳定，甚至还有悲观厌世的态度倾向。经过仔细分析和调查，工作人员了解到该员工可能是因为接受不了和恋人分手的事实才有如此表现。了解了这个情况之后，本着以人为本、体恤员工的精神，工作人员对其进行了细心、深入的开导，引导其树立正确的交友观，鼓励其在公司大舞台充分发挥自己的才干，不断提升自身素质。半年之后，该员工业绩跃居公司第一，为公司创造了相当多的财富。通过思想政治教育预测，公司不仅避免了员工思想失常可能导致的工作损失，还发掘、培养了一个优秀的人才，为自身创造了巨大的经济效益。
（2）维护社会稳定。
此外，思想政治教育预测还具有维护社会稳定的功能。通过预测，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可以推断某一个体或某一群体可能即将产生的思想状态，从而消除其中的不稳定因素。比如，某乡镇政府了解到当地某村部分村民因为征地补偿问题与开发商之间矛盾尖锐，联想到该村村民为此问题曾扬言进京上访，考虑到事情的严肃性和严重性，政府派专门工作人员主动出面调解。经过耐心沟通与劝导，双方就具体纠纷达成了一致意见，从而成功规避了的发生，维护了社会的稳定。这正是思想政治教育预测发挥作用的结果。
2.3理论完善
思想政治教育预测的发展有一定的条件。综合以往学者们的研究，笔者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思想政治教育预测产生的理论基础，而控制论科学和预测科学的发展则为思想政治教育预测的发展提供了现实的理论支撑。以往的思想政治教育实践往往着重于事后疏导与反思，比较科学的思想政治教育实践也只是在事后疏导与反思的基础上加入了事中跟踪，而事前预测则经常被忽视，这在新时期显得非常不合时宜。
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要求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高度重视思想政治教育预测的作用。如果置思想政治教育预测于不顾，过分强调思想政治教育事后的补救功能，这就违背了思想政治教育的主动性和过程性原则，不利于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有效开展。科学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机制应该遵循“以事前的预测为基础，以事中的跟踪为支撑，以事后的疏导为补充”的原则，尽量将问题消除在预测阶段，问题的苗头一经发现立即解决，不让其有进一步发展。因此，加强思想政治教育预测工作，促使思想政治教育实现由“消防员”到“预报员”的角色转变，有利于丰富和完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使之更好地指导思想政治教育者开展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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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治理现状篇6
关键词：社会转型政治参与限度
政治参与，也叫参与政治，是指“公民试图影响政府决策的活动”。公民的政治参与状况是衡量一个国家的政治民主和政治现代化的重要尺度。随着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公民的政治参与水平也有了长足的发展和进步。但目前我国处于社会转型期，公民政治参与状况也表现出一些新的特点和问题，因而如何准确掌握公民政治参与的限度就显得尤为重要和紧迫。
中国当前处于社会转型期，是一个“正在由自给、半自给的产品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型，正在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正在由乡村社会向城镇社会转型，正在从封闭、半封闭社会向开放型社会转型，正在由伦理型社会向法理型社会转型”的过程。这些变化体现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层面，也体现在对政治参与的影响中。
在伊斯顿的“政治系统输入输出模式”里，把政治视为一个“输入”、“输出”的过程。在它的一端是社会要求和支持，另一端是政治系统对这些要求作出的反应，公民的政治参与行为就是在这一个系统过程中得以体现的。
当前中国处于转型期，随着利益意识的觉醒，对应的对政治系统的要求也多了起来。但如果政治系统“输入”过多，就会对政治系统造成压力，对政治体制形成“超负荷的压力”。目前中国公民参与的扩大虽然尚未对政治系统构成“超负荷压力”，但也表现出一些新特点和存在的问题，如我国公民政治参与水平不断进步，但总体水平仍然比较偏低；公民政治参与的不平衡性日益突出；动员参与多，自动参与少，正式组织功能较弱，非正式组织少，部分特殊群体尚未有自己的组织；非制度政治参与、非理性政治参与行为目前有日益增多的趋势等。
“人类可以无自由而有秩序，但不能无秩序而有自由”。根据亨廷顿的观点在政治参与不断扩大的过程中，会引起不稳定，甚至是政治参与负功能的进一步扩大，因此政治参与必须控制在一定的限度之内。转型期的各种社会现象错综复杂，社会矛盾相对尖锐，因而对限度的把握显得尤为重要。
一、公民政治参与要保持国家政治稳定
政治稳定主要是指政治体系中的政治权力能不断获得能量补给和政治输出，能对社会利益需求不断整合。在亨廷顿的理论中，政治稳定依赖于政治参与的扩大，但政治参与又在一定程度上威胁政治稳定，原因是政治参与的急剧扩大，而政治的制度化水平又无法满足这种要求，如当政府的统治能力薄弱，不能对应政治参与的高涨，必然导致政治的不稳定。用如下公式表示：1、社会流动化/经济发展=社会的挫折感；2、社会的挫折感/移动的机会=政治参与；3、政治参与/政治制度化=政治不稳定。在政治稳定和政治参与之间，亨廷顿更强调政治稳定。
政治稳定的状态包括三个层次，即政权体系的持续状态、国家权力的合理状态、政治过程的有序状态。在政治稳定的状态下，利益的表达和参与活动才能成为疏缓社会矛盾的安全阀。“民主”国家倡导民主并且不加限制地扩大政治参与，却导致了国家的不稳定甚至是政权的崩溃。所以说只有在政治稳定的前提下开展政治参与才是有效的，过度和无序的政治参与会对国家稳定构成威胁，我们多年来改革的政治成果和经济成果都会遭到破坏。而有效的政治参与不仅能促进政治系统的良性运行，更能增加社会秩序和政治的稳定感，有助于把各种影响不稳定的因素消灭在萌芽状态，最终形成保持政治稳定的良性机制。
二、政治参与不能超过经济发展所能提供的可能的客观条件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公民的政治参与需要经济发展为其提供物质条件。“发展才是硬道理”，只有经济发展了，才能为政治参与提供物质基础和硬件支持，对政治参与进行成本投入。如果一个人连温饱问题都不能解决，根据人的需求理论，他的需求也不会由生理和安全需要上升到更高的层次，参与政治活动也就成为不可能。我国目前经济发展不平衡，贫困人口不在少数。对于物质生活不充裕、处于贫困状态或者刚达到温饱生活水平的群众，他们无暇顾及政治生活，也就无法获知参与公共事务的足够信息，对公共事务无法进行有效讨论，参与的自觉性也随之降低。
在中国向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渡和转型过程中，良性的市场经济发展在客观上可以培育人们的自由意识、平等意识、竞争意识、权利意识和主体意识，这些意识都有利于政治参与的活跃。“社会—经济发展促进政治参与的扩大，造就参与基础的多样化，并导致自动参与代替动员参与。”首先,经济发展了才能给人们提供可能多的机会，锻炼更多的参与型公民。其次，经济发展促成了利益集团之间的关系紧张和对立，集团意识不断增强，这些也都提高了公民的政治参与程度。再之，经济发展扩大了政府在社会中的作用，为了靠近政府公民不得不提高政治参与的程度。最后，公民随着经济的发展，为了要求政治自由和权利从而更积极地参与政治。
目前中国的经济发展程度对于政治参与提供的物质条件尚不完善，如果只是一味地要求政治参与，而不考虑所能满足公民的现实条件，就有可能导致参与爆炸的后果。因此对于政治参与的扩大也应该是一个有序而持续的过程，应该坚持总体渐进过程，在条件比较成熟或者风险相对易于控制的某些领域和环节可以谋求更快更深入的发展。而对于不同地区，不同问题领域存在着不平衡的状态下，就应该根据现实的因素，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
社会治理现状篇7
【关键词】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意义/途径
2002年11月，党的十六大明确地对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做出部署，并将它与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一起，确定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三大基本目标，确定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成为我们党当前和今后全面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面临的一项重大现实任务。本文在全面领会党中央关于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若干纲领性文件的重要精神的基础上，就什么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这一重要思想的重大意义、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基本途径三个重大问题进行具体的分析和说明。
一、什么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
政治文明是人类政治生活的进步状态，是人们在政治思想、政治制度、行政管理、法制建设、政治行为等方面所取得的成果和成就的总和。“政治文明”和“政治建设”、“政治体制改革”不同，它是人类政治发展历程中的一种进步状态、高级状态，这种进步状态、高级状态常常要通过积极的政治建设、政治体制改革来达到，但前者显然不能等同于后者，后者是达到前者的现实途径，前者是后者的最终目的，二者是目的和手段、途径之间的关系；“政治文明”也不等同于“政治状况”、“政治文化”的概念，作为人类文明的三大形态(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之一，它是人类政治的积极成果和进步状态，后者中则不仅包含政治生活领域的先进成果，也包含政治生活领域中陈腐、落后的因素；“政治文明”是相对于“政治蒙昧”和“政治野蛮”的概念，它表明的是人类在政治生活领域内的进步和成就。人类政治发展史的一般进程就是从政治蒙昧状态走向政治野蛮状态，最终发展到政治文明状态。就人类历史而言，在原始社会，人类政治大体上处在蒙昧阶段，阶级、国家诞生以后，人类政治进入了野蛮状态，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的人类政治就是政治野蛮的典型形式，从资本主义社会开始，人类政治进入了初步的政治文明时代，但这种政治文明是不完善的，带有相当程度的不真实性和虚伪性。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在借鉴资本主义政治文明有益成果的前提下，充分发扬人民民主、法治、人权的更高级的政治文明。民主、法治、人权属于“政治文明”的范畴，独裁、专制、集权、侵略战争等则属于“政治野蛮”的表现形式。
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党领导人民通过政治建设，在政治生活领域中所取得的成果和成就的总和。这些成果和成就体现和反映在社会主义社会的政治思想、政治制度、行政管理、法制建设、政治行为等各方面。
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三者的有机统一，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本质特征。党的领导是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根本保证，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要求，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它们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三个基本特征。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本质特征，不是它们中的某一个特征，而是三者的有机统一和相互结合，缺少其中任何一个特征，都构不成完整意义上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
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三大基本目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经济、政治和文化全面推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全面建设的伟大事业。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三种文明彼此紧密联系而又有各自的发展规律，三者互为条件、互为目的，相辅相成。在三个文明中，物质文明建设是基础和中心，政治文明建设为物质文明的发展提供政治保证和法律保障，精神文明建设为物质文明的发展提供思想保证、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
二、“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重要思想的重大意义
党中央提出的“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重要思想，具有十分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重要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大理论创新和重大发展
在明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以前，我们党讲的一直是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两个文明建设相互促进、相互推动的问题。江泽民同志的“5·31讲话”、十六大报告明确地把政治文明建设作为独立于物质文明建设、精神文明建设的三大人类文明工程之一，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三大基本目标之一提出来，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提出来，这是对邓小平同志的“两个文明建设”理论的重要补充和进一步深化，丰富和发展了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科学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原有理论的重大创新和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这一重要思想，是我们党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思想路线，在总结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经验、借鉴人类文明的有益成果的基础上对政治建设做出的新的理论概括和要求，谱写了马克思主义新的理论篇章。
2、“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重要思想的提出，表明我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规律性认识的深化
“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重要思想的提出，不仅表明我们党对建设社会主义的政治认识的深化，而且表明党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体布局认识的进步。党不仅对政治文明建设的重要地位、政治文明建设本身的客观规律性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而且对怎样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怎样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有了更加深刻、更加清晰的认识。这一重要思想的一大特色，就是从发展人类文明的时代高度来看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建设的战略地位和前进方向。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把政治文明确作为人类文明的一个主体来建设，表明我们党始终站在时代和实践的前沿，不断总结、借鉴、吸取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在理论认识上不断取得进步。
3、“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重要思想，进一步明确了我国今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奋斗方向
十六大报告把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政治文明建设、精神文明建设作为社会主义建设的三大基本目标，进一步明确了我国今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奋斗方向，就是实现上述三大文明建设的全面推进、协调发展。十六大报告提出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对经济、政治、文化三个方面，对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三大文明建设都提出了十分明确的目标和要求。从前我们党讲的是两个文明建设“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现在明确提出要“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把政治文明建设独立、突出出来，提出了三个文明全面推进、协调发展的重大时代课题，在我们党内和人民群众中，进一步统一了思想，理清了思路，明确了我国今后的前进方向。
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我国当前和今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现实目标。十六大报告提出了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奋斗目标，十分明确地把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作为其中的重要目标：“社会主义民主更加完善，社会主义法制更加完备，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得到全面落实，人民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权益得到切实尊重和保障。基层民主更加健全，社会秩序良好，人民安居乐业。”十六大报告的这段话对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几个主要方面提出了明确的要求：“社会主义民主更加完善”，“基层民主更加健全”，是就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民主而言的；“社会主义法制更加完备，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得到全面落实”，讲的是健全法制和实现依法治国的问题；“人民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权益得到切实尊重和保障”，讲的是尊重和保障人民的权利、利益的问题；“社会秩序良好，人民安居乐业”，是就实现安定团结的社会政治局面而言的，讲的是实现社会稳定、政治稳定的问题。
三、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基本途径
1.最根本的就是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
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最根本的就是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这是我们推进政治文明建设必须遵循的根本方针。党的领导是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根本保证，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要求，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三者有机统一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的伟大实践中。只有坚持三者的有机统一，才能保证我们所建设的政治文明的社会主义性质和方向。三者缺一，都不可能建成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
2、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
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是党领导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经验，也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最为重要的内容。十六大报告指出，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必须坚持党的性质和宗旨，以改革的精神加强和推进党的建设，不断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的能力，坚持不懈地开展反腐败斗争，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保持党的先进性、纯洁性和团结统一。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重点，就是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不断提高党科学判断形势的能力、驾驶市场经济的能力、应对复杂局面的能力、依法行政的能力和总揽全局的能力。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必须从5个具体方面着手：(1)加强党的思想理论建设，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武装全党；(2)坚持和完善党内的民主集中制；(3)建设一支高素质的领导干部队伍；(4)大力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5)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方针。
3、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
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我们要牢牢竖立起社会主义民主的旗帜，不断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必须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保证人民依法实现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充分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主要是从坚持和完善高层民主、基层民主两个层次上的民主制度、民主形式入手，全面推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蓬勃发展：就高层民主而言，就是要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以及民主区域自治制度，其中最重要的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就基层民主而言，就是要不断完善城市居民自治制度、农村村民自治制度、职工代表大会和企事业民主管理制度。
4、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也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依法治国，就是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按照宪法和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经济和文化事务、社会事务，保证国家各项工作都依法进行，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化、规范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要真正做到依法治国，必须始终坚持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必须努力健全法制，到2010年形成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必须积极推进依法行政，维护司法公正，提高执法水平，确保法律的严格实施，维护宪法和法律的尊严和权威。
5、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
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是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必然要求。政治体制改革的总目标是，坚持和完善我国的基本政治制度，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在党的领导下，发展人民民主，健全国家法制，改革政府机构，改革领导制度、干部制度，努力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必须着重做好6个方面的工作：(1)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2)改革和完善政府决策机制；(3)深化行政管理体制和机构改革；(4)积极稳妥地推进司法体制改革；(5)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完善用人机制；(6)加强对权力的监督和制约，建立有效的权力运行机制。
6、维护社会稳定，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
保持稳定不仅是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必要前提和保证，而且也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稳定压倒一切，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必须高度重视和认真做好维护社会稳定的工作，始终保持安定团结的社会政治局面。要维护社会稳定，就必须结合新的历史条件，大力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同时正确运用经济、行政和法律等手段，妥善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特别是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矛盾，满腔热情地解决人民群众工作和生活中的实际问题，把各种不稳定的因素解决在基层，消灭在萌芽状态；加强政法工作，依法严厉打击各种犯罪活动，防范和惩治邪教组织的犯罪活动，坚决扫除社会丑恶现象，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加强国家安全工作。
7、尊重和保障人权
尊重和保障人权是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内在要求。把尊重和保障人权作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表明我们党对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认识的深化和进步。
社会治理现状篇8
关键词：社交恐怖症森田疗法临床治疗
中图分类号：R742文献标示码：B文章编号：1005-0019（2008）4-0061-03
恐怖症是患者对某些特定的对象产生强烈和不必要的恐惧，伴有回避行为，患者明知其反应不合理，却难以控制而反复出现，严重响了正常的工作和学习。社交恐怖症是恐怖症中较为常见的一种，主要表现为在大庭广众面前害怕被别人注视，害怕会当众出丑，因此当着他人的面不敢讲话、不敢写字、不敢进食，甚至不敢入厕，严重者可出现面红耳赤、出汗、心跳、心慌、震颤、呕吐、眩晕等。如果病情严重，患者可因恐怖而回避朋友，与社会隔绝而仅与家人保持接触，甚至失去工作能力。本文结合社交恐怖症的特点，用森田疗法的治疗原理，顺应自然，应用一种建设性的精神活力[1]，把注意点从自身引向外界，以消除患者的自身过分关注的一种治疗方法。为了解森田疗法对社交恐怖症的治疗效果，对门诊收治的39例社交恐怖患者采用森田疗法治疗的临床观察报告如下。
1对象与方法
1.1对象
39例社交恐怖症患者均为诊断病例，男性13人，女性26人，性别比1：2，平均年龄(32+7)岁。均符合CCmD-3的诊断标准[2]。
1.2方法
按39例患者就诊的顺序，随机分成2组，对照组与森田治疗组。
对照组给予抗焦虑药氯硝安定2mg，一日三次。
森田治疗组应用森田疗法，每疗程共分三期，每期15天，第一期实施家庭作业和每周一次的学习及理解森田理论，交谈病情及写日记，医生批改指导治疗，第二期轻作业期，除交谈病情外，安排每天做30min左右的活动、唱歌、拉橡皮筋、做家务事和人际交往活动等，第三期重作业期，基本任务与第二期大致相同，增加日活动强度，时间30min至1h，打球、跑步或者做家务、唱歌、听音乐等。
1.3SCL-90、SaS与SDS量表
采用SCL-90症状自评量表测评[3]，其9个因子分主要用来衡量两组社交恐怖症病人的自觉症状及严重程度。SaS与SDS量表[4]对森田治疗组治疗前后进行测评。
1.4疗效评定
按3级评定方法进行评定。
1.5统计方法
采用SpSS11.5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
2结果
2.1临床疗效评定
2.2SCL-90测评结果
SCL-90各因子分比较，森田治疗组各项因子分治疗后明显低于治疗前(p
3讨论
森田疗法(moritatherapy)由日本慈惠医科大学森田正马教授于1920年创立，是一种顺其自然、为所当为的心理治疗方法。主要用于治疗神经质特点的各种精神障碍。几十年来，经森田的后继者的不断发展和完善，已成为一种带有明显的东方色彩、并被国际公认的、一种有效实用的心理疗法。
对39例社交恐怖症两组治疗的比较，通过统计学处理(χ2=3.923，p=0.025)，说明森田治疗组的显效率高于对照组。从两组治疗前后SCL-90评分结果，提示森田治疗组分值明显高于对照组，尤其是抑郁、焦虑和恐惧因子（p=0.0056，p=0.0081，p=0.0092，）；用SaS与SDS量表森田治疗前后的比较差异显著，森田疗法对社交恐怖症患者有效，说明该病是森田疗法的适应证。
社交恐怖症患者本身就存在着社交恐惧的杂念，越强迫自己在公共场所不害怕，大脑就越兴奋，胆怯体验就越加重，这就是森田理论所提到的拮抗作用，是造成患者长期社交恐怖症治疗不愈的主要原因[5]。采取3期循序渐进的治疗方法，让患者理解症状的实质，不要为此担心、焦虑，也不必急于克服，要以正常工作为目的去活动，要让患者明白，情绪及症状，用意志的力量，“听其自然”，医生在每次治疗中，坚持不问症状，不问过去，只讲今天如何，应该做哪些事情。当患者恐惧症状有波动时，让他面对现实，顺其自然接受它，不要惊慌和紧张，了解这是治疗过程中的常见现象，不必担心，以避免产生预期性焦虑，加重其恐惧体验。有疑问的患者，医生耐心解答，不能过于简单急躁，否则会降低患者对治疗医生的信任感，造成治疗的抵抗性而使治疗中断或失败。
在治疗过程中根据患者的实际情况，制定近期每个人的工作目标和工作的重点和原则，鼓励他们多参加集体活动，使生活外向化，逐渐养成顺应个性顺应现实的态度，从自我中心的防卫状态中解脱出来，把困于患者自身的精神力量，改变方向使之朝向外界，使患者摆脱精神内部冲突。从森田理论的角度采取社交干预法，即在公共场所让其讲话，当有害怕时，让他产生“顿悟”，后主动的顺其自然的态度对外社交活动，使其在症状不知不觉消失的过程中恢复自信，要求对社交中“胆怯”这一既定事实原原本本地接受下来，明白这是常人均有的正常心理，明白对于症状越是想摆脱则越被其纠缠的道理，并针对他们工作岗位和个性心理进行系列辅导，如与人交往羞怯，会给人留下诚实、可靠的好印象；自卑感源于自我要求高，强调顺其自然的态度，为所当为的行为是治疗的关键；并要求对自己认知行为过程作笔记，以便于随时掌握其心理过程进行有针对性的治疗指导[6]。主要表现就是对森田疗法的信任感，阻抗是妨碍心理咨询顺利进行的重要现象，把这种信息反馈给患者，反馈时，诚恳地从帮助患者的角度出发，并以共同探讨问题的态度提出的阻抗，解释森田疗法对东方人的有效率是很高的，平时多注意对此疗法感悟，并应多阅读有关此疗法的书籍。通过不断的学习，患者对森田疗法的认识进步明显，对森田理论进行全面理解和体会，改变了不良的认知模式，不仅消除了症状，人生观也得到陶冶，个性更趋成熟，更增强了心理应激素质，工作和生活有了计划性和目的性，能较主动的适应社会环境和人际关系，如自然主动与同学进行交往，原先伴有的心跳，脸红的情况也逐步减轻直至消失。主动开始建立正常的人际关系，而对个别治疗效果有复发和无效者，可能是对医生的依赖性大，对森田疗法理论理解不够，有待于今后在工作中更深入研究，提高对社交恐怖症的治疗效果。
采用森田疗法治疗社交恐怖症，就是让患者重视现实生活，通过实际生活获得健康的体验[7]，启发患者从现在开始，像健康人一样生活，以获得正常的社交，同时让患者领悟情绪和生理功能不可能由自己的力量所左右，而行动可由自己的意志支配，即通过行动改变患者的社交恐怖症，最终促使患者从社交的恐怖中解脱出来，像健康人一样快乐生活。
参考文献
[1]森田正马，主编.神经症的实质与治疗[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92.8～10.
[2]中华医学会精神科分会.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m].济南：山东科技出版社，2001.118～119.
[3]张瑶，主编，SCL-90症状自评量表使用指导[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9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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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赵向智，贾福军，宋景贵，主编.睡眠神经病[m].哈尔滨：哈尔滨出版社，1997.29～32.
社会治理现状篇9
4月-2016年6月期间本院收治的精神分裂症患者作为研究对象，参加团体心理治疗设为研究组，未参加团体心理治疗设为对照组，每组各200例。两组治疗期间所用药物、康复治疗方式相同，但研究组以20例为一个小团体进行10次团体心理治疗。观察两组患者精神分裂症状情况、社会功能、自我和谐、自尊情况以及日常生活能力等。患者出院后随访3个月，观察患者再就业情况。结果：治疗后研究组阳性症状及阴性症状评分均低于对照组，两组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关键词】精神分裂症；团体心理治疗；康复期；疗效
【abstract】objective：tostudytheclinicaleffectofgrouppsychotherapyforconvalescentschizophreniapatients.method：theschizophreniapatientsinourhospitalwereselectedfromapril2015toJune2016.theyweredividedintoexperimentalgroup（voluntaryparticipategrouppsychotherapy）andcontrolgroup（notparticipategrouppsychotherapy），200casesineachgroup.Duringtheprocess，twogroupsweregiventhesamedrugsandrehabilitationmethods，butexperimentalgroupwith20subjectswereorganizedinapsychotherapyteamfor10times.theschizophreniacondition，socialfunction，selfconsistency，self-esteem，activityofdailylivingfortwogroupswereobserved.after3monthsoffollow-upvisit，there-employmentconditionoftwogroupswereobserved.Result：aftertreatment，theevaluationscoreofpositiveandnegativesymptomsforexperimentalgroupwerelowerthancontrolgroup，thedifferenceswerestatisticallysignificant（p
【Keywords】Schizophrenia；Grouppsychotherapy；Convalescent；Clinicaleffect
First-author’saddress：thirdpeople’sHospitalofmaoming，maoming525200，China
doi：10.3969/j.issn.1674-4985.2017.01.013
自2002年起，精神疾病成为我国疾病总负担中排名首位的疾病，成为我国公共卫生事业主要防治的疾病之一。精神分裂症是精神疾病中最常见的一种，症状较为严重，对精神分裂症的治疗深受临床学者的关注[1]。全国残疾人流调数据显示，精神分裂症的预后不良，约2/3精神分裂症患者长期存在明显的症状，社会功能损害明显，这给家庭带来冲击，并且50%精神分裂症患者有自杀企图，10%患者最终死于自杀[2]。而且精神分裂症患者在社会上肇事、肇祸的事件时有发生，这是一个公共卫生问题。目前临床上对精神分类症患者的治疗主要以改善精神症状为主，虽然临床有多种药物可起到治疗作用，但研究发现多数患者临床症状改善的同时容易出现自卑、病耻感等，而部分正常人对精神分裂症患者也存在歧视、偏见等现象，严重影响患者心理，导致患者社会能力降低，容易与社会脱节，出现抑郁、焦虑等负性情绪，自我评价降低。因此很多精神分裂患者在恢复期会出现社会功能下降、思维贫乏、生活能力降低等现象[3-4]，如何有效恢复精神分裂患者社会功能成为精神科临床治疗工作中的重要内容。随着人们需求的不断升高，医学模式随之改变，医学从一个单纯技术性领域过度为技术与服务并存的领域，保障患者需求成为医学中重要的内容之一。目前临床不仅对患者生理疾病较橹厥樱对患者心理疾病的治疗也成为重点。团体治疗是20世纪初出现的一种治疗方式，国外首先运用于治疗心理障碍的患者，通过团体交流、指导，从而达到心理治疗的目的[5]。虽然在国外团体治疗对心理疾病方面效果显著，但目前在国内对精神分裂症患者的心理治疗应用较少。本文对本院精神分裂症患者进行团体心理治疗，观察团体心理治疗对精神分裂症患者的影响，进一步对临床治疗精神疾病做贡献，现报道如下。
1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选择本院2015年4月-2017年1月期间收治的精神分裂症患者作为研究对象，参加团体心理治疗为研究组和未自愿参加团体心理治疗为对照组，各纳入200例，均处于病情康复期、精神症状消失或部分消失、生活可自理以及能独立完成问卷调查的住院患者，所有患者经检查和诊断均符合精神分裂症诊断标准[6]。（1）纳入标准：①生活可自理、能配合完成问卷调查的患者；②处于疾病恢复期的患者；③患者年龄18～60岁。（2）排除标准：①排除药物依赖、酒精依赖等患者；②排除认知功能障碍不能配合完成问卷调查的患者；③排除身体严重疾病（如恶性肿瘤等）的患者。研究组中男126例，女74例；年龄20～58岁，平均（39.6±4.5）岁；病程1～15年，平均（6.8±1.6）年；文化程度：小学及以下患者
37例，中学及大专患者102例，本科及以上患者61例。对照组中男122例，女78例；年龄19～59岁，平均（39.4±4.4）岁；病程1～15年，平均（6.9±1.4）年；文化程度：小学及以下患者39例，中学及大专患者101例，本科及以上患者60例。两组患者的性别、年龄、病程等一般资料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
1.2方法两组患者均给予相同药物治疗和康复治疗，对照组患者仅采用上述治疗，研究组患者20例为一个小团体进行10次团体心理治疗，2次/周，1h/次，每次由一名题组人员和一名助手完成。通过情绪管理法、自信自尊训练法、家庭关系培训、人际交往培训、减压训练、工作技巧培训、音乐治疗、松弛训练等，促使个体在团体的互动中通过观察、学习、体验、认识自我、探讨自我、接纳自我，调整和改善与他人的关系，具体内容包括：（1）你和我（初识）；（2）天生我才（自信训练）；（3）我们都可以（建立对同伴的信任）；（4）沟通你我他（学会沟通交往）；（5）倾听与表达（学习如何与人和睦相处）；（6）手牵手，心连心（集体精神）；（7）自我能力的培养（改善自我生活能力）；（8）情绪万花筒（怒气管理）；（9）未来名片设计（细化职业取向）；（10）感恩与总结（分享收获与心得）。
1.3观察指标观察两组患者精神分裂症状情况、社会功能、自我和谐、自尊情况以及日常生活能力等。患者出院后随访3个月，观察患者再就业情况。采用阴性和阳性症状量表（panSS）评估患者精神分裂症状情况[7]，分为阳性症状评分和阴性症状评分，阳性、阴性症状分值范围均为7～49分，分值越高，症状越明显。采用社会功能评价量表（SSSi）评估患者社会功能，自我和谐量表（SCCS）评估患者自我和谐能力以及自尊量表（SeS）评估患者自尊情况[8]。SSSi、SCCS评分得分越高，社会功能和自我和谐能力越低；SeS评分评分越高，自我认知能力越强。采用日常生活能力评估（aDL）标准评估患者生活能力，aDL评分越高，生活质量越好[9]。
1.4统计学处理使用SpSS18.0软件对所得数据进行统计分析，计量资料用（x±s）表示，比较采用t检验；计数资料以率（%）表示，比较采用字2检验，p
2结果
2.1两组患者精神分裂症状情况比较治疗前两组患者阳性、阴性症状评分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后研究组阳性症状及阴性症状评分均低于对照组，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2.2两组患者的社会功能、自我和谐、自尊情况评分比较治疗前两组患者SSSi、SCCS以及SeS评分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后研究组患者SSSi、SCCS以及SeS评分均明显优于对照组，两组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社会治理现状篇10
摘要：近年来由于群体性突发事件、各种公共卫生事件以及重大自然灾害的频频发生。本文通过构建社会风险防范预警模型，对其治理预案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形成预防和化解社会风险的防范体系，为社会和谐发展，从刚性稳定走向韧性稳定的提供路径选择。
关键词：社会风险防范预警模型治理预案
“风险社会”这一概念最先由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于1986年《风险社会》一书中所提出的，贝克称其为“生活在文明的火山上”[1]。贝克认为风险“可以被界定为，系统地处理现代化自身引致的违规和不安全感的方式。与传统危险相对，风险是与现代化的威胁力量，以及现代化引致的怀疑的全球化相关的一些后果”。[2]
城市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产物，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市规模逐渐扩大，城市功能也大大提升；但是，伴随城市化的是政府管理能力不足、城市吸纳能力滞后、公民文化素质不高等现状。近十年来，SaRS、甲型H1n1流感等公共卫生疫情事件；温州7・23事件；以及全球金融危机等风险接连不断，为我国社会风险敲响了警钟。显然，我国社会已经进入了一个高风险状态。基于此，本文通过构建城市社会风险防范预警模型，并对其治理预案进行分析，形成社会风险防范体系，为城市社会和谐发展，从刚性稳定走向韧性稳定的提供路径选择。
一、社会风险预警模型
社会风险预警模型，就是把社会风险警源、警情、警兆体系[3]；警报体系；预案体系等构建成一个网络。在社会风险预警模型中，重点在于根据社会风险警源体系来识别社会风险；而最为关键的是对社会风险警兆的监测。
预警模型图中，存在着五大系统――警兆监测系统、警情预测系统、警源追溯系统、风险识别系统和预案治理系统。其中，警兆监测、警情预测和预案治理系统尤为重要。首先是警兆监测系统。警兆是警源演化为警情的外部表现，对警兆的监测，有利于制定早期预警机制，包括监测机制与警报机制。其次是警情预测系统，警情预测系统包括社会风险的警情预测与风险评估两大子系统。风险警情预测系统指的是在风险发生之前，根据对警兆监测的数据和结果而做出的预测，它属于事前控制与预警的范畴；而风险评估系统指正在或已经发生，根据社会风险各方面的显示，对社会风险等级进行评估和确定，从而为社会风险的治理提供相应的方案。
二、城市社会风险治理预案
城市社会风险预警模型的建立最终是为了防范社会风险。社会风险的预警机制――预案系统，则为风险治理提供了依据。通过监测系统对警兆显示的监测，及时准确地把握警情的走向与发展速度，并判断警情的等级。如图所示，警情共分为五级：Ⅰ级巨警、Ⅱ级重警、Ⅲ级中警、Ⅳ级轻警、Ⅴ级无警，分为以红、橙、黄、蓝、绿代表。社会风险有两种表现形式。第一，城市社会风险以单项的形式表现出来。第二，社会风险以总警的形式表现出来，此时，我们就警情分级处理。
①无警：绿色代表无警，社会处于安全状态，继续保持。②轻警：城市社会整体状况良好，只是出现了部分不合理因素，应该在保持整体状况良好的基础上对出现的不合理因素给予关注，并进行跟踪观测，预测其发展态势，必要的时候采取措施。③中警：目前，我国城市社会状况部分已呈现出相对不和谐的状态，如上访、闹事等事件。针对此种社会风险，要在整体改善的基础上，对单向出现重警的分级指标进行重点整治，对出现重警、巨警的分级指标进行应急处理。④重警：社会秩序混乱，安全状况很差，要对整个社会指标体系进行综合整顿和治理。同时，对单向的重警分级指标进行综合整治，使其在最短的时间内得到缓解，并恢复到正常状态。⑤巨警：社会出现临时的重大突发事件或社会治安极度混乱。对此类事件，要及时采取行动、实行紧急预案，通力协作，权力控制事态发展，将损害降低到最低程度。之后用追寻逆推法，逐个排查原因，找出警源，进行单向的整治，与此同时要对整个社会稳定所涵盖的范围进行全面彻底的整治。
三、城市社会风险的防范体系
第一，大力推进户籍制度改革。户籍制度和外来人口管理创新应改固定户籍为城乡一体的流动户籍制，把户口管理重点转为以人管理为重点，建立合理的流动渠道，实行柔性户籍制度，加强外来人员管理。同时，取消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的划分，而以居住地为主要标准，并按常住人口、暂住户口、寄住人口进行户口登记管理，建立城乡居民自由迁徙和政策调控相结合的户口迁徙制度。
第二，加强城市基层党组织执政能力的建设，完善民主参与制度。实践证明，“基层社会的自治发展中需要一个主导性的、有效的政治力量的支撑，这种力量在中国只能是中国共产党。”[4]另外，充分保障城市农民的政治权益，提高和加强政治参与度和话语权。社会的发展需要的是“那些积极参与到各种各样社区事务和社区组织中的公民”[5]。
第三，转变政府治理方式，加强对社会风险及其防范的公开程度。政府应该政府应当适时的公开有关食品安全、公共交通、自然灾害、失业率等相关方面的信息。同时，周期性的通过远程教育、网络宣传、专题讲座等形式，广泛开展应急知识普及教育。除此之外，还应该举办各种现场演习，培养公众应对风险的能力。
第四，成立直线管理型应急管理体制――城市综合风险防范部。综合风险防范部由信息统管部门和实际行动指令部门组成。信息统管部门主要负责信息收集、信息分析、战略判断。实际行动指令部门主要负责风险发生时的指挥调整。综合风险防范部主要实现三大功能：(l)强化信息统管功能；(2)提高突发公共事件的应对能力；(3)加强城市之间的区域合作。
参考文献：
[1]乌尔里希・贝克.风险社会[J].何博闻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4:13
[2]楚德江.风险社会的治理困境与政府选择[J].华中科技大学学报,2010(4)
[3]宋林飞.社会风险指标体系与社会波动机制[J].社会学研究,199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