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危机的应对篇1
［关键词］后经济危机成本危机新型销售策略
一、前所未有的“成本危机”
1.2010年面料出口销售市场经历了自2009年经济危机以来新的市场震荡，在2009年全球经济危机的影响下，全世界经历了自上世纪30年代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据统计，全球经济下滑0.6%，2009年年初，主要国家资本市场逐渐回稳，制造业开始恢复增长，进出口贸易显著上升，我公司面料出口的市场需求也逐渐趋于恢复的态势，下面是主要面料出口市场在2009年、2010年、2011年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经济增长情况：
2009年―2011年世界经济增长态势
欧美等包括中国在内的大国在经济危机期间陆续出台了规模巨大的经济刺激计划，虽然经济逐渐趋向平稳，但是金融机构的风险并没有完全出尽，很多金融机构还存在亏损，特别是失业率依然很高，全球通胀压力上升，制造业成本普遍上升，在经济恢复还非常脆弱的情况下，将会存在更大的二次危机的风险。特别是2010年在纺织业在中国更是经历了一场前所未有的成本危机，棉花价格连续不断的疯狂飙升，使很多企业几乎濒临停产倒闭的边缘
2.面对人民币增值及竞争环境的加剧
人民币增值的好处：由于经济状况良好带来的币值提升，利于吸引外资，减轻外债还本付息的压力，减轻了外债负担。同时人民币升值可以减轻通胀压力，有效的冷却宏观经济过热，目前国际上大量热钱涌入中国，引起经济过热，房地产泡沫过大。而人民币增值可以适当缓解这一状况。同时也利于产业升级，和促进中国经济结构的改革，利于产业由沿海地区向中西部贫困地区转移，解决东西差距的问题，也利于服务业和创新型企业的发展。
人民币汇率的最直接的负面影响：就是提高了出口产品的价格，特别是在当前成本提高的情况下，更是雪上加霜，从而带来整个国家的经济增长放缓，失业率增加，同时由于我国金融体系的不完善，在人民币汇率变动趋势确定的情况下，容易导致国际游资流入资本市场进行逐利投资，引发经济危机，对国家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带来不利影响。由于目前中国对欧美等国家的贸易顺差数字巨大，同时中国外汇储备的重负已经使中国认识到过高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已经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压力，人民币升值已经是势在必然。人民币升值更是在成本急剧上升的环境下使出口导向性纺织企业“不寒而栗”
二、应对成本危机的新型销售策略
1．加大力度开发国内市场，由于目前国内还没有成熟的大规模品牌及成衣销售商，面料销售需要扩大零售及小批量订单的合批生产，首先占据市场份额。减少国际市场波动带来的风险。
2.成衣制造业需要及时转移至成本较低的国家和地区，目前大规模的成衣制造业在中国逐渐丧失成本优势及交期优势，可以保留小规模的成衣产能用于高、精、尖等工艺复杂的产品作为保留产品，中低档产品加工需要转移至其它国家和地区继续保持价格上的竞争力。
3.加大力度开发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面料零售业务，减少对欧、美、日三大市场的依赖性。
需要在埃及、阿拉伯地区、中南美洲、越南、波兰、俄罗斯等国家设立，提前在这些国建建立自己的销售网络，既然将来市场多样化的趋势已经成为必然，需要及时采取行动，提前占领市场。
4.因棉花价格提高，纯棉类产品的竞争力加大，需要保留高档纯棉面料的生产，部分采用其它原材料来代替中、低档面料的生产。
5.加大对eRp及信息化系统的建设，使客户资源、市场资源、生产资源、技术资源容为一体，缩短产品投入及产出的周期，在交期及生产效率上的提高，为客户提供更加准确、及时的信息服务，也是提高产品竞争力的重要方面。交期快并不是单纯依靠产能来实现的，更重要的是依靠提高效率及电子商务的推广来实现。
6.提升企业内部管理水平，主要强调完善制度、降低成本、推行eRp、不断提高工作效率、继续深化团队建设。
三、结论
应对后经济危机时代的“成本危机”需要新思路，新销售模式予以应对.
参考文献：
[1]“后经济危机”的时代契机《服装界》2011年
经济危机的应对篇2
关键词:次贷危机 经济法 政府干预 正当性 启示
次贷危机自2007年初从美国次级抵押贷款市场爆发后，先是蔓延至整个金融行业，而后波及到实体经济，成为真正意义的经济危机。作为进入21世纪后最为严重的一次经济危机，它给世人留下的教训极为深刻。经济法作为“国家干预经济的基本法律形式”，是应对次贷危机，避免危机影响扩大的有力武器。本文是在经济法的语境下论述次贷危机中的众多干预措施，经济法语境下的国家干预应该包括国家立法干预，行政干预或政府干预，司法干预，其中经济法中的国家干预核心是行政机关的干预，本文也将以行政干预为重点进行分析。
一、次贷危机爆发的根本原因
对于次贷危机的原因，经济学界内部百家争鸣，其中主流观点认为本次危机产生的原因是：政府监管的缺失、金融机构过度的金融创新以及次贷市场的不规范，上述的观点如果从经济法角度去总结，那么导致本次次贷危机爆发的原因就是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
1、次贷危机的爆发是典型的市场失灵的表现
在市场经济产生以来的几百年里，个体本位和社会本位这对范畴之间的矛盾与对立逐步尖锐。本次次贷危机就是市场经济中个人主义极度膨胀的结果，次级抵押贷款市场的参与者主要有金融贷款机构、借款人、中介机构和评级机构，通过对这些市场参与者的分析，我们发现这些参与者都存在着忽视社会利益的极端个人主义行为。首先金融机构的高管作为具备金融专业知识的专家，在进行每次金融创新时都会很清楚开发出的金融创新产品的风险。面对次级抵押贷款带来的高额利润，贪婪使华尔街金融机构的高管们毫无顾忌地大肆进行金融创新和转嫁风险，同时为了掩盖风险，创新出越来越复杂的金融产品。其次次级抵押贷款创设的初衷是为了实现广大低收入人群住房梦，但是面对房价持续上涨，经济形势良好的大背景，有人看到了炒房能够带来的暴利，同时由于级抵押贷款门槛低，并且审查松懈，所以期望通过炒房牟利的人涌入次级抵押贷款市场，使次贷规模持续扩大。最后，次贷市场中的中介人和评级机构的道德风险行为也是导致次贷危机爆发的重要原因，中介商为了帮助借款人通过贷款审查，顺利拿到贷款，采取各种非正当手段蒙骗借款机构，例如使用虚假的收入证明和纳税证明以及贿赂贷款审查员等，这些不正当行为导致贷款机构将钱贷给不符合标准的借款人，增加了贷款机构的不良资产和坏账死账，提升了贷款机构的运营风险；评级机构作为谋利的法人，为了得到报酬也采取迎合需要评级的客户的做法，擅自提升贷款的信用等级。通过对本次次贷危机原因的分析，极端的个人主义倾向淋漓尽致地展现在我们面前，面对利益，金融机构的高管、中介入，评级机构，借款人都把社会公共利益，经济安全抛到九霄云外。
此外次贷市场参与者面对利益的种种盲目参与行为、盲目投资以及盲目投机行为无疑是市场经济盲目性的表现。
2、政府失灵是导致次贷危机爆发的又一主因
不仅市场存在失灵，政府在干预经济运行的过程中往往也存在着失灵，并且政府失灵通常出现在政府试图矫正市场失灵的过程中。政府失灵的影响与市场失灵的影响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詹姆斯·布坎南在《自由、市场与国家》中就指出：政府的缺陷至少与市场一样严重。政府失灵包括政府干预不到位，政府干预错位以及政府干预不起作用，其中政府干预不到位和政府干预错位在本次危机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次贷危机中政府干预不到位是导致次贷市场陷入混乱的主要原因。美国作为世界第一号经济强国，现代经济发展已有几百年历史，经济法律法规比较完善，但是为什么还会爆发如此严重的金融信贷危机?比较有力的解释就是政府在市场恶化的过程中放任市场自身调节，政府干预没有到位。上世纪三十年代的经济大萧条使坚持自由放任市场经济的美国遭受重创，从此各国开始注重强调政府干预。直至上世纪70年代“父爱”般的政府干预使美国出现滞胀，此时与凯恩斯主义对立的新自由主义思潮得以席卷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可以说，新自由主义的泛滥是美国政府干预不到位的最根本原因之一。坚持新自由主义思想的政府相信市场的自我调节能力，从而放任市场自由发展，对于市场中的种种过度冒险行为坐视不管，放任金融机构大肆进行金融创新。同时对于一些金融机构过高的杠杆率也置之不理。
二、次贷危机中经济法干预的正当性分析
1、导致次贷危机爆发的原因折射出经济法干预的正当性
前文已经论述过，导致次贷危机爆发的两大主因是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经济法的产生即是为了克服市场失灵，是政府干预的一种方式。因为经济法作为规范政府干预经济的法律，对于帮助市场平稳发展有着别的政府干预措施不能替代的作用。经济法的这种作用在此次危机中得到了突出反映，只不过是一种反面折射。上述的种种导致次贷危机爆发的原因，经济法都能通过制定具体的规则予以限制。首先政府为了控制金融领域的风险，不仅持续监控本国金融企业的经营运作，而且还制定一定的金融法律法规，为金融企业划定经营运作方面的底线。其次法律作为统治阶级的意识表现，通过颁布法律可以向民众传达一定的社会理念，针对市场中的投机行为和个人主义，政府可以通过经济法律宣传社会本位的理念，同时通过对极端个人主义和存在严重影响的投机行为的惩罚，使民众间接被灌输社会本位理念。
2、从次贷危机中经济法干预的成效看经济法干预的正当性
次贷危机爆发后，各国政府都对本国的经济运行模式进行过反思，认为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不能保证经济长期健康平稳发展，而是需要一定的政府干预，怎样才能在经济不出现大动荡的情况下实现市场和政府干预的均衡?经济法干预措施则是一剂良药，利用经济法律不仅可以扩大政府干预经济的权利，也可以为市场经济的自由运行划定一定范围，规定市场经济基础地位的同时，也赋予政府一定的干预经济的权力。总之，无论是专注于长远发展的经济法还是力图减小损失的经济法，在帮助各国走出危机阴影的过程中都起到了一定作用。各国经济开始回暖，提前复苏的迹象的出现，就是这些经济法干预措施有效性的最有力的证明。
三、应对危机的经济法干预措施建议
1、加强对金融机构的审慎经营的监管
审慎经营是使金融机构在经营过程中避免不必要的风险和降低因为企业自身因素而产生的风险的重要经营准则。审慎经营规则侧重于通过金融企业自身的行为去降低企业营运所面临的风险。美国作为当今世界头号经济强国，金融领域的规则相当完善，政府和金融企业的风险控制机制完备，但最终还是因为金融企业没有很好地执行审慎经营规则而导致危机的发生，这说明要使审慎经营规则得到彻底地执行就需要实行内外联合。不仅需要各个金融企业有着完备的风险控制机制、系统的审慎经营执行框架，还需要政府对金融企业的审慎经营进行有力监管，对金融企业的业绩、各项指标进行定期检查。对发现有违背审慎经营规则行为的企业，责令其整改，或者进行罚款，严重者追究企业法定人及相关人员的刑事责任。
我国政府历来对审慎经营规则给与高度重视，但也不排除会存在少数金融机构面对当前类似于美国危机爆发前的经济形势而采取冒险行动，发放规模过大的房屋贷款，降低贷款审查标准等。所以，在当前的形势下，我国政府应该提高警惕，积极吸取美国次贷危机的教训，进一步加强贯彻执行审慎经营规则，引导我国金融企业走上合理合法经营的道路。
2、弘扬“社会利益本位”理念，建立相应机制抑制“个人主义”的膨胀
市场经济奉行“自由放任”的理念，因而西方政府很少干预个人市场行为，但是发展到极端就是个人为了一己利益去损害社会利益。次贷危机的爆发使我们不得不提高对个人主义膨胀的警惕。个人主义膨胀涉及到道德、人性等深层次领域，要想从这些角度出发去根治个人主义膨胀，一是时间周期长，二是很难针对问题选择正确的措施，而且如果措施不恰当，影响的范围会相当广泛。所以针对这个问题，政府首先应当通过法律法规为个人主义行为规定一条底线，划清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界限。其次，笔者认为应该继续弘扬“社会本位”理念，加大“社会本位”理念的宣传力度，加强民众有关“社会本位”理念的教育，使民众真正领会“社会本位”理念的含义，最后政府应当建立遏制个人主义膨胀的有效机制，对实施损害社会利益行为的企业和个人进行严厉打击。在这方面，我国还落后于美国，美国在危机爆发后，先是全力挽救经济，待经济发展逐渐平稳以后便开始了大规模的问责行动，调查部门陆续对一些在危机中存在违规行为的金融业者和政府官员进行质询，并且在认定有罪后，对他们实施罚款，甚至监禁，中国在维护社会利益方面做得还不够。“公益诉讼”制度作为能够维护社会利益的有效武器之一，已经引起了我国越来越多的学者的注意。公益诉讼是指特定的国家机关(检察机关)、社会组织(或社会团体)和公民个人，根据法律的授权，对违反法律法规，侵犯国家利益、社会利益或者不特定的他人利益行为，向法院起诉，由法院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的活动。公益诉讼制度的建立将会为维护社会利益提供诉讼程序的制度保障，使社会利益的维护逐渐成为一种公民权利，一种政府责任。通过公益诉讼制度的建立，向民众宣传“公益诉讼”理念的同时，可以将市场中的众多企业和参与者置于公众的监督之下，使他们变得
谨真，不再轻易冒险。
3、次贷危机再次证明经济运行模式不能走极端
历史已经对经济运行应该采取市场运行与政府干预均衡的模式有过多次证明：苏联的计划经济致苏联经济发展严重失衡，人民生活陷入窘境；美国长期的自由放任市场经济传统使美国历经多次经济危机，其中以1929－1933年的经济大萧条最为严重；2007年初爆发的次贷危机也是美国政府在新自由主义浪潮的影响下重拾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发展模式的结果，因为危机爆发前，政府过于相信市场的自我调节能力，导致美国次级抵押贷款市场中违规违约行为不断，市场秩序持续混乱，市场风险不断累积，进而因为外部经济的小小波动使得市场问题暴露，整个市场崩溃，所以此次次贷危机是对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的极端性、错误性的又一次证明。
[参考文献]
[1]李昌麒：经济法——国家干预经济的基本法律形式[m]，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
[2]董成惠：探析金融危机下经济法国家干预的本质[j]，经济法年会资料，2009
[3]李昌麒：经济法学[m]，法律出版社，2007
经济危机的应对篇3
【关键词】1998年经济危机2008年经济危机积极财政政策
一、引言
1998年经济危机是一场局部性的亚洲范围的危机，而2008年的经济危机则是一场整体性的世界范围的危机。两次外部经济危机虽然波及范围不同，但由于全球经济一体化经济相互制约，导致我国经济增长乏力，社会有效需求不足。面对该情况，我国政府迅速反应，主动出击实施反周期的、主动干预和调节的相机选择型财政政策――积极财政政策。这种扩张性财政政策以增发国债为政策突破口，通过增加财政支出，实现增加投资、促进消费、扩大出口，进而刺激经济增长。我国经济率先实现总体回升向好势头、有效遏止了经济增长明显下滑态势。对比两次危机下应对的财政政策，分析两者的共同点和差异，对财政政策效果进行评价，总结出适合我国经济发展的相机财政政策，积累我国政府进行经济干预和宏观调控的有效经验。
二、1998年与2008年经济危机的影响
1998年亚洲经济危机与2008年经济危机主要通过社会有效需求对经济产生影响，两次危机下社会有效需求不足，消费需求增长缓慢，投资需求增加困难，出口需求锐减，进而制约我国经济发展。
（一）消费需求增长缓慢
失业率高、就业形势严峻等因素，预防储蓄需求增加，人们希望增加储蓄来预防经济发展的不确定性，居民边际储蓄倾向上升，边际消费倾向相应下降。
（二）投资需求增长困难
处于市场争中的企业普遍看淡市场，投资信心不足，投资欲望不强，投资预期收益下降。
（三）出口需求锐减
货币贬值，以加工导向的初级产品竞争优势相对小，外需水平下降。1998年上半年的外贸出口额为869.8亿美元，同比增长了7.6%，与1997年同期的26.2%和1997年全年的20.9%形成鲜明的对比。2008年的外贸出口额为14285.5亿美元，增长17.2%，比2007年25.7%的增速下降了8.5个百分点。
三、我国1998年与2008年经济危机的财政政策比较
（一）相同点
两次财政政策的实施都是经济危机背景下，国内经济受到外部强大冲击，政府基于凯恩斯国家干预理论，主动进行宏观调控，从稳健财政政策过渡到积极财政政策。基本的思路是“增支”和“减收”，主要运用了增加政府投资和扩大国债发行的政策手段，依赖于政府支出的增加，推动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和实现经济机构的调整。此外，两次财政政策的重点投向大致相同，主要包括铁路、公路和保障性安居工程等基础设施建设，保障和改善民生，鼓励科技创新促进经济结构转型，调整税收政策，通过降低或取消部分产品关税来增加价格优势，缓解出口压力。
（二）不同点
1.2008年积极财政政策实施速度快、力度强、涉及面广。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和我国对外开放以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发展，2008年我国的经济实力达到一定高度，政府拥有丰富的财政资金来进行宏观调控。市场反应灵敏，政府能够根据国鹊木济形势及时地做出反应，在经济结构调整、科技创新与开发、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快生态文明建设等方面有全面细致的考虑。总体看，2008年的积极财政政策在方式和内容上都显得比1998年的积极财政政策更强劲。
2.1998年的积极财政政策主要以汲取政策为主，而2008年的财政政策以汲取政策为主、补偿政策为辅。2008年的积极财政政策在税制改革上有较大突破，明确实施了结构性减税，而1998年积极财政政策时税制基本保持稳定形成了鲜明的对比。1998年国家财政有限的汲取能力限制，进行大规模地减税对财政负担较大。2008年的积极财政政策则不仅有扩大财政支出的传统方法，也有结构性减税的新举措，主动实行了“增值税全面转型”等税制改革，统筹兼顾长期利益与短期利益。
3.2008积极财政政策则综合运用了多种政策工具。1998年积极财政政策在政策工具上基本是以政府投资和国债为主，其它政策工具没有充分发挥作用或者作用相对有限。2008年的积极财政政策则在工具的丰富性上有了很大变化，综合运用预算、国债、税收等政策工具，着力扩大内需，保障和改善民生，注重了税收和公共支出工具，特别是“增支”和“减税”来使用，使得积极财政政策的效果被进一步放大，推动经济结构调整，促进经济回升向好。
4.2008年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比1998年更加注重财政收支结构调整，在财政支出方面不再单一局限在基础设施方面，将保障和改善民生与转变经济发展模式放在重要的中心地位，体现了我国财政更具有公共性质。而在1998年的积极财政政策中只是处于次要从属的地位。在财政收入方面“结构性减税”更加重视科学发展观，强调可持续发展，有助于实现经济转型，优化结构发展。
5.2008年的四万亿投资计划属于直接干预市场经济，给经济注入资金活力，对经济的冲击比较大，不利于在市场机制下淘汰落后产业机制，顺利完成产业改造与升级。1998年的财政政策属于间接干预市场经济，起效慢，对经济的冲击小，更有利于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的基础性地位。
四、两次经济危机的效果评价分析
1998年的积极财政政策是针对实际情况而采取的短期性熨平经济周期的调节措施。基础设施投资项目以短期为主，力度适中，对市场经济的冲击小，有利于发挥财政政策的弹性，防止对经济的过度刺激。在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同时，经济增长的质量得到明显改善，经济增长步入了适度增长区间。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标志着我国从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向集约型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化，为经济的持续发展提供了源源不竭的内在动力。
2008年的4万亿投资计划是一个寄望于世界经济快速复苏的权宜之举。短期内稳定了经济和社会，从现在来看却牺牲了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优化，导致市场化改革理念的可能退步。短期来看，四万亿投资计划，顺利实现“保八”经济增长目标，在拉动社会投资和稳定经济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从统计的数据来看，投资的确对金融危机后的中国经济扭转了下滑趋势、逐步企稳回升，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长期来看，四万亿的投资计划主要刺激第二产业的基础设施建设，减弱了财政政策的弹性；部分地区、部分领域基础设施投资的重复建设与产能过剩更加严重，错过了危机下市场淘汰落后产业、结构升级的黄金时期；资金在不断向市场投放的时候，物价水平因此而上涨，通货预期压力渐渐增大。
五、经济危机背景下有效财政政策建议
（1）在遇到经济危机的情况下，经济形势严峻，政府应迅速反应，及时主动宏观调控，采取扩张性的财政政策。而财政政策的相机决策要汲水政策和补偿政策搭配使用，综合利用国债、转移支付和税收等政策手段来拉动社会有效需求。
（2）财政政策的着力点要立足于消费、投资及出口“三驾马车”来拉动经济发展。调整以出口为导向的经济结构。同时发展市场经济，利用转移支付和税制改革等手段，加大χ行∑笠档闹С至Χ龋完善社会保障和医疗卫生与教育体系，增强居民的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通过发挥好财政政策作用，切实有效地拉动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逐步摆脱过度依靠出口、贸易摩擦不断的窘境，最终形成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经济增长的新格局。
（3）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通过相互不同的作用途径与效果体现的。财政政策直接作用于社会经济结构，间接作用于供需总量平衡；而货币政策直接作用于社会供需总量平衡，间接对社会经济结构产生影响。
（4）财政政策要把工作重点放在调整经济结构、实现经济转型发展方面，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率两个方面。发挥财政政策结构调整的优势，把促进经济增长和解决结构性矛盾统一起来，把解决当前问题和解决长远问题结合起来。充分发挥政府公共投资的作用，向经济社会事业发展薄弱环节倾斜，向科技创新产业倾斜。
（5）财政政策的实施要必须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合理地控制积极财政政策的尺度，注重短期利益与长期利益的结合。切实将发债数量控制在经济所能承受的范围，适当缩小国家财政对公共基础设施的直接投资规模，通过财政参股、财政担保等多种途径，以吸纳带动社会资金参与公共基础设施建设。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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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危机的应对篇4
【关键词】新兴经济体金融危机存款保险
一、新兴经济体危机的产生原因
关于新兴经济体的定义不一而足，根据经济增长的速度、金融市场的开放程度、制度因素与政治因素均可以对其作界定。本文认为所谓新兴经济体，是指那些处于工业化进程中的经济快速增长的经济体。在2009年博鳌年度报告中，明确地将G20中的11个发展中国家定义为新兴经济体。
在经济全球化大背景下，发展中国家更积极地参与国际分工，在发展的过程中凭借其相对低廉的劳动力成本与资源成本吸引发达国家的资金、先进的技术与管理经验，在依靠要素投入拉动经济增长的同时，提高其生产效率，保持着一个较为稳定的快速增长速度。然而，新兴经济体对信用手段的使用缺乏经验，往往操之过急。首先，新兴经济体通常对银行部门缺乏监管，同时银行缺乏甄别与监督借款人道德风险的专门技术。其次，新兴经济体的政府往往滥用财政手段。最后，新兴经济体对外依存度（进出口贸易额与GDp的比例）过高，均值高达83%，相对于发达国家的37%高出了整整46个百分点。
根据资本资产定价模型，收益与风险无法达到最优的匹配，由此社会风险的集聚速度便会相对高过社会资产积累的速度，当达到一定程度时便会饱和。届时，凡是一个微小的波动均可能引发危机。如1994年至1995年爆发的墨西哥金融危机、1997年至1998年东南亚经融危机与2001至2002年阿根廷的金融危机。
二、应对新兴经济体危机的策略
在经济全球化的大环境下，某个国家的经济危机往往会产生连锁反应而影响到其他国家。例如1997年的东南亚危机便是由泰国开始，之后逐渐扩散到邻近国家的。为了使中国免受其他国家金融危机的影响，笔者建议如下：
（一）建立健全存款保险制度
在世界范围内，金融体系的管理者与监督者们致力于寻求金融体系的稳定。在建立与健全有效的金融风险防火墙的过程中，存款保险制度无疑是核心环节，比较典型的是美国模式和德国模式。美国模式的特点可以概括为主要由政府出面组织，带有强制性；资金来源比较广泛，除却投保银行的保费之外，还可以通过投资证券、发行债券或向联邦政府借款等方式达到筹资的目的。德国以商业银行为主导，而三大银行集团为银行体系核心，这些银行均为全能型银行，与实体经济紧密相连。为了避免德国政府强有力的干预，三大银行集团分别设立了自己的存款保险系统。
美国与德国的模式各具特色，均与其经济环境的自身特点与历史进程相适应。因此，在存款保险制度建立方面，应该考虑到我国银行业自身特点。首先，我国银行一直并还将长期处于金融体系的核心地位。其次，各地银行与地方政府、国有企业的关系密切，是其资金来源的主体。再次，银行体系一直蒙受中央政府的隐性担保。最后，我国正处于利率自由化的重要阶段，随着利率自由化进程的深入，银行间的竞争必然加剧，由此带来的存贷利差降低终将导致银行传统业务的衰落。
由上述现状看来，中国如想成功抵御新兴经济体危机所带来的打击，必先巩固我国的银行体系，而巩固银行体系的第一步便是实行存款保险制度。为此，笔者有以下建议：首先，在存款保险适用性范围上，可以采取强制性与自愿性相结合的方法。其次，我国可以由单一费率逐渐过渡至差额费率模式。最后，我国应当立健全与存款保险制度相匹配的法律与制度。
（二）深化金融改革
如果说建立健全存款保险制度是势在必行的一步的话，那么这一步的选择完全是为了为金融改革保驾护航。对于金融改革深化的方向，笔者认为主要有一下几点。
首先，继续深化利率改革，今年七月，我国已经允许各大银行对银行间买卖的大额存单自由定价。其次，以上海自贸区为契机，不断加深汇率自由化的改革进程。再次，鼓励中小企业的发展，这是以发展其他融资投资方式相适应的。其一，以利率自由化增加商业银行间的竞争力度。其二，相关政策向风投、基金与信托方面倾斜。最后，加强国际协作，这是由金融安全问题具有国际性决定的。
（三）发展实体经济
从根本上来说，政治体制与经济体制所解决是在一定时间与一定区域范围内资源分配的问题。具体到金融行业来讲，金融行业存在的价值与金融政策的改革的目的均在于引导资金能有效地流向实体经济。具体措施包括加快医疗、养老保障与教育改革，加快产品的升级换代，尽快完成出口导向型向内需型的转型，随着出口额不断扩大，外汇占款的持续增加进一步加剧了我国的通货膨胀，汇率风险也不断增加。一旦新兴经济体危机爆发，必然会影响到我国的进出口行业。因此，我国应当刺激内需，由出口转内销以便消化相对旺盛的生产力，让人民享受到更多改革开放的成果。
参考文献：
[1]赵巍.美德存款保险制度比较研究[D].吉林大学，2007.
[2]王勋，方晋.新兴经济体崛起[J].山西财经学报，2011，（6）.
经济危机的应对篇5
1．1企业应该利用现有的经济优惠政策，争取政府的扶持。经济的发展离不开企业的发展，为此政府针对各行各业企业的发展制定了一系列优惠政策与技术支援，所以当危机一旦来临之时，企业需要做的首先应当是充分研究政策对自己所在行业的各种规定和扶持条件，然后再根据企业实际情况力争把政府的支持最大化，充分享受该享受的优惠政策和扶持项目，增加效益。企业在发展过程中，很多时候单靠自己是远远不够的，市场调节是一只无形的手，企业的产品只是被市场调控于无形，但政策都是看得见摸得着的。
1．2加强联合经营，拓展融资渠道，走集群化发展道路。在日益变化的经济危机中企业但靠自身的力量艰难渡过市场和资金制约的双重难关，即使能在危机中勉强维持经营，企业也很难在技术上、规模上、创新上投入精力，很多行业在资金最困难的时候能安然渡过，但却因为创新上、技术上没有跟上时代步伐而很快被市场淘汰出局。但走集群化发展道路可以解决很多难题，尤其是与上下游企业之间搞纵向联合经营，可以使每个企业都能在合作的前提下找到自己的利益平衡，供应商可以投入较少的市场开发费用，生产商可以投入较少的生产成本，而且都有自己稳定的大客户，流动资金占用少，回笼快，同时又能互相联保进行信贷合作，融资渠道就比较通畅了，搞好合作会使各方的利益都有稳定的保障，在危机面前也就能更加得心应手。
1．3认真分析行业的整体经营环境。一个行业的整体经营环境直接影响到企业的经营成果的好坏。行业整体环境如果处于劣势，那么企业就应该走精细化发展之路，而不应该进行扩张经营，譬如当前的煤炭行业。一方面国际煤价大幅走低，大量进口对国内市场持续造成冲击，同时，国内煤炭行业的上下游产品市场不景气，在这种时候，公司的经营宗旨应该是收缩而非扩张策略，过度扩张只能使有限的资金越来越紧张，加上外部环境的打压，最终会使生产经营陷入困境，甚至停产倒闭。所以一个企业要认清当前的行业特点，市场走势，根据实际制定自己的发展战略和经营思路，才不至于在经济危机中被市场淘汰。
2．企业的内部环境
在经济危机中，需求减弱出口放慢，市场急剧萎缩，致使企业产品滞销，库存骤增，最直接的后果就是生产线开工率低，流动资金紧张，直接影响企业的生存，所以在危机来临的时候，企业要认真分析内部环境，仔细研究应对措施，大致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2．1拓宽销售渠道，充分调研市场，了解市场的特点及客户群的需求，制定最适宜的营销策略，是实现产品销售，降低产品库存的最直接方式。很多企业的营销策略常年不变，对市场不进行调研，却总是抱怨产品卖不出去，市场需要的是适销对路、物美价廉、优质服务的产品，三者缺一不可。市场总是存在的，需求却随着环境不断变化，而产品是通过营销渠道得以实现的，所以没有好的营销策略好的销售渠道，再好的产品也无法完全被消费者所认可。
2．2加强成本控制，这是企业在经济危机中企业内部所能做的最好的应对措施，成本的高低直接决定产品的市场竞争力，也决定着企业经营成果的好坏，我们知道企业追求的是可持续发展，利润最大化，那么高成本就意味着无利或微利，长此下去，企业的资金链会断掉，最终使企业陷入困境，更别谈可持续发展了，成本控制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入手：首先，做好供应环节成本控制。材料的消耗成本在产品的总成本中占据绝对比重，所以降低采购成本是成本控制的重中之重。这就需要有专门的人员充分了解、调研市场信息，制定客观的材料采购流程和规章制度，保障采购到质优价廉的原材料。其次，严格生产过程中的成本控制。材料消耗定额及人员工作效率是生产过程中的可控成本，管理的好坏直接决定生产成本的高低，所以公司要制定严格的生产工艺流程成本控制目标体系和人员工作效率评估机制，并认真总结考核，真正实现目标成本控制。最后，期间费用是成本控制的最后环节，所以应制定一套完整的考核体系，对期间费用逐级分解，认真制定措施，进行考核。
经济危机的应对篇6
关键词：强化安全加强管理注重科研提高素质
金融危机、人民币升值、业绩下滑、原材料上涨、劳动力成本提高、现金流不足，全球经济危机还没有完全解除，种种因素导致企业经营困。难，应用化工企业必须正确认识形势，通过危机认识机遇、抓住机遇和创造机遇，取得逆境发展。
一、坚定信念，齐心协力共度难关
任何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都是波浪式前进、螺旋式上升、周期性变化。充分认识和把握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尊重客观规律，按客观规律办事，才能事半功倍，收到好的效果。建国以来特别是市场经济以来，企业经历了多次“发展——调整——再发展”的螺旋式上升，如果每一次调整都能抓住机遇，克服困难，就会取得更大的发展。按照事物发展规律和全球经济形势，新一轮调整已经拉开序幕，大家要正确认识和理解这种状况，必须从容应对，迎接挑战，逆风飞扬，取得更大的发展。纵观百年企业的发展历程，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一路平坦的，也经历坎坎坷坷、几度沉浮，但走过坎坷终会有阳光大道。没有过不去的坎，面对困境，只有及时调整、适应变化，方能保持持续发展，能挺过难关就是好的企业、好的干部、好的员工。面对困境，百年企业靠的艰苦创业、坚忍不拔、善抓机遇，迎难而上；靠的是同心协力，凝聚人心，团结向上，共度难关，只有时刻保持清醒头脑，时刻树立忧患意识，坚定信念，愈挫愈奋。只要行动迅速，措施得力，众志成城，就一定能够战胜困难，向着百年企业的目标迈进。
二、强化安全，确保生产安全、稳定、满负荷运行
应用化工企业安全生产尤为重要，必须始终把安全生产、清洁生产放在各项工作的首位，坚持“安全环保第一要务”的原则，立足防范，强化管理，不断创新，努力保证生产安全、稳定运行，实现环保生产、清洁生产、文明生产。一是制定安全责任制并逐级分解到个人，明确共同目标，落实各自责任，实行动态管理。实施全员安全风险抵押金制度，加大安全环保生产责任制的考核力度，大幅度提高安全环保奖罚金额，提高每个单位、每个人的安全环保风险意识和责任心，保证安全环保生产工作的顺利进行；二是加强生产现场的安全环保检查工作，把“三废”和隐患排查治理落实到实处，维护正常的生产秩序、严肃工艺纪律、保证生产环境清洁环保，以查领导、查思想、查制度、查工艺、查设备、查隐患、查落实为主要内容，对生产工艺指标、劳动纪律、项目建设、危化品运输、环境保护、职业健康、员工培训及作业人员持证上岗情况等进行检查，查处隐患及时整改和处理；三是按照“四不放过”原则，严肃事故处理并进行责任追究，对违章操作人员严肃处罚，对管理不善、监督不严、工作不力者追究责任，对酿成事故、给环境造成影响、企业造成经济损失的直接责任人更是给予严重处罚，并追根溯源，不管事故原因牵涉到谁，都根据责任大小一并处理，使全体员工时刻关注安全环保工作，保证生产稳定运行。
三、从严控制，积极加强内部管理
生产成本是提高市场竞争力的决定因素，谁的成本低，谁就能在竞争中脱颖而出，因此要加强对产品成本和费用的控制，挖掘企业内部潜力，调动一切积极因素，进一步降低消耗和成本。一是在追求利润最大化的情况下，根据原材料及产品市场价格变化及时量、本、利决策，以利润最大化原则，调整产品结构，安排产量计划。以利润为中心进行成本管理策划，推行成本倒算制。用倒推法促成本管理，严格考核，超罚节奖；二是向内使劲，树立长期勤俭节约、艰苦奋斗的思想，严格控制和压缩非生产性支出，减少各类费用；三是加大用工制度改革，科学合理使用劳务工，降低工资成本。加大工资奖金发放比例，根据经济效益及时调整；四是深入开展班组比较管理绩效考核，提升班组建设水平。以“过程控制”为重点，以各岗位“主要工控指标”为比较对象，以生产厂为单位，开展“班组比较管理绩效考核”，实现“优质、低耗、高效益”的目标；五是扎实开展对标管理，促进各项指标达到行业先进水平。以“对照先进、查错纠弊、持续改善、不断超越”为主题，有效开展对标管理活动；坚持全员、全要素、全过程对标，将活动延伸到部门、班组和岗位，形成层层有指标、人人有目标的对标链条，使产品成本、主要消耗指标达到行业先进水平。
四、重视科研，进一步加快产业升级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面对原料大幅度涨价以及市场竞争日趋激烈的新形势，要保证企业生存和发展，一是围绕产品多元化，产品向深加工、专业化、高附价值方向发展，使产品从单品种向多产品、多品种方面转移，增加产品附加值，提高科技含量；二是及时跟踪行业和相关产业新技术发展的前沿和趋势，大力推进“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在第一时间的推广应用，突出技术创新、技术引进、技术改造的作用，依靠科学技术来提升企业整体竞争能力；三是加大节能减排力度，在全公司积极宣贯节能工作的意义，倡导建立环境友好型、资源节约型企业的理念，以提高能源、资源利用率为核心，以节能、节水、节电为重点，积极引导广大员工创新节能增效工作，积极实施挖潜技改项目，达到节能减排、降低成本、提高经济效益的目的；四是围绕行业上中下游产业链中各个环节的技术创新、产品升级和原料路线优化改造的问题，尽快研发一批高新技术产品，提升企业竞争能力；五是继续做好小改小革工作，组织和动员全公司员工广泛开展提合理化建议、技术革新、小改小革活动，充分发挥员工的创新创造精神和聪明才智，用最小的投入去获取最大的价值。
五、提升素质，建立一支能打硬战、业务精良的员工队伍
经济危机的应对篇7
关键词 金融危机 经济增长 经济发展方式。
我国外负依存度较高，金融危机通过贸易领域传导至我国，对国内经济产生了较大影响，经济增速从2007年11·4%下滑至2008年9%，下降幅度超过20%。经济增长放缓，降低了国民对经济发展的信心指数，扰乱了我国改革和发展的决心和步伐，同时也揭示出我国在经济结构、增长方式等方面还需要调整与改进。因此，面对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我们急需统一思想，坚定信心，切实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保持我国经济平稳可持续增长。
一、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
经济增长由最终需求拉动，最终需求由三部分组成，即出口需求、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这三部分最终需求通常被称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只要出口、投资、消费其中“一驾马车”动力不足，那么整个国民经济的增长就难以保证，而此次金融危机恰恰找到了我国经济增长中的一个动力缺口，而后长驱直入，并最终使得我国经济增长陷入困境。
我国是一个外贸依存度较高的国家。进入21世纪后，我国的对外贸易扩张得非常迅速，从2001年的38·47%迅速提升到2006年的66·56%。正是在外贸迅速增长的带动下，我国近几年GDp一直保持快速的持续增长。然而金融危机导致美国经济下滑，贸易需求减少；美国经济下滑又拖累了欧盟、日本等其他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这些国家也减少了进口我国的商品数量，贸易额急剧萎缩，金融危机首先从贸易领域传递到我国。（如图所示）第一条传导线：金融危机出口企业投资、消费经济增长。各国对我国贸易需求减少，导致了我国出口产品和出口总额减少，出口增速放缓抑制了经济增长。出口增速放缓又影响了企业的生产：一方面出口受阻，外向型企业存货增多、产量缩减、利润降低、盈余减少，这势必会引起企业融资困难、再投资能力减弱，从而导致投资增速放缓，进而使得经济增长放缓；另一方面企业盈利减少，就会出现资金周转困难，亏损、倒闭在所难免，随之而来的是裁员、减薪，失业人员增多，在职员工收入减少等，居民可支配收入减少会对消费产生极大的不利影响，消费疲软直接拖累经济增长。
第二条传导线：金融危机投资经济增长。金融危机迫使在中国的跨国机构回抽资金，缩减在我国的直接投资，这样一来，我国可利用外资减少，这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企业的投资能力。投资增长是我国经济增长的强大动力，动力不足经济增长势必减缓。
第三条传导线：金融危机消费经济增长。金融危机下，国际国内经济形势动荡加剧，消费者的信心受到冲击，在未来前景难以预料的情况下，持币观望是众多消费者的首选。虽然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在“三驾马车”
中最低，但居民消费的减少在一定程度上仍然抑制了经济增长。
根据以上分析，可以总结出金融危机对我国出口、投资和消费都产生了不利的影响，其中对出口的不利影响最为明显，而且出口的负面影响经过投资、消费渠道放大了对我国GDp增长的影响，共同抑制了GDp的增长，二、金融危机对出口、投资、消费的影响。
（一）金融危机对出口的影响。
我国外贸依存度较大，对美国出口的依赖程度尤其高。2007年对美国的出口约占我国出口总额的20%。当美国经济开始下滑时，我国对美国出口增幅下降。2008年1-8月，中美双边贸易名义增长13·3%，但扣除人民币升值因素，比2007年同期回落10多个百分点。更为严重的是，美国经济下滑，拖累了欧盟、日本等其他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这些国家也减少了进口我国商品的数量。2007年我国对欧盟出口增长34·7%，截止2008年7月这一数字跌至27·1%，跌幅近8个百分点。
出口减少直接影响到我国出口企业的生产。很多出口企业接不到订单，开工不足，不得不压缩生产规模，即便有些企业仍有产品出口，但是人民币升值却使以美元计价的产品的销售额大幅缩水。中小企业停产、倒闭现象增多，一些大企业也出现了亏损。受影响最大的当属珠三角地区的企业。例如，全球最大玩具企业之一“合俊集团”旗下位于东莞的两家工厂宣布倒闭，6500名员工失业。这是受金融危机影响，中国实体企业倒闭规模最大的案例。
然而深入研究后，就会发现金融危机对我国出口企业的影响有一个特征：劳动密集型企业受影响较大，高新技术型企业受金融危机影响较小。从出口统计数据来看，劳动密集型产品与低附加值产品出口增长速度低于机电产品和高新技术产品。例如中国服装、玩具、房产、家具、电子等产品的出口企业受到影响较为严重。这主要是因为劳动密集型企业没有营销体系、没有研发能力，完全靠订单“吃饭”、靠低廉的劳动力成本获取“规模加工费”，当国际市场环境恶化，人力成本上升时，这些企业的生产已没有价格优势可言，他们的产品生命周期早已进入衰退期。
相比较而言，拥有研发能力和自主品牌的高薪技术企业，还拥有技术优势，其产品还处于成长期，抗风浪能力则相对较强。
（二）金融危机对投资的影响。
由于金融危机影响了我国的出口，打击了出口企业生产的积极性，企业产品积压、销售价格下降，致使企业的盈利减少甚至亏损、倒闭，企业已无能力扩大规模，增加投资；而那些产品市场集中在国内的企业，面对出口企业产品转内销的压力和未来经济增长的不确定性，也不敢轻易扩大投资规模。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08年1-11月城镇固定资产投资127614亿元，虽然同比增长26·8%，但却比1-10月增速回落了0·4个百分点。
相比于国内投资，外商直接投资减少的程度更大一些。西方金融机构为求自保，纷纷甩卖海外资产，回抽资金。比如，在房地产市场上，摩根士丹利、花期银行、雷曼兄弟、美林证券等多家跨国金融机构纷纷抛售在中国购买的物业，规模高达上百亿美元。从统计数字上来看，从2008年10月份开始，我国的外商直接投资出现了明显下降，1—9月份我们实际利用外资增长率为39·9%，10月份就下降到35·06%，下降了4·84个百分点。
投资增速减缓也不完全是不利的。改革开放初期，我国成功地依靠加大固定资产投入引领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确实极大地促进了工业化进程，提高了人们的生活质量。但是同时投资增长过快也产生了一些弊端：投资增长过快与消费相对不足的矛盾突出；经济增长是以资源枯竭、环境恶化为代价；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发展失衡等等。
中国经济发展到现阶段，投资增长受到很大的制约，自身面临着经济结构调整、增长方式转变的要求。但是，以往在GDp持续高增长面前，我国在解决这些制约经济发展的深层次矛盾时，并不强烈和迫切，而金融危机的到来迫使我们不得不加快推进改革的进程。
（三）金融危机对消费的影响。
金融危机使我国一些新兴的消费热点比如：住房、汽车、装饰装潢、通讯等，出现不同程度的降温。主要原因：
一方面一部分居民的实际购买力降低。我国许多外向型中小企业倒闭增多，失业者随之增多，一些大型企业虽未倒闭但也都有不同程度的亏损，因此纷纷裁员、减薪，这必然使居民的收入减少。西方经济学理论认为，消费随着收入的减少而减少，尤其是需求弹性较大的奢侈品消费会因为收入的减少而锐减。实践证明亦如此。另一方面对那些在机关事业单位工作的人们和农民而言，金融危机对其收入影响不大，影响他们的是目前国际国内不稳定的经济形式，由于对未来经济发展失去了信心，更多的人选择了持币观望。
消费不足一直是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需克服的难点问题。即便是不受金融危机的影响，我国的社会消费品零售实际增长率一直远远低于投资的增长率。2008年前三季度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49·9%，而消费仅为35·7%。“重投资、重出口、轻消费”的发展模式存在很大隐患，投资如果超越或脱离消费需求，会导致投资规模膨胀，进而导致产能过剩、库存增加、价格下降，增大金融风险和经济运行风险，就很容易出现经济波动、增长缓慢的局面。因此，摆脱消费增长乏力困局，不仅是化解金融危机的途径，更是有利于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长远大计。
三、应对金融危机，保持经济稳定增长的策略。
面对危机除了树立信心以外，政府还得有所作为，积极采取措施应对危机。2008年底，国务院推出了总值4万亿人民币的刺激经济计划。4万亿元的投资中有很大一部分投向基础设施建设，这样的举措从短期目标来看，是必要的，依靠政府投资带动私人投资，拉动内需，弥补出口增长下滑的缺口，总体上保持了一定的增长速度。2008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为9%，比预期的8%高出1个百分点，避免了经济的硬着陆。但是也不能忽视了国民经济的长远发展，吴敬琏在“中国经济发展论坛”上指出：“只有短期应对措施和长期的应对措施双管齐下，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长期的应对措施应该通过财政支出方向的引导，优化经济结构，注重投入产出的质量和效率，推进经济增长转型，实现经济持续快速发展。
（一）优化出口结构，实施产业层次多元化战略。
我国目前走的是一条依靠廉价劳动力资源而迅速扩张的外向型经济发展道路。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国引进西方发达国家转移出来的加工产业，成为世界低端产品的加工中心，这些产品技术含量低、附加值小，但是劳动力成本低，在国际市场上具有明显的价格优势。但是当金融危机袭来时，首先受到影响的就是那些没有技术、没有自主品牌的劳动密集型企业。事实上，金融危机为我国出口行业的产业升级、结构调整提供了外部压力。
但是结构调整、产业升级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为避免出口增长大幅下滑，争取更多的时间进行结构调整，应该实施出口产业层次多元化战略，即低层次与高层次并存发展。一方面要充分发挥劳动力资源比较优势，继续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政府应给予适当的优惠措施，比如，为中小企业解决融资困难，保证企业有订单就能够开工生产；为大企业“减负”，降低增值税率，适当提高出口退税率；积极扶持外经贸发展，对引进大项目、好项目，企业增资，开辟新的海外市场，出口大户给予特别的奖励；并且要提高行政效率，主动关注、支持、服务于企业，尽可能优化企业发展的外部环境。另一方面，政府部门应进一步引导更多的企业认识技术研发的重要性，重视审视企业创新战略，投入更多的精力进行市场和技术的研究。大力支持和鼓励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加大研发和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关键设备及短缺资源的力度，运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出口产业，提高生产效率，在技术密集型与知识密集型产业领域，缩小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提升在国际产业分工体系中的地位。
（二）调整经济结构，大力推进第三产业发展。
无论如何，美国的经济陷入衰退已经不可避免，欧盟、日本经济同样不容乐观。中国大部分出口行业将在一段时间内面临困难局面，在这一前提下，为保证国民经济平稳增长，必须通过有效的手段来刺激内需，由外向性经济增长方式向内向型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内需的两大支柱之一是投资。事实上我国投资增速一直处于较高的水平，但是这种高增长是建立在制造业过度发达、服务业投资不足的内部经济结构失衡的基础之上的。这样的经济增长是不可持续的。从我国的现实情况看，服务业占GDp的比重过小，刚刚达到40%，比世界平均水平低20多个百分点，比发达国家水平低30个百分点，第三产业的发展具有很大的潜力和空间。刺激服务业投资既有利于改善经济结构失衡，又有利于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下刺激内需，增加更多的就业岗位，繁荣消费，为从外向型经济转变成为内向型经济奠定坚实基础。
但是目前我国服务业发展仍存在两大瓶颈：一是在观念上存在误区，对服务业发展不够重视，投入水平低。我国正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在工业化进程中，我国有些地方甚至是发达省份仍然存在“重工业，轻服务业”的观念，正因为如此，在制定地区发展政策时，倾向于扶持鼓励工业发展，致使服务业发展与工业发展不同步甚至滞后。二是高盈利的服务业领域，政府管制和行业垄断现象突出。
金融、保险、通讯等领域，还基本处于垄断经营状态，市场准入限制较多，进入门槛较高。为此，政府刺激经济的措施应向服务业倾斜，改变只把物质生产的基础设施作为投资重点的做法，大幅度提高对现代服务业基础设施的投资力度，树立发展服务业也需要大投入的理念，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还要进一步深化体制改革，加快服务业市场化、社会化、产业化进程；在非“经济命脉”领域，政府应鼓励民间资本流入，引入竞争机制，提高非国有经济比重，让服务业发展充满活力。
（三）提高居民收入，促进住房消费需求。
扩大内需的另一个途径是促消费。我国的消费率一直偏低，经济的高增长率与居民消费的低增长率同时并存，使得居民的生活水平不能随着经济发展而同步提高，这必然阻碍国内市场的扩展和繁荣，直接影响经济的可持续发展。[1]但是长期以来，在出口、投资迅速增长的遮盖下，国内的消费水平偏低的问题却被忽视了，用什么样的政策刺激消费、促进消费是目前应对内需不足的重点所在。
首先，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在人均GDp超过1000美元之后，收入分配越是向国民个人倾斜的国家，其经济发展越迅速、国力越强大。”[2]我国在2003年人均GDp跨过了1000美元的门槛，收入分配应向个人大幅倾斜。只有如此，居民才有钱消费。为此，在思想上，要转变高积累、少分配的认识，把多分配，促消费作为国民收入分配的基本原则；在政策上，要制定有利于提高居民收的措施，比如提高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降低税率等；在转移支付上，要更多地向农民和低收入阶层倾斜，因为高收入者的边际消费倾向低，他们的大部分收入往往会形成储蓄和投资，而低收入者则是边际消费倾向高的群体，他们的收入则会实实在在地转化成消费。
其次，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美国政府财政开支的73%用于社会保障、医疗卫生、教育文化等公共产品，行政开支只占10%;而中国政府开支只有25·5%用于社会保障、医疗卫生、文教和科研事业。“国家把财政投入用在社会保障上，才真正的称得上取之于民，用之于民。”[3]政府应把更多的投资用来充实社会保障体系，解除百姓的后顾之忧，使民众能够放心的消费。
第三，适度调整房价，促进住房消费。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时，为拉动内需，采取了一项措施即改革住房制度，分配住房改为购买住房，将住房推向市场，并推出了个人消费信贷的配套措施。住房消费拉动了内需，带动了经济增长，而且还带动相关产业的投资需求，如建材、装饰装潢、家具、家用电器等等。“国际经验表明房地产的发展是促进经济增长的持久和重要的动力源泉。”[4]基于过去的经验，我们应该继续着眼于住房需求这一重要引擎。从2007年下半年开始，我国一些大的城市就出现房地产交易数量和价格齐跌的局面，这主要是因为不合理的高房价抑制了我国大量的潜在的住房需求。虽然金融危机将房地产价格泡沫挤出一些，但是目前的价格仍然虚高，从这个意义上说，政府应继续对房地产进行宏观调控，使房地产投资增速适当放缓，将房地产泡沫充分挤出；而不是继续保护虚高的房价，把房地产的发展与政府的政绩挂钩。当然，住房价格并不是越低越好，应在市场的作用下形成供需平衡的合理价位。一旦价格回归理性，住房消费将会拉动新一轮经济增长周期。
只要切实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出口、投资、消费“三驾马车”并驾齐驱，协调拉动，短期而言，可以抵御金融危机寒流，长期而言，则可使经济保持健康持续平稳较快的增长。
经济危机的应对篇8
【关键词】外向型服装加工业;经济危机;博弈;国家财政政策
一、外向型服装加工企业的特点
在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中,外向型服装加工企业蓬勃发展,为我国的经济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这些企业大多具有如下特点:其一,属劳动密集型企业,廉价劳动力使得生产成本较低,在国际市场上,有很强的竞争力。其二,主要从事三来贸易,对国际市场的依存度较高。其三,内部调节机制相对较差,经营管理欠佳,科技含量不高。其四,这些企业的产品一直由国际市场消化,从而对于国内市场是过剩的。
二、外向型服装加工企业在当前面临的危机
2008年,从美国次贷危机开始,世界经济逐步呈现出疲软的态势。其表现为:投资者对市场信心不足,对各投资项目持谨慎观望态度,以致很多企业资金周转不畅,生产能力下降,削减了对原材料、半成品的需求;消费欲望减退,由于企业不景气,居民收入不稳定,持币者大多选择储蓄,而减少消费,以降低未来生活的风险,致使市场消化能力下降,大量企业库存商品增多,仓库积压问题严重,收益锐减,资金流动性不足。同时,国内农产品、生活必需品价格持续上涨,工资上涨压力增大。
这些变化导致外向型服装加工企业面临危机,主要有:第一,市场需求锐减。原本经营的三来贸易,因国际市场不景气,订单减少,出口不畅;而这些产品过分依赖经济繁荣的国际市场,相对国内市场基本为过剩产品,因此,最终造成企业产品大量积压仓库,无法重新转化为资本进行再生产。第二,利润空间变小。这些劳动密集型的企业,基本以廉价劳动力为降低成本、获得利润的主要手段。由于国内的劳动力价格越来越高,致使企业利润空间越来越小,甚至出现亏损。第三,企业资金周转不足。产品积压、成本上涨,繁荣时期的融资手段丧失,必然导致企业资金紧张,难以通过转产或更新技术、设备等手段来提高生产效率、提高资金回报率,以弥补劳动力价格上升、本产业不景气给企业造成的损失。
三、企业自发的解决方案及其成效分析
面对困境,这些企业必会自发采取应对措施。这些措施概括起来有两种,一种是安于现状,紧守现有利润;另一种是进行企业变革,提升企业生产效率,扩大利润。可以预见,这些管理模式落后、资金实力薄弱、技术力量低下的企业,为获得更多利润,所作的企业变革一般是通过降低生产成本来实现的。而在原材料价格不变的前提下,减少成本只能削减工资部分。其手段无非是减薪或裁员。值得说明的是:无论是减薪还是裁员,均是广义上的。如减薪,其中包括传统意义的减薪和现代管理制度中的轮班制度等等。而这两种应对措施,经过组合可以形成三种情况:裁员并减薪;裁员但不减薪;减薪但不裁员。
(一)减薪和裁员两类措施给企业所带来的影响
1.减薪
选择减薪会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单位产品成本中的工资部分。但是,减薪会影响企业员工的生产积极性,进而会对产品数量,甚至质量产生消极影响。
2.裁员
选择裁员则会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企业的减产。即使在裁员后,通过管理手段进行变革,比如加班,但是在边际效益递减的函数约束下,并不能有效缓解产量的下降,最好的状态也只是近乎持平。同时,在单纯的裁员后,由于员工工资所构成的产品成本部分的价值并没有从根本上下降,因此产品的价格不会下降。
(二)减薪和裁员的博弈
选择裁员同时减薪,更会造成企业减产,同时影响产品质量;选择裁员但不减薪,将使企业产品产量下降,而产品价格不变;选择减薪但不裁员,会使得企业的产品价格有一定的下降空间,同时产量不变,或有小幅下降。
从独立企业的角度来看以上三种策略组合,无疑,第三种策略,即减薪但不裁员,更可以提升企业的实力。与之相比,第一种策略的劣势在于当企业对于宏观市场的现状分析和风险预期不足的时候,即没有意识到市场饱和的时候,它没有实现企业在产品产量上的优势;第二种策略的劣势在于产品价格缺乏竞争力。因此,大多数企业会选择第三种策略,作为最终的整改方案。
但从宏观的角度来看,企业间博弈决策的结果会对宏观经济造成诸多不良影响。企业所面临的重大困境之一是国内国外市场双饱和。但是众多企业选择不减少产量的第三方案的结果是:市场的饱和度没有得到缓解而是进一步恶化。企业所面临的重大困境之二是工资上涨的压力。但是众多企业所选择减薪的第三方案的结果是:工资上涨压力不仅没有释放,反而是进一步加压。
综上所述,企业自发应对危机时必会选择减薪不裁员的策略,从而使得企业所面临的困境愈发严峻,工资上涨压力在工资不升反降的过程中成倍增长,市场饱和度在企业持续的生产过程中不断恶化,企业进一步陷入困境。在困境不断恶化的过程中,企业既没有内部升级手段,也得不到充足的投资进行再生产,只有停产倒闭。(威廉・赫斯,2007)从宏观的角度看,裁员会导致非自愿失业增加,国民生产总值下降,国内市场继续萎缩,市场需求更小,逐步形成自行强化的恶性循环。同时,还应看到,非自愿失业的持续增长,对于国民经济安全、国家安全来说,是一种很大的隐患。因此,无论企业选择何种内部变革方式,也无法达成帕累托最优,甚至会造成各个决策主体的福利损失(陈志勇、刘京焕、李景友,2005)。也就是说,任由企业在面对困境时自发进行博弈决策,将导致企业损失和困境的步步恶化。
四、通过国家引导机制来应对危机
由于企业无法通过自身“博弈”走出困境,故此,笔者建议:引入国家以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为主的宏观调控引导,促使企业发展与现实经济形势和未来经济走向相一致。
(一)促成落后企业转产,实现区域经济总体转轨
纵观各国经济发展,不难发现,无论是老牌资本主义国家,还是新兴的发达国家,都走过了由劳动密集型产业起步转而在资金密集型、技术密集型产业中谋求持续发展的道路。在中国,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经济逐步繁荣,渐渐具备了经济发展模式转轨的客观条件。笔者认为,应该借助此次经济危机,把危机转化为机遇,淘汰一批规模小、资金少、技术力量薄弱的小型服装加工企业。
1.大力发展职业培训学校,对企业破产后的失业职工进行再培训。鼓励有能力的企业、工厂投资职业培训学校,通过简化投资审批、减免建设规费、落实税收优惠政策等政策切实提高社会资金的利用效率。加大财政投入,逐步推进教育资源整合,提供契合于朝阳产业的培训项目,并降低学费、培训费,以扩大职业教育的影响范围。这样,既可以有效避免企业转产整合造成的失业问题,更让这些劳动力有能力接受深层教育,适应在新型经济发展时期的就业需要,为以后走上新的工作岗位修炼“内功”。
2.以优惠的价格收购破产企业资产。这是充分利用泡沫经济的两面性,在泡沫破灭时期,以较低的价格收购替代率低、更新速度慢、可长期使用的资产,如厂房等,在经济复苏时期出租或出售,为转产时期的新型产业锁定较低廉的成本,为后续新兴企业构建优良的资本结构(克里斯多夫・法雷尔,2007)。同时也是为面临破产的企业变相提供资金,以解决其债务问题,将其破产所造成的社会损失降到最低,“软”淘汰一批落后企业。
(二)促成先进产业重组,实现产业规模化、品牌化
我国素有“世界工厂”之美誉,而这种“美誉”的代价就是成为国外先进品牌企业的“加工车间”,只争取在产品生产过程中,利润最末微的加工费用,即处于“微笑曲线”的中间环节,也就是底部。在我国如今的经济发展趋势下,应该努力向着品牌化、专业化、产权化发展,打造有特色的品牌,以品牌效应创收入,以专业的规模效应创收入。
1.出台合理的税收政策,对有创新能力的企业进行扶持,保证在困境中这些企业不致于受到过重的冲击而夭折,造成产业新兴力量的损失。
2.出台合理的补贴政策,鼓励企业创品牌,用合理的补贴弥补企业在困境中留守本产业的损失,并奖励具有独立品牌,尤其是知名品牌的企业,为其提供更加优越的生存环境和竞争环境。
(三)促成市场信心回暖,实现消费能力强化
归根结底,服装加工企业所面临的产品滞销问题,是源于过分依赖国外市场,而国内市场相对不足。为了实现经济的独立性、完整性,扩大国内市场、提高内需迫在眉睫。而笔者认为,我国内需始终无法真正得到本质上的提升是因为社会保障制度的不健全,国民的可支配收入主要用于医疗、教育和养老,大大妨碍了国民的消费水平。因此,笔者认为国家可以采用如下对策:
1.在经济危机的环境下,提高社保比率,减轻消费者负担(Holleyh.Ulbrich,2004)。
2.补贴消费者,即发放消费券,促进消费者消费,并且可以结合企业补贴政策,发放有指向性的消费券,既可扩大内需,又可扶持企业。
(四)促成企业内部整改,实现企业成本管理方法方式现代化科学化
前已说明,这些企业基本处于原始的、传统的、事后成本管理模式下。这种管理模式导致企业对市场的应变能力不足。同时单纯地通过对生产要素的计量分析,通过降低消耗、提高劳动生产率等方式降低成本总会有一个限度(欧阳能,2005),且以降低工资或变相降低工资为手段的成本管理模式不符合时代需要。
1.采用目标成本法。在传统的企业思维方式中,“产品销售价格=产品成本+计划利润”,而采用目标成本法后,则可以转变为“目标成本=竞争市场价格-目标利润”(李颖,2009)。在这简单的公式变化背后,代表的是企业经营的逻辑出发点的转变。针对加工企业,管理人员可以通过对市场进行分析,确定市场均衡价格,确立目标利润,最终推导出目标成本,并与设计、生产部门共同商讨,将完成目标成本的任务按生产阶段下派,最终实现目标。
2.采用作业成本法。所谓作业成本法,即是同时将产品的原材料成本和人工成本两部分有机结合,确定生产成本,进行成本管理。这样,不仅对传统的产品成本进行管理削减,更可以对产品生产的环节进行优化,剔除“不增值环节”。
五、结论
经济危机,是危机,也是机遇,尤其在中国目前的经济发展形势下,一次彻底的经济结构、产业结构调整已是十分必要。而中国,更可能乘着这次经济危机脱颖而出。在这样的环境中,曾经辉煌的服装加工业理应与时俱进,适时整改,借助国家的经济政策迈上新的台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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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HolleyH.Ulbrich.publicFinanceintheoryandpractice[m].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
经济危机的应对篇9
【关键词】金融危机经济危机政治危机
一、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影响
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不仅快速吞噬了诸多欧美金融巨擘,冰岛、韩国、巴基斯坦等国带来国际收支危机,令英国成为率先陷入衰退的发达经济体,外汇储备充足的中国也不能幸免,大量出口企业受到冲击,资产巨额缩水、企业纷纷倒闭、富豪破产败落,是这轮危机中最悲情的一幕,连百年老店通用汽车也轰然倒地。经济增长面临大幅放缓的考验。
在目前国际金融市场动荡加剧,全球经济增长明显放慢,国际经济环境中不确定因素明显增多的情况下,中国如何危中寻机,推动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
二、金融危机对中国的经济的影响
1.金融危机对中国产生的经济危机
对于金融危机后的经济危机,经济学家中最乐观的估计是金融市场在3个月内稳定下来,但经济与资本市场的恢复仍为时漫长,失业率会大幅攀升。拉动美国经济复苏的动力,可能是硅谷在新能源与环保技术方面的创新。目前更令人担忧的是周边新兴市场国家接连陷入国际收支危机,这会对中国经济带来更直接的影响。从宏观层面看,尽管发达国家难免经济衰退,但现有的全球金融秩序短期内难以改变,美元地位可能削弱,不过目前仍无可替代,人民币在地区贸易结算中的地位可能上升,中国有潜力成为未来的金融大国。
2.中国应对经济危机的措施
世界金融危机期间以及之后,中国面临的挑战实际主要不是在金融层面上,而是在中国经济的发展模式上。
虽然出口压力对中国的经济增长格局构成负面影响,但大宗商品价格的下降有助解除通胀威胁,中国的基金也有机会战略性地投资境外,在维护世界金融稳定方面发挥作用。经济学家们提出,在国内政策上,政府应当利用减税、退税以及其他财政手段刺激本国的消费增长,带动经济复苏放松财政政策,通过减税、投资基建等手段刺激消费增长,带动经济复苏。在国际政策上,中国应当利用外汇储备投资境外,同时积极帮助资源国家和长远的盟国解除短期金融危机,为它们提供必要的金融支持;在国内政策上。
金融危机对中国的负面影响表现在出口受拖累较大,中国的经济增长因此会放缓;从资金层面看,危机也使中国大量外汇储备的安全性受到威胁。从正面看,危机所暴露出的西方金融体系的问题,使得中国有机会进行学习、修正,避免受到类似的冲击,同时,中国也可以适当修正政策,利用庞大的资金规模在全球市场占据更优势的地位,在维护世界金融稳定方面发挥作用。
目前的形势下,中国必须要实现经济的内循环,提升国内消费,主要的举措一是减税,二是提高利率,减少存贷差。随着寿命的延长、生活水平的提高,中国居民今后的经济负担越来越高。因此应当一方面提高利率,一方面发行与通胀挂钩的债券,使老百姓能够放心储蓄、放心消费。
三、金融危机对中国政治的影响
在政治格局上,中国的影响力明显会加强,世界将由单极化向多元化演变。全球化会被重新讨论,一些跨国贸易制度会有所调整,对跨国公司、跨国业务的监管将更趋严格。短期内的去全球化趋势,有可能伤害中国的利益。
1.金融危机对中国产生的政治危机
所谓政治风险,一般指因政治因素的不确定性而对经营环境中的企业造成的影响。这种不确定性可能是正面影响,也可能是负面影响,人们在谈及政治风险时通常限定为后者。由于政治风险难以识别,影响力大,政府对经济活动的任何干预都会在不同程度上影响企业的价值,所以是所有风险中最具威胁性的。随着冷战过后,国际政局的动荡和变化,政治风险的表现形式有了新的发展。当今,从对外投资角度看,政治风险有如下这些常见形式:
(1)因东道国政策变更而给外国投资企业造成的不利影响。这种变更可能是东道国政权的更迭、社会经济形势出现了新情况而打破了政策的连续性,一般并不有意针对投资企业。
(2)歧视性干预风险。即因东道国非正常地使用本国政策、法律而给外国投资企业造成的不利影响。这类政治风险出现的频率也很高。
(3)恐怖袭击风险。即因在东道国的活动而给外国投资企业造成的不利影响,是非传的统安全威胁。恐怖活动不仅破坏和平的企业生存环境,而且直接危险到我国对外投资企业人员和机构安全,虽然出现的几率不如前两种政治风险,但一旦发生,危害极大。
(4)国有化风险。即因东道国采取强制回购、征用甚至没收等手段使外国投资企业资产本国化而给外国投资企业造成的不利影响。在资源日益紧张、要素价格攀升的当今,国有化又以间接、渐进式的新形态而呈回归之势。这几年,我国在委内瑞拉、秘鲁、厄瓜多尔、巴西、古巴等拉美国家进行能源项目投资时,遭遇这类“温和”国有化风险的情况非常多。
(5)战争动乱风险。即因东道国境内发生战争与动乱而给外国投资企业造成的不利影响。当今世界整体是和平稳定的,但局部地区的国家关系恶化、政权争夺、民族纠纷、宗教矛盾等因素引发战争与动乱也是此起彼伏。这对跨国投资的中国企业是很大的潜在危险。
2.中国政府应对政治风险的措施
现实中形成政治风险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国际宏观环境因素,也有东道国国情的影响,还有我国政府和“走出去”企业自身的不足之处。基于国际、东道国因素的不可控性,中国从自身作出调整,是解决风险问题的基本思路。
面对政治危机,中国政府应该做的政治措施可以有以下几个方面:
(1)在政府投资方面,上一波亚洲金融危机中,中国政府建设了大量高速公路等基础设施,为之后的经济发展奠定了基础,这一轮金融海啸中,政府可以考虑加大对城际铁路建设的投入,由此不仅可以拉动消费,对节能、环保、缓解交通压力也大有裨益。
(2)政府需要果断地实施一系列刺激性的财政、货币政策,比如降息、降准备金、大范围减税以及扩大基础建设投资等等。
(3)政府最好尽快解冻目前冷清的房地产市场,使得销售量能够回到正常的水平。
(4)尽快把经济增长从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转向劳动密集型的服务业。在全球金融危机影响下,我国GDp增长速度放缓,失业率上升。如何在GDp增长速度下降的逆境中保障我们的就业?这就更提醒我们迫切需要改变长期依赖投资和外部市场,产业过分集中在制造业的经济结构和发展模式。进一步依靠高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服务业创造就业机会,就有可能在较缓的GDp增长速度下实现充分就业,保持社会稳定。
(5)从大量的资源型投入、粗放型发展向依靠科技创新提高资源利用率、提高生产效率的集约型发展模式转变。节能减排,降低各种材料的消耗,包括土地、水电的消耗,包括能源的消耗等等。发展循环经济和建设节约型社会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重大举措。
(6)政府应抓紧完善我国政府采购的法律法规、促进竞争、加强监管,加快扶持中小企业步伐,扩大自主创新产品采购,明确我国国货认定标准,切实对国货采购予以适当合理合法的保护。
四、总结
金融危机对中国先是危、后是机,长远讲对中国是好事。面对金融危机,中国一方面要加强国际金融监管合作,完善国际监管体系,建立评级机构行为准则,加大全球资本流动监测力度,从而来推动国际金融组织改革。另一方面也要在外需持续减弱的情况下把扩大内需作为经济发展的基本立足点,依靠政府大力发展高附加值与劳动密集型服务业,同时下大力气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强化农业基础地位,在优化结构的基础上保持合理的投资规模,为中国经济的长期可持续发展创造环境。
规模空前的金融风暴是对世界各国经济治理能力的考验,是对世界各国加强国际合作的诚意与决心的考验。中国只有从各个方面加强管理,把自己当前应对危机的事情办好,并采取灵活审慎的宏观和微观相结合的经济政策,扩大内求,增加对外国的投资,保持经济、金融和资本市场的稳定,推动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就一定能顺利安稳的度过经济危机并同时推进社会的安全平稳的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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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危机的应对篇10
最近爆发的欧美债务危机绝非偶然，而是2008年国际金融、经济危机的继续和深入发展。
美国这次债务危机的表现是债务危机。今年7月，美国的债务达到14.34万亿美元，而其债务上限是14.29万亿美元，到8月2日国会不得不最后把上限提高2.4万亿美元，才把这场风波暂时平息下去。过去美国国债的价值是基本稳定的，现在变得不稳定了，因此标准普尔将美国国债信用降了一级。美国国债维持了近100年的3a级，现在第一次被降级，其危机的严重性由此可见一斑。
债务危机的本质是资本主义生产过剩的表现。因为资本主义私有制必然产生两极分化，即居民购买力不足和生产相对过剩。为了缓解日益尖锐的社会矛盾，同时战后迫于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的优厚福利的压力，资本主义国家不得不增加社会福利。西方国家的福利一度很高，一般占财政支出的50％左右，欧洲的一些所谓福利国家，甚至积极推行新自由主义化的英国，都是如此，更别说北欧国家了。福利标准一旦建立，就往往很难削减；同时为了竞选又往往许愿增加福利。
另外，帝国主义内部矛盾尖锐，必须向外掠夺，因此需要军事保护，这就需要大幅增加军费开支。同时镇压国内反抗的开支也很大。但是税收的来源有限，所以帝国主义国家一般都会出现财政赤字，债务随之也就愈积愈多。
美国称霸世界，相关开支更大。美国在战后初期实行凯恩斯主义的补偿性财政政策，有赤字也有盈余；但从1965年起却基本上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到现在的47年里，只有4年是盈余，其他年份都是赤字。在克林顿执政的1998－2001年，美国财政盈余。但是小布什上台后，美国网络泡沫破裂，造成经济衰退，加之“9.11”事件对美国经济打击很大，此后美国发动的两场战争，按照斯蒂格利茨的计算，总花费达到3－4万亿美元。美国赤字直线上升，以致国债累计达到14.34万亿美元的天文数字。美国次贷危机和金融危机后，救市又花掉1万多亿美元，但是救的重点是金融寡头，没有去救实体经济，结果失业一直徘徊在9％左右的高水平，这意味着潜在的产能过剩的问题远未解决。因此，金融危机、债务危机本质上还是生产过剩、人民贫困的危机。
欧洲债务危机的原因除了上面说到的和美国类似的原因外，还因为欧元不仅没有像美元一样享有货币霸权，而且还受到美国金融资本如高盛的算计和盘剥，加上欧盟内部只有欧元区的货币统一，在政治和财政上没有统一，因此对危机的反应没有美国那样多的手段和力量，所以表现得比美国还要严重。
当前欧美危机已经往社会危机和政治危机方向发展，在全球资本主义的核心地带出现了“占领华尔街”运动，并蔓延到全球1000多个城市。这是因为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新自由主义加剧了西方国家的两极分化，不仅底层甚至中产阶级也遭受很大损失。因此这次危机不会在短期内结束，很可能将继续深化下去，这表明这次危机乃是资本主义总危机的重要发展和表现。
资本主义总危机从一战时就开始了。这之后又经历了30年代空前大危机。那次危机从1929年至1933年，经过4年危机才探底，但是危机没有结束，经济继续萧条，一直发展到1939年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才把这次大危机抹平。当前这次世界资本主义危机的规模可以和20世纪30年代的大危机相提并论，甚至可能超过前者。列宁说帝国主义是垂死的，不是指明天就灭亡，而是一个时代性判断，是指资本主义已经进入其最后阶段，越来越趋向衰落。这个判断看来是符合20世纪初以来的资本主义历史的。
美国正面临自己的严重危机，并力图向世界特别是中国转嫁自己的危机，其中一个重要办法就是高调逼迫人民币升值。下面我们分析一下美国这一举动的本质以及我们该如何应对。
目前美国高调逼迫人民币升值究竟是怎么回事?
以美国为首的世界很多国家自2003年以来就时不时地挥舞汇率大棒，迫使人民币升值，到最近更发展到剑拔弩张的疯狂程度。
2011年10月11日，美国参议院无视中方的严重警告，通过了《2011年货币汇率监督改革法案》，要求美国政府对所谓“汇率被低估”的主要贸易伙伴征收惩罚性关税，外界普遍认为，此法案主要是针对中国，旨在逼迫人民币加速升值。10月14日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还呼吁建立国际联盟来迫使中国提高人民币汇率。这一法案虽然还要过众议院和总统两关才能最后定案，但是已经说明美国挥舞汇率大棒的疯狂程度，因而引起国内外舆论的强烈反应与质疑也就一点也不奇怪了。
首先分析一下，所谓人民币汇率被低估是怎么来的，究竟是谁之过，一国货币汇率的高低应以什么为标准才算最公平、合理?正如一个商品的价格应以该商品的内在价值为标准才是最公平、合理的一样，一国的货币汇率也应以该货币能购买的商品量所内含的国际价值量为标准来确定。这就是说要以马克思的国际价值理论为指导，适当选择以瑞典经济学家卡赛尔(KarlG。Cassel)于1922年提出的按购买力评价来确定汇率水平才是最公平合理的。例如，假设S为a、B两国货币的汇率，pa、pb分别代表在商品价格与价值相一致的条件下a、B两国的物价水平，则：S=pa／pb。当然，这里的s只是理想的、最公平、合理的汇率。实际汇率则可以因两国货币供求关系的变化而围绕s水平上下波动，正如商品的市场价格会围绕着商品价值上下波动一样，这叫均衡汇率。均衡汇率虽然不一定是由购买力平价确定的理想汇率，但因为是由货币供求关系决定的，因而相对来说也是比较合理的汇率。毋庸讳言，我国目前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确有偏离购买力平价原则确定的理想的最公平、合理的汇率水平的现象。
例如，我们选择具有一定代表性、可比性较强并排除了进出口关税等因素影响的肯德基标准套餐在北京、纽约两地的价格来计算，在北京每份套餐价格为15－30元人民币，在纽约每份套餐为5.94－7.97美元，则理想的最公平、合理的汇率(人民币／美元)约在1美元兑换2.5－3.76元人民币之间。而我国目前实际汇率为1美元兑换人民币6.35元，即人民币的币值被低估了许多。但这一问题是怎么来的?是谁之过?
从历史上看，在改革开放前，我国经济与西方联系较少，人民币的汇率大体上是接近于理想的购买力平价水平的。即人民币与美元的兑换比例一般没有超过2:1的界限，如1976年仅为1.8:1，到1984年稍降为2.32:1，但在80年代，我国由于刚开放不久，迫切需要外汇，而美国则利用其美元霸权地位和经济的垄断优势，乘机迫使人民币大幅贬值，到80年代中期以后，1美元可兑换6－8元人民币，黑市交易甚至兑换到9元、10元以上，直到1994年1月，汇率并轨改革确定汇率为8.61:1。整个人民币汇率
降低的过程，可以说实际上也就是以美国为首的国际垄断资本利用其垄断优势逼迫与我国进行不等价交换的掠夺过程。
与此人民币汇率降低过程相适应的是我国实行了以“两头在外”为特点的出口导向的发展战略，大力发展加工贸易产品出口，从而建立起对外依附性的经济结构体系和经济秩序。受经济秩序的惰性效应(inertiaeffect)的影响，人民币汇率一旦贸然大幅上升，就难免使既存经济秩序发生剧烈震荡，造成大批外向型经济体及与其相关的企业破产、工人失业。因此，汇率任意的剧烈变动，必将使我国经济遭受不可想象的灾难性后果。然而正因为如此，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际垄断资本见有机可乘，为阻扰我国经济发展，便时刻不忘挥动汇率大棒，迫使人民币升值，以达其可耻的损人利己的目的。可见，如果说过去迫使人民币贬值借以对我国进行不等价交换掠夺的罪魁是西方国际垄断资本，那么现在又迫使人民币升值借以扰乱、破坏我国经济的祸首仍然是西方国际垄断资本。仔细一想，这难道不是帝国主义者在演出一场惟妙惟肖的贼喊捉贼的把戏吗?
当前，美国参议院通过逼迫我国人民币升值的法案的理由，不过是老调重弹，主要有两点：一是要解决美国的失业问题，二是要扭转美国的贸易逆差。这两点“理由”看似有理，其实都是别有用心的借口，从根本上说是完全站不住脚的。
首先从美国目前存在的大量失业来说，据美国劳工部统计，今年7－9月连续三个月都保持9.1％的高失业率，失业人口达约1400万之多，的确很严重，但这与人民币汇率高低无关。失业本来就是资本主义私有制度的必然伴侣，而在经济危机时尤甚，并且正好是经济危机的一个重要特征和表现。失业有两种，一种是因社会的产品过剩，企业破产而下岗的失业，另一种是因社会的产能过剩，企业开工不足，无法容纳全部应该就业的人口就业而形成的失业。例如美国在2007年金融、经济危机爆发前，失业率只有4.5％，到2009年就呈逐月上升趋势，至2009年11月竟高达10.2％。美国政府虽然注入巨资救市，但重点是在拯救金融寡头，而不在实体经济，因此尽管在2010年危机稍有缓解，但至今仍保持约9％的高失业状态。这表明，潜在的、深层次的生产过剩危机并未消除。目前闹得不可开交的债务危机也不过是潜在的生产过剩危机的表现。美国严重失业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在上世纪80年代，趁高新技术发展迅猛之机，垄断资本家为追逐最大利润纷纷把关系国计民生的劳动密集型的制造、纺织、家电等实体经济转移到如中国等发展中国家，而把产值链较高的高新技术行业和服务业留在国内，导致了国内制造业空心化状态，从而大大减少了国内就业岗位。总之，美国失业的严重状况完全是美国的资本主义制度和产业结构调整的结果，而与人民币汇率低估完全无关。从实际情况来看，如果说美国失业的原因在于人民币汇率低估，那么，随着人民币汇率从2005年7月21日的8.26:1上升到2011年10月10日的6.35:1，即已上升30％的巨大幅度，美国的失业率就该相应地大幅下降。然而如刚才列举的数据所表明的，恰好是在这一时期，美国的失业率不仅未下降，反而大幅上升了。可见，美国企图以迫使人民币升值来解决国内失业问题，是完全没有道理的。
再从美国的大量贸易逆差来看，也不是靠提升人民币汇率所能解决的。因为从根本上说，美国的外贸逆差是由美国自己的产业结构和外贸结构所决定的；而且中国向美国出口的主要是因美国调整产业结构而空心化了的传统劳动密集型企业生产的如玩具、纺织品、家电产品或零部件等产品，因而与美国的国内产品基本上不存在互替关系，而是互补的，即中美两国贸易的互补性远远大于互替性。据统计，在美国从中国进口的产品中，有90％的产品如果不从中国进口，也要从其他国家进口，因此根本谈不上中国对美国出口抢占了美国产品市场，更谈不上形成对美国制造业的威胁，排挤了美国制造业工人的就业问题。何况中国出口物美价廉(主要是工资成本很低)的产品，大大减少了美国人民的生活费用支出，美国企业也大受其益。据大摩的调查报告指出，中国对美国出口，使美国消费者每年节省了1000亿美元，美国企业获利6000亿美元。不仅如此，中国向美国出口的产品中，有很多是由美国转移到中国的企业生产的，如果中国因低估汇率而进行的廉价出口获得了额外的贸易利益，实际有很大一部分也是美国企业所享有的。因此，美国以自己的贸易逆差为借口来逼迫人民币升值，不仅对美国无益，反而有损。
更严重的是，美国如果强行通过迫使人民币升值的法案，就必然加剧中美贸易战，干扰破坏中美正常的贸易关系，究竟鹿死谁手还是一个未知数。因此，美国参议院的这个法案，即使在美国国会也会遭到强烈反对。如众议院议长博纳就说：“美国国会以为能够通过一个迫使中国人做他们很难做到的事情的法案，我认为这样的观点是错误的、也是危险的，这可能会引发贸易战。”
其实迫使人民币升值对美国的利害得失本来是一清二楚的，美国的政客、“精英”也不可能不明白，参议院这时之所以要挥动汇率大棒攻击中国，正如他们过去一再使用声东击西的手法，以人民币汇率为谈判筹码来迫使中国在扩大开放金融市场和政府采购市场等方面作出让步，阻扰我国产品自主创新事业的发展，不断得寸进尺地侵占中国人民的利益一样，有其不可告人的目的。这样做一方面可以在面临国债信用评级下降、中国人民对巨额美元外汇储备的质疑之声日益高涨的形势下先发制人，挥舞汇率大棒来威胁并阻止中国出售、转移美元外汇储备；另一方面还有可能是为了转移其国内人民“占领华尔街”浪潮的视线和争取民心为赢得明年大选作准备。
不管美国的实际用意何在，对他们的种种无理借口，我们都要充分揭露。我国人民币的汇率政策一定要按照既定的目标来安排，即随着我国经济调整的逐步到位，逐步摆脱对外依附性的经济结构，真正建立起以公有经济为主体的独立自主的汇率机制，切实实现以供求市场为基础，参考一揽子货币，逐步调整汇率，直到最终确立以购买力评价为基础的公平合理的汇率水平。除此之外的任何要求人民币升值的意见都是片面的、于我不利的，因而是不能接受的。汇率政策事关国家的经济，我国绝不能听人摆布。美国即使通过什么法案，也无法改变我们捍卫国家的决心。
将我国经济从外需为主调整为内需为主
要减少世界资本主义危机对我国的可能重大影响，除了上面说的针对汇率问题的应对办法外，还需要从根本上改善我国经济，其中的关键是调整经济结构，使我国经济从外需为主调整为内需为主。这就需要我们在当前做好如下几方面的工作。
第一，最根本的是调整所有制结构，只要抓住和落实公有制为主体，很多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如果以公有制为主体，那么工
人的收入自然会上去。据统计，国有企业工资比私企要高40％－50％，这样国内两极分化的矛盾就可以大大缓解，也就不需要把那么多产品卖到国外去。
第二，调整产业结构。转变对外依附性的出口导向型产业结构。对于原来那些以外向型为主的产业，可以调整其商品的特点，从主要针对外销转向针对内销。同时加大力度发展军工，增强国防实力。西方发达国家发展高科技的经验就是通过发展军事工业和技术，最后带动民用技术的发展。
第三，在坚持对外开放的同时，提高对外开放的水平和质量。在利用外资上，过去对外资的优惠政策太多，现在没有必要继续实施这个政策了。引进的外资必须是能够提高中国技术水平的企业。对于那些垄断中国行业的外资，必须由国家出面收购，即使收购价格高一点也可以，这样才能打破外资垄断。据研究，现在中国有21个行业由外资垄断，这是绝对不能允许的。朱基早在1998年就曾讲到：“现在外国人向我们极力推销他们的剩余产品，全世界过剩的产品来这儿搞合资经营，就是想占领我们的市场，因此无论如何要提高警惕研究市场，有全局观点，不要总考虑局部利益，不要以为搞合资生产产品占领了市场，结果把别的省的国有企业搞垮了。所以现在引进外资，如果不是带来新技术、新品种，就不要再引进了，没什么好处。”另外，外资同样存在出售假冒伪劣产品等问题，国家对它们也要加强管理。
第四，用好用活我国大量的外汇储备。从利比亚战争可以看出，西方发达国家是绝对没有信誉可言的，我们不能寄希望于它们发善心，会给我们外汇储备保值。我们应立足于自己，尽快把过高的外汇储备用好、用活。具体来说可以采取如下办法使用外汇储备。
1、国务院责成中国人民银行让外汇管理局将一部分外汇储备无偿划拨给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由该部与商务部协商，用其中一部分外汇在国外购买中国急需的生活物资和生产资源。其中生活物资无偿或以优惠价格分配给困难群体；生产资源用作建立补充社会保障基金来源的国有企业投资。企业托管的所有权属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但归口由国资委统一管理。朱基任总理时，曾经将300多亿美元的外汇储备资产的利息交给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作为社会保障基金，可见这种办法是可行的。
2、由中国人民银行责成外管局将一部分外汇储备无偿划拨给国资委，其中一部分可以用于在国外直接投资和购买矿产等资源；一部分用于在国内壮大国企，比如扩大已有国企的规模或者新建国企；一部分用来收购在华外资企业，特别是那些控制中国行业的外资企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