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纠纷的民事起诉篇1
后诉讼时代：纠纷解决体系的结构合理化
按照诉讼制度在纠纷解决体系中的相位和功能，可以将当代中国纠纷解决史分为三个阶段：前诉讼时代、诉讼时代、后诉讼时代。“在中国，九十年代以前可以被称为前诉讼时代，此后，进入诉讼时代。在前诉讼时代，诉讼不是解决纠纷的主要方法。随着法律制度的重建以及商品经济的发展，人们越来越多地依靠诉讼来解决纠纷。因此，非诉讼的纠纷解决方式，比如，一度盛行的调解，逐渐不受重视。诉讼时代的主要特征是就是争议解决方式的渐趋单一化、集中化。它的最主要的问题是高昂的诉讼费用耗费和时间耗费。社会复杂性、纠纷多样性的增强，要求纠纷解决方式的多样化。后诉讼时代是一个民事纠纷可以被多种方式合理解决的时代。
从1986年以来的统计数据看，人民法院审理案件的数量一路飚升
从前诉讼时代到诉讼时代，不仅诉讼解决纠纷的数量在增长，诉讼与人民调解在纠纷解决体系中的结构比例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1990年人民调解纠纷总量为740.92万件，同年民事一审案件数量为291.6774万件，诉讼案件相当于调解案件的39.4%；而1998年，民事一审案件数量达到336万件，诉讼案件数量已经相当于调解案件的63.8％。 据有关人士介绍，2001年诉讼案件与调解案件的数量比例已经基本持平。纵观1980年到2000年20年间，人民调解的组织建设和工作绩效的发展趋势，人民调解在90年代中期达到高潮后逐渐呈下滑趋势，调解人员和调解纠纷数渐趋减少。“强诉讼、弱调解”的纠纷解决体系结构特征已经形成。一个社会的纠纷解决机能能否良性运作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其纠纷解决体系的结构决定的。诉讼时代纠纷解决体系结构的变化，一方面反映了我国在法治化进程中对司法功能的强化；另一方面，对于司法的过高期望也导致了纠纷解决体系的结构失衡。诉讼时代的“强诉讼、弱调解”与前诉讼时代的“强调解，弱诉讼” 一样，都是纠纷解决体系结构失衡的表现。诉讼成本高昂、诉讼迟延和司法腐败可以说是诉讼时代纠纷解决体系结构失衡带来的种种弊端的首当其冲者。从纠纷解决资源的供求规律看，当对一种纠纷解决资源的需求远远超过它的供给能力时，必然导致利用这种资源的困难性，成本高昂和迟延也就在所难免；随着这种资源的稀缺性的不断上升，掌握这种资源的人借以寻租的可能性也会加大，这就为司法腐败营造了可以想象的空间。纠纷的诱因是多方面、多层次的，解决纠纷的方式和途径也应当是多方面、多渠道的，诉讼是多元纠纷解决机制中关键的一元，但是，诉讼的承载能力是有限的，负荷过重必然会损害诉讼的正当性根基-程序正义，进而损害司法的公信力。因此，诉讼时代向后诉讼时代的过渡有其内在的必然性，或者说是一种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相统一的发展向度。后诉讼时代正是谋求纠纷解决体系结构合理化的时代，它将在解构诉讼时代纠纷解决体系结构特征的同时，建构诉讼、调解以及其他纠纷解决方式共同发展、相互促进的纠纷解决体系。暂时还难以对合理、均衡、良性互动的纠纷解决体系结构进行精确的量化，不过，改变“强诉讼、弱调解”的纠纷解决体系结构特征，健全人民调解制度，进一步充实和强化人民调解功能显然是迈向后诉讼时代的第一步。
后诉讼时代、人民调解与市场经济
后诉讼时代是市场经济日益繁荣的时代，市场经济及其支撑下的主流信念系
统有选择人民调解这种纠纷解决方式的内在需求吗？纠纷解决方式与一个社会的经济基础和主流信念系统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和协调性。传统的调解作为中国古代社会的主流纠纷解决方式与马克思所言的亚细亚生产方式和主张以礼乐仁义风化天下的儒家思想、提倡“和为贵、让为贤”的传统道德观“是一体性的。人民调解作为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重要途径，在计划经济时期，在以集体主义和奉献精神为基调的共产主义道德情操的感召下焕发出令西方人称羡的生机和活力。市场经济条件下，人民调解还有能够获得足够运行能量的生存空间吗？
市场经济社会的显著特点就是国家与社会分离。市场经济体制下的社会，是与国家相对分离的社会，社会是人们追求物质财富、精神财富和私人利益的领域，是在一定范围内能够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领域。市场经济不但是法治经济，同时，也是社会自治经济。因此，市场经济的发展必然要求国家与社会相对分离，以使社会按照自身的发展规律来发展，同时，这也是建构“有效政府”，提升国家能力的需要。市场经济社会客观上要求更多的社会自治来整合社会。人民调解作为一种群众自治性解决纠纷的制度，属于社会自治的范畴。人民调解不是计划经济的附属物，后诉讼时代高度繁荣的市场经济对于社会自治的要求为其创造了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
市场经济社会是一个权利意识蓬勃兴起的社会，是一个高度尊重个人权利的社会，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意味着走向权利的时代的到来。诉讼是保护个人权利的最后屏障，但是，由于心理上、经济上、环境上、诉讼服务自身缺陷等多方面的原因，公民对诉讼的利用存在诸多障碍。诉讼利用的可能性越低，诉权被消蚀的可能性就越大，对权利的保护也就越困难。 在城乡差别难以在短时间内消除的我国，权利保护与诉讼利用之间的矛盾尤显突出。人民调解恰恰是缓建这种矛盾的蕴含着巨大潜力的制度设置。虽然，在初建市场经济的我国，诚信等道德规范的缺失，建立信任机制的困难，使人民调解面临窘境，但是，对于市场经济主体，人民调解灵活、便捷、易于接近的优势具有难以抗拒的魅力。后诉讼时代是进一步高张权利保护旗帜的时代，为权利而协商对话的心理共鸣必将使人民调解焕发出新的生机。
后诉讼时代、人民调解与法治
后诉讼时代是法治理念和法治实践日臻成熟的时代。人民调解究竟是推动法治呢？还是阻滞法治进程、蚀损法治精神呢？这的确是一个问题。黑格尔在《世界历史哲学》中认为，古代中国的法律缺乏整体上的原理，它没有区分道德领域与法律领域。 传统调解与“德治” 、“教化”等国家治理方式密切相关的。与传统调解不同，人民调解被赋予了完全不同的政治内涵。在毛泽东时代，纠纷的解决是一个政治行为。调解是党的意识形态在实践中的表现。“调解已被发展成为动员的工具，它将纠纷的解决与共产主义者重构社会的尝试联结在一起并使纠纷解决的政策适应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 诚然，人民调解与计划经济时期的国家治理方式存在某种同构性。国家治理方式转变的同时，人民调解的组织形式、工作方式没有进行相应的调整，这是导致诉讼时代纠纷解决体系结构性变迁的重要原因，另一方面，对于法治内涵的误读也是不容忽视的原因，九十年代以来，法治几乎成了诉讼的代名词，司法最终解决原则被扩大化理解。这样的“法治氛围”一方面导致公众对诉讼的过高期待、社会对诉讼的积极鼓励；另一方面也贬抑了人民调解的价值和正当性。
事实上，1989年《人民调解委员会组织条例》的颁布已经构成人民调解发展史上的分水岭。此前的人民调解以政策、意识形态等作为调解依据。1989年条例确定了人民调解的三项原则：依法原则、自愿原则和不限制诉权原则。依法调解原则的确立奠定了人民调解与法治亲和的基础。从当代人民调解的实践看，依法调解与依情理调解、依风俗习惯调解等其它调解方式并非截然分开，而是处于一种交融状态。这种交融状态恰恰说明，当代法治社会中的调解，是包含利己动机和共同动机两方面的“契约性合意”，是一种起源于信赖的共存状态。“因此，法制化条件下的调解与对立性主张的充分讨论以及为此设立的程序、法律家的专业性活动是可以并立而存的。正是通过契约关系这一中介环节，调解与法治结合起来了。—――司法程序与私法秩序结合起来了。” 从更深层面看，虽然，调解只能在有限范围内创造规范，但是如果能为调解和正式法律体系之间的交流提供充足的条件，则调解在促进法治的过程中发挥的作用不可忽视。如，（1）促进对法律制度的反思和纠纷当事人的反思，积极调和实体法和纠纷当事人的主张；（2）通过规范间的竞争和选择，大大增加法律发展的契机，以弥合实体法和生活规范间的裂隙；（3）基于个别纠纷的具体情况，对权利关系作出判断，促进实体法的具体化；（4）使潜在的纠纷得以外显，扩大对程序法的需求；（5）把日常会话的规则和程序内的行为规范以更有利于当事人的方式予以整合，以此来发展程序法规则；（6）通过部分地放松严格的审判程序的要求，从而达到形式正义与实质正义的平衡。因此，调解和法律试行机制极为近似，都是在合法与不合法之间的狭窄地带增加了法律发展的契机。 由是观之，人民调解非但不是法治的对立面，不但不会阻滞法治进程、蚀损法治精神，恰恰相反，人民调解具有与法治的亲和性，它可以成为法治发展的促进性力量。
经济纠纷的民事起诉篇2
论文摘要：我国从计划经济进入市场经济时代，自此平等主体之间，包括公民与公民之间、法人与法人之间、其他组织之间及他们相互之间均产生了矛盾，这种矛盾就归结为民事纠纷。
一、民事纠纷的概念
民事纠纷又称民事争议，是法律纠纷和社会纠纷的一种。所谓民事纠纷，是指平等主体之间发生的，以民事权利义务为内容的社会纠纷。民事纠纷作为法律纠纷一种，一般来说，是因为违反了民事法律规范而引起的。民事主体违反了民事法律义务规范而侵害了他人的民事权利，由此而产生以民事权利义务为内容的民事争议。
民事纠纷具有以下主要特点：
（1）民事纠纷主体之间法律地位平等。民事纠纷主体（民事主体）之间不存在服从与隶属的关系，在诉讼中处于平等的诉讼当事人地位。
（2）民事纠纷的内容是对民事权利义务的争议。民事主体之间的争议内容，只限于他们之间的民事权利义务关系，民事权利义务的争议构成了民事纠纷的内容，如果超出这一范围，则不属于民事纠纷。
（3）民事纠纷的可处分性。由于民事纠纷是民事权利享有和民事义务承担的争议，因而民事纠纷主体有其处分的权利。它有别于行政争议和刑事争议。
根据民事纠纷的内容和特点，可将民事纠纷分为两大类：一类是财产关系方面的民事纠纷，包括财产所有关系的民事纠纷和财产流转关系的民事纠纷。另一类是人身关系的民事纷纷，包括人格权关系民事纠纷和身份关系的民事纠纷。
二、民事纠纷的处理机制
民事纠纷的处理机制，是指缓解和消除民事纠纷的方法和制度。根据纠纷处理的制度和方法的不同可从以下三种方式来论述民事纠纷的处理机制。
（一）自力救济
自力救济，包括自决与和解。它是指纠纷主体依靠自身力量解决纠纷，以达到维护自己的权益。自决是指纠纷主体一方凭借自己的力量使对方服从。和解是指双方相互妥协和让步。两者的共同点是，都是依靠自我的力量来解决争议，无须第三者参与，也不受任何规范制约。自力救济是最原始、最简单的民事纠纷的处理机制，这与生产力低下、文明程度不高的人类早期社会有密切联系。这种纠纷解决机制现在仍有保留的必要，可以作为社会救济和公力救济的必要补充。
（二）社会救济
社会救济包括调解（诉讼外调解）和仲裁，它是指依靠社会力量处理民事纠纷一种机制。调解是指第三者依据一定的道德和法律规范，对发生纠纷的当事人摆事实、讲道理，促使双方在相互谅解和让步的基础上，达到最终解决纠纷的一种活动。仲裁是指纠纷主体根据有关规定或者双方协议，将争议提交一定的机构以第三者居中裁决的一种方式。调解和仲裁的共同点是，第三者对争议处理起着重要作用；不同之处是，调解结果更多地体现了主体的意愿，而仲裁的结果还体现了仲裁者的意愿。运用调解和仲裁处理纠纷，标志着人类社会在解决民事纠纷方面的进步。这种纠纷解决机制现今不但需要保留，还应大力倡导，使其发挥更大的作用。
经济纠纷的民事起诉篇3
关键词：经济法；经济法纠纷；司法解决机制
一、经济法纠纷
在经济运行过程中，国家调节经济法律纠纷是经济法纠纷，这些纠纷是政府职能部门运行国家赋予的权力来调节的。经济法纠纷主要包括经济权利、义务之间的争议，这些纠纷如果没有得到妥善的解决，就会扰乱经济秩序，因此需要经济法来解决各类经济纠纷，保证经济秩序运行。值得一提的是，要辨析一下经济纠纷与经济法纠纷。所谓经济纠纷，是指利益主体在权利和义务方面的矛盾导致的经济法主体之间的纠纷。其范围涉及平等主体间的纠纷、被管理人的法人、组织及机关单位间的纠纷。而经济法纠纷指的是发生在经济调节过程中的经济权利和义务间的争议。在辨析经济法纠纷与经济纠纷的区别时，一定要明确经济法纠纷不是由商品交换或是民事纠纷引起的，是纠纷双方经济实力、社会地位不对等的情况下产生的纠纷，它与民事纠纷有着本质区别，当然也与一般国家行政管理活动中产生的行政纠纷不同。此外，如果经济法纠纷尚未构成犯罪，是不能以刑事案件来解决的。
二、经济法纠纷司法解决必要性
宏观调控是国家对经济总体运行做有利于社会发展的调控手段，在实际操作中，政府作为国家经济调节的主体，在行使国家赋予的权力干预市场运行、市场资源配置以及再分配中兼顾效率与公平，在避免贫富两极分化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任何一个国家对资源的管理都是很认真的，因为它具有稀缺性、有限性等特征，有些资源还是非再生资源，可持续发展的一个核心理念就是不能以牺牲后代的利益满足本代人无节制的欲望。国家经济调节的主要目的就是优化资源配置，提高资源利用率，实现资源有效配置与再分配的公平性，经济调节在让一部分人得益的同时，一定不能损害其他人群的利益，如若有另一群体的利益受到损害，势必会导致利益主体间的各类纷争。此外，国家经济调节权也不能被滥用，这势必影响国家利益、公共利益。众所周知，利益纷争是导致经济法纠纷的根源。经济法纠纷一旦出现，一定要及时处理并妥善解决，否则将直接影响经济法的遵守和实施，也会使“市场”这只无形的手无法实现资源配置，不利于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因此优化经济法纠纷解决机制相当必然。一般来说，解决纠纷的方法有四种：协商、仲裁、行政和司法，而司法方法纠纷在前三种方法无法解决的情况下采取的比较公正而有效的方法。但也必须明确，经济法纠纷的主体如果是国家经济调节的机关或是组织，就不适用仲裁方法来解决经济法纠纷，这是由于仲裁机构本来就是社会组织，它无权对行使国家经济调节权的机关或组织行使仲裁权，因此这类经济法纠纷解决不适用仲裁。
三、经济法纠纷司法解决机制
以干预、管理和调控来实现对社会公共性的经济关系调节是经济法的本质属性，它的调整对象是经济主体间的各类经济法纠纷。这些纠纷包括合法经济组织进行经济活动中发生的经济法纠纷、国家在整顿经济秩序中产生的经济法纠纷和国家宏观调控中引发的各类经济法纠纷。要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纠纷解决机制，首先要对调节的对象进行深入分析，同时还要分析当前我国政治、经济、文化大环境，兼顾优化经济法纠纷司法解决机制来寻求能够有效解决经济纠纷的有效途径。
（一）民事诉讼解决经济法纠纷。提及民事诉讼，实质就是平等主体间的利益纠纷的解决途径，包括普通民事诉讼和特别民事诉讼。但在现实经济生活中，经济法纠纷主体的地位、能力等方面是不平等的，为了公正起见，就需要对现有的普通民事诉讼解决经济法纠纷的制度进行优化革新。一般来说，可采用举证责任倒置的手段，当然也可以对处于弱势一方的当事人提供无偿的法律援助。与此同时，还需要简化诉讼程序来纠正当事人双方在地位、能力上的不平等。欧美一些国家甚至还从当事人的经济负担的角度上采用降低诉讼成本、推行集团诉讼制度、建立小额诉讼制度、实行电子送达、改进公示制度等措施来保证司法解决的公正和效率。
（二）行政诉讼解决经济法纠纷。行政诉讼是一种高效的纠纷解决方法，这种方法主要适用于当事人是国家行政机关或是法律法规授权行使行政权力的组织和个人。它针对的是具体行政行为，其中包括普通行政诉讼和特别行政诉讼。国家调节经济的权力是由国家或是法律法规赋予特定的行政机关来行使经济调节权，因此国家经济调节的主体间、被调节主体间以及调节主体和被调节主体间的纠纷需要行政诉讼来解决，当然也有一些受影响的第一方与国家经济调节主体间也会有经济法纠纷，这类纠纷也可适用行政诉讼来解决。
总的来说，普通行政诉讼制度可以扩大案件受理面，有助于建立科学有效的集团行政诉讼制度，在行政诉讼的种类、证据收集与举证责任、撤诉与调节等诸多方面要做大量的优化工作，这样才能有效地适应经济法纠纷司法解决的需要。
作者:程明月单位:江苏财会职业学院
参考文献：
［1］孙育玮.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aDR）的借鉴与融合———以纽约和上海为例的相关法文化法社会学思考［J］.学习与探索，2009.1.
经济纠纷的民事起诉篇4
一、坚持“先刑后民”是严肃执法的需要，既有司法解释的明确规定，又是司法实践中的一贯要求和做法
在我国现行立法中，对违法行为根据其不同性质、情节、危害程度可分别进行民事、行政、刑事处罚。刑罚作为最严厉的强制手段，不仅可以剥夺犯罪人的财产权利，而且可以剥夺其政治权利、人身自由权利乃至生命。因此，它只是国家专门对付犯罪的特殊手段，只能对犯罪人适用。与民事强制手段、行政强制手段以及其他各种强制手段相比，它也只能是最终极的选择。在实施刑事处罚过程中，不论从其使用的手段、方法，还是产生的后果看，与此同民事、行政等处罚有着本质的区别。在刑事犯罪与民事责任交织的案件中涉及到一个共同的问题是对经济损失的追偿和民事责任的评判。在民事纠纷案件的审理中，我们可以依法作出判决，也可以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调解、和解，在责任的划分和对损失的追偿问题上当事人充分的自主权。在刑事犯罪案件的审理中对赃款赃物的追缴和非法所得的没收是不附带任何条件的，不管是善意取得，还是恶意取得（在民事法律中有不同的规定，如票据法中就有对善意取得的规定），不需要征求案件当事人的意见，这样更利于挽回损失，维护国家、集体、个人和其他经济组织的合法权益，维持法律的尊严。如果在审理民事纠纷案件中发现有刑事犯罪嫌疑而不移送侦查机关，将产生以下后果：一是可能放纵犯罪；二是刑事犯罪一旦成立，将对赃款赃物的追缴和非法所得的没收以及对被告人处以财产刑难以执行；三是民事判决所确认的民事责任将会有重大变更，无法执行；四是可能要通过审判监督程序撤销民事判决，影响了执法的严肃性，增加了诉讼成本和当事人的诉讼负担。
针对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发现经济犯罪不能得到及时查处的问题，早在1985年8月19日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公安部就下发了法（研）发（1985）17号《关于及时查处在经济纠纷案件中发现的经济犯罪的通知》，该通知明确规定对查处的经济纠纷案件中发现的经济犯罪的有关材料应分别移送给有管辖权的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侦查、起诉。同年12月9日最高法院下发了法（研）发（1985）27号《关于审理经济纠纷案件发现违法犯罪必须严肃执法的通知》，该通知重申了人民法院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发现经济犯罪，必须追究刑事责任，不能只当作经济纠纷案件来处理，放纵犯罪分子。1987年3月11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又联合下发了法（研）发（1987）7号《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发现经济犯罪，必须及时移送的通知》，该通知再次强调了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发现经济犯罪的应及时移送。从上述几个通知精神中不难看出，最高司法机关对经济纠纷案件中发现经济犯罪的，应及时移送侦查、起诉、审判的意见是明确一致的。一旦移送，经济纠纷部分的审理工作就必然要中止。因此，刑事优先的精神是显而易见的。由于在司法实践中，对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发现的经济犯罪，在什么情况下必须全案移送，什么情况下对涉及的经济犯罪与经济纠纷可分开审理，存在认识上的分歧，加之受利益驱动的影响，真正能及时移送的不多。针对这种情况，最高法院于1998年4月21日了《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自1998年4月29日起施行）的司法解释。该解释第1条、第10条规定：同一公民、法人或其他经济组织因不同的法律事实，分别涉及经济纠纷和经济犯罪嫌疑的，经济纠纷案件和经济犯罪嫌疑案件应当分开审理。人民法院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发现与本案有牵连，但与本案不是同一法律关系的经济犯罪嫌疑线索材料，应将犯罪嫌疑线索材料移送有关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查处，对经济纠纷案件继续审理。这两条规定表明，只有在因不同法律事实或法律关系分别涉及经济纠纷和经济犯罪嫌疑时才分开审理。如果是基于同一法律事实或法律关系而涉及的经济纠纷和经济犯罪嫌疑的，则应当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的规定移送侦查、起诉。此外，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78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99条的规定，同样确定了“刑事优先”的原则。
二、在司法实践中，如何正确理解和执行“刑事优先”原则
笔者认为，首先是树立大局观念，公、检、法三机关应统一认识，统一协调，不要各自为政，打击犯罪，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是我们共同的任务，要克服利益驱动和地方保护主义思想，严格依法办事。在司法实践中可根据不同情况采取不同方法来处理基于同一法律事实或法律关系而涉及的刑民交织的案件。
（一）关于立案问题。对于当事人以民事（经济）纠纷向人民法院起诉的，人民法院应按照民事诉讼法规定的起诉条件予以审理。经审查认为符合起诉条件的应当立案。如果人民法院认为符合立案条件而立案受理了，而公安、检察机关也作了经济犯罪进行了立案侦查，人民法院应根据“刑事优先”的原则主动与公安、检察协商，达成共识，协商不成的可提请政法委协调，以保障执法的统一和严肃。对于不符合起诉条件的，应不予立案受理。当事人坚持起诉的，可裁定不予受理。已经立案审理后，发现不符合起诉条件的，应裁定驳回起诉，并应将全案移送公安或检察机关侦查、起诉。公安、检察机关应严格执行两院一部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发现经济犯罪必须及时称送的通知，不得相互推诿|、扯皮。
（二）关于已进入实体审理阶段的民事案件，发现有刑事犯罪事实的处理问题。在这个阶段由于涉及到两个审级、两种情况（两个审级是一审和二审，两种情况是全案事实涉及犯罪和部分涉及犯罪），如何处理在实践中意见不一。有的认为在一审阶段不需要作出中止审理的裁定，只要将材料移送侦查机关，并书面通知当事人即可；有的认为在二审阶段为避免当事人讼累，不应中止审理，可终审裁决后，再将材料移送侦查机关。笔者认为，不论是在一审还是二审阶段发现刑事犯罪事实，也不论是全案事实涉及犯罪，还是部分事实涉及犯罪，人民法院对正在审理的民事纠纷案件都应裁定中止审理，将案件材料移送有管辖权的侦查机关侦查，如果侦查机关立案侦查，那么对民事部分的审理必须在刑事判决确定之后再恢复审理。人民法院不能在侦查阶段继续审理民事部分，因为刑事判决的结果直接影响民事责任的划分。如果侦查机关认为不需要追究刑事责任而不予立案或经立案侦查后认为不构成犯罪的，人民法院在收到侦查机关的书面答复后，可继续按民事案件审理。
（三）关于人民法院已按民事案件审结，但有关部门又认为是刑事案件，并且有立案管辖权的司法机关正开始立案侦查的问题。对此类案件，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后，经人民法院终审判决确定被告人的行为不构成犯罪的，则已审结的民事案件不变。如果经人民法院终审判决确定被告人的行为构成犯罪的可分两种情况处理：一是因被告人的犯罪行为给被害人所造成的损失与与事判决确定的损失基本一致的，原民事判决不变，但在刑事裁判文书中应进行表述。二是因被告人的犯罪行为给被害人所造成的损失有变化，而导致原民事判决在认定事实、适用法律、处理结果方面错误的，则适用审判监督程序，撤销原民事裁判，依法再审。在刑事判决未确定前一般不要撤销已作出的民事判决，因为一旦作出无罪判决将造成工作被动，即使作出有罪判决，由于先撤销民事裁判，势必造成民事责任空档，以及两种不同诉讼程序与审级不同的冲突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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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纠纷解决；司法救济；代替性纠纷解决机制
[中图分类号]DF7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426(2009)10-0013-02
实现社会和谐与平安是人类社会自古以来不断追求的理想。为了构建和谐社会，完善我国现有纠纷解决机制，本文试通过研究域外多元争端解决机制的建立、特点和运行的经验，寻找对健全我国代替性纠纷解决机制有益的启示。
一、美、德、日aDR机制的建立
代替性纠纷解决方式，是英文altertaveDisputeResolution的意译，缩写为aDR(以下简称“aDR”)。aDR起源于美国，原指20世纪六七十年展起来的各种诉讼外解决方式的总称，现已引申为世界各国普遍存在着的、民事诉讼制度以外的非诉讼纠纷解决程序或机制的总称。西方国家是最先走上探索多元化解决纠纷机制道路的，随着这些国家经济稳定增长、国内弱势群体权利意识不断增强以及经济实体之间竞争激烈，使其原有的社会矛盾和新产生的社会矛盾交织在一起，人们按照原来形成的司法争端解决方式的惯性思维处理纠纷，这些国家法院便处于居高不下的诉讼浪潮包围之中。为了及时处理纠纷并节约司法资源，各国开始寻找非诉讼解决方式可行之路，西方国家aDR机制便应运而生，其中。美国、德国、日本较为典型。
美国是aDR的发源地。美国是西方有名的“三多”国家(诉讼多、律师多、凶杀多)。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美国民事诉讼爆炸现象的到来，美国产生了一项致力于发展其他纠纷解决办法并将其与正式的诉讼一起运用的运动。在美国，“代替性纠纷解决”已被定义为“并非由法官主持裁判而是由一个中立的第三人参与协助解决发生争执的纠纷的任何步骤或程序”。美国的aDR分为两种：一是司法aDR，即在法院内附设仲裁、调停等制度，这种aDR也被称之为“诉讼之内的aDp”。但是，由于这种aDR是属于未经判决而解决纠纷的程序，因此，将aDR视为诉讼外解决机制。二是民间aDR,即仲裁和调停。仲裁是当事人双方依据仲裁协议委托仲裁机构进行仲裁解决的方式。调停是当事人双方在第三人参与调停下解决纠纷的方式。美国aDR与传统司法解决方式互相配合组成了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机制，成功地缓解了司法部门诉讼压力，提高了纠纷解决效率，使社会矛盾纠纷得以及时化解，因而得到其他国家的学习仿效。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德国统一和经济的发展，德国各种社会矛盾和诉讼数量急剧增加。德国也开始建立多元的纠纷解决机制。在代替性纠纷解决方式方面，德国出现了形式多样且独具特色的aDR。一类是根据法律设立的aDR，分为两种情况：强制性aDR，这是前的必经阶段，所适用的案件有：发明专利的纠纷、著作权使用费的纠纷、不正当竞争的纠纷、自动车事故补偿的纠纷、职业培训的纠纷、雇主与经营协会的纠纷等；非强制性aDR，不是诉讼的必经程序，包括仲裁、中介人、汉堡公共情报和解所、工商协会、手工业协会、律师协会调解所。另一类是没有法律规定的aDR。具体有：个体手工业者工会主持的aDR、旧车行业仲裁所、建筑业协会aDR、房产租赁调解所、医师协会内设aDR、仲裁鉴定等。德国的aDR具有程序简单、低廉迅速等特点。
日本是将传统调停制度与现代aDR成功嫁接一体的国家，具有较完整的多元纠纷解决系统。日本的aDR有三个系统：司法aDR，即在法院附设调停制度，日本的调停制度分为民事调停和家事调停；行政性aDR，是各种常设性的纠纷解决机构，在主管部门的指导下，吸收各界代表参加，解决涉及公害、劳动、建筑质量和消费等领域的纠纷；民间aDR，是一种自治性的纠纷解决机构，包括商事仲裁、海事仲裁以及各类产品责任中心等。日本aDR与诉讼构成了一个完整的解决纷争网络，该体系被日本学者小岛武司称之为“正义的综合体系”，为当事人解决纠纷提供了多种选择方案，这对化解日本社会矛盾、保持社会稳定发挥了积极作用。
二、美、德、日aDR机制的特点
通过西方三个典型国家aDR的介绍，从中可以看到它们创制aDR具有四个共同特点。
首先，aDR具有替代性。aDR是在传统诉讼之外用来诉讼解决纠纷的一种新的方式，是解决各国在进步发展中所共同遇到的“诉讼爆炸”问题一种最佳替代方式，也是人类理性在自我解决矛盾纠纷中的一种有益创造。西方aDR的出现和发展表明，建立在法治原则基础上的各种诉讼制度，虽具有能够为各种社会纠纷冲突提供现成的法律救济渠道，但是，司法救济所奉行严格程序主义的精神，使诉讼成为一种“既费钱又花时间”的法律救济“奢侈品”。aDR则可以为当事人提供代替诉讼救济。快捷解决纠纷的服务。
其次，aDR具有选择性。各国在探索多元争端解决机制的过程中，产生了各种类型的aDR，经过实践检验，成熟的aDR已经被民众解决争端普遍接受和采用。aDR作为民众自发创制的解决纷争各种办法，对解决各种复杂的社会矛盾纠纷提供了广泛的选择余地。同时，每一种aDR的采纳也是当事人双方自愿选择的结果，自主选择解决纠纷的方式对于解决彼此矛盾纠纷更具有道德和行为的约束力。
再次，aDR具有便捷性，aDR与诉讼制度相比最大的优点之一是方便快捷，它没有严格诉讼程式和周期，当事人可以通过自愿选择aDR方式解决各种争端。在当代西方司法改革的趋势中，“司法便民”已成为各国完善司法制度的一个检测标准。与司法救济便民性改革相比，aDR自产生就有天然亲民性，形式多样的aDR，本身就是各国民众自发探索的成果，因此，通过当事人自愿选择aDR，可以快捷地解决纠纷。aDR所具有的便捷性也符合现代社会一切方便公民的价值取向，能够为民众所接受。
最后，aDR具有高效性。aDR产生的原因之一就是西方发达诉讼制度与口益增长的民众法律诉求不相适应。司法救济制度有着完整严格程序规则，当事人若选择诉讼方式解决纠纷就必须有足够的耐心等待漫长诉讼运行周期，事实上一个案件从法院受理到终审裁决再到执行往往需要很长的时间。aDR是西方各国在解决司法资源有限和民商纠纷与日俱增的矛盾中，创造出来的能迅速，有效、公正解决各种轻微或简易纠纷的制度。aDR所具有的高
效性符合现代社会追求“公正与效率”的需要，它为人们及时解决纠纷、避开诉讼提供了方便。
三、西方aDR机制的经验与启示
西方aDR经验对我国健全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具有四点启示：
1，积极应对社会矛盾，寻找多元化解决争端的办法。人类社会的进步就是在不断克服或解决矛盾和困顿中实现的西方国家是最先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的，其市场经济的激烈竞争、民主政治的残酷拼杀、社会成员民族、利益、诉求多元化的格局、人们对法律制度的信赖、为权利而斗争理念的指引，使得西方社会既充满活力也充满矛盾。以美国为例，20世纪60年代以来，美国黑人不满长期存在种族歧视制度，开始旷日持久的“民权运动”，并由最初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演化为激烈暴力冲突。与此同时，美国民众对经济持续发展带来的各种社会问题也日益不满，罢工、抗议、集会、诉讼此起彼伏。面对社会不断动荡，美国政府开始寻找解决各种社会矛盾的办法。它们除了继续发挥各种公力救济手段作用外，还积极挖掘私力救济的潜力，aDR就是美国在探索多元化解决纠纷中的重要成果。aDR不仅为解决社会各种纷争提供了现成方式，更主要的是它为美国社会自我克服危机、修复社会裂痕、实现社会安定找到了可行之路：这样的经验对世界各国解决本国矛盾都具有示范的作用。
2，正视法治社会弊端，打破诉讼迷信观念。西方国家自建国立宪之始就将“法治”作为治国方略，西方拥有极发达的法治理论和实践。人类国家治理的历史经验表明，法治确实优于人治。但是，法治也有其不足之处，西方国家探索aDR的初衷就是看到了法治社会弊端――过于迷信司法解决争端手段，结果在追求“实体正义”和“程序正义”的漫跃马拉松式诉讼等待中，人们得到的或者是“迟到的正义”或者是“看不到尽头的正义”。在人们反思法治的代价和不足中，各国找到了低廉、高效、便捷的aDR。aDR的出现不仅明显地缓解了西方司法部门难以应付“诉讼爆炸”“诉讼洪峰”的困扰和包围，而且为社会各主体提供了解决纠纷切实可行的方式和渠道。
3，充分利用本土资源，构建符合本国国情的aDR。各国在探索aDR机制时，既注意学习外国的先进经验，又不完全照搬，而是根据本国的国情进行构建。例如，美国的法治资源比较丰富，美国在构建aDR，时创造了司法aDR的形式。美国从联邦法院到州法院都程度不同地建立了“法院附设型的aDR”，以至aDR被称之为“美国民事诉讼中不可缺少的部分”。日本保留的儒家和谐文化比较多，其在构建aDR时，注意了aDR与传统法律文化和原有制度之间的衔接。日本的调停制度是先于美国而产生“法院附型设的aDR”，它在日本社会解决纠纷争端中一直发挥着积极有效的作用。
经济纠纷的民事起诉篇6
民事盗窃和刑事盗窃是两个性质完全不同的盗窃，其法律责任也不相同。现实生活中，许多司法人员并不清晰二者的认定与区分，常常将普通的经济纠纷或民事纠纷即民事盗窃作为刑事犯罪来处理，极大损害了法律的正义性，也造成了冤假错案，研究并分清二者的区别存在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民事盗窃在形式上也具备实施盗窃的行为要件，和刑事盗窃的外观十分相似，一般具有如下几个特征：（1）行盗人与被盗者之间存在矛盾或纠纷关系；（2）矛盾或纠纷没有得到妥善解决；（3）不满意一方采取了秘密手段窃取了对方的财产：（4）行窃人往往留有真实姓名或事后不隐瞒“盗窃”事实；（5）行窃人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占有被“窃”财物，而是为了促使对方解决纠纷，实现保护自己的目的[1]。但是，民事盗窃和刑事盗窃的区分，仅靠上述特征还不足以认识，需要进一步澄清以下几个问题。
一、民事、经济和行政纠纷或矛盾的范围存在限制
民事盗窃的缘起必须是基于民事或经济、行政纠纷，而不是一切矛盾或纠纷。例如当事人之间存在债权、投资、合伙、入股、委托、酬金等民事纠纷，一方当事人为索要认为应得的本金、利息，或利润或应得其他财产而采用了盗窃手段，以逼迫另一方当事人履行义务，承担责任；或者直接将所盗之财物处置或占为己有，以充抵其认为另一方当事人不交付的应属自己的财产或金额。除此之外，各种民事侵权行为，包括对一方当事人财产权和人身权的侵害，在纠纷形成未解决之前，有当事人不通过诉讼或其他正式渠道，而采用秘密窃取这种私力救济方式来补偿受损的权益。这些当事人的盗窃行为虽不具有形式上的合法性，但不具备恶意占有他人财产归自己所有的主观目的，而是通过盗窃这种特殊方式来迫使对方履行义务或承担责任，以恢复自己的财产或弥补自己的损失。换言之，当事人实施的盗窃是基于自己认为这些财产或者相当于盗窃财产的金额应当属于自己。这类因民事矛盾引起，行为没有刑法上的盗窃故意，无疑应当纳入民事盗窃范围，不能作为犯罪处理。除此之外，在行政诉讼中的当事人之间也会引起民事赔偿，返还原物之纠纷。如原告遭受被告人人身侵犯，而行政机关不追究其责任，在行政诉讼过程中，侵害方被作为第三人出现。原告和第三人之间因侵权赔偿而采取了秘密盗窃的私力救济方式。另外，原告和被诉的行政机关也会发生这种事情。因行政机关拒不承担责任，原告在诉讼之前或诉讼中采用盗窃相逼的手段，从而引发类似刑事盗窃的民事纠纷。但是不能把当事人之间所有的矛盾都看做民事纠纷、行政纠纷，从而逃避法律的处罚。例如当事人之间因互相谩骂引起的矛盾，因竞争关系引起的矛盾，因感情引起的矛盾，不存在财产纠葛的矛盾等，一旦实施了盗窃，就应作为犯罪处理，不能以此来推脱刑事上的责任。在区分民事盗窃和刑事盗窃时必须首先界定当事人之间有无矛盾，什么样的矛盾，是否真正的经济纠纷或行政纠纷，而不能任凭当事人陈述有矛盾而统归于民事盗窃。对于不能归于经济纠纷或行政纠纷，没有财产纠葛的矛盾，应当不折不扣地按照刑事盗窃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可见，作为民事盗窃基础和前提的民事、经济和行政纠纷或矛盾的范围必须有所限制。
二、如何认定民事、经济或行政纠纷
经济纠纷的民事起诉篇7
［关键词］和谐社会民事纠纷解决机制系统建构
一、社会和谐与纠纷解决机制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提出要最广泛最充分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至此，“社会和谐”已明确成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之一，“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成为检验党执政能力的一个重要方面①。“和谐”意味着安宁有序，是数千年积淀起来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也是当今普通百姓的最深层的内心诉求。和谐社会是以法治社会为基础的，是法治社会的升华。从字面上看，和谐社会似乎应当是没有纠纷的社会，但其实，纠纷是在任何时期任何社会都普遍存在的，只不过其存在的形式与范围有所区别而已。一般认为纠纷就是对秩序的背离，这其实也只看到了问题的一面；辩证地看，纠纷也有它的积极一面，纠纷的解决是不断确认秩序的过程，特别是在社会迅速转型时期，秩序的生成与法律的成长在一定程度上可能依赖于主体之间的“博弈”，绝对地排除纠纷就不利于对秩序的把握。当前影响我国社会和谐的最根本原因是社会矛盾冲突的总量在增加。随着改革的深化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以及由此引起的利益关系的调整，经济成份和经济利益多样化，生产、生活方式的改变，由各种原因引发的矛盾纠纷不断增多。而这些矛盾又是经济与社会发展，城乡发展不平衡造成的，这些矛盾的根源不可能在短时期内得以消除。惟有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逐渐完善法律，改变不合理的政策，才能从根本上消除不和谐的因素。既然现阶段纠纷的量产不可避免，那么，在纠纷产生之后，如何畅通纠纷解决渠道，通过纠纷的解决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和谐，就是我们一段时期内必须解决好的重要课题。
民事纠纷的解决是一种综合性的社会机制。在现代法制社会中，诉讼是纠纷解决的法定方式，但绝不是惟一的方式。相对于通过诉讼得到判决，处于这一最后阶段之前的任何纠纷解决方式都可称之为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或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以下简称为“非诉讼”），即西方国家所谓aDR（英文alternativeDisputeResolution的缩写）。诉讼与非诉讼的共存与互补及相互间动态的运作调整机制构成了社会多元化纠纷解决系统。我国建国以来处理和化解民事纠纷的长期实践中，已经初步形成了和解、调解、仲裁和诉讼等多形式、多渠道、多层次的纠纷解决机制。各种纠纷解决机制的综合应用，对于化解矛盾、维护社会稳定起到了积极的作用。然而应当看到，当今众多社会矛盾都汇集到司法机关，而由于司法缺乏效率与独立性，难以发挥最终顺畅解决纠纷的关键作用，不得不将大量的纠纷推出法院，最终演化成社会矛盾。面对大量的社会冲突，能否建立起一个灵活、广泛、有效、快捷的纠纷解决机制，成为建构和谐社会的关键。笔者认为，在新形势下，研究纠纷解决机制系统的构造及其在我国和谐社会建设中的重构具有很强的理论及现实意义。
二、纠纷解决机制的比较维度
（一）纠纷解决的形式与程序。纠纷解决方式的历史进化顺序应是从自力救济发展到社会救济再到公力救济。但诉讼一经出现，就以其强大的功能和广泛适用性成为了社会纠纷解决的主导方式，这是以其权威性、强制性为基础的，诉讼的严格程序性也能为其结果提供公正的保障。但这一方式也并非尽善尽美，基于诉讼的固有弊端，非诉讼总在诉讼的笼罩下不绝如缕。在现代法院的案件积压、程序迟延、费用高昂造成一般民众“接近司法”困难的形势下，能相对迅速、低廉、简便、高效地解决纠纷的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趁机大势发展。并在弥补传统性非诉讼自身缺陷的基础上，发展形成较完备的现代型非诉讼系统。如在纠纷处理结果的效力上，传统型非诉讼多为无拘束力或非终局性的，但在现代，非诉讼的结果经过特定程序，如法院的确认或公证后，即可获得拘束力，这就形成了有拘束力或终局性的非诉讼；传统型非诉讼以当事人双方合意为基础，其启动具有非强制性，现代强制性非诉讼则根据法律规定或法院的决定，把非诉讼设定为解决某些类型的纠纷的前置条件。但非诉讼的“强制”仅限于参与的强制，而不是指当事人必须接受处理的结果，也不意味着剥夺当事人的诉权②。从总体上说，非诉讼在功能上与诉讼是分担而非前置、过滤的关系，当事人选择非诉讼往往是基于解决纠纷的成本和效率的考虑。如果非诉讼过多地向诉讼转轨则意味着纠纷解决资源的浪费。选择非诉讼在一定意义上就意味着对诉讼的放弃。但从社会提供的制度选择来说，贯彻的是司法最终裁决原则，诉讼是纠纷解决的底线。诉讼与非诉讼并不是处于同一水平线上的并列的纠纷解决方式，多种方式其程序利益取向各不相同，表现形式亦有区别。从完全私力救济到社会救济再到公力救济，是一个强制性不断增加的过程，强制效力等级不同的方式共同组成了现代纠纷解决体系。诉讼是最具效力、最具强制力的方式，仲裁、调解、和解等其他各种纠纷解决机制在强制性这一维度上依次显示出其顺序性。
（二）纠纷解决的依据与结果。诉讼是纠纷解决的法律方式，提供的是法律的标准答案。法律标准为当事人提供的是权利义务的统一规范化救济，而较少考虑其他的利益或价值的平衡问题。审判以案件客观事实为审查对象，较少关注纠纷主体之间的特定关系及纠纷的环境因素。这与因不同欲求、不同价值认识发生纠纷的当事人的要求必然发生磨擦。而非诉讼则不以制定法为惟一依据，综合考虑各种现实因素，纠纷解决方案更具灵活性和适应性。非诉讼允许当事人根据自主和自律原则选择适用的行为规范，如地方惯例、行业习惯等解决纠纷③，从而使处理纠纷的结果更能体现和包含当事人的合意，更利于保持当事人之间关系的和谐。从这一方面来看，选择非诉讼就意味着对制定法的背离，当事人可能在非诉讼中合作规避制定法。但即使是在法律规避中，法律实际上也会以一种消极的方式隐性发挥着作用，即通过民间法隐性存在④。如果说对诉讼制度的选择是对法律的选择的话，对非诉讼的选择却多少隐含着对使用法律的放弃。纠纷的类型不同，要求解决方案亦不同。法律解决纠纷是以社会设置的同一价值标准去纠正当事人背离法律的纠纷认识，由此会抹杀存在差异的价值、观念⑤，实际上并不总是利于个案的和谐解决。在实际生活中，法律并不是调整主体之间关系的惟一规范，静态的制定法并不能总是理想地“将所有社会关系调整为法律关系”，社会生活中的法是一种“活法”。当纠纷发生并诉诸法院时，诉讼这种以法律为准绳的纠纷解决方式就暴露出其缺陷。作为解决纠纷的两种竞争性规范，国家法和民间规范的冲突是无法在短期内消除的现实，依据博弈论的分析，无论从解决纠纷还是从各自规制社会的有效性来看，两者之间都必须妥协、合作，以实现双赢⑥。笔者认为，现代我国民事纠纷大致可分为利益确认型和价值整合型，前者纠纷主体侧重应得利益的维护，以利益恢复为特征，宜于以“只问过去”的司法形式解决；后者纠纷主体侧重于改变既存利益状态，属“向前看”类型。由于该类纠纷追求的价值大多在法律中没有明确规定，因而当事人为了谋求这种“法外”价值获得承认，往往通过规避法律的多方交涉来解决，典型的表现形式是现代型纠纷。这种纠纷解决过程往往能显示出纠纷的积极机能，在纠纷解决过程中，逐步地改变当事人之间的原有社会关系，并通过裁决形成新的关系，甚至生成新的权利。解决方案所形成的价值判决可以融入社会价值体系，并作为社会制度的基本思想发挥着构建制度大厦的作用⑦。在现实生活中，国家法、竞争性规范、个人偏好、当事人之间的特殊关系、社会评价共同构成了相互交织在一起的决定人们法律态度的主要变量⑧，这个框架具有普适性。多种纠纷解决方式结果的不同取向动态地说明了法律多元的结论。诉讼解决纠纷遵循的是法律的“标准答案”，仲裁、调解、和解方式遵循的标准则离法律越来越远，纠纷解决结果的自由度越来越大。
三、纠纷解决机制系统的构造
综合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纠纷解决的形式强制性和结果自由度为纵横两维，得出一个纠纷解决方式的坐标。在这一坐标中，诉讼和非诉讼共同构成了一个金字塔式的纠纷解决体系，展示出一个开放性的协调互洽的纠纷解决机制系统。多种纠纷解决方式并存有利于维持一种“生态平衡”，以保持“物种”的多样性。从纵向上看，越是远离国家控制的方式，越容易生成，也越易得。国家对“自发”形成的纠纷解决方式进行的原则性规制是自上而下的，最先是“准司法”性质的仲裁，然后是民间性的调解，最难以法制化的则应是纯自治性的自由放任的和解。在横向上，其他“竞争性规范”总从最远离国家权力控制的地方逐渐侵蚀制定法的领地。为扩大自身机能，在纠纷解决方式的发展进程中，后来者总存在着试图吸纳、包容前者的倾向，如仲裁与调解相结合已是世界范围内的趋势⑨，甚至最具强制力的诉讼也始终为庭外和解（撤诉制度）留下一线生机。各种纠纷解决方式内在的价值取向就是其各自独特的“基因”，在特定社会特定时代，两种“基因”的嫁接可能生成一种更适合特定需求的新品种，我国的法院调解制度即是西方法制在我国本土化的过程中的产物。是诉讼（审判）与调解嫁接而生的我国特色方式，日本的调停及近年产生于民事诉讼的司法实践中的“和解兼辩论”的程序也都是为了在法制现代化过程中适应社会需求，创制一种过渡性纠纷解决机制而采取的积极策略。
正如法律多元的普适性，纠纷解决机制的多元化也是普遍存在于各社会形态和阶段的，只有不同的社会不同的时代对纠纷解决提出独立的要求时，才给这种机能烙上时代的烙印。在“法制建设”初期，由于人们多强调法律的国家强制力背景，甚至夸大了法律解决纠纷的强制，创造了法律作为解决纠纷的最终手段的神话，这与纠纷的特质及其社会结构是不相符合的。和谐社会则基于主体和利益的多元化而更注重非诉讼的利用。但不容忽视的是非诉讼也有其固有的局限性，否则人类历史的发展就不可能从非法律的调整方式向法律调整过渡，法制始终是我们社会的主流。非诉讼的广泛运用更多地反映出和谐社会对片面法治观的一种修正：对自主、自律和多元化的重新评价和推崇，以及主体对权利实现的成本效益问题的理性思考与选择。就如同产品供求关系，各种纠纷解决方式在社会中的地位作用依赖于“市场”的选择。作为法定纠纷解决方式，诉讼虽无法垄断纠纷的解决，但诉讼制度的设计却极大地牵动其他方式的地位和作用，正如同“国家定价”对“黑市”的冲击。要形成一个与特定社会发展状况相适应的纠纷解决体系，国家的有意识的顺应形势的制度建设是必不可少的，但从根本上说，决定这一体系命运的将是社会的公共选择。从系统论的角度来看，纠纷解决机制系统是功能闭合与对社会的认知开放的统一，强行规定各种方式的地位是以他组织的方式解决自组织的问题。
四、和谐社会纠纷解决机制的建构
既然纠纷解决机制本身无法对社会纠纷总量施加影响，诉讼与非诉讼必然处于一种此消彼长的互动互补的态势中。现代社会，诉讼制度所面临的压力和所存在的弊端在各国已经是一个客观事实，主要体现在案件剧增、积案严重；诉讼拖延、程序复杂、费用高昂。我国近年案件数量激增不仅使基层法院因超负荷运转而不堪重负，而且在客观上滋生久审不决、久拖不执、积案居高不下和审判质量下降等“诉讼爆炸”综合症，进而影响到法院的司法信用和审判的公信力。传统法制观念下漠视法院外纠纷解决制度建设、由国家高度垄断纠纷解决权的直接后果是：法院门庭若市、积案居高不下，而仲裁机关机构闲置、门可罗雀，民间调解更是防线瘫痪、半死不活；司法改革表面上如火如荼，实际上却步履维艰。可喜的是，我国理论及司法界也开始对诉讼总量高速增长背后隐藏的危机进行深刻反思，并意识到建构一个完整的纠纷解决机制系统的重要性。建构和谐社会纠纷解决机制必须从宏观入手，对纠纷解决机制系统进行结构调整：一方面，必须继续深化司法改革，认真清理我国司法组织及诉讼制度的弊端。但应注意的是诉讼制度的改革必须保持诉讼的基本特性，否则难免走向程序异化；另一方面，必须大力推进非诉讼的建设也即aDR的法制化，将aDR逐步纳入法制轨道，对其程序和原则作出最基本的法律规制，使其能与诉讼制度更好地协调互补，发挥更为积极的作用。
在我国经济和社会快速转型时期，传统文化的深厚影响与立法的相对滞后决定了诉讼的司法功能障碍，要扩大纠纷解决渠道，非诉讼在和谐社会纠纷解决机制系统中的角色扩张将是可以预见的趋势。当前，将那些本可通过调解机制处理的民间纠纷分流解决于司法机制之外，无论对缓冲和减轻当前法院案件承受之重，还是对维护和提升审判质量、司法权威乃至国家整个法治建设水平，都可谓至关重要。其实，司法只能是“维护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法院掌握的是纠纷的最终解决权而不是最先解决权；要维护自己的法律权威，必须在自己周边设置一道道社会防线，通过激励机制尽可能地引导当事人将那些简单细小的争议通过非诉讼的途径去解决。使调解和其他纠纷解决机制共同构筑的维护社会稳定的防线可以与诉讼形成层级递进、功能互补关系，而且可以纠正诉讼本身的弊端，并在纠纷解决中发挥自己独特的功能。伴随着观念上的改变，我国的纠纷解决机制已经出现了新的动向，最高人民法院和司法部在共同推进中国的非诉讼实践方面已经采取了若干重大举措，力图将我国传统的以人民调解为主的非诉讼进行现代化的转型，使其融入到世界性的aDR建设的潮流之中，使其在和谐社会纠纷解决机制的重构中扮演新的重要角色。构筑以人民调解、仲裁解决为基础，以司法解决为保障的诉讼内外纠纷解决系统的工程已经拉开序幕。这必将对我国转型时期社会纠纷的顺利解决，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提供有力保障。
注释：
①青连斌.构建和谐社会必须抓住几个着力点［J］科学社会主义，2004(5)
②③{10}范愉.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156、41、64
④⑥苏力.法治及其本土资源［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48、65
⑤⑦刘荣军.程序保障的理论视角［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33、32
经济纠纷的民事起诉篇8
一、消费纠纷的内涵解析
（一）消费纠纷的含义和性质。
消费纠纷，是指在消费领域发生的消费者在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的过程中，因经营者不依法履行或不适当履行义务致使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而引起的争议。消费纠纷在性质上属于民事争议的一种，是民事主体私的权利和利益。
（二）消费纠纷的特殊性分析。
消费纠纷在性质上属于民事纠纷，因而具有民事纠纷的一般特点，但是与其他的民事纠纷相比较，又具有特殊性。
首先，从纠纷主体来看，消费纠纷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地位，尽管形式上表现出平等性，但实质上往往不平等。消费纠纷的一方一般是公民个人，即消费者，另一方是商家或企业，在二者关系中，消费者多为受害的一方当事人。相对于经营者来说，消费者处于弱势地位。
其次，从争议的金额来看，消费争议的标的额往往比较小。消费交易相对于经济活动中的其他交易，规模一般较小，即消费者在消费交易中所遭受的损害，以金钱来衡量时往往数额不大。因此从理性的经济人角度而言，单个消费者往往不愿意积极主动去寻求法律的救济，因为寻求救济的成本往往大大高于所索求的利益。
再次，从纠纷发生的频率来看，消费纠纷具有多发性、经常性和复杂性的特点。消费行为渗透到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其范围涵盖了一般的买卖纠纷、服务质量、产品质量和售后服务等诸多方面的纠纷，甚至涉及医疗、保险、金融等新兴领域。从原因上看，既有单纯由于消费质量差引起的纠纷，又有由于特定的客观原因、甚至消费者方面的原因导致的纠纷；纠纷所涉及的具体权益，既包括一般的财产权益，又包括在消费活动中受到的诸如人身、名誉、尊严等人身权益，或二者兼而有之；既包括合同纠纷，又包括侵权纠纷。消费纠纷的复杂性可见一斑。
最后，从纠纷内容而言，消费纠纷经常涉及社会公共利益问题。因为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所面向的是消费者，其不法行为所侵害的对象也往往是不特定的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如果消费纠纷处理不好，或者处于投诉无门的境地，可能严重破坏消费者对企业和市场的信心，导致市场经济的恶性循环。因此，消费纠纷具有一定的社会公益性。
二、消费纠纷解决机制的域外考察
从域外相关情况来看，各国消费者保护法在重视消费者实体权利保护的同时，也重视消费者权利保护的程序性规定，并通过各种专门的法律建构消费纠纷的解决机制。具体而言，主要有以下形式：
（一）消费纠纷非诉解决机制。
非诉解决机制是诉讼外的解决机制，通过消费者与经营者协商和解、消费者保护组织等社会团体的调解、仲裁机构的仲裁以及行政机关的处理等来处理消费纠纷。非诉解决方式具有快捷、及时、费用低等优点。
1、消费纠纷的协商解决机制。
消费纠纷大多是涉及标的不大、案情比较简单的争议。为了鼓励消费者和经营者通过协商和解方式及时解决纠纷，各国消费者保护法多将经营者受理消费者投诉作为经营者的义务，要求经营者及时受理和处理消费者投诉，使消费争议的协商处理制度具有一定的强制色彩。如韩国《消费者保护法》第17条，日本《消费者保护基本法》第4条等都规定了消费者向经营者就其商品或者服务进行投诉时，经营者有义务受理消费者投诉并对消费者投诉作出相应的处理，对经营者具有一定的强制色彩。其次，为了防止经营者拖延对消费者的投诉，规定经营者有及时妥善处理消费者投诉的义务，避免给消费者造成更大的损失。
2、消费纠纷的调解解决机制。
通观各国实际，主要包括消费者保护组织的调解、行政机关的调解、仲裁调解以及法院的调解。根据消费者保护组织的性质可以分为两种，一是普通消费者团体或消费者保护组织，由消费者依法自愿自主建立的，属于纯民间组织的性质。二是直接根据法律规定设立的消费者保护组织，其设立、组成和职责等均由法律直接规定，带有一定的官方色彩。如韩国的消费者保护院，其调解书与法院调解书一样，具有强制执行力。
3、消费纠纷的仲裁解决机制。
仲裁制度是世界各国为解决各种争议而普遍设立的一种制度。仲裁方式解决消费纠纷，具有快捷、简便、保密、具备法律效力等优势，在域外消费纠纷解决机制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如国际《消费者保护》在第B部分（1）项指出：“控诉人有权要求商品或服务的提供者赔偿因错误描述、产品或性能的损失和损害，为此，应方便而又无代价地使用国际法律体系或公认的小额仲裁方式。”豍荷兰有专门的消费纠纷仲裁委员会，独立于消费者协会和经营者协会之外。美国的消费纠纷仲裁有多种方式：其一是由纽约市小额法院开创的法院仲裁制度，对500美金以下标的消费纠纷，可以被决定付诸仲裁，仲裁员的审理类似于调停。其二是美国仲裁协会进行的消费纠纷仲裁，该组织活动的重要环节是经常介入个别消费纠纷仲裁。其三是其他处理消费者投诉的仲裁。
（二）消费纠纷诉讼解决机制。
消费纠纷的诉讼解决机制相对于其他纠纷解决机制而言，有其特有的价值。从国外情况看，各国消费者保护法或者其他法律往往对消费纠纷规定特殊的诉讼制度。
1、小额诉讼。由于消费争议往往争议标的额小，案件简单，为方便受害的消费者通过诉讼途径及时解决纠纷，很多国家不仅设立专门的小额程序，还设置专门的小额法院或者法庭，专门处理小金额、案情简单的消费纠纷案件。如澳大利亚设立消费者索赔法庭，专门受理消费者数额小的投；美国也有小额法庭，适用简便程序解决小额债权债务争议。
2、群体性诉讼。某一侵权行为的受害人为多数时，往往形成群体性诉讼。群体性诉讼是消费者解决纠纷、降低诉讼成本的有效方式之一。在消费纠纷的群体性诉讼方面，各国有不同的制度设计，如英国的代表诉讼、美国的集团诉讼、德国的团体诉讼、日本的选定当事人制度等。
3、消费公益诉讼。当消费纠纷涉及私益时，受到损害的消费者个人对经营者提讼，维护的是受到损害的消费者的个体私人利益，属于私人之诉。但是当经营者的行为侵害的是不特定消费者的共同利益时，比如经营者虚假广告，经营者侵害的是众多消费者的公共利益。为了保护消费者的公共利益，赋予一些代表或者维护消费者公共利益的组织以诉讼主体资格，对经营者的违法行为提讼很必要。
三、消费纠纷多元化解决机制与我国的立法选择
（一）我国消费纠纷解决机制的现状。
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34条规定：“消费者和经营者发生消费权益争议的，可以通过以下途径解决：与经营者协商和解；请求消费者协会调解；向有关行政部门申诉；根据与经营者达成的仲裁协议申请仲裁机构仲裁；向人民法院提讼。”从立法制度层面来看，我国消法为消费纠纷的解决提供了多种解决途径。但从实务运作情况看，这些解决手段在具体实施中还存在着种种困境和问题。
首先，在实践中，消费者与商家协商解决争议时，因为在经济实力及知识信息等方面占据优势的经营者往往在纠纷解决过程中起主导作用，消费者难以平等地表达自己诉求；消费者到消费者协会申请调解和到行政部门申诉，纠纷也不一定可以得到及时适当的解决，因为行政机关虽然理论上行政行为具有强制性的特点，但是在消费纠纷中，法律及相关法规没有赋予行政调解以强制执行力。
其次，如果不幸到法院，则将承受举证难、鉴定难、程序繁琐、耗时费力的怪圈之中豎。对于争议标的较小，发案又较多的消费纠纷来说，很多消费者因不堪费时、费力的诉讼拖累而选择放弃。
再次，仲裁作为集多种优越性于一身的解纷方式，在解决消费纠纷中本应当大有作为，但实践中真正达成仲裁协议、通过仲裁机构解决的消费纠纷少得可怜。致使这一纠纷解决机制的功能难以发挥。
（二）建构和完善我国消费纠纷多元化解决机制。
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了五种纠纷解决机制，但是由于仅仅是原则性规定，在实践中存在很多问题。鉴于此，应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制度的构建和完善。
1、在消费纠纷的非诉解决机制中：（1）鼓励消费者和经营者协商和解，政府职能部门、消协、法院等应当为协商机制提供更多的咨询和帮助服务。（2）规范消费者协会的调解机制。笔者建议除规定对消费争议调解适用特别程序外，还要赋予其调解协议具有类似裁判和解的法律效力。（3）发挥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解决消费纠纷的潜能，使行政机关把纠纷的事后处理与事先预防结合起来。（4）建构消费者权益仲裁机制，专门用于解决消费者权益纠纷。
2、完善消费纠纷诉讼解决机制。
首先，建立小额诉讼程序，解决小额消费争议。小额诉讼程序最大的特点就是既保持了司法途径解决纠纷的优点,同时又克服了其费用高昂、程序繁琐之弊病，能够为当事人以及法院节省大量开支。我国的一些地方法院在这方面已经作了尝试。如湖南省常德市中级人民法院在全市九个基层法院先后设置了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法庭。从立法层面看，2011年全国人大法工委公布的《民事诉讼法》修正草案中已经增设了小额程序，这将为小额消费纠纷的解决提供程序支持和合法性根据。
其次，完善群体诉讼制度，增设消费者公益团体提起消费公益诉讼制度。但这一制度在理论和实践中存在两个问题：一是由于法院裁判的扩张性难免使消费者产生“搭便车”心理。二是费用分担和赔偿分配分歧较大。目前，我国民事诉讼法修正草案中已经增加规定了公益诉讼制度，笔者建议在公益诉讼的制度框架内特别规定消费者团体诉讼制度。
最后，完善配套制度。第一，合理设计举证责任。笔者认为可以通过完善民事诉讼证据制度来改变这一弊端，如在某些消费纠纷诉讼中实行举证责任倒置规则、合理推定规则等。第二，完善法律救助制度。与经营者相比，消费者具有弱势性和分散性。为此，有必要完善消费纠纷的诉讼救助制度，缓解消费者的上述困境。
总之，针对我国消费纠纷多元化解决机制存在的困境，我们既要吸收国外先进性的立法经验和实践成果，也要立足本土，通过立法修改和制度完善来解决我国国情下的问题，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维护市场经济的良好秩序和社会的和谐稳定。
（作者：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09级学生）
注释：
经济纠纷的民事起诉篇9
【关键词】民事诉讼法修订；纠纷解决方式；诉讼和非诉讼相结合
一、纠纷
（一）纠纷种类。常见纠纷有劳动合同纠纷、人格权纠纷、离婚纠纷、法定继承权纠纷、所有权纠纷、财产损害赔偿纠纷、承包地征收补偿费用分配纠纷、土地承包经营权确认纠纷、建设用地使用权纠纷、买卖合同纠纷、房地产开发经营合同纠纷、房屋买卖合同纠纷、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民间借贷纠纷、保证合同纠纷、租赁合同纠纷、侵害商标权纠纷、股权转让纠纷、责任保险合同纠纷、人身保险合同纠纷、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医疗损害责任纠纷。
不常见纠纷有离婚财产纠纷、离婚后损害责任纠纷、婚姻无效纠纷、撤销婚姻纠纷、夫妻财产约定纠纷、同居关系纠纷、抚养纠纷、赡养纠纷、收养关系纠纷、监护权纠纷、探望权纠纷、不动产登记纠纷、物权保护纠纷、用益物权纠纷、担保物权纠纷、占有保护纠纷、知识产权与竞争纠纷、海事海商纠纷。
（二）纠纷解决机制。1.民事诉讼。民事诉讼是最传统的纠纷解决机制之一。民事诉讼，主要指的是法人、公民以及其他的组织之间发生的因为财产或者人身权益关系提起的法律诉讼，由于我国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各种纠纷层出不穷，民事诉讼已经不能满足社会大众的需要。2.非诉讼程序（aDR）。广义说一般认为，aDR是指诉讼以外的其他各种解决纠纷方式的总称。aDR的特殊性主要体现有两方面：（1）从程序角度来看，使用aDR无需恪守严格的法院诉讼程序；（2）从实体角度来看，使用aDR未必要遵循既定的实体法。
二、把诉讼和非诉讼相结合的纠纷解决方式写入民诉法的必要性
（一）法律对司法实践之探索成果加以确认的需要。由于案件分流和程序多元已经成为本世纪以来司法改革的总体趋势，所以把诉讼和非诉讼相结合能够更好地解决复杂多样的社会矛盾纠纷。
（二）具有积极意义的纠纷解决方式。改革开放过后，近年来我国的经济建设不断深入，造成了社会的层次化更加严重，因此社会问题出现了矛盾多元化，因此只有将这些社会的矛盾进行妥善处理，才能够为构建一个和谐社会提供一个良性的社会环境。由于现存的社会矛盾之间出现的多元化，因此采取的解决措施也应该是多种途径，而不应该是单一的诉讼，因为单一的诉讼不能够解决多元化的诉讼问题。人们在诉讼的过程中其程序非常复杂，而且其裁判的结果往往是“一刀两断”的形式，其消耗成本很高，所以考虑到这个问题，人们在进行诉讼的时候要从经济的角度考虑到经济诉讼，既能够解决好纠纷，又能够节约成本，这是需要公民们要明白对于一些不必要的诉讼的处理方法。
（三）将司法解释与地方立法上升为法律探究。在当前我国的法治条件下，如何建构诉讼与非诉讼来解决纠纷不仅要得到社会的支持，而且还需要得到法律的认可，目前为止我国仍然不具有具体的规范法律，因此只有现在地方进行法律的尝试，从地方立法开始试行。
三、民诉法之关于诉讼和非诉讼相结合的纠纷解决方法
（一）应然定位。我国诉讼和非诉讼相结合的纠纷解决方法应定位为：保障当事人充分享有优化司法权配置。
（二）内容。1.以委托调解解决纠纷。此制度主要是为了给诉讼人一个缓冲的机会，降低其诉讼的成本，主要是指在立案之前能够将当事人进行调解，当法院收到口头或者诉状的时候这一程序就开始执行，当能够进行调解成功那么就将会公民的诉讼提供合理的诉讼方式。2.以司法确认确定其法律效力。通常情况下所说的司法确认也被称作是调解协议的司法确认，主要指的是在庭外达成调解，经过协商的方式所达成的协议进行审查，并且要对其法律的效力进行确认。3.通过调解前置解决纠纷。一般情况下所说的调解前置主要是指在法院获得的前夕，由第三方出面对其产生的纠纷进行调解，使当事人能够在之前拥有以此协商调解的机会。
四、将诉讼和非诉讼相结合方式写入民诉法需要研究的问题及建议
（一）所需研究问题。1.司法确认的程序及范围探讨。通常情况下所说的司法确认不仅仅是法院对公民进行调解协议时要对其进行审查以确定其效力，而且还要求对人民法院对相应的商事调解组织、行政机关以及行业调节组织能够进行相应的非诉讼的协商调解的确认。2.案件范围以及受调解主体的探究。所说的受托调解的主体，有着不同的规定，在相应的法律规定下不尽相同，一方面在《民事调解规定》中所说的则是指“有关的单位以及个人”，另一方面在《健全纠纷解决机制意见》中给出的定义则是“相应的行政机关、公民调节组织或者是商事调解组织以及行业调解组织等”，因此在不同的法律规定之下所包含的受调解主体会出现很多的定义差异。
（二）建议。在第八章“调解”现有第八十五条中增加两款：第一点，对于家庭婚姻纠纷的继承权的问题，以及劳务合同的工资纠纷问题和工伤和意外事故的纠纷问题，这些都具有比较明确的损害纠纷赔偿，都需要对其进行调解，通过调解解决其权益的纠纷。第二点，在进行诉讼之前首先为民事诉讼提供相应的调解解决方案，以此来解决法院收到诉状或者是在立案之前的纠纷，由相关的机构进行民事的调解，但是不能够达成调解的则执行诉讼程序，进行审理。
将现有第八十七条修改为：人民法院进行调解，可以邀请有关单位和个人协助。被邀请的单位和个人，应当协助人民法院进行调解。经各方当事人同意，人民法院可以委托人民调解组织或者相关机构对案件进行调解。
参考文献
[1]周荣静.建立健全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研究——基于淮南市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调研的思考[J].淮南师范学院学报，2012，14（2）：28-31.
经济纠纷的民事起诉篇10
行政司法行为是一种特殊的具体行政行为，它是指行政机关根据法律的授权，按照准司法程序审理和裁处有关争议或纠纷，以影响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从而具有相应法律效力的行为。在我国行政司法行为主要是指行政复议行为、行政裁决行为、行政调解行为、行政仲裁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颁行前）。它具有以下特征：⒈行政司法行为是享有准司法权的行政行为，即以依法裁处纠纷为宗旨的行政司法行为。它按照准司法程序来裁处纠纷，坚持程序司法化的原则；⒉行政司法行为的主体是法律规定的具有行政司法职权的行政机关，在我国，主要是指行政复议机关、行政裁决机关、行政仲裁机关（《仲裁法》颁行前）及调解机关；⒊行政司法行为的对象是和行政管理有关的行政纠纷以及民事、经济纠纷，这些一般都由法律给以特别规定。它们是由于当事人不服行政机关的决定，或双方当事人不履行义务，或行政机关、其他当事人侵害相对方合法权益而产生的，在权利和义务发生利害关系的争议或纠纷；⒋行政司法行为是行政主体的依法行政的活动，即行政机关依法裁处纠纷的行为；⒌行政司法行为不同程度地具有确定力、约束力、执行力（行政调解的执行问题有特殊性）。但它对纠纷的解决一般都不具有终局性，所以原则上也具有可诉性，不服行政司法决定的还可以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或民事诉讼）。
由此可见，行政司法行为是一种典型的行政法律行为，是行政过程中典型的适用法律的行为，因此，合法性是它最基本的要求和特性。有效的行政司法行为必须主体适格、内容和程序合法、具备法定的形式和规格。行政司法行为也是一种典型的准司法行为。它不仅采取了类似于司法诉讼程序的一些作法，如依申请才受理、调查取证、审理与决定、回避，有的还采用合议制、辩论制等；而且在行政司法过程中，行政机关作为第三者充当裁决人即起了“法官”的作用来裁处纠纷。所以行政司法行为必须坚持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当事人权利与义务一律平等等原则，以贯彻司法公正性。
行政司法行为的存在和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它不仅有利于促进行政程序法制建设和行政管理民主化、法制化的进程，而且有利于促进行政行为的规范化、程式化，有利于行政机关加强对自身行政行为的监督、审查以及救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管理经济应善于实施行政行为，来影响和调整其权利、义务关系，引导人们的行为，从而起到市场经济冲突规则裁判员和经济关系、经济秩序调节者的作用。这正是行政司法价值功能的体现。行政司法的实质就在于以间接手段而不是以直接的行政命令手段来管理经济，它通过调处纠纷和对行政机关自身行政行为的规范化、程式化为中介，来加强和改善对市场经济秩序的宏观调控，引导和矫正市场经济主体的行为。不仅如此，行政司法行为通过及时、便捷地解决纠纷，使当事人投诉有门，防止矛盾激化，这在维护安定团结、保持社会稳定，社会治安实行综合治理等方面也有积极意义。
二
从现代法制的发展来看，行政司法行为产生和存在的必然性乃是基于近现代化社会行政管理对象的复杂化而需要贯彻司法程序的公正性所致。行政管理对象的复杂化不仅指从量上看各类纠纷的增多，而且从质上看许多纠纷涉及的专业性、技术性问题越来越强。若让它们完全或径直诉诸于法院，既会增添“讼累”，又不利于简便、及时和有效地得到解决。这就需要既具有行政管理经验及相关知识和技能，又具有一定法律知识的人员组成专门机构，不同程度地参照司法的程式化要求并体现行政效率的原则，从而既保持公正、合法，又简便、迅捷、灵活、低耗费地解决纠纷。同时，使这种解决方式和结果与法院诉讼适当相衔接，通过接受法院司法监督和支持执行，以保证其办案质量和法律效力。这样，也有利于以法制权，加强对行政机关自身行政行为的监督、审查和救济。
行政司法行为的存在、发展和功能之充分发挥，更是深深置根于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之中，市场经济的发展，经济关系、社会关系的复杂化导致社会冲突或纠纷的增多及解决难度的增大（因涉及利益关系及专业性增强），从而要求多渠道、多层次的纠纷解决机制和方式，以摆脱传统的三权分立体制下主要靠法院审判这种纯司法途径解决纠纷的模式之局限，努力探寻和拓展审判外的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和途径，并使其向着民主性、公正性、专业性、效率性等方面发展。行政司法行为就是适应了市场经济需要多渠道、多层次的纠纷解决机制的客观要求，它是现代市场经济中需要加强国家宏观调控发展趋势的必然产物，且有利于加强经济执法以及司法。
行政司法这种特定的纠纷解决机制在许多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和社会生活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成为现代市场经济国家加强国家宏观调控和政府对经济间接干预的重要手段。其中，以英国和美国的行政裁判制度尤为典型，一般所通行的是行政复议行为和行政裁决行为（有些国家也存在着相似于行政调解的组织和机能），所裁处的对象既包括行政争议又包括民事纠纷，且更注意采用司法程序和尊重当事人的权利。
我国的行政司法，其制度化、规范化、法律化，乃是与改革开放同步，即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经济、政治体制改革以及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法制（特别是行政法制，更具体而言是行政程序法制）建设的一项成果和产物，是在发展商品、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为及时有效地解决纠纷，协调各方面利益关系，并使行政管理民主化、法制化，强化其自律机制使自律和他律相结合的必然结果。我国的行政司法行为包括行政复议行为、行政裁决行为、行政仲裁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颁行前）。行政复议行为主要解决那些对行政机关的相关处理和决定不服而产生的行政争议，其范围基本上与行政诉讼的范围一致并略宽，以便于行政复议同行政诉讼相衔接。行政复议是我国相对最为规范的行政司法形式，其法律依据也更较充实。行政裁决行为主要解决与合同无关的若干民事纠纷，行政裁决行为总的来说可分为确权行为（以解决权属争议和权限争议）以及归责行为（以裁处损害赔偿纠纷和侵权纠纷）这两大系列，其中包括关于专利、商标的专门行政裁判行为。行政调解行为所解决的民事纠纷其范围就更宽，既包括合同纠纷又包括非合同的民事纠纷乃至民间纠纷，既包括损害赔偿或补偿纠纷又包括侵权赔偿纠纷，还包括经济纠纷、劳动争议、权属和权限纠纷等。行政仲裁行为主要解决相关的合同纠纷（特别是经济合同纠纷），也解决一些其他的民事、经济和劳动纠纷。在这四种具体的行政司法行为中，行政复议和行政裁决都是典型的具体行政行为，它们通过作出行政处理决定来解决有关纠纷或争议，所作出的行政处理决定具有行政法律效力，同当事人之间发生行政法上的权利、义务关系，因此都是可以提起行政诉讼并使其接受司法审查的。行政调解则是行政机关居间对双方当事人发生的纠纷进行调停，而不是行使行政权力，所达成的调解协议一般不具有法律效力和执行力（除了仲裁中的调解之外），是靠当事人自觉履行，而调解不成或不服调解的还可进行裁决或可申请仲裁，并可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行政仲裁乃是行政机关的特定机构以第三人的身份对特定的纠纷或争议居中作出公断或裁决，它采用合议制，按照特有的仲裁程序，并由特定的机构进行，因此其司法性较其他行政司法行为更为明显，仲裁裁决的法律效力也强于一般行政裁决之效力，不服行政仲裁也可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但由于行政仲裁背离了仲裁制度所固有的民间性本质特征，典型地体现了我国以往实行的计划经济的影响和痕迹，随着《仲裁法》的颁行，已导致行政仲裁向民间仲裁的改革和转轨。
从行政司法的发展趋势来看，以上述及的这些行政司法行为均可称为“显形行政司法”，即以特定的行政司法形式（复议、裁决、调解等）裁决明显存在的法律争议或纠纷；除此而外，还有所谓“隐形行政司法”，即平常所说的行政行为司法化，它是指行政机关虽不是处理明显存在的法律争议，但行政机关作出关系或影响相对人权利义务的行为（如行政处罚、行政强制执行、行政救济等），也需要“司法化”，即不同程度地采用司法程序以提高具体行政行为的质量并保证其公正性、合法性，因为它们很容易引发潜在的法律争议。从广义上说，行政司法就是运用准司法程序规范行政的各种规则、制度的总和。从这种意义上看，行政司法行为及其作用的发挥有着更加广阔的天地，它涉及到我们整个行政行为的规范化、程式化问题。关于行政行为的司法化，全国人大八届四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就作了有益的探索和尝试，该法不仅在一般程序中规定了立案、调查、检查、审查、陈述与申辩、决定、送达等必经环节，而且还正式规定了听证程序。听证会要告知受处罚当事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依据以及依法享有的申辩和质证权利，有利于对行政机关的监督，有利于听取利害关系人的意见，有利于调查取证和正确适用法律，从而便于贯彻程序公正原则。这些都体现了我国行政行为规范化、程式化、法制化的正确方向和必然趋势。
三
随着我国经济、政治体制改革和法制建设的深化和发展，特别是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及法制的建立和健全，行政司法行为面临着许多新的理论和实践问题的挑战。
（一）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不仅需要建立多渠道、多层次的纠纷解决机制和体制，而且要求增强经济主体的自利和自治能力。《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以下简称《仲裁法》）的颁行，促使了行政仲裁向民间仲裁改革和转轨，把本不应当归于行政司法的仲裁制度从行政司法体系中分离出去使之还原归位。这样，一方面引起我国行政司法制度的相应调整和改革，调整后的我国行政司法体系即由行政复议、行政裁决和行政调解组成，主要解决与行政管理有关的各类纠纷，而把大部分合同纠纷和其他适合仲裁的财产权益纠纷留待当事人双方自愿去选择民间仲裁解决。这就既符合了国际上行政司法的通行形式，也有利于集中力量加强行政司法制度自身的建设和改革。另一方面，必然导致我国形成民间仲裁、行政司法、法院审判三足鼎立、三位一体，既相对独立、又密切联系，既互相制约、又相互促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裁判制度体系，以便于用多种形式、手段和途径解决日益增多和复杂化的民事、经济纠纷和其他各种纠纷，维护和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顺利发展。其中，民间仲裁属于非权力型的审判外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行政司法属于权力型的审判外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它们都有着十分广阔的发展天地。
然而，从我国的具体情况以及国际上的某些特例来看，《仲裁法》的颁行并不等于把一切纠纷和争议都排除在行政仲裁之外。国外就还存在所谓“特种仲裁制度”，在我国也存在现行《仲裁法》所统一规定的仲裁范围之外的某些纠纷，如劳动争议和农业承包合同纠纷的仲裁，这些都不属于平等主体之间发生的纠纷，当然就不宜由民间仲裁来解决。因此，是否也需要实行特种仲裁或是否应属于行政司法范畴，都很值得深入研究。
（二）必须拓展新的行政司法形式和行为，例如行政申诉行为。对已超过复议申请和时效的争议而当事人仍不服的；或当事人不愿通过行政复议或解决纠纷，而希望通过行政监督手段来解决的；或当事人认为作出原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能够自己纠正的等情况，都可以通过行政申诉的途径予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