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监管的理论基础篇1
次贷危机暴露出的不监管理念和监管理论滞后与缺失，要求我们必须加强金融监管基础理论的研究，为进一步的监管改革提供强有力的理论支持。
金融危机本质上是理论危机，是经济金融基础理论危机。此次全球金融危机实质反映出了监管缺失是影响金融稳定和经济增长的最重要风险，而金融监管的缺失又源于缺乏强有力的金融监管理论的支持。回顾百年金融发展史，金融监管理论落后于金融监管实践的要求。截至目前仍然没有一个普遍认同的占主导地位的核心理论。从强化金融监管的实践看，金融监管无一例外是应对金融危机的直接产物，往往是危机后金融监管各种假说和流派相继出现，其滞后性显而易见。而分析既有的金融监管理论，无论是公共产品理论、信息不对称理论、金融脆弱性理论等均有不同程度的缺陷和不足，监管的“利益冲突论“”寻租理论“”道德风险论“”监管失灵论”等“监管捕获论“”成本论”也对政府的监管效应提出质疑。而在监管的完全性上，金融监管理论一直脱胎于政府对经济干预的经济学原理，只注意到了金融体系对整个经济的特殊影响，却往往忽略了对金融活动本质属性和金融体系运作特殊性的研究，对金融体系或金融活动本身的风险关注不够，比如对高科技发展和金融创新带来的金融衍生品监管问题，混业经营趋势下对那些虽无银行之名，但却行银行之实的影子银行体系（克鲁格曼，2008）带来的风险如何监管，事实上影子银行系统的监管一直处于真空地带，也是导致这场危机的主要原因，在资产证券化和金融衍生交易工具虚拟链条无限延伸中，影子银行系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在金融监管理论与实践上，如何化“亡羊补牢”为“未雨绸缪”，使金融监管理论和实践的发展摆脱危机导向的轨道，逐渐提高先验性、事前性和灵活性，摆脱从惨痛的经验教训中才能获得前行的动力的魔咒，建立强有力的金融监管理论是摆在金融理论工作者面前的紧迫任务。
二、迅速走出市场原教旨主义“监管理念迷失”的陷阱
凯恩斯在他的著名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结尾部分写道：“无论祸福与否，世界始终由思想统治。”这句名言精辟地阐述了秉承什么样的经济金融学思想的重要性。市场原教旨主义强调个人自利行为的合理性和自由放任的必要性，其核心理念是对市场机制的顶礼膜拜，迷信市场是万能的，可以自动实现均衡，不需要政府以任何方式的干预。在金融领域，市场原教旨主义表现为有效市场假说，即金融市场完全和正确地反映了所有与决定证券价格有关的信息。基于有效市场假说，在金融监管上主张和放任金融自由化和金融衍生产品等所谓的创新产品不受监管的无度虚拟化，完全理性人基于完全市场信息能够无偏地反映市场价格，其无限套利行为使市场自动实现均衡。具体表现在：第一，认为市场价格是正确的，可以依靠市场纪律来有效控制有害的风险承担行为；第二，认为问题机构会遭受破产清算实现市场竞争的优胜劣汰；第三，对金融创新不需要监管，市场机制自动淘汰不创造价值的金融创新，治理良好的金融机构不会开发风险过高的产品，信息充分的消费者理性选择满足自己需求的产品；对金融创新是否创造价值的判断，市场优越于监管当局，监管可能抑制有益的金融创新。
然而，个人理性之和并不能导致集体理性之结果，萨缪尔森将其概括为“合成谬误”。而博弈论将其称为“囚徒困境”。纵观金融监管理论演进与金融监管实践发展的历史，在市场原教旨主义理念的羁绊下，在稳定与效率的抉择中，金融监管一波三折，每当经济金融剧烈波动甚至发生金融危机之时，金融监管才被重提和加强，一旦经济金融回复平稳，金融监管就又被遗忘或弃之一旁。回顾左右金融监管与不监管的经济基础理论发展史，可以清楚地看到，自由放任经济自由主义一直都是西方世界指导经济发展的主流思想。尽管中间穿插着凯恩斯的宏观经济理论和其他的针对市场失灵而主张的政府干预理论，但主张市场可以自动平衡的完美市场经济假说始终占据统治地位，成为放松监管和不监管的理论基础。美国监管当局正是在市场原教旨主义理念的支配下，在意识观念上过度迷信自由市场是万能的，因而造成实际行动中有效的金融监管的缺失。
反思金融危机，未来金融监管向何处去，是重蹈历史覆辙，回到市场原教旨主义那里去，还是居安思危，始终坚持适度监管不动摇，是我们必须回答的重大问题。
三、探寻科学界定市场和政府干预边界的理论与实践突破口
值得肯定的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迅速发展起来的行为金融学的研究成果开始动摇了主流经济金融理论的权威地位。行为金融学是运用心理学、行为学和社会学等研究成果与研究方式来分析金融活动中人们决策行为的一门新兴的理论学科。该学科以真实市场中“正常”的投资者为理论基石代替主流经济金融理论的“理性人”原则，结果表明现实市场不完美，有效市场假说不成立；现实市场中的投资者有限理性和有限套利，使证券价格达不到理性均衡水平，因而市场不能自动实现均衡。具体表现在：
第一，金融市场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金融消费中存在着欺诈，消费者可能购买了自己根本不理解的产品，比如迷信信用评级机构的评级，受其误导，表现出非理性行为，成为“庞氏骗局”中最后跟进的“傻子”。
第二，从微观层面看单个金融机构是审慎理性行为，如果成为金融机构的一致行动，在宏观层面反而可能影响金融系统的稳定，比如混业经营模式下，单个金融机构来看是理性的风险分散行为，但如果很多金融机构采取相同的混业经营行动，类似的风险敞口会导致系统性风险，即个体理性不意味着集体理性。
第三，市场纪律不一定能够控制有害的风险承担行为，比如华尔街奖励短期财务业绩的扭曲的激励机制和鼓励冒险的高管薪酬制度，促使投资银行和商业银行的高管们铤而走险，进行过度的投机交易和追逐短期的高额利润，助长了高管的过度风险承担行为。
第四，“大到不能倒”的问题金融机构具有负外部性，很难通过市场出清的方法解决。比如如果问题机构有支付清算等基础性业务，破产可能有损金融系统的基础设施，构成系统性风险。第五，金融创新不一定创造价值，有可能存在重大风险。
金融监管的理论基础篇2
关键词：金融衍生品；理论选择；监管法制
一、世界金融衍生品市场视野下的我国金融衍生品市场
（一）金融衍生品的形成及发展
金融衍生产品是相对于基础性金融产品而言的，其价值的决定依赖于对基础性产品标的资产价格走势的预期。在金融市场中，基础性金融产品既可以是货币、股票、债券、外汇等金融资产，也可以是金融资产的价格，如利率、外汇汇率、股票价格指数等。金融衍生品的出现，是在国际金融市场上，金融资产价格发生剧烈波动，基础产品市场交易利差大幅变化的情况下，满足投资者保值、赚取有关资产差价（套利）或投机等种种需求的结果。
弗兰克・J・法博奇认为，“一些合同给予合同持有者某种义务或者对一种金融资产进行买卖的选择权。这些合同的价值由其交易的金融资产的价格决定，相应地，这些合约被称为衍生工具”。巴塞尔银行监督委员会认为，金融衍生品是一种合约，该合约的价值取决于一项或多项背景资产或指数价值。1992年，在启动金融期货20年后，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默顿・米勒将金融期货的推出誉为“过去20年里最重要的金融创新”。
金融衍生品是指从“基础性金融工具”或“传统金融工具”中衍生出来的新型金融工具，即根据某种相关的金融资产预期的价格变化而进行定值的金融工具。其突出的特征在于其合约性价值的存在。基础性金融工具主要有三种形式：利率或债务工具的价格、外汇汇率、股票价格或股票指数。这些基础性金融工具的衍生品主要包括金融期货、金融期权、互换和远期和约等。
（二）我国金融衍生品的市场现状
20世纪90年代初，金融衍生品市场随着我国金融体制的市场化改革开始出现。1990年后，我国开始引入期货市场及外汇期货、股指期货、国债期货、权证交易等，大部分因缺陷过多而被迫中断试点，暴露了我国金融衍生市场的一些问题，如法规不健全、信息披露不规范、市场监管不严格等。
由于金融衍生品独特的风险转移和价格发现等功能，不断受到市场追捧并发展壮大。随着我国加入wto、汇率制度的改革和股权分置改革的逐步推进，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健全，适应经济新形势的发展需要，近两年我国逐步增加了金融衍生品品种，试点次级抵押贷款、资产证券化、黄金期货等品种，并准备推行融资融券、股指期货等金融衍生品。但金融衍生品在推动金融市场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巨大风险。随着全球金融危机的进一步加剧，我国金融衍生品市场问题也逐步暴露，从2008年南航Jtp的末日疯狂到高德炒金事件，都给投资人带来了一定的灾难。
二、金融衍生品发展中监管理论的策略选择
从发达国家的情况看，各国都重视对金融衍生品市场的监管，并根据本国具体情况，建立了具有特色的金融衍生品市场监管模式。而如何使得金融监管卓有成效？分析研究金融监管的否定性理论也会给我们带来一定的启示：金融监管否定性理论主要包括特殊利益论和社会选择论。特殊利益论信奉市场经济和放任主义，认为监管政策反映的是参与政治过程中的各种利益集团的要求，监管是为被监管的行业利益服务的，因此监管面临着多方面的成本和道德风险，监管对于问题的解决是无益的。社会选择论是在特殊利益论的基础上发展而来，这一理论将经济学中的市场概念移植到行政决策中，把监管认定为具有自利的理性的“经济人”，对于集团间的利益讨价还价之后的财富再分配，因而“政府不一定能纠正问题，事实上反倒可能是某些问题恶化”。
客观地说，两种否定性理论假说都存在着一定的合理成分，同时在实践中，各国在金融监管中也曾经出现过一些类似于理性“经济人”为自身谋求利益的情形，这些情形的发生对于政府监管信用构成了巨大的威胁，这种源于外部的道德性风险必须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
三、我国金融衍生品市场监管现状及对策分析
（一）我国金融衍生品市场监管现状
法规体系建设不完善。法律是监管的基础，目前我国金融衍生品方面的立法相对滞后，且政出多门。现行的与金融衍生品有关的法规，基本上都是各监管机构针对具体的衍生产品制定的，缺少统一的金融衍生品监管法律，缺乏衍生品交易和风险管理的相关指引，尤其不能有效应对金融衍生品风险具有跨系统、跨部门蔓延的特性。
监管主体过于分散。目前，我国金融衍生品市场是多头管理，央行、银监会、证监会等都在各自领域负责相应机构金融衍生业务的监管。由于部门分割，既形成在许多领域的重复监管，也存在一定的监管真空。各监管机构之间尚缺乏统一的协调机构，同时也缺乏共识的战略规划。
行业自律组织作用不明显。我国目前金融衍生品市场中的行业自律组织有中国期货业协会和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分别成立于2000年12月和2007年9月。由于缺乏管理部门的有效授权，行业自律作用得不到充分有效的发挥，金融衍生品市场的宏观管理手段以管理部门的行政手段为主，协会自律管理手段不足。
（二）完善我国金融衍生品市场监管的对策建议
1.加强金融衍生品市场监管的法制建设。第一，市场准入制度是指对开展金融衍生品业务的金融机构、金融市场交易者、从业人员资格以及进入市场交易的金融衍生品合约等的最低要求。第二，风险监控制度指金融监管当局依照既定量化检查标准、定性控制目标及风险综合控制等规定，对金融机构从事金融衍生品交易的风险进行监督和管理的法律制度。第三，信息披露制度是保障市场机制充分发挥作用的基本金融监管制度。从规范披露内容和披露形式两方面着手，提高信息披露的有效性，促使衍生品交易的公开、公正和公平，提高透明度。第四，危机救助和退市法律制度是为了维护金融体系的安全和稳定，及时化解、处置、救助既有风险的法律制度。必须建立金融机构预警机制和存款保险制度，这在对外资金融机构的监管和保护我国投资者利益方面尤其重要。
2.强化国内金融监管权力的整合和协作机制的建设。我国金融监管体制的安排是多头分业监管体制。目前我国金融监管机构主要有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和中国人民银行四家，其分工有着制度上的安排。《证券法》第179条第8款规定：“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可以和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建立监督管理合作机制，实施跨境监督管理”。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于2004年6月28日颁布的《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在金融监管方面分工合作的备忘录》授权监管机构负责对外联系，并与当地监管机构建立工作关系；要求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密切合作，就重大监管事项和跨行业、跨境监管中复杂问题进行磋商，并建立定期信息交流制度。
3.加强国际间监管力量的协作机制建设。随着金融危机不断深化，国家单边采取措施显然已经不适应形势的需要，急需国家间监管力量的联动性不断增强。而实践中，政府间金融衍生品交易监管合作是规则导向的，主要通过双边或多边条约、谅解备忘录进行。由于国际组织颁布的规则通常采取软法的方式，我国对这些国际通行的监管标准审慎、合理的采纳，可促进我国重新审视国内衍生市场的内在属性和风险管理状况，在一定程度上弥补衍生交易监管体制的不足并为国际监管协调奠定基础。
参考文献
金融监管的理论基础篇3
[论文摘要]金融工程是随着世界经济环境的变化和全球金融的创新发展起来的。当前，我国金融工程还处于起步阶段，其发展还存在着一系列问题。为了有效地解决这些问题，我国必须加快金融体制改革，稳步建立金融市场化体系；健全国家金融监控体系，增强抵御风险能力；加强金融信息系统建设，提高金融部门的运营水平；建立金融风险防范系统，努力规避和化解金融风险；加大金融工程的创新力度，不断增强金融行业抵御风险的能力；注重相关部门的合作，强化信用体系建设。只有这样，才能使我国的金融工程快速、有序、健康地发展。
一、金融工程的含义
金融工程(financial engineering)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兴起的金融技术和金融学科，它是现代金融学、信息技术和工程化方法相结合的交叉科学，是金融科学的产品化和工程化。“金融工程”一词最早是由美国金融学家约翰-芬尼迪(john d.finnerty)于1988年在其发表的论文《公司理财中的金融工程纵观》中提出的，他将金融工程的概念界定为：“金融工程就是资本市场参与者运用现代金融经济理论和现代数学分析原理、工具和方法，在现有的金融产品、金融工具和金融方法的基础上，不断地创造及发展新的金融产品、金融工具和金融方法，为金融市场参与者发现金融资本价格和规避风险，发掘新的金融机会，以实现投资者预期经济目的、增进金融市场效率和保持金融秩序稳定的一项应用性的技术工程。”约翰·芬尼迪(1998)认为，“金融工程包括创新型金融工具与金融手段的设计、开发与实施，以及对金融问题给予创造性的解决。”芬尼迪对金融工程的定义被金融业内认为是最恰当的。金融工程的另一个具有代表性的定义是由英国金融学家洛伦兹-格利茨(lawreiicegalitz)提出的，他在其著作《金融工程学：管理金融风险的工具和技巧》一书中给出了一个定义：“金融工程是应用金融工具，将现有的金融结构进行重组以获得人们所希望的结果。”洛伦兹·格利茨(1998)认为，金融工程的目标是重组金融结构以获得所希望的结果。例如：对于投资者来说，金融工程能够使其在风险一定的情况下获得更高的投资收益；对于公司财务人员来说，金融工程可以帮助他们消除目前尚处于投标阶段的项目风险；对于筹资者来说，金融工程可以帮助他们获得更低利率的资金。
笔者认为，金融工程的概念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上的金融工程是指一切利用工程化手段来解决金融问题的技术开发，它不仅包括金融产品设计，还包括金融产品定价、交易策略设计、金融风险管理等各个方面。而狭义上的金融工程则主要是指利用先进的数学及通讯工具，在各种现有基本金融产品的基础上，进行不同形式的组合分解，以设计出符合客户需要并具有特定属性的新的金融产品。这里采用的是广义的金融工程概念。标准的金融工程一般包括三个步骤。一是目标分析。识别客户所要达到的特定目标，详细分析目标实现过程中将要面临的各种障碍。二是金融产品开发。根据现有的制度环境、市场状况，运用现代金融理论和技术，设计相关分散或转移风险的方案，并据此来为客户开发新的金融产品，并用科学的方法定价。三是后续管理工作。金融产品开发成功以后，尚有大量的后续管理工作，如密切观察金融产品的运行状况、分析客户所承担的风险、根据市场整体情况对金融产品进行调整。
二、我国金融工程发展的障碍分析
(一)金融体制障碍
当前，我国的经济体制整体还处在转轨时期，这在金融领域也表现得非常突出。在金融工程建设方面，由于金融企业的改革还没有突破传统的国有企业改革模式，存在着严重的所有者缺位现象，企业缺乏应有的竞争压力和创新动力，风险管理意识淡薄，缺少应有的风险防范手段，这就使金融工程的发展缺少内在的主体需求。另外，处于体制转轨时期的整个金融业的外部环境建设方面也相对滞后，金融工程的法律制度建设方面还存在着一定的问题，这既限制了金融资本的自由流动和创新，也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金融工程的正常发展。
(二)基础设施、技术障碍
金融工程的发展离不开良好的设施和先进的技术，它要求金融业基本普及电子计算机技术和先进的通讯技术，实现信息处理和传输的电子化，使资金划拨、金融产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开发能高效、快捷、安全地进行。当前，尽管我国金融领域的基础设施建设发展较快，技术水平也有大幅度提高，金融业务电子化已经初见成效，但我国当前金融业中的信息基础设施还不健全，金融电子化、网络化的水平还较低，而且还未能在金融市场中的各个领域中广泛推广，距离一体化、快捷、高效、安全的信息传输网络建设还有很大的距离。这种状况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我国金融工程的正常发展。
(三)从业人员的素质障碍
从理论来源上讲，金融工程应属于交叉学科，它一方面吸收了经济学、金融学和投资学的基本原理，另一方面又融人了运筹学、工程学、物理学等学科的精华。这就要求金融工程的从业人员不仅要掌握经济学、金融学等方面的理论知识，还要懂得数学建模等方面的知识，而且还需要具备较强的实际操作能力。目前，我国的金融业从业人员存在着两种极端的现象：大部分从业人员虽然对金融理论的基本知识掌握得较好，但缺乏金融数学等理工方面的知识；另一部分人员则与之恰好相反。因此，在金融工程建设中缺少全面发展的复合型人才。这种状况严重制约着我国当前金融工程的建设。
(四)市场障碍
金融工程的发展和运用需要发达、高效的金融市场作为基础。当前，我国的基础金融市场体系发育还不成熟，这严重限制了金融工程的发展空间。其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我国金融工程在发展中缺乏真正的市场主体。当前，我国金融市场交易中的主体主要是国有商业银行、国有企业及非国有经济单位。由于我国改革还处在新旧体制转轨时期，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相对滞后，其运行机制还没有完全脱离计划经济的模式，金融企业名义上是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法人实体，但实际上却是只“负盈”不“负亏”，存在着风险与收益不对称现象。当企业在高风险中运行时，国有企业的人等获得由此可能带来的高收益，而可能发生的损失则由国家来承担。这会导致这些市场参与主体过度追逐风险，使每一个设计初衷良好的金融工程产品都有可能变为追逐风险的工具，从而加大金融风险。这无疑将对我国金融工程的发展产生不利的影响(黄胜，2008)。其次，金融价格市场化程度不够。金融工程是在科学理论的指导下利用市场化的价格来实现金融风险的市场分配和动态管理。价格的市场化是大力发展金融工程的必要前提。但是，目前我国金融价格市场化程度却不够高，主要表现为：汇率、利率受非市场因素影响太大，市场化进程举步维艰；证券市场虽然市场化程度较高，但证券价格、市场涨跌大都受政策影响。这在一定程度上不利于金融业的正常发展，同时也会给金融工程的发展造成一定的阻力。再次，金融工具品种太少。当前，我国缺少多样化的投资工具，投资者把存款和证券作为主要的投资工具，金融衍生工具品种太少，而且应用范围也非常有限，这不利于金融风险的化解。
(五)金融监管障碍
金融监管是金融机构正常运转的必要条件，但是，我国当前金融机构却存在着严重的监管不力现象。首先，存在监管目标模糊、监管责任不清现象，使金融监管部门对自己的职责、业务范围不够明确。其次，存在监管手段单一、监管技术落后问题。监管部门主要运用行政手段直接监管金融机构，而其它手段(如法律手段、经济手段等)则运用较少，在监管技术上还主要局限于运用传统的监管方式，缺乏对新技术的利用和创新。第三，注重事后处罚，缺少过程监督。当前，我国的监管大多是金融损失已经产生后才去介入，虽然这样能给后来者起到警示作用，但造成的许多损失是已无法弥补的。第四，缺乏对监管部门本身的监督。目前，除了党的监督和上级监督之外，很少有其他机构可以对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三个专职监管机构开展工作的合规性和效率性进行监督和制约。这种金融监管体系将严重阻碍我国金融工程的健康发展。
(六)金融理论障碍
金融工程的发展离不开金融理论的支持。当前，我国金融理论的发展存在滞后现象。一方面，在金融学的学科教学上，课程设置不尽合理，对现代金融理论特别是金融工程的学习不够。这就造成了我国的金融理论主要停留在理论描述、定性分析及经验判断的阶段上，而缺少运用工程化手段来解决金融问题的定量分析。另一方面，在金融实践中，存在金融理论与实际联系不紧密的现象，金融从业人员由于缺乏应有的数理分析能力，不能利用金融工程来规避利率风险，更不能利用金融工程来设计新的金融产品。这种理论学习和理论应用的滞后性不利于我国金融工程的正常发展。
三、我国金融工程发展的对策
(一)加快金融体制改革，稳步推进金融市场化体系建设
作为一项系统性工程，金融工程的发展既要以“一定宏观经济制度为基础，又要以一定微观金融市场发展为条件”(孙锐，2004)。为此，我国要进一步加快金融体制改革的步伐，在健全金融宏观调控体系的同时，进一步理顺银行与企业的关系，使两者真正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市场法人实体和风险管理的市场需求主体。同时，要按照国际惯例和我国市场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进一步加强金融法制建设，使金融工程的建设既有法可依，又具有相应的法律保障，走一条“先严格规范，后持续发展”的道路。在金融市场建设方面，我国金融工程的建设也必须与国际金融业的发展接轨，稳步推进利率市场化和人民币资本市场的自由兑换进程，理顺政府调控与资本市场的关系，重点发展金融衍生工具市场，逐步建立全面的金融资产价格市场化形成机制，为金融工程的快速、有序、健康发展营造一个优质的环境。
(二)健全金融监管体系，增强金融行业抵御风险的能力
金融监管是金融机构正常运转的必要条件，在金融全球化的背景下，我国必须树立“风险为本的监管理念”(杨风华，2008)，建立健全的金融监管体系。在当前的金融工程建设中，首先，要制定监管目标，明确监管责任，使金融监管部门对自己的职责、业务范围有一个清楚的认识。其次，要提高监管技术水平，多管齐下。监管部门不但要运用行政手段直接监管金融机构，而且同时要辅之以法律、经济等手段对金融机构进行监管；在监管技术上不但要运用传统的监管方式，而且还要重视新技术的利用和创新。再次，要加强监管部门之间的合作，实施混业监管。目前，我国不但要重视党的监督和政府的监督，更要加强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三个专职监管机构相互的合作，在必要时实现金融的混业监管，及时地防范和化解金融衍生工具产生的风险，为金融工程的建设提供可靠的保障。
(三)加强金融信息系统建设，提高金融部门的运营水平 金融信息化是我国金融平稳、安全运营最基本的生存支撑环境，没有金融信息化就没有现代金融服务。改革开放以来，信息科技与金融业务高度融合，已成为金融业打造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手段。ft已经与金融业务完全融合到一起，它不仅仅是金融的支撑平台和基本工具，而且已经深入到业务本身，成为当代金融决策、管理和实施的基本手段。因此，在当前金融工程建设中，一方面，要进一步加大对信息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力度，逐步完善金融业的综合业务系统；另一方面，还要充分利用这些综合系统中所积累的信息，进一步强化金融信息系统建设，优化业务流程、减少金融交易的时滞、增强市场流动性、提升业务创新水平、增强防范金融风险的能力，为社会大众提供更好的金融服务。
(四)建立金融风险防范系统，努力规避和化解金融风险
当前，由于我国金融市场发展还不够完善，金融监管难度较大，金融业中的风险随时存在。为此，我国必须建立科学、有效的金融风险防范系统。首先，要建立金融风险预警系统。通过设定一系列风险预警指数，并根据对这些指数的计算及时向社会发出预警信号，使人们对金融风险有充分的准备，有效地应对金融风险。其次，要建立金融风险分析系统。通过对金融风险预警系统得来的相关指数进行综合分析，为金融风险控制系统提供科学的依据。再次，要建立金融风险控制系统。由国家和其它社会组织通过多种手段合理分配政府、市场、民间机构、家庭及个人的风险管理责任，对金融风险加以控制，以期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最后，要建立社会风险补偿系统。要构建有较强的适应性、系统的、动态调整和迅速反馈的金融风险补偿机制，有效地处置金融风险，及时补偿金融风险损失，维护经济稳定，进一步推动社会发展(冯志宏，2008)。
(五)加大金融工程的创新力度，不断增强金融行业抵御风险的能力
金融创新是指金融内部通过各种要素的重新组合和创造性变革所创造或引进的新事物，它是一个以盈利为动机推动、缓慢进行、持续不断的发展过程。当前，在我国的金融工程建设中，要在加大金融制度和金融组织创新的同时，特别加大金融业务的创新。目前，在发展金融工程时，要根据我国金融市场的发育情况、监管情况以及客户的需求情况，权衡收益与风险，有步骤、分阶段地不断设计、开发和利用我国的金融工程产品。对于一些风险较小、简单易行的金融新业务要及时推行；而对于国际上先进的金融衍生工具，要根据实际情况有选择地引进和推广，以不断化解风险，推动我国金融工程的有序发展。
金融监管的理论基础篇4
[论文摘要]近年来，我国商业银行出现了与证券、保险等业务领域逐渐融合的综合化经营趋势。如何在我国现有“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的法律框架内实现对银行综合经营的有效监管，逐步构建科学的银行综合经营监管模式，防范和控制银行综合经营风险，稳步推动银行综合经营发展，是亟待研究的课题。从理论与实践两个角度分析了国内商业银行以金融控股公司实现综合经营的发展趋势，反映出国内现行监管模式面临的挑战并对其问题进行剖析。在此基础上，借鉴美国的伞型监管模式形成一系列
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贸易自由化、金融一体化的发展不断加速，面对我国加入wto后，金融业尤其是商业银行顺应世界金融潮流和市场经济规律实行综合经营的呼声越来越高。综合经营在
（一）监管主体、职能及监管体制框架
监管主体主要包括：
（二）基于伞型监管体系下的监管措施主要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1．加强各监管机构之间的协调机制以及机构之间的监管数据的共享建设。在现阶段，可考虑在强化各监管机关的责任、分工的基础上，建立各监管机关间规范化的协调制度和有关负责人定期联席制度。通过有关机关负责人的定期联席会议，解决监管中出现的矛盾和冲突。同时，运用现代计算机技术建立金融监管资料信息共享制度，提高监管效率。
2．监管者应从控股公司层次强化对控股公司的外部监管措施，包括对金融控股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的审查和谈话机制，控股公司信息披露的方式和规格以及控股公司各子公司间的防火墙措施，如业务限制、人员限制和信息限制等。通过这些措施，配合其他功能型监管机构的工作，实施对金融控股公司整个业务流程的控制。
3．督促和鼓励控股公司建立基于自身业务风险管理的内部风险控制的机制和评价体系，实施自律性质的风险约束。防范经营风险不仅是外部监管对公司的强制要求，也是公司基于自身利益最大化的选择。监管者应积极支持公司的内部风险控制和管理体系的建立和完善，并充分了解这一体系的运作和有效性。
4．监管当局应建立资本金与控股公司运作风险相联系的计算方式，迫使金融控股公司加强内部管理，降低风险资产的比重。综合监管者可以在各功能型监管者对各自监管对象所需要资本金的总量评估基础上确定控股公司应该交纳的资本金。
5．健全金融自律型组织，充分发挥其监管作用。金融自律型组织是金融业自我管理、自我规范、自我约束的一种民间管理形式，它可以通过行业内部的管理，有效的避免不正当竞争，规范其行为，与监管当局共同维护金融体系的稳定与安全。金融自律组织参与监管，主要负责金融从业人员的培训、会员的管理、为会员提供信息服务，及时与监管当局沟通情况，及时向社会有关监管信息等。
四、结论
综上所述，本文通过对我国综合经营发展趋势以及国内商业银行监管模式的研究，得出以下几点结论：
金融监管的理论基础篇5
关键词外资银行；监管；金融监管
截至2007年5月末。共有42个国家在华设立了75家外国银行。在25个城市开展业务。已批准改制的外资法人银行12家，外资银行的营业性机构186家。其中，改制后的法人银行分行79家，外国银行分行95家，中外合资银行3家，外商独资银行7家，财务公司2家，获准经营人民币业务的外国银行分行86家，法人银行12家，16家外资银行入股中资银行。外资银行的进入，对提升国内银行的经营理念和管理水平，促进中资银行的发展，加快金融产品创新等方面，均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但和此同时。外资银行的大规模进入。必将对我国的银行业竞争格局、市场秩序甚至金融平安产生重大影响。鉴此，我国应加快和外资银行相关的政策调整、体制改革和宏观管理工作，尤其应当加强外资银行监管法律制度的完善。
一、外资银行监管的理论基础
外资银行是东道国引进的具有外国资本的银行。外资银行监管是指从东道国的角度出发，金融主管机关及其执行机关或有关机构依据国家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和国际公约对外资银行机构和外资银行的市场准入、业务经营和市场退出等进行监督和管理，促使其合法稳健运行的一系列行为的总称。具体来说，外资银行监管由监管主体、监管对象、监管目标及监管方式四个基本要素构成。
(一)外资银行监管的经济学理论基础
世界各国在外资银行监管的实践和理论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众多的经济学理论，为外资银行监管奠定了理论基础。
1金融体系的内在脆弱性理论
金融体系的内在脆弱性即金融体系的内在不稳定性。金融体系不稳定性假说是指私人信贷机构，非凡是商业银行和相关贷款者具有某种内在特性，即这些机构不断经历着危机和破产的周期性波动。这些金融机构的崩溃会传导到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并产生总体经济水平的下降。该理论最早由美国经济学家凡勃伦(Veblon)提出，但人们公认系统地提出金融体系内在不稳定理论的是海曼·明斯基(Hymanpminsky)，他认为，以商业银行为代表的信用创造机构和其他相关贷款人的内在特性引起信贷资金供求不平衡。这样就会导致金融危机，使银行经历周期性危机和破产风潮。另一经济学家查尔斯·金德尔伯格(Charles·Kindleberger)也从周期性角度来解释金融体系风险的孕育和发展。他认为宏观金融风险的产生和积累是不同经济人非理性或非均衡行为的结果。
2社会利益理论
社会利益理论亦被称为市场调节失效论。该理论起源于20世纪30年代美国经济危机时期。当时人们迫切要求政府通过金融监管来改善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的低效率和不稳定状态，并恢复公众对国家货币和金融机构的信心。社会利益论认为：在完全竞争条件下，由于市场价值规律的功能，竞争的结果会使社会利益最大化。但市场不能在竞争方式下运转即市场失灵时。必须有一种降低或消除同市场机制失灵相联系的手段，这种手段就是管制。市场机制失效的原因在于市场本身具有市场缺陷。从金融市场看，其市场缺陷表现在以下方面：第一，银行业的不完全竞争性，即金融机构的竞争和其他行业一样存在垄断和不正当竞争新问题。第二，银行的负外部性。银行的负外部性包括一家银行机构破产导致多家银行机构破产的连锁反应的系统失灵风险以及由于过度竞争造成一般贷款标准和利率的降低的传染效应。第三，信息不对称。一般说来，在金融市场上存在两方面的信息不对称：一是在存款市场上，存款人难以了解银行的经营管理和资产组合状况，存款人在信息方面相对于贷款人处于劣势。二是在贷款市场上，由于借款人对其投资的项目拥有更多的信息。银行难以准确认定借款人具体投资项目风险的高低而相对借款人处于信息劣势。因此。政府和金融监管当局有责任采取必要的办法减少金融体系的信息不完备和信息不对称。
(二)外资银行监管的法律价值分析
法律价值是指作为客体的法律对于一定主体需要的满足程度。外资银行监管法律制度反映了各个国家和国际社会对外资银行监管的法律价值追求。从法理上分析，外资银行监管法律制度主要体现了以下价值目标：
1秩序价值
秩序的存在是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条件，“和法律永远相伴的基本价值，便是社会秩序”。通过对外资银行监管，加强外资银行的内部控制机制，以及来自政府管制、行业自律、市场约束等外在控制机制来维护东道国、母国以及国际金融市场的市场秩序。同时，通过外资银行监督法律制度，明确金融监管当局的组织体系、职责、运转程式等，实现对外资银行的有效监管，从而进一步稳定社会经济秩序。
2平安价值
平安价值是指法律能够直接确认和保护人们的生命、财产、自由等。满足人们的平安需要。外资银行的经营活动是在全球范围内进行的。交易活动比一般国内银行更为复杂，也面临更多的经营风险，必须通过监管立法保证其交易的平安性，从而保证外资银行资产和广大客户及存款人信用的平安。同时。由于金融市场固有的市场缺陷。金融体系非凡是银行体系轻易面临系统风险，外资银行的经营风险还可能导致东道国整个银行体系和金融体系的不稳定。国际金融风险和金融危机通过外资银行向东道国传递也会给东道国的银行体系和金融体系的稳定带来威胁。和此同时，外资银行的自身经营平安对母国金融体系的稳定也有一定的影响。因此。各国为了维护本国金融体系的平安，都要对外资银行进行法律监管，用法律手段调整跨国银行和其他社会主体所形成的社会关系。
3效益价值
金融监管的理论基础篇6
论文摘要：本文从社会诚信基础、监管信息系统、监管重点三个方面论述了中国金融监管存在的问题，并提出根据国情构建中国特色有效银行监管框架，从而有效地防范金融风险。
一、西方银行监管模式不断发展，促进了金触全球化银行监管发展
发达国家在经历了20世纪80年代的金融危机后，在最近的二十年内，其有效的金融监管模式、体系和市场约束降低了风险并抑制危机的蔓延，逐步建立起完善的金融监管制度。西方银行监管模式和体系建立在社会诚信基础上，强调银行监管的法治，金融监管是在一系列的市场经济制度框架之内，同时西方银行监管都是以计算机和网络技术为支撑，拥有先进、高效、安全和功能完善的金融监管信息系统。而且系统内不同部门之间收集信息数据互补性很高，并采用各种复杂数学模型及其统计方法对金融监管进行科学的分析和评价，提高了金融监管的效率和准确性。
二、中国银行业监管存在的问题
(一)社会诚信基础薄弱
目前我国监管部门所采用的尖端手段要发挥效力，潜在的假设基础是:被监管机构提供的会计数据、原始凭证和有关资料是准确无误的，真实地反映了被监管机构的经营业务活动。但是在我国目前的社会经济状况下，社会的诚信基础薄弱，财务信息真实的前提条件远未充分具备，使银行监管机制效力在实践上很有限。由于目前尚无有效的方法杜绝严重的会计作假和信息失真，实际上监管当局也是默然的被动的接受这一前提条件。
(二)监管信息系统存在的严重问题
1.缺乏总体规划。我国的金融监管信息系统的发展由于没有总体规划，使得已有的各系统孤立存在，使用的技术手段参差不齐，开发的平台各种各样，因此很难使得系统之间的信息共享，形成了一个个监管信息孤立，无法有效的实现整个系统的集成。
2.数据采集的规范性差，真实性得不到有效保证。目前我国金融监管的数据采集还处于分散的状态，谁使用谁采集。由于信息是多头采集，各部门之间没有进行积极而有效的沟通，因此使得数据在口径、报送时间不一致使得各系统的信息无法共享，这也很难保证真实性。
3.缺乏科学的分析方法和手段。目前正在运行的金融监管信息系统是进行简单的分析处理功能，无法对金融风险进行有效的评价，使得一些潜在的金融风险无法通过系统发现，金融监管仍停留在监管人员自身素质和直觉判断。
(三)监管重点不突出
1.重市场准入管理，轻持续性监管。我国银行业监管过分注重市场准人监管，而风险监管尚处于探索阶段，对金融创新工具的监管不足。对当前银行业普遍开展的“银证通”、“一柜通”等金融创新如何进行全方位的监管，如何与其它监管部门协调配合，都缺乏深人研究并形成有效的监管制度。我国金融机构的市场退出监管几乎是空白。如，中农信、海发行等金融机构市场退出，最终都是通过中央银行的再贷款实现的，这不仅弱化了中央银行基础货币乘数效应，削弱了市场惩戒约束机制，而且容易形成道德风险，最终会形成较大的经营风险，使得金融机构觉得“大而不倒”，无法确保监管当局监管的有效性。
2.重合规性监管，轻风险性监管。当前管理当局侧重于商业银行执行法规政策所实施的监管，但随着银行业的创新和发展，侧重于合规性的监管的缺点就不断暴露，由于这种方法市场灵敏度较低无法全面反映商业银行的风险。而在风险性监管上存在着风险识别严重滞后，无法准确度量银行风险等问题。随着我国加人了wto融人了全球金融的一体化，银行的业务多样化，监管的难度急剧扩大，监管部门在对风险、危机的认识和处置严重滞后，迫切需要建立新的监管方法和监管程序以提高监管质量，以尽早地识别银行财务状况的恶化和有问题的银行。只有以全面提高监管当局人员的监管水平为前提，结合中国的国情，银行监管应以风险监管为主，合规监管为辅。
3.重外部监管，轻内部控制。我国商业银行一级法人治理机制不健全，特别是国有独资的商业银行行政机关色彩浓厚，机构层次过多，从总行、一级分行、二级分行、支行、分理处直到储蓄所，网点布及全国各地，法人治理半径小而管理纵深，管理模型呈现垂直型。董事会、监事会无法有效控制下面分支机构的经营活动。商业银行内控机制有待完善，商业银行账务信息管理和账务处理过于分散，会计核算与会计监督、会计报表生成过于下延。内部稽核机制在现有的技术手段和会计核算与会计监督体系下无法确保系统内部经营和财务信息准确无误。商业银行内部稽核是整个监管机制的基础。商业银行不能自律，作为外部监管部门，银监局对商业银行监管机制要发挥效力就失去了最基本的客观前提条件。
三、构建中国特色有效银行监管框架
(一)加快商业银行(尤其是国有商业银行)改革步伐，按现代企业制度要求积极推进改革
积极推进国有商业银行综合改革，以市场经济为导向，以产权制度为改革突破口实行现代企业制度，努力把国有商业银行办成真正的银行，从根本上说，只有取消国有商业银行的行政级别，国有商业银行才能实现现代企业制度，只有改革商业银行的行政级别，才能真正实现以降低成本，提高效益为中心的经营活动。如果商业银行的机制不改变，实施银行有效监管、提高监管效率也只是一句空话。
(二)以法人监管为基础，改革银行监管运作模式，提高监管效率
金融监管的重心和准则就是对存款人负责，预防金融风险对社会稳定的冲击，这里的基本准则就是法人监管，其他的监管均为法人监管服务，所有信息都是为法人监管而做。只有这样，才能有效提高监管效率，也有利于节省人、物、财力。
(三)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存款保险制度以维护金融体系的稳定
在目前体制下，唯有组建存款保险公司，实施存款保险，可以使小金融机构在平等的条件和大型金融机构展开公平竞争，可以有效地解决中小金融机构的支付困难，从而确保社会稳定。
(四)监管手段的改进与完善:存款利率控制和强化市场纪律
一是将存款利率控制作为资本充足率的辅助监管手段。二是强化市场约束，解决信息不对称性，保证信息的可靠性、透明度。
金融监管的理论基础篇7
关键词QDii监管 二元监管运动模型监管链 金融监管
一、QDii与监管
QDii制度(即QualifiedDomesticinstitutionalinvestor，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是在资本项目未完全开放的国家或地区实行的一种过渡性跨国市场投资制度。和QFii制度(合格的境外机构投资者制度)一样，QDii制度本质上是一种资本跨国流动的安排机制，是中国资本市场发展到特定阶段与国际资本市场开始接轨的重要一环，也是资本项目未完全开放国家参与国际资本市场的重要途径。我国自2006年允许银行、基金管理公司和保险机构投资境外理财产品以来，各种QDii产品层出不穷，有银行系、基金系、券商系和信托系。现有QDii运行特点是：立法先行，起步顺利，运行平稳，效果不尽人意。虽然QDii业务的推出对我国经济发展存在许多理论上的正效应，但是它也在客观上考验着我国金融监管，对中国的金融监管尤其是开放条件下的中国金融监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从QDii的运作原理和监管特点来看，QDii既涉及国内监管，又涉及东道国监管。国内监管一是由于QDii需要在境内筹集资金成立基金，二是QDii的资金进出都要经过金融监管部门以及国家外汇管理局审批。东道国监管是因为基金的投资目标是东道国的资本市场。
在监管体制上，我国的QDii出台已经涉及到金融混业的问题，目前我国的分业监管，银监、证监、保监都有严格的监管分工，因此必须有机构对这些交叉性的金融机构和金融产品进行监管，才能在当前有效地监控金融风险。作为一种交叉型的金融业务，QDii运作模式已对我国目前机构型的金融监管体制提出了挑战。虽然迫于现实的压力，已推出了以中国证监会、中国银监会及中国保监会为核心的备忘录式联动合作监管机制，但是这种君子式的合作并不能解决QDii等交叉性金融业务所衍生的跨业监管问题。
从国际环境上讲，QDii的发展存在诸如汇率风险、市场风险、信用风险等。从国内监管角度看，其提升的空间至少有：(1)提高QDii产品设计能力的监管，增加产品的原创性，这是QDii监管的必要措施；(2)加强QDii市场细分的监管，逐步扩大投资市场的范围，在监管的可控条件下进一步分散风险；(3)加强QDii境内外业务的交流与合作监管，逐步发挥自身在投资决策中的主导作用，尽快提升监管管理水平；(4)重视QDii风险控制的监管，充分披露产品的风险点，真心实意地关心投资者，为其创造更好的风险收益；(6)加大QDii投资者教育力度监管，将投资者教育纳入项目申报程序之中等。
QDii监管研究的目的是希望把监管理论变为有轨、有距、有限、有制的理论基础，以理论影响QDii的实际运行，使投资行为与国家规范并重，使经济利益与社会责任并举，将动态量化的监管模型纳入决策体系，从理论上催生金融宏观实证分析管理格局，为政府对未来金融混业经营进行有效的监控奠定理论分析基础。
二、监管理论、监管模式与监管标准
(一)监管理论与监管模式
当前世界各国的金融监管政策体系基本上是建立在新古典微观经济理论基础上的。该理论体系认为，政府实施金融监管是为了社会公众利益而对市场过程不适合或低效率的一种反应，是纠正金融市场垄断性、外部性、传染性、脆弱性等所引起的市场失灵的制度安排。理论与实际的较大反差，使我们不得不重新考察目前金融监管理论基础及其政策的合理性。关于金融监管有效性，或者说是必要性方面的专门论述，成体系的学说有：公共利益理论、利益集团理论、权衡理论和法律理论。监管理念从20世纪30年代至70年代的“严格监管、安全优先”，到70年代至80年代末的“自由化，效率优先”，再到90年代以来的“安全与效率并重”，经历了一系列的演变。
从现行监管理论发展看，金融监管可分为分业监管和统一监管两种基本模式。分业监管是指由不同金融监管机构实施对不同金融产品、不同金融机构和不同金融市场的监管，监管机构间没有隶属关系，各自在其权属范围内执行监管权利、履行监管义务。统一监管是由一家金融监管机构对所有金融机构、金融产品和金融市场的监管，监管者不仅要对金融安全和稳定负责，防范和化解系统风险，还要对金融机构的审慎经营、商业行为进行全面的监管。这一组织形式又被称为“全能监管”模式。这一模式最典型的代表是英国。
在混业经营背景下，如果采用分业监管由多个监管者同时对同一个单独的金融机构实施监管，必然造成监管重复、监管低效和成本浪费。对跨市场金融产品监管容易出现盲点和真空。功能性监管的概念最早是哈佛商学院罗伯特・默顿提出的，是基于金融体系基本功能而设计的更具有连续性和一致性，并能实施跨产品、跨机构、跨市场协调的监管，或者说是按金融业务的种类来划分监管领域，对于给定的金融活动，无论是谁从事的，均由一个监管者进行监管，其目的是提高监管流程的秩序和效率。
功能性监管有两大优势：首先，在分业监管条件下，金融监管机构各自为政，相互之间的协调、沟通比较困难，监管效率不高，监管成本增加，随着金融市场的不断发展变化，金融监管机构一体化(即统一监管)应比分业监管更为有效。其次，金融机构的混业经营现象已经成为一种趋势，建立统一的金融监管机构能够全面覆盖各类金融机构，堵住金融监管漏洞。
有效的监管体制的一个基本特征是监管必须全面而没有监管漏洞。本轮金融危机挑战了以往监管方法赖以建立的主要理论假设，尤其是有关理性市场和市场具有自我调节功能的理论。全球政府正致力于推行全面监管改革并寻求国际协作，其共识是仅仅改进规章制度和市场行为远远不够。我们还必须从根本上改革监管架构和机构，使其现代化。当然创立一个从根本上截然不同的监管体系，是一项复杂的任务，需要花费数月、乃至数年的时间。
QDii的过程是一个复杂的投资过程，同时伴随着资本监管过程。针对QDii运行特点，我们提出二元监管运动模式。此模式突破“单责单利”监管理念，在跨市场投资风险条件下，以国民利益准则作为分析对象，将双重利责标准(即大众利益与国家利益、经济责任与社会责任)统一在同一个决策平台上，确定以两种利益协同的定性定量“二元监管”创新监管
模型。用全程监管、接点要素链接的研究方法，将QDii监管纳入一个动态的、数量和质量相结合的模型之中。
(二)QDii监管标准问题
新巴塞尔资本协议提供了相对完整的银行内部全面风险管理体系。对我国而言，对新巴塞尔资本协议的学习、借鉴与引入也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自从新巴塞尔资本协议基本框架颁布以来，国内相关学者对协议本身以及对中国金融监管体制的影响做过一些论证与思考，但总体上不够系统和全面。“操作风险管理与监管有效措施(SoundpracticesforthemanagementandSupervisionofoperationalRisk)”应该是国人学习和制定监管制度的关键环节。
依据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的《有效银行监管的核心原则》和《核心原则评价方法》，结合QDii具体情况，我们认为QDii有效的监管的标准研究应包括以下范围：
1、市场准入监管标准
这是特许机构的资格认定标准。包括注册资本数量、财务状况、经营期限，是否有违规记录等考核标准。目的是选择具有较高资信和资金实力的机构投资者。对进入QDii市场的机构进行预期生态的求证，期待以此确保选择健康的QDii准入者在中国QDii市场的最佳开发期进入，确保选择具备设计良好产品能力的运营者和境外合作伙伴及训练有素的运营队伍。严格的QDii准入标准，有助于屏蔽、抵制潜在的非标准、违规运营商出现，造成oDii市场上的生态机体大面积的坏死，同时培育运营商的社会责任。
2、产品设计的监管标准
通过QDii产品设计的收益和风险、市场实用性、产品的成熟度等数据的评估，来确定QDii产品的质量、数量、额度、投放时间、投放空间及预算损益等。其意义是通过QDii产品设计监管和申报监管，确保一个健康、合适的产品在适当的时间上市，从而完成制造产品中的制造过程和制造保证的双重监管程序。从实际操作上研究QDii产品质量和数量监管标准，使QDii行业标准、职业标准进入QDii产品准入体系，有助于在宏观上控制oDii投放规模，促进质量保证体系早日形成。
3、交易监管标准
对机构汇出汇入资金的监控标准。对已上市的QDii产品交易、交割的过程进行分析取证，完成交易交割的数据监管控制程序。oDii交易交割的数据监管控制的功能研究是针对交易交割过程的技术和规范而来的。
4、操作监管标准
是对QDii操作效果的寻证探究。这个模块是“操作的实验模块”，通过对实验模块运用全程评估，将QDii产品的准入、产品设计、交易过程、操作规范整合在一个链条上，在管理上会形成paCD循环，在QDii投放上会将操作风险降到最低。操作监管标准效果评估模块是双重标准，既监管外在操作环境标准。同时评估自身内在操作监管工作标准。研究QDii制度的监管标准，有助于打破条块分割、窗口式审批、运行无标准、投诉无依据的监管局面，从制度上确立综合的、权威性的、独立行使职权的国家监管系统(如国家金融监管技术中心)，从监管制度、监管范围、监管技术、监管素质确保金融监管的国家和大众双重利益关系的统一。
5、退出标准
QDii运营机构产品退出机制与oDii机构产品的市场准入机制同样重要，oDii运营机构产品退出机制、产品退出效果是监管效果考评研究的重要一环。
三、QDii二元监管运动模式框架
根据QDii投资流程与监管原理，笔者设计了一个既符合巴塞尔协议标准，同时基本能达到规避风险、有效监管目的“二元监管运动模型”(以下称为“模型”)。“模型”以监管风险、监管信息为核心要素，以“监管链”为监管的运动路线，以市场稳定利益与投资消费利益得失为监管目标，以“QDii运动链接点”为监管质量、效果评价体系的程和站点，使监管运动科学有序地进行。二元监管运动模型原理如下图所示：
(一)“模型”示意图说明
1、“模型”的概念
示意图由监管指标体系(上半部)和申报评估体系(下半部)组成，构成了监管链的流程结构。根据二元监管运动模型原理，上半部分是QDii监管单元，下半部分是QDii营单元。
2、“模型”的功能与程序
监管单元的功能是用“质量监管过程程序”的方法完成监管运动过程。运行单元的功能是用“质量评估程序”的方法完成运动节点的运动过程。整个二元监管运动模型的功能是使QDii稳定、有序、调整、提高的过程。监管的程序是后一道程序监管前面所有的程序。
3、“模型”的意义
二元监管运动模型“监管单元”的责任是国家利益与大众利益的“二元责任体”，二元监管运动模型“运营单元”的责任是经济责任与社会责任的“二元责任体”。二元监管运动模型建立在这两个体系之上，其意义在于稳步开发QDii市场，在“经世济民”的原则下维护国家利益。
4、“模型”的运动规律
QDii监管单元的模块与QDii运营单元的模块一一对应，每一个模块都设立了特定的指标体系。其指标有流程有方向，单元上的节点的量化含义协同了监管模型的运动规律。也就是说：将“QDii监管”贴近每一个“QDii产品”，使“监管”伴随“产品”，在同一个时间和空间里按照监管的指标参数和流程，控制着与其发生关系的全部因素、全部过程。
(二)“模型”与传统监管模式的异同
“分业监管模式”的概念是将涉及到QDii运营的各个行业系统进行条条分割，行业内条条上的监管由各个行业系统自律管理。条条上的“分业监模式”的优势是熟悉分业专业监管，将监管行业化(如银行、证券、基金QDii等)，以分业为基点分而制之。劣势是QDii监管全国为一盘散沙，各自为政、各行其道、漏洞百出，这种“谁家的孩谁抱走”的监管原则已不适应中国的走出去新市场战略。“统一监管模式”的核心概念是实行监管功能制，按照新巴塞尔的监管标准的准则，在趋同新巴塞尔协议的轨道上建立一个以监管功能为基础的“统一监管系统”，统一体系的优势是打破了各自监管的分业状态，建立起一个以世界监管原则为基础的国家统一监管体系。其劣势是失去针对性监管的分业效果，产生了无细分的QDii监管功能，使得整体监管效果下降。“统一监管模式”的另一个问题是基本上摆脱不了新巴塞尔协议的轨道，使得“统一监管模式”在实践上“水土不服”，因为“建立起一个以世界监管原则为基础”的QDii监管系统对发展中国家没有约束力，对监管不利，会产生监管腐败和监管失控。四世同堂吃了“洋大锅饭”，而“洋大锅饭”的基础是在“谁家的孩谁抱走”的基础上修修补补，“半混业状态”下QDii的运营却没有有效的“半混业监管”理论与有效制度。
QDii二元监管运动模型优势是：(1)兼顾了传统
监管实行条块分割的优势；(2)引入了监管的质量概念，形成了制造过程监管和质量保证监管；(3)由运动和节点构成的“监管链”更灵活地跟踪了QDii的运营全过程；(4)将模型参数化是将监管理论从制度经济学带入数量经济学范畴的理论创新。
(三)“模型”的核心思想
“模型”的核心思想是以“质量监管”为基础进行研究的。监管质量是通过“制度质量保证”和“过程质量保证”共同来完成的，其中事先的“制度”是“模型”中的静态，是“监管制度质量保证”的一部分，而过程是动态的。“QDii产品”在经营活动中的监管，是运营监管的一部分，“过程质量保证”应紧随其中。“过程质量保证”在资产配置运营、类属资产配置运营、区域资产配置运营等形成监管源(监管基础)。“制度”和“运营”构成“监管质量概念”，并以静态的质量和动态的质量监管功能体现在“模型”中，形成“QDii监管制度的质量保证”和“QDi[监管过程的质量保证”的全过程。
(四)“模型”的风险与信息监管
在研究方法上，“模型”采用定性与定量研究的同步协调思路，围绕“QDii风险和QDii信息”这个监管的核心，将QDii监管运动过程“接点化”、“要素化”。针对运动中的要素模块设计“监管子模型”，将子模型的风险要素与信息要素统一在协同状态的“监管群”中，再将“监管群”的量化分析用网络跟踪的方法与QDii运动对接。将QDii市场准入监管模型、QDii产品设计技术的监管模型、QDii交易交割的数据监管控制、QDii监管与公共信息、退出其不意机制监管分别作出框架分析，使用量化的研究方法再逐渐寻证循环推理，从而派生出“框架分析层”的精简和叠加层。在使用量化的研究方法的过程中，为了拟合“QDii监管模型”研究中的数据和指数模型关系，将“定性分析理论方法数据化”与“QDii监管模型”接轨。
(五)“模型”监管运动基本规律
QDii监管运动基本规律是：由执行运动使命的线路将QDii纳入监管的传送轨道，按照一定的“标准”完成QDii的使命。将QDii运到所需要的节点，形成了一个有规律的称为“监管链”的系统。“监管链”系统结构由QDii执行运动使命的线路和执行停顿使命的接点两种基本元素组成。线路与接点相互关系、相对配置以及其结构、组成、联系方式不同，形成了不同的“监管链”系统，“监管链”系统的水平高低、功能强弱则取决于网络中两个基本元素的配置。每一个QDii的产品，其投资方略、市场选择、管理方式也不尽相同，成功与失败都产生于它们的配合、配置之中。而“监管”的概念不仅仅是“金融市场警察”的概念，监管应该是一个系统。通过0Dii监管运动基本规律研究，建立oDii监管体制的转变、QDii监管标准总体框架等，对监管者和被监管者实施严格、明确的价值问责制度。
(六)“监管链”链接点原理与功能
QDii链接点是QDii运动的组成部分，是监管的要素和关键环节。“QDii链接点”的基本功能是衔接功能、信息功能和监管功能。这些基本功能将QDii平滑地运动到QDii设计指令的方向去。QDii链接点的意义在于它不仅是一个监管的计量单位，而且还是监管的一站的质量、效果评价体系。
1、“监管链”衔接功能
QDii链接点将各个“监管链”系统线路联结成一个系统，使各个线路通过接点变得更为贯通而不是互不相干。归纳出“监管的衔接功能”标准。
2、“监管链”信息功能
QDii链接点是整个“监管链”系统或与接点相接QDii的信息传递、收集、处理、发送的集散地，这种信息作用在“监管链”系统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一方面它是“监管链”工作指令，同时也是“监管链”其他接点顺利联结成有机整体的重要保证。归纳出“监管的信息功能”标准。
3、“监管链”监管功能
“监管链”集中设置于“监管接点”之中，实际上，“监管接点”大都是集管理、指挥、调度、信息、衔接及风险处理为一体的“监管接点”综合设施。整个“监管接点”的运转的有序化和正常化，整个“监管接点”的效率和水平取决于“监管接点”的管理职能实现的情况。归纳出“监管功能”标准。
“模型”的原理是一个带有计量标准的功能，在制度经济学与管理经济学中间将计量经济学引入其中，它对金融监管和宏观经济学的发展有填补和完善的意义。
四、创新QDii监管体系的理论思考
QDii监管，实际上也是中国与国际金融接轨的途径。在开放市场条件下，中国的外汇收支常项及投资的安全是否能得到保障，是QDii研究的要素之一。QDii是一个复杂的跨国金融投资行为，从宏观政策到操作运营、从国家利益到投资消费利益、从经济发展到金融微观监控需要一系列的监管理论与监管措施的出台，因此，广泛地思考“创新QDii监管体系的理论”是中国金融发展的迫切要求。本文根据提出的QDii监管模式，就宏观更宽泛的层面，就“创新oDii监管体系的理论”问题提出下面几点思考：
(一)QDii监管的进程是一个理论与实践的交叉过程，保证了创新与风险协调
金融危机暴露出各国金融监管框架无法管理全球性的金融体系。QDii监管危机呼唤创新QDii监管理论体系，提高监管效力，其理论涉及各个领域。从对冲基金、QDii、场外衍生品交易到卖空行为，再到金融机构、投资者、抵押贷款发起机构和信贷评级机构的业务实践，都是监管的研究对象。从目前中国运行的情况看，QDii监管研究的重点应该是在政策和解决方案的层面上。QDii监管的进程是一个理论与实践的交叉过程，就我国目前QDii运营评估看，实践比理论失败的更为惨重。因此，在决策的执行层面寻找更好的解决方案，将是QDii监管理论与实践的交叉研究过程的核心。“QDii监管运动基本规律”的研究，实际上是决策的执行层面上的监管实证研究。
(二)QDii二元运动监管模型既监管客体同时也监管主体，保证了监管与发展的和谐
oDii决策的执行层面上的监管实证研究的另一个方面是从根本上改革我们的监管架构和机构，使其适应中国稳定的金融预期，使其适应中国由于发展不平衡带来的体制非规范性及市场行为以外的领域的腐败。应该说，QDii运营与QDii监管都是年轻人，尽管各QDii监管机构在协力应对金融危机，然而年轻人容易犯的毛病还是显现了出来。甚至资本主义的老毛病在中国也产生，不同机构权限的相互重叠、权力和管辖范围之间存在的空白区域、能力不均以及彼此间的相互竞争，为“体制弊端”在市场中的繁衍创造了环境。QDii二元监管的监管目标，既监管客体同时也监管主体。这从理论上突破了政府所扮演的“市场警察”以案件为中心的监管目标内涵，使的“形式监管”变为内在的“监管共同体”，“被
动静态”的监管变为“主动动态”的监管，将监管目标纳入质量管理理论范畴之中。“体制”能否被监管，这是理论的，为QDii监管机制能适应中国稳定的金融预期，“体制”被监管这是必然趋势。
(三)QDii监管增加“纳税人监管”的要素，使得经济责任与社会责任并举
QDii监管像一家企业由谁来监管一样，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商业形式。因此，两家产品几乎相同、经济属性类似的金融企业，在监管上可能截然不同。QDii二元监管的思路是围绕“风险和信息”这个监管的核心，使监管链的风险、信息价值统一在协同状态的“监管群”中。再将“监管群”的量化分析用网络跟踪的方法与QDii资本运动对接，形成“监管群”，以此分析作为动态监管决策之参考。除在理论上分散QDii监管的风险，同时，让更有组织性代表性的纳税人评估和理解“风险和信息”这个监管的核心，是还“监管知情权于民”的具体体现。“监管群”的意义在于，QDii监管增加“纳税人监管”的要素。
(四)QDii监管应定义权限及其范围，使国家利益与大众利益均衡
在QDii监管模型中，定义权限及其范围使模型更加有实用性是模型成功的关键。能够激活这些权限的具体情况需严格定义，以便将道德风险降至最低，并保留实施严格风险管理措施的动机。QDii运营中“必要的权限”很多，用“框架分析层”的精简和叠加层方法处理，是监管理论上的创新。
(五)QDii监管的未来
QDii监管是一个对投资者负责、能够灵活适应不断变化的市场、职责明确、与世界各国的同行协力合作。政策制定者们可以完成重大的监管改革，如：扩大央行的权力以监管市场稳定；联合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通过减少重合来强化监管；集中对抵押贷款来源的审查；创建一个可选择的保险法规；启动整合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程序；继续改进清算、结算场外衍生产品的安排，包括针对场外交易，发展得到充分监管和审慎管理的中央清算对手机构，使监管运动更加合乎规律。在二元监管模型中，将QDii监管视为o链和规律运动，揭示其运动原理、确定其接点与接点要素的性质和价值。监管的最终目标是：创新与风险协调，监管与发展和谐，经济责任与社会责任并举，国家利益与大众利益均衡。
QDii监管研究，从管理归属上分析应该是政府及行业监管行为，因此，监管效果与监管成本的比较也是QDii监管研究范围的要素之一。从公共财政预算的角度看“QDii监管”，就应当对监管部门提出相应的成本标准、效果标准，以成为构成考核监管绩效不可或缺的依据。由于篇幅所限，本文没有将“监管成本”展开分析，以期作为后续研究奉献给读者。
金融监管的理论基础篇8
内容提要:从历史上看，美国金融史是一部金融危机和金融改革同步、金融改革和金融理论相互联系的历史。2007年金融危机以来，奥巴马政府推出《2010年华尔街改革和消费者保护法》。该法案作为后金融危机时代金融监管的代表性法律，在政府作为社会公共利益代表和金融企业主体社会责任理念指导下，一方面强化美联储的监管地位，另一方面维护消费者合法地位。从金融改革的历史发展看，目前的金融理论和金融改革，主要是西方金融一体化和利益社会化理论共同主导下的一种结局。
一、美国金融危机与金融理论、金融改革关系史
美国现代金融体系的建立是从1907年的第一次金融危机开始起步。世纪之初的经济大危机促使美国开始强调联邦的集中监管，并于1913年通过了《联邦储备法》，并在次年建立了包含联邦储备局、区域性联邦储备银行和会员银行的联邦储备体系。[1]但在联邦储备银行成立之初，仍然采用原来的银行自由经营原则，美国银行数量急剧上升。1927年美国通过了《麦克顿法》，取消了《1864年国民银行法》“禁止国民银行承销股票”的规定，虽然这种更加自由化的改革带来了1928年的美国股市的虚假“繁荣”，但仅仅一年之后，持续5年多的大危机爆发。危机导致美国约49%的银行倒闭。[2]在危机面前，罗斯福通过加强监管开启了新的监管时代，以《1933年银行法》和《1933年证券法》为代表的立法标志着新监管时代的来临。与此相伴随凯恩斯在1936年出版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提出了所谓的“国家干预理论”，该理论认为虽然包括金融市场在内的自由市场机制尽管从整体上讲是有效的，但自由市场本身自利的天然缺陷会扭曲这种机制使其失灵，这决定了政府对市场的必要性，为保证金融市场的正常和高效运转，传统中央银行的货币管制应转向货币政策，安全优先成为金融监管的核心原则。
在美国，里根总统时期倡导的以货币供给和货币为经济核心的里根经济学成为主导这一时期的金融理论，该理论在金融监管上主张放松金融市场管制。在这一时期还存在诸如特殊利益论、监管俘获理论和公共选择理论，以及以哈耶克为代表的自由银行制度学派等学派，其共同的特点就是强调效率优先应当成为为金融监管基本取向。在这些理论推动下，为推动经济复苏美国国会批准了《放松存款机构管理和货币管制法》（1980）、《加恩—圣日曼法》（1982）等一些法律，赋予商业银行较大的经营范围和空间。而1999年《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更是取消了自1933年以来建立的“分业经营”监管模式，推行以效率为首要价值的“混业经营”模式，从而将使美国金融业迈入一个新的自由金融时代。伴随着这一自由化进程，以信用衍生工具为手段、以效率为最高目的的华尔街精英为世界创造了一个虚幻的金融神话，这种空中楼阁式的经济发展模式为美国的经济崩溃埋下了祸根，尤其布雷顿体系的崩溃为金融风险的世界化开了闸门，最终导致以2007年的次贷危机为导火索的世界金融危机。在新的危机面前，“政府是市场经济守夜人”的新自由主义监管理念被现实打击的灰头土脸。这时，强调社会公众利益是金融市场最大利益（20世纪30年代提出）的主张开始受到人们的重视，该理论“将金融监管作为消除金融市场完全竞争下的市场破产的消极后果的手段看待，是为消除市场破产可能导致的自然垄断、外部效应及其信息不对称等后果而确立”。[3]而且认为金融主体作为企业法人，是独立的市场主体，并且拥有事实上的垄断地位，而且其经营的产品是高度信用化的货币，所以要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在这种情况下，2010年7月美国公布了《2010年华尔街改革和消费者保护法》（也称为《多德－弗兰克法案》），该法案其核心内容是强化美联储权力和责任以及设立新的消费者金融保护局。由于该法案的重要性，它被喻为可媲1933年《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的新监管时代的代表法案。
综上可见，美国金融史就是一部危机与管制法制并行、理论与实践互动的历史，期间经济的繁荣与否、金融创新的水平高低决定了相互之间的关系。
二、次贷危机后的美国金融改革
2007年金融危机以来，在推出多项救市措施后，奥巴马政府提出的《金融监管改革——新基础：重建金融监管》议案获得参众两院通过，并正式定名为《2010年华尔街改革和消费者保护法》。该法案作为后金融危机时代金融监管的代表性法律，在政府作为社会公共利益代表和金融企业主体社会责任理念指导下，一方面强化美联储的监管地位，另一方面维护消费者合法地位。其内容主要可归纳为下面几方面：
（一）监管主体和监管职能变化
1．美联储监管者地位和职能进一步得到强化美国此次的金融改革法案，通过赋予美联储对“非银行”类银行的监管权及对一类金融控股公司进行并表监管权，扩大了美联储监管权力，而且强调这种监管的范围囊括各类银行，无论其是否实行存款保险、无论其营业是否受到特别法案的限制等。该法案之所以强化美联储对“非银行”银行和一类金融控股公司及其附属子公司的监管，尤其将原来属于sec监管范围的对证券经纪/交易商公司的监管权和对对冲基金和其他私人资本基金的监管权全部划归美联储统一监管，目的在于避免多头监管的漏洞，“就是要将美联储打造成为系统风险监管者，并由其对‘非银行’银行和一类金融控股公司制定审慎标准和监管。”[4]
2．成立新的职能监管机构，完善监管权限1999年以“混业经营”为取向的《金融服务现代化法》虽然已经将美联储作为基本监管者地位提到，但对长期分业监管模式下各职能监管机构权限的划分并不完善。新的监管法案在打造美联储为系统风险监管者的基本取向下，把原来对联邦注册的银行机构的分割监管进行整合，成立了全国银行监管局（nationalbanksupervisor），这一新机构系“将货币监理署与储蓄机构监理局合并，在财政部中设立具有独立地位的，负责从事国民银行和外国银行的联邦分支机构及代表处的执照发放，并负责对所有的联邦发照存款机构和所有外国银行的联邦分支机构及代表处进行审慎监管和规制。”[5]另外，新法案还在财政部设立了联邦层面的全国保险办公室，该机构是首次在联邦政府设立代表全国保险公司的机构，其职责在于收集各种涉及保险业务的信息并进行识别其中潜在的危机和风险，并在综合评估后将已经类似于“一类金融控股公司”的任何保险公司向美联储提出监管建议;该保险办公室还被授权与其他国家一起在国际保险监管者协会（iais）中缔结国际协议，并增进保险规制的国际合作。
新法案对于仍然保留的sec和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的监管者地位和相应职责的同时，在保护投资者、确保市场诚信及增进价格透明度等基本公共政策目标指导下，搁置关于场外衍生品究竟是期货抑或证券的争议，提出要进一步协调期货与证券两大机构对市场的规制方法和标准。当然，为便利在各监管机关的信息沟通，新法案还要求设立金融服务监督委员会，负责监测和处理威胁国家金融安全的系统性风险，以对各自市场中出现的金融漏洞和行为能够做出相同的监管和规制标准。
（二）设立保障消费者权益的消费者金融保护局
新法案在继承过去通过金融监管对金融主体市场行为规制的基本思路基础上，在监管模式上增设统一的消费者金融保护局。该机构的设置是从金融消费者角度出发，以维护社会公共利益、消费者权益为目标而设立的对金融主体行为实施规制的机构。消费者金融保护局的在保护金融消费者方面具有非常广泛的权责，从制定金融消费者保护的立法权，到对在其管辖范围内所有提供金融产品、服务的机构都有行政执法管辖权，甚至在联邦法院也可与司法部一道，执行有限的司法。此外，新法案还赋予联邦贸易委员会和sec在金融消费者和投资者保护方面以新的权力和资源对金融消费者和投资者提供保障。在金融改革新法案的基础上，为了使金融改革获得法律保障，美国政府向国会提交了《2009金融服务监督理事会法》、《2009银行控股公司现代化法》、《2009银行控股公司和存款机构监管改进法》、《2009美国保险局法》、《2009投资者保护法》等五项加强金融系统性风险监管的法案，“其目的在于对所有金融机构加强严格统一监管，并建立针对金融体系风险监控、缓释和积极应对的监管体制。”[6]
三、与改革并行的新金融监管理论
此次金融危机使西方奉行的新自由主义监管理念遭受重创。对此，以美联储为核心的美国金融界，无不重新认识到自由市场的纪律必须通过政府监督才能实现。事实上，“金融机构作为特殊经济主体，并非所有金融机构都将股东和客户利益放在第一位，金融欺诈和金融冒险是金融机构利益驱动的自然产物，但是金融机构一旦违规产生的风险必将对社会带来极大损害。”[7]在这种情况下，20世纪30年代的美国经济危机的社会公众利益理论开始受到重视。社会公共利益理论主张金融监管的出发点就是要维护社会公众的利益，金融监管的目的就是通过改善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的低效率和不稳定状态，消除自由竞争可能导致的自然垄断、金融产品的公共属性导致的外部效应及金融产品高度专业化导致的信息不对称等不良后果，以恢复公众对存款机构和货币体系的信心。该理论认为虽然金融市场中，消费者和金融产品与服务提供者都是市场主体，但金融产品的专业性和设计的复杂性，以及金融产品的高度信用化，都决定了在金融消费市场中消费者处于不对称的地位，单纯的信息披露根本不能解决认知不足的问题。从维护消费者权益、维护市场的良性运行出发，必须解决消费者在市场面前理性选择困难问题，通过培养各种专业机构为消费者投资选择、理赔提供帮助。在这种过程中，任何一方的行为都不能是自利的，必须以经济理性为原则，作出整体利益最大化的选择。在这种认识下，金融主体作为拥有事实上的垄断地位的企业法人，加上其经营的产品是高度信用化的货币，所以要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这种理论在危机以后被提及，最根本上在于货币金融领域，尤其随着金融工具创新，特别是信用衍生品市场和资产证券化技术的互动，将资本的功能发挥到极致，极大地推动了金融业务经营模式的转变。但金融危机的爆发使得人们认识到，单纯的市场化信用评级机构和经纪机构往往在至关重要的公信力上，由于无法摆脱自身的盈利性限制，使得往往成为侵害消费者权益的帮凶。在一个个人化社会和政治国家二元的体制下，在强化对消费者事后保障的基础上，通过加强国家监管规范市场主体和市场中介行为保障信息的真实可靠，最终实现金融秩序的有序运行。
四、金融改革趋势
（一）加强投资者和消费者保护监管
高度专业化和技术化的金融市场，尤其金融衍生产品的不断丰富，即使再严格的信息披露制度，对于一般普通百姓而言根本无从真正了解具体的运作情况。这就决定了需要某种机构对金融消费者进行教育或培训或告知真相，以满足消费者知情权，获得安全保障。[8]在这种基本前提下，金融领域的经纪中介和信用评级机构至关重要。但金融危机的爆发使得人们认识到，市场化信用评级机构和经纪中介机构由于无法摆脱自身的盈利性限制，往往成为侵害消费者权益的帮凶。为此，各国以重树投资者和消费者保护的监管目标为国际金融监管改革的重要方面，不仅仅要做到确保信息的真实披露，而且要将控制系统风险作为首要任务。
（二）从整体性上保护消费者权益
危机爆发以来，随着危机的不断深入，2009年10月22日美国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对财政部提交的《金融消费者保护局法案》投票通过。根据该法案，美国将整合原来七大金融监管机构中相应的消费者保护职能成立了新的监管机构，即cfpa，该机构成立后将成为首次经政府授权的、具有对金融产品和服务的消费者提供保护的唯一监管机构。英国在危机后也通过了《改革金融市场》法案，新改革方案中也指出，必须出台保护消费者的新方案，确保金融消费者理赔的便捷高效，而且为了确保消费者能迅速、有效的得到赔偿，规定允许消费者采取集体行动以获取赔偿。新改革法案还要求进一步制定法律以强化fsa的资源，加强信用评级公司监管，以便消费者能够获得真实可信的金融信息和服务，这些对消费者利益保护都有着实质影响。
危机爆发后，欧盟采取了多项金融监管立法改革，以提高对金融消费者保护力度。如出台存款保障计划修正案;提交资本金要求和规范证券化负债等措施，以加强风险管理;提出对信用评级机构监管提议，要求信用评级机构必须公布信用评级方法和模型，并引入信用评级机构注册制等。
从危机后欧美金融监管立法改革方案的趋势表明，在现代法治环境下，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必须建立在完善的法律体系和规范的制度保障上。我国2011年以来，在监管部门的统一安排下，各大银行在各地开始试点金融消费保护工作，并陆续出台了一些内部试行办法，形成了涵盖银行、证券、保险等金融领域，在政府、行业监管者和产品服务提供者共同参与的，从低端市场到高端市场全面保护的新的金融消费保护体系。但整体上我国这方面仍处于不完备状态，尤其作为法律层面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能否适用于金融消费目前实践中也仍存争议。[9]笔者建议，总结我国金融消费保护的经验，借鉴西方金融监管改革的有益做法，在我国现有的“一行三会”监管框架下，从法律层面完善立法，建立一个法律体系健全的金融消费者保护体系。而且在消费者提供金融服务的中介机构，包括信用评级机构，都应当纳入金融消费保护框架下进行规制，弥合金融产品提供者与消费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保障消费者知情权。2011年末我国提出的重视本土信用评级的建议正是在这方面的重要体现。
（三）进一步加强集中监管
后金融危机以前的金融监管体系，多头监管是世界金融监管中普遍采取的监管模式，虽然多头监管在专业化和促进竞争方面具有优势，但多头监管模式虽然提供了细分领域的监管专业化，但由于行业及其部门的分割导致整体监管效率较低，而且因各个监管部门之间各种的分工容易导致监管空白和漏洞，为投机者留下套利空间。这也是金融危机爆发的制度根源之一。所以，要克服多头监管的弊端，必须建立统一的监管主体。但基于自身的金融发展史，西方各国基本都认为多头监管目前依然是监管体制的较佳选择，改革只能是进一步加强监管机构之间的协调。就美国而言，危机爆发前，美联储系兼具货币职能和监管职能双重职能的机构，这种职能重合的监管模式使得美联储监管职责本身就呈宽泛化。美国的新法案改革也只是提出在扩大美联储职能基础上，进一步组建由财政部领导的金融服务监管委员会，以加强监管协作、信息共享并加强风险识别。英国早在20世纪90年代就启动了“金融大爆炸”改革，允许“混业经营”，并整合原来英格兰银行的银行监管部门、证券投资委员会和其它金融自律组织等金融监管机构，成立了新的综合性金融监管机构，即“金融服务局”（fsa）。这种新的金融格局，2000年通过的《金融市场与服务法案》得到了确认。2007年美国的次贷危机后，为继续巩固全球金融中心地位，2009年英国通过了《改革金融市场》白皮书，该法案提出成立金融稳定委员会，负责在金融业的风险和稳定监控方面进行协调，并为今后金融体系的重建摸索经验。
但从历史角度看，美国坚持功能监管基础上的伞形监管架构、拒绝集中监管，英国采用单一监管架构、整合监管权力，这种监管模式的差异在很大程度上也与其各自的政治制度和历史惯例有关。从我国金融监管体制历史入手，笔者认为，虽然集中单一监管在金融危机后日益成为各国进行金融监管改革的方向之一，但我国金融处于初级阶段的国际化、专业化、市场化，使得目前并不适于建立单一监管体制。目前国务院批准的整合央行、财政部金融司、银监会和汇金公司成立的“金融国资委”就是适应新形势金融监管的重大改革，这一改革既符合当前金融监管的国际趋势，也符合我国金融发展的现状。当然，在强化金融监管的同时，必须注意政府系市场监督者，而非市场参与者的基本划分，从监督金融产品提供者、金融服务提供者的行为入手，解决披露信息的真实性和违规时的消费者救济问题入手，以防止监管部门的市场化问题。
注释:
[1]马红霞、严红波、陈革：《美国的金融创新与金融监管》，武汉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5页。
[2]樊亢、宋则杭主编：《外国经济史》（3），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49页。
[3]李喜春：《国际金融监管体制改革及对我国的启示》，山西财经大学2011年硕士学位论文，第16页。
[4]李喜春：《国际金融监管体制改革及对我国的启示》，山西财经大学2011年硕士学位论文，第24页。
[5]鲁篱、熊伟：《后危机时代下国际金融监管法律规制比较研究——兼及对我国的启示》，载《现代法学》2010第4期，第149页。
[6]鲁篱、熊伟：《后危机时代下国际金融监管法律规制比较研究——兼及对我国的启示》，载《现代法学》2010第4期，第153页。
[7]李喜春：《国际金融监管体制改革及对我国的启示》，山西财经大学2011年硕士学位论文，第29页。
金融监管的理论基础篇9
【关键词】金融系统；征信平台；构建
一、通过较高位阶法律文件，明确人民银行金融业统一征信监管主体地位
中国人民银行是否对我国金融征信体制具有监管主体的职能，或是由其他部门或者政府机构进行单独或者公共监管，目前还没有明确的界定。选择中国人民银行作为金融业统一征信监管主体，无论是从理论方面还是实践方面都有依可循。
二、金融业统一征信平台构建模式应以中国人民银行所建立
我国目前的金融监管体系是由“一行三会”组成的，并未设有总揽各类金融监管职能的监管主体，中国人民银行作为维护系统性金融稳定和宏观经济管理的部门，相对而言，更能够站在宏观经济全局的高度，利用能掌握大量经济金融信息的优势，在充分调查的基础上进行深入分析研究评估，提出经济金融和谐发展的对策和措施。在这种情况下，将中国人民银行定位为我国金融征信体制的监管主体，较之选择其他机构或是另行成立专门的金融征信管理机构的做法、显得更为合理和具备可操作性。国务院新“三定方案”赋予人民银行“管理征信业，推动建立社会信用体系”的职责，目前金融业统一征信平台本身也是由中国人民银行负责牵头组织的，所以从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角度来看，让中国人民银行成为我国金融征信体制中的监管主体，应当是一个较为合适的选择。
在实践中，在征信法制建设相对滞后、缺乏充足法律依据的前提下，人民银行作为金融业统一征信平台牵头部门所应具有的权力不足，一定程度上制约了金融业统一征信平台的构建，主要表现在以下三点：一是金融业统一征信平台建设目前主要依靠部门之间的自主协调，尚未形成制度化的安排，各相关部门信息纳入统一征信平台进度快慢不一；二是没有明确人民银行与各参与方在金融统一征信平台建设中应当如何协调，各自的权利和责任有哪些；三是人民银行与公安、民政、司法、财政等非信用信息资源管理部门协调难度较大，尚无法解决数据割据难题。面对上述问题，建议下一步通过较高位阶法律文件，明确人民银行金融业统一征信监管主体地位，以协调各参与部门，加快金融业统一征信平台建设步伐。
维护和管理的企业和个人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以下简称企业和个人征信系统）为基础，将证券、保险、外汇部门的数据信息并入两个征信系统。
关伟在《建设金融业统一征信平台的构想》一文中提出了三种金融业统一征信平台构建模式：一是将证券、保险、外汇部门的数据信息并入企业和个人征信系统；二是建立企业和个人征信系统的子系统；三是建立一个全新的金融业统一征信平台和网络系统。无论从理论还是实践的角度，第一种模式都是比较合适的选择。
人民银行组织商业银行建成的全国统一的企业和个人征信系统，已基本覆盖全国所有从事信贷业务的机构，数据库的信息网络遍布全国银行类金融机构的信贷营业网点，实现了企业和个人信用信息全国联网与应用。截至2011年12月底，两个系统分别为约1800万户企业和8亿自然人建立了信用档案，为金融机构防范信贷风险、改善我国信用环境发挥了重要作用。而其他部门的信用信息系统，如证监会的证券期货市场诚信信息系统、保监会的保险中介管理系统，无论从信息覆盖面、信息量还是应用方面，都无法和企业和个人征信系统比拟。所以，从理论上来说，将证券、保险、外汇部门的数据信息并入企业和个人征信系统，是在确保金融业统一征信平台应用性基础上，建设速度最快、建设成本最低的模式选择。
从实践方面来看，目前，中国银监会、证监会已就参与建设金融业统一征信平台与中国人民银行达成协议安排，采取的都是将银监会、证券会监管中产生的信息纳入企业和个人征信系统的模式。
三、金融业统一征信平台应分步骤在各参与部门采集、共享信息资源
根据国务院《意见》精神，金融业统一征信平台是由中国人民银行牵头组织，在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国家外汇管理局等部门的配合下，与教育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民政部、司法部、财政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国土资源部、环境保护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海关总署、税务总局、工商行政管理总局、质检总局、最高人民法院等部门共同建设的统一征信平台。这里就涉及到统一征信平台信息的三个层次，即金融领域、经济领域和社会诚信领域，其中，金融领域的征信是人民银行工作的重点。目前，企业和个人征信系统采集的数据基本上还是信贷征信的范畴。
依据国务院“新三定方案”，目前人民银行的一项常规性工作就是征信系统的非银行信息采集工作，即致力于企业和个人征信系统信息数据从金融领域向经济领域、社会诚信领域的扩充。但在基层的实际操作中，由于缺乏相关法律法规赋予相应行政权力，形成了主要依靠工作人员个人关系来开展此项工作的局面，导致全国各地区非银行信息采集结果存在较大诧异，数据分割现状难以打破。
建议统一征信平台在“先金融领域、再经济领域、最后社会诚信领域”的大方针下，分步采集和共享信息资源。在信息的采集方面，可以将具备负面信息的法律信息（如证监会诚信档案系统中的上市公司、外汇管理部门的企业和个人违规处罚信息等）纳入企业和个人征信系统，再逐步采集企业和个人的正面信息。信息共享方面，平台的信息披露范围目前主要供人民银行和银行业金融机构使用，待有关查询管理法律制度完善后，再逐步拓展到其他各金融主管部门、政府相关部门，并向社会开放。
金融监管的理论基础篇10
【关键词】金融系统；征信平台；构建
一、通过较高位阶法律文件，明确人民银行金融业统一征信监管主体地位
中国人民银行是否对我国金融征信体制具有监管主体的职能，或是由其他部门或者政府机构进行单独或者公共监管，目前还没有明确的界定。选择中国人民银行作为金融业统一征信监管主体，无论是从理论方面还是实践方面都有依可循。
二、金融业统一征信平台构建模式应以中国人民银行所建立
我国目前的金融监管体系是由“一行三会”组成的，并未设有总揽各类金融监管职能的监管主体，中国人民银行作为维护系统性金融稳定和宏观经济管理的部门，相对而言，更能够站在宏观经济全局的高度，利用能掌握大量经济金融信息的优势，在充分调查的基础上进行深入分析研究评估，提出经济金融和谐发展的对策和措施。在这种情况下，将中国人民银行定位为我国金融征信体制的监管主体，较之选择其他机构或是另行成立专门的金融征信管理机构的做法、显得更为合理和具备可操作性。国务院新“三定方案”赋予人民银行“管理征信业，推动建立社会信用体系”的职责，目前金融业统一征信平台本身也是由中国人民银行负责牵头组织的，所以从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角度来看，让中国人民银行成为我国金融征信体制中的监管主体，应当是一个较为合适的选择。
在实践中，在征信法制建设相对滞后、缺乏充足法律依据的前提下，人民银行作为金融业统一征信平台牵头部门所应具有的权力不足，一定程度上制约了金融业统一征信平台的构建，主要表现在以下三点：一是金融业统一征信平台建设目前主要依靠部门之间的自主协调，尚未形成制度化的安排，各相关部门信息纳入统一征信平台进度快慢不一；二是没有明确人民银行与各参与方在金融统一征信平台建设中应当如何协调，各自的权利和责任有哪些；三是人民银行与公安、民政、司法、财政等非信用信息资源管理部门协调难度较大，尚无法解决数据割据难题。面对上述问题，建议下一步通过较高位阶法律文件，明确人民银行金融业统一征信监管主体地位，以协调各参与部门，加快金融业统一征信平台建设步伐。
维护和管理的企业和个人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以下简称企业和个人征信系统）为基础，将证券、保险、外汇部门的数据信息并入两个征信系统。
关伟在《建设金融业统一征信平台的构想》一文中提出了三种金融业统一征信平台构建模式：一是将证券、保险、外汇部门的数据信息并入企业和个人征信系统；二是建立企业和个人征信系统的子系统；三是建立一个全新的金融业统一征信平台和网络系统。无论从理论还是实践的角度，第一种模式都是比较合适的选择。
人民银行组织商业银行建成的全国统一的企业和个人征信系统，已基本覆盖全国所有从事信贷业务的机构，数据库的信息网络遍布全国银行类金融机构的信贷营业网点，实现了企业和个人信用信息全国联网与应用。截至2011年12月底，两个系统分别为约1800万户企业和8亿自然人建立了信用档案，为金融机构防范信贷风险、改善我国信用环境发挥了重要作用。而其他部门的信用信息系统，如证监会的证券期货市场诚信信息系统、保监会的保险中介管理系统，无论从信息覆盖面、信息量还是应用方面，都无法和企业和个人征信系统比拟。所以，从理论上来说，将证券、保险、外汇部门的数据信息并入企业和个人征信系统，是在确保金融业统一征信平台应用性基础上，建设速度最快、建设成本最低的模式选择。
从实践方面来看，目前，中国银监会、证监会已就参与建设金融业统一征信平台与中国人民银行达成协议安排，采取的都是将银监会、证券会监管中产生的信息纳入企业和个人征信系统的模式。
三、金融业统一征信平台应分步骤在各参与部门采集、共享信息资源
根据国务院《意见》精神，金融业统一征信平台是由中国人民银行牵头组织，在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国家外汇管理局等部门的配合下，与教育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民政部、司法部、财政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国土资源部、环境保护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海关总署、税务总局、工商行政管理总局、质检总局、最高人民法院等部门共同建设的统一征信平台。这里就涉及到统一征信平台信息的三个层次，即金融领域、经济领域和社会诚信领域，其中，金融领域的征信是人民银行工作的重点。目前，企业和个人征信系统采集的数据基本上还是信贷征信的范畴。
依据国务院“新三定方案”，目前人民银行的一项常规性工作就是征信系统的非银行信息采集工作，即致力于企业和个人征信系统信息数据从金融领域向经济领域、社会诚信领域的扩充。但在基层的实际操作中，由于缺乏相关法律法规赋予相应行政权力，形成了主要依靠工作人员个人关系来开展此项工作的局面，导致全国各地区非银行信息采集结果存在较大诧异，数据分割现状难以打破。
建议统一征信平台在“先金融领域、再经济领域、最后社会诚信领域”的大方针下，分步采集和共享信息资源。在信息的采集方面，可以将具备负面信息的法律信息（如证监会诚信档案系统中的上市公司、外汇管理部门的企业和个人违规处罚信息等）纳入企业和个人征信系统，再逐步采集企业和个人的正面信息。信息共享方面，平台的信息披露范围目前主要供人民银行和银行业金融机构使用，待有关查询管理法律制度完善后，再逐步拓展到其他各金融主管部门、政府相关部门，并向社会开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