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监管理念篇1
(一)20世纪30年代之前的金融监管理念
这一阶段的货币管理是以经济学理论为基础的管理，对金融本质与特性的认识还不充分，也没有以法律理论为基础建构货币管理的目标。因此这一阶段的货币管理并没有实现整个银行系统的稳定，18、19世纪的数次银行危机足以证明，货币信用的不稳定问题仍然没有消失，许多金融机构常常由于不谨慎的信用扩张而引发金融体系的不稳定，进而引起货币紧缩并制约经济发展。
(二)20世纪30年代到70年代的金融监管理念
20世纪30年代的大危机深刻地改变了理论界对经济运行的观点和看法。这一时期的监管理念在凯恩斯宏观经济理论的影响下，努力维持一个安全稳定的金融体系，以防止金融体系的崩溃对宏观经济的严重冲击，对金融机构具体经营行为的干预则成为这一时期金融监管的主要内容。
(三)20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的金融监管理念
20世纪70年代以后，人们发现20世纪30年代以后实行的金融管制过分地强调了金融体系的稳定，而忽视了金融体系的效率问题。因此自由主义理论和思想在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破产的情况下开始复兴。这一时期金融自由化理论开始发展起来。金融自由化理论以“金融压抑”和“金融深化”理论为代表，主张放松对金融机构过度严格的管制，以恢复金融业的竞争，提高金融业的效率。因此，这一阶段在金融自由化思想的影响下，金融监管的理念是放松管制、提高金融效率。这一时期的金融监管理论与以往的较大不同是：金融监管理论除了继续以市场不完全为出发点研究监管问题之外，逐渐开始重视金融业自身的独特性对金融监管的要求和影响。
但这一阶段的金融监管理论与理念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金融危机的问题。20世纪90年代以来发生的一系列金融危机足以说明这一阶段的金融监管理论存在着不完全性，缺乏预见性。
(四)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金融监管理念
20世纪90年代以来，由于70年代对金融业的放松管制，追求效率而频繁爆发的金融危机使人们对金融监管进行了重新认识。特别是90年代以来的经济全球化、经济自由化的浪潮使得全球金融市场的风险更为复杂及隐秘，同时更具有传染性，整个世界的金融市场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大量金融产品的出现，各类综合性机构涌现，业务的交叉以及计算机和电信技术的飞速进步，这些给世界金融市场与制度结构带来了深刻而迅猛的变化。因此现代金融已不是传统的金融。要想适应这一巨变，金融监管也必须实现从传统金融监管向现代金融监管的历史性转变。西方发达国家为了适应这一变化，纷纷进行了大规模的改革，如放松政府干预、提高管制的质量、增加法律的可执行性、增加管制机构的透明度与责任、向地方政府下放更多权力、采用公私合作体制、政府职能社会化、引人政府干预的成本效益分析、在政府管理中引入绩效管理制度、建立独立管制机构、建立不同管制机构之间的信息共享合作机制等等。虽然各国在金融监管及体制方面都进行了改革，但是金融监管理论与理念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以致于金融监管不能与金融业本身的发展同步，最终导致了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性金融危机。
综上所述，过去一百年来的金融监管理论只注意到了金融体系对整个经济的特殊性影响，却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金融活动本质性和金融体系运作的特殊性。此外，过去的金融监管理论一直是以经济学原理为基础，而忽略了法学理论，因此难以实现金融监管目标。为此，我们有必要重新塑造和构建现代金融监管的理念。二、现代金融监管理念的重塑与构建
(一)依据金融的本质属性和金融体系运行的特殊性来重塑金融监管理念
金融的本质属性和金融体系运行的特殊性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金融体系的内在脆弱性。美国经济学家明斯基曾指出，由于实际经济运行中投资的高潮与低谷的交替出现，信贷资金的规模、结构和融资类型的变化，债权债务关系的不稳定性几乎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第二，金融危机爆发具有周期性。金德尔伯格沿着明斯基的思路发展出投机一疯狂一恐慌一崩溃模型，并以此说明金融危机所具有的周期性。他认为，在这一方面，金融危机同经济危机是相同的，但二者不具有同步性，金融危机往往先于经济危机，并加速了经济危机的爆发。
第三，不对称信息是银行遭到挤提的根本原因。1992年，吉本斯在其《博弈论入门》一书中将在完全但不完美信息条件下的动态博弈论引入对银行行为的分析中，他指出：银行并不是博弈的局中人，它的所有行为全是随着客户的行动而确定，因而，挤提现象的发生与否完全是由银行客户之间的博弈决定的，而不是银行的不恰当行为。因此可以推出，银行体系的不稳定性来自于银行制度内部，与银行经营效率并无直接的关系。并指出了这种内在的不稳定是无法通过银行自身来解决的，外部的管理与风险分担就显得更为重要。
第四，金融机构的资产质量决定其脆弱性。金融机构的资产负债比率的质量问题主要是由资产方面的变化所引起的，其原因就在于金融机构的负债往往是金融机构自身可以决定的，而资产部分的价格则是市场决定的。
第五，金融资产的性质决定了金融市场的特殊性。金融机构的资产主要是金融资产，就是我们一般所说的金融工具。金融资产是区别金融企业与实体经济企业的根本标志，离开金融资产的“金融机构”是不可想象的，将与实体经济企业没有本质区别。金融资产不是可以消费的商品，是为了牟利而发生的产品，其自身可以说没有效用，所以其意义不在于其自身的消灭，进行价值的转移，而在于通过将其作为交易对象而进行频繁交易进而获利，这就是我们称其为工具的原因所在。
总之，金融的本质属性和金融体系运行的特殊性是客观存在的，它决定着金融体系的风险不可避免地发生，仅仅依靠市场约束和内部控制无法解决其风险的产生，因此要依靠外部监管在某种程度上减少其自身的脆弱性，也就是说要坚持市场自律与政府干预的平衡。由此，金融监管的理念必须是从内在脆弱性的根源入手，才能达到有效监管的效果。
(二)依据金融资源思想的基础来重塑金融监管理念
金融资源观念的确立是对金融理念的彻底更新，更重要的是在社会、经济活动中把金融作为资源来对待。而实现从理念到行为的转变，建立金融资源法律体系是必然的选择，作为防范金融风险的重要制度——金融监管制度也应该以金融资源为理念，这样才能保证金融资源开发、配置趋于合理和科学化，也能够真正达到金融监管的风险防范效果。
随着社会、经济和科学技术的发展，资源已经开始逐步超越自然领域而进入社会领域，许多社会性因素开始逐步被揭示和阐释出了“资源”属性，甚至开始成长为人类存续的主要资源，如智力资源、信息资源、金融资源等。金融是资源，是重要的社会经济资源，是战略性资源，它具有客观性并内在于经济，是社会经济运行体系的内在构成要素，而不是社会经济活动的外在因素。它的本质特性是有用性、储藏性、开发性、有限性，这与一般资源的特性相一致。另外，它还具备自身的特性，如中介性、社会性、层次性。既然金融是资源，而且又符合一般资源的特性，因此它的使用和开发就应该与一般资源一样都要受到国家的总体协调和管理。任何一种资源的开发利用对社会经济的运行既具有巨大推动功能又具有极大阻抗的基本特性。因此开发本身是一把双刃剑，适度开发，就可获得推动社会和经济发展的巨大功能和效果，否则会引起社会和经济环境及经济结构的扭曲，其恶性结果的积累必然引发金融危机或经济危机。因此需要在国家的统一监管下来进行对金融资源的开发和利用。
20世纪30年代以来的历次经济金融危机表明：一旦一国金融资源部分或全部遭到破坏，某一层次或某些层次的资源的内部和外部正常秩序被打乱、正常运行被阻断、均衡被破坏或功能弱化或破坏，则不同形式的金融风险就会逐渐累积并以突然爆发的方式公开释放出来，从而在很短时间内传遍全国、全球，引发经济金融危机，乃至社会与政治危机并危及国家安全。
(三)依据法律的目标来重塑金融监管理念
金融监管理念篇2
今年8月底，中国人民银行广东省顺德市支行辖内金融机构平均收息率达到73．9％，比1999年底提高了16．9个百分点，并一举扭转了1999年整体亏损的局面。记者在采访顺德市金融机构的主要负责人，了解顺德市金融业缘何出现如此大的变化时，他们普遍认为，主要原因是人民银行顺德支行进行了创新监管理念的成功实践，促使全辖金融机构进一步确立“效益兴行”的思想，逐步建立了以效益为核心、适应市场经济发展需要的经营管理机制，进而相继走上了良性循环的发展轨道。
创新金融监管理念的形成
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和国际经济金融一体化趋势的逐步加强，经济的不稳定性日益突出，这向处于新旧体制磨合期的人民银行提出了更大的挑战。我国的一些地区尤其是金融业相对发达的地区，人民银行的金融监管职能作用与金融业向更高层次发展的要求，开始出现不相适应的迹象。实践要求人民银行金融监管目标，必须随着经济金融环境的变迁适时作出调整，使金融监管与金融企业的商业化发展相一致。
和我国其他地区的金融业发展一样，顺德金融业在迅速发展的过程中，依然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总体来看，这些问题体现在三方面：一是银行信贷资产质量差，历史积累的不良资产总量大。1999年底，顺德市金融机构不良贷款余额181亿元，比例高达34．7％；二是金融机构经营效益差，亏损面大，资产收益率普遍较低。1999年底，顺德市金融机构平均综合收息率仅为57％，9家金融机构中有5家亏损。三是违规经营屡查屡犯、金融案件时有发生。这表明繁荣的顺德金融背后，还存在着一些深层次的风险隐患。
人民银行顺德市支行的主要领导，在对顺德市所有金融机构进行了详细的调查分析以后，一致认为顺德金融业深层次风险隐患尚未消除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人民银行没有对金融机构的经营效益进行有效的监管。为此，他们创造性地提出，在防范化解显性金融风险已经取得明显成效的基础上，应该尽快实现金融监管重点的转移，即实现监管重点从单纯业务和风险防范监管转移到以经营效益为核心、带动业务和风险防范监管上来，进一步增强顺德市金融机构的抗风险能力和市场竞争力，彻底改变人民银行监管低效的被动局面。
金融监管理念的转变，促使人行顺德支行明晰了一种创新的金融监管思想，即把对金融机构的财务监控作为切入口，建立和完善金融机构的效益监管体系，以金融企业最终经营成果作为监管的主要依据。新型监管理念中最关键的是，要规避金融企业现行会计核算制度的缺陷，真正建立客观真实地反映金融企业业务经营全过程的会计核算制度，其核心则在于建立一套科学的会计核算指标。现行的会计核算制度，由于没有把银行不良贷款纳入其损益核算范围，已成为影响银行收益数据真实性的重要因素之一。改革后的核算制度必须准确认定银行贷款损失，而且必须能够按照收付实现制的原则来核准银行的实际收益，侵入民银行的金融监管工作服从和服务于金融机构经营效益的实现和提高。
创新金融监管理念的体现
在创新金融监管理念的推动下，按照新的金融监管思路，从今年年初开始，人行顺德市支行全面开展了金融监管创新工作，并制定颁布试行了《中国人民银行顺德市支行效益监管整体方案》(下称《方案》)。
《方案》中的“效益”概念，已不是现行不合理的会计核算制度以及缺乏损失补偿机制的金融机构账面利润，而是市场经济条件下金融机构的完整意义的效益。它不仅包括资产收益和其他收入来源的增加，还包括负债成本和其他成本费用的减少。
《方案》的基本思路是：以金融机构权责发生制下核算的本期财务收益为基础，扣减本期发生的各项资产损失以及虚增盈利，得出本期真实的经营收益，以此为依据，计算一系列考核指标值，再按照一定的考核标准对金融机构的经营成果进行综合评价，然后根据综合评价的结果对金融机构进行相应的的监督和管理。
《方案》的基本思路决定了效益监管的中心操作环节是对金融贷款损失的动态界定。对于不能正常收回本金的贷款，在设定的考核期内，分三种情况进行界定：(1)若不能正常收回利息，则这种贷款全部记入损失；(2)若只能正常收回部分利息，则这些贷款按照欠收利息的比例部分记入损失；(3)若能正常足额收回利息，则这些贷款不计入损失。
这种贷款损失认定方法的原理是：目前贷款收息不采用利随本清的方式，一般采用按月计收，极少一部分采用按季计收，因此，若有贷款不仅不能正常地按时收回本金，而且在有相当时间跨度的考核期内欠收利息，则这部分贷款资金在此后一段时间内能够收回的可能性将极小，而且欠息情况越严重，能够收回的可能性越小，所以，可以认为这部分贷款资金已沉淀。而对于商业化的金融机构来说，若沉淀了的信贷资金能够正常足额收息，则与该信贷资金没有沉淀、从而被收回重新放贷收息所产生效益是基本一样的；反之，若沉淀的信贷资金不能收息或不能足额收息，则该信贷资产对于金融机构来说，就是完全或部分失去了使用价值。这种既不能产生效益而又因为沉淀而不能保支付的资金，对金融机构来说是名存实亡的。依据这一原理，考核期内贷款损失余额的增加值就是一个机构在该考核期内的贷款损失值。《方案》有关贷款损失动态界定原理的这种客观性和全面性，使其很好地避开了历史包袱对计算本期损失的干扰，从而为金融机构经营成果综合指标体系和评价标准体系设立奠定了基础。
创新金融监管理念的实践
银行不良贷款率不断攀升、资产质量状况的逐步恶化，严重阻碍了我国的金融改革与发展，但是在传统金融体制下，人民银行的金融监管不可能最终促使金融企业确立以效益为核心的经营理念而成为完整意义上的理性经济人。对此，中国人民银行顺德支行的高同裕行长认为，人民银行要全面推进不良贷款的促降工作，与其对金融企业的经营管理行为进行监管，不如对金融企业的经营管理效益进行监管，使有效的经营管理成为金融企业自身的要求，以达到“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监管效果。
他认为效益监管才是人民银行督促和帮助金融企业化解不良贷款的根本途径。效益监管解决了监管宏观刚性与经营微观灵活性的矛盾，使人民银行与金融企业两者的根本目标达到了高度的一致。在这种监管模式下，金融企业来自管制的压力消除了，但是来自竞争的压力却增大了。金融企业因而不得不自觉放弃“不计成本，不讲效益”的经营方式，使争设网点、高息揽存等现象将不禁而止。同样，效益监管的实施，必将使金融企业从一开始就按照商业原则向借款人发放贷款，对借款人的信用进行严格分析，从而极大地提高信贷资产质量；另一方面，金融企业也会通过各种途径来盘活信贷资产质量，以达到增加收益的目的。
效益监管的核心是金融企业经营成果综合指标体系和评价标准体系的设立，而其中心操作环节则是对贷款损失的动态界定。据此，高行长认为，效益监管实现了权责发生制和收付实现制的有机结合，保证金融企业在社会信用整体水平仍然不高的现实条件下，能够对财务收支进行正确核算和对经营成果进行真实反映。从人民银行的角度看，金融监管的有效性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由于《方案》既体现了对传统金融监管理念的继承，又体现了对传统金融监管理念的革新与发展，客观上有助于培养良好的银行经营文化，有助于推动金融企业现代银行制度的建立。测试结果表明，《方案》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并且《方案》对银行贷款损失的动态界定，可以准确地反映金融机构信贷资产质量的真实状况。因此，《方案》在顺德市金融业的试行工作进展相当顺利。辖区金融机构的经营管理状况开始朝着监管预期方向发展。
顺德市某金融机构，资产沉淀严重，被认定为高风险机构，但由于其贷款以中、长期为主，且做了“贷新还旧”和“追加贷款”的处理，所以1999年末其会计报表反映的不良贷款率只有0.73％，而采用《方案》的认定方法，该金融机构1999年末的贷款损失率达到80％，比较真实地反映出其信贷资产质量的实际情况。这充分说明，《方案》能够有效避免“贷新还旧”、“追加贷款”、“以贷收息”等方式对金融机构信贷资产质量真实性的扭曲，其对贷款损失认定的标准明确、计算结果惟一，完全不以借款人提供的财务报表数字是否真确、贷款质量评价人员的判断是否客观、贷款质量的评价标准是否统一为转移。这就为人民银行顺德支行动态地掌握辖区金融机构经营管理的基本情况创造了条件。同时，《方案》还提出了促进金融业向更高层次发展的初步思想和基本方法。为此，《方案》试行后，顺德金融业出现了积极变化，金融机构开始转变经营理念，理性地追求“效益规模基础上的资产规模”，在支持社会经济发展的同时，寻求自身历史包袱的消除以及可持续发展的方向。
场景之一。
工行顺德支行：把“蛋糕”做大，从优质资产业务拓展中求效益。效益观念的强化，使工行顺德支行在贷款投向和投量方面积极争取主动，(1)突出重点，开拓优质客户市场，不断加大对aaa企业的信贷投入，以确保资产收益率的逐步提高。(2)注重特点，开拓票据融资市场，仅上半年该行贴现余额达到62744万元，占顺德市贴现余额的44.6％，为该行带来利息收入1496．2万元，成为该行较大的效益增长点。(3)创建试点，开拓非生产流通领域企业信贷市场，寻求新的资金运营途径。(4)围绕热点，开拓住房信贷和消费信贷市场，6月末，该行的上述两项贷款余额已经达到8143万元，比年初增长了五倍。该行通过这些举措，在经营效益方面取得了重大突破，实现了扭亏为盈。
场景之二。
中行顺德支行：迅速减员增效，广泛开展“节约创效益”活动，打好“翻身战”。面对人浮于事、连年亏损的巨大压力，中行顺德支行在效益观念的驱动下。从今年5月底起全方位开展综合治理工作。已减员近300人，同时，先后出台了《中国银行顺德支行2000年费用开支管理办法》和《中国银行顺德支行节约创效益实施方案》，加强了成本费用的控制和管理，达到了增收节支的目的。上半年，该行较去年同期减亏8038万元，减幅达54.39%，占佛山全辖减亏额的80%。
场景之三
农行顺德支行：加速对中间业务的系统化、集约化整合，提高中间业务收入对经营效益的贡献率。首先是重点立项，着重拓展了七个项目，包括社会保险业务、与电信局联网扣费业务、网上申报纳税业务、证券理财业务、住房公积金业务等。其次是采取措施，保证整合工作的顺利进行。这些措施包括公关领先、功能设计、技术支持、人力投资等。对中间业务的整合增强了农行顺德支行的营利能力。仅上半年，农行顺德支行已实现账面利润1.62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0．89亿元，完成全年任务的51．3％，其中中间业务实际实现收益866万元，比去年同期增加203万元。
场景之四。
顺德农信社：千方百计消化历史债务，不断增强发展后劲。沉重历史包袱使顺德农信社不敢轻言效益。为寻求人行顺德支行效益管理模式下更广阔的发展空间，顺德农信社提出了“三个一点”的历史不良资产处置方案，即“归还一点、落实一点、减免一点”，用实事求是的态度，争取最大限度地消化历史债务。
顺德市的其他金融机构也在《方案》的指导下，努力在依法合规经营的前提下逐步提高经营效益，积极创造良性发展的源动力。9月末，人民银行顺德支行对《方案》实行工作进行的初步测试表明，《方案》实施效果显著。辖区9家金融机构中有5家盈利，其中4家机构也全面实现大幅减亏，全辖金融机构盈亏相抵，整体盈利19170万元，有效地扭转了1999年整体亏损的局面。的确起到了“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作用。它使加强资产管理、成本控制、内控制度建设、金融案件防范等成为金融机构经营管理的内在要求。使人民银行在节约监管成本的同时，能够大大提高监管工作的有效性。
金融监管理念篇3
金融全球化伴随世界经济一体化发展而来,并且已经成为经济一体化发展的核心内容,它是一个动态发展的概念,发达国家主导和推动了经济金融的全球化,广大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也不可避免的融入到全球化进程中,保持各国金融稳定,成为各国金融监管当局的首要任务。自90年代以来,金融监管理念已经有了重要的转变:
第一,强调安全与效率并重
90年代开始金融危机在全球的频繁爆发,使得金融自由化理论遭受质疑,金融的脆弱性引发的市场失灵提醒人们,在增强金融机构竞争的同时保持金融稳定是监管当局的目标。这期间西方主要国家的监管当局分别出台了一系列新的金融监管政策法规和指导意见,提倡在不影响金融安全与稳定的前提下,提高金融行业的效率与竞争力,主要包括美国1999年出台的《金融服务现代化法》,英国在2000年出台的《金融服务与市场法2000》,澳大利亚在1996年出台的《金融体系调查》报告(thewallisReport)。
从以上各国的实践我们可以看出,金融危机浪潮推动了金融监管理念的发展,各国监管当局在维护金融稳定这一基本目标不变的前提下,越来越注重妥善处理稳定与效率的关系,安全与效率并重是当前金融监管理念的核心。
第二,强调适度监管
如果监管当局强调安全优先,往往使监管者忽视监管的成本问题,导致过度监管。而仅强调效率,推进金融创新与金融自由化,过分关注金融业的效率,则会出现忽视金融安全,导致金融危机。因此现阶段国际金融监管的一个重要趋势就是越来越强调“适度监管”。
适度监管首先要求对监管进行成本效益分析,其目标是使预期净收益达到最大,力求使其金融监管措施更有利于金融体系的发展。其次,适度监管要求正确对待金融创新。金融创新是一把双刃剑。正是由于美国金融体系的创新能力,造就了华尔街的辉煌,也成为许多新兴经济体竞相效仿的对象。次贷危机的爆发,暴露出大量的金融机构违背“谨慎经营”的原则,利用创新滥用金融杠杆,利用资本市场过度融资造成金融系统与实体经济的深度灾害,同时也反映出金融监管在金融创新上的缺失。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表示:“金融创新是必要的,也是不能禁止的,但是创新后,应该了解这些创新产品的好处和影响,在监管上给予一定的重视。”中国银监会有关负责人也指出,应充分评估金融全球化影响的深度和联动效应,对金融创新的应用和推广作辩证分析。要更加稳妥地处理好监管与创新的关系,积极引导和扎实推进银行业金融创新,同时注重防范创新风险,坚持风险可控、成本可算、信息充分披露的监管理念。
适度监管还要求建立对“监管者”行为进行监管的有效机制,通过权力制衡防止权力滥用,避免金融监管的主观性和随意性。例如英国政府成立了专门的金融监管制约机构“金融服务和市场特别法庭”(FinancialServicesandmarkettribunal),并于2001年12月1日与FSa同时开始运作。该法庭主要审理发生在FSa与被监管机构之间且经双方协商难以解决的问题。“金融服务和市场特别法庭”的成立,形成了新的权力制衡机制,有助于FSa能够更好的行使《金融服务和市场法案》所赋予的各项权力。而美国也已经认识到在权力制衡方面存在的差距。2009年3月,美国财长盖特纳在出席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听证会时指出,目前金融体系在检查机制及风险平衡方面仍存在不足,而这可能引发系统性的后果。盖特纳说,美国有“责任”修补自身金融体系,并增强全球对市场经济在适度监管下能够走向繁荣的信心。
虽然没有一种金融监管模式能够适用于所有国家,但是在金融全球化发展的背景下,各国都加快了金融改革的步伐,其中金融监管模式的转变成为改革的核心内容,从各国实践分析,主要呈现以下两个特点:
第一种:分业监管向统一监管转变
1999年《格拉斯一斯蒂格尔法》的废除则标志全球的金融业务日益向混业经营的方向转变,与之相适应的金融监管模式也日益朝着混业监管的方向演变。
在金融全球化发展背景下,全球性金融危机的不断肆虐,促使世界各国都在混业经营和混业监管的大框架基础上,积极推行金融监管的变革。美国采取的是由美联储、专门监管机构及州政府形成的伞状分层的金融监管模式,其实质上是一种统一监管与分立监管相结合的模式。与此同时,英国、日本等国也通过金融改革建立了统一的监管框架。统一监管模式将中央银行从监管体系中分离出来,使得监管机构和中央银行各司其职,集中精力专注于金融监管和货币政策。这种专业化分工的结果,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监管目标与货币政策目标不能兼顾的矛盾,有利于金融体系的整体稳定。与此同时,统一监管有利于监管设施和信息的共享,提高了监管效率,降低了监管成本。尤其是英国实行统一监管模式后,提高了英国金融市场的全球竞争力和吸引力,进一步强化了伦敦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更是为世界各国混业监管的探索提供了有益的启示与借鉴。
金融监管理念篇4
关键词：金融市场；金融市场准入监管；理念重构；制度设计
文章编号：1003－4625（2009）01－0054－06中图分类号：F830.9文献标识码：a
abstract:economicglobalizationisbothanopportunityandchallengetoourfinancialsystem,soChinashouldadoptscientificandrationalconceptsandmethodstofaceit.asforfinancialmarketadmittance,thefirstandthemostimportantstepoffinancialindustry,suitablesystemsshouldbeadoptedsotofacethechallengeoftheeconomicglobalization.aimingatthesupervisionadmittanceoffinancialmarket,ideasareproposedfromconceptsreconstructionandsystemdesigntoensureitsfunctionrealization.
Keywords:Financialmarket；SupervisionadmittanceofFinancialmarket；ConceptReconstruction；SystemDesign
市场准入制度，是国家准许自然人、法人或其他组织进入市场的有关条件、程序的制度和规范的总称。该制度是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随着市场对人类生活的影响范围和程度日益拓展和深化，为了优化市场结构，保障市场经济秩序的需要而逐步建立和完善的。
市场准入制度是塑造市场主体的核心环节，是国家对市场进行干预的基本制度，它既是政府管理市场的起点，又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其他一系列制度建构的基础性的经济法律制度。金融市场准入属于特殊市场准入中的经济性市场准入。
一、我国金融市场准入监管的现状考察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金融机构越发多元化，金融工具和金融业务也日益多样化，基于此现实状况，中国人民银行于1982年设立了金融机构管理司，负责研究金融机构改革，制订金融机构管理办法，审批金融机构的设置和撤并等。后来又从该司中分设出条法司、非银行机构司和保险司，原金融机构管理司改称银行司；另外，还成立了外资金融机构管理司。
1986年国务院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管理暂行条例》中，突出了中国人民银行的金融监管职责。
1995年颁布的《中国人民银行法》首次以国家法律的形式赋予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的职权。为了加强国家对证券、期货市场的监管，1992年成立了国务院证券委员会及其监督执行机构――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1998年3月撤销了国务院证券委员会，其职能由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行使。根据1998年7月23日证券监管机构体制改革方案，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为国务院直属事业单位，是全国证券、期货市场的主管机关，依照法律法规对全国证券、期货业进行集中统一监管。随着我国保险机构的增多及保险业务的不断发展，1998年11月又专设了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专门负责对保险业进行监管。伴随上述金融监管机构的设立及其运作，我国的金融监管取得了一定的成效，然而，作为金融监管的关键环节，金融市场准入监管法律制度仍缺乏系统性。
金融市场准入监管并不是一个孤立的环节，它与其他监管环节相辅相成。我国在实施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分业经营的基础上，建立了银行、证券、保险分业监管的体制框架，分别由人民银行、证监会和保监会对银行业、证券业和保险业实施监管。该体制在特定的时期发挥了较大的功效，但局限性也显而易见：金融业的发展空间受限；国内金融业的平衡发展与国际金融业发展和监管趋势的矛盾日益显现等。而我国金融市场准入法律规制存在的问题集中体现在以下方面：先改革后立法，且市场准入的规则体系不完善；行政垄断和行业垄断形成的既得利益集团已经构成继续改革的阻力；缺乏相对统一、独立、权威的规制机构，执法机制存在严重缺陷。
二、金融市场准入监管法律制度的国际考察及借鉴
金融市场准入监管法律制度在有些国家和地区发展较为完善，值得我国借鉴，其中尤为典型的是美国、欧盟和韩国，具体考察分析如下：
（一）美国金融市场准入监管法律制度考察
鉴于美国对银行业的监管起步较早，至今已经建立起了适合本国经济实力和国民经济发展要求的银行业准入监管体系，监管指标体系完备，措施有效，故而，其金融市场准入监管制度可以银行业市场准入为例进行考察，具体如下：
1.资本金监管层面的要求。美国在准入资本监管方面的要求具体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其一，最低资本要求根据美国《国民银行法》的规定,国民银行的最低注册资本为10万美元。
其二，缴付银行资本要求：资金来源要求；缴付资本的形式。
2.权限构造层面的要求。权限构造层面的要求表现为：
首先，单个股东持股限制美国在这一点上仍然保持比较宽松的要求，对单个股东持有银行资本的最大比例没有限制。
其次，关联方持股的限制美国监管当局对于关联方持股与单个股东持股一样，态度较为宽容，对其持有的银行资本的比例未设定限制，关联方可以拥有100%的银行资本。
再次，对非金融机构或非银行金融机构进行持股限制。
3.业务层面的要求。美国的业务准入限制体制近年来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从严格的分业经营到默许的混业经营再到混业经营合法化。具体表现为：
其一，银行从事证券、保险业务限制。美国准许银行从事证券业务，但公司证券的承销和交易必须通过银行控股公司的非银行附属子公司方可经营保险承销和销售业务，国民银行及其附属子公司一般限于保险销售业务。
其二，银行从事不动产交易、非金融机构股权投资限制。美国银行从事不动产业务仅限于对银行房地产投资；银行可以通过银行控股公司持有非金融公司5%的有表决权的股权。美国对后分业经营时代的银行经营范围保持了相当的谨慎，既为了提升美国银行的竞争力而着力于拓宽美国银行的经营范围，同时又对银行直接从事非银行业务做出了明确的限制，将银行从事实上的无限责任承担者转变为由银行持股公司承担的有限责任。
4.高级管理人员层面的要求。美国对高级管理人员的准入监管作出了一系列的明文限制，较为严格，可以从以下三个原则中得到体现：
其一，适当与适合原则。
其二，“四只眼”原则。
其三，居住地或居民身份要求。
综上，美国在金融监管方面的法律门类繁多，基本涵盖了金融活动的所有领域，但不足之处在于这些法律规范大多是为应付金融危机和金融创新而创设的，这些法律维护了金融体系的稳定，但缺乏系统性，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金融效率。
可以推测，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之下，美国最终也将会实现某种形式的统一监管，因为世界各国金融监管模式已经表明，经济市场化过程中，金融自由化的稳步推行更需要统一监管。
总之，美国的金融市场准入监管的优点是：能够使各金融机构处于层层把关，处处被规制的状态，利于发现漏洞；可以使规制机构处于微妙的相互制约关系中。缺点是：存在规制职能的交叉、重叠，造成人力物力的浪费；一定程度上造成政令不一和被规制机构无所适从；为防治被规制对象的流失必须放松规制。
但美国金融市场准入制度的发展无疑是利用政府力量调节金融自由化的典型。金融自由化是市场发展的要求，而金融的稳定和安全则是政府调节所追求的目标。政府力量与市场力量如何协调很难把握，而美国的实践对于中国在加入wto之后改进此方面的制度提供了很好的经验，毕竟，金融体系的安全与效率不但是国家宏观经济的客观需要，而且是市场主体的必然要求。
（二）欧盟金融市场准入监管法律制度考察
欧盟金融市场准入监管中较有特色的是其金融服务市场准入的发展。金融服务自由化必须以法律制度的完善为基础，法律制度的确立和运作应该与金融服务发展的实际相结合，欧盟的实践经验也恰恰验证了这一点，其经验对中国加入wto之后逐步完善规范金融服务市场准入的法律制度具有一定的借鉴价值。
欧盟金融市场准入监管制度在金融服务市场方面的精髓体现在其规范金融服务市场准入的法律体系上，欧盟内部关于金融服务市场准入的规定最早可见于《罗马条约》，但是规范金融服务市场准入的法律体系，是随着之后《第一银行指令》和《第二银行指令》的出台才形成的。
通过对欧盟金融服务市场准入法律制度的演化及其效用的分析可以看出其基本思路为：基于其建立统一市场的指导思想，从市场准入制度入手，构建统一市场平台；彼此通过对对方法规的相互承认实现单一许可制，确立金融服务法律体系的宏观指导思想，同时注重对金融市场主体权利的尊重。欧盟的作法是以市场力量为主导，在充分尊重市场主体私权利的前提下，将政府公权力定位在公共服务上。其整套的法律体系呈现出内外协调统一的特点，基于GatS很多做法曾借鉴欧盟立法，今后金融服务市场准入之发展，也必然会与欧盟现今做法存在某种程度上的相似性。欧盟在此方面可供我国借鉴的经验在于：
1.欧盟内部金融服务市场准入限制措施不具有歧视色彩。我国要制定具备发展空间的法律规范，应该在此方面向欧盟借鉴。
2.我国在利用金融服务市场准入限制时，应注意对金融机构和消费者私权利的保护。
3.在改进我国在入世时所作的承诺时，应努力消除结构等所造成的市场准入限制。要将欧盟的经验具体实施，首先在于成立专门机构以负责调查中国金融机构的海外待遇。该做法可以具体了解双方在市场准入上的实际差别。
我国在此方面的经验欠缺，对于我国金融机构进入欧盟市场形成了一种障碍。虽然GatS有关透明度的规定，但理论适用性缺乏，对于实际情形下本国金融机构在他方所受到待遇的了解，是确定本国金融市场开放程度的参照之一，亦是转变缺乏信息所导致的弱势的有力措施。我国应该在借鉴欧盟经验的基础上加强此方面的制度完善。
（三）韩国金融市场准入监管法律制度考察
对韩国金融市场准入制度的考察可以以1997年第四季度韩国发生的金融危机为分界点。该次金融危机爆发前，韩国政府进行了一系列金融体制改革，与金融市场准入有关的包括：
1.韩国金融自由化的创新。1972年起韩国政府加速培育和扶持非银行金融机构和各种金融市场(如证券市场、企业短期融资票据市场等)。政府的主要目的是通过这些有组织的金融机构吸引地下金融市场的游资向企业融资，以弥补商业银行系统资金供应的不足。
进入上世纪80年代，政府逐步放松了对利率的干预和控制。1981年，企业短期融资票据市场的利率全部开放，企业中、长期债券的利率可在银行利率的上下各100个基本点内自由浮动；1982年，取消了一般性贷款和政策性贷款之间的利率差；随后几年，其他融资工具，如可转让企业债券、可转让大额存单等的利率也被放开。
与此同时，为提高银行的经营自由度，1982年政府宣布放弃对银行的信贷规模和额度的直接控制，转为通过存款准备金比率、公开市场业务和再贴现率进行间接控制。
随后，韩国货币当局把银行的存款准备金比率从70年代的23%调低到5.5%，以期扩大银行自由放款的数量和利润。
2.韩国放松管制，倡导金融国际化的改革。进入上世纪90年代，韩国政府认识到80年代金融改革的片面性和不彻底性，准备继续深化金融体系自由化，但另一方面，韩国政府却又紧紧抓住银行的存贷款利率不放，对金融市场持续进行干预。韩国金融市场体制上的缺陷，是导致金融机构和企业高负债经营的一个诱因，也为韩国金融危机爆发埋下了伏笔。危机爆发后，韩国政府为克服金融危机采取了一系列应对措施，并取得了实效，具体包括：
其一，在市场准入上放宽对外资的限制，引进外资进行金融改革；政府改变了原来重人事、不重经营效益的银行经营策略，强化贷款审查程序，依据企业的实际偿还能力确定贷款额度。
其二，在促进银行合并的基础上，金融市场准入中倾向于民营化。1998年3月30日，韩国政府了《促进汉城银行、再一银行民营化方案》，开始推进银行民营化。其中汉城银行民营化借助的是英国汇丰银行的资本。1998年4月，《金融系统结构调整方案》，开始大规模进行银行合并。
总之，韩国金融市场准入制度的经验集中体现在，金融市场应加大自由度和国际化的进程，在此进程中要突出强调市场准入制度的功能优势，而在应对危机措施上要采取开放型思维，即不要忽视市场自身的作用，在市场准入上放宽对外资的限制，引进外资进行金融改革，而在金融市场准入中一定程度上要倾向于民营化。
三、我国金融市场准入监管法律制度的理念重构
市场经济条件下，各国在制定、实施国家经济政策和行使政府干预职能时必须站在国际高度考虑连动效应，努力寻求国家间经济政策的协调，才能保证世界经济的和谐发展。而要做到金融市场准入监管理念的更新，须从以下两方面实现突破：
（一）政府层面上的理念重构
金融市场准入监管法律制度在政府层面上的理念重构指的是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政府经济职能的重新定位。
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政府经济职能的定位等价于明确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但政府经济职能的作用范围、程度及具体方式，因各国的国内情况和国际经济地位的不同而有所差异。经济全球化对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成熟市场经济国家与转型期国家的内涵显然不同。因此，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正在转型中的或者初步完成转型的发展中国家在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时，应当顺乎经济全球化的趋势，给政府经济职能重新定位。
就我国的国际环境而言，应以“入世”为起点展开，对我国政府经济职能的重新定位提出原则性、方向性要求，这可概括为：
其一，适度性。wto规则对政府干预既允许又限制，应当将政府干预的力度限定在不损害市场机制、不妨碍贸易自由的幅度内。
其二，规范性。政府经济职能既要符合国内法律规定，依法行政，又要避免与wto规则及中方承诺相冲突，符合国际通行做法。
其三，统一性。凡涉及wto规则的相关领域，必须保证各层级法律与政策的统一性，避免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行政执法依据的矛盾、冲突。
其四，效能性。政府应更新管理理念，提高管理效能，从重审批转向审批与管理并重、管理与服务并重，从全面监管转向以重点监管为主，从运动式、间歇式大检查大清理转向常规式监管。
其五，服务性。政府应实现“管理者”到“服务者”的角色转换，按照wto规则完善对外贸易的法律体系，为国内企业参与国际竞争提供高水平的公共服务，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其六，透明性。政府政策应具有较高的透明度、可预见性与稳定性，凡涉外经济管理政策法规都应当在主要媒体上公布；大力推广听证制度，保证政策制定与执行程序的透明度，避免决策的随意性与盲目性；建立统一的法律政策咨询机构，统一对外解释法律与政策的具体内涵，保证国内外企业能够随时了解政策变动。
按照上述基本要求给我国政府经济职能重新定位，应当依据全球性制度体系来审视世界和本国的经济发展问题，从世界经济整体发展的高度推动政府制度创新，转变政府职能，实现本国经济体制与全球性制度的基本协调，充分利用全球性制度资源，降低本国经济的运行成本，并在全球性市场缺陷显现时利用全球性制度和本国制度创新加以弥补。政府经济职能的定位应秉承规范性的前提要求，以透明性和统一性为根本要求，在适度性的匡正下，发挥政府的服务性职能，最终实现政府效能的大飞跃。
（二）市场层面上的理念重构
金融市场准入监管法律制度在市场层面上的理念重构指的是破除金融业进入壁垒以克服市场准入监管理念的瓶颈。
金融业进入壁垒是影响一国金融业市场组织结构、金融企业市场行为,从而最终决定市场绩效的重要原因之一。发展中国家金融业的进入壁垒主要表现为行政性壁垒。原因在于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任务的迫切需求和单调的金融市场结构之间存在冲突，而国家往往把为经济发展筹措资金的重任压在银行身上。要做到这一点，国家对金融业的垄断和控制就成为必不可少的手段。
为此各国在金融业的市场进入上，往往采取限制民营金融机构的办法，用以保护公营金融机构的经营环境，从而最大限度地将资金集中到国家可以控制的国有金融机构手中。而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以后，降低金融业的进入壁垒也是各国金融改革无法回避的历史过程。随着国内、国外金融经济环境的变化，国家垄断的金融市场格局越来越不适应经济发展的要求，各国此时一般都开始放低金融企业进入壁垒,放松对民营金融机构的限制，增加金融市场竞争的主体，从而达到提高金融资源配置效率和金融运行效率的目的。降低金融业进入壁垒的改革应与金融业存量改革相配合，降低金融业进入壁垒的改革虽然使得民营金融机构进入市场更加便利，但如不对原有金融企业，特别是居于垄断地位的国有金融企业进行改革，则这种增量改革就会由于存量的牵制而无法实现提升金融主体竞争意识，增加市场活力的主要目的。
建立一个组织完善，充满活力，资源配置效率高的金融市场体系，一直是我国金融改革和金融发展的目标。而金融业进入壁垒的破除还有赖于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近年来我国的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是应对“入世”的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给政府经济职能重新定位一大举措。虽然以大批量取消行政审批为内容，但不是以取消行政审批为目的，而是要实现行政审批的法制化、合理化、科学化。
改革的关键在于实现制度创新，将取消审批事项与重构和规范政府经济行为结合起来，建立与市场经济体制和wto规则相适应的行政审批制度。制度创新的主要内容应当包括放松规制和强化规制两个方面。
总之，经济全球化是一种现实，“政府的真正选择不是如何与全球化作斗争，而是如何控制全球化，全球化将要求对内和对外的创造性政策”。
因此，我国政府经济职能的重新定位以及金融业进入壁垒的破除都应该在本国经济最大承受力的基础上寻求与世界经济融合的最佳方式，策略地参与经济全球化，以最小的成本获取最大限度的利益。而要真正达到此目标，必须要实现金融市场准入监管理念的更新。
四、我国金融市场准入监管法律制度的功能实现路径
要保证我国金融市场准入监管的功能实现，必须选准突破口，毕竟，我国金融机构之所以缺乏自主创新的动力，金融机构本身产权不明晰、缺乏激励和约束机制是重要内因。
为此，必须围绕金融市场准入展开，针对金融工具的有限性，可利用证券市场的先发优势，适时发展期货、期权等衍生金融工具；针对负债类业务多于资产类业务，积极发展票据和国债回购市场，推进金融资产的证券化进程；针对金融效率对交易和清算手段的依赖性，着力进行金融电子信息化建设，使金融运作基于电子化的平台而获得质的飞跃，这都需要金融市场准入监管的支持和保障，也就是实现我国金融市场准入监管的具体功能问题，其相应的法律制度路径如下：
（一）宏观上，金融市场准入监管法律制度的功能实现路径
就宏观意义而言，金融市场准入监管法律制度的功能实现路径包括：
1.建立健全系统性的监管体系
建立健全系统性监管体系包括中央银行监管、行业组织自律、金融机构内控、社会监督的交互配合，具体包括：
其一，建立健全金融监管的专门机构，完善金融监管的组织体系。就银行监管而言，可以设立中央银行银行监管委员会专司监管，由其负责除证监会和保监会监管范围之外的监管工作。具体而言，就是执行银行（含外资银行、附属机构等）、信托投资公司、城乡信用合作社的监管。中央银行的分行和营业管理部以及其他各级支行的银行监管委员会亦参照设置，这样有利于统一领导、协调运作和提高效率。
其二，在准入监管中加强对金融机构内部控制系统的考核；金融机构内部控制的着眼点在于保证金融企业资产的安全性和流动性，防范经营风险。内部稽核监控系统应有明确的监控目的、监控项目、专门负责监控的机构和人员、科学的方法与程序及向领导与有关部门反馈信息的制度。通过内部监测可以及早在风险显化之前作出预警，并反馈信息。
其三，在准入监管中充分发挥社会中介机构的社会监督作用，例如，应当充分发挥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等机构的社会监督作用。
2.加强金融监管法律规则体系的建设
金融监管法律的建立健全对监管体制能否发挥作用至关重要。如上所述，我国的金融法律法规尚有不足，其完善当从以下几方面进行：
（1）尽快完善主体法律。
与此同时，制订与金融法律相配套的实施细则，并对原颁布的有关法律、制度进行清理，对不适应的条款进行废除或修订。
首先，必须坚定地树立《中国人民银行法》的主导地位，积极构筑以《中国人民银行法》为核心，《商业银行法》、《保险法》、《证券法》、《信托法》、《担保法》、《票据法》等基本法律为框架，《贷款通则》、《外汇管理条例》、《外资金融机构管理条例》等业务和机构管理法规为主体，《银行间债券交易规则》、《银行间债券交易结算规则》等单项业务规章制度为基础的、层次分明、互相衔接、全面系统的法规体系。
其次必须抓紧制定各项法规的实施细则，实现金融法规定性与定量明晰的双重目标，提高其可操作性。
（2）加强我国金融监管法律制度对加入wto的回应。
目前，我国的《商业银行法》、《证券法》、《保险法》以及外资银行法中均存在许多与wto和国际惯例不适应的内容，急需修改。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许多国家的金融企业正在或已经向全能化迈进，如果开放金融市场，我国金融企业必将处于不利地位，这也对我国的分业监管体制提出了挑战。
我国现在已经出现了不同业务的交叉，如允许证券公司和基金管理公司进入同业拆借市场进行拆借、债券回购；以股票质押从商业银行取得贷款；允许保险公司进入银行间债券市场进行回购交易，允许保险资金通过证券投资基金进入股市等。
对这种“混业经营，分业监督”的现状进行管理，除了需要各主管监管部门的协调合作之外，超前性的立法也是不可或缺的，立法的前瞻性对我国金融市场的稳定具有重大作用。
此外，在制定、规范和完善经济性市场准入规制的法律，加强社会性市场准入的立法和执法基础上，还应当强化竞争法的完善。
（二）微观上，金融市场准入监管法律制度的功能实现路径
就微观意义而言，金融市场准入监管法律制度的功能实现路径就是完善金融市场准入监管的内容，具体包括两个方面：
1.实体层面的完善内容
在实体层面上，我国金融市场准入监管的完善主要体现在机构和业务的范围以及监管责任的建立健全上，具体表现如下：
其一，我国金融市场准入中的机构和业务范围随着金融创新日益加大，然而对该部分的监管内容过窄，已不能涵盖全部金融业务。
此外，一些准金融机构和准金融业务也未纳入准入监管的范围，例如将市场、社会集资等监管业务逐步移交给其他部门监管；社会保障体系中涉及的准金融业，如社会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农村养老保险等，分散于不同的部门经营和管理，未纳入统一的金融监管范畴。
故而，应当扩大金融监管范围，将金融创新业务和准金融业务纳入监管范围，以提高金融风险的防范能力。
其二，完善准入监管的责任体系，增强责任制度的可操作性，具体应做到：改进责任制中的激励约束机制；制定统一、规范的监管操作规程，以明确分解和定位责任；加快责任制的相关配套制度建设。
2.程序层面的完善内容
在程序层面上，金融市场准入监管的完善之策包括：
其一，在效率上，金融市场准入的审查应做到：简化手续，减少环节，提高效率。凡要经条件审核的，经确认后，各有关职能部门要密切配合，做到特事特办，急事急办。对资料齐全、手续完备的，在规定时限内完成审、报、批；对欠缺资料的可实行先批后补。
其二，在方式上，应当针对目前部分市场准入、业务范围、日常业务监管等方面过分依赖行政审批和非现场监管的实际，切实做到现场监管和非现场监管的有效结合。
其三，在手段上，要结合目前我国的金融市场准入监管手段较为陈旧，科技水平较低，无法真正实现对口监控，监管人员忙于监管资料的收集和层层上报工作，效率低，成本高的实际，要尽快实现金融监管手段的现代化，加强金融监管的电子化建设，充分发挥科技的辅助作用。
其四，在过程上，要注重金融市场准入这一事前监管方式与事中监管和事后监管的动态结合，提高整个金融监管的系统性、持续性和有效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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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监管理念篇5
理念，英语和希腊语拼作“idea”，它是一个哲学名词。在康德看来，理念指纯粹理性的概念。而黑格尔认为，理念是世界的本质，是事物存在的原则和基础，一切事物都不过是理念的外在表现，“事物之所以具有真理性都只是通过理念并依据理念的力量”。那么，银行监管理念是指贯穿于银行监管过程始终，指导银行监管实践并在监管中必须予以遵循和贯彻的原则及精神。确立适当和有效的银行监管理念对于控制银行风险，确保金融体系的稳健、高效运行，实现银行监管的既定目标是具有重要意义的。
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于1999年6月公布了《巴塞尔新资本协议》征求意见稿，准备用其取代1988年巴塞尔协议。在听取意见和充分讨论的基础上，委员会于2001年1月，再次了《巴塞尔新资本协议》(草案第二稿)，以在全球范围内征求银行界和监管部门的意见。新协议把最低资本要求、外部监管和市场约束作为银行监管的三大“支住(pillar)，并允许银行采用内部评级法来确定其风险资本要求，此举引起了国际金融界的广泛关注。《巴塞尔新资本协议》是在新的国际金融环境下经过反复讨论和酝酿而形成的，代表着国际银行业风险管理的未来发展方向。协议不仅内容上有创新，而且透出并反映了许多重要的监管理念，对这些理念尤其是效率理念的分析和研究，有助于我们准确把握国际银行监管的最新发展趋势，并用以指导我国银行监管的实践。
一、效率理念与金融监管理论的嬗变
何谓效率?《辞海》是这样定义的：①指消耗的劳动量与所获得的劳动效果的比率，或②一种机械(原动机或工作机等)在工作时的输出能量与输入能量的比值。而意大利经济学家帕累托(pareto)给效率下的定义则是：“对于某种资源的配置，如果不存在其他生产上可行的配置，使得该经济中的所有人至少和他们的初始时情况一样良好，而且至少有一个人的情况比初始时严格地更好，那么资源配置就是最优的。”什么样的(银行)监管是有效率的?michaelH·moskow教授认为(1999)，如果它在实现其追求的目标时，对行业的经营活动造成的附带损失最小，这种监管就是有效率的。为此我们认为银行监管的效率应包括两层含义：一是通过监管保护存款者的利益，促进被监管者市场竞争能力的提高和抗风险能力的增强，并由此提高整个银行业的效率；--是监管当局降低监管成本，提高监管本身的效率。
效率理念在银行监管领域的确立与近代金融监管理论的嬗变密不可分。1929—1933年大危机使金融市场的不完全性与金融体系的脆弱性暴露无遗，大批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纷纷倒闭，这给西方市场经济国家的金融体系带来了极大的冲击。基于对实践的深刻认识和传统理论的反省，建立在市场不完全性基础上的金融监管理论发生了转变，从主张自由竞争和政府不干预，转向限制金融业过度竞争，保障金融业的稳健经营。反映在银行监管理念上即表现为“安全优先”。
但政府管制并非完美无缺。一方面，宽泛而严格的外部监管使金融机构和金融体系的效率下降，压制了银行业的发展，从而最终导致银行监管的效果与促进经济发展的目标不相符合；另一方面，外部监管作为一种政府行为，其实际效果也受到政府解决金融领域市场不完全性问题的能力的限制，如监管人员不胜任，监管无法跟上金融创新的步伐，监管引发的道德风险以及行政性的外部干预严重扭曲市场机制的正常运行等。20世纪70年代后，随着以“金融压抑”和“金融深化”理论为代表的金融自由化理论的兴起，国际金融领域经历了一次大规模放松管制的过程。在理论上主张放松对金融机构过度严格的管制，特别是解除金融机构在利率、业务范围和经营的地域选择等方面的种种限制，恢复金融业的竞争，以提高金融业的效率。如果30—70年代金融监管理论的核心是金融体系的安全优先的话，(70年代以来的)金融自由化理论则尊祟效率优先的原则，自然，效率优先的银行监管理念也得以确立并被广泛认同。
进入20世纪90年代，国际金融领域先后发生了墨西哥金融危机以及1997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因此，金融体系的安全性及其系统性风险再次受到关注，并强调要加强金融监管。但显然，90年代以后强调的金融监管并非是70年代以前的“严格管制”，而是一种审慎性监管。它鼓励金融机构加强内控制度建设，强化信息披露制度，重视通过市场机制来发挥对金融机构的监督和制约作用。也就是说，新的金融监管理论并非是对以往安全性监管理念的简单回归，而是使提高效率与加强安全两者间相互融合与协调，监管的效率理念不仅没有被否认，恰恰相反，其内涵有了全新的拓展。
二、效率理念：来自各国国内立法与国际层面的分析
银行监管并非是金融压制和阻碍银行业的发展，而是在确保安全与稳定的基础上促进银行体系的公平、有效竞争。银行管理的目标之一就是创造一种提高效率并鼓励竞争的管理结构，促使银行服务适度化并在市场经济中更好地运作。
注重效率的监管理念首先表现在国内立法层面上。我们可以看到，近几年来不少国家的监管当局越来越重视金融机构的效率和竞争力问题，并将其明确列为监管的一项重要原则和目标。英国<金融服务与市场法)提出了“好监管”的六条原则，要求在实施监管时必须同时考虑并作为新监管方式的指南。这六项原则是：使用监管资源的效率和经济原则；被监管机构的管理者应该承担相应的责任；权衡监管的收益和可能带来的成本；促进金融创新；保持本国金融业的国际竞争力；避免不必要的对竞争的扭曲和破坏。日本自1994年着手进行的“金融大爆炸”改革后，也改变了过去单纯以安全为主的监管目标而将确保金融体系的安全、活力和金融市场的公正与效率作为自己的首要任务。美国的银行监管也从消极管理走向积极管理。随着70年代至80年代美国金融的平稳过渡和金融创新的强劲发展，美国银行监管当局日益感到放松金融管制、提高银行竞争与效率的必要性，于是推行所谓的积极管理，即管理是为了鼓励金融业的正常活动，促使金融机构更有效率地经营，是决策者合理内在计划的反映。美国1999年11月通过的(金融服务现代化法)也清楚地表明“美国开始将国际竞争，赢得全球市场作为目标”。
不仅如此，各监管当局采取的监管措施也更加注重发挥市场约束和行业自律的作用，强调银行业内控机制的建立，加强信息披露和透明度，在监管方式上也更显灵活性，其目的就在于通过监管促进银行间有效竞争，提高银行体系的效率。
在国际层面上，说到银行监管则不能不关注具有全球性影响的国际银行监管组织——巴塞尔委员会，其最近出台的巴塞尔新资本协议是国际金融实践与发展趋势的最新反映，对它的分析和研究是我们把握银行监管理念发展脉络的关键。通过分析，笔者认为该协议在制度设计和规则安排上充分体现了银行监管的效率理念，具体表现在：
1.从“监管资本”向“经济资本”转变
在管理系统性风险时，监管的任务就是将“外部性内部化”，即尽可能确保单个的投资决策者不仅将其个人面临的风险，而且将整个社会面临的风险都考虑在内。为了确保每一个投资者在做投资决策时将他或她强加给社会的全部成本都考虑在内，监管当局必须采取措施将社会定价差包括在其对风险的计算当中去。无疑，这对促使被监管者谨慎经营并最大限度地减少对社会的冲击与危害是有益的。但不加区分地要求每个银行将“平均”社会定价差考虑进去，实行“一刀切”的监管资本要求也降低了各银行的活力和效率。
在新协议中，巴塞尔委员会把监管资本与金融机构所需的经济资本进行了区分。监管资本是银行满足风险控制的最低要求，也是监管者进行早期干预的基础。而经济资本是银行基于内部管理的原因以及获得所期望的信用评级和其债务的风险溢价而持有的那部分资本，它是支住Ⅱ内容的一部分，由银行决定但受到监管者监督。显然，监管资本是监管者为确保银行在做出定价决策时把消极的外部性内部化的结果，而许多大银行通过更加精密、准确的内部模型计算出来的经济资本量可能要小于监管当局确定的监管资本要求。通常情况下，监管资本可以适当高于经济资本，但并非是越高越好。因为这涉及到被监管者对风险和收益的权衡，如果银行按监管资本持有资本数量远高于其实际需要的经济资本，那么，一方面说明其抗风险能力较强，但另一方面也表明其资产运用不充分，实际上降低了其资金使用效率。
2.完善资本比率的计算方法，提高监管效率
在金融形势日益复杂的今天，监管当局只有不断地吸收和利用银行自己开发出来的富有成效的管理方法和技术，才能更好地与银行自身的业务发展相一致，避免产生不必要的扭曲，使效率损失尽可能降到最小。
新协议有关风险监管的总体思路可以讲仍是对1998年巴塞尔协议的延续，即以资本充足率为核心，以信用风险控制为重点。但有关资本比率的计算则作了较大的改进，从而使协议更加灵活、更具有风险敏感性。新协议放弃了1988年协议确定信用风险大小的一刀切式的做法，建议业务不是十分复杂的银行采用“标准化法”，而对于业务复杂、条件具备的大银行则可采用内部评级法(internalRatingBasedapproach，简称“iRB法”)。新协议允许国际银行使用自己内部的风险评估结果来确定资本要求，这表明新协议在承认被监管对象个体差异的基础上，引入了市场效率的理念，以平衡监管成本和监管效益的相互关系。内部评级法的采用，不仅使银行获得了更大的自主性，提高了市场竞争力，而_RX，f监管当局来说，其可以通过一套严密的评估程序加以验收，不再像以往那样单纯从外部对银行施加“刚性”的资本要求，这既鼓励了商业银行的创新，又节省了监管成本。
3.强调银行风险控制和管理的自我责任
过去，银行监管主要通过加强管制来控制风险、保持稳定，这虽然在短期内使银行获得相对的安全与稳定，但由于严格的管制抑制了银行竞争力的提高，导致经营效率的低下，从而使银行在根本上降低了抵御和化解风险的能力，反而积累了更大的风险。近年来，面对金融业发展日新月异、金融创新层出不穷、金融风险越来越复杂的情形，监管当局越来越认识到银行内部治理结构和激励机制对控制银行风险的重要性，因而加大了监管政策的调整，不断使外部监管与银行内控建设有机结合。一方面，通过有效的外部监管推动银行的内控建设；另一方面，银行完善的内控建设又为外部监管奠定良好的基础，从而提高监管效率。新协议在支柱Ⅱ中，阐述了监管评估的四大基本原则，透过这些原则我们可以看出，巴塞尔委员会旨在使监管当局在对银行进行有效监管时，促进银行建立起关于资本充足整体状况的内部评价机制，并制定维持资本充足水平的战略。而监管当局主要是对银行的内部评价程序与资本战略以及资本充足状况进行检查和评价，并在银行资本下滑时进行及早干涉。新协议的这种制度安排，最大限度地调动了银行在经营和监管方面的积极性，有利于提高银行监管的效率。
三、启示
金融监管理念篇6
关键词：金融监管理念金融监管框架金融创新
0引言
为了提高金融监管的效率，更好地发挥金融监管对金融发展的促进作用，如何树立正确的金融监管理念并有效地指导金融监管实践活动成为目前一个亟待研究的问题.金融监管理念必须从传统的控制风险转变到隔离风险上来，建立并完善对金融机构的效益监管，创新监管的手段和方法，最后建立适应现代金融监管理念的新型金融监管。
1当前我国金融监管情况分析
1.1行政管理色彩浓厚，监管效益和监管成本不对称一是金融监管依然存在行政性管理色彩。二是“重监管，轻效益”的观念根深蒂固，监管效益与监管成本不对称。三是“重常规性监管，轻创新监管”的思想亟待改变。目前的金融监管是一种对前期业已出现的问题进行控制和监督，而对未来可能出现的金融风险没有制定前瞻性的监管制度。存有求稳怕新的思想，不利于金融业的发展。
1.2金融监管力度不够由于各种原因，对监管工作中发现的违规违章金融机构人员，还不能严格依法处理，监管工作中有法不依、有法难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的现象时有发生，降低了金融监管的严肃性和中央银行的监管权威。
1.3金融监管体系不健全我国目前的金融法律体系与市场经济体制、金融改革和发展、现代金融监管理念的要求还有相当大的差距。一是部分金融法律法规与现实情况不符，造成金融监管的法律基础不规范。二是金融法律法规不系统。各种地方性法规、各金融机构系统内制定的各种制度规定较多，庞杂而不系统，但多数又都具有法律效力，在监管过程中经常会出现因对某一问题认识上的不同而产生定性上的争议。三是相对于金融业务创新的趋势，对新的金融业务的立法管理滞后，监管的法律依据不足。四是目前国内各项金融法律法规与世界上其他国家的有关法律法规还不能有效地衔接起来，在已经加入wto的新的环境下，做好与wto组织各国金融法律法规的衔接工作显得尤为必要。五是有效监管的基础还没有建立起来，缺乏社会联合防范机制。
2金融监管理念创新的建议与思考
2.1树立由控制风险向隔离风险转变的监管理念一是对问题机构在其破坏金融体系前实行隔离；二是金融监管部门和地方政府要迅速、稳定地获得相关信息，确保在金融风险积累前采取相应的措施；三是即时清算，减少支付时滞带来的负面影响。注意运用新的思路和方法加强金融监管，允许所有符合条件的投资主体进入金融产业，按市场原则引入竞争。
2.2树立并完善对金融机构效益监管的理念新型监管理念中最关键的是，要规避金融企业现行会计核算制度的缺陷，真正建立客观真实地反映金融企业业务经营全过程的会计核算制度，其核心则在于建立一套科学的会计核算指标。效益监管的核心是金融企业经营成果综合指标体系和评价标准体系的设立，而其中心操作环节则是对贷款损失的动态界定。
2.3树立金融监管就是金融服务的理念必须尽快树立金融监管是一种服务的新理念，并以市场化、规范化的方式实施监管。金融监管的服务性是建立在监管者和被监管者都是平等市场主体基础之上的，金融监管部门、金融机构和其他参与金融市场交易的经济主体在金融体系中的地位是平等的，只是完成不同的职责，提供不同的服务或产品。
2.4树立由“结束式”监管向超前监管转变的理念一是由合规性监管转向导向性监管。二是由直接的监督检查转向间接的考评监测。三是由单向被动式转向双向互动式监管。四是由注重事后的查处转向对金融过程的全程监管。
3加强政府对银行的外部监管构建有效的金融监管框架
3.1加强银监会对银行的监督管理目前银监会应从以下两点着手：一是实现从注重合规性监管向注重风险性监管的转变：改进和提高监管效能需要将合规性与风险性相结合，以风险性监管为主，以合规性检查为辅，真正重视风险监管工作。二是健全非现场监督体系，并保持监督的持续性：建立统一、科学和规范化的非现场监督体系，监管报表实现标准化；建立非现场监控数据库，实现信息共享；实行非现场监督评级，可考虑通过对银行报表的分析，进行合规性和风险性评级。
3.2建立外部信用评级机构，增加风险预测的准确性我国政府应对建立先进的外部信用评级机构进行政策引导和扶持，鼓励并倡导向美国学习，在我国建立起像穆迪、标准普尔和惠普那样先进完善的外部评级机构。同时结合我国的现实国情，也可采取以下方法：一是完善评估机构的准入机制，通过立法加强对评估机构的管理；二是建立评估机构的行业协会，并由行业协会公布最高信用等级的评估标准，各评估公司参照执行；三是由行业协会及时公布评级机构评出的信用等级的违约率统计，对不重视评级质量的评级机构及时取消其认可资格；三是对特定借款人的各类评级结果，监管当局应该全面考虑，当评级结果不一致时，应当对最低结果给予更多的重视。
3.3强化市场约束通过信息披露以加强对银行信用风险的市场约束，以资本充足率、监管当局的金融监管、市场约束为金融监管的三大支柱原则，银行应及时、准确地向市场披露其财务业绩、财务状况、风险管理战略和措施、风险暴露、会计政策、业务管理和公司治理等多方面的信息。为此，监管当局应通过制定信息披露准则及指引等措施，使商业银行披露的信息具有可比性、可靠性与及时性，并对银行合规性和风险性评级的有关内容向社会披露，加强社会监督。
3.4适当调整和完善金融政策法规尽快完善资产证券化的法律法规建设。金融衍生工具的交易已经有相关立法提供法律保证，但我国证券化法规的建设尚属空白。为加快资产证券化进程，建议在初期首先由有关部门出台相关的规定、条例，尽快对公司类spv(specialpurposevehicle)的性质、设立条件以及证券发行资格，“真实销售”的界定及相关会计准则，以公告或登记方法通知债务人的法律有效性等问题进行明确，条件成熟时再考虑制定相应的法规体系。
3.5加快金融市场建设我国的金融市场还不完善，市场规模很小，而且操作不规范，不能为商业银行开展资产证券化创新、利用表外工具套期保值等提供充分的市场条件。为此，除了要加快利率市场化的完全实现与市场基准利率的形成外，还要作好以下工作：
一是进一步发展和完善我国的货币市场。二是建立规范、发达的证券市场。通过发展具有一定规模的资本市场，使我国市场主体不过分依赖于间接融资市场，达到有效稀释和分散系统性风险的作用。三是大力培育金融衍生市场。金融工程技术是未来规避利率风险的最有效手段之一，金融衍生市场在我国的缺失是我国商业利率风险控制的难题之一。金融监管部门不仅要监管，还要辅导金融衍生市场的建立和发展，为银行运用利率风险管理技术创造外部条件。
3.6建立监管报告体系及信息披露制度。金融监管机构可以要求银行通过编制缺口分析报告，建立一种监管报告体系，搜集银行头寸的信息。同时还应设定商业银行有关信息的披露规则，包括披露的时间和披露的标准，并通过法律法规来防范和处理信息披露中的欺诈行为，以保证信息的及时、全面、规范和真实。信息披露对于增强金融机构经营的透明度，减少信息的不对称，促进银行稳健经营，维护整个金融体系的稳定都具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1]艾洪德，《利率市场化进程中的金融机构利率风险管理研究》.东北财大学出版社.2004.
[2]董小君.《金融风险预警机制研究》，经济管理出版社.2004.
金融监管理念篇7
次贷危机暴露出的不监管理念和监管理论滞后与缺失，要求我们必须加强金融监管基础理论的研究，为进一步的监管改革提供强有力的理论支持。
金融危机本质上是理论危机，是经济金融基础理论危机。此次全球金融危机实质反映出了监管缺失是影响金融稳定和经济增长的最重要风险，而金融监管的缺失又源于缺乏强有力的金融监管理论的支持。回顾百年金融发展史，金融监管理论落后于金融监管实践的要求。截至目前仍然没有一个普遍认同的占主导地位的核心理论。从强化金融监管的实践看，金融监管无一例外是应对金融危机的直接产物，往往是危机后金融监管各种假说和流派相继出现，其滞后性显而易见。而分析既有的金融监管理论，无论是公共产品理论、信息不对称理论、金融脆弱性理论等均有不同程度的缺陷和不足，监管的“利益冲突论“”寻租理论“”道德风险论“”监管失灵论”等“监管捕获论“”成本论”也对政府的监管效应提出质疑。而在监管的完全性上，金融监管理论一直脱胎于政府对经济干预的经济学原理，只注意到了金融体系对整个经济的特殊影响，却往往忽略了对金融活动本质属性和金融体系运作特殊性的研究，对金融体系或金融活动本身的风险关注不够，比如对高科技发展和金融创新带来的金融衍生品监管问题，混业经营趋势下对那些虽无银行之名，但却行银行之实的影子银行体系（克鲁格曼，2008）带来的风险如何监管，事实上影子银行系统的监管一直处于真空地带，也是导致这场危机的主要原因，在资产证券化和金融衍生交易工具虚拟链条无限延伸中，影子银行系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在金融监管理论与实践上，如何化“亡羊补牢”为“未雨绸缪”，使金融监管理论和实践的发展摆脱危机导向的轨道，逐渐提高先验性、事前性和灵活性，摆脱从惨痛的经验教训中才能获得前行的动力的魔咒，建立强有力的金融监管理论是摆在金融理论工作者面前的紧迫任务。
二、迅速走出市场原教旨主义“监管理念迷失”的陷阱
凯恩斯在他的著名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结尾部分写道：“无论祸福与否，世界始终由思想统治。”这句名言精辟地阐述了秉承什么样的经济金融学思想的重要性。市场原教旨主义强调个人自利行为的合理性和自由放任的必要性，其核心理念是对市场机制的顶礼膜拜，迷信市场是万能的，可以自动实现均衡，不需要政府以任何方式的干预。在金融领域，市场原教旨主义表现为有效市场假说，即金融市场完全和正确地反映了所有与决定证券价格有关的信息。基于有效市场假说，在金融监管上主张和放任金融自由化和金融衍生产品等所谓的创新产品不受监管的无度虚拟化，完全理性人基于完全市场信息能够无偏地反映市场价格，其无限套利行为使市场自动实现均衡。具体表现在：第一，认为市场价格是正确的，可以依靠市场纪律来有效控制有害的风险承担行为；第二，认为问题机构会遭受破产清算实现市场竞争的优胜劣汰；第三，对金融创新不需要监管，市场机制自动淘汰不创造价值的金融创新，治理良好的金融机构不会开发风险过高的产品，信息充分的消费者理性选择满足自己需求的产品；对金融创新是否创造价值的判断，市场优越于监管当局，监管可能抑制有益的金融创新。
然而，个人理性之和并不能导致集体理性之结果，萨缪尔森将其概括为“合成谬误”。而博弈论将其称为“囚徒困境”。纵观金融监管理论演进与金融监管实践发展的历史，在市场原教旨主义理念的羁绊下，在稳定与效率的抉择中，金融监管一波三折，每当经济金融剧烈波动甚至发生金融危机之时，金融监管才被重提和加强，一旦经济金融回复平稳，金融监管就又被遗忘或弃之一旁。回顾左右金融监管与不监管的经济基础理论发展史，可以清楚地看到，自由放任经济自由主义一直都是西方世界指导经济发展的主流思想。尽管中间穿插着凯恩斯的宏观经济理论和其他的针对市场失灵而主张的政府干预理论，但主张市场可以自动平衡的完美市场经济假说始终占据统治地位，成为放松监管和不监管的理论基础。美国监管当局正是在市场原教旨主义理念的支配下，在意识观念上过度迷信自由市场是万能的，因而造成实际行动中有效的金融监管的缺失。
反思金融危机，未来金融监管向何处去，是重蹈历史覆辙，回到市场原教旨主义那里去，还是居安思危，始终坚持适度监管不动摇，是我们必须回答的重大问题。
三、探寻科学界定市场和政府干预边界的理论与实践突破口
值得肯定的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迅速发展起来的行为金融学的研究成果开始动摇了主流经济金融理论的权威地位。行为金融学是运用心理学、行为学和社会学等研究成果与研究方式来分析金融活动中人们决策行为的一门新兴的理论学科。该学科以真实市场中“正常”的投资者为理论基石代替主流经济金融理论的“理性人”原则，结果表明现实市场不完美，有效市场假说不成立；现实市场中的投资者有限理性和有限套利，使证券价格达不到理性均衡水平，因而市场不能自动实现均衡。具体表现在：
第一，金融市场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金融消费中存在着欺诈，消费者可能购买了自己根本不理解的产品，比如迷信信用评级机构的评级，受其误导，表现出非理性行为，成为“庞氏骗局”中最后跟进的“傻子”。
第二，从微观层面看单个金融机构是审慎理性行为，如果成为金融机构的一致行动，在宏观层面反而可能影响金融系统的稳定，比如混业经营模式下，单个金融机构来看是理性的风险分散行为，但如果很多金融机构采取相同的混业经营行动，类似的风险敞口会导致系统性风险，即个体理性不意味着集体理性。
第三，市场纪律不一定能够控制有害的风险承担行为，比如华尔街奖励短期财务业绩的扭曲的激励机制和鼓励冒险的高管薪酬制度，促使投资银行和商业银行的高管们铤而走险，进行过度的投机交易和追逐短期的高额利润，助长了高管的过度风险承担行为。
第四，“大到不能倒”的问题金融机构具有负外部性，很难通过市场出清的方法解决。比如如果问题机构有支付清算等基础性业务，破产可能有损金融系统的基础设施，构成系统性风险。第五，金融创新不一定创造价值，有可能存在重大风险。
金融监管理念篇8
美国《金融服务现代化法》又称《GrammLeachBlilegact》（格拉姆—利奇—布利利法），是以法案的三位发起人名字命名的。他们是参议员、参院银行业小组委员会副主席菲尔。格拉姆；众议员、众院银行与金融服务委员会主席詹姆斯。a.利奇；众议员、众院商务委员会主席汤姆。布利利。
美国《金融服务现代化法》，对美国70年代以来有关金融监管、金融业务的法律法规，进行了突破性修改，将美国数量极为巨大的金融法律法规进行了统一规范，并在放弃“分业”走向“混业”的理念下，整合了美国已有金融法律，以成体系的形式将其表达出来，还对某些作出了权威性表述，而且，对尚未解决的某些法律，提出了方向。
（二）美国为什么要修改已经实行了将近70年的《银行法》呢？
众所周知，1933年美国《银行法》（即《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是上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美国金融危机后产生的一部重大法律，该法为商业银行和证券业之间筑起一道严实的“防火墙”，目的在于控制银行资金违规流入资本市场进行投机活动，以保持金融秩序稳定，增强储户对银行的信心。由于当时美国金融业以间接金融为主体，银行业在美国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银行业的稳健运行对保证整个金融业稳定至关重要，银行业危机必然导致美国经济动荡。因此，巩固商业银行，隔离证券业是当时形势所要求。
从二战以后，尤其70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以后，美国乃至国际经济金融环境发生很大的变化。资本市场迅速发展，资本商品和衍生商品日新月异，银行业也不得不进入这个多姿多态的新市场。加上保险业和名目繁多的投资基金兴起，资本市场在美国金融中的地位明显上升，而且为投资者和经营者提供了巨额回报。
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信息的发展，极大地促进了金融业国际交易成本的降低和交易规模的扩大，西方发达国家纷纷将国际竞争、赢得全球市场作为目标而改革本国监管体制。1989年英国开始了名曰“大爆炸”的金融改革，实施混业经营，合并监管机构，建立金融服务局，统管银行、证券、保险、货币外汇交易等各种金融交易。1994年日本英国做法，实行金融改革法，将原来大大小小40多部涉及金融的法律进行了全面修订。与此同时，国际金融界对金融监管的理念发生创新，从最初的监管为了安全目的，而后发展为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现在又发展为增强国际竞争力，以适应“无疆界市场”和“无时空限制”的全球交易。
为此，第一，为适应金融发展和金融深化的现代化趋势，美国金融体制必须做出相应改革和调整，并建立新的法律框架；第二，为适应金融全球化的发展趋势，增强美国金融业的国际竞争力，必须对过去的体制进行调整，并给予立法保障；第三，随着经济发展，美国金融业的发展也形成了多层次、多样化的结构，为改进金融服务、强化金融实力，同时又要巩固和扶植中小金融机构，必须通过立法，做出详细规定；第四，金融业潜在风险很大，为防范风险，必须加强对金融业的监督管理，并以立法形式确定下来。
（三）美国新金融法的基本理论设计和立法主旨是什么呢？
第一，混业经营，全能银行。
二战以前和二战后相当一段时间，美国金融业一直是遵循分业经营的基本理念运作的。这也是当时国际金融业的一般格局。但是，近20年来，金融技术迅速发展，金融业采用新技术和新的经营方式在国际范围内形成新的热潮。银行业兼并之风盛行，银行业务与证券、保险业务互相渗透，以商业银行为核心的银行持股公司出现，凡与“银行业务紧密相关”的业务活动，如投资咨询、信息服务、信用卡服务、商业银行票据、租赁、不动产评估等，并与证券业、保险业、房地产金融业、业等开展合作经营。银行业实际上“突破”了分业经营的框限，已进入证券市场和保险市场。但从立法上讲，这样的“突破”，并非“正道”，没有充足的法律依据。另外，从组织构架看，美国虽是大银行制度，但与国际上兴起的“全能银行”相比，在资金调配运用、资产种类、成本控制、经营效益上并不占多大优势。为在国际金融市场上占据优势地位，并在金融全球化稳执牛耳，美国自80年代以来，进行了大规模的金融结构调整的立法。先后颁布了《存款机构放松管制和货币控制法》、《存款机构法》、《银行业平等竞争法》和《金融机构改革、复兴和实施法》，放松存款利率管制，取消银行业务地域限制，突破金融业分业经营模式，鼓励金融机构联合与竞争，最终走上了“混业经营”和向“全能银行”发展的新道路。美国新金融法，是对以上法律理念的“整合”的产物。
第二，以“效率与竞争”理念作为立法的基础。
自1933年美国《银行法》颁布以来的60多年间，国际上，各国对立法的理念出现了三次大变化，经历了从为了安全的目的，到为了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的目的，再发展到为了增强竞争力，特别是国际竞争力的目的的过程。1933年美国《银行法》的立法理念，是明确地建立在“安全”基础上的，一切为了维护金融市场安全而设计有关。这一理念一直根深蒂固地成为美国金融业监管和立法的基础，非常深远。但是，60多年来国际金融状况已发生划变化：（1）共同基金创立并吸纳巨大资金进入证券市场；（2）证券公司开办客户现金管理账户；（3）技术进一步提高了金融交易效率，降低成本，复杂的衍生金融交易可使用电脑程序进行；（4）欧洲市场金融业务兼容性与竞争力加强。为此，美国从70年代就开始不断调整金融立法理念，通过采取逐步变通的司法解释和专项立法，调整了单纯为“安全”而立法，转向为“效率”而立法。进入80年代后，国际金融进入了新的竞争阶段。金融全球化趋势加快，加上电子技术的发展，极大地促进了金融业国际交易成本的降低和交易规模的扩大。在新形势下，美国开始将国际竞争、赢得全球市场作为目标。因此，鼓励和促进美国金融业增强国际竞争力成为理所当然的立法理念。美国新金融法的立法新理论就产生了。
第三，调整监管制度，实施功能监管。
由于金融业务范围的改变以及金融业经营目标的变化，过去银行业与证券业、保险业之间筑起的“防火墙”被撤除，金融业各机构业务发生交叉，实现了全面的混业经营，原先“分业监管”的办法已经无法适应新情况的需要，加上金融业全球化趋势正在加快，运作更为复杂多样，采取老的以机构为对象的“分业监管”办法，已经达不到监管的目的。而新形势下，对金融业监管不仅不能因业务范围的变动以及地缘限制的消除而削弱，而且监管力度，监管范围等方面还需强化，这也为几次世界性的金融危机的实践所证明，因此，国际金融界提出了“功能监管”的理论。因为在混业经营、联合经营的金融体制下，不仅金融持股公司，即使是单个金融，也可能是各种金融业务交叉的，“被监管者”形成了一个很复杂的体系。原来采用的“部门对机构”的监管方式已不适用，必须实施“功能监管”。要求按金融机构的各项金融经营活动的性质，使其按“功能”，分别由不同的监管机构进行监管。“功能监管”实质是一种交叉监管。根据新金融法，为了避免监管机构互相间的矛盾，还作出了一些规定，如共享信息数据、遵守保密制度、相互协商制度以及各监管机构应负监管的主要职责等。但是，从看，美国新金融法的“功能监管”在实施中，还有许多探索空间。
（四）美国新金融法对金融监管和立法有什么启示？
金融监管理念篇9
论文摘要:本文主要对金融创新背景下的金融监管进行了探讨。首先介绍了金融创新的大背景做了介绍,接着概括了金融创新对金融监管的影响,最后提出了一些关于金融监管改革的建议。
引言
近年来,随着国际金融业的发展浪潮持续高涨,制度创新、产品创新、交易方式创新、服务创新等前推后涌层出不穷,极大提高了金融效率,成为全球金融业发展的主要推动力量。但是,金融业又是一个与国民经济运行息息相关的敏感性行业,现代金融业的发展过程中存在着越来越多样化的风险因素,这就使金融监管成为必然。次贷危机以后,加强金融监管已成为金融业界的主旋律;因此,如何在做好金融监管以维护金融系统的稳定性的同时又能做好金融创新促进金融深化发展,已成为一个金融业普遍关注的焦点问题。
一、金融创新对金融监管的影响
金融创新使金融监管的有效性被削弱。金融创新模糊了各金融机构间的传统业务界限,各机构涉足领域广泛,进行大量业务与工具创新,增加表外业务,一旦创新活动突破金融机构原来的规定的行为边界,但监管当局也没有明文限制,这就使原有的监管法规效力下降、监管手段、监管方法过时,监管无法可依无章可循,监管有效性被大大削弱。如果新推出的金融产品超出法律规定的界限,但却被市场普遍接受,那么原来的金融法规就完全丧失效率。金融创新可能产生一些模糊的产权关系,导致风险监管失效。比如:某些以境外货币为基础的金融创新工具涉及货币所在国、交易发生国、交易者所在国等不同对象,各国对风险责任的认定不同,有可能导致这些金融创新没有任何约束。某些跨国金融机构的子公司的风险监管不确定是属于子公司所在国还是属于母公司所在国家。一些混合金融产品的创新涉及交叉性业务,比如储蓄保险既涉及储蓄业又涉及保险业,这样很容易导致监管重复,也可能出现监管“真空”。金融创新带来的风险使得当前金融监管制度往往已滞后金融创新的步伐,使监管的时效性大打折扣,这就迫切的需要金融监管进行改革,以适应时代的发展需要。
二、创新监管理念
金融监管应以市场法则为依据,以市场激励的方式来确立市场秩序。一个有效的金融体系确立是一个自然扩展的过程,它是随着一个国家要素禀赋结构、法律环境、企业规模、资金需求的不断变化而变化的。如何强化市场运作机制的功能是最好的金融监管。目前金融监管的关键是如何在观念上从以往的“命令与控制”转变到“市场激励”上,即金融监管,政府仅是市场裁判或规则执行者,而不是市场的参与者,更不是市场的主事人。
适应金融发展与金融创新的需求,积极调整金融监管目标。金融监管应该提高金融体系效率,保障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监管首先要真正保障投资人、存款人的利益,不再把维护金融机构的合法稳健运行作为单一的目标。
树立监管效率观念,努力降低监管成本。要改变监管不计成本的观念,实施监管时必须进行成本一效益分析,在监管制度的设计与监管执行中都坚持贯彻成本最小的原则,尽可能地降低监管成本,降低监管的资源占用。
增强监管风险意识。在监管过程中强调监管的依法性和有效性,坚持监管行为的实体合法和程序合法,严格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和标准实施监管行为,确保监管行为自身的合法、合规性,防止金融监管违法、失当行为的发生。
三、创新监管方式
金融监管的工作不是以传统的方法来衡量而是以成本收益的方法来分析。如任何规章,生效前要进行成本收益分析,只有收益超过成本的规章才能被通过;生效后每一年进行成本收益评估,掌握规章对金融活动行为所产生的实际影响,分析规章是否达到了预期的经济绩效或金融监管目标。对金融监管机构的工作不是先设计标准,而是采取选择性的方法:如绩效标准,市场激励和信息战略。这种监管方法的改革要求废除那些限制市场效率、增加个人与企业负担、有失公平的和过时的规章制度。
强调金融机构内控制度的基础作用。要在努力调整金融机构产权安排的同时,积极建立金融现代企业制度,建立健全金融机构内部控制制度,要把促进金融机构,及时发现内部控制制度的弱点,和纠正内控制度中存在的问题作为金融监管的一个重要内容,尤其是要加大对金融机构创新业务内控制度的检查监督力度,督促金融机构完善创新业务的操作制度,防止金融创新的衍生风险。同时金融监管当局要积极加强与金融机构内部稽核审计部门的联系,共同强化金融机构的内部控制建设。
积极建立市场约束机制。要进一步建立金融机构的信息披露制度,确保金融机构有关经营情况公开性,同时要通过积极推行银行信用、加强金融债权管理等一系列措施强化市场信用观念,提高信用意识,发挥市场制约作用,共同推进金融监管。
建立中央银行监管与委托监管相结合的方式,积极发挥中介机构作用,定期对金融机构实施外部审计,弥补中央银行监管在人力和技术上的不足,确保金融机构经营信息的真实性,发现金融机构存在的问题,共同确保金融机构稳健经营。
四、创新监管手段
积极利用计算机技术,推进金融监管电子化进程,实现监管机关与被监管机构的电子联网,实时监测金融机构运营,确保及时、准确地获得有关监管信息,提高监管应变能力;建立金融监管信息系统,完善非现场监管运作体系,运用特制软件,对金融机构非现场指标体系进行分析对比,归纳管理,并最终形成对单个金融机构的风险程度判断,为进一步的金融监管提供依据。积极稳妥地建立金融机构资信评级体系,对金融企业定期进行资信评级并在适当范围内予以公布,发挥市场约束功能,实行区别监管,促进金融机构不断改进经营管理,杜绝违法违规行为。
总之,金融风险会产生新的金融风险,必须加强金融创新的监管,否则也不可能保证金融业的稳健发展。但金融监管不是金融抑制,而是不断地推出新的监管理念、监管法规,通过金融改革不断的完善监管。
参考文献:
金融监管理念篇10
从国际范围来看，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前，市场机制与政府监管之间的关系实际上被理解成一种平行替代关系，金融监管力量的强化也就意味着市场机制力量的弱化，从而形成金融监管对金融市场压制性特征。随着全球市场化趋势的发展，金融监管不再是替代市场，而是强化金融机构微观基础的手段，金融监管并不是在某些范围内取代市场机制，而是从特有的角度介入金融运行，促进金融体系稳定高效的运行。重视市场机制的理念在即将在全球金融界正式实施的巴塞尔新资本协议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例如，新资本协议提供了可供金融机构选择的难度不同的风险管理体系，同时，那些选择难度更大的风险管理体系的金融机构，其所需配置的资本金要少，从而在金融市场的竞争中更为主动，这种监管理念较之1988年巴塞尔协议所采用的单一的8%的资本充足率要求，显然是更好地协调了金融机构的经营目标和监管机构的监管目标。另外，巴塞尔新资本协议不仅强调监管机构的外部监管约束，还补充强调了金融机构的自我约束，以及通过信息披露引入市场约束，有效的信息披露是加强市场约束的必要条件。各国的金融监管当局越来越强调市场约束对保证金融体系安全的重要作用。美联储认为：未来监管者不得不更多的依靠市场纪律─—通过有效的公开信息披露─—来更多地分担监管任，减少对政府监管的需要。
2金融监管更鼓励金融创新
对待金融创新，成熟市场经济国家的监管机构也经历了一个从严格抑制到积极鼓励的过程。实际上，在那些具有浓厚行政管制色彩的监管环境下，不少金融创新可能都是以绕开行政法规审批规定等为最初目的，但是，这并不能构成监管者消灭这些创新的理由，而应当成为改进监管方式的推动力，因为这些来自金融机构的创新，往往反映了市场的金融服务者的新需求，往往反映了金融体系发展的新趋势。例如，通过绕过税收法规等产生的金融创新，可能本身就反映了经济体系存在的一些问题，税收部门据此可以改进税收体系加强管理，这就是一个良性的互动过程。为了促进这一良性的金融创新互动过程，保持一套清晰透明公开的金融创新监管规则和程序最为关键，减少金融创新过程中的人为干预和随意性也最为重要，这样才会给金融创新主体一个清晰的创新预期和稳定的创新环境。
3金融监管更强调成本收益分析
金融监管在过去计划经济条件下，往往只注重监管的收益而忽视成本，使监管决策建立在非科学的基础上。金融监管的成本包括直接成本——金融监管机构日常运行的行政成本和金融机构为了满足各种监管要求所产生的成本；另外还包括间接成本——金融监管对国民经济体系运行带来的效率的损失，如过度的管制抑制了竞争，使优胜劣汰的机制得不到实现，导致资源配置不合理而带来的效率的损失。监管的收益主要包括金融体系安全稳定有效的运行和维护投资者的利益，增强公众的信心。科学的监管措施应对监管的收益和成本进行权衡考虑，只有监管的预期净收益达到最大时，才是理想的监管强度。因此，监管并不是越严越好。英国的《金融服务与市场法》要求金融服务局在推出任何监管法规和指南时必须同时公布对它的成本收益分析，证明该项措施的收益大于成本。
我国金融监管体制面临的挑战和问题
第一，在金融市场进一步开放形势下，外资金融机构大量进入，我国金融机构如何来应对国际金融机构的挑战成为一个现实而紧迫的课题。众所周知，在影响金融机构经营的众多因素中，金融监管体制是最为关键性的因素之一。从全球金融市场竞争看，不同国家和地区的金融机构之间的竞争，往往也是金融监管效率的竞争。因此，如何提升我国金融机构的竞争力也同时是我国金融监管体制面临的挑战之一。
第二，外资银行将在我国经营那些我国较少开展的新型金融业务，如金融租赁、投资组合、保险中介及金融衍生产品；国内金融机构出于市场压力，也将加快金融创新。金融监管体制如何在监管与创新之间进行权衡是一个崭新的课题。
第三，随着我国金融服务领域不断开放，各类金融机构的竞争将更加激烈，速度和范围，金融衍生产品的大量使用，也加大了金融风险。如何对各类风险进行有效的防范，保持我国金融的平稳健康发展，是我国的金融监管部门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完善我国金融监管体制的对策
第一，在当前的金融监管中应当引入重视市场机制的理念。如何确保市场机制得到有效运行，除了法律和制度上的要求外，在这里强调两点：首先，制定监管目标必须和金融机构的商业目标保持一致和协调。仅仅根据监管目标，而不考虑金融机构的利益和发展的监管，必然迫使商业银行为付出巨大的监管服从成本，散失开拓新市场的赢利机会，而且往往会产生严重的道德风险。其次，监管措施必须保证市场机制运行的效率，促进优胜劣汰。从整个金融组织体系的发展来看，重视市场机制的监管应当是从整体上促进经营管理状况良好的金融机构的发展，抑制了管理水平底下的金融机构的发展。
第二，金融监管要改变目前过度的抑制金融创新的状况。目前我国存在着严厉的行政审批和行政管制抑制金融创新的状况。在目前的商业银行法中，就存在着许多直接干涉商业银行自主经营和自主创新的条款。例如，《商业银行法》第七条规定：“商业银行开展信贷业务，应当严格审查借款人的资信，实行担保，保障按时收回贷款。”但是从商业银行的实际运作来看，是否提供担保，完全取决于商业银行的风险决策。对金融创新采用管制堵塞的办法最终是行不通的，创新是时时会发生的，这一点甚至不以监管部门的规定而有所改变。只要市场有需求，存在赢利空间，创新产品就一定会被供给出来。那些不理性的禁止，只能改变创新主体的成本，而不能取消创新本身，所以堵塞不能解决问题。只能用疏导的办法，理解创新，理清创新线索，促使监管目标和创新目标一致。
第三，要建立金融监管的成本收益的问责机制。在我国行政管制色彩比较浓厚的监管体制下，金融监管行为具有较大的主观性和随意性。往往为了追求监管的收益而执行过严的监管措施，这不仅会带来过大的金融监管成本，还会抑制金融创新和市场竞争。因此，我国金融监管机构必
须尽快对监管措施进行成本收益分析，只有监管预期收益大于成本的监管措施才能够实施，同时接受社会公众的监督。
随着经济的全球化、科技力量的推动、管制的放松，金融机构之间竞争的空间拓展至全球并日趋激烈，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在金融机构之间的竞争的背后，同时也是各国金融监管体制和理念的竞争。因此，摈弃过时的监管方式，引进新的金融监管理念刻不容缓。
参考资料：
[1]巴曙松：巴塞尔新资本协议[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