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监管措施篇1
关键词：金融监管；金融安全；金融风险
中图分类号：F830文献标识码：adoi:10.3969/j.issn.1672-3309（s）.2011.10.04文章编号：1672-3309（2011）10-35-03
金融监管包括金融监督和金融管理。金融监管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金融监管是指金融主管当局依据国家法律法规的授权对金融业实施监督、约束、管制，使它们依法稳健运行的行为总称。广义的金融监管除主管当局的监管之外，还包括金融机构的内部控制与稽核、行业自律性组织的监督以及社会中介组织的监督等。当前，规避金融风险、加强金融监管、保障金融安全是保证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保证。
一、金融监管的目标
金融监管所要达到的目标是多层次、有机组成的体系。金融监管的目标体系由下列具体目标所组成。
（一）保护存款人、维护社会公众利益
金融监管的目标首先是要保护存款人、维护社会公众的利益。这一目标包含三层含义：
1.银行存款人和保险单持有人是金融业的服务对象，相对于金融机构而言，他们在信息取得、资金规模、经济地位等各方面居于弱势地位，金融监管机构对这些社会弱者的利益提供保护。
2.银行、非银行的金融机构在自我运行中所追求的利益目标，有可能与社会利益目标发生冲突。这就需要代表社会利益的监管机构对其活动进行必要的干预，使其行为尽量符合社会公众的利益。
3.市场经济中市场自身不能弥补的缺陷，需要监管机构来纠正或消除，以达到提高社会资源配置效率、降低社会福利损失的目的。
（二）维护金融体系的安全与稳定
维护金融体系的安全与稳定是金融健康发展的重要标志，也是金融监管的重要目标，主要表现在3个方面：
1.金融业与一般企业不同，金融业高负债率的特点，决定了金融业的资金主要来源于外部，而且，金融机构为获取更高收益而盲目扩张资产的冲动，更加剧了金融业的高风险和内在不稳定性。
2.金融业具有发生支付危机的连锁效应。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作为整个国民经济中枢的金融体系，其中任何一个环节出问题，都会引起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后果。单个金融机构陷入某种危机，极易给整个金融体系造成连锁反应，进而引发普遍的金融危机。
3.信用货币制度的确立为危机的发生提供了可能。一方面，信用货币制度的确立使实体经济对货币供给的约束作用越来越弱，如果货币供给超过实体经济需要就会引发通货膨胀从而对国家形成威胁；另一方面，存款货币机构的连锁倒闭又会使货币量急剧减少，引发通货紧缩，并将经济拖入萧条的境地。
（三）促进金融体系公平、有效竞争，提高金融体系的效率
金融监管并非是压制和阻碍金融业的发展，而是要在确保安全与稳定的基础上促进金融体系的公平、有效竞争。金融监管机构一方面要依法为金融机构提供公平竞争的环境，确保其平等的法律地位和均等的市场机会；另一方面也要采取一些提高效率的管制措施，提高金融体系的效率。
（四）保证货币政策的顺利实施
货币政策是当今各国进行宏观经济调控的主要手段，货币政策的有效实施必须以金融业为作用点和传输中介，因此，监管机构通过对金融业的监管，使其在经营过程中能及时、准确地传导政策信息，从而保证货币政策的顺利实施。
二、金融监管的内容
金融监管的内容随着金融业的发展在不断变化，一般来说，金融监管涉及金融的各个领域，如对存款货币银行的监管、对非存款货币银行的监管、对短期货币市场的监管、对资本市场和证券业以及各类投资基金的监管、对外汇市场的监管、对衍生金融工具市场的监管以及对保险业的监管等。具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市场准入与机构合并的监管
市场准入监管是指金融监管部门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对金融机构设立的监督和管理，金融监管当局一般都参与金融机构设立的审批过程，防止不合格的金融机构产生。此外，监管当局还对设立金融分支机构和金融机构之间的合并规定了相应的标准或适用原则。市场准入与机构合并的监管主要是为了满足经济发展的需要，保护金融业的公平、适度竞争，提高金融业的效率。
（二）对业务范围的监管
各个国家的金融监管部门都运用有关政策、法规，对金融机构的业务活动范围进行监管。在我国，监管部门一般是根据金融机构的性质分别核定各类金融企业的业务范围或限制进入某些活动领域。其目的是为了保证金融机构经营过程健康有序，避免出现无序竞争。
（三）风险控制
金融业是高风险行业，控制和分散风险既是各金融机构的经营战略，又是金融监管的重要内容。各个国家的监管机构都非常重视对风险及其控制措施的研究，并有针对性地建立风险控制的管理规定，如贷款风险的控制、外汇风险的管理、准备金的管理、存款保险管理等。
（四）流动性监管
流动性监测和控制是金融监管当局对金融机构监管的一项重要内容，各国的金融监管当局都强调金融机构尤其是商业银行要保持一定数量的流动性较强的资产，作为预期现金流入量无法实现时的应付措施。同时，通过规定比例指标来量化对商业银行的流动性要求。
（五）资本充足率的监管
资本作为金融机构应付意外损失的缓冲器，对于保护存款人和其他债权人利益，维护市场信心有重要意义。因此，世界各国的金融监管当局均通过立法或其他形式规定了金融机构的资本构成和充足率的标准。
三、多项金融监管措施组合运用才能规避金融风险，保证金融安全
我国的监管权限高度集中于中央政府，当前的金融监管体制属于多头金融监管模式，金融监管机构由“一行三会”组成，实行分业监管。“一行三会”共同承担着对我国金融业的监管职责。具体来说，在监管体系中，中国人民银行处于核心地位，法律赋予其监督管理全国金融业的职责，是全国金融业的最高主管机关。中国银监会主要负责对银行业金融机构的监管；中国证监会主要负责证券市场、证券业和投资基金的监管；中国保监会主要负责保险市场和保险业的监管。
为达到规避金融风险，保证金融安全，保障经济社会的健康有序运行，必须采取多项金融监管措施。
（一）建立严密的内部控制体系
1.要建立、健全组织机构和树立稳健的经营策略。金融业是高风险行业，更需要的是内部组织机构的健全，形成相互监督、相互制约的机制。金融业要坚持安全性、流动性、效益性相统一的原则，牢固树立自主经营、自担风险、自负盈亏、自我约束的稳健的经营策略。
2.要有恰当的岗位划分和权限职责分离。如现金、有价证券的保管与账务处理，重要空白凭证的保管与使用，印鉴的保管与使用，贷款的审查与发放，业务活动的授权与经办，前台交易与后台结算等重要岗位都应严格分离。
3.要建立有效的内部审计制度。内部审计在有效控制经营风险、分析潜在风险、增强风险控制能力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二）建立完善的监管体系和有效的消除侵害机制
建立完善的监管体系首先要有明确的监管主体。作为监管因素，资本金、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和业务范围方面的要求，是控制新金融机构入市的核心内容。同时，要有严格的业务营运监管和有效的化解风险的措施。对金融机构市场营运的监管，其重点是金融机构业务经营的合规性、资本金的充足性、资产的流动性和质量、盈利能力、管理水平和内控制度等。对于有重大违规、违法行为并造成重大风险损失的金融机构，中央银行要采取限期纠正、给予相应的经济处罚、对责任人追究责任等措施。对问题更严重的金融机构可采取兼并，乃至强制性接管、吊销经营许可证等措施。
（三）注重国际组织间的监管合作
目前，面对国际上规模庞大、流动迅速的大量国际投机资本，单靠某一政府的干预往往难以奏效，特别是金融国际化扩大了金融风险传播的范围，加快了金融风险传播的速度。金融业国际化的发展，导致全球各国金融机构紧密相关、互相依存。当全球的银行彼此联结成一个系统时，一家或几家国际性商业银行发生问题，将导致整个金融体系周转不灵，乃至诱发局部性或国际性的金融危机。金融风险传播速度加快、传播范围扩大后，面对实力强大的具有国际性的金融风险，任何一国都不能做到独善其身，因此需要加强国际金融监管合作。在新形势下，我国应增加与外国协作的意识，积极参与金融政策等国际规则和标准的制定，争取在建立新的国际金融框架以维护国际金融系统的安全和稳定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最大限度地保护中国人民的利益和国家经济安全。
参考文献：
[1]张伟芹.金融基础[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
[2]施兵超、杨文泽.金融风险管理[m].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2.
[3]姜波克.国际金融[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
[4]徐忠.金融全球化与金融风险[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9.
[5]刘舒年.国际金融[m].北京：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1.
金融监管措施篇2
【关键词】金融监管金融机构内控机制
一、进一步完善金融机构内控机制
完善金融机构内控机制就必须深入到金融机构内部的组织、结构、观念、管理等各个环节，建立起有效的内部控制机制，以达到规避风险的目的。我国金融机构基本上都制定了一套内部控制制度，但随着我国金融市场化程度不断提高，必须进一步健全和完善内控机制。只有这样才能使内部监管的最高权威地位得到明确。金融监管越来越重视金融机构的内部控制制度和同业自律机制。金融机构的内部控制是实施有效金融监管的前提和基础。外部金融监管如果没有金融机构的内部控制相配合往往事倍功半。
二、建立与完善金融风险预警机制
考虑到一些金融市场不够发达国家的情况，巴塞尔委员会有针对性地提出了一些建议。这些建议中有一点特别值得注意，即在金融市场不够发达的国家，由于市场约束作用微弱，公开信息披露并不能促进市场监督发挥作用。
因此，监管当局应建立一套全面的监管信息系统，以弥补公开信息披露的不足。应建立强制性信息披露制度和真实性责任追究制度。加强对金融机构金融工具、金融业务创新的监控，建立一套科学的金融风险识别、预警和评估方法体系。实现对金融风险的动态分析和综合评估，及早向金融机构发出风险预警信号，确定动态观察指标，提出防范和化解风险的预备方案，及早采取防范和控制措施。加快金融监管信息系统的网络化建设。加快监管当局之间的监管信息网络建设，以实现金融监管信息共享，降低成本，提高效率。
三、实施有效的金融风险监管
对各类金融机构的资本定义与构成作出规定，制定出资本充足性比率要求，采取分段考核、分层次管理、逐步过渡的办法，限期达到目标;正确划分银行资产的风险种类，制定能够客观反映金融机构风险状况的资产风险权重和换算系数;建立金融机构清偿能力监察制度，在合理区分资产流动性程度的基础上制定合理的流动资产比率;完善风险准备金制度，从提高呆账准备金比例和简化报批手续入手。改进监管方式，强化信息传导功能建设，实现监管信息资源共享。完善非现场监管的风险监控指标。根据审慎性监管的要求，可建立一套完整的风险监控指标体系，科学的风险考核指标、规范化的财务报表统计分析指标，以及金融机构经营风险的预警指标。并运用计算机网络等先进手段，加强监管信息的收集、归类、分析和判断。完善非现场监管的系统化建设。实施并表监管，对所辖地区的金融机构的分支机构和附属公司的业务实施并表监管，明确应报送的报表及项目、数据的填报口径，特别是对某些报表及项目的合并，更应有明确的界定和标准;建立全国统一的金融监管信息系统。按照“统一数据采集、统一编码和格式、统一软件开发，实现信息共享”的基本原则，实现对金融机构高级管理人员信息的全国共享，实现对金融机构包括法人和非法人机构进行风险评估和预警，逐步提高人民银行对各类金融机构的风险评判水平。建立金融机构信用评级制度。中央银行对金融机构的经营状况进行定期测算评级，定期公布，以强化金融机构对其经营和风险程度的识别和管理，增强自我约束力。
四、完善我国金融立法
我国急需参照wto规则，对我国金融业立法做出立、改、废:抓紧填补商业银行的立法真空。加紧制定调节金融市场所需的立法。为了提高我国金融监管的有效性，充分发挥预防、控制和化解风险的功能，我国的金融监管方式也必须使非现场监测和现场检查成为有机的整体，成为监管连续过程的相互补充的两个重要环节。非现场监测要为现场检查提供风险信息和目标导向。现场检查要为非现场监测提供实际证据和信息反馈，最后形成统一的监管结论，采取统一的监管行动，尽快实现监管程序的常规化、制度化和全程化。这样可以尽量避免运动性和重复性的检查，避免问题或风险不断积累和蔓延。为了保护众多社会成员的利益，尽量减少社会动荡，有必要建立完善的有问题金融机构事后救济法律制度以及金融机构退出市场的操作规则。对于上市金融机构退出市场的条件，应较之其他上市公司更严格，且要贯彻中小股东权益优先这一原则。
金融监管措施篇3
论文摘要：加强和改进我国经济转轨时期的金融监管、提高监管的有效性，是关系我国金融经济稳定与安全的重大现实问题，也是关系经济转轨时期中国金融经济能否持续增长、顺利参与经济全球化的重要战略问题。本文分析了我国金融监管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相应的完善措施。
一、实施金融监管的必要性
金融监管是指金融主管当局对金融机构实施全面的、经常性的检查和督促，并以此来促使金融机构依法稳健地经营、安全可靠和健康地发展。金融监管的首要目标是维护金融体系的安全与稳定，具体目标是保护存款人和投资人的利益。
（一）实施金融监管是实现国民经济健康发展的需要
金融业是以货币信用、证券及保险业务等为主要经营内容的特殊行业，与国民经济整个运行息息相关。一旦金融机构经营失败或发生金融危机，就会对整个社会经济生活产生不良影响。随着国民经济的迅速货币化和经济关系的信用化，以货币信用制度和银行制度为主体的金融结构具有极其广泛深刻的渗透性和扩散性功能，金融体系成为国民经济的神经中枢和社会经济的调节器，它具有影响社会全局利益和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等特殊的公共性和全局性。因此，只有加强对社会金融业的监督与管理，才能引导和促进金融业发挥其对社会经济生活的积极影响作用，推动国民经济的良循环。
（二）实施金融监管是维护社会经济稳定的需要
市场经济条件下，金融机构之间不可避免地要进行激烈的竞争。这种竞争如果失去调节、监督、控制，会偏离正确方向，形成破坏性竞争或垄断，从而影响整个金融业的健康发展，破坏了社会的安定团结。因此，为了维护社会经济稳定，为经济发展提供一个宽松的金融环境，避免过度竞争，有必要对金融业实行监督和管理，督促金融机构向着适度竞争、规范竞争的方向发展。
（三）实施金融监管是正确贯彻国家货币政策、认真执行金融法规制度的需要
无论是在贯彻落实国家金融、货币政策方面，还是在实施和执行国家金融法规制度的过程中，随着实现货币政策目标和执行国家金融法规制度难度的不断加大，不同的政策目标之间很难只依靠传统的货币政策手段协调，大量的金融关系以及各种矛盾和问题也很难只依靠司法机关来调整和评判，还必须辅之以金融监督管理，使金融业的发展方向、经营活动等符合国家货币金融政策意图和金融法规制度的要求。
二、我国金融监管面临的问题分析
（一）金融机构存在的问题
当前我国国有商业银行在金融监管方面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为内控机制滞后，首先是各级管理层重国家计划，轻自身管理，重速度和规模，轻质量和效益，在资金管理方面，表现为资金审批程序不健全，对资金使用的监控不严；贷款审查不严格，手续不全，没有真正做到贷前调查、贷后检查，使得信贷风险加剧。其次是人事控制机制不完善，商业银行的员工队伍规模庞大，层次结构不合理，没有建立起一套行之有效且完善的员工业绩考评和激励竞争机制。然后是上下级缺乏有效的约束，由于分支机构不具有法人资格，其行为所产生的一切后果均由总行承担，分支机构的违规或不审慎行为都可给整个系统酿成大祸。再次是职能监督岗权威性缺失，职能监督部门实行“既向本级行行长负责，又对上级行政职能部门负责”的管理模式，致使其监督工作实际上陷入一种无序和无效的状态；内审监督机构不健全，有些商业银行没有单独设立内审机构。证券市场和保险市场存在的问题，由于我国证券市场目前是非自由的市场，它除了市场本身特有的因素外，还受政治体制、传统观念、偶发事件和随机因素的影响，我国证券市场仍处于走向规范化的初级阶段，发育程度低，而且不规范。在证券市场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市场主体行为扭曲；其次是定价机制扭曲；再次是市场处于分割状态；最后是缺乏有效的市场退出机制。在保险市场表现在：市场发展不完善；计划经济体制对人事制度影响较大；内部管理不严、竞争力不强，没有建立真正意义上的现代企业制度，在经营理念上重保费规模、轻经营效益；重保单数量、轻保单质量，导致企业经营效益下降，在经营环节上，重承保、轻理赔，严重损害了保险公司乃至整个保险业的信用。
（二）金融监管本身存在的问题
我国金融监管的时间较短，在金融监管的方法手段、技术条件以及信息披露等方面，我国还存在许多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金融监管有效性不足，金融监管内容过于狭窄，我国目前的监管内容主要是市场准入监管中还存在着重审批轻管理、重传统的存贷业务轻表外业务及其他创新业务、重国有银行轻其他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等问题，不能实现完全有效地监管。其金融监管仍偏重于合规性监管，严格的管制极大地遏制了金融创新的有效空间；对金融机构日常经营的风险性监管涉及不多；监管措施的效能未得到充分发挥，对金融机构违规行为的处罚不够严厉，违规处罚中缺乏严厉性，对违规行为的处罚缺乏有效性。其次是金融信息披露滞后，信息披露滞后于监管和外部市场约束的需要，我国金融机构关于信息披露的法制观念不够，数据资料编报的随意性较大，信息披露缺乏强制性和规范性；金融信息披露的范围小，内容比较单一，信息不完备，缺乏专门的金融信息开发和传播中介机构，使得金融信息在低水平上传播和利用。
三、完善我国金融监管的措施分析
（一）完善金融机构内控机制
完善金融机构内控机制就必须深入到金融机构内部的组织、结构、观念、管理等各个环节，建立起有效的内部控制机制，以达到规避风险（包括经营风险、业务风险、非系统性市场风险等）、维持安全的目的。
首先，要提高对加强内控机制建设的认识，金融机构的各级管理人员要充分认识内控建设的重要性，把它作为经营管理工作中的关键一环，常抓不懈，落到实处，这样才能有助于金融机构内控机制的建立健全和充分发挥作用。
其次，要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应着力于打破现有的银行业垄断，引进市场竞争机制，实现银行运作机制的转换，推进产权改革，建立有效的公司治理结构，完善内控制度，生发出市场对银行监管的力量，通过实施国有银行的产权制度改革与创新，将国有商业银行改造成为治理结构完善、运行机制健全、经营目标明确、财务状况良好，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大型现代商业银行。
然后，建立风险管理体制，要完善授权授信制度，实行分级授权、分类管理制度，推行以独立尽职调查、民主风险评审、严格决策纪律和问责制为核心的“三位一体”授信决策机制，要健全决策约束机制和责任人制度。建立和完善以审贷分离为核心的贷款决策风险约束机构，对行长的决策行为进行有效约束。实行岗位约束，建立贷款决策责任人制度，把风险贷款责任分解到个人；建立风险责任制，董事长、董事、行长等高级管理人员的任免、奖惩直接与银行的经营风险挂钩。建立常规的审计检查制度，履行对银行内部各部门的审计监督，对重大案件和银行行长的审计可以会同银监会组成联合审计组来进行。
最后，完善市场化用人机制和分配机制，金融机构应将引入竞争机制作为干部管理制度改革的切入点，实行中层干部公开竞聘制度和末位淘汰制度、员工内退制度，通过竞争上岗、岗位交流、末位淘汰，实现员工与岗位、能力与需要的最佳结合。引入有效的激励和处罚机制，在内部控制制度的运作过程中，要坚持奖惩分明。
（二）完善金融监管体制
鼓励金融创新和加强风险监管。金融监管当局要对金融创新进行相应的技术和政策指导以及制定有关的规章制度，适当放开对金融创新业务的限制，除了对一些超出目前监管水平的业务创新进行限制外，应鼓励银行机构进行业务创新和加强风险管理。配合金融机构改进公司治理结构，监管当局应制定一套具有可操作性的公司治理结构和内部控制的评价标准与办法，在日常监管中，将银行治理结构和内部控制制度的建立与执行情况作为监管的重要内容。加强对金融机构表外业务的监管；实现从机构性监管向功能性监管转变；要根据各金融机构不同的现状实施差别监管，监管部门要建立统一的监管框架体系，完善金融机构市场准入制度，对金融机构业务经营实行审慎监管，对金融机构实施有效的市场退出；实现工作重心由合规监管向风险监管的转变，完善金融监管人员素质体系。
另外，为了规范监管行为，实现金融监管连续稳定，我国必须遵守入世的承诺，参照国际准则，加快对金融法律、法规的制定、修改和完善，建立健全与国际金融法规接轨的金融法律体系。健全信息披露制度，增强监管部门政策透明度。政策调整应向金融参与者公示，以保障每个金融市场参与者对当局政策变动的知情权；构建多层次的信息披露体系；完善金融信息的强制披露制度；充实信息披露内容，根据金融业具体活动的特点，加强会计信息、统计信息和非量化信息的信息披露；建立金融监管资料信息共享制度，培育信息披露的基础条件。此外，针对从事混业经营的金融集团，监管部门还应对其需要向监管部门报告的内容以及需要向公众披露的信息做出尽可能明确的规定。
参考文献：
[1]李嘉宁，关于推动我国金融监管协调机制建设的思考[j]，长江大学学报，2004 ,4
金融监管措施篇4
关键词：金融监管体制；分业监管；合理性；完善措施.
一、我国金融监管体制的发展
1979年以前，我国采取严格的计划经济体制，金融监管发展很不健全。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国家政策重心向经济建设的转移，金融监管业也伴随着金融业得到了迅猛的发展：1984年，中国人民银行成立，我国进入了“集中统一”的监管阶段；随着市场化和国际化的步伐加快，1992年以后，我国先后成立了证监会、保监会和银监会（简称“三会”），并于2003年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人民银行法》、《商业银行法》等法律法规，规范了金融业界与金融监管实务，完成了央行监管权力的分转，实现了由“集中统一”监管向“分业监管”的过渡。
二、分业监管体制存在的合理性
纵观历史，金融监管体制的发展和完善，与一国经济、金融业的发展水平密切相关。就目前而言，分业监管体制在我国就有其存在的合理性。
（一）分业监管体制与我国经济体制的发展相一致。“集中统一”的监管体制到“分业监管”体制的转变，正是我国经济由封闭的计划经济体制转向对世界开放，逐步市场化的经济体制的必然要求和结果。
（二）分业监管体制能够更好的促进我国金融市场的发展和完善。在仍旧处于初级发展阶段的金融市场下，实行分业监管不仅能够更有针对性的对各行业的发展方向进行有效指引，还能形成促进各行业专业化发展的氛围，提升其发展速度。而且由于我国三大行业的发展不均衡、目标不一致，各行业的监管标准也难以协调，因此，分业监管就成了不二选择。
（三）分业监管体制符合目前我国金融业的经营方式。监管体制是为了更好的对金融业进行监管，使其得到稳定长足的发展，从根本上提升经济运行效率。我国虽然也出现了一些金融控股公司，但数目不足100家，我国三大金融行业的业务分界线依旧存在，这也是目前分业监管持续至今的客观因素之一。
（四）分业监管体制是实践的选择。在分业监管体制运行的过程中，我国承受住了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甚至连目前仍肆虐世界的次贷危机也没有动摇我国金融业运行的根本，这从实践上证明了这种监管体制对于规范我国的金融秩序、降低和化解金融风险，促进整个金融业的持续、稳定发展所起到的重要作用。
三、我国监管模式遇到的挑战
日益凸显的国际金融市场的冲击和国内分业监管体制的失灵更加值得我们注意。
第一，来自国际金融市场的冲击。随着wto过渡期的结束，中国金融市场的大门向国际敞开，平等、互惠的原则在为我国带来贸易便利的同时，也对我国金融行业形成了强有力的冲击。首先，混业经营的融资渠道更为广泛，相对于分业经营具有更好的竞争力。因此，拥有熟练技巧和丰富经验的外资金融机构的入驻将对我国金融机构发展的构成了巨大威胁。其次，世界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促使我国金融机构“走出去”，然而分业经营相在融资方面的劣势，在一定程度上减缓了金融业国际化的步伐。
第二，来自国内市场的挑战。为了应对外资金融机构带来的挑战，提升企业的竞争力，从2006年开始，中国银行、招商银行、光大银行等大型银行都纷纷涉足保险、证券等行业或成立金融控股公司，混业经营的态势开始在我国显现。然而，这种混业经营的模式与我国分业监管的模式并不匹配，在分业监管模式下，各监管当局更加关注与控股公司下各个子公司业务的运行情况，“三会”的监管重点和目标不一致，使得每个部门都只侧重于各自的监管目标，从而不能准确全面的评估该金融机构的风险，造成了监管的失灵。
第三，融创新模糊了业务范畴，交叉业务的诞生造成“监管真空”。各金融机构在利益的驱使下大力加强对金融工具的创新，也直接导致了三大传统业务范畴的交叉，降低了监管效率。
第四，消费者利益保护的缺失将影响市场信心，从而影响整个金融体系的运行。截至目前，我国仍没有一部关于“金融消费者利益保护”的明确法律文件。即使是在近年次贷危机的冲击、消费者权益保护问题愈演愈烈的情况下，仍未采取任何实质性的行动，如长期放任，必会动摇存款人对于金融机构的信心，从而降低资金运行的效率，减缓经济发展的速度。
四、进一步改革和完善我国监管体制的合理化建议
基于以上分析，混业经营将成为我国金融机构未来发展的趋势，如何对其进行有效监管，必将成为金融监管的重要研究课题，据此作者建议：首先，在目前“一行三会”的体制下，增加对于交叉业务的监管组织，并依据市场业务情况及时更新其监管范围，缩小目前的“监管真空”范围。其次，设立“三会”之间定期的信息交流机制，并颁布相关的法律确定其地位和权利。这样不仅保证决策者可以更好地掌握市场运行的情况，并作出有利于市场运行的政策决定，还能加强“三会”进行沟通和协调，在保证金融业稳定有效的运行的同时为分业向混业体制过渡做好准备性工作。再次，设立“金融控股公司监管研究小组”，专门对金融控股公司进行监管，并颁布关于金融控股公司在运行过程中所应遵守的具体准则（包括对市场准入、资本充足率、信息披露细则等）。这样的模式，不仅能促进监管的有效性，避免重复监管，还能发现和解决混业经营和监管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一举两得。第四，设立“混业经营及监管研究小组”，集合专家力量对各大金融机构业务进行合规、合理的引导，保证分业经营向混业经营的高质量过渡。最后，无论是在分业经营还是混业经营亦或是两者的过渡时期，明确细致的消费者利益的保护都应迅速被提升到法律的层面上来。我们必须明确并牢记，只有消费者的信心得以稳定，才能有整个金融行业的健康稳健运行。
参考文献：
1.谢平等.《金融经营模式及监管体制研究》，中国金融出版社，2003年版.
2.宋清华.金融监管协调机制.国际经验与中国的选择[J]，武汉金融，2007，12.
金融监管措施篇5
由此看来，金融自由化与金融有效监管是GatS规则体系在金融服务贸易领域的两大目标。但由于成员方可单方面自行认定并采取金融监管措施，而且可以优先适用，使得成员方的金融服务自由化承诺的统一、稳定与可预见性的期望变得渺茫。两大基本目标之间的明显对立，使金融服务成为GatS规则下最具争议的部门。因此，正确理解与合理运用审慎监管条款，就成为认识与处理GatS规则下金融服务自由化与金融监管两大目标的关键。
正确理解GatS下的审慎监管
由于服务贸易本身的特殊性，各国政府仍普遍希望对服务贸易采取特别对待。正如GatS序言中，“在对国家政策目标维持应有尊重的同时，逐步达到更高水平的服务自由化。”并明确承认“成员国为了实现国家政策目标，有权对其境内提供服务的行为制定和施行新的规定”。也就是说，在实现服务自由化的过程中，鼓励成员方制定谨慎的金融监管措施。因此，GatS为服务贸易自由化构筑了必要的“安全阀”体系，包括逐步自由化原则、发展中国家特别待遇原则、GatS第10条紧急保障措施、第12条收支平衡保障措施、第14条一般例外与安全例外等内容。但在GatS规则中，对审慎措施这一重要概念及范围并没有加以明确界定，因而各国对审慎监管的理解只能借助于GatS有关文件，主要是从《金融服务附件》文本中推导出一些具体标准，做出相应的解释。
目的监管标准根据监管措施实施的目的制定相应的监管措施，即目的监管标准。《金融服务附件》的附录规定，不阻止成员国为审慎原因而采取措施，这揭示了监管的某些内涵，即监管出于审慎之目的。所谓“审慎之目的”，是指为保护投资者、存款人、投保人或金融服务提供者对其负有托管责任的人，或为确保金融体系的统一和稳定。这一规定，表明GatS下辨别监管措施的主要依据是其目的性，而不是其客观效果。这也成为判断是审慎措施还是贸易保护主义的重要标准。此外，附录规定中的措辞还表明wto下的审慎措施并不限于保障金融体系的稳定和保护存款人等具体目的。在上述两类目的之外，还存在其他的审慎目的和为这些目的而采取的监管措施，这对于确定审慎措施所涵盖的范围具有重要意义。但是，这一标准具有抽象性，在实践中，其成为贸易壁垒与监管措施的界限非常模糊，容易引起争议。
主观认定标准主观认定标准就是对于某项措施是否构成审慎监管，应该由采取措施的成员方自己认可。一方面，审慎监管以监管主体之特殊监管需求为考量，这就必然要求由成员方自行认定。显然，他方成员或国际组织对于某一成员方采取的审慎措施会难以做出与该成员方一致的主观目标性标准认可，除非它们之间能够有效的协调与合作。另一方面，由于国际社会金融关系相互联系密切，金融风险在世界范围内的扩散性加强。因此，成员方的金融监管必须保留足够的弹性与灵活性，用来迅速应对、及时处理金融风险，若金融风险发生时因受制而不能采取措施，则将会产生很大的负面作用。
透明度标准所有影响金融服务贸易的审慎监管措施都必须公开，这是wto的透明度一般原则在审慎例外条款下的具体适用。由于服务贸易没有任何边境措施，不适用关税限制，因而国内立法对服务贸易管制的影响和意义特别重大。基于上述表述的审慎措施实施所具有的主观性标准，其不必载入具体承诺表，但必须公开。
GatS第3条规定了持续的透明度义务：一是立即公布审慎监管法规，这是针对已采取或维持的审慎监管法规；二是每年向服务贸易理事会报告新的或更改的审慎措施。前提是这些新法规或修改对该成员方依本协定所做具体承诺的服务贸易构成重大影响。这主要是针对因势利导而采取的新的审慎监管措施；三是设立咨询点，其他成员方可通过这些咨询点获得其感兴趣的服务部门有影响的审慎监管法规与措施。
审查审慎监管标准GatS其他成员方可就某一成员方采取的审慎措施向争端解决机构（DSB）提出异议，通过争端解决程序确定有关审慎措施是否违反了相关的条约。GatS虽然允许成员方自主认定、优先适用审慎措施，但并非毫无限制，否则难以实现贸易自由化，而使审慎措施沦为贸易壁垒。《金融服务附件》第2条规定：“如果这些措施不符合本协定条款，则它们不应用来逃避成员在本协定下的承诺或义务。”考虑到金融监管的复杂性以及对成员方经济的重要性，附件进一步强调有关审慎措施争端的专家组对处于争议中的金融服务应有必要的专业知识。该条款是专家组的权利也是其义务，为有关审慎措施和其他金融事项争端的公正合理、及时有效解决提供了程序保障。根据专家组适用法律的性质，可以将这种审查称之为司法审查。
虽然司法审查是一种事后审查，但它能促使成员方在做出审慎措施前必须慎重考虑，避免利用审慎例外条款规避GatS下的金融自由化承诺，人为制造新的贸易壁垒，扭曲金融服务贸易，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防止审慎措施的滥用。
发展中国家特别待遇标准审慎措施的运用与审查出于照顾发展中国家的目的，考虑给予发展中国家更大的包容性与灵活性，这就是发展中国际特别待遇标准。这些安排体现在GatS序言、第19条第2款（即自由化的进程要考虑和尊重各国的发展水平与政策目标，给予发展中国家更大的灵活性）、第4条最不发达成员特殊待遇模式等内容上。这一规定符合wto追求实质正义的价值目标。这也是GatS中关于发展中国家特别待遇一般原则在“审慎例外”下的具体延伸与体现。
综上所述，GatS规则下的审慎措施在法律效力上具有绝对优先性，在法律适用上具有成员方自主认定性与事后审查性，在法律标准上具有主观性与不确定性。值得注意的是，由于金融市场的复杂性以及当前金融创新手段不断涌现，因势利导的监管措施也在不断调整中。因此，审慎措施的相关法律问题也处于深刻变化之中。而且审慎措施往往与其他金融规制措施交织在一起，使金融自由化与金融监管关系显得更加错综复杂。但是，通过各国对审慎监管原则标准的理解，可以探讨各国对金融进行审慎监管的共同认可的相应标准，从而避免现行审慎监管原则弹性较大而成为贸易壁垒。
中国金融业如何应对审慎监管
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在金融服务贸易自由化、开放国内市场方面做出承诺将对金融业带来深远影响。虽然审慎例外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避免金融自由化的风险，但显然是权宜之计，这从其条款的巨大弹性中即可看出。从GatS谈判历程来看，它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妥协的产物，也并非金融自由化与国内政策目标平衡的最优化选择。由于一些国家强烈反对制定具体的审慎措施纪律，所以目前也未将其纳入谈判议程。但随着各成员方在减少市场准入和国民待遇限制方面取得进展，从而使审慎措施对金融服务贸易的负面作用开始逐步凸现；随着成员方在国际范围内审慎监管标准的逐渐统一，对审慎措施制定可操作性的具体纪律势必将列入谈判议程。因此，并非像某些学者所宣称的那样，审慎措施将是永久的例外。
金融监管措施篇6
一、国际金融法上的审慎监管原则
国际金融法上的审慎监管原则，主要出自构成国际金融惯例的巴塞尔协议，并得到作为国际条约的wto金融服务贸易协议的重要补充。
（一）审慎监管的主要要求
巴塞尔协议现已发展成为国际金融法领域的惯例。这就意味着，虽然还算不上正式的国际法渊源，但是在采纳了它的国家中，巴塞尔协议将作为国内法起作用，而在很多尚未采纳它的国家中，巴塞尔协议至少可以作为对国际金融规则的权威性解释。
完整意义上的巴塞尔协议，包括以下文件：1983年的《巴塞尔协定》、1988年的《巴塞尔资本协定》、1992年的《巴塞尔最低标准》、1996年的《资本协议关于市场风险的补充规定》、1997年的《有效银行监管的核心原则》以及2004年的《新巴塞尔资本协议》。
审慎监管原则主要体现在《巴塞尔核心原则》第6－14条、第15条（第四节B）、第22条（第五节）、第23条和第25条（第六节a）中。审慎监管的要求主要涵盖资本充足率、风险管理、内部控制、跨国银行监管和纠正措施等五个方面，其具体要求包括：
1.资本充足率方面。监管者要规定能反映所有银行风险程度的、适当的审慎最低资本充足率要求。巴塞尔协议建议的资本充足率最低标准为8％。
2.风险管理方面。首先，为了避免信用风险，应当建立独立评估银行贷款发放、投资以及贷款和投资组合持续管理的政策和程序；银行监管者应确保银行建立评估银行资产质量和贷款损失储备金及贷款损失准备金充足性的政策、做法和程序；银行监管者必须制定审慎限额以限制银行对单一借款人或相关借款人群体的风险暴露；为防止关联贷款带来的问题，银行监管者应确保银行仅在商业基础上向相关企业和个人提供贷款，并且发放的这部分信贷必须得到有效的监测，必须采取合适的步骤控制或化解这种风险。其次，为了避免流动性风险，银行监管者应确保银行的管理信息系统能使管理者有能力识别其资产的风险集中程度。再次，为了避免市场风险，银行监管者应确保银行制定出各项完善的政策与程序，以便在国际信贷和投资活动中识别、监测和控制国家风险及转移风险并保持适当的风险准备金；银行监管者应确保银行建立准确计量并充分控制市场风险的体系；监管者有权在必要时针对市场风险暴露制定出具体的限额和／或具体的资本金要求。最后，为了避免操作风险等其他风险，银行监管者应确保银行建立全面的风险管理程序（包括董事和高级管理层的适当监督），以识别、计量、监测和控制各项重大的风险并在适当时为此设立资本金。
3.内控机制方面。银行监管者必须确定银行是否具备与其业务性质及规模相适应的完善的内部控制制度；银行监管者必须确定银行具有完善的政策、做法和程序，以促进金融部门形成较高的职业道德与专业标准，并防止银行有意或无意地被罪犯所利用。
4.跨国银行监管方面。跨国银行母国必须对其活跃的国际银行组织实施全球性并表监管，对这些银行组织在世界各地的所有业务进行充分的监测并要求其遵守审慎经营的各项原则；跨国银行东道国应确保外国银行按东道国国内机构所同样遵循的高标准从事当地业务。
5.纠正措施方面。银行监管者必须掌握完善的监管手段，以便在银行未能满足审慎要求时采取及时的纠正措施。
（二）审慎例外
如果说巴塞尔协议的审慎监管要求构成审慎监管的“常态”的话，那么wto金融服务贸易协议中的“审慎例外”就是审慎监管的“异态”，或曰特殊的审慎监管。[1]（171）
wto金融服务贸易协议主要由《服务贸易总协定》（GatS）、《金融服务附件一》、《金融服务附件二》、《关于金融服务承诺的谅解协议》、《金融服务贸易协议》构成。其中，依据《金融服务附件一》第2条a项的规定，尽管有GatS的任何其他规定，但是不得阻止一成员为审慎原因而采取措施，包括为保护投资人、存款人、保单持有人或金融服务提供者对其负有信托责任的人而采取的措施，或为保证金融体系完整和稳定而采取的措施，如此类措施不符合GatS的规定，则不得用作逃避该成员在该协定项下的承诺或义务的手段。
上述规定就是“审慎例外”（prudentialCarve-out）原则的体现。所谓“审慎例外”，是指wto各成员可以为了维护国内金融的稳定，不受GatS自由化条款或已作出承诺的束缚，采取审慎的金融监管措施。虽然“审慎例外”具有特殊性，但它与巴塞尔协议中的审慎监管要求的“纠正措施”方面是吻合的，甚至可以认为“审慎例外”是一种在特殊情况下为维护金融秩序而采取的特殊纠正措施。
关于“审慎例外”的规定是较为抽象而灵活的，wto金融服务贸易协议并没有具体说明哪些措施属于构成“审慎例外”的监管措施。当然，在新一轮的谈判中，确实有少数国家要求明确列举“审慎例外"的范围。比如瑞士呼吁依据巴塞尔委员会、国际保险监管者联合会、国际证券委员会组织、金融混业联合论坛所制定的标准，界定“审慎例外”监管措施的范围。[2]（15）但显而易见的是，新一轮的谈判还不可能顾及到这一问题，这一主张目前难以引起广泛关注，更不用说付诸实践了。
这就意味着，只要表明是为了审慎的目的，东道国就可以暂时摆脱wto规则的约束，采取任何希望采取监管措施。而且，何谓“出于审慎的目的”是由采取措施的国家自己决定的。“审慎例外”的监管措施不会受到诸如“是否具有必要性”或者“是否属于最低限度的贸易限制”的问题的挑战，也不用理会GatS第6条对国内规章的种种要求。尽管母国可能认为东道国所宣称的“出于审慎的目的”名不符实，但原则上来说，只有wto的争端解决机构(简称DSB)才有权判断东道国所采取的“审慎例外”监管措施是否确实出于审慎的目的。而实际上，在各国都采取慎重态度的金融领域，鲜有将有关争议提交DSB的可能。正如克伊所指出的，除非存在异常过分的行为，各国都倾向于彼此尊重各自决定其国内规范是否出于审慎性的权力。[3]（25）
“审慎例外”原则保留了金融领域里监管的灵活性，可以起到“安全阀”的作用。有关国家可以在特定的形势下和在特定的时期内，违背其在GatS项下的承诺和义务，自主决定采取某些特殊的金融监管措施，以达到保护国内金融业的目的。
因此，依据“审慎例外”的原则，我国完全可以在有关的国内法中，制订一些“审慎例外”的条款。这些条款应当是原则性的，只需说明是为了审慎的目的而实施的即可。这样一来，当出现紧急情况的时候，金融监管部门就可以采取其认为合适的特殊监管措施，而不论这样的措施是否违背了我国在GatS项下的承诺和义务。但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由于wto规则不能在国内直接适用，因此只有当“审慎例外”原则被明确地表述在有关国内法中的时候，监管部门才能依法采取措施。也就是说，wto规则中的“审慎例外”原则被转化为国内法十分必要。因为，如果缺乏国内法上的明确授权，国内监管部门是不能直接依据wto规则采取构成“审慎例外”的特殊监管措施的。
二、中国对外资银行的审慎监管的具体规定
(一)资本充足率方面
依据《条例》第40条和《商业银行法》第39条的规定，外商独资银行和中外合资银行的资本充足率不得低于8％，我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可以要求风险较高、风险管理能力较弱的外商独资银行、中外合资银行提高资本充足率。而依据《条例》第45条，外国银行分行营运资金加准备金等项之和中的人民币份额与其人民币风险资产的比例不得低于8%，我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可以要求风险较高、风险管理能力较弱的外国银行分行提高前款规定的比例。
《条例》第10—12条对设立外资银行的外方股东提出了复合标准的要求。外方股东的资本充足率，必须既符合母国的要求，又符合东道国的要求。
(二)风险管理方面
首先，为了防范和避免信用风险，我国要求外商独资银行和中外合资银行的贷款余额与存款余额的比例不得超过75％，对同一借款人的贷款余额与商业银行资本余额的比例不得超过10％。其次，为了防范和避免流动性风险，我国要求外商独资银行和中外合资银行的流动性资产余额与流动性负债余额的比例不得低于25％。同样地，依据《条例》第46条，外国银行分行也被要求确保其资产的流动性，其流动性资产余额与流动性负债余额的比例不得低于25%。再次，为了防范和避免市场风险，我国要求外国银行分行营运资金的30%应当以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指定的生息资产形式存在，②且其境内本外币资产余额不得低于境内本外币负债余额。最后，为了避免诸如操作风险之类的其他风险，我国要求外资银行建立健全风险管理系统。外商独资银行、中外合资银行应当设置独立的风险管理系统；而在境内设立2家及2家以上分行的外国银行，应当授权其中1家分行对其他分行实施统一管理。
(三)内控机制方面
外资银行应当建立健全内控系统。其中外商独资银行、中外合资银行还需要设置独立的内部控制系统，并遵守我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有关关联交易的规定。
同时，按照《条例》第55－56条的要求，外国银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设立的外商独资银行的董事长、高级管理人员和从事外汇批发业务的外国银行分行的高级管理人员不得相互兼职；外国银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设立的外商独资银行与从事外汇批发业务的外国银行分行之间进行的交易必须符合商业原则，交易条件不得优于与非关联方进行交易的条件；外国银行对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设立的外商独资银行与从事外汇批发业务的外国银行分行之间的资金交易，应当提供全额担保。
此外，《条例》第9条第3项还要求外方股东具有有效的反洗钱制度。
(四)跨国银行监管方面
外资银行营业性机构应当按照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的有关规定，向其所在地的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报告跨境大额资金流动和资产转移情况。我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对外国银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设立的分行实行合并监管。
外方股东必须受到母国金融监管当局的有效监管并且就设立外资银行取得后者的同意。母国应当具有完善的金融监督管理制度，并且其金融监管当局应当已经与我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建立良好的监督管理合作机制。
(五)纠正措施方面
依据《条例》第50条，我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根据外资银行营业性机构的风险状况，可以依法采取责令暂停部分业务、责令撤换高级管理人员等特别监管措施。根据《外资银行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第94条的规定，这些特别监管措施包括：约见有关负责人进行警诫谈话；责令限期就有关问题报送书面报告；对资金流出境外采取限制性措施；责令暂停部分业务或者暂停受理经营新业务的申请；责令出具保证书；对有关风险监管指标提出特别要求；要求保持一定比例的经中国银监会认可的资产；责令限期补充资本金或者营运资金；责令限期撤换董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暂停受理增设机构的申请；对利润分配和利润汇出境外采取限制性措施；派驻特别监管人员，对日常经营管理进行监督指导；提高有关监管报表的报送频度；中国银监会采取的其他特别监管措施。
可以说，经过数十年的积累和改进，我国在外资银行的“常态”监管方面，已经基本符合了巴塞尔协议的要求。
三、评析与结论
（一）银行业开放与加强外资银行审慎监管的必要性
银行业的全面开放，引进了外资、促进了竞争、改善了制度，为我国金融服务业的发展提供了机遇。然而，外资大量涌入所带来的风险，也是不可忽视的。
一直以来，我国对外资银行的监管主要集中在市场准入限制方面，缺乏对外资银行的业务监管和风险监管。[4]也就是说，我国的监管重心集中在市场准入与国民待遇等“入门”层面，而在对外资银行的审慎监管等“深入”层面上，我国历来存在不足。实际上，新制订的《条例》的最大特色，就是区分外资法人银行与外国银行分行并给予两者不同程度的国民待遇，这仍然是一种“入门”式的监管。
然而，指望主要通过这种“入门”监管来维护国家金融安全，在新的形势下显然是不现实的。一般来讲，外资法人银行是中国法人，首先对中国债权人负责，比起首先对外国债权人负责的外国银行分行确实更加可靠，区别对待也确实很有必要，但这还是远远不够的。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尽管从法律上看是东道国法人，但外资银行本质上都是外来者。[5]这意味着，不论是否属于中国法人，外资银行都不会以维护中国金融市场的稳定为根本宗旨，不会主动承担中国资本市场由投机资本冲击引起的损失，其开展业务的首要前提与动力，始终是获取利润。既然如此，若未受到充分监管，外资银行的逐利行为很可能损害东道国的金融秩序，而在东道国金融市场面临动荡的关键时刻，外资银行会像在亚洲金融危机中所表现的那样，选择抽逃资本，从而使东道国金融市场雪上加霜。
因此，在全面放开银行业的同时，我国必须加强对外资银行在业务上、风险上的审慎监管，从而达到既充分利用外资的积极作用，又足以防止其消极作用的目的。从法律上讲，有关的审慎监管制度，需要从平时的“常态”监管和特殊情况下的“异态”监管两方面入手，而巴塞尔协议和wto金融服务贸易的有关规则正好为我国构建这两方面的制度提供了素材。从国际法角度上讲，我国全面开放了银行业，履行了对wto的义务，同时也必然拥有依据wto规则和有关国际法进行审慎监管的权利。在全面开放银行业的同时，进一步加强审慎监管，是完全符合国际法的行为。
（二）我国对外资银行的审慎监管规则及其完善
首先，在资本充足率上，我国规定了8％的底线，并保留了提高资本充足率要求的可能。由于所有外资银行营业性机构都必须符合我国法律（而非他国法律）所界定的资本充足率标准，故而《条例》对不具有中国国籍的外国银行分行直接使用了“营运资金加准备金等项之和中的人民币份额与其人民币风险资产的比例”（实际上就是我国所指的资本充足率）的说法。
其次，在风险管理上，不管是对存贷款比例、流动性资产负债比例、还是单一借款人贷款比例的要求，我国都是按照巴塞尔协议所规定的标准来制订的。除了在流动性风险上对各外资银行商业形态一视同仁之外，我国在信用风险上注重对外商独资银行和中外合资银行的监管，而在市场风险上则注重对外国银行分行的监管，这种区别对待显然是有原因的。由于前者属于中国法人，享有完全国民待遇，其业务具有独立性并主要在我国金融市场开展，因而我国政府必须对其存贷款运作进行审慎的监管。而外国银行分行不具有中国国籍，仅享受部分的国民待遇，其业务隶属于总行，而总行的业务主要在其母国金融市场开展，故而出于对其他国家属人管辖权的尊重，我国政府不宜过多干涉其存贷业务，但是，分行这种商业银行形态特别容易受到母国乃至国际市场汇率或利率波动的影响，故而为了维护本国金融市场的稳定，我国作为东道国，必须加强这方面的市场风险控制。
再次，在内控机制上，我国既有原则性的规定也有较为具体的规定。在跨国监管上，我国强调母国监管当局制度的完善性并重视与母国监管当局的合作，这都是符合巴塞尔协议要求的。
最后，在纠正措施上，《条例》第50条规定了“责令暂停部分业务、责令撤换高级管理人员等特别监管措施”。《实施细则》将前者具体化为13项措施，并保留了采取其他措施的可能性，基本上满足了巴塞尔协议在“常态”下实现审慎监管的要求。
然而不能忽视的是，金融监管往往需要在“异态”下发挥维护金融市场稳定的作用。也就是说，有关立法应当规定监管机构可以在特定时候采取不受GatS项下义务与承诺约束的特殊纠正措施，即“审慎例外”的措施。但是，《条例》第50条以及《实施细则》的相应规定显然并没有真正体现“审慎例外”原则。
本文前面已经阐明，“审慎例外”的规定不需要、也不应该具体化，而应重在说明“出于审慎的目的”。《条例》第50条以及《实施细则》第94条将特别纠正措施具体化为13项措施的做法，并非针对突发的例外情况，导致在“异态”下审慎监管的缺位。就算视这些措施为审慎例外措施，它们也会因太过具体而失去了灵活性和例外性。更为致命的是《条例》第50条只强调“依法采取”而只字不提监管措施的目的性的做法。必须指出，回避监管措施的目的性，将破坏这些措施在国际法上的合法性基础。wto仅仅要求成员国认定其监管措施“出于审慎的目的”，如果我们连这一简单要求都忽略的话，那么，对于我国没有依法认定为“出于审慎目的”就采取的特别监管措施，其他wto成员国完全有理由质疑其合法性，也很容易证明这些措施是我国对自己在GatS项下承诺与义务的违反。因此，我们必须重视这一问题，尽快将“审慎例外”的原则正确地转化为国内法。
综上所述，在全面开放银行业的同时，进一步加强对外资银行的审慎监管，是完全符合国际法的行为。这一审慎监管制度，需要从平时的“常态”监管和特殊情况下的“异态”监管两方面入手，充分借鉴巴塞尔协议和wto金融服务贸易的有关规则。我国对外资银行的审慎监管，在“常态”监管方面较为完备而“异态”监管方面存在缺失。目前对外资银行的审慎监管制度基本上是依照巴塞尔协议的要求设定的，而wto金融服务贸易协议中的“审慎例外”原则尚未正确地体现在有关法律法规中，我们必须尽快将其正确地转化为国内法。
注释：
金融监管措施篇7
【关键词】金融危机监管改革
一、金融监管改革提议概述
在这本名为“金融监管改革:新的基石”的白皮书中,奥巴马政府建议在如下方面对现有金融系统进行改革。
1.有效监督和管理金融企业。对市场正常运转至关重要的金融机构将受到强有力的监管,再也不允许可能对金融系统造成了重大系统性风险的金融机构游离于监管之外。
2.建立对金融市场的全面监督,使得主要金融市场强大到足以承受系统性的压力和一个或多个大型机构倒闭所造成的冲击。
3.建立对消费者金融服务和投资市场的强有力的监管,以保护消费者和投资者,使他们免受不当金融行为的损害,从而重建民众对金融市场的信心。
二、在加强对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监管方面的措施
1.对金融机构的监管有漏洞
虽然大多数大型的金融机构受到相应的联邦政府机构的监督和管理,但事实证明这些监管是明显不够的。
首先,对资本和流动性的要求过低。监管机构没有要求金融机构预留足够的资金来支付交易资产,高风险贷款和表外承诺可能带来的损失,也没有要求他们在市场情况好的时候留存足够的资本金,以便为市场情况变坏做好准备。同时,监管机构也没有要求金融公司为市场流动性大幅萎缩的情况作出必要准备。
第二,监管机构没有考虑到的相互紧密关联的,进行高杠杆金融业务的大型机构的倒闭对整个金融系统和国民经济可能造成的伤害,更没有制定相应的预防措施。
第三,对综合经营的大型金融公司的监管责任被分割在不同的联邦机构中。分割的监管责任和对“银行”的法律定义中的漏洞使得一些金融机构可以随意选择由哪个政府机构来监管他们,从而逃避更严格有效的监管。
2.一些衍生金融市场和创新金融产品放大和扩散了风险
新的金融工具使信用风险得到广泛传播,使得投资者获得了将其投资组合多样化的新途径,也使得银行得以将很多业务剥离到其资产负债表之外。住房抵押贷款通过证券化,和其他贷款混杂在一起,然后被分割为具有不同风险特性的部分,出售给具有不同风险偏好的投资者。通过信贷产品衍生化处理,银行不需要把这些贷款直接出售,就可以把大量的信用风险转移给第三方。
由此可见,过于复杂的金融衍生品和缺乏透明度的场外交易市场导致市场参与者无法充分理解他们所交易的金融产品的风险特性,从而导致这些风险在金融衍生产品市场逐步累积,最终使场外交易市场变成了金融危机一个主要发源地和重灾区。
基于以上分析,奥巴马政府提出了相应的加强和改善监管的措施,以避免金融危机周期性地在美国爆发。其中,在加强对金融机构的监管方面的举措如下。
1.设立金融服务监督委员会,改善和加强金融监管部门之间的沟通和协调。这个委员会将由财政部长领衔,成员包括美联储和证券交易委员会等金融监管部门的主席,以期为这些政府首脑提供一个常设的交流平台,从而促进各部门之间信息交流和协调,及时甄别新出现的风险,并为解决各部门之间司法管辖权的争端提供沟通渠道。
2.所有管理资产超过一定门限值的对冲基金,私募股权基金和风险投资基金的投资顾问都必须在证券交易委员会注册,同时他们必须提供有关其所管理的这些基金的足够的信息,以便于监管机构来评估这些基金是否威胁了金融稳定。
3.加强对保险行业的监督。美国计划在财政部内新设立一个全国保险局,以收集保险行业内的信息,谈判国际协定的制定,并协调对保险业的监管政策。
在加强对金融市场的监管方面,奥巴马政府提出了如下措施,以期实现对金融市场的全面监管。
1.加强对资产证券化市场的管理。美国政府要求资产证券化的创设和发行方必须在这些资产中保留一部分的份额,从而继续承担一定的风险责任。监管机构随后也将颁布一些补充条例,将市场参与者的薪酬与证券化资产的长期业绩联系起来,同时,进一步增加资产证券化市场的透明度和标准化,提高信用评级机构的水准。
2.建立对所有场外衍生工具的交易市场的全面监管,以达到预防这些市场中的交易给整个金融体系带来危险,促进这些市场的效率和透明度,防止市场操纵和欺诈等公共政策目标。
3.美联储将承担起对那些具有系统重要性的支付,清算和交割机构的监管责任,同时这些机构将被允许使用美联储的金融服务和贴现窗口。
三、简评
仔细研究美国政府的这些金融监管改革提议,就可以发现他们的在这次仅次于大萧条的金融危机之后对金融业的监管改革,与上次大萧条以后的改革的思路有着很大的不同。
在1929年股市暴跌和大量商业银行倒闭的背景下,1933年美国国会通过了《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根据该法案,商业银行不得从事投资银行业务,实行分业经营。1956年,美国国会通过《银行控股公司法》,进一步要求银行不得从事保险业务,仅允许销售保险产品。这些措施奠定了美国金融业长达几十年的银行、证券、保险分业经营的局面。
而这次的金融改革提议继承了《1999年金融服务法》的思想,允许混业经营的金融控股公司的继续存在,进一步加强了美国联储统一监管者的职能,即对系统性重要的所有金融公司作为一个集团进行并表监管。同时,奥巴马政府以消除监管空白和增加透明度为宗旨,对以前监管不到位的对冲基金,保险公司,评级机构等重要的市场主体明确了监管机构,将以前存在于少数大的投资银行之间的不受监督的场外交易市场也纳入了监管体系。
细细品位这些措施,可见美国政府对这次金融改革的良苦用心。他们既希望通过这次改革加强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的透明度,从而避免金融危机的频繁爆发;也不希望肢解现有的大型金融控股公司,以免削弱美国金融业在全球的竞争力。但是,这些措施在给监管者带来了更多权力的同时,也给他们带来了比以往更大的挑战。一下子增加了如此多的监管对象和内容,他们能否迅速地了解这些内部盘根错节的监管对象,熟悉其错综复杂的业务内容,从而实现有效监管,达到这些改革措施设计者的初衷,还需要我们拭目以待。
参考文献:
[1]金融监管改革:新的基石.美国财政部网站.
金融监管措施篇8
[论文关键词]商业银行；风险；监管
商业银行作为经营货币信贷业务活动的企业，与一般企业及其他经营单位相比，最显著的特点是负债经营，即利用客户的各种存款及其他借入款作为主要的运营资金，通过发放贷款及获取收益，自有资本占资产总额比率远低于其他行业。这一经营特点决定了商业银行本身即是一种具有内在风险的特殊行业。商业银行风险是指商业银行在经营中由于各种不确定因素的存在而招致经济损失的可能性。
一、商业银行面临的主要风险
1．信用风险。信用风险是指人违约而导致贷款或等银行持有资产不能收回本息而造成损失的可能性。
2．利率风险。利率风险是指由于利率水平变化给银行带来损失的可能性。
3．流动性风险。流动性风险是指银行不能到期支付债务或满足临时提取存款的需要而使银行蒙受信誉损失或经济损失甚至被挤兑倒闭的可能性。
4．汇率风险。汇率风险是指由于外汇价格变动给银行带来损失的可能性。
二、金融监管的概念
金融监管是金融监督和金融管理的总称。从词义上讲，金融监督是指金融主管当局对金融机构实施的全面性、经常性的检查和督促，并以此促进金融机构依法稳健地经营和发展。金融管理是指金融主管当局依法对金融机构及其经营活动实施的领导、组织、协调和控制等一系列的活动。金融监管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金融监管是指中央银行或其他金融监管当局依据律规定对整个金融业(包括金融机构和金融业务)实施的监督管理。广义的金融监管在上述涵义之外，还包括了金融机构的内部控制和稽核、同业自律性组织的监管、社会中介组织的监管等内容。
三、我国商业银行监管的措施
(一)我国商业银行监管的措施
此外，银监会根据我国银行监管实际和国际银行监管最佳实践，在《银监法》和《商业银行法》框架下，系统规划、科学设计审慎银行监管的规章和指引。2003年以来，先后出台了《关于调整银行市场准人管理方式和程序的决定》、《金融许可证管理办法》、《商业银行服务价格管理办法》、《境外金融机构投资人股中资金融机构管理办法》、《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管理办法》、《金融机构衍生产品交易业务管理暂行办法》、《商业银行与内部人和股东关联交易管理办法》、《股份制商业银行风险评级体系》、《商业银行不良资产监测和考核暂行办法》、《客户大额授信制度和零售贷款违约情况统计制度》、《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公司治理改革与监管指引》等几十项监管部门规章，涉及银行业监管的各个环节和各个方面。另外，还有《商业银行授信尽职工作监管指引》、《商业银行内部控制评价办法》、《企业集团公司管理办法》等部门规章正在制定中。在加强金融法规建设方面，今后应重视以下几方面工作：一是结合我国实际，并参照国际上对银行业实施管理的法律和各项规定，对我国现有的银行法规进行全面彻底的清理；二是各银行机构系统内制定的带有法律效力的文件，实行向中国银监会报批制或备案制，以保证有关金融法规要求的协同性、一致性；三是结合当前我国金融业发展的趋势、特点和业务创新的实际，提前出台有关的法规，使新业务从市场准人的那一天就能够规范运作，监管工作有法可依；四是针对金融化、网络化和金融犯罪技术含量高、隐蔽化的趋势，制订并完善相应的法规，规范电子金融技术操作的规程；五是加强与国外金融监管当局和国际金融组织在法律方面的沟通与交流，衔接执法标准。
(二)我国商业监管的技术措施
第一，进一步拓展了风险范畴。尽管信用风险仍然是银行经营中面临的主要风险，但新协议开始重视市场风险和操作风险的影响及其产生的破坏力，并在资本充足率的计算公式中，分母由原来单纯反映信用风险的加权资产加上了反映市场风险和操作风险的内容。
第二，坚持以资本充足率为核心的监管思路，但风险衡量方式更为灵活。银行资本是银行抵御风险的基础，1988年的巴塞尔协议提出了银行业最低资本金的要求，协议对银行资本的构成进行了界定，其基本精神要求银行者根据银行承受损失的能力确定资本构成，并依其承担风险的程度规定最低资本充足率。
第三，强化信息披露和市场约束。在新资本协议中，委员会对银行的资本结构、风险状况、资本充足状况等关键信息的披露提出了更为具体的要求。新框架充分肯定了市场具有迫使银行有效而合理分配资金和控制风险的作用。
但是由于种种原因，中国银行业监管还存在一些需要解决的问题，主要是：监管的有效性受外部的制约较大、市场准人监管不够规范、审慎性法规的系统性和完整性不强、持续监管力度不够、监管信息的统一性和透明度尚存在问题、监管者权威性不强、跨境监管的能力不足，等等。
这些问题的存在决定了我国银行监管体系建设任务的艰巨性。为完善我国的银行监管体系，提高中国银行业监管的有效性，推进银监会各项工作尽快与国际接轨，银监会将通过建立良好的机制，坚持科学的态度，树立坚定的信心，开展扎实的工作，缩减上述差距，并已经着手制定加快中国银行业监管建设，缩小与《巴塞尔有效银行监管核心原则》要求差距的中长期行动规划，计划在今后5年内，使中国银行业监管水平基本达到《巴塞尔有效银行监管核心原则》提出的各项要求。实现这一目标计划分两步走：第一步，在2006年以前，建立有效银行业监管的重要基础，使各项监管措施有2／3左右达到《巴塞尔有效银行监管核心原则》要求；第二步，在2009年以前，各项法规制度及各项监管措施得到有效贯彻实施，基本上全面达到《核心原则》的各项要求。
(三)我国商业银行内控制度建设
(四)我国商业银行外部监管措施
通常认为，银行监管从中央银行分离之后，中央银行就不再具有监管职能。实际上，这是对中央银行职能的一个误解。简而言之，银监会履行的主要是机构监管职能；但是，即使在银行的日常机构监管职能从中国人民银行分离之后，中央银行依然具有为履行货币政策而进行的货币监管职能。
金融监管措施篇9
关键词：商业银行；风险；监管
商业银行作为经营货币信贷业务活动的企业，与一般工商企业及其他经营单位相比，最显著的特点是负债经营，即利用客户的各种存款及其他借入款作为主要的运营资金，通过发放贷款及投资获取收益，自有资本占资产总额比率远低于其他行业。这一经营特点决定了商业银行本身即是一种具有内在风险的特殊行业。商业银行风险是指商业银行在经营中由于各种不确定因素的存在而招致经济损失的可能性。
一、商业银行面临的主要风险
1．信用风险。信用风险是指债务人违约而导致贷款或证券等银行持有资产不能收回本息而造成损失的可能性。
2．利率风险。利率风险是指由于市场利率水平变化给银行带来损失的可能性。
3．流动性风险。流动性风险是指银行不能到期支付债务或满足临时提取存款的需要而使银行蒙受信誉损失或经济损失甚至被挤兑倒闭的可能性。
4．汇率风险。汇率风险是指由于外汇价格变动给银行带来损失的可能性。
截至2004年末，主要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为17176亿元，不良贷款比例为13．32。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为15751亿元，不良贷款比例为15．62%。股份制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为1425亿元，不良贷款比例为5．01%。
二、金融监管的概念
金融监管是金融监督和金融管理的总称。从词义上讲，金融监督是指金融主管当局对金融机构实施的全面性、经常性的检查和督促，并以此促进金融机构依法稳健地经营和发展。金融管理是指金融主管当局依法对金融机构及其经营活动实施的领导、组织、协调和控制等一系列的活动。金融监管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金融监管是指中央银行或其他金融监管当局依据国家法律规定对整个金融业(包括金融机构和金融业务)实施的监督管理。广义的金融监管在上述涵义之外，还包括了金融机构的内部控制和稽核、同业自律性组织的监管、社会中介组织的监管等内容。
三、我国商业银行监管的措施
(一)我国商业银行监管的法律措施
2003年12月27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法》，并自2004年2月1日起正式施行。这对完善中国银行业监管制度、强化监管手段、规范监管行为、提高监管的专业化水平将起到极大的促进作用。这是我国银行业监管的“基本法”，是构建完整的银行审慎监管法律框架和体系的核心。
此外，银监会根据我国银行监管实际和国际银行监管最佳实践，在《银监法》和《商业银行法》框架下，系统规划、科学设计审慎银行监管的规章和指引。2003年以来，先后出台了《关于调整银行市场准人管理方式和程序的决定》、《金融许可证管理办法》、《商业银行服务价格管理办法》、《境外金融机构投资人股中资金融机构管理办法》、《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管理办法》、《金融机构衍生产品交易业务管理暂行办法》、《商业银行与内部人和股东关联交易管理办法》、《股份制商业银行风险评级体系》、《商业银行不良资产监测和考核暂行办法》、《客户大额授信统计制度和零售贷款违约情况统计制度》、《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公司治理改革与监管指引》等几十项监管部门规章，涉及银行业监管的各个环节和各个方面。另外，还有《商业银行授信尽职工作监管指引》、《商业银行内部控制评价办法》、《企业集团财务公司管理办法》等部门规章正在制定中。在加强金融法规建设方面，今后应重视以下几方面工作：一是结合我国实际，并参照国际上对银行业实施管理的法律和各项规定，对我国现有的银行法规进行全面彻底的清理；二是各银行机构系统内制定的带有法律效力的文件，实行向中国银监会报批制或备案制，以保证有关金融法规要求的协同性、一致性；三是结合当前我国金融业发展的趋势、特点和业务创新的实际，提前出台有关的法规，使新业务从市场准人的那一天就能够规范运作，监管工作有法可依；四是针对金融电子化、网络化和金融犯罪技术含量高、隐蔽化的趋势，制订并完善相应的法规，规范电子金融技术操作的规程；五是加强与国外金融监管当局和国际金融组织在法律方面的沟通与交流，衔接执法标准。
(二)我国商业银行监管的技术措施
巴塞尔委员会先后于1999年6月和2001年公布了《新巴塞尔资本协议》征求意见稿(第一稿)和(第二稿)。新巴塞尔协议全面继承以1988年巴塞尔协议为代表的一系列监管原则，继续延续以资本充足率为核心、以信用风险控制为重点，着手从单一的资本充足约束，转向突出强调银行风险监管从最低资本金的要求、监管部门的监督检查和市场纪律约束等三个方面的共同约束。新巴塞尔协议的基本原则体现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进一步拓展了风险范畴。尽管信用风险仍然是银行经营中面临的主要风险，但新协议开始重视市场风险和操作风险的影响及其产生的破坏力，并在资本充足率的计算公式中，分母由原来单纯反映信用风险的加权资产加上了反映市场风险和操作风险的内容。
第二，坚持以资本充足率为核心的监管思路，但风险衡量方式更为灵活。银行资本是银行抵御风险的基础，1988年的巴塞尔协议提出了银行业最低资本金的要求，协议对银行资本的构成进行了界定，其基本精神要求银行管理者根据银行承受损失的能力确定资本构成，并依其承担风险的程度规定最低资本充足率。
第三，强化信息披露和市场约束。在新资本协议中，委员会对银行的资本结构、风险状况、资本充足状况等关键信息的披露提出了更为具体的要求。新框架充分肯定了市场具有迫使银行有效而合理分配资金和控制风险的作用。
但是由于种种原因，中国银行业监管还存在一些需要解决的问题，主要是：监管的有效性受外部环境的制约较大、市场准人监管不够规范、审慎性法规的系统性和完整性不强、持续监管力度不够、监管信息的统一性和透明度尚存在问题、监管者权威性不强、跨境监管的能力不足，等等。
这些问题的存在决定了我国银行监管体系建设任务的艰巨性。为完善我国的银行监管体系，提高中国银行业监管的有效性，推进银监会各项工作尽快与国际接轨，银监会将通过建立良好的机制，坚持科学的态度，树立坚定的信心，开展扎实的工作，缩减上述差距，并已经着手制定加快中国银行业监管建设，缩小与《巴塞尔有效银行监管核心原则》要求差距的中长期行动规划，计划在今后5年内，使中国银行业监管水平基本达到《巴塞尔有效银行监管核心原则》提出的各项要求。实现这一目标计划分两步走：第一步，在2006年以前，建立有效银行业监管的重要基础，使各项监管措施有2／3左右达到《巴塞尔有效银行监管核心原则》要求；第二步，在2009年以前，各项法规制度及各项监管措施得到有效贯彻实施，基本上全面达到《核心原则》的各项要求。
(三)我国商业银行内控制度建设
(1)规范管理，整合机构，强化高端监控。商业银行的组织结构必须根据其业务性质、发展战略的不同和市场的变化进行最优设计。要始终将效益、客户和市场放在中心位置上，围绕市场拓展和风险控制的目标建立矩阵式的组织结构，对承担风险管理的部门和承担市场职能的部门建立起一致的责任和考核机制。(2)内控措施与经营目标相联系，着力于内控机制的建设，制定合适的经营目标。经营目标用于指导每天的经营活动，而经营活动又要受内控制度的控制。控制目标很显然是为经营服务的，但有时又与经营目标之间相冲突，如一味地强调资产安全性则可能造成经营的低效率，相反，一味强调效率，就要承担资产损失的风险。因而内控措施要考虑到与经营目标相配合，做到控制措施服务于经营目标。其中合适的经营目标是指符合市场和竞争实际的、有可能实现的中长期经营指标和管理指标以及相关的政策、措施和分步计划。(3)建立员工自我约束机制，切实防范“道德”风险。在众多的内控防线中，最软弱的防线也许就是员工的自我控制防线，但从辩证的角度来说，它其实是最重要、也是最有效的约束机制。只要每一名员工都能够充分认识到这一点、认识到自己的职责，保证思想到位、认识到位，很多风险其实是可以避免的。
(四)我国商业银行外部监管措施
通常认为，银行监管从中央银行分离之后，中央银行就不再具有监管职能。实际上，这是对中央银行职能的一个误解。简而言之，银监会履行的主要是机构监管职能；但是，即使在银行的日常机构监管职能从中国人民银行分离之后，中央银行依然具有为履行货币政策而进行的货币监管职能。
金融监管措施篇10
一、金融审慎例外条款的现状
金融审慎例外条款并非新鲜事物，早在危机爆发之前就有实践。该条款最早出现在《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第14章，之后又在wto《服务贸易总协定》CGatS}《金融服务附件》2(a)国内法规中作了规定。该条规定:尽管有本协定的任何其他规定，但是不得阻比一成员为审慎原因而采取措施，包括(1)为保护投资人、存款人、保单持有人或金融服务提供者对其负有信托责任的人而采取的措施，或(2)为保证金融体系完整和稳定而采取的措施。如此类措施不符合本协定的规定，则不得用作逃避该成员在本协定项下的承诺或义务的手段。
在晚近各国对外签署的Ftas中，通常如果开放了金融服务贸易的话，一般也都包含了金融审慎例外条款。其具体形式分以下3种情形:第一种以纳入GatS及其附件的形式概括性的援引了其中的金融审慎例外条款。以中国对外签署的Ftas为例，中国在与东盟、巴基斯坦、冰岛、秘鲁签署的Ftas中部分开放了金融服务。这4份Ftas均没有具体规定金融审慎例外条款，而采用了这样的表述:GatS附件，除缔约双方另有约定外，经必要调整后，适用于本协定。①但何谓必要调整，目前尚不可知。
第二种是直接复制GatS《金融服务附件》2(a)条款，这是目前采用最多的一种形式。例如在美国迄今为比对外签署的14份Ftas中，有12份Ftas明确地在金融服务章节中完全照搬了GatS《金融服务附件》2(a)的规定。②此外，日本、澳大利亚对外签署的大多数Fta:也采用这一方式。
第三种模式是在GatS模板的基础上略作调整。例如在欧盟签署的Ftas中，金融监管审慎例外条款通常列举了三项审慎原因，即在GatS列举的两项审慎原因之外增加了为维护金融机构的安全、稳健、完整或其财务责任。此外还修订了审慎措施的实施条件，规定其不得超出为实现目标所必须的限度;不得构成对其他成员方内同类服务提供者任意或武断的歧视;不得要求金融服务提供者披露客户信息等。④日本部分战略伙伴协议中的金融审慎条款也有关于不得要求披露客户信息的限制。
总体来看，各方在Ftas中规定的金融审慎例外条款均以GatS《金融服务附件》2(a)的规定为模板。随着金融服务日益开放的趋势，Ftas中普遍援用以GatS为模板的审慎例外条款是否能够有效地应对金融服务贸易日益开放而可能发生的各种金融风险呢?下而对此予以分析。
二、现有规定存在的问题
(一)直接挪用GatS模式存在的问题
在没有考虑Gats与Ftas体系存在不同的情况下，直接将GatS《金融服务附件》2(a)项下的金融审慎例外条款照搬于Ftas有欠妥当。因为在GatS框架下，金融服务自由化与各国行使审慎例外的权限之间更和谐、更兼容。
首先，GatS序言明确规定各成员享有监管权，这构成解释金融审慎例外条款的上下文，因此GatS条约在体系上赋予成员方在决定审慎措施方而更大的自主决定权。
其次，GatS框架下各国承诺的金融服务自由化采用的是肯定式清单，开放程度相对较低。如果一国无法确定某领域未来是否需要审慎监管，或者无法确定某项措施在未来是否构成审慎监管措施，它可以从一开始就拒绝将其列入自由化的承诺清单。
再次，按照通常的理解，GatS模式下的金融审慎例外并不可用于对资本流动施加控制。然而由于在GatS项下，成员方或选择模式1(跨境提供)或模式3(商业存在)来开放金融服务，因此仅承担与这两类活动有关的资本流动义务。②兼之GatS本身还有第12条收支平衡例外可以应对严重收支不平衡或对外金融困难时对资本账户汇兑和转移的限制，因此，总体上成员方在GatS项下对控制资本流动所承受的压力相对较小。
最后，GatS采用的争议解决方式为多边层而的国家诉国家的模式，通常情况下，只要对方政府的金融监管措施不是特别恶劣的行为，其他成员方都会选择尊重。③因为此时对方采取的措施，也许是彼时己方也需要采取的措施，所以各方通常会选择比较包容的立场。
此外，wto体系有非常充分的发展中国家特殊与差别待遇条款，这让发展中国家在从承诺开放的领域、到审慎措施的认定、再到最后的争端解决都享有较大的灵活性。因此，总体而言，GatS体系留给成员方比较大的政策空间以应对各种金融风险。
然而，GatS体系本身可以增强金融审慎例外条款的这些制度性规则在Ftas中都不存在。首先，发达国家对外签署的大多数Ftas都采用否定式清单的方式来谈判金融服务自由化。不仅如此，未来普遍采用这一方式来谈判金融服务领域开放的压力也非常大。例如美国主导的《跨太平洋战略伙伴协议》(tpp)也采用否定式清单。而在启动中日韩自由贸易区谈判的过程中，日本和韩国也都非常倾向于否定清单的模式。
其次，否定式清单不仅给成员方带来更大的开放压力，而且增加了谈判难度。发展中国家新兴经济体由于自身经验所缺，对于金融服务哪些领域未来可能需要监管，缺乏预判的能力。
再次，Ftas的未来发展趋势是要求在所有涵盖的金融服务领域开放资本账户，并且在Ftas项下，资本的定义也愈加宽泛，包括股票、债券、现金、衍生品、直接投资等。而相应地，Fta:本身又缺乏收支平衡例外条款，①因此成员方要想控制资本流动，其难度和压力远远大于在GatS项下。
最后，如美国和欧盟签署的大多数Ftas那样，通常都规定了涉及金融服务的投资争端适用私人诉东道国的争端解决机制。私人通常不会从大局出发，只考虑自己的利益，这给东道国行使监管权带来了更大的压力。
同样地，Ftas通常没有发展中国家特殊与差别待遇条款，这对南北Ftas中的发展中国家而言，其金融监管压力会特别大。
总之，在Ftas下，由于过度开放而引发金融风险的可能性要远远大于GatS，因此，其事实上需要有比GatS模式更强有力的审慎例外才能确保在自由化和金融安全之间保持恰当的平衡。
(二)现有审慎条款自身存在的问题
从是否能提供足够的政策空间来确保成员方行使金融监管权的角度而言，现有审滇例外条款存在以下问题:
第一，审慎措施的适用范围有限。此处的适用范围不明确包括这样两方而:首先，金融审慎例外措施是否只能适用于金融服务范围内?按照基本的法理，如果某项Fta将该例外规定在金融服务章节，那么依据金融审慎例外条款采取的措施只能适用于金融服务范围内。这样一来，如果一项措施旨在阻比针对食品或商品价格的投机行为(例如通过限制商品衍生品交易)，或为消除贫困，或为刺激经济特定部分的行为，都不能援引该例外证明其正当性。其次，金融审慎例外是否可以适用于对资本账户的控制?从条款本身来看，这个问题并不明确。但是美国谈判者反复强调现有的措辞不得影响各方在资本流动项下的义务，②并且在和智利以及和新加坡签署的Ftas中，美国也确实拒绝了智利、新加坡两国提出的让审慎例外条款适用于资本流动控制的请求。
第二，审慎措施的实施前提尚待明确。关于实施前提，各国采纳的审慎条款都规定该措施须是为审慎原因而采取的。但对于审慎原因，现有的条款都没有做准确的界定，而是给予了列举，如前所述，美国、日本等国与GatS保持一致，列举了两项，欧盟等在此基础上增加了为保护金融机构的完整、稳定、安全和责任。欧盟增加的这项审慎原因是否值得借鉴和推广?此外，除了明确列举的原因之外，是否还存在其他审慎原因呢?从措辞来看，答案是肯定的。但未被明确列举的审慎原因其重要性如何?如果其他审慎原因的相对重要性不如已经列明的审慎原因，是否会导致其不能满足审慎例外的要求?
第三，审慎措施的适用条件过于严格。如前所述，现有照搬GatS模式的金融审J滇例外条款通常都规定了适用该例外应满足的消极条件:审慎措施不得被用做规避成员方在协议项下的承诺或义务的工具。对于这项条件的含义及影响，各方争议很大。有人认为这句话可以解释为相当于Gatt1994第20条的序言，即引入了国际法上的善意行事原则。②然而，很显然的是，金融审慎例外条款下的这句限制和Gatt1994第20条的序言在措辞上完全不同，做这样的解释是很牵强的。因此，尽管到目前为比wto的争端解决机构尚没有在实际的案例中对此做出过任何解释，但比较普遍的观点是审慎例外的这项适用条件相当于取消了该条款，③或至少增加了采取措施的政府这一方的举证责任。
或许是意识到GatS模式下这项消极条件的不妥，欧盟采用的标准审慎例外条款将该条件改成:不得超出实现目标所必要的限度，并且不得在类似的金融服务提供者之间构成武断或不正当的歧视或对服务贸易构成伪装的限制。那么欧盟修订的条件又是否符合金融监管审慎例外的实践呢?
第四，审慎措施的认定方法不明。在制度上，争端解决机构认定金融审慎例外措施的方法有三种:一是自我认定，即将金融审慎例外措施作为自裁决条款。所谓自裁决条款是指在情势要求采取该条款所允许的措施时，采取措施的条约当事方是决定是否采取及采取何种措施的唯一法官。争端解决机构对此只能用善意原则进行裁定，除非违反善意原则，否则应完全尊重该当事方的决定。⑤二是共同协商确定，即经由当事方申请，由当事国主管机关相互协商，联合确定。实践中，共同协商确定通常是争端解决的前置程序，争端解决机构需要尊重当事国的联合决定。三是引入国际标准，即根据相关国际组织，例如巴塞尔委员会、国际证券监管者组织和国际保险监管者协会制定的金融监管标准来进行判断，如果一国采取的审慎措施符合该国际标准，则推定该措施符合审慎例外，否则，援引审慎例外的成员方仍应当承担举证责任以说明其措施的合理性。
很显然，认定方法不同，则对一项措施是否构成审慎例外的判断结果亦不同。在现有Ftas的金融审慎例外条款中，只有极少数提及各方对此应尽力遵守国际标准机构制定的审慎措施标准，①除此之外绝大多数对此都没有明确规定，这就留下了争议的空间。
(三)金融监管改革的加强增加了对现有审慎例外条款的冲击
金融危机爆发之前，典型的审慎措施包括资本充足率、风险集中限制以及风险管理制度要求、流动性要求、内幕交易禁比、产生利益冲突的交易禁比、董事和经理的合格性测试、信息披露要求等，各方对此少有争议。②金融危机爆发后，包括巴塞尔委员会在内的国际金融监管机构纷纷出台了新的监管规则，各方也纷纷推动了国内的金融监管改革。例如对衍生品交易施加限制，因为在此次金融危机中，衍生品交易表现出了巨大的风险性和投机性。再如，为避免高风险的投资战略，各方亦考虑限制对冲基金经理及私募股权基金经理的借款额(杠杆比率限制)。③此外，各方仍在积极探寻终比银行成为大而不能倒的措施，包括限制单个银行规模、银行总量以及交易额等。总体来看，这些金融改革措施明显违反各方在Ftas项下，特别是市场准入、禁比数量限制、非歧视待遇等规则项下的义务和承诺。
如前所述，由于现有的金融审慎例外条款大都规定如果这些措施不符合协议规定，则它们不得用来规避成员方在协议下的义务或承诺，这样一来，这些明确违反了Ftas义务的改革措施是否能被审慎例外条款所包容就非常不确定。并且，即便不受该适用条件的限制，由于现有审慎例外条款在审慎原因、适用范围、措施认定等方而都存在较大的含糊之处，这些都增加了其包容金融监管改革的难度和争议。
综上所述，鉴于Ftas的法律框架与GatS存在不同、以GatS为模板的金融审慎
例外条款自身存在缺陷，再加上金融危机后金融监管改革的力度在不断增强，这三项层层递进、相互关联的因素导致了现有Ftas中的金融审慎例外条款未能提供足够的政策空间以对抗金融服务进一步自由化所带来的危机和风险，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尤是。
三、改革建议
(一)替代条款
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而言，GatS模式的金融审慎例外条款并非最佳选择。因为该条款是在鸟拉圭回合时期由美国主导推动才选用的，其并不完全符合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并且如前所述，在Ftas情境下，它对发展中国家的冲击更大。因此，或许可以彻底反思是否可以采用更充分的审慎例外条款。这一点，早在乌拉圭回合谈判时期，就有谈判方提出过案文，只是当时被美国等否定了。1990年，哥伦比亚在乌拉圭回合的服务贸易谈判中，曾就金融审慎例外条款提出过5种备选条款。事实上，这5种备选条款均比现有条款更能保护国家的监管权。按其对主权国家提供的政策空间从小到大来排序:第一种备选条款为附条件的国民待遇条款。第二种备选条款则允许所有合理的审慎措施。第三种备选条款是第二种的变形，采用具体列举所有合理审慎措施的形式。第四种备选条款规定各方享有不受限制的权利来采取此类措施。第五种备选条款则试图尽可能全而而准确地概括审慎措施。
本文认为，以上备选条款可供不同发展程度的国家根据自身的状况在各自的Ftas中选用。在未来的金融服务自由化进程中，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将以超越本国自然发展的速度被裹夹其中。因此，对广大发展中国家来说，当前更应关注的问题并不是审慎例外的滥用，而是审慎监管的充分行使。只有更大限度的审慎监管自由才能为进一步推动金融服务自由化保驾护航。
(二)条款本身的修订和解释
由于GatS模式自身存在的问题及其与Ftas的不兼容之处，未来如果继续选用这一模式，则可以考虑的调整是:
第一，关于适用范围，由于金融服务领域的风险具有外溢效应，因此最好能避免将该条款仅仅置于金融服务附件或服务贸易章节中。一种可行的办法是仿效加拿大2004年《双边投资协定范本》，把金融审慎例外条款与安全例外、一般例外等并列，构成可适用于全部领域的通用例外。②据此，金融审慎例外措施被延伸到非金融领域。其结果是，在相关金融审慎措施(如适用于宏观经济的金融调控措施)影响到非金融市场投资者利益的情况下，只要它们满足金融审慎例外的构成要件，就不会被视为成员方违背依协定本应承担的义务或责任。
第二，关于实施前提，本文认为为审慎原因而采取这一条件本身是较为科学的。考虑到此次金融危机之后，全球金融监管改革增加了微观层而的监管，因此建议未来的Ftas在列举审慎原因时仿效欧盟的范本，明确增加对金融机构安全、稳健、完整或其财务责任的考量。此外，尽管这三项审慎原因已经具备高度概括性，但不可否认，它们都是从市场的角度出发设置的。但事实是，不同国家金融服务业和金融法制的发展程度存在不平衡现象，对于发展中国家以及经济转型国家而言，在某一特定阶段还存在非市场经济的审慎目标。因此建议对审慎原因仍然做开放性的列举以提供足够的弹性来包容不同国家对于金融服务的不同经营和管理体制以及不同的监管需求。
第三，关于适用条件，如前所述，不得被用作规避成员方义务或承诺的工具这句话的实际含义目前一直没有得到澄清。我们可以理解，在wto体系内，类似于GatS这样的协议肯定会有很多故意含糊之处，因为对于一项措施到底是审慎措施还是贸易限制措施，认识上的分歧是很大的。尤其GatS又涉及经济体制、发展水平差距如此之大的众多成员方，因此做这样的模糊规定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从两个方而来说，在Ftas项下修改这一模糊的措辞是有必要的。一方而，金融危机的爆发增强了各国加强金融监管的共识;而另一方而，Ftas却在坚定不移地推动金融服务进一步自由化，这就使得金融审慎例外应以更强势、更明确的而貌出现。
有鉴于此，欧盟版本删除这项条件的做法值得肯定，但其增加的非歧视性和必要性要求仍有待商榷。首先，从法理上讲，金融审慎例外是一种特殊的例外规定。就金融服务贸易而言，由于其经济战略的重要性、敏感性、金融危机的传染性及不对称信息的道德风险性等因素的综合作用，极易诱发金融风险，导致金融危机，①因此，将金融审慎例外的适用条件等同于一般例外的适用条件，在逻辑上是不合理的。其次，从实际的角度出发，有时有些导致金融风险的行为能够确知来自某个特定的国家，再如从事国际业务的跨国银行本国分行，相比只从事国内业务的内国银行，其导致国际金融危机的可能性显然是不一样的，此时完全要求非歧视的适用审慎监管措施，可能是不合理的。此外，必要性的要求与金融危机带来的教训是不符的，因为现实情况是要想知道哪些行为在未来存在风险或者说影响金融系统的稳定性是很难预知的。
总之，鉴于GatS模板第二句话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控制金融审慎例外措施的滥用，而不是要在实质上取消它，那么未来签署新的Ftas时，最理想的状态是删除这条限制，或至少将其改成避免被滥用的表述。此处的滥用应从与审慎原因的紧密程度来考量，因此建议的条款是除非其他成员方能证明此类措施并非出于审慎原因。
第四，关于认定方法，如前所述，认定一项金融审慎例外措施的方法有3种:一是自我认定;二是协商确认;三是引入国际标准。对此，本文的看法是，首先，基于历次金融危机的严重性，其是否危及国家的金融稳定或其他利益只有当事国最为清楚，当事国应最有权根据自己的判断采取其认为必要的措施，而置身事外的第三方的事后判断无法取代当事国在当时的决策。因此，就金融审慎例外措施的特殊性而言，自我认定是最符合各国监管主权的选择。这一看法亦得到很多支持，例如美国一份关于修改《双边投资协定范本》02004)的报告中就曾指出，针对第20条第1款中的金融审慎例外，应当加入类似于根本安全例外中的自裁决措辞。
其次，共同协商确定亦不失为较优的认定方法，但其更适合双边Ftas，如果是在多边Ftas的情况下，则实际操作会存在一定的困难。
再次，关于参照国际标准的建议，事实上这些机构制定的标准不一定适用于所有国家，例如巴塞尔协议主要是由发达国家的中央银行制定的，并且深受行业巨头的影响，其关注开展国际活动的金融机构而临的问题，并以促进不同国家间的公平竞争为己任。而新兴经济体和封闭市场而临的问题与巴塞尔协议试图解决的问题并不完全相同。②将审慎措施简单地等同于巴塞尔协议等国际标准的要求只会鼓励各方降低审慎监管的共同公分工。
总之，从保护一国金融监管权的角度出发，各国应优先考虑自裁决或共同协商的方法。在承认审慎监管措施具有多样性的前提下，国际标准作为判断审慎措施的参照是可以的。无论如何，各方应在谈判Ftas时明确认定审慎例外的方法，因为现有的Fta:并没有豁免金融审慎例外条款可以不受争端解决机制的限制。③因此，从制度合法性、可预期性和稳定性的角度而言，在立法过程中即完善上述模糊或不足之处，要比将其交给争端解决机构裁定更符合国家利益。
(三)关联条款
在Ftas项下，各国还可以通过一些关联条款来追求自身所期待的审慎例外与金融服务自由化之间的平衡。
第一，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在参与Ftas谈判时尽可能采用和GatS相同的肯定式开放清单模式，这样可以直接在本国尚未发育成熟的金融服务领域保留未来予以监管的可能性，而无需事后依赖审慎例外条款来争取监管权。
第二，在谈判Ftas时对金融服务、金融机构等相关概念做更狭窄的定义。将某些类型的金融服务或金融机构保留给本国和国际监管，而非交由贸易条约来处理。⑤工mF的部分官员也赞同这一做法，并且最近联合国贸发会议(UnCtaD)也在其关于投资协议的指导意见中给出了这一建议。⑥尽管UnCtaD的这份建议是针对双边投资协议的，但同样也可供Ftas借鉴。
第三，在谈判Ftas时将金融审慎例外扩及适用于资本汇兑和转移的控制，并且保留收支平衡的例外。金融危机带来的教训之一是，控制资本流动是避免投机资本泡沫和恐慌性资本外流的极少数有效工具之一。①对此，美国国务院咨询委员会的报告援引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工mF)官员的观点认为，资本项目流动的暂时限制对于防范和缓和金融危机是必要的，而短期资本输出入的规制尤其如此。②工mF在其官方文件中明确表示如果西班牙和希腊能够实施资本控制，则金融危机的严重性本可大为降低。③关于如何将金融审慎例外条款扩及适用于对资本汇兑和转移施加控制，建议条款如下:为了保护金融机构的安全、稳定、完整及其支付能力，缔约方可以禁比或限制某一金融机构将资金转移给其分支机构或者与该机构相关的人，但该措施的适用必须是公平的、非歧视的以及善意的。
第四，各国应根据自己的金融服务发展阶段，审慎决定争端解决程序的设置。尽量避免通过私人诉国家的形式来解决金融服务争端，因为这给成员方的审慎监管权带来太大的压力。④事实上，鉴于金融危机的爆发，已有很多国家开始反思此前较为激进的争端解决模式。例如澳大利亚最新关于Ftas的谈判就尝试避免采用投资者一东道国程序来解决包括金融服务在内的所有投资争端。并且根据目前tpp的草案文本，尽管投资争议本身适用于投资者与东道国的争端解决程序，但其排除适用于有关金融服务方而的投资争端以及为收支平衡所采取的保障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