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篇1
[关键词]印度经济，高速增长，持续性，可能性
一般说来，在印度民主制度下，多派别联盟政府不可能带来经济高速增长；印度没有高质量的基础设施，没有高水平的外国直接投资，没有发达的制造业，高速经济增长也是不可能的。但进入21世纪以来，印度经济出现高速增长势头。但印度经济是否能够保持持续高速增长，却是国际社会极为关注的重要问题。
一、印度具有促进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发展观念
独立后，印度首任总理贾瓦哈拉尔·尼赫鲁为首的政治家们，决心把印度建成一个强大、统一的、在国际社会受到尊重并发挥重要作用的世界大国。但是，长期以来，由于浓厚的宗教意识和传统文化意识等诸多原因，印度社会对经济发展的认识存在某些误差或误解；加上印度政府对经济发展的各个领域实行诸多干预等，导致印度经济增长速度长期缓慢，劳动力失业不断增多，人民生活贫困问题日渐突出，，
当然，随着印度经济逐渐增长，综合国力不断提高及国内大批具有世界眼光的中产阶级的出现，印度社会的精英们对跻身世界大国行列的愿望也逐渐强烈并更加自信。1980年代，印度实行了经济政策调整，1991年又实行全球化经济改革，使经济发展逐渐成为印度社会各界关注的重要问题和印度政府工作的重心，印度经济也逐渐出现加速增长的趋势和高速增长的势头。随着印度经济逐渐加速增长，特别是随着印度软件产业的高速发展和外包服务业的快速增长，印度正在成为软件超级大国，印度的国际地位空前提高。因此，印度实现世界大国地位的理想已经上升为一种国家的意志。
进入21世纪以来，由于印度政府逐渐解减少对经济发展的干预，进一步减低商品进口关税，继续放松对外国投资的限制，经济年增长率逐渐提高到8%，全国充满了乐观的情绪，有些人甚至希望在某一天超过中国的10个百分点以上的年增长率。印度政府财政部长奇丹巴拉姆谈到印度可持续发展问题时说，为了保持8%的经济增长速度，印度必须加大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的力度，吸引私人企业参与农业产业化过程，建立农产品供应链；在工业领域则要加大新产品新技术的研发力度，同时吸引大量的外国直接投资。为了吸引更多外国投资，印度政府社会各界转变发展观念，加速经济特区建设。到2005年10月，印度政府共正式批准经济特区212个，原则同意152个。”印度社会各界特别是印度政府已经具有促进经济持续高速发展的观念，这对于未来印度经济发展是十分重要的。
二、印度具有推动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巨大需求
1、众多人口产生的巨大需求。印度人口超过10亿，印度社会中已存在数以亿计中产阶级，随着经济不断发展，印度中产阶级队伍还将逐渐壮大，进一步扩大耐用消费品需求。需要特别指出的是，随着出国工作人员不断增多，流人印度的海外汇款不断增加。印度收到的海外汇款从2004年140亿美元增加到2005年220亿美元，
2、人口城镇化产生的巨大需求。印度人口城镇化水平不到30%，在发展中国家中处于较低水平。随着经济不断发展和工业化水平逐渐提高，印度人口城镇化水平将逐渐有所上升，意味着人口居住逐渐集中和生活方式重大改变，从而对许多现代生活用品产生出巨大需求。重要的是，这意味着印度必须修建更多的新城镇，而新城镇的基础设施建设必然产生出对相关建筑材料的巨大需求。
3、改善基础设施的巨大需求。虽有号称世界第二大铁路网和数百万公里公路网，但由于铁路轨距不同和设施陈旧，公路硬路面不多等原因，印度铁路运输和公路运输拥堵、事故不断。航空运输和海洋运输中也存在机场和港口设施不足及设施陈旧的情况：，由于电力生产不足，印度长期存在缺电问题。人们普遍认为，基础设施落后已经严重影响印度社会经济发展。为加速经济发展，印度社会各界意识到，必须加速基础设施建设。为加速公路建设，印小央政府计划在2005--2012年期间投入17200亿卢比用于改扩建3万公里公路建设。为扩大港口吞吐能力，印度政府计划投资1066.5亿卢比扩大港口吞吐能力。为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未来10年印度将需投入276000亿卢比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印度还成立基础设施融资公司，并通过银行向社会发行政府债券，为基础设施建设筹集资金。
4、发展制造业的巨大需求。虽然服务业发达，但印度却没有发达的制造业。目睹中国通过大力发展加工制造业，在加速经济增长的同时逐渐强大的现实，越来越多印度人意识到，如果没有庞大的加工制造业，印度经济是难以加速发展并逐渐强大起来的。进入21世纪以来，印度注意加速发展制造业，并把目光投向技术更强、利润更高的精密制造业。2005年2／3以上的外国投资进入印度制造业而不是服务业，现在，印度制造业产量年增长率达到9%，且速度还在加快，接近赶上服务业10%的增长率。印度制造业向美国出口的增长速度比中国向美国的出口更快。制造业快速发展也将产生巨大的需求。
三、印度具有保证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发展潜力
1、丰富的自然资源潜力。印度国土面积约300万平方公里，居世界第—七位；町耕地面积约1.7亿公顷，居世界第二位；灌溉面积则居世界首位。除石油外，印度战略性资源藏量丰富，铁矿资源居世界第三位，铝土矿储量居世界第五位。在印度能源资源中，探明煤储量1920亿吨，水电发电潜力可达6000亿度，铀储量1200亿吨煤当量，钍储量为6000亿吨煤当量。印度拥有漫长的海岸线和200万平方公里的专属经济区。浩瀚的印度洋中蕴藏着极为丰富的生物、矿物和能源资源，开发、利用海洋资源将大大弥补陆地资源的短缺。因此印度拥有发展经济的自然资源潜力。
2、巨大的人力资源潜力。印度人口达到11亿，为印度加速经济发展准备了充足的劳动力资源。重要的是，印度在数量，上拥有当今世界第：三人科技人才队伍。印度精英人才的工程技能和英语技能，使它在整个制造业领域拥有竞争力。甚至连众多西方国家跨国公司都增大对印度的投资，希望利用印度的高级技术人才获得全球竞争的优势。这些跨国公司发现，印度劳动力非常适合它们的目标。2005年当lg公司招收458名装配工人，要求申请者至少受过15年教育，但仍有5.5万名年轻人满足其标准。
3、巨大的科学技术潜力。印度在原子技术、空间技术、电子技术、生物技术、新材料技术、海洋勘探开发等高科技前沿领域居于世界前列。现在，印度能够自行设计和制造核电站设备、自行研制卫星及其发射系统，其计算机软件开发行业发展迅速，目前其软件出口约占全球市场份额30%。印度具有较大科技发展潜力，有科技研究机构1700多所，讲英语科技人员存量居世界第二位；经济改革促进私营经济进入科技市场，外资流入和市场开放有利于先进科技的引进和开发，印度正在成为世界研究开发中心。
4、强大的科技转化能力。丰厚的科技人才储备加上强大的企业研发实力，使印度综合科技项目研究取得优异业绩。加尔各答实验室的可变能量粒子加速器及孟买珠链式粒子加速器，甚至让印度科研人员对印美核能技术合作协定不屑一顾。欧洲航天局及美国宇航局等多家太空研究机构都向印度政府表达彼此合作的愿望。目前在印度市场上虽然面临韩日汽车厂商的直接竞争，但塔塔汽车公司和马亨德拉公司仍牢牢占据主导地位，并让“印度制造”开始在全球有所起色。塔塔汽车“印地卡”还打入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国家市场。在生物制品及制药业领域，印度一些代表性企业，如雷迪博士实验室、兰伯西制药公司等已跃上世界先进科技舞台。世界制药业巨头诺和诺德公司向雷迪博士实验室购买专利，兰伯西公司则向德国拜耳医药公司转让关于药物缓释系统的专利权。
5、巨大的商品服务市场潜力。印度众多人口本身就是巨大的商品服务市场。重要的是，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印度社会消费习惯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住房按揭贷款和汽车贷款需求强劲增长，消费贷款从2004年300亿美元增加到2005年450亿美元。随着经济不断发展和人民收入逐渐增加，印度商品服务市场潜力将进一步扩大。印度消费者信心指数连续3年在世界名列第一，远远高出各国平均指数。”随着印度经济逐渐发展，国际市场对印度商品和服务的需求也将不断增大。印度-[飞诺网]
四、印度具有推动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诸多优势
1、比较完善的法律体系。长期殖民统治期间，印度形成了比较完善的法律体系，涉及社会政治领域，也包括经济贸易领域。独立后.在直接继承英印殖民政府经济立法内容的同时，印度又根据独立后社会经济发展的实际，逐渐完善经济立法，从而使印度市场经济法律体系比较完备。在印度，不仅政府各项财政收入需要立法，各种税收都有税法，而—且政府每项财政支出也需要立法，政府花钱需要通过拨款法。印度法律规定保护私人物质财产，也在一定程度上保护精神财产。法治作为英国殖民统治的遗产仍然普遍存在。这些传统与制度成为印度资本市场得以出现并获得发展的重要基础。印度股票和债券市场通常让有光明前途和可靠声誉的公司获得需要的资金。印度公司融资来源多元化，可选择银行贷款，还可利用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筹集资金。印度企业规范化管理也取得显著改善，亚洲里昂证券公司2000年对全球25个新兴市场经济国家所作的调查表明，印度在规范化管理方面排名第6位。
2、比较健全的金融体系。印度金融体制基础较完善、市场秩序较好。银行体系有商业银行、城市合作银行和农村合作银行和开发银行，还有私营非银行金融机构；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比巴塞尔协议要求高；其贷款65%给私人和私营企业；按国际标准计算的坏账率为10.8%，且逐渐下降；有23个股票市场，上市公司1万家以上，日交易额居全球第三、四位；股票市场优化制度、强化公司治理，督促上市公司改善经营状况。。印度风险投资高速发展，居亚洲第2位，投资集中于信息技术和生物技术产业，促进高技术产业发展。良好的制度基础设施对印度经济发展起了关键作用。高效运作的金融体系就是印度良好制度环境最重要收获之一。作为印度市场化改革起点的金融自由化，正在进一步完善印度的银行金融体系，这将进一步发挥金融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
3、富有活力的私营企业。长期殖民统治期间，印度没有限制私营经济发展；独立后，印度允许私营经济存在和发展，为本国私营公司发展创造各种便利条件和宽松的投资环境，使印度成功地培育出一大批目前能够与欧美最好公司展开国际竞争的公司，如塔塔集团，其塔塔咨询服务公司是亚洲最大软件服务公司和印度最大软件服务出口商；塔塔钢铁是印度历史最悠久、规模最大的私有钢铁公司；塔塔汽车是印度最大商用及客用交通工具制造商；塔塔化工是印度最大化肥公司之一；塔塔电力是最大私营电力供应商。1991年实行经济改革以来，印度政府不断放松对私营经济发展的限制，促使印度产生了一大批国际知名的新技术产业公司，如信息系统公司、维普罗公司、兰巴克西公司和雷迪博士实验室等。2002年《福布斯》杂志对世界上最好200家小公司进行年度排名，印度就有13家上榜。目前，印度有60家软件企业获得技术成熟度cmm6级认证。
4、超前性的经济结构。世界各国产业结构变化顺序是，首先从农业经济逐渐过渡到工业经济，然后再逐渐过渡到服务经济，然而，印度产业结构的变化却呈现出另一种情况。1950-1951年度第一产业在印度国内生产总值中占55.8%，第二产业占15.2%，第三产业占29.0%；1999--2000年度第一、第二产业在印度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分别为29.2%和23.9%，第三产业的比重迅速提升为46.8%。作为发展中国家，印度服务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比例明显高于“国际标准”。但服务业已经成为拉动印度经济稳定发展的最大动力，成为产业结构具有的巨大优势。重要的是，印度高技术服务业发展迅速，年软件出口额超过200亿美元，信息外包服务迅猛发展，正从软件服务扩大到办公室终端服务、信息服务、金融服务、会计服务、技术服务、咨询服务、医疗服务和各类远程服务。
5、富于活力的人口结构。印度人口结构年轻，为印度准备了充足的劳动力资源，也使印度推迟进入老年社会。年轻人容易接受较多的教育，更加充满活力，富于创造思维，拥有超前的消费观念，极有利于经济发展，为印度经济加速发展，并使印度成为世界下一个工业大国奠定了重要的劳动力条件。印度具有竞争优势的软件产业，虽然投入的也是劳动，但却是脑力劳动，可创造较多的附加价值。凭着改善知识产权保护，印度提升了国家整体创新能力。世界经济论坛公布2006年全球竞争力排名，印度排在第43位，比中国靠前11位。在一个相当长时期内，印度具有充足的劳动力，还有廉价的劳动力，使印度在世界劳动力市场上占有极为重要的优势。印度已经形成数量多，素质高的高新科技产业人才队伍，在发展高科技产业中同样具备劳动人才优势。
五、印度具有保证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国际环境
印度位于印度洋北部正中央，遏制印度洋海上交通要冲，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印度要加速经济发展，也需要一个有利的国际环境。
1、世界经济将继续保持增长。进入21世纪以来，国际商品贸易继续扩大，国际服务贸易迅速增长，国际资本流动加速，国际投资活动频繁，促使国际经济活动继续保持活跃；世界经济火车头的美国经济继续保持良好的增长态势，石油价格爆涨并没有阻止美国经济快速增长的势头；日本经济在1990年代长期停滞后也出现复苏迹象；欧洲国家经济逐渐恢复并继续保持增长势头；东亚和东南亚国家经济进一步增长；拉美国家经济呈现出新的增长势头，甚至连长期停滞的非洲国家经济，也开始走上稳定增长的道路。看来，世界经济将继续保持增长势头，这无疑为印度经济高速增长创造了极为重要的国际经济环境。由于印度经济对外依存度并不高，即使世界经济出现某中程度波动，其对印度经济发展的影响也不大。
2、国际政治变化有利于印度。独立后，印度在政治上实行英国式议会民主制。冷战结束后，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极力推行民主政治，特别是随着苏联的解体，俄罗斯的衰落，中国的崛起，美国等西方国家自然把矛头指向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中国。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实行西方民主制、经济加速发展、事实上拥有核武器、与中国为邻的印度，就不能不受到西方国家的高度重视。对西方国家来说，印度不仅是一个颇具吸引力的巨大市场和最大的民主国家，在战略上还是制衡中国的一支重要力量。
3、印度与大国关系不断加强。冷战结束后，虽然印美在贸易、知识产权、人权、核武器和克什米尔等问题上存在冲突，但为加速经济发展，印度积极寻求与美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美国为推行其全球战略也积极拉拢印度，促使印美关系不断升温，经济贸易关系逐渐加强，安全合作空前增多。印俄关系逐渐恢复发展并有所加强。印度与日本关系也不断紧密，经济贸易关系迅速发展。长期以来，印度与欧盟国家关系良好，冷战后与欧盟主要国家德国和法国的关系还有所加强。在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大力支持下，世界银行等国际经济组织积极支持印度经济发展。世界银行同意为孟买基础设施发展项目贷款50亿美元。
4、印度与邻国关系逐渐改善。印度从1990年代中期开始实行“古吉拉尔主义。”注意改善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印度与中国的关系逐渐改善，并朝着战略伙伴关系方面不断发展；印度与巴基斯坦关系虽然经过反反复复，但仍朝着逐渐缓和的方向发展；印度与斯里兰卡的关系逐渐改善，也不断发展；印度与孟加拉国的关系虽然经过起伏，但是基本保持正常。
5、对外经济合作空前发展。有利的国际政治环境，加上继续坚持经济改革，印度经济保持良好增长势头，印度对外经济合作空前发展。一是跨国公司看好印度，不断扩大对印投资。二是与主要国家和地区签订经济贸易协定。继与东盟签署自由贸易协定后，印度与欧盟签署经济贸易协定；还与日本、韩国、澳大利亚等国家举行了一系列的《自由贸易协定》谈判，与欧盟的《自由贸易协定》谈判即将开始；与俄罗斯加紧商谈签订《印俄经济合作协定》或《自由贸易协定》。三是逐渐增加对外投资。印度人在非洲具有非常强大的经济影响力，已经渗透到各主要领域，如金融、通讯、医药、汽车、电子、商品零售、地产等等，几乎控制了非洲医药行业。
结束语
综上所述，印度已经具有推动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发展信心、促进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巨大需求、保持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重要潜力和优势及保证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国际环境，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印度经济能够保持持续高速增长。
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篇2
关键词:公共投资;流动性过剩;宏观调控;经济增长
abstract:thispaperanalyzesChina’shighinvestmentgrowthandcreditgrowthin2009,exploresthefutureofmacroeconomicregulationandpossiblepathsofthesystemoptimizationfromtheperspectiveofsustainableeconomicgrowth.Basicconclusionsare:first,rapidpublicinvestmentgrowthin2009reflectstheprivatenatureofpublicgoods-earningsreceivedbysomegroupsbutthecosthasdroppedfromagreatergroup.Hence,itisarationalchoiceforindividualstograbinvestmentopportunitiesandfinancialresourcesasmuchaspossible.Second,thecentralbankdidnotcarryouttheexcessiveloosemonetarypolicy,butthefinancialinvestmentpromotestheexcessivecreditdelivery.atthesametime,theoutputefficiencyofcreditcontinuedtodecline.asaresult,wearefacedwithsystemiccreditriskandthecontinuingpressureoftheassetpricebubble,anddragmacroeconomicregulationtothetrapoflowinterestrates.third,itisnecessarytowithdrawthepositivefiscalpolicyfirstly,inordertoobtainsustainableeconomicgrowth,thenwithdrawloosemonetarypolicy,andcarryoutstructuraladjustment,promoteinvestmentandfinancingsystemreform.
Keywords:publicinvestment,excessliquidity,macroeconomicregulation,economicgrowth
中图分类号:F83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2265(2010)02-0003-06
一、引言:2009年的体制复归
在任何一个经济体,收入、财富分配或私人产品的再分配是永恒的争论内容,并主要与经济体的制度特征相关联。中国2009年的经济增长尽管在很大程度上立足于全球金融危机冲击后所不得不采取的扩张性财政货币政策,似乎是一个与中长期制度结构无关的短期调控问题①,但是,有两个宏观经济典型事实是值得关注的。
第一,美国与中国采取了完全相同的货币政策(低利率与数量扩张相结合),但是中国出现了货币乘数大幅度提升并推动广义货币增长率快速上升的局面,而美国则面临货币乘数下降近一半,广义货币几乎不增长的状态(见图1)。更有意思的是,自2008年9-12月,中国人民银行5次下调存贷款基准利率和存款准备金率后,在整个2009年并未再度采用更为宽松的数量或价格型工具,反而自2009年7月起,通过公开市场操作回笼基础货币约7000亿元。尽管如此,中国的货币供应量依然呈过快增长态势。于是,我们需要解释的第一个问题是,在美国采取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背景下,货币供应量不出现显著增长;而中国在相对适度的“宽松”政策下,货币供应量过快增长?同样的凯恩斯主义政策导致了不同的货币效果。显然,中国的货币供应量猛增背后一定存在与发达经济体不同的制度背景――其直接体现是政策对金融资源的动员力,或者说,尽管经过了金融体系改革,但投融资体制并不具备真正的市场化特征。
第二,投资是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主力,尽管我们一直在强调扩大内需,尤其是消费需求。在2009年,消费对GDp的贡献率为52.5%,净出口为-44.8%;如果消费和净出口体现为对中国最终产品和服务的新增需求,那么两者相抵所形成的净贡献效果为7.7%。换言之,在8.7%的年度GDp增长中,真正的终端需求所提供的经济增长为0.7个百分点。那么,剩余的8个百分点增长来自何方?表1显示,资本形成的贡献率高达92.3%,占8.7%的增长中的8个百分点。亦即仅靠投资,我们实现了GDp“保八”的基本目标。
我们当然可以从多个角度理解上述两大经济事实,但真正的理论思考或许应该集中于从政策传导到政策效果的一系列安排。第一,为什么中国的商业银行似乎在2009年具有不可遏制的投资和信贷冲动,且此种冲动让人直接联想到1993年之前的状态?一个经历了股份制改造及具有良好风险管理制度的银行体系,显然不应该出现非审慎行为。第二,什么外部力量推动了投资和信贷的超高速增长?如果银行体系的行为是审慎的,那么一定存在某种强力投资需求主体,至少让银行认为――客户是优质的,信贷是安全的。第三,即便银行体系认为其金融资源配置是安全的,是否可能存在预期偏差?即是否存在系统性金融风险以及未来爆发金融危机的可能性?显然,根据上述事实可以发现两点,第一,不是货币政策导致了投资和信贷旺盛,那么我们只能得出财政政策推动信贷和投资高增长的结论,且银行有理由作出某种假设:还有哪种信用比(政府)信用更令人信服呢?第二,相信政府信用的另外一个前提是实体经济缺乏投资机会――既然终端需求只提供了0.7个百分点的经济增长,那么实体经济部门的违约率显然更高,信贷资源向政府部门集中,推动财政投资和“铁公基”项目上马就是合理的选择。但是,一旦政府信用凌驾于实体经济部门,其结果是显著的体制复归。
二、公共产品与再分配:对投资和金融资源的瓜分
结合2009年的投资和信贷状况,其均衡结果显然符合Romer(1975)、Roberts(1977)以及meltzer和Richard(1981)的典型再分配模型:第一,对于给定的财政政策,个体最优化其决策变量――投资项目上马多少,信贷投放多少。第二,在个体最优化基础上,个体行为加总构成了整个经济体的财政和信贷规模。Safire(1978)以“猪肉桶”(pork-barrel)理论很好地描述了抢项目行为――各地方当局会象“从猪肉桶中多抓一些猪肉”的方式尽可能多上马地方公共工程项目,获利是本地,而财政成本却由全体居民承担。
(一)投资项目的私人性及再分配效应
在研究公共投资的学者中,Lowi(1964)、wilson(1989a、1989b)以及Shepsle和weingast(1981、1984)证明,公共投资项目属于“非货币化再分配”,具有“利益由一个小集团享有,但成本却由一个大得多的集团来分摊”的均衡结果。且由于非货币化再分配具有非透明性,往往会造成项目总经济成本高于其社会经济效益的净结果,即所谓的“无效率性”。这可以解释为什么2009年的财政政策行政决策者偏好财政投资甚于货币性转移支付――如减税和直接的民生领域开支。在理论上,基础设施类公共产品很难具有完全的公共产品性质。公共产品的性质是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但这仅仅是微观经济学关于公共品供给和消费性质的描述,即公共产品在供给上不存在厂商竞争,在消费者的消费行为上不存在排他。但事实上,公共项目投资显然在供给上存在竞争――如不同的承包商对高速公路、铁路和基础设施合同的竞争;在消费上存在排他――如全国性财政资源支持某一段或若干段高速铁路、引水工程,但可能绝大多数消费者从未享受过高铁或引水福利。
由此形成的再分配效应有二。一是投资领域的国进民退。从2009年开始,国有部门投资增长速度明显快于非国有部门投资增速(见图2),结果是公共财政资源进一步向国有部门倾斜,即所谓的体制复归。
二是轻重工业增长结构失衡。自2000年以来,重工业增加值增速与轻工业增加值增速差异并不大,但在2009年,增速差达到了10个百分点(见图3)。其内在原因是,财政性投资快速上升拉动了对投资品的需求,即主要形成了对重工业产品的需求。
(二)金融资源的失衡配置
但是,由于投资、信贷和货币交易具有跨期性质②,我们还需要叠加另外一个因素,未来的成本由谁来承担。或许,2009年的投资和信贷还必须从通胀预期中得以解释。
一是在并未过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下出现流动性严重过剩。从历史看,2009年是流动性过剩最为严重的一年,超过了1986和1990年(见图4)。与此同时,货币政策并非特别宽松,从政策操作事实看,存贷款基准利率在2008年9-12月经历了疾风暴雨般的5次下调,存款准备金率亦相应下调后,在2009年没有任何放松性政策出台。相反,自2009年7月起,中央银行反而大力度在公开市场回笼货币,应对外汇储备的再度上升。2009年1-9月基础货币增长率仅为13.7%,而2007、2008年两年的基础货币增长率分别高达30.6%和27.5%。那么,中国30%的广义货币增长率从何而来?显然,来自货币乘数,2009年前三季度为4.39,而2007、2008年全年分别为3.97和3.68。这说明了商业银行具有不可理解的信贷冲动――根据2009年第四季度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执行报告》,到2009年年末,全部金融机构本外币贷款余额为42.6万亿元,同比增长33.0%,增速比上年同期高15.1个百分点,比年初增加10.5万亿元,同比多增5.5万亿元。人民币贷款余额为40.0万亿元,同比增长31.7%,增速比上年高13.0个百分点,比年初增加9.6万亿元,同比多增4.7万亿元。全年贷款多增额相当于2007、2008年全年的贷款投放额。
图5显示,在2003-2007年间,广义货币(m2)增速与信贷增速并不完全吻合,但在银行改革后的2007年1月-2009年12月,m2与信贷增速基本同步。
二是中长期贷款推动信贷增加额至历史高位。货币供应量过快增长来自货币乘数,货币乘数来自信贷增长,2009年信贷增长的主要推动力是中长期贷款,而信贷增长来自财政投资项目。2009年,仅企业部门的中长期贷款年度增加额就达到5万亿元,恰好相当于贷款的多增部分。换言之,如果没有上述中长期贷款,2009年的信贷和货币将回归正常年份。那么,是什么因素拉动了中长期贷款?首先是“铁公基”项目贷款。根据《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本外币中长期贷款主要投向基础设施行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房地产业、制造业。2009年,主要金融机构(包括国有商业银行、政策性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和城市商业银行)投向这四个行业的本外币中长期贷款分别为2.5万亿元、6404亿元、6013亿元和5025亿元,占全部产业新增中长期贷款的比重分别为50.0%、13.1%、12.3%和10.2%。其次是个人住房抵押贷款。年度个人贷款同比多增的1.8万亿元主要为中长期住房抵押贷款。
综上,2009年的投资项目和信贷恰如“猪肉桶”里的肉,尽可能多抓一点成为所有现实和潜在借款人的理性选择。
三、信贷生产率:要素产出下降与危机
(一)信贷生产率:系统性信用风险
根据上文对信贷总量以及中长期贷款扩张所隐含的问题有二。
一是系统性信用风险上升。我们用同期的GDp比同期贷款增加额作为“信贷生产率”,以此观察信贷作为金融要素投入的产出效率。结论是令人担忧的――自2001年以来,GDp/信贷比(信贷生产率)逐步降低,大致从7倍以上下降到5倍左右。而2009年的信贷生产率降到了历史低位――GDp为33.5万亿,信贷增量为9.6万亿,则信贷生产率降低到了3.48倍(见图7)。低信贷生产率意味着产出无法抵补要素投入成本,或者说信贷作为投入要素的产出效率极低,违约概率相应较高。
二是资产价格压力。我们之前对比了中国和美国在扩张性宏观政策效应上的差异,事实上,两者的根本差异在于美国金融体系处于“去杠杆化”阶段,而中国恰恰处于“增杠杆化”时期。从借款人的负债率角度看,必须提高资产价格才能形成(公允价值计算)自有资金,并撬动信贷增长。这就形成了当前的资产价格循环――在税收压力持续上升的情况下,只有依赖非税收入才能继续推动地方政府投资,土地价格必然成为其中的关键变量,即土地价格走高才能形成可继续拉动信贷增长的“自有资产”,土地价格走高必须依赖房地产市场繁荣,而房地产价格走高却造成抵押品价值处于高风险状态(当然也会形成居民对生活成本上升的不满)。问题在于,几乎所有的危机故事都在描述同样的场景:金融杠杆推高资产价格,在某个时点出现资产价格的崩溃。
(二)挤出效应与低利率陷阱
一方面,由于中长期贷款主要投向政府主导的“铁公基”项目和国有部门,需要后续资金配套跟进,这意味着2010年非国有部门投资将被部分挤出。基建项目一旦上马就形成了对资金的持续需求。这对于信贷供应方构成了考验。如果不持续投入信贷,则借款人因项目难以为继而出现违约;如果继续投入,则在经济复苏进程中必将难以形成足够的信贷资源支持实体经济部门的融资需要。这一问题显然延续到了2010年第一季度。从图8可见,2010年1月中长期贷款增加额超过了2008、2009两年同月的总和。
另一方面,中国货币政策很可能陷入低利率陷阱,即中央银行由于2009年的天量贷款而很难上调基准利率。原因在于加息既会进一步挤出非国有部门投资,还会加大已经进入“借款俱乐部”的各类基建项目融资方的利息支付压力,导致违约风险上升。实体经济(特别是政府部门)的过度负债导致2010年付息压力巨大。2009年底中长期贷款余额22.24万亿元,按中长期贷款加权平均利率5.7%计算,年利息支出为1.27万亿元。如果利率在2010年出现上调2次(如果利率上调0.54个百分点),则利息支出将增加1200亿元。于是,我们将再度面临中央银行利率政策成为利益调节工具的问题――加息则基建项目借款人不堪重负,不加息则债权人(银行和公众存款人)受损。一个最为可能的结果是,为避免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提前爆发,为维持已经上马基建项目得以顺利投产,在中期实施低利率政策。这就回到了我们之前的理论分析――基建投资和金融资源在公共投资面前具有非货币性再分配效应,只要在2009年获得尽可能多的融资并上马项目,就是最优选择,且融资成本不会迅速上升,而社会成本则由债权人承担。
(三)不增加就业的经济增长
即便金融资源推动投资持续增长和资产价格上升,在理论上并不一定意味着泡沫化,只要投资回报率持续上升。稳定的经济增长等于就业人口增长率与技术进步率之和;人均增长率则仅仅等于技术进步率。我们的问题是,如果就业人口不增长就只能依赖技术进步,如果技术进步不能立竿见影,就只能依靠资本积累――即2009年的高投资和高信贷。问题是,资本需要回报,于是资本市场必然虚拟出某种“预期”回报。一个例子是关于房价的。房地产投资是资本投入,预期回报依赖于城市化,意味着有人进城,并以其终身收入买你手头的二手房。且不论其合理性(诸如是否新的资本剥削劳动形式),但问题是,人们为什么要进城?因为有就业。为什么有就业?因为有预期收入。如果收入低于预期呢?那就有自愿或非自愿失业。因此,“不增加就业的经济增长”才是真正的麻烦,如果不解决这一问题,则资本无法得到回报,投资就是灾难性的③。反之,就业导致收入,进而形成总需求。
四、结论性评价:如何获得可持续经济增长
第一,如上文所论证,由于中央银行在2009年并未实施过度放松的政策,因此在应对金融危机造成的总需求萎缩的进程中,中国事实上采取了积极的财政政策。但是,由于公共投资在事实上具有私人品和非货币性再分配性质,“多抓一点”成为公共投资部门的抉择,其宏观后果是信贷和投资增幅都达到前所未有的高水平。
第二,为确保2009年高投资和高信贷所伴生的潜藏危机不爆发,积极的财政政策必须先于宽松的货币政策实施退出。尽管2010年的外需好转和国内消费需求稳定有利于民间投资复苏,但财政投资的挤出效应十分明显――特别是中长期贷款在2010年上半年仍将保持过快增长,导致面向国有部门的“定向”宽松政策无法退出:一是2010年的中长期贷款仍必须向已经投放的中长期项目倾斜,否则将因项目缺乏后续资金而造成不良贷款,因而数量从紧无从谈起。二是利率和存款准备金率上调越发艰难,2009年末已达22万亿元的中长期贷款的利息负担过于沉重,这造成了对货币政策的牵制效应。对国有部门融资的定向宽松意味着对民间投资的进一步挤出――银行可贷资金日益收缩导致即使基准利率不变但利率上浮趋势明显,挤出了原本可获得融资的非国有项目。中国的特定经济运行风险分担机制决定了财政货币双松政策退出必须遵循财政政策转向中性,货币政策滞后退出的的操作逻辑。2009年的信贷高速增长事实上体现了货币信贷仍然是财政政策的配套工具――中长期贷款进入国有及国有控股部门,扶持地方政府项目投资。只要积极的财政投资政策不转型,则货币政策很难退出宽松状态,否则将出现银行部门最终承担所有基建投资项目损失的局面。据此,首先应提高政府投资项目的自有资金比例,把可盈利投资项目向民间转让;其次应逐步减少新开工政府投资项目,重点确保2009年上马项目不烂尾;最后应建立土地出让金运用制度,避免形成高地价、高房价、抵押品价值高估的信用风险循环。当前,轻重工业增速依然保持失衡态势,工业产出面临从政策短期拉动向中期依赖发展。轻工业增速依赖于国内消费和外需两大终端需求,而重工业则依赖于轻工业旺盛或政策拉动形成的基础设施投资需求。由于消费需求增长稳定,外需温和复苏,积极的财政政策退出将直接造成重工业以及整个工业增加值增速下降。然而,继续维持财政投资的后果将是上中游行业的严重产能过剩及持续提高的银行部门信用风险。
第三,调结构是获得可持续增长的关键手段。只有民间投资繁荣、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和财产性收入上升、终端消费需求持续增长,才可能形成真正可持续的总需求,并降低系统性金融危机爆发的概率。
注:
①如中国与各国类似,采取了经典的凯恩斯主义需求管理政策,而凯恩斯主义仅仅属于宏观经济学的政策调控,与制度无关。
②即当前的贷款在未来是否会演化为不良,投资是否具有良好回报或烂尾,都具有跨期性质。在中国的财政投资决策中,还存在一个行政跨期问题――新官是否理旧账。
③美国2007年的金融风暴与2004年起出现的不增加就业的经济增长显著相关,中国2009年城镇登记失业率保持在4.3%,而经济增长逐季上升,亦具有不增加就业的经济增长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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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篇3
关键词：可持续性；经济科学；生态文明；工业文明
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我和中国著名经济学家石山、刘国光等都认为，当今人类文明发展正在“进入生态时代”。“我所说的生态时代，是指人与自然、社会经济与自然生态的发展关系进入了一个崭新时代。”可持续发展文明观正是人类文明发展从工业文明时代走向生态文明时代的必然的思想理论表现，其主旨是要解决当今世界人类文明延续和可持续发展的问题。现在，可持续发展已成为21世纪世界现代文明发展的战略纲领。因此，2001年4月，由23名世界著名学者在美国《科学》杂志上发表了《可持续性学科》论文，将可持续发展思想提升为可持续性科学，希望综合现有各学科及领域可持续发展研究成果，促进可持续性科学建设与发展。可持续发展的经济观是可持续性经济发展观，它的学理表述是可持续性经济科学，或者说可持续性经济的理论形态就是可持续性经济科学，这是人、社会与自然和谐统一，生态与经济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生态时代的必然的理论表现。随着2007年建设生态文明成为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新理念，可持续性经济科学在中国正在从非主流经济学科走向主流经济学科。本文就中国特色的可持续性经济科学建设谈几点意见。
一、中国特色的可持续性经济科学的主要特征
2001年，我曾在《论可持续发展经济学的形成与展望》一文中指出：“从世界经济学说史来看，20世纪末期传统经济学理论危机有两个基本特点，其中一个特点是经济学的新兴学科的产生和原有新兴学科的发展，使新兴经济学理论获得的突破性进展，从经济理论危机中找到通往21世纪经济学发展的新道路。”正是在这种理论背景下，服务经济学、可持续发展经济学、知识经济学以至网络经济学等一大批新兴、交叉经济学科开始产生与兴起，而可持续发展经济学则是可持续性经济科学的理论形态。在国际上，20世纪中后期，美、日等发达国家学者出版了《可持续发展经济学》，其中，美国著名生态经济学家e·戴利著的《超越增长——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学》在1996年出版，影响较大。次年，笔者主编的中国第一部可持续发展经济学教科书——《可持续发展经济学》问世。目前，中国可持续发展经济学的学科体系已基本形成，符合中国国情的可持续发展经济学已屹立于世界可持续性科学与可持续性经济科学研究之林。我国建设和发展的可持续性经济科学，必须是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并被不断赋予鲜明的实践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色的可持续性经济科学。在此，本文强调三点：
(一)在可持续性经济科学研究中，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发展中国特色可持续性经济科学理论体系，形成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基础的新兴的、交叉经济科学。在以往的研究中，有三点历史经验值得借鉴：一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进行可持续性经济研究。二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原理进行可持续性经济研究。三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生态学思想与生态经济理论进行可持续性经济研究。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生态经济可持续性发展观，不仅表现了可持续性思想，而且反映了自然生态与社会经济协调可持续发展思想，即生态经济协调可持续性发展观。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开创了生态经济协调可持续性发展观的先河，是中国特色可持续性经济科学的理论来源之一。
(二)立足中国国情尤其是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赋予可持续性经济科学鲜明的民族特色。“人口大国、资源小国、生态弱国”是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对此，我在20世纪80年代的论著中特别强调了两点：一是这种国情使我国人与自然之间物质变换的生态基础很脆弱，是制约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与生态经济协调可持续性发展的基本因素；二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态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主要矛盾支配和决定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生态经济基本矛盾发展尖锐和突出的历史时期。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长期保持经济高速增长，在近些年来保持10％以上的超高速增长，使我国很快成为世界第四大经济体。但正如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所指出的那样，“经济增长的资源环境代价过大”，我国当前经济社会发展存在着严重的不平衡、不和谐、不协调、不可持续的困难和问题。因此，必须从实际出发，把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与生态经济发展理论同中国国情结合起来，着眼于解决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面临的各种不可持续性经济社会问题，通过认真总结人民群众经济社会实践活动与他们协调自然生态相互发展关系的独创性经验，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环境建设同步进行与协调发展提供可持续性经济科学的理论指导。
(三)顺应当今人类社会经济“三重转变”的时展客观要求，赋予可持续性经济科学鲜明的时代特色。任何学说与学派都是时代变迁的产物与标志，并服务于时代的发展。当今世界正处于一个巨大变革的历史时期。“它有三个主要标志：即现代文明形式由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的转变；现代经济形态由物质经济向知识经济的转变；现代经济发展道路由非持续发展向可持续发展的转变。我们把它称之为现代经济发展的‘三重转变’。这是新世纪现代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与时代洪流。”每个时代都有属于它自己需要研究回答的问题。“21世纪必然是生态文明、知识经济与可持续发展经济‘三位一体’的新时代”。站在这个新时代的高度，推进中国特色可持续性科学建设，它的时代特色就体现为对“三位一体”新时代课题的回应和对这个新时代精神的把握，并推动现代经济发展的“三重转变”。因此，坚持与时俱进，把发展中国特色可持续性经济科学同“三位一体”新时代及时代特征结合起来，在正确认识和把握当今现代经济“三重转变”历史进程的基础上解决“三位一体”时代课题，不断赋予中国特色可持续性经济科学鲜明的时代特色。
二、当今世界与当代中国经济不可持续发展的经济理论根源
发展中国特色可持续性经济科学，必须深刻认识和正确把握当今世界与当代中国经济不可持续发展的经济理论根源。20世纪的100年以来，极端的经济主义(又称极端发展主义)、贪婪的功利主义、腐朽的享乐主义在世界各国的蔓延和泛滥，尤其是一些发达国家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正像弗朗索瓦·佩鲁曾指出：当初穆勒用功利主义伦理学取代勤奋和义务伦理学的时候，是有各种高尚的道德意图的，但后来蒙受了真理衰退之难，被后人退化为把发财致富、追求物质享受作为目的的经济主义、粗制滥造的功利主义、腐朽的享乐主义。这就导致两个方面的苦果：一是在传统经济学的价值观和发展观指导下，工业文明的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的生产方式和高消费、高享受、高浪费的生活方式，即两者统一的人类的生存方式具有“反社会”和“反自然”的性质。这是当今世界包括生态危机在内的不可持续发展危机的直接根源。二是工业文明发展到当代，在整体上已经堕入极端的经济主义、贪婪的功利主义、腐朽的享乐主义，标志着工业文明发展进入了衰落的阶段。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了作为工业文明时代的理论表现的传统经济学，必然从兴盛走向衰落，寻找新的发展方向，以适应当今世界“生态——经济——社会”复合系统健康运行与可持续发展的客观需要。
经济第一主义、经济功利主义和物质享乐主义是与现实世界系统即“生态——经济——社会”健康运行与可持续发展相背离的行为规范，在现实经济生活中带来不可持续发展危机的严重结果，故可以称之为“不可持续发展陷阱”。所谓“不可持续发展陷阱”是指人们经济活动无限制地追求经济高速增长和最大限度地追求经济利益与物质财富占有过程中，生态与经济、人类的个体与整体、部分与全局、眼前与长远、现在与未来之间有一种特殊的关系。这就是当人们经济实践的终极价值选择时，作出的决定依据是一种以个人利益为中心的只顾经济牺牲生态、只顾个人牺牲整体、只顾眼前牺牲长远、只顾现在牺牲未来的“路标”，如以自然的不可持续性为代价谋求人的可持续发展，以生态的不可持续性为代价谋求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以他人的不可持续性为代价谋求自己的可持续发展，以整体的不可持续性为代价谋求局部的可持续发展，以长远的不可持续性为代价谋求眼前的可持续发展，即以后代人的不可持续性为代价谋求当代人的可持续发展。按照这种“路标”前行，“生态——经济——社会”复合系统运行落入“不可持续发展陷阱”之中，使现代人类文明面临着空前的危机，有的人甚至断言，“人类正在走向自我毁灭”!
工业文明发展带来了严重的不可持续发展危机，其深刻根源就在于传统经济学的价值观与发展观及其指导下的极端经济主义、贪婪功利主义、腐朽享乐主义盛行，使当今人类经济社会活动已在逼近地球承载能力的总量极限，在许多方面甚至超越了地球资源与环境承载力的极限。时至今日，世界多数国家或地区的经济活动和发展行为仍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反自然”的性质，继续在朝着通向生态灾难的深渊飞奔。正如保罗·霍肯所说的那样：“我们没有去面对生态系统极限所提出的产出力的挑战，而是暂时地绕过了这个问题，用更快的速度掠夺资源……这样做不仅是借用了将来的资源，威胁到人类社会的长远未来，而且还对这些生态领域中依赖同样的资源生存的其他物种造成了巨大的压力。”因而，“今天世界上的每个自然系统都在走向衰落。”这是传统经济学转向可持续性经济科学的深刻根源，从而决定了发展可持续性经济科学的必要性、迫切性和重要性。
三、发展可持续性经济科学的理论创新
21世纪现代经济运行与发展是经济系统的输入输出没有生态环境限制的世界系统，转向输入输出受到生态环境限制的世界系统，使经济系统的运行与发展已从物质资本是经济发展限制因素的时代，进入到生态资本是经济发展限制的时代。因此，引起传统经济学走向可持续性经济科学几个重大理论的变革与创新。
(一)可持续性经济科学的理论前提是地球有限论。过去所有的东西方经济学的理论前提是自然资源供给能力是无限的，经济增长和物质财富的无限增长所依赖的自然资源存量取之不尽，可以无偿索取和利用，是不受限制的；自然环境消纳废物能力是无限的，人类生产和生活的废弃物排放所需要的环境容量纳之不尽，也是可以无偿利用不受限制的。建立在这种地球无限论基础之上的工业文明发展，必然相信物质财富可以无限增长，经济可以无限增长，消费和人口可以无限增加。传统经济学理论就是为经济无限制增长指明道路和提供手段，整个工业文明时代的经济是在没有生态环境限制的世界系统理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所以，传统经济学的理论形态，既是工业文明时代的产物，又是工业文明时代经济发展的理论表现。
可持续性经济科学的理论前提是自然资源供给能力是有限的，经济发展和物质财富增加所依赖的自然资源存量不仅存在极限而且存在总量极限，对它的索取受到极限制约并给予相应的补偿；自然环境消纳废物能力是有限的，人类生产和生活的废弃物排放所需要的环境容量也是存在着通量极限和总量极限，对它的利用受到极限制约并给予相应的补偿。建立在这种地球有限论基础上的生态文明发展，必然相信物质财富增加是有限的，经济增长是有限的，消费和人口的增长也是有限的，它们都受到生态环境的制约。因此，我们可以说，可持续性经济科学的发展观的核心理念就是生态文明时代的经济发展绝对不能超越地球或本国、本地区生态系统承载力极限的发展。所以，可持续性经济科学作为21世纪现代经济学的理论形态，既是工业文明时代向生态文明时代转变进程中的产物，又是生态文明时代经济发展的理论表现。
(二)从传统经济学走向可持续性经济科学的首要问题是实现生态环境从经济发展的外生变量向内生变量的转化。在可持续发展经济学产生之前，国内外主流经济学的理论框架内一个积习难改的特性，就是从不作生态环境内生化及创新分析，生态环境一直被作为经济增长或发展过程的外在因素对待。而环境经济学和生态经济学等，虽然都从不同角度强调了生态环境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及基础作用，着重探讨生态环境与经济社会一般的协调发展关系，指出生态环境是经济发展的基本制约因素，这些就为生态环境内生化及其创新分析提供了新的理论与方法，但还是没有将它作为决定经济发展及其可持续性的内在力量来对待。只有在可持续发展经济学的理论框架内，才作生态环境内生化及创新分析，从而将生态环境假定为经济系统运行与发展的内生变量而纳入经济分析过程，真正成为可持续经济发展理论研究的核心因素。对此，通过世界经济学说发展史考察可以看到，世界经济学理论的发展过程中发生过多次内生化的过程，现在只有确立生态环境内生化可持续经济发展理论，才能摆脱传统经济学的困境。从物质资本内生性经济增长理论到技术创新内生化经济增长理论，再到制度创新内生化经济理论等，都是生态与经济相脱离的经济增长理论。生态创新内生化经济发展理论是过去所有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理论的根本变革。’因为，长期以来，反生态环境决定论的传统理论，把生态环境从现实的世界系统中分割开来，对人类经济社会完全孤立地考察，把生态环境仅仅看成是一种“社会的世界”的外在力量，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外在因素，于是“自然的世界”和“社会的世界”的发展史就好像是互不相干的东西。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说，在工业经济时代的二三百年，无论是西方经济学，还是东方经济学，先是经济增长理论，后是经济发展理论，都把生态环境看作经济增长或发展的外在变量，是生产力发展的外部条件，这就是传统经济发展观念的“生态环境外因论”。
可持续发展经济学克服了过去所有的经济增长与发展理论关于生态环境外生假定的根本缺陷，转向在生态环境内生假定下考察现代经济发展及可持续性的源泉，将生态变迁、生态创新这一长期经济可持续发展最基础的决定因素视为可持续发展经济系统的内在力量，突破了当今国内外主流经济学理论的研究框架，形成了生态创新内生化可持续经济发展理论。它的核心内容是生态变迁对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内在决定作用和生态创新内生化及同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一起构成可持续发展经济理论的三大支柱。事实表明，20世纪的生态灾难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生产力运行与发展的实践表明，生态环境不仅是现代生产力运行的外部环境，而且是现代生产力发展的内在因素，成为现代生产力稳定运行与健康发展的基本要素。生态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正在形成一种新型的关系，环境变迁、生态发展将日益决定现代经济发展模式、道路方向和发展趋势，使生态环境日益成为现代经济社会发展的内生力量。这就是“生态环境内因论”。可持续发展经济理论的确定，为把生态环境内化为独立的现代经济发展要素提供了基本经济框架，21世纪现代经济理论的发展将会围绕这一主题展开。
(三)从传统经济学走向可持续性经济科学的核心思想是经济发展与可持续性的内在统一。工业文明发展时至今日，无论是西方经济学的经济增长理论，还是当代新古典主义的发展经济学的经济发展理论，都向人们经济活动与发展行为提供无限制地追求经济增长或最大限度地追求经济发展的理论原则和实现途径。可持续性经济科学所创立的地球有限论已科学地阐明了现代经济发展既不能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也不能超越地球资源环境承载力，要求人类经济活动与发展必须限制在地球资源环境系统的生态容许限度内，只有这样才能保持自然生态的可持续性，保证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换言之，人类经济活动和发展行为对自然资源开发利用强度不能越过生态系统的再生能力，污染物排放量在生态系统的容纳能力范围之内，这样的经济发展就具有可持续性，只有这样才能达到经济发展与可持续性的有机统一。
(四)从传统经济学走向可持续性经济科学的关键是市场原则、技术原则和生态原则三者紧密结合与成功协调。21世纪现代经济发展，必须正确地把市场机制运行——技术进步推动——生态环境支撑三者紧密结合、有机统一、成功协调，充分发挥三大原则的协同作用，这是21世纪现代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最基本原则。当代主流经济学的缺陷是不能适应这种客观要求的。因此，直至今日，国内外主流经济学仍只是强调市场机制和技术进步能够解决经济增长或经济发展的一切问题，极端相信市场原则和技术原则而否认生态原则对经济增长或经济发展的重大作用，这是传统经济学的中心原则。市场机制和技术进步确实是经济增长或经济发展的两个基本工具。但由于市场力量和技术力量都是把无限制地追求经济效率作为惟一目标，而忽视生态上的要求，这种在生态上的巨大缺陷不仅不能实现经济增长或经济发展与可持续性的有机统一，而且还成为当今生态危机的经济和技术根源。在此，需要强调指出的是，市场机制和技术进步即使可以解决资源环境的某些具体问题，但它们最终都不能也不会克服地球资源本身的有限性，因而在当今经济全球化和环境全球化相互融合的大趋势下，对于环境修复或生态恢复方面，市场和技术只是个配角，必须依靠它们与生态原则的紧密结合与成功协调的协同作用，才能终止当今不可持续发展的实践。这是21世纪现代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基本问题，也是可持续性经济科学的最基本原则。“现代人类实践活动就应该也必须首先遵循生态优先规律；一切经济社会活动都要根据生态系统安全优先的原则，构建人类生存和经济社会发展的生态安全体系。”这就是说生态优先是生态发展和经济发展等一切发展的最基本原则。因此，必须尊重自然生态极限的原则。尤其是用生态原则矫正市场原则和技术原则导致的生态环境负效应，规范2l世纪现代经济的发展，使现代经济运行朝着生态化的可持续性方向发展。
(五)传统经济学走向可持续性经济科学的理论假设是经济人向社会生态经济人的转变。经济人假设是西方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假设，这是西方经济学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和基本范畴或理论基石。所谓经济人或理性经济人作为经济行为主体，在工业革命以来的几百年间是在不断地变换自身存在的形态，但在经济社会活动中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这个本质是不变的。因此，按照理性经济人行为假设，在经济社会活动中，所有的行为主体惟一目标，就是最大限度地追求利润，获取自身经济利益的最大化，为实现当代人自身的经济利益，就可不惜牺牲自然的利益，牺牲他人或他民族的利益，尤其是涉及代际资源配置问题时，这一假设就只会起负作用，只能牺牲后代的利益，从而产生对自然、对他人或他民族、对后代的不公平。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看，当今不可持续发展危机是理性经济人造成的。换言之，建立在理性经济人行为假设基础上的经济增长或经济发展，是当今世界范围内经济不可持续发展危机的经济根源。这种经济根源反映了当今全球的市场经济体制及市场竞争机制在生态上的巨大缺陷。在西方经济学演变和发展过程中，西方学者不断对理性经济人进行尖锐的批判，并作了一些补充和修正。但因西方经济学天然存在着一个致命弱点，即不承认人的自然本质是生态人，忽视了人的生物性和环境性，错误地把生态环境作为经济增长或经济发展的一个外生变量，是人的征服、掠夺和占有的对象，经济行为主体为实现自身经济利益最大化，既可以无节制地消耗地球资源环境，又可以不计算生态成本和环境代价，也就必然形成“公有的悲剧”。哲学家余谋昌认为，“在一定的意义上可以说，当代环境问题是理性经济人造成的。”①美国生态后现代主义奠基人查伦·斯普瑞特奈克认为，“在经济领域，生态社会的视角拒绝把人看作‘经济人’，还反对把经济当作社会的核心焦点和驱动力量。”在10年前，笔者就明确指出，“鉴于经济人假定不仅在涉及代内公平问题研究时存在着明显的局限性，而且在涉及代际公平问题研究时存在着致命的缺陷，不应该将它视为生态经济学或环境经济学的基本范畴，更不能作为可持续发展经济学的基本范畴。”因此，我们必须把新兴经济学理论引入现代经济发展理论，拓展和修正经济人假设与新经济人假设，确定社会生态经济人的新观念，将现代经济行为主体视为社会生态经济人，使其行为规范建立在社会生态经济人理论假设基础之上，推动经济学的基本范畴从经济人向社会生态经济人转变。
所谓社会生态经济人，是指现代经济行为主体追求更多的经济利益的偏好仍是现代经济生活的一个基本事实，但其在维护人的利益的同时必须同等地维护自然的利益，必须促进个人与社会、微观与宏观的经济利益、社会利益和生态利益相统一，必须保证当代人的福利增加并不使后代人福利减少的代际公平获得实现。在21世纪的生态文明时代，经济人、社会人和生态人在现实经济生活中是统一的。经济人是社会人，也是生态人，每个人在现实世界“生态——经济——社会”复合系统中是集多种生态、经济、社会关系于一身的，既是个体人同时又是多种生态、经济、社会关系主体，即人在经济系统中是经济关系主体，在社会系统中是社会关系主体，在生态系统中是生态关系主体，因而，在现实世界“生态——经济——社会”复合系统中，现代经济行为主体就是生态人、经济人和社会人的有机统一整体。只有这种有机体健康运行与可持续发展，才能实现“生态——经济——社会”复合系统健康运行与可持续发展。因此，社会生态经济人假设是经济人、社会人与生态人假设的有机统一论，必然成为21世纪生态文明时代新兴经济学即可持续性经济科学的基本理论假设。
四、加强可持续性经济科学综合的理论平台建设
(一)以西方主流经济学为代表的传统经济学，在本质上是不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学。一是过去所有的东西方经济学的理论前提的非持续性，即自然资源的供给能力的无限性，自然环境的自净能力的无限性，地球资源环境承载能力是无限的，并把经济看作不依赖生态环境的孤立系统，是可以无限制增长的。二是西方主流经济学基本理论假设的非持续性，即建立在理性经济人假设基础上的经济活动与发展行为，是与可持续发展相背离的行为规范，必然造成资源的耗竭和环境的退化，极大危害后代的发展。三是当今世界主流经济学的核心理论的非持续性，尤其作为发展经济学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的核心理论是资源配置理论，它所关注的是在资源数量一定条件下，如何配置资源以达到帕累托最优状态，即只是资源利用方式的优化配置，无视自然资源的稀缺与极限，甚至认为经济增长或发展不可能受到自然资源的绝对短缺所阻碍，也不会构成经济增长或发展的限制条件。四是当今主流经济学研究目标的非持续性，它们始终是以最大限度地追求经济的无限增长及追求物质财富的无限增加为根本目标。因此，这种理论的经济增长本身就是目的，强调以物为中心、以物为本，人和自然都工具化了，完全不符合可持续性经济运行与发展的根本目的。
(二)以可持续发展经济学为代表的可持续性经济科学，在本质上是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学。20世纪中后期经济学的新兴学科产生和原有新兴学科的发展，使非主流经济学理论获得突破性进展，这表现在对20世纪80年代提出的可持续发展与可持续发展经济问题的深入研究和对知识经济问题的认真探讨，成为21世纪可持续性经济科学的基本走向。可持续发展经济学就作为可持续性经济学的典型学科，是传统经济学走向可持续性经济学的基本标志。它不仅在理论前提、基本理论假设、核心理论、研究目标等基本理论问题上都具有可持续性，而且它能保证现代经济发展和可持续性的内在统一，达到现代经济社会发展和自然生态发展的“双赢”目标。因此，可持续发展经济学作为一门新兴经济学科的产生与形成，完全可以称之为20世纪90年代经济学变革的重大成就。它是对当今世界主流经济学的一种突破，是对现存的东西方经济学的一种创新，标志着工业文明时代传统经济学向生态文明时代的可持续性经济科学的重大转变，在世界经济学说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篇4
关键词：经济稳定；经济增长；经济发展
经济稳定是指社会经济生活的协调有序性及其发展态势的可控性。尽管总的来说，经济的稳定建立在经济增长的基础之上，但经济稳定和经济增长并不是等同的概念。这是因为单纯的经济增长并不一定直接导致经济的稳定，在一定条件下，它还可能造成经济波动乃至政治不稳定。这就是我们常说的经济增长并不等同于经济发展。在我国，由于长期以来过分看重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甚至把发展等同于增长，结果把许多无可回避、必须解决的经济、社会和政治问题留在了后面，包括：城乡和地区发展差距扩大，贫富差距拉大，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失衡，资源环境与发展不协调等。笔者将对经济稳定与经济增长、经济发展几个个概念进行分析，明确其内在关系。
一、经济增长不等同于经济发展
一般而言，没有增长就没有发展。最初人们把经济增长简单地当做发展，认为只要经济增长了，人们的物质财富和福利就会增加，社会就会富裕起来，认为这就是发展。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经济增长为中心的发展观备受睹目，甚至联合国也接受了这样一种观点：只要向发展中国家注入资金，就能使这些国家实现长期的经济增长，并有效地提高社会福利。因此，二战以后，广大发展中国家在探索发展道路的过程中，不约而同地把经济增长等同于发展，把国民生产总值和国民收入的增加以及实现工业化当做发展的主要内容。这种单纯追求经济增长的工业化战略的普遍实施，在取得一定的经济成就的同时，也给发展中国家带来了更多的难题，并不可避免地引发了一系列严重的全球危机，例如资源耗竭、粮食短缺、生态环境破坏、社会贫富悬殊等。
20世纪70年代初，由于国际经济秩序和政治关系的变化，联合国倡导的第一个发展十年以失败而告终。尤其是一些第三世界国家陷入了增长率下降和债务危机中，因为长期以来这些国家经济增长主要是靠外国公司拥有产权的初级出口的增长，由于缺乏结构变革和制度变革，人力资源、技术水平和其他部门的生产并没有因此而发生任何改变；经济部门的效益也没有发生相应的增长，实际收入的利益没有在各个阶层间进行公平的分配，只是个别人获益暴富，广大劳动人民的生活水平并没有因此而提高。由于这种增长没有促进经济的发展，因此只是有增长而无发展。于是人们开始对增长即发展的理论进行反思，认为经济增长并不等同于发展。经济增长不是目的，经济发展才是目的，并且提出了经济发展的概念。
经济学家赫里克和金德尔伯格认为，在经济学理论中，增长与发展有时做同义词使用，在某些场合这种用法完全可以接受。但是当这两个词在一起使用时，应该区分它们的词义。经济增长指更多的产出，而经济发展则既包括更多的产出，同时也包括产品生产和分配所依赖的技术和体制安排上的变革。在他们两人看来，经济增长是一个数量概念，指一个国家或地区在一定时期包括生产的物质产品和服务在内的经济总量或人均收入的增加，主要是指数量上的变化，表现为gdp或人均gdp的增加。而经济发展既是一个数量概念，更是一个多维度的质量概念，它不仅包括经济增长，而且还包括经济结构的改善、质量和效益、分配的合理乃至政治体制的变革和社会的全面进步。经济增长包括了由于扩大投资而获得的增产，也包括由于更高的生产效率，即单位投入所生产的产品的增加。而经济发展的含义则不止这些，它还意味着产出结构的改变，以及各部门之间投入分布的改变。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如同人的成长一样，增长着眼于身高、体重，发展则注重于机能和素质的协调和改变，如学习能力等[1]。
总之，经济发展应是伴随着经济结构、社会和政治体制变革的经济增长。一般认为它包括以下几层含义：一是经济增长即产出的增加；二是结构改善，包括人口结构的城市化、产业结构协调与优化；三是人民生活的普遍提高，包括实现充分就业、社会保障、公平分配、生活环境的优化和美化、居民物质生活和文化水平的提高；四是政治和经济体制能够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也就是说，经济增长并不是简单等同于经济发展，如果只有产出的增加而无其他的改变那只能是有增长而无发展。
二、经济增长与社会稳定不必然同步
经济增长与社会稳定不一定是同步的，经济增长并不一定带来社会的稳定。相反经济增长如果不伴随着相应的政治体制、社会领域的变革，还会造成社会不稳定。
其实关于社会稳定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问题，早已不是一个新的命题。在19世纪、20世纪，把经济增长和物质财富作为衡量国家进步的唯一标志的理论曾一度占据了主流。这种理论认为，经济的不发达是政治动乱的根源，只要保持经济的高速增长，就能实现国家的现代化和社会的持续进步，各种社会矛盾就会迎刃而解，社会也就会保持稳定。但社会发展的现实却证明其武断性和不合理性。因为，现代化是一个“含义广泛的社会综合运动，而不是简单的经济指标达标”[2]，它既包括经济的工业化，同时也包括国家的民主化、社会的城市化和价值观的个人理性化，其丰富内涵是gdp指标所难以涵盖的。在现代社会中，正是由于人们过于关注gdp的增长而忽视了对于生态的保护、忽视了人文关怀，片面地追求经济的高增长率，导致了经济结构的不合理和社会发展的不可持续。亨廷顿在其《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中指出：“事实上，现代性孕育着稳定，但现代化过程却滋生着动乱。”因为“产生政治秩序混乱的原因，不在于缺乏现代性，而在于为实现现代性所进行的努力。”[2]亨廷顿所言虽比较偏激，但也有一定的道理，现代化进程确实伴随着动荡、不稳定，这就是我们现在常说的改革的代价。从历史上来看，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英国经济迅速增长之后，发生了社会动荡[3]；而前些年经济发展居亚洲四小虎之首的印尼近年来也不断发生动乱、[4]。当然，这些例子还不尽然说明一定是经济增长带来社会的不稳定，造成这些国家发生动荡的原因还有很多，但它至少说明经济增长并不必然带来社会稳定。关于原因，法国著名历史学家马迪尼认为是社会结构失衡、两极分化与阶级斗争。当然经济增长也不必然带来社会的动荡不稳定。而就算我们可以肯定上述例子中的不稳定是由于经济增长造成的，我们也只能推出经济增长会带来不稳定，但是并不能据此认为经济增长必然带来社会不稳定。因为从全球看，情况并非都如此。很多国家如西德、日本、意大利在二战后都出现了高经济增长率，但是国内却几乎没有发生什么冲突，其现代化进程基本是在非常平稳的过程中进行的。
因此，严格地说，经济增长对社会稳定是具有双面效应的，即同时存在对社会稳定正向的促进效应和反向的破坏效应，而最终结果则取决于两类效应的角力。由于这两类效力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人为控制的，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经济增长的质量，关注经济增长对人类发展、人民福利的作用[5]。因此，要使经济增长在社会稳定中起到正向作用，就要在经济增长与社会稳定之间求得一个相对的和谐与平衡，也就是实现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
（三）经济稳定应是建立在经济可持续发展之上的稳定
经济稳定的内涵包括：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微观经济活动充满生机活力；经济结构的合理性和宏观调控的有效性[6]。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是保持经济稳定的一个重要基础。
过去那种以增长为中心的发展战略，把经济增长等同于发展，是一种单纯追求增长的片面发展战略。这种战略的缺陷在于其仅仅关注发展的手段，却忽视了发展的目的，无视普通民众的需要；把环境当做可无限获取的资源，而没有意识到自然环境是人类得以延续下去所必须珍惜的必不可少的外在条件，以及其作为生产资源的有限性。随着20世纪80年代“可持续发展”理念的提出，有增长而无发展的局面正在被打破。人们认识到，把经济增长和社会全面进步，把当代的生存和后代的持续发展，把人类自身与自然环境的关系和谐有机地统一起来，这样的发展才能保证经济增长的持续、稳定和协调。离开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增长，离开协调有序性的经济增长，最终将导致社会经济生活的紊乱、衰退乃至危机。2003年10月举行的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的“科学发展观”，要求实现“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和可持续”的均衡发展，坚决摒弃过去那种单纯追求经济增长率的片面发展观。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作为经济稳定的基础得到了普遍的认可。经济稳定主要包括以下几层含义：首先，应达到生态持续，把人类自身与自然环境的关系，和谐有机统一起来。要改变单纯追求经济增长，忽视生态环境保护的传统发展方式，保护人类赖以生存的空气、淡水、海洋、土地、森林等自然资源，以可持续的方式使用可再生资源，使人类的发展保持在地球的承载能力之内。其次，是经济持续。要通过产业结构调整和高新技术开发及其应用，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提高质量，优化配置，节约资源，降低损耗，增加效益，实行清洁生产和文明消费，减少有害废物的排放，使经济发展能够满足当代人需要，又不对后代人的需求构成危害。三是强调社会持续。要求以提高人类生活质量为目的，促进社会向文明、公正、健康的方向发展。为此，必须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质量，合理调节社会分配关系，消除贫富不均的两极分化，建立和完善各种社会保障体系，以保证社会的稳定[6]。
综上所述，维护社会稳定的最终决定力量是经济的持续发展，这是由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根本任务决定的。只有极大地促进先进生产力的发展，促进经济繁荣，才能充分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才能保持我国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稳定。经济稳定是建立在经济可持续发展基础上的稳定，其内涵应包括生态持续、经济持续和社会持续。
参考文献：
[1]金德尔伯格·赫里克.经济发展[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
[2]陆志明.现代化是含义广泛的社会运动[eb/ol].新华网，http//：.
[3]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m].北京：三联书店，1989：37-38.
[4]何新.思考-新国家主义经济观[m].北京：时事出版社，2001：440.
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篇5
2012年，我国宏观经济中的稳增长、控物价、调结构工作取得显著成就，表明按照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中央及时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取得积极成效。两年多的经济增速持续回调态势结束，经济在2012年四季度出现了温和回升。物价涨幅明显回落，就2012年全年而言预计将明显低于年初的预期目标。内需、外需，投资、消费比例出现积极变化，消费在内需增长中的基础性作用提高，内需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增强。从生产结构看，服务业发展加快，在三个产业中的比重提高。经济社会发展呈现稳中有进的良好态势。
注重质量和效益
国务院参事室特约研究员姚景源表示，中国经济最突出的问题，不是增速问题，而是质量和效益问题。如果不从根本上解决质量和效益问题，中国经济将始终处于不稳定、不可持续状态。这次会议把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放在了非常突出的位置，就是要努力从根本上解决长期困扰中国经济发展的老大难问题。
应该看到，当前经济增长持续健康发展的基础还不够稳固，制约经济健康发展的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还相当突出。全球经济仍处于金融危机发生后的调整期，国际环境充满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国内原有竞争优势、增长动力逐渐削弱，新优势尚未形成，市场信心和预期不稳定。我国食品供求总体处于紧平衡格局，供给波动很容易引起食品价格上涨；新一轮全球性宽松货币政策可能推动大宗商品价格走高；这些因素都可能推高今年的Cpi涨幅。实现2013年宏观调控的预期目标面临诸多严峻挑战。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部研究员张立群分析，中国经济发展特点已经出现了阶段性变化。一是市场由供不应求转为供大于求，产能过剩普遍出现；二是要素成本水平明显提高，而且将继续提高。
这就必然要结束粗放和数量扩张为主的经济发展方式，转向集约和质量效益为主的发展。
在这一过程中，中国潜在经济增长率出现阶段性下降。宏观调控的预期目标也应该相应下调，使实际经济增长率接近潜在经济增长率，保持宏观总量大体平衡。
“我们原来的经济发展模式已经不可持续了，原来靠投资增长的模式会造成巨大的浪费，而面临当前的世界经济形势，开拓创新在此背景下尤显重要，要服务于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张立群说。
继续积极的财政政策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今年要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这就要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2013年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可以看作是2012年积极财政政策的一个延续，在政策的总基调和总体框架上将会保持连续性和稳定性。”财政部财科所所长贾康说。
当前世界经济形势复杂多变、不确定性明显，我国经济正处于企稳回升的关键时期，积极的财政政策应发挥更大作用，为稳定经济增长提供有力的支撑。“2013年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有两大亮点：一是完善结构性减税政策，二是突出重点把钱用在刀刃上。”贾康表示，结构性减税仍有加大力度、做足文章的明显必要性。我国在全面开放、外向依存度高的情况下，今后不论是经济相对高涨期还是相对低迷期，都必须更加注重扩大内需，而扩大内需的重要机制之一是结构性减税。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要积极清理各种不合理收费，切实防止为了财政增收而加大企业负担。落实研发支出税前扣除政策，加速企业折旧，促进企业技术创新。加大中央财政对地方财力的支持，提高地方政府基本保障能力。结合税制改革完善结构性减税政策，积极扩大营业税、房产税、资源税改革试点范围，积极培育地方政府新税源。在货币政策方面，通过多种措施保持基础货币的合理增长，保持必要的流动性。进一步缓解企业贷款难、贷款贵的困难。针对全球新一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适当加大人民币汇率波动幅度，保持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的相对稳定。
稳健的货币政策
2013年，我国将继续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要适当扩大社会融资总规模，保持贷款适度增加，保持人民币汇率基本稳定，切实降低实体经济发展的融资成本；要高度重视风险隐患，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和区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
交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连平表示：“稳健的货币政策实质是中性的货币政策，即货币政策既不明显放松、也不明显收紧。”
连平认为，稳健的货币政策是在经济运行相对平稳的情况下实施的货币政策。2013年中国经济将较为平稳：GDp增速有望保持在8%—8.5%的平稳增长水平；物价虽进入上行周期，但会比较温和，预计全年Cpi涨幅为3.5%，略高于2012年；资本流入压力小于以往，国际收支不会出现较大顺差；就业形势也将好于2012年。“在这种平稳的态势下，货币政策既不必大幅放松，也不必大幅收紧，而应维持稳健。”
从外部看，“发达国家的量化宽松政策仍在持续，可能导致热钱流入进一步加大，外汇占款增多会造成我国基础货币投放进一步增长，加剧我国的通胀压力。”复旦大学金融研究中心、经济学院副院长孙立坚说，同时，我国出口还面临着人民币进一步升值，以及欧美贸易保护主义进一步加强的风险，2013年外贸形势还不容乐观，所以有必要保持稳健的货币政策。
连平表示，2013年货币政策需要在增长、物价、资本流入等方面寻求平衡点。如果操作过紧，会因中外利差的扩大而导致资本流入增加，还会影响经济增长；如果过松，则会加大物价上涨压力。“因此，2013年货币政策需要把握好度，增强操作的灵活性。”他说。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刘元春认为，明年物价水平将在食品价格和服务类价格的推动下出现小幅上扬。猪肉价格可能出现周期性快速上涨。国内粮食价格低位运行，可能引发2013年粮食生产积极性下滑，国际粮价上涨和主要粮食库存的低下可能导致2013年输入性粮食价格上涨压力较大。“预计全年Cpi涨幅可能达到4%左右。为确保物价的总体平稳，货币政策不宜过度宽松，仍应保持其稳定性和连续性。”他说。
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篇6
关键词：经济发展可持续发展熵权法
珠海市社会科学“十二五”规划课题
珠海作为珠江西口岸的核心城市，是中国最宜居城市之一，随着港珠澳大桥的建设与横琴新区的开发，其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对珠海市的整体发展而言显得尤为重要。
一、珠海市经济发展的现状
经济是资源配置的全过程，是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本文从经济发展状况、产业结构特征两方面分析珠海市经济子系统的现状。
（一）经济发展状况
珠海市自1979年建市以来地区生产总值GDp和人均地区生产总值持续增长，GDp由1979年的2.1亿元，增加到2011年的1404.9亿元，增长了约668倍；人均GDp由1979年的579元/人增加到2011年的89794元/人，增长了约154倍。可见，昔日的小渔村在改革开放潮流的推动下，以其经济特区的独特优势、优美的宜居环境赢得了GDp翻天覆地的变化。
（二）产业结构特征
《珠海市统计年鉴》显示，珠海市第一产业占三产总值的比重近33年来急剧下降，从1979年的38.6%下降至2011年的2.6，下降了36%；第二产业产值占三产总值的百分比增长变化最大，由1979年的30.6%增长至2011年的54.4%，增长了23.8%，且逐年持续增大；第三产业增长幅度稍小，由1979年的30.8%增长至2011年的43%，增长了12.2%。
珠海市在1979年建市时仅仅是一个小渔村，三类产业发展水平持衡，但是经济发展水平非常落后。随着改革开放，1980年被划分为经济特区，在国家特区政策优势下，又借助港澳和横琴新区的助力，港口运输、航空航展、大学园区、旅游服务等第二、第三产业带动了经济的迅速发展。33年来珠海市的经济发展水平持续上升，产业结构日渐优化。
二、基于熵权法的可持续发展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熵权法是基于原始数据之间的关系确定指标权重。熵是指解释随机事件的不确定性所需要的信息量。信息量越大，不确定性就越小，熵也越小；反之，信息量越小，不确定性越大，熵也就越大。若一个事件为必然事件，则其熵值为0。因此，可以根据评价指标的差异程度，以信息熵为工具，给各评价指标赋予恰当的权重，从而进行多指标的城市经济可持续发展能力评价。熵权法在进行综合评价时不会丢失任何评价指标所能反映的信息。同时，熵权法下，权重越大的指标，说明其基础数据的差异越大，这就便于人们顺利找出影响城市可持续发展的主要因素。
本文遵循科学性、系统性、导向性和可操作性原则，初步选取的珠海市经济可持续发展评价的指标包括反映资源拥有水平、环境污染和环境治理三个方面的10个指标。通过对《珠海市统计年鉴》和《珠海市水资源公报》的相关数据进行统计，进一步采用熵权法对这10个指标进行赋权，赋权后的珠海市生态可持续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如表1所示。
三、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评价及建议
（一）珠海市经济可持续发展评价
根据上述所选指标标准化后的指标值及其权重对各指标进行加权，可得珠海市2007-2011年经济发展的标准化可持续发展综合指数如表2所示。
由表2可知，珠海市2007-2009年的经济可持续发展指数均为负数，表明可持续发展能力不强，出现这种结果很可能是因为受到2008年金融危机的影响，以致地区生产总值、出口额和旅游外汇收入都有所下降。但到2010年，随着金融危机影响力的逐渐褪去和经济结构的调整与发展，经济可持续发展指数从2008年的最低-0.1351上升到2010年的最高0.1681，上升了124.43%，表明经济可持续发展能力明显增强。
（二）珠海市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几点建议
据有关资料显示，珠海市的经济在广东省的排名比较靠后，大力发展经济应该是珠海市需要持续努力的大事。
一方面，鉴于珠海市是中国最宜居城市之一，随着国内一线城市居住环境的恶化，未来会有更多的人选择二、三线城市居住。据有关调查资料显示，珠海是人们最向往居住的城市之一，提升服务水平，加大服务经济的贡献率可以增加城市的吸引力，因此可以考虑优化产业结构，促进第三产业的发展。具体可以依托现有的文化产业（如大学园区）和旅游产业（如国际赛车场、国际航展及其他旅游景点等），加强服务产业的经济贡献。
另一方面，提升现有工业的技术水平，突出工业特色，以加强工业竞争力。具体可以通过产品研发，增加产品附加值和核心技术，以提高产品的核心竞争力。在承接产业转移中，要围绕珠海市的支柱产业，根据产业发展规划有针对性、有规划地承接，以更好地提升支柱产业的综合经济实力。此外，要加强工业园区内的生态化建设，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尽可能实现工业废物的零排放。
参考文献：
[1]陈美林.天津市城市可持续发展综合评价研究[D].天津：天津理工大学，2012
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篇7
关键词：可持续发展；经济；生态；协同发展
自工业文明以来，人类不仅积累了庞大的物质财富，更为重要的是掌握了日益精进的认识、改造、驾驭、奴役自然的技术与能力，在此基础上，显见的结果是由此而伴生的人类蔑视自然的野心及欲望，正在不受任何约束地膨胀。对于仍然徘徊在自由王国之外的人类来说，这种无知的欲望加上强大的技术力量将招致灾难性后果。1962年，美国生物学家卡逊的环境科普著作——《寂静的春天》已经将这一后果昭示于全体人类面前，这一警世之作的全部意义集中于它启迪了人们对自身行为的反思，这一反思催生了可持续发展观的孕育及发展。从一开始，可持续发展观就把生态与经济的关系作为中心问题加以研究，这在其不同发展阶段的具体理论学说中逐一得以呈现。
一、罗马俱乐部的经济零增长论
成立于1968年的罗马俱乐部以研究“世界性的问题”而闻名于世，以麻省理工学院米都斯(dennisl.meadows)教授为首的研究小组于1972年公布了第一份研究报告：《增长的极限——罗马俱乐部关于人类困境的报告》(以下简称《报告》)，引起了世界范围内的广泛关注。
《报告》考察了世界人口、工业化、污染、粮食生产和资源消耗等五个方面的发展趋势，指出世界经济与人口的指数增长必然会遭遇一个“极限”，“我们可以有信心说，在现有系统没有重大变化的假定下，人口和工业的增长，最迟在下一个世纪内一定会停止。”随之而来的是不可避免的全面的衰退和崩溃。与《寂静的春天》不同的是，《报告》虽得出了令人悲观的结论，但却拒绝放任悲剧性前景的降临，“无论如何，我们的态度是一种很严肃的忧虑，而不是绝望的恐惧。”对此，《报告》提出了维持“全球均衡状态”的设想，以此作为应对危机的根本思路，其核心观点是“工厂资本和人口在规模上不变。出生率等于死亡率，资本的投资率等于折旧率。所有投入和产出的速率；包括出生、死亡、投资和折旧保持最小。”他们认为只要“自觉控制增长，促使增长结束”就会实现“更好的”结果，即“可以维持，没有突然的和不可控制的崩溃；可以满足全体人民的基本物质需要”。
《报告》主张经济零增长，但这并不意味着对发展与进步的抛弃与否定，“在均衡状态中，需要不变的量只有人口和资本。而那些不需要大量不可代替的资源，或不产生严重的环境退化的人类活动，可以无限地继续增长。”为避免可能发生的误解与偏见，《报告》在总结部分进一步阐明这一原则性认识：“我们毫不含糊地支持这种论点，给世界人口和经济增长强加上一个制动器，而绝不是导致冻结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现状。”
“这份报告的悲观主义结论，已经而且无疑将继续是一个争论的问题。”正如《报告》所预言的那样，经济零增长论一经提出就引发了广泛的争议，对它的主要非议集中于《报告》把经济与生态的关系简单对立起来，宣扬一种抑此扬彼的机械主义论调，无疑是过于消极、片面的。显然，《报告》所主张的经济零增长论并非是解决经济与生态矛盾的一剂良方，而只是在现有技术、理论学说、社会政治框架、国际合作体系等都存有不足与缺陷的前提下，为完成“一场思想上的哥白尼革命”而赢得时间。
《报告》在可持续发展思想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它引导人们理智地透析出生态问题的本质即经济与生态关系的矛盾。这份报告，尽管“仅仅是第一步”，但却是具有深远意义的开创性的第一步，正如波托马克协会主席威廉?瓦特在《报告》前言中所说：“我们希望，《增长的极限》会在所有社会得批判性的注意，并激发争论。我们希望，它将鼓励每一个读者思考增长与进步的等同关系及其结果。而且，我们希望，它会导致一切领域里有思想的先生们和女士们明白：如果我们要维护这个我们自己和我们的孩子们居住的星球，现在就需要一致行动。”从这一意义上说，《报告》更像是一份划时代的“行动宣言”，启迪人们在解析生态与经济关系的世界性难题上不断寻求理论与实践上的答案。
二、戴利的稳态经济论
美国生态经济学家赫尔曼·e·戴利(hermane.daly)1971年出版了《走向稳态的经济学》，开始提出稳态经济学概念。1996年出版的《超越增长：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学》一书，进一步全面系统地论述稳态经济论，被视为“对于每一个关心可持续发展的人必读的著作”，他本人也被誉为“对传统经济学发起哥白尼式革命的最卓越的倡导者”。
戴利认为经济子系统是被生态母系统包围的，二者之间不断进行物质与能量的交换。由于人类活动(尤其是经济活动)的加剧，使得经济子系统的空间区域日益膨胀，逐渐压缩生态系统，乃至有扩展至生态边界、导致生态系统崩溃的危险，即由“空的世界”日益走向“满的世界”，这是人类目前面临着的生态危机的实质。为缓解这一危机，消除生态问题，就需要对经济系统的扩张施加一定的约束和限制，为此戴利提出了“稳态经济”——在必要时应该不惜放弃短期经济增长和资源消耗以维持整个社会长期生存和稳定的一种经济，也就是说，“经济流量的恒定水平必须是生态可持续的，能在长久的未来保持人类生活在一个足以有优越生活的标准的或人均资源使用水平。”
稳态经济学的核心问题是确定经济规模。戴利认为“宏观环境经济学的主要任务是设计出一个与装载线相类似的制度，用以确定重量即经济的绝对规模，使经济之船不在生物圈中沉没。”提出要用“经济的装载线”——这种“目前还未存在的政策手段”来限制经济产量的规模，确保生态安全。戴利还提出了最大规模与最佳规模的区别，并且把最佳规模与可持续发展联系起来，使其对可持续发展的分析具有了全新的意义，“可持续发展是经济规模增长没有超越生物环境承载能力的发展。”“可持续发展的整个理念就是经济子系统的增长规模绝对不能超出生态系统可以永久持续或支撑的容纳范围。”
稳态经济论所主张的可持续发展不同于丹尼斯在《增长的极限》中所提出的对于经济增长所施加的简单的、粗暴的甚至是危险的方法，这就是“用质量性改进(发展)的经济范式来代替数量性扩展(增长)的经济范式作为未来进步的道路。”因此，稳态经济论成功地将人们对于经济与生态关系的关注，由过去对经济增长速度的追求转移到对经济发展质量的追求上来，这符合经济与社会现实发展的需求，在对经济与生态关系的研究上迈出了重要一步。然而不可否认的是，稳态经济论在处理经济与生态关系上的基本策略是对经济增长实施一定程度的自觉的约束与限制，这与《增长的极限》的基本主张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因此，稳态经济论只能是立论于经济与生态关系矛盾对立基础上的改进方案，而对于经济与生态二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尤其是二者之间的协同发展的认识明显不足，这注定了稳态经济论只能限于理论研究层面，而很难应用于具体实践活动。
三、环境库兹尼茨曲线说
20世纪末一批环境经济学家，包括卡蒙纳(commoner，1991)、戴斯卡布塔和米勒(dasgupta，maler，1994)等人在分析经济增长与环境质量的关系时，经过大量实证研究得出结论，认为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环境恶化程度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逐步加深，达到一定严重程度后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而逐步得以改善，环境状态随经济发展水平呈“倒u型”态势，这是一种类似库兹尼茨(kuznets)曲线的动态关系，因此称为环境库兹尼茨曲线。环境库兹尼茨曲线说似乎印证了这样一种客观联系，即在经济发展的较低阶段，人类的经济活动规模不大，生产方式自发地遵循生态规律，因而经济活动对于生态环境的负面影响并不危机自然界的生态修复功能；但工业革命以来，由于技术进步速度加快，经济活动对自然生态资源的消耗开始超出资源更新与生态修复能力；进入后工业化时代，知识经济成为主流经济形式，环境保护与治理的制度、技术、意识取得长足进步，经济活动与生态环境实现良性互动。环境库兹尼茨曲线的存在，表明在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初期不可避免地将出现一定程度的环境恶化，并随着人均国民收入的提高，经济增长将有助于环境的改善。
环境库兹尼茨曲线说论证了生态与经济的复杂关系，即在一定条件下的对立关系可以成功转向为统一关系，实现共生共进的良性互动。这为进一步改变经济增长模式，通过经济发展的积极的能动作用，实现经济与生态共同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为可持续发展模式的创新开辟了一条新道路。环境库兹尼茨曲线说的提出是可持续发展思想史的一个重大转折点，在对经济与生态关系的处理上，不再是对经济活动的单纯的约束与限制，而转向积极有效地引导与规范，使经济发展成为促进环境质量改善的有效手段。
然而，环境库兹尼茨曲线说作为可持续发展思想史上的一个阶段性理论成果，仍然有其难以克服的理论缺陷与不足。首先，环境库兹尼茨曲线说是以发达国家的发展实践为例，显然并不具有令人信服的普遍性。大部分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所造成的环境成本已通过不公正的国际分工和贸易体系转嫁到发展中国家。如果发展中国家遵循并且按照环境库兹尼茨曲线说所指明的所谓的“发展规律”进行经济活动，通过追求高速度来实现经济发展阶段的跨越，那势必会削弱其可持续发展的基础，结果可能是不仅不能成功实现发达状态，相反却会出现生态与经济的同步衰退与崩溃。其次，环境库兹尼茨曲线说只是一个实证性研究的成果，只是注意到了经济增长与环境质量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客观联系，但却没能给这种联系以内在逻辑自洽的理论解析，也就是说它不可能对经济与生态关系如何实现共同发展给出明确的回答。最后。环境库兹尼茨曲线说在处理经济与生态关系问题，实质上是一种不作为的消极态度。它认为只要人们自觉遵循经济与生态关系变动的发展规律，通过经济发展由低级阶段上升到高级阶段，生态与经济关系会自动进入一个良性互动状态，这一认识的根本性危险在于它放任了生态危机可能在经济发展的低级阶段就会爆发，造成不可逆转的后果，从而危及人类的整体性生存。
四、协同发展观
1986年由德国科学家赫尔曼·哈肯(hermannhaken)撰写的《协同学——大自然构成的秘密》一书出版，“协同”一词成为被各门学科广泛引用的重要概念。哈肯的协同观主要集中于对事物结构的自组织特性——由无序到有序的认识上，这对传统的物理学认识发起了挑战。哈肯协同学的研究目标是“在千差万别的各科学领域中确定系统自组织赖以进行的自然规律”，在此意义上，他把协同学定义为“一门在普遍规律支配下的有序的、自组织的集体行为的科学”。哈肯的协同学对可持续发展思想的发展与演化无疑是有积极意义的，按照事物的协同发展规律判断，经济与生态是完全可以由对立走向统一，由冲突走向协同，实现良性互动的。
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篇8
关键词：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实现路径
一、后危机时代中国经济发展的形势分析
（一）背景探讨
“后危机时代”是指金融危机已相对缓和但危机的深远影响尚未彻底消除的特定阶段。一方面，金融海啸已基本平息，前期大规模经济刺激政策已帮助全球主要经济体走出衰退阴影，步入全面复苏，全球金融体系重回平稳轨道。另一方面，金融风险并未彻底清除，世界经济复苏的基础仍然脆弱，金融体系仍面临着较大的不确定性。
（二）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形势严峻
未来的一段时期，全球会出现一个流动性相对充裕的情况。中国经济发展的前景看好，但是也必须看到，在国际金融危机之后，随着国际经济格局的改变，中国面临的发展也将面临着更加严峻的形势。
首先，流动性过剩。西方国家经济恢复的根基是非常不巩固的，而且它们财政扩张空间非常小，英国、美国乃至于其他欧洲国家在经济危机爆发之后债务大都上升了20%-30%，但是经济还要维持，怎么办？只有一个答案，就是货币政策不仅不能收还要继续扩张。在这种共识的引导下，全球货币流动性还将持续，这将使中国经济面临资产泡沫上升压力和汇率升值压力。
其次，在全球经济再平衡的口号下，全球兴起了一轮针对中国的贸易保护浪潮。“轮胎案”、“特保案”等仅仅是开始，针对中国的贸易摩擦还会愈演愈烈。更可怕的是发展中国家，如印度、土耳其等国对中国的出口也是持有敌意的。种种因素带来的结果就是：中国经济不可能继续依赖出口增长的方式来支撑未来的发展。
（三）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内忧”和“外患”
从国内来看，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面临着巨大风险：第一个风险来自资产价值的巨幅变动。无论是上升还是下降。如果中国房地产价格再提升20%-30%，便会激发更多的社会矛盾。相反，如果股票和房地产价格下降20%-30%，很多企业和个人都将出现“资产负债表”的问题。第二个风险是通货膨胀的压力。如果出现某些影响农副产品生产因素，在流动性非常充足的背景下，很可能会演变为农副产品价格迅速上涨，进而直接演变为通货膨胀。
从国际方面来看，实现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也是困难重重：一是原材料和能源价格迅速飙升有可能带来的供应链局部中断。尤其是在日本震后重建和世界局部战争频发的大环境下。二是区域性风险。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步伐，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远远超出了预想和估计。这么多经济布局在海外，一旦出现区域性冲突，那么政治影响、社会影响、经济影响都会非常大。
二、关于中国经济发展的反思
改革开放30年，中国创造了经济持续高增长的奇迹，年均增长近10%，经济总量占全球的比重由1%上升到5%以上，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10%。但是纵观我们的发展思路，高增长总体上是主要依靠要素投入、低成本竞争和市场外延扩张的粗放型增长，可持续发展能力不足。
（一）发展方式的反思
经济增长主要依靠要素投入。第一，中国的体制转轨使人口流动活络，劳动力的充分供给使工资水平缺乏弹性，劳动力的低成本得以持续，进而为经济增长贡献了“人口红利”。第二，高储蓄率和低利率政策使资本成本长期维持在低水平，个别年份甚至是负的实际利率，银行呆坏账的冲销和“债转股”还使得企业可以不必偿还本金。第三，只反映开发成本的能源和资源价格长期偏低，加之低污染成本，这些共同构成了生产要素的低成本竞争优势。主要以低成本要素投入为支撑的粗放型增长必然引发过度投资，进而形成通货膨胀与通货紧缩的交替往复和循环。
（二）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反思
经济的发展是一个持续“投入—产出”过程。因此，在一定的管理和技术水平条件下，物质资源拥有量及其持续供给能力，是决定经济能否持续增长的关键。由于国内资源的稀缺性制约，经济过热和消费结构升级所导致扩张型经济增长，必然增加中国经济对国际资源依赖程度的迅速提高。
三、后危机时代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实现路径
本次全球金融危机使中国经济增长中的深层次的制度性和结构性问题表现得更加突出。因此，后危机时代实现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任重而道远。
（一）以改革和创新为动力，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
后危机时代中国经济要保持持续增长，必须从根本上解决结构性问题，促进经济的平衡增长。一是调整需求结构，大力扩大内需尤其是消费需求。在政策取向上，将合理把握社会投资总量规模，保持一定的投资增长水平；积极培育新的消费热点，将现有的鼓励消费政策长期化。二是调整区域发展结构，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进一步健全区域间产业梯度转移机制以及区域间的经济利益协调机制，为产业区域转移搭建良好的公共服务平台。三是调整产业结构，加大科技创新力度，培育和形成一批在今后十年甚至更长时期内在全球范围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不断提高中国在全球价值链和全球分工体系中的地位。
（二）在加快工业化进程的同时，积极推动城市化战略
对于中国而言，加快城市化进程是后危机时代经济增长的重要途径。从国际经验看，经济现代化的过程就是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过程，这两个过程相互依存，工业化要以城市化为基础，城市化则要靠工业化来推动。城市化进程之所以能够创造需求，主要源于二个方面：一是城市化会创造出增加就业的生产性投资，增加公共品的基础设施投资和房地产投资。二是城市化会引发更多的消费需求。相对而言，城市居民的消费能力要比农村居民的消费能力强得多，城市人口比重的提升就会带来消费总量的扩张。
参考文献：
1、韩保江.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面临挑战[n].中国经济时报,2004-02-16.
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篇9
现展是整个现代社会的生态、经济、社会诸方面都得到发展,可以概括为生态发展、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三个方面。因此,可持续发展不是指单纯的经济发展,而是三种可持续性相互联系、相互适应、相互制约、相互作用,共同组成一个可持续发展系统整体。这个统一体中,是以生态可持续性为基础、经济可持续性为主导、社会可持续性为根本目的的可持续发展。这是三种可持续性的高度统一与协调发展。经济可持续性是可持续性的经济定义,也就是从经济学角度来看可持续发展,这主要是指发展不以伤害后代人的利益为前提来满足当代人的需求,保障人类发展的长期利益或后代人的持续收入,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可持续发展经济可以定义为:“当发展能够保证当代人的福利增加时,也不会使后代人的福利减少。”〔戴维•皮尔斯,1996〕
然而,在我国的实际工作中,对这个定义产生了一种误解,譬如,有人认为可持续发展经济只注重人类发展未来的长期利益,而不关心当代人的目前利益或经济当事人自身的利益。事实绝非如此。可持续经济发展,虽然说着眼是要解决当代的发展与后代的发展之间的协调关系,保障子孙后代的利益;但要从这个基本立足点出发,优化社会总资源配置,从而解决好当展过程中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改善之间的协调关系,并形成相互适应的良性循环,不断提高保证人民群众目前需要和长远需要的供给能力,这就把人类发展的长远利益和眼前利益、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结合起来,以便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和后代人的需求。因此,经济可持续性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人们生产经营活动的经济增长和可获利性,它要求国民经济系统保持它的产出水平等于或大于它的历史平均值的能力,是个产出没有负增长趋势的系统,而且经济增长既重视数量增加,又重视质量改善,还要降低消耗,节约资源,减少废物,提高效率,增进效益,力求经济增长和经济收益的变异性较低或最低,从而保证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发展。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必须以生态的可持续为基础。因为按照生态经济学的观点,现代经济社会系统是建立在自然生态系统基础之上的巨大开放系统,以人类经济活动为中心的社会经济运动都是在大自然的生物圈中进行的。任何经济社会活动,都要有作为主体的人,作为客体的环境,这两者都是以生态系统运行与发展作为基础和前提条件的。
同时任何社会生产,不论物质生产,还是精神生产,以至人类自身生产,所需要的物质和能量,无一不是直接或间接来源于生态系统。所以,在生态系统和人类经济社会活动中,生态系统是经济社会活动的基础。人类社会的发展必须以生态系统为基础。现在,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随着现代经济社会的发展,必须考虑到生态环境改变对社会经济的决定作用。现代经济社会发展必须以良性循环的生态系统及其生态资源的持久、稳定的供给能力为基础,使现代经济社会的发展绝对建立在它的生态基础上,并确保这种基础受到绝对保护和健全发展,使其能够长期地、稳定地支撑现代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可见,生态可持续性不仅是经济可持续性和社会可持续性的基础,而且是人类社会总体可持续发展的基础,这是现展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实践也已证明,现代经济可持续发展实质上是生态可持续性和经济可持性的相互适应与相互作用的结果。它既不以牺性生态环境为代价片面强调经济发展;也不以牺性经济增长为代价片面强调生态发展,而是强调生态可持续性和经济可持续性必须相互适应、相互促进,建立起协调互促型生态与经济相协调的可持续经济发展模式,实现现代经济在生态与经济两个良性循环中健康和可持续发展。
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又必须以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为根本目的。所谓社会发展的可持续性,即指这种发展既能保障当今社会多因素、多结构的全面协调发展,又能为未来社会多因素、多结构的全面协调发展提供基本条件,至少不削弱这种发展能力。这是一种长时期促进社会公正、文明、健康发展的社会全面进步过程。社会可持续性问题的中心是“以人为本位”的发展,它强调人的全面发展,人类物质、精神生活多种需要的满足,生存与生活质量的不断提高和社会公正的实现。这些正是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根本目的和主要目标,而且,这些也只有通过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才能逐步实现。因此,可以说,可持续经济发展是三种可持续性相互适应与相互作用的结果。在可持续发展系统整体中,可持续经济发展处于主导地位。这种主导地位是建立在它与生态可持续性和社会可持续性相互适应与协调发展的基础上的。三种可持续性相互适应、相互作用、互为存在和发展的条件。生态可持续性对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性起基础性的决定作用,社会可持续性对经济和生态的可持续性起动力和保证作用,这种作用的发挥,人类经济活动才能在良好的生态环境和社会环境中进行,从而保证经济良性循环,推动经济系统持续发展和不断前进。当然,经济可持续性对生态和社会的可持续性起着主导性的调节作用,它不仅有必要而且有可能为实现和保持生态和社会的可持续性创造物质基础和基本条件,从而促进自身的发展。因此,只有在三种可持续性相互作用的协调互促过程中,才能推动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保持经济良性循环和健康发展。
二、可持续发展经济的最佳模式是物质、人力、生态三种资本共同增殖
可持续经济发展,顾名思义包含二层意义:一是要经济发展,二是经济可持续。所以从财富的角度来理解可持续经济发展,就是社会的总财富随着时间推移有所增加,至少不减少,也就是保护社会总资本存量的非减性,那么这种经济发展可以认为是可持续的。因此,从社会总体上,保持总资本存量非减或有所增殖,这是可持续经济发展的必要前提,也是社会总体可持续发展的必要前提。但这只是必要条件,并不是充分条件。因为,这里所说的社会总资本是指包括人们通常所说的经济资本即实物资本或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生态资本的总和。其中,强调生态资本存量保持非减或有所增殖方才构成可持续经济发展的充分条件。因此,要从根本上解决人口、经济、社会和资源、环境、生态之间协调发展,保持生态、经济、社会的可持续性,必须确立三种资本相互转化与相互增殖的基础上保持社会总资本存量增加的观点。
(一)三种资本的划分是现代经济学发展上一次质的飞跃
长期以来,传统经济学只是从社会经济系统内部的物质资料生产与再生产的经济现象和过程来研究人类社会经济运动的规律性,把经济发展过程看成纯粹是由社会经济系统本身的规律支配的,而不受那些支配着自然生态系统进化和发展规律所制约的封闭体系,不重视经济活动和自然界环境之间的相互影响,因而将生态发展过程排除在社会再生产运动过程之外。这种传统的、狭义的、不完全的经济发展观,突出表现在它没有把人类社会经济体系看成是建立在生态系统基础之上,把人们经济活动和生态环境作为有机整体来研究社会资本运动及其规律性;而是将社会再生产过程看成是和生态资本运动过程毫不相关的、甚至对立的纯粹的经济资本运动过程。因而生态资本运动过程就被排除在社会总资本运动过程之外。
和传统经济学相比较,作为现代经济学的生态经济学最基本的特征,就是它把自然生态系统包括进来,把作为人类公共财富的自然生态纳入经济学研究的范围,从而把现代经济运动看成是经济系统和生态系统作为有机整体来研究经济运动的规律性。80年代后期以来,对于生态与经济协调发展问题研究扩大了许多原有的概念,提出可持续发展。从探讨生态与经济一般的协调发展关系,深入到研究不考虑生态的经济带来极不经济的后果,尤其是脱离生态资本运动的社会总资本运动带来的非可持续性的恶果。这是生态经济学理论研究的重大转变。现在,可持续发展经济学把生态资本作为社会总资本的重要内容,纳入社会总资本运动研究的范围,确立三种资本相互转化与相应增殖的基础上保持社会总资本存量随时间推移有所增加的理论。这是可持续发展经济学对生态经济学理论的新发展。传统的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理论,也是把国民财富增长的主要因素看成为物质资本积累,甚至不少人把它看作是唯一源泉。虽然说也有一些西方经济学家看到,决定经济增长的因素,不仅是经济因素,而且有非经济因素,除物质资本外,还有技术创新、人力资本、自然因素等。
尤其是柯林•克拉克认为,物质资本积累只是经济增长诸多因素中的一个因素,而且不是一个关键因素。他曾明确指出:“我相信,种种情况已经摧毁了一个至今流行甚广的观点,即经济增长速度主要取决于资本能够积累的速度”。(1937)但是,从总的来看,西方经济学家长期以来是崇尚“物质至上”,把物质资本的作用估计过高。因此,从18世纪中叶以后,物质资本决定论在传统经济增长理论中处于主导地位。直到本世纪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由于现代生产力的巨大发展,科学技术的飞速进步,使经济增长的传统因素作用逐渐削弱,而其他社会性因素的影响不断增加,特别是具有较高知识水平的高质量劳动力的作用日趋突出,使西方经济学家不得不开始同忽视活劳动作用的传统经济增长理论决裂,从物质资本决定论,转向重视人力资本,甚至提出了人力资本决定论的观点。其中以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舒尔茨为创始人的人力资本学派,论证了人力资本在现代经济增长中的决定性作用,较为系统地阐述了人力资本的形成、特征、投资和收益等问题,为人力资本理论的形成作出了重大贡献。人力资本学说所提出的人力资本是现代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和决定性因素的理论,使经济增长理论实现了由“物”到“人”的转变,是传统经济增长理论向现代经济发展理论转变的重要标志。与此同时,本世纪60年代末期以来,现代人类面临着严峻的生态环境恶化的全球性尖锐问题,其中资源和环境等生态问题已构成现代经济发展的最基本的制约因素。尤其是80年代以来,全球生态危机标志着传统工业化发展模式已经走到尽头,今后人类的经济活动,发展现代生产力,必须走以生态生产力为基础与经济生产力相适应的协调发展之路。因此,现代经济发展必须与自然生态发展的状况相协调,已成为当代经济发展的重要特征。
这就使国内外一些经济学家认识到生态资本或环境资本对现代经济发展和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意义,从不同角度阐述了生态资本是现代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最基本制约因素和基础性决定作用,从而形成了社会总资本由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生态资本三种资本构成的可持续发展资本理论模式。这是现代经济发展理论随着实践发展而发展的重要表现。如果说,人力资本理论突破了社会资本就是物质资本的传统资本理论模式,是理论上的一种前进。但这种进步仍然没有克服传统经济学只是从社会经济体系内部物质资料生产与再生产的经济现象与经济过程来研究社会资本运动及其规律的缺陷。而生态资本理论的提出并把它纳入社会总资本之中,形成为可持续经济发展资本理论,则是将人们经济活动和自然生态环境作为一个有机整体来研究社会总资本运动及其规律性,这就完全克服传统经济学缺乏生态观念,基本上不考虑经济增长、社会进步与生态环境发展之间的协调关系的根本缺陷,正确地、如实地反映了现代经济运动的实际状况和社会再生产运动的真实全貌。这是现代经济理论发展史上的一次深刻革命,它为21世纪现代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二)三种资本的基本内容及其相互转移
1•物质资本是通过人在经济活动的投资由人类创造的社会物质财富。从它的实物形态来看,物质资本的形成大致分为三个方面:对机器设备、库存及工厂的经营投资,居民住房建筑投资,对道路、机场和城市与农村的其他基础设施的公共投资等。
2•人力资本是通过人们经济社会活动的投资所形成的人的素质的提高,即对人力的投资所形成的人力资本,主要表现在:一是体现在劳动者身上,以劳动者的数量和质量表示的资本;二是人力资源的质量表现为劳动者的知识、智力、技能、经验、健康、组织、管理水平及综合各种生产要素、创新技术的能力等;三是人力投资的产物,人力资本的积累和投资主要依赖五个方面的支出:教育支出、保健支出、劳动力流动及其家属迁徒的支出、在职工人的培训费用支出、为提高劳动生产率而支付的科研和技术推广费用支出。其中教育投资是人力投资的核心,它对现代经济发展具有极其深远的影响。所以人力资本理论把人力资源视为一切资源中最重要的资源,看作现代增长与经济发展的主要源泉和决定性因素,成为一国乃至世界经济增长的持久动力。
3•生态资本是存在于自然界可用于人类社会活动的自然资产,但这样说并不能理解为人们通常所说的自然资产是“大自然的恩赐”。这是因为,在现代生态系统中的生态环境已经不是“天然的自然”,而是“人化的自然”。那种没有经过人类劳动改变的“天然的自然”,在当代的世界里可以说已经是为数不多了。因此,只有或多或少投入一定量的人类劳动,才能再生产出达到维持生态环境具有人类生存和经济社会发展所需要的使用价值,这样,在多数情况下,生态资本实质上是人造自然资产。所以,生态资本主要包括四个方面:能够直接进入当前社会生产与再生产过程的资源环境,即自然资源的总量(可更新的和不可更新的)和环境消纳并转化废物的能力(环境的自净能力);自然资源(及环境)的质量变化和再生量变化即生态潜力;生态环境质量,这是指生态系统的水环境质量、大气环境质量等各种生态因子为人类生命和社会生产消费所必需的环境资源;生态系统作为一个整体的使用价值,这是呈现出来的各环境要素的总体状态对人类社会生存与发展的有用性,如美丽的风景向人们提供美感、娱乐休息、以至满足人类精神文明和道德需求等生态服务功能。现代经济社会越发展,人类就越要求优美生态环境质量,生态系统的整体有用性也就越来越重要。因而生态资本存量的增加在现代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就日益重要。
生态经济再生产理论告诉我们:不管经济社会形态如何,任何社会生产与再生产所需要的物质和能量,无一不是直接或间接来源于生态环境系统。因此,经济社会系统的社会物质财富来源于自然生态财富。在商品经济条件下,社会生产与再生产,是人类经济活动将自然物质变换成适合人们需要的经济物质,这既是物质财富不断形成和增加的自然过程,又是价值不断形成和增殖的社会过程。所以,人类经济活动把生态资本变换成物质资本,增强人类经济社会生存发展的经济基础,才能使社会生产与再生产得以维持并不断发展。然而,物质资本不断增加,就要消耗生态资本,生态环境质量也会下降,尤其是枯竭性的资源存量就会减少。但是,这些生态资本存量的减少,可能还没有全部为人类生产与生活所消费掉。这就是说所消耗生态资本的一部分可能以利润或投资转化为物质资本积累起来了。这种积累包括用于职工培训、技术革新、科学研究等方面的智力投资,形成人力资本;或用于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方面的经营投资,形成物质资本;或用于恢复维护生态环境具有人类生存和经济社会发展所需要的使用价值的投资,转化生态资本,以及用于替代石油、森林等人造自然资产如水能、风能开发和人工森林营造等方面。还有,在现代经济社会条件,人力资本已成为现代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推动物质财富的不断增长;同时,人力资本用于生态环境建设,对于改善生态环境质量,恢复和维护生态资本存量起着重大作用。很明显,三种资本之间是可以相互替代转化的。
(三)三种资本共同增殖是可持续经济发展的最佳模式
走可持续发展道路是全人类的共同选择,但由于各国的国情和发展背景各有差异,可持续经济发展模式就有所不同,因而三类资本组合的状态也各不相同。从发展中国家来说,基本上都是在经济基础薄弱、科学技术水平低的条件下进行工业化和现代化建设的。在正常情况下,一些国家必然大力发展经济,推动科技进步,尽快增加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积累,这是毫无疑义的。尤其是象我国这样的发展中社会主义大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模式,使我国进入经济快速、持续增长的历史时期,因而将长期面临人口、资源、环境与经济发展的巨大压力和尖锐矛盾。为了有效解决这种矛盾,我们党和国家制定和实行两个根本转变战略、科教兴国战略与可持续发展战略,作为实现我国跨世纪建设蓝图的基本国策与关键措施。实行两个根本转变的直接目标是驱动经济增长,加快经济发展,增强经济实力;实施科教兴国就是要切实地把我国现代化转移到依靠科技进步和劳动者素质提高的轨道上,增加发展的科技支撑能力;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首要任务,就是合理分配和利用资源,保护与改善生态环境,增强发展的生态支撑能力。因此,认真实施这三大战略,从发展目标和发展趋势来看,应该说是能够保证三种资本共同增殖的。但是,由于种种因素的制约,我国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三类资本组合状态,可能会出现以下几种情况:
(1)物质资本(km)增殖,人力资本(kh)增加,生态资本(kn)增殖,这样三种资本共同增殖就会使总资本(k)的存量随时间保持一定的增长,即实现了经济可持续发展及社会总体的可持续发展。所以,社会总资本存量可表示为:k′=lm′+kh′+kn′([′]表示资本增加,[-′]表示资本减少)。这是三种资本组合的理想模式和最佳形态,也是我们经济活动所追求的高强度经济可持续性。
(2)物质资本增长,人力资本增加,生态资本持平,社会总资本存量也是随时间有所增长,也可以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和社会总体的可持续发展。所以,社会总资本存量可表示为:k′=km′+kh′+kn,这是三种资本组合的低级形态,是我们经济活动所必需达到的三类资本组合的目标模式,可以称为弱强度经济可持续性。
(3)物质资本增长,人力资本增加,而生态资本减少;但前二者增加量多于后者减少量,那么,社会总资本存量是增加的,至少不减少,保持总量持平或增加,可以表示为:k′或k=km′+kh′+kn-′,这是三类资本组合的失调形态,是我们经济活动要尽力防止和避免的不能确保可持续性的状态。然而,有些西方学者认为,生态资本转换为物质资本,使社会总量资本持平或增加,可以实现可持续发展,并称为“弱可持续性”。我们不赞同这种观点。因为,社会总资本持平或增加,这只是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并不是充分条件。有人说得好:“财富总量在替代意义上的持衡或增加并不等于可持续发展,或者更确切地说,并不能确保可持续发展。”(潘家华,1996)
因此,我们必须加上保持生态资本的非减性,才构成可持续发展的充分条件。这里至少有两个不可改变的客观事实:第一,生态的不可逆转性是普遍存在的,因而许多自然资产的开发利用都具有不可逆转性,如物种消失、湿地开发对原有生态系统的破坏、环境功能发生了不可恢复的损害等,这就使得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增殖,在实际上不可能补偿这类自然资产的减少。因此,我们的经济活动就应该尽量避免对生态资本存量的不可逆转性的破坏。同时,生态的不可逆转性还使某些至关重要的生态资本无法或至少是很困难通过建立其它资本形成来补偿。第二,从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经验教训来看,发达国家工业化的实现,一方面给现代人类创造了巨大物质财富和这些国家劳动者素质的极大提高;另一方面却给人类社会带来了资源枯竭和环境污染的严重生态恶果,使全球性生态资本急剧减少,造成当代人类靠挪用后代人的生态资本过活。然而,从发达国家的社会总资本来说,却是在不断增加,至少没有下降。但是,这种靠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的经济社会发展道路,是不可持续性的,或至少是持续性不够的,因而才产生了可持续发展思想和战略。现在,人们对人类进入工业文明时期以来所走过的道路进行认真反思,明智地选择了可持续发展战略和道路,其核心问题就是使社会总资本持衡或增加的条件下,保持生态资本的非减性,力争达到三类资本共同增殖,从而确保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三、可持续发展经济要求体制、技术和生态的创新
在现代经济社会条件下,影响社会总资本增殖、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因素很多,分析起来又很复杂。但在诸因素中起直接的、长期的、主要的作用因素,应该是劳动、资本、体制、技术、生态。这些因素是通过体制创新、技术创新和生态创新三种创新相互作用与相互推动着社会总资本存量增殖,确保经济及整个社会可持续发展。
(一)制度创新是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基本保证
所谓制度创新就是指能够使创新者获得追加利益的现存经济体制及其运行机制的变革,从而产生一种更有效益的制度的变迁过程。制度创新之所以能够推动经济增长就在于:一个效率较高的制度的建立,能够减少交易成本,减少个人收益与社会效益之间的差异,激励个人和组织从事生产活动,使劳动、资本、技术等因素得以发挥其功能,从而极大提高生产效率和实现经济增长。这种制度创新理论,无论是对历史上的美国、英国、荷兰等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还是对当今中国近十几年来的经济增长的实践,都有很强的解释力。近十几年来,我国经济增长这么快,主要就是由于实行经济体制改革,进行制度创新,即变革现存计划经济体制及其运行机制,建立现代市场经济体制及其运行机制。这就说明了制度创新对经济增长有很大的推动作用,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认为,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制度创新是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基本保证。还要指出的是,从可持续发展来说,能够保证经济可持续性的经济制度,不仅仅是指物质生产领域的经济体制及其运行机制的变革,而且包括精神生产、人类自身生产和生态生产等领域的体制及其运行机制的变革,使之都纳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总体制之中。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实现物质再生产、精神再生产、人类自身再生产和生态再生产的相互适应与协调发展,才能促进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生态资本共同增殖,从而确保经济可持续发展。
(二)技术创新是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主要动力
从经济学的观点来看,技术创新不仅仅是指技术系统本身的创新,更主要是把科技成果引入生产过程所导致的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并使它转化为能在市场上销售的商品或工艺的全过程。它包括市场调查、研究开发、工程设计、试制和生产过程、规模生产、技术扩散、市场营销等环节的全过程。科技与经济一体化的完整过程,也是新技术与经济发展的有效结合与协调发展,它是一种经济行为,在本质上是经济创新。只有在预期收益超过预期成本时,技术创新才得以实现。所以,技术创新的根本目的是推动科技发明创造成果在生产中的应用,促进新市场的开拓,提高生产效率和效益,取得经济收益的最大化,实现经济持续增长。科学技术是知识形态的生产力,即是潜在的生产力,它只有通过技术创新及其扩散而进入生产过程,使它和生产紧密结合,才会转化为现实的直接生产力。因此,技术创新是科学技术进入社会生产与再生产运动的基本方式,也是科技进步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途径。技术创新不断出现,就不断引起社会生产与再生产的扩大与发展,推动经济可持续发展。从实践上看,科技进步与创新确实已成为现代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在发达国家经济增长中起了决定性作用,已成为经济持续发展的主要支柱。而技术创新则能够不断地、长期地推动经济发展,成为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主要动力。
(三)生态创新是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不竭源泉
生态创新是指包括生态系统本身的变革,创造新的人工生态系统和经济社会系统生态化,即社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再生产各个环节生态化过程。这是生态与经济一体化的完整过程。它的内涵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生态创新是人们有目的改变人与环境的生态关系,建立高质量、高水平的良性循环的生态环境系统,使生态环境系统愈来愈社会化,越来越显示其经济社会的特点和功能。在当代,人类符合自然规律要求的经济活动,虽能够按照预期的目标去改变自身与环境的生态关系,即不仅改变无生命的环境,而且改变生命有机体,还能改变生物与环境的生态关系,使生态系统的生命系统和环境系统的结构和功能更好适应经济社会的发展需要。
第二,人类的经济活动,在自然规律和经济规律的指导下,不仅是能够改变自然生态,而且能够创造新的自然界,引起环境变迁,使大自然不断增添它原来没有的东西,即将原来纯粹的自然界或称第一自然界越来越多地变成“人工的自然界”或称第二自然界。这样,一个个人工生态系统遍布大地,使人类赖以存在的生态环境,不断地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地进化与发展。
第三,生态创新还越来越是经济社会生态化运动,已成为现代经济发展的正确方向。这就是社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的再生产各个环节愈来愈生态化,越来越显示其生态环境的特点和功能。在当代,人类利用现代科学技术,广泛采用清洁工艺、少废无废工艺、生态工艺,进行无公害生产,并能使用“无废料化设备”装备国民经济各部门,在更大范围和更大规模上使社会生产过程生态化;大力发展绿色产业、绿色市场、绿色营销;实施绿色战略,开拓绿色科技,建立绿色银行;加强绿色教育、发挥绿色法律的作用,推动绿色消费运动的迅速发展等都是生态革命即生态创新的内容。
第四,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现代经济社会生产与再生产所需要的一切物质和能量,归根到底还是来自生态环境系统的自然物质和自然能量,使之发生形态的变化,生产出适合人们需要的各种经济产品。因此,生态创新的本质特征就是研究生态环境系统和经济社会系统之间的物质循环与能量转化的关系,创造更多的物质和能量,促进生态与经济良性循环,实现生态环境与经济社会的有机结合与协调发展,确保现代经济及整个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因而,生态创新的根本目标是要增加生态环境系统运转的生态资本,增强生态环境系统的转化功能,提高自然物质和经济物质转化效率,从而提高生态环境系统适应现代经济发展的供给能力及其对现代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能力。因此,生态创新是实现现代经济与生态环境有机统一与协调发展的基本途径,是推动现代经济及整个社会可持续发展最重要的驱动力。
(四)三种创新相互作用推动着现代经济可持续发展
我们把生态创新纳入现代经济健康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理论模式,就很自然提出了制度创新、技术创新和生态创新各自在这个模式中的地位与作用问题,并运用它建立制度、技术、生态创新的三位一体的可持续经济运行理论。在这个三位一体的有机统一体中,三种创新相互作用与相互推动着现代经济健康发展与可持续发展,这是现代经济运行与发展的客观规律。这个规律准确地揭示了现代经济运动过程中的制度演变———科技进步———生态改善之间的必然的、内在的、本质的的联系,它不仅强调了制度在现代经济运行与发展的保障作用和科技的主导作用,而且突出了生态在现代经济健康和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作用。对此,有必要作以下几点说明:
第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告诉我们,制度属于生产关系的范畴,技术属于生产力的范畴。这就从哲学高度上解决了当代科技进步与技术创新和经济发展的辩证关系,揭示了科学技术对当代生产力发展和社会经济发展第一位的变革作用。根据科学技术对现代生产力发展的第一变革作用的理论,我们完全可以说,技术创新较之制度创新对现代经济增长与发展具有第一位的推动作用,有更深层次的重要意义。所以,从长期来看,技术创新会推动制度创新,制度创新保障技术创新的功能得以发挥与实现,成为推动现代生产力发展和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主要源泉。
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篇10
关键词经济增长可持续发展循环经济增长方式转变
人类生存离不开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同样也离不开自然环境、生态平衡、环境保护。自然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生态的建设、环境的治理是经济发展的重要目标。党的十六大提出了以人为本，树立和落实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以五个统筹发展为主调的新发展思路，这将对今后一个时期内的经济增长产生较大影响。可持续增长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必由之路。
1经济增长的瓶颈与代价
我国工业化、城市化的进程中，走的是传统经济的老路，那就是不考虑人口质量的问题，更将资源生态环境问题排斥在外，增长出现了资源利用效率低，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严重的问题。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但一些主要资源产品的单位消耗水平，往往都成倍甚至成十倍地高于世界主要发达国家。如生产1美元国内生产总值的单位能源消耗，我国是日本的11.5倍、法国和德国的7.7倍、英国的5.3倍、美国的4倍以上。许多重要资源，如石油、铁矿、有色金属和木材等，现在已经捉襟见肘，相当程度上依靠进口维持。中国的粗放式发展还导致生态环境的破坏，环境污染在近年来已经变得相当严重，需要修复的任务已经很艰巨。如“三河三湖两区”是我国区域污染严重的地区，也是我国“九五”期间治理的重点；中国环境污染已从陆地蔓延到近海水域，从地表水延伸到地下水，从一般污染物扩展到有毒有害污染物，已形成点源与面源污染共存、生活污染和工业排放叠加、各种新旧污染与二次污染相互复合态势，大气、水体、土壤污染相互作用的格局，对生态系统、食品安全、人体健康构成了日益严重的威胁。可以说时至今日，资源和环境的承载力已近极限，积累起积重难返的沉重代价。
2经济增长的必要性与可能性
2004年中国GDp实际增长达到9.5%，高于2003年的9.1%。据中国社会科学院2004~2005年“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课题组的专家分析认为，2004年中国的经济社会资源更加朝着有利于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合理配置，中国经济社会进入了近十几年来最好的时期，继上世纪80年代中期和90年代初期两次经济增长高峰之后，目前进入第三个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可以说这一轮经济高速增长是经济全球化产业转移和中国逐步壮大的消费市场推动的结果；是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后，经过多年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刺激和扩大内需的努力才出现的结果。然而与此同时，一些社会经济问题的形势十分严峻，特别是一些不同于其他国家和地区发展经济的特殊国情，存在与快速的经济增长不协调的情况。例如，经济增长的就业弹性只有0.1，就业形势依然十分严峻，失业率仍在上升；农村居民收入水平增长缓慢问题依然没有好转，收入差距依然在扩大；与一般消费品生产能力严重过剩相对应的内需不足还远没有从根本上解决；社会保障巨大压力并没有减少。要解决这些问题就需要经济保持持续的快速增长。
3中国经济增长应对传统发展模式进行创新———可持续发展
1987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在题为《我们的共同未来》的报告中，将可持续发展定义为“既满足当代人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在保护自然资源的质量及其提供服务的前提下，使经济发展的净利益达到最大”。要实现具有可持续意义上的经济增长，就必须改进资源开发和使用的方式，提高资源能源利用效率，实现废弃物的减量化、资源化和无害化，减少单位经济所生产的环境压力。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由于知识的无界性，可以连续创造，因而可以成为消耗不竭的资源，使人类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成为可能。
3.1经济可持续增长的本质要求———转换经济增长方式和制度变革
当前我国经济仍处于高速增长时期，能否实现持续、快速、健康发展？从当前改革中存在的问题看，当务之急是要转变经济增长的方式，进行改革与制度建设，建立经济增长方式顺利转变的保障机制。转变经济增长的方式就是由粗放型的增长方式向集约性的增长方式转变。过去我们的增长方式是粗放式的，是以数量扩展和价格竞争为主的，通过增加要素投入实现的经济增长，这种增长方式带来许多弊病。而转变后的集约型增长则是以技术进步和要素效率的提高为主导来实现的经济增长，它是一种低投入、高产出、高效益的经济增长。
3.1.1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关键———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与加速技术进步
产业结构变动不仅具有增长效应，而且属于集约增长效应，因为产业结构的增长效应是通过提高生产率这一途径实现的。结构调整的关键在于促进资源流向生产率较高的产业，把现有的产业结构推向具有更高经济效率的产业结构上，使经济结构在技术上、内容上、组织上、效益上都有一些根本性的转变。而要实现这种转变，需要靠科技进步来推动。近20年来，科技进步在世界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变得越来越重要，技术更新越来越快，这使得在国际竞争格局中国家既有的经济实力、产业基础、在国际市场中所占的份额等因素的重要性相对下降，而技术创新速度以及保障技术创新的制度环境等因素变得更加重要。可以说就长期经济增长而言，推动一个国家经济持续增长的最主要动力在于技术进步。
加速技术进步意味着掌握更多新技术、有更高生产率的企业在竞争中取胜；意味着能够满足生产需求升级，拉动固定资产投资，从而改变生产技术基础和生产结构；意味着能够借助科技创新，从供给和需求两方面影响产业的投入产出状况以及生产要素的配置和转换效率，从而加速淘汰过时的和低效率的产业及促进新兴产业成长，促进传统产业改造，并使产业出现融合趋势。大量事实表明，哪个产业的技术创新活动越活跃，对创新成果的吸收和融合能力越强，创造力越强，创新成果的商业化、产业化速度越快，具有较强的关联性和波及效果，就可能引发新一轮的产业结构突变———实现产业结构的根本性调整和升级。
3.1.2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前提———建立技术进步和结构调整的保障机制
目前有几个方面的体制因素对经济增长构成明显的制约，这些因素决定技术进步和结构调整的进程能否顺利实现。为了建立起技术进步和结构调整的保障机制，迫切需要:建立合理的经济体制，如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和优胜劣汰机制，建立合理的组织机构；建立健全有效的法律体系；建立技术进步的制度保障，如能够对合法产权和知识产权进行保护，加强与人力资本有关的教育、职业和专业技术培训等，使持续的技术进步有动力和条件；改革政府自身，形成对政府工作的舆论监督和其他形式的公众监督机制；对于那些长期以来受到行政干预、地方割据和部门分割，阻止了市场导向的产业重组、整合和企业兼并，从而导致了低效率竞争的领域，政府非常有必要制定相关战略，采用某些产业政策以排除行政割据等体制障碍，促进跨所有制、跨部门、跨地区的资源流动和优化配置，从而加速市场引导的产业重组。
3.2经济可持续增长的重要支柱———推进循环经济科学
生态资源与环境生产要素高度短缺问题是中国经济高速增长遇到的最严峻的问题之一，而发展循环经济是解决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与资源消耗增长过快、资源利用效率过低、资源再生率不高、生态环境日益恶化这一矛盾的根本出路。循环经济是将过去传统经济体制下的非成本要素———生态环境从经济系统之外独立出来，进入经济系统内部成为一种生产要素，从而改变企业获得利润而要社会大众承担生态环境成本的不对称的经济运行机制。其核心内涵就是保护生态环境，倡导节约型经济。
推行循环经济，要求所有企业排放的废弃物必须达到国家标准，所有企业开采自然资源必须按照生态保护和恢复的标准进行。那么首先，从技术层次面上，要大力发展工业生态学。所谓的工业生态学是指根据可持续发展的原则来设计工业系统，以及工业系统和环境之间的物质流和能源流，通过谨慎的和合理的方法来获得那种想要的自然生态系统的承载能力，以实现经济、文化和技术的持续进步。过去工业生产中物质一次性投放，产品只占其原料的20%左右，绝大部分作为废弃物排放到环境中，其结果是既浪费了资源又污染了环境，经济是在开放体系中运行。工业生态学试图改变经济在开放体系中运行的思路，应用基本的物理学的、化学的原理，通过废物、零件、组分及原材料的循环、回收和再利用，从开放的物质流体系向封闭性的物质流体系转变，从而实现物质的永续利用，减缓自然系统中“墒”的加快增长过程，从而实现从传统经济活动的“资源消费—产品—废物排放”开放（或称单程）型物质流动模式转变为“资源消费—产品—再生资源”闭环型物质流动模式，大大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加大资源的循环利用，强化废旧产品和废弃物的再生利用，延长和拓宽生产技术链，减少生产过程的污染，实现生态环境与经济的同步可持续发展。其次，从社会角度上，需要进行制度创新，建立生态环境保护的正面激励机制。循环经济企业进行污染治理和资源的循环利用与再生化需要付出成本，需要技术创新支撑，他们必须能够与直接利用初始资源获取经济效益的生产方式在成本上取得平衡才能生存和发展。因此政府在对企业进行惩罚性激励进行生态保护的同时，还应该实施正面激励，建立鼓励资源再生和循环利用的制度体系、法律体系、政策体系和社会机制。只有解决了制度问题，才能使企业改变生产方式，积极发展循环经济。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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