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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监管特征十篇

发布时间:2024-04-29 15:23:59

金融监管特征篇1

监管体制基本特征

次贷危机前,美国的金融监管体制是一种典型的双层多元监管体制,也是“机构型监管”和“功能型监管”相互结合的体制。

机构性监管方面,在最基本的管辖权属上,美国联邦分业监管结构如下:美联储(FRS)、货币监理署(oCC)和联邦存款保险公司(FDiC)三家机构共同负责对商业银行的监管,证监会(SeC)、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CFtC)和美国投资者保护公司(SipC)三家机构共同负责对证券期货机构及证券期货市场的监管,信用合作社监管局(nCUa)负责对信用合作社的监管,储蓄信贷会监管局(otS)负责对储贷会的监管。表1列示了美国主要金融监管机构的分工情况。

在三家银行监管机构的分权上,除银行进入的审批权由货币监理署独享外,在信息报送、兼并收购、破产银行的接管和行政救济等方面,三家机构行使大体一致的监管权。但在资本充足率标准、现场检查权方面,则有较大的差别。

美国证监会与期货交易委员会的分权相对明晰,前者对证券机构和全国性证券市场拥有排他性的监管权,后者对商品期货的交易机构和产品拥有排他性监管权。但是,在金融衍生产品、特别是金融期货和金融期权方面,两者存在交叉和冲突。

功能性监管方面,主要体现在对金融控股公司的监管上。美国所有类型的金融控股公司的子公司,均由相应的行业监管机构监管。例如,银行控股公司的证券子公司由证监会监管。另外,行业内的控股公司也由各自的行业监管机构监管。因此,银行控股公司(BHC)、储贷会控股公司(tHC)与证券控股公司(SiBHC)分别由联储、储贷会监管局和证监会进行监管。

对于拥有跨行业子公司的金融控股公司,按照1999年《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其母公司的监管实行伞形监管与联合监管共存的制度。美联储对所有金融控股公司拥有监管权,即所谓伞形监管,如图1所示。但是,在伞形监管条件下,对拥有其他行业大型子公司的金融控股公司,相关的行业监管者也可以作为联合监管者实施监管。例如,传统银行控股公司在收购证券子公司后,或者传统证券控股公司在收购银行后,证监会有权作为其“联合监管”机构实施监管。同样的情况也适用于储贷会监管局。

此外,美国的州政府拥有多方面的金融监管权力,其中最完整的体现在保险行业。美国联邦层面没有保险监管机构,州政府包办了对保险机构的全部监管权。州政府在商业银行、储贷会与信用合作社三个行业也享有较大的权力,其权属划分以“谁审批、谁监管”为原则,即由联邦机构颁发牌照的由联邦进行监管,由州政府颁发牌照的由州政府进行监管。

不可否认,美国的这套金融监管体制确实在历史上支持了美国金融业的繁荣。但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金融市场发生了影响深远的结构性变化,复杂的、创新型金融工具作用越来越大,表外交易模式占比日益增大,而且资产支持商业票据渠道公司(aBCpConduits)、结构性投资工具公司(SiVs)、对冲基金等新的市场参与者几乎不受监管或仅受较少监管,这造成金融体系透明度降低,并潜藏流动性风险。面对全球金融市场结构的调整,美国并没有顺应全球协调、统一监管标准的潮流和行动而采取根本性变革。次贷危机所暴露的是美国监管方面的一些深层次问题。面对市场新的变化和发展又没有法规明确授权,监管者的手脚被进一步束缚,使得原本具有优势的分散监管体制反而演变成一种劣势。

未来改革趋势

美国金融监管体制未来改革趋势尚存争议,本文认为可以从如下四个方面进行分析和思考。

第一,金融监管将从宽松的监管周期向从严监管周期转变。考察全球金融监管发展历史,金融监管的严格与宽松程度呈周期性变动,当市场的竞争压力加大,各国将会推动金融自由化进程,放松监管;当金融风险加大,甚至金融危机来临时,各国将会以此为契机展开金融监管改革,从而推动宽松的监管周期向从严的监管周期转变。

上一个全球金融监管放松周期始于20世纪80年代,以英国、日本以及美国为代表。全球金融监管的放松潮流在促进全球金融快速发展的同时也积聚了金融风险,并为此次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埋下了伏笔。而金融危机往往会推动金融监管改革的步伐,严格金融监管周期随之来临。危机促使全球金融监管改革提速,美国颁布的《多德-弗兰克华尔街改革和消费者保护法案》,虽然没有结束美国金融机构的混业经营,但涉及广泛的改革条例,将推动美国回归从严的金融监管周期。但仍然可以预计,当下一个繁荣周期来临,市场竞争压力加剧,美国金融监管仍无法回避从加强监管到放松管制的回归。

第二,金融监管框架仍存在不确定性。美国金融监管改革仍将面临种种挑战,未来3~5年,金融监管改革方案的落地依然存在着诸多不确定性。金融监管改革方案的出台只是一个新阶段的开始,从改革方案到具体实施的进程不仅是观念的交锋,也将展开新一轮利益的博弈。

在美国,谁来监管权力过大的美联储、央行的独立性问题、消费者金融保护与金融机构盈利空间之间的权衡、新成立的金融稳定监管委员会、消费者金融保护局与其他监管机构之间的协调等一系列有争议的问题,使美国金融监管改革法案的落地充满变数。美国金融监管法案后续大量建制立章的工作或将绵延数年,尤其是在未来,美国各个监管部门将集中进入法规制订阶段,各相关部门将制订各类法规243项、专项研究67项。实际上,这些细则的制订过程才会真正决定新法律将如何影响金融机构的行为,相关集团的游说也将影响监管细则的制订。金融监管改革的不确定性也可能最终使金融监管改革计划成为不同国家利益、不同政党之间利益调和的牺牲品,从而使美国金融监管最终丧失一次结构性调整的最佳时机。

第三,金融监管套利的机会依然存在。由于各国金融体制和监管措施的不同,目前全球还没有一个统一、协调的金融监管体系、法规和准则,不同国家之间仍将存在监管差异,金融监管套利仍将存在。美国通过了“大萧条”以来最严厉的金融监管改革法案,而广大新兴市场国家的监管门槛仍然较低,客观上为“监管套利”创造了可能。

美国的金融监管一向比欧洲严格,对银行业限制更多,这次改革则对银行业又施加了更多限制。尽管美国政府期望其他国家监管机构采取和美国相似的行动改革监管,但可以预计,其他市场不太可能追随美国制订相似法规,例如禁止银行业自营交易、限制衍生交易等。相反,其他国家的金融监管当局、金融机构可能非常具体地针对美国的新法规制订相应法规和战略对策,从事新的监管套利,以增强自己的竞争力,扩展市场份额。

美国对对冲基金、私募基金以及衍生品投资的新限制,将迫使美国银行在未来几年内逐步减少有关投资,并且有可能使银行的相关投资向监管相对宽松的地区迁移。未来,香港地区、新加坡有可能成为监管套利的“洼地”。由于香港地区实行低税率,成立基金的成本较低且不限制卖空,而且拥有紧邻我国大陆市场的优势,对对冲基金形成了独特的吸引力。根据另类投资管理协会(aima)的数据,2009年底,在香港地区注册的对冲基金共有542只,是2004年的五倍。此外,对冲基金研究机构(HFR)的报告显示,2010年一季度,全球对冲基金共有约677亿美元的资金净流入,资产总规模达1.67万亿美元,而同期亚洲对冲基金的资产规模达770亿美元。预计未来两年,亚洲(除日本外)的基金资产规模将增长70%,超过全球50%的增速。当前,在人民币汇改及人民币升值预期不断强化背景下,随着人民币跨境贸易结算范围的扩大和人民币在境外数量不断增加,这些因素可能加剧国际资本利用中国大陆、香港地区与全球金融监管的差异进行套利,热钱流动更加频繁,从而对金融市场及资产价格产生不利影响。

第四,美欧金融监管合作取得进展,但仍存在困难。金融稳定委员会(FSB)成立以来公布了金融监管改进报告、薪酬管理原则、30家金融巨头跨境监管等一系列方案,这表明国际金融监管合作已经跨出了历史性第一步。国际监管合作不仅是防范外源性、系统性风险的重要措施,同时也有助于统一各国在金融监管改革上的尺度,避免其他国家或地区较为宽松的金融市场环境对已有国际金融中心地位造成威胁。为加强跨境和跨职能监管,减少不必要的差异,克服对具有全球和地区重要性公司的监管障碍,采取更协调的早期补救行动,母国将努力加强与东道国的合作,以确保沟通渠道的畅通。

欧美尽管都认同制定统一规则的重要性,但在具体措施的考虑上又都表现出“单边主义”倾向。欧美之间的利益分歧将注定全球金融监管合作的进程仍将存在摩擦,这主要体现为:(1)薪酬方面。法英德三国将从2011年开始征收银行税,美国并未最终要求银行将其高管的薪酬与银行业绩挂钩,此外,其他国家的大银行高管薪酬仍未与银行业绩挂钩。(2)对冲基金方面。美国不同意欧盟对美国对冲基金的限制措施,公开对欧盟拟议中的对大型投资基金的新管理措施表示反对,认为欧盟对私营证券和对冲基金的限制措施,将构成对美国企业的歧视,实际上是将其赶出欧洲市场。(3)资本金方面。美欧在补充银行资本金方面的执行力度差异较大。(4)伦敦与纽约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的竞争方面。虽然美欧竞相推出看似严厉的金融监管改革方案,但在如何维护本国或地区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方面存在诸多分歧。

金融监管特征篇2

关键词:互联网金融生态系统问题对策

一、互联网金融生态的内涵

金融生态是各种金融组织为了生存和发展,与生存环境之间及内部金融组织相互之间在长期密切联系和相互作用过程中,通过分工、合作所形成的具有一定结构特征,执行一定功能作用的动态平衡系统。[1]

随着互联网金融在国内的飞速发展,各种新的互联网金融主体和模式逐步成型,形成了新的互联网金融生态系统。可以运用生态学的方法和成果来分析和考察我国互联网金融体系。也可以把互联网金融生态系统概括为在一定时间和空间范围内,互联网金融生态主体等要素之间及其与外部生态环境之间相互作用过程中,通过分工、合作所形成的具有一定结构特征,执行一定功能作用的动态平衡系统。在特定的互联网金融生态环境下,互联网金融生态主体的各个要素分工协作,共同完成资金从最终供给者向最终需求者的让渡或转移,推动了互联网金融业的发展。

二、互联网金融生态现状

(一)互联网金融生态主体

互联网金融生态主体包括互联网金融消费者、金融机构、电商平台和互联网企业、网络运营商及周边供应商、监管机构等。

互联网金融消费者处于互联网金融生态系统的核心。互联网时代,个人消费者追求快捷的支付、便利的投资方式、超低的投资门槛、高度的流动性、较为可观的收益率以及方便的小额融资。机构消费者需要快捷支付结算、融资、终端设备、应用软件、后台支持、数据挖掘、风险把控、需求分析等服务。在普惠金融的背景下,消费者覆盖面更广泛,需求更为复杂,更为个性化。金融机构依然是互联网金融的重要支撑力量。银行运用互联网技术,开展产品和服务的创新。如开设网上银行、借助社交网络和电商等渠道扩展业务、建立自身电商平台等,如建行的“善融商务”等。银行业往往是互联网金融的资金来源、渠道和后台。非银行金融机构则借力互联网,加强和互联网平台在渠道和产品上的合作。电子商务平台与其他互联网企业是互联网金融的创新力量。互联网金融的兴起源于电商平台,目前已形成了渠道金融服务和自主金融业务两种功能。货币型基金理财产品、保险以及p2p贷款,甚至线下金融服务中心,聚集了海量用户,增加了用户对其金融支付工具和产品的黏度。网络运营商与周边供应商主要为互联网金融提供信息技术的支持。同时,也在移动支付、近场支付、二维码支付、扫码支付、声波支付等方面,逐步介入互联网金融的产品和服务。互联网金融监管机构由央行、证监会、银监会、保监会等组成,实行业务归口管理。互联网金融协会等行业协会也开始逐步建立,发挥行业自律监管的作用。

(二)互联网金融生态环境

1、法制环境

目前我国尚无关于互联网金融的专门法律法规。但这并不表示无法可依。互联网金融作为信息技术支撑下的金融新业态,也归属于金融业,因而现有的一些行业基本法律法规依然具有约束力。《公司法》、《合同法》对于互联网金融生态主体的设立无疑具备普遍约束力。《商业银行法》、《证券法》、《保险法》等行业的基本法,以及涉及到互联网金融相关业务的部门法规,如中国人民银行《电子支付指引(第一号)》、证监会《证券投资基金销售机构通过第三方电子商务平台开展业务管理暂行规定》等,也是各种金融新业态必须遵守的。

2、信用环境

信用环境是一个综合性的概念,包括社会的信用状况、信用文化和征信系统等。互联网金融的信用环境取决于大的社会信用环境。我国的整体社会信用状况并不乐观。当然,社会信用状况跟信用文化密切相关,注重诚信、自觉守法的信用文化会大大降低道德风险。互联网金融是平民化普惠金融,信用文化对其影响尤其巨大。目前我国的征信系统,主要有央行征信系统。此外,互联网企业和第三方征信机构手握海量的交易数据、小额贷款记录、p2p信用记录,这些则构成了另外一套征信系统,仅服务于个人或互联网企业。但在目前,我国的这两套征信系统并未对接。

3、监管环境

目前,我国互联网金融的监管机构主要有人民银行、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工信部、商务部、工商总局等相关部门,一行三会主要对金融业务依法进行监管,工信部和商务部则对互联网企业、电子商务平台业务实施监管。这些众多部门都可以对互联网金融的某一方面业务进行监管,但目前国内并没有某家机构全面负责对互联网金融业务的监管。由于互联网金融是集网络运营和金融业务为一体的综合性业务,具有跨界和创新性特征,其创新性业态和业务往往处于监管真空地带。比如p2p网贷平台从事信贷业务却不属于金融机构,免于资本充足率、拨贷比等严格监管,从而享有制度和监管红利。所以,我国目前的互联网金融监管环境较为宽松,既有利于创新,也隐藏了风险。

三、互联网金融生态系统的相互作用

(一)互联网金融生态主体间的关系

1、竞争

首先,在互联网金融各生态主体中,存在着激烈的同业竞争。银行业的同业竞争不仅体现在传统金融业务领域,也体现在新兴的互联网金融领域。网上银行、银行电商等,其服务基本大同小异,同质化竞争较为明显。电商与互联网公司的同业竞争丝毫不比银行差。第三方支付、电商平台沉淀资金增值服务同质化竞争严重。互联网巨头在移动支付领域的竞争功能雷同。

其次,在互联网金融各生态主体之间,同样存在着激烈的竞争。传统金融机构与新兴互联网企业存在激烈的竞争。二者之间的竞争主要是围绕着对金融市场份额的重新分配、对金融模式的重新塑造、对金融渠道的重新构建等方面展开。首先受到冲击的是银行业的存贷汇业务。目前,银行存款规模迅速萎缩,而余额宝们的规模迅速增长,这些资金绝大多数是从银行撤离的。与此同时,传统银行的贷款业务也受到阿里小额贷款、p2p等冲击。

2、共生与融合

互联网时代的消费者需求呈现出更为明显的多元化状态,每一类生态主体都会基于比较优势在系统中找到自身的细分市场。因此,各类企业既会有激烈的竞争,更会有大量基于比较优势的分工与合作。互联网金融模式下,新技术的引入以及新商业模式的不断创新,使得金融与互联网企业之间、金融各子行业之间的跨界增多,各生态主体出现了融合的趋势,这种融合共生生态未来将会体现得更为明显。

(二)互联网金融生态主体与环境的相互作用

1、互联网金融生态环境对主体的制约

金融生态主体在金融生态环境下生存、发展,其生长结果必然受到金融生态环境制约。良好的生态环境会极大的促进互联网金融的发展,压制性的环境则形成制约,当然这种制约也会激发创新。如2013证监会《证券投资基金销售机构通过第三方电子商务平台开展业务管理暂行规定》,准许第三方电子商务平台在一定条件下开展基金销售服务,从而淘宝、京东等多家电商企业开始大规模涉足保险、基金网销市场。为吸引沉淀资金,规避变相吸储的政策风险,阿里巴巴创造性地引入天弘基金,打造余额宝产品。这些事件充分反映了互联网金融生态环境对生态主体的影响。

2、互联网金融生态主体对环境的推动

互联网金融生态主体的生存和竞合状态,不仅仅需要适应生态环境,它反过来也具有改造环境的能动性。互联网金融的兴起促进了传统银行业的转型,弥补了传统银行在资金处理效率、信息流整合等方面的不足;为保险、基金、理财产品等提供了销售、推广的新渠道;促使电子商务行业,与传统金融业充分融合,探索新的服务模式与盈利模式。这在一定程度上改造了金融业的市场环境,使它变得更高效。第三方支付的崛起,则通过高流动性的电子货币,改变了金融市场的运行和传导机制。

四、互联网金融生态系统存在的问题

(一)互联网金融生态主体不够丰富和成熟,同质化竞争严重

目前,互联网金融市场主体无论从数量,还是服务质量上都还无法满足个性化需求的爆发式增长。且各生态主体能够提供的产品和服务依然处于摸索和培育期,有限的产品和服务一经推出,往往出现白热化的同质化竞争。截至2013年7月,已有250家企业获得第三方支付牌照,其业务几乎无差异。银行、券商、基金等传统金融机构的业务模式创新也大同小异。

(二)互联网金融生态环境急需改善

法制不完善,缺乏行业自律。互联网金融业态的多样性和创新性特征,决定了其发展的跨界和不可预知,现有的法律体系本身难以跟上其发展步伐。因此在互联网金融的高速发展过程中,市场上经常会出现一些所谓的球、监管套利等行为。这就需要我国的法律体系相应作出调整,以避免法律真空的出现而造成监管空白和死角,防止互联网金融生态恶化。

征信体系不完善。我国的信用环境整体上并不理想,信用意识较为淡薄,诚信文化欠缺,征信体系不完善。开展互联网金融信贷业务的机构,其风险控制措施并无传统银行严格,也未接入央行征信系统,信用环境的确令人担忧。目前在我国,央行的征信系统,从数据的获取,到开放应用的程度,都尚不充分,与发达国家信用体系差距明显。互联网企业掌握的个人或企业的互联网行为数据缺乏标准,也未联网。这两大系统并未连接成完整的征信系统。

监管体系不完善。在互联网金融领域,我国监管体系尚未形成。首先,监管机构不明确。目前还没有专门的部门来归口管理互联网金融企业,在互联网金融创新业务层出不穷的情况下,往往很容易出现三不管地带,从而形成潜在风险。其次,监管缺乏层次。从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对互联网金融的监管,不能仅靠某一家部门予以实施,而是需要一个政府部门法定监管、行业自律监管、企业自身风控相结合的监管体系。而这个多层次的监管体系在我国还远未形成。第三,缺乏成熟的监测指标体系。互联网金融的跨界性和创新性,会使得其产品和服务具有游离特征,游离于现有监管指标之外。

五、互联网金融生态系统建设对策

(一)加强生态主体建设

一个完善的生态系统,一定是物种繁荣、丰富多样的。每一种生物在其中均可以找到适合其生存的土壤,每一种生物都在整个生态系统中发挥着独特的作用,是整个生态链的不可或缺的环节。互联网金融生态系统同样需要丰富多样的生态主体,才能发挥其整体功能。每一类互联网金融主体都会在整个生态系统中发挥独特作用,最终和谐共生。只有在多层次的各种互联网金融主体竞合共生的环境中,市场才会是真正有效的市场;只有推动优胜劣汰的进化,才会不断推动互联网金融生态系统的完善与健康发展。

(二)加快互联网金融法制建设

互联网金融本质上是金融业,金融资源配置和风险控制是其核心,这需要有良好的法制环境。在互联网金融主体的设立、市场准入、业务边界、风险控制、监管、破产清算、兼并重组等诸多领域,加强法制建设已经迫在眉睫。首先要建立或修订互联网金融的基本法,包括修订《证券法》、《商业银行法》等核心的基本法律,制定《互联网金融法》,明确互联网金融主体的法律地位、基本的权利义务关系及对口监管部门,为行业生态环境的稳定打好基础。其次,制定互联网金融相关行政法规、操作指引、实施办法,加强对其具体业务的规范和监管。比如p2p、第三方支付、互联网金融消费者权益和隐私保护等领域都急需法规依据。

(三)加快征信体系建设

一是急需“三网合一”,构建完善的征信系统。即央行征信系统、电商和网贷平台等信用记录、第三方互联网征信机构实现对接,信息相互开放,甚至直接合并到央行征信系统,建立统一的信息披露平台。此举将大大节约资源,建立起全覆盖的征信系统。二是,建立统一的征信标准。包括企业和个人信用信息采集、使用、信息披露等均建立统一的标准。特别是积累了海量的交易数据的电商平台和p2p平台,对两者数据的整理、挖掘、提炼、分析需要统一的标准。三是,逐步建立信用评级制度。通过专业机构的信用评级,提高互联网金融市场运行效率和风控水平,并为不太专业的p2p和众筹投资者提供技术支持,优化互联网金融市场的诚信环境,降低交易成本。

(四)加强监管

首先,要明确监管机构。鉴于互联网金融主体越来越多的开展跨界金融活动,比如人人贷,目前任何一个部门单独对其实施有效监管已经很难,因此必须相应的进行改革。既要避免监管缺位而产生监管套利,也要避免重复监管。其次,实行最优相机监管。Dewatripon(2002)等构造了“最优相机监管模型”,讨论了在金融何时需要外部干预和调节。[2]只要互联网金融生态主体遵循法规和市场规则,未形成垄断,都可以放松管制、减少行政干预,鼓励良性竞争,鼓励创新与发展。当然,对于破坏金融生态环境的则需审慎监督、严格执法。第三,提高监管效率,完善信息披露制度。对于互联网金融的一些潜在风险大、传播速度快的创新性业务,要加强事中、事后的监测检查,提高监管效率,及时隔离风险、披露信息,以减少对互联网金融生态系统的破坏。

参考文献:

[1]徐诺金.论我国的金融生态问题[J].金融研究,2005(2):35

金融监管特征篇3

在国内金融生态环境的概念最早是由周小川在2004年的“经济学50人论坛"上提出的,同样借助了仿生学的概念。影响一个区域金融生态环境的因素包括该地区的政策环境、经济环境、法律环境、信用环境、行政环境、管理和技术水平、金融服务水平等。中国社科院出台的《中国金融生态调查报告》中使用了9项指标评价一个地区的金融生态环境,分别是经济基础、企业诚信、地方金融发展、法制环境、诚信文化、社会中介发展、社会保障制度、地方政府公共服务和金融部门独立性。一个地区金融生态环境的改善,一方面有利于地区吸引更多的资金流入。因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资金的流动会遵循“洼地效应"的规律,即资金流动在较大程度上取决于金融生态环境的好坏。如果一个地区金融生态环境比较好,首先是金融部门对该地区的信用评级就会比较高,就会有更多的信贷资金流向这个区域;其次是在银行信贷资金较强的示范带动作用下,将会有更多的国内外资金转向这个区域投资,融资渠道将会更加畅通。另一方面有利于提高本地区资源配置效率。在一个比较完备的金融生态环境系统中,市场竞争充分有效,市场价格机制的传导途径更加畅通,在利润目标引导下,银行和其他投资者会将资金更多地投向经济增长的瓶颈行业,从而使供求关系趋向平衡,地区资源配置得到优化。环渤海地区比较健全的金融生态环境建设,并非一朝一日之功,本文建议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一)关注宏观政策导向,加强政府、银行与企业之间的合作关系

环渤海地区能否吸引国内外投资者的资金,关键取决于该区的重点产业发展是否符合国家产业政策,产业发展是否充分利用了该地区的比较优势,具有市场总体竞争力,可以确保投资者收益。因此在确定区域经济增长规划时,应注重把握环渤海地区产业发展的比较优势和国家产业政策导向,通过政府、银行和企业畅通的信息沟通,来营造经济金融良性互动格局,为银行增加信贷投放和其他投资者增加投资创造良好的产业支撑。

(二)完善金融法律法规保障体系

首先应该出台有关金融机构破产和存款保险制度的法律,以抑制金融机构高风险运作,切实保护老百姓和债权人的利益。其次是进一步完善金融业务法制,适当扩大担保物的范围,特别是动产质押;着手构建资产证券化的法律框架;完善电子银行业务、个人银行业务的法律法规等。最后是加强执法力度,提高执法效率。突出运用行政执法和司法手段加大对违法失信行为的惩戒,提高失信者的违约成本,抑制违约行为的发生,从法律上对金融诈骗、故意逃避债务等违法行为的主体、范围、条件等进行相应的规定,细化执法依据。

(三)建立良好的社会征信体系

信用制度的高度发达是市场经济的重要特征之一。规范社会信用秩序,创造良好信用环境,维护信用主体的合法权益是金融可持续发展系统运行的重要保障。首先要加强宣传教育,强化信用意识,提高全民的信用水平和道德素质;其次是加快环渤海地区的诚信法制建设,尽快出台征信管理、信息披露等法律法规,从正向激励和逆向惩戒两个方面加速全社会重信守诺文化建设;最后是加快推进企业征信系统、个人征信系统的建设,完善社会信用征集评价体系,建设企业和个人的征信数据库,进行归档管理。

(四)是加快金融监管体系建设

金融监管特征篇4

最近,在G20峰会上,美国和英,法、德欧盟三国再度提出“在全球范围内征收银行税”的问题,但由于加拿大、日本、澳大利亚等国明确表示反对,以及中国持保留意见,最终在全球范围统一征收银行税方面,各国没有达成共识。

不过,部分欧洲国家在此次G20峰会前就已经启动了银行税征收进程,英国在新公布的财政预算中率先提出对本国银行征税。德国、法国也相继宣布,将在下一财年预算中增加征收银行税计划。

对于银行税,我们需要思考的问题是:要不要在全球范围内征收?为什么要征收?在全球范围内征收能不能达到对银行实行有效监管的目的……

一般来说,金融监管的目的就是要建立起公平公正的市场、保护投资者利益及防范系统性的金融风险。从传统的监管理念来看,这三个目标可以归纳为一点,那就是对单个的金融机构市场准入设置最低的资本要求。

然而,从这次美国次贷危机引起的金融体系动荡来看,以风险资本要求为基础的传统金融监管体系无力维护美国金融市场的稳定。因为,从金融市场的基本特性来看,任何一个单个金融机构(特别是大型金融机构)所采取的行动都会产生巨大的溢出效应或存在经济行为的外在性,这种外在性会影响其他金融机构的利益。以此次金融危机中的华尔街5大投资银行为例,这些银行突然倒闭或被接管,并非这些投资银行的资本没有达到所要求的标准,而是由于它的贷款人不再向它提供贷款,使他们陷入流动性困境。如果两大金融机构先后出事,整个市场立即认为所有金融机构都存在问题,最终连货币市场也无人问津,金融市场流动性便会枯竭。资本市场的流动性消失之后,各金融机构套现出现重重困难,从而使得整个金融体系立即崩塌。这就是整个金融市场系统性风险突然爆发的结果。

再细作分析,我们会发现,金融市场系统性风险之所以会突然爆发,并且爆发后会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根源在于金融交易过度,金融衍生工具过度直行。

然而,无论是银行体系还是对冲基金,都会过度使用现有的金融体系,原因在于绝大多数现代金融机构都在利用银行体系过度信用扩张。但是,任何国家的银行体系都是一个准公共品。银行体系的公共性不仅表现为其溢出效应十分明显,比如一家银行倒闭会对整个金融体系产生一系列的连锁反应,而且还表现为任何银行的最后贷款人都是各个国家的中央银行,即国家对该国银行体系作最后担保,因此,银行的最后信用都由圆棼担保。这意味着各家银行都有可能过度使用其银行体系,并偏好高风险的项目。风险越高的项目,其获利的机会就越高,而出现风险时则有整个社会来承担。这次美国次贷危机的情况就是如此。

金融监管特征篇5

【关键词】线上供应链金融风险信用监管

一、引言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越来越多的企业加入到供应链中,形成了合作生产经营的模式。电子商务的快速发展打破了原有时间和空间上的界限,进一步加剧了企业生存的压力,企业与企业的竞争逐步演变为企业所在的供应链之间竞争。然而,供应链上经常存在资金流容易断裂的风险,进而影响到整条供应链的安全和稳定性,供应链金融正是解决了这个种难题。同时随着金融产业不断的电子化,供应链金融线上化的需求日益增加。然而我国的征信系统对于供应链金融的的信用监管显然还存在一定程度的空白,信用监管体系的建设问题已经成为线上供应链金融业务创新的瓶颈之一。

二、线上供应链金融的发展

(一)供应链金融的概念

供应链金融的概念直到20世纪末才逐渐被企业家和学者们发现其现实意义,并成为一项令人瞩目的金融创新。DanSeanlan对供应链中的物流与资金流进行了区分,提出需要在全面彻底掌握供应链过程和特征的前提下,通过集成物流与资金流,借助电子支付手段来实现供应链金融管理;胡越飞,黄少卿在金融概念的基础上认为供应链金融是指人们为了适应供应链生产组织体系的资金需要而开展的资金与相关服务定价与市场交易活动。陈哲认为供应链金融是物流和金融相结合的产物。供应链金融应该是商业银行在全面彻底掌握供应链上信息和特征的前提下,通过物流和金融的结合,借助电子支付的手段,为供应链上企业提供融资和其他结算、理财服务,来解决供应链上企业对于资金的管理缺陷的一种全新的金融业务。

(二)线上供应链金融的兴起

依托电子商务平台,实现了供应链上信息共享的企业平稳的度过了2008年的金融危机危机,因此越来越多的企业意识到供应链协同管理的重要性。然而传统的供应链管理忽略了资金流这个关键因素。深圳发展银行是全国最早开展线上供应链金融业务的商业银行。根据深发展的理念,通过银行服务平台与供应链协同电子商务平台、物流仓储管理平台无缝衔接,提供在线融资、结算、理财等综合金融服务,实现供应链服务和管理的整体电子化。也就是说线上供应链金融是把物化的资金流转化为在线的数据,无缝地接入电子商务平台,将供应链企业之间交易所引发的商流、资金流、物流和信息流展现在多方共用的网络平台之上,接入平台的参与主体可以实时授权共享到这些信息,从而实现了对供应链管理的电子化和信息化,商业银行可以据此提供更有针对性的金融融资服务。

(三)线上供应链金融的特点

(1)融资线上化。线上供应链金融使得融资、赎货和还款等行为全部通过网银,线上实现。通过商业银行提供的在线服务平台可以实现自主在线融资申请、在线还款、在线结算、在线转保证金、在线质押申请等等。

(2)信息服务实时共享。线上供应链金融实现供应链融资整个过程中产生的信息授权共享、实时操控。融资、还款等活动都可以在线实现,交易过程中的信息全程共享。

(3)业务规范线上化。线上供应链融资最大的优点是能减少实际的融资活动中的人为因素以及运营活动的不规范。目前,对于企业客户身份的认证和识别是采用数字签名技术,该技术也大大地促进了业务规范线上化。

三、线上供应链金融信用体系问题

(一)信用风险的来源

线上供应链的信用风险不但来源于供应链本身,也有来源线上平台及整个融资过程,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供应链自身的风险的扩散。供应链自身对风险的具有很强的扩散性,银行会在一定程度上淡化对融资企业本身的信用评价而对某笔交易授信,并尽量促成整个交易的实现。随着融资工具不断的向上下游延伸,风险也是会成倍的扩散。

(2)道德风险的难以控制。中小企业有可能从事那些与贷款项目不符合的投资,这些活动有可能损害商业银行的利益,降低了商业银行的融资意愿,损害了商业银行对核心企业的信任关系。

(3)局部协同有序。深发展的“线上供应链金融”的确达到了多方协同管理的机制,但是对于整个供应链金融产业,这种协同只是封闭的、局部有效的,风险管理还处于封闭协同的模式下,信息没有实现全面共享。

(二)信用监管难点

根据线上供应链金融信用风险特点,针对其信用监管的难点主要在如下几个方面:

(1)信用体系的构成复杂:不但包括了不同行业、不同类型的供应链企业财务信息,还有物流企业动产抵押的信息;同时为满足线上供应链金融的融资需求,工商、海关、财政、税务、公安、银行等政府主管部门的信用信息要作为企业信用考察的重要历史依据,复杂的信用信息构成给监管带了难度。

(2)信用记录信息化压力:线上供应链金融最大的特点之一在于身份确认、贸易往来和支付结算都实现了实时电子化协同,由此产生的各种信息都变成了具有实体经济背景的数据,但是这些庞大的在线数据的管理、查询的难度的为信用记录的信息化管理带了压力。

(3)信用监管法律建设滞后:尽管国家对中小企业的融资给予了很多政策上倾斜,然而法律层面上中小企业信用法律体系中核心性的法律还没有制定,关于中小企业担保配套的法律规范只有《担保法》和《中小企业促进法》。

(三)征信系统在信用监管缺陷

央行征信数据库已经形成了以迄今为止世界上规模最大、类型最为复杂、受益面最广的信用数据库,特别是在金融危机之后,再次凸显了信用评级及其监管的重要性。然而,面对线上供应链金融对信用的新的需求,现行的征信体系显然已经不能满足需求,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征信系统设置了较高的门槛,阻碍了民间潜在市场的进入。目前的征信体系建设的主体依然是中国人民银行和各家商业银行,然而符合国际惯例的完整的信用信息主要来源于工商、海关、财政、税务、公安、银行等政府主管部门,人民银行以及商业银行是否具备协调这些信息并实现资源共享,在《征信条例》中并没有规定。

(2)征信记录依然脱离实体经济背景,单纯的考虑资金流。除了基本的业务信息的外,对于融资信息的记录只包括银行信用信息,而对于应收款质押登记和融资租赁登记业务,征信中心并不对登记内容做实质性审查,登记内容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准确性都由登记当事人负责。

(3)缺乏对整个供应链金融产业的信用管理体系。当前的征信体系的建设主体为各商业银行,然而商业银行对供应链金融过程中的中间产品的估值不具有优势,同时各家商业银行之间并没有实现信息共享,依然存在诸多的信息不对称的现象,对于供应链金融中涉及的企业的真实背景的考察也存在盲区。

四、结论及建议

针对我国信用体系在处理供应链金融的业务上的不足,可以从以下几个角度完善我国征信服务体系。

首先,坚持中国人民银行和各大商业银行的主导地位,建立供应链金融中介信用的评级机构,建立基于供应链产业的新型中小企业投资机构和信用担保机构,完善供应链产业的社会征信业务体系。

其次、适当降低征信准入标准,接受符合标准的民间信用机构,从而加强同第三方物流及其他信用机构的合作,通过这些信用机构完成对应收账款、仓单等动产的信息管理,对当前的征信系统在动产信息真实性上的空白做出有效的补充。

最后,加快技术创新,发挥“线上”优势,把信用监管渗透到供应链企业中。供应链产业中核心企业及其上下游企业、商业银行、物流企业及其它相关企业之间的信用担保是缺乏协同监管的。通过无线射频技术的使用、eRp系统的嵌入,建立起了银企协作的信息管理平台,供应链上的各种信息实现了实时监控。

总的来说,如果我们可以审慎的研究当前征信系统对线上供应链金融在信用监管上存在的不足,抓住我国经济转型的机遇,大胆的提出新的解决方案来弥补信用监管上的空白,一定可以建设起符合线上供应链金融特点的信用监管体系。

参考文献:

[1]DanScanlan.ironingouttheKindsintheFinancialSupplyChain[J].asiantradeFinance,2004,(8).

[2]胡越飞,黄少卿.供应链金融:背景、创新与概念界定[J].财经问题研究,2009,(8).

[3]陈哲.对供应链金融的概念化探讨[J].供应链管理,2008,(4).

金融监管特征篇6

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局限于监管人员的业务水平容易产生监管不力或监管不到位的问题。金融监管是一项涉及面非常广、专业性较强的工作,在商业性金融机构业务范围不断扩大、金融创新层出不穷的背景下,任何一个金融监管人员的专业知识和业务能力也是有限的,不可能样样精通,独立监管一家商业性金融机构难免会因能力因素而造成监管不力或监管不到位的问题。

二是局限于监管人员的思想道德素质容易引发道德风险。商业性金融机构是追求效益最大化的,因此在经营过程中只要有利可图就会想尽一切办法去变通,而在目前整体金融经营理念尚未根本转变,特别是依法合规经营意识较为淡薄的情况下,央行“一对一”监管的做法无疑会为商业性金融机构寻租提供更大的便利,采取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和金钱利诱监管人员,对于擅长于激烈竞争业务公关的商业性金融机构来说简直是易如反掌。

三是定期实行监管人员进行机构轮换或辅之以不定期的再督察。这种做法表面上看,有一定道理,但经不起推敲,监管人员轮换和再督察是有周期性的,而有些经营动态是不断变化的,通过监管人员轮换和再督察很难达到目的。

金融监管特征篇7

关键词互联网金融风险控制对策

一、引言

随着互联网和金融行业的发展,互联网金融悄然来到我们的生活中,在为我们的生活带来巨大改变与便捷的同时,互联网金融却蕴藏着比传统金融行业更大的风险。金融行业与互联网行业本身都属于高风险行业,而互联网金融属于互联网与传统金融的融合与创新,两个行业的“叠加”使得互联网金融风险远比互联网和传统金融本身要大,并且其风险具有扩散快、影响面宽等特点。

此外,互联网金融中普遍存在跨业经营,很多非传统金融行业进入到金融领域,对金融风险和管控认识不足,这也加剧互联网金融的风险。比如大多数网络贷款公司没有相应的风险准备金,这其实蕴藏着巨大的风险。“余额宝”投资于货币基金,实际上也很难向投资者保证持续不断的较高回报,其风险与整个金融市场是一致的。近年来,网络借贷平台“卷款跑路”的现象频现,有的公司利用互联网非法吸收存款或非法集资,损害投资者利益。因此,在上述背景之下,加强对互联网金融风险控制及防范问题的研究,对于促进我国互联网金融持续健康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与现实意义。

二、互联网金融风险控制及监管过程中的问题

(一)对金融监管目标认识不清楚

金融监管是一种政府管辖下的行为,有自己特定的具体的目标,以保护客户的利益和维持金融体制安全为责任。在我国互联网金融监管的目标就是通过各种监管机构,确保国家各种金融方针的正确实施。而现阶段由于对金融监管目标的认识模糊,这也导致了监管的工作难以有效的完成。

(二)金融监管的法律体系不够完善

现在互联网行业的发展缺乏外部的监督,相关的监督机制和法律法规都需要很大的完善。互联网金融多元化的业务模式和产品类别受法律法规的约束很有限,商业银行、互联网公司、第三方支付平台等业务主体都给传统的监督方法和监管政策带来了冲击。当前我国对于互联网信贷业务尚没有指定明确单一的规定,所以目前该业务是处于法律的灰色地区,然而借贷运行模式中让人眼花缭乱的债权行为,让法律对借贷行为的约束极为的困难。但是还有更严重的是,由于没有监管机构履行对其的监管责任,不能对从业公司进行审查,也没法对资金安全进行有效的监督,现阶段已经发生了很多互联网信贷平台非法集资和携款潜逃的恶性事件,给互联网信贷的声誉带来严重的影响。

(三)尚未形成效率高的监管体制

互联网金融发展中生产的产品有过分进行宣传和美化问题,暴露出的风险完全不是人们看到的那些。现阶段互联网金融中的很多产品在宣传的历程中都有不恰当的宣传或m行过度宣传的问题的出现。很多商家使用不恰当的宣传标语,只强调产品的高回报,对产品存在的风险问题一律不顾。有些互联网公司甚至为占据市场和吸引客户,一边自诩自己的产品的收益高于其余任何对手,另一边还用收益倒贴的方式来进行不正当的竞争,也就是说产品真实的收益其实达不到其标出的投资收益,但剩余部分会由互联网公司发送给用户,这种方式不仅仅为互联网金融产品招来系统性风险,同时也毁灭了互联网金融在大众眼中的形象。

三、优化互联网金融风险控制的对策

(一)完善互联网金融的法律建设

加快电子商务和互联网金融的立法进程,要解决电子交易的合法性以及电子货币、电子银行的行为规范,制定有关数字化电子货币的发行、支付与管理的规章制度。明确网络信用信息在社会征信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适时将网络信用信息纳入人民银行征信系统,逐步建立统一的电子商务征信平台,使其成为社会征信体系中的组成部分。同时,加大立法力度,在电子交易的合法性、电子商务的安全性等方面加紧立法,明确数字签名、电子凭证的有效性,明确互联网金融业务各交易主体的权利和义务,对电子商务的安全保密也必须有法律保障,对计算机犯罪、计算机泄密、窃取商业和金融机密等也都要有相应的法律制裁,以逐步形成有法律许可、法律保障和法律约束的电子商务环境。尽快的制订互联网金融的法律法规,这能为互联网金融市场的管理提供有效合法的法律依据。

(二)不断完善金融监管的方式

不断地加强金融机构内部控制制度的建设,实际上在现在社会上,由于现在互联网金融监管的方式的不正确和不完善,已经导致了很多问题的发生,比如说银行的倒闭和金融危机的发生。因此,不断地完善金融监管的方式是十分重要的事情。需要我们去充分的发挥失常的作用,完善市场的运行机制,去建立一个统一的市场准则。为金融机构创造一个良好的竞争环境,确保金融机构能够完全独立地经营,按市场的规则的进行办事。

(三)完善互联网金融配套征信系统建设

目前,互联网金融行业的征信系统的不完整,大量征信的工作主要采用传统的地下审查去完成,比如通过电话、身份户口信息、工作收入证明等进行贷方审核,审核的力度薄弱,对还款的能力不能进行正确的评估,这就导致了互联网信贷坏率的居高不下,而线下追偿效果不明显,最后也就造成了消费者的资金的流失。所以我们应该尽快完善互联网金融配套征信系统建设,将互联网金融平台产生的信息汇入人民银行征信系统范围,向互联网金融企业开通征信系统接口,为互联网金融的主体提供征信支持。加大对公众的互联网金融非法集资的防范意识宣传,增加互联网金融的风险教育方式,增强公众对于互联网金融的风险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

(作者单位为银川大学商学院)

[作者简介:周,银川大学商学院能源经济专业学生。]

参考文献

[1]刘士余.支付创新要走在现代服务业前列[J].中国金融,2013(12).

[2]励跃.零售支付的创新与监管[J].中国金融,2013(12).

[3]李树轩.如何看支付宝余额宝[n].金融时报,2013.

[4]“余额宝”的巨大风险[J].上海财经,2013(07).

金融监管特征篇8

全国金融工作会议提出,设立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强化人民银行宏观审慎管理和系统性风险防范职责,落实金融监管部门监管职责,并强化监管问责。中银国际研究公司董事长曹远征。

之后,央行表示要履行好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办公室的责任,表明委员会的执行机构将坐落在央行。

那么,我国为何选择建立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的监管协调机制,又为何要在央行设立办公室,协调之后,一行三会在权力结构上可能发生哪些变化?在实现产品监管全覆盖后,金融行业未来的发展方向在哪里?

近日,《财经》记者专访了中银国际研究公司董事长曹远征。

曹远征认为,此次金融监管协调机制的确立是向综合监管迈出的第一步。其创新之处在于强化产品监管,不仅仅要实现监管上的全覆盖,还意味着实现产品全覆盖。

这种表面趋严的监管改革,长远来看,对于金融机构来说却意味着更多的机会和空间。曹远征分析,在改善融资结构,发展直接融资的大趋势背景下,综合监管伴随着功能监管和产品监管转型,这必然带来对现有金融机构功能转型的确认与接纳,最终在加强监管、防范风险的基础上,金融机构可根据实际情况发展不同的产品,塑造成不同的类型,进而形成充分竞争的市场。金融市场由此百花齐放、产品风格迥异。综合监管第一步

《财经》:您认为这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最大的亮点在什么地方?

曹远征:这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提出了三项任务、四项原则,确定了中国金融的发展方向。第一,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第二,防范、控制金融风险;第三,深化金融体制改革。

这三点是有逻辑性的,第一点最重要也是基础,实体经济和金融是皮和毛的关系,只有固本强基金融才能持续发展,因此金融不能脱离实体经济单兵突进,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才能管控风险,也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才能进行金融体制改革。

四项原则是回归本源、优化结构、强化监管、市场导向。这四点是达成上述三项任务的实施原则。

其中,在体制安排上最大的亮点是成立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

《财经》:金融回归本源,意味着金融行业怎样的发展趋势?

曹远征:实体经济是皮,金融是毛,回归本源是金融发展不能脱离实体经济发展,而是要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特别是在实体经济薄弱环节加强金融和服务,这意味着金融不能脱离实体经济单独发展,也意味着可能不会有过多的金融衍生品和过度的金融繁荣。金融危机也表明,过去市场上许多金融产品和衍生工具不能支持实体经济,在西方也都开始禁止,在中国金融市场上也不可能允许出现,比如一些非常复杂的结构性衍生工具,比如资本市场上裸卖空等等。

《财经》:成立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的背景和核心原因是什么?

曹远征:成立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旨在实现上述三项任务,其中,防范风险、加强监管是其中应有之义,加强监管是基于现有事实:中国金融业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在产品层次上已经出现交叉、混业,货币市场、信贷市场和资本市场事实上已经相互连通。但是监管层次依然是分业的机构监管模式,这种分业监管情况下,风险点主要出现在产品交叉上,体现为影子银行业务。

影子银行是不纳入监管的金融业务,从积极意义上来说,影子银行业务是金融创新的反映,例如商业银行的理财产品是在一级市场已经完成发行,从而出了资产负债表,但是由于二级市场没有流通,风险不能完全释放,从而没有彻底出资产负债表,所以变成了影子银行。那么,从这个意义上来讲,除了让影子银行回归资产负债表,受资本充足率约束以外,更重要的方向是彻底出资产负债表,也就是资产证券化,从而实现透明化,使风险在市场得到释放。

尽管各国都有影子银行问题,影子银行成为各国金融监管的重心,这也构成中国此次金融监管改革的原因,金融监管向综合监管转型,凸显功能监管和行为监管的作用。

《财经》:您觉得哪些风险点值得关注?

曹远征:如果影子银行是金融监管的重点,这一轮中国影子银行业务发展的特点是同业存单的盲目扩张。一些金融机构通过发行同业存单获得资金,并投向诸如信托、证券等类金融产品,流向中国房地产等高风险领域,造成杠杆率高企,而且风险不透明。因此,当务之急是要使风险可辨识、可确认,除了通过金融机构自查使其回到资产负债表以外,很重要的方向就是将其纳入监管,使其透明化。为此,今年初,一行三会发过相关文件要求金融机构进行彻查,今后,还会在透明化方面有更多监管要求。

《财经》:监管机制调整之后,监管上将有哪些实质性变化?

曹远征:这次金融监管体制调整与以往最大的不同是从机构监管向功能监管方向转变,核心是产品监管,这意味着不仅仅是实现金融市场监管的全覆盖,还意味要着实现金融产品全覆盖,无论银行、保险还是证券公司,业务和所有产品都要纳入监管范围,进行无缝衔接。从另外一个角度观察,这意味着承认金融机构从事的交叉经营,换言之,就是允许现在金融机构向混业方向发展。这与过去相比是一个重大的变化。这说明金融市场的发展也会推动监管体制的改革,而监管体制的调整也会进一步推动金融市场的发展。

对比历史,从1993年证监会成立到现在的20多年期间,我国的金融监管体系为适应金融市场发展而不断调整,这种调整不在于金融监管机构的变化,而在于金融监管内容和监管办法的改进。过去我们的监管原则是机构监管,现在要转变为功能监管;并且,是由过去的分业监管向综合监管转型。这对监管者来说要求监管能力大大提高,这就是文件提到的监管要做到精细化管理。

《财经》:在这次的监管体制调整中,央行的作用在加强,在您看来,中国为什么要选择这样一种监管协调模式?

曹远征: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以后,人们开始反思金融风险和金融监管问题,人们发现,金融活动通常都是顺周期的,结果是杠杆率持续高企,高杠杆就意味着高风险,因此,为了防范风险,监管部门必须逆周期操作,也就是宏观审慎管理问题。关于这点全球已经达成共识,反映在巴塞尔协议Ⅲ上。从逆周期宏观审慎管理来看,央行的货币政策操作工具和宏观审慎管理的操作工具是一类工具,由于工具一致性,央行因此成为承担宏观审慎管理的实施主体。但是,央行的宏观审慎管理并不能取代行为监管,所谓行为监管就是合规性监管,而且需要时时进行。从而,监管在这个意义上就变成了两类管理,一类是和经济周期相关的逆周期宏观审慎管理,第二,和金融机构行为相关联的行为监管。如果,将这两类管理彻底分开就称之为“双峰模式”,这就是英国的监管模式。

经验证明,英国的监管模式是目前各种监管模式中较好的一种,正是基于这种经验,这次,中国监管体制改革也是把宏观审慎管理和行为监管适当分离,央行成为宏观审慎管理的主体,相应地其他三会也可能在监管内容和监管办法上做相应的调整,重点是加强行为监管,我们认为,这就是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办公室设立在央行的含义所在。

《财经》:金融监管机制调整只是金融改革的第一步,在此基础上金融业会如何发展?

曹远征:这次金融监管机制改革是向综合监管迈出的第一步,目前仅仅是把监管架构搭建起来,进而要做到功能监管,最重要的是落实产品的监管,实现无缝衔接才能体现综合监管。这对监管机构的专业能力提出了新的要求。在这个监管体制调整的基础上,监管体制调整也会为金融机构提供新的发展空间。金融机构是风险配置机构,金融产品是一个风险合约,金融机构一定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提供具有竞争力的金融产品,并在这个基础上根据实际情况制定契合实际的发展战略,加强风险管理,形成独特的经营模式和产品体系,避免同质化、雷同化,从而使得中国金融市场摆脱千行一面的局面。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金融发展的历史也充分反映了这一点,40年前中国没有金融机构只有一家中国人民银行,央行还隶属于财政部。改革开放以后,金融机构开始涌现,金融市场才开始得到恢复,经过40年形成今天的繁荣局面,与此同时,随着金融市场的发展、金融机构的增多,金融机构也从政府行政权力中分离出来,形成今天“一行三会”的专业监管格局,在这样的过程中间,中国金融和中国实体经济相辅相成,相互促进,共同提高,造就了中国经济的快速成长。

展望未来,经验表明,只要坚持回归本源、优化结构、强化监管、市场导向,中国金融一定会呈现一个新的局面,为中国经济发展做出新的贡献。监管权力结构变化

《财经》:金融工作会议指出强化人民银行宏观审慎管理和系统性风险防范职责,在您来看,为什么要设立一个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

曹远征:之所以在国务院设立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其原因是基于当前中国经济的实际情况,最重要的是杠杆率高企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突出问题,为此,中央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其中,“三去一降一补”,“一去”就是去杠杆,结构性改革是一个战略性的安排,因此需要一个高层次的机构来进行部署、协调。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中“稳定”的含义就是稳妥去杠杆,以防范出现系统性和区域性金融风险。

按照中国政府机构的设置惯例,委员会通常需要有一个实际操作办公室,这次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办公室设立在央行,是因为央行拥有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管理的工具箱,可以根据需要动用这些工具,达到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管理的统一,在宏观审慎管理框架下,央行协调三会进行相关操作,以防范系统性和区域性的金融风险。

《财经》:那么,未来一行三会的权力结构可能发生哪些变化?

曹远征:在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统一安排下,央行主要是行使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管理,三会未来主要在宏观审慎框架下进行日常的行为管理和行为监管,由此形成一个无缝衔接的金融监管体系,覆盖整个市场,包括货币市场、信贷市场以及资本市场所有产品,这样就可以将影子银行纳入监管,影子银行也因此透明化了,只有辨识风险才能控制风险,这是监管的含义。

《财经》:这次会议确定了央行宏观审慎管理责任,这与央行货币政策有什么关联和区别?

曹远征:所谓货币政策是总需求管理政策,形成于上世纪30年代经济大危机之后,经济危机表明有效需求不足,因此管理总需求就成为宏观经济政策的核心任务,货币政策是通过货币供应量影响银根从而调节总需求,货币政策尤其成为反危机、反周期的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

但是从央行历史来看,在上世纪30年代经济大危机前就有央行存在,央行存在的理由是银行的银行,是作为银行的最后贷款人,其含义是维持金融稳定,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央行不仅具有调节总需求的货币政策责任,而且还负有维护金融体系稳定的责任,这是当代央行的天然属性。现在讲宏观审慎管理就是强调央行天然属性的金融稳定这一责任。

由于金融稳定责任的工具和货币政策的工具是一套工具,央行就要综合考虑经济波动问题和金融稳定问题。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如果做更细致区别,所谓货币供应量就是调节总需求的问题,所谓流动性的松紧就是金融稳定问题,两者的联系就是利率。因此,央行考虑政策时不仅仅要考虑总需求,还要考虑金融问题,要将金融稳定目标和货币政策目标有机结合起来。把金融稳定目标和宏^调控目标结合起来就是宏观审慎管理,为了更好履行这一责任,与三会的协调是必要的。

《财经》:对比历史,中国金融监管也曾经历了从综合到分业,再从分业又到综合的循环,未来会是什么趋势?

曹远征:历史是螺旋式上升的,但是从来不会重复。其实从中国金融改革40年来看,在改革开放前,中国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机制,是财政主导型经济,没有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从而也谈不上金融监管,是行政权力在配置资源,从而是大一统的,和现在的中国监管是有本质区别的。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中国随着金融市场的发展和机构增多,金融专业监管的必要性日益提高,金融监管开始从行政权力中分离出来,上世纪90年代初期,随着资本市场发展,首先证券市场监管从行政权力中分离出来,成立证监会;随后是保险监管从行政权力中分离出来,成立了保监会;直到2003年银监会成立,形成了分业监管的体制。这是一个历史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间,随着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发展顺序和状况不同,逐渐形成了现有的监管格局。

目前,中国金融发展进入一个新阶段,为了适应发展需要,金融机构也转型,出现交叉经营的状况,也需要金融监管做出调整。那么,由此也就出现了从分业监管向综合监管的转型。因此,可以看到金融市场发展是推动监管体制调整的动力,金融永远是创新的,金融创新带动监管创新,这是相辅相成的过程,核心是防范风险。配套体制改革

《财经》:本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提出了进一步深化金融体制改革,您如何理解这里的“深化”,与以往有什么不同?

曹远征:从中国金融改革的历史经验来看,市场导向是金融发展的不竭动力,那么,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就是要坚持市场导向。

坚持市场导向是这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重要原则之一,除了金融微观体制改革外,在宏观上集中体现为利率市场化,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议,利率市场化就是形成健全的国债收益率曲线,要求国债贯通货币市场、信贷市场和资本市场,成为无风险收益率的基准。各种金融产品是围绕这一基准形成期限、价格、结构相对合理的产品体系,从而形成金融市场体系,由此,金融改革必须与财政体制改革相互配套,协调进行。

第二,中国现在已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高度融为一体,这也决定中国金融必须国际化,其实,人民币的国际化就是这一趋势的反映。那么,这就要求稳妥进行资本项下开放,健全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从人民币国际化角度观察,由于人民币在去年10月1日正式纳入SDR,人民币成为国际货币,人民币汇率问题某种程度上已经变成人民币的利率问题,从而资本项下开放就是人民币本币开放问题,中国金融市场由此就与国际市场相连通。目前推行沪港通、深港通以及债券通就反映了这一点,在“一带一路”峰会上,丝路基金以人民币增资;金融机构以人民币设立基金;开行和进出口行以人民币进行各项安排,就是资本项下本币开放的具体反映。这次金融工作会议特别提出人民币国际化,包括“一带一路”建设金融创新问题,为此进一步指明了方向。

《财经》:有分析认为,我国的金融体制从单方面的推进要素自由化向国企改革、财政改革以及金融组织体系商业化改革迈进了,您怎么看?

曹远征:中国经济进入新阶段,决定了中国改革也进入了新阶段,顶层设计,相互配套,整体推进成为改革的重要特点。这次金融工作会议提出,去杠杆重中之重是国有企业去杠杆,核心是去僵尸企业,从这个意义来讲,只有推进国有企业的改革才能为金融体制改革创造良好的环境。与此同时,金融w制改革要与财政体制改革相配套,这次金融工作会议提出要防范地方债务风险,地方债务可持续问题不仅仅是金融问题,更是财政体制问题,因此,只有财政体制配套改革才能为金融体制改革创造良好的条件。

金融监管特征篇9

关键词:影子银行体系;运作模式;风险特征;现状

中图分类号:F832.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828X(2013)07-0-02

一、引言

2007年爆发于美国的次贷危机,从规模上和程度上都堪称是自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以来最为严重的一场金融危机或经济危机(葛奇,2008)。出乎意料的是,这场全球性的危机并非滥觞于商业银行体系的崩溃,其罪魁祸首却是一类被称为“银行”,但却与传统商业银行模式截然不同的金融机构——影子银行。次贷危机以来,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的影子银行经历了去杠杆化过程,但近几年来我国的影子银行体系却在悄然壮大,业务创新也不断涌现。如周小川(2011)所说,影子银行带来市场繁荣的同时,风险隐患也日渐显现,并最终成为金融危机的重要推手。因此,研究现阶段我国影子银行体系的构成、运作机制及规模对防范影子银行的风险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着重分析当前我国的影子银行体系,创新之处在于:首先,以更合理的角度对影子银行进行了分类,并详细归纳了各影子银行的业务、渠道、产品、资金来源及投向等内容;其次,对我国各种主要的影子银行机构都进行了全面分析,实现了对我国影子银行体系的全面而详细介绍。

二、我国影子银行的构成、运作模式及现状

“影子银行”一词由美国太平洋投资管理公司执行董事麦卡利(mcCulley)首次提出,GaryGortonetal.(2010)从金融中介机构的角度对影子银行的范围进行了界定,认为广义的影子银行包括:投资银行、货币市场基金、按揭贷款公司、传统的回购协议和一些更为复杂的结构性工具。从国内来看,周小川(2011)提出:我国影子银行主要是近几年发展起来的私募股权基金、私募投资基金,以及开展银信理财合作的投资公司、民间借贷机构等。学术界的观点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能够明确的是,影子银行从事与传统商业银行“类似”的业务,但却与商业银行迥然不同,通常不受或较少受到监管部门的监管,这类金融机构以规模较小的自有资本,借助高杠杆经营不断放大业务规模,承担着较高的经营风险,并积累于金融体系中,容易引起系统性风险的发生。鉴于目前国内对影子银行的分类不成体系,笔者认为按照资金来源及运作方式分类具有合理性及逻辑性,具体如下:

(1)通过发行权益份额,并将募集资金投资于各类金融产品而提供融资服务的准实体,包括商业银行理财产品、基金等;(2)以自身权益资金提供融资服务的实体,包括私募股权基金、专业保理公司等;(3)依靠自身权益或负债提供融资服务的实体,包括金融控股公司、小额贷款公司、担保公司、典当行等。依据上述分类标准,我国影子银行的具体业务及特征如表1所示。

表1我国影子银行的业务形式及主要特征

1.银行理财产品

我国银行理财产品的影子银行特征最为明显。银行理财产品资金通过投向信托(信贷)类资产、证券公司资管等,实现存款的表外转移。事实上,银行理财产品的风险主要集中于“资金池”的运作模式及表内资产表外化上,如图1所示。银行将由不同理财产品筹集到的资金组成庞大的资金池,然后投资于债券、货币、票据等金融工具(资产池),实现资金池与资产池的对接,同时完成表内资产向表外的腾挪。但这却是“惊险”的对接,蕴含大量风险。首先,银行在“表外化”的诱惑下,通过发行理财产品积极与信托公司、证券公司等合作构建“出表”通道,实现对资金需求方的融资。此过程中,有些银行理财部门只看重收益却不顾风险,钻法律的漏洞积极寻找“出表”通道,甚至将资金对接于受限制的融资领域。其次,资金池与资产池的对接存在期限错配问题,而且多轮“滚动式”发售之后,更易引发流动性风险。

图1银行理财的“资金池”运作模式

2.融资类银信合作业务

具有影子银行特征的银信合作主要指融资类银信合作,业务形式以信托贷款类银信合作为主(卢川,2012),这类业务中银行的主导地位导致信托公司沦为银行规避监管的“通道”。信托贷款类银信合作的实现主要有两种途径:银行将理财产品资金投资信托受益权,实现为企业融资的业务模式;银行将自营资金投资信托受益权,实现对企业融资的业务模式。但本质都是银行对资金需求企业的融资过程,与贷款业务无实质性差异,却借助信托公司这条“通道”,把商业银行的表内业务转移到表外。图2说明了信托公司扮演的“通道”角色。首先,资金需求企业与信托公司合作设立单一信托计划;其次,过桥企业投资该信托计划实现对待融资企业融资;最后,过桥企业将该信托受益权转让给银行理财计划。从本质上看,这种模式与银行理财资金直接对待融资企业融资毫无差异。

图2融资类银信合作中信托公司的“通道”角色

2011年以来,我国信托贷款类业务规模一直保持扩张趋势,2012年扩张速度明显加快,至2013年3月末,业务规模达到37962亿元,不仅削弱了国家信贷政策的有效性,同时增加了银行及信托机构的风险,因此,在2010年银信合作规模超过2万亿之后,银监会开始对融资类银信合作业务进行限制,但目前这类业务作仍占信托业规模的50%左右。

3.地方政府融资平台

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产生源自于地方政府的融资需求,地方政府通过政府出资、经营许可、土地划拨等成立融资公司,以未来城市基础设施的增值收益作为还款保证,通过城投债、基建信托或平台贷款等方式融资,并将筹资到的资金用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等公共事业方面。次贷危机以来,我国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数量及规模经历了爆发式增长,2009年城投债发行超过3000亿元,2012年发行近9000亿元,截至2012年9月末我国平台贷款余额也已达到9.25万亿元。随着我国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规模的急剧膨胀,影子银行的问题也日益尖锐。未来几年,城投债将迎来到期高峰,违约风险压力将逐渐增大;由体制缺陷导致的“新官不买旧官账”、“举新债还旧款”等问题也逐渐暴露;而由于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预算软约束,提防“地方绑架中央”或“地方财政不断对中央财政形成倒逼”的局面十分必要。

4.证券公司资产管理领域的银证合作

2010年银监会下发《关于规范银信理财合作业务有关事项的通知》,抑制了信托公司这一银行的表外“通道”,券商资管领域的银证合作便作为银行新的表外“通道”应运而生。具有影子银行特征的银证合作业务指,银行借助与证券公司资产管理部门的合作,将其信用类资产转移出表外,腾挪出信贷额度,主要通过券商资管产品买断银行的票据资产或信用证实现,如图3所示。首先,银行发行理财产品募集表外资金;其次,银行与券商资管部门签订定向理财协议,委托其对原银行理财资金进行管理,并且资金仍托管在原银行;最后,根据协议要求资管部门用此理财资金直接买断原银行已贴现的票据(表内资产),实现票据资产转移到表外。数据显示,截至2011年末证券公司全部受托管理资金的本金达到2819亿元,而2012年全年就增长570%,达到1.89万亿元。

图3银证合作中券商资管的“通道”角色

5.私募基金

私募基金主要指通过非公开发行的方式,向少数、特定对象募集资金而形成的集合性投资理财产品。在流动性收紧及银行对中小企业的惜贷时期,私募基金的出现无疑将缓解中小企业的融资难问题,但是私募基金运作的透明度低,隐蔽性强,甚至游离于监管的薄弱地带,值得特别关注。从融资过程看,私募基金直接从投资者处获取资金,相当于商业银行的吸收存款过程,然后为目标企业融资,相当于商业银行的贷款过程。我国私募基金无论运作还是监管方面都存在一定不合理性及漏洞,增加了基金运作的风险。清科研究中心的数据显示,2012年我国共有369只pe完成募集,比2011年增长57%,达到历史最高水平。

6.融资贷款类准金融机构

融资贷款类准金融机构从事为资金需求者提供融资服务的金融中介活动,但却不受国家金融监管部门的直接监管,主要包括小额贷款公司、融资性担保公司、典当行等。它们最明显的影子银行特征是从事融资贷款服务,但却游离于国家金融监管部门的直接监管之外。法律法规的不完善及监管的缺失容易引发经营风险及违约风险,并通过银行渠道向金融体系内传导,造成金融系统的不稳定,同时,银行体系外的信贷过程在一定程度上也削弱了宏观调控的有效性。

三、我国影子银行的风险分析

1.期限错配导致流动性风险

期限错配和流动性风险并不是影子银行体系所特有的风险,但在影子银行体系中却表现得尤为突出。现代金融中介理论认为,传统商业银行的存贷款行为解决了融资过程中的资金期限错配问题,并提供流动性保险,而影子银行却无发发挥这一功能。我国的银行理财产品的短期特征十分明显,2008年至2012年发行的产品中,以期限为3个月之内的产品为主,近三年来占比超过60%,6个月以内的产品占比超过80%,而银行为获取高额收益而倾向于将募集的资金向中长期投资。这样,影子银行体系的信用期限结构发生改变,产生期限错配风险,流动性风险随即产生。

2.理财产品的“资金池”运作模式模糊了风险和收益,容易引发“庞氏骗局”

目前,我国银行理财产品将各理财产品所募集资金统一归集于一个资金池内,并打成资产包,将资产包的整体收益作为各理财产品收益的统一来源,这种运作模式导致资金和资产收益不能一一对应,无法做到每只理财产品的单独核算,引发劣质资产搭便车问题,加上投资标的、资金流向、资产配置比例、收益率等信息的不完全披露,模糊了投资风险和收益。在投资者角看来,“资金池”上犹如覆盖一层“面纱”,既无法辨识资产质量的优劣,也无法知道所投资产是否具有足够的收益来覆盖成本,“庞氏骗局”的存在与否便不得而知。

3.“链式”信用链条容易加速风险的传导,导致体系脆弱

我国影子银行之间相互渗透、相互依存,信用链条是“链式”结构,信用过程的实现需要链条上各个机构的相互配合。随着金融多元化的发展,我国各影子银行机构之间的业务界限日益模糊,关系网开始复杂起来,关联易逐渐增多,但缺乏防火墙等风险隔离措施。这种情况下,倘若链条上的某一环节出现问题,风险将沿着关系网络加速传递,特别是当经济下行发生“挤兑”时,相互关联的影子银行将抛售资产以偿还负债,又将引发自我加强的资产抛售循环,最终风险将蔓延至整个金融体系。

4.监管套利:金融创新与金融监管之间的博弈

影子银行开展着与商业银行类似的业务,但却没有受到与传统银行同等严格的监管。我国影子银行体系中普遍存在监管套利风险,各种表外业务和非银行金融机构的业务创新在很大程度上都是从监管套利的角度出发的。监管套利更像是金融创新和金融监管之间的博弈,如商业银行得以通过信托公司将表内资产腾挪到表外后,银信合作业务规模快速膨胀,然后得到监管部门的封杀;之后,券商资管担当起“通道”,而当此类业务过度繁荣而风险大量积聚时,监管部门势必再次出击,然后金融创新继续出现,监管部门继续阻截,周而复始。金融创新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金融体系的快速发展,但以监管套利为目的的金融创新却带来更多风险,如果控制不及时将引发类似于2007年次贷危机一样的全球性金融灾难。

四、结论与启示

我国影子银行长期以来一直潜滋暗长,近几年出现爆发式增长,与传统商业银行相比,影子银行的经营模式更具风险特征,因此需要特别监控。但影子银行并非一无是处,它的出现与社会融资的需要高度相关,在一定程度上不仅促进了融资过程的顺利进行,而且推动了金融创新的发展。作为金融市场中的重要环节,影子银行并不会就此走向衰亡,因此,对影子银行的监管不应该全盘否定,而是要以疏通为主,使那些运作不规范的影子银行逐渐透明化,并建立起防火墙制度,严格监控与审查“通道”类业务,防止风险向银行资产负债表内转移。同时,影子银行自身也应该承担起企业的社会责任,加强自身的风险控制,积极配合监管部门的监管,不能借助法律法规的漏洞而规避监管。这样,影子银行才能真正实现其“银行”功能而被社会广泛认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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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pozsarZoltan,tobiasadrian,adamashcraft,HayleyBoesky.ShadowBanking[R].FederalReserveBankofnewYorkStaffReportno.458.July2010.

金融监管特征篇10

互联网金融是以互联网为资源,大数据、云计算为基础,采用新金融模式运作的一种新兴行业。根据国际电信联盟(itU)2014年11月24日的《2014年测量信息社会报告》,2014年全球网民共30亿,占居民总数的40.4%。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拥有世界1/5的网民。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的第35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截至2014年12月,中国有6.49亿网民,12亿手机用户中有5.57亿手机网民。3.04亿用户使用网上支付,网民中使用网上支付的比例为46.9%;手机支付用户规模为2.17亿,网民中手机支付的使用比例为39.0%。购买过互联网理财产品的网民规模达到7849万,在网民中使用率为12.1%。

谢平和邹传伟将互联网金融定义为以互联网为代表的现代信息科技,特别是移动支付、社交网络、搜索引擎和云计算与金融相结合的,既不同于商业银行间接融资、也不同于资本市场直接融资的第三种金融融资模式。2014年谢平、邹传伟和刘海二撰写的《互联网金融手册》中,互联网金融被定义为一个谱系概念,涵盖因为互联网技术和互联网精神的影响,从传统银行、证券、保险、交易所等金融中介和市场,到瓦尔拉斯一般均衡对应的无金融中介或市场情形之间的所有金融交易和组织形式。李耀东和李钧则认为,互联网金融并不简单是具有互联网技术的金融,而应该是基于互联网思想的金融,即服务长尾市场、普惠和去中心化的金融。主要特点为服务于长尾市场;具有海量用户;关注个性化需求;重视创新;正视风险;重视用户体验;重视开放性;重视社会化营销。

所谓信用风险即客户未能按期还本付息,或者说债务违约导致的风险。互联网金融中,信用风险主要表现为两种类型:互联网金融中客户特征导致的信用风险,以及互联网金融平台特征导致的信用风险。

1.1互联网金融的用户特征导致的信用风险

一方面,互联网金融服务的客户对象往往是传统银行信用体系未能覆盖的群体,对这些群体的信用风险的度量往往需要更为专业的手段。以p2p网贷平台的鼻祖,成立于2005年3月英国的Zopa(Zoneofpossibleagreement)为例,他们发现存在着“自由组织者”的群体,即自雇、从事项目的或者自由职业的非“全职”就业者,如顾问和企业主等,他们的收入和生活方式很不规律,尽管具有信用能力,却由于不符合传统金融信用要求中稳定收入证明等要求,无法得到传统金融机构充足的信贷服务。Zopa的团队估计在英国约6000万总人口中有600万的“自由组织者”,并且预测在未来的10到15年,选择这种生活方式的人会越来越多,传统金融机构只重视客户生活和收入的稳定性而忽视了这一趋势。针对这一目标群体提供互联网金融服务,Zopa发展迅速,从诞生时只有300个用户,几个月内用户量就超过了25000人,2012年注册用户超过90万,2014年末累计发放贷款超过7亿英镑(约10.55亿美元),一举成为英国最大的p2p网贷平台之一。

另一方面,国内互联网金融的借贷主体是资金规模小、很难在统金融机构获得贷款的小微企业以及工薪阶层甚至学生群体等。从银行服务的企业客户来看,银行对公司贷款中80%左右的贷款投放给大型国有企业和中型企业,贷款额度一般在500万以上,小企业贷款和个人消费经营贷款仅占20%左右,额度一般也在50万以上,平均200-300万左右。而互联网金融主要服务小微企业,贷款金额远远不能达到银行的贷款金额标准。以阿里小微信贷为例,截至2013年二季度末,阿里小微信贷累计发放贷款超过1000亿元,户均贷款仅仅4万元。阿里小贷最大的特点是“金额小,期限短,随借随还”。订单贷款作为淘宝、天猫卖家使用最频繁的信贷产品,要求支付万分之五的日利率。2012年,所有客户年均使用30次订单贷款,平均每笔贷款周期为4天,全年实际融资成本为6%。阿里小贷单笔贷款的操作成本极低,仅为2.3元,与银行2000元左右的单笔信贷操作成本形成巨大对比。

互联网金融服务的个人客户也同样具有资金规模较小的特征。以蚂蚁金服的个人客户为例,由于蚂蚁金服的大部分个人客户都开设余额宝账户,所以旗下各种产品的用户基本都是余额宝的一个子集。根据天弘基金的年报数据,截至2014年底余额宝开户数1.84亿户,户均账户余额3,133.47元。而截止2014年12月,工商银行开户数4.65亿,招商银行开户数5600万,北京银行开户数1137万;工商银行、招商银行和北京银行的个人存款总额分别为71,886.07亿元、10,930.27亿元和1,851.29亿元,可以算得户均存款余额分别为15,459.37元、19,518.34元和16,282.23元,银行体系内客户平均存款余额为余额宝客户平均余额的5倍。这一方面反映了传统银行业依然是个人存款的主要方式,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互联网金融面对的客户群体总体来说金额较低,风险更大。

1.2互联网金融的平台特征导致的信用风险

根据网贷之家的数据,截止2015年5月底,正常运营的p2p平台有1946家,累计问题平台数量661家,占全部平台总数的四分之一。p2p网贷行业贷款余额达1932.14亿元,历史累计成交量已突破6000亿元。(表1)

从网贷平台的市场份额来看,各网贷平台竞争激烈,彼此差异不大,排名前十的网贷平台贷款余额合计仅占市场总份额的1/3左右,这与国外成熟市场形成鲜明对比。以英国p2p平台为例,排名居前的Zopa、RateSetter、FundingCircle、marketinvoice这四家p2p平台的市场份额就占行业份额的70%左右。美国p2p行业基本为LendingClub和prosper两家平台所垄断,合计占有96%的市场份额。

不仅网贷平台尚处于群雄争霸,一片混战之中。网贷平台良莠不齐,问题平台频频出现。根据网贷之家的数据,截止2015年6月,已经320家网贷平台跑路,336家网贷平台出现提现困难,73家网贷平台停业,另外7家网贷平台由刑侦介入。

除了网贷平台自身恶意欺诈投资者出现信用风险之外,网站自身由于技术问题也会发生信用风险。互联网金融依托计算机、互联网、各类移动终端、数据库以及各类软件系统而运行,互联网的开放性使得互联网金融高度暴露在系统性故障以及网络黑客、计算机病毒、恶意代码等的攻击之下。利用系统漏洞和平台设计缺陷,黑客可以通过侵入核心信息系统来获取客户信息乃至盗用客户资金;而计算机病毒、恶意代码等的扩散,也可能引发系统性崩溃。传统金融中只会导致局部损失的技术风险在互联网金融中会威力倍增,一旦发生安全事故,极容易引发声誉风险和挤兑等连锁反应,甚至可能由于信任危机和流动性风险,导致风险从互联网金融向传统金融扩散。由于中国互联网金融普遍未能掌握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芯片制造和操作系统开发技术,因此对于引进的国外技术是否存在后门、漏洞等情况并不了解,只有通过增强相关软硬件设备的自主研发设计以及制造水平,才有可能解除对国外技术的依赖。通过建立行业内的沟通和协调机制,制定具有国际领先性的行业技术标准,有助于预防选择性技术风险的一再重演;从长远来看,还应积极参与制定国际新型金融技术标准,因为只有拥有制定标准的发言权,才能在未来国际金融业务中掌握主动权。

2互联网金融信用风险的成因

2.1缺乏完善的征信体系

由于中国人民银行对股份制商业银行和地方银行的强势控制,2004年成立的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的个人征信数据库建设工作采取自上而下的模式,经过10年时间实现了8亿人口的覆盖,但是截止到2013年底,央行银行个人征信系统中有信贷记录的自然人仅为3.2亿,占13.5亿人口中的23.7%。央行征信数据搜集的信息维度比较少,主要包括个人基本信息(身份证号),以及所持有的信用卡、银行卡消费、取现、转账等记录等。仅仅依靠这些信息无法全面反映一个人的信用状况,远远未能满足借贷市场的需求,很多没有信用卡或从未跟银行发生借贷关系的人群很难获得信贷服务。而在美国,征信体系的覆盖率已经达到了85%。

中国互联网金融行业面临的数据不充分、信息不真实挑战,使得人力采集数据仍然是主要方法之一,国内大多数p2p公司都主要是线下模式,千人员工以上的p2p平台不在少数,有些知名平台员工总数甚至超过了万人。对于用户信用审核的风控偏重于银行卡交易等流水的审核,国内整个p2p行业中信审人员所占比重非常大,使得国内p2p平台的成本控制很困难,线下销售和进行尽职调查的成本(包括对应的人员工资)要占到整体成本一半以上。预先批准、自动决策、风险定价等定量技术在中国尚属稀缺,由此导致的客户获取成本居高不下。美国信贷业的获客成本约为200-300美元(购买一条征信数据、加一个信封邮票、加人工处理费大约每个邀请函成本1-2美元,除以低于1%的响应率),而中国信贷业面临的线下获客成本高达上千美元,这是导致借款人融资成本高、风险质量低的主要原因。

p2p借贷高度依赖线下团队进行征信,这一现状存在严重的弊端。

第一,线下征信属于劳动密集型工作,对人力、物力投入需求极高,提高了整体信贷成本,造成不经济性。对于额度较小的信用借款来说,其高昂的征信和审贷成本给借贷双方造成巨大压力,迫使借贷平台更倾向单笔金额高的借款,长此以往,p2p借贷的普惠价值和补充作用将被逐渐损蚀。

第二,线下征信具有较强的主观性,不利于形成标准化的征信技术。不同平台的征信流程、资料搜集重点不尽相同;即使在同一平台,采用了标准化的线上评估方式,不同信贷员、审贷员的风格、特点也导致信贷报告千差万别。这种差异导致征信标准的割裂,不利于信用资源的互通互享。

第三,线下征信的高成本阻碍了征信数据的共享。由于各个平台花费了大量人力、物力进行线下征信,这些征信数据被视为核心资源乃至核心竞争力,与其他平台、征信组织的共享意愿大大减弱,导致重复征信和征信资源的浪费。

第四,线下征信的高昂边际成本还妨碍了行业的高质量扩张。尽管近几年的国内p2p借贷行业发展迅猛,但主要依靠人力、资金等非技术要素的投入增加来支撑,这使得p2p借贷日益成为劳动密集型、资金密集型行业,体现的是粗放式增长,未能发挥其技术创新优势,常常招致批评。

缺乏社会化征信体系,还导致另一弊端。国内大多数p2p平台申请借款人的数据由用户自行提交,在真实度上会大打折扣,存在很大的漏洞和风险;而国外的做法则多是通过大数据的采集和购买第三方数据等方式获取,能够保证信用资料的客观性和真实性,以及效率。

2.2缺乏严格的信息披露机制

目前普遍的情况是:p2p网贷平台、专业放贷人账户、信用评估机构、投资者(理财)服务机构、借款人服务机构都属于同一控制人,具有极高关联性。债权的评级方和出售方具有极高关联性,投资人服务机构和借款人服务机构具有极高关联性,负责为资金交易和信息交易提供服务的机构也具有极高关联性。这些具有极高关联性的企业缺乏相互之间信息披露的监督动力,很难保持其公正性、独立性和客观性。在客户筛选、信用评估、贷款发放、资金结算、债权转让、逾期贷款追讨等关键环节的操作都依托关联性极强的机构完成;即使在真实债权信息的前提下,缺乏第三方监督和严格的信息披露,由高关联性引发的种种道德风险,如虚假增信等的可能性普遍存在。

而且,国内p2p平台的出借人和借款人之间信息是不完全透明的。虽然国内众多p2p平台都在强调信息透明、充分披露,但是能够做到这一点的寥寥无几。绝大部分平台出于不同的目的,针对每笔交易的信息披露都十分有限,有些甚至连借款人的基本信息都写得十分模糊。但是国外p2p平台会让所有的借款客户知晓出借人是谁,其经营理念是,平台需要让出借人充分知道借款人情况,信息越清晰、越透明,违约率越低。目前国内p2p行业从来未曾公开过任何形式的资产质量报告,即使有坏账率也都是自己报的,缺乏公信力。在贷后催收部分,国外更多采取外包催收,运用多种信息科技手段,黑名单共享;而国内主要做法还是雇佣大量催收人员,黑名单也完全不共享。

2.3缺乏全面的风险控制体系

目前,国内p2p平台普遍采用资金托管和第三方担保作为风险控制的主要措施。所谓资金托管,就是资金流运行在第三方托管公司,不通过p2p平台的银行账户。在实际操作中,贷款人和借款人分别通过第三方支付开通自己的账户,贷款人可以实时了解信贷资金的准确去向;平台也在第三方支付开通商户账号,但仅限于进行资金解冻和退款这两种操作,没有转账与提现操作的权限。如果贷款招标顺利完成,资金会从贷款人账户进入借款人账户;如果贷款招标失败,资金会被退回贷款人账户。理论上来说,开通了第三方资金托管的平台无法直接接触投资人的资金,可以避免平台因为经营不善挪用交易资金而给交易双方带来风险。正因如此,目前许多p2p网贷平台将第三方资金托管作为标配,将其奉若提升信誉的“法宝”,投资者对此也颇为认可。据网贷平台账户最大的资金托管机构汇付天下的《汇付天下p2p行业发展报告》,近八成投资人重视平台是否有第三方托管。

除了第三方托管之外,第三方担保也是p2p平台采取的主要风控措施。在《融资性担保公司暂行管理办法》中规定,担保公司的杠杆不得超过10倍。但p2p平台的担保公司净资产一般只有百万甚至数十万,而平台上却可能有上千万的贷款余额,这就大大超过10倍杠杆的要求。其后果是一旦p2p借贷平台出现10%的坏账风险,在10倍杠杆下就超过了担保公司的支付能力,p2p平台就只能破产了。

2.4缺乏明确的金融监管机制

我国整体法制建设处于逐步完善和健全的过程中,关于互联网金融方面的法律法规更是寥寥无几。除中国人民银行的《网上银行业务管理暂行办法》、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了一些管理规定与操作指引外,《商业银行法》、《中国人民银行法》中仅仅针对互联网金融业务进行了少量规定。2014年8月上海公布了《关于促进本市互联网金融产业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成为全国首个省级地方政府促进互联网金融的发展意见。

目前中国的金融监管实行分业监管模式,但在实践中越来越多的金融机构持有多种金融业务的牌照进行混业经营,互联网金融的兴起对于分业监管还是混业监管提出新的挑战。从经营模式来看,网络金融超市属于典型的混业经营模式,金融机构不仅在网站上推出投资储蓄、贷款、证券、保险、基金、外汇、结算、托管、理财等一站式金融服务,设立网上商城为广大企业和个人提供专业化的电子商务和金融支持服务,并且加强与电子商务平台之间的合作,远远超越了在传统金融运行模式下所能经营的业务品种和模式。相对于传统金融,互联网金融刚刚兴起,既没有明确的法律依据,也缺乏有效的外部监管,平台发起人还往往缺乏金融背景和经验,因此互联网金融的发展将对监管法规、监管能力等方面提出全新的挑战。

p2p网络借贷在国外经过将近十年的发展,已经比较成熟,监管法规体系也比较完善。美国将p2p网络借贷纳入民间借贷的范畴,在《消费者信用保护法》和《诚实信贷法》等有关法律的监管下运行。而我国的p2p网络借贷由于还没有规定明确的监管部门,p2p网络借贷大多由缺乏金融监管经验的工商部门负责监管,极大增加了平台发生信用风险的可能性。因而需要及时完善相关法律法规,理清监管职责,加强督管力度,以防止平台信用风险的发生。

3我国互联网金融大数据征信体系的构建

大数据的介入,正改变着征信行业。大数据征信依托多样化、高频率和高体量的非结构化数据,通过搜集和处理能够反映主题行为习惯的全方位、多维度信息,构建反映其性格特征、身份特质、履约能力等多维度的定量模型,利用各种算法推断其信用特征,并获得量化信用评估结果。大数据征信使用的数据包括传统的银行业信贷记录、消费记录、身份数据、社交数据、经营数据,以及日常活动和偏好数据、特定场景下的行为特征数据等。大数据不仅为征信业发展提供了广泛的数据信息来源,同时也改变了征信产品的生产流程,成为了我国征信业发展的重要助力。

目前,可以用来支持互联网征信模型的大数据具有六大来源。

第一是电商大数据,比如阿里巴巴提供的芝麻信用分。阿里旗下的支付宝实名用户超过了3亿,日数据处理量在30pB以上,相当于5000个国家图书馆的数据总量,涵盖支付、投资、消费、社交、公益、交通等多种消费场景,芝麻信用采用国际上通行的信用评分方法,最低350分最高950分,这与美国FiCo分(300至850)相似,分数越高代表信用程度越好,违约可能性越低。芝麻信用的评分模型主要包括信用历史、行为偏好、履约能力、身份特质、人脉关系五个维度。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点点滴滴的行为,通过长期积累,这些行为轨迹和细节,可以全面判断其信用状况。

第二是信用卡类大数据,根据信用卡申请年份、授信额度、消费金额、消费次数、消费种类、消费场所、卡片等级、还款记录等作为信用评级的参考数据。代表性企业是成立于2005年的“我爱卡”,依据自身积累的数据利用FiCo信用评分模型来发放互联网金融小额信贷。

第三是社交网站大数据,代表性企业为腾讯公司,腾讯拥有最多的社交用户,包涵最复杂的人际社交关系,旗下QQ的月活跃用户8亿多,微信用户接近5亿。腾讯征信的评分模型主要包括四大因子:安全指数(是否实名认证、是否开通数字证书、过去一段时间更换手机号码的次数等);消费指数(过去一段时间内腾讯业务、游戏、生活服务类消费次数等);财富指数(财付通账户余额、理财通财富、QQ号价值等);社交指数(QQ登陆场所、微信有红包及资金往来的好友占比)。腾讯征信采用七级信用评级法,分别用不同的星级代表信用等级。五星代表较高的信用评级,六至七星代表特高信用评级。

第四是小额贷款类大数据,包括信贷额度、违约记录等。由于单一企业信贷数据的量级较低、地域性较强,业内共享数据的模式正被逐步认可。

第五是第三方支付大数据,根据用户消费数据进行信用分析,支付方向、月支付额度、消费品牌都可以作为信用评级数据。比如考拉信用评分主要依托拉卡拉的支付数据,利用FiCo评分法、回归、分类、web挖掘和神经网络技术,主要按照五个维度:履约能力、身份属性、信用记录、社交关系和交易行为进行信用评估。

第六是生活服务类网站大数据,包括水、电、煤气、物业费交纳等,能够客观真实地反映个人基本生活信息。比如持有华道征信15%股份的新奥资本,是新奥集团旗下从事股权投资和投资管理的平台公司,旗下新奥能源是国内规模最大的清洁能源分销商之一,掌握大量居民燃气数据。华道征信的数据主要包括五个方面:信贷数据、公安司法数据、运营商数据、公共事业数据、网络痕迹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