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事经济纠纷协议篇1
对经济纠纷有个准确的了解是我们分析并解决经济纠纷的前提和关键。何为经济纠纷？我们知道经济纠纷，又可称之为经济争议。而具体的定义则是：因经济义务以及经济权利的矛盾而引起的经济法律关系主体间的争议，其意指为经济纠纷。所涉及的经济内容的纠纷和法人、公民或者是在其他组织作为行政管理人与行政机关之间，因行政管理所引发涉及的经济内容的纠纷，且主体间是平等的。这也称之为经济纠纷。可见，经济纠纷的纠纷内容是多样性的，则也就决定了经济纠纷解决途径的多样性。
2.对于经济纠纷的解决途径
经济主体为实现各自的经济目标，必然要进行各种的经济活动。但又由于彼此都以维护各自独立的经济权益为主要准则，又伴随着经常变幻莫测的客观情况，因此会发生无法避免地各不相同的经济权益争议，在市场经济的前提条件下，从而便产生了我们口头所说的经济纠纷。一般解决经济纠纷的途径包括和解、调解、仲裁以及诉讼的这几种方法。具体如下：
2.1和解
和解是完全由双方当事人在意思自治的基础上简单、灵活、迅速的解决纠纷。在经济合同的履行过程中，如果当事人双方彼此产生意见分歧时，当事人应当在进行充分协商以及互相谅解的前提下自愿达成和解。当然，达成和解的前提是在不违反相关法律法规和相关、政策以及公共利益的的基础上才可通行的。而这个基础是双方当事人都能充分协商和相互理解，并最终使经济纠纷得以解决。而很多问题是复杂的，这就需要更多其它的方式。
2.2调解
当合同的当事人双方彼此间发生了争议、且不能相互达成和解的情况下，这时候，就需要用到调解途径。进行调解可向当事人双方的上级单位、合同仲裁机关或人民法院进行申请，并在当事人双方自愿的基础上来达成调解协议。
2.3仲裁
在当事人双方未能协商成功达成和解或者进行调解的情况下，当事人双方可根据合同所订立的相关仲裁条款及其他书面形式，即其在纠纷发生前后双方达成的仲裁协议向仲裁机关申请进行仲裁。当前我国仲裁实行的制度是一裁终局。要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的前提是，在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相关条款时，另一方当事人可依照我国民事诉讼法相关条文规定的这一前提下申请执行仲裁。
2.4诉讼
如果当事人双方所订立的合同中并未订立相关仲裁条款，且发生纷争后也未能达成仲裁协议时，合同当事人则可将合同纠纷向法院提起诉讼，通过司法途径予以解决。除以上所述情形外，部分合同还是具有其自愿的这一特点，如解决时可能会引用外国法律、而不是中国相关的合同方面法律的涉外合同纠纷。当事人也可依照我国民事诉讼法的相关法律条款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所产生的经济合同纠纷，经人民法院调解无效的，法院可以依法对其作出裁定或判决。在我国，解决其经济纠纷的途径以及方式有如下几种，其最主要有民事诉讼、仲裁、行政诉讼、行政复议。当经济纠纷发生在当事人均为平等民事主体之间时，解决这种经济纠纷的方法首选的是民事诉讼或者是仲裁的方式来解决。当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认为其合法权益受到行政机关行政行为的侵犯时，可采取提起行政诉讼又或者是申请行政复议的方式予以解决。
3.经济纠纷解决途径的相关研究
关于经济纠纷解决途径的相关研究，即经济纠纷及其解决机制已成为当前社会科学研究的重点研究对象。这一研究是由不同方法所构成的，与学科、理论及实践并重的综合性的研究。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经济纷争及其解决途径的相关研究就已备受各国法学界关注，获得了迅速的发展。特别是在法社会学和司法实践研究领域。不得不说，国外有关经济纠纷解决的研究现状与成果，到现今为止已有大量介绍，此处便不再累赘复述。在国内，近些年来关于经济纠纷解决途径方面的研究已较有成果，其发展相对较快，大量出版物也相继问世。国家教育部、司法部以及社科基金等也加大了对这一领域科研的投入。由此可见经济纠纷及其解决机制的研究已引起社会和学界的极大重视，尤其在构建和谐社会的大环境下，对多元化经济纠纷及其解决机制这一制度构建中，也逐渐形成了一定的自觉意识。但是，目前我国所参与的关于经济纠纷及其解决机制的相关理论研究、制度构建、程序设计、立法以及实践的主题皆较为集中于法律界，因而，法学界关于经济纠纷及其解决机制的研究成果也居于首位。
4.对于经济纠纷解决途径的完善
人民法院在对民事案件进行审理时必须运用适用于案件的法律，同时在依照相关法律条文来处理民事案件时，是必须要在我国人民法院组织法、宪法和民事诉讼法中都相当明确规定的前提下进行的。这些法律原则不但适用于人民法院的判决工作，也同样适用于人民法院的调解工作。诉讼带有一定的成本，这里不仅是法院和当事人的开支，也包括诉讼可能带来的当事人的名誉损失等。因此，找到最有效的解决途径迫在眉睫，刻不容缓。通过对以往经济纠纷解决途径的了解与分析，本文认为，由于，经济纠纷内容复杂，在主持和解、调解等活动的时候，应当做到以下几点：①人民法院在主持相关调解活动时，必须严格按照《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来进行调解。②当事人双方所达成的协议内容必须符合国家相关政策和法律条文的规定。在进行调解活动时也必须严格遵守“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的调解准则。③对当事人的处分权既不违背相关法律规定、不违反国家相关政策的规定，也不会对国家、集体和其他公民的利益造成损害，是在当事人自愿为前提条件下，人民法院对调解协议进行适度干预，这就是调解协议的达成。在司法的实践过程中，人民法院所审理的民事案件很大一部分都是通过调解来结案的，这种结案方式已经越来越受到司法工作人员的重视，通过调解来结案在很大程度上节约了司法资源，从而提高了司法效率。我国民事诉讼制度历来对法院的调解都是相当重视的，并且这也是法院对民事纠纷进行审理的一种极为重要的解决方式。并且，从审判务实这一角度来看，调解也是法院进行案件审理时运用最多的结案方式。相对于判决，法院在对民事争议进行处理时，调解则具有较大的优越性，通过调解有利于矛盾的化解，从而促进当事人双方的团结，有利于社会主义建设的顺利进行；也有利于将民事权益争议更及时、更彻底地解决；有利于进行法制宣传，预防以及减少民事诉讼；有利于社会秩序以及经济秩序的维护，促进社会经济和谐发展。
5.总结
民事经济纠纷协议篇2
一、协议管辖适用的条件探析
我国《民事诉讼法》第25条规定：“合同的双方当事人可以在书面合同中协议选择被告住所地、合同履行地、合同签订地、原告住所地、标的物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但不得违反本法对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的规定。”民事案件的协议管辖必须具备下列条件：
（一）在审级上，协议管辖仅适用于第一审民事案件。对第二审民事案件，以及重审、再审的民事案件的管辖法院，只能依法确定，而不能由当事人协议变更。
（二）在管辖类型上，协议管辖限于非专属管辖的诉讼，且不得违反级别管辖的规定。因为专属管辖是按照诉讼标的的特殊性与管辖上的排他性确定的管辖，不允许当事人以协议方式变更管辖法院，同时，当事人也不能协议变更级别管辖，否则，就会违背法律上所定审级的旨意，扰乱司法系统。
（三）在表现形式上，协议管辖必须以书面合同的形式约定，用口头形式约定管辖法院的，其约定无效。从管辖权所确定的方式分，协议管辖分为明示的协议管辖和默示的协议管辖两种。世界上有的国家只承认明示的协议管辖，这样，有书面证明就成为此种协议管辖成立的一个要件。有的国家既承认明示的协议管辖，也承认默示的协议管辖。就法律规定来看，我国国内民事诉讼中并不存在默示的协议管辖。民事诉讼法第108条不仅规定了人民法院在审查起诉时，如果发现本院无管辖权，即应裁定不予受理，而且还在第36条、第38条中规定，人民法院发现受理的案件不属于本院管辖的，应当移送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以及当事人有权对管辖权提出异议，以这样两种措施对无权管辖而受理立案的错误进行补救。但在审判实践中，一些无管辖权的法院受理案件后，自己并没有发现本院无管辖权，或者明知本院无管辖权但出于某种考虑，不按民事诉讼法第36条的规定进行移送，原、被告双方也均未在提交答辩状期间对管辖权提出异议，此后，从民事诉讼法第38条的立法意图看，当事人即不得再对法院的管辖权提出异议，这样，就使本无管辖权的法院在无当事人明示协议管辖的情况下行使了管辖权。这种情况，不是审判实践中的个别现象，我们不能否认其具有默示协议管辖的性质，但是它又不同于外国民事诉讼法中的默示协议管辖和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的涉外民事诉讼的默示协议管辖。显然，该现象是执法不严的表现。
至于一些法院受地方保护主义的影响，对本来不属于自己管辖的案件，抢先受理，如果被诉一方在提交答辩状期间没有提出管辖权异议，便以此为由而“合法”地审理案件的行为，更与立法意旨相背。对此，可有两种解决方法：一是严格执法，并从立法上采取措施，杜绝上述情况的发生；二是在国内民事诉讼中明确规定默示的协议管辖。笔者以为，从诉讼经济、诉讼效率、尊重当事人意愿等角度考虑，后种方式具有积极意义。关于默示协议管辖的规定方式，各国立法不尽相同，但以德国立法最为具体明确。依德国民诉法第39条、第504条规定，在第一审法院里，被告不主张管辖错误而进行本案的言词辩论时，也可以发生管辖，但无管辖权的初级法院必须在辩论前将此点向被告指出，并告以不责问而进行本案辩论的结果。笔者认为，在我国公民法律意识水平偏低的情况下，德国法的规定是比较适合我国国情的，值得我们借鉴。
（四）在案件类型上，协议管辖只限于因一般合同纠纷提起的诉讼，对其他民事案件不适用协议管辖。所谓一般合同案件，是指民事诉讼法第24条所规定的合同案件，它不包括在其之后所规定的保险合同，以及铁路、公路、水上、航空运输和联合运输等合同纠纷。这些合同纠纷的管辖之所以在一般合同纠纷之后专门作出规定，是因为其在管辖上有不用于一般合同纠纷的特殊性。民事诉讼法在一般合同纠纷之后特殊合同纠纷之前规定合同案件的协议管辖，也是基于同样的考虑，认为特殊合同纠纷不宜适用协议管辖。因此，那种将所有合同案件列入协议管辖范围之内的观点是不符合现行法律规定的。
二、协议管辖适用范围之拓展
这里需要进一步研究的是，现行法律对民事诉讼协议管辖案件类型的规定是否适当？对此，民事诉讼法学界主要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如果现阶段就对协议管辖的适用范围作宽泛的规定，势必会导致管辖实务的紊乱，并影响协议管辖制度的有效实施。因此，现行法律的规定是适当的。另一种意见认为，民事诉讼的协议管辖不能仅仅局限于一般合同纠纷诉讼，而应当适用于除专属管辖外的所有民事案件，笔者赞同第二种意见。
（一）协议管辖适用范围的内在价值取向
公正与效率是当代民事诉讼的基本价值目标，亦是拓展协议管辖适用范围所应追求的最终目标。协议管辖适用范围的拓展对于实现司法公正、提高诉讼效率有着积极的推动作用。第一，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加入wto，经济市场化成为一种不可逆转的趋势，这是由市场经济的本质决定的。市场经济是开放式的经济，它要求市场主体地位平等，以契约自由为核心，尊重双方当事人的意愿，维护有效竞争。随着国内民商事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及世界经济一体化对国内市场的冲击进一步显现，允许当事人合意选择管辖法院，并进一步拓展合意的适用范围，更能充分尊重当事人解决争议的意愿，符合契约自由这一价值追求。第二，拓展协议管辖适用范围是衡量民事管辖制度是否开明和体现“两便”原则、提高诉讼效率的标准之一。允许当事人选择法院的案件范围是协议管辖发挥作用的活动空间，对其优越性的充分体现至关重要。当事人双方选择处理争议的法院时，对法院办案的公正性、诉讼便利程度、诉讼结果的可预见性等方面全方位进行斟酌权衡，有利于争议的快速圆满解决，亦能便利法院行使审判权，最终提高诉讼效率。第三，拓展协议管辖适用范围有助于诚实信用制度的建立。目前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尚不健全，在日常经济交往中仍普遍存在欺诈、胁迫等违法行为，交易风险过高，信用危机日益突出。进一步拓展协议管辖的适用范围对于约束双方当事人交易行为，保证交易安全，促进信用制度的建立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第四，拓展协议管辖适用范围是避免或减少管辖冲突的必然要求。协议管辖的适用，因其选择的法院明确，使被选择法院以外的其他法院即使有法定之管辖，此时也失去了管辖权，其他法院也就失去了争夺管辖权的借口，被选择法院也不易推诿。第五，拓展协议管辖适用范围是避免法院将自身利益与案件利益挂钩，危害司法公正的有效措施。在司法实践中，由于体制上的原因造成法院追求自己利益，将案件与自身利益相联系，从而更容易导致司法不公。
（二）协议管辖适用范围拓展之构想
1、应拓展至涉及财产权益的大部分民事案件
现行《民事诉讼法》将国内民事诉讼协议管辖的适用范围限定在合同之诉中，越来越不适应经济发展的需求。有学者认为应将协议管辖的范围扩大至整个财产之诉，笔者认为此种观点有失偏颇，即使是合同之诉，有些情况下仍不适用于协议管辖，例如雇佣合同，如果允许协议管辖，往往会使雇方处于不利的地位，不利于平等保护双方当事人。根据财产权案件的不同特点，适用协议管辖的民事案件主要应为以下几种类型：（1）合同案件。市场经济要求促进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的接轨，加入到国际经济秩序中。由此决定了作为市场经济运行的基本方式“合同”必须反映市场经济的需要，并允许当事人对因合同所产生的纠纷平等自愿地协商管辖法院。我国民事诉讼法将协议管辖的适用范围限定在合同之诉中，也正是基于以上考虑。（2）侵害财产权的案件。对于非法侵害他人财物所有权、他物权、占有及债权等行为，从维护当事人的利益及保护交易安全出发，完全有可能由当事人在侵权行为发生前或之后协商管辖法院。（3）不当得利纠纷案件。不当得利是指无合法根据取得利益而造成他人损失。不当得利所包含的利益指财产上受到的利益与当事人取得利益的方式无关紧要，只要不违反法律之禁止性规定，当事人完全有条件有可能协商选择与不当得利案件有最低限度联系的法院来处理双方已经发生的纠纷，并且应限制在因动产而发生的纠纷。（4）无因管理纠纷案件。此处的管理主要指对财产的保存、利用、改良或者处分等。无因管理的成立在当事人之间发生债权债务关系。在纠纷发生后，只要不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双方当事人可以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达成管辖协议，以解决双方发生的争议。
2、应拓展至部分人身权纠纷民事案件
在我国目前的民事诉讼理论中，对于人身权纠纷案件是否适用协议管辖研究甚少。有的学者认为人身权纠纷案件因其特定的人身属性与一定的地域因素联系紧密，不允许当事人协议管辖。笔者认为此种观点以偏概全，过于强调此类型案件的人身属性，对于人身权案中主要涉及财产性质的案件应予区别对待，完全有可能由当事人合意来确定管辖法院。近现代社会“从身份到契约”的转变致使亲属法产生了从身份到财产的重心移位。随着市场经济的日益健全与发展，亲属财产制纠纷所涉利益日益深广，解决亲属关系上的财产权益案件的管辖权冲突问题也越来越迫切，协议管辖向亲属法领域拓展必将成为趋势。（1）夫妻约定财产制纠纷案件。随着经济发展及社会进步，许多夫妻在婚姻关系缔结前或之后进行财产登记或公证的做法在实践中逐步普及，对于夫妻约定财产登记制上的单纯财产诉讼在实践中成为可能。因此，应从立法上将夫妻约定财产制引起的争端纳入协议管辖的适用范围，由夫妻双方自行协商确定管辖法院。（2）抚养、赡养费追索案件。由于抚养、赡养费追索案的原告往往是年幼或年迈体弱者，单纯地以被告住所地确定管辖法院会造成原告的不便，增加其诉累，影响到原告权利的实现和实现程度。因此，为达到体现公平和效益的目的，在立法上应当允许当事人协议选择原告或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以利于更好地保护弱者的诉讼权利。
（三）协议管辖适用范围有效性的限制
民事经济纠纷协议篇3
论文摘要：我国从计划经济进入市场经济时代，自此平等主体之间，包括公民与公民之间、法人与法人之间、其他组织之间及他们相互之间均产生了矛盾，这种矛盾就归结为民事纠纷。
一、民事纠纷的概念
民事纠纷又称民事争议，是法律纠纷和社会纠纷的一种。所谓民事纠纷，是指平等主体之间发生的，以民事权利义务为内容的社会纠纷。民事纠纷作为法律纠纷一种，一般来说，是因为违反了民事法律规范而引起的。民事主体违反了民事法律义务规范而侵害了他人的民事权利，由此而产生以民事权利义务为内容的民事争议。
民事纠纷具有以下主要特点：
（1）民事纠纷主体之间法律地位平等。民事纠纷主体（民事主体）之间不存在服从与隶属的关系，在诉讼中处于平等的诉讼当事人地位。
（2）民事纠纷的内容是对民事权利义务的争议。民事主体之间的争议内容，只限于他们之间的民事权利义务关系，民事权利义务的争议构成了民事纠纷的内容，如果超出这一范围，则不属于民事纠纷。
（3）民事纠纷的可处分性。由于民事纠纷是民事权利享有和民事义务承担的争议，因而民事纠纷主体有其处分的权利。它有别于行政争议和刑事争议。
根据民事纠纷的内容和特点，可将民事纠纷分为两大类：一类是财产关系方面的民事纠纷，包括财产所有关系的民事纠纷和财产流转关系的民事纠纷。另一类是人身关系的民事纷纷，包括人格权关系民事纠纷和身份关系的民事纠纷。
二、民事纠纷的处理机制
民事纠纷的处理机制，是指缓解和消除民事纠纷的方法和制度。根据纠纷处理的制度和方法的不同可从以下三种方式来论述民事纠纷的处理机制。
（一）自力救济
自力救济，包括自决与和解。它是指纠纷主体依靠自身力量解决纠纷，以达到维护自己的权益。自决是指纠纷主体一方凭借自己的力量使对方服从。和解是指双方相互妥协和让步。两者的共同点是，都是依靠自我的力量来解决争议，无须第三者参与，也不受任何规范制约。自力救济是最原始、最简单的民事纠纷的处理机制，这与生产力低下、文明程度不高的人类早期社会有密切联系。这种纠纷解决机制现在仍有保留的必要，可以作为社会救济和公力救济的必要补充。
（二）社会救济
社会救济包括调解（诉讼外调解）和仲裁，它是指依靠社会力量处理民事纠纷一种机制。调解是指第三者依据一定的道德和法律规范，对发生纠纷的当事人摆事实、讲道理，促使双方在相互谅解和让步的基础上，达到最终解决纠纷的一种活动。仲裁是指纠纷主体根据有关规定或者双方协议，将争议提交一定的机构以第三者居中裁决的一种方式。调解和仲裁的共同点是，第三者对争议处理起着重要作用；不同之处是，调解结果更多地体现了主体的意愿，而仲裁的结果还体现了仲裁者的意愿。运用调解和仲裁处理纠纷，标志着人类社会在解决民事纠纷方面的进步。这种纠纷解决机制现今不但需要保留，还应大力倡导，使其发挥更大的作用。
民事经济纠纷协议篇4
一、营造企业自行解决小额消费纠纷的自律环境
(一)建立消费投诉信息分转机制,将消费投诉化解在企业
近年来,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为化解解决消费投诉占用的巨大行政成本,充分发挥“和解”的作用,建立并发展消费纠纷快速解决“绿色通道”。目前,北京市绿色通道成员已扩展到712家。12315将受理的涉及联网企业的投诉,在符合法定受理条件的前提下,直接分转到建立联系的商家与消费者自行协商解决纠纷,减少了中间流转环节,取得了好的效果。2009年。仅17家市级绿色通道成员,就分转投诉2581件,和解成功率达95.53%。由此得出结论,促使小额消费纠纷向消费者与经营者自行“和解”分流,是最佳的选择。
(二)营造企业自律大环境,将消费纠纷化解在投诉之前
1.外在力量的约束是重要条件。当消费者自行找经营者协商不能解决问题时,而向12315投诉,12315将投诉信息转给建立联系的经营者后,自行解决率竟高达95%以上。其原因在于:一是一部分真心致力于长久发展的经营者很注意自己的商誉,而消费纠纷的公开化显然不利于维持商誉,当知道消费者已经投诉后,不愿意将消费纠纷闹大,具有自行消化消费纠纷的动力。二是因为经营者明白,在12315背后,有着工商行政执法权的支撑。因此,行政管理权介入小额消费纠纷的解决具有足够充分且正当的理由。95%以上的和解成功率说明,经营者自行解决消费纠纷的积极性。除了经营者自身履行社会责任的道德因素外,外在力量的约束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2.市场对失信经营者的约束起决定性作用。市场对失信经营者的约束作用具有比行政管理权更大的威慑力。市场约束作用的核心是企业信用,企业信用的实质是企业信用信息充分的公开透明。通过信息的公开透明使企业的负面信息得到放大,从而对市场前景产生负面影响,促使企业加强自律。因此,推进企业信用体系建设是营造企业自律大环境的重要途径和必备条件。通过加强企业信用体系建设,真正营造一个守信企业以信用可以赢得市场,失信企业在市场寸步难行的市场生态环境。
3.将经营者自行解决消费纠纷的能力作为诚信经营的重要内容。企业自律不仅体现在通常理解的依法经营、诚实守信,而且包括自行解决消费纠纷的能力。投诉举报数量是衡量企业诚实守信的重要标准,同时,投诉举报信息对消费者判断被投诉企业的信用状况具有重要参考价值。为促使企业自行解决消费纠纷,应该将政府管理部门积累的大量投诉、举报信息,作为社会信息列入企业信用公示信息范围。只要是实名投诉、举报,并确实接受过服务(如有消费小票),作为一种参考信息,并在企业信用信息系统明确标注是社会信息,这样进行公示是有益的。在制度设计上,可以规定在接到投诉一定时间内,被投诉企业如果能够自行解决将免于登录企业信用信息系统,或记人投诉自行解决率的数据统计,以促使企业自行解决消费纠纷,减轻政府的管理压力。同时,在企业信用信息系统设计上应该给予被投诉企业澄清、辩白权,以示公平。
二、发挥行业协会在解决疑难消费纠纷方面的作用
(一)行业协会可以在解决消费纠纷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近年来,首都行业协会的改革与发展不断推进,一些行业协会在服务行业企业、促进行业自律方面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如北京市室内装饰协会,不仅制定和完善了行规行约,而且在本行业连续五年对申报的会员企业实施全方位信用评价,并实施企业信用星级评定,推动行业企业自律,这样的行业组织完全具备调解消费纠纷的能力。
(二)行业协会在解决疑难消费纠纷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
由于行业协会具有对业内情况熟悉,了解掌握行规及具有专业知识的有利条件,特别是在对一些需要进行质量认定的疑难投诉的解决方面具有独有的优势。如解决消费者对茶叶质量的投诉,其中对茶叶质量的认定是很大的难题。为此,宣武茶城协会建立了茶叶质量纠纷解决机制,由茶城的茶商推举几位德高望重、品茶能力强的茶商作为品茶师。当发生茶叶质量消费纠纷时,由这几位品茶师进行评判,并以他们的结论作为解决消费纠纷的依据,破解了茶叶质量不好认定的难题。又如装修质量、红木家具等众多涉及专业领域质量认定的消费纠纷,行业协会在解决时,具有比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大得多的专业知识优势。
(三)重视并发挥行业协会在解决消费纠纷方面的作用
行业协会参与消费纠纷的解决,是“调解”的又一种实现方式,也是社会组织参与社会管理的一种实现途径。目前,工商部门对借助行业协会的力量解决消费纠纷重视不够。由于中国是从计划经济转轨而来,政府处于强势地位,行业协会的作用发挥很不充分,行业协会只有在政府支持下,解决消费纠纷的作用才能实现。工商局在大力推动行业协会发展的同时,要建立一种机制,逐步将消费者投诉先行转给有条件和能力的行业协会自行解决。这既是工商部门实现多途径解决小额消费纠纷的需要,也是行业协会参与社会服务和社会管理,并以此不断扩大自身影响力的需要。
三、提高工商部门调解消费纠纷的执行力
(一)通过制度创新,提高消费纠纷调解的执行力
1.实现与司法的直接衔接,提高消费纠纷调解的执行力。目前,工商部门或消协形成的调解协议书法律效力较弱,一旦一方当事人不履行调解协议,就不能形成有力的约束。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建立健全诉讼与非诉讼相衔接的矛盾纠纷解决机制的若干意见》规定,消协形成的消费纠纷调解协议已经取得了与人民调解组织达成的调解协议相同的法律效力,都具有民事合同的性质。尽管如此仍不是一种理想的解决方式,因为消费纠纷当事人在申请法院确认调解协议效力时,司法解释采取双方一致性原则,即只要有一方当事人不同意申请确认,另一方当事人就不能申请法院确认调解协议的效力,而只能启动诉讼程序。解决小额消费纠纷调解协议执行力问题,最佳途径是实现调解与司法更直接的衔接。为此,海淀区法院与中关村电子产品贸易商会合作,建立了海淀区法院中关村电子市场调解室,由商会推选的人员经海淀法院正式聘任后担任调解员。消费者在调解员主持下,达成的调解协议,经法院确认后具有法律效力,可以申请执行。这一解决方案使消费纠纷调解协议的效力得到很大的提升,但调解协议的法律效力仍然
是间接的,需要经过法院的确认才具有法律效力。鉴于小额消费纠纷标的额小。解决方案一定要低成本和便捷。建议在与司法部门沟通、协调的基础上,采取一种更为积极、直接、易行的做法,即规定在一定期限内当事人若不向法院提讼。消费纠纷调解协议就发生法律效力,当事人不得就此再进行争议,一方不履行责任,另一方有权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在这种方案框架内,无须借助公证、申请支付令等现有制度,就可达到赋予调解协议以强制执行力的效果。协议当事人不仅可以节约公证等费用,还可以及时得到公力救济,这将会极大地提高消费纠纷调解的效力。
2.不经司法确认即赋予调解协议以强制执行力的解决方案,充分体现了合同订立的公平、自愿原则。第一,当事人自愿达成调解协议本身就表明其在纠纷解决途径选择方面行使了程序选择权。第二,当事人享有使调解协议不直接生效的救济途径,即在法定期限内提出异议,向法院提讼。
(二)实现小额消费纠纷仲裁,增加解决小额消费纠纷的途径
1.实现小额消费纠纷仲裁的必要性。仲裁是《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明文规定的解决消费纠纷的救济途径之一,缺失该制度,则意味着消费者维权机制不健全。由于民商事仲裁属于专家仲裁,需要花费与小额消费纠纷的标的额不成比例的相当成本,民商事仲裁机构也不热衷于小额消费纠纷仲裁业务,从而使得通过仲裁解决消费纠纷的法律制度设置在很大程度上被架空。因此,有必要构建实质意义上的小额消费纠纷仲裁机制,使那些通过调解无法解决的小额消费纠纷,还可以通过免费或低收费的仲裁得到解决,而并非只能通过需要付出较高维权成本的诉讼机制来寻求救济。从这个角度来分析,增置免费或低收费的小额消费纠纷仲裁,有利于纠纷当事人获得准司法属性的救济。为此,上海、福建、江苏、河北,浙江的湖州和绍兴等地,将民商事仲裁制度引入到小额消费纠纷的解决机制中来,通过民商事仲裁机构授权,在消协设置小额消费纠纷仲裁庭(中心)的方式,实现了消协进行仲裁的形式合法性。湖州市消保委仲裁中心成立以来,共办理案件588件,结案率100%,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368.93万元。
2.实现小额消费纠纷仲裁的途径。与当地仲裁委沟通、协商,在消协设立小额消费纠纷仲裁庭,仲裁员由经仲裁委培训、考试后认可的消协工作人员或聘请的仲裁员担任。小额消费纠纷仲裁属于公益性质,实行免费仲裁或低收费仲裁,少量收取费用。
民事经济纠纷协议篇5
民事盗窃和刑事盗窃是两个性质完全不同的盗窃，其法律责任也不相同。现实生活中，许多司法人员并不清晰二者的认定与区分，常常将普通的经济纠纷或民事纠纷即民事盗窃作为刑事犯罪来处理，极大损害了法律的正义性，也造成了冤假错案，研究并分清二者的区别存在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民事盗窃在形式上也具备实施盗窃的行为要件，和刑事盗窃的外观十分相似，一般具有如下几个特征：（1）行盗人与被盗者之间存在矛盾或纠纷关系；（2）矛盾或纠纷没有得到妥善解决；（3）不满意一方采取了秘密手段窃取了对方的财产：（4）行窃人往往留有真实姓名或事后不隐瞒“盗窃”事实；（5）行窃人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占有被“窃”财物，而是为了促使对方解决纠纷，实现保护自己的目的[1]。但是，民事盗窃和刑事盗窃的区分，仅靠上述特征还不足以认识，需要进一步澄清以下几个问题。
一、民事、经济和行政纠纷或矛盾的范围存在限制
民事盗窃的缘起必须是基于民事或经济、行政纠纷，而不是一切矛盾或纠纷。例如当事人之间存在债权、投资、合伙、入股、委托、酬金等民事纠纷，一方当事人为索要认为应得的本金、利息，或利润或应得其他财产而采用了盗窃手段，以逼迫另一方当事人履行义务，承担责任；或者直接将所盗之财物处置或占为己有，以充抵其认为另一方当事人不交付的应属自己的财产或金额。除此之外，各种民事侵权行为，包括对一方当事人财产权和人身权的侵害，在纠纷形成未解决之前，有当事人不通过诉讼或其他正式渠道，而采用秘密窃取这种私力救济方式来补偿受损的权益。这些当事人的盗窃行为虽不具有形式上的合法性，但不具备恶意占有他人财产归自己所有的主观目的，而是通过盗窃这种特殊方式来迫使对方履行义务或承担责任，以恢复自己的财产或弥补自己的损失。换言之，当事人实施的盗窃是基于自己认为这些财产或者相当于盗窃财产的金额应当属于自己。这类因民事矛盾引起，行为没有刑法上的盗窃故意，无疑应当纳入民事盗窃范围，不能作为犯罪处理。除此之外，在行政诉讼中的当事人之间也会引起民事赔偿，返还原物之纠纷。如原告遭受被告人人身侵犯，而行政机关不追究其责任，在行政诉讼过程中，侵害方被作为第三人出现。原告和第三人之间因侵权赔偿而采取了秘密盗窃的私力救济方式。另外，原告和被诉的行政机关也会发生这种事情。因行政机关拒不承担责任，原告在诉讼之前或诉讼中采用盗窃相逼的手段，从而引发类似刑事盗窃的民事纠纷。但是不能把当事人之间所有的矛盾都看做民事纠纷、行政纠纷，从而逃避法律的处罚。例如当事人之间因互相谩骂引起的矛盾，因竞争关系引起的矛盾，因感情引起的矛盾，不存在财产纠葛的矛盾等，一旦实施了盗窃，就应作为犯罪处理，不能以此来推脱刑事上的责任。在区分民事盗窃和刑事盗窃时必须首先界定当事人之间有无矛盾，什么样的矛盾，是否真正的经济纠纷或行政纠纷，而不能任凭当事人陈述有矛盾而统归于民事盗窃。对于不能归于经济纠纷或行政纠纷，没有财产纠葛的矛盾，应当不折不扣地按照刑事盗窃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可见，作为民事盗窃基础和前提的民事、经济和行政纠纷或矛盾的范围必须有所限制。
二、如何认定民事、经济或行政纠纷
民事经济纠纷协议篇6
第二条合同纠纷由签约企业负责处理。涉及内部几个企业的，可以协商或由公司确定一个企业为主负责修理。签约人对纠纷的处理必须具体负责到到底。
第三条处理合同纠纷的原则是：
1.坚持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法律没规定的，以国家政策或合同条款为准。
2.以双方协商解决为基本办法。纠纷发生后，应及时与对方当事人友好协商，在既维护本企业合法权益，又不侵犯对方合法权益的基础上，互谅互让，达成协议，解决纠纷。
3.因对方责任引起的纠纷，应坚持原则，保障我方合法权益不受侵犯；因我方责任引起的纠纷，应尊重对方的合法权益，主动承担责任，并尽量采取补救措施，减少我方损失；因双方责任引起的纠纷，应实事求是，分清主次，合情合理解决。
第四条各企业在处理纠纷时，应加强联系，及时通气，积极主动地做好应做的工作，不互相推诿、指责、埋怨，统一意见，统一行动，一致对外。
第五条法律顾问室处理合同纠纷的范围是：
1.董事会、总经理交办的；
2.经各企业处理解决不了的；
3.其他应由法律顾问室处理的。
第六条提请处理合同纠纷的程序是：
1.承办人填写“对外经济合同纠纷申报表（一式二分），按本《制度》第二百二十二条的规定报批。
2.审批单位可依据情况，在1天内作出；由上报单位负责处理；由法律顾问室负责处理。
3.法律顾问室对经协商仍无法解决或认为有必要的合同纠纷，经主管领导同意，可提交上级主管机关、仲裁部门或人民法院依法处理。
第七条合同纠纷的提出，加上由我方与对方当事人协商处理纠纷的时间，应在法律规定的时效内进行，并必须考虑有申请仲裁或记拆的足够时间。
第八条凡由法律顾问室处理的经济合同纠纷，有关企业必须主动提供下列证据材料（原件或影印件）：
1.经济合同的文本（包括变更、解除合同的协议），以及与合同有关的附件、文书、电报、图表等；
2.关货、提货、托运、验收、发票等有关凭证；
3.货款的承付、托收凭证，有关财务财目；
4.产品的质量标准、封样、样品或鉴定报告；
5.有关违约的证据材料；
6.其他与处理纠纷有关的材料。
第九条对于经济合同纠纷经双方协商达成一致意见的，应签订书面协议，由双方代表签字并加盖双方法人公章或合同专用章。
第十条各企业对双方已经签署的解决合同纠纷的协议书，上级主管机关或仲裁机关的调解书、仲裁书，在正式生效后，应复印若干份，分别送与该纠纷处理及履行有关的部门收执，各部门应由专人负责该文书执行的了解或履行。
对于对方当事人在规定定期限届满时没有执行上述文书中有关规定的，承办人应及时向主管领导和法律顾问汇报。
第十一条对方当事人逾期不履行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调解书、仲裁决定书或判决书的，由法律顾问室配合各单位向人民法律申请执行。
第十二条在向人民法院提交申请执行书之前，有关单位应认真检查对方的执行情况，防止差错。
民事经济纠纷协议篇7
调解一直是我国的优良历史传统，在我国几千年的历史文明长河中，调解作为一种纠纷解决方式，已经被实践了数千年。我国传统文化中的“息诉”、“和为贵”、“论则凶”等观念，至今在人民群众中仍深入人心，通过调解方式解决一般民间纠纷，更容易为广大人民群众所接受。在继承和发扬我国民间调解历史传统的基础上形成的人民调解制度，在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实践中，在维护社会稳定，实现群众自冶、加强社会民主法制建设中做出了突出贡献，在国际上享有“东方经验”、“东方一枝花”的美誉。改革开放以来，人民调解工作虽然一度有所弱化，但依然为解决大量新出现的各种民事纠纷发挥了重要作用。经过研究和实践，大家越来越认识到：人民调解工作既继承了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又与社会主义法律规范相协调，符合当前多元化、多途径解决民事纠纷的世界潮流，符合先进的诉讼理念和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人民调解工作符合中国国情，应当继续加强。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与发展，以及各种利益关系的确立调整，民间纠纷表现出许多特点，原有的人民调解工作范围、组织形式、队伍素质等已经不能完全适应新形势的需要。04年4月下旬，我省省委、省政府在南通召开了全省社会矛盾纠纷调解工作会议，推动全省“大调解”机制的建立、巩固和完善。社会矛盾纠纷大调解机制是指除人民法院的诉讼调解之处，社会各界广泛参与民事纠纷协商处理的一种机制，是人民调解的扩大化、制度化和规范化。一、建构大调解机制是人民调解工作改革发展必然产物调解是天然的社会救济方法和机制，也是社会救济的主要形式，它广泛存在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调解在中国绝不仅仅是一种纠纷解决的技术或方式，而是社会治理的一种制度性或体制性存在。因此，研究调解，决不能仅仅着眼于程序的层面，而必须将其视为社会治理机制中的一环，结合社会转型的背景情展开。首先，目前中国国情急需建构大调解机制。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和高速发展期，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出现了利益主体的多元化，各种矛盾突出、多发、复杂，而法律规则及程序处于高度不确定或不健全的状态，因此纠纷解决机制必须有所创新。2009年4月，胡锦涛同志强调指出：“要建立健全对人民内部矛盾经常化、制度化的调处机制，及时处理纠纷，尽可能把各种矛盾和隐患化解在基层。认真处理各种民间纠纷，做好各类调解工作。”而且目前，汹涌澎湃的上访潮与人民调解工作作用发挥不够也不无关系，近年来上访案件逐年增多。据分析，群众上访案年80%以上来自基层，80%以上有道理，80%以上是基层应该解决也可以解决的。群众上访和信访的问题绝大部分是民间纠纷，对此改革和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大量人民内部矛盾，是可以通过建构社会矛盾纠纷大调解机制加以化解和处理的，也应当通过建构社会矛盾纠纷大调解机制加以化解和处理，因为及时化解人民内部矛盾，是保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内容。其次，建构大调解机制，符合世界各国非诉讼解决方式蓬勃发展的时代潮流。aDR概念源于美国，原来是指上世纪逐步发展起来的各种诉讼外纠纷解决方式，现已引申为对世界各国普遍存在着的、民事诉讼制度以外的非诉讼纠纷解决程序或机制的总称。当今世界，随着代替性纠纷解决方式在现代社会中被广泛大量地应用，其功能和地位也日益提高，并已逐步被纳入法制轨道，形成了与民事诉讼机制相互衔接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美国是aDR最积极的推动者，1998年国家颁布了aDR法案。英国新颁布的《民事诉讼规则》，无论在基本原则上，还是在具体制度上，都为aDR的发展扫平了道路。欧盟目前正在制定一部适用于欧盟各国的《纠纷解决法》，联合国也在起草倡导适用调解手段解决社会矛盾纠纷的法律文件。由此可见，用调解的方式解决社会矛盾纠纷，已成为许多国家认同的较好方法之一，成为当今各国司法改革的一种趋势。二、人民调解委员会与社会矛盾纠纷调处中心的关系我国现行的人民调解制度，在维护社会稳定，实现群众自冶、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中做出了突出贡献，但随着社会经济发展的变化，社会纠纷日益复杂，社会各方力量均应积极参与到纠纷化解工作中，形成大调解机制，其解纷机构为调处中心。（一）两者的职能定位不同。村、镇街道人民调解委员会是调解民间纠纷的群众性组织。其主要职能是在人民调解委员会主持下，依据法律、政策和社会公德，对民间纠纷进行规劝疏导，促使当事人互谅互让、解决纠纷的群众自治活动。通过对民间纠纷的调解，实现人民群众的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约束，具有及时、经济、和睦关系的特点和优势，能有效地将民间纠纷解决在基层，解决在萌牙状态、解决在激化之前，从而与诉讼制度相互补充、相互配合，构筑维护社会稳定的长效机制。因此说，村、镇街道人民调解委员会是解决民间纠纷的具体办事机构。社会纠纷调解中心是由党委政府统一领导、综治办组织协调，以司法为民为依托、有关职能部门参加的合力解决重大、疑难矛盾纠纷的调解工作机制，是党委政府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解决新时期人民内部矛盾的一个有效抓手。其职能主要是协调有关部门，发挥合力优势，齐抓共管，走横向联合、优势互补之路，增强调解工作的实效。它具有主导性、多无性、联动性和广泛性等特点。因此调解中心是基层党委政府转变施政管理方式、依法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工作机制。（二）两者的性质不同。村、镇街道人民调解委员会是一个具有群众自治性质的调解组织，而调解中心则属于工作机制范畴。这是两者性质的根本区别。人民调解委员会达成的有民事权利义务并由双方当事人签字或盖章的调解协议，具有民事合同性质。而调解中心调解纠纷的范围，不仅仅限于民间纠纷，其调解性质既不限于严格意义上的人民调解，也不限于法定的行政调解，但不同于法院审判活动中的司法调解，而是在党委政府领导下，依照有关法律法规，综合运用法律、行政、经济等各种手段，各部门共同参与，协调处理重大、疑难矛盾纠纷的一种活动。其调解结果也具有民事合同性质。（三）两者的组织形式不同。村、镇街道人民调解委员会的设立以法律法规为依据，其人员的组成有明确的法定条件，并实行聘任制。村、镇街道人民调解委员会开展工作，必须严格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人民调解委员会组织条例》和《人民调解工作若干规定》等法律、法规及规章。违背工作原则，违反工作纪律，其调解工作即视为无效。调解中心则是基层党委政府将人民调解、社会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和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等几个方面的工作职能合在一起，加强组织协调，合力开展矛盾纠纷调处疏导工作。其人员的组成主要是按职能不同，采取任命制。调解中心开展工作，无论在主体、层次和方式方法上，可以突破人民调解范围，其功效主要显示在克服调处重大、复杂疑难矛盾纠纷上力量不足、职能有限、工作范围狭窄的缺陷，采用多管齐下，合力化解矛盾纠纷，达到确保一方平安的目的。（四）两者互依互存，有利于构建大调解格局。我市社会矛盾纠纷调处中心，于2009年相继建立。成立以来，面临利益格局的调整和矛盾纠纷呈现的多样性、广泛性、复杂性、突发性等特点，在基层党委政府的统一领导下，充分利用职能优势，在防范和化解一些综合性的、重大疑难的矛盾纠纷中，发挥了许多不可替代的重大作用。调处中心在化解重大疑难矛盾纠纷中的职能优势和独特作用，已被实践所证明，也并非村、镇街道人民调解委员会所能替代。调处中心所形成的工作机制，对构建“大调解”的工作格局，对实现调解渠道多样化、调解主体多层次等方面的作用，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中，其合理性和必要性都无庸置疑。村、镇街道人民调解委员会和调处中心作为调处民间纠纷的实体性组织，只要置身于“大调解”格局内，融入“大调解”工作机制中，互依互存，协调配合，在工作上不错位，就绝对不会发生什么矛盾。三、大调解机制运行缺陷与完善尽管大调解机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得到长足的发展，也起到了重大的积极作用，但是该机制仍然存在诸多问题。第一、我国现行人民调解制度，缺乏从保护公民利益的视角来研究的理论成果。传统的人民调解制度焦点都放在平息矛盾、预防犯罪、教育群众，很少在保护公民权益方面提出系统理论。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市场主体的多元化，必然导致利益的多元化，各种矛盾纠纷复杂。如果要彻底地解决这些矛盾，我们就必须切实维护纠纷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第二、人民调解程序性保障的缺失和重建。工作程序是人们从客观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带有规律性而又普遍适用的工作步骤。只有坚持人民调解的工作程序，才能保证调解工作质量。人民调解历来是强调其灵活性，缺乏程序规范。《人民调解委员会组织条例》没有对人民调解的工作程序做出明确规定。随着最高院的司法解释赋予人民调解协议合同性质，人民调解制度的程序更加规范。结合《人民调解工作若干规定》的相关规定，人民调解工作应坚持以下工作程序：（1）受理纠纷。受理纠纷是调解纠纷的第一步，一般有两种途径，一是纠纷当事人找到调解委员会请求调解纠纷，即当事人主动申请调解。二是调解委员发现纠纷后，及时主动调解。受理纠纷后，如发现纠纷的性质或严重程度已超出调解委员会的职责范围，应动员纠纷当事人去人民法院或有关部门解决，也可移送有关部门处理。（2）调查纠纷情况。受理纠纷后，要深入现场向当事人、知情人和周围的群众、当事人所在单位进行调查，掌握纠纷情况、弄清纠纷性质。只有通过认真调查，掌握了第一手资料，才能顺利的调解纠纷，千万不能“和稀泥”。（3）对当事人进行说服劝导工作。对当事人进行说服劝导是人民调解工作中的重要步骤，调解方式要推陈出新，光靠思想觉悟不行。必须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法规、规章和政策为准则，对当事人阐明法律处理的结果会怎样，使得当事人在知晓“利害得失”的情况下，愿意接受调解。法律、法规、规章和政策没有明确规定的，才依据社会公德，绝不能无原则的“和稀泥”。要善于利用氛围效应，把握当事人的心理活动。当事人纠纷心理的发展变化，不是在封闭的条件下进行的，总是在与周围的人进行交往中，通过心理互动，使原有的纠纷心里发生变化。因此，调解中，可结合当地风俗习惯，邀请周围群众代表，当事人单位的领导和亲戚朋友参与调解。（4）促成当事人和解并达成调解协议。如果当事人能互谅互让，调解人员应促使当事人达成调解协议。如果达不成一致意见，调解人员应该提出合情、合理、合法的建议性解决方案，使他们经过协商，在新的基础上，自愿达成调解协议。（5）做好回访工作，敦促有关当事人履行调解协议。做好回访工作，及时了解调解协议的执行情况。一方不履行调解协议的，应先进行劝解；拒不履行的，告知另一方当事人通过法院诉讼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维护人民调解严肃性。（6）对调解和好的民间纠纷进行统计并存档保管。通过统计和存档保管工作，可以及时分析和发现一定时期当地民间纠纷发生的规律，并预测未来的走向；可以总结调解工作的经验教训，调解方法推陈出新。第三、人民调解员素质偏低。人民调解委员会委员和调解员统称为人民调解员。《人民调解委员会组织条例》第四条规定：“为人公正，联系群众，热心人民调解工作，并有一定法律知识和政策水平的成年公民，可以当选为人民调解委员会委员。”该条例没有对人民调解员的文化程度提出要求。《人民调解工作若干规定》第十四条规定“担任人民调解员的条件是：为人公正，联系群众，热心人民调解工作，具有一定法律、政策水平和文化水平。乡镇、街道人员调解委员会委员应当具备高中以上文化程序。”该规定只是对乡镇、街道人民调解委员会委员要求具备高中以上学历。面对目前日益复杂、新颖的民间纠纷，如果人民调解员没有一定的文化素质，没有一定的政策、法律知识，难免会“和稀泥”。就算纠纷当时解决了，也难免日后复发。另外我国人民调解员年龄普通偏大，如何吸引年轻人加入调解员行列，也是值得考虑的问题，为此，提高人民调解员的综合素质，是一个紧迫的系统工程。第四、调解资金严重短缺，是制约人民调解发展的瓶颈。《人民调解工作若干规定》和《人民调解委员会组织条例》均规定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民间纠纷不收费。调解人员的工作经费和补贴经费，由村民委员会或者居民委员会、企业事业单位解决。司法行政机关通过争取同级人民政府的支持，解决人民调解的指导和表彰经费。实际上，这种规定在还比较落后的农村形同虚设，有些乡镇政府财政困难，根本没有钱来支持人民调解工作，更不要指望下面的村委会来落实人民调解的工作经费和补贴了。笔者认为，在社会转型时期，要确保人民调解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大调解工作经费应该纳入同级政府财政预算。四、人民调解协议书与法院调解书的效力衔接人民调解委员会和社会矛盾纠纷调处中心主持下达成的调解协议书没有法律上的强制执行力，一方当事人违约，另一方当事人不能以此为依据申请法院强制执行。这对于社会资源来说是一种浪费，同时也不利于树立人民调解的威信，这样大量的标的小、社会影响不大的民间纠纷将会涌到法院去解决，势必增加人民法院的诉累。在我国的民事诉讼法及仲裁法中都有调解制度的规定，而法院调解书与判决书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具有给付内容的法院调解书具有强制执行力。为赋予人民调解协议书以法律强制效力，我们设想，把人民调解协议书与法院调解书衔接起来，即人民法院可以应当事人的申请，按照一定的法律程序，根据人民调解协议书的内容制作调解书，该调解书即具有法律调解书的法律效力，当事人可以以此申请强制执行。实行这种衔接制度，不仅具有现实上的重大意义，而且具有法理上的可行性。仲裁制度为我们进行调解衔接提供了参考蓝本。《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仲裁规则（2000年）》第48条规定，当事人在仲裁委员会之外通过调解达成和解协议，可以凭当事人达成的仲裁协议和他们的和解协议，请求仲裁委员会指定一名独任仲裁员，按照和解协议的内容作出仲裁裁决书。新仲裁规则的规定可有效保证和解书具有强制执行力。在我们设想的调解衔接制度中，人民调解委会员主持达成的人民调解协议书可视为此处的“和解协议”，法院可参照该条仲裁规定，作出法院调解书。从法理上讲，法院调解是民事诉讼活动的一部分。进行民事诉讼活动必须存在民事诉讼法律关系，而一个民事诉讼法律关系的产生前提是一个“诉”的提起。因此，要想使人民调解进入到法院调解，首先必须构造一个“诉”。诉的要素有三个，即当事人、诉讼标的、诉的理由。人民调解当事人向人民法院申请确认人民调解协议书的法律效力，具备了诉的三个要素：（1）诉的当事人分为起诉一方与被诉一方。提出申请的一方可视为起诉方，被申请方则为被起诉方，双方都申请时可视为诉与反诉的合并；（2）诉讼标的，该诉为确认之诉，确认的客体为当事人之间具有人民调解协议书规定的权利义务关系；（3）诉的理由，即诉的依据，此外是人民调解协议书。诉的提起要具备两个要件：一是当事人提出；二是向法院提出。根据前面所述，人民调解协议书当事人向人民法院申请，具备了诉提起的两个要件。至此，一个完整的“诉”形成了。具备了“诉”的要素与提起要件后，还需要有人民法院的受理，才能产生民事诉讼法律关系。人民法院受理人民调解协议书当事人的申请，可依据民事诉讼的主管与管辖的一般原则。在主管方面，人民调解委员会和社会矛盾调处中心受理的民间纠纷基本上都属民事诉讼的适用范围。在管辖方面，级别上一律应由基层人民法院管辖；地域上应由人民调解委员会或社会矛盾调处中心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
民事经济纠纷协议篇8
关键词：环境侵权救济途径个人环境权利
一、环境侵权的民事救济困难重重
公民的环境权利受到侵害，应该怎样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呢?新房家装，入住后家人身体不适，甚至影响到孕妇和胎儿的健康，是采用诉讼程序还是非诉方式解决问题?小区旁的高速公路整日整夜的噪声侵害了居民权益，是采取行政处理程序还是提起民事诉讼?各有什么优缺点?公民个人在环境侵权纠纷的合理及时解路上困难重重公民的维权之路应作何准备?有些什么救济途径可供选择?首先，我们来探讨环境侵权民事救济困难重重的原因。环境侵权救济的困难来自于环境损害的特点，环境侵权与一般民事侵权有着其著的特殊性，环境侵权救济的最终解决还足有赖于对环境侵权的特殊性的认识。
(一)环境侵权的特点及环境侵权救济的难点
环境侵权存在着以下几个显著的特点：jju害行为的间接性：损害具有潜伏性；jju害行为的高度科技性及构成的复杂性；环境损害的跨地域性：损害源头、结果具有多元性：环境污染所造成的损害，往往同时伤害一人或数人的生命、身体、健康、财产及各种生活上的利益，因此经常是某一原因导致多个结果后，多个结果又变成新的原因，从而引发新的结果。
由于环境侵权的上述特点，导致环境侵权维权在实践上存在下列困难：其一，由于加害行为是间接、长时间作用造成的，可能会导致无法确定该环境损害的污染者：其二，由于污染往往牵涉到高科技，在其举证不力时，被害人将无法求偿；其三，由于污染会造成损害程度的深刻性与范围的广阔性，造成损害数额难以汁并等问题。既使能确定该损害的范围与数额，也可能因赔偿责任过于庞大而导致加害人无法负担全部赔偿。
(二)环境损害救济的基本思路
在环境侵权民事救济途径的选择方面，针对环境救济的困难和个案的特殊性，笔者认为，公民应合理分析，理智决策，或是地巧妙运用环境侵权民事纠纷的行政处理程序，如行政调解，通过调解活动的进行，来解决环境侵权损害赔偿纠纷；或是通过环境侵权民事纠纷的非诉程序，如当事人协商解决；或是在人民法院的主持下通过诉讼程序确定当事人之间的环境污染赔偿责任，处理赔偿金额等活动以及由这些活动所产生的诉讼法律关系。下文将分别叙述。
二、环境侵权民事救济途径
根据我国《环境保护法》的规定，环境侵权民事纠纷解决有两种诉讼程序，根据当事人的请求由环境保护监督管理部门处理的行政处理和由当事人直接向人民法院，人民法院审理的民事诉讼程序。后者还是环境污染民事纠纷最终的解决程序。在实践中，除以上两种程序外，环境侵权民事纠纷还存在第三种程序，即环境侵权民事纠纷非诉程序。环境侵权的当事人应先了解环境侵权民事纠纷解决的这三种程序，选择适用行政处理程序，或者选择适用通过民事诉讼程序维护了自身的合法权益，或者民事纠纷非诉程序的具体方式，解决环境侵权纠纷。
(一)环境侵权民事纠纷的行政处理程序
环境污染民事纠纷的行政处理程序是指环境保护监督管理部门根据当事人的请求，对环境污染危害造成损害所引起的赔偿责任和赔偿金额纠纷进行处理的步骤的总称。环境行政调解就是环境侵权民事纠纷的行政处理程序中优先采用的处理方式。环境行政调解是指国家行政主管机关针对某一环境侵权民事纠纷，应一方或双方当事人的请求，作为调解主持人，依据环境侵权纠纷发生的客观事实和有关法律的规定，分清责任和平等协商的基础上，促使双方当事人达成调解协议。
公民适用环境行政调解解决环境侵权纠纷，其优点在于其调解程序简便，充分尊重了双方当事人的总愿，往往有利于纠纷的彻底解决。在我国，发生的各种环境侵权纠纷中，绝大多数是在环境保护行政机关的调解处理下，促使环境侵权纠纷得以平息并顺利解决的。行政调解手段，业已成为目前我国环境行政机关解决环境侵权纠纷最普遍和最有效的方式和途径。
(二)环境侵权民事诉讼程序
当事人之间因环境侵权发生民事纠纷，除了可通过协商、调解、仲裁等方式解决外，还可以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法院受理案件后，通过法庭审理，根据查明和认定的事实，正确适用有关法律，并以国家审判机关的名义，确定当事人之间应当承担的相应的民事法律责任，对整个诉讼案件作出法律上权威的判决或裁定
。
通过诉讼程序来解决环境侵权纠纷并不是本文推荐的主要救济途径，环境侵权案件的诉讼，往往历时数年，且举证的科学性很强，对受害人的民事救济极为不利，由于环境污染的特殊性，如在环境侵权领域，由于环境法在实体法上存在着许多不同于传统民法的特殊法律规范，这就要求有关环境侵权的民事诉讼也必须要有相应的、不同于普通诉讼法的程序法规范来难以保障。否则，实体法对受害人及其环境权益所提供的保护就难以实现。
(三)环境侵权民事纠纷非诉程序
环境侵权民事纠纷非诉程序有很多，也是本文向环境维权公民大力推荐的环境侵权民事救济途径。这些非诉程序中有的是在环境侵权正在发生时的及时性救济，有的是在正式维权之前的自助救济，有的是在和侵害人的沟通协调中解决纠纷，有的是当事人双方将民事纠纷提交有关的仲裁机构进行裁决的一种解决民事纷争的方式。从性质上来讲，有的是公力救济，有的是私立救济。在此为维权公民个人介绍受害人正当防卫，受害人紧急避险，公民自助行为，环境侵权双方当事人协商，环境侵权仲裁这五种方式。通过探讨这几种救济方式的优势与缺点，让公民对各式各样和纠纷解决途径作一个通常的了解，以便公民在维权过程中根据个案的实际情况分别采纳或配套适用。
1．受害人正当防卫
任何一项权利的设置，如果没有救济作为保障，则该权利就没有存在的价值。环境权亦是如此。正当防卫是指为避免本人或他人的合法权益受到不法侵害，而针对侵害行为所进行的一种防卫措施。正当防卫是公民负有的制止不法侵害的一种义务，也是公民享有的从公民的民事权利中派生出来的一种权利。本人或他人的人身和财产权是原权，当这些权利受到侵犯时，就产生了正当防卫权。从这个意义上说，正当防卫权是一种救济权。从性质上看，作为私力救济方式的一种，正当防卫在环境法上的确认是理所当然的。确立和适用正当‘防卫以解决环境侵权纠纷，其优点在实践中体现为可以避免那些由于环境污染纠纷长期得不到解决，公民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所采取的过激行为。因为正当防卫是有限度的，超过这个限度，则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2．受害人紧急避险
受害人紧急避险是指为了使公共利益、本人或他人的合法权益免受现实的和紧急的损害危险，不得己而采取的致第三人损害的一种避险行为。我国有关环境方面的法律没有明确规定紧急避险。但是，环境法律有规定，在环境受到严重污染，威胁居民生命财产安全时，由人民政府采取有效措施，解除或减轻危害。这里所讲的“于昔施”中，应该理解为包括紧急避险在内。从其性质上来说，紧急避险作为公民在特定情况下私力救济的一种方式，是公民在特定情况下和特定范围内保障个人权利所必需的。适用紧急避险其优点在于，如果严格按照紧急避险的条件，对其加以合理恰当的运用，对于应付各种急性的环境侵权行为，及时、有效的保护公民的环境权益是非常重要的一种方式。
3．公民自助行为
自助行为是权利人在一定情况下出于自助或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目的，对侵权人采取强制措施。但在大多数国家，都存在自助行为的规定，且其定性为合法的当然，在环境侵权领域对于环境权利的保护，同样应该这样。公民在环境侵权领域适用自助行为时，必须符合一定条件，应特别引起公民个人的注意：首先，要注意的是自助行为须由权利人为保护和行使其合法的环境权利而实施，并且须是在合法的环境权利受到侵害或妨碍的情况下实施：其次，自助行为是在情事急迫而又不能及时请求国家机关予以救助的情况下的实施，且若当时不实施，则环境权利保护的请求即无法实现或很难实现；最后，事后须及时提请有关当局处理，如其行为不被有关当局事后认可，则须立即停止侵害并对受害人负损害赔偿责任。
4．环境侵权当事人双方协商
环境侵权的双方当事协商，是指双方本着平等、友善的态度和实事求是的精神，就有关纠纷的解决自行达成一致意见，并自觉履行各自约定的义务。其最大特点是双方当事人之间自行达成共识，无须第三人从中调停、仲裁或裁判。适用双方当事人通过协商解决环境侵权纠纷，一股是在环境侵权损害事实清楚，加害方承担责任主动、诚恳，受害方的要求也比较实事求是和合理的情况下。双方当事人通过自行协商解决环境侵权纠纷案件，必须遵守法律的规定，不得违公共利益和善良风俗。
由于协商达成的共识，主要靠双方当事人自觉履行各自应尽的义务，无外在强制性，因而其缺点就在于由于协商达成的协议没有强制性，其往往具有不确定性。但其优点也正是源于协商是出于双方当事人之问解决争端的诚意，双方在自愿、平等、友善的基础上弄清事实，分清责任，达成协议，作出双方满意的处理，既能有效解决问题，又不伤害双方的感情，既发展经济，又保护好公民环境权利的目的。
5．环境侵权仲裁
环境侵权仲裁是指
双方当事人根据预先约定或事后达成的仲裁协议，将双方之间的民事纠纷提交有关的仲裁机构进行裁决的一种解决民事纷争的方式。当事人双方一旦达成仲裁协议，请求仲裁机构进行裁决，则仲裁机构的裁决就具有拘束双方的效力，其效果就如同法院判决一样确定，当事人非有法定情形，不得申请撤销裁决，必须服从。裁决作出后，当事人之间就同一纠纷，再申请仲裁或向法院的，仲裁委员会或法院将不予受理。
民事经济纠纷协议篇9
关键词：人民调解；和谐社会；纠纷；解决机制
积极、妥善地化解社会矛盾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一个重要内容。作为一种民间的诉讼外纠纷处理方式，人民调解制度在纠纷解决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是，随着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的打破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我国处于社会大转型之中，原有的道德、习惯、公约、行政性规则对社会共同体成员的约束力逐渐减弱，加之，由于缺乏法治的经验和传统，法治兴国的政策被理解为诉讼至上，因而，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人民调解在解决民间纠纷方面的作用曾被不断弱化。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因利益之争而产生的纠纷大量增加。在现代矛盾日益增多，司法资源紧缺的情况下，强化民间调解的力度和份量，无疑能更好地疏导解决各种矛盾和纠纷，节省司法资源，促进和谐社会的建设。
一、新时期人民调解发展的背景
《论语·学而》曰：“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反映了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讲求协调、平衡、中庸，排斥对立、差异，以“和为贵”的立场和以“仁”的原则修身齐家平天下，倡导个人和社会、个人和国家的和谐与统一的价值取向和思维形式。“礼之用，和为贵”所蕴含的理念形成了中国古代重调和、轻诉讼，重德化、轻法制的法律意识，形成人们“耻于讼”的价值取向，人们习惯于用调解的方式来解决纠纷。虽然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和进步，中国传统调解制度所赖以存在的重要基础：封闭的小农经济、传统社会固有的家族制度、行会制度、族绅长老的权威以及三纲五常的伦理秩序已被逐渐丧失，但传统文化中重和谐、礼让的思想在整个现代社会中仍然存在并被赋予了新的内涵。新时期人民调解发展的背景主要体现在政治建设和法治建设两个方面：
(一)政治建设背景
中共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将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放到重要的战略地位，中国传统文化关于天人合一、民为邦本、讲信修睦、先义后利等有关和谐的思想精神被发展为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新和谐观。“和谐”这个符合中国儒家传统的概念在新时期被放到了更加突出的位置，“和谐”已成为中国当前最流行、最重要的关键词。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个不断化解社会矛盾的持续过程。”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要求各类矛盾得到及时、妥善的舒缓和解决。在现实社会中，如何解决人们之间的利益冲突，既是法律的问题，也是道德的问题。人民调解通过运用道德和情理说教进行纠纷解决的方式可以唤起潜藏于人们内心深处的良知和美好情感，使得冲突主体达成合意，解决纠纷，在化解矛盾的同时，重建和谐的人际关系，并促进社会整体道德水平的提高，能够塑造更好的社会公共道德，奠定社会和谐稳定的基础。
(二)法治建设背景
进人2l世纪之后，以前那种将以利用法院诉讼与否作为判定人们法律意识和权利意识高低的标准，调解、和解妨碍了权利意识和法律意识成长的社会心理已开始逐渐消退，媒体和学者对于诉讼解决纠纷的效果、当事人和法院的诉讼成本、法院的力量以及滥诉、缠诉等问题开始给于关注，而与此同时，法院外的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受到了积极的关注。自2000年中共中央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提出“要高度重视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开始，以调解的方式解决社会纠纷开始重新受到重视。2002年，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关于审理涉及人民调解协议的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和司法部的《人民调解工作若干规定》以及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转发(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关于进一步加强新时期人民调解工作的意见)的通知》，改善了人民调解工作的政策环境和工作氛围，人民调解开始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2004年，最高人民法院和司法部联合召开全国人民调解工作座谈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法委书记罗干发表题为“充分发挥人民调解作用，创造瑟定和谐社会环境”的讲话，强调：“要根据民间纠纷的新情况、新特点，针对突出的难点、热点纠纷开展调解工作，化解改革进程中的利益冲突，做到哪里有民间纠纷，人民调解工作就延伸到哪里，将大量的民间纠纷化解在基层，保证改革和发展的顺利进行。”司法部部长吴爱英在2006年12月26日全国司法厅(局)长会议上发表《坚持以科学发展观统领司法行政工作，努力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做出新贡献》的讲话强调：“各级司法行政机关一定要充分发挥人民调解的特色和优势，以化解社会矛盾纠纷为主线，以法制化、制度化、规范化建设为重点，狠抓组织、制度、工作、场所、经费、报酬‘六落实’，进一步加强人民调解工作。”
在司法部重申调解的重要价值的同时，法院也开始重新将司法调解的地位和作用提到重要地位，并开始重视诉讼与调解之间的衔接。2002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人民调解协议的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第一条规定：经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达成的、有民事权利义务内容，并由双方当事人签字或者盖章的调解协议，具有民事合同性质。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调解协议。2004年在全国人民调解工作座谈会上，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党组书记、院长肖扬发表《人民法院应加强对人民调解工作的支持与指导》的讲话，强调“要切实把人民调解工作放在司法机构的重要议事日程，加强对人民调解工作的支持和重视”，特别是要“加强基层司法机关对于人民调解委员会的指导”。肖扬2006年10月16日在最高人民法院机关处级以上干部大会上强调：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司法保障，要重点抓好八个方面的工作，而“加强调解，最大限度化解社会矛盾纠纷”是其中之一。
在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过程中，强调促进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相和谐，建设和谐文化，倡导和谐理念，培育和谐精神，在全社会形成共同的理想信念、道德规范和价值取向，使和谐社会的思想道德要求内化和深化为人民群众的思想行为方式和日常生活理念的要求，决定了纠纷的解决不仅仅是要求通过法律迫使双方当事人这样做，而是要求在纠纷解决的同时，进一步维持当事人双方未来的和谐关系。因此，尽量避免过度对抗的民事诉讼，促进当事人双方接受一种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和理解的调解方式将成为纠纷解决的时代选择。
二、新时期人民调解的新特点
适应新时期矛盾纠纷的特点，人民调解在以下方面呈现出新的特点。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人民调解法律依据进一步完善
到目前为止，中国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政府颁布的指导和规范人民调解工作的重要的法律法规有：1980年1月重新公布的《人民调解委员会暂行组织通则》，统一规定了人民调解委员会的性质、任务、组织、活动原则、工作方法和工作制度。1989年6月17日国务院颁布的《人民调解委员会组织条例》，确定了人民调解依法原则、自愿原则和不限制起诉原则的三大原则。1990年4月司法部颁布的《民间纠纷处理办法》。这些法律法规对促进人民调解工作的制度化和规范化起了积极的作用。但由于这些规定非常简略，且法律对人民调解协议的性质和效力缺乏明确规定，致使人民调解制度的作用不能得到充分发挥。2002年9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人民调解协议的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以及司法部令《人民调解工作若干规定》明确了经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达成的、有民事权利义务内容，并由双方当事人签字或者盖章的调解协议，具有民事合同性质。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调解协议。调解协议的合同性质的确定，强化了人民调解的法律效力，促进了人民调解工作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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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人民调解组织和队伍向专业化、职业化发展
我国《宪法》第111条规定，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设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民间纠纷。《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25条和《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第13条：以及国务院1989年颁布实施的《人民调解委员会组织条例》第2条也作了类似规定。我国民事诉讼法第16条第1款规定：“人民调解委员会是在基层人民政府和基层人民法院的指导下，调解民间纠纷的群众性组织。”而在2002年司法部公布的《人民调解工作若干规定》第一款又规定：“人民调解委员会是调解民间纠纷的群众性组织。”这些规定从根本上确立了人民调解委员会的法律地位。人民调解组织的建设和发展，为人民调解的发展提供了有力的组织保障。
我国现行的调解机构主要是农村村民委员会、城市(社区)居民委员会设立的人民调解委员会。这种最基层的群众自治性组织在对传统民间纠纷的处理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建立，人口的大量而频繁地流动，经济交往范围的扩大和多样，人们之间的纠纷在更广泛的领域内发生，而且纠纷的内容更加复杂和多样。人民调解组织的调解范围已从一般的婚姻、家庭、邻里、宅基地、借贷、赔偿进一步延伸到城市建设、土地流转、环境治理保护、劳动争议、医疗保险、交通肇事、医患纠纷等多方面。以人居区域建立的传统的基层人民调解委员会由于层次较低，对于一些重大、复杂的纠纷的调解已显现出力不从心，难以保证调解的良好效果。适应新形势下民间纠纷的新变化，人民调解组织结构发生了新的变化。
2002年《人民调解工作若干规定》对人民调解组织做出了新的规定，扩大了人民调解组织的范围和形式。现在调解委员会已从传统的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等自治组织拓展到乡镇街道、企事业单位和行业、社团组织，区域性、行业性人民调解组织得到大的发展，在消费者协会、残疾人联合会、集贸市场、经济开发区、物业管理小区、房地产开发区以及贸促会、商会都建立了调解组织，一些地区还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建立了面向社会公开服务的调解机构，人民调解组织正在向专业化、职业化方向发展。但是专门性的纠纷调解还未制度化。因此，着力抓好乡镇(街道)、村(居)调委会建设，探索建立区域性、行业性调解组织，是人民调解组织在新时期建设的一个重要任务。
除了调解组织网络的覆盖面得到拓展外，人民调解员素质进一步提高，队伍结构进一步改善。对于调解员，并没有特殊的职业背景要求，只要求“为人公正，联系群众，热心人民调解工作，具有一定法律、政策水平和文化水平”。随着民间纠纷的性质、类型都发生了大的变化，涉法的关系日趋复杂，对人民调解员的能力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大力加强调解队伍建设，选配好调解员，着力优化调解队伍的知识结构、年龄结构，提高队伍的专业化水准”成为提高人民调解工作水平的关键。实践中，通过提高基层司法行政机关对人民调解工作的指导、举办调解员培训班、调解工作经验交流会、调解工作表彰会、将那些年龄大、文化水平低、责任心差的调解员更替为有较高的思想道德水平、公道正派、在群众中有威信、文化较高的人等各种形式促使调解员的素质不断提高。此外，各地积极吸收离退休法官、检察官、律师、法学工作者以及具有专业技能的在职人员等参加人民调解工作，许多地方试行了首席人民调解员制度，考试考核持证上岗制度。调解队伍的知识结构、年龄结构以及专业化水准都得到了优化和提高。
(三)人民调解与其他纠纷调解方式相互衔接
构建在党委领导下，以人民调解为基础，充分发挥行政调解和司法调解作用，三种手段相互衔接配合的大调解工作体系是新时期人民调解发展的方向。
2006年10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的“健全社会舆情汇集和分析机制，完善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制度，建立党和政府主导的维护群众权益机制，实现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有机结合，更多采用调解方法，综合运用法律、政策、经济、行政等手段和教育、协商、疏导等办法，把矛盾化解在基层、解决在萌芽状态”，是人民调解工作与其他调解相衔接这一特点的标志性文件。
1999年，在第四次全国人民调解工作会议上，司法部强调新时期人民调解工作应在调防结合，以防为主的基础上，与相关部门配合建立起适应化解新形势下人民内部矛盾的“大调解”机制。2001年，司法部在全国农村推广山东“陵县经验”之后，集治安、行政、司法、人民调解为一体的优势互补、互相协调的调解机构——乡镇司法调解中心在全国农村迅猛发展。在农村建立乡镇司法调解中心的同时，城市也开始了在社区建立新型调解组织的探索，建立了“社会矛盾调处中心”或“社区纠纷调处中心”，形成了一个由街道(镇)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直接领导的，由街道(镇)直属的信访、司法行政、城建、卫生、计生、劳动、民政和所在街道(镇)的公安派出所、工商、环卫等部门派员参与的，直接调处社区内重大、复杂纠纷的组织体系。由此，新时期人民调解的组织结构从原来建立在自治性组织上的村委会和居委会人民调解委员会扩展到具有行政性质的乡镇(社区)调解中心，形成了一种多元化的人民调解格局。
为贯彻落实十六大和十六届六中全会精神，各级政府以化解社会矛盾纠纷为目标，积极创新调解机制，健全调解制度。部分省市初步形成了在党委领导下，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机构协调，以人民群众和政府有关职能部门、司法机关为主体，以乡镇、街道为重点，以人民调解为基础，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和司法调解相互衔接、相互补充的“三位一体”的大调解工作体系。许多乡镇、街道设立综治工作中心或社会矛盾纠纷调处服务中心，对矛盾纠纷采取“一站式”受理、“一条龙”调处，把大量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
三、强化人民调解协议效力的对策
人民调解协议是在人民调解委员会主持下，双方当事人经协商，自愿达成的解决他们之间纠纷的协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0条第二款规定：“人民调解委员会依照法律规定，根据自愿原则进行调解。当事人对调解达成的协议应当履行；不愿调解、调解不成或者反悔的，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人民调解委员会组织条例》第9条规定：“人民调解委员会主持下达成的调解协议，当事人应当履行。经过调解，当事人未达成协议或者达成协议以后又反悔的，任何一方可以请求基层人民政府处理，也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我国的《民事诉讼法》和《人民调解委员会组织条例》对调解未达成协议以及协议后反悔可以起诉的规定，使得调解协议不具有约束力，致使人民调解制度的作用不能得到充分发挥。最高人民法院于2002年9月5日通过了《关于审理涉及人民调解协议的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其中的第1条明确规定：经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达成的、有民事权利义务内容，并由双方当事人签字或者盖章的调解协议，具有民事合同性质。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调解协议。该规定第一次从司法解释上对人民调解协议的性质和效力作出明确规定，加强了人民调解协议的效力，为人民调解工作注入了新的生机与活力。但是，认可人民调解协议的合同效力仅仅体现了民事诉讼对人民调解协议的尊重和相互融通。由于人民调解协议不具有执行力，当事人不履行协议，不能由人民法院强制执行，而仍要通过诉讼程序来解决。因此，仅仅赋予人民调解协议以民事合同的性质，难以督促当事人及时、积极地履行自己的义务，以实现权利人的合法权益。为推动人民调解更好地开展，有条件地赋予人民调解协议强制执行力将成为新时期人民调解发展的新趋向。
民事经济纠纷协议篇10
中图分类号：D92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0592（2014）07-108-02
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我国经济取得了高速的发展，各项事业均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并取得了“世界工厂”的称号。但同时，工业的迅速发展和城市的扩张与生态环境的承受能力形成了巨大的矛盾，伴随而来的环境污染与破坏已无法避免，引发的环境纠纷也日益增多，且矛盾冲突愈演愈烈，已经严重破坏了社会的稳定，针对此类纠纷，传统的诉讼解决方式已无法全面高效的进行及时的处理，环境纠纷aDR制度正在此时走入了大众的视野，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一、我国环境纠纷概述
（一）环境纠纷的概念
环境纠纷也可被称为“公害纠纷”，这一说法起源于日本，是人们在对自然资源的利用和开发过程中产生的矛盾与冲突。目前学界并没有对环境纠纷确定一个明确的定义，本文认为，应从广义和狭义两个角度来理解环境纠纷的定义。广义上的环境纠纷指可能发生在所有适格的环境法律关系主体之间的由于环境权利与环境义务的分配产生的纠纷，包括民事、行政、刑事领域。而狭义上的环境纠纷仅仅指的是环境民事纠纷，发生在平等的民事法律关系主体之间，本文接下来主要探讨的是狭义上的环境民事纠纷。
（二）环境纠纷的特点
1.环境纠纷具有专业性。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许多的便利，同时也带来了日益严峻的环境问题，科技进步的同时必然会产生附带的垃圾与废弃物，例如电子垃圾、化工厂排出的污水，在处理此类环境纠纷案件时，往往需要具有专业技术的人员或机构对背后所涉及的专业性原理进行鉴定和说明，但受害当事人一方往往只是普通的公民，并不具有这种专业知识，从而造成了举证方面的困难。
2.环境纠纷中双方当事人的力量对比不平等。在目前发生较多的产业型环境纠纷中，存在着双方当事人力量严重不平等的现象，加害方一般均是具有一定实力的工厂或企业，甚至可能会受到地方政府的扶持，相反，受害方则通常为普通居民，双方不仅在经济实力上存在着较大的差距，在专业技术的掌握上，收集证据的便利性方面，受害方处于一种明显的弱势地位。
二、aDR制度概述与环境aDR机制
（一）aDR的概念及特征
aDR（alternativeDisputeResolution），也被称作“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最早起源于美国，我国长期致力于aDR制度研究的范愉教授为aDR所下的定义是：“对诉讼以外的其他各种纠纷解决方式、程序或制度的总称。”aDR最初主要用于解决劳动争议，如今已发展成为包括谈判、调节和仲裁及其派生形式在内的纠纷解决方法体系。aDR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征：
1.程序上的非正式性。aDR具有简易灵活的特点，相对于诉讼程序的复杂性和高成本，这种特点凸显了aDR特有的程序利益，能够降低当事人纠纷解决成本，节约了司法资源。
2.形式的多样化。aDR具有较强的民间化性质，其机构的数量和覆盖面均有明显优势，同时，司法性aDR和行政性aDR各有特定的形式和适用范围，在功能上可形成互补。
3.纠纷解决过程的非对抗性。aDR以促成和解以及和平解决纠纷为价值取向，双赢与平和是其中最受到关注的价值，也是当代世界对aDR最为认同的优势。
（二）环境纠纷aDR机制
aDR机制运用到环境纠纷解决领域是在上世界60年代，当时在世界范围内科学技术发展迅速，尤其是工业技术的蓬勃发展，人类越来越依靠牺牲环境来换取经济增长，环境的破坏日渐严重，此时人们的环保意识逐渐提高，造成了环境诉讼爆炸式增长，而法院无法及时有效地处理如此规模的诉讼，而诉讼制度的局限性也在此时体现出来，由于诉讼程序的严格性，案件从受理到判决通常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长此以往环境纠纷案件处理的效率必然降低，降低了法院在群众心目中的公信力。环境纠纷又是一种新的纠纷形式，法律本身具有的滞后性决定了仅仅凭借诉诸法院以期解决纠纷并不现实，在这种背景下，环境纠纷aDR机制得到了迅速的发展。
环境纠纷aDR机制的出现对传统环境诉讼制度起到了很好的补充作用，由于aDR处理纠纷过程的平和性，对环境纠纷这种新型纠纷，更应该从维持社会稳定的起点出发来解决，考虑到当事人双方今后的关系维系，应该把消除对立作为解决纠纷的出发点和价值取向，与严肃的审判相比，非对抗性的aDR程序更容易使当事人在一种平和的氛围中解决，可以有效地缓解社会冲突，拓宽受害人寻求救济的有效途径。
三、我国环境纠纷aDR机制的现状及问题
环境问题已经上升为关系到国计民生的重要问题，国家在环境立法方面也体现出了政府处理环境纠纷的决心。最新的《环境保护法》修正案已经于2014年4月24日修订通过，将于2015年1月1日正式施行，最新的《环境保护法》针对备受关注的环境公益诉讼作出了进一步具体的规定，包括有权进行公益诉讼的主体等。在环境立法迅速发展的同时，与法律法规相配套的环境纠纷民间调解等其他诉讼外纠纷解决方式也一直存在并处于不断发展的过程中，具体来说我国环境纠纷aDR机制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协商解决
协商是双方当事人在平等的基础上，就纠纷自行达成一致的解决意见，其实协商本质上是一种交易，双方当事人通过不断反复的协商过程，使双方最终能够在某些方面达成一致，使得纠纷得到和平解决。这种纠纷解决方式成本较低，故在现实中采用较多，但协商能否成功完全取决于当事人的意思自治，而污染者通常又不愿主动承担责任，协商的优势因此得不到很好的发挥。
（二）调解解决
调解是指在纠纷解决过程中介入中立的第三人，对双方进行劝说，促使当事人能够做出一定的妥协和让步，从而使纠纷得以解决的过程。目前我国针对环境纠纷的调解主要包括行政调解和人民调解。行政调解是指行政机关根据法律的规定扮演第三人的角色，对环境侵权案件中双方当事人针对的赔偿责任和赔偿金额进行调解，并作出行政调解书的调解方式。人民调解的主要组织形式是人民调解委员会，为我国特有的制度，根据自愿的原则对双方当事人进行调解，并达成调解协议。调解员通常情况下熟悉本地区的社会情况，可以采用更加灵活的方式解决纠纷。
（三）仲裁解决
仲裁是指纠纷双方根据有关规定或双方协议，将争议提交到一定的机构，由该机构居中裁决的制度。我国目前并未将仲裁列入法定解决环境纠纷的方式，也没有专门的环境纠纷仲裁机构，但在我国的某些地区如上海、黑龙江已经开始进行环境仲裁的试探，但达成的仲裁协议仍不具有法律效力，使得环境仲裁处于一个尴尬的地位。
可以看出，环境纠纷的aDR机制在我国已经初步形成，但仍然存在着一定的问题。首先是缺乏多样性的aDR解决模式，仅仅依靠协商与调解已不足以应对日渐复杂化的环境纠纷；其次，非诉讼制度与诉讼制度未能形成良好的衔接，虽然aDR机制对环境纠纷诉讼制度形成了良好的补充，但协商、调解达成的协议通常不具有法律效力，协议的履行完全依靠当事人的意愿，也就意味着当事人完全可能推翻协议拒绝履行，最终仍将诉诸法院，不利于我国环境纠纷aDR的良性发展。
四、我国环境纠纷aDR机制的完善
（一）建立环境仲裁制度
如前所述，我国目前仍未将仲裁作为一种解决环境纠纷的法定程序，使仲裁具有的高效性、保密性、专业性等程序优势无法在解决环境纠纷中体现出来。首先，可在《环境保护法》中将仲裁明确规定为解决环境纠纷的其中一种法律途径，使利用仲裁解决环境纠纷有法可依；其次，根据我国目前国情来看，可并不急于建立专门的环境仲裁机构，因其成本太高，只需在现有基础上对仲裁机构加以制度上的完善，由普通仲裁机构负责环境纠纷即可；再次，基于环境纠纷包含的专业性，在选任仲裁人员时，应特别关注那些有着环境科学背景的人才；最后，在环境仲裁管辖问题上，应实行地域管辖，因环境问题的地域性，实行地域管辖更有利于现场的取证。
（二）设置专门的环境纠纷行政处理机构
这是全世界多数国家所采纳的做法，如日本的公害调整委员会，我国可以采取以下做法：在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内部建立专门处理环境纠纷的机构，该机构有权对环境纠纷进行调解、作出裁定等行政处理，具体来说就是秉持着先调解的原则，工作人员积极从中斡旋，努力争取调解的成功，如调解失败则应立即作出行政处理决定，且行政处理决定应被赋予强制执行的法律效力，否则行政处理决定将会变成一纸空文，使群众对政府失去信心。
（三）赋予和解、调解协议以法律效力
除法院进行的司法调解外，法律并未赋予民间在处理环境纠纷时达成的和解、调解协议以强制执行的法律效力，使得和解与调解制度的功能受到严重的制约。和解或调解协议是当事人基于意思表示一致而达成的契约，故在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条件下，应将和解、调解协议视为当事人之间缔结的合同，当事人应履行合同中约定的义务全面地履行，如有一方不履行或不完全履行时，另一方当事人可依据协议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法院在全面了解情况后，应认定不积极履行一方当事人须承担违约责任，并同时以强制执行制度作为后盾保障。
（四）加强aDR与诉讼制度的衔接
在处理纠纷时我国同时存在着诉讼制度与非诉讼制度，但二者之间的协作不足导致了仍不能形成一套完整的纠纷解决体系，故目前应加强诉讼与非诉讼的衔接，使二者能够合理分工，形成良性“互动”，才能更好地处理环境纠纷。可以针对环境纠纷实行非诉讼先行制度，使aDR成为解决环境纠纷的法定前置程序，这样可使得诉讼的权威性加强，也可形成一套完整的纠纷处理程序，诉讼制度与非诉讼制度也得到了一个严密的衔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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