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事经济纠纷的诉讼时效篇1
国家经济调节过程中，国家经济调节主体运用国家赋予的权力对社会资源进行再配置或者再分配的活动中，而产生的经济权利和经济义务之争，都是经济法纠纷。由于资源的稀缺性、有限性，国家经济调节主体无论如何社会资源和社会财富，都将打破配置或分配既有的平衡，在使部分人得益的同时，也损害了另一部分人的利益，利益受损的一方为了能够最大限度规避损失，这就导致了利益主体之间的利益之争;另外，国家经济调节主体在调节经济活动中，一旦滥用经济调节权，将导致国家利益、公共利益受到损害，就将导致经济法纠纷的出现;不同的经济法主体之间的利益冲突也会导致经济法纠纷的出现。经济法纠纷一旦出现，如果没有得到有效解决，将直接影响经济法的遵守和实施，无法营造平衡和谐的社会经济环境，无法合理分配资源，不利于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解决纠纷的途径和方法一般有四种:协商、仲裁、行政和司法，司法解决被认为是最后的也是最有效的解决纠纷的途径，经济法纠纷也有解决的方式。但是，涉及国家经济调节主体的经济法纠纷，比如国家经济调节主体之间和国家经济调节主体与被调节主体之间的经济法纠纷，由于仲裁机构为社会组织，不能对国家行政机关行使仲裁权，所以不能用仲裁的方式进行解决此类纠纷。此外，如果不涉及国家经济调节主体的经济法纠纷当事人对仲裁结果不服时，就必须提交法院进行解决。理论上来说经济法具有可诉性，也就是说经济法纠纷可以通过司法途径来解决，即经济法纠纷，可以诉求法院寻求解决。经济法纠纷不同于民事纠纷、行政纠纷和刑事案件，这些纠纷的司法解决机制不适用于经济法纠纷，我国的经济法纠纷大都采用行政解决作为最终的解决途径，没有诉求至法院。通过司法解决机制途径来解决经济法纠纷，才能使得经济法纠纷得到有效解决;通过司法解决纠纷，才可以有效地监督和制约国家行政机关权力的行使，也就是制约国家权力机关的经济调节权，从而避免了经济调节权力的乱用，防止了腐败的滋生。
二、经济法纠纷司法解决机制
经济法对具有社会公共性的经济关系有干预、管理和调控的作用，也就是说经济法调整的对象，主要包括国家规范经济组织过程中发生的经济关系、国家规范经济秩序中发生的经济关系、国家在宏观微观经济调控中发生的经济关系、国家干预市场经济过程中发生的经济关系等。经济法调整对象的广泛性决定了经济法纠纷的多样性，刑事诉讼可以解决经济法纠纷中涉及刑事犯罪的经济法纠纷，行政诉讼可以解决行使经济调节的国家行政机关与被调节主体之间的经济法纠纷，可以运用民事纠纷来解决那些不涉及国家行政机关的经济法纠纷主体之间的经济法纠纷。但是，现有的民事、行政、刑事诉讼三大途径都不能有效解决经济法纠纷，寻求新的经济法纠纷司法解决机制，即中国特色的经济法纠纷司法解决机制，成为当务之急。建立中国特色的经济法纠纷司法解决机制，必须立足于中国特色的政治、社会、经济和文化，中国特色的经济法纠纷司法解决机制需要在检控机关、受理机关、以及诉讼程序等方面做出特别的规定，可以创设中国特色的经济法纠纷司法解决机制，来寻求能够有效解决经济法纠纷的有效途径。(一)民事诉讼解决经济法纠纷民事诉讼制度是涉及平等主体之间利益的纠纷，经济法纠纷当发生在平等的主体之间时，可以通过民事司法解决，包括普通民事司法诉讼制度和特别民事诉讼制度。但是，经济法纠纷的主体之间往往地位、能力是不平等的，这就需要对现有的普通民事司法解决制度进行机制改革，可以采用举证责任倒置的措施，或者对当事人中处于弱势地位的一方提供法律援助、以及简化诉讼程序等措施，纠正当事人双方地位不平等的现状;还可以通过降低诉讼成本、推行集团诉讼制度、建立小额诉讼制度、实行电子送达、改进公示制度等措施，纠正司法解决的公正度和效率;加大诉讼程序的公正性，保障司法公正开展。解决经济法纠纷的特别民事诉讼制度包括公益民事诉讼制度，还包括团体民事诉讼制度、公益民事诉讼制度等。(二)行政诉讼解决经济法纠纷行政诉讼是涉及国家行政机关或者法律法规授权行使行政权利的组织或者个人，针对的往往是具体的行政行为，包括普通行政诉讼制度和特别行政诉讼制度。国家调节经济的是由国家或者法律法规授权的行政机关来行使的经济调节权，国家经济调节主体之间、被调节主体与国家经济调节主体之间、受影响的第三方与国家经济调节主体之间的涉及国家经济调节主体的经济法纠纷都可以通过行政诉讼来解决。普通行政诉讼制度扩大了案件受理的范围，建立了集团行政诉讼制度，在行政诉讼的种类、证据收集与举证责任、撤诉与调节等方面做了修正，来适应经济法纠纷司法解决的需要。特别行政诉讼制度包括公益行政诉讼制度、行政执法诉讼制度和机关诉讼制度。
三、结语
民事经济纠纷的诉讼时效篇2
后诉讼时代：纠纷解决体系的结构合理化
按照诉讼制度在纠纷解决体系中的相位和功能，可以将当代中国纠纷解决史分为三个阶段：前诉讼时代、诉讼时代、后诉讼时代。“在中国，九十年代以前可以被称为前诉讼时代，此后，进入诉讼时代。在前诉讼时代，诉讼不是解决纠纷的主要方法。随着法律制度的重建以及商品经济的发展，人们越来越多地依靠诉讼来解决纠纷。因此，非诉讼的纠纷解决方式，比如，一度盛行的调解，逐渐不受重视。诉讼时代的主要特征是就是争议解决方式的渐趋单一化、集中化。它的最主要的问题是高昂的诉讼费用耗费和时间耗费。社会复杂性、纠纷多样性的增强，要求纠纷解决方式的多样化。后诉讼时代是一个民事纠纷可以被多种方式合理解决的时代。
从1986年以来的统计数据看，人民法院审理案件的数量一路飚升
从前诉讼时代到诉讼时代，不仅诉讼解决纠纷的数量在增长，诉讼与人民调解在纠纷解决体系中的结构比例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1990年人民调解纠纷总量为740.92万件，同年民事一审案件数量为291.6774万件，诉讼案件相当于调解案件的39.4%；而1998年，民事一审案件数量达到336万件，诉讼案件数量已经相当于调解案件的63.8％。 据有关人士介绍，2001年诉讼案件与调解案件的数量比例已经基本持平。纵观1980年到2000年20年间，人民调解的组织建设和工作绩效的发展趋势，人民调解在90年代中期达到高潮后逐渐呈下滑趋势，调解人员和调解纠纷数渐趋减少。“强诉讼、弱调解”的纠纷解决体系结构特征已经形成。一个社会的纠纷解决机能能否良性运作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其纠纷解决体系的结构决定的。诉讼时代纠纷解决体系结构的变化，一方面反映了我国在法治化进程中对司法功能的强化；另一方面，对于司法的过高期望也导致了纠纷解决体系的结构失衡。诉讼时代的“强诉讼、弱调解”与前诉讼时代的“强调解，弱诉讼” 一样，都是纠纷解决体系结构失衡的表现。诉讼成本高昂、诉讼迟延和司法腐败可以说是诉讼时代纠纷解决体系结构失衡带来的种种弊端的首当其冲者。从纠纷解决资源的供求规律看，当对一种纠纷解决资源的需求远远超过它的供给能力时，必然导致利用这种资源的困难性，成本高昂和迟延也就在所难免；随着这种资源的稀缺性的不断上升，掌握这种资源的人借以寻租的可能性也会加大，这就为司法腐败营造了可以想象的空间。纠纷的诱因是多方面、多层次的，解决纠纷的方式和途径也应当是多方面、多渠道的，诉讼是多元纠纷解决机制中关键的一元，但是，诉讼的承载能力是有限的，负荷过重必然会损害诉讼的正当性根基-程序正义，进而损害司法的公信力。因此，诉讼时代向后诉讼时代的过渡有其内在的必然性，或者说是一种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相统一的发展向度。后诉讼时代正是谋求纠纷解决体系结构合理化的时代，它将在解构诉讼时代纠纷解决体系结构特征的同时，建构诉讼、调解以及其他纠纷解决方式共同发展、相互促进的纠纷解决体系。暂时还难以对合理、均衡、良性互动的纠纷解决体系结构进行精确的量化，不过，改变“强诉讼、弱调解”的纠纷解决体系结构特征，健全人民调解制度，进一步充实和强化人民调解功能显然是迈向后诉讼时代的第一步。
后诉讼时代、人民调解与市场经济
后诉讼时代是市场经济日益繁荣的时代，市场经济及其支撑下的主流信念系
统有选择人民调解这种纠纷解决方式的内在需求吗？纠纷解决方式与一个社会的经济基础和主流信念系统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和协调性。传统的调解作为中国古代社会的主流纠纷解决方式与马克思所言的亚细亚生产方式和主张以礼乐仁义风化天下的儒家思想、提倡“和为贵、让为贤”的传统道德观“是一体性的。人民调解作为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重要途径，在计划经济时期，在以集体主义和奉献精神为基调的共产主义道德情操的感召下焕发出令西方人称羡的生机和活力。市场经济条件下，人民调解还有能够获得足够运行能量的生存空间吗？
市场经济社会的显著特点就是国家与社会分离。市场经济体制下的社会，是与国家相对分离的社会，社会是人们追求物质财富、精神财富和私人利益的领域，是在一定范围内能够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领域。市场经济不但是法治经济，同时，也是社会自治经济。因此，市场经济的发展必然要求国家与社会相对分离，以使社会按照自身的发展规律来发展，同时，这也是建构“有效政府”，提升国家能力的需要。市场经济社会客观上要求更多的社会自治来整合社会。人民调解作为一种群众自治性解决纠纷的制度，属于社会自治的范畴。人民调解不是计划经济的附属物，后诉讼时代高度繁荣的市场经济对于社会自治的要求为其创造了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
市场经济社会是一个权利意识蓬勃兴起的社会，是一个高度尊重个人权利的社会，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意味着走向权利的时代的到来。诉讼是保护个人权利的最后屏障，但是，由于心理上、经济上、环境上、诉讼服务自身缺陷等多方面的原因，公民对诉讼的利用存在诸多障碍。诉讼利用的可能性越低，诉权被消蚀的可能性就越大，对权利的保护也就越困难。 在城乡差别难以在短时间内消除的我国，权利保护与诉讼利用之间的矛盾尤显突出。人民调解恰恰是缓建这种矛盾的蕴含着巨大潜力的制度设置。虽然，在初建市场经济的我国，诚信等道德规范的缺失，建立信任机制的困难，使人民调解面临窘境，但是，对于市场经济主体，人民调解灵活、便捷、易于接近的优势具有难以抗拒的魅力。后诉讼时代是进一步高张权利保护旗帜的时代，为权利而协商对话的心理共鸣必将使人民调解焕发出新的生机。
后诉讼时代、人民调解与法治
后诉讼时代是法治理念和法治实践日臻成熟的时代。人民调解究竟是推动法治呢？还是阻滞法治进程、蚀损法治精神呢？这的确是一个问题。黑格尔在《世界历史哲学》中认为，古代中国的法律缺乏整体上的原理，它没有区分道德领域与法律领域。 传统调解与“德治” 、“教化”等国家治理方式密切相关的。与传统调解不同，人民调解被赋予了完全不同的政治内涵。在毛泽东时代，纠纷的解决是一个政治行为。调解是党的意识形态在实践中的表现。“调解已被发展成为动员的工具，它将纠纷的解决与共产主义者重构社会的尝试联结在一起并使纠纷解决的政策适应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 诚然，人民调解与计划经济时期的国家治理方式存在某种同构性。国家治理方式转变的同时，人民调解的组织形式、工作方式没有进行相应的调整，这是导致诉讼时代纠纷解决体系结构性变迁的重要原因，另一方面，对于法治内涵的误读也是不容忽视的原因，九十年代以来，法治几乎成了诉讼的代名词，司法最终解决原则被扩大化理解。这样的“法治氛围”一方面导致公众对诉讼的过高期待、社会对诉讼的积极鼓励；另一方面也贬抑了人民调解的价值和正当性。
事实上，1989年《人民调解委员会组织条例》的颁布已经构成人民调解发展史上的分水岭。此前的人民调解以政策、意识形态等作为调解依据。1989年条例确定了人民调解的三项原则：依法原则、自愿原则和不限制诉权原则。依法调解原则的确立奠定了人民调解与法治亲和的基础。从当代人民调解的实践看，依法调解与依情理调解、依风俗习惯调解等其它调解方式并非截然分开，而是处于一种交融状态。这种交融状态恰恰说明，当代法治社会中的调解，是包含利己动机和共同动机两方面的“契约性合意”，是一种起源于信赖的共存状态。“因此，法制化条件下的调解与对立性主张的充分讨论以及为此设立的程序、法律家的专业性活动是可以并立而存的。正是通过契约关系这一中介环节，调解与法治结合起来了。—――司法程序与私法秩序结合起来了。” 从更深层面看，虽然，调解只能在有限范围内创造规范，但是如果能为调解和正式法律体系之间的交流提供充足的条件，则调解在促进法治的过程中发挥的作用不可忽视。如，（1）促进对法律制度的反思和纠纷当事人的反思，积极调和实体法和纠纷当事人的主张；（2）通过规范间的竞争和选择，大大增加法律发展的契机，以弥合实体法和生活规范间的裂隙；（3）基于个别纠纷的具体情况，对权利关系作出判断，促进实体法的具体化；（4）使潜在的纠纷得以外显，扩大对程序法的需求；（5）把日常会话的规则和程序内的行为规范以更有利于当事人的方式予以整合，以此来发展程序法规则；（6）通过部分地放松严格的审判程序的要求，从而达到形式正义与实质正义的平衡。因此，调解和法律试行机制极为近似，都是在合法与不合法之间的狭窄地带增加了法律发展的契机。 由是观之，人民调解非但不是法治的对立面，不但不会阻滞法治进程、蚀损法治精神，恰恰相反，人民调解具有与法治的亲和性，它可以成为法治发展的促进性力量。
民事经济纠纷的诉讼时效篇3
关键词：民事纠纷 构建 多元解纷机制
一、现行民事纠纷解决机制存在的问题
民事纠纷发生在平等主体之间，以民事权利、义务为内容；其解决机制包括诉讼、调解、仲裁、行政裁决、和解等多种类型。按是否利用国家司法力量，分为诉讼机制与非诉讼机制。诉讼解决机制是通过司法程序解决纠纷，非诉讼解决机制是纠纷主体依靠自己力量或者通过第三者的力量来解决纠纷，其典型方式为调解和仲裁两种类型。我国民事解纷机制，经历了由非诉讼机制到诉讼机制的发展过程。目前，两种机制发挥的作用不同，非诉讼机制在解纷中作用微弱；现有机制不能有效定纷止争。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诉讼案件较多，解纷速度相对较缓
在各种解纷机制中，法院作为纠纷解决者，其地位无疑是最高的。法院运用裁判权对纠纷作出裁决，讲究实体与程序公正，具有法律赋予的强制执行力，能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所以，百姓信赖诉讼、依靠诉讼。大量的案件不可避免地涌进法院，这种状况急需阻却机制。有关统计数据表明，法院收结案数量逐年攀升，特别是一些经济比较发达地区的基层法院，案件数量剧增，使其不堪重负。
受案逐年增加，法官却没有得到应有增加。一方面因为工作压力大，经济待遇低，不少年富力强的法官纷纷下海，离开法院；另一方面成为法官的难度大，通过公务员考试进入法院后还要通过司法考试，而司法考试难度更大，又加之逐年有法官退休；致使不少基层法院法官人数不增反减。如笔者所在的基层法院目前尚缺编8人，下一年度将有20名法官退离工作岗位，而且大都是办案主力；因此，办案法官的压力将愈加沉重。
有限的司法资源难以跟上案件数量的攀升，加之诉讼固有的局限，带来的必然是民事纠纷解决的迟延与案件的积压。使当事人的合法利益不能得到及时的保障，就会迁怒于法院、法官，甚至引发新的冲突。所以说，法院、法官正承受着沉重的压力和严峻考验。
（二）调解、仲裁等机构多闲置，未发挥有效作用
与法院受案逐年递增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民调、仲裁等机构闲置，甚至有些民间调解机制处于半瘫痪状态。以人民调解为例，近年来，无论是调解组织和调解纠纷的数量，还是调解所解决的纠纷与诉讼的比例，都呈下降趋势。据司法部人士介绍：调解与诉讼的比例在20世纪80年代约为10∶1；至2004年已降到1：1.[1]
同样，仲裁组织的作用也没有得到有效发挥，其资源未得到充分利用。根据2004年的一项统计，《仲裁法》实施以来，全国各地仲裁委员会仅受案33600多件，其中受案最多的为2002年，160家仲裁委员会共受理经济类型案件8353件，相当于经济发达区一个基层法院同期受案数，这实在微不足道。[2]
（三）当事人不满现有的解纷渠道
中央有关部门在2005年将“打官司难”列为社会三大问题之一。2007年国务院调整了诉讼收费标准，百姓不再因交诉讼费而为难；现在百姓认为难点是诉讼程序严格、复杂，及时结案难；再者是执行难；执行难一直是困扰法院和社会的一大难题，为此最高人民法院自2006年3月起在全国法院系统开展了声势浩大的集中清理执行积案活动，目前活动尚在进行中。据最高院的统计全国涉诉信访队伍逐年增加。主要埋怨诉讼解决渠道太困难，所以非规范的渠道随之滋生。如私人讨债公司、今年11月《今日说法》报到的私人开设的妇女维权中心等，这些非规范性的解纷方式，很容易酿成新的纠纷甚至于触犯法律，给社会增加不和谐因素。
（四）多元解纷机制尚未建立
我国现行的解纷方式除以法院判决和调解为主的诉讼解决方式外，诉讼外解决方式包括仲裁、行政机关的纠纷处理机制、民间组织调解及信访制度等；它们共同组成当代中国的解决纠纷体系。但由于存在各自为政、适用依据不一、规范和程序过于随意以及缺乏当事人信任等问题，过于倚重诉讼解决纠纷的观念一时难以改变。法院外的纠纷解决机制缺位，各种诉讼外纠纷解决方式之间发展不平衡，有的则形同虚设，当事人被迫走进法院。
二、诉讼案件剧增的原因
（一）诉讼全能意识的扩张
随着法治的发展，人们不再重视传统的非诉讼解纷形式。各类媒体、法学界不断向民众呼吁通过司法程序解决纠纷，维护自己合法权益的观念；似乎一旦诉诸司法，矛盾自然得以解决，而对诉讼的可操作性以及运作成本则不作任何论证。甚至一些担负纠纷解决职责的行政部门，对于民事纠纷也以诉讼可彻底解决为由，把纠纷推向了法院。诉讼全能主义已悄然形成，非诉讼的纠纷解决被抛在一边，不为人们所了解和熟知，从而失去了选择解决纠纷的渠道。
（二）非诉讼解决机制缺乏应有的权威
现存非诉讼解纷机制大都不是有最终权威性，以人民调解为例，我国人民调解所达成的协议不具有强制执行力，调解协议书常常得不到履行。经过辛辛苦苦的调解达成的协议得不到履行，欲实现权利只能重新诉诸法院，实际上要付出双倍的成本。长此以往，人们自然对人民调解失去信心。至于仲裁，情况也不容乐观。主要问题在于仲裁机构不享有执行权和其他强制措施权，一旦法院以不作为的形式对待仲裁，仲裁就失去生存的保障。总之，非诉讼解决机制缺乏应有的权威，这也是众多纠纷当事人选择诉讼的原因。
（三）法院对多元解纷机制不够重视
由于案件的逐年递增，法院、法官忙于此中，对运用多元解纷机制关注不够，不能主动指导和监督非诉讼机关开展工作。与基层民调、行政机关等非诉纠纷解决主体缺乏正常的联系沟通渠道；把审理案件作为法院的主要职责，对非诉纠纷的处理参与不够或被动参与。特别是在面对重大矛盾纠纷、单独调解很难奏效的情况下，法院组织、协调、主持多个纠纷解决主体共同调处矛盾的意识不强，措施不力，多元机制的主导地位难以体现。[3]
三、建立多元解决纠纷机制的重要性
从目前的纠纷解决机制来看，已无法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无法及时解决众多的民事纠纷，因此，构建多元解纷机制势在必行。
（一）有效解纷的需求
建立多元解纷机制，各种解纷机制主体之间相互协调、相互配合，共同发挥作用，可有效解决纠纷。当事人可以根据利益权衡选择不同的处理机制，使纠纷得到及时、合理、有效的解决，缓解诉讼案件剧增与司法资源不足的矛盾，同时也会取得较好的社会效应，为社会创造和谐氛围。
民事经济纠纷的诉讼时效篇4
[关键词]纠纷解决；司法救济；代替性纠纷解决机制
[中图分类号]DF7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426(2009)10-0013-02
实现社会和谐与平安是人类社会自古以来不断追求的理想。为了构建和谐社会，完善我国现有纠纷解决机制，本文试通过研究域外多元争端解决机制的建立、特点和运行的经验，寻找对健全我国代替性纠纷解决机制有益的启示。
一、美、德、日aDR机制的建立
代替性纠纷解决方式，是英文altertaveDisputeResolution的意译，缩写为aDR(以下简称“aDR”)。aDR起源于美国，原指20世纪六七十年展起来的各种诉讼外解决方式的总称，现已引申为世界各国普遍存在着的、民事诉讼制度以外的非诉讼纠纷解决程序或机制的总称。西方国家是最先走上探索多元化解决纠纷机制道路的，随着这些国家经济稳定增长、国内弱势群体权利意识不断增强以及经济实体之间竞争激烈，使其原有的社会矛盾和新产生的社会矛盾交织在一起，人们按照原来形成的司法争端解决方式的惯性思维处理纠纷，这些国家法院便处于居高不下的诉讼浪潮包围之中。为了及时处理纠纷并节约司法资源，各国开始寻找非诉讼解决方式可行之路，西方国家aDR机制便应运而生，其中。美国、德国、日本较为典型。
美国是aDR的发源地。美国是西方有名的“三多”国家(诉讼多、律师多、凶杀多)。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美国民事诉讼爆炸现象的到来，美国产生了一项致力于发展其他纠纷解决办法并将其与正式的诉讼一起运用的运动。在美国，“代替性纠纷解决”已被定义为“并非由法官主持裁判而是由一个中立的第三人参与协助解决发生争执的纠纷的任何步骤或程序”。美国的aDR分为两种：一是司法aDR，即在法院内附设仲裁、调停等制度，这种aDR也被称之为“诉讼之内的aDp”。但是，由于这种aDR是属于未经判决而解决纠纷的程序，因此，将aDR视为诉讼外解决机制。二是民间aDR,即仲裁和调停。仲裁是当事人双方依据仲裁协议委托仲裁机构进行仲裁解决的方式。调停是当事人双方在第三人参与调停下解决纠纷的方式。美国aDR与传统司法解决方式互相配合组成了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机制，成功地缓解了司法部门诉讼压力，提高了纠纷解决效率，使社会矛盾纠纷得以及时化解，因而得到其他国家的学习仿效。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德国统一和经济的发展，德国各种社会矛盾和诉讼数量急剧增加。德国也开始建立多元的纠纷解决机制。在代替性纠纷解决方式方面，德国出现了形式多样且独具特色的aDR。一类是根据法律设立的aDR，分为两种情况：强制性aDR，这是前的必经阶段，所适用的案件有：发明专利的纠纷、著作权使用费的纠纷、不正当竞争的纠纷、自动车事故补偿的纠纷、职业培训的纠纷、雇主与经营协会的纠纷等；非强制性aDR，不是诉讼的必经程序，包括仲裁、中介人、汉堡公共情报和解所、工商协会、手工业协会、律师协会调解所。另一类是没有法律规定的aDR。具体有：个体手工业者工会主持的aDR、旧车行业仲裁所、建筑业协会aDR、房产租赁调解所、医师协会内设aDR、仲裁鉴定等。德国的aDR具有程序简单、低廉迅速等特点。
日本是将传统调停制度与现代aDR成功嫁接一体的国家，具有较完整的多元纠纷解决系统。日本的aDR有三个系统：司法aDR，即在法院附设调停制度，日本的调停制度分为民事调停和家事调停；行政性aDR，是各种常设性的纠纷解决机构，在主管部门的指导下，吸收各界代表参加，解决涉及公害、劳动、建筑质量和消费等领域的纠纷；民间aDR，是一种自治性的纠纷解决机构，包括商事仲裁、海事仲裁以及各类产品责任中心等。日本aDR与诉讼构成了一个完整的解决纷争网络，该体系被日本学者小岛武司称之为“正义的综合体系”，为当事人解决纠纷提供了多种选择方案，这对化解日本社会矛盾、保持社会稳定发挥了积极作用。
二、美、德、日aDR机制的特点
通过西方三个典型国家aDR的介绍，从中可以看到它们创制aDR具有四个共同特点。
首先，aDR具有替代性。aDR是在传统诉讼之外用来诉讼解决纠纷的一种新的方式，是解决各国在进步发展中所共同遇到的“诉讼爆炸”问题一种最佳替代方式，也是人类理性在自我解决矛盾纠纷中的一种有益创造。西方aDR的出现和发展表明，建立在法治原则基础上的各种诉讼制度，虽具有能够为各种社会纠纷冲突提供现成的法律救济渠道，但是，司法救济所奉行严格程序主义的精神，使诉讼成为一种“既费钱又花时间”的法律救济“奢侈品”。aDR则可以为当事人提供代替诉讼救济。快捷解决纠纷的服务。
其次，aDR具有选择性。各国在探索多元争端解决机制的过程中，产生了各种类型的aDR，经过实践检验，成熟的aDR已经被民众解决争端普遍接受和采用。aDR作为民众自发创制的解决纷争各种办法，对解决各种复杂的社会矛盾纠纷提供了广泛的选择余地。同时，每一种aDR的采纳也是当事人双方自愿选择的结果，自主选择解决纠纷的方式对于解决彼此矛盾纠纷更具有道德和行为的约束力。
再次，aDR具有便捷性，aDR与诉讼制度相比最大的优点之一是方便快捷，它没有严格诉讼程式和周期，当事人可以通过自愿选择aDR方式解决各种争端。在当代西方司法改革的趋势中，“司法便民”已成为各国完善司法制度的一个检测标准。与司法救济便民性改革相比，aDR自产生就有天然亲民性，形式多样的aDR，本身就是各国民众自发探索的成果，因此，通过当事人自愿选择aDR，可以快捷地解决纠纷。aDR所具有的便捷性也符合现代社会一切方便公民的价值取向，能够为民众所接受。
最后，aDR具有高效性。aDR产生的原因之一就是西方发达诉讼制度与口益增长的民众法律诉求不相适应。司法救济制度有着完整严格程序规则，当事人若选择诉讼方式解决纠纷就必须有足够的耐心等待漫长诉讼运行周期，事实上一个案件从法院受理到终审裁决再到执行往往需要很长的时间。aDR是西方各国在解决司法资源有限和民商纠纷与日俱增的矛盾中，创造出来的能迅速，有效、公正解决各种轻微或简易纠纷的制度。aDR所具有的高
效性符合现代社会追求“公正与效率”的需要，它为人们及时解决纠纷、避开诉讼提供了方便。
三、西方aDR机制的经验与启示
西方aDR经验对我国健全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具有四点启示：
1，积极应对社会矛盾，寻找多元化解决争端的办法。人类社会的进步就是在不断克服或解决矛盾和困顿中实现的西方国家是最先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的，其市场经济的激烈竞争、民主政治的残酷拼杀、社会成员民族、利益、诉求多元化的格局、人们对法律制度的信赖、为权利而斗争理念的指引，使得西方社会既充满活力也充满矛盾。以美国为例，20世纪60年代以来，美国黑人不满长期存在种族歧视制度，开始旷日持久的“民权运动”，并由最初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演化为激烈暴力冲突。与此同时，美国民众对经济持续发展带来的各种社会问题也日益不满，罢工、抗议、集会、诉讼此起彼伏。面对社会不断动荡，美国政府开始寻找解决各种社会矛盾的办法。它们除了继续发挥各种公力救济手段作用外，还积极挖掘私力救济的潜力，aDR就是美国在探索多元化解决纠纷中的重要成果。aDR不仅为解决社会各种纷争提供了现成方式，更主要的是它为美国社会自我克服危机、修复社会裂痕、实现社会安定找到了可行之路：这样的经验对世界各国解决本国矛盾都具有示范的作用。
2，正视法治社会弊端，打破诉讼迷信观念。西方国家自建国立宪之始就将“法治”作为治国方略，西方拥有极发达的法治理论和实践。人类国家治理的历史经验表明，法治确实优于人治。但是，法治也有其不足之处，西方国家探索aDR的初衷就是看到了法治社会弊端――过于迷信司法解决争端手段，结果在追求“实体正义”和“程序正义”的漫跃马拉松式诉讼等待中，人们得到的或者是“迟到的正义”或者是“看不到尽头的正义”。在人们反思法治的代价和不足中，各国找到了低廉、高效、便捷的aDR。aDR的出现不仅明显地缓解了西方司法部门难以应付“诉讼爆炸”“诉讼洪峰”的困扰和包围，而且为社会各主体提供了解决纠纷切实可行的方式和渠道。
3，充分利用本土资源，构建符合本国国情的aDR。各国在探索aDR机制时，既注意学习外国的先进经验，又不完全照搬，而是根据本国的国情进行构建。例如，美国的法治资源比较丰富，美国在构建aDR，时创造了司法aDR的形式。美国从联邦法院到州法院都程度不同地建立了“法院附设型的aDR”，以至aDR被称之为“美国民事诉讼中不可缺少的部分”。日本保留的儒家和谐文化比较多，其在构建aDR时，注意了aDR与传统法律文化和原有制度之间的衔接。日本的调停制度是先于美国而产生“法院附型设的aDR”，它在日本社会解决纠纷争端中一直发挥着积极有效的作用。
民事经济纠纷的诉讼时效篇5
【关键词】仲裁；民事诉讼；互动
仲裁作为“民间司法”、“准司法”手段，它与诉讼具有多方面的联系。
仲裁和民事诉讼作为民事纠纷的解决机制，相互辅佐，相互并存，又以其各自相互独立的调整机制而相互独立，是现代社会纠纷解决机制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做出了重要的贡献。而这种前者作为准司法运行程序和后者作为司法运行程序的本质区别，却在互动的关系中是我国民事纠纷在社会成员自由选择的基础上得到了最有效的解。
仲裁是指在其民商事纠纷发生后达成协议，资源将它们之间的争议交给他们共同选定的第三者裁决，第三者做出的裁决对他们发生法律效力的一种解决纠纷的方式或制度。
民事诉讼是指人民法院在双方当事人及其它诉讼参与人的参加下审理民事案件和解决民事纠纷所进行的国家法律行使，以及由这些活动所发生的关系。
如果我们仅从概念出发，似乎找不到二者的切合点，更看不到二者的互动关系。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说或许二者还存在一定的矛盾性。但是我们对这两种制度进行深层剖析之后，便可以发现二者之间在许多共同法理基础指引之下，确实存在着互相裨益的地方。
一、仲裁和民事诉讼在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互动关系
仲裁和民事诉讼具有同源性。也即二者在起源上具有同一性。仲裁的历史非常悠久。据说远在公元前6世纪希腊，城邦国家之间即采用仲裁的方法解决它们之间的争议。一罗马的法学家将仲裁发展成为一种制度，成为“仲裁诉讼”。在这种诉讼中，审判员根据当事人的仲裁协议进行裁判，根据“善良和公平的标准”判定。也许我们并不能十分肯定地称这种制度为仲裁制度，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它具有仲裁的雏形，即将纠纷交由待定第三者处理。民事诉讼制度的确立也是源于第三者公断模式的出现。第三者公断所形成的机理和规则，不仅成为程序法文化的来源，而且作为更广阔的人类纠纷解决方面的文化被继承，使得不同民事纠纷处理方法存在着一些共同理念，民事诉讼与仲裁亦是如此。仲裁成为一种解决纠纷的法律制度，远比民事诉讼形成的晚，可以说是依托民事诉讼而产生的。因为仲裁具有与民事诉讼性质相同的纠纷解决对象，当然了仲裁所解决纠纷的范围时囊括在民事诉讼之中的，民事诉讼规则相对完善，成为仲裁制度理想的参照体；仲裁受到法院的审查，运用诉讼理念监督仲裁成为自然。在历史发展进程中，时至今日，由于国际商事纠纷的大量涌现，又由于民事诉讼不断的爆出自己的弊端，因而是仲裁制度发展获得了有利的契机，仲裁制度因此而日益完善。当然，仲裁制度的优点民事诉讼也在借鉴，二者在历史的洪流中互相碰击、互相补充、互相促进。
二、仲裁和民事诉讼法在司法理念上的互动关系
就理论分析而言，仲裁包括两个方面的因素：合同因素与私法因素。而民事诉讼对纠纷的解决主要依靠审判权因素。仲裁权是仲裁基础基于当事人的授权而具有的权能，是当事人“私权的让渡”；而审判权是国家赋予审判机构的权利；两者以解决民事纠纷的同一性和法制同一性的目的构成其联系基础。审判权为仲裁权的正确行使予以支持和维护，如果仲裁机构没有正确行使仲裁权，审判机关则行使审判权对此予以纠正；仲裁机关通过行使仲裁权使法院的办案压力得到缓解，促进司法效率的提高，且通过正确行使仲裁权使人们对“准司法”的信任程度大大提高，由于“准司法”的权威得到了肯定，那么对支持和监督的审判权的权威自然也会提升。人们对仲裁和民事诉讼的信赖使得人们之间发生的纠纷能够得到公正有效地解决。现代社会纷争数量迅速增加，纷争内容复杂多样，但与此同时法官素质的限制，诉讼程序的复杂，诉讼的迟延、司法资源的匮乏、高额的诉讼支出、诉讼结果的不确定等弊端，严重干扰着审判的公正和效率，损害着司法权威。而仲裁使这一切诉讼弊端都可以降到最低处。而仲裁的自愿性、灵活性、保密性、快捷性、经济性、专业性等优势使案件一般能够得到迅速及时的处理，从而减少社会在纠纷解决方面的成本和代价，更及时有效的调整人际关系和社会关系，并有效的节约司法资源。
三、仲裁和民事诉讼在价值体系上的互动关系
由仲裁和民事诉讼发展的同源性可以看出，仲裁和民事诉讼都是顺应“定纠止争”的需要而产生的。而这无论在历史上还是现代社会中都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仲裁在民事诉讼诸多弊端中发挥着化解和辅助、补充的功效。随着社会发展，人类交往的加速进行，多种纷争产生，使诉讼这种传统方式在应对这些纠纷时显得力不从心，需要能够体现多重价值目标的纠纷解决方式出现，仲裁制度应运而生。二者都可与解决当事人之间的纠纷，保护交易安全，保障社会秩序的良好运转，从而使我国市场经济建设和法制建设都获得极大的发展。两种价值体系的互动影响决定了民事诉讼与仲裁之间关系的深层次的关系，仲裁依托民事诉讼产生，随着大量国际商事纠纷的需要，仲裁又渐渐从诉讼的桎桔中走出来。仲裁和民事诉讼利用其自身程序价值的优势在社会发展中扮演着各自重要的角色，在社会发展中起着不可估量和潜在的作用。
四、二者在具体法律制度上的互动关系
在一些国家，仲裁程序规定于民事诉讼法中（例如德国）。我国制定了独立的《仲裁法》，但民事诉讼中也有一些关于仲裁的规定。这种立法体制和具体法律制度都体现了仲裁和民事诉讼的互动关系。我国《仲裁法》第63条规定：“被申请人出让证据证明裁决有民事诉讼法第217条第2款规定的情形之一的，经人民法院组成合议庭审查核实，裁定不予执行。”第15条第3款规定：“中国仲裁协会依照本法和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制定规则。”第73条规定：“涉外仲裁规则可以有中国国际商会依照本法和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制定。”第75条规定：“中国仲裁协会指定仲裁规则前，仲裁委员会依照本法和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可以制定仲裁暂行规则。”此外，仲裁法中关于、回避、举证、调解、缺席裁决为规定，均于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相同或相似。上述规定表明了仲裁与诉讼立法上的借鉴与互补关系。
五、我们应当推动仲裁和民事诉讼的互动关系
将仲裁和民事诉讼的互动关系整合于整个民商民事纠纷机制中。主要通过以下几个途径：
（一）扩大仲裁的受案范围，分担民事诉讼的案件压力
我国仲裁受案范围采用的是概括式、列举式、排除式的规定。即提交仲裁解决的纠纷限于合同纠纷和非合同的其他财产权益纠纷，但是婚姻、收养、监护、抚养、继承纠纷和依法应当由行政机关处理的行政争议，还有劳动争议和农业经济组织内部的农业承包合同纠纷的仲裁不能使用仲裁法的规定。而且我国仲裁法规定在申请仲裁之前，双方当事人之间必须有有效的仲裁协议，否则不能启动仲裁程序。笔者认为仲裁虽为“准司法”的性质，但是由于其本身所具有的优势，我们应把受案范围扩大到当事人之间的民事纠纷，除依法应当由行政机关处理的行政争议外都可以申请仲裁，笔者认为仲裁的目的是“定纠止争”，同样也是一种中立的角色，应当是为双方当事人化解纠纷而努力的，因此对于涉及人身方面的纠纷可以考虑纳入仲裁的范围，仲裁结果由法院认可后生效，以保证其稳定性。另外，既然仲裁具有民间性和自愿性，仲裁协议不一定成为申请仲裁的不要前提，是要双方当事人合意仲裁，提交仲裁申请即可。这样便可以解决民事诉讼案件大量积压，诉讼时间过长，诉讼效率低下等问题。
（二）改革仲裁程序，脱离于民事诉讼程序的限制
仲裁程序自然具有很强的诉讼色彩，过于严格，缺乏灵活性。这严重影响了仲裁作为民间性、自愿性、独立性的发挥。一整套严密的程序似乎在表面上看来是出于严肃性和经济性出发的，但是却排斥了仲裁员自主性、能动性的发挥。笔者建议应该组成仲裁庭的仲裁员针对具体案件创设具体的仲裁程序，具有在保证公平、公正、效率前体现的创造权。或者创设几种程序，让当事人有选择权。
（三）协调司法对仲裁的监督，加大司法对仲裁的支持
按照仲裁法的规定，仲裁过程中的证据保全、独立保全，需要法院适用民事诉讼法予以裁定，仲裁裁决的执行需要法院适用民事诉讼法予以执行；仲裁的监督法院应当按照民事诉讼法的规定予以监督。对于仲裁法没有规定的某些内容，可以适用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司法对仲裁支持的同时也是监督的一种表现，而私法对仲裁的监督又是支持一种表现。但现实生活中，这些制度存在着许多问题。仲裁机构转交申请后法院审查认为符合条件的予以支持，但是由于这一程序耗时较长，而保全有发生在一些特殊紧急情形下，如果保全不及时就会影响到案件的审理和执行，因此笔者建议赋予仲裁机构在紧急情况下可采取一定保全措施的权利，事后再向法院申请予以支持，如果保全有误，则保全所造成的损失由当事人承担。另外法律规定法院对仲裁的裁决可以予以撤销或不予执行，但法院这种司法监督的做法并未听取仲裁庭的意见，只是根据仲裁材料或当事人提供的材料而做出的单方决定，这难免会由司法不公正之嫌。笔者还建议司法对仲裁的监督只限于程序上的监督，而不应对实体进行监督，给仲裁机构以充分的裁决权，因为谁也不能保证自己对案件审理是最公正的，公正是相对而言的，况且仲裁员大多是某一方面的专家，应对仲裁员给予充分的信任。我们不能一味的强调司法对仲裁的支持和监督，我们应看到或重视仲裁的功能，使二者在最大限度内促进对方的发展，发挥自己的最大价值。
综上所述，我们必须进一步加强仲裁、民事诉讼在社会纠纷解决机制体系中的作用，推动仲裁和民事诉讼的互动关系，让仲裁和民事诉讼机能在我国市场经济建设和法制建设中得到完善和发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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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经济纠纷的诉讼时效篇6
内容提要: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和完善，票据作为支付工具和结算手段的功能得到了充分的实现，其信用功能、流通功能和融资功能也越来越得到了加强。伴随着票据在我国经济交往中越来越广泛地被采用，各种与票据相关的纠纷也在逐渐增多。这些票据纠纷如果不能及时得到妥善合理的解决，不仅会给当事人造成直接的权利损害，而且会直接影响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行。我国现行的《民事诉讼法》并未规定票据诉讼的特别程序，而普通诉讼程序的设置又没有充分考虑票据和票据纠纷的复杂性和特殊性，其审理程序复杂，诉讼时间较长，不利于票据纠纷的及时、有效处理。故此，必须通过立法加以完善。本文通过对票据纠纷之特点的分析，借鉴国外对票据诉讼的立法经验，对我国设立票据诉讼特别程序的必要性进行了深入探究，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设立我国票据诉讼特别程序的具体建议。
票据是指由出票人签发的，无条件约定自己或委托他人支付一定金额，可流通转让的有价证券。票据作为一种支付工具，它可以代替现金为支付活动，这样不仅可以避免携带大量现金而带来的不安全性，而且还可以避免清点现钞时可能产生的错误和所花费的时间。票据具有结算的功能，债权人与债务人可以使用票据进行相互支付，从而使其债权债务相互抵消，原来的账目因此得到结清。票据还是一种信用的工具，它既可以作为商业信贷的重要手段，又可以用作延期付款的凭证，还可以作为债务的担保。票据作为流通工具，一方面，它可以作为信用货币代替现金用于支付和流通，从而节约商品流通环节中的货币资金，加快商品周转速度；另一方面，由于依照背书制度，背书人对票据付款负有担保义务，因此背书的次数越多，对票据兑现人数也越多，该票据的可靠性也越高，这样就又提高了票据的流通性，使票据的流通日益频繁和广泛。票据还具有融资的功能，由于汇票和本票的付款都是在将来的一定期日，而未到期前，持票人可能发生资金周转困难的情况，为调度资金，持票人便可以将其持有的未到期票据以买卖方式转让于他人———票据贴现，通过票据贴现实现票据融通资金的功能。正是因为票据具有这些特殊功能，因此，有人将票据比作“能够带来金钱的魔杖”，[1]赞誉票据是“商品交易的血管中流动的血液”、[2]“世界不可缺少的第五要素”，[3]强调“商事之需要票据，如船之需要水”。[1]也正因为票据对市场经济有着如此重要的作用，因此，票据制度和公司制度，构成了近代资本主义发展的两大基石。[5]
从上述票据的功能和特点来看，票据权利是体现在票据上的证券权利，是需要迅速转让、流通的金钱债券，与普通债权相比，它具有极强的流通性。所以，票据权利纠纷客观上要求得到迅捷的审判，以便票据流通性得以实现。票据的无因性、文义性、要式性决定只有持有票据才能行使票据权利，而且，持票人只能以票据证明其权利。因此，在票据权利纠纷诉讼中，票据具有极强的证明力，法官不但可以通过原告持有的票据来确定票据诉讼的双方当事人，而且，法官仅凭该票据就可以认定双方当事人在该票据纠纷中的权利义务内容。这为建立简易的审判票据权利纠纷案件的程序提供了现实的可能性。
然而，我国现行的《民事诉讼法》是1991年颁布实施的，那时，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处于初创期，人们对票据的认识相当模糊，社会经济交往中使用的票据也仅仅是一种支付的工具，票据的流通性和信用性功能尚未充分显现。而且，那时我国票据诉讼理论研究刚刚起步，人们只是针对《民事诉讼法》第27条的规定，对于“什么是票据纠纷”“票据纠纷的范围是什么”等问题进行一些实用性的简单探讨。所以，当时在我国建立票据诉讼程序的条件并不成熟。
随着199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的颁布，特别是伴随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完善，票据在我国经济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因此，借鉴国外对票据诉讼的立法经验，适时设立票据诉讼特别程序就很有必要。
一、票据纠纷与票据纠纷的特点
1991年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民事诉讼法”）第一次将票据纠纷从普通的民事纠纷中分离出来，并就其管辖问题做出了专门规定。根据《民事诉讼法》第27条规定：“因票据纠纷提起的诉讼，由票据支付地或者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民事诉讼法》的此项规定在当时是具有超前性的。[6]由于该项规定虽然明确了票据诉讼的管辖，但是，对于“什么是票据纠纷”、“票据纠纷的范围是什么”等问题都没有回答，因此造成了学术界以及司法实践中对票据纠纷适用问题上的极大混乱。本文作者就曾经遭遇过这样的尴尬：在的一宗涉及票据的诉讼中，某市生产资料服务总公司就某中级人民法院受理的某铁路物资公司提起的票据纠纷案件提出了管辖权异议，该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后作出了驳回管辖权异议的裁定。对此，该生产资料服务总公司不服裁定，并向S市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了上诉。S市高级人民法院审理后作出了如下裁定：“本案系票据法上的非票据权利义务争议，在案件类别上应归于票据纠纷的范畴，原审法院以此立案并无不当”，据此驳回了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然而，在该生产资料服务总公司就一审判决提出上诉后，S市高级人民法院在二审判决中却又作出了一审判决“以票据纠纷定性欠妥”的认定。同一个高级人民法院的同一个经济庭况且都能就同一个案件作出如此相互矛盾的裁定和判决，可见，如何正确界定票据纠纷，不仅是理论界应当关注的问题，也是司法实践必须解决的重要课题。
关于票据纠纷的界定，在学术理论界和司法实践中曾经有过两种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第一种观点是将票据纠纷定义在“因票据权利人行使票据权利而与票据债务人所发生的纠纷”中。显然，这一种定义是沿用了学理对“纠纷”定义的习惯作出的，即“（票据）纠纷就是基于（票据）法律关系发生争议而发生的纠纷”。此种划分明确地将票据纠纷界定在“基于票据关系发生争议”的范围之内。而第二种观点则认为，票据纠纷应当包含所有与票据有关的法律纠纷，即凡是与票据有关的法律纠纷都是票据纠纷。根据此类划分，票据纠纷不仅包括“基于票据关系发生争议”，还包括“基于票据法上的非票据关系发生争议”和“基于民法上的非票据关系发生争议”而发生的纠纷。范围大大超过第一种划分。
票据关系是指基于票据行为所发生的票据债权人与票据债务人之间的票据权利义务关系。票据关系是票据当事人之间的基本法律关系，票据关系一旦成立，就形成了票据债务人无条件向票据债权人支付票据所记载之金额的关系。如果票据债务人未尽支付义务而与票据债权人发生争议，这就形成了票据纠纷。对此，学理界和司法实践中均无争议。
民法上的非票据关系即票据的基础关系，是指并非由票据法所规定的，而是由民法所调整的，作为票据授受前提的关系。包括票据的原因关系、票据的资金关系和票据的预约关系。票据的基础关系是在票据授受之前就已经存在的，尽管它对票据关系的发生有一定的影响，但是，当票据关系一旦形成，它就与票据关系分离而独立存在，基础关系存在与否或是否有效，对票据关系均不产生影响。因此，票据的基础关系并不为票据法所调整，而是由民法调整。所以，当票据的基础关系发生纠纷，我们只能适用民法的规则加以解决。因此，将“基于民法上的非票据关系发生争议”而引起的纠纷归于票据纠纷的作法显然是不足取的。票据法上的非票据关系是指那些不是基于票据行为而发生，而是根据票据法的直接规定而发生的法律关系。譬如，票据上的正当持票人对因恶意或重大过失而取得票据的持票人行使的票据返还请求权而发生的关系；因时效届满或手续欠缺而丧失票据上权利的持票人对于出票人或承兑人行使利益偿还请求权而发生的关系；票据付款人付款后向持票人行使交出票据请求权而发生的关系等。由于这些权利义务不仅与票据有关，而且可能从一定程度上影响和制约票据上的权利义务关系，对票据权利的行使有协调和补充的作用。所以，这类关系是基于票据法规定而直接产生的，是为票据法所调整的，显然不能将它们等同于一般意义上的民事债权债务关系。因此，将这种“基于票据法上的非票据关系发生争议”而引起的纠纷排除在票据纠纷的范畴是不科学的。
由此可见，把票据纠纷局限于“因票据权利人行使票据权利而与票据债务人所发生的纠纷”的范围显然是过于狭窄，不符合《民事诉讼法》的立法精神，而将票据纠纷界定为是所有与票据有关的法律纠纷，即把“基于票据关系发生的争议”、“基于票据法上的非票据关系发生的争议”以及“基于民法上的非票据关系发生争议”而发生的纠纷均纳入票据纠纷的范畴，又显然犯了“矛盾扩大化”的错误。因此，我们将票据纠纷界定在“基于票据关系或票据法上的非票据关系发生的纠纷”的范畴，[7]是符合立法精神的，也是能够为司法实践所接受的。[8]
根据以上论述，我们可以将票据纠纷分为两大类：第一类是“基于票据关系发生争议”而引起的纠纷，它包括票据付款请求权纠纷和票据追索权纠纷两种；第二类是“基于票据法上的非票据关系发生争议”而引起的纠纷，它又包括票据上的正当人因行使票据返还请求权而与因恶意或重大过失而取得票据的持票人发生的纠纷、票据持票人因行使利益偿还请求权而与出票人及承兑人发生的纠纷、票据付款人付款后因行使交出票据请求权而与持票人发生的纠纷、持票人因丧失票据而引起的特殊票据纠纷等等。
由于票据权利是一种有别于普通民事权利的特殊权利，因此，这种基于票据权利义务关系发生争议而引起的票据纠纷，存在一些有别于普通民事纠纷的基本特征。主要表现为：
第一，权利请求的多重性。票据权利是一种包含两重性的权利，即票据权利人为实现其票据权利，票据法既赋予持票人对付款人的付款请求权，而且还赋予持票人在付款请求权不能得以实现的情况下，向其他债务人行使追索权。因此，当持票人向票据债务人请求付款不获实现而发生纠纷后，持票人不仅可以向票据的主债务人提起票据付款请求权诉讼，请求该票据主债务人支付票据金额；也可以向其他票据债务人提起追索权诉讼，主张票据金额及其他相关费用。
第二，权利请求的顺次性。由于票据权利是一种期待性权利，它不同于现实性的权利，它的行使往往需要在某种条件成就后方能进行，比如追索权的行使应当是在持票人行使付款请求权不获实现的条件下进行。因此，当持票人向其他票据债务人主张票据追索权之前，必须以持票人向票据主债务人请求付款不获实现为前提。换句话说，在票据债权人行使票据付款请求权和票据追索权时，应当先向票据主债务人行使付款请求权，在遭到票据主债务人拒绝后方可向其他票据债务人行使票据追索权。[9]
第三，权利行使的无因性。在票据关系中，票据权利人行使票据权利只以持有票据为必要，至于票据权利人取得票据的原因，以及票据权利发生的原因，票据权利人既无说明之义务，义务人也无审查之权利。也就是说，票据权利的有效与否，不以票据权利发生的原因有效与否为前提。因此，当发生基于票据关系争议的纠纷时，票据债权人只需证明其所持有的票据在形式上是有效的，转让背书是连续的即可。而无需对其所取得的票据的实质关系进行证明。
第四，权利请求依据的文义性。票据纠纷的权利义务关系往往都是非常明确的，一般由票据上的文义和票据法规定，纠纷的出现是在于当事人不愿意履行自己在票据上载明的义务。因此，在一般情况下，法院审理票据纠纷案件不必对权利义务关系进行审查，而直接通过票据文义进行审判。
第五，权利请求内容的不可替代性。由于票据权利是一种完全的金钱性权利，即票据权利只能是一种金钱权利且其标的物具有不可替代性。因此持票人向票据债务人主张票据权利时，债务人只能以金钱支付，而不能用其他标的替代。因此，当发生因行使票据权利的纠纷而提起诉讼时，当事人只能向票据债务人提出请求支付票据金额及相关费用等以金钱为标的物的请求，而不能要求票据债务人以其他等价物替代。
第六，权利行使主体和权利相对人的确定性。基于票据具有的文义性和无因性特征，票据关系的权利人和义务人是可以通过对票据文义记载的审查加以确定的。票据的债权人就是票据的持票人，该持票人通常是在票据中被记载为收款人（未经背书转让的票据）或最后一个被记载为被背书人（经过背书转让的票据），以及其他因履行了票据义务而取得票据的被记载为被背书人的人。而票据的债务人就是在票据上为记载的票据行为人，包括在票据上为出票、承兑、背书、保证等行为的人，由于这些票据行为都是以行为人在票据上签章作为其成立条件，因此，这些在票据上签章的行为人通常也就是票据的债务人。
第七，权利行使期限的短暂性。由于票据是一种无因证券，票据权利人行使票据只以持票人持有票据为必要，而不究其发生的原因，也毋须通知债务人。正是票据具有的这种无因性特征，使得票据的流通成为可能。而经过流通的票据，债务人往往就会有多个，票据权利人若不及时行使票据权利，就会使这种债权债务关系始终处于一种不确定状态，同时，由于这种债权债务关系不能得以清结，也可能会造成一连串的不良反应，因此，票据权利的行使应以迅速为宜。所以，我国《票据法》对票据权利的时效规定的都比较短。这样，票据权利人很容易因为疏忽而丧失票据权利的请求期限。如果持票人以因时效消灭而丧失票据权利的票据请求付款被拒绝后，该当事人就不能提起票据关系纠纷诉讼，而只能提起票据法上的非票据关系纠纷诉讼———利益返还请求权诉讼。
票据关系纠纷的上述特点不仅可以区别于普通的民事纠纷，而且，它也不同于因票据法上的非票据关系纠纷。鉴于本文是针对解决票据关系纠纷的程序设置而展开的，因此，关于票据法上的非票据关系纠纷的特点，本文不作详细阐述。
二、设立票据诉讼特别程序的必要性
在阐述在我国设置票据诉讼特别程序的理由之前，有必要首先对国外关于票据诉讼特殊程序的立法状况作一个比较全面的介绍。
在具有代表性的三大票据法系[10]中，最早的是法国法系。[11]公元1673年的法国《商事条例》被认为是最早包含有关于票据规定的成文法，为欧洲其他国家制定票据法提供了范本。[12]但是，由于法国法系的票据多延袭旧时的习惯，认为票据为输送金钱的工具，并以票据为证明票据基础关系的契约，[13]因此，在法国法系的票据法中，票据关系与票据的基础关系并未截然分离，使票据的流通功能和信用功能的发挥受到严重妨碍。正因为法国法系对票据的流通作用和信用作用考虑不多，没有将票据关系和基础关系作严格的区分，缺乏产生票据诉讼的前提条件，因此，法国法系国家中没有产生票据诉讼专门制度。
“票据诉讼”作为一项特有的诉讼制度，最早产生于德国法系，而以德国为代表。德国的票据诉讼制度具有悠久历史。早在德国统一之前的普鲁士邦法中，就初步建立了票据诉讼制度。1877年1月30日颁布，1879年10月1日起施行的《德国民事诉讼法》则第一次系统地、全面地规定了审判票据权利纠纷案件的特别程序———票据诉讼程序。该程序充分体现了德国票据法的特点和立法旨意，严格区分了票据关系纠纷和票据的基础关系纠纷，并对票据关系纠纷规定了特殊的、简捷的审判程序，实现了对票据权利人利益的快捷、有效的保护，促进了票据法律制度的健康发展。经过一百多年司法实践的检验，德国票据诉讼程序被证明是一种行之有效的解决票据关系纠纷的诉讼程序。
英国法系虽然也重视票据的流通性，并严格区分票据关系和票据的基础关系，但由于其诉讼法的传统与德国法系国家迥然不同，最后也没有诞生票据诉讼的专门制度。英美是典型的判例法国家，“不成文”是它们的法律传统，民事诉讼法也不例外。英美的民事诉讼法历来以判例为主，只是到19世纪末，英国才制定第一个成文的民事诉讼法———《最高法院诉讼规则》，而美国则更晚，1938年美国才有统一的成文民事诉讼法———《联邦民事诉讼规则》。不仅如此，英美所规定的民事诉讼规则也根本不及大陆法国家民事诉讼法的系统、全面。因此，即使有了成文的民事诉讼规则，在英美民事诉讼中仍然充斥着大量的判例法。英美的法律传统导致了英国法系难以产生票据诉讼程序。德国法系中的“票据诉讼”一词，对英国法系来说是极其陌生的，以致于在美国权威的法学辞典———《BLaCK’SLawDiCtionaRY》（Fifthedition）中，也没有票据诉讼这一词条。
日本是另一个票据诉讼制度比较完善的国家。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开始引进西方法律制度。在大力加强票据法律制度建设的同时，日本还借鉴《德国民事诉讼法》中关于票据诉讼程序的规定，以推进民事诉讼法律制度的发展和完善。1890年日本颁布的《民事诉讼法》首次规定了票据诉讼程序。但是，由于日本的票据法律制度建立较晚，票据运用在当时也不及德国发达，因此，设立票据诉讼程序并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反而使某些诉讼关系复杂化了。正是基于这种原因，日本在1926年修订《民事诉讼法》时就完全取消了票据诉讼程序。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日本经济迎来了一个高速发展期。到1964年日本再次修订《民事诉讼法》时，日本的经济、文化已相当发达，票据法律制度已经比较健全和完善。由于票据在社会经济生活中运用非常广泛，日本也逐渐地成为了一个“票据王国”。在这种背景下，实业界对增设票据诉讼程序也表示出了强烈的愿望，因此，日本在这一次《民事诉讼法》的修订中，又重新恢复了票据诉讼程序，并在以后的《民事诉讼法》修订中得以完善。在日本的司法实践中，适用票据诉讼程序解决票据权利纠纷案件确实要比适用通常程序的审理效率更高。从日本对票据诉讼立法的几次反复可以看出，票据诉讼制度在一个市场经济发达，票据盛行的国家里是有其必要的。
通过考察票据诉讼制度的发展历史可以发现，德国之所以最早设立“票据诉讼”制度，日本之所以能使票据诉讼制度充分发展和完善，除了是因为这两个国家的票据法律制度相当发达，票据使用非常广泛，因而客观上需要对票据权利进行特殊保障外，还因为，第一，德国和日本的票据法都十分强调票据的自治性质，[14]他们将票据关系与票据的基础关系进行严格的区分，使票据成为典型的无因证券。[15]由于德国和日本的票据法都非常注重票据的流通和信用两大功能，要确保这两项功能的实现，就需要票据能够满足快捷、安全转让的要求。为了保证这一实体法要旨得以实现，在民事诉讼法中建立能够迅捷地审判票据案件的制度十分必要。第二，德国和日本的票据法都强调票据的要式性和文义性，它们对票据的形式要求十分严格，票据事项的记载不仅是确定票据权利的依据，而且一定记载事项的欠缺还将直接导致票据的无效。也就是说，票据形式的完整性是确认票据效力的依据，而票据文义记载的内容是确定票据权利的依据。这一实体法的要求为建立简易、迅捷的审判程序提供了可能性。可见，在票据发达的德国和日本，以票据制度自身的特点为内因，以促进票据的流通，加速经济发展为外因，二者的结合是最终导致德国和日本票据诉讼的产生和发展完善的主要原因。
在我国，从清末民初开始引进西方法律制度后，1921年北洋政府颁布的《民事诉讼条例》曾规定票据诉讼程序，但该条例因为北洋政府的迅速垮台，未及施行就被废止了。此后在旧中国的民事诉讼法都没有关于票据诉讼程序的规定。
新中国成立后，票据法律制度一度荡然无存，票据诉讼制度当然也就无从建立了。1991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次规定了有关票据纠纷案件的管辖问题。但是，由于当时我国社会还处在经济转型过程，正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此时，我国的市场经济活动还不甚活跃，票据作为市场经济交易工具的功能尚未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得到充分的实现，人们对其还存在较大的距离感。而且，我国此时也还没有一部统一的票据法，因此，即便是在法学界，对有关票据法的知识也知之甚浅，人们甚至对什么是票据纠纷案件都不能做出一个明确而统一的界定，自然也谈不上设立票据诉讼制度的问题了。
1995年5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正式颁布并于1996年1月实施后，票据在我国经济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并已逐渐成为我国经济交往中必不可少的支付工具和重要的结算手段。票据在我国经济交往中越来越广泛地被采用，各种与票据相关的纠纷也逐渐增多，这些票据纠纷不能及时、妥善地得到处理，就会给当事人的合法权益造成直接的损害，进而还会严重影响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行。但是，由于我国《票据法》是在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尚处于起步阶段，信用经济水平低下，人们的票据法律意识十分淡薄，在票据实际操作业务中，票据上的违法犯罪行为不断发生的背景下产生的，因此，虽然票据无因性原则早已引入我国的票据法理论中，但在我国《票据法》中却仍将保障票据使用的安全性作为其首要的立法宗旨。立法者出于维护金融秩序、保证交易安全的目的，将票据基础关系引入票据法的条文中，使票据关系与票据基础关系紧密结合，这不仅直接妨碍了票据流通和信用功能的发挥，也使我国的票据诉讼制度的产生因缺乏内在动因而没有可能。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和完善，票据的信用功能、流通功能和融资功能也在建设市场经济的进程中逐渐显现并不断地得到加强。因此，为减少票据立法给票据功能发挥带来的消极影响，我国票据法理论界进行了不断的探索。许多学者和司法实践者通过对司法实践所积累的经验和教训的深入考察，对票据无因性原则的性质及适用问题进行了反思和再认识，并逐步形成了应相对坚持票据无因性原则的基本观点。[16]在票据立法方面，最高人民法院于2000年11月公布了《关于审理票据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司法解释”）也对我国《票据法》中的票据有因性做出了明确的修正，并从立法上确定了票据无因性原则。“司法解释”第10条规定：“票据债务人依照《票据法》第13条的规定，对与其有直接债权债务关系的持票人提出抗辩，人民法院合并审理票据关系和基础关系的，持票人应当提供相应的证据证明已经履行了约定义务”。第14条规定：“票据债务人以《票据法》第10条、第21条的规定为由，对业经背书转让票据的持票人进行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司法解释”的上述规定，不仅实现了以票据相对无因性原则理念对《票据法》中票据有因性不当规定的修正，同时也充分说明票据无因性原则理念实际已为我国票据立法和司法实践所采纳，并仍在不断发展和深化。[17]
鉴于此，我们认为在我国设立票据诉讼特别程序的条件已经成熟：
（一）在我国，票据无因性和文义性的特征已经得到体现，票据作为一种流通工具和信用工具的作用已经得到彰显。票据的无因性表明，行为人无论基于何种原因为票据行为，在票据关系成立以后，这些原因关系都将与票据关系相分离，持票人无需证明有无这些原因或者这种原因是否存在瑕疵，即可行使票据权利。任何这种原因的变化，都不影响票据权利人向票据行为人主张票据权利。在票据法律关系中，票据权利人行使票据权利只以持有票据为必要，而对于这种支付关系的原因或者说权利人取得票据的原因，债务人无需过问，权利人也无证明票据原因的义务。无论票据原因关系是否存在或有无瑕疵，都不影响票据关系的效力。而票据的文义性则要求，票据所创设的权利义务内容，必须完全依据票据上所记载的文义加以确定，而不能进行任意解释，或以票据所记载的文义以外的其他任何文件加以确定。在票据关系中，票据债权人不得向票据债务人主张票据上文字记载以外的权利，票据债务人也不得以票据上文字记载以外的事由对抗票据权利人，同时，在票据行为的解释原则上，任何人不得以票据上文字记载以外的其他事由或者证据探求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也不得以任意变更或者补充当事人的意思表示。由此可见，在票据关系中，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内容比其他债的关系更清晰和容易确定。也正是基于上述原因和理由，在《民事诉讼法》中规定“票据诉讼的特别规定”不仅十分必要而且完全有这种可能。
（二）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和完善，我国的票据市场已逐渐形成。由于银行承兑、贴现业务的不断拓展和票据交易市场的建立，票据的功能已不局限于充当市场交易的支付手段和结算工具，票据的流通、信用和融资功能越来越受到社会的重视，票据在市场经济发展中的角色已越来越重要。而伴随票据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广泛运用，各种票据纠纷不断增加。这些票据纠纷如果不能及时得到妥善合理的解决，不仅会给当事人造成直接的权利损害，而且，还会直接影响我国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行。但是，根据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的规定，票据诉讼案件主要应通过普通诉讼审理程序审理。而我国现行的普通诉讼程序的设置没有充分考虑票据和票据纠纷的复杂性和特殊性，其审理程序复杂，诉讼时间较长，因而难以及时、正确地调整票据关系，不利于发挥票据的流通、支付、信用、融资功能，不利于资金的周转，提高资金使用效率。所以，依据单一的普通程序调节票据纠纷关系是不够科学和不够合理的，为此，增设票据诉讼特别程序，实行票据纠纷解决机制的多元化是很有必要的。
三、我国“票据诉讼特别程序”的条文设计及理由说明
为了使票据权利得以快捷、有效的保护，在设计票据诉讼特别程序时，应当充分考虑票据权利纠纷的基本特性，在公平的前提下通过对具体诉讼的环节的限制，从而实现对当事人权益的保护和诉讼效率的提高的诉讼目标。具体设计如下：
第X条（适用范围）基于票据行使付款请求权和追索权提起的诉讼，适用本章的规定。[立法说明]这是关于票据诉讼程序的适用范围的规定。
票据诉讼一般可以有广、狭两种不同的理解。狭义的票据诉讼，指的是基于票据权利义务关系发生争议而提起的诉讼。亦即票据权利人以请求票据债务人支付票据金额以及附带法定利息为内容而提起的诉讼，通常包括持票人基于票据而提起的付款请求权诉讼和追索权诉讼，以及持票人在票据灭失后向票据债务人（主债务人）提起的付款请求权诉讼。广义的票据诉讼，则是指因票据关系或票据法上的非票据关系发生纠纷而引起的诉讼。[18]它不仅包括基于票据关系发生争议的付款请求权诉讼和追索权诉讼，而且还包括基于票据法上的非票据关系发生争议而提起的诉讼，比如，票据交付请求权纠纷诉讼，票据返还请求权纠纷诉讼，票据损害赔偿纠纷诉讼，票据利益返还请求权纠纷诉讼，汇票回单签发请求权纠纷诉讼等。
本条所规定的票据诉讼程序只适用于基于票据而提起的付款请求权诉讼和追索权诉讼。之所以作出这样的限定，主要是从设立票据诉讼程序的目的以及这种程序本身具有的特性考虑的。设立票据诉讼程序的目的就是要通过简易快捷的程序，迅速及时地确保票据权利的实现，以保障票据流通和交易的安全，维护票据的信用。票据诉讼程序作为民事诉讼中的一种略式程序，它不仅在案件审理的具体程序上有许多的简化，而且还对证据的使用以及反诉的提起都作出了明确的限制。这样的程序只适用于解决那些法律关系明确，审查法律事实比较简便的案件。由于票据具有的无因性特征，当持票人依据票据向债务人主张票据权利时，我们就完全可以通过对持票人所提供的票据来确定当事人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因此，这完全符合适用票据诉讼程序的要求。但是，基于票据法上的非票据关系发生争议的案件，不仅其种类繁多而且所涉及的法律关系相对比较复杂，其所依据的法律事实的确定也比较困难，因此，它们不宜适用这种程序。
此外，我们在这里之所以强调是“基于票据”而提起的票据纠纷诉讼，主要是要区别票据丧失付款请求权诉讼。本章所规定的票据付款请求权诉讼，是以原告持有票据为前提的。原告是基于自己持有票据的事实而向票据主债务人主张支付票据金额，它与票据持票人丧失票据后为对票据权利实施救济而提出的付款请求权诉讼是存在明显区别的。本章的规定排除了对票据丧失付款请求权纠纷的适用。
第X条[票据诉讼的要件]对于以票据请求支付票据金额及与之附带的法定利息、手续费等为标的的诉讼，可以申请依票据诉讼程序进行审理和裁判。前款申请应在起诉状中载明。原告未在起诉状中申请进行票据诉讼的，可以在人民法院第一次开庭审理前，向人民法院提出进行票据诉讼的书面申请。
[立法说明]票据诉讼程序并不是解决票据纠纷的唯一程序，当事人之间如果发生了票据权利义务纠纷，他们既可以选择适用票据诉讼程序，也可以通过督促程序和普通诉讼程序解决。在票据关系中，由于票据债权人与票据债务人之间不存在对待给付义务，票据权利人依据票据请求支付票据金额是不附带条件的，票据债务人应当无条件地向票据债权人支付票据金额。因此，当票据债权人持票向票据债务人请求付款遭到拒绝时，债权人有权依据督促程序的有关规定，通过向人民法院请求支付命令方式，快捷地取得执行依据。
但是，由于督促程序和票据诉讼程序都以追求快捷、简便为目标，因而在具体程序上都有一定的限制，这可能会使当事人充分行使诉讼权利造成妨碍，甚至还会增加诉讼风险。所以，通过何种方式来保护自己的票据权利，应当由当事人自行决定。
本条直接规定了进行票据诉讼的条件，它们是：（1）原告应当向人民法院提供作为权利请求依据的票据及其他相关附属证书等书证；（2）原告权利请求的内容限于请求支付票据金额（付款请求权诉讼）或票据金额及与之附带的法定利息、手续费等；（3）原告应当向人民法院提出按票据诉讼程序审理和裁判的书面申请，该书面申请既可以单独提出，也可以在诉状中附带提起。
第X条[法院管辖]原告以前条第一款提起的诉讼，依法由票据支付地或者被告住所地的人民法院管辖。
[立法说明]本条明确规定，基于付款请求权和追索权提起的诉讼，可以有票据支付地与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共同管辖，当事人有权在上述管辖法院中选择管辖法院提起诉讼。
从诉讼经济原则出发，因票据权利义务纠纷而提起的诉讼，原则上应当由票据支付地人民法院管辖。但是，如果发生汇票的付款人拒绝承兑而引起票据权利人对出票人进行期前追索，或者因支票出票人的原因导致付款人拒绝付款而引起票据权利人对出票人行使追索权等情况，而票据载明的付款地，或者汇票的付款人以及汇票和支票的付款人所在地与出票人不在同一区域时，原告向票据支付地提起诉讼，显然不利于当事人的诉讼和人民法院的审判，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以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更为有利。
这里所谓的“支付地”即包括票据主债务人履行票据债务的所在地，也包括付款人的付款地。关于票据支付地的确定，原则上应以票据记载的付款地为票据支付地。如果票据上未载明票据付款地的，那么，汇票付款人或者付款人的营业场所、住所或经常居住地，本票出票人的营业场所，支票付款人或者付款人的营业场所所在地为票据付款地。所谓“付款人”亦即付款人的委托人，是指根据付款人的委托代为支付票据金额的银行、信用合作社等金融机构。
第X条（禁止提起反诉）票据诉讼，禁止（不得）提起反诉。
[立法说明]设立票据诉讼程序的目的就在于通过简便易行的程序，迅速及时地确保票据权利的实现，体现票据的迅捷性。如果允许被告反诉，就会使诉讼过程复杂化，这显然是与设立票据诉讼程序的初衷相悖的。而且，票据权利义务关系是单向的，票据权利人行使票据权利并不以向票据义务人履行义务为前提，因此，当原告以票据提出要求票据债务人支付票据金额及与之附带的法定利息、手续费等请求时，被告并无提出与之关联的反请求之可能。所以，在票据诉讼中禁止反诉，不仅反映了票据付款请求权诉讼及追索权诉讼的基本特征，也符合票据诉讼立法的目的。
第X条（转入普通程序）在法庭辩论终结前，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原告的申请，决定使诉讼转入普通程序。被告认为原告的起诉不符合本章规定的适用范围的，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转入普通程序审理。是否准许由人民法院审查决定。
人民法院决定转入普通程序的，应当及时通知双方当事人。人民法院按照上述规定转入普通程序的，已通知的开庭期日即为普通程序的开庭期日。
[立法说明]这是关于由票据诉讼程序转入普通诉讼程序的规定。
在票据诉讼中，如果原告认为适用票据诉讼程序不利于充分保障自己的权利，而需要申请变更诉讼程序的，人民法院应当予以准许。同时，被告也可以通过申请行使程序异议权，但是，为了防止被告试图通过变更诉讼程序来拖延诉讼时间，人民法院可以依照职权行使程序选择的审查权和决定权。人民法院审查后认为被告的申请（异议）不成立的，那么，应当裁定驳回申请（异议），继续票据诉讼程序；人民法院审查后认为原告的起诉不符合本章规定的适用范围的，也可以决定转入普通程序。人民法院决定使票据诉讼程序转入普定转入普通程序的，已通知的开庭期日即为普通程序的开庭期日。通过这样的转化，不仅可以确保诉讼程序的连贯性，而且还可以保障诉讼程序的公正和有序性。
第X条（证据使用的限制）票据诉讼使用的证据限于书证。
对于票据的真实性有争议的，法院可以询问当事人。
[立法说明]票据属于文义证券，票据所创设的权利义务内容，必须完全依据票据上所记载的文义加以确定，而不能进行任意解释，或以票据所记载的文义以外的其他任何文件加以确定。因此，在票据付款请求权诉讼中，确定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依据持票人提供的票据就足以证明了。而在票据追索权诉讼中，根据《票据法》的规定，作为行使追索权的依据，除票据外的其他证据也必须作成书面形式。因此，在票据付款请求权诉讼和追索权诉讼中，原则上都应采用书面证据，规定复杂的证据规则没有必要，而且，对票据诉讼设定过于复杂的证据规则也不符合迅速及时保护票据权利的立法目的。
第X条[对票据真实性的证明责任]对票据的真实性有异议的，提出异议的一方当事人应当对其主张承担证明责任。
[立法说明]票据是一种无因证券，持票人行使票据权利只需对票据在形式上有效性进行证明，而经过流通的票据，票据的真实性不宜也不能由权利的主张者证明。否则，票据交易的安全性将大受质疑，票据的流通功能将无法实现。
第X条（不经开庭审理驳回诉讼）对于原告主张的请求不能以票据诉讼审判的，人民法院可不经开庭审理裁定驳回诉讼。
对于前款裁定，原告不得提起上诉，但可在裁定书送达后的15日内对前款请求依普通程序提起诉讼，前诉提起的时间即视为该诉提起的时间。
[立法说明]票据诉讼实际上是以对票据形式上的有效性审查为基础的，而对票据的形式性审查并不都需要通过开庭。如果法院在庭前审查时就发现原告提出的诉讼请求明显不符合本章关于票据诉讼的规定的，法院就可以不经开庭就作出驳回诉讼的裁定。
为了确保票据诉讼程序的高效性，法律应当禁止原告对不符合票据诉讼提起要件的驳回诉讼的裁定提起上诉。但是，原告的权利如果不能通过票据诉讼程序获得保障，那么就应当允许原告通过普通诉讼程序进行救济。同时，为了确保诉讼程序的连贯性和诉讼效率，在原告收到裁定书后十五日内就相同的请求依普通程序提起诉讼时，应当将前诉提起的时间视作为该诉提起的时间。
第X条（审理期限）票据诉讼应当在一个月内审理完毕。
[立法说明]由于本章规定的票据诉讼是一种简易的略式程序，对审理票据权利纠纷诉讼的期限的规定不宜过长。
第X条[从督促程序转入票据诉讼]依据本法第X条规定视为提起诉讼时，提出督促程序申请的时间，即为提起票据诉讼的时间。
[立法说明]在申请人提出支付令申请进入督促程序后，如果债务人在法定的期限内提出异议的，申请人可以请求法院将督促程序转入票据诉讼程序，为防止被申请人通过提出异议来拖延债务的履行，提高诉讼的效率，应当将提出督促程序申请的时间，作为提起票据诉讼的时间。
注释:
[1]刘家琛：《票据法原理与法律适用》，人民法院出版社1996年6月版，第1页。
[2]前注[1]，刘家琛书，第1页。
[3]前注[1]，刘家琛书，第1—2页。
[4]前注[1]，刘家琛书，第1—2页。
[5]参见汪世虎：《票据法律制度比较研究》，法律出版社2003年8月版，第1页。
[6]因为，我国当时还处在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轨过程当中，作为市场支付和结算工具的票据离人们的现实生活还相当的遥远，而《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以下简称“票据法”）也是在《民事诉讼法》实行数年后，即1995年5月10日颁布并于1996年1月1日起施行的。
[7]叶永禄：《票据诉讼实务》，广东经济出版社2003年4月版，第237页。
[8]2000年11月14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票据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规定：“因行使票据权利或票据法上的非票据权利而引起的纠纷，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这一规定被认为是最高人民法院对“票据纠纷”的明确界定。
[9]在票据债权人行使票据付款请求权被拒绝而与票据主债务人发生票据关系纠纷后，法律并无权利请求顺次性的规定。票据债权人既可以向票据主债务人提起付款请求权诉讼，也可以直接向其他票据债务人提起追索权诉讼，而且，法律还允许票据债权人以票据主债务人和其他票据债务人为共同被告提起共同诉讼。
[10]此处的“法系”是票据法学界的学者们根据各国票据法的特点、历史传统及其源流关系对票据法所作的分类。而不是
[11]我们通常所指的“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
[12]参见曾月英：《票据法律规制》，中国检察出版社2004年11月版，第10页。
[13]参见胡德胜、李文良：《中国票据制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1月版，第13页。
[14]前注[11]，曾月英书，第10页。
[14]前注[12]，胡德胜等书，第17页。
[15]internationalencyclopediaofComparativeLawiX—4，peterellinger，negortiableinstruments，J．C．B．mohr，2000，p．31．转引自前注[12]，胡德胜等书，第17页。
[16]夏林林：对票据无因性原则法律适用的思考，http：／／www．privatelaw．com．cn／new2004／shtml／20050406—162854．htm（2006年11月5日访问）
民事经济纠纷的诉讼时效篇7
论文关键词 示范诉讼 群体性纠纷 代表人诉讼 诉讼经济
一、示范诉讼概述
（一）示范诉讼的内涵
示范诉讼是指法院从存在共同原告或者共同被告且事实与证据相同、所要解决的法律问题亦相同的数个案件中选出一个案件，经全体当事人同意，作出相当于合并审理的裁定，对该案件首先进行审理并作出裁判，全体当事人均受该裁决约束的诉讼制度。”
（二）示范诉讼的特征
1．采用个案审理的方式
示范诉讼的特殊之处体现在其采用常用的一对一诉讼模式解决群体性纠纷的共通性事实和法律问题，很好的避免了对行为的违法性、因果关系、行为人的主观过错等事实性问题的重复审理，既节省了有限的司法资源，又提高了诉讼的效率。
2．示范案件的典型性及代表性
在示范诉讼中，案件的个性问题通过个案审理解决，所有案件均具有的共同争议，通过对典型性及代表性的示范案件的审理进行解决，实现了司法的统一与诉讼经济。
3．示范诉讼进行的程序性
示范诉讼的程序可概括为两步:第一步，审理示范案件，其他的案件暂时停止进行；第二步，示范案件审理完结，若原告胜诉，被告与其他原告间无需就自己的责任进行争辩，其应按裁判结果对其他原告应进行相应的赔偿。若原告败诉，判决生效后，其他原告就无权向被告提出索赔请求。
4．示范裁判效力上的扩张性
在法院示范案件进行审理期间，其他案件暂时停止诉讼程序。如果示范案件审理后胜诉，对其他诉讼原告诉请的审理将产生积极效应——被告不得在后诉中作出相反陈述，但其在前诉中未作出有利陈述由正当理由支持的除外。如果示范案件审理后败诉，对于后续诉讼原告在心理上起到了极大预警作用，有助于他们作出是否的正确判断。
二、示范诉讼制度的价值
（一）促进民众接近正义
示范诉讼中，诉讼当事人以费用分摊的形式承担诉讼成本，且当事人均可适用示范判决的结果，实现了风险共担、收益共享，既维护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又使民众真正体会到正义的存在。
（二）符合诉讼经济原则
示范诉讼以审理个案的程序解决具有共同争点的多个诉讼请求，实现了公正与效率的完美结合，应当说，群体性纷规模越大，示范诉讼实现诉讼经济的优势更能得到发挥。
（三）有利于维护司法权威
示范诉讼有助于避免同类纷争在法院有着截然不同的审理结果，从而有利于实现司法的统一、维护司法的权威。
（四）有利于实现社会稳定和构建和谐社会
在我国司法政策中，以社会稳定作为群体诉讼处理的基本原则和尺度已经取得了法院的普遍认同。示范诉讼的个案先行审理机能，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正在发生中的群体纠纷和解，使尚未走上诉讼途径的群体纠纷自然消灭，既缓解了法院的案件压力，又避免了事件升级，影响社会稳定与和谐。
三、我国构建示范诉讼的必要性
（一）群体性纠纷解决方式多元化的现实需求
当下中国，由同一起或同一类事件引起涉及大批人利益的群体性纠纷多发已经成为一大社会问题。法谚有云：“有救济才有权利”，出于保护民众权益以及维护良好秩序的需要，我国处理群体纠纷的方式亦需要实现多元化。联系我国现状，代表人诉讼是解决群体纠纷的法定方式，但是由于制度本身的不完善，不仅达不到群体性纠纷解决机制多元化的要求，而且造成了民众的合法利益得不到及时有效地保护。利用我国现有的基础构建示范诉讼制度，为群体性纠纷的当事人提供更多的程序选择，是实现群体性纠纷多元化解决的有效方式之一。
（二）示范诉讼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代表人诉讼的弊端
示范诉讼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代表人诉讼的弊端，具体来说，体现在以下几点：
首先，示范诉讼的突出特征在于从众多同类案件中剥离出典型的个案，回归到传统的一对一诉讼模式审理中，由此诉讼结果作为同类案件的示范。这就使得示范诉讼在程序启动上较代表人诉讼更为容易，仅对少数个案的示范审理，也可使得程序因规模获得轻减而大大提高效率。另外，由于示范诉讼在程序规则上与传统诉讼模式差异不大，使其更方便操作，易于为法院接受。
其次，示范诉讼较好地解决了“代表人难产”这一问题。《民事诉讼法》规定代表人诉讼需要选出2-5名代表人。一般来说，人数确定的群体性纠纷人数较少而且相互熟悉，信任感相对较强，因此当事人往往能够较为顺利地选出代表人。而人数不确定的群体性纠纷因人数极多且大家互不相识，彼此之间缺乏信任以及存在利益博弈，常常会出现当事人不愿意担任代表人、难以就选举代表人达成一致意见的现象，法官不得不花费大量的时间与当事人商定代表人事宜，大大影响了诉讼效率。为什么会频频出现“代表人难产”？因为代表人具有双重地位，其诉讼行为不仅代表自己，而且对其所代表的其他当事人发生法律效力，加之当事人如对选定的代表人有异议，则有权亲自参加诉讼，造成了代表人可有可无，代表人诉讼的价值也就无法发挥。示范诉讼中，法院兼顾大多数原告的意见以及赔偿标的的大小依职权确定的示范案件原告，具有充分的典型性与代表性，并且赋予非示范案件当事人以听审权、异议权保障其权益，避免了因当事人之间的不信任造成“代表人难产”的弊端。
再次，我国代表人诉讼存在的又一不足之处就是未参加诉讼的受害人可在他人胜诉后通过一纸裁定适用生效判决，促使许多受害当事人产生了“搭便车”的心态，不愿适用代表人诉讼程序。究其原因，主要是群体性诉讼中多数人一方在败诉时需要负担所有诉讼成本，即便是胜诉，也不代表不需承担任何费用，按照现行规定，聘请律师、调查取证等产生的费用是无权向对方主张。诉讼费用既是诉讼成本又是潜在的诉讼风险承载体，受害人会尽可能地避免承担，谁行使权利谁负担费用是公平原则的必然要求，“搭便车”行为实际上是对公平原则的损害。示范诉讼当中，诉讼费用的规定则更为合理，其规定第一审诉讼费用，由全体当事人按其占案件标的的比例共担。抗告费用由抗告人和参加抗告人分担，并且关于证人、鉴定人费用预纳的规定，在示范诉讼中亦不适用，这些做法不仅增加了示范诉讼的吸引力，而且还减少了受害人的诉讼风险。
三、我国构建示范诉讼的可行性
（一）司法实践中法院已开始探索适用类似示范诉讼的审判方式
尽管我国缺乏示范性诉讼相关法律规定，但法院在处理群体纠纷的实践中，已经摸索出一套类似国外示范诉讼的做法。此种纠纷处理模式在环境纠纷、拆迁纠纷、劳动争议、业主与开发商、业主与物业公司之间的争议等群体性纠纷中得到了较大的推广。在审理此类纠纷时，通常做法是，法院会选取具有较高典型性和代表性的个案率先进行开庭审理，具有类似情况的潜在诉讼当事人或者已经的类似案件当事人都会到庭旁听庭审，在他们对案件胜负已经有相当预期的情况下，通过法官的协调（包括在一定程度上对案件法律观点的释明），案件的大多数当事人会选择与对方达成和解或调解。
（二）我国具有接纳并更好发挥示范诉讼价值的条件
任何制度的构建，都需要有一定的现实基础做支撑，否则无异于“平地起高楼”，示范诉讼在我国的构建亦是如此，需要一定的配套条件为其打好“地基”，方才能站得稳、站得久。具体来说，我国具有接纳并更好发挥施示范诉讼制度价值的现实条件体现在：
1．原则性与灵活性兼具的管辖制度有利于示范诉讼的运行
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第一审民事案件原则上由基层人民法院管辖。考虑到原则性与灵活性兼具的立法要求以及一些案件的特殊性，又分别规定了中级人民法院、高级人民法院以及最高人民法院有权管辖的第一审案件，其中《民事诉讼法》第19条第二款规定，中级人民法院有权管辖在本辖区内有重大影响的案件。群体性纠纷在人数上具有众多性的特点，同时又具有一定的社会性和集合性，并且往往带有一定的政治性，一旦其负面效应波及开来，影响重大，严重的甚至会导致社会秩序和正常社会关系的大面积失衡和倾斜，后果相当严重。从立法上看其符合“在本辖区内有重大影响的案件”，因此适用示范诉讼的群体性纠纷符合中级人民法院管辖的案件标准。
2．审限制度有利于提高诉讼效率
根据《民事诉讼法》第135条的规定，人民法院适用普通程序审理的第一审民事案件，应当在立案之日起6个月内审结。有特殊情况需要延长的，由本院院长批准，可以延长6个月，还需要延长的，应报请上级人民法院批准。《民事诉讼法》有关审结期限的这一规定，不仅有利于促使示范诉讼的受案法院及时审结民事案件，实现诉讼经济，而且有利于及时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并且鉴于某些民事案件(例如群体性纠纷)的复杂性，在法定的期限内审结困难，《民事诉讼法》授权人民法院根据具体案情的需要，可以适当延长时限，并为此规定了批准延期的权限和程序。这样既保证了人民法院及时审结民事案件，同时又使《民事诉讼法》对结案期限的规定符合客观实际，尤其是审理人数众多、案情复杂的群体性纠纷。
民事经济纠纷的诉讼时效篇8
一、群体性纠纷的概念和特征
(一)群体性纠纷的概念
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初期,民事交往形式相对单一,民事纠纷的形态一般表现为单一主体之间的争议。但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发展和进步,社会交往的形式趋于多样化,使得民事交往的形态也逐渐多样化,而其表现之一就是民事争议的主体由单一主体发展到了多数主体,产生了群体纠纷。概括的说,群体性纠纷就是一方多数主体与另一方主体(可以是单数,也可以是多数)之间因相同或相似行为和事件而引发的纠纷。
(二)群体性纠纷的特征
1、人数众多性
这一点并不难理解。尽管对于群体性纠纷,学者们采用了不同称谓,但是从所涉及的当事人的数量出发,其至少有一方应涉及到多数人。比如20世纪早期发生在美国的硅胶制品、石棉建筑材料对人体造成伤害的案件,越战期间橙剂对美国士兵造成身体伤害的案件;比如近年来在我国频发的证券公司虚假陈述致股民受损案、环境污染等公害案件、三聚氰胺毒奶粉案等等。至于人数究竟达到多少才构成群体性纠纷,目前各国通常不作限制,而是由法官视具体案情而定。
2、关联性或同质性
所谓群体,是指一群地位和角色相互联系的人。[1]在诉讼中,这表现为诸多主体之间具有某种程度的联系,这种联系至少包括两点:其一,纠纷的多数一方主体所针对的是相同的另一方主体;其二,多数方与对方之间形成的纠纷具有某种相似性、关联性或同质性。这种同质性如何认定呢,对此,不同国家依然采用了不同的界定标准。美国联邦法律将“所有成员有共同的法律问题或事实问题”作为可将多个成员集合起来进行集团诉讼的条件之一。而我国民事诉讼法则规定,当事人之间具有相同或同种类的诉讼标的是适用代表人诉讼的条件。可见,尽管各国的规定不尽相同,但是要启动群体性纠纷的解决机制,必须是多个当事人之间具有共同利益或为实现其他特定的目的,而有在同一个程序中加以救济的必要性。
3、多与公共利益相关
传统的个体纠纷涉及的利益一般仅限于民事主体的个人利益,而群体性纠纷因其涉及人数众多,在很多情况下都与公共利益有着或多或少的联系。公共利益通常包括这样几个方面:公共秩序的和平和安全;经济秩序的健康、安全及效率化;社会资源与机会的合理保存与利用;社会弱者(如市场竞争社会中的消费者、劳动者等)利益的保障;公共道德的维护;人类朝文明方向发展的条件(如公共教育、公共卫生的发展);等等。[2]类似的案例在我们周围屡见不鲜。同一主体基于相同或相似的行为或事实侵害公益而引发了群体性的公益诉讼。但需要指出的是,群体性纠纷包括但不限于公益纠纷,比如因空难事故引起的损害赔偿纠纷,虽然受害者可能人数众多,但很显然这只涉及到个体的财产权和生命健康权,并不涉及公共利益。
二、群体性纠纷的解决机制——群体性诉讼的产生
随着群体性纠纷的剧增,各国立法和理论界都积极作出回应,探索用于解决群体性纠纷的各种诉讼制度。在这一点上,各国学者采用了不同的称谓。比如英美国家常用群体诉讼(groupaction/litigation)和多数人诉讼(multi-partyproceeding)来概括这一诉讼形态;我国学者则多采用群体诉讼这一概念,甚至于在日本学界还有现代型诉讼这一说法。尽管称谓不同,但是“群体诉讼的本质不仅是为自己寻求救济,而且(或仅仅)是为未出庭的其他群体成员寻求救济。”[3]这一点在各国都是一致的。
在英美法系各国,针对大量人群受害或与另一方发生争议的案件,英国衡平法上最早创设了代表诉讼制度(representativeaction),1999年生效的《英国民事诉讼规则》第19B章又确立了集体诉讼(grouplitigation)制度。在实践中,英国还存在着试验诉讼(testaction)等诉讼形式。在美国联邦制度的影响下,州与联邦采用不同的诉讼形式来解决群体性纠纷,因而其种类众多。比如检察长诉讼、公民作为私人检察长提起的检举诉讼、民众诉讼等。不过在美国处理群体性纠纷的最主要的诉讼形式还是集团诉讼。它在英国代表人诉讼制度的基础之上发展起来,是目前美国社会处理群体性纠纷最有力且争议最大的一种制度。其影响深远,现如今又为我国学界所津津乐道。
在大陆法系国家,德国确立了团体诉讼,赋予几个特定的法律领域里的公益团体,得就私人和民间组织违反特定禁止性规定的行为或无效行为请求法院命令该他人终止或撤回其行为而提起诉讼的资格。除此之外,德国也存在民众诉讼。在法国,不仅检察机关可以代表公共利益参与民事诉讼制度,诸如消费者团体、商业或手工业团体等具备了一定要件的团体也可以提起团体诉讼。[4]这些都是早期群体诉讼的雏形。另外,日本及我国台湾地区的选定当事人制度、以及我国现行的代表人诉讼制度,也是大陆法系群体诉讼制度的典型代表。相比较英美法系而言,大陆法系国家这方面的发展尚不成熟,为群体性权利提供的司法保护仍不足。
群体诉讼作为一种诉讼制度存在,其确立和在实践中的运作乃是从一定的价值和功能定向出发的——这就是解决并预防纠纷、对受害人进行补偿。在这方面,其与传统的一对一的诉讼模式并没有明显区别,但它的优势恰恰就在于,基于诉讼效率理论、接近正义与公民诉权理论和公共利益理论,通过对群体性纠纷进行一次性的、集合的救济,从而使受害的群体(通常为社会中的弱者)与对方进行公平、理性、有组织的对抗,并成功化解主体众多与诉讼容量有限之间的矛盾,进而提高诉讼效率,扩大司法解决纠纷的功能,甚至是带来特定领域内行为方式、交易规则等相关行为的变革。正如谷口安平所说,“集团诉讼实质上就是动员个人的利益动机来实现一定公共目的或公共政策的手段之一。”[5]
三、国外的群体诉讼制度——以美国的集团诉讼为例
(一)集团诉讼的概念和要件
集团诉讼起源于英国,发达于美国,它是美国法律体系中一个非常重要而又极富特色的部分。对集团诉讼的概念,有不同的表述。根据《哥伦比亚法律词典》的定义,集团诉讼即“在法律上允许一人或数人代表其他具有共同利害关系的人提起诉讼,诉讼的判决对所有共同利益人有效。”[6]这一定义准确概括出了集团诉讼的基本特征。它既可以是损害赔偿之诉,也可以是请求法院判令作为或不作为之诉,还可以是法院宣告当事人权利的不附加其他补救的确认判决。总之,它是一种适用于大量情形的独特诉讼程序。集团诉讼在诉讼程序的每个阶段每个组成部分都有自己的特殊性,它适应了现代社会解决群体性纠纷的需要,成为一种现代诉讼形式。[7]
美国自1848年在《菲尔德法典》中确立了集团诉讼制度之后,几经修改和完善,目前作为该制度的法律依据的是1966年《联邦民事诉讼规则》第23条的规定。根据该条,集团诉讼制度的适用要具备以下四项要件:1、人数的众多性;2、利益的共同性,即集团成员要具有共同的法律问题或事实问题;3、请求或抗辩的典型性,即如果其他成员分别提起此类诉讼的话,也会提出同样的诉讼请求;4、代表的充分性,这是对诉讼代表人提出的要求。通常情况下,在确定某人是否可以胜任代表人时,有两个因素是关键的:其一,代表人必须与其他未指名的集团成员没有利益冲突;其二,必须显示出代表人将通过合格的律师积极地追求集团的利益,能确保有力的诉讼。这些是集团诉讼得以成立的必备的、最普通的四个要件。
(二)集团诉讼的特征
与其他的群体诉讼相比,集团诉讼具有以下特征:1、未经所有被代表人同意而提起诉讼。这是集团诉讼最本质的特征。换言之,诉讼代表人提起集团诉讼时无须明确集团的具体成员,也无须取得集团成员的明确授权,而只需向法官证明,具有共同的法律问题或事实问题的争议的主体人数众多以至于不可能进行诉讼合并。2、以“选择退出”的方式确认集团成员。根据联邦民事诉讼规则,集团成员在接到法院通知后,在规定期限届满之前,可以向法院提出申请退出集团诉讼,从而不受判决的约束。3、人数众多。“集团”只是诉讼法上的拟制概念,真正实体法上的主体是多数的集团成员。4、无须精确认定集团的成员。这一特点其实是从集团诉讼最本质的特征发散出来的,正因为未经所有被代表人的同意仍可提起诉讼,所以法律允许通过对缺席成员利益的代表而对正义进行集合性处理,而无须对个人的请求单独评价。5、判决效力直接扩张。即判决一经作出其效力就无条件的扩张于所有的集团成员,而不论这些主体是否亲自参加诉讼,是否明确授权诉讼代表人代其进行诉讼,甚至也不论这些主体是否知晓诉讼的提起和开展。6、救济方式多样化。现代美国的集团诉讼为当事人提供的救济方式既包括请求损害赔偿,也包括寻求禁令和宣告性判决等。
(三)集团诉讼存在的问题
集团诉讼制度自其产生之日起就饱受争议,社会各界对其褒贬不一。它在保护消费者的利益、抵制破坏市场的不正当竞争、恢复受损害的公民权利以及保护环境等各方面都发挥着不容忽视的作用,它的光彩是显而易见的,在此不再赘述。但是对于这样一个发展了近半个世纪却仍没有定型定性、仍然处于法院的高度管理和控制之下的实验性诉讼制度,无论是从理论基础还是实际效用而言,它都存在着一些问题。
第一,法院职权介入与对抗制传统和法官中立性的冲突。对抗制是英美国家诉讼程序最基本的特征之一,法官消极被动,在当事人之间保持中立。但是大量复杂的集团诉讼案件却使法官的中立性受到了极大的挑战。一方面,法官在很多情况下要充当积极地管理者,比如提出通知方案、确定赔偿金的管理人等。另一方面,代表人和未列名的集团成员的利益未必完全一致,法官此时就极有可能通过诉讼和解等方式损害到未列名的集团成员的利益。这些都使法官的角色由消极转为了积极,其对案件的管理已经大大的超越法律赋予他的职责。
民事经济纠纷的诉讼时效篇9
摘要：我国民诉法修改草案中提出将公益诉讼纳入现行民事诉讼中，这对于我国法律的发展具有里程碑的作用，同时也为我国产品质量公益诉讼的研究提供了范本。因此探讨将公益诉讼作为解决产品质量诉讼中的损害公共利益的方式是十分有必要的。
关键词：产品质量；公益；公益诉讼
中图分类号：DF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0118（2012）05-0099-02
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产品数量和品种的日俱增多，消费者在购买产品中所出现的产品质量纠纷的可能性也增大。然而，现有的诉讼机制并不能高效的解决此类纠纷。因此，在产品质量领域内引进公益诉讼，对维护社会整体利益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一、产品质量纠纷公益性分析
（一）公益诉讼的特点
从实质上来说，公益诉讼是保障公共利益而形成的新型诉讼方式和手段，它的出现符合了现代社会对诉讼的需求。公益诉讼与私益诉讼相比，具有以下特点：
1、追求的目的具有公益性。较私人利益而言，公益性是指保护社会整体公共利益，并不只是为了维护某一个人或者某一少数群体的利益，也不是多个个人利益的简单相加。公益诉讼产生的目的就是为了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受益主体具有不特定性。
2、诉讼主体范围具有广泛性。公益诉讼的起诉主体不限于直接利害关系人。只要加害人做了侵害社会利益的行为，那么无论是否直接受到违法行为危害的组织或者个人都有权提起诉讼。但相较于私益诉讼中，起诉主体只能是与此危害行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个人或者组织。
3、诉讼作用预防性。传统的私益诉讼具有一定的事后性，其是对特定纠纷进行的一种事后解决方法，是为了使法律上的权利、义务和责任得到有效的实现。而公益诉讼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一定的预防性。公益诉讼的一大特征就是不以公共利益的实际损害为诉讼前提，一旦国家组织、社会团体或者个人发现有实际侵害社会公共利益的情形发生或者有潜在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时，均可以代表社会起诉侵犯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这种方式在一定程度上使后期用来损害莫不的成本费用降低，有效的防止了危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的再发生。
4、判决具有扩张性。对于一般诉讼来说，判决结果一般不具有对世效力，即其效力仅仅及于当事人，对诉讼以外的其他人并没有约束力。但对于公益诉讼来说，判决的效力具有扩张性，对社会所有成员都有效力。例如，轰动一时的“三鹿奶粉事件”中，据保守估计管过潜在受害者超过三万。有的受害者正在使用二未发生损害，或有的受害者还未开始使用。所以，若等到每一个受害者遭受带损害后再诉至法院，不仅受害者受到了损害而且大量的受害人的单个诉讼也会给法院带来负担。因此，公益诉讼的判决具有扩张性的特点就能很好的解决此类问题，受害者可以直接适用该案件的判决结果。这样一来，不仅减轻了法院的负担也更好的维护了全社会的公共利益。
（二）产品质量纠纷公益性体现
1、产品质量纠纷数量多，涉及到的利益也是关乎社会中大多数人的
而且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消费品批量生产的幅度也不断提高，催生出的消费者的范围也不断扩大。所以，纠纷发生的可能性也不增大。目前很多产品质量纠纷中的被侵害对象很少会是单个个体，很多时候被侵害的对象都是一大批的人群，因此很多产品质量纠纷到头来对社会公共利益的侵害也是显而易见的。因此在产品质量中设立公益诉讼，使没有“直接利害关系人”提起诉讼，可以有效的保护被侵害的消费者的利益和潜在被侵害消费者以及社会公共利益。
2、产品质量纠纷的处理影响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
提高经济效益是人们从事一切经济活动的基本原则，是人类社会赖以寻在和发展的客观基础。有些居心不良的企业所生产出的产品属于低质量或者假产品在市场中流通，使产品的使用价值不能得到很好的体现，这样一来使广大消费者对购买的产品失去信心，同时对企业的信任度开始降低，消费者和商家两者之间融洽的关系被破坏，导致市场经济的恶性循环，最终会造成我国经济发展速度的降低。因此，想要维护市场经济秩序，就要有效解决产品质量纠纷，打击厂商们不正当竞争行为，使广大已受损害的消费者和潜在消费者的权利得到有效保护。此外，由于具体的产品质量纠纷不仅会影响到企业的名誉，而且久拖不决的纠纷处理方式可能会影响企业的正常运转，使企业遭受到重大的损失。因此，一次性解决产品质量纠纷的公益诉讼能使企业受到应有的惩罚，也能早日恢复生产，同时也可以使我国市场经济能过正常运行。
二、产品质量公益诉讼在我国建立的价值
我国对产品质量方面的保护先后出台了《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和《产品质量法》，但这两部法律主要是为了保护单个人的利益，而且在执行力较弱。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生产者与消费者的纠纷日益增多并且复杂化，很多厂商为了牟利生产出低质量、假冒的产品，这样一来不仅侵害了消费者的权益，也危害可社会公共利益和社会经济秩序。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在我国建立产品质量公益诉讼是十分具有价值的，主要包括以下三种价值：
（一）降低诉讼成本
诉讼成本是指诉讼法律关系主体在诉讼过程中对象化的，以货币表现的为为达到一定诉讼目的应当或者可能发生的各种经济资源的价值牺牲和代价。结合我国当前实际来看，消费者和生产者或者销售者区域跨度之大，交易次数之频繁，同一产品被不同地区的不同人群购买。如果每一个消费者都向法院提起诉讼，那么就可能造成大量人力、物力、财力的浪费。例如，近期出现的“圣元奶粉激素风波”，有资料显示广东四个宝宝因喝此奶粉而导致性早熟，江西一对龙凤胎出现腹泻的情况，广东湛江一男婴因喝此奶粉被查出雌激素超标。如果这些婴幼儿的家长均向当地法院提起诉讼，那么就会出现法院诉讼资源的浪费、诉讼成本的提高的现象。因此，若某一国家组织、社会团体、个人代表整个社会来起诉圣元国际，那么就可以为受害者家属减少诉讼纠纷的同时也保护了受害者的利益。
（二）唤醒消费者的民主意识
在现代民主社会中，公共事务管理职能不再专属于政府所有，这一点已经在全世界各国达成了共识。吸引包括公民、社会团体在内的社会力量的参与到国家公共事务的管理和决策中，既迎合了政府职能转变的要求，也关注了消费者权益的保护。在产品质量纠纷中设置公益诉讼，就等同于使个人通过一个正当合法的途径参与到国家行政事务中去。因此，产品质量公益诉讼可以强化当事人的程序主体地位，以实现法治国家关于人民主权的主张，换而言之就是人民当家作主治理国家。因此，在产品质量中增加公益诉讼更能够唤起消费者的民主意识，使自己的权利得到很好的保护。
（三）维护社会公共利益，体现社会正义
“公益”从字面上来理解就是社会全体成员的整体的利益，既区别去某一个社会成员的单个利益，也不同于社会成员利益的简单相加。当今中国，民主的实现、平等的实现和法治国家的实现都呼唤着公益诉讼的建立。从产品质量纠纷角度来说，公益诉讼能够保护社会中已买到产品或者即将要买产品或者正在使用产品的消费者的利益，其所要保护的范围较为广泛。因此，若有一个特定主体能够提起诉讼来维护社会整体公共利益，就保证可市场秩序不会出现紊乱。产品质量公益诉讼制度的诉讼理念和司松形式无不体现着对公共利益的救济，对消费者基本人权的尊重，同时也为社会正义提供了强有里的机制保障。
三、我国产品质量公益诉讼的制度构建
产品质量公益诉讼在我国属于一个较为新鲜的概念，尚未在立法中体现。但随着我国产品质量纠纷的多元化，社会公共利益遭受侵害的情况日益突出，建立产品质量公益诉讼的呼声也越来越高，本文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论述：
（一）扩大原告资格
在我国，传统观念认为，为了防止公民滥诉，只有与案件有直接利害关系的人才有提起诉讼的资格。这种做法在产品质量纠纷中并不适用。因为可能受到侵害的人群较为广泛的影响，可能出现诉讼无门的现象。为了维护广大消费者和社会公共利益，扩大原告资格是十分必要的。从我国国情出发，产品质量公益诉讼的原告应主要包括以下三种：1、公民个人。随着我国民主化程度的提高，公民参与处理国家政治的愿望就越来越迫切，公民个人为了公共使用产品的利益庭审而出的也就不足为奇了。只要公民在提起诉讼中能够提出确切的证据证明所提起的诉讼具有维护社会整体利益就可成为设个的当事人；2、社会团体。社会团体是为了维护公共事务而成立的非盈利性社会组织，通过借助社会力量来弥补国家力量的不足。这类社会团体在我国如消费者协会，其通过消费者的授权来提起产品质量诉讼。由于消协对我国法律较为熟悉，在处理产品质量纠纷时不仅能够很好的保护特定受害人的利益，也能防止同类事件的再次发生；3、检察机关。在我国，检察机关为了社会公共利益可以作为原告，但这种情况不会发生在民事诉讼中。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产品质量纠纷所导致的社会利益的损害并不亚于刑事案件的损害程度。检察机关涉入产品质量纠纷，能够促使纠纷有效的解决，减低对社会利益的损害。
（二）设置产品质量公益诉讼的前置程序
扩大原告资格，虽然能够帮助广大民众参与国家的政治事务，但不能排除个别公民对诉讼的滥用，从而不仅给企业带来不必要的负面影响而且也会给法院带来不必要的负担。根据外国的经验来看，主管产品质量的是国家专门设立的机构，在此机构中有专业的操作人员也有严格的产品质量标准。当有产品质量纠纷时，率先交给此机构处理，此机构做出的解决方案若仍不能让公众所满意的话再向法院提起诉讼。外国的这种方式是能够被我国吸收并借鉴的。这样的筛选方式，不仅能够节省司法成本也能节约公民的人力、物力、财力的损害，而且能够使诉讼到法院的产品质量纠纷诉讼价值有所提高。
（三）改变举证责任的方式
传统的纠纷解决的举证方式是“谁主张，谁举证”，这种方式用在双方举证能力相差不大的情况下还算合理。但对于产品质量纠纷，消费者与生产者和销售者处于不平等的状态，消费者由于对产品的认知不够全面，处于弱势地位。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再运用原告举证的模式似乎并不能很好的维护消费者的利益。例如，2011年发生的云南白药牙膏导致消费者口腔溃疡的事件中，南京一消费者诉至法院要求云南白药集团及其代言人濮存昕赔偿并道歉，但云南白药集团亮出牙膏是“国家保密配方不宜公开”的声明。若在此时再要求受害者提出证据是云南白药牙膏造成的损害就难上加难。普通公众在面对产品质量纠纷时收集证据的能力较弱，实行举证责任导致，有利于产品质量纠纷的公平、公正的解决。从国外立法来看，美国的环境公益诉讼较为发达，美国法律《密歇根州环境保护法》第三条就提出了举证责任倒置的规则。
（四）改变诉讼费用收取方式
诉讼费用的支付一直都是原告提起诉讼时必须要考虑的问题。传统诉讼方式中一直都是“谁败诉，谁支付诉讼费用”的模式。这就造成了很多消费者不愿去冒支付诉讼费用的风险，这样一来使产品生产者便肆无忌惮生产低质量、假冒的产品。而且在产品质量诉讼中，原告可能是与本案毫无利害关系的人，其提起诉讼只是为了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在这种情况下在让原告冒付诉讼费用的费用，似乎不太公平。参照外国立法来看，我国在处理产品质量公益诉讼可采取以下方式：1、为此类纠纷的原告律师一定的补助。这样的方式能够为原告减少律师费用的负担，从律师的角度来讲，合理的律师费用也使其工作质量有了保障；2、摒弃传统的“谁败诉，谁支付诉讼费用”的方式，全国范围内设立“产品质量公益诉讼基金”，资金来源可以是国家、社会组织或者个人的赞助。这种方式使原告在提起产品质量公益诉讼时无任何金钱方面的忧虑，任何需要与原告支付的费用均由“产品质量诉讼基金”提供。
四、结语
本文通过对产品质量纠纷公益性分析、产品质量公益诉讼在我国的价值和我国产品质量公益诉讼的制度构建这三个方面对我国产品质量公益诉讼进行了分析。在我国产品质量问题日益突出，侵害着广大消费者和社会公共利益，因此在我国建立产品质量公益诉讼的是十分必要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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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经济纠纷的诉讼时效篇10
一、从经济法与经济法诉讼之关系分析
构建经济法诉讼必要性“程序是实体之母”(程序法乃实体法之母)，“程序工具主义”，“程序法与实体法如同一辆车子的两个轮子，对诉讼同时起作用”。这三种论述基本上概括了当前学术界对实体法与程序法关系的主要观点。通过对上述三种观点的比较分析可以看出，尽管学者们对实体法与程序法谁主谁从的看法不同，甚至会产生较大分歧，但是他们之间却存在一个共识—程序法与实体法两者之间存有必然的联系，是两个并不矛盾的话题，实体法需要程序法来保障，程序法需要实体法作为基础。两者是相互作用、相互影响、辩证统一的。因此从经济法实体法与程序法之间的普遍性来看，尽管两者不一定是一一对应关系，但是经济实体法也需要经济法诉讼的完善，需要经济法诉讼为之提供一定保障。当然，经济法作为一个部门法必然有其特殊性，下面从经济法的特殊性来看其对经济法诉讼的客观需要。其主要体现为两点:①从经济法理论完善来看，需要经济法诉讼模式的系统、完善。中国的经济法理论肇始于20世纪末叶，在20余年的风雨历程中曾经历了两次大规模的整体性重构:第一次是发生在1992年之后，这次重构主要解决了经济法的经济基础和社会基础问题;第二次是发生在2002年以后，经过这次重构进一步确立具有深厚法理基础、能够有效指导法制实践、具有内在自足性的经济法理论。但经过这两次理论重构之后，经济法理论仍旧彰显不足，在学界仍存有对其存在性置疑的现象。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虽然经过了两次较大的理论重构，但是仍然没有给予经济法诉讼以足够的重视，从而呈现出了经济法理论的不完善性、不完备性。从系统论角度来看，经济法理论本身可以看做一个大系统，经济法实体法理论和经济法诉讼理论则是这个大系统中的两个非常重要的子系统，两者在经济法理论中的作用就如同上面所述的实体法与程序法之间的关系一样是相互制约、相互影响地在经济法理论中发挥作用。所以说要使得经济法理论这个大系统得以完善，有必要对其子系统进行理论探讨，其中对经济法诉讼的探讨成为当前急切需要解决的问题。②从经济法的运行系统来看，上面的论述主要是从静态或是说从理论角度阐明了经济法理论的完善需要经济法诉讼的补充。接着我们从经济法运行的动态角度来看实体法对程序法的需求，在法的运行系统中，经济法诉讼是法律救济的最后一道防线，本身具有终局性。经济法要得到良好的运行，必然要求有经济法诉讼这道必备装置.从实践中，我们也可以看出，有程序法保障的实体法能够充分发挥其作用，而没有程序法保障的实体法则不能使其作用充分地发挥。所以，无论是从经济法的理论角度来看，还是从经济法的实践角度来看，我们都需要经济法纠纷诉讼模式的完善。
因此，我们认为无论是从实体法与程序法之间的关系来看，还是从经济法本身的特殊性来看，都需要我们对经济法纠纷解决机制进行系统的理论研究。而王新红老师则正是在这种需求之下总结当前的经济法诉讼模式，构建了新经济法诉讼模式。
二、新经济法诉讼模式的解读
在《经济法纠纷司法解决机制研究》一书中，作者从深层次的理论角度出发，科学地提出了经济法诉讼模式构建的三项基本标准:一是必须能够涵盖对所有可诉的经济法纠纷的司法解决;二是必须有利于经济法纠纷的司法解决，也就是说，在满足第一项条件的前提下要寻求最优的制度设计;三是必须与现有的诉讼形式形成协调统一的整体[zj‘’3)。并且在此基础之上，对当前我国存在的几种经济法诉讼模式存在的缺陷与不足进行了充足的论证，最终重新构建了我国的经济法诉讼模式。其构建的经济法诉讼模式的整体框架是:①对于违反经济法的犯罪行为、违宪行为，分别在刑事诉讼、宪法诉讼(违宪审查)中处理，不视为经济法诉讼，也不纳人经济法诉讼的范围;②对于经济调节机关以管理者身份与被调节管理主体发生的经济法纠纷，通过行政诉讼解决;③对于经济调节机关以市场主体身份与其他市场主体发生纠纷、被调节主体相互之间以及被调节主体与其他受国家调节影响的人之间的纠纷，在民事诉讼中解决;④对于现有诉讼制度不能解决或者不能很好解决的经济法诉讼，在检控和受理机构、诉讼程序等方面做出一些特别的规定，创设一些新的诉讼制度闭“8)。这种整体框架是在中国现有经济法纠纷解决的基础上提出来的，抛弃了传统的经济法与实体法之间的一一对应关系，同时也否认了不建立经济法诉讼解决机制的观点。因此，作者既认识到了经济法与其他实体法之间的普遍性，同时也注重了经济法本身的独特性。针对经济法的普遍性，作者认为需要把经济法纠纷通过其他诉讼来解决;针对经济法诉讼的特殊性，作者认为应当建立个别的特殊制度来解决经济法纠纷。
三、经济法诉讼模式构建的理论依据
1.现有经济法诉讼模式的不足对新经济法
诉讼的需求关于经济法诉讼的模式，从我国的经济法诉讼模式发展的历史进程来看，主要有四种学说:综合经济法诉讼说、独立经济法诉讼说、经济公益诉讼说、“大民事诉讼说”。然而.这四种学说却因为它们本身的缺陷而使得创门在解决我国现有经济法纠纷时存在不足。如:综合经济诉讼说未能脱出传统诉讼模式在观念上和制度上给我们设定的界限，其结果是对部分刑事、民事和行政诉讼案件贴上经济法诉讼的标签，并没有为经济法诉讼问题解决做出实质性理论贡献。独立经济法诉讼说体现的是一种形而上的追求，这种学说是基于程序法与实体法一一对应的关系而提出和发展的，其是一种理想化的表现形式。而从当前我国的诉讼资源、诉讼效率等各个角度来看，这种学说的可行性令人置疑。经济公益诉讼学说把握住了经济法对社会整体利益的关怀这一核心，同时也抓住了经济法本身的特殊性。但是这种学说与整个社会现实中表现出来的经济法纠纷相比较来看，其调解范围过窄，其主体存在不明确性，以及这种学说中的核心—公共利盎也难以确定，所以说该种解决方式不能担当其解决经济法诉讼的重任。“大民事”诉讼说是建立在普通法基础之上的，意味着要对我国现有的法律制度做彻底的调整，必然会产生巨大的成本，就如同独立经济法诉讼说一样，该种学说过于理想化.是不可行的。所以，为了使经济法纠纷能够得到解决，必然要产生一种新型的经济法纠纷解决模式。一种新的经济法诉讼模式的出现，既要能够同我国当前的经济法理论衔接，能够起到对其的补充、保障作用，从而完善我国的经济法理论。同时，又要能够在实践中真正解决我国面临的各种经济法纠纷.新经济法诉讼模式通过从我国经济法纠纷的可诉性等角度分析，从而能够正确地为经济法纠纷的解决提供法律依据。
2.从法律经济学角度来分析该诉讼模式的理论依据
在新的综合经济法诉讼中，作者果断地提出了三种标准。在第二项标准中，作者认为，在保证纠纷得到公正处理的前提下，主要有两点:一是是否简便易行;二是是否制度成本低廉。关于制度成本是否低廉也有两层含义:一是制度变迁和创新是否低廉;二是诉讼成本是否低廉。怎样体现这个诉讼成本，作者没有进一步的论述，我们认为这一方面可以从法律经济学角度来进一步分析。20世纪50~60年展起来的法律经济分析，因其视角新颖、方法独特和具有实际运用价值(尤其是其提出的理性人思维)，从而引起我国学术界的重视，并且在法学分析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法律经济分析主要包括三个紧密相关的部分:预测特定的法律规则会产生什么样的效果、解释为什么特定的法律会存在、确定应该存在什么样的法律规则闭。所以，在设计我国的经济法纠纷的司法解决机制过程中，我们也应当充分利用法律经济分析中的理性人思维、成本、效益、效用最大化等这些经济分析工具。在法律进程的整个活动中，立法、司法、执法和守法等法律活动本身也需要支付费用，大到宪法的出台，小到一项法律规范的改进和经济法纠纷的依法审理，都会给社会特别是相关法律主体造成大量的直接和间接的成本耗费.若单位法律的交易成本过高，就会使公众对该法律的需求消失，法律即便制定出来也可能成为一纸空文，且同时浪费大量国家的法律资源。节约交易成本由此成为法律设计的评价标准和效益性质川。所以我们在设计(构建)一种法律纠纷的解决机制时，一方面要注意节约其本身制定过程中的社会成本;另一方面，也要注意节约在纠纷解决机制中的交易成本，从而使权利受害者愿意且能够通过司法来最终解决法律纠纷。
在当前，对经济法诉讼模式的构建更应该注重我国在司法解决中已经存在的诉讼资源，并且使当前的诉讼资源(民事诉讼相关的法律资源、行政诉讼相关的法律资源)达到其效用最大化。为了更加详细地了解我国当前的经济法诉讼模式设计中的诉讼效率，我们设计以下公式使其明确化。我们将诉讼中的总成本表示为c总，民事诉讼相关的法律成本表示为C民诉=C民特+以用，行政诉讼相关的法律成本表示为殊诉一C行特+C共用，经济法诉讼相关的法律成本表示为哒诉二q济法诉论十味用，同时.我们将它们在法律纠纷解决中共用的法律成本表示为味用。则有:C总=C民诉+C行诉+殊诉(工)或C总一C民特+味用+殊特+C共用+味济法诉讼+C共用(n)公式(n)C总~C民特+殊特+C。济法欣+C共用+C共用+C共用(m)通过公式(皿)我们可以明显看出.在现有的诉讼资源基础之上，假如我们再制定一部完整的经济法程序法，则是对我国诉讼资源中共用部分的一种浪费，从而使得这种设计得到的是一个无效率的结果。故我们在设计经济法纠纷解决机制的过程中要考虑当前的诉讼资源.从而防止资源的重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