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治理风险点篇1
1.1社会治安风险管理现状根据政府部门职能和网站的相关资料和介绍可知，中央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简称中央综治委）是协助党中央、国务院领导全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的常设机构。其主要任务是指导和协调全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综合全国各地的情况来看，各地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一般在政府部门的市级和区级政府部门内设置。负责调查研究，掌握各地社会稳定和治安状况，督促各项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措施和工作任务的落实；督查治安混乱地区的整治。各级政府加大了社会治安投入，以郑州市为例，从2002年起，郑州市政府出台了《关于实施社区建设“三个一”工程的意见》，决定明确巡防队员工资、保险、服装、装备列入财政预算，由政府每年拨款7000余万元予以保障。为加强对巡防队伍的领导，郑州市委、市政府决定拿出35个行政事业编制，在市综治办成立了巡防管理处，各县（市）区及乡（镇）、街道成立巡防工作管理办公室。
1.2社会治安风险管理存在的问题从现有的社会治安管理现状可以看出，尽管政府足够重视，但社会治安风险管理中还存在以下的问题急需解决：
1.2.1对社会治安风险管理的重视程度不够虽然各级政府已经建立了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办公室及其下属各级组织，但是当前对社会治安风险管理的重视程度不够，缺少相应的风险评估体系和制度，甚至根本没有建立风险评估的制度，没有专门人员对社会治安风险进行专门的管理，对相关的风险评估方法的研究比较缺乏。直接导致了社会治安风险评估的缺失，为社会治安事件的发生埋下了隐患，导致无法根据社会治安风险预测动态地安排防范措施。
1.2.2对社会治安管理的信息化程度不够在郑州市乃至河南省内当前的社会治安风险管理中，社会治安管理系统根本没有建立起来，社会治安风险评估及其预测预警系统也没有很好的建立起来。依靠信息化建立社会治安风险评估及其预测预警体系能够快速便捷的建立社会治安各级管理部门之间的沟通渠道。能够依靠网络快速的传递社会治安信息，利用信息系统实现的评估方法迅速地实现社会治安风险的评估、预测和预警。
1.2.3对社会治安管理的条块分割和各自为政，阻碍了统一管理和综合协调的能力发展社会治安管理的多头管理与各自为政进一步导致了风险评估制度和体系的缺失，造成了“谁都管理，谁都不管”的尴尬局面。因此应该加强统一和协调，综合政府各部门的力量，对社会治安风险进行统一的评估和管理，将政府、社会治安管理部门、社会治安巡逻、公安机关、其他部门和社会力量统一协调起来，才能为创建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而做出贡献。
2社会治安风险管理的对策分析
2.1使用科学社会治安风险评估方法社会治安风险评估是指在社会治安风险识别和评估的基础上，对社会治安风险发生的事件，结合其他因素进行全面考虑，建立评估指标，根据相应的评估方法，评估发生风险的可能性及危害程度，以衡量风险的程度，并决定是否需要采取相应的措施的过程。社会治安风险评估应该在科学的制定评估目标的基础上进行评估。应该确立社会治安风险评估的目的，主要目标包括维护社会稳定，保障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实现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因此应该本着有利于社会和人民的基本原则确立社会治安管理的总体目标。其次要注重评估方法的科学使用，应该根据社会治安风险的具体情况合理的选择评估指标，科学分析评估方法的原理、优缺点和使用范围。社会治安风险评估应该能够科学地识别潜在危险和给出安全防范措施。社会治安风险评估应该根据实际情况选择科学方法，做出科学评估，给出科学合理的措施。
2.2建立科学的社会治安风险预测预警机制社会治安风险预警是在社会治安风险评估的基础上，采用预警技术、预测与决策技术等预测未来的社会治安风险等级，并给出相应的风险评估等级的技术。社会治安管理部门可以根据社会治安风险等级和建议，有针对性地进行社会治安风险的管理和控制。相应的预测技术是核心内容。预测是对未来的情况做出预估的一种技术，风险预测就是对未来的风险进行预测和评估的技术，根据风险评估的时间序列的历史数据，采用科学的预测方法，对未来的风险进行预测和评估。常见的时间序列预测技术包括平均、移动平均、指数平滑、灰色预测等。这些技术往往包含时间序列数据挖掘和预测技术。对风险进行预测以后，还需要预警技术对风险进行分类和分等，不同的等级设置一定的标准，不同的标准代表风险的不同严重程度，并对应设计不同风险防范措施。社会治安风险的防范措施，可能包括在不同的地点设置不同的警力、对重点犯罪类型进行防控和对犯罪多发地区进行重点布防等。
2.3建立集成式社会治安风险管理信息系统平台集成式社会治安风险管理信息系统平台包含对社会治安风险基础数据的收集、评估、预测和预警一些列技术和方法。因此，集成式社会治安风险管理信息系统平台是以基础信息收集整理和存储为起点，以社会治安风险数据挖掘和分析处理为重点，以社会治安预测预警为终点的集成一体化信息平台。系统平台提供社会治安风险预测预警的基础信息收集、社会治安风险预测预警的基础信息分析社会治安风险预测预警信息系统支持等集成功能
2.4积极争取变革社会治安风险管理的体制和机制根据基层管理人员和巡防员的反馈，现有的社会治安管理的三级管理体制存在一定的不便，某些时候一定程度造成多头管理，均不负责的现象。因此应适当谋求更加积极科学有效的社会治安风险管理的体制和机制。
3结论
社会治理风险点篇2
关键词：责任保险；社会治理
一、责任保险参与社会治理现代化的优势
“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说明了社会治理不能只依靠政府。政府负责引导，社会协同共治，各种市场化手段积极参与，形成有效的驱动力才能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保险是以风险为经营对象，不论从其基本职能还是派生职能上看都是一种现代化、市场化的风险管理办法。保险具有“一人为众，众人为一”的互助性，是“社会的稳定器”。责任保险作为保险的一种细化形式，既具备一般保险的功能，又由于其自身的独特性，在参与社会治理上能够存在比较优势。第一，责任保险能够将社会摩擦以市场化方式转化为经济关系，在给予被保险人保护的同时又间接地保护了第三方受害人的合法权益，能够更为直接有效的减少社会纠纷。第二，责任保险给予社会治理更为直接的助力，避免了政府充当纠纷裁判员的情况，通过法治思维推动社会治理由“维稳”向“维权”转变，分担了一部分政府进行社会治理的压力；通过“多元参与”形成“多元协同”化解纠纷的“共治”格局，使社会治理更加专业化、现代化。
二、国外责任保险参与社会治理的实践经验
从责任保险的内涵来看，责任保险的发展与法律体系是否健全、完备具有密切的联系，依托于不同法系发展起来的责任保险，其参与社会治理的实践经验也不尽相同。
（一）英美法系下责任保险参与社会治理英美法系大多依托于判例法，重视实践经验，陪审团参与判案。下面分别探讨一下美国和英国责任保险参与社会治理的经验与教训。强制保险在英美两国都有着比较丰富的经验。英国将雇主责任保险被作为强制性险种，这就在一部分程度上缓解了民事纠纷中的摩擦，在社会治理中能够很好地起到“润滑剂”的作用。在美国，比较有代表性的就是将环责险作为强制保险。环境是一个社会能否健康发展的关键，环责险能够使环境污染问题通过经济手段来进行控制，缓解政府兜底的压力，提高企业的环保意识，维护受害个人的权益，这也是我国目前通过责任保险促进社会治理正在探索的路径。此外，英美责任保险都有着明显的“一揽子”特色，一份保单涵盖多种风险。这种弱化险种分类的组合保单，拓宽了转嫁风险的渠道，使责任保险的供给和需求都得到了改善，能够更好地为责任保险参与社会治理搭建渠道。具有法系标识的陪审团制度，平民陪审团参与其中，使得法律对企业更为严苛，对受害人的保护更为深入，因此一些非强制责任保险的需求也较大。但是这种法律判决的不确定性及随着过度诉讼、向保险人转嫁巨额侵权成本现象的频繁出现，使得赔偿金额不断增长，给保险公司造成了承保的巨大压力，随之产生了“责任保险危机”。这种情况的出现不仅阻碍了责任保险的发展，也抑制了某些行业的发展，使社会治理难度加大。
（二）大陆法系下责任保险参与社会治理从德国和日本这两个比较有代表性的大陆法系国家来看，责任保险参与社会治理也有着较多可借鉴的地方。在德国，依据成文法，不论是在联邦层面还是在州层面都将一些责任保险作为法定保险，涵盖多种风险领域和职业，企业对责任保险的投保率也较高。可以说，责任保险机制在德国被熟练地运用，责任保险也更加深入的参与到了社会治理中，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促使其经济更加平稳有效地运行。在日本，良好的法律环境及政府的政策支持是责任保险发展的“基石”；保险公司在责任保险市场上的创新开拓则是责任保险发展的“加速器”。日本对责任保险实施的税收优惠政策，针对中小企业责任保险的低费率政策，提高了责任保险的覆盖率。保险公司注重创新，加强对市场需求的把握，开发出正对市场需求、发展前景良好的责任保险产品。这些都使得企业或个人通过责任保险转嫁风险的意识增强，给责任保险参与社会治理打开了通道。
三、我国责任保险参与社会治理的实践
（一）责任保险助力交通安全作为责任保险参与社会治理的“排头兵”，交强险自2006年7月开始作为我国法律规定的强制保险制度参与到社会治理中来。随着我国居民机动车持有量大幅提高，交通事故发生率也随之提高。根据银保监会2019年数据显示，我国交通事故责任保障缺口呈收紧趋势。此外，我国交强险费率根据交通事故发生率实行浮动制，可以说交强险在保障受害人利益、减少社会摩擦的基础上也提高了人们的交通安全意识，给社会治理减轻了部分压力。
（二）责任保险助力生态环境保护长期以来，每年我国为治理环境污染而产生的经济损失在我国GDp总额中所占比重不可小视。我国的环境污染治理一般由政府兜底，而对造成环境污染的责任人缺少相应的惩罚与追责措施。参照国际上的环境治理经验，环责险是国家生态环境治理的有力抓手。环责险以环境污染事故中企业应对第三方承担的赔偿责任为保险标的，既能够帮助企业分散风险、提升企业风险意识，又能够更好地维护社会公众合法权益、缓解政府社会治理压力的一种市场化风险管理手段。如2005年、2010年松花江水污染事件中，环境责任保险就给予了社会治理很大程度上的助力，环责险的作用也逐渐被大众熟知。近年来我国环境保护和环责险实施的相关法律法规逐步完善，为责任保险参与生态环境保护提供了助力。此外环责险试点工作正在不断进行中，在一些环境风险较高的领域，实行了环责险的强制化，不断提升着环责险的覆盖面。
（三）责任保险助力安全生产安全生产作为我国基本国策之一，贯穿于平安中国与城市安全这两个国家战略中。安全责任保险能够切实保障劳动者和生产企业的经济利益，缓解社会治理矛盾。基于我国国情，农民工大量存在于生产领域和高危行业，不可否认的是由于自身素质偏低、法律意识差、缺乏法律维权手段等，在安全事故发生后，社会矛盾极易产生，一直是社会治理中的难题。从企业方面来看，安全生产意识差，不注意风险管控，才导致生产事故频发。安责险的实施既能够给安全事故的解决进行“兜底”，也能在事故发生前做好管控。例如，投保了安责险的企业，安全生产的意识会提高，会更加积极地进行安全生产的基础设施建设，整改风险隐患。近年来我国的安责险发展呈现出了“中国特色”：如宁波市创新推出“责任保险+安全服务”模式安责险，常州“安责险+科技+服务”工程、佛山“安责险3.0时代”、生产安全风险防控“昌乐模式”、湖南“智慧工地”等，像人保财险等国内主流财产保险公司还推出了安全生产和环境保护相结合的“安环险”。
（四）责任保险助力食品安全回顾我国曾出现的食品安全事件：染色馒头、瘦肉精、地沟油、毒豇豆，企业的道德底线越来越低，人们对食品安全不信任，引发了对政府监管的质疑，成为社会治理的难题之一。2015年我国出台《食品安全法》鼓励发展食品安全责任保险、2017年太保与饿了么平台合作、人保与美团合作推出互联网食品平台的食品安全责任保险，党的报告中提出实施“实施食品安全战略”、确保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我国对于食品安全的监管不断升级、企业转移责任风险的意愿增强，食品安全责任保险的试点工作也在稳步开展。食品安全责任保险作为食品生产企业转移食品安全风险的一种渠道，能够助力于食品安全问题的解决,打造政府、生产企业、消费者、保险公司“共治”的社会治理格局。
（五）责任保险助力职业安全职业责任保险作为责任保险的一类，在处理社会关系、参与社会治理方面也发挥着积极的作用。缓解医患纠纷也一直是社会治理的难点所在。自实行医疗责任保险试点开始，我国涌现出了“经纪公司+保险公司+医疗机构”的北京模式、“主险+附加险”的贵州模式、中国人保财险创新形成的“宁波解法”等，它们都在解决医患纠纷上起到了积极作用。而除了医疗责任保险外，会计师责任保险、律师责任保险、建筑师责任保险等，也都为这种由职业上的过失行为导致的社会摩擦起到了“润滑剂”作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职业安全，促进了社会治理现代化。
四、我国责任保险参与社会治理展望
（一）健全侵权法体系责任保险的发展与法律的发展密切相关，这点从责任保险在欧美等法律体系健全的国家发展的较为成熟可以得到证明。而侵权法是责任保险发展的基础，责任保险的发展受限于其所依赖的侵权责任法。所以法律衔接性强，空白区少，形成“多领域、全覆盖”的法律体系，能够促进责任保险的发展。对相应的民事赔偿责任划分明确，使侵权损害赔偿的计量有明确的法律依据，能够提升居民维权意识，提高企业的违法成本和转嫁风险的意识。这样从多方面刺激了责任保险的有效需求，能够使责任保险更大范围地参与到社会治理中。
（二）增强科技在保险中的参与度“保险+”作为我国保险发展的一大战略趋势，在责任保险参与社会治理中的过程中开展“保险+科技”的模式，一方面能够利用科技赋能帮助企业加强风险管控，推进社会治理由“事后补偿”向“事前防控”转变。另一方面，业内建立风险数据库，披露风险信息，能够方便保险公司收集数据，利用大数据进行精算，进而实行差异化费率，“因企制宜”提供责任保险方案。
社会治理风险点篇3
风险意识启蒙与生态民主政治:贝克的探寻首先,风险意识的启蒙。由于贝克深刻认识到当代的新风险根植于现代人不合理的实践活动和现代社会无节制的发展方式之中,所以,贝克在寻求风险社会出路时,特别强调从根本上破解当代人的实践矛盾和发展悖论的思想观念基础,而破解的途径就在于“启蒙”。贝克认为:“正是由于现有人类社会的工业生产逻辑基本上是自我毁灭式的、掠夺式的,才需要人类透过多方面的思考与实际行动努力去校正当代的大量生产、大量消费的社会秩序。”⑤贝克指出,在风险社会,风险成为公众认知和争论的主题,公众的风险意识日益普遍化,这就体现了人们的一种对现代化的自觉的“反省”意识,因此风险社会必然成为反思性社会。在贝克看来,启蒙首先是由现代新风险所诱发的,在一定意义上是人类“趋利避害”的本能反应,它是一种风险意识的启蒙。他说:“核物理学家们对核裂变的政治后果感到震惊之时就是这种风险社会的诞生之日。这种震惊曾导致了一场关于自身的启蒙运动,并引起了反思。”⑥与此同时,贝克更强调当代启蒙的主导理念是“自我批评、自我反省、自我校正”的反思精神,他说:“风险社会从本质上表明自己是个自我批评的社会,不仅是针对个别情况进行批评,而且还在原则上进行自我批评。”⑦从这个意义上讲,当代启蒙不同于强调“理性至上、主体至高、人性至尊”的启蒙运动,贝克因此将之称为“第二次启蒙”。“第二次启蒙”在现实层面首先表现在生态环境保护领域,并在全球范围内形成了大规模的环保运动,所以“第二次启蒙”实际上也是生态启蒙。贝克指出:“对我来说,启蒙不是一种历史概念和一系列观念,而是一个动态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批评、自我批评和人性起中心作用(目前我的研究主题)。”⑧虽然贝克至今并没有提出更系统的观点,但他能充分认识到这一点的重要性,并自觉地把它作为研究主题,这足以显示其思想的深刻性。并且,贝克指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努力方向,那就是从“人性”角度审视当代风险问题及其出路,这已经不单纯是一个社会理论问题,更是一个社会哲学问题。
其次,生态民主政治。虽然贝克意识到“生态启蒙”的重要性,但他深知思想意识的改变是复杂的,这是一项长期的社会运动,所以他只是把它作为一个重要问题提出来讨论,而自己则更关注现实操作层面的反思现代性的制度安排。这一点可以从贝克后来围绕“风险社会政治学”发表的论着以及对各种批评的回应中看出,他这方面的研究对于在制度层面上应对风险问题是有建设性意义的。贝克指出,简单现代性和政治哲学的回归在应对当代风险问题时注定要失败。这些正统的理论和政治学“仍然把进步的观念和有益的技术发展联系在一起,把我们相信我们面对的危险在19世纪仍然能被克服的信念、危险评估的科学模式和工业安危观念联系在一起。同时,现代工业体制、稳定的劳动力市场、性别分工、社会阶级等的解体得到席卷西方的反思现代性潮流的支持。把19世纪的想法用于20世纪后期的尝试是社会理论、社会科学和政治范畴的错论文误。这是我努力在我的全部着作里要证明的一点,因此我要着重强调这种中心思想并且提出有组织的不负责任、定义的关系以及风险的社会爆炸等核心观念。”⑨为了解决全球风险转型的“有组织的不负责任”问题,贝克在现实层面提出了“生态民主政治”的方案构想。贝克声称:“在政治学理论中,要处理大规模灾害就必须进行革命性的变革。”“革命性变革”的方向首先是承认适合自由民主运行的体制是与其相对的亚政治的先决条件。贝克认为,“民族国家在世界社会的格局中再也不能提供保障了”⑩,而非政府组织运动“事实上正在形成一种至少是处于起始阶段的调控体系,它对民族国家层面上的偏离者绝对具有某种约束力”11,因此要解决风险问题主要不是依靠民族国家,而是依靠环保组织等非政府组织及环保运动。贝克指出,简单现代化阶段的政治体制的核心是议会民主制,风险社会的转型为我们提供了拓宽和加强民主政治的机会。除了议会民主本身之外,他还提到了自由独立的大众媒体和强大独立的司法体制,但贝克特别强调“亚政治”。“‘亚政治’概念指的是民族国家政治系统的代表制度之外和超越这一制度形式的政治。它关注的是一种(最后是全球性的)政治自我组织的征兆———倾向于使社会的各个领域都运转起来。亚政治意味着‘直接的’政治———也就是说,在政治决定中采取非正式的个人参与,而绕开了意见形式的代表制度(政党、议会),但常常甚至缺乏法律保护。换言之,亚政治意味着自下而上型塑社会。”12这就是“生态民主政治”的乌托邦的涵义。生态民主政治,与简单现代性的“有组织的不负责任”不同,它彰显了一种“负责任的现代性”———第二现代性。
再次,政治和道德替换科学论证的优先权。贝克关注“有组织的不负责任”,而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科技体制的安排。在贝克看来,科技体制问题的症结,正在于“科学理性”与“社会理性”的断裂。科学技术实践一旦脱离了道德的约束和价值的审查,很可能引发破坏性的后果。核技术以及当代基因、生化等先进科技都潜存着巨大的科技风险。贝克强调,在风险时代,应破除对科学的权威性的迷信,他说:“取消科学的权威不是失败而是成功。可以说,在这个世纪,科学越成功,就越反射出其自身的确定性方面的局限,它们就更多地成为反思性的人为不确定性的源泉。科学在可能性范围内发挥作用,这并不排除最坏的情况。”13科学技术实践本身的不确定性就潜存着巨大的风险,这无可置疑,但是,科学技术在应用过程中的外部制度安排则更会使其导向不同的目的。围绕着风险存在与否、风险概率大小、风险后果程度等方面,人们的认知会存在很大的差异,面对这种情况通常需要专家来决断,但在风险时代,专家本身的科学实践就充满了不确定性,而且专家也可能出于“作为人”的不同利益偏好和动机需要而采取不负责任的做法,但常规的政治体制却往往忽视了这一点。
贝克指出:“在风险冲突中,政治家们不再能依赖科学专家来决断。这是因为:第一,在不同的人和受影响的集团之间总是存在着矛盾的主张和观点,他们对风险具有不同的定义。因此,就风险产生的知识冲突是专家的事。第二,专家仅仅能够或多或少地提供关于可能性的一些不确定的事实信息,但是,永远不能回答这个问题:哪种风险是可以接受的,哪种风险是不能接受的。第三,如果政治家采纳科学的建议,他们就陷入错误、僵化和科学知识的不确定性之中。”14贝克指出:“风险社会的教训是:政治和道德正在获得———必须获得!———替换科学论证的优先权。”15为此,贝克提出要对现存的政治制度进行反省和改革,使有关科学技术领域中的决策,如公司的决定、科学研究议程、新技术的发展和部署计划等,通过制度化的措施重新政治化、道德化,“借助于把风险费用转回到康采恩身上的办法,强迫它们使风险内在化并因此而小心谨慎地行事”16。可以看出,贝克所提出的对策,也正是要重新弥合“科学理性”与“社会理性”之间的鸿沟,使科学技术实践与政治道德实践相统一。
反思性现代化与生活政治:吉登斯的探寻贝克的理论一直关注实践,从其对风险社会出路的探讨中,可以看出理论与实践的统一。这一特点也是吉登斯的理论特色。作为英国工党执政理念的重要理论支撑,吉登斯的《超越左与右》、《第三条道路》无疑既具有鲜活的理论魅力又具有强烈的现实针对性。
针对现代社会的发展困境,吉登斯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主导理念是持相当的批判态度的。在吉登斯看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既对人类的“生存之地和共存之物”17———自然———造成全面侵害,又对人类寻求“本体性安全”18的精神领地造成威胁而导致“存在性焦虑”19,正是在这双重的意义上,当代社会演变成一个“失控的世界”。
针对风险社会的出路,吉登斯的总体立场是寄希望于反思性现代化自身。他认为,反思性现代化可以在不断重建传统的历史发展中获取化解当代社会风险的文化资源,从而生产出足够的风险意识和反思批判精神,以此来校正现代性的发展方向从而避免误入歧途。吉登斯的这一主张实际上和贝克类似,都体现了共同的乌托邦理想。这种乌托邦理想在哈贝马斯那里集中表述于“现代性是未竟的社会规划”。在现代性的连续性中通过“以现代性对抗现代性”20来化解现代性的危机,而不是像后现代主义那样只是解构,解构之后并无建设。在这一点上,可以看出风险社会理论与后现代主义在对待现代性的立场上是不同的。他们不是站在对现代性单纯批判解构的激进立场上,而是站在一种既有批判又有建构,而且批判是为了更好地建构的改良主义立场上。所以风险社会理论的态度是富于建设性的,这些理论家大多提出了自己的解决方案。尽管他们的主张是存在着乌托邦幻想的,但他们的努力至少会让人们不至于从过于自信乐观的一个极端沦落到过于悲观绝望的另一个极端,用他们自己的表述就是“悲观的乐观主义”或“乐观的悲观主义”。其实,他们自己是深刻意识到“以现代性对抗现代性”的矛盾困境的,现代性真的有这种能力吗?如果有,为何还会出现这种深度危机?如果没有或力量微弱,何以生产或加强现代性的这种能力?这是风险社会理论应当回答的问题,也是显现其理论深度和成熟度的关键。吉登斯在贝克等人研究的基础上,围绕着“反思现代性何以可能、何以生产出来、何以发挥作用”等问题,继续做出了艰辛的探索。与贝克强调“生态民主政治”区别于传统政治体制的独特性这一点不同,吉登斯则强调“生态政治”、“生活政治”与传统政治的关联。在《超越左与右》一书中,他指出:“生态政治是一种损失政治———是自然的损失、传统的损失———但也是恢复政治。我们显然无法回归自然或传统,但是无论作为个人还是作为具有集体性的人,我们在积极接受人为不确定性的情况下,能够努力使我们的生活重新道德化,用这种方法,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生态危机对于本书讨论的政治更新形式是如此的根本。它是现代性限度的物质表现形式,修补被破坏的环境与其被理解为环境本身的终结,不如被理解为重新解决贫困。”21从这段表述中,可以看出吉登斯强调生态政治的基础仍然与人们对现实生存问题的解决方式有关。但问题是采取合理的方式解决人类的生存问题并不必然带来生态危机,这一点人们已经形成共识,而生态危机恰恰“是现代性限度的物质表现形式”。现代性所强调的已经不是人类的生存维度,而是无节制增长的生产和放望的消费维度。所以,吉登斯才强调生态危机的化解在于“使我们的生活重新道德化”。在这个意义上,生态政治也就是生活政治。吉登斯指出:“‘我们怎样生活?’这个问题不再根据对外在风险的控制来回答,直面这个问题意味着通过公开、公共的方式来详细考虑社会和环境补救如何与追求积极的生活价值联系在一起。这里,生活政治不可避免地集中在非常根本的伦理关怀上———虽然这些关怀在保守主义历史中曾经通过重要方式表现出来,但是其他的政治观点从来没有触及过它们。哲学保守主义一直不害怕谈论生活、限度以及死亡问题,而且它把传统符号和惯例承载的‘存在’放在优先于‘知识’或者控制的地位。我们现在能够看到这种观点的有效性有多大,虽然我们承认保守主义本身在遇到‘自然’不再存在的后传统世界时,就无法应对它的意义。”22吉登斯对生活政治的强调在于导引人们追求积极的生活价值,而这些积极的生活价值更多的是强调有节制的道德生活,而这显然也是有利于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在这个意义上,生活政治是生态政治的根基。
与此同时,吉登斯特别强调了这种生活政治是与人们的人生观、价值观等终极关怀和追求相联系的。他认为,保守主义一直强调传统的道德和政治对人们伦理关怀的支撑,但在自然和传统终结的后传统社会中,保守主义显然无法应对,这就需要寻求新的方式来为人们确立社会性价值。在吉登斯看来,生活政治就在于“通过公开、公共的方式来详细考虑社会和环境补救如何与追求积极的生活价值联系在一起”。对此,吉登斯充满乐观地说:“没有自然或者没有传统的生活,或者更准确地说,生活在自然和传统只能以积极的方式重建的情况下,肯定不会导致人士感受到的道德失望,后者认为古老的事物永远消失了,也不会带来某些后现代主义倡导者主张的‘培养出来的漠视’。在积极的生态政治与平等主义之间也不存在必然的不和谐性———在这里平等是从能动的意义上来理解的。从积极的角度来看,自然消解带来的各种机会和困境像我在结论中所说的那样,为处于人类相互依赖具有深远而且全面意义的世界中的我们揭示了普遍性的价值。正是这些价值提供了理解积极福利的整体框架。为了摆脱生产主义,像我已经努力说明的那样,意味着要在自主、团结及追求幸福的主题引导下恢复积极的生活价值。”23总之,吉登斯认为,反思性现代化在不断重建传统的历史发展中可以获取化解当代社会风险的能力和资源。这一论断为我们思考风险社会的出路和风险文化建构的意义提供了重要的启示。
人性启蒙:风险社会理论的启示
综合贝克和吉登斯对风险社会出路的探寻,可以发现,风险社会理论主张全面提升人类整体的风险意识,它并不否定人类实践,但强调要重视人类实践的负面后果;它并不否定社会发展,但强调要重视社会发展的副产品;它并不否定发展科学技术,但强调要重视科学技术的副作用,归根到底,就是强调要重视社会发展的风险。从这种观点出发,风险社会理论,既不是消极的悲观主义———认为风险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不可摆脱的宿命,人类在风险面前无所作为,因而放弃社会进步的美好信念,甚至否定发展、放弃发展;也不是盲目的乐观主义———认为风险只是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如同“九牛一毛”的副产品,科学技术对风险无所畏惧,随着科学技术进步自然解决;而是强调立足现实,既承认创造、进步是可能的,又承认破坏、毁灭也是可能的,强调把风险意识作为一种具体的反省批判意识,以此确定人类合理的自我意识及风险意识,把自我意识转向人类如何能使自己进步的过程,把风险意识转向人类如何能有效防范风险的技术手段、制度安排及机制实施等方面。基于此,贝克和吉登斯的理论探讨发人深省,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他们告诫人们:当代人类需要经历一次新的思想启蒙,这次启蒙的主题正是要人类做出具体的反省,风险意识作为一种具体的反省意识,正是这次启蒙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
社会治理风险点篇4
2014年最后一天，上海外滩跨年活动中发生36人死、48人伤的踩踏事件，一向被认为政府管理水平最高的上海市发生了这样的风险事件，再一次敲响了风险防范的警钟。特大型城市因其人口规模大、空间聚集度高，公共管理难度大，具有中小城市和村镇没有的风险的脆弱性，一场大雨、一次火灾、一个大型活动就可能引发巨大的灾难。因此，对当前特大型城市的风险要有深刻的认知。从个体角度看，风险认知问题涉及影响个体对风险预测和评估的因素。从社会角度看，风险认知问题涉及影响风险的组织、社会和文化因素。目前，无论是个人、组织还是社会，普遍存在不当的风险认知，这是许多社会风险的根源，是风险治理必须首先面对和解决的问题。
消除目前存在的一些不当风险认知
（一）提高全社会风险意识，不仅要重视危险回避，更要关注风险防范
在笔者完成的一项风险认知的问卷调查中，排在最前面的被人们认为最危险的10项风险源分别是：核泄露、毒气泄漏、战争、燃气爆炸、核武器、传染病流行、恐怖袭击、地震、癌症和交通事故。这个结果显示，人们更多地关注那些对生命危害性更大而发生概率低的风险，而对于那些发生概率更高的身边的风险却重视不够。对于危险，每个有常识的人都会去本能地躲避，而面对众多的风险人们却经常忽略了。因为风险是对于危险发生可能性的认识和判断，每个人的知识、经验不同、接触的信息不同就会产生不同的判断，致使许多高的风险源被忽略。
为什么同样的事故会反复发生？反复发生就说明其属于高风险，而这种高风险还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和应对。当灾难事故发生后，个人、社会、国家都会不惜代价做出应急响应，但往往在杜绝类似灾难和事故的努力上却远远不够，因为人们并不习惯为可能的危险付出成本。比如，一个人得了癌症，全家会不惜一切代价治疗，但很多人不愿意自费去做一次体检。公共管理也一样，在灾害救援、事故应急上政府财政可以紧急拨出专款，但财政对防范风险的常规预算往往不足。我们都懂得“防患于未然”的道理，在风险治理方面，我们要转变观念，学会如何科学地为“没有发生的危险”埋单，也就是以小的风险防范经费支出来节约大的事故应急经费。
（二）对事故和灾难的风险性反思要推动制度的健全和政策措施的完善
风险认知的另一个突出问题是对发生的事故、灾难的风险性反思不足，这就造成同类事故不断发生，低级错误一再复制。上海外滩踩踏事件调查报告值得赞赏的一点就是提到不能“因噎废食”。我们看到因为一些学校组织学生课余活动发生事故后，教育部门明确要求取消这类活动，这不是真正的对事故的反思。风险性反思不仅仅是追查事故原因，追究责任人。对事故和事件的反思不应该仅仅停留在思想上，除了要让涉及的个体获得风险认知，更重要的是要形成全社会的风险认知，一次、一类风险的发生应该推动一种制度性解决，通过制度和政策措施避免和降低此类和相关类别的风险。
（三）改变人们普遍忽视风险距离的侥幸心理
笔者最近的一个关于汽车使用风险的研究发现一个奇怪的结论。我们在考察影响驾驶员危险驾驶行为一系列的变量时发现：倾向违反交通规则和法律的态度、驾驶员驾驶过程中的愤怒情绪和紧张情绪、驾驶员驾驶过程中对刺激性的追求、驾驶员具有的应付突发事件的防卫驾驶能力，都使得风险驾驶行为增加。但一个出乎意料的结果是：对不当驾驶行为危险性的认知越高，越倾向风险驾驶行为。也就是说，驾驶者明知超速、不系安全带等行为是危险的，他们依然这样做。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现象？就是因为很多人认为风险是存在的，但他们侥幸地认为危险不会落在自己头上。而风险社会下正确的风险认知应该是，使得每个人都意识到风险可能时时都会在自己身边发生，时刻不能放松。
（四）建立有效、及时的全媒体系统，实现准确、恰当的风险“媒介化”，来降低风险
现代社会中许多风险是人们认知不足的，“风险社会”的风险多数属于“媒介化的风险”，即风险事件通过各种不同媒体的表述、呈现，成为大众了解到的风险信息，这个过程就是风险的媒介化。如果说传统社会的风险意识来自自身及周围人的经验的话，现代人的风险认知和风险焦虑主要来自媒体。而风险媒介化的过程本身可能会造成风险失真，一种情况是媒介化过程释放了错误的信息，另一种情况是风险媒介化不足或缺失。
在信息社会、网络社会、移动互联时代，风险的防范要依赖恰当媒介化的风险信息。比如，北京“7·21”暴雨灾难后，北京市政府开始在特殊气象时向市民发送风险预警短信。如果上海的安全部门提早发出举办地点变更的信息，或者在2014年12月31日晚上及时发现人群聚集的风险，采用微博、微信、短信发出提醒，呼吁市民不要前往外滩，外滩市民迅速离开，这场灾难可能就不会发生。因此，要利用目前互联网、社交媒体在传播中的优势，结合传统媒体，形成全媒体的准确、有效的风险媒介化体系，防范和应对各种风险。
（五）普及风险防范知识和技术，提高风险认知能力
媒介化后的风险在认知过程中也可能失真，因为风险认知是一个风险信息主观化的过程，这就不可避免出现风险的个体差异，不同的人对于相同的风险信息会表现出截然不同的态度和行为。对于一些新的风险，人们没有感知和判断能力，或者把风险放大或者把风险缩小。有些人会信谣、传谣，有些人则能够轻易识破谣言。究其原因，就是风险社会理论提出者贝克所言的“风险社会是知识依赖的”。现代社会信息的传播途径多样化，信息量巨大，过量的信息就需要人有能力筛选，矛盾的信息会使人出现判断错误，而不充分的信息也可能使人们的风险认知发生偏差、行为失当。对于特大型城市来说，时刻暗藏着各种风险，政府部门应该组织专业机构和全社会来排查风险，编制风险地图以及市民风险防范的指南、功略，采用灵活多样的文字和可视化手段，及时更新的风险信息和风险防范措施，提高全社会的风险认知和应对能力。“个体化”社会要依靠新的社会动员方式实现公共风险治理
（一）提高风险认知水平的目的是提高风险治理效果
风险认知包含了四个方面的影响因素：个体层面的风险认知、群体层面的风险认知、社会和政策层面的风险认知、文化与价值观层面的风险认知。个体如何规避风险取决于个体的风险认知和风险应对能力，社会如何应对风险取决于风险的社会认知和社会政策水平，也依赖于风险的传播和社会的风险知识，以及全社会的风险防范技术，使不断形成和固化的社会行动上升为一种文化和价值理念。要提高风险治理效果就要从影响风险认知的不同层面人手，同时采取措施从个体层面提高每个人的风险认知能力、风险意识。从风险的社会政治制度人手，深入到风险治理的文化建设的高度，才能实现高水平的风险治理。
（二）认清特大型城市社会风险的新特点、新形势
目前风险治理的突出特点是“个体化”社会背景下的公共风险规避，但这本身就蕴含着巨大的矛盾。中国的现代化转型过程也明显表现出个体化的特征，特别是特大型城市，单位社会式微，家族社会已经不存在，代之以核心家庭，而年轻一代越来越追求个性和人格的独立，甚至一些家庭成员的个人财产也是独立的，个体成为社会的基本单位。但个体化的社会所要面对的却是社会化的风险，越来越多的风险不是个人可以规避和承担的，需要社会协同应对。上海外滩踩踏事件就是典型的个体化社会下的公共风险，跨年活动参与的单位基本上是个体、家庭或少量朋友小集体；当大量个体聚集，便形成了风险，一个人的在场成为别人的阻力和伤害，而这个过程中多数在场的人又是不自知的。
对于特大型城市来说，这样的事例比比皆是。我们计算了北京汽车拥有量和道路面积之间的关系，发现北京的道路刚刚够容纳北京所有的500多万辆汽车，并保持一个安全行驶的车距，而且要行驶的话须步调一致，同步、低速、匀速。实际上，整体道路面积下汽车总量理论上的匹配是毫无意义的。因为道路分布在整个北京行政区域，而汽车多数活动在中心区和主干道，在多数时间、多数汽车停驶的状态下北京的道路已经拥挤不堪。在一些重要的时间节点上，局部交通接近瘫痪，如果遇到突发事件，就会酿成灾难。就像北京“7·21”大暴雨京港澳高速房山段几百辆车淹没在洪水中，每辆车都互相成为了路障，陷入险境无法逃脱。
（三）通过自组织、民间机构，利用新媒体形成新的风险应对和治理模式
个体化社会意味着社会的组织和社会动员更为困难，也意味着个人将不得不学习独自面对风险社会的新挑战，要求个体具备成为风险应对主体的能力。但仅仅这样是不够的，因为个体所能规避和应对的是个体风险，社会共担风险依然需要组织化和社会化的应对和治理。因此，在正式组织无法满足风险治理的情况下，应该培育社会的自组织能力，来增强抵御风险的能力。如北京“7·21”暴雨致使快轨停运，机场滞留旅客几万人，北京望京小区居民利用微博半小时集结了20多辆私家车，免费送旅客回家。
除了鼓励社区、民众自组织进行风险防范外，应该鼓励那些具有特定专业技术的公司和民间机构积极参与风险治理。比如，目前电话和短信诈骗现象普遍，依靠公安部门很难实现源头治理，而类似360手机卫士这类软件的做法起到了很好的作用。通过一些接过诈骗电话和短信用户对来电号码的标注，并把这些数据通过分享转化为提醒信息，有效地减少了诈骗电话和短信的成功率。除了鼓励360这样的企业行为外，更应该把这种风险防范的手段扩展为电信运营商的基本服务，同时鼓励其他商业机构开发更有效的应用手段。
社会治理风险点篇5
关键词：大学生；人生风险意识；思想政治教育
中图分类号：G640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2589（2012）18-0183-04
一、风险及人生风险意识含义
风险指具有一定危险的可能性和由自然现象、自然灾害造成的客观危险[1]。伴随着人与环境的密切关联，风险日益渗透到社会各方面，体现出高概率性、渗透性、侵害性、扩散性等特征。
人类生存总有一些风险伴随，因而“现在人们想必很有可能还会把风险概念扩展到人生；扩展到一系列问题上，如劳动力市场的不可预测性，以及离婚、疾病等方面的不可预测性”[2]。所谓人生风险，就是人生活在世界上，在与自然、社会和自身的实践交往活动过程或结果中所面临的损失或失败的可能性和不确定性。从社会层面看，可分为政治风险、经济风险、文化风险、生态风险等；从个体层面看，可分为人际风险、价值取向风险、道德风险、生命健康风险、情感风险、就业风险等；从造成风险的方式看，可分为自致性人生风险和非自致性人生风险。
人的一生都会在一定范围内处于某种风险的不确定状态中，这加剧了人们对人生风险的深化认识与反思，并逐步建立起人生风险意识。人生风险意识就是指个体在与自然、社会和自身的实践活动中形成的，对人生已经存在或可能存在危险的一种能动的主观反映。这种反映不是机械被动的，而是积极主动的。
二、对大学生开展人生风险意识教育具有重要意义
（一）风险频发现象为人生风险意识教育提出了迫切要求
近年来，地震、海啸、雪灾、干旱、禽流感、疯牛病、核泄漏、矿难等各种自然灾害、社会灾害、事故频繁发生，直接冲击和迅速蔓延至个体生命、生活、精神世界，造成巨大的毁灭和伤害。与此同时，社会转型的急剧变化，使意识形态、价值观念、学业、交友、情感、财产、健康、社会实践、就业等领域凸显出更多的不确定性因素，风险诱因加剧。这些都为加强大学生人生风险意识教育提出了迫切的要求和任务。
（二）开展人生风险意识教育是大学生健康成长成才的需要
当代大学生积极追求自我价值的实现和事业的成功，具有健康成长成才的迫切愿望。但这一切都离不开大学生身心的健康发展；离不开在风险频发的社会和人生领域，用正确、科学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和方法论去分析、防范、解决现实生活中遇到的各类风险和灾害。
（三）为大学生步入社会，促进人的社会化发展提供经验和方法准备
风险所造成的灾难总是与幸福相背离的。通过对大学生进行人生风险意识的超前性、主动性教育，有利于他们形成良好的心理状态,具备预见风险和果断应对的能力。一方面，能够为大学生积累一定的风险防范经验和方法；另一方面，又能深化他们对人生曲折经历的认识和理解，为将来步入社会，正确面对和处置人生实际遭遇的困难和风险奠定基础。
（四）丰富和拓展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和实践的视阈
思想政治教育“不只是解决现有的思想矛盾和已经发生的问题，而要尽可能有效预防可能发生的问题和挫折，这就是思想政治教育的超越性所要求的主动性、预防性”[3]。人生风险作为一种客观存在的现象，对大学生健康成长和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对这样的现实问题，思想政治教育不能回避。人生风险意识教育作为全新的话题引入思想政治教育的视野，正是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和实践工作领域内涵的丰富和拓展。
三、大学生中开展人生风险意识教育的现状
（一）大学生关于风险及人生风险的意识淡薄
大部分学生通常将风险作为小概率事件而疏忽大意地对待，总认为不会发生在自己身上，缺乏对风险危害事件的知觉、预测和防范意识。同时，大学生社会经验、阅历不足，对周围事物矛盾运动和发展变化的态势估计不充分，对人生风险的发生不可能有一个完整、系统的认识。虽然大学生价值观和判断力正处于趋向稳定时期，但对复杂事物和现象的分析能力还比较欠缺，难以自发形成洞察、预防风险危害事件的正确观念，更谈不上用科学的方法和知识进行处置。
（二）大学生人生风险意识的教育比较缺失
长期以来，社会外部环境缺乏对公民大众进行自然灾害、社会灾害、突发灾难事件的教育、防范与演练，这与发达国家建立日常宣传和全民教育、防范的机制相比存在较大差距。大部分高校也没有专门开设灾难和风险防范的课程，教师主要专注于对学生进行专业教育，在相当程度上忽视了对学生进行风险危害防范的系统分析和指导。家庭教育中，由于受文化知识和视野的局限，家长普遍关注学生的智育、特长培养，一切都寄希望于学校的教育和对未来成长的美好规划，普遍缺乏对人生领域风险危害的充分估计和考量。
（三）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缺乏对人生风险意识教育的研究和实践指导
人生风险意识教育属于思想政治教育或“大德育”范畴内容。但学科研究长期关注于思想教育、道德教育、心理健康教育、法制教育，对实践领域急剧变化的问题与现象反映不敏捷、回应乏力、解释力度不够，没能够及时满足大学生在复杂外部环境下对成才的渴求和对人生风险防范的科学指引。至今，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对人生风险意识教育所包含的人生风险的基本概念、特征、类型、表现、传播、控制、化解、处置等问题，都还没有完整、系统的研究，也缺乏实践指导的科学理论和有效经验的借鉴。
四、加强大学生人生风险意识教育的对策思考
（一）把人生风险意识教育纳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学科视野
思想政治教育要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大学生形成正确的思想和行为，必须坚持与时俱进和“三贴近”，增强吸引力、感染力和实效性。因此，思想政治教育要积极回应同学们关注的社会热点、难点、焦点问题，植根于丰富的社会实践，找到学科发展和指导现实的新的理论增长点。在经济全球化、教育终身化、信息网络化的崭新时代，大学生的日常生活更加丰富，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领域也在不断拓展。把人生风险意识教育纳入学科视野，需要重点研究风险产生的自然和社会根源、风险发生和运动的规律、外部环境风险的类型和影响、风险在人生领域的表现和影响、风险对大学生成长成才的利弊和学校与大学生个体如何应对风险的防范与处置，以及一系列操作范式的内容等。同时，还需要在实践工作中认真研究和积累开展人生风险意识教育在大学生中的接受心理和传播规律等方面的经验，通过采取喜闻乐见的方式增强对大学生的吸引力，强化大学生的人生风险意识，形成风险防范的辨析、洞察、实践能力，满足大学生成长成才的渴求，从而提高大学生的生存和发展质量。
（二）通过日常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载体开展教育和实践活动
大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是结合大学生的日常学习、生活和交往开展的各种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它有着丰富的教育内涵和多样的教育形式。高校应当利用日常思想政治教育所具有的经常性、持续性、广泛性、渗透性、潜隐性等特征寻求合适的载体、方式和途径对在校大学生开展风险和人生风险意识方面的教育和实践活动。其一，学校和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部可以充分发挥《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大学生形势政策》等课程的主渠道作用，安排一定的课时或专题对大学生开展风险和人生风险意识方面的教育；其二，学校还可利用军训、运动会、实践活动等机会，开展灾难教育、风险教育、生存教育和一定的实践演练活动；一些有条件的院系和教师还可以结合自身研究专长，开设相关的选修课和讲座，编撰科普书籍或专著，面向全体学生普及有关灾难、风险、事故、情感恋爱、流行疾病、生活安全、就业风险等方面的知识，提高学生对人生领域有关风险的关注度和自我管理、自我教育的能力。其三，学生个体和班级，可以自主设计主题班会、主题党团活动，参加社团协会、兴趣小组等，开展满足大学生个性化需求的思想政治教育，增强大学生的主动参与性。有条件的，还可以邀请优秀毕业生和校友举办讲座和座谈交流会，讨论人生和事业发展过程中遇到的各类危机、风险事件的处置，增强大学生的真实感力度，提高理性思维和实践处置能力。
（三）加强教师素质建设，提高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实效性
大学生、班主任、辅导员和教师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是一定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的主客体关系。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的人生风险意识教育和日常组织、实施工作，都必须要建立在教师具有某领域的丰富专业知识和管理能力的基础之上。因此要加强教师这方面的素质建设，构建教师完善的知识结构，提高教师在课程开设和日常思想政治教育中的设计、规划、管理、组织、协调、实施等方面的能力，最大限度地发挥教师的积极性、主动性，提高教师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主体性，并有效带动受教育对象积极参与，产生对知识的渴求、对自我人生规划的责任，提高受教育对象的主动性，创造性，形成双向互动的良好局面，把教育和实践活动效果引向深入。教师素质的提高对促进大学生知晓风险知识，了解风险规律，警惕风险危害，提高防范处置风险的能力具有关键作用。学生在教师主体性充分发挥的激化状态下，调动自我的全部信息参与，通过内化和外化过程，形成信念、意志和一定条件下的自我行动，达到良好的教育和实践效果。
参考文献：
[1]薛晓源，周战超.全球化与风险社会[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
社会治理风险点篇6
论文关键词：社会风险，治理，和谐社会
社会风险是贯穿人类社会发展始终的普遍性概念，人类只要进行实践活动就必定存在风险。现今我国正处于社会全面转型的特殊历史阶段，既非纯粹的传统社会，也非纯粹的现代社会，而是一个诸多形态并存的多元社会。这一时期的社会风险既不同于传统的社会风险，又区别于人类科技负面性所导致的后工业化时期的社会风险，它是同时具有前工业社会、工业社会、后工业社会等多时期特性的“共生风险”。这是当前我国社会风险的最突出特征。如何对其加以有效控制和治理考验着我们党的执政智慧和政府的执政能力。
一、社会风险问题的缘起及意义
从一般性意义上来说，“社会风险是指发展过程中人民群众的正常生活和生产可能遇到的不确定因素的影响与危害，导致社会冲突，危及社会稳定和社会秩序的可能性。这种不确定性因素可能来自于社会的生态、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领域。社会风险是隐性的，表现为社会各要素的异常运动变化造成社会动荡、冲突和损失的可能性结果，当社会风险显性化时，就转化为社会危机和社会动荡毕业论文题目，造成社会损失，威胁社会的秩序与进步。”[1]
社会风险凸显为时代问题，有其深刻的实践根源，与生产方式的转变、社会结构的变革、生存样式的转换等密切相关。20世纪后半期，在对西方先发国家现代性带来的负面后果深刻而睿智的反思中社会风险逐渐被学界所关注，许多著名的西方学者如贝克、吉登斯、卢曼、拉什等都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并进而提出了“风险社会”理论，用风险社会来描述当今人类社会的深刻特征，“人类进入了风险社会”、“我们生活在文明的火山口上”[2]认为风险社会已成为人类不可规避的境遇。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进入了从传统向现代、由农业向工业、由乡村向城市、由经济文化不发达向现代化过渡的急促而深刻的社会大转型和制度大变迁时期，这种社会转型具有高度的时空压缩性，传统、现代与后现代以及本土与全球诸多因素交织在一起，使社会转型中的各种矛盾聚集，风险加大，造成风险类型的多样性、风险主体的多元性和风险关系的复杂性、风险后果的严重性，使中国的发展面临严峻的挑战。这不仅使中国的经济发展进入了一个关键时期，也导致社会结构的迅速分化，进入了风险的多发期。在此过程中，我国社会中各种不和谐因素和风险蜂拥而出，甚至以一种激烈的、爆发式的形式表现出来。
治理社会风险就是要在发展中鉴别、减少、预防、化解、控制各种因素所导致的社会风险，避免社会冲突，减少社会震荡，保证人民群众的正常生活与生产论文参考文献格式。积极认识和治理社会风险是实现社会全面进步的要求，也是和谐社会建构的内在要求。对社会风险的认识和应对水平，同样决定着发展的成效和人民的福祉。如果认为只要经济发展了，任何问题都能解决，就会忽视经济发展过程本身也是社会风险产生与发展的过程，在社会发展上付出代价。
首先毕业论文题目，善于治理社会风险，是新时期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和社会管理水平的重要体现。风险治理不好难以保证社会稳定和发展。改革开放发展过程中沉痛的经验教训表明，不能治理好社会风险，就无法维护社会的稳定，也难以发展。即使发展了人民群众也不会有幸福感。
其次，社会风险治理是对党的建设、国家行政制度建设提出的挑战。治理社会风险是考验我党是否有能力使自己的干部队伍坚持为人民服务的宗旨，避免成为既得利益集团；党是否能在不同层级贯彻落实好科学发展观；政府行政是否能具有行政统合性的自觉，能否在既有的政治基本制度基础上建立更有效的对社会矛盾的化解和控制机制。
再者，社会风险治理是对党和国家利益整合能力提出的挑战。对社会风险的治理是一项系统的社会工程，随着改革的纵深发展，我国传统的社会阶层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呈现出多元化发展的趋势，出现了不同的利益主体和利益集团。这种变化是社会发展的客观结果，也是中国由传统社会向现代、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的必然趋势。但是不同的利益主体由于占有社会资源的不同和利益的差别，相互之间难免会发生各种矛盾甚至冲突。这就需要建立健全公平、合理、有效的利益协调机制和社会保障体系，努力营造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分配公平和人道主义公平的社会环境。
二、当前社会风险的表现与特点
社会风险成为时代问题与社会特征发生在从工业现代性向自反性现代性的转型时期。它开启了审视社会发展方式的新视野，即风险生存不仅成为人类实践的内在逻辑，也对社会发展方式产生塑造作用。如今中国社会正经历着深刻的结构转型、体制变革与社会心理变迁，各种风险现象也日益凸显。贝克曾认为：“当代中国社会因巨大的变迁正步入风险社会，甚至将可能进入高风险社会。从西方社会发展的趋势来看，目前中国可能正处在泛城市化阶段，表现在城市容纳问题、不均衡发展和社会阶层分裂，以及城乡对比度的持续增高，所有这些都集中表现在安全风险问题上。”[3]
我们党所倡导的和谐社会，是一种理想的社会发展状态，从现实发展来看，它依然会面临诸多风险的考验毕业论文题目，在众多风险的冲击下，人们更能感受到和谐的难得与珍贵。“和谐社会是一个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社会，也即在一个横向纵向两个方向运行有序的社会。”[4]要实现这样的目标，就必须对我国现阶段存在的各种社会矛盾和风险及其复杂性和严峻性进行正确的认识和清醒的分析。
首先，市场经济活动会带来社会风险。市场经济活动中利益关系不断泛化逐步压缩其它社会关系的生存空间。当事人往往以个人利益至上作为其行为逻辑，追求自己的利益或维护其不受其他主体的侵犯，因此常常与其他利益主体发生冲突。当前这类利益冲突表现十分广泛，除了在日常生活中的经济纠纷以外，在动迁、重大公共建设项目、城市管理、医患纠纷以及劳动争议上引发了比较突出的社会矛盾和冲突。甚至也成为家庭矛盾、亲人反目的重要原因。尤其是，当前存在的人们过高的欲望和利益预期，容易导致社会矛盾由小变大，变成冲突。
其次，经济体制改革中蕴含的社会风险。经济改革本质上是人们的价值重塑与利益结构再造，势必引发社会风险与矛盾论文参考文献格式。在经济体制改革中引发的突出问题往往是与国有企业改革相关的职工下岗、所有权改制、利益分配。过去我们习惯从经济效益的角度思考问题，较少地从社会成本的角度思考问题，结果是用高昂的社会成本去换取经济效益，导致对下岗职工欠账很多，转制企业职工利益未被充分尊重，形成巨大的社会风险。经济波动很容易激化社会固有的矛盾，引起冲突。08年金融危机所导致部分企业的经营难以为继，但不按规定清偿职工的工资与支付补偿，引发群体性事件。股市和楼市的大幅波动所造成部分群体的利益受损，也会引发群体性事件和利益当事人的极端行为，影响社会稳定。此外，以养老、医疗、工伤为内容的社会保障体系是为了分担和分散个人因疾病、工伤和丧失劳动力而遇到的社会风险。但社会保障制度的不完善，统筹程度低、保障方式的身份化、等级化，引起部分群众的不满。
再次毕业论文题目，社会分化所带来的风险。改革造成收入分配和财产分配的分化，形成贫富差距与新的社会阶层和利益群体。弱势的低收入阶层和困难群体容易产生相对的被剥夺感和被排斥感，带来社会内部不同阶层之间对立和冲突的风险。分配制度中群众与干部之间在分配上的差距成为突出的问题。征地与动迁成为当前社会矛盾突出的方面。其中既有因对群众利益没有充分考虑与安排成为历史遗留的老大难问题；也有在现实生活中当事者不顾大局，不讲道理，把动迁作为与政府部门进行利益博弈，试图投机获利的机会，致使成为影响社会和谐与稳定的突出问题。
第四，既得利益的形成导致社会风险。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是以对个体利益和局部利益的承认为起点的，个体利益最大化成为社会上普遍的利益取向和价值取向。随着改革的演进，在发展中已经取得的利益逐步刚性，正在形成既得利益结构。除个体利益与社会利益和公共利益容易冲突外，既得利益群体常常成为妨碍公共服务和公共管理的重要阻力，成为带来社会风险的重要因素。在这个过程中政府也有可能成为既得利益集团，往往表现为：一是政府官员谋求私利，侵犯广大群众利益；二是政府官员背离科学发展观，片面追求政绩，损害广大群众的利益；三是政府官员的官僚主义，不能为群众及时解决问题，提供有效的公共服务，弄虚作假，欺上瞒下。当前，政府官员与群众的矛盾主要表现为：政府官员中的腐败现象、官僚主义、在发展中侵犯或忽视群众利益的现象，对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漠视，甚至是符合人民群众利益的目标也不善于用人民群众能够理解的话语表达，为人民谋利益的好事不能办好，降低了人民群众对政府官员信任度，败坏了党和政府在人民群众心目中的形象毕业论文题目，成为引发集群性事件的心理基础。
第五，生态、环境与社会风险。一是许多地方以牺牲环境和生态来换取发展，造成人民的健康和生活质量受到损害。在发展中导致的环境污染、温室气体的排放，不仅容易导致群体之间的冲突，而且影响发展的可持续性。二是经济发展所导致劳动力的集聚和城市化扩张，也带来社会风险。大量的人口流动与生活转型，使不同地域、不同背景、不同期待、不同价值和信仰的人口高度集聚，脱离了中国文化中熟人社会的约束，打破了原有的社会管理、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的体系，提高了发生越轨、犯罪的社会风险，也增加了传染病传播的可能。其三是历史遗留问题引发的社会矛盾，基于历史因素和地区差别所形成的企业军转干部、复退军人、支内支边上山下乡人员、以及艾滋病患者等这些特殊群体集体上访，由于不同时期的审判标准和政策标准，在过去受到处罚的群众以今天的标准要求平反和赔偿，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突出因素。
第六，自由化思潮所带来的社会风险。一些主张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士对现存的社会制度不满，散布反对社会主义制度和党的领导的言论，对社会的稳定带来隐患。方便快捷的网络媒体为这些言论的散布和意见沟通、宣传、力量的整合提供了便利，特别是对某些社会事件的报道、解说、影响的扩散起了非常大的作用，容易威胁社会的稳定。这种社会风险非常容易演变为政治风险。
第七，民族矛盾引发的社会风险论文参考文献格式。作为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民族自治和民族团结是我国的基本国策。但是，各民族文化与宗教的差异，地区发展的差异，宗教信仰的差异、民族地区的干群矛盾都非常容易导致民族矛盾、宗教矛盾和社会矛盾。这类矛盾一旦处理不善，容易被境内外敌对势力、民族分裂势力所利用，从而转化为社会冲突和政治风波。
第八毕业论文题目，各种灾难事故频发的风险。重大的生产安全事故、不可预知的自然灾害、公共卫生灾害都与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与财产安全息息相关。一旦发生，容易引发社会恐慌，影响社会的安定。如政府不能采取及时采取有效的应对措施，会引起社会强烈的不满，动摇民众对执政党和政府的信心。
第九，社会风险处置不当有可能引发政治风险。社会风险主要来自于当事者追求自己的具体利益，或因强烈的不满情绪而导致的非利益相关者参与的行为，目的在于争取利益、发泄不满，但并不以挑战现有的政权和基本制度为目的。政治风险来自于有组织、有明确的政治话语和纲领的力量，其目标在于挑战现有政权和基本制度的合法性。如果处置得当，社会风险可以预防、化解和控制，一旦处置不当，有可能在一定条件下转化为政治风险。
当代社会的风险与传统社会相比具有极大差异性。一是风险的属人性，它是文明进步特别是科学技术发展造成的，更是与人的主观决断尤其是某些发展模式决策失误密切相关。二是风险的不确定性，表现为外部环境的复杂性和可变性引起的不确定性以及主体对未来行为的决策即风险诊断上的不确定性。三是风险的扩散性，全球化趋势以及现代信息技术的高度发达，使得各种意外、偶然、危险以及灾难频频发生并迅速传播开来。风险造成的结果是破坏了现存制度与秩序存在的合法性基础，导致了现有社会结构、制度以及关系向更加复杂、偶然和分裂状态转变，使社会变得日益复杂和难以把握，更加脆弱和动荡不安。
三、在社会风险治理中推进和谐社会建构
任何对时代问题的积极回应都将指向现实世界，对时代问题提出诊断方案，探寻走出困境的可能路径。“和谐社会”理念的提出，既体现了我们党对马克思社会主义理论的坚持和发展，也显示了对现实问题的密切关注；既昭示了我们党的风险意识的增强，对风险问题的警醒，也表明了对风险出路的积极探寻。就此而言毕业论文题目，社会和谐与风险治理具有同一性，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必然是一个社会风险治理的过程。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指出:“我们要始终保持清醒头脑，居安思危，深刻认识我国发展的阶段性特征，科学分析影响社会和谐的矛盾和问题及其产生的原因，更加积极主动地正视矛盾、化解矛盾，最大限度地增加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地减少不和谐因素，不断促进社会和谐。”[5]当前社会矛盾高发与以往不同的地方在于：社会中主导的核心价值趋于弱化，人们的价值取向日益多样化；不同社会阶层和团体的利益取向呈现多元化态势，既得利益结构正在形成；信息的容易取得和相互攀比导致人们的心理预期往往高于现实条件的许可。在此基础上，利益冲突的多样化、复杂化、尖锐化，导致调处、化解的难度越来越大，带来了非常高的社会风险。
面对风险的考验，化解和治理风险，构建和谐社会就是我们需要解决的时代课题。如果说处理好稳定与发展的关系是中国现代化建设全局的保证的话，那么，预防和治理好社会风险就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关键。从构建和谐社会的视角来看，治理社会风险在当前：
第一，深化对社会风险的认识与研究。从一定意义上讲，对社会风险的科学认识比社会风险本身更加重要。对社会风险的科学认识与研究是正确应对和治理社会风险的前提，没有科学的认识就不会有正确的行动。
第二，加大资源的投入与整合。从总体上看当前对治理社会风险的资源投入仍然不足，需要加大两种资源的投入。一是行政资源：即党和政府部门在工作中的重视程度，以及所掌握的政策资源和财政资源（国民收入的二次分配）论文参考文献格式。二是社会资源：即从社会上动员的人力资源和物质资源（国民收入的三次分配）。要在不同的工作层面加强对资源的整合。
第三，建立和完善工作载体。建立社会风险预警机制；建立重大事项社会风险评估机制；在信访中推进接访、下访工作的制度化和建立信访终结机制；整合基层综合治理机制，加强综合治理在打击、防范、教育、管理、和维稳方面的能力；在人民调解、司法调解、行政调解的基础上形成大调解机制。
第四毕业论文题目，健全民意表达与回应机制。及时把握民意，疏导群众情绪，是取得社会风险治理主动权的关键。民意表达是人民群众实现政治参与和社会参与的基本条件。让广大人民群众参与公共政策等重大事项的决定、评估、监督的讨论，及时回应群众提出的意见与建议，有利于提高政府决策与行政的社会满意度，有助于预防、减少社会风险的产生，形成治理社会风险的合力。
第五，引导社会舆论，培育公共理性。治理社会风险是社会建设的重要一环，是实现社会全面进步的重要条件。积极营造追求社会和谐与进步舆论，营造正确处理个体、群体与社会整体关系的舆论，有利于正气抬头，有利于社会资源的动员和社会风险的治理。要积极引导公众心理预期，防止公众因过高和不切实际的预期而引发社会矛盾，引导公众在法律和道德的框架内化解矛盾。
第六，充分发挥社会组织的作用。社会组织以一定的理念和目标聚集资源提供社会服务，起到政府和市场无法或不易起到的作用。社会组织拥有大量的社会资源，在提供社会公共服务、慈善活动、化解社会矛盾、帮助就业、参与政府科学民主决策等方面提了积极的作用。要善用公益性社会组织，鼓励、扶持它们的发展，健全管理体制，实行分类指导。
参考文献：
[1]刘挺：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社会风险及其管理[D]，南京大学社会学系，2002年，p10。
[2]UlrichBeck：RiskSocietytowardsanewmodernity，London，SaGepublications，1992，p18。
[3]薛晓源、刘国良:全球风险世界:现在与未来——德国著名社会学家、风险社会理论创始人乌尔里希·贝克教授访谈录[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5年第l期，p48。
[4]郑杭生主编:走向更加有序的社会:快速转型期社会矛盾及其治理[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pl。
社会治理风险点篇7
关键词：风险社会治理困境治理现代化
一、风险社会及其对治理提出的新要求
（一）风险社会的内涵
“风险社会”这个概念由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首先提出，这里风险指的是：“完全逃脱人类感知能力的放射性、空气、水和食物中的毒素和污染物，以及相伴随的短期和长期的对植物、动物和人的影响”，现代风险社会具有以下几点特征：第一，现代社会风险是围绕“人”而产生的各种风险，其中包括由于人类活动所带来的未知性后果、人类活动导致自然环境的未知变化、社会制度本身缺陷所带来的风险。第二，现代社会风险具有一般风险所有的不可预见性和无法度量性。第三，现代社会风险具呈现全球化和高危化趋势。
（二）风险社会对国家治理提出的新要求
首先，风险社会背景下，政府应当高度关注风险预防和治理工作，将其纳入到核心职能当中。如今，巨大的风险可能使得多年积累的财富化为乌有（亚洲金融危机），政府非常有必要将社会风险管理提升到前所未有的新高度。
其次，政府应当提高对自然、社会风险的预见能力。尽管风险具有高度不确定性，但是政府作为一国资源和信息的最终掌握者，识别和预警风险并非绝无可能，政府需要时刻保持清醒，理性评估事项收益和风险的得失。
第三，政府应当具备较强的宏观驾驭能力的同时拥有合作精神。风险的全球性和高扩散性使得一些局部事件可以迅速演化为全国性社危机。政府应当具有强有力的宏调控手段，同时与他国政府、社会力量积极寻求合作，果断而坚决地阻止事态进一步恶化。
第四，制度化风险的存在要求政府不断完善政府管理体制，着力构建民主、公平、开放的社会体系。中国当下面临的最严峻的社会风险是制度风险，其中主要包括：制度转轨风险；以收入差距为核心的社会差距的扩大；信息的流动和控制以及金融危机等。虽然社会风险的防治看起来更依赖于政府的调控，但事实上更加需要畅通的信息沟通，高度的社会合作和公民的自觉配合。
二、风险社会下我国国家治理面临的困境
结构性失效涉及以国家为中心构建的整个治理结构，有两种表现形式：一种是国家治理能力的软弱，政府无法承担应有的维护社会秩序和保障公众安全的功能，更无法保证市场和公民社会的正常运行；另一种是政府与公民社会、市场的关系不平衡，甚至僭越了他们的功能，从而诱发了后两者的失效，造成众多的社会问题。
制度性失效一般是指一些现存的规则和安排存在明显的缺陷，无法有效实现其目的甚至具有反作用。表现为：一些某些社会问题没有建立相应的规章制度，存在法律真空，无法有效约束主体行为。或者虽然建立了相应的制度，但无法实际实行、取得其应有的效果，存在制度自身不到位；或者已经建立的制度并不适应具体的条件，存在制度的不适应。
政策性失效主要是因为国家要面对和解决不断出现的各类问题，现有的政策会因为实际情况的变化而不适应当下的需要，对于任何一项政策或者制度，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情况的变化都存在失效的可能。
三、风险社会下实现国家有效治理的策略
政府对于风险社会的治理不可能完全避免严重公共危机的发生，但风险社会可能导致的严重后果又使得政府无法逃避风险社会的治理责任，因此，政府应当设法提高风险治理手段的有效性，国家治理体系本质上来说就是规范社会权力运行和维护公共秩序的一系列制度和程序，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本路径包括：
一是要逐步完善国家治理体系。发挥党和政府在国家治理中的核心和主导地位的同时，要足够重视市场与社会在国家治理中的作用，充分发挥七自身的调节和反馈功能。十八届三中全会反复强调市场在资源配置当中的决定性作用，实际来讲，市场不单单起着配置的功能，还具有建构经济秩序的效应。
二是要特别注重体制机制创新。我国历经数十年的社会主义市场建设，现在已形成了基本的制度原则。当前最重要的是通过设置出一系列体制机制让这些制度原则能够“落地”和“运转”。如我国很早就提出人民当家作主的理念原则，其意义远远超越历史上经由精英民主再到大众民主的常轨认同。但如何为人民当家作主、参与国家治理提供条件，创造有效的实现形式等等现实问题则还亟待解决。
三是应当加强政治整合。将发挥群众创造性、调动市场积极性和参与国家有效治理有机结合。要发展就要充分调动市场为主题的积极性、创造性。在这一过程中，会出现一些执政者意料之外的情形。这就需要我们的政府有足够的自信，充分相信自己多年的治理经验从容应对，同时也要采取有效的方式加以处理和化解。否则，就可能只有“治”而缺乏“理”。
参考文献：
[1]乌尔里希？贝克著.何博闻译.风险社会[m].南京：译林出版社，2004.
社会治理风险点篇8
关键词：风险防控；危机治理；公共安全；应急管理；风险
中图分类号：D630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7—5194（2012104—0063—05
减少重大灾害与危机事件造成的损失，提高社会的公共安全水平，已经成为现代社会管理的重要目标和议题。但目前侧重于救援和处置的应急管理体系不足以完成这种使命，由后发处置型向风险防控型转变已经成为公共危机治理体系发展的必然选择和基本方向。本文拟对风险防控的基本内涵与要求进行梳理，客观分析当前应急管理特别是城市公共安全管理体系的问题与不足，并在提出风险防控型危机治理框架的基础上，探讨优化危机治理和公共安全管理体系的路径与策略。
一、问题反思：应急管理体制的瓶颈及风险防控理念
近年来，特别是2003年“SaRS”疫情和2008年“汶川”地震后，我国政府对应急管理工作越来越重视，以“一案三制”为核心的框架建设不断完善，并在传统民防基础上迅速建立起突发事件应急管理组织体系，逐步实现了从单一民防到应急与民防并存且以现代应急体系为主的跨越，这些无疑都极大提高了我国应急管理的能力和水平。但现实中确实还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制约了现有资源效率的发挥，导致重大事故依然频发，中国社会开始进入公共危机的高风险期。从“问题导向”来看，现有应急管理体制存在以下几大不足：
第一，风险管理缺乏系统化和标准化。目前的应急管理虽然强调事前的预防准备，但往往指的是对突发事件发生后的预案、指挥、反应、处置进行先期规划，并不能等同于科学、严谨的风险防控。一方面，常态管理中依然惯于以“运动式”治理进行安全隐患大检查，缺乏切实有效的长效机制，导致执法过程时紧时松，甚至为了单纯保GDp和重大工程上马，不惜牺牲生产安全、环境安全和社会安全，源头控制和防患未然的目标并没有完全实现；另一方面，现有的风险评估在众多方面没有得到真正落实，虽然越来越意识到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应成为决策的“重要依据”和“必要环节”，但在具体的决策过程中，又往往受到其他政治、经济等因素的干扰，有的地方甚至流于形式和走过场，缺乏对潜在风险的认真估测，因此也没有在决策方案中考虑到风险及其后果，并及时采取有效措施予以防控。可以说，这是造成当前事故灾难和社会冲突频发的根本原因。
第二，管理机构缺乏整体化和协调化。现有的危机管理强调管理的专业化和职能化，即“条线式”分工，如消防、公安、卫生、交通、环保、国家安全等部门，虽然这符合现代组织精细分工的基本原则，但也容易形成条线分割和管理碎片化，应对大型尤其是特大型城市的综合风险表现出明显不足。有的部门之间缺乏常态信息的沟通和共享，形成信息不对称，制约了协作能力；有的部门之间权责不清，职责不明，对难于监管的问题扯皮不清，互相推诿，造成管理缝隙和漏洞；有的部门之间预案体系和内容不能统一，各自为政、自搞一摊，无法在应急处置方面形成合力。为了解决这个问题，2005年以后各级政府都开始陆续内设“应急管理办公室”，但在现实调查中发现，“应急办”往往只能起到沟通联络和信息上报的作用，甚至成为政府主要领导处置突发事件的“秘书”和“联络官”，难以有效整合各方面资源，起到统领公共安全管理的作用。这种体制机制的“碎片化”一方面削弱了风险防控的组织合力，造成管理体制自身的“风险”，另一方面形成了各自为政的思维定势，不利于综合协作。
第三，参与主体缺乏多元化和弹性化。目前我国的应急管理主要以政府为主导，缺乏社会、市场主体的共同参与和协作，表现为组织机构和人员编制的刚性化。事实上，公共危机治理是一个全社会性的公共系统和工程，社会成员、组织的参与能扩大风险防控范围，提高防控能力。这种参与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积极型参与，主动介入社会性风险控制，例如在食品药品安全风险防控中，消费者在受到不安全食品的现实危害后，或当发现了购买食品存在不安全因素时，基于强烈的自我保护意识，提起侵权诉讼，在客观上引入司法机关的介入并给有关企业敲响警钟，起到重要的“火警”作用，就是一种积极型防控；一种是消极型参与，表现为接受必要的应急培训和演练，掌握基本的防灾、避灾和逃生自救的知识与能力。但在多数大城市“11.9”消防演练中我们看到，主要的参与者都是消防官兵，而缺乏市民和社会组织的共同参与，这必然会制约社会应对风险的整体能力。
第四，后期反思缺乏制度化与长效化。每次事故和灾难都是最好的学习素材和最鲜活的案例，从中吸取经验和教训是进一步提高风险防控能力、优化风险防控体系的起点。但目前我国的应急管理缺乏制度化、长效化的学习机制。有的地方以妥善处置善后工作为借口遮蔽对真正问题的反思，缺乏对体制、机制漏洞的客观分析和优化改进，只会造成同类危机再次发生。有的地方简单地以“行政问责”、“摘帽子”来应对社会舆论，认为只要处分相关责任人，就能施加行政压力，引起官员重视，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而回避了从制度上真正解决问题、防患未然的努力。
造成以上困境的重要原因在于：现有管理体制和方式主要是基于专业、部门和权力三要素进行建构，而对管理对象——公共危机，及其内在演化规律缺乏足够的认识和把握。无论是危机的事前预防还是事后应对，如果不能从危机自身的生成、发展和循环的客观现实出发，以“解决问题”为基本导向来构建系统程序，则现实和目标永远都存在一定差距，能力提升也必然遭遇阶段性瓶颈。
从危机管理的视角看，现代社会的最大特征就是要素集中和风险源增多。这两个特点并不必然造成危机事件增多，但往往会增强现代公共危机的复杂性和网络性。所谓复杂性，是指人口、经济、基础设施、科技、文化等要素高度集中，社会运行的不确定性成倍增长，安全生产隐患成倍放大，风险源之间的互动与影响关系复杂，灾害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重叠交织，为危机治理带来了巨大挑战。所谓网络性，是指随着社会要素链接性加强，不同风险源之间的链接和交叉也同比例增多，当风险源被激活并影响其他社会要素变化时，就可能产生风险集群和风险网络，形成危机事件“耦合”，增大救援和处置难度，最后演变成大规模危机。在社会转型过程中，这两种属性往往同社会发展程度直接正相关，即社会越发展，要素越集中，风险分布密度越大，风险关系越复杂，“风险社会”的形成和张力越明显。因此，单纯的、以准备和救援为主体的应急管理体系在现实中越来越显得捉襟见肘，“专业化”、“碎片化”的应急体系和监管体系的“空白区”和“盲区”也逐渐增多，对更加主动、综合和完整的风险防控体系的需要就显得越来越迫切。相对于被动的应急管理而言，防控体系构建应该实现三个维度的突破：一是前瞻性，强调风险源的管理和控制，从体制机制上弥补缝隙和漏洞，防止社会性危机的发生；二是全程性，强调从前期预防到后期评估的全过程，以形成不断循环、可持续发展的动态安全系统；三是整合性，强调政府、社会、企业、个人等多主体的共同参与和合作，形成立体的管理组合，以提高危机应对的效度与速度。
二、理论分析：风险防控与公共危机治理
在公共安全管理中引入风险管理的理念和方法，目的在于通过识别和分析风险发生的概率、体系的脆弱性以及可能后果，及时发现各种风险隐患，充分暴露各种问题，并有针对性地采取相应措施，有效地避免和降低风险。因此，风险管理的实践必然要求超越常态管理、应急管理的简单划分，打破部门条块的职能分割，加强对风险源头的综合治理，构建以“风险演化”为逻辑和以“解决问题”为核心任务的公共安全管理体系。在理论上，风险防控体系的构建有三个基本前提或者说假设：
第一，风险及风险活动是造成突发事件和公共危机的重要诱因。风险是可能发生的不利事件，包括自然类和社会类两大部类。自然风险常常由“致灾因子”构成，如地震、海啸、泥石流、雨等，这些风险因子的生成与活动对人类社会的安全形成重大威胁。社会风险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人为风险，如技术危害（核技术、转基因产品）、事故灾难（火灾、爆炸、矿难）等；二是社会管理与运行的“脆弱性”，即内部管理结构问题造成混乱与失序，影响了社会系统的承受能力和复原能力，在风险因子面前束手无策、无所适从。在风险管理理论中，这些风险因素（源头）及其活动往往被视为形成公共危机的直接诱因，其风险因子的原动力也直接决定了危害的破坏力和影响程度。
第二，在时间和逻辑上，风险的演化和危机的生成往往表现为一个渐进的过程。虽然风险（或风险群）是诱发公共危机的重要原因，但诱发过程和形成过程常常具有动力学特征。通俗一点说，着火是一种风险源，但着火并不立刻和必然地造成人员伤亡，从着火到人员伤亡，有一个风险不断累积、危害不断放大的过程。人员数量、规模，逃生自救意识，预警预报系统、救援消防能力等一系列社会因素，以及它们的相互作用和影响，共同决定着火灾最后造成多大的损失和危害。以上海2010年“11.15”大火为例，其直接风险源是电焊过程违规操作，引燃聚氨酯泡沫，如果及时控制则影响有限。但由于一些主客观原因，短时间内诸多其他风险因素快速叠加：住建一体、立体脚手架包围、警报设施缺失、自救逃生意识不强、救援难度大等，最终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在这个风险演化过程中，常态管理和应急管理都存在内生性缺陷，造成风险易于激活并叠加扩散，最后对社会成员生命财产产生直接和重大威胁。
第三，通过对风险演化进程及其重要节点的干预和控制，能够达到防控风险、防灾减灾、遏制危机的目的和效果。风险演化过程具有较强的可逆性，人们可以通过积极干预和介入，及时阻滞或终止风险演化和危机形成，重新回到平衡状态。换句话说，基于风险演化的动力学分析以及总结出来的客观规律，人类可以有效干预风险的生成、演化，减弱其生命周期，“嵌入性”地控制风险向公共危机演进的过程，减少社会系统的“脆弱性”，提高公共危机治理的主动性和前瞻性，真正提升社会公共安全水平。这正是开展风险防控活动最重要的理论渊源和支撑。
基于这种认识，我们可以围绕风险演化和风险防控这一思路重新构建公共危机治理框架。这个框架应该有效统合常态管理和应急管理的理念与机制，整合从风险防控到反思学习的连续过程，并且保持自我更新、不断优化的动力。如图l所示，风险防控型公共危机治理框架由风险防控、应急管理、恢复重建和学习优化四个子系统组成，构成一个连续性、不断优化的发展过程。（1）风险防控子系统是整个框架的起点和基础，包括风险识别、评估、控制和评价四个基本环节，目标是对现代社会面对的各类重要风险源进行有效识别和监控，在风险激活时进行快速“预控”，阻止风险的不断演进和扩大。（2）应急管理子系统是事中处置阶段。当自然性、社会性风险突发，甚至不可遏制地演变为重大社会危机时，应急管理子系统及时启动，指挥框架被激活，应急队伍相应运转，并依照预案体系进行应急动员和社会沟通，各分支机构分工开展救援、处置、灭源等工作，控制风险发展、减少社会损失。（3）恢复子系统是事后处置阶段。当灾害得到控制和减少之后，进入恢复重建子系统，包括恢复社会常态，开展善后处理工作，消除风险的不良影响。（4）最后，进入学习优化子系统，对灾害原因、风险防控和应急管理进行事后评估，找出体制、机制问题，总结经验教训，形成系统优化方案，提高系统风险防控能力。整个系统的核心是持续性的应急准备，包括人员、物资、预案和演练。
在这个体系中，风险的防范和控制无疑是最重要的工作目标和主体内容，它不仅仅是风险防控子系统的基本内容，也嵌入到其他三个子系统中。因此，所谓的风险防控应该包括这样几个基本要件：
第一，风险识别与评估。这种评估要达到三个基本目标：首先是排查风险源，科学评估其激发概率、预期成本和可能后果，为控制措施奠定基础；其次建立风险源监控系统，通过数字、视频、网络等现代科技手段，及时掌控风险源的动态变化情况，建立畅通的信息汇报和沟通平台；再次是建立风险数据库和信息系统，储存各类风险源及其动态信息，这不仅便于专业化分析，也有利于各有关部门共享互通，达到先期干预、预发警报的重要作用。
第二，风险防范与控制。风险的防控体现在三个层面：一是常态管理中的安全监管、预警预报和矛盾化解。只有落实有关安全生产制度、化解社会运行矛盾、完善灾害预警预报制度，才能在社会常态运行中切实控制风险、防范风险。二是突发事件发生时，快速反应、积极应对，控制风险演化和发展，阻断公共危机生成链条。三是在危机之后及时总结经验和教训，查找风险和隐患，堵塞体制机制漏洞。
第三，风险准备与演练。根据国际通行的观念，应急准备能力与应急反应能力呈正相关性关系。准备越充分则应急反应能力越高，损失越少。我们也可以说，风险的准备和相关的演练活动直接决定着对风险演化进程的控制能力。只有建立健全事前的预防、准备措施和体系，才能在风险激活、事件发生时快速反应、及时干预，防止造成重大损失。
第四，风险交流与沟通。风险交流包括两个方向：正方向是风险管理者及时将风险评估、控制的有关信息向社会成员和沟通，提高全社会的风险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降低社会受灾的脆弱性；反方向是社会成员通过媒体舆论、举报、志愿者等形式向其他社会成员和风险管理者举报风险、施加压力，形成强大的风险管理动力。例如香港食物及卫生局局长就表示：“在香港，市民遇到不安全事件能找媒体、消费者协会、立法会议员反映，当然官员们都希望市民要求低，甚至没有要求，从而减轻自己的工作负担和责任。但是立法院、媒体、社会团体等组织的存在使得官员不能无视市民的合理要求，所以香港的监管机构只能兢兢业业，高效负责地工作，不敢敷衍塞责，有丝毫的懈怠。”
三、路径选择：风险防控型公共危机治理框架要件
构建风险防控型公共危机治理体系是对现有应急管理系统的重塑和改造。在理论上，这一治理框架能提供方法论和流程再造两个层面的贡献。在方法论上，框架中风险防控的基本理念和流程具有普遍性的指导意义，通过贯彻到各个具体的风险管理部门中，能够提高各个行业的安全管理能力；在操作性上，治理框架又能为政府应急管理工作提供流程再造和机制重塑的建议，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在风险防控阶段，强化监管体制和责任机制。目前我国各个行业的安全监管机制和规定都比较完备，但重大事故依然频繁发生，说明监管机制的有效性还有待提高。从“风险演化”的角度看，提高监管有效性有三个方法：一是排除监管盲区。由于条块分割等老问题，我国食品生产、建筑行业和火灾事故等方面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监管盲区和空白点，如我们常讲的“九龙治水”、“地方保护主义”等。而这些盲区和空白点往往是风险和隐患集中的地方，最容易发生重大事故。实际上，“三聚氰胺”奶粉事件和2009年央视大火事故都指向了这一问题，正是监管体系的“碎片化”以及不同监管主体之间的信息隔阂与“价值冲突”，损害了监管的有效性。因此，梳理“分段监管”、“地方负责”的现有监管体制下存在的盲区并进行流程再造，强化中央政府的跨省监管能力，是提高监管能力的重要保障。二是风险评估。在重大工程、重大决策和重大事项出台之前，都必须对安全风险和社会风险进行多方位评估，并将评估结果纳入到决策过程之中，通过制度化程序否决或修正那些存在重大风险的决策选项与方案，减少拍脑袋决策和仓促上马造成的损失。同时要组织专业团队和第三方机构定期对城市安全进行专项风险评估（如能源安全、环境安全、卫生安全、人口安全、社会安全等），制定应对不同情况的、前瞻l生的战略，并将这些战略建议纳入城市发展规划。三是责任机制。在系统梳理监管环节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生产者和监管者的岗位责任和个人责任，并提高到法律、法规层面，加大责任追究力度和惩罚力度，实现生产过程的全流程记录和标准化安全管理，这样才能真正防止人为偏差和失误所造成的重大风险和事故。同时，建立健全社会生产行业（化工、食品、建筑等）的保险机制和责任，通过保险缴费来强化生产单位的责任意识和自我监管，也能有效分担重大事故的社会风险，有利于善后处置和赔偿。
第二，在应急管理阶段，强化网络建设和机制建设。应急管理阶段的最重要目标就是及时阻断风险演化，控制事态和减少损失。要达成这一目标，重要的保障就是建立健全专业性高、联动性强的应急管理网络和队伍。一方面要通过搭建城市应急联动指挥平台，整合各方面队伍和资源，构建应急网络。如图2所示，应急联动平台能够实现资源整合、全天候监测、实时反应、部门协商和参谋沟通多项目标，提高应急处置的速度和时效，为“统一指挥、反应灵敏、协调有序、运转高效”的应急管理机制提供有效支撑。
同时，进一步建立健全统筹型、专业型和志愿型三类应急管理队伍，共同组成社会公共安全管理体系。统筹型组织是指在行政区划层面成立公共安全委员会，统揽社会公共安全的各个领域和方面，由主要政府官员领衔，突出对这一问题的高度重视，并每年向人大提交《公共安全报告》。委员会下设应急管理办公室，为其日常办事机构，承担城市公共安全系统的规划、设计、协调、监督、优化等战略，并且强化承担风险评估、监管梳理、培训演练、政策建议的功能。专业型组织是指现有的条线部门，如公安、消防、安监、卫生、民政、气象、交通等，强化其各自职能和权责，同时依托消防组建一支城市专业的救援队伍，保持快速反应和专业救援实力。志愿型组织主要是立足社区组建的市民参与的志愿组织，既可以根据专业分类组建，也可以统一以“平安志愿者”的方式组建，进行日常应急管理知识的普及、培训和教育，并可担负日常社会管理、社会面防控、信息沟通和突发事件配合救援的重要作用。
社会治理风险点篇9
【关键词】风险社会理论；风险沟通；社区警务
一、风险沟通与社区警务的联系
社区警务是以沟通为基础，通过获取公众支持，密切警民关系，来达到主动预防犯罪目的的工作，包括信息共享、责任共担、协商决策、提供服务等方式。风险沟通是风险干预的基础性措施，其定义在学界以美国国家科学院的定义较为客观：“风险沟通是各风险主体之间交换观点和信息，管理部门收集信息以支持风险决策，不断更新和调整应对风险的政策和措施
风险沟通的目的是形成社会理性以应对风险感知偏差，达到风险信息有效的传达和反馈。同时节约沟通成本，提升沟通效率。风险沟通的方式包括协商决策、公布政策、收集反馈、信息、风险预警、了解诉求、缓和矛盾、树立权威、增强互信等。涉及方面有：了解沟通对象的基本信息，了解沟通对象的信息关注焦点，了解沟通对象的诉求，对专家系统和管理部门的意见和建议，对周围环境主观风险的认识。
社区警务可以充分提供风险沟通所必需的条件，在风险管理主体与受众心理中形成互动，以其达到控制风险影响，建立社会理性的过程。完善的风险沟通必然包括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种形式，单纯的自上而下更容易控制风险沟通的边界，可以更集中地沟通重点风险内容，但其中沟通不充分的缺点被自媒体时代不断扩张的公民知情权充分的暴露了出来，需要自下而上的沟通形式加以补充，可以更加全面、及时的发现隐藏风险，让沟通更为充分。
二、构建社区警务新模式的必要性
构建社区警务风险干预模式首先是为了解决现存的沟通障碍，由于风险的客观性和积累性，风险沟通可能面临着诸多阻碍：首先是风险沟通的观念没有转变，公安部门对于风险沟通重要性认识不充分，依赖于后置处理，事前预防的理念没有常态体现，群众对于风险沟通不习惯，习惯自我消化，或者“病急乱投医”；其次是沟通渠道不通畅，由于其相对落后导致的效率低下，达不到及时性和前置性的要求，没有形成完善的风险预警机制；最后是风险主体之间的不信任，民众在自媒体时代往往带着先入为主的态度应对风险，伴生有恐惧、焦虑等心态，无法在社会理性的基础上形成良好的风险沟通氛围。
基于风险沟通的社区警务可以形成常态化的制度，培养群众对于公安机关的认同和信任。风险沟通是建立在互信的基础上进行的，同样面对一次事件，民众做出的信任判断或怀疑判断，会直接影响到个体所感知到的风险强度。但信任也具有难以建立且易于摧毁的脆弱特点，信任的培养需要一个长期的努力过程，效果难以快速达到，往往容易受外界因素影响。
传统社区警务片面追求治安控制效率，不符合服务群众的沟通导向，过分强调警察的专职作用，导致过去的警民鱼水情受到侵蚀，隔阂越来愈多，不仅社区民众不愿配合警务工作，一旦发现问题则穷追不舍，社区民警对于群众的需求和权益也变得默然，侵犯权益的行为时有发生，
社区警务中的风险沟通是保证决策科学合理的重要手段，必须从群众需求出发，为了更好的疏导群众情绪，赋予群众更多的权利去帮助制定社区工作计划，重新将社区警务与群众通过感情与责任联系在一起，让居民更好的了解社区工作，理解社区警务中的困难，监督社区执法，强化社区警务公开，纠正风险认知偏差，建立以社区沟通为基础的基层民主制度。
三、目前社区警务存在的沟通问题
1.社区沟通观念落后。目前的社区沟通是以解决公安面对的问题为导向，而不是从满足群众需求出发，平时不交流，出现问题再沟通的“亡羊补牢”式的沟通模式广泛存在；把社区沟通与社区警务工作剥离开来，为了沟通而沟通，在工作中却忽视了交流，不能有效地安抚群众，不会争取群众的理解和配合；认为社区沟通都是民警的责任，不懂得借助居委会和管委会的力量；对于社区警务抱有不切实际的期望，觉得沟通应该保证高效率，立竿见影的解决问题，导致遇到挫折时积极性受挫，影响工作的长效性。
2.社区沟通缺乏有效绩效评估。社区沟通建设的特点是投入周期长，回报与投入并不成性相关，整体效果被地方特色、社会环境、文化氛围等因素共同作用，加之需要社区民警与群众共同努力，让许多基层民警产生了畏难情绪，对于工作抱着敷衍推脱的态度，领导层在管理时也缺乏头绪，面对整个局面一筹莫展，怀着“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态度指导工作。改变这一局面需要与群众共同制定统一、规范、科学、合理的绩效评估体系，正视工作中遇到的客观困难，鼓励方式方法创新，以宽容的态度对待尝试中出现的错误和问题，对于群众口碑较好的民警加以奖励，惩罚消极怠工的民警。
3.群众决策参与度不够。警察作为工具，在政策执行过程中往往体现在对决策过程大包大揽，将维护治安秩序的责任全权负责，在享有权力的同时往往打击了群众的积极性，决策结果也不能充分体现解决群众需求的目的。整个决策过程中不能将执法为民的人性化精神体现出来，涉及群众利益的决策处理不好容易影响警民关系的建设，应该将社区中有代表性的群众在制定决策之前召集起来，共同参与讨论，提出意见，引导并鼓励其为决策制定发声，真正发挥民主讨论的作用，让群众拥有话语权。
4.社区沟通不能有效疏导群众情绪。风险社会中群众的焦虑恐惧等负面情绪容易积累，以先入为主的风险认知应对风险，逐渐侵蚀着社会理性，而传统社区警务侧重行动的打击效果，而不重视社会效果，公安机关工作成绩得不到宣传，无法将成果深入人心，虽然“战役”和“行动”在当时效果显著，但事实上难以维持，本质上还是社区沟通没有进行到位的原因。社区沟通往往存在滞后性，沟通不及时，解决问题不及时的后果就是侧面推动了自媒体上对于公安部门的“污名化”，群众看不到警察的付出和奉献，只看得到警察工作中的失误和不足，警察工作不能纠正群众的风险认知偏差，影响了社区警务的实践氛围。
四、基于风险沟通的解决方案
乌尔里希・贝克对于现代性引起的风险恐惧做出了透彻的社会学分析，风险受众一直被告知有众多的自媒体信源可以弥补“不在场”的不安感，但正是这些信息带来的不确定性让风险受众更需要充分的社区沟通来对抗风险，那么作为风险干预的最后一道防线，怎样的社区沟通能让公安部门重新被信任，让风险得到控制呢？
1.建立“治安形势预报制度”。在目前不成熟的社区沟通中，一些风险被漫不经心的忽略了，这些被忽略风险将导致风险社会理论中卡斯伯森提出的“隐藏灾难”，往往作为社区警务中正常社会问题出现，在后果对于社会变得高度可见以前，在专家眼中，他们仍处于隐藏状态，在群众眼中，公安机关遗漏了风险没有及时发现，就对风险的后果负有责任，事前的预警对于遏制“隐藏灾难”就显得格外必要。建立治安形势预报制度的目的有两个方面：第一，将公安部门所掌握的治安状况，发案情况等进行公示，提醒群众适度预防可能发生的风险，鼓励群众将所掌握的线索情报反应到公安机关，让群众对其生活环境中的风险产生客观地认识；第二，将公安部门为维护社区治安秩序做出的努力和成果展示出来，包括执法告知、调解结果、案件听证等程序，提高社区警务工作知透明度，方便群众监督，恢复群众对于公安部门处理能力的信任。
2.重视并完善网上社区警务室建设。网上社区警务室是疏通公众权利救济渠道的创新形式，是让社区沟通突破传统局限性的创新方法，也是提供综合性警务服务的基层平台，顺应了社区警务信息化变革，极大地降低了社区沟通的成本和难度，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和网民数量的增多，网上社区警务室能在很大范围内服务社区群众，给身在外地的社区居民提供服务。还可以通过功能模块划分方便群众查询各类信息，如网上预约、办事流程、表格下载等，可以有效提升社区警务的工作效率，改变以往为了开具证明反复咨询的繁琐过程，同时解放群众和社区民警的时间和精力，实现社区警务网上网下全覆盖。
2016年3月3日至本论文截稿之日，公安部设立的“电信诈骗侦办平台”已经成功冻结涉案账户5452个，该平合银监会、中国人民银行以及各大商业银行，实行“警银合作”，对于短信诈骗已经实现“快速止付，冻结账户”的功能，设在公安部刑侦局的全国打击治理电信网络新型违法犯罪专项行动办公室实时审核各地接警录入侦办平台的涉案账户信息，将情报收集和精确打击结合起来，通过微信平台实现了“查打一体化”的目标。
3.保障并整合资源，强化警民协作意识。有效的风险干预必须依赖更丰富的资源支持，仅仅依靠本社区的固有资源是不够的，不同社区之间常态化的沟通交流是是十分必要的，包括警务信息共享、信息研判、管理经验等，不断提高各个社区的社会学习能力，在信息资源方面适应风险社会社区警务的要求。
“治安需求论”要求群众自身参与到维护治安秩序的事务当中，实现公安机关与公民社会的良性互动，以沟通促发展，将社区警务保障主体多元化，以群防群治为核心，提高社区居民的自防自卫能力，在社区沟通中获取情报资源，搜集掌握不安定因素和犯罪诱因，运用群众的力量和群众智慧，跨社^合作，保证充足的资源扫除风险死角，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满足资源调动的需要，以制度的形式将警民协作规范化，如定期会议制度、联防制度、分工制度等组织形式，使之具有可操作性，注意发挥管委会的作用，确保资源不会浪费，保证其用于解决最紧迫的问题，发挥最大的效益。
五、结语
基于风险沟通的社区警务有利于保持对于民众需求的高度敏感型，及时做出积极合理的回应，将公安机关的公信权威规范化的进行表达和诠释，价值出发点是以人为本，最终实现疏导社会焦虑，缓解社会矛盾，通过制度和规范将其实施方式确定下来，保证公权力得到合理运用，民众权利得到最大化救济，决策更科学合理，共同构建和谐社会和市民社会。
参考文献：
[1]唐钧.风险沟通的管理视角[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9（05）.
[2]刘建华.社区警务模式的中国特色思考[J].公安研究.2011（03）.
社会治理风险点篇10
关键词：子牙新河整治工程；社会稳风险；风险防范；化解措施
中图分类号：e951
1子牙新河整治工程基本情况
子牙新河自上世纪60年代末开挖以来已运用40余年。堤防工程及建筑物工程年久失修，险工众多，河道淤积严重，加上堤防沉降，行洪能力低，目前子牙新河河道的过流能力仅4000～5000m3/s，不能满足《海河流域防洪规划》确定的行洪流量5500m3/s的要求，一旦行洪将严重威胁两岸堤防保护区的防洪安全。为保障子牙新河两岸防洪安全，促进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对子牙新河进行治理是十分必要的。
本次子牙新河整治工程主要分布在子牙新河两岸，主要包括左右大堤加高工程、南小堤修复工程、险工段治理、桥梁重建或加固、穿堤建筑物改建加固等，工程涉及沧州市的河间市、献县、黄骅市、青县4个县（市）。
2评估内容
2.1风险调查评估及各方意见采纳情况
2.1.1风险调查情况
（1）合法性调查
通过文献法查明1966年11月水利部海河院提出了《海河流域防洪规划（草
案）》。按照该规划，自1967年开始实施根治海河工程，对子牙河系进行了大规模治理。河北省水利水电勘测设计研究院于2009年初根据河北省水利厅安排，编制完成了《子牙新河整治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2010年11月25日～27日水利部水利水电规划设计总院组织专家召开评审会，对整治工程报告中的相关内容进行了认真的评审。根据审查意见，对有关内容进行了补充、完善和优化，于2011年8月提出了修改后的可研报告。2011年11月5日～6日，水规总院对修改后的可研报告进行了复审。会后，再次对可研报告进行了修改完善，于2011年12月提出了修改完善后的可研报告。项目合法，手续完备，程序完备。
（2）合理性调查
本工程工程设计严格按照《防洪标准》、《海河流域防洪规划》、《泵站设计规范》等相关国家标准和规范进行设计，工程设计合理。工程建设无新增永久征地，且总征地面积较少，为涉及房屋拆迁和移民安置问题，各项补偿标准严格按照国务院《大中型水利水电工程建设征地补偿和移民安置条例》（国务院令[2006]471号）和周边正在实施的基础设施工程的各项补偿标准执行，有关税费执行国家或地方的有关规定。
（3）可行性调查
符合已批复《子牙新河整治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并通过对工程区内的村民进行问卷调查，发现当地92.3%的群众都认为本建设项目是有必要的，项目完全可行。
（4）可控性调查
项目实施的社会不稳定因素主要有占压土地和在工程建设期产生的环境、噪声等不利影响。子牙新河整治工程征地量较少，且主要为线、点状分布，项目可能引起的社会稳定风险的主要为个体事件，涉及当地群众数量较小。对于其他环境、噪声等可能引起的不利影响，施工过程中已经确定了相应的保护措施，并且这些不利影响随着工程的完工也将消除。因此，整个项目实施的社会稳定风险可控性较强，通过完善、相应的措施能够得到防范和化解。
2.1.2风险调查评估及各方意见采纳情况
本工程涉及沧州市的4个县（市），问卷调查共发放调查问卷336份，其中回收336份，回收率100%，其中献县回收调查问卷76份、黄骅市回收调查问卷15份、河间市回收调查问卷105份、青县回收调查问卷140份，调查问卷填写合格有效。
公众参与意见调查结果表明，本项目得到了工程建设影响范围内及关注工程建设的大多数群体的支持和理解。通过问卷调查的方法，发现了许多项目实施过程中可能存在的社会稳定风险问题。
2.2风险识别和估计评估
本项目可能引发的社会稳定风险有：1、本工程需征地，涉及群众利益，可能存在风险，风险概率较高，影响程度较大，风险程度高；2、施工期间，施工场地及周边可能存在社会稳定风险，风险概率较低，影响程度较小，风险程度低；3、项目可能造成环境破坏的风险，风险概率较高，影响程度中，风险程度高；4、项目可能引发的社会矛盾风险，风险概率中等，影响程度较小，风险程度中。
2.3风险防范和化解措施的评估
根据对项目可能诱发的风险及其评价，拟采取下述风险防范和化解措施。
（1）对于占地范围内涉及到的实物指标，按照国家和地方政府的相关政策和规定进行补偿。对于土地采用中低产田改造、发展设施农业、调整农业产业结构等手段，提高土地产出率，逐步使占地群众生活达到或超过原有水平。
（2）施工单位加强工程车辆驾驶人员交通安全教育，施工车辆按指定线路行驶，在穿越村庄、人口密集区域要减速慢行；经过学校、市场、交通要道等人口密集区域施工单位应指派专人负责现场交通安全管理；严禁超载、超限车辆上路，对大吨位车辆进出狭小的村道，要积极采取防范和完善措施，在工程车辆经过的道路应设置符合交通技术规范的标志牌。
（3）加强与周围村、社区的沟通和交流，倾听意见和建议，及时给予反馈，并在可能范围内尽量向他们提供方便和支持；化解群众不满情绪，引导有异议的群众采取合理合法的方式反映问题；项目组紧密联系和依靠村委会，采取以预防为主的治安防范措施，建设期间，如有个别村民有异议，以疏导，说服，化解等为主，将问题消除在萌芽状态。
（4）通过电视、报纸、广播、网络、开通热线电话等方式加强宣传工作，宣传工程实施的意义，取得公众理解和支持。
（5）成立维护社会稳定工作小组，确定维稳接待人员，制定工作方法，并进行必要的维稳工作培训；建立各施工标段与村、社区以及重点企事业单位的联系制度，加强基层的沟通与协调，将矛盾发现和化解在基层。
2.4落实措施后的风险等级确定
经过相关的防范和化解措施后，各风险因素的风险程度都能降成低风险，综合风险等级为低风险，意味着项目实施过程中出现的可能性不大。
3评估结论
子牙新河整治工程是为了防止子牙河系洪水北窜大清河系威胁天津市、津浦铁路，京沪高速大港油田以及下游广大地区人民生命财产防洪安全，由国家财政投资兴建的防洪影响处理工程，体现以人为本，构建和谐社会的主导思想，具有重要意义。本项目符合现行法律、法规规定，程序合法，手续完备。通过对子牙新河整治工程中可能发生的社会稳定风险进行了识别与评价，项目可能引发的社会稳定风险因素有四项，全部为低风险，意味着项目实施过程中出现的可能性不大。
综合评价，子牙新河整治工程社会稳定风险等级为低风险。
[作者简介]郭宏伟（1986-），男，助理工程师，主要从事水文水资源及水利工程规划工作。电话：18222807872。
参考文献：
[1]（发改投资【2012】2492号）《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印发国家发展改革委重大固定资产投资项目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暂行办法的通知》[S].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