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治理取得的成效篇1
关键词:治安效益必要性特征
中图分类号:D631.4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0)05-068-02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衡量某种工作的意义,常常与经济效益联系在一起。管理工作产生经济效益已经得到人们的共识,普遍认为管理出效益,管理方法科学则产量提高,经济效益增加;反之管理方法落后则管理混乱,产量下降,经济效益降低。治安管理工作是一项行政管理工作,实际上它是一种特殊的管理工作,是公共安全的管理,同样它也要追求效益。治安效益的研究,目前正在成为世界警察科学中一个值得重视的领域,我国公安工作如何讲究治安效益,已成为目前我国公安理论与实践应该加强研究探讨的课题。
一、治安效益在治安管理工作中的必要性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讲效益的经济,市场经济目标是:以尽可能少的投入,谋取尽可能多的利润。效益管理是现代化企业管理的重要成分。公安工作讲工作效率、讲办案质量,目的就是实现治安效益。治安效益是公安工作通过在保障公共安全与社会治安秩序的过程中所获得的社会实际受益,它反映了公安工作对国家、对社会所作出的实际贡献。为国家提供治安效益的是治安经济主体。
根据经济学理论,产出由投入和需求决定。治安投入的目的,是为了产生治安效益。社会治安状况就是治安效益的体现。同时,社会治安状况也往往是由在治安方面的投入和公众对社会治安的需求决定的,一定的经费和警力的投入,形成一定的治安资源,产生一定的治安效益。公众和社会对公共治安秩序的需求,可以形成一种促成政府向治安进行投入的决策压力。治安效益是公安工作保障国家、社会和人民的事业不断发展的重要因素。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本质,是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在国家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大好形势下,一些违法犯罪、治安事件、治安事故等治安问题仍然存在,人们不仅有对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不断增长的需要,而且还有对社会治安不断发展的需要。因此,国家还必须有治安保障行为,最大限度地减少治安损失,维护国家安全、社会安定和正常的治安秩序。
二、治安效益的内涵界定
效益是我国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一切工作必备的现念,效益是行为价值的体现。经济工作要讲经济效益,公安工作要讲治安效益,这是一个众所周知的问题。所谓治安效益就是指为满足社会成员对良好的社会治安秩序的需要而进行的资源配置活动与所取得的社会实际效益之间的比例关系,即治安经济主体对社会提供治安保障所取得的有效收益。它是通过公安工作在保障公共安全与社会治安秩序的过程中所获得的社会实际受益,其内涵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就其表现形式看,它反映的是公共安全效益的全部,是公安工作动机和效果统一的结合点。二是依其作用看,治安效益是公安工作在社会治安方面带来的效益。其实治安效益不仅维护了社会效益,还通过对自然资源、环境和物种的保护带来自然方面的效益。它能够促进政治效益、经济效益、法律效益和其它社会效益。因此,追求治安效益应当成为公安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它是对公安价值观的直接具体体现。
治安效益是社会效益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公安工作的保障功能产生治安效益,它是对公安保障工作成果的评价,它反映着公安成果与公安投入的比值。社会效益是人类社会实践有效成果的实际表现形式、是人的社会行为为满足社会的需要所创造的实际成果的价值体现。社会效益从性质上分,它是由两种基本的社会行为决定的,一种是建设行为,是创造物质、精神文明成果的行为,给社会带来建设性效益;另一种是保障,给社会带来保障性效益。建设需要保障,保障促进建设,两种行为互为依存,缺一不可。公安工作以自己的治安效益对社会的发展和自然界的发展都发挥了积极的促进作用。治安效益在体现着保障性效益的内容中,有可见的和不可见的效果,有形的和无形的效益,是公安机关在进行各种实践活动中收到的使社会受益的实际效果,社会受益的表现是起到了公安机关对社会提供安全保障作用。
治安经济主体通过自身的治安活动,可以给社会各方面带来实际的受益。一般来说,治安效益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第一,治安的经济效益。经济效益是经济活动中劳动耗费与劳动成果之间的对比,反映社会再生产各个环节对人力、物力、财力的利用效果,即经济效益=劳动成果的价值÷投入成本。与经济领域的其他投入一样,治安支出也存在着一个经济效益的高低问题,而且在大多数情况,追求经济效益最大化是治安支出活动首先要考虑的目标。第二,治安的社会效益。社会效益是指人类实践的有效成果的实际表现形式,即社会效益=获得成果÷投入消耗。社会效益具有公益性、社会性、客观性和增值性的特点。治安支出的效益最直接的白线就是社会效益。在某些情况下,政府必须把社会效益放在重要位置。治安管理工作通过维护社会治安秩序的活动,可以实现社会稳定、秩序良好、公众人身、财产安全能够得到保护的社会效益。第三,治安的政治效益。治安支出作为政府调节社会、经济的主要手段,在很大程度上体现着政府的政治目的。因此,治安支出的效益也就包含着政治效益这一内容。
三、治安效益的特征分析
治安效益具有一般效益的客观性特征,一旦形成以后,无论其有无与大小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但与一般经济学意义上的效益相比,治安效益具有自身的特质。
1.治安效益的社会公益性与保障性。治安效益是以国家、集体、公民的利益为出发点,维护的是国家的安全、社会的正常秩序,最终起到了巩固国家政权、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和安定的社会秩序的作用。与建设性事业所取得的建设性效益相区别,治安效益又是保障性效益,这是由公安工作的保障所决定的,它所表现的是建设成果所避免的损失,保障已有的社会劳动成果不受损失。
2.治安效益的非直接性,以折射形式得到反映。治安效益自身不是社会成果的增值,而是建设效益的保障。它是从对社会治安危害的否定中显示自身的社会价值,是借助建设效益避免的损失值来表现自己,从避免的损失值中显示了治安效益的值。在建设事业的发展进程中,治安危害会一定程度地影响经济效益,而一定的公安投入,会对治安危害形成限制作用,从而减少治安损失,使建设事业的经济效益因治安损失的减少而得到相对增值。人们需从曲折的过程中认识治安效益。
治安效益的许多价值只能在抽象的比较中才能显现。治安效益是一种潜在的隐性效益,有时不能立即显现出来。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的增值指标易于确切表达,人们也习惯于从建设的增值判断效益。然而治安效益要借助避免损失值折射地显现,使人们常常忽视治安效益的价值。如公安机关在破获了某盗窃案,将赃款、赃物全数退还失主,其避免损失值折射反映出经济方面的治安效益易于确切计算。然而,严密了防范措施,某些社区长期没有发生盗窃案。这实际上肯定了防范存在产生的治安效益,但也常常无法计算究竟避免了多少损失。另外,公安工作的某些保密性,也使其治安效益不能充分地显现出来。公安工作调整社会关系的成果,影响社会心理的成果,都不能直接计算。有些治安效益的潜在作用更是难以统计和估量。如开展治安巡逻,开展社会主义法制宣传教育,帮教失足青少年,安装报警设备等,预防了多少案件,减少了多少事故,使多少消极因素转化为积极因素等,都无法计算。这就带来对治安效益不易作出充分的、全面的、客观的估价,较难被社会认同。
3.治安效益的多样性与综合性。公安工作的价值与经济产品的价值不同,表现的不仅是货币价值,而是表现为多种价值形式,可以归纳为八个基本方面的治安效益,即政治方面、经济方面、思想文化方面、公民权益方面、社会秩序方面、社会心理方面、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方面、社会福利保障方面等。公安工作的一个成果,可以有多方面的治安效益表现出来。如打掉了一个地区横行一时的犯罪集团,惩治了邪恶,伸张了正义,同时产生的治安效益还会宣传法制,教育群众,防止了经济损失,防止了人身侵害,制止了精神污染,挽救了一批失足者等,形成综合性效益。在这个综合性链条中又形成了直接效益与间接效益相衔接的系列,带来多种社会效益的综合反映。
4.治安效益的延伸扩展性。治安效益对公安工作的作用表现在良好的治安效益不仅能起到遏制违法犯罪的作用,而且往往能促成社会组织、社会各有关部门和广大人民群众关注治安,自觉维护社会治安,同违法犯罪作斗争。比如,公安机关开展的某项专项行动,是有针对性、有侧重点的,不可能兼顾方方面面,然而治安效益一旦形成,其工作绩效就会延伸到社会各个领域。打击某类犯罪可以促进预防犯罪,整治特种行业可以改善服务行业的秩序,专项整治可以带动综合治理等等,从而获得更大的治安效益。治安效益还可以弥补公安投入,是通过公安工作的内部循环转化为社会循环来实现的,即公安机关的各项工作投入换取了预想的治安效益之后,由于治安效益所具有的延伸扩展性,使公安工作继续发挥影响。例如某一行业因治安秩序不好,公安机关进行了突击整治,使秩序迅速改观,社会有关部门借助公安机关的工作惯力实行有效管理,不再依靠公安机关的力量也能维护良好秩序,这就在客观上减少了公安机关的投入。
四、治安效益的分类及其意义
治安行政管理工作能否取得治安效益及其治安效益的大小是多少,取决于投入治安经济主体的四个基本要素的状况,即治安组织要素、治安意识要素、治安实物要素以及治安信息要素。在某项具体的治安工作上,其投入要素的状况是具体的,其发挥不同的作用,从而形成多种不同类型的治安效益。
1.以成果与投入要素相比,治安效益分为:正效益,即治安要素充分发挥作用,取得积极成果。负效益,即发生差错,给社会带来一定危害。如对策上失误造成不良影响和后果。无效益,即没有作出成果,投入要素形成无意的消耗。譬如,有的案件长期没破,这在公安工作中也是不可避免的。
2.以效益作用的时间为标准,治安效益分为:即时效益,如制止一起盗窃案件发生。短期效益,即公安工作对社会发生短期效用的治安效益。比如,经过一段时间对“黄”“赌”“毒”问题进行专项整治后,这些违法犯罪行为有所遏制。长期效益,即对社会发生长期效用的治安效益,如有些小区由于建立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已经数年没有发生严重刑事犯罪。
3.以效益产生的阶段来分,治安效益分为:事前治安效益和事后治安效益。前者指在治安危害行为实施之前即采取防范措施,制止不法行为的发生;后者在危害发生的情况下,通过一发处置形成的治安效益如将违法犯罪分子抓获(法制方面的治安效益),将赃款、赃物追缴(经济方面的治安效益),制止了继续违法犯罪,防止不良后果的蔓延和扩大。
4.以效益的因果关系为标准治安效益分为:直接治安效益与间接治安效益。前者是指治安行为带来的成果所形成的第一层次的治安效益。例如公安机关查破一起侵财案件,其直接效益是制裁违法犯罪分子,挽回部分经济损失。直接治安效益是治安成果的第一结果,又是间接治安效益的导因。实际上间接治安效益比直接治安效益意义更重要,公安工作常常把间接治安效益的追求作为长期的工作目标。但是,效益越是间接,越抽象,越模糊,对其评价就越困难。
治安效益是公安机关为社会提供安宁秩序保障所获得的效果和利益,是公安价值观的直接体现。研究治安效益,有利于提高公安工作的运行质量和工作效率;有利于提高公安工作的社会地位;有利于提高公安干警的素质,发挥公安机关的职能作用;有利于公安科学决策;有利于更适当地确定公安行为的基本要素的投入量,并尽可能地以较少的人、财、物的投人获取更大的治安效益。
参考文献:
1.李艳岩.治安经济学[m].法律出版社,2004
2.马丽华.谈我国公安工作要讲究治安效益[J].辽宁公安司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1(3)
社会治理取得的成效篇2
畜禽违法养殖主要是指在禁止养殖区内养殖，未依法取得营业执照、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未办理用地、建筑等审批手续，未通过污染综合治理达标验收，污物直接排放，使用违规食料、违禁药物和非法添加剂，环境脏乱差等情况。我市曾于年开展过违法养殖专项整治，取缔了一批不规范养殖场所。但近年来，由于诸多因素，我镇违法养殖依然存在，当前，食品安全形势十分严峻，质量安全事件接连发生，成为群众关心的热点和媒体关注的焦点，已引起中央高层领导的高度重视。我镇违法养殖现状已经影响农村生活、生产环境，影响全镇生态环境和整体对外形象，影响党和政府在人民群众心目中的威信，已成为群众反映强烈、舆论重点关注、久拖未决的突出问题。因此，必须下定决心予以坚决整治。这次整治目标是通过集中整治行动全面取缔违法畜禽养殖场所，拆除违章建筑并恢复原状，清除养殖场所环境污染，从源头上消除食品安全隐患，保障社会和谐稳定，为我镇社会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环境。
各村（社区）、各部门要统一思想、提高认识，从讲政治和构建和谐社会的大局出发，从执政为民、维护大多数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切实增强工作责任感和紧迫感，把这次整治工作抓紧、抓实、抓出成效。
二、加强领导，精心组织，形成齐抓共管的整治合力
为了加强整治工作的组织领导，确保整治工作取得实效，镇成立专项整治领导小组，由镇党委副书记、镇长任组长，镇党委副书记、副镇长和城西派出所所长任副组长。各相关职能部门主要领导为成员，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由镇农技站站长任办公室主任。
结合我镇目前违法养殖的现状，这次集中整治工作为期六个月，，分三个阶段进行：（一）准备发动阶段，成立工作班子，制定工作方案、目标及措施，中旬摸清各辖区内的畜禽养殖场所现状，查清违法行为，登记造册，下旬进行宣传发动，公布整治方案；（二）集中整治阶段，向各违法养殖场所发出《整治违法养殖告知书》，抓紧与当事人沟通，做好宣传教育工作，动员限期关闭，签订《限期关闭承诺书》，同时组织人员切断违法养殖的泔脚来源。对沟通无效不愿意限期关闭的及时制定整治方案，下发联合执法处理通知书。按照“先易后难”、“先零散、再集中重点突破”的整治方针，由镇违法养殖集中整治工作领导小组牵头，各村（社区）、各部门密切配合，形成合力对违法养殖场所依法采取强制措施，逐一拆除。对整治取缔后的现场要及时开展清理和土地复耕工作。（三）长效管理阶段，由镇整治工作领导小组对各村（社区）取缔违法养殖场所整治工作情况进行检查验收，并就整治情况进行通报，对整治工作不到位的进行整改。制定畜禽养殖长效管理工作制度，进一步明确镇、村（社区）和部门条线的职责，强化目标考核和责任追究，加强日常执法巡查工作，常抓不懈，防止回潮，巩固提高集中整治的工作成效。
各地、各部门要精心谋划，统筹兼顾，结合实际，多措并举，扎实稳妥地推进整治工作。按照“属地管理”和“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各村（社区）要明确责任，以首战必胜的信心，以更加扎实的举措抓好整治工作；镇农技、工商、国土、环保、公安、城管等职能部门，要从各自职能出发，迎难而上，积极配合，主动会同村（社区）会商整治策略，齐心协力做好整治工作。在整治工作中要注重整治过程中的合法性、安全性。要处理好集中整治与长效管理的关系，研究制定长效管理机制办法。
三、明确要求，狠抓落实，确保整治工作取得实效
（一）明确职能，加强领导。此次专项整治工作涉及面广量大，情况复杂。各村（社区）要成立以村主要领导为组长的领导小组，明确分工，切实承担起打击违法排污，保障群众健康、对当地环境和食品安全负责的法定职责，切实加强和改善区域环境管理；要制定实施方案，按计划、按步骤、按要求开展好整治工作，确保集中整治工作各项措施落实到位。镇建立整治联席会议制度，定期召开联席例会，通报整治工作情况，交流整治工作经验，会诊整治工作难题，研究部署阶段性整治工作。整治工作成效列入镇政府对各村（社区）、部门的年度考核内容。
社会治理取得的成效篇3
首先，做好一个综合执法的治理平台。过去条状“专业执法”模式，既产生了执法部门权责交叉、多头执法的体制机制性问题，又留下了部门之间执法合作的缝隙、出现衔接不畅、推诿扯皮等现象，形成执法盲点或空白，使社会治理效率降低。改革后，执法过程真正实现了“条块结合、以块为主”的新的综合执法模式，既形成了新的行政执法的体制机制和治理平台，又整合理顺了政府的执法权力清单，大大简化了执法流程，提高了执法效率，强化了社会治理效果，真正做到了“简政”，既方便了群众，又服务了社会。从这个意义上说，黄岛行政执法改革的最大亮点，就是形成了“综合执法”新的体制机制，改变了政府自身的“治理结构”，为“治理现代化”提供了一个创新性的改革样本。
其次，建立一支依法行政的巡查队伍。从根本上说，行政执法效果的好坏，能否取得群众的支持和满意，能否真正解决社会的矛盾、问题、纠纷、处理好“政社关系”、维护社会的稳定和谐，不仅需要一个好的体制机制，更为重要的是要有一支懂法律的高素质队伍。黄岛“综合行政执法局”的组建，一开始就把培养执法人员的“执法为民”意识放到重要位置，实现执法人员的全员培训。既在业务能力上实现执法人员的“一专多能”，又在思想素质、政治素质、法律素质、道德素质上实现执法人员，特别是一线执法人员素质的整体提升。可以说，通过突出依法行政的理念和实行执法队伍的准军事化管理，在一个好的治理体制机制的基础上，新区高素质的执法队伍建设，是新区良好的社会生态形成的关键因素。
最后，形成一套多元互动的治理体系。一个好的治理体系的形成必须基于全民参与及规则意识的形成。也就是说，要真正实现“有效治理”，形成治理“新常态”，就必须形成政府、市场组织、社会组织乃至个人多主体参与的“现代社会治理结构”，实现人人懂法律、人人讲规则、人人负责任的社会行为模式。只有这样，才能大幅度减少社会矛盾和纠纷，使问题不发生或少发生，达到既为行政执法减负，降低执法成本，又实现治理效果，还老百姓一个良好的社会生态的目的。在短短的半年时间里，黄岛综合行政执法局利用现代信息网络技术手段，既实现了对一线人员执法过程的实时监督，形成自身管理的“扁平化”，又建立了与社区参与治理平台的对接，强化了人人遵纪守法的社会宣传与教育，极大地提高了整个新区的治理水平，改善了治理状况，消解了一些治理难题。在依法治国的今天，这一做法对全国都有重要的示范意义。
社会治理取得的成效篇4
一、加强维护社会稳定和综治工作的领导，强化责任考核。
我局对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非常重视。年初，局党组会、办公会都明确将维稳工作和综治工作做为一项重要工作来抓，并就一年的综治工作做了具体安排，成立了局党组书记、局长赵以昭同志为组长的领导小组，并明确了单位一把手为综治工作第一责任人。局办公室负责综治工作的日常事务，并安排专人负责。同时局与下属各单位签订了目标责任书，将综治工作纳入岗位责任制考核的重要内容，与年终考评挂钩。
二、加强普法宣传教育，提高干部职工法制意识。
结合“五五”普法，组织机关干部职工进行政治学习，并要求全市民政系统要开展学习法律法规的活动，每季度组织干部职工上一堂法制课，重点学习《刑法》和《治安管理条例》等。广泛开展公民道德教育，在全局形成良好的学法、懂法、用法，团结邻里，和睦共处的氛围。对少数有纠纷苗头的干部，工会和人事部门能够及时出面协调解决，防止激化矛盾。一年来，没有发生过刑事案件和重大治安案件，无民事纠纷和黄、赌、毒现象，未发生任何上访事件和影响社会政治的事件。
三、积极为民解困，消除社会不稳定因素。
一是妥善做好军休工作。我局努力做好军休人员思想政治工作，积极落实军休干部的政治、生活两个待遇，反映军休人员意见和建议并做好调研，稳定军休人员的情绪，消除社会不稳定因素。二是落实低保制度，为维护社会稳定作贡献。严格执行《万源市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实施办法》，做到应保尽保，确保全市困难群众能享受低保待遇，保障基本生活。事实证明，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有效落实，能体现政府对群众的关怀，在一定程度上消除社会不稳定因素，有效地维护社会性稳定，促进我市经济快速发展。三是加强森林防火工作，确保烈士陵园及城区公墓安全。根据《森林法》和《森林防火条例》，我局下属相关单位严格按照属地管理原则，落实“谁主管，谁负责”的防火责任制，采取有效林业防火措施，健全应急预案，加强巡查监督，专人把岗监控，严防发生山火。四是执行管理制度，维护民政办公楼安全稳定。为全面贯彻落实维稳定和社会综合治理工作责任制，规范内部管理，加强巡查保卫，确保良好的办公秩序和治安秩序。实践证明，严格贯彻执行管理制度，一方面，提高了本单位干部职工的综治和维稳意识，内部管理基本做到“四无”目标；另一方面保卫工作得到加强，环境整治明显有效，综治工作实现“三有”，综治环境迅速改观，有力地维护办公楼的安全和稳定。
社会治理取得的成效篇5
一、对大学公共危机的认识从单项度向科学化转变
对大学的危机的认识是大学公共危机治理的价值基础，有什么样的认识就有什么样的治理方式。
1.什么是大学公共危机———从社会冲突到灾害事故
对大学的危机认识是一个逐步成熟的过程。在认可危机或者说确定危机的内涵上，我们正经过一个从狭隘概念到普遍认识的意义复归过程。从上个世纪贯穿整个60年代的美国校园运动，到1968年法国的“五月风暴”；从“”，到“一二•九运动”，大学的危机似乎总是与政治相联系。事实上，相当长的一个时期我们对大学公共危机的认识也一直是在社会冲突的层面或政治的意义上来理解的。对危机这种单项度的理解后果之一就是一旦重大自然灾害或事故灾害等危机来临，大学当局与政府的治理作为就显得十分尴尬。最突出的教训就是“非典”，当“非典”最早在北京交通大学和北京理工大学出现的时候，我们的封锁、隔离等措施的政府行为依据在后来就遭受到法律的质疑。因为在此之前我国的所有法律体系中都没有涉及紧急状态的条款，而《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只适用于动乱、暴乱或骚乱。行政自由裁量的法律依据何在？这种由于法治缺失而导致的行政自由裁量在多大程度上才能保证危机中的公众利益，特别是危机卷入者的利益？自由裁量的边界在何处？滥用行政自由裁量权是否会导致新的危机？另一方面，现代社会，各种频发的危机要求政府和大学当局采取不同的有效方式予以治理。但是，由于对大学公共危机的这种单项度理解也使危机打上了敏感的政治烙印，给危机治理套上了“意识形态”的枷锁，从而导致我们的大学当局和各级政府在自然灾害、重大事故等危机出现后由于担心危机的敏感字眼对社会结构和价值体系的冲击，或者是基于稳定和各方利益的考虑而不敢定性，进而不愿承认和公开。这不仅导致了政府、大学和公众在危机中处于更加紧张的恐惧状态，而且引起救援滞后，进一步恶化了危机，甚至是由于公众对救援的不满使单纯的事故危机发展为社会危机。和政治危机或社会冲突一样，任何危机都是对组织或社会既有秩序的冲击。重大自然灾害和事故对大学组织、社会秩序，以及既有价值观的颠覆有时同样具有强大的冲击力。危机在改变组织或社会的同时也在改变人们对危机的认识。为此，对危机的正确认识和合理分类就成为我们治理大学公共危机的首要条件。
2.大学公共危机的作用———从颠覆秩序到合理震荡
对大学公共危机的作用，我们习惯上认为它是对现行秩序和主流价值的冲击与颠覆，但事实上，大学公共危机并不仅仅是冲击主流价值和秩序，它还有促进大学与社会变革的作用。大学公共危机可以改变大学或社会的组织结构、社会关系和信念体系，从而为大学和社会的发展提供了一次进行变革、改进和创新的机会。而灾害危机或者事故危机也在爆发的同时，警示了我们的管理漏洞，为我们的“亡羊补牢”提供了条件。事实上，任何危机都是对大学、社会所存在问题的放大，也是对大学、政府和社会应对危机能力的考验和训练过程，我们治理危机的过程和对危机诱因的分析过程就是对大学、社会弊端的认识和修正过程，这对于大学的健康发展具有重要的导向作用。在危机挑战日益常态化的今天，我们应该更加客观、理性地认识危机的性质和影响，变危机为契机，把危机视为公共政策改进和完善的外部动力。就像法国的“五月风暴”最终启动了法国的高等教育改革一样，让冲突在体制内常态化和制度化出现反而会降低社会系统的压力，促进社会的动态稳定与制度改良。允许冲突存在并使之制度化，给社会带来震荡最小，从而起到积极的作用。[1]
3.大学公共危机的性质———从负面定性到全面解读
早期，我们对大学公共危机的性质认识仅仅停留在其负面影响的一维层次上，但事实上，大学公共危机还有使大学处于动态稳定的“安全阀”作用。著名社会学家L.a.科塞(Coser,L.a.)认为社会冲突具有社会稳定的“安全阀”效用。作为社会冲突的一种，大学公共危机尤其是大学的自然也具有这种“安全阀”的功能。科塞认为，通过冲突的过程可以把冲突各方面所产生的对立情绪宣泄出去，从而进一步维护已经形成的交往关系。因此，一个富有弹性、允许社会冲突存在并将其制度化的社会结构，就会将冲突（对立、分歧和敌意等情绪）分布到社会结构的各个方面，这种冲突就会对社会结构产生积极的作用，即促进社会的整合和社会结构的完善。而如果社会群体间的紧张不能及时释放，将会逐渐积累并达到这个社会所能维持的压力极限，并最终全面爆发。就像美国的社会，几乎每天都有游行示威或抗议，但是美国的社会结构不但没有出现断裂和尖锐对立，相反因为能够把社会结构所形成的压力随时释放，社会反而更加稳定。所以，大学组织与社会的适度紧张有利于大学自身与社会的改革和改良。使危机常规化、制度化，有助于不同群体之间的妥协、中和与团结，释放社会、组织、群体、个体之间的紧张关系，保持社会和组织的动态稳定，维护群体和个体的正常压力释放与利益表达渠道。因此，大学公共危机具有社会的“安全阀”和促进大学与社会进步与发展的功能。所以在社会生活中若无冲突的存在将是一种极不正常的现象，只有存在冲突的社会才具有生命力。[2]
二、大学公共危机治理的主体从政府或大学的单一性向多样性转变
大学公共危机治理的主体是指具体承担对大学公共危机治理责任和担当治理后果的组织。长期以来，我们的大学公共危机治理主体一直是政府，而有效的危机治理应是政府主导下的“政府―社会”二元制治理结构。
1.政府一元制危机治理格局的利弊
现实中，无论是中国还是外国，公立还是私立，大学都被认为是公共领域，所以大学公共危机治理的真正主体都是政府，而大学对危机的自我治理行为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来自政府的授权。但是大学在自身爆发的公共危机，或者是重大灾害事故面前，不管是其责任限度还是危机的范围，也不论是危机的诱因，抑或是大学的能力都决定了只有政府才能担当其治理的责任。这种政府的一元治理格局在大学公共危机治理中可以使行政意志和社会动员得以迅速有效的贯彻，从而提高危机管理的效率，特别是在自然灾害和突发事故面前，政府的强制动员能力和行政权力的科层化特征可以保障治理措施的高效实施，但是其弊端也是无法回避的。首先，这种一元制的危机治理格局使政府在危机中直接处于冲突的对立面。尤其是在面对大学的时，政府直接面对冲突，使得政府与大学之间缺乏足够的弹性空间和必要的缓冲地带，从而使危机的有效治理手段———协商与引导，以及必要的危机治理基础———互信与妥协等缺乏必要的介质，极易导致政府与大学或危机相关者之间产生零和博弈。它使得大学公共危机治理的范式日益单一。在这种情况下，政府要么漠视大学公共危机的蔓延，要么不得不采取强制措施，而这些将会在更深的层次上导致政府失灵和政策失灵，使得大学公共危机恶化，或孕育新的危机，这恰恰是危机治理的失效。其次，长期采用政府一元制的危机治理方式会形成一种个体和组织对政令的被动接受和对威权的消极服从习惯。而且个体合理诉求的表达以及组织对危机的吸纳性往往被视为个体或组织对政府的威压和侵犯，从而使这种合理诉求和组织对危机的吸纳被消解和压制。这种社会心理和政治环境容易导致社会、大学和危机相关者在大学公共危机治理中消极参与和被动接受的危机文化生态的滋长。这种危机文化使政府很难走出危机治理的逻辑怪圈：大学公共危机诱因的多元化和性质的多样化要求不同的主体，采取不同的方式共同承担治理责任，但是政府一元制格局下长期形成的危机文化又使其他社会主体缺位和弱小，要么不愿意，要么不能够承担危机治理的责任，这样政府就只得成为唯一的责任主体和“全能的上帝”，而一旦治理失败，政府的形象、威信，甚至是政府的合法性都将受到极大的质疑和挑战。第三，与此同时，在这种危机文化和社会心理态势下，除非发生严重的意识形态冲突，其他类型的危机都有可能被简单的管理所湮没。由于忽视其他危机而致使危机得不到及时解决和化解，要么长期积淀最后在某一点上总爆发，要么形成组织和个体的基本行为习惯，使得危机治理的成本被进一步扩大。
2.市民社会发育与大学公共危机治理主体多元化
一个成熟的市民社会是现代化国家的标志之一，也是社会良性运行的标志。市民社会发育成熟的主要标志就是社会第三部门，即非政府组织（nGo）的高度发达。事实证明，有着发育充分的第三部门是大学危机治理赖以实施的社会基础。现代意义上的公民社会是一种建立在公民自利和契约、协商基础上的多元化社会，其中政府部门、市场部门和第三部门是构成公民社会的三个基本社会部门。治理理论认为，任何治理都是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的合作、政府与非政府的合作、公共机构与私人机构的合作、强制与自愿的合作。同时，“有效的治理”或“善治”的本质特征就在于它是政府与公民对公共生活的合作管理，是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的一种新颖关系，是两者的最佳状态。大学公共危机治理也是这样。在大学公共危机治理中相关的社会第三部门是连接政府与高校、大学与市场、大学与利益集团、组织与个体的“缓冲器”，它在高等教育管理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发挥着重要作用。因此，形成一个完善、健全和中国化的市民社会对大学公共危机治理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具体包括：第一，大学公共危机治理中有关社会、经济、文化等各种危机诱因的解决单靠政府运用权力、制定政策，其有效性和可行性值得怀疑。充分培育并发挥市民社会的功用，既可以医治“政府失灵”和“政策失灵”，又可以整合社会力量，调动社会各领域的积极性，因此在效率和正义上都是优化的。第二，各种相关的社会第三部门参与大学的日常管理，使得其管理方式趋向于民主与协商，价值取向则更多地倾向于对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平衡。而第三部门的基于公民自我管理理念的参与管理格局也使其自身对大学相关事务的管理具有足够的合法性，这样就降低了危机发生的几率。而一旦危机爆发，政府与大学之间也就有了一个缓冲地带，此时，政府是以调解、协商的身份，而非冲突中的对立者身份参与大学公共危机治理，这样就为政府的治理行为预留了较大的回旋空间，使得可供政府选择的治理方式更为丰富。第三，大学公共危机中，第三部门作为非政府组织的自发性以及在组织共享价值观基础上对其成员产生的归属感，使得它们具有较大的号召力和影响力，此时，在理智、平等、互信、协商等基础上与它们沟通，则可以使它们最大限度地发挥组织对冲突的吸纳和消解作用。第四，在大学公共危机中和危机后的善后工作中，第三部门可以通过其不同的职能定位发挥相应的平息与救治功能。比如心理协会对危机伤害者的心理干预、红十字协会对灾害中的伤员救治等。第五，日常的政府、大学与第三部门之间建立起来的稳定和平等的伙伴关系，使第三部门的利益与政府或大学的利益息息相关，面对危机，就很容易产生政府、大学与第三组织之间的良性互动。
因此，一个完善而有效的大学公共危机治理主体结构应是政府主导下的“政府―社会”的二元制治理结构。但是，需要指出的是，尽管第三部门对大学公共危机治理作用重大，可是我们与大学相关的社会第三部门培育还存在着很多问题。表现在与大学相关的社会第三部门的数量较少且独立性差。很多的社会第三部门都与政府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有的是通过政府自上而下建立起来的，有的甚至本身就是政府机关的下属机构，这样其组织属性很难得到社会的认同，所以，这些社会第三部门在大学公共危机治理中就容易丧失公信力。比如我们大学中的学生会，从理论上说，它属于社会第三部门，但是一旦大学爆发，由于浓厚的官方色彩，其作为社会第三部门的作用就很难发挥，有时候它还不如一个老乡会或者足球协会发挥的力量大。还有，大学组织中的nGo组织功能弱小。由于我们大学的现行管理体制和管理理念，使大学内部的nGo先天发育不足，各类教师和学生社团参与管理要么是流于形式，要么是被边缘化。
三、大学公共危机治理从伦理缺失到伦理回归
现代危机治理理论认为，只有同时顾及对个体及其主体价值的尊重，只有个体的主体意识被唤醒，人们才能主动地去承担危机治理的风险和责任，而不是被动地参与或机会地逃避。因此，现代大学公共危机治理的价值变迁还包括危机治理的伦理回归。
1.治理价值———从事本到人本的转变
在人本化的大学公共危机治理中，需要处理好个体、社会组织、大学、政府之间的关系。大学公共危机治理既要充分体现每一个个体利益的独立性和不容侵犯性，又要具有使个人的利益取向和价值行为社会化的引导力。也就是说，它既不是只注重集体利益而忽视个人利益的所谓旧集体主义价值观，也不是只注重个人利益而忽视他人和集体利益的利己主义价值观，而应当是注重社会和大学长远的、整体的利益，并为社会每一个个体利益的济护创造有利的条件，并最终有助于个人利益、社会组织利益以及公共利益的充分保护的全新的集体主义价值观。大学公共危机治理的伦理回归主要表征之一就是危机治理从“事本”走向“人本”。它主要表现在：第一，大学公共危机治理中的“生命第一原则”。危机中生命价值优先于物质价值，这是以人为本的最基本内涵与要求。“非典”等公共危机治理成功的经验之一就是对大学生生命权的尊重，从而赢得了社会和危机中的个体的理解与配合。第二，大学公共危机中个体利益和权益不容侵犯。忽视个体实际利益的公共利益维护过程，其结果是难以实现人们对权力行使的允直允公。[3]大学公共危机中，基于公共利益或集体的需要对个体利益采取的紧急避险行为所造成的损害必须赔偿。因为，个体的合法权益不容侵犯。第三，个体对所处的危机环境的知情权。个体对其所置身的危机环境和可能造成的生命财产损失有权知道，政府有责任提供及时周详和准确的信息。因为人民有权知道，危机中，他们的政府正在和已经做了些什么。这也是现代危机治理的必要条件之一。“非典”中，前期的消息封锁使在京的大学生无从知道事件的真相和政府的态度，于是选择逃离京城就只能成为他们唯一的自护行为。而在2003年4月20日以后，由于消息的公开和真实，大学生的行为就显得相当的理性了。第四，个体对于他人的生命财产同样负有维护和不损害的责任，对国家利益和公共利益负有维护和不破坏的责任。这不仅是对个体利益保护的普遍需要和推衍，而且这本身就构成了个体的价值自我提升的过程。[4]人们在危机中而采取的责任应对和德性举措为大学的危机治理提供了持续的社会动力，这个动力构成了大学公共危机治理的道德基础。
2.方略选择———从经济理性到道德理性
大学公共危机不同于一般的社会危机，大学所特有的地位、性质、形象、社会影响和社会动员能力也使大学公共危机的治理有别于一般的社会危机治理。对大学公共危机治理方略的选择体现着治理主体的伦理意识，从最初的治理手段和途径的工具性到今天关注治理手段的伦理性；从关注危机治理的经济成本到重视危机治理手段的德性，大学公共危机治理的方略选择同样走过了一条曲折的伦理回归之路。所谓大学公共危机治理的经济理性就是仅仅从危机治理的成本———效益出发选择治理路径，而不考虑到手段本身的伦理尺度。大学公共危机治理毕竟是一种政府或社会行为，因此它也就必须要考虑治理的成本问题，否则低效的治理不单使危机治理效果微小，成本增大，而且也很容易引起社会的不满。但是，由于经济理性本身的缺陷，它必然导致治理主体之间、冲突的各方之间、危机的利益相关者之间产生紧张博弈，在行为方式和政策设计上采取“纳什均衡”。这样，间接上反而增大了“交易成本”，导致治理低效和政府失灵。这种治理路径选择固然考虑了危机治理的眼前成果与行政成本，但是由于未能顾及到大学公共危机的特殊性，不能做到标本兼治。所以它在取得有限效果的同时，势必要付出更大的后续成本，或导致更大的危机爆发。道德理性是一种价值理性，是观察、审视、检讨生活实践中的各种选择、现象的一种独特的视角与视野。作为与事实判断相对应的价值判断、价值考量，可以揭示出蕴涵在事实中的道德实然与道德应然之间的差距，为人们的行为选择指明方向。它可以对人们的行为选择及其结果的价值合理性做出裁决，从而促进人们的行为选择不仅应具有技术合理性，而且应具有道德合理性。[5]道德理性的突出特征就在于其社会性和公利性。大学公共危机治理中单纯的经济成本意识，即治理手段的经济理性固然有其成本意义和工具价值，但是，在以人为本日益成为社会共识和大学的地位与影响越发重要的今天，如果不能将道德理性作为危机治理的方略选项加以考量，它不但不能消弭危机，反而会诱发和恶化危机。规避大学的社会性危机或者使大学的突发性公共事件不至于扩散成为社会性危机，重要的一点就在于大学危机治理的政策，即方法选择要适合大学组织系统历经几千年所确立的组织行为方式和心理需求。在治理方略的选择上，必须兼顾，甚至是优先考虑治理路径的道德理性，即从标本兼治、爱护大学的角度选取治理路径，尊重大学的学术自由和大学自治，包容大学的批判，默许和宽容大学的适度“越轨”。因为大学毕竟是“国家公器”和“社会良心”。
社会治理取得的成效篇6
论文关键词：教育；基本情况；格局；分析
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的不断扩大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我国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日益多样化，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和差异性日益增强。这些变化有利于当代大学生树立自强意识、创新意识、成才意识。但同时也带来一些不容忽视的负面影响。一些大学生不同程度地存在政治信仰迷茫、理想信念模糊、价值取向扭曲、诚信意识淡薄、社会责任感缺乏、艰苦奋斗精神淡化、团结协作观念较差、心理素质欠佳等问题。面对新形势、新情况，高校思想政治理论教育工作如何适应新情况、新变化，这是摆在高校广大教育工作者面前的一项极其紧迫而又重要的历史任务。
l当前高校思想政治理论教育的基本情况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教育包含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思想品德教育”和“形势与政策教育”三个方面。从目前我国高校思想政治理论教育的基本情况来看，具体表现为“四个”并重：
1．1理论教学与社会实践并重
课堂教学是高校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理论教育的主渠道，取得了巨大成绩。随着时代的发展，单纯的课堂教学已经无法适应大学生的思想实际。由于大学生对当今的社会现实了解较少，在掌握理论知识与社会现实的认知上还存在一定差距，有鉴于此，高校都能把大学生的思想政治理论教学与社会实践结合起来，把专业知识教育与思想政治理论教育结合起来。高校每年都能利用寒暑假，大力开展支农、支边、支医、支教等社会实践活动，把大学生的思想政治理论运用到社会实践中去，在实践中锻炼和提高他们的思想政治素质。所以，目前高校基本上都能把思想政治理论教育延伸到社会实践中，做到理论教学与社会实践相统一，引导大学生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成才之路。
1．2虚拟环境与现实生活并重
当今的网络发展迅速，网络的虚拟性特点日益突现。在网络这个虚拟环境中，大学生可以通过网络平台，让自己的思维和想象在网络世界中自由翱翔。正因如此，高校都非常重视利用网络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理论教育，建立了思想政治理论教育网站。但是，伴随着网络的发展和广泛运用，网络的虚拟性与社会的现实性相脱节的倾向也越来越突出。一些大学生为了逃避现实，整天沉迷于网络世界，在网络的虚拟环境中不能自拔，甚至走上了违法犯罪的道路，给家庭和社会造成了巨大损失。
应该说，“网络技术等现代传媒技术的发展，给大学生的生活、学习和思维方式带来了深刻影响。为了迎接这一挑战，要及时建立宣传网站并设专人维护更新，深入探讨理论问题，剖析社会现象，铸造大学校园中马克思主义理论研讨的精神家园。”所以，我们要做好网络虚拟环境教育与现实生活环境教育的统一，注重引导当代学生健康成长。
1．3个性张扬与共性要求并重
当今高校把以人为本、以学生为本作为基本的价值取向，充分尊重学生的自由和个性，让学生的个性得到充分的张扬，为学生“人人都是人才、人人都能成才”营造良好的校园氛围，这是思想政治理论教育的一个新的转变。现在，高校不再把学生仅仅当作被动接受知识的容器，而是在尊重学生个性的同时，充分发挥学生的独创精神，使学生心悦诚服地接受正确思想和理念。与此同时，高校在张扬学生个性的同时，也非常注重对学生进行思想政治理论教育，使学生明白个性与共性相融合的道理。所谓共性，就是党和国家的要求和社会的主体规范，是每个公民都必须遵守的基本准则。所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教育非常重视学生的个性与共性有机统一，重视引导大学生在张扬个性的同时，又合乎社会的规范，使大学生能够正确处理好自己与他人、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实现自身的和谐发展。
1．4国内形势与国际环境并重
当今世界是开放的世界，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发展同样也需要中国。可以说，我国现在出现的许多问题和矛盾，都与世界息息相关，我们再也不能孤立地、静止地去看待中国的国内问题。同样，随着我国的飞速发展，世界上的许多事情和问题也与我国休戚相关，如果我们在国际事务中对一些问题处理不当，将对我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产生极为不利的影响。所以，新时期我国在处理重大国际事务时，都采取非常慎重的态度，妥善处理好方方面面的利益和关系，目的就是为我国的和平崛起创造良好的国际环境。因此，高校都非常注重把国内问题放到国际环境中去考量，把国际上的相关问题放到我国具体实际中加以分析，从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文化多元化的全球视野，对大学生进行全方位的思想政治理论教育，培养学生具有全球性的战略思维和世界眼光。
综观当前高校思想政治理论教育的基本情况，学校思想政治理论教育已取得了明显成效，使得当代大学生的思想主流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大学生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高度认同‘以人为本’和‘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对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中央领导集体非常信任，对党和政府近年来领导人民进行改革和建设取得的成绩高度肯定，关注国际国内经济政治形势，对我国保持政治稳定，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充满信心，关注和支持高等教育的改革和发展，对加强高校学生管理，提高教育教学质量，加快教育改革步伐等寄予较高的期望。他们人生观、价值观的主流积极向上，务实进取，爱国热情很高，竞争意识和维权意识明显增强，成才愿望非常强烈。整体心态平和，能够比较客观、理智地观察分析问题。”
2当前高校思想政治理论教育存在的薄弱环节
当前，高校思想政治理论教育总体情况是好的，是值得肯定的。但我们也必须清醒地看到，目前高校思想政治理论教育还存在不少薄弱环节，主要表现在：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实效性不够强，学科建设与教材建设滞后；思想政治教育与大学生思想实际结合得不够紧密；思想政治理论教育没有较好地贯穿于专业教育教学的全过程；学生管理工作与形势发展要求不相适应；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队伍建设亟待加强等等。具体来说，有以下几个方面：
2．1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针对性、实效性不强
当前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内容理论性是非常强的，这固然有其好的一面，但是在强调理论性的同时，大量的新鲜事物和人类创造的文明成果却没有及时吸纳进来。一些教师还是采取满堂灌或说教式教学方法，使许多原本生动、有力的事实在学生听来都变得索然乏味。一些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基本上是一本教科书、一个教案、一支粉笔的教学模式，没有运用现代教育手段，没有把许多最具说服力的音像资料和数据运用到教学中去。
现代化的远程教学、多媒体教学手段运用得不够，教学手段陈旧，从而影响了思想政治理论教育的吸引力、感染力和说服力。所以，我们要紧密结合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实际，加强思想政治理论教育的实效性，“实效性是思想政治教育的直接目的和最终目的，也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出发点和归宿。没有实效性，一切思想政治教育都会没有任何意义。”
2．2思想政治理论的学科建设、教材建设、网络建设比较滞后
虽然思想政治理论的学科建设、教材建设、网络建设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应当看到，思想政治理论与纯专业的学科建设、教材建设还有较大差距，所取得的成绩还不尽如人意。从目前实际情况来看，以前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只当作法学类或政治类的二级学科，没有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一级学科加以建设。因此，在学科建设上就难于做大做强。另外，在学科划分上也不够明确，有时候把该学科划到政治学类，有时候又划到法学类。教材建设、网络建设还不完全配套，权威性教材较少，部级、省部级精品课程还不多，在全国有较大影响的思想政治理论教育网站非常少。上述情况存在都势必影响到思想政治理论教育的广度、深度和效度。
2．3学校教育、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还没有完全形成合力
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社会教育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需要全社会共同参与、合力打造才能完成，那个环节出了问题都会影响全局。客观地说，思想政治理论教育的学校教育方面还是做得较好的，学校教育能够把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政策传授给大学生，并能最大限度地做到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导之以行。所以，大学生也基本上能够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内化为自己的实际行动。但是，目前的家庭教育、社会教育还没有与学校教育完全形成合力，甚至在某些方面还起到了许多负面作用，使得学校教育与家庭教育、社会教育形成强烈的反差，再加上社会上出现的一些新情况、新问题、新矛盾，致使一些学生认为学校教育是唱高调、是脱离实际的说教，从而严重影响到学校教育的效率，大大抵消了学校教育的效果。
社会治理取得的成效篇7
【关键词】制度执行治理能力委托
【中图分类号】C936【文献标识码】a
2014年2月17日，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全面深化改革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了重要讲话，指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一个有机整体”，是“一个国家的制度和制度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该科学论断说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一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的实现，不仅需要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需要提升制度的执行力，使制度的效能在实际运行中真正得以有效发挥。近年来，随着改革的日益深化，我国关于改革和发展的各项制度在科学性上得到了切实提升，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等领域的制度建设稳步、有序推进，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在整体架构和具体安排上均日趋成熟。在这样一种现实背景下，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目标，就更主要地取决于各项制度在现实中能否按照最初所预设的那样得到有效执行。可以说，今后在全面深化改革进程中，通过提高制度执行力，来促进国家治理能力的提升，成为国家治理体系全面发挥其自身应有作用，继而加快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的关键因素。
然而，尽管从总体上来看，自实施改革开放以来，党和国家有关改革发展的各项制度在各个层面都得到了较为有效的执行，但是地域大国、人口大国等现实国情所决定的多层级政府共同治理的架构，使得“委托问题”一直存在于上下级的政府关系之中。其具体表现为，在缺乏切实有效的监督和问责等机制的情况下，作为很多制度的实际执行主体的地方政府，为实现与作为委托主体的中央政府所“不一致”的最大化目标，经常出现越权、缺位等问题，进而使得其中的一些制度在执行过程中偏离了党和国家最初所预设的路径，执行不到位、不彻底、甚至完全得不到执行等情况时有出现。可以说，经济分权是理解转型期中国的基本制度背景①，其不仅一定程度上造成制度执行效率的低下和制度效能的更为充分发挥，而且也影响了改革发展的实际进程。积极创新政府职能转变过程中职能部门的管理模式等，能够有助于提高政府部门在推动改革过程中的执行力，降低成本。②
全面深化改革进程中，“多元共治”成为核心的治理理念，除各级地方政府外，企业、nGo（非政府组织）以及公众个人在很多时候都成为国家和社会的实际治理主体，也即成为制度的执行主体。而随着社会价值选择越来越多样化，社会主体之间在利益诉求、最大化目标等方面变得更加复杂多样，这无疑助长了委托问题出现的可能性，应引起足够重视。
制度执行力与国家治理能力的内在统一
国家治理能力是“运用国家制度管理社会各方面事务的能力，包括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等各个方面”。如果说国家治理体系是治国理政的制度体系的话，那么对于国家治理能力，就可理解为国家和社会治理主体通过应用治理体系而参与治国理政的能力。遵循着这样的逻辑，在中国的语境下，国家治理能力就是善治背景下多元治理主体应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对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领域的各项事务进行管理的能力。这其中，作为治国理政的各项制度，不仅对国家治理体系的架构做出了本质规定，而且为国家和社会治理主体开展相关的治理活动提供了手段和工具，使相关治理活动在现实中的有序展开和推进成为了可能。因此，通过不断完善治国理政的有关制度安排，是逐渐搭建起完整的支撑现代国家运行的制度结构，以及促进国家治理能力不断提升和最终走向现代化的必要基础和前提。
但是应该注意的是，现实中，即便制度设计和构建得再科学完善，倘若没有被国家和社会治理主体按照预定的路径加以运用和实施，那么制度注定将形同虚设，难以实现预期的目标和发挥应有的效能，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也就无从谈起。
另一方面，从内涵来看，制度执行力就是指制度本身所具有被执行落实的强制力、执行效力以及相关组织在执行相关制度时的执行力量和执行效力。③也就是制度执行主体对制度的有力执行。因此可以说，制度执行力与国家治理能力两者之间有着内在的统一关系。更确切地说，强劲的制度执行力，是实现高水平的国家治理能力的根本前提。
改革进程中的委托问题
关于委托关系。20世纪30年代，美国著名经济学家伯利和米恩斯进行的一项研究发现，企业所有者兼具企业经营者的身份，存在极大的弊端和隐患，在此基础上两位经济学家提出了“委托理论”，倡导将所有权和经营权相分离，使企业的实际所有者在保留对生产经营剩余的索取权的情况下，将经营和管理企业的权利让渡给企业的“实际管理者”，以促进企业的实际管理者通过加强管理、改善企业效率等来实现企业经营利润的最大化。该理论的主要观点是：委托关系的产生及产生的必要性，在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企业规模化生产的出现。例如，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促进了社会分工的进一步细化，而绝大多数的社会资本所有者，由于自身知识水平，以及能力和精力上的限制，使得其在现实中没有能力全面地行使其所有者的权利。而专业化的分工，又促进了具有专业知识和技能的企业管理经营人员的产生，与资本所有者相比，他们更加有能力和精力行使好管理经营企业的权利。
该理论同时认为，在信息对称的情况下，人的举动和行为是能够被日常观察到的。因此作为委托人的企业所有者，可以根据其自身所观测到的人的行为，针对人制定有效的激励和约束措施。而在这种情况下，人就将按照委托人的意愿展开管理经营活动，并实现委托人所期待的最大化目标。此后，新制度经济学派将该理论从企业进一步扩大到了整个社会领域，即认为制度制定者和实施者发生分离后所可能产生的问题，也可从委托关系的角度加以分析。
但是，新制度经济学派所开展的相关研究和论证还发现，在委托关系中，委托人与人两者的效用函数往往是不一致的。例如，作为一个资本或企业所有者的委托人，更多是从纯粹的经济利益的角度来考虑问题，因此更主要是追求自身财富最大化；而作为实际管理或经营者的人，则更多是从效用的角度来考虑问题，因此所追求得往往是工资津贴收入、奢侈消费和闲暇时间等要素总和最大化。所以，在委托人和人之间，必然存在着利益上的冲突和分歧。
进一步地，新制度经济学派的有关研究还发现，在现实中，信息对称的情况是极少的，更多时候，在委托人和人之间，往往存在着较为严重的信息不对称问题，而且交易成本又是大于零的。这意味着，为了实现信息对称，往往要产生较高的交易成本。所以，因交易成本所带来的限制，将使得委托人发现，准确地观察人的偏好和行为，继而制定有效的激励和约束机制，成为了一种偏离帕累托最优的选择。另一方面，在缺乏有效监督的情况下，人会产生实现自身效用最大化的动机和行为，并最终损害到委托人的最大化利益，也即产生了委托问题。
改革中委托问题的出现。在央地关系框架下，应该说，委托关系在我国的政府间长期存在。但是在计划经济时期，有关经济社会发展政策，完全是以行政指令的方式下达给各级地方政府，因此在央地关系中，中央的行政指令是其中的唯一变量，地方政府部门并没有实际的决策权和与中央所不一致的最大化目标，其集中的表现就是地方政府并没有掌握一定的财权。因此，地方政府在开展经济社会建设活动中，与中央所指令的保持着高度一致性。单纯就当时的制度效率来看，中央制定的有关制度，在地方基本得到了切实而有效的执行。
然而，自实施改革开放以来，央地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发生了改变。特别是“放权让利”改革，一方面使地方政府承担了推动地区经济发展的重任，另一方面相应给予了地方政府在经济社会建设和资源分配上的一定决策权。在这一过程中，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从单纯的“行政隶属”转变成了“契约关系”。当然，这种契约关系的形成有其合理性和必要性，实施改革开放后，面对越来越多的对于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的社会需求，以及面对众多经济社会资源、产品等的调节和配置，仅仅依靠中央政府部门，注定将是无法实现的。也正因此，中央通过给予地方一定的权利并使其承担相应的义务，促成了两者之间的契约关系。
与此同时，在“放权让利”改革过程中，央地间的最大化目标事实上也发生了偏离，对于中央政府部门而言，更多是从全局出发，考虑如何实现整个社会利益和社会福利的最大化；对于地方政府来讲，则更主要是为了推动地区经济的高速增长，以实现税收以至自身收益的最大化。加之当时对地方政府的考核主要以GDp总量和增长为标准，因此地方政府追求经济增长的动机无疑进一步得到强化。
而从对于各种信息的获取上来看，在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现实中存在着较为严重的信息不对称情况，因中央政府获得地方经济社会等领域的信息往往要面临较高成本，使得中央政府在委托关系中由于缺乏足够的信息收集量而处于信息劣势；地方政府则凭借其自身的地域优势掌握着大量的信息，因此处于信息优势地位。④凭借信息优势，地方政府经常在行为上出现偏离中央政府意愿和初衷的举动，对中央有关制度视而不见、执行不规范等情况时常发生。
总之，处于转型期的中国社会，存在较为普遍的“有令不行、有禁不止”“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约束有效、监督乏力”等制度执行不力的问题。⑤如为了实现地方利益的最大化，地方政府对区域性公共物品和服务的供给不足，对区域性公共事务和公共问题采取“不理会”和“不作为”的态度，对区域性公共资源和设施采取偏离帕累托最优的过度使用等等，以至于在推动地区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也带来了一些较为棘手的经济社会问题，降低了经济社会整体的运行效率。
“多元共治”下的制度执行难题。随着国家治理现代化这一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在十八届三中全会被提出，政府、企业、nGo、社会公众等作为治理主体的身份越来越得到强化，在这样的背景下，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委托关系变得更加复杂，其不仅存在于不同层级的政府之间，而且存在于政府与企业、政府与社会组织、政府与公众等不同的国家和社会治理主体之间。当然，这种“多元共治”的治理格局，不仅有利于引导更多的社会力量参与治理活动，而且有利于更为广泛地调动各种社会资源。
然而，互联网信息技术在近年来的飞速发展，并没有解决社会上所存在的信息不对称问题，虽然高速发展的互联网使得信息的获取变得更加便捷，但面对海量信息，人们在阅读方式上却逐渐出现了碎片化倾向。不同社会个体之间，所获取和掌握的信息往往不同。近年来不断波动的中国股市，就是信息不对称问题的直接体现。
与此同时，多元化的时代，不同社会个体之间的价值判断和选择日趋多样化，也并非单纯地追求经济意义上的利益最大化。相比之下，其更多是从效用最大化的角度来作出决策和行为，而且其自身的效用函数，也包含了越来越多的具有个性化特征的要素和变量。这使得有关制度被制定后，相关治理主体往往会有意识地按照自身最大化的目标对其进行选择性执行，并造成制度执行不力问题。现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各个领域甚至各行各业，其制度化建设、法制化建设、规范化建设均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制度的空白点越来越少，但是制度的执行效果却不甚理想。⑥
提高制度执行力的对策措施
激活“沉睡”的制度，高效、规范地执行富有“生命力”的制度，唯此才能在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进程中，实现制度的真正效能，以更为有效地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具体而言，为有效解决委托问题，提高制度执行力，可从以下三方面着手。
提升制度执行的可操作性。制度执行过程中所必须要付出一定成本的现实，是影响制度执行力的重要因素之一，故而也成为影响制度最终发挥其自身应有效力的关键环节之一。因此当制度被设计和构建出来以后，有关部门要在制度的运作机制、制度执行主体的配置等方面做出科学、明确、具体的安排和规定，以此降低制度执行成本，进而促进国家和社会治理主体规范、高效地执行相关制度。
强化问责机制。虽然新制度经济学派强调了以道德为核心的非正式制度在规范个体行为方面的重要性，但仅靠道德上的自律和自觉，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制度执行不力的问题，特别是在当前人们价值选择更加趋于多元化的社会背景下。强化和完善相应的问责机制，通过加强对制度执行过程公正性、规范性等方面的考量，是非常重要的。当然，为提高问责的信度，可在落实问责机制的过程中实行程序透明化和问责结果公开化，并鼓励公众参与监督和问责。
建立责任共担机制。随着社会网络化的日趋深化，对于制度的执行，也往往需要多个部门和主体之间展开合作，共同推进，单靠某一部门来执行制度的时代已然成为了过去。而一旦某个部门或主体出现制度执行不力的情况，就会导致整体的制度实施路径偏离既定的方向。与此同时，在多个部门和主体共同参与制度执行的情况下，相互依赖和推卸责任的心态也很可能导致搭便车情况的出现。为此，通过建立责任共担机制，一方面能够保证各部门和主体之间展开通力协作与配合，另一方面能够激发各部门和主体相互监督的积极性。
（作者单位：中原工学院信息商务学院）
【注释】
①陈硕，高琳：“央地关系：财政分权度量及作用机制再评估”，《管理世界》，2012年第6期。
②方强：“政府职能转变过程中的职能部门管理模式创新”，《管理世界》，2014年第12期。
③莫勇波，张定安：“制度执行力：概念辨析及构成要素”，《中国行政管理》，2011年第11期。
④高燕妮：“试论中央与地方政府间的委托―关系”，《改革与战略》，2009年第1期。
⑤麻宝斌，段易含：“再论制度执行力”，《理论探讨》，2013年第2期。
社会治理取得的成效篇8
[关键词]利益整合；利益分化；政治稳定；和谐互动；现实路径
[中图分类号]C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426(2010)02-0055-04
政治稳定是国家发展不可或缺的前提和目标，民族国家在推进政治现代化进程中所追求的最高政治价值，就是维护政治稳定。伴随着社会转型的深入。我国社会因利益过度分化产生的不稳定因素，使得政治稳定面临新的严峻挑战。通过利益整合来探寻转型时期利益分化与政治稳定之间的一种和谐互动。无疑是当前化解利益矛盾，消除稳定隐患，巩固执政基础的最现实路径。
一、我国社会转型时期利益分化的现状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相关”，“‘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利益关系是社会生活中普遍存在的一种根本关系，但又是最敏感的问题。当前，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社会转型的发展，我国社会利益结构调整在促进政治稳定发展的同时，也因过度的分化成为我国现代化进程中所面临的一个主要障碍。
(一)利益主体多元
计划经济时期，我国的利益主体比较单一。但伴随着以市场为导向的改革开放深入和经济成分多元化发展，我国利益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原有利益格局不断调整，不同社会阶层因在改革过程中所处位置与扮演角色不同，出现了新的分化与组合，单一的利益主体日趋多元化。学者马建中在《政治稳定论：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政治稳定问题研究》中，依据人们所获得的利益，所处的地位，所发挥的作用不同，将当前的社会分为四大利益群体：特殊获益者群体；普通获益者群体；利益相对受损群体和社会底层群体…。多元的利益群体，必然导致多元的权利意识与政治诉求。在转型的进程中，这些不同的利益群体不仅自主意识不断强化，而且对维护自身利益的权利意识和表达自身利益诉求的政治参与意识明显增强。在维护自身既得利益和预期利益的过程中，彼此之间必然发生分歧，产生矛盾，利益关系变得越来越错综复杂。
(二)不同利益主体之间贫富差距严重分化
利益分化打破了原有平均主义分配格局，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实际利益获得程度出现了全面分化。城乡之间、地区之间、行业之间和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利益差距在逐渐拉大。截至2003年，我国的富裕阶层约有5021万人，占全国总人口的3.86％。城镇最低收入困难人口，2000年约有2290万，占城镇总人口的5％。农村地区的贫困人口，按照国家划定的贫困标准，2003年共有贫困人口2900万，约占农村总人口的3.1，％。但20％的最高收入家庭与20％的最低收入家庭年人均收入的差距，1990年是4.2倍，1993年是6.9倍，1998年是9.6倍，2003年则飙升至22倍。显而易见，贫富差距在中国已经被拉大到非常危险的程度。不仅如此，不同利益主体地位的不断变化也直接导致了其心态的不断变异。学者陆学艺在《当代中国社会流动》一书中将这种心态的差异分为如下两种情况：其一，由于改革政策导致的利益调整，使得经济增长所带来的益处在各阶层之间的分配显著不平等，获益阶层与相对利益受损阶层有不同的社会满意度；其二，相对利益受损阶层对于收入差距的心理承受能力降低，收入差距和贫富分化问题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三)社会阶层分化
社会是由不同利益主体构成的，利益主体的多元化和各利益主体之间贫富差距的不断拉大，决定了社会内在的分化，新的社会阶层不断出现。迅速、广泛、深刻的阶层分化和不断重组的阶层关系已经成为当代中国政治生活中普遍存在的客观事实，两个阶级一个阶层的社会阶层结构发生了断裂，分化成长出许多新的社会阶层，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流动日益频繁，社会阶层的构成不断多样化、细密化和流动化，这种新的变化不仅增加了各阶层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对社会的管理和整合提出了挑战，而且也造成各利益主体要求获得政治参与权利的需求与现有的政治参与体制之间矛盾的加剧，对政治民主化形成了巨大的压力。而且随着社会转型的深入，原有的同质性利益结构也逐步分化为异质性的利益结构，社会阶层的多样化导致了多样化的利益群体在利益追求上的层次性和差别性。
(四)利益矛盾尖锐
利益矛盾是一切社会矛盾和冲突的根源。随着社会转型走向纵深，社会阶层的分化和利益群体的重组不断加剧。社会转型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社会利益关系不断分化组合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各个利益主体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同时，都不断强化着对自身的自我封闭和对其他利益群体的排斥和打压。再加上社会利益资源稀缺性的特点，各利益主体之间的竞争、摩擦和冲突不断在转型时期被推进和激化，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矛盾已经成为人民内部矛盾发展的最新动向。在当前社会转型时期，人民内部利益矛盾的激化和尖锐化，突出地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由于分配不公，贫富差距过大，直接导致中低收入的利益群体和弱势群体、边缘群体的极度不满，他们因为不仅没有分享到改革的成果，反而承担了大量的社会转型的代价而滋生了对社会强烈的愤恨情绪和消极失落、盲从逆反的情绪；二是由于利益表达渠道、功能的有限导致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矛盾不断激化。贫富差距过度悬殊产生的消极失落感、利益诉求不畅形成的强烈受挫感和其他利益群体打压不断累积的不满情绪的多重演绎，必然导致利益矛盾不断尖锐激化。
二、我国社会转型时期利益分化使政治稳定与发展面临新的挑战和风险
社会阶层的分化必然带来社会阶层利益格局的深刻调整与重组。由于拥有的社会利益资源差异，利益获取渠道和利益占有方式的不同，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获益程度出现了严重的分化，贫富差距不断扩大。从根本上来说，利益分化打破了原有的平均主义分配格局，造就一大批经营能手和致富标兵，加快了政治体制改革的步伐，推动了中国现代化进程。但是，利益的过度分化不仅造成了广大中低收入社会成员心理上强烈不平衡感和消极失落心理，而且直接触发了导致政治不稳定的隐患，使得社会政治稳定面临严峻挑战。
(一)利益分化的最大危险是动摇政府执政合法性
利益分化的最大危险，就是动摇了政府执政的合法性基础。根据现代政治学理论，政府执政的合法性，实质是社会成员对政治统治的认可。学者贺宾指
出：“任何统治的有效性都不可能仅仅依靠强力手段，更重要的是他必须得到社会大多数成员基于内心自愿的信任和支持。在政治文明不断进步的现代社会，这一点尤为重要。”随着利益分化的加剧，转型时期各利益主体对利益的需求和当前社会满足能力之间，必然存在一定的差异。法国社会学家米歇尔・克罗齐认为：“变革产生了日益提高的期望，而变革的必然有限的结果却不能使这些期望得到满足。一旦人们认识到事情可以变化，他们就不能再像从前那样轻易地把他们现实条件的基本状况看作是理所当然的了。”在基于快速转型所提出的利益诉求不能得到有效满足时，需求的理想概念和现实满足程度之间所产生的差距，必然引起各利益主体不同程度的失落感。尤其是背负沉重改革代价和转型过程中利益受损的弱势群体合理的利益诉求在不能得到有效满足时，需求和满足之间的差距极易引起他们的逆反，并可能通过体制外的偏激行为寻求解决，成为引发政治不稳定的极大隐患。美国社会学家埃里克・霍里指出：“困苦并不会自动产生不满，不满的程度也不必然与困苦的程度成正比。不满情绪最高涨的时候。很可能是困苦程度勉强可忍受的时候；是生活条件已经改善，以致一种理想状态看似伸手可及的时候。”如果普通民众的合理利益诉求长期得不到满足，最终一定会使政治统治在失去有效性的同时丧失合法性。
(二)利益分化导致收入差距扩大严重危及政治稳定的社会基础
随着社会转型的推进和利益格局的进一步调整，地区之间、城乡之间、部门之间、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已被过度拉大，从而导致改革进程中利益相对被剥夺者和转型进程中利益受损者的心态发生变异。这些利益受损的群体和生活在底层的弱势群体、边缘群体，不仅对自身的生存现状表示出强烈的不满，而且对高收入阶层的财富获取的方式表示严重的怀疑和否定。特别是伴随着我国社会转型的快速推进，弱势群体和边缘群体不仅现有的利益诉求没有得到满足，初期的收益也被严重剥夺。百姓利益普遍受损的事实使这些低收入群体产生了强烈的相对被剥夺感。这不仅会产生强烈的失落心理，更为严重的是可能导致广大低收入群体逐渐丧失对改革的热情和对社会的信任，由此产生严重的社会心理不平衡。这种社会心理的不平衡一方面会引发各利益主体之间的互不信任、隔阂、摩擦甚至对立，另一方面往往还会转化为对社会的不满情绪。这种不满情绪在累积叠加的过程中，一旦遇到某些偶发事件，极易以体制外的方式急剧爆发，引发大规模的群体冲突，从而引发社会的动荡，冲击政治的稳定发展。
(三)利益分化因阻碍弱势群体的有序政治参与而造成政治不稳定
普遍受益是社会发展的一条极为重要原则。利益分化使得不同利益主体在社会发展中的受益程度出现严重差异。社会利益相对受损群体和弱势群体、边缘群体，因拥有较少的社会资源，很难分享到改革的成果，严重的被剥夺感和争取自身合理利益诉求的强烈政治参与愿望不断被激化，而滞后于社会快速转型的政治体制却严重阻碍了合理利益的表达渠道。塞缪尔・p・亨廷顿指出，政治不稳定是“社会飞速变革以及新的社会集团被迅速动员起来涌人政治领域，而同时政治制度却发展缓慢的结果。”…’亨廷顿指出，在现代化进程中，政治的不稳定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政治体制发展的滞后性。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推进公民政治参与的制度建设和拓展公民政治参与的渠道方面取得了长足进展，但相对于转型时期社会阶层的日益多元和不同利益主体基于自身利益需要而表现的强烈政治参与需要，我国现有的公民表达自己利益诉求的渠道还过于狭窄，途径还很不完善，不同阶层之间的利益协调机制还不健全。如果不同利益群体的利益需求因表达渠道不畅而长期难以得到满足，必然导致利益主体的心态发生变异，从而增加了影响政治稳定的隐患。
(四)利益分化极大削弱政治认同感而引发政治不稳定
学者张可创认为，社会认同感与共同的价值取向是维护社会稳定的基本因素和最为有利的力量。因为，只有全体社会成员在共同的价值取向上达到了高度统一，他们就自觉的形成了保持现有社会身份，维护社会稳定的内在动力，而一旦社会所提倡的价值取向不被社会成员认可时，社会成员就从内心丧失了维护这种社会稳定的心理力量，而一旦遇到外部诱因事件，就极易产生群体性的的行为。利益过度分化导致社会的弱势群体在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中越来越多地失去“话语权”，“草根”角色与以往“主人翁”地位之间存在的巨大悬殊，不可避免地对他们的心理产生巨大冲击。而在当前，“物质利益取向是目前普遍的价值取向。在这种价值取向的支配下，人们采取各种手段为个人聚集财富。这种只看结果不问手段的价值观，使许多希望依靠个人辛勤劳动而聚集财富的人，不会成为真正的富有者，而依靠权力和采取不正当手段和方式的人反而聚集了较多的财富。这种聚集社会财富的‘马太效应’，导致了处于社会边缘和弱势的社会成员产生了对社会的不满和社会认同感的丧失。”
三、加强利益整合，确保转型时期利益分化与政治稳定的和谐互动
西里尔・e・布莱尔指出：“从结构――功能主义的角度来理解，现代化的正常进程是先有社会的分化，然后通过整合来补偿由于分化而造成的秩序的脱节和混乱，逐步形成良性的循环，使社会获得现代化的能力。”我国目前的利益分化，是社会发展和进步的重要表现，是我国走向现代化的必然结果，但是如果不能运用自身的整合与协调能力，在更高的发展基础上协调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利益需求，把各种异质的社会力量保持在合理可控的范围内，就必然会给社会政治的稳定发展带来严峻挑战。因此，构建科学合理的利益整合机制，才能在当前利益分化的基础上通过整合达到更高层次上的动态稳定，以确保利益分化与政治稳定的和谐互动，是我国当前以至今后一个相当长时间内必须应对和妥善处理的重大政治课题。
(一)完善以人为本的决策观，从源头上确保利益分化与政治稳定的和谐互动
坚持以人为本的决策观，就是改革和决策的政策取向始终立足把群众利益放在第一位，把一切为了群众利益，一切为了群众的全面发展作为决策目标，努力寻求不同阶层、不同利益群体的利益需求结合点和平衡点，把利益分化过大消除在政策的源头。在任何政策制定和改革措施出台之前，都要充分考虑社会大众的受益程度，要将维护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寓于改革、发展的方案和措施之中，在确保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受益的同时，兼顾新体制实施中的利益受损者，采取积极的保障体制，最大限度缓解和消除抵触心理。要力求做到既要注重发展速度，推动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又要保障利益均衡，缓解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矛盾；既
要以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又要切实解决群众高度关注的民生问题；既要突出效率，调动不同利益主体的积极性，更要注重公平，缩小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收益差距，确保社会和谐稳定的发展。
(二)健全科学畅通的利益表达与协调机制
利益表达机制是建立政府与社会公众互信的基础。科学的利益表达渠道，尤其是畅通的社会底层群众利益表达机制的建立，可以使不同利益主体及时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政府也能广泛听取和吸收社会各阶层和不同利益群体的利益需求，并通过体制调整和利益整合予以积极回应，那么利益分化的现状就能得到有效缓解，利益矛盾产生的社会氛围就能得到消除，社会各种不稳定因素就能得到及时化解。如果利益表达渠道不健全，不同利益主体的利益需求就缺乏表达的机会，就会使人们心理上产生严重的被剥夺感和不公平感，这不仅严重威胁社会的政治稳定，而且也冲击了政府执政的合法性。当前，健全科学畅通的利益表达机制，其重点应是在立足人大和政协这一传统的利益表达主渠道的基础上，着重完善政务公开、重大事件的社会公示和社会听证制度，积极发挥社会组织在反映群众利益诉求、缓解利益分化、化解利益矛盾等方面的整合作用，大力拓展转型时期的利益受损群体和弱势群体、边缘群体的利益表达渠道，并通过法律法规和税收等手段对社会利益进行再分配的制度协调，确保利益的分化在合理合法的框架机制之内，以达到利益的分化与政治的稳定和谐互动。
(三)构建公平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
戴维・伊斯顿指出，政治稳定程度取决于社会中绝大多数成员对社会权威性价值分配的接受程度。“当一个权威性分配价值的系统受到极其沉重的压力，以至于再也不能承受时该系统就会崩溃。”由于社会资源的有限性和人们对社会资源占有的不均衡性，在利益分配上必然存在一定差异。合理的分配差距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也因此造就了市场经济发展的活力，而一旦利益分配出现严重不均，社会绝大多数成员对社会权威性价值分配的体系就会产生怀疑，政治体系稳定发展的社会基础必然会被严重削弱。在当前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在当前中国贫富差距过大已经是不争事实情况下，要确保将稀缺的利益资源有效合理的分配到不同利益主体中去，使社会既保持旺盛活力，又能保证和谐公正，应着力抓好的工作是：一要坚持和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与公平的关系；二要充分整合市场机制和行政手段，有效协调和合理保障不同利益主体的利益需求；三要坚决打击变相侵吞公有资产、偷逃税款、权钱交易等非法获利现象，遏制贫富差距过大的趋势；四要完善税收制度，加大调控力度，确保弱势群体拥有更多的财产性收入，从而有效缩小差距，维护社会政治的稳定发展。
(四)构建安全完善的社会保障机制，确保利益分化与政治稳定的和谐互动
完善的社会保障是现代社会的一个重要标志，是社会政治稳定的重要保证。市场经济是一种优胜劣汰的经济，利益的竞争必然导致利益分化和社会风险的持续性扩张，使社会安全问题日益凸显。在当前的社会转型时期，要限制资本对利润最大化的追求，保障各利益主体的基本权益，以维护社会政治稳定，必须建立健全切实可行的利益保障制度，确保改革进程中的利益受损者、转型代价承担者和弱势群体、边缘群体生活需求。只有各个利益群体间的不同利益都能得到有效保障，人心才能思稳，社会政治才能稳定。目前我国已基本形成了以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医疗保险和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保障制度的基本框架，但其覆盖面不广，保障水平还不高。对此，指出，“要以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社会福利为基础，以基本养老、基本医疗、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为重点，以慈善事业、商业保险为补充，加快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在转型时期利益分化的状况下，只有为全体社会成员构建一张可靠的社会安全网，贫富差距过大的趋势才能得到有效缓解，社会大众才能分享到更多社会转型的成果，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不公平感才能得到有效化解，转型时期的利益分化与政治稳定的和谐互动才能由此生成。
社会治理取得的成效篇9
论文摘要：通过对我国公民文化的发展状况与特点的分析，结合我国特定的国情和时代机遇，从发展市场经济、建设公民社会、推行公民教育、提升公民政治参与几个方面，对建设中国公民文化的对策子以探讨。
一、中国公民文化的内涵
公民文化是商品经济与民主政治发展的要求与结果，它曾一度是西方国家主导的政治价值取向，但其中蕴含的民主、法治、平等、自由等现代价值理念为各国普遍接受。由于我国历史背景、政治体制、文化传统等原因，公民文化赖以生成的经济基础、制度环境以及社会心理基础相对薄弱，完全按西方标准来界定我国公民文化是不可能的。当前中国的政治文化发展状况有别于西方，体现在:在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上，它不像西方人那样过份强调个人的独立地位，而是努力寻求个体独立与集体主义之间的平衡点，更多强调社会整体利益、合作与和谐的价值，因而相对淡化社会分化、对立、冲突和多元竞争，传统臣民社会所内含的美德也将融人其中，使我国致力于建设和谐而非冲突的社会;在个人与国家的关系上，双方的对立关系不如西方突出，公民在对政府进行监督的同时，还要求多几分对权威的尊重与服从;在政治参与程度上，公民已具备一定程度的参与意识，参与的价值也得到认可，但由于各种条件的限制，一时还无法达到西方那样的参与水平。
因此，中国公民文化是在充分结合中国国情，继承优良传统文化，并充分吸收与融合现代文化与西方文化中的优良传统与特质的基础上发育起来的一种和谐、中和、具有较强沟通、协调与平衡机制的政治文化。
二、当前中国公民文化发展状况
(一)建设中国公民文化的机遇
1.市场经济的发展为公民文化建设提供了物质基础。
按发达国家的经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发展与公民文化发展存在正相关的联系。当今中国公民文化的培育是与市场经济转型相适应的。近年来，我国市场经济发展迅速，为公民文化建设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2.政治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化为公民文化建设提供了政治制度环境。
改革开放至今，中国政治体制发生了巨大变革:第一，法治。把依法治国定为基本国策;第二，放权。中央政府权力下放给地方政府，对公民的管理逐渐放松，公民自由活动空间不断增大，政府和网民互动，网络言论更加自由、宽松等;第三，职能转变。政府经济、社会职能弱化，并将之转交给相关民间组织。政治体制改革是对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的重构，是制度的积极调整，它顺应了公民文化发展对制度环境的要求。
3.“公民性”的不断提高为公民文化建设提供了心理基础。
“公民性”显示的是在政府力量与市场力量之外的一种精神力量，是公民文化对社会政治心理的要求。在具有充分“公民性”的社会中:公民掌握一定的政治知识和技能;更加关心政治，并相互讨论，发表自己的看法;积极参与政治生活，并认为自身能够影响政治，具有一定的“政治效能感”;公众更容易围绕共同利益、目标和价值进行集体行动。中国社会“公民性”的提高可以从民众积极向政府、“两会”建言中可以看出;从普通公民向有关政府部门提出要求，主动查询4万亿元的投资去向中可以看出;从众多网友争相在网络上与总理对话，一起探讨时代难题中可以看出。
4.2008年至今的一系列重大事件为公民文化建设提供了契机。
社会重大事件和社会问题能够反映并塑造公民文化所需要的优秀品质。近年来特别是2008年至今，汉川地震、北京奥运会的举办、“两会”的召开、金融危机、建国60周年等一系列重大事件，促使中国社会心理环境在短时期内得到大幅度改善，民族凝聚力、社会责任感以及人们之间的相互理解与信任得到增强;公民对政治体系的关注度不断提高，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的积极性不断增强;在政府的主动引导下，公民在实际行动中意识到理性、合法参与的重要性，政治效能感不断提高;公众对政府的满意度也得到提高，党与政府的形象经历了考验，其威信在人民心底不断升华;公民对政府的期望值也在不断提高，加快改革尤其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公众诉求也越来越强烈。中国遇到了一个30年来难得的顺势推进公民文化建设的机会。
(二)中国公民文化发展存在的问题与特点
1.起步晚，进程慢
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与完善以及民主政治建设与发展，我国公民文化得到一定程度的发育。但其发展进程较之社会变革的速度，仍显滞后。我国政治体制的不完善阻碍了公民对国家政治事务的民主参与和有效管理，造成公民对政治权力的顺从与依附关系，民主政治意识以及公民权利观念薄弱，政治效能感低下，公民“政治冷漠主义”与现实生活中“趋利主义”相交织的心态仍存在，这些因素使公民文化发育进程步履维艰。
2.发育不平衡
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具有不平衡性。东部城市发展很快，但中西部特别是农村，社会经济发展仍比较落后，很多农村地区的人们离现代信息交流很远，如无法阅读报纸、上网等。
他们既无法及时了解当前社会发展形势，无法认知并参与到政治系统中去，更无法及时让外界了解他们的心声，其意志与利益的表达与实现缺乏有效的渠道与途径。另外，在不同时机与场合中，公民在对政治体系以及对自身政治角色的认知、情感与态度等方面也具有差异性。相比之下，公民在重大事件中所表现出来的公民意识与公民精神比在日常生活中更加明显，但当重大事件过去后，这种强烈的精神与意识往往也随之消退。
3.政府主导
中国的传统与现实共同确立了政府的主导地位。在这种环境下，中国公民文化与西方不同，它不完全是自发产生的，而是在政府及其部门支持下培植起来的。一方面，它可能造成公民文化的形成与发展缺乏自主性，带有官方色彩和“政治化”倾向，但政府的主导地位若能正确发挥，它便可以保证公民文化与社会经济发展的方向相一致。作为一个新兴的现代化国家，未来中国公民文化的发展需要发挥政府主导作用，有效引导与保证公民文化发展的内容与方向，为之提供更多的精神动力与智力支持，以获取公民文化发育的“后发优势”。
三、当代中国公民文化建设的路径选择
公民文化“是与民主制度相藕合的公民的政治态度、情感、信仰和价值取向，属于民主的隐结构是现代民主政治运作的前提条件。民主制度只有得到公民文化的支持，才能够得以巩固和发展。作为现代政治文化，公民文化能够起到调整和规范现代人的行为，为社会生活的有序展开提供各种组织制度和机制的作用。当前，我国正致力于民主政治建设，公民文化将有助于在公民与政治体系互动过程中，提高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效率。
然而，一种新制度的产生并不必然会随之带来新的政治文化。“作为观念、思想和心理形态的政治文化比处于表面层次的制度形态具有更广泛的作用范围、更深刻的影响和更为强韧的历史惰性。它的形成与发展不是一个简单的观念改变的过程，而是与社会结构的调整、政治体制的完善、公民素质与意识的提高以及行为模式的改变等多方面因素都有着深刻联系的。因此，建设公民文化既是历史的必然与现实的需要，又是一个需要理性思维不断推进和扩展的漫长过程。我们必须充分利用有利资源和时代机遇，为中国公民文化的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支撑。
(一)以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基本驱动力
市场经济的发展能够为臣民文化向公民文化转变提供两方面的条件与动力:物质基础和公民的“主体性”。一方面，市场经济是“一种经济自由运行的社会性市场机制和以公民个人为主体的大众平等的经济参与过程。核心就是展示人的主体性和主体价值。’，川它冲垮和铲除了臣民文化赖以生存的基础即小农自然经济以及建立在此基础之上的级制度、依附关系以及“官本位”思想，改变了人们的传统政治心理。另一方面，市场经济的利益最大化原则，能够激发公民的权利意识和自主、个性、参与等精神，并使之逐步内化为社会成员的价值观念和行为取向。市场经济主体要求具有主动权和相对独立性以保持人们之间不具有人身依附关系，从而实现自我自由活动。为强化市场经济的动力作用，必须推进政府职能转变，完善市场体系和规范市场秩序，并建立以道德为支撑、产权为基础、法律为保障的社会信用制度以及其他一系列与之相配套的制度。
(二)以建构公民社会为社会基石
公民社会(或称市民社会)指“国家或政府之外的所有民间组织和民间关系的总和，其组成要素是各种非国家或非政府所属的公民组织，包括非政府组织、公民的志愿性社团、协会、社区组织、利益团体和公民自发组织起来的运动等，它们又被称为介于政府与企业之间的‘第三部门’。
“发达的市民社会是公民文化孕生的摇篮。”因此，必须从特定的社会结构人手，为公民文化发育提供稳固的社会基石。
西方公民社会的形成是一个自发过程，而中国公民社会是在西方影响，政府主动变革，让度出部分职权的过程中发育的，它更多的是一个自觉的过程。因此，构建中国公民社会应做到:首先，重塑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政府权力有意识地从社会回缩是中国公民社会萌发的起始点。政府应主动转变职能，划定政府行动界限，让度出部分管理职能，交由社会机制(民间组织)来实现。其次，强化对民间组织的引导与规范。这要求政府在坚持民间组织自主运基础上，在政策上给予支持，在行政上进行合作，在法律上加以规范。再次，革新制度，实现政务公开，这是公众在公共领域参与政治的前提条件。如听证制度能够为公民参与政治提供平台。最后，政府与社会合作，引导社会自治模式的形成。如温州市各种行业协会就是一个极好的参照模式。
(三)以推行公民教育为前提
公民教育是“社会通过培养使公民成为依法享有权利和履行义务的责权主体，成为在政治、经济及社会生活中有效成员的过程。’，困公民文化是由具备民主性质的公民心理、公民意识以及价值取向蕴育而成的，它要求公民具备一定的政治知识、政治情感、政治价值、政治理想信念、政治效能感和政治技能等，这些都不是自发形成的，而是在教育、实践和生活环境中成长起来的。教育“可以训练个人的参与政治的技巧。人们可以被教导获取知识的方法，可以被引导接触大众传播媒介，可以了解政治的正式结构以及政府和政治制度的重要性。民主的参与和责任的明确准则可以通过教育得以传播。”川因此，“推行公民教育是公民文化培育的前提。”2008年以来中国发生的一系列重大事件也为公民教育提供了大量的、鲜活的教育素材，对于中国来说，现在是推进公民教育的绝佳契机。
首先，以巩固社会心理为思想基础。公民文化是“一定的社会历史文化长期作用于人们积淀而成的基本一致的社会心理。这种社会心理具有强大的渗透功能，能形成“同化效应”，这种效应使公民文化所蕴含的价值理念与行为取向潜移默化地渗透到更多人群的意识领域中，为公民文化提供社会心理基础。
其次，以构建完善的公民教育体系为前提。公民教育体系通过对公民教育目标、内容的选择、方法和途径的确定、效果的评估等方面作出明晰的界定与规范，保证全面规划和指导公民教育实践活动的有效、有序进行。只有在完善的公民教育体系的指导下，中国公民教育才能保证中国公民文化发展的方向，取得预期成果。
最后，协调好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主导性和正确对待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和西方政治文化的关系。亨廷顿指出，缺乏主导价值取向的国家是精神沙漠化的国家，是没有办法在世界民族之林站立起来的。经济全球化趋势下，传统道德规范受到强烈冲击，导致社会政治文化受到一定的混乱。因此，公民教育必须有统一的指导思想和行动指南，即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同时，中华传统政治文化及西方政治有着十分丰富的内涵，但它们都是特定社会的产物，有其局限性。因此，对待传统政治文化与西方政治文化，必须采取扬弃的态度。
(四)以提升公民政治参与为实践机制
政治参与是指“普通公民通过各种合法方式参加政治生活，并影响政治体系的构成、运行方式、运行规则和政策过程的行为。公民文化是参与型为主导的政治文化，因此政治参与是公民文化建设成功的关键与实践机制。阿尔蒙德指出，“教育只能产生公民文化的某些成分。”必须通过各种形式的政治参与，使公民获得政治知识，积累政治经验，学会政治技能，培养政治能力。同时，在政治参与中，公民的政治态度、主人翁精神，对国家的政治认同感和责任感也将得到塑造与增强，通过将之内化为自身的心理素质和心理结构，使“臣民”观念慢慢从公民头脑中淡化。为保证公民政治参与的有效性，必须实现政治参与经常化、制度化、有序化。
首先，培育民间组织，实现公民政治参与的组织化。各种民间组织能够及时把民众对政治改革的要求、愿望、建议、批评集中起来，转达给政府，又能把政府的政策意图和对相关问题的处理意见转达给公众。并且，“与非组织成员相比较，组织成员作为一名公民可能把自己看作更有能力，在政治上是能动的参与者，也可能更了解和更关心政治。
社会治理取得的成效篇10
我们正在构建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定是民主法治得到崇尚并且在社会运行中发挥根本与核心作用的社会。胡锦涛总书记指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在这些和谐社会的构成要素中，民主法治被置于首要地位，这是对民主法治的价值与功能的科学认识与运用。和谐社会的构建是一个动态的实践过程，是通过对各种社会关系进行全面合理有效的调整来实现的社会秩序状态。在和谐社会的构建过程中，不同社会关系主体的各种利益要求不断提出又不断协调，以形成全社会各种正当利益和谐共存的局面，而民主法治就是这一局面形成的重要机制。民主法治机制通过对权利、权力、义务、责任和程序这些规范要素的合理安排，形成调整社会关系的法律体系，以确保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这些价值目标得到确认、尊重和实现。例如，公民权利与政府权力之间的协调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关键，只有人权得到尊重和维护，公民各项基本权利得到保障，政府权力得到合理限定并且严格依程序行使，才能实现充满活力和安定有序的社会状态；而公民权利与政府权力之间的协调，只有通过系统合理的法律安排，才能得到持续有效的实现。
温家宝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表明，2004年度在建设法治政府、全面履行政府职能方面，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国务院高度重视政府法制工作，制定了《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明确了建设法治政府的目标和任务；提出了《公司法》、《传染病防治法》修订草案和《公务员法》草案等7部法律议案，制定了32件行政法规。各级政府认真实施《行政许可法》，取消和调整了一大批行政审批项目。切实强化执法监督，审计、监察部门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组织制定了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以及应对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和社会安全等方面105个专项和部门应急预案。在过去的一年里，对于一些严重影响社会和谐的问题，如农村征地、城镇房屋拆迁、国企改制中损害群众利益的行为、拖欠进城务工农民工资的问题，政府下大力气依法解决并取得很大成效，其中拖欠农民的征地补偿费已基本偿还，偿还历年拖欠农民工工资达332亿元。这些工作成就表明，我们的政府已经在认真履行构建和谐社会的职责，并在政府职能履行机制的各个层面，如行政理念、施政目标、制度规则、组织运作、技术措施等，实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法治化。
在温家宝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所提出的今后工作任务中，蕴含了以民主法治为核心机制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精神。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要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做好政府立法工作；推进司法体制改革，维护司法公正，做好法律服务和法律援助工作；建立健全社会矛盾纠纷处理机制，完善社会稳定的预警机制和应急处理机制，进一步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这些法制建设措施表明，党和政府继续把民主法治建设作为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来抓。和谐社会的建构离不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社会经济发展离不开制度建设。温家宝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在多处特别强调了经济发展和经济体制改革中的制度建设，例如提出要加强完善宏观调控机制的立法，建立健全资本市场发展的各项制度，健全政府投资监管制度，改革农村土地管理制度，加强生态环节保护方面的制度建设等等。政府工作报告一方面在市场活动领域提倡竞争，如提出要深化电力、电信、民航等行业改革，推进邮政、铁路行业和城市公用事业改革，放宽市场准入，引人竞争机制；为非公有制企业创造平等竞争的法治环境、政策环境和市场环境。在另一方面，政府工作报告强调要着力解决与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相关的突出问题，继续实行积极的就业政策，加强劳动保障监察，重点加强保障劳动者合法权益方面的立法，加快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努力解决部分社会成员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促进社会公平。效率与公平孰先孰后常成为经济政策制定中的选择难点，而在过去效率往往获得一般的优先性。在和谐社会的构建过程中，为实现公平正义、充满活力、安定有序的目标，效率与公平应当并重。政府工作报告关于经济制度建设的方案措施，已经采取了效率和公平并重的价值取向，在经营活动领域，采取鼓励市场竞争、机会均等的政策，以实现市场交易关系范畴的公平正义，确保我们的社会充满活力；而在社会保障领域，采取追求普遍受益和结果均衡的政策，以实现基本人权保障范畴的公平正义，确保我国的社会安宁有序。公平正义在不同领域有不同的实现方式，只有民主法治机制才能确保公平正义理念获得普遍而充分的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