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纠纷解决途径篇1
对经济纠纷有个准确的了解是我们分析并解决经济纠纷的前提和关键。何为经济纠纷？我们知道经济纠纷，又可称之为经济争议。而具体的定义则是：因经济义务以及经济权利的矛盾而引起的经济法律关系主体间的争议，其意指为经济纠纷。所涉及的经济内容的纠纷和法人、公民或者是在其他组织作为行政管理人与行政机关之间，因行政管理所引发涉及的经济内容的纠纷，且主体间是平等的。这也称之为经济纠纷。可见，经济纠纷的纠纷内容是多样性的，则也就决定了经济纠纷解决途径的多样性。
2.对于经济纠纷的解决途径
经济主体为实现各自的经济目标，必然要进行各种的经济活动。但又由于彼此都以维护各自独立的经济权益为主要准则，又伴随着经常变幻莫测的客观情况，因此会发生无法避免地各不相同的经济权益争议，在市场经济的前提条件下，从而便产生了我们口头所说的经济纠纷。一般解决经济纠纷的途径包括和解、调解、仲裁以及诉讼的这几种方法。具体如下：
2.1和解
和解是完全由双方当事人在意思自治的基础上简单、灵活、迅速的解决纠纷。在经济合同的履行过程中，如果当事人双方彼此产生意见分歧时，当事人应当在进行充分协商以及互相谅解的前提下自愿达成和解。当然，达成和解的前提是在不违反相关法律法规和相关、政策以及公共利益的的基础上才可通行的。而这个基础是双方当事人都能充分协商和相互理解，并最终使经济纠纷得以解决。而很多问题是复杂的，这就需要更多其它的方式。
2.2调解
当合同的当事人双方彼此间发生了争议、且不能相互达成和解的情况下，这时候，就需要用到调解途径。进行调解可向当事人双方的上级单位、合同仲裁机关或人民法院进行申请，并在当事人双方自愿的基础上来达成调解协议。
2.3仲裁
在当事人双方未能协商成功达成和解或者进行调解的情况下，当事人双方可根据合同所订立的相关仲裁条款及其他书面形式，即其在纠纷发生前后双方达成的仲裁协议向仲裁机关申请进行仲裁。当前我国仲裁实行的制度是一裁终局。要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的前提是，在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相关条款时，另一方当事人可依照我国民事诉讼法相关条文规定的这一前提下申请执行仲裁。
2.4诉讼
如果当事人双方所订立的合同中并未订立相关仲裁条款，且发生纷争后也未能达成仲裁协议时，合同当事人则可将合同纠纷向法院提讼，通过司法途径予以解决。除以上所述情形外，部分合同还是具有其自愿的这一特点，如解决时可能会引用外国法律、而不是中国相关的合同方面法律的涉外合同纠纷。当事人也可依照我国民事诉讼法的相关法律条款来向人民法院提讼所产生的经济合同纠纷，经人民法院调解无效的，法院可以依法对其作出裁定或判决。在我国，解决其经济纠纷的途径以及方式有如下几种，其最主要有民事诉讼、仲裁、行政诉讼、行政复议。当经济纠纷发生在当事人均为平等民事主体之间时，解决这种经济纠纷的方法首选的是民事诉讼或者是仲裁的方式来解决。当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认为其合法权益受到行政机关行政行为的侵犯时，可采取提起行政诉讼又或者是申请行政复议的方式予以解决。
3.经济纠纷解决途径的相关研究
关于经济纠纷解决途径的相关研究，即经济纠纷及其解决机制已成为当前社会科学研究的重点研究对象。这一研究是由不同方法所构成的，与学科、理论及实践并重的综合性的研究。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经济纷争及其解决途径的相关研究就已备受各国法学界关注，获得了迅速的发展。特别是在法社会学和司法实践研究领域。不得不说，国外有关经济纠纷解决的研究现状与成果，到现今为止已有大量介绍，此处便不再累赘复述。在国内，近些年来关于经济纠纷解决途径方面的研究已较有成果，其发展相对较快，大量出版物也相继问世。国家教育部、司法部以及社科基金等也加大了对这一领域科研的投入。由此可见经济纠纷及其解决机制的研究已引起社会和学界的极大重视，尤其在构建和谐社会的大环境下，对多元化经济纠纷及其解决机制这一制度构建中，也逐渐形成了一定的自觉意识。但是，目前我国所参与的关于经济纠纷及其解决机制的相关理论研究、制度构建、程序设计、立法以及实践的主题皆较为集中于法律界，因而，法学界关于经济纠纷及其解决机制的研究成果也居于首位。
4.对于经济纠纷解决途径的完善
人民法院在对民事案件进行审理时必须运用适用于案件的法律，同时在依照相关法律条文来处理民事案件时，是必须要在我国人民法院组织法、宪法和民事诉讼法中都相当明确规定的前提下进行的。这些法律原则不但适用于人民法院的判决工作，也同样适用于人民法院的调解工作。诉讼带有一定的成本，这里不仅是法院和当事人的开支，也包括诉讼可能带来的当事人的名誉损失等。因此，找到最有效的解决途径迫在眉睫，刻不容缓。通过对以往经济纠纷解决途径的了解与分析，本文认为，由于，经济纠纷内容复杂，在主持和解、调解等活动的时候，应当做到以下几点：①人民法院在主持相关调解活动时，必须严格按照《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来进行调解。②当事人双方所达成的协议内容必须符合国家相关政策和法律条文的规定。在进行调解活动时也必须严格遵守“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的调解准则。③对当事人的处分权既不违背相关法律规定、不违反国家相关政策的规定，也不会对国家、集体和其他公民的利益造成损害，是在当事人自愿为前提条件下，人民法院对调解协议进行适度干预，这就是调解协议的达成。在司法的实践过程中，人民法院所审理的民事案件很大一部分都是通过调解来结案的，这种结案方式已经越来越受到司法工作人员的重视，通过调解来结案在很大程度上节约了司法资源，从而提高了司法效率。我国民事诉讼制度历来对法院的调解都是相当重视的，并且这也是法院对民事纠纷进行审理的一种极为重要的解决方式。并且，从审判务实这一角度来看，调解也是法院进行案件审理时运用最多的结案方式。相对于判决，法院在对民事争议进行处理时，调解则具有较大的优越性，通过调解有利于矛盾的化解，从而促进当事人双方的团结，有利于社会主义建设的顺利进行；也有利于将民事权益争议更及时、更彻底地解决；有利于进行法制宣传，预防以及减少民事诉讼；有利于社会秩序以及经济秩序的维护，促进社会经济和谐发展。
5.总结
经济纠纷解决途径篇2
关键词：和谐社会；社会矛盾；化解机制；预防机制
中图分类号：D62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0751(2012)04—0001—06
马克思主义认为，矛盾是客观存在的，矛盾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动力。社会和谐并不意味着没有矛盾，而是尽可能地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构建和谐社会，是不断化解社会矛盾纠纷的过程，也是预防社会矛盾纠纷、防止社会矛盾纠纷发生和激化的过程。构建社会矛盾预防机制，对构建和谐社会、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都具有重要意义。
一、构建我国社会矛盾预防机制的重要意义
（一）构建预防机制是弥补化解机制不足的客观需要
我国正处在社会转型时期，存在各种社会矛盾，除极个别社会矛盾外，绝大多数社会矛盾属于非对抗性的人民内部矛盾。如何化解社会矛盾？学术界进行了深入研究和探讨。纵观学术界关于化解社会矛盾的主要观点，其中多数学者认为，应当建立和完善适合我国国情的诉讼和非诉讼相衔接的多元化矛盾纠纷解决机制。
目前，我国多元化矛盾纠纷解决机制主要包括四个方面：第一，和解。它是指社会矛盾纠纷当事人通过平等协商对话、查事实、找根据，最终解决社会矛盾的一种方法和途径。社会矛盾通过协商和解的，通常双方当事人都会对结果比较满意，这也有利于社会矛盾得到及时解决。第二，调解。它是指与社会矛盾纠纷无直接利害关系的第三人，即调解人，依据矛盾纠纷事实和社会规范，在纠纷主体之间进行信息沟通，摆事实、讲道理，促成矛盾纠纷当事人相互谅解、相互妥协，最终解决矛盾纠纷的一种方法和途径。调解是以“调”的方式达到“解”的目的，它作为我国传统社会解决社会矛盾纠纷的主要方式，可以分为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和司法调解三种基本形式。通过调解，不但可以解决各种矛盾纠纷，而且可以使当事人在问题解决之后仍和谐相处，因此，它是一种平等、自愿、便利、经济的社会矛盾纠纷解决途径。第三，仲裁。它是指当事人根据他们之间在争议发生前或争议发生后订立的仲裁协议，自愿将其争议提交由中立第三方组成的仲裁庭进行居中评断并裁决的一种解决争议的方法和途径，它是当今世界普遍采用的解决社会矛盾纠纷的途径。仲裁具有充分尊重当事人的选择、费用较低、结案快速等特点，凡平等主体之间发生的合同纠纷和其他财产权益纠纷，都可以通过仲裁解决。第四，诉讼。它是指人民法院在案件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的参加下，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通过审理、裁判、执行等方式，解决刑事、民事、行政案件所进行的一种专门活动。诉讼是解决社会矛盾的最具权威性的一种方法和途径，但不是唯一的方法和途径。此外，、申诉、控告、行政复议、行政裁决等，也是化解社会矛盾纠纷的方法和途径。近年来，我国一直在探索建立多元化矛盾纠纷解决机制，特别是非诉讼的多元化矛盾纠纷解决机制。所谓非诉讼的多元化矛盾纠纷解决机制，简称aDR，在我国也被译为“替代性争端（或纠纷）解决机制”，它源于美国，原来是指20世纪逐步发展起来的各种诉讼外纠纷解决方式程序或机制的总称。2009年7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建立健全诉讼与非诉讼相衔接的矛盾纠纷解决机制的若干意见》，是目前我国多元化矛盾纠纷解决机制的主要法律依据。
现阶段我国确实必须建立健全多元化社会矛盾纠纷解决机制，及时化解社会矛盾。但是，化解社会矛盾是事后解决问题，预防社会矛盾是事前解决问题。化解社会矛盾是在社会矛盾产生以后，通过一定机制加以解决的过程；而预防社会矛盾是在社会矛盾产生和激化以前，通过一定机制防止社会矛盾产生和激化的过程。多元化社会矛盾纠纷解决机制，从某种角度讲是“亡羊补牢”，况且，社会矛盾一旦发生，无论是通过何种方法和途径解决，都要耗费大量人力、物力、财力等社会资源，只有防止社会矛盾的发生和激化，才能尽量减少人力、物力、财力等社会资源的耗费。因此，只有多元化社会矛盾纠纷解决机制是不够的，还应当构建社会矛盾预防机制。
（二）构建预防机制是解决我国社会矛盾的客观需要
正确认识我国现阶段存在的社会矛盾，是构建社会矛盾预防机制、防止社会矛盾发生和激化的重要前提。关于现阶段我国存在的社会矛盾，有学者认为，“我国当前的社会矛盾主要有贫富矛盾、官民矛盾、政社矛盾和文化矛盾”①。这些社会矛盾具体来说主要包括腐败、劳动争议、土地承包、征地拆迁、安置补偿、城市建设、市场管理、医患纠纷、企业改制、违法集资、食品安全、农民工讨薪、安全事故以及养老、看病、上学问题等引发的利益关系冲突、贫富差距拉大等。
经济纠纷解决途径篇3
论文关键词：环境侵权救济途径个人环境权利
一、环境侵权的民事救济困难重重
公民的环境权利受到侵害，应该怎样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呢?新房家装，入住后家人身体不适，甚至影响到孕妇和胎儿的健康，是采用诉讼程序还是非诉方式解决问题?小区旁的高速公路整日整夜的噪声侵害了居民权益，是采取行政处理程序还是提起民事诉讼?各有什么优缺点?公民个人在环境侵权纠纷的合理及时解路上困难重重公民的维权之路应作何准备?有些什么救济途径可供选择?首先，我们来探讨环境侵权民事救济困难重重的原因。环境侵权救济的困难来自于环境损害的特点，环境侵权与一般民事侵权有着其著的特殊性，环境侵权救济的最终解决还足有赖于对环境侵权的特殊性的认识。
(一)环境侵权的特点及环境侵权救济的难点
环境侵权存在着以下几个显著的特点：JJu害行为的间接性：损害具有潜伏性；JJu害行为的高度科技性及构成的复杂性；环境损害的跨地域性：损害源头、结果具有多元性：环境污染所造成的损害，往往同时伤害一人或数人的生命、身体、健康、财产及各种生活上的利益，因此经常是某一原因导致多个结果后，多个结果又变成新的原因，从而引发新的结果。
由于环境侵权的上述特点，导致环境侵权维权在实践上存在下列困难：其一，由于加害行为是间接、长时间作用造成的，可能会导致无法确定该环境损害的污染者：其二，由于污染往往牵涉到高科技，在其举证不力时，被害人将无法求偿；其三，由于污染会造成损害程度的深刻性与范围的广阔性，造成损害数额难以汁并等问题。既使能确定该损害的范围与数额，也可能因赔偿责任过于庞大而导致加害人无法负担全部赔偿。
(二)环境损害救济的基本思路
在环境侵权民事救济途径的选择方面，针对环境救济的困难和个案的特殊性，笔者认为，公民应合理分析，理智决策，或是地巧妙运用环境侵权民事纠纷的行政处理程序，如行政调解，通过调解活动的进行，来解决环境侵权损害赔偿纠纷；或是通过环境侵权民事纠纷的非诉程序，如当事人协商解决；或是在人民法院的主持下通过诉讼程序确定当事人之间的环境污染赔偿责任，处理赔偿金额等活动以及由这些活动所产生的诉讼法律关系。下文将分别叙述。
二、环境侵权民事救济途径
根据我国《环境保护法》的规定，环境侵权民事纠纷解决有两种诉讼程序，根据当事人的请求由环境保护监督管理部门处理的行政处理和由当事人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人民法院审理的民事诉讼程序。后者还是环境污染民事纠纷最终的解决程序。在实践中，除以上两种程序外，环境侵权民事纠纷还存在第三种程序，即环境侵权民事纠纷非诉程序。环境侵权的当事人应先了解环境侵权民事纠纷解决的这三种程序，选择适用行政处理程序，或者选择适用通过民事诉讼程序维护了自身的合法权益，或者民事纠纷非诉程序的具体方式，解决环境侵权纠纷。
(一)环境侵权民事纠纷的行政处理程序
环境污染民事纠纷的行政处理程序是指环境保护监督管理部门根据当事人的请求，对环境污染危害造成损害所引起的赔偿责任和赔偿金额纠纷进行处理的步骤的总称。环境行政调解就是环境侵权民事纠纷的行政处理程序中优先采用的处理方式。环境行政调解是指国家行政主管机关针对某一环境侵权民事纠纷，应一方或双方当事人的请求，作为调解主持人，依据环境侵权纠纷发生的客观事实和有关法律的规定，分清责任和平等协商的基础上，促使双方当事人达成调解协议。
公民适用环境行政调解解决环境侵权纠纷，其优点在于其调解程序简便，充分尊重了双方当事人的总愿，往往有利于纠纷的彻底解决。在我国，发生的各种环境侵权纠纷中，绝大多数是在环境保护行政机关的调解处理下，促使环境侵权纠纷得以平息并顺利解决的。行政调解手段，业已成为目前我国环境行政机关解决环境侵权纠纷最普遍和最有效的方式和途径。
(二)环境侵权民事诉讼程序
当事人之间因环境侵权发生民事纠纷，除了可通过协商、调解、仲裁等方式解决外，还可以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法院受理案件后，通过法庭审理，根据查明和认定的事实，正确适用有关法律，并以国家审判机关的名义，确定当事人之间应当承担的相应的民事法律责任，对整个诉讼案件作出法律上权威的判决或裁定。
通过诉讼程序来解决环境侵权纠纷并不是本文推荐的主要救济途径，环境侵权案件的诉讼，往往历时数年，且举证的科学性很强，对受害人的民事救济极为不利，由于环境污染的特殊性，如在环境侵权领域，由于环境法在实体法上存在着许多不同于传统民法的特殊法律规范，这就要求有关环境侵权的民事诉讼也必须要有相应的、不同于普通诉讼法的程序法规范来难以保障。否则，实体法对受害人及其环境权益所提供的保护就难以实现。
(三)环境侵权民事纠纷非诉程序
环境侵权民事纠纷非诉程序有很多，也是本文向环境维权公民大力推荐的环境侵权民事救济途径。这些非诉程序中有的是在环境侵权正在发生时的及时性救济，有的是在正式维权之前的自助救济，有的是在和侵害人的沟通协调中解决纠纷，有的是当事人双方将民事纠纷提交有关的仲裁机构进行裁决的一种解决民事纷争的方式。从性质上来讲，有的是公力救济，有的是私立救济。在此为维权公民个人介绍受害人正当防卫，受害人紧急避险，公民自助行为，环境侵权双方当事人协商，环境侵权仲裁这五种方式。通过探讨这几种救济方式的优势与缺点，让公民对各式各样和纠纷解决途径作一个通常的了解，以便公民在维权过程中根据个案的实际情况分别采纳或配套适用。
1．受害人正当防卫
任何一项权利的设置，如果没有救济作为保障，则该权利就没有存在的价值。环境权亦是如此。正当防卫是指为避免本人或他人的合法权益受到不法侵害，而针对侵害行为所进行的一种防卫措施。正当防卫是公民负有的制止不法侵害的一种义务，也是公民享有的从公民的民事权利中派生出来的一种权利。本人或他人的人身和财产权是原权，当这些权利受到侵犯时，就产生了正当防卫权。从这个意义上说，正当防卫权是一种救济权。从性质上看，作为私力救济方式的一种，正当防卫在环境法上的确认是理所当然的。确立和适用正当‘防卫以解决环境侵权纠纷，其优点在实践中体现为可以避免那些由于环境污染纠纷长期得不到解决，公民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所采取的过激行为。因为正当防卫是有限度的，超过这个限度，则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2．受害人紧急避险
受害人紧急避险是指为了使公共利益、本人或他人的合法权益免受现实的和紧急的损害危险，不得己而采取的致第三人损害的一种避险行为。我国有关环境方面的法律没有明确规定紧急避险。但是，环境法律有规定，在环境受到严重污染，威胁居民生命财产安全时，由人民政府采取有效措施，解除或减轻危害。这里所讲的“于昔施”中，应该理解为包括紧急避险在内。从其性质上来说，紧急避险作为公民在特定情况下私力救济的一种方式，是公民在特定情况下和特定范围内保障个人权利所必需的。适用紧急避险其优点在于，如果严格按照紧急避险的条件，对其加以合理恰当的运用，对于应付各种急性的环境侵权行为，及时、有效的保护公民的环境权益是非常重要的一种方式。
3．公民自助行为
自助行为是权利人在一定情况下出于自助或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目的，对侵权人采取强制措施。但在大多数国家，都存在自助行为的规定，且其定性为合法的当然，在环境侵权领域对于环境权利的保护，同样应该这样。公民在环境侵权领域适用自助行为时，必须符合一定条件，应特别引起公民个人的注意：首先，要注意的是自助行为须由权利人为保护和行使其合法的环境权利而实施，并且须是在合法的环境权利受到侵害或妨碍的情况下实施：其次，自助行为是在情事急迫而又不能及时请求国家机关予以救助的情况下的实施，且若当时不实施，则环境权利保护的请求即无法实现或很难实现；最后，事后须及时提请有关当局处理，如其行为不被有关当局事后认可，则须立即停止侵害并对受害人负损害赔偿责任。
4．环境侵权当事人双方协商
环境侵权的双方当事协商，是指双方本着平等、友善的态度和实事求是的精神，就有关纠纷的解决自行达成一致意见，并自觉履行各自约定的义务。其最大特点是双方当事人之间自行达成共识，无须第三人从中调停、仲裁或裁判。适用双方当事人通过协商解决环境侵权纠纷，一股是在环境侵权损害事实清楚，加害方承担责任主动、诚恳，受害方的要求也比较实事求是和合理的情况下。双方当事人通过自行协商解决环境侵权纠纷案件，必须遵守法律的规定，不得违反社会公共利益和善良风俗。
由于协商达成的共识，主要靠双方当事人自觉履行各自应尽的义务，无外在强制性，因而其缺点就在于由于协商达成的协议没有强制性，其往往具有不确定性。但其优点也正是源于协商是出于双方当事人之问解决争端的诚意，双方在自愿、平等、友善的基础上弄清事实，分清责任，达成协议，作出双方满意的处理，既能有效解决问题，又不伤害双方的感情，既发展经济，又保护好公民环境权利的目的。
5．环境侵权仲裁
经济纠纷解决途径篇4
论文关键词：环境侵权救济途径个人环境权利
一、环境侵权的民事救济困难重重
公民的环境权利受到侵害，应该怎样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呢?新房家装，入住后家人身体不适，甚至影响到孕妇和胎儿的健康，是采用诉讼程序还是非诉方式解决问题?小区旁的高速公路整日整夜的噪声侵害了居民权益，是采取行政处理程序还是提起民事诉讼?各有什么优缺点?公民个人在环境侵权纠纷的合理及时解路上困难重重公民的维权之路应作何准备?有些什么救济途径可供选择?首先，我们来探讨环境侵权民事救济困难重重的原因。环境侵权救济的困难来自于环境损害的特点，环境侵权与一般民事侵权有着其著的特殊性，环境侵权救济的最终解决还足有赖于对环境侵权的特殊性的认识。
(一)环境侵权的特点及环境侵权救济的难点
环境侵权存在着以下几个显著的特点：JJu害行为的间接性：损害具有潜伏性；JJu害行为的高度科技性及构成的复杂性；环境损害的跨地域性：损害源头、结果具有多元性：环境污染所造成的损害，往往同时伤害一人或数人的生命、身体、健康、财产及各种生活上的利益，因此经常是某一原因导致多个结果后，多个结果又变成新的原因，从而引发新的结果。
由于环境侵权的上述特点，导致环境侵权维权在实践上存在下列困难：其一，由于加害行为是间接、长时间作用造成的，可能会导致无法确定该环境损害的污染者：其二，由于污染往往牵涉到高科技，在其举证不力时，被害人将无法求偿；其三，由于污染会造成损害程度的深刻性与范围的广阔性，造成损害数额难以汁并等问题。既使能确定该损害的范围与数额，也可能因赔偿责任过于庞大而导致加害人无法负担全部赔偿。
(二)环境损害救济的基本思路
在环境侵权民事救济途径的选择方面，针对环境救济的困难和个案的特殊性，笔者认为，公民应合理分析，理智决策，或是地巧妙运用环境侵权民事纠纷的行政处理程序，如行政调解，通过调解活动的进行，来解决环境侵权损害赔偿纠纷；或是通过环境侵权民事纠纷的非诉程序，如当事人协商解决；或是在人民法院的主持下通过诉讼程序确定当事人之间的环境污染赔偿责任，处理赔偿金额等活动以及由这些活动所产生的诉讼法律关系。下文将分别叙述。
二、环境侵权民事救济途径
根据我国《环境保护法》的规定，环境侵权民事纠纷解决有两种诉讼程序，根据当事人的请求由环境保护监督管理部门处理的行政处理和由当事人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人民法院审理的民事诉讼程序。后者还是环境污染民事纠纷最终的解决程序。在实践中，除以上两种程序外，环境侵权民事纠纷还存在第三种程序，即环境侵权民事纠纷非诉程序。环境侵权的当事人应先了解环境侵权民事纠纷解决的这三种程序，选择适用行政处理程序，或者选择适用通过民事诉讼程序维护了自身的合法权益，或者民事纠纷非诉程序的具体方式，解决环境侵权纠纷。
(一)环境侵权民事纠纷的行政处理程序
环境污染民事纠纷的行政处理程序是指环境保护监督管理部门根据当事人的请求，对环境污染危害造成损害所引起的赔偿责任和赔偿金额纠纷进行处理的步骤的总称。环境行政调解就是环境侵权民事纠纷的行政处理程序中优先采用的处理方式。环境行政调解是指国家行政主管机关针对某一环境侵权民事纠纷，应一方或双方当事人的请求，作为调解主持人，依据环境侵权纠纷发生的客观事实和有关法律的规定，分清责任和平等协商的基础上，促使双方当事人达成调解协议。
公民适用环境行政调解解决环境侵权纠纷，其优点在于其调解程序简便，充分尊重了双方当事人的总愿，往往有利于纠纷的彻底解决。在我国，发生的各种环境侵权纠纷中，绝大多数是在环境保护行政机关的调解处理下，促使环境侵权纠纷得以平息并顺利解决的。行政调解手段，业已成为目前我国环境行政机关解决环境侵权纠纷最普遍和最有效的方式和途径。
(二)环境侵权民事诉讼程序
当事人之间因环境侵权发生民事纠纷，除了可通过协商、调解、仲裁等方式解决外，还可以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法院受理案件后，通过法庭审理，根据查明和认定的事实，正确适用有关法律，并以国家审判机关的名义，确定当事人之间应当承担的相应的民事法律责任，对整个诉讼案件作出法律上权威的判决或裁定。
通过诉讼程序来解决环境侵权纠纷并不是本文推荐的主要救济途径，环境侵权案件的诉讼，往往历时数年，且举证的科学性很强，对受害人的民事救济极为不利，由于环境污染的特殊性，如在环境侵权领域，由于环境法在实体法上存在着许多不同于传统民法的特殊法律规范，这就要求有关环境侵权的民事诉讼也必须要有相应的、不同于普通诉讼法的程序法规范来难以保障。否则，实体法对受害人及其环境权益所提供的保护就难以实现。
(三)环境侵权民事纠纷非诉程序
环境侵权民事纠纷非诉程序有很多，也是本文向环境维权公民大力推荐的环境侵权民事救济途径。这些非诉程序中有的是在环境侵权正在发生时的及时性救济，有的是在正式维权之前的自助救济，有的是在和侵害人的沟通协调中解决纠纷，有的是当事人双方将民事纠纷提交有关的仲裁机构进行裁决的一种解决民事纷争的方式。从性质上来讲，有的是公力救济，有的是私立救济。在此为维权公民个人介绍受害人正当防卫，受害人紧急避险，公民自助行为，环境侵权双方当事人协商，环境侵权仲裁这五种方式。通过探讨这几种救济方式的优势与缺点，让公民对各式各样和纠纷解决途径作一个通常的了解，以便公民在维权过程中根据个案的实际情况分别采纳或配套适用。
1．受害人正当防卫
任何一项权利的设置，如果没有救济作为保障，则该权利就没有存在的价值。环境权亦是如此。正当防卫是指为避免本人或他人的合法权益受到不法侵害，而针对侵害行为所进行的一种防卫措施。正当防卫是公民负有的制止不法侵害的一种义务，也是公民享有的从公民的民事权利中派生出来的一种权利。本人或他人的人身和财产权是原权，当这些权利受到侵犯时，就产生了正当防卫权。从这个意义上说，正当防卫权是一种救济权。从性质上看，作为私力救济方式的一种，正当防卫在环境法上的确认是理所当然的。确立和适用正当‘防卫以解决环境侵权纠纷，其优点在实践中体现为可以避免那些由于环境污染纠纷长期得不到解决，公民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所采取的过激行为。因为正当防卫是有限度的，超过这个限度，则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2．受害人紧急避险
受害人紧急避险是指为了使公共利益、本人或他人的合法权益免受现实的和紧急的损害危险，不得己而采取的致第三人损害的一种避险行为。我国有关环境方面的法律没有明确规定紧急避险。但是，环境法律有规定，在环境受到严重污染，威胁居民生命财产安全时，由人民政府采取有效措施，解除或减轻危害。这里所讲的“于昔施”中，应该理解为包括紧急避险在内。从其性质上来说，紧急避险作为公民在特定情况下私力救济的一种方式，是公民在特定情况下和特定范围内保障个人权利所必需的。适用紧急避险其优点在于，如果严格按照紧急避险的条件，对其加以合理恰当的运用，对于应付各种急性的环境侵权行为，及时、有效的保护公民的环境权益是非常重要的一种方式。
3．公民自助行为
自助行为是权利人在一定情况下出于自助或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目的，对侵权人采取强制措施。但在大多数国家，都存在自助行为的规定，且其定性为合法的当然，在环境侵权领域对于环境权利的保护，同样应该这样。公民在环境侵权领域适用自助行为时，必须符合一定条件，应特别引起公民个人的注意：首先，要注意的是自助行为须由权利人为保护和行使其合法的环境权利而实施，并且须是在合法的环境权利受到侵害或妨碍的情况下实施：其次，自助行为是在情事急迫而又不能及时请求国家机关予以救助的情况下的实施，且若当时不实施，则环境权利保护的请求即无法实现或很难实现；最后，事后须及时提请有关当局处理，如其行为不被有关当局事后认可，则须立即停止侵害并对受害人负损害赔偿责任。
4．环境侵权当事人双方协商
环境侵权的双方当事协商，是指双方本着平等、友善的态度和实事求是的精神，就有关纠纷的解决自行达成一致意见，并自觉履行各自约定的义务。其最大特点是双方当事人之间自行达成共识，无须第三人从中调停、仲裁或裁判。适用双方当事人通过协商解决环境侵权纠纷，一股是在环境侵权损害事实清楚，加害方承担责任主动、诚恳，受害方的要求也比较实事求是和合理的情况下。双方当事人通过自行协商解决环境侵权纠纷案件，必须遵守法律的规定，不得违反社会公共利益和善良风俗。
由于协商达成的共识，主要靠双方当事人自觉履行各自应尽的义务，无外在强制性，因而其缺点就在于由于协商达成的协议没有强制性，其往往具有不确定性。但其优点也正是源于协商是出于双方当事人之问解决争端的诚意，双方在自愿、平等、友善的基础上弄清事实，分清责任，达成协议，作出双方满意的处理，既能有效解决问题，又不伤害双方的感情，既发展经济，又保护好公民环境权利的目的。
5．环境侵权仲裁
经济纠纷解决途径篇5
十六届四中全会在《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中指出:要发挥社团、行业组织和社会中介组织提供服务、反映诉求、规范行为的作用。据此,重视社会中介组织在提供服务、反映诉求、规范行为的作用,对于研究民法的私力救济途径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对于完善民法的保护机制有着重要作用。
一、社会中介组织的概念和分类
民法关于权利的保护,端在救济权制度,即“赋予当事人救济权,而且确立方便可靠的程序,确保救济权的行使。此种安排,既许可权利人依靠自身力量行使救济权的自力救济程序,又许可权利人通过国家的专门帮助行使救济权的公力救济程序。”①据此,既然许可权利人通过国家的专门帮助行使救济权,那么权利人同样可以通过社会中介组织的帮助行使救济权,并且更易于解决权利纠纷。
人们一般把社会经济生活分为三个层面:一是政府,即行使国家主权的国家机构,处于经济生活的宏观层面;一是企业、个人等市场经济的主体,处于经济生活的微观层面;而这二者之间,起承上启下作用的就是处于中观层面的社会中介组织。作为社会中间系统的社会中介组织,既不同于政府,不具有行政职能和行政权力,也不同于企业,不以利润最大化为目的,它的职责主要是以“中间人”的身份,在它们的中间地带起沟通、协调作用及为社会提供各种专门性的服务。
作为社会中间系统的社会中介组织,是指独立于政府之外的、依据法律建立的以服务、监督功能为主的社会组织。它依照国家的法律和法规成立并运行,以公平、公正为宗旨,并确保其服务的优质与高效,在国家(政府)与社会之间发挥功能传递作用,在市场主体之间发挥服务纽带作用。从功能角度来讲,“中介性”和“服务性”是其基本特征。将社会中介组织的功能和现行的管理实践结合起来,可以把社会中介组织分为以下几类:1.市场性中介组织;2.社会公益性中介组织;3.社会性中介组织;4.行业协会类中介组织;5.社区服务类中介组织;6.事业单位类社会中介组织。
二、社会中介组织在构建民法私力救济途径中的重要性与必要性
(一)社会中介组织在构建民法私力救济途径中的重要性
西方经济发达国家(或地区)社会中介组织具有自我监管和监管社会的作用。一方面,社会中介组织对本组织成员的行为具有自我监管作用,另一方面,社会中介组织又受政府委托,从事专项的经济管理和社会监管活动。社会中介组织的功能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民众与政府的沟通渠道
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指出:“政治发达社会与政治不发达社会的分水岭就是各自拥有组织的数量、规模和效率,这是一目了然的。”②社会中介组织介于政府和社会之间,为政府与公众进行交流沟通提供了渠道,它们通过发表言论、提出建议等手段来影响政府政策的决策过程,增强了社会与政府之间的信息交流和情感沟通,对社会的稳定和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2.多元利益群体的利益表达渠道
和谐社会不是一个没有矛盾的社会,而是一个能够将矛盾置于合理的行为框架之内,运用公共管理的手段将矛盾化解的社会。改革开放以来,利益的重新分配催生了许多新的利益群体,原有的利益群体也出现分化,利益多元化的格局已然形成。利益冲突带来大量的矛盾和摩擦,而“在一个大家都属于同一社会势力的社会里,冲突便可通过该社会势力自身的结构加以限制并予以解决,而无需正经八百的政治机构。”③由于社会中介组织处于政府与社会之间的地位,实际架起了公共权力和民间社会之间的桥梁,既便于国家同利益群体的沟通对话,也使得民间权利和利益诉求能够理性的进入国家体制框架,以得到有效的伸张和保障。
3.制约公共权力和推动政治民主化的重要社会力量
社会中介组织的发展可以促进政府与社会的分离,使大量的社团组织从政府的控制中解脱出来,形成一种多元化的社会。而多元化的社会是实现民主制的一个重要条件。托克维尔认为一个由各种不受政府控制的、独立的自主性社会团体组成的多元化社会,可以对公共权力构成一种强有力的“社会制衡”。著名学者罗伯特·达尔则更明确地断言:“独立的社会组织在一个民主制中是非常值得需要的东西,至少在大型的民主制中是如此。一旦民主的过程在诸如民族—国家这样大的范围内被运用,那么自主性的社会组织必定会出现。而且,这种社会组织的出现,不仅仅是民族—国家统治过程民主化的一个直接结果,也是为民主过程本身运作所需要的,其功能在于使政府的强制最小化,保障政治自由,改善人的生活。”④可见,包括中介组织在内的各类社会组织的建立和发展对自律性社会的形成和民主化进程的推进有着积极的作用。
(二)社会中介组织在构建民法私力救济途径中的必要性
构建民法私力救济途径将社会中介组织纳入到救济渠道中来,主要是基于现有纠纷解决机制的困境考虑的,其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⑤
1.纠纷解决方式上的困境
诉讼成为解决纠的普遍的甚至是第一的选择,大量纠纷主要依赖诉讼机制解决。法院受理案件数量一直呈持续上升态势,有限的司法资源已难以承受案件之重。案件数量激增容易在客观上滋生久审不决、久拖不执、积案居高不下颌审判质量下降等现象,进而影响到法院的司法信用和审判的公信力。
2.诉讼制度面临的困境
诉讼制度在现代纠纷解决机制或系统中毋庸置疑地处于核心和主导的地位。然而,作为一种特殊的纠纷解决方式,诉讼亦不可以避免地存在着缺陷,主要体现在诉讼拖延,程序复杂,效率低下;诉讼成本高昂,当事人负担增加;结果常与当事人期望相距甚远;诉讼的对抗性使得当事人之间的关系难以修复等等。把案件不加区别、整齐划一地适用一种程序,或者一种解决方式,势必造成司法资源的浪费和不堪重负。纠纷与日俱增使得诉讼机制的功能性障碍愈显突出,法院负担不可承受之重,应对失灵,导致纠纷解决路径的不畅和阻滞已经开始危及司法的权威。
3.民间解决纠纷途径的困境
国家将主要资源集中配置于司法机关和正式的诉讼程序,对其他纠纷解决方式的制度建设重视不足,投入相对薄弱;失去官方正式制度的支持,民间解决纠纷的效力低下,能力退化。调解及其他非诉讼程序都存在程序设计、机构人员素质和效力等方面的问题,亟待改革或重构。非诉讼方式与诉讼之间未形成有效的衔接,非诉讼纠纷解决结果未得到应有的尊重,效力得不到司法强制力的保障。各种非诉讼程序未形成一个有机和协调的机制,相互之间的衔接和互补较差。
基于此,就需要社会提供能合理分流和有效解决各种纠纷的路径,和能促进各路径协调与衔接的纠纷解决机制。及时妥善解决多发的社会纠纷,其根本在于实现纠纷解决途径的多元化,即不仅依靠司法诉讼解决纠纷,同时应广泛建立协商、调解(包括人民调解、行政调解以及各种行业性、民间性的调解)、仲裁等社会机制,以此从量上分流诉讼和法院的压力,从质上改善纠纷解决的效果,达到当事人之间双赢互利和社会的协调发展。而发展多元的社会中介组织并赋予这些中介组织解决纠纷功能,能较大程度地解决上述矛盾。
三、社会中介组织在民法私力救济途径构建中的体现
随着市场经济与民主政治的发展,国家与社会一体化的格局逐渐被打破,与国家相分离的民间社会和社会多元化格局逐渐形成,“政府的权力与能力难以及时全面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经济文化多样化的需要,迫使它不得不通过委托或授权,将一部分权力下放给相关的民间社会组织行使”。⑥越来越多的问题可以依靠社会自己解决,国家逐步向社会主体分权、还权,原先由人民委托国家及政府掌管的权力现在由人民自发结成的团体来行使,社会中介组织在社会私力救济的作用的发挥是对这一趋势的顺应。
基于此,我们认为,构建民法私力救济途径中,社会中介组织应该得到应有的重视。构建我国民法私力救济,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第一,制定结社法解决我国有关社会中介组织立法零乱分散的状况,为社会中介组织的建立提供法律保障。充分保障公民的结社自由,把社团的充分自治权与国家的适度规制相结合。社会中介组织设立由审批制变为登记制。调整好组织与成员、组织与组织、组织与政府的关系。防止社会中介组织出现内部人控制,管理层腐败,行业垄断现象,促进同类组织间的竞争与合作。发挥社会中介组织在公共管理方面的积极作用,促进权力多元化和社会化。
第二,积极培育和发展社会中介组织调解机构。当前调解作为现代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的一种基本形式,在世界各国都被广泛应用,用调解的方式解决社会矛盾纠纷,已成为当今各国司法改革的一种趋势。构建民法的私力救济途径应该对此制度予以借鉴。
随着中国社会结构的不断变迁,传统的单位组织逐渐解体,以利益、价值和观念共同为特征的新型的共同体正在形成,社会中介组织发展迅速,社会组织化程度正在增强。因此可以因势利导,在这些新型的社会中介组织中培育调解机构,以便扩大民间调解的组织基础,并可以形成专业化的优势。如推行诉讼调解适度社会化,实行调解前置程序,扩大诉讼调解主持人的范围,建立调解协议便捷执行的途径,使调解与诉讼有机接轨。立足我国国情,在这些新的组织形态中建立相应的民间调解组织。比如,联合调解委员会、社区调解组织、乡镇和街道设立的调解组织、区域性和行业性调解组织等。
第三,加强我国社会中介组织建设,完善社会中介组织体系,使其具备承担社会管理职能和调节社会矛盾的组织条件和基础。没有社会中介组织的发展,社会中介职能就不可能完全发挥,政府的社会管理职能就无法社会化。政府对社会中介组织的发展要持扶持、鼓励的态度,要根据中介组织的成熟程度进行相应的配套管理,对其发展进行统一规划,对现已存在的中介组织进行改造和优化,使其有计划、有重点、健康地发展。中介组织的形成和发展要适应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科学合理的总体规划,优先、重点发展与市场经济发展关系较为密切的中介组织。⑦
第四,优化我国社会管理体制,减少政府的过分干预,引导和规范社会中介组织的发展。对我国传统的社会管理体制要有清醒的认识,原来以政府为主导和本位的社会管理体制和社会矛盾调节机制需要在社会中介组织发展的基础上有所改变,社会管理职能分配和主导格局需要优化。⑧这就需要大力推进包括事业单位体制改革、社团管理体制改革以及社会中介组织管理制度改革,理顺政府与社会中介组织的关系,从制度上保证社会中介组织的独立性和中介性,以便社会中介组织能够以自身的名义、根据相应的法律规范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履行公共管理中相应的职责。中介组织内部要由完善的自我管理、自我约束制度,此外,政府还要通过建立公正、公开的评估机制和监督机制,来保证社会中介组织独立承担法律责任和社会责任,解决社会组织作为社会矛盾调节的合法性和公信力问题,并更加有效地保护政府的资源,促进和谐社会的建设。
第五,建立行业性的“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诸如会计师、医师、金融、房地产、家电、建筑、化工、旅游等等行业都已逐步建立或正在建立行业自治组织,制定或正在形成各自的行业规范,并开始建立相应的纠纷解决程序。对此,我们可以引导这些行业自治组织制定各自的行业规范以及建立相应的纠纷解决程序,使之成为这一行业的纠纷解决机构,成为行业组织成员间解决纠纷、矛盾的机构。这也不失为私力救济的一种途径。
第六,规范政府对社会中介组织的管理。政府主管部门应在总体规划下,依法对中介组织强化资格认证,实行机构登记和严格审批制度,以明确中介组织的法人地位,保证其能够独立、依法从事经营管理活动。在资格认证和注册登记方面,其它行业应比照较为规范的律师和注册会计师的制度,制定本行业从业人员的资格认证制度。
经济纠纷解决途径篇6
一、行政合同具有行政性和民事性的双重特征
合同，亦称契约，原本是私法的范畴，将其移植到行政法领域的结果，就使行政合同具有了它有别于一般具体行政行为和一般民事行为的特殊性，成为一种“混合性合同”，其特殊性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在主体地位不对等的前提下，达成双方协商一致的合意；二是合同虽具有公益性的内容，但却以私法上的契约形式存在。
地位平等是民事合同有效成立的前提，而行政合同中的主体一方是行政主体（主要是行政机关），它具有国家强制力作保障的行政管理权力；合同的另一方，则是行政管理的相对人，需要服从行政主体的管理。在合同订立时，行政主体为了推行行政政策和国家管理的目标，就必须要保持在合同订立中的主导地位和优势地位。合同中权利义务的配置也必然是向行政主体倾斜，民事契约中的平等原则，在行政合同中是不适用的。主体的不对等还体现在行政主体对合同的履行具有行政法上的监督权力和变更、解除合同上的优益权，如对《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的履行，作为合同一方的出让人可以土地管理部门的身份对受让人依照出让合同开发利用土地的行为行使监督管理权。
地位的不对等并不没有排斥彼此间自由合意实现的可能性，行政合同毕竟不是单向性的行政行为，尽管它突破了民事契约当事人地位平等原则，但它仍须以管理者与被管理者双方共同协商一致为前提。行政合同不象具体行政行为那样建立在单方权威和服从关系上，行政主体没有强制相对人必须接受合同的权力，合同法律效力的产生是取决于双方当事人意思表达的一致，而非行政主体的单方意思表示。
具有公益性，也是行政合同与民事合同的主要区别点。行政合同是为实现行政目的而设定，在传统行政法理论中，它属于公法的范畴，不少学者认为它也是一种行政行为，因为它所具有的公益性已决定了合同的根本属性。但由于存在一定给付内容的对价关系，混杂着一定的民事权利义务，必须以契约这种“私法”上的形式存在。行政合同在援用契约这种私法形式时，也必然要援用相关的民法原理，如合同的要约与承诺、契约自由、缔结契约的行为能力、、合同的效力、不可抗力等等。这些民法规则在行政合同中的大量援用，使这些合同的“私法”味道更为浓厚，民事性质更为明显，行政和民事的混合特性更为突出。
二、我国现行的行政合同救济制度存在的主要问题
行政合同所具有的双重特性，使行政合同出现争议时，如何实施救济，成为一个极具争议的问题。实践中，单纯适用行政或民事的救济程序，都无法解决行政合同这种混合合同所具有的所有问题。
不少行政法学家主张行政合同属于行政行为，其所产生的纠纷只能通过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的行政救济的途径解决。更有学者认为：“在行政契约纠纷进行司法救济上，则应肯定行政诉讼制度是唯一的司法救济途径，这是我国根据法律关系性质而区别救济途径的制度下，行政契约作为行政法上的争议从性质上排斥其他司法救济途径的结果。”（参见余凌云：《行政契约论》184页）这种根据法律关系性质区别救济途径的观点是符合我国传统的法律救济理论的，但本人仍然认为这些观点过重地强调了行政合同的行政特性而忽视合同的民事权利义务关系和行政合同违约中存在的民事法律责任承担问题。排斥民事救济途径，单用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制度是无法满足解决行政合同纠纷需要的，因为围绕权力支配关系而建立的我国现行行政救济制度并没有给行政合同留下空间，它只是一种为相对人提供的单向救济的制度：（1）诉讼的提起和举证责任的分配，不利于作为合同一方的行政主体寻求救济。首先，行政主体没有提起行政复议和诉讼的法定权利，无法主动寻求救济；其次，当相对人提起请求赔偿的诉讼时，举证责任完全在行政机关一方，责任分配明显不公平；（2）无法通过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来确认和追究行政相对人的民事赔偿责任，因为行政救济程序只着重于对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审查而缺乏对相对人的民事责任确认的机制；（3）行政法对单向性行政行为的程序要求极其严格，通过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处理行政合同纠纷时，也必然要进行同样的行政程序合法性审查，这也使行政主体在复议和诉讼中处于不公平的劣势。可以认为，现行行政救济制度的单向性构造不能满足行政合同救济的需要。
适用民事救济程序，同样不能解决行政合同出现的纠纷。一般的民事纠纷，可以通过仲裁和民事诉讼的方式寻求救济。但对于行政合同，这两种救济方式就显得无能为力。仲裁救济，是一种适用于解决平等主体之间发生的合同纠纷和其他财产权益纠纷的救济方式。行政合同不是平等民事主体之间的合同，因此，此类合同的纠纷显然不在《仲裁法》的适用范围之内。而且，仲裁机构是个解决民事纠纷的民间组织。如果允许民间组织对国家行政管理机关的活动进行裁决，实质是允许民间组织对公权力进行干预，这不利于公共利益的实现。适用民事诉讼程序，同样不能彻底解决行政合同出现的纠纷。行政合同的纠纷，归根到底仍是行政性纠纷，而且，产生纠纷的原因和形式往往是作为合同一方的行政主体对合同的履行施加了行政强制权，甚至是行政处罚权，一旦涉及行政行为，必须适用行政法予以调整，其纠纷就不是民事诉讼程序所能解决的。
既然行政合同具有的双重性使行政救济程序和民事救济程序均无法独立解决合同的救济问题，这就必须在现行救济制度下考虑行政和民事并用的双重救济途径。尽管循行政或民事的途径对行政合同实施救济均有不合理之处。
三、行政合同的责任制度对合同救济方式的选择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行政合同具有的行政和民事双重性，使其在违约责任上也具有双重性。而不同的法律责任承担方式，也给人们在现行法律制度下的司法实践中提供了一个选择救济途径的可行标准。
与民事合同比较起来，行政合同的违约，既要承担民事赔偿责任，还要承担行政法律责任。而且，在承担违约责任上，当事双方是不对等的：行政主体违约，一般只须承担民事赔偿责任；行政相对人违约，则以承担行政法律责任为主，其次才是民事赔偿责任。基于行政合同所具有的公益性，行政机关为确保行政目的实现，对合同的履行具有监督和指导的权力，同时对不履行合同义务的相对一方具有强制执行权，并可施之以行政处罚。如《中华人民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第十七条规定：“未按合同规定的期限和条件开发、利用土地的，市、县人民政府土地管理部门应当予以纠正，并根据情节可以给予警告、罚款直至无偿收回土地使用权的处罚。”这是典型的行政合同违约须承担行政处罚责任的规定。
在行政法中，追究行政法律责任的方式是行政处罚，由相对人承担赔偿责任，显然不属行政法律责任的范畴，如《城镇房地产管理法》第十五条的规定：“土地使用者未按照出让合同约定支付土地使用权出让金的，土地管理部门有权解除合同，并可以请求违约赔偿。”这种情况下，相对人承担的应该是一种民事赔偿责任，而非行政法律责任。从对立法习惯用语的理解上，“请求”一词的使用也可以理解为行政机关不能通过行政强制力的行使来强令相对人作出赔偿，只能通过协商或向法院提出赔偿请求，由法院进行判决。同样，行政机关违约，也要承担赔偿责任，如《城镇房地产管理法》第十六条规定：“土地管理部门未按照出让合同约定提供出让的土地的，土地使用者有权解除合同，由土地管理部门返还土地使用权出让金，土地使用者并可以请求违约赔偿。”这种赔偿，不能认为是一种国家赔偿，因为按照《国家赔偿法》的规定，国家赔偿是有归责条件的，包括：行政行为具有违法性和损害结果的事实存在。但行政合同的违约赔偿不需要满足这两个条件，显然属于民事赔偿的范围。另一方面，行政机关更无法承担行政处罚这种行政法律责任。可见，在行政合同的违约中，确实存在民事法律责任的承担问题。
既然行政合同的责任制度具有双重性，在救济制度上，就必须适用与之相适应的行政和民事并用的救济途径。据此，本人认为，行政合同的救济，应根据责任方式的不同，而实行不同的救济方式：（1）行政主体在处理合同纠纷时，实施了强制性的行政手段，使合同的相对方承担了行政法律责任的，就必须通过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的途径实施救济；（2）行政主体并未运用行政强制力追究相对人的行政法律责任，而是请求经济赔偿责任的，或相对人对行政主体提出违约赔偿请求的，则应通过民事诉讼的途径解决。
问题在于，行政合同的纠纷中出现了同时承担两种法律责任的情况时要分别两种途径实施救济，仍具有不合理性。这只能通过改革现有行政合同的救济制度予以解决。
四、对行政合同救济制度改革的基本构想
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政府职能和观念的进一步转变，行政合同作为一种有效的行政管理手段，必然会在经济管理领域以及行政管理中得到更广泛的运用。行政合同法律地位及救济制度的不明确，将使大量的行政合同关系处于不规范状态，合同出现的纠纷无法得到圆满的解决。这是立法者必须正视的问题。既然行政合同不论循行政诉讼或民事诉讼，均有不合理之处。就必须针对行政合同的特性重新构建独立的行政合同救济制度，以适应市场经济体制改革进程的需要。
构建独立的行政合同救济制度，仍应根据我国以法律关系性质区别救济途径的理论，以行政救济制度作为构建行政合同特殊救济制度的基础，着重对现行行政救济制度中的单向性构造予以调整，建立双向性的救济结构。具体构建方式是：
（1）明确将行政合同与具体行政行为并列纳入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事实上，我国现行的《行政诉讼法》并未排斥双方的行为，行政合同的纠纷已可以纳入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最高人民法院在1991年颁布的《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中，将“具体行政行为”定义为行政机关、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以及行政机关所委托的工作人员所实施的单方行为。这一定义排除了类似行政合同之类的双方行为进入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可能性。但这与《行政诉讼法》的规定是不相符合的。1999年的《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对此进行了修正，取消了对单方行为的限定，恢复了《行政诉讼法》所规定受案范围。但要将行政合同的纠纷，包括其中涉及民事性质的纠纷，全面纳入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仍需有专门的立法和司法解释给予更加明确的支持。
（2）在行政诉讼的基本原则继续适用的基础上，引入民事救济的基本规则，构建双向性的救济结构。对涉及行政合同的诉讼，有范围、有限度地引入民事救济的规则，包括：第一、在诉讼权利方面，增加行政机关提讼和提出反诉的权利，将行政诉讼的单向性结构改造为双向性结构，但其适用范围应限制在涉及行政合同的行政诉讼；第二、在适用调解原则方面，改变行政诉讼不适用调解的规定，允许审判机关在行政诉讼中通过调解方式解决合同纠纷，但其适用范围应限制在涉及民事性利益的行政合同纠纷；第三、在合同效力的确认方面，增加合同效力确认之诉，对合同订立中的意思表示问题，适用《合同法》的有关规定；第四、在违约处理方面，增加违约责任处理的内容，使审判机关可对合同履行和违约赔偿问题予以审理和判决；第五、在举证责任方面，修订行政诉讼中的举证责任规则，对违约问题适用“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但涉及合同的合法性问题和行政机关实施强制措施以及行政处罚的问题时，则仍由行政机关负责举证。此外，应当特别注意的是，在对行政救济进行改造时，须维护行政救济基本原则在救济制度中的主导地位，对诉讼案件审理的重点仍应是以行政法为依据对行政机关的行为进行合法性审查，这样才能使救济制度与行政合同的根本特性相适应。如果不考虑行政救济自身的特殊意义，使主体与审查内容都与民事救济一样的话，那还不如对民事救济进行改造，这样更为简单和方便。
（3）明确界定行政复议的管辖范围，不改变现行行政复议的基本制度和原则，涉及民事性质的合同纠纷不列入行政复议的管辖范围。对涉及行政合同的行政复议，其复议范围可具体限定在以下两方面：一是对行政合同订立的合法性进行审查，审查的内容应包括实体和程序两方面；二是行政机关在监督行政合同的履行中实施了行政强制措施和行政处罚而引起纠纷，由复议机关将此类行为视作一般具体行政行为，并根据现行《行政复议法》规定的原则和方式进行复议审查。
主要参考文献：
1、余凌云著《行政契约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经济纠纷解决途径篇7
论文关键词高等教育行政纠纷非诉解决机制司法审查
近年来，随着中国法治进程的不断推进，公众的维权意识不断觉醒，高等教育领域中的争端层出不穷，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其中社会反响较大的有，田永诉北京科技大学拒绝颁发毕业证、学位证案；齐玉苓受教育权案；刘燕文诉北京大学拒发毕业证、学位证案等。笔者以为，这些案件可归入高校与学生之间教育行政纠纷的范畴。目前，我国解决此类纠纷的基本机制是申诉，此外，行政复议和诉讼也是解决渠道，但由于受各种因素的干扰，纠纷解决功能的发挥极为有限，从很大程度上阻却了高等教育行政纠纷的解决。因此，上述解决机制亟需调整和完善，与此同时，构建以行政诉讼为主，非诉形式为辅的高等教育行政纠纷多元解决机制更显得迫在眉睫。
一、高等教育行政纠纷的界定
高等教育行政纠纷是指高校作为行政主体，在行使法律、法规授予的行政职权过程中，直接影响相对人（学生）的合法权益而引起的纠纷形态。
此类纠纷呈现出如下一些特点：一是纠纷主体是高校与学生。高校主要是指公立高校，因为现存的大量教育行政纠纷都是公立高校与学生之间基于教育管理活动而产生的。而学生是指具有高校学籍，在高校接受高等教育的学生。二是纠纷的基础法律关系是高校与学生之间的教育管理关系。即高校作为重要的行政管理机构单方面在组织、管理、教育学生时形成的法律关系，隶属性、非对等性是这一关系的主要特征。基于教育管理关系产生的纠纷主要来源于违纪处分和学位管理两类，前者是高校与学生教育管理纠纷最为集中的表现形式，例如学生由于考试作弊、打架闹事而被高校勒令退学而引起的纠纷；后者主要是学校基于学生未达到校内规定的学术标准拒不颁发毕业证、学位证而引起的纠纷，前述“田永案”、“刘燕文案”即为此类。三是纠纷的内容即教育管理法律关系权利义务的内容。没有权利义务，也就没有争端。教育管理法律关系的内容既包括高校在行使教育管理活动中享有的权利和应履行的义务，也包括学生在被管理过程中享有的权利和承担的义务。主要包括高校设定的是否授予学位证书的条件，奖罚事项的范围，处分的程度、程序，学生的救济途径等。四是解决纠纷的第三方组织或机构，在我国实践中主要有高校内设置的学生申诉处理委员会、省级教育主管行政部门设立的学生申诉处理委员会以及司法机关。
二、高等教育行政纠纷的非诉解决机制
（一）教育申诉制度
教育申诉制度是我国教育法律、法规明确规定的一项法定制度。该制度的确立为受处分学生提供了一条重要的权利救济途径。然而，我国的教育申诉制度存在诸多不足。首先，申诉受理机构缺乏中立性。申诉受理机构与高校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难以对高校的教育管理活动形成实质上的监督。其次，申诉程序设置过于原则化，缺乏可操作性。例如缺少回避制度、管辖规则、听证规则等，这不仅仅大大降低了纠纷解决的效率，同时也具有较大的随意性，可能影响裁决的公正性。最后，教育申诉后救济渠道具有封闭性。教育申诉不应是唯一和终局的纠纷解决途径，应与其他救济制度复议、诉讼等连接，形成一套良性的运作机制。
（二）教育行政复议
我国《行政复议法》第6条第8款规定受教育权受到侵犯可通过行政复议获得救济。现行的教育法律、法规中对教育行政复议的适用作出了规定，因此，教育行政复议应当成为学生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重要救济途径。但是，这一规定局限性较大，很难有效的解决教育行政纠纷。首先，我国的行政复议制度仅将被申请人限定为行政机关，然而目前没有明确的法律界定我国高校是行政机关。其次，行政复议机关审查的范围仅包括具体行政行为，高校的教育管理活动能否属于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还有待商榷。若高校不具备行政主体的资格，则在我国现行的教育管理体制下，由高校对学生的行政管理行为引起的纠纷只能依法通过申诉途径来获得救济，而无法通过行政复议的途径获得救济。
（三）教育仲裁制度
教育仲裁制度是指高校、学生将其在教育管理过程中发生的纠纷提交给依法设立的教育仲裁委员会进行裁决的一种纠纷解决制度，其作为一种具有公正性、专业性和效益性的纠纷解决机制，因其成本低廉、程序简便、专业性强而广为世界各国所采用。目前，我国实践中还未采用仲裁程序解决高等教育纠纷，因此，可做如下构想。
1.基本原则。教育仲裁的适用应遵循自愿原则及司法最终审查原则。首先，教育仲裁尊重当事人的自愿选择，但与商事仲裁不同，教育仲裁启动主体主要是在高等教育纠纷中的权益受侵者——学生，即学生可基于单方意愿而启动教育仲裁，而不需要纠纷双方的合意授权。自愿原则保证了学生权益救济途径的多样性，增强了仲裁结果的可执行性。另外，司法审查是法治社会纠纷解决的最终程序。为了最大限度的保障学生的权益，教育仲裁应允许当事人对仲裁裁决不服时仍可向法院提起诉讼，获得最终的判决结果。
2.教育仲裁机构的设置与组成。教育仲裁机构，即教育仲裁委员会可设置在省级教育行政部门，由后者牵头组织设立，但地位独立，与行政机关不具有隶属关系。仲裁委员会的仲裁员组成包括高校教师代表、学生代表和教育、法律领域的专家。受理的范围主要限定在教育领域具有专业性的涉及学生处分、学术争议、学籍管理和学位授予纠纷。
3.教育仲裁程序。教育仲裁程序应包括申请与受理、仲裁前的准备、调解、开庭和裁决。
三、高等教育行政纠纷的司法解决机制
司法是确保社会公正的最后一道屏障，法院是人们寻求公正的最后场所，在现代法治社会，司法作为刚性的纠纷解决方式，在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通过上文的分析，我们看到高等教育纠纷非诉解决机制功能发挥并不理想，申诉与行政复议存在诸多缺陷，教育仲裁制度在我国尚未确立。为保障学生的正当权益得到充分、完善的救济，将行政诉讼这条司法救济途径引入高校教育管理领域就显得十分必要。
但是到目前为止，我国立法中找不到高校作为行政诉讼被告的合法依据。司法实践中的受理状况也很混乱，大部分司法机关都持回避的态度，即使个别司法机关将高校解释为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对此类案件进行受理，由于法官认识不同，处理各异。因此，高校与学生之间的教育行政纠纷以期通过诉讼渠道得以化解，有赖于一套成熟、可行的司法审查机制的确立。
（一）司法审查的介入方式
司法审查的介入方式，取决于高校教育管理行为的性质。实践中，针对教育管理纠纷，法院有的按民事诉讼处理，有的按行政诉讼处理，原因就是现行法律对高校教育管理行为的性质定位模糊。笔者认为，高校对学生的教育管理行为，明显不属于“平等主体之间的民事法律关系”，而具有隶属性。同时，教育管理权是国家依法授予的，从国家行政权中剥离出来的，相对独立的一种具有行政管理职能性质的社会权力。事实上，在教育管理活动中，高校常常单方面的制定校规校纪、校令、实施惩戒等，带有强烈的行政色彩。因此，从高校教育管理行为的性质来看，司法审查的介入方式只能是行政诉讼。
（二）司法审查的受案范围
司法审查可以介入教育管理纠纷，但应是一种有限的介入。即在充分保障大学自治空间的基础上科学、合理的界定受案范围。笔者认为，司法审查的范围应以高校的教育管理行为对学生权利的影响程度为标准，凡是改变学生受教育者身份，对学生的重大权益产生影响的行为均可纳入司法审查的范围。
具体来说，在违纪处分类纠纷中，学校认定学生违反国家法律法规、高校校纪校规，而做出的留校察看、勒令退学、开除学籍等使其丧失学籍或影响到学生取得毕业证、学位证的处分；在学位管理类纠纷中，包括作为和不作为两种情形：前者包括高校做出的降留级、取消学籍和强制退学、不予颁发毕业证、不授予学位、取消申请学位资格、取消或者追回已经颁发的毕业证书的决定和已经授予的学位、撤销学位、宣布学位证书无效；后者包括不予颁发、补办学业证书，宣布学业证书无效的行为。
而诸如学校作息时间、课程安排、教师授课、阅卷、或较轻的纪律处分（警告、严重警告、记过）等，因为仅仅涉及学校日常教学、秩序的维护，或者对学生的权益影响较小，因此，不宜纳入受案范围，学生可采取申诉的方式获得救济。
（三）司法审查的强度
高校作为文化知识的传承、培养和传播的机构，享有法律赋予的独立权和自治权，这也是学术自由的必要权利保障。司法权过分的介入可能会侵犯到高校的自治权。那么，如何实现自治权与司法权的动态平衡，需要把握司法审查的强度。“审查强度所要解决的问题是在法院受理行政案件后，对进入司法程序的行政行为进行何种程度的监督和何种方式的审查，法院应当如何看待行政机关在行政程序中作出的行政决定。”1如果说，司法审查的受案范围是从横向划定了司法权的边界，而审查的强度则是从纵向明确司法权可到达的深度。
笔者认为，司法审查强度应遵循以程序审查为主，事实审查为辅的原则。也就是说，法院主要审查法律问题，即审查作出决定的主体资格、内容、目的和程序等是否合法，对涉及学术、学业的争议，鉴于专业化程度较高，而不便审查。例如在“刘燕文案”中，法院仅仅审查了北大校评审委员会在操作过程中是否符合正当程序，而仍将判断该论文是否达到博士学位水平的实质问题交由北大的学位评审委员会来判定。这样司法审查既在程序上保障了学术公正，又充分尊重了高校的自由权和自治权。相比较而言，那些无涉专业学术问题的纠纷，如学校对违反考试纪律、打架斗殴等学生给予的开除学籍、退学等处分，法院可以适当介入展开事实的审查。原因在于，此类纠纷专业性不高，法官在尊重校方的事实判断及程序公正的前提下，可凭借基本的社会常识进行认定。
经济纠纷解决途径篇8
【关键词】返乡农民工;诉讼观念;纠纷解决机制;应对
经济危机下,全国出现了农民工大量返乡的情况。以四川省泸州市为例,截止到2008年12月26日,泸州市因受金融危机影响企业倒闭或减员而返乡的农民工有48512人,占返乡总人数的44%。其中,表示返乡后务农的有43132人,表示返乡后创业的有3358人,表示现在没有明确去向而在等待的有38779人。这三类可能继续留在当地的返乡农民工总计88627人,占返乡总人数的81%。
人数如此庞大的返乡农民工,给当地带来的不仅是就业压力,还有巨大的社会稳定的压力。这种社会稳定的压力不仅来自于失业所可能引发的社会治安问题,也来自于返乡农民工观念的变化所可能带来的与旧有环境的矛盾――特别是返乡农民工的诉讼观念会对当地旧有的纠纷解决机制会产生不小的影响。
一、返乡农民工的诉讼观念中值得注意的几个问题
1.法律知识有所增加,但诉讼热情并未提高
走出去的农民工在法律知识上都有不同程度的增加,这具体表现在“诉讼观念”上:农民工获得了更多的法律知识,对法律在解决纠纷中的作用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对法律的预期更加理性。这表现在两方面:第一,农民工认可法律在解决私人间的纠纷时所拥有的权威,比如部分返乡农民工认为离婚判决更容易得到执行而直接选择诉讼离婚;第二,农民工对诉讼“费时、费力和费钱”的特点(或缺陷)有了更明确的认识,这种认识使农民工一般不会选择通过诉讼解决纠纷。
在选择纠纷解决的途径时,新旧观念都在起着作用,诉讼并不是农民工纠纷解决的首选,甚至法律本身对纠纷涉及的问题有什么样的规定有时都并不是纠纷解决时应着重考虑的因素。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除了传统的“厌讼”心理外,诉讼本身的缺陷也是重要原因之一――“实用主义”已成为农民工选择纠纷解决途径时的基本原则,那些更快捷、更低廉和更有实效的方法更有吸引力。通过舆论报道或者从亲戚朋友处得知的诉讼中可能存在的司法腐败,也使得农民工远离诉讼。
2.有通过多种途径解决纠纷的意愿,但乡村一级的纠纷解决机制存在问题
被调查的返乡农民工都表示,当纠纷超出了自己的解决能力时,希望能有代表自己利益的个人或机构帮助解决纠纷――该个人或机构必须是自己信得过的,或者由中立的第三方解决纠纷――该第三方在解决纠纷时必须满足公正和快速的要求。从理论上讲,利益代言者必须经过被代言者的民主选举产生才具有公信力,作为纠纷解决的第三方则必须具有“权威”或来自于国家的强制力或来自于当地民众的信任。
从这个角度看,村民委员会及其下设的“调解委员会”等群众自治组织,妇联、消协等社会机构,乡镇司法所、乡镇派出所等行政部门,都能起到这种作用。实际上,在乡村一级的纠纷解决机制中,上述组织或部门并没有完全发生作用。如村民委员会的选举中存在着诸多的问题,选举出的村民委员会没有足够权威解决村民间的纠纷、也不能代表并维护村民的利益;再如,妇联、乡镇司法所和乡镇派出所等机构的某些工作人员存在着工作不负责、态度恶劣、相互推诿甚至是尸位素餐的情况。
3.传统观念对纠纷解决方式的选择有着巨大的影响
上文已经提到,农民工法律知识的增加并不必然增大其使用法律的可能性,诉讼缺乏吸引力。调查中却发现离婚诉讼却在增加,特别是离婚在农村对于大多数人来说都不是体面的事,都不愿以诉讼这种“广而告之”的方式加以解决。这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部分返乡农民工离婚后将不会继续在村子里居住下去,以前能给其带来道德压力的封闭环境将不复存在,因离婚而“颜面扫地”的传统道德观对其已没有了现实的约束力。虽然这并不能推出基于传统观念的影响,返乡农民工如果要继续留在原村庄居住就可能不会选择离婚的结论。却可以说,在选择纠纷解决途径时,传统观念仍然是一个有重要影响的因素。
调查中还发现,年龄在40岁左右及以上的返乡农民工在发生纠纷后,如果忍让和妥协不能解决纠纷,一般仍习惯于找大队或村民委员会的人解决纠纷。当年轻人发生纠纷后,这个年龄段的返乡农民工都愿意充当调解人,调解效果一般都比较好。这说明,在一个“熟人社会”里,由有威望的人快速而简洁地解决纠纷是一种带有习俗性的常态纠纷解决途径。
二、乡村纠纷解决机制对返乡农民工诉讼观念转变的积极应对措施
在调查中笔者发现,就诉讼观念而言,返乡农民工已经有了变化:首先,尽管已经有愿意直接提讼解决纠纷的情况,大多数返乡农民工仍然不愿意采取这种方式。这其中的原因与以前相比,已经有了变化:如果说以前是基于耻于“打官司”的历史心理传统和法律知识匮乏引起的恐惧感而作出的感性反映,现在则是基于对诉讼有了更深认识而作出的更趋理性的选择。其次,返乡农民工寻求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的愿望更加迫切。最后,不管是何种纠纷解决途径,返乡农民工对公正、效率都有了更高的要求。
1.谨守法院作为纠纷解决的最后保障的地位
司法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谦抑原则”,即法院解决纠纷是以提讼为基础,法院应处于消极的地位,而不应主动参与到纠纷的解决中。这一原则也表明:诉讼只是纠纷解决机制中一种可供公民选择的方式,它应该是最有权威、具终局性的纠纷解决方式,却绝对不是唯一的纠纷解决方式。基于上述认识,乡镇派出法庭在纠纷解决中应坚持“有所不为,有所为”的原则。
首先,“有所不为”是指派出法庭不主动介入到纠纷的解决中。如派出法庭不能应行政要求而参与到所谓的“纠纷排查”中,这不仅破坏了司法的独立性、违背了司法“谦抑原则”,而且长此以往,法院的权威会被行政权威所取代,最终结果就会导致寻求行政救济的“上访”愈演愈烈。
其次,“有所为”是指纠纷一旦诉诸诉讼解决,法庭应采取积极措施解决纠纷。这里的“措施”,不仅包括运用调解、判决等审判方式,还包括就案件相关情况建议、督促有关行政部门、社会机构或自治组织加以解决――通过不同纠纷解决部门的协作有效解决纠纷正是“纠纷解决机制”的应有之意。
2.确保村民自治组织的权威性
如前所述,村民自治组织既是村民间发生矛盾时最基本的纠纷解决机构,也是能代表全体村民利益与其他利益主体进行协商的组织。村民委员会要真正起到解决纠纷和帮助解决纠纷的作用,其产生就必须以民主为基础,即只有通过民主选举,村民委员会才可能具有普遍认可的权威,才能真正起到“自治组织”的作用。
2009年12月,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二次会议已经初次审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修订草案)》,并向社会征集修改意见。有理由相信,村民自治组织的民主基础将会进一步得到加强。在这种背景下,村民自治组织在纠纷解决机制中将处于非常重要的地位,也将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当然其也是属于可选择的纠纷解决途径之一。要确保这种地位和作用,乡镇一级的地方政府及其职能机构:
首先,必须严格按照法律规定行政――现实中有不少问题之所以产生,不是“无法可依”,而是“有法不依”的结果。地方政府特别要注意的就是不要干涉选举。
其次,必须积极转变观念:村民自治组织是个过滤器,能在基层化解很多矛盾,地方政府将不用花更多的人力、物力去解决较小的纠纷;村民自治组织是个利益诉求表达工具,政府通过与其沟通可以有效化解可能的,而不必直接去面对众多的利益诉求者,这有利于地方政府集中精力解决较大的纠纷,最大程度地减少正面冲突。
最后,必须规范具有解决纠纷功能的职能部门的行政行为,为村民提供更多可供选择的纠纷解决途径。
3.正确发挥大学生村官的作用
大学生村官的优势在于其具有较高的文化素质,这对于推进农村行政的文牍――甚至是电子政务――程度,进一步提高农村行政的规范性有着极大的作用。大学生村官解决纠纷经验的欠缺、“村级组织特设岗位”人员的身份以及其对自身身份缺乏认同感等特点,决定了其在农村纠纷的解决中所起到的作用:不在于直接处理纠纷,而在于为当事人提供解决纠纷所需要的基本知识,包括向当事人提供相关的基本的法律知识和建议当事人向哪些国家职能部门或社会团体寻求解决或帮助。
从具体制度的层面建议:在“村调解委员会”内设置专门的“纠纷咨询办公室”,由大学生村官以驻村办公的方式全面负责咨询接待工作;为节约村委会行政和村民解决纠纷的成本,该办公室应和“村调解委员会”一起设在村委会办公的地点。每次提供咨询时,大学生村官都应进行记录,记录的内容应该包括当事人及其住所和联系方式、纠纷发生的时间及其大致的内容、建议可以采取的解决途径或可以寻求帮助的部门。
大学生村官应该在提供咨询后的十五日至三十日内进行回访;回访主要围绕纠纷的解决情况展开,包括当事人找了哪些部门或机构参与纠纷的解决,特别是当事人对纠纷解决的过程和结果满不满意;如果纠纷仍未得到解决,则应帮助当事人询问或督促相关部门、机构解决纠纷,如果纠纷未得到当事人认可的解决,则应继续为当事人提供纠纷解决的信息;回访情况也应记录在案,这样就可以实现对前述具体行政部门间对纠纷相互推诿或不切实履行职责的情况进行部门外的有效监督。
这样的制度设计,既能对大学生村官进行具有操作性的考核,也可以对具体行政职能部门是否有效行使职权进行监督。对大学生村官做好这项工作持乐观态度。
三、结语
只针对小范围人群在纠纷发生后如何选择纠纷解决方式进行探讨,并没有针对如何避免纠纷的发生进行讨论,如如何增强农明工的婚姻观念以防止离婚诉讼的增加。这不仅由于本文篇幅所限;而且试图通过这种制度的设立以达到避免纠纷产生的目标,其效果本来就是令人怀疑的,只要有不同利益的存在,纠纷就是不可避免,在价值多元化的今天更是如此。更应着重解决的是,当纠纷发生后,如何通过合理的制度安排,使纠纷当事人可以迅速选择适合自己的方式使纠纷得以解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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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纠纷解决途径篇9
一、土地纠纷的种类及表现形式
在现实生活中，因土地使用而引发的争议多种多样，通常表现为土地权属争议（其中又可分为土地所有权争议和土地使用权争议）、土地侵权争议、土地合同争议和土地相邻关系争议等四种类型。土地权属争议是指当事人在土地使用过程中，就土地的所有权和使用权归属所发生的争议。在这里有必要将土地所有权与物权法中的所有权有所区别。根据相关物权法理论，所有权是所有人对其所有的财产进行占有、使用、收益、处分的权力，所有权是物权中最完整、最充分的权力，其上述四种权能往往作为一个整体由一个主体来行使。而土地所有权作为一种具有财产权的用益物权，理论上当然包含着土地使用权，但是由于土地资源的特殊性，实践中土地的所有权和使用权往往是分离的。同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以下简称《土地管理法》），我国的土地所有权分为国有土地所有权和集体土地所有权，土地所有权主体单一、明确，就土地所有权发生的争议极少。实践中，大量的土地权属争议主要集中在土地使用权争议，所以，实践中的土地权属争议主要指土地使用权争议，这也是审判工作所关注的重点。
土地侵权纠纷是合法土地使用权人因第三人侵害其土地使用权而发生的争议。实践中，容易与土地侵权纠纷发生混淆的是土地相邻关系纠纷，在此有必要加以厘清。相邻关系是两个或两个以上相邻不动产的所有人或使用人，在行使己方不动产占有、使用、收益、处分权力时与不动产相邻方发生的权力义务关系。相邻关系从本质上讲是一方所有权人或使用权人合法权力的行使，同时，是对他人（相邻方）所有权或使用权的限制。土地相邻关系作为相邻关系中的一种，符合相邻关系的所有特征，其与土地侵权纠纷有着明显的区别：（一）土地相邻关系纠纷中相邻权人在相邻土地上的相关行为是其合法权利的行使，而土地侵权中侵权人针对争议土地的行为是一种违法行为；（二）土地相邻关系中相邻各方对争议土地都有合法的土地使用权，而土地侵权争议中必然有一方或双方都有合法的土地使用权；（三）在责任承担基础方面，因土地相邻各方就相邻土地所进行的行为是其合法权力的行使，不存在过错，因此而给相邻方造成的不便或损失应予以补偿。而土地侵权责任承担适用过错责任原则，侵权人对其因过错行为而给合法土地所有权人或使用权人造成的损失进行赔偿。
土地合同主要指土地出让合同和土地承包合同。土地合同争议主要是发生在土地出让人与土地受让人或土地发包人、承包人及转包人在土地出让合同或土地承包合同的签订、履行过程中发生的争议，其争议主体是土地出让合同或土地承包合同的当事人。鉴于土地合同纠纷主体、内容的特殊性，此类纠纷容易区分，解决途径和程序也相对明确。
以上对土地争议的种类从理论上进行阐述具有现实意义。区分土地争议的种类是确定土地争议主管部门及通过适当诉讼程序解决土地纠纷的前提。实践中，当事人因为对土地争议的种类认识不清从而不能正确认定土地争议管理部门，导致大量的土地纠纷不能及时有效解决，因此，必须树立这样一种意识，当涉及土地纠纷时首先要分清土地争议的类型，然后再确定适当的解决途径。另外，在实际生活当中土地争议的种类并非泾渭分明，往往混杂交织在一起，同一土地争议因当事人主张不同而异，需要认真加以鉴别。
二、土地争议的解决途径
土地争议发生后，应通过何种途径有效的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从目前相关的法律规定分析，有两种基本的途径：一是权利人可以通过行政程序，请求行政机关处理；二是通过诉讼途径，请求人民法院给与司法保护。必须明确的是，对于土地争议，权利人并不能任意选择行政机关或司法机关给予保护，因土地争议种类的不同其争议解决的途径有所区别：
（一）土地权属争议的解决途径。《土地管理法》第十六条规定：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争议，由当事人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由人民政府处理。单位之间的争议，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处理；个人之间、个人与单位之间的争议，由乡级人民政府或者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处理。当事人对有关人民政府的处理决定不服的，可以自接到处理决定通知之日起三十日内，向人民法院“。
1995年12月18日国家土地管理局的《土地权属争议处理暂行办法》（以下简称《暂行办法》）第四条明确规定：“土地权属争议，由当事人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当事人向土地管理部门申请处理”。据此，行政处理程序是土地权属诉讼的前置程序，在当事人双方对土地权属争议不能自行协商解决的情形下，只能首先申请土地管理部门进行处理，对处理决定不服的，方可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法律之所以这样规定，是因为人民政府土地管理部门作为土地管理的主管部门，对土地权属的认定是其法定职责，而且鉴于土地管理的专业性特点，由相关人民政府土地管理部门对土地权属争议先行处理确认，更利于解决纠纷。
（二）土地侵权争议、土地合同争议及土地相邻关系争议的解决途径。根据《土地管理法》第六十六条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对违反土地管理法律、法规的行为进行监督检查”。《暂行办法》第三十三条规定：“土地管理部门在办案过程中发现受理的案件不属于土地权属争议案件，属于土地侵权或者土地违法案件的应当依照土地侵权、土地违法案件的有关规定处理”。根据以上规定，对土地侵权、土地合同争议及土地相邻关系争议，土地管理部门可以依职权或根据当事人申请进行处理。以上三种土地争议不适用土地管理部门先行处理程序规定，当事人可以选择土地管理部门或人民法院处理。但实践中因土地管理部门和人民法院对以上三种土地争议的处理程序认识不一，对上述三种土地争议相互推诿，影响了土地纠纷的及时解决。那么，对于土地侵权纠纷、土地合同纠纷及土地相邻关系纠纷的正确解决途径是什么？土地纠纷行政处理与法院诉讼之间是怎样一种关系？
首先，通过分析人民法院关于土地纠纷案件审理程序可以得出结论。根据民法基本原理，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属于民法调整范围，当事人因土地使用而引发的争议向法院提讼自无争议。但是，在土地诉讼中，原告要使其诉求获得法院支持，前提是原告必须有证据证明其是争议土地的合法所有权人或使用权人，否则，必然面临自行撤诉或被裁定不予受理两种结果。此外，人民法院立案阶段对证据的审查虽然是形式审查，但所有证据要在法庭上经过庭审质证才能予以认定，土地纠纷的当事人要使其诉求得到法院支持，必须有证据证明其是争议土地的所有权人，否则即便是法院予以立案，其最终也必然面临败诉的结果。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对于土地侵权纠纷、土地合同纠纷及土地相邻关系纠纷的解决途径，虽然当事人有选择权，既可以要求土地管理部门处理，也可以请求人民法院予以保护，但无论当事人以什么理由向法院，最终有关土地权属证据（证明）必须由土地管理部门——这一法定主管部门进行认定，这是土地纠纷诉当事人在证据取得方面无法逾越的程序。
其次，从纠纷当事人角度分析，由于实际生产生活中土地纠纷往往是混杂在一起的，土地管理方面的法律规定繁杂，不具有专门法律知识的当事人不可能分清土地纠纷的性质、种类，也不可能悉知纠纷解决途径，往往是凭借自己的主观认识，笼统的以土地侵权纠纷为由要求土地行政管理部门或人民法院处理。《暂行办法》第四条规定：“土地权属争议，由当事人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当事人向土地管理部门申请处理”。第三十三条规定：“土地管理部门在办案过程中发现受理的案件不属于土地权属争议案件，属于土地侵权或者土地违法案件的应当依照土地侵权、土地违法案件的有关规定处理”。据此，无论是依当事人申请，还是土地管理部门依职权处理，处理土地纠纷是土地管理部门的法定职责，对此诉求，土地管理部门不能以任何理由拒绝处理。实践中，因土地纠纷处理耗时费力，加之土地管理部门对土地纠纷诉讼的证据规则及相关程序不了解，对当事人提出的处理土地纠纷要求往往以各种理由拒绝推诿，这种做法是错误的。作为土地管理的专门执法部门，土地管理部门具备查处土地违法案件和纠纷的专业队伍和执法条件，凡是因违反国家土地管理法律法规的行为或因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发生争议和纠纷的，应当履行解决争议和化解纠纷的职责，不能因问题的复杂或难以解决而推诿，将矛盾和问题推向司法机关，否则属于不履行职责的行为，既不利于矛盾和问题的解决，也影响执法部门的形象，造成矛盾和问题不能及时解决，引发不利于社会稳定的因素。
经济纠纷解决途径篇10
【关键词】劳动纠纷处理法律社会工作介入途径
引言：
在现阶段的各种矛盾中，劳资矛盾构成了突显的一种矛盾类型，对此有必要综合运用多样化的手段与措施来加以解决。然而近期以来，很多行业都表现为频率相对较高的劳动纠纷，因此也突显了解决纠纷时的较大难度。劳动纠纷如果在较短的时间段里没有解决，则会存在较大可能威胁到整个的企业内部秩序；在情况严重时，劳动纠纷还可能引发伴生性的其他矛盾。法律社会工作与纠纷处理的密切结合有助于从根源上缓和劳资矛盾，保持和谐与平衡的劳资关系。因此，针对法律社会工作有必要探求具体的介入途径，因地制宜选择适当的解决思路。
一、法律社会工作的基本内容
从基本特征的角度来讲，法律社会工作本身具备较强的社会性质；在处理多样纠纷的过程中如果能适时介入法律社会工作，就可以尝试着突破现阶段的解决路径。与此同时，法律社会工作在本质上也创新了现阶段的纠纷处理实务，借助社会资本来缓和劳动纠纷，进而逐步尝试着彻底予以解决。由此可见，法律社会工作与劳资纠纷处理的结合在本质上拓宽了解决矛盾的路径，这种尝试有助于构建和谐度更高的劳动关系，因此构成了新型的纠纷解决路径。具体来讲，在处理纠纷的整个流程中都有必要介入法律社工，对此设置了如下的基本流程：接案、针对案情进行预估、设计整个的处理规划、开展介入活动、评估并且结案。在上述的整个流程中，专业人员都要予以全方位的介入。由此可见，法律社会工作针对纠纷处理的具体介入流程应当密切结合疏导情绪、处理案情与解决案情等各项环节。作为纠纷处理的负责人员，本身应当具备更高层次的专业素养，在此前提下密切沟通劳动者并且做好各环节的案情记录。对于特定的纠纷案情进行介入处理，全面开展协商与交涉等各项过程。在处理纠纷的最终环节，作为负责人有必要完成结案处理，针对整个流程中的弊病与漏洞进行反思，然后做好相应的归档工作。
二、具体的介入措施
（一）法律社工运用于纠纷处理的优势
目前的状态下，法律社工应当融入纠纷处理的各个流程中，在此前提下体现更高层次的社会价值。相比于传统模式的纠纷处理，建立在法律社工基础上的新型处理模式具有更显著的优势。这是由于，法律社工具有专业性、便捷性以及公益性的基本特征，此项工作应当建立于助人自助的前提下。法律社工体现了公益服务的基本目标，同时也密切结合了案情分析、提供咨询、协调各方关系、仲裁等各项服务流程。
面对劳资纠纷的新形势，越来越多劳动者已经意识到了法律社工在处理劳资纠纷时的价值与意义，因此也开始尝试着运用新型的手段加以处理。由此可见，处理劳资纠纷有助于从根源上消除劳动纠纷，针对双方权益进行全方位的协调和平衡，以此来确保社会公正。
（二）探求完善措施
从现状来看，法律社工与劳资纠纷正在实现全方位的融合，然而这个过程并没有真正实现完善。因此，针对法律社工涉及到的各项环节仍有必要加以改进。具体的措施为：针对务工人员有必要为其提供全方位的免费咨询，确保突显整个维权流程的公益性特征。具体在推行维权活动的全过程中，对于前来咨询的务工人员都不应当收费，通过这种途径来突显法律社工本身的公益属性。负责法律社工的工作人员有必要介入整个案情，致力于协调多方关系，进而在最大限度内保障务工人员最基本的权益。
除了妥善解决纠纷之外，法律社工还应当涉及到心理疏导等多样化的项目。目前的状况下，某些劳动者受到多样要素的影响，身心都陷入了困境中，凭借自身力量通常都很难进行疏导或者化解。在这种状态下，法律社工就应当体现自身的价值，法律社工的工作者应当密切结合情绪疏导、干预治疗以及行榻谜等。在上述的全过程中，工作者都应当密切关注劳动者本身的尊严和意愿，对此应当加以尊重。对于陷入困境的劳动者提供优质与便捷的法律服务，协助其尽早脱离困境并且恢复健康心态。
结束语：从本质上讲，建立于社会工作前提下的法律服务具备社会服务的性质，具体指的是运用法律服务的途径来帮助陷于纠纷中的劳动者。从目前的现状来看，针对现阶段的劳动纠纷应当探求全新的解决途径，在此基础上适当介入法律社会工作。如果能把处理劳动纠纷与开展法律社会工作密切结合在一起，那么就能在根源上改进纠纷处理的整体实效性，对此应当予以深入探究。未来在实践中，有关部门及其人员还需不断的摸索，确保运用适当的途径与措施来化解纠纷，构建更和谐并且更公平的劳动关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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