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治理的内涵篇1
关键词：城市社区；社区治理；治理现代化
“社区”这一概念来源于斐迪南・滕尼斯的《社区与社会》。但是“社区”一词是我国费孝通先生带领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学生，翻译滕尼斯的著作时，首创的。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美国处于制造业的极速发展时期，因此加剧了全社会的人口流动，大批劳动力从农村向城市集聚，引起了诸多“城市病”，由此，社区研究被引入城市。在工业化、城市化的推动下，传统的社区与现代社会的发展走向是相逆的[1]，传统的社区管理方式也不能适应现代化的发展方向，因此，社区也从管理转变为治理。
一、城市社区治理现代化的背景及发展阶段
（一）城市社区治理现代化的背景。中国正处在社会转型时期，从传统社会走向现代社会，同时又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体制转轨。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也就是现代化的过程。20世纪70年代，美国亨廷顿归纳了现代化的九个特征：现代化是革命的过程，是复杂的过程，是系统的过程，是全球的过程，是长期的过程，是有阶段的过程，是趋同的过程，是不可逆的过程，是一个进步的过程。[2]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轨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我国城市的社会管理结构也随之发生很大变化，以前的“单位人”正逐渐成为“社会人”，城市中原有的“单位制”和“街居制”相继失灵，社区也就应运而生，社区的治理成为了城市治理的主要内容。[3]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同时提出要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改进社会治理方式。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城市治理特别是城市基层治理的地位显得尤为突出，而城市社区作为城市的基本单元，城市社区治理现代化也将成为必然。
（二）城市社区治理现代化的发展阶段。1950年代，“社区发展”在联合国的倡导和推动下，成为全球性的概念和课题，旨在促进当地的社会进步与发展，后逐渐强调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关注居民及其他社区成员的社区参与和管理水平的提高。我国的社区发展是在政府的推动下一步步发展的。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在不同时期采取不同政策，到20世纪90年代初，才开始借鉴西方的社区发展理念。虽然西方发达国家的社区发展理念与我国的社区建设有所不同，但其根本目的都是相通的，扶贫助困，缩小贫富差距，使民众能够共享现代化的成果。
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共产党接管大城市，废除保甲制，随后，各城市逐步成立防护队、居民小组、居民委员会等名目不同的居民组织。由于基层管理需要，1954年，颁布了《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条例》，其性质为城市基层居民群众自治组织，使得城市政权延伸到街道，也使得城市社区得以进行社会控制。同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城市街道办事处组织条例》，统一了街道组织形态，也就出现了街道办事处。但是，从1958年到1978年期间，由于“运动”、“”的影响，使得街道社区完全单位化，削弱了城市社区的功能。
1979年，《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中规定：“市辖区、不设区的市的人民政府，经上一级人民政府批准，可以设立若干街道办事处，作为它的派出机关。”这就重新确立了街道办事处的性质。1986年，我国民政部提倡在城市基层开展社区服务，“社区”被正式纳入到城市管理的范畴。1989年为了加强城市居民委员会的建设，颁布了《居委会组织法》，其中明确规定：“居民委员会应当开展便民利民的社区服务活动”。90年代起，我国开始加强对社区的建设。1991年，崔乃夫部长明确指出，城市基层组织建设应该着重抓好社区建设。1995年，上海市推进了街道体制改革和街道管理体制转为社区管理体制改革。1998年，国务院正式认可“社区建设”概念，使我国社区建设在制度上有了保证。1999年，开展“全国社区建设试验区”的试点工作。2005年民政部部长李学举在全国社区建设工作会议闭幕式上作了题为“建设和谐社区，为构建和谐社会奠定基础”的讲话，由此开启了和谐社区建设新的篇章。随着改革的深入，各个城市进行了不同程度的社区体制改革和街道体制改革。
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社区治理，其实就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工程。2014年，强调，社会治理的重心必须落到城乡社区。2015年7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加强城乡社区协商的意见》提出，城乡社区协商是基层群众自治的生动实践，是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有效实现形式。2016年4月，顾朝曦副部长强调，要以推进城乡社区治理现代化为着眼点，进一步创新社区治理体制；要以编制城乡社区服务体系“十三五”规划为切入点，进一步增强社区服务功能。这些都标志着中国城市社区治理正走向现代化道路。
社区治理的内涵篇2
自党的十七大明确提出“建设生态文明”以来,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积极开展生态文明建设,对生态文明相关指标体系从实践层面进行了较多探索。深圳、厦门、中山、无锡新区、江阴、贵阳等地在生态文明建设规划中提出了各自的生态文明建设指标体系。这些指标体系除包括生态环境、生态经济两大类指标外,还包括了生态制度、生态意识等指标,较好地体现了生态文明建设不仅关注环境与经济的关系,而且要求从制度和意识层面对工业文明进行全面革新的含义。但是,这些指标体系仍侧重环境及其相关指标,未能很好表达生态文明作为一个新型文明形态的应有内涵。
学术界围绕生态文明评价问题展开了初步研究。主要研究进展及其特点为:(1)一些研究提出的指标体系对环境、经济关注较多,而对制度、文化方面关注较少[1](p51-53)[2](p823-826)[3](p60-63)[4](p21-27)[5](p1-5),比较接近于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生态文明内涵体现相对不足。(2)有些研究的指标体系较好地涵盖了制度、文化等方面的指标[6](p55-59)[7](p131-136)[8](p72-75)[9](p60-63)[10](p6295-6304),但由于生态文明内涵阐述不足而使得指标之间的关系尚待进一步理清。(3)对区域生态文明评价而言,其与区域外部的经济、环境关系也是评价的重要内容,但当前研究较少触及。本文首先从人类社会文明形态演替和文明成果具体表现形式两个角度定位生态文明并阐释生态文明的基本内涵,构建生态文明评价指标体系的基本框架,然后选择相应的表征指标构成评价指标体系,为定量评价生态文明水平提供方法基础,为政府推动生态文明建设提供理论参考。
一、生态文明的基本内涵
对生态文明内涵的阐释,是构建生态文明评价指标体系的理论基础。当前,学术界主要从两个不同的角度对生态文明内涵进行阐述,徐春(2010)将这两个角度分别称为历时性角度与共时性角度[11](p61-63)。从历时性角度来看,生态文明是人类社会继工业文明之后出现的一种新的文明形态,而且生态文明的出现具有客观必然性[12](p31-37)[13](p36-43),这个角度下的生态文明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并列。从共时性角度来看,生态环境与经济、政治和文化一样是文明的一个主要子系统,因此生态文明只是人类文明的一个方面[11](p61-63),这个角度下的生态文明与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并列。
比较而言,历时性角度下的生态文明是针对整个人类社会形态而言的,共时性角度下的生态文明仅针对生态环境方面的发展成果。由于生态文明建设并不仅仅是生态环境方面的建设,而且由于人与自然复杂的相互作用关系也使得生态环境建设无法孤立进行,因此本文将从人类社会文明形态演替的角度定位生态文明。具体到实践意义上,共时性角度下的生态文明意味着需要生态环境相关部门(例如我国的环境保护部、林业局等)强化生态环境建设、改善自然环境质量,历时性角度下的生态文明则意味着需要整个政府以及社会部门共同行动构建致力于促进人、自然、社会三者和谐发展的社会运行机制以及相应的主流价值观。
关于生态文明的具体成果形式。一方面,作为一种新的文明形态,生态文明的具体成果形式同样包括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生态文明既包含人类保护自然环境和生态安全的意识、法律、制度、政策,也包括维护生态平衡和可持续发展的科学技术、组织机构和实际行动[14](p4-5)。生态文明内容涵盖了先进的生态伦理观念、发达的生态经济、完善的生态制度、基本的生态安全、良好的生态环境等[15](p30-32)。与工业文明一样,生态文明具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三种成果表现形式;与工业文明不同的是,生态文明要求这三种文明成果的获得必须满足人、自然、社会三者和谐发展的要求,本文称之为生态型的文明成果。另一方面,生态文明的具体成果形式还包括生态环境相关的文明成果,即共时性角度下的生态文明含义。
本文将生态环境纳入了文明的内涵,更好地体现了人类对自然的尊重、人类与自然属于同一有机整体。进一步地,生态文明内涵可以概括为生态环境与生态型物质文明、生态型政治文明、生态型精神文明的有机整合。从这个意义上讲,生态文明中的“生态”具有两层含义,其一为生态环境,其二为生态型传统意义上的文明。
从某种意义上说,生态文明是针对整个人类社会而言的。全人类及其赖以生存的地球生态系统共同构成一个几乎封闭的系统,人类只能基于地球上的生态环境来构建生态文明。但是,对于某一国家或者区域而言,市场交易体系使得其与外界存在产品和服务的交换,即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活动可以通过贸易而基于区域外的生态环境基础。因此,生态文明要求一个区域的生态文明建设不应以牺牲区域外部的生态环境基础为代价。当然,这一准则并不反对通过适当的市场交换机制来促进包括生态生产力在内的多种资源的优化配置,而是要求区域内外在资源环境利用方面的公平。
综上,关于生态文明的基本内涵,可以得到两点认识:其一,生态文明是生态环境与生态型物质文明、生态型政治文明、生态型精神文明的有机整合;其二,区域生态文明评价需要关注区域内外在经济、环境等方面的交换关系。这样生态文明内涵可以概括为“1+3+1”,其中,第1个“1”为生态环境,“3”为生态型物质文明、生态型政治文明、生态型精神文明,第2个“1”为“与区域外部的关系”。
已有的关于生态文明评价指标体系的相关研究一般都包含了生态环境、经济、生态制度、生态文化与意识等指标。可见,这些指标体系已经超越了共时性角度下生态文明的含义;同时,这些指标体系仅包括了与生态环境相关的制度、精神成果,未能较好地涵盖传统的制度与精神成果,即未能涵盖历时性角度下生态文明的含义;最后,这些指标体系一般不包括评价区域与区域外界之间在经济与环境方面的交换关系。
二、生态文明评价指标体系的基本框架
基于对生态文明内涵的阐释,采取自上而下的思路构建生态文明评价指标体系。首先,从生态文明内涵出发构建评价指标体系的系统层,全面、直接地体现生态文明的基本内涵,包括生态环境、生态型物质文明、生态型政治文明、生态型精神文明、与区域外部的关系五个单元。其次,将系统层单元分解为若干目标层单元(如图1所示)。
其一,生态环境。生态环境是生态文明的自然基础,包括生态环境状况和生态环境建设两个目标层单元。生态环境状况描述了生态系统、资源利用、环境质量等方面的状态。生态环境建设描述了社会经济系统为减少对自然生态系统的压力、改善自然生态系统健康水平所进行的努力,强调了人类社会对生态环境的回馈。
图1生态文明评价指标体系的系统层和目标层结构
其二,生态型物质文明。生态型物质文明是生态文明的物质基础。生态文明并不排斥物质文明,要求的是具有生态友好属性的高水平的物质文明,据此分解为物质文明和物质文明生态化两个目标单元。物质文明是人类在自然界求取生存与发展过程中获得的物质成果的总和,集中表现为社会物质生产的进步和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的改善e16](p380)。物质文明生态化,指物质财富的生产、消费过程消耗较少的自然资源、排放较少的废弃物,包含生产生态化和消费生态化两部分内容。
其三,生态型政治文明。生态型政治文明是生态文明的制度基础。政府、企业、公众是人类社会系统中的三大类行为主体,其相互作用机制构成了社会运行机制。政治文明是社会运行机制发展形成的积极成果,一般表现为人们在一定的社会形态中关于民主、自由、平等、解放的实现程度,包括国家政治制度、法律制度和民主制度等多个方面[17](p504-505)。生态型政治文明要求调整社会运行机制从而引导社会个体行为调整,达到促进社会与人和谐、社会与自然和谐的目标。引导政府、企业、公众推动生态文明进程的社会运行机制都属于生态型政治文明范围,例如政府将环境保护工作纳入政绩考核体系、企业履行环境保护责任、公众参与环境保护的相关机制等。
其四,生态型精神文明。生态型精神文明是生态文明的认识基础。精神文明是改造主观世界的精神成果的总和,主要表现为文化方面和思想方面[16](p380)。生态型精神文明一方面要发展传统的积极精神成果,另一方面要促进精神文明生态化转型。精神文明方面主要从科技、文化、道德水平三个方面来表征。精神文明的生态化转型,有利于提高人们对生态环境问题的认识和意识,这一方面直接影响社会个体行为,另一方面通过影响社会运行机制来影响社会个体行为,从而促进人、自然、社会三者之间的和谐。相应地,精神文明生态化可以从生态科技水平、生态文化水平、生态文明意识三个方面来表征。
其五,与区域外部的关系。生态文明要求一个区域的生态文明建设不应以牺牲区域外部的生态环境基础为代价。与区域外部的关系主要衡量某一区域的生产、生活活动对区域外部生态环境的占用程度。
三、生态文明评价的具体表征指标
针对每一个目标层单元,将其所包含的有机组成部分概括为准则层。针对准则层,选择合适的指标进行表征,从而构建生态文明评价指标体系。
(一)指标选取原则
遵循如下原则选取具体表征指标:其一,简约性原则。由于生态文明涵盖的范围较广,如果要求指标体系包含所有内容,则需要大量的指标,导致指标体系的庞杂,因此指标选取时遵循简约性原则,即选择少量但具有代表性的指标。其二,动态性原则。随着生态文明水平的不断提高,社会经济系统、自然环境及其相互作用机制不断演变,相应地,生态文明评价指标体系需要选择新的指标来表征。其三,可操作性原则。尽量选择现行统计体系内的指标,或者选择通过调研可以获得的指标,从而使得指标体系在应用中具有较好的数据支持。
社区治理的内涵篇3
【关键词】统一多民族；多民族国家；民族统一；国家整体；民族国家
【作者】胡利明，中央民族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经济师。北京，100081
【中图分类号】C955【文献识别码】a【文章编号】1004-454X（2017）01-0022-008
中国历史丰富多样，民族各异，既有共性，又有个性，归类于多民族国家。“统一多民族”（以下一般不加引号）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核心要素特征，既是客观事实存在，又是宪法的权威宣示，还是中华民族的心灵认可，更是中国人民悠久历史的必然选择。目前，难以准确统计民族群体的实际数目，但诸多民族不是“杂乱无章”地共同生活，而是“有条不紊”地“统一”于整体国家，既保持国家系统的整体完整，又保留各个民族特色；既保留自我空间特色生活互不影响他方，又相互形成共同的理想信念，还在共同精神支撑下和平共生，共同形成有中国特色的民族国家特色，共同丰富诸多法理内涵，共同提升统一多民族的科学品质。
一、统一多民族的基础内涵
统一多民族是客观自然事实状况，自然具有诸多基础内涵，既有宪法的国家支持，又有自然法规律的科学支持，还有哲学思想的原始底蕴；既是事实物质概念，又是法学思想精髓，还是哲学思辨思维，更是现代法理内涵的晶核。
1.自然：统一的根源。万物世界客观存在，既是自然存在，又是规律科学存在，还是一切物质的原始“建筑材料”。世界万物都来源于自然，自然是物质世界的载体，既不能表述清楚，又不能详述其缘由，只有认识并接受认可既存“事项”。例如，自然法是现代的产物，是和现存制度交织在一起的东西，也是一个能干的观察者可以从现在制度中区别出来的东西。[1]57统一既是现代的产物，又是现代继续发展的目标，还是将来的发展趋势，这在自然根源上要求“统一”，属于自然道德范畴。其实，“自然的道德”肯定生命为最高价值支撑，从而否定了反自然道德的最高价值――上帝。[2]190生命既属于自然，又来源于自然，还高于自然；自然道德是应然存在，成为生命的最高价值追求，是“上帝”的“否决因素”。因此，客观物质世界的自然属性，既为“统一”提供自然资源，又提供自然根据，还成为“统一”的重要追求和完善因素。
2.独立：事实前提。“统一”既有自然根源，又有自然基础，还有自然特征，更依赖于“独立”的事实前提。例如，独立自主是一个民族最基本的自由和最高的荣誉。[3]339可知，统一多民族要成为事实事项，既要有原始物质因素，又要有独立的客观事实前提；没有必要的自我“独立”意识（非政治独立），民族将不能坚持原则立场，不能保持独立人格，不能为“统一”提前准备事实要素。
3.统一：多民族的原则立场。统一既是国家的原则立场和坚守底线，又是任何人不得触碰的高压红线，更是多民族国家必须“严防死守”的最后防线，理所当然成为多民族国家必须主动遵循原则性规则。在此类比借鉴：在统一基础的前提下形成整体法治理念，在法治运行过程中提升法治质量。[4]据此分析，多民族群体既要坚实的统一基础，又要坚守统一原则；多民族国家既要有统一外观，又要有整体国家内核，还要有统一的核心原则立场，共同夯实统一多民族的物质基础。
4.多民族：统一的物质要素。国家的终极目标是统一，统一需要物质基础或要素：多民族构成国家统一的客观存在物质环境。例如，一个统一的国家可以是多民族和多族类的，前者源于殖民、征服或各民族共同体的联盟，后者源于个人和家庭移民。[5]23据此分析，统一的国家是实体组织，源于多民族的物质材料存在，通过特定技术手段构建出符合科学原理的国家组织，这表明“多民族”成为“统一”的物质性要素。
5.统一多民族：整体性民族。多民族的落脚点归属于“统一”，形成于统一多民族的机构，成为整体性民族集体。例如，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就是坚持“统一多民族国家”理念，核心思想可以概括为“多民族国族”观。[6]26据此分析，多民族是前置要素，统一是追求要素，统一多民族是整体性要素，呈现为国家整体的法理外观，共同夯实民族的整体性特色。
6.政治美德：统一多民族的道德追求。多民族是客观现实，统一是追求目标，统一多民族建立于多民族基础，属于政治类型的道德美德，更具w来说属于积极的“追求道德”。其实，政治美德的首要义务是要尊重和保护人们的基本权利，这种权利是社会的法定权利。[7]353统一多民族具备政治美德的基本素质，既要保护民族的基本权利，又要寻求制定社会保护规则，还形成重要的追求道德，共同夯实基础内涵。
由此可见，统一多民族的基础内涵丰富，既是前置性内涵，又是其他内涵的内涵；既有统一的基础，又有多民族的现实存在；既有多民族的物质要素，又有统一的积极追求目标。其实，自然构建统一的根源，独立成为事实前提，统一固定多民族的原则立场，多民族属于统一的物质要素，统一多民族展现整体性民族状态，政治美德促进统一多民族的道德追求。
二、统一多民族的主体内涵
统一多民族有基础内涵，独立发挥效用必须依赖于特定的主体内涵，既要保持主体法律地位，又要发挥主体功能效用，还要追求主体价值目标，更要通过主体效用实现特定的目标价值，发挥与主体相关的若干特有功效。
1.立场：主体原则。统一多民族作为主体要素，需要提前确立原则立场，反过来说，原则立场构建主体的基本定位。由于党的立场、人民的立场和法治立场是一脉相承的理念体系，彼此之间具有高度的趋同性。[8]据此借鉴可知，统一多民族既要坚持主体原则，又要坚持与之“配套”的原则，共同丰富主体原则立场，充实主体要素内涵。
5.程序：民族法治功能。程序既是现代法治的重要保障机制，又是实体法律的配套体制，在特定情形下发挥法治功效，尤其在民族因素环境中发挥民族法治功能。例如，法律程序是现代法治的重要要素，具有独立的法律价值，完全可以与法律实体“平起平坐”，甚至在特殊情形下显得更为重要，有无或者不同的法定程序，对最终实质结果极可能有“天壤之别”的影响，甚至是“正负极”的“两重天”。[25]据此分析，法治离不开程序，民族更离不开程序，程序也离不开多民族环境，呈现相互离不开的依存状态，既独立发挥程序功能效用，又在实体配套下发挥法治功能，还在特定民族环境中独立发挥法治效用，重点集中于民族法治功能方面，理论上在于民族法学价值的核心功能。[26]
6.统一：民族的国家功能。统一既是多民族国家的目标，又是其重要手段或路径，还是民族发挥国家功能的重要方式；既是国家追求民族价值，又是民族的国家目标；既是国家统一功能，又是民族的统一价值内涵；既能发挥统一功能效用，又能实现国家统一的整体目标；既有民族价值内涵，又有国家的民族特色；既有统一的物质基础，又有国家整体的民族前提。因此，统一构建民族的国家功能，既发挥民族的国家功效，又配套国家的民族支持，共同维系多民族国家的统一价值，共同追求国家统一的整体价值，共同显现统一多民族的功能内涵。
由此可见，统一多民族的功能内涵多种多样，以上仅仅是“部分优秀代表”，技术上不可能穷尽列举之，但能有选择性地关注“部分代表”，重点突显特色内涵。其中，民主夯实民族基础功能，共同价值观发挥民族团结功能，道义衡量民族正义功能，文明从事民族控制功能，程序规范民族法治功能，统一体现民族的国家功能，共同缔造统一多民族的特色功能内涵。
六、统一多民族的法治内涵
统一多民族的法理内涵“浩瀚繁多”，最后还落脚于法治内涵，这既是法治思维的必然结果，又是法治国家的追求价值，还是依法治国的重要学理内涵。其实，统一多民族的法治内涵既有统一的基础，又有多民族的法治特色，还有若干配套要素支持；既来源于民族统一，又统一到整体国家，在追求统一和实现统一的进程中逐渐显现法治内涵。
1.国家：世俗的法治创造。民族以国家为追求目标，既要维护国家保持统一状态，又要保证国家整体创新；国家以多民族为事实基础，根源于世俗社会，形成于世俗的法治再造。其实，法治国家是以利益为导向的世俗社会的独特创造，[27]34这要求国家和民族共同推进整体法治目标。[28]据此，统一多民族国家源于原始世俗社会，既有自然法基础，又有世俗的法治创新，为符合科学标准的法治国家提供必要的法治原始基因。
2.正义：法治的基本规范价值。法治既是现实的客观产物，又是时展的必然趋势；正义既是法治的基本价值，还是法治的规范价值目标。例如，对于罗尔斯来说，正义是政治社会的首要价值。[29]12另外，正义是由规则来支配的规范价值。[30]232可知，统一多民族的实质是要追求正义价值，既有民族的特殊要求，又有国家的整体需要，还有法治的基本规范价值，在构建多民族国家进程中蕴藏无数正义的法治内涵。
3.合法：法治的衡量基准。法治有衡量标准，符合法治精神或实在法的规则规范即合法，否则即为不合法或者违法。例如，法治需要良法根据作为法律前提，需要善治作为“法律行为”，需要法治理念作为“思想路线”，需要法治路径作为“技术路线”，共同构建良法善治的法治原则标准。[31]据此，合法既是事运行的重要判断标准，又是判断是否符合现行规范的衡量标准。[32]可知，多民族国家要遵循合法标准，既要主动追求“统一”合法价值，又要以“统一”为合法的衡量判断标准，还“统一”地构建国家整体，成为名副其实的统一多民族国家。
4.多民族特色：法治的“注册商标”。统一多民族的核心在于“统一”，基础在于“统一”，追求价值更在于“统一”；而特色在于“民族”，属于民族传统范畴与法治现代的有机融合体，自然蕴涵充足的民族特色。例如，改革法治特色与时俱进紧追时代步伐，全面法治特色扩展法治范围，自然法治特色体现法治本源，程序法治特色为法治铺设规则道路，民主规则的法治特色为其提供民主思维，平等法治特色为其打造平等平台，道德善法治特色为其提供裁判标准，反对地区间、民族间的不平等特权为其提供法治行为方式。[16]据此分析，统一多民族的目标在于追求统一，统一又构建多民族国家的基础，既成为一般的法治特征，又成为法治的前提要素；多民族属于现实要素，融合现代法治理念构筑民族特色，成为法治的“注册商标”，区别于其他通用法治标识。
5.德法共治：法治共造。法治不是“孤军奋战”，必要时需要道德配套支持，形成德法共治的两元治理秩序，即法治和道德相互离不开，在相互支持配合下提升法治或道德治理效果。据此，法治社会绝不是唯法而治，而是德法共治，是法治与道德的有机结合，是德治基础上的法治，是对大多数人用德感化，对少数“异类”用法惩治和矫正。[33]585-586可知，统一多民族既有统一目标价值，又有多民族特色；既需要法律基础发挥效用，又要道德提供配套支持；既有法治治理，又要道德治理。因而，统一多民族国家在德法共治的密切配合下，形成民族国家的法治共造状态，体现现代民族国家的法治创新内涵。
6.统一与并存：法治本色与法治特色。统一多民族既有统一基础，又有多民族并存的客观现实；统一既是多民族的存在基础，又是多民族的法治追求目标；多民族既是统一的事实前提，又是统一的法治特色之原始基因。据此，统一多民族外观上表现为“统一V并存”，反馈到法治范畴，集中表现为“法治本色V法治特色”，前者是统一的法治的本色，后者是多民族的法治特色。
由此可见，统一多民族既有统一基础，又有多民族特色；既有“统一”的价值内涵，又有“多民族”的物质内涵；既有通用性特色，又有标志性特色；既有物质事实要素，又有法治精神要素。据此，统一多民族在统一的物质基础之上，构建鲜明的民族法治特色：国家属于世俗的法治创造，正义运行法治的基本规范价值，合法成为法治的衡量基准，多民族特色被标记为法治的“注册商标”，德法共治促进法治共造，统一与并存分别体现法治本色和法治特色。
据此撰述，统一多民族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庄严宣示，构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核心法治特征，体现中华民族的精神内涵，散发无穷的民族特色思维，保持多民族的共存、共生和共进，促进多民族的多维发展，提供多民族的统一基础，追求多民族的整体国家价值。据此，统一多民族的法理内涵丰富多彩，既无法穷尽举例，又无法充分深入探析，故只能有选择性地剖析相对重点、相对重要的核心内涵，发挥学术研究的“以点带面”的特殊功效。因此，统一多民族的法理内涵既有“统一”基础，又有民族特色；既有物质要素，又有价值追求目标；既有国家体系的普通技术的“国家标准”，又有民族国家的非通用技术的特色性“地方标准”，甚至在个别情形下还有特色的“企业标准”，所有的一切都集中于国家统一目标，存在于多民族的客观状态。可知，统一多民族的基础内涵提供前提要素，主体内涵确立基本资质，国家内涵保障基本定位，哲学内涵提供科学支持，功能内涵发挥特色效用，法治内涵体现价值追求。在依法治国的法治创新时代，统一多民族具有特定的法治内涵，既有通用性基础，又有民族性特色，还形成一般与特殊共存的哲学秩序状态；既为多民族的共同进步提供发展方向，又为统一国家确立发展路径，还为多民族国家解决民族问题、协调民族关系与和谐民族状态提供哲学思维在内的智力支持，促进多民族国家的共同发展进步，主动契合“四个全面”的伟大战略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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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Liming
社区治理的内涵篇4
自党的十七大明确提出“建设生态文明”以来，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积极开展生态文明建设，对生态文明相关指标体系从实践层面进行了较多探索。深圳、厦门、中山、无锡新区、江阴、贵阳等地在生态文明建设规划中提出了各自的生态文明建设指标体系。这些指标体系除包括生态环境、生态经济两大类指标外，还包括了生态制度、生态意识等指标，较好地体现了生态文明建设不仅关注环境与经济的关系，而且要求从制度和意识层面对工业文明进行全面革新的含义。但是，这些指标体系仍侧重环境及其相关指标，未能很好表达生态文明作为一个新型文明形态的应有内涵。
学术界围绕生态文明评价问题展开了初步研究。主要研究进展及其特点为：(1)一些研究提出的指标体系对环境、经济关注较多，而对制度、文化方面关注较少[1](p51-53)[2](p823-826)[3](p60-63)[4](p21-27)[5](p1-5)，比较接近于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生态文明内涵体现相对不足。(2)有些研究的指标体系较好地涵盖了制度、文化等方面的指标[6](p55-59)[7](p131-136)[8](p72-75)[9](p60-63)[10](p6295-6304)，但由于生态文明内涵阐述不足而使得指标之间的关系尚待进一步理清。(3)对区域生态文明评价而言，其与区域外部的经济、环境关系也是评价的重要内容，但当前研究较少触及。本文首先从人类社会文明形态演替和文明成果具体表现形式两个角度定位生态文明并阐释生态文明的基本内涵，构建生态文明评价指标体系的基本框架，然后选择相应的表征指标构成评价指标体系，为定量评价生态文明水平提供方法基础，为政府推动生态文明建设提供理论参考。
一、生态文明的基本内涵
对生态文明内涵的阐释，是构建生态文明评价指标体系的理论基础。当前，学术界主要从两个不同的角度对生态文明内涵进行阐述，徐春(2010)将这两个角度分别称为历时性角度与共时性角度[11](p61-63)。从历时性角度来看，生态文明是人类社会继工业文明之后出现的一种新的文明形态，而且生态文明的出现具有客观必然性[12](p31-37)[13](p36-43)，这个角度下的生态文明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并列。从共时性角度来看，生态环境与经济、政治和文化一样是文明的一个主要子系统，因此生态文明只是人类文明的一个方面[11](p61-63)，这个角度下的生态文明与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并列。
比较而言，历时性角度下的生态文明是针对整个人类社会形态而言的，共时性角度下的生态文明仅针对生态环境方面的发展成果。由于生态文明建设并不仅仅是生态环境方面的建设，而且由于人与自然复杂的相互作用关系也使得生态环境建设无法孤立进行，因此本文将从人类社会文明形态演替的角度定位生态文明。具体到实践意义上，共时性角度下的生态文明意味着需要生态环境相关部门(例如我国的环境保护部、林业局等)强化生态环境建设、改善自然环境质量，历时性角度下的生态文明则意味着需要整个政府以及社会部门共同行动构建致力于促进人、自然、社会三者和谐发展的社会运行机制以及相应的主流价值观。
关于生态文明的具体成果形式。一方面，作为一种新的文明形态，生态文明的具体成果形式同样包括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生态文明既包含人类保护自然环境和生态安全的意识、法律、制度、政策，也包括维护生态平衡和可持续发展的科学技术、组织机构和实际行动[14](p4-5)。生态文明内容涵盖了先进的生态伦理观念、发达的生态经济、完善的生态制度、基本的生态安全、良好的生态环境等[15](p30-32)。与工业文明一样，生态文明具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三种成果表现形式；与工业文明不同的是，生态文明要求这三种文明成果的获得必须满足人、自然、社会三者和谐发展的要求，本文称之为生态型的文明成果。另一方面，生态文明的具体成果形式还包括生态环境相关的文明成果，即共时性角度下的生态文明含义。
本文将生态环境纳入了文明的内涵，更好地体现了人类对自然的尊重、人类与自然属于同一有机整体。进一步地，生态文明内涵可以概括为生态环境与生态型物质文明、生态型政治文明、生态型精神文明的有机整合。从这个意义上讲，生态文明中的“生态”具有两层含义，其一为生态环境，其二为生态型传统意义上的文明。
从某种意义上说，生态文明是针对整个人类社会而言的。全人类及其赖以生存的地球生态系统共同构成一个几乎封闭的系统，人类只能基于地球上的生态环境来构建生态文明。但是，对于某一国家或者区域而言，市场交易体系使得其与外界存在产品和服务的交换，即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活动可以通过贸易而基于区域外的生态环境基础。因此，生态文明要求一个区域的生态文明建设不应以牺牲区域外部的生态环境基础为代价。当然，这一准则并不反对通过适当的市场交换机制来促进包括生态生产力在内的多种资源的优化配置，而是要求区域内外在资源环境利用方面的公平。
综上，关于生态文明的基本内涵，可以得到两点认识：其一，生态文明是生态环境与生态型物质文明、生态型政治文明、生态型精神文明的有机整合；其二，区域生态文明评价需要关注区域内外在经济、环境等方面的交换关系。这样生态文明内涵可以概括为“1+3+1”，其中，第1个“1”为生态环境，“3”为生态型物质文明、生态型政治文明、生态型精神文明，第2个“1”为“与区域外部的关系”。
已有的关于生态文明评价指标体系的相关研究一般都包含了生态环境、经济、生态制度、生态文化与意识等指标。可见，这些指标体系已经超越了共时性角度下生态文明的含义；同时，这些指标体系仅包括了与生态环境相关的制度、精神成果，未能较好地涵盖传统的制度与精神成果，即未能涵盖历时性角度下生态文明的含义；最后，这些指标体系一般不包括评价区域与区域外界之间在经济与环境方面的交换关系。
二、生态文明评价指标体系的基本框架
基于对生态文明内涵的阐释，采取自上而下的思路构建生态文明评价指标体系。首先，从生态文明内涵出发构建评价指标体系的系统层，全面、直接地体现生态文明的基本内涵，包括生态环境、生态型物质文明、生态型政治文明、生态型精神文明、与区域外部的关系五个单元。其次，将系统层单元分解为若干目标层单元(如图1所示)。
其一，生态环境。生态环境是生态文明的自然基础，包括生态环境状况和生态环境建设两个目标层单元。生态环境状况描述了生态系统、资源利用、环境质量等方面的状态。生态环境建设描述了社会经济系统为减少对自然生态系统的压力、改善自然生态系统健康水平所进行的努力，强调了人类社会对生态环境的回馈。
图1 生态文明评价指标体系的系统层和目标层结构
其二，生态型物质文明。生态型物质文明是生态文明的物质基础。生态文明并不排斥物质文明，要求的是具有生态友好属性的高水平的物质文明，据此分解为物质文明和物质文明生态化两个目标单元。物质文明是人类在自然界求取生存与发展过程中获得的物质成果的总和，集中表现为社会物质生产的进步和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的改善e16](p380)。物质文明生态化，指物质财富的生产、消费过程消耗较少的自然资源、排放较少的废弃物，包含生产生态化和消费生态化两部分内容。
其三，生态型政治文明。生态型政治文明是生态文明的制度基础。政府、企业、公众是人类社会系统中的三大类行为主体，其相互作用机制构成了社会运行机制。政治文明是社会运行机制发展形成的积极成果，一般表现为人们在一定的社会形态中关于民主、自由、平等、解放的实现程度，包括国家政治制度、法律制度和民主制度等多个方面[17](p504-505)。生态型政治文明要求调整社会运行机制从而引导社会个体行为调整，达到促进社会与人和谐、社会与自然和谐的目标。引导政府、企业、公众推动生态文明进程的社会运行机制都属于生态型政治文明范围，例如政府将环境保护工作纳入政绩考核体系、企业履行环境保护责任、公众参与环境保护的相关机制等。
其四，生态型精神文明。生态型精神文明是生态文明的认识基础。精神文明是改造主观世界的精神成果的总和，主要表现为文化方面和思想方面[16](p380)。生态型精神文明一方面要发展传统的积极精神成果，另一方面要促进精神文明生态化转型。精神文明方面主要从科技、文化、道德水平三个方面来表征。精神文明的生态化转型，有利于提高人们对生态环境问题的认识和意识，这一方面直接影响社会个体行为，另一方面通过影响社会运行机制来影响社会个体行为，从而促进人、自然、社会三者之间的和谐。相应地，精神文明生态化可以从生态科技水平、生态文化水平、生态文明意识三个方面来表征。
其五，与区域外部的关系。生态文明要求一个区域的生态文明建设不应以牺牲区域外部的生态环境基础为代价。与区域外部的关系主要衡量某一区域的生产、生活活动对区域外部生态环境的占用程度。
三、生态文明评价的具体表征指标
针对每一个目标层单元，将其所包含的有机组成部分概括为准则层。针对准则层，选择合适的指标进行表征，从而构建生态文明评价指标体系。
(一)指标选取原则
遵循如下原则选取具体表征指标：其一，简约性原则。由于生态文明涵盖的范围较广，如果要求指标体系包含所有内容，则需要大量的指标，导致指标体系的庞杂，因此指标选取时遵循简约性原则，即选择少量但具有代表性的指标。其二，动态性原则。随着生态文明水平的不断提高，社会经济系统、自然环境及其相互作用机制不断演变，相应地，生态文明评价指标体系需要选择新的指标来表征。其三，可操作性原则。尽量选择现行统计体系内的指标，或者选择通过调研可以获得的指标，从而使得指标体系在应用中具有较好的数据支持。
(二)具体表征指标
1.生态环境部分。(1)生态环境状况目标层单元。从环境质量状况、生态系统状况、资源持续利用状况三个方面描述生态环境状况。以环境功能区达标率表征环境质量状况。以生态用地比例和建成区绿化覆盖率分别表征整个区域、城镇区域的生态系统状况。以能源的可持续利用水平表征资源的持续利用。(2)生态环境建设目标层单元。包括经济投入状况、污染治理状况两个准则层单元，分别以经济度量指标和实物指标表征。经济投入状况针对整个经济系统和政府财政分别选择了环保投资占GDp比例和生态环境相关支出在地方财政支出中的比例两个指标。污染治理状况主要选择了污水、生活垃圾、危险废物处理处置相关指标(如表1所示)。
2.生态型物质文明部分。(1)物质文明目标层单元。包含生产发达程度和生活消费水平两个准则层单元。生产发达程度以人均GDp、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例分别表征经济产出规模和质量。生活消费水平则以恩格尔系数表征。(2)物质文明生态化目标层单元。包含生产生态化和消费生态化两个准则层单元。生产生态化强调单位产出的资源消耗少、污染物排放少，其中，资源消耗选取了水、能源、土地三种资源，污染物则选择了我国“十二五”规划纳入约束性指标的二氧化硫、化学需氧量、氮氧化物、氨氮四种污染物。随着污染控制水平的不断提高，污染物种类也应随之调整。生活生态化，强调生活活动资源消耗少、污染物排放少，这里选取了新售水电器具中节水节电型比例、新建建筑中绿色建筑比例和绿色出行率三个表征指标(如表2所示)。
3.生态型政治文明部分。(1)政治文明目标层单元。构建了政府执政能力水平和公众参与状况两个准则层单元。一般地，效率由市场机制完成，而公平状况则需要政府不断提升，因此选择描述社会个体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表征政府的执政水平。公众参与状况部分，结合我国当前制度基础，以政府信息公开状况来表征公众的知情权、监督权的保障情况。(2)政治文明生态化目标层单元。生态文明建设不仅需要政府大力推动，也需要公众积极参与。政府执政部分，以生态环保工作在党政实绩考核中的比例、生态环境保护相关法律法规的贯彻落实程度两个指标表征；公众参与状况，则结合我国当前制度基础，以生态环境议案、提案、建议纳入相关政策比例表征(如表3所示)。
4.生态型精神文明部分。(1)精神文明目标层单元。主要包括科技水平、文化水平和思想道德水平三个准则层单元。科技水平以研发投入占GDp的比例来表征。文化水平可以选择人均受教育年限或者入学率来表征，考虑到当前我国正在普及高中教育，而且国家“十二五”规划也将高中入学率作为发展目标，这里选择高中阶段教育净入学率为指标。思想道德水平难以直接表征而采取间接反映的方式选择指标，注册志愿者人数比例、义工小时数、人均捐款量等正向指标与犯罪率、交通违章数量等负向指标均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这里选择注册志愿者人数占城市人口总数的比例作为表征指标。(2)精神文明生态化目标层单元。与精神文明相对应，包括生态科技水平、生态文化氛围和生态文明意识水平三个准则层单元，其含义分别为应用于实践的科技文化知识的生态友好程度、人们对生态环境知识的了解程度、人们从事生态友好活动的意愿。生态科技水平以应实施清洁审核的清洁生产企业比例表征较为清洁的生产技术的应用程度。生态文化氛围则解读为生态环境相关知识的普及程度，可以通过统计调研得到。生态文明意识水平反映人们相对更加偏好生态环境的程度，此处以环境组织注册人数占城市人口总数比例来表征(如表4所示)。
5.与区域外部关系部分。以生态足迹作为社会经济活动对生态环境占用的衡量指标，从而选定某区域人均生态足迹净输入表征该区域的生产与生活活动对区域外部的生态环境的占用程度(如表5所示)。
四、结语
本文从当前关于生态文明的两种角度理解出发，阐述生态文明的基本内涵：其一，生态文明是生态环境与生态型物质文明、生态型政治文明、生态型精神文明的有机整合；其二，区域生态文明评价需要关注区域内外在经济、环境等方面的交换关系。基于生态文明内涵，构建了“1+3+1”生态文明评价指标体系基本框架，进一步构建了包括系统层、目标层、准则层以及35项具体表征指标的生态文明评价指标体系。
社区治理的内涵篇5
关键词：新社会服务体系；社会理性；新社会组织；社会政策创新；社会工作
中图分类号：C91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0751（2017）01-0058-07
在社会结构日益碎片化、原子化，社会阶层结构固化以及社会风险凸显的时代背景下，作为一项与现代公民生活密切相关的政策实践，当前我国社会服务生产和供给面临着诸多的困境与挑战。社会需求的凸显以及党和政府在治国理政方面的理念与政策的转型，要求传统的社会服务体制必须做出积极的改变。在新的历史时期，有必要思考社会结构转型和社会价值观念变迁ι缁岣＠制度以及大众福利观念的影响，揭示当前社会服务实践面临的困境，并进一步探讨社会发展对创新社会服务体系的内在需求。同时，社会服务应该坚持怎样的理论视角，才能突破和超越现有的困境与局限？如何进一步建构本土化新社会服务体系，以回应社会服务体系所面临的挑战与限度？本文将围绕上述问题展开深入的探讨。
一、传统社会服务体系面临的多重挑战与实践困境
在新的历史时期，作为社会制度设置和社会发展的产物，我国社会服务体系未能获得有效的福利制度支持。在碎片化凸显、整合性不足的社会福利制度下，在社会发展中出现的新趋势与新风险面前，我国社会服务发展面临着严峻挑战和实践困境。
1.社会服务实践面临的多重挑战
第一，单位制解体带来个体困扰与公共制度之间的连接通道不畅。单位制在我国总体性社会时期发挥着政府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的重要职能。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市场化体制的确立与推广，我国原有的“国家―单位―个人”的社会结构发生根本性变革，单位社会不断走向终结，附着在单位中的个人变成了“个体人”。在这种背景下，个体因这些均使得个体困扰难以有效与国家公共制度形成勾连①，从而导致一系列社会服务需求存在回应上的“真空”。
第二，市场化推进导致功利主义对社会的全面渗透。以经济发展为导向的市场化进程，在鼓励社会大众创造尽可能多的物质财富的同时，也将市场的经济理性、功利主义等思想渗透到个体之中。功利主义、利己主义的价值取向销蚀了原有的社会信任体系，进而使建立在其基础上的社会福利服务传送体系处于断裂之中。
第三，全球化浪潮促使多元主义盛行。全球化已成为一种不可逆转的趋势，成为影响各国福利体系建设的重要因素。在全球化进程中，多元文化要素、信息资源、意识形态观念等不断注入不同国家和地区人们的思想与生活之中，它们对社会服务观念的确立以及福利服务体系的构建产生深刻影响。
第四，信息化扩张衍生新的社会不平等。人类社会已经进入信息化社会。网络信息技术的连接性、聚集性和非正式性等功能，正在从根本上改变人们的生活，同时也再生产着一系列新的不平等，亟须社会服务体系以开放包容的姿态改变这种现象。
此外，我国社会经济结构也发生着重大转型，特别是经济发展正处于新常态阶段，对于因经济增长减缓或停滞而出现的社会服务“真空”，也需要积极构建新的社会政策来加以应对。②
2.当代社会服务体系的实践困境
在新社会趋势与新社会风险背景下，有必要对传统社会服务的实践限度重新进行检视。
第一，社会服务体系的补缺性。长期以来，我国社会服务被纳入社会保障体系之中。在目前“大社会保障、小社会福利”的体制格局下，社会服务更多地被视为与狭义社会福利相关的内容。这种“重保险、轻服务”及明显的“工作福利”导向，使当前的社会服务制度具有明显的补缺性，处于边缘化位置。
第二，社会服务递送的分化性。在市场化改革进程中，社会政策长期缺位。既有的社会政策将公共服务、社会服务责任交给地方政府，加之中央层面缺乏对社会服务的整合与统筹，导致目前社会服务体系在中央与地方之间、区域之间以及不同群体之间严重分化。同时，长期以来社会福利服务主要面向经济发展目标，这也导致了经济建设与社会发展产生分化。
第三，社会服务制度体系的碎片性。由于特定的体制因素，我国社会政策实践长期存在社会保障与社会福利之争，即应该坚持中国特色的“大社会保障”还是应该坚持与国际通则相一致的“大社会福利”？③“社会保障派”强调社会保障在社会稳定和谐中的工具理性作用；“社会福利派”则注重为各类社会群体提供普惠性社会福利制度。这种论争反映在实践中，表现为现有的社会服务体系的碎片化：一方面，部分地区尝试为社区大众建立系统的社区服务体系；另一方面，政府、社会组织之间的资源、权力不对等。其结果是社会服务的成效十分有限。因此，要构建积极的社会政策话语体系，从社会政策视角来思考如何增进人民福祉。
二、新社会服务体系的内涵重构、理论基石
及多重特征社会结构的转型与风险的聚集无疑对反思和创新传统社会服务体系提供了内在动因。同时，社会服务所处的政策环境、实践限度构成了构建新社会服务体系的逻辑起点。基于此，重新厘定社会服务体系的内涵，并寻找适合当代中国语境的恰适性理论视角，是实现社会服务体制和体系创新的根本前提，是实现社会领域社会体制改革与社会治理创新的重要实践。
1.内在价值及实践向度：新社会服务体系内涵重构的两个维度
社会服务（SocialService）是现代工业社会的制度性产物。在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时，社会服务普遍成为国家应对社会需求、化解社会矛盾、解决社会问题、维护社会稳定、确保社会公平正义、推进现代化进程的内在要求。尽管如此，社会服务的内涵在国内外学界尚未达成共识，各种概念之间表现出明显的张力。
有学者尝试从国内外争论中梳理出社会服务的一般性解释维度：一是针对弱势群体需求而采取的干预及公共援助服务；二是社会福利、公共服务或社会工作，进而将社会服务视为一种社会政策。④这一概念体现了社会服务的救、补缺性和服务性特征。另有学者指出，去商品化、利他和福利性是社会服务概念的关键表达。⑤还有学者尝试从政府购买服务的制度实践与机制创新方面阐释新社会服务体系的内涵。⑥上述界定对我们思考当前社会服务内涵及其创新具有重要启示，但是这些内涵界定仍然具有抽象性、模糊性和宽泛性，更多地从社会服务的内容、形式及功能等方面加以阐释，忽视了对社会服务本质的内在规定。
笔者以为，社会服务的核心意蕴还需从社会服务的内在价值取向及实践向度入手进行阐释。从国际经验来看，社会服务的价值取向主要是坚持公平正义和非营利性原则，追求一种社会秩序与社会整合目标；社会服务的实践要素主要包括社会服务理念、主体、客体、内容、性质和手段。随着社会环境和社会价值观念的变迁，社会服务的内涵与外延也不断受到挑战，社会服务内涵、实践与社会理论、社会发展需求之间存在明显的失衡状态。因此，社会服务的内涵亟待得到进一步扩展和深化。基于此，所谓新社会服务，是指在社会理性的价值理念指导下，由受过专业教育或训练的社会工作人才队伍，依托于各类具有非营利性和专业性的新社会组织，以社区为平台，通过对各类资源（政府公共资源和社会资源）的整合，向一般性社会成员传递的专业性、非营利性和个性化的社会服务，以促进其更好地发挥社会功能，实现社会福祉。
在全面深化改革的背景下，探索和构建新型社会服务体系已成为创新社会治理与加强基层建设的重要命题。所谓新社会服务体系，是指由新型社会政策（理念、规则）、新社会组织（行动者）和新社会服务（内容）构成的完整体系。其中，社会政策应该进一步体现社会理性的原则和目标，以形成指导社会组织进行社会福利服务生产和传递的重要依据。新社会组织是构建和实现新社会服务体系的重要抓手和组织化行动者，应从生存理性向社会理性演进，以更好地履行社会使命、发挥社会功能，应逐渐摆脱现有的组织能力弱、依附性有余而自主性不强等弱点，更好地形成一种政社分工与合作治理格局，这是我国社会组织健康发展的根本逻辑。新社会服务是构成新型社会服务体系的内在要求和实质内容，其内涵也应随着社会需求的变化而有新的扩展，因而强调通过重建社会关系来回应碎片化、去组织化、去支持化时代背景下的社会大众需求，是新社会服务的内在特质和应有之义。
2.从工具理性转向社会理性：新社会服务体系的理论基石
“理性”一词本身是一个复杂的哲学概念，为了较好地阐释现代资本主义的起源，马克斯・韦伯提出了“理性化”一词，揭示了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之间的因果机制。⑦在社会学领域，学术界也正是基于韦伯有关社会行动的理性化理想类型，对各类社会主体的行为依据和行动策略进行分析。其中，较为关键的理性行动是手段―目的理（也称为工具理）和价值理，前者指的是把外界对象及他人行为作为达到目的的手段，并使之成为社会行动发展的方向；后者指的是为了某种绝对价值或社会信仰（真、善、美）而采取的行动，这种价值观或者信仰成为行动者的义务进而对其产生了“约束力”。我们在此借助韦伯的工具理性、价值理性思想，尝试对我国社会服务政策及其实践进行理论上的分析。
在市场化推进过程中，单位制的解体使得个体逐渐从单位中分离出来，成为一个个散落在社区的个体，这种个体化、原子化现状催生了社会服务从原先的政府母体中脱离出来并通过独立的政策体系和组织渠道来提供。基于此，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家逐渐出台了一系列旨在回应市场化以来社会问题的政策体系，这成为促进社会保护的重要机制。⑧结合当代中国和谐社会建设的宏观脉络，这一历史阶段采取的社会保障与社会服务政策及实践，更多的是为经济发展保驾护航而采取的目的合理性行动，也就是韦伯所谓的“工具理性”行动。我们认为，改革开放30多年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经济政策占据主导地位，导致社会建设严重滞后，保障社会建设的社会政策体系也因此残缺不全。这种工具理性行动带来了明显的弊端：在和谐稳定话语下强调社会服务的管控特征；在物质贫困现象仍然存在的背景下强调消极性物质救助；在户籍制度限制下形成社会福利服务的区隔化等。
基于长期以工具理性为价值导向的社会服务政策及其实践存在的诸多问题，笔者认为，今后的社会服务政策和实践应该以社会理性为理论基石。社会理性在一定程度上吸收了韦伯的价值理性思想，但它不仅强调某种价值观或者信仰对于行动主体的约制作用，还更加强调行为主体在特定价值观基础上能够形成对社会有利的行动实践。它区别于以效率和利益最大化为核心的经济理性以及以权力、权威为核心的政治理性。具体而言，社会理性是指个体或集体的行动需要有特定的社会规则、社会规范和社会机制的指引，以社会利他主义为基本原则，在实现个体自我目的的基础上为了更大的集体利益和社会利益而采取的行动。质言之，社会理性是指“为社会”的理性，在当前和谐社会建设进程中，应该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社会建设长期缺位）的体制设置转向以经济建设为基础、以社会建设为中心的社会发展逻辑，以彰显社会经济发展的社会性而非经济性目的。将社会理性引入新社会服务体系分析之中，是指在一系列新型社会政策价值的指引以及政社分工c协作机制的指导下，政府更好地发挥资源供给、制度保障等方面的主导，社会组织及其工作队伍通过社会合作、关系整合等，在社会服务领域中发挥基础性、决定性作用，以实现社会福祉。
3.内在品性与目标旨归：社会理性视阈下新社会服务体系的多重特征
社会服务体系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它不仅包括一套新型的社会政策体系和多主体相结合的行动系统，同时还包括社会服务体系的最终目标所指，即以建设一种什么样的社会为落脚点。在社会理性的理论指导下，新社会服务体系具有以下特征。
第一，包容性和社会保护性。前者指的是要将原先具有排斥性、补缺性的社会政策转向一种更具包容性精神的新社会政策上来，让所有人能够共享社会经济发展成果。后者指的是在当前全球化风险社会时代，为脆弱性特征明显的个体和群体搭建安全的社会保护网，以从整体上建构一种有效回应社会大众需求的社会保护机制。
第二，专业性、非营利性和人本性。新社会服务区别于政府公共服务和市场化营利服务，它指的是为社会大众提供的非政府性、非营利，这些服务是由专门的社会组织和专业人才队伍提供的，体现其以人为本的核心理念和专业性特质。笔者将这样的社会组织称为“新社会组织”，它既不同于官办非政府组织（GonGo），也不同于社区文化娱乐团体，更不同于以经济理性为导向的各种市场性组织，而是以追求社会理性、注重社会利他、向社会提供非营利性社会服务的独立法人团体。新社会组织的内涵与外延并不等同于政府组织和市场组织以外的所有社会组织，因社会组织的复杂性导致目前所运用的社会组织概念具有笼统性和含混性。非营利性、社会性、人本性等特征决定了新社会组织与社会弱势群体之间的亲和性。
第三，社会性和服务性。这里所谓社会性与服务性是从党和政府的角度来分析的，即在新社会服务政策和实践中，应强调党的社会性和政府的服务性特征。应坚持党委的核心引领作用，引领社会服务朝着有利于社会发展进步的方向前进，党组织的行动逻辑应是回归社会属性的组织建设实践。同时，应坚持政府在资源供给、配置和监管方面的主导作用，这里并非强调政府的“大管家”角色，而是在坚持政社分开与合作原则基础上形成以服务社会大众为核心的服务型政府。因此，党的社会性引领和政府的服务型治理是建构新社会服务体系的重要条件。
第四，社区性和公共性。社会服务最终要落到社区空间中，这就要求社会服务实践坚持“以社区为本位”的逻辑取向，追求以社区需求为核心的服务品质，构建符合不同社区实际和需求的专业化服务体系。这种专业化服务体系彰显社会服务体系的公共性特征，即旨在回应社区需求、促进社区参与、加强社区基层民主建设，进而塑造社区公共精神和公共凝聚力。
三、社会理性视角下新社会服务体系的
本土路径建构社会环境及社会价值观念等要素的变迁，客观上对现行社会服务实践和体制产生着明显的双向形塑：一方面，对原有社会服务体系造成了巨大挑战；另一方面，又不断要求适应社会变迁和发展需求的新社会服务体系的生成。结合当前社会结构转型对我国传统社会服务体系带来的挑战及其由此产生的实践限度，应坚持社会理性的理论指引，从创新社会政策体系、加强新社会组织发展以及重构社会服务本质三个方面，构建适合新时期我国社会结构发展脉络的本土化社会服务体系。
1.促进社会政策范式转换，探索形成社会理性指引下的普惠型社会服务政策
社会发展与社会建设的理念及目标最终都要由具体的社会政策来实现。不断推进社会政策理念和体系创新，是我国社会建设与社会治理创新的根本保障，也是构建新社会服务体系的根本前提。在全面深化改革与和谐社会建设进程中，社会政策创新意义重大，它既是保障市场经济成功运行的基本条件之一，也是促进和谐社会建设的主要治理工具，更是检验政府绩效的关键指标。
正是急剧变迁的社会结构以及随之而来的各种社会风险因素，成为社会政策不断创新和转型的原动力。为有效回应社会转型和社会发展对社会服务的需求，进行社会政策创新，必须坚持以人为本的价值理念，这应成为社会政策创新的根本前提。在“国家―市场”关系范式和科学发展观、创新社会治理等重大战略举措下，国家主导型社会政策时期已初现曙光，这种社会政策强调国家在社会福利方面的基本职责，同时借助市场机制的作用，注重发挥社会、社区、家庭乃至个人等力量，以实现国民社会福利的最大化。⑨这与国际经验具有相似性。⑩从个体化社会视角来看，传统社会政策对社会需求的回应存在失灵现象，一种具有包容性导向的社会政策亟待出台。
在新的历史时期，社会政策应该坚持社会理性的价值取向，使其成为社会政策、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的基石。这种社会理性强调形成政府、市场、社会组织、社区、家庭等主体在社会政策实践中的合作治理与公共参与机制，尤其强调国家作为社会福利政策的主导力量。坚持以人为本、发展型导向、包容性和“为社会”等理念，应成为我国社会政策转型与创新的主要原则。在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以及新旧社会风险并存的现代中国，只有切实关注社会环境与人们现实生活的变迁，才有可能真正构建符合现实的新社会政策体系。而要迈向新的社会政策时代，必须实现社会政策范式的创新与转移。从剩余救助型社会政策到适度普惠型社会政策，再到社会理性指导下的普惠型社会政策范式转移，这应成为当前及未来社会政策实践的根本逻辑。
2.加强新社会组织发展，构建社会理性原则下的现代社会组织体制和体系
在单位制式微、社会中介组织运行机制尚未完全建立之际，培育和发展新社会组织是推进社会建设和社会治理创新的重要组织化载体。新社会组织作为社会福利服务生产与递送的重要主体，是社会体制改革与社会治理创新的有机组成部分。其强调政社关系从依附向分工协作转变，强调民间性、自治性、公益性、非营利性，注重职业化与专业化、专业服务的普遍化与个性化相结合。新社会组织已成为促进现代社会建设和社会发展的柔性力量，创新现代社会组织发展机制成为新社会服务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
从国际经验来看，新社会组织的健康发展是化解社会矛盾、整合社会资源、维护社会秩序、实现社会和谐的重要机制与必要l件。在我国社会发展实践中，新社会组织是社会保障、社会治理和社会服务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社会治理体制改革、政府职能转变与和谐社会建设的重要载体。然而，当前我国社会组织发展仍然面临着一系列的困境和挑战，以市场发展为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可以为政府带来巨大收益，其体现的是经济理性，而以社会理性为取向的社会改革和社会建设则需要政府让渡部分权力、空间，并需要加大社会投入。因此，政府在新社会组织以及社会事业发展方面常常缺乏内在的动力。当前我国社会组织总体上呈现出“依附式自主”的发展特征，这种特征将在较长时期内存在。在一定程度上，社会组织的公信力缺失也是不可忽视的问题。由于我国计划经济时期“社会”的缺失，以及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的边缘性地位，整个社会呈现显著的个体化、原子化、碎片化、非组织化特征。那么，发现或找回“社会”，再造社区共同体，客观上要求新型社会服务体系和体制不断生成和创新。
基于此，在推进社会建设进程中，要用好社会这只“手”。要充分发挥社会力量的作用，关键在于创新和完善现有社会组织体系和机制，加强和转变现有社会组织的职能，通过体制内改革和体制外发展“双轮驱动”来构建我国现代社会组织体制。具体而言，要切实发挥新社会组织尤其是专业化的社会服务机构在社会治理和公共服务创新中的重要作用，政府要用改革精神调整社会政策，包括完善新社会组织的相关制度，加强对新社会组织的引导和服务，构建有助于新社会组织参与社会建设、社会治理的公共财政体系及资源分配机制，推进新社会组织的专业化、职业化和制度化进程。其中，加强专业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是助推新社会组织体系建设的重要抓手。
总体上，新社会组织具有体制建构、服务建构的双重功能。在体制创新上，新社会组织是对传统社会领域中以政府为全能形象的“政社不分”“以政代社”体制的超越，有助于形成“政社分工与合作”的体制机制。在服务创新上，新社会组织注重以人为本、立足社区实际需求、坚持在证据为本原则指导下开展专业社会服务，是对传统社区服务内涵的扩展与创新。因此，今后应该在社会理性指导下，不断推进“社会再组织化”和“社会自组织化”，构建社会主义现代社会组织体制和体系，加强新社会组织建设与发展，为社会政策创新与实践、社会服务创新提供组织化载体，以不断适应新时期社会变迁和社会发展催生的各种社会服务需求。
3.深化社会服务的本质内涵，构建新社会服务体系的多维要素
在社会理性视角下，构建新社会服务体系内在地要求深化现有的社会服务内涵。这可以从社会服务本身创新、社会服务体制和体系创新以及服务型社区治理与社会建设三个方面进行。
第一，提升社会服务的社会性、专业性特质。社会工作作为社会治理和公共服务创新的重要手段，其以人为本、以社会为本的核心追求是和谐社会建设的内在要求。社会工作具有独特的专业理念、专业伦理价值观和一套整合性理论、方法体系，它在回应现代化进程中的个体、家庭、团体、社区的困境和需求方面具有显著优势，成为连接个体困扰与公共议题之间的重要纽带和通道机制。因此，在现行社会服务内涵中，注入社会化、专业化的社会工作理念和方法，并结合实际情况，探索本土化导向下的专业社会服务，建构现代社会工作理论与实践体系，是我国未来社会服务发展与创新的重要内容。
第二，创新社会服务体制和体系。社会服务体制、体系的改革与创新，不仅是技术和组织层面的创新，还包括服务主体、服务内容、资源供给、政策供给等要素的系统性改革与创新。这就要求：一是实现服务主体多元化。构建包括政府、社区、家庭、公益性与专业性社会组织、社会工作者和志愿者群体等共同参与的多元化服务体系，其中，“三社联动”机制的探索与实践成为创新社会治理、完善社会服务体系的重要内容。二是服务内容多层次、多样化。构建社区养老服务、法律服务、就业服务、卫生医疗服务、困难群众帮扶服务等内容多样化、综合体系。三是资源供给多渠道、多方式推进。既要发挥政府在资源配置的主导作用，构建专门的公共服务财政体系，也要使社会力量在社会服务生产与供给领域发挥基础性、决定性作用，坚持政府、社会组织、企事业单位、社会公众等多元主体的协同参与。从根本上讲，创新社会服务体系和体制的核心在于建立政社分工与合作关系机制。当前中央和地方政府大力推进的政府购买服务机制，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政社分工与合作的重要理念创新，这既是新社会服务体系的重要内容，也是对加强社会建设、创新社会治理和改善公共服务状况的重要探索和实践。
第三，推进服务型社区治理与社会建设。所谓服务型社区治理，即改变以往社区建设中的管控导向和政府“大一统”的管理格局，坚持从“管理”向“服务”“治理”的实践逻辑转换，它是社会治理创新在基层建设中的重要体现。这就要求创新政社关系，建立政社分工与合作机制，实现政府、社会等多元主体在社会服务体制中的合作治理格局。而要实现服务型社区治理的目标，最根本的路径在于坚持社会的再组织化策略，重构社会整合和团结机制。同时，服务型社会建设是指一切机构或行业均以服务为理念、以服务为手段、以服务为形式、以服务为目的所形成的社会类型。其特征在于：以生活服务业作为人们社会事业的基础，以社会服务作为社会团结的基本纽带，发挥新社会组织作为实施社会服务的基本主体和组织载体，并注重推进服务型政府与服务型政党建设，营造整体服务型的社会氛围。服务型社区治理和社会建设的理念和内涵，应作为我国服务型政府和服务型政党建构的最终落脚点。这是因为，政府和政党运行的根本宗旨在于促进社会和谐进步、改善民生事业、促进人民幸福。正如有学者强调的那样，政府的职能不能仅限于对社会的控制，而是要面向最广泛的社会大众，以不断培育社会的自主性。通过形成服务型社区治理格局，提升现代公共意识和公民参与社会建设程度，不断提升社会建设的公共性目标，这对于构建我国新社会服务体系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也将反过来推进整个社会的发展进步。
四、结语
本文在反思传统社会服务面临的当代挑战及其实践困境的基础上，尝试从社会理性视角建构一种新型的社会服务理论基石，从社政策范式转型、新社会组织体系发展与社会服务创新等方面构建新社会服务体系的本土化实践路径。质言之，构建新社会服务体系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张扬社会理性的必然要求，是应对社会风险、重构社会秩序、创新社会治理、构建服务型社会的必要的制度安排。然而，新社会服务体系的构建，也是一项复杂而浩大的工程，既包括对原有服务理论的超越与创新，也包括对具体服务政策、服务体制和服务内容等方面的创新，这其中涉及政府、社会组织、市场、社区、家庭和个人等多元主体之间的利益调整与关系重构。当前，中央有关的“创新社会治理体制”“加强政社分开”“建立现代社会组织体制”等重要理念和制度为创新社会服务体系指明了方向。同时，近年来，各级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社会服务的实践不断得到深化，通过职能转移、服务机制创新，为不断探索和提炼与我国社会经济和文化实际相符合的本土化社会服务模式提供了重要的制度和经验基础。
总之，作为社会建设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抓手，新社会服务体系还有很多群和理论元素可以继续深化，强调从“社会管理”向“社会治理”的理论转变，强调一种迈向社会理性的社会建设导向，应成为我国未来社会体制改革、社会治理创新以及社会服务转型升级的根本方向。社会理性既指明了新社会服务所具有的“为社会”的价值取向，又指出了其与市场提供的营利以及政府提供的广覆盖、保基本的公共服务之间的本质差别。因此，只有在真正意义上实现社会各主体之间的有序互动与合作，才能形成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之间的良性互动，也才能形成维护社会良性运行的长效机制。这些都需要更多的理论反思和经验探索。
注释
①张静：《通道变迁：个体与公共组织的关联》，《学海》2015年第1期。②王思斌：《试论经济发展新常态下积极的社会政策托底》，《东岳论丛》2015年第3期。③尚晓援：《“社会福利”与“社会保障”再认识》，《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3期。④倪明胜：《社会服务概念辨识与路径优化》，《江西社会科学》2012年第2期。⑤刘继同：《中国现代社会服务体系构建论纲》，《社会建设》2016年第1期。⑥杨君、徐永祥：《新社会服务体系：经验反思与路径建构――基于沪深两地政府购买服务的比较研究》，《学习与实践》2013年第8期。⑦[德]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阎克文译，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160―163页。⑧王绍光：《大转型：1980年代以来中国的双向运动》，《中国社会科学》2008年第1期。⑨李迎生：《国家、市场与社会政策：中国社会政策发展历程的反思与前瞻》，《社会科学》2012年第9期。⑩StephanGrohs.HybridorganizationsinSocialServiceDeliveryinQuasimarkets：theCaseofGermany.americanBehavioralScientist，2014，Vol.58，no.11，pp.1425―1445.徐永祥、侯利文、徐选国：《新社会组织：内涵、特征以及发展原则》，《学习与实践》2015年第7期。王诗宗、宋程成：《独立抑或自主：中国社会组织特征问题重思》，《中国社会科学》2013年第5期。姚锐敏：《困境与出路：社会组织公信力建设问题研究》，《中州学刊》2013年第1期。李培林：《我国社会组织体制的改革和未来》，《社会》2013年第3期。徐选国：《从专业性、本土性迈向社区公共性：理解社会工作本质的新线索》，《社会科学战线》2016年第8期。徐选国、徐永祥：《基层社会治理中的“三社联动”：内涵、机制及其实践逻辑――基于深圳市H社区的探索》，《社会科学》2016年第7期。孙希有：《服务型社会的来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5页。景天魁：《在社会服务体制、机制的改革与创新中发展非营利组织》，《教学与研究》2012年第8期。SanfordFSchram.Fosteringautonomy：atheoryofcitizenship，thestateandsocialservicedelivery.Contemporarypoliticaltheory，2015，Vol.14，no.1，pp.18―21.高中建、周菲菲：《现代公共意识的生成与公民的社会建设参与》，《中州学刊》2013年第8期；李友梅、肖瑛、黄晓春：《当代中国社会建设的公共性困境及其超越》，《中国社会科学》2012年第4期。
SocialRationalityandtheConstructionofnewSocialServiceSystem
XuXuanguoHouLiwenXuYongxiang
社区治理的内涵篇6
摘要:公共精神是现代公民追求的品质之一。随着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深化，公共事务日益增加，公共交往更为频繁，客观上提出了培育公共精神的时代要求。高等学校教育作为公共精神培养平台，对大学生在公共精神方面能起到很大的作用。学生社区(亦称学生公寓)作为学校教育进一步深化的实践渠道，打造学生社区育人平台，为学生社区营造公共领域空间，以自我教育与引导介入相结合，以社区各项实践活动和组织管理为方法，来培育大学生的公共精神。
关键词:公共精神;学生社区;培养途径
时代的发展和高校的内部改革，促成了学生社区的出现。其在特有的地理区域中，整合、延伸、拓展教育资源，形成稳定有序的高校运行体系，组建成集学生住宿、生活、学习等的功能平台。高校学生社区已然具有相当的社会属性，形成了特定的公共交往空间。大学生的主体意识、法律意识不断增强，公共交往情况也较为复杂，对于很多诉求缺少正确引导和适当参与的途径。值得肯定的是，高校学生社区的管理在不断地探索中取得了一定成绩，但面对不断发展的社会环境，承担的责任也越来越重，学生社区公共精神的缺失也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公共精神与学生社区公共精神
公共精神本身具有丰富的社会内涵，它不仅表现为公共生活中的文明礼貌、尊重他人、讲究公共卫生等社会基本公德，更表现为积极参与和承担公共事务的讨论、决策与管理，并主动维护公共秩序和公共利益等法治精神。换言之，公共精神是美德与行为的契合，是行之有效地建立在民众的共识基础之上，承认自我的利益，也不否定个性的自由，体现公共精神的公共责任感和公共参与性，维护大家公认的道德原则与行为取向。大学生公共精神需要大学生作为具有独立主体人格和平等权利义务的个人，在特定环境中自觉主动参与社区、学校、社会等公共生活，关心他人利益和公共利益并勇于维护自身正当利益的一种积极态度和精神风貌，学生社区作为高等学校教育的空间延伸，是学生生活学习的主要场所，学生社区承载着公共精神培养的潜能，具备一定的孕育土壤。学生社区的功能也承载着培养大学生所有和应有的品质，大学生的品质属性不会因为地域空间的变化而质变。学生社区公共精神的内涵既具有公共精神的共性，也会展现出其独特的一面，是一种“以小到大、空间向外扩散、内容不断丰富”的展现过程。让学生学会主动参与到校园公共生活中，关心关注身边时事动态，承担学生群体应有的公共责任感。把道德关怀的目光投向社区同学，投向他人，最终人格美德能以政治伦理的视角将影响力与参与性辐射出去。
二、学生社区公共精神的发展状况
高校一般采用“院系、年级、专业相对集中住宿”的学生社区管理方式，学生大部分时间都在社区活动，公共精神的培育有很大的引导空间，目前学生社区管理服务未发挥其深度功能。公共精神作为公民美德，是期望在行为、性格、意识等方面有共同地彰显，学生社区公共精神发展不足，原因也是多方面:
(一)学生参与学生社区管理、服务等并不积极，缺乏有效互动
受传统观念影响和社会环境冲击，公共意识仍旧欠缺，梁启超在《新民论》中指出:“我国民中，无一视国事如己事者，皆公德之大义未有发明故也”。虽时过境迁，但公私观念、传统伦理等因素，致使学生在利益取舍、价值追求、参与热情等方面略有无关己事态势。新时代的每一个青年人都是具有发展潜能的人，以往传统的团体性、有组织化、一致性等社会参与方式已不是当代青年的主要特征，反而表现为对传统政治活动的冷漠与个体化、社会化政治参与并存的状态。学生在这一方面逐渐重视个人权利、个人自由;另一方面，对个人权利的过分夸大和过度追逐，使公共意识逐渐暗淡。
(二)缺乏相对平等相处、合作共事的精神气度和行为取向
学生社区的管理服务存在“单向输出”的现象，在学生社区公共领域中没有形成“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的趋势，要倡导学生参与学生社区规章的制定，学生社区发展规划的讨论和文化建设，让学生以平等的身份参与管理，而不是以对象的身份被管理。同时学生在关怀与维护学生社区卫生、环境、财物等社区公共利益上也并不上心。某些学生即使受过高等教育的洗礼和社会历练，在合作共事，友情相处等方面都暂未逃离“差序格局”亦或是性格特征，因在“中国的文化于是在家人友人与陌生人之间划出一条清楚的界线”。现如今学生之间的交往和联系会愈发频繁，合作机会不断增多，但集体观念却被弱化，因此平等相处、合作共事的人际互动在公共精神的公共属性亟需加强。
(三)学生对学生社区的认同感和归属感有待增强
知识、同窗感情等方面是学生群体普遍认为的较为值得的收获。学生社区的认同感和归属感，要基于管理服务的合理到位、诉求的满足以及精神文明建设的深刻印象。擅于在学生社区中挖掘潜能，做好理性引导，让学生能够意识到学生社区是一个大家庭，让学生能感受到学生社区的功效，承担起一份责任。发现存在不足才会有更大的发展潜能，学生社区公共精神的培养依托于整个社会环境，引导对象(高校学生)具有较强的针对性，并且有稳定的引导时间，较能形成工作的常态化。
三、学生社区公共精神的培养途径
学生社区公共精神的培养，要抓好“教育、管理、服务”的主线，一是学生社区管理，发挥学生社区内部各种基层学生组织作用，共同维护社区的正常秩序，满足社区内学生的物质生活、精神生活等特定需要;二是在学生社区教育，推进社区专人辅导的模式，以社区文化活动为载体，协同多部门共同抓好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三是在学生社区的服务，以合理多样的活动提升服务质量，解决学生诉求，促成各个学生社区的互动局面，推动学生思想、行为等方面的自律性与他律的结合。
(一)思想教育来引领，强化现代公民意识
大学生群体经过“第一课堂”的文化教育、“第二课堂”的实践锻炼，在学识和活动中获取了道德、法律、政治、文化等信息。倡导高校公民意识，要“站在法治国家权威、社会公众利益和现代化的公共法制秩序合理性的立场上，通过施教者与受教者的积极互动，以多种形式和主动参与的具体方式，来充实和完善受教者的法制意识、公共性的道德自律及其公共性人格”。以公共责任意识为先行，公共责任作为一种客观责任、一种法定的责任，就是遵从宪法、法律精神，维护宪法和法律的正义，为人们表达公平正义的渴望提供广阔的渠道，为在社会生活中实现公平正义而努力不懈。从主观责任的角度来看，公共责任是一种最高的善，来自于道德的净化，是一种自为行为。推进学生的现代公民意识，在“四个全面”中涉及的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为公共精神提供有力的理论支撑。用法治的思维来看学生社区的公共精神的引导，不仅要求思想政治教育的对象能够积极文明地参与到学生社区的事务管理、决策和服务，建言献策，而且要落实核心价值观的学生社区民主科学的制度化。学生社区要做好引领带动学生思想的工作，首先，可以设立专职的教育岗位。很多高校设立了社区辅导员、生活辅导员、书院辅导员等类似的岗位，实行全天驻社区工作模式，在社区与学生“同工作、同生活、同学习”，兼任社区党、团工作负责人，统筹学生社区管理工作，这完全改变以往学生宿舍管理的模式，能够使学生回到宿舍区后持续做好思想教育的引导，能够深入到达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的实效。其次，他律与自律的融合。社区制度上的约束和引导，能够带动一批学生骨干走在参与“公共精神之路”的前面，学生榜样和意见领袖能够激发学生的欲望，保持对公共精神的好奇心。现实中，通过社会性倡导，具有较高程度公共精神的人，对公共精神程度较低的人，会产生潜移默化的持续性影响。其结果，会使公共精神金字塔中，具有最少公共精神意识的公民之公共性信念的火花得以强化。最后，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社区化”，贴近社区学生的群体需求，推进学生社区公共精神内容的层进式发展，要将生活住宿需要提升为学生对社区事务性工作的关爱和参与。
(二)文明管理是方法，推进公共精神价值
管理是深化服务的方法之一，学生社区管理需要高校行政组织和社区学生组织的共同合作。学生社区管理是指学生社区内部各种组织，为了维护社区的正常秩序，满足社区内学生的物质生活、精神生活等特定需要而进行的一系列自我管理或行政管理的活动。每个社区容纳的学生数量足以在社区内设立行之有效的机构组织，充分发挥基础学生组织的功能，吸纳优秀的学生骨干，带动社区的普通学生，如设立学生社区的党总支、团总支、志愿者团队等。同时，学校的行政管理组织弘扬公共精神，既要承担外在的客观责任，更要树立内在的责任感，担当起管理者的公共责任。激发大学生确立公共生活的主体角色意识和公共价值的认同，切实加强学生骨干队伍建设，注重学生骨干的选拔、培养和使用，充分发挥典型示范作用，形成影响全体学生的工作格局，使大学生在思想上达成共识、行动上步调一致，学生组织是社区建设重要的基层组织，可以通过学生组织进行交流、对话，推动形成大学生自己的协商机制和交流机制，形成一个理性、民主、平等、开放、多元的大学生交流平台，在集体中既尊重思想多元和利益多元，鼓励不同观点的交流碰撞，又要尊重公共规则，理性适度主张和表达观点。从而激发大学生社区建设的活力。文明管理基于公共精神的参与属性，有赖于每个成员对公共活动的参与和分担。文明管理的方法首先不是强制的或被胁迫的，而是基于自由意志和理性判断而进行的实践活动。旨在推动“高校社区管理的善治实质就是通过大学生和社会力量对社区公共事务合作治理，实现社区公共利益的最大化，同时培育大学生的公共精神。”学生社区文明管理应充分调节各种利益矛盾，在关系到学生利益的信息方面，要及时有效、普遍充分地为学生所知，从而利于学生有效参与和监督管理过程，形成较为完善的组织架构与较为通畅的交流渠道。
(三)内涵建设为保障，凝聚社区学生集体力量
公共精神的培养，不仅需要依靠道德教化、制度制约，更重要的是学生积极参与到集体生活和公共交往中。社区软硬环境的建设和更新都直接影响学生参与的程度，而社区的政治文化内涵建设，能凝聚集体力量，及时解决学生在社区的各项需求，拉进社区与学生间、学生与学生间的距离。多样性活动的开展能够拓宽学生参与社区的途径，取得好的效果。
学生社区文化作为大学校园文化重要组成部分，是校园文化在学生住宿生活中的延续和深入，不仅要与校园文化实现动态衔接，也要创造出学生社区文化的独有内容，形成既源自于标志性文化又具备个性特点，既可以单行又可以并进的和谐的文化氛围。娱乐型、学习型、志愿型等类型的活动开展，社区基层党团组织文化、社区专业特色等项目形成，拓宽公共精神领域。作为文化建设中的重要环节，社区志愿服务，是培养大学生公共精神的重要途径。志愿服务是利用自己的实践、技能和资源为他人、社区、组织、团体、社会等提供不以物质回报为主要目的、非职业化的援助行为。志愿服务活动核心理念就蕴涵了利他主义，在追求的价值内涵上与公共精神的理念是相对吻合的，“志愿精神与公共精神都体现了仁爱、向善、奉献，两者都反映了人类的良知与美德。志愿活动为公共精神的培育提供了广阔舞台，是实现公共参与的重要渠道”。倡导互动、奉献和参与，这些早已被人们的认同和接受的理念必将能在志愿服务行动的开展中，优化大学生公共精神结构，克服大学生公共精神结构失衡。社区志愿服务的开展，一要在内容上的创新，志愿服务活动要从单纯的高校义务劳动慢慢转变，要从本社区内向外辐射;二是要在形式上的升级，高校学生受助形式的丰富，可让奖助学金的获得者做“道义”服务，完成一定数量的服务，形成社区模范带动的新风。同时学生社区在多方面涉及到学校管理与社会实践，虽然在社区所政治参与内涵较窄，但仍然是能通过一定渠道影响到公共权力和公共政策的行为。在面对公共精神培育的现实诉求，通过组织性和舆论性的表达结构建设，规范大学生的参与行为，如社区“学习两会”，开展社区党员“两学一做”等活动，以主流政治意识、重要讲话精神、政治时事、党团建设等为内容，形成参与型的社区政治文化。在对公共事务的关注和讨论中，不论现实还是虚拟，养公共的理性品质不可或缺。
高校学生社区的发展具有很大的前景，致力于打造学生们能在思想上互相启发、行为上互相监督、学习上互相帮助、生活上互相关心的温馨家园，未来还需要在各个方面不断的提升。加大投入，能在硬件上为学生社区打造优美的生活环境。而社区内涵建设，公共精神的培养，更需要凝聚集体的力量，增强学生向心力和公共精神的决心，使得更多的正能量得以传播，期待涌现更多的好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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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治理的内涵篇7
【关键词】廉政文化；内涵；建设
“廉政文化是关于廉政的知识、理念、规范和与之相适应的生活方式、社会评价的总和，是指人们关于廉洁从政的知识、信仰、规范和与之相适应的生活方式及社会评价的总和。”[1]我国古代就形成了丰富的廉政文化。
一、中国古代廉政文化的丰富内涵
中国中国古代社会是在氏族血缘关系还没有彻底解体的情况下进入国家状态的，经济结构中农村公社和家族公社的顽强存在，使得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国家对社会的控制是以“族”的形式完成的。官僚的选拔采取的是世卿世禄的贵族制。在这样的社会形态下，国家与社会的分离程度很低，国家的官僚往往就是“族”的首领。因此，廉政建设的社会基础还很薄弱，廉政文化的表现形态还只是停留在对执政者的道德诉和对腐败贪贿者的指责以及简单的刑律处罚上。在井田制瓦解后的春秋战国之际，基层社会由血缘式的族聚结构化解为个体小农，对整个社会直接控制的郡县制和官僚制的建立，使廉政建设成为上自君主下至庶民都十分关注的对象，中国古代的廉政文化由此变得丰富多彩。
中国古代廉政文化建设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它包括廉政制度文化建设、廉政思想文化建设和廉政社会文化建设三个方面。三者相互推动，相互影响，共同构成了中国古代廉政文化的丰富内涵。
战国秦汉以降，廉政建设由原先的道德追求向制度层面转化，使得国家围绕如何在政权体制中反腐倡廉做出了许多精密的设计，并在法律法规、监察监督、行政管理上得以体现。此外，廉政制度建设不是一成不变的，它终究是随着社会事务、政治事务的不断分化而调整；同样，廉政制度文化也不是静态的、孤立的，它不仅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丰富，而且不断向廉政制度浸润，有力推动着廉政制度的建设与完善。制度与制度文化呈现出相互交融、相辅相成的格局，构成了中国古代廉政文化的一个重要特色。
中国古代廉政文化建设的另一个重要特点是廉政思想文化的丰富多彩。中国古代思想家大都对现实问题高度关注，也在廉政问题上做出了许多理论思考与总结，这其中既有通过设官分职来加强权力制约、权力监督的具体设想，也有通过理想教育提升个人的道德情操以实现其为政清廉的目的，还有对社会现实的批判揭示腐败对政权的危害。历代思想家的廉政思想并不仅仅停留在思想层面，还通过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多层次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向现实转化。历代诸多有为的帝王、政治家政治行为的背后，往往都鲜明的体现着思想家的智慧。廉政思想与廉政制度的紧密结合构成了廉政文化的一个特色。
廉政社会文化建设是古代廉政文化建设的另一个侧面。上述三个方面并不是相互孤立的，它们彼此相互推动，相互影响，构成了中国古代廉政文化的丰富内涵。
中国古代廉政文化作为中国古代政治文化遗产的一个组成部分，有其丰富的内涵。我们今天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廉政文化，仍然可以从中吸取和借鉴有益的成分。我们要批判地继承中国古代廉政文化，把古代廉政制度文化建设与古代政治制度的本质特点区别开来，把古代廉政思想家的优秀廉政思想与思想家的局限性区别开来，把古代廉政社会文化建设中的优秀成分与其中的糟粕区别开来。
二、新的历史时期赋予了廉政文化新的内涵
“廉政文化的产生和发展与特定时期的政治结构和政治文化密切相关，政治结构与政治文化的演变也促进着廉政文化的繁荣与革新。”[2]随着社会结构的演变，廉政文化必然具备新的内涵。在新的历史时期，廉政知识体现人们对领导者廉洁从政的认识，廉政信仰激发人们形成良好的廉政信念、修养和生活方式，廉政规范体现社会政治生活对领导者的要求及文明程度。廉政文化隶属于文化范畴。文化是一种精神，是一种存在于社会中普遍信仰和共同遵守的规范、惯例，对人的行为具有内在驱动力。文化因素被认为是发展中国家腐败高发、易发的主要因素之一。廉政文化以廉政为思想内涵，以文化为表现形式，是廉洁行为在文化和观念上的反映，是廉政建设与文化建设相结合的产物，是优秀历史文化的继承和发展，是党风廉政建设的信仰支撑、精神动力和思想保证，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廉政文化是新形势下突出用文化力量来促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一种新思维、新认识，是一种潜在的无形的力量，是一种行政道德的“软”约束，能够渗透到社会日常生活中，影响人们的日常行为模式，从而发挥出反腐倡廉的社会功能。
廉政文化的精神实质，是引导全党牢固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增强执政为民的自觉意识，不断提高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增强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的能力，它既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在廉政建设方面的集中反映，也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社区治理的内涵篇8
精准扶贫是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必然举措与有效路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内核，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根本性质和基本特征，反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高度凝练和集中表达。因此，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视角分析精准扶贫的逻辑内涵，有利于优化精准扶贫的政策设计、强化精准扶贫的执行力度，最终提升精准扶贫的实效性与时效性。因此，本文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视角下精准扶贫的逻辑内涵进行探讨，具有较大的理论价值与较强的现实意义。
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精准扶贫
顾名思义，精准扶贫的概念是相对于盲目扶贫而产生的概念，具体来说就是要找准扶贫的重点对象、关键环节、保障条件，因而从定义上来说精准扶贫是指针对不同贫困区域环境、不同贫困农户状况，运用科学有效程序对扶贫对象实施精确识别、精确帮扶、精确管理的治贫方式。具体说，精准扶贫主要是就贫困居民而言的，谁贫困就扶持谁；在新的经济、文化、社会发展形势下，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视角下分析精准扶贫的核心内涵有利于确保精准扶贫的方向不走偏、目标不背离、行为不出格。十八大明确提出，要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是新时期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核心内涵。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视角来分析精准扶贫的核心内涵，首先必须理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核心组成部分：第一个层面，“富强、民主、文明、和谐”是国家层面的价值目标；第二个层面，“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是社会层面的价值取向；第三个方面，“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公民个人层面的价值准则。
基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各部分内容的划分，精准扶贫的核心内涵包括三个方面：第一，扶贫的目标与对象要精准，如目标要立足于全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处理好局部扶贫与全局发展的关系，在扶贫对象上要注重从多维度去考虑，如民主思想、精神文明等；第二，扶贫的措施与方式要精准，既要能精确解决贫困地区的问题，又要注重扶贫与被扶贫的平等地位，扶贫要做到要合理、合法、合情，不能打著扶贫的幌子做违反市场经济规则、违反社会主义法律法规的不良行为；第三，扶贫的管理要精确，并以法律为准绳，如不能利用扶贫攻坚谋求私利，要真正的尽全力帮助贫困地区实现脱贫脱困，最终走上经济、社会、文化、生态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视角下精准扶贫的内涵逻辑
基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层次划分，可以从国家、社会及个人三个方面详细分析了精准扶贫的内涵逻辑，实际上也是从宏观、中观、微观层面来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下的价值扶贫进行逻辑剖析，具体如下。
（一）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国家层面分析精准扶贫的内涵逻辑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国家层面的具体体现，落实到精准扶贫上来说，可以从两个方面分析其内涵逻辑，具体包括：精准扶贫既要“授之以鱼”也要“授之以渔”，既要“物质脱贫”也要“精神脱贫”。
1.精准扶贫既要“授之以鱼”也要“授之以渔”。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富强”视角分析，贫困地区既要富起来，也要强起来，落实到精准扶贫上就是说：精准扶贫工作既要“授之以鱼”也要“授之以渔”，“富”指要及时给贫困地区“输血”，给予一些物质上的支持，帮助贫困地区富起来，“强”指要给予知识技术、发展方向上的帮助，强化贫困地区及人员的致富能力，强化其“造血”功能。
2.精准扶贫既要“物质脱贫”也要“精神脱贫”。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民主、文明、和谐”视角分析，推行精准扶贫工作，不仅仅是要帮助贫困地区改变其落后的经济面貌，而且还应该进一步从精神文明建设方面着手，帮助贫困地区加速推进基础民主体系建设、精神文明体系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从而真正使得贫困地区及人民不仅物质生活富裕起来，而且精神生活也得到有益充实。
（二）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社会层面分析精准扶贫的内涵逻辑
“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社会层面的具体体现，落实到精准扶贫上来说，可以从三个方面分析其内在逻辑，具体包括：精准扶贫既要“精准规划”也要“两情两愿”，既要“平等对话”也要“互利共赢”，既要“政策支持”也要“依法扶贫”。
1.精准扶贫既要“精准规划”也要“两情两愿”。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自由”视角分析，推行精准扶贫工作，一方面要积极推进，做到因地制宜、实事求是的“精准规划”，做到真正有利于贫困地区经济、社会、文化实现高速、健康、可持续发展，但另一方面又必须尊重贫困地区的风俗民情，即只要不违背经济、社会及文化发展规律与原则的前提下，贫困地区有权利选择他们偏好的发展道路与方式，这是“自由”内涵的体现。如在许多民族地区与边境革命老区，在帮助他们脱贫致富的过程中必须要保护其民俗文化，尽力做到因地制宜。
2.精准扶贫既要“平等对话”也要“互利共赢”。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平等、公正”视角分析，推行精准扶贫工作既要“平等对话”也要“互利共赢”，“平等对话”是指精准扶贫的扶贫方并不是造世主，尤其是参与精准扶贫的社会资本不应该忽略贫困地区的各种需求，双方的谈判与市场交易，在地位上是平等的，在交易上是公正的；“互利共赢”是指精准扶贫必须要使得扶贫方与被扶贫方都有好的结果，尤其是随着社会力量积极参与到精准扶贫中来的时候，必须要处理好社会资本与扶贫地区的利益关系，不能因为贫困地区缺乏资本、技术及人才，就签订一些不能体现公平、不能实现共赢与可持续发展的项目与方案。
3.精准扶贫既要“政策支持”也要“依法扶贫”。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法治”视角分析，精准扶贫工作的推进既要有“政策支持”也要“依法扶贫”，这就是说精准扶贫是当前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任务与必然举措，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将会获得极大的政策支持与社会各界的帮助，但是也必须明确：精准扶贫的一切举措都必须依法合规，要做到“依法扶贫”，不以精准扶贫的借口行非扶贫的事情，不以精准扶贫的借口践踏法律的尊严，要充分认识到法律法规在精准扶贫工作中的重要性。
（三）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个人层面分析精准扶贫的内涵逻辑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个人层面的具体体现，落实到精准扶贫上来说，可以从三个方面分析其内在逻辑，具体包括：精准扶贫既要“发展局部”也要“顾全大局”，既要“抓住机遇”也要“自力更生”，既要“勇于前行”也要“诚实守信”。
1.精准扶贫既要“发展局部”也要“顾全大局”。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爱国”视角分析，精准扶贫虽然是帮助贫困地区及其人民群众脱贫致富，但也必须考虑全局的发展，这说明在精准扶贫工作的推进过程中，必须要加强爱国主义教育，尤其是在对于贫困地区人民群众的爱国教育中，必须使其认识到个人的发展只是地区经济发展中的一部分，地区经济的发展又只是全国经济发展中的一部分，个人的利益要适当考量地区的发展需要，地区的利益要适当考量国家的发展区域，如建设基础设施过程中，个人与集体应该积极配合，而不应该为获得个人利益最大化而阻挠项目推进。
2.精准扶贫既要“抓住机遇”也要“自力更生”。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敬业”视角分析，精准扶贫是政府及其他富裕地区对贫困地区及人民群众的一种发展红利，是贫困地区人民共享改革开放发展成果的具体体现，贫困地区及人民必须抓住这个发展机遇，但是要特别指出来的是，这种外部支持只是一种“发展机遇”，贫困地区及其人民不能形成路径依赖，不积极的自力更生去谋求发展。如当前许多贫困县就不愿意脱掉贫困帽子，只是为了获取国家与社会更多的物质支持与优惠政策，这是不合理的。
3.精准扶贫既要“勇于前行”也要“诚实守信”。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诚信、友善”视角分析，精准扶贫工作是艰难的，必须要亚欧敢于拼搏、敢于创新、敢于为常人所不敢为的探索与尝试，这是精准扶贫的内在含义，否则精准扶贫的“精准度”就会不够，精准扶贫的效果就会不明显，但是也必须明确，无论是改革探索还是创新发展，都必须坚持“诚实守信”，打破陈规不等于破坏规则，应该要遵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各项交易规则，实事求是，诚实守信，实现个人、家庭、地区的可持续发展。
三、研究结语
社区治理的内涵篇9
一、工作目标
按照区委、区政府提出“坚持三方利益统筹，凸显人居环境
大整治成效；着力丰富城市内涵，加快推进‘三大转变’步伐”的指导思想，全面落实区委、区政府和上级主管部门工作任务，扩大内部运行机制改革覆盖面，开展卫生院院长竞聘选拔，试行人员聘用制度；加强公共卫生建设，提高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理能力；推进东海、城东卫生院向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过渡，扩大社区卫生服务覆盖面，拓展服务功能；加大卫生市场执法力度，实行分类监督；规范医疗市场，实行记分管理；积极引进、共建，支持指导建设名医院；加强正骨医院重点专科建设，推广“循证医学”诊疗模式，争创名医院；规范预防保健网络，拓展妇幼保健业务，推行防疫人员专项责任考评；加强爱卫工作，巩固创卫成果；深化健康教育，加快红会基层组织建设步伐；加强部门协调，履行齐抓共管职责。
二、主要工作举措
（一）扩大内部运行机制改革覆盖面，试行人员聘用制度。在总结正骨医院内部人事分配制度改革经验，东海、刺桐卫生院人事分配制度改革试点经验基础上，全面推行区卫生系统内部人事分配制度改革；在东海卫生院试行人事聘用制度改革，科学合理地确定岗位，按照岗位的职责和任用条件，通过考试或考核的办法择优聘用工作人员，实现能者上岗，优胜劣汰，通过签订聘用合同，明确聘任双方的权利和义务，逐步实现人事管理由身份管理向岗位管理转变；探索在卫生院推行人事制度，畅通人员进出口。引入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按岗位、任务、业绩定酬的机制，建立起重实绩、重贡献，向优秀人才和关键岗位倾斜，实行综合目标管理责任制和科室成本核算，自主灵活的内部分配和效益激励机制；在正骨医院试点推行同工同酬分配制度和工作人员末位淘汰制度。在刺桐卫生院试点推行院长竞聘选拔的基础上，以点带面，逐步在其他卫生院推开。
（二）加强公共卫生建设，提高应急处理能力。启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理机制，成立卫生应急办公机构，加强公共卫生基础和综合配套建设，力争易地建设疾控中心，逐步建立和完善疾病预防控制和卫生监督体系，组建掌握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理相关知识、技能并随时能够处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应急处理医疗救治队伍，配备相应的医疗救治药物、设备和人员，逐步完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医疗救治体系，充分利用和科学调度辖区医疗卫生资源，防范包括非典等引起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发生。
加强非典防治工作，在进一步加强疫情监测、发热门诊和门诊预检分诊点规范化建设、医务人员专业技术培训以及后勤物资保障的同时，组织应急演练，检验工作方案，查找不足，健全完善各项工作体系，不断提高我区防治非典的指挥、疫情信息报告、疾病预防控制、应急救治和应急处理能力。
（三）规范医疗市场，强化卫生监督，巩固创卫成效。按照医疗资源设置规划意见，合理配置医疗卫生资源，促进卫生体制多样化和公平竞争，逐步营造和规范医疗服务市场有序、公平的竞争环境。严格依法行政，坚持文明执法，重点打击各类非法行医行为，严把医疗机构、从业人员、医疗技术应用、大型医疗设备等医疗要素的准入关。加强医疗卫生单位的规范化建设，开展对从业人员资格、医疗质量、护理工作以及包括医疗垃圾集中处理、医疗废水消毒排泄等在内的院感管理的专项检查整顿。协调有关部门清理整顿非法医疗广告。对违规医疗机构实行计分管理，抓好医疗网络的规范化建设，打击无证行医。
建立卫生监督的长效管理制度，巩固提高创卫工作成果。强化卫生市场监督，分好、中、差三类对食品经营单位试行分类监督。加强执法检查，开展治理“餐桌污染”为主的卫生专项整治，巩固创卫成效，对住宅小区、背街小巷、工业区低档次餐饮业，学校、医院食堂及周边饮食店、食杂店和公共场所卫生进行专项整治，重点整治低档次饮食店（摊）、理发店的卫生条件；以食品卫生管理为抓手，在强化整改达标的基础上强化学校卫生管理，重点对学校食堂实行分级滚动管理，定期公布分类管理信息。防范和减少群体性食物中毒和职业中毒事故的发生。加强卫生宣传和健康教育，完善健康教育网络，提高健教知晓率、健康行为形成率和广大群众的大卫生意识及自我保健能力。进一步加强爱卫、传染病防治和除“四害”工作。强化管理意识，落实各项卫生长效管理措施，巩固创卫成效。
（四）加强疾病预防控制，拓展妇幼保健工作。加强传染病的预防控制、监督和疫情监测报告，对区、街道、社区三级防疫人员实行专项责任考评制度。完成计免常规工作的前提下，拓展流动人口儿童计免工作。加强与部门、社区和用人单位的工作协调，发挥社会力量抓好传染病信息反馈和儿童计免工作。争取项目，加强妇幼所设备建设，走进社区和用人单位，开展妇女病普查、母婴保健宣传咨询指导等生殖健康工作，加强与计生部门协作，主动介入计生技术服务。发挥基层计生员的作用，做好孕产妇和计生术后访视工作。启动新生儿童重症监护室建设。加强职业病防治，实行分类管理，重点开展对制鞋皮革加工、工艺彩绘、蓄电池加工及小电镀厂的专项整治工作，加强监督监测和从业人员的健康体检，严格审核和发放劳动卫生许可证，督促监测超标企业限期整改，避免职业病例及职业性中毒事故发生。
（五）积极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发展红十字会基层组织。加强爱国卫生组织管理和公厕、污水沟、垃圾转运场等卫生基础设施的配套建设和管理，提高绿化美化档次；每季度开展一次灭蟑、灭蚊、灭蝇活动，每年开展二次灭鼠活动，巩固灭鼠、灭蟑、灭蚊先进城区成果，不断降低鼠密度，保持城区苍蝇密度继续控制在标准的3倍以内。继续加快村改社区的改水改厕步伐，提高自来水普及率和无害化厕率。继续开展第十六个爱国卫生月和卫生之家、卫生单位、卫生社区活动，从基础抓起，推动我区的爱卫运动，巩固创卫成效。
以中学、学区、社区为重点，建立基层红十字会组织，增强红会组织的横向交流活动。扩展基层初级救护培训领域。加强宣传舆论导向，继续大力开展公民无偿献血活动，确保市政府下达献血任务的圆满完成。
（六）加强社区卫生业务建设，丰富社区服务内涵。强化综合医疗业务建设，引导局直属医疗机构开展技术项目合作，指导较具规模的民办医疗机构创等级，共同推进“名医院”建设。区卫生防疫站要加强传染病防治和职业病专项整治工作力度，加强计免门诊规范化管理，推广儿童计免保偿制，完善计免智能化信息管理。区妇幼所要积极拓展服务项目，主动进入社区和单位，开展妇女病普查和母婴保健宣传咨询，以保健带动临床，尽可能减少婚检改革给业务带来的负面影响，提高单位的经济效益。适应市级行政中心东迁需要，积极引进、共建，支持指导建设名医院。正骨医院继续加强三个重点中医专科建设，逐步推广循证医学诊疗模式，完善医院信息化管理，加快iSo9001-2000质量管理体系的导入，力争率先在全市医院首家通过认证，加强同北京积水潭医院的合作，内引外联，树立品牌，筹建“福建省（或泉州市）小儿骨科诊疗中心”，探索连锁经营以及财务公司化和后勤物业化的办院管理思路。东海卫生院要在推行人事分配制度改革的基础上，强化管理，提高医疗质量和服务水平，加强基础设施和医院内涵建设，借助疏港路拓宽改造工程，拓展过渡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刺桐卫生院要在试运行综合目标管理责任制过程中，及时总结经验，发现问题，不断充实完善；要积极拓展服务范围，建立特色专科，开展技术项目合作。城东卫生院要加强基础设施和内涵建设，力争在浔美工业区周边择地建设城东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工作用房，逐步向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过渡。北峰卫生院要加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建设和管理，加强对合作科室、项目的管理和规范。
按照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公式的要求，健全社区卫生服务网络，培育典型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服务站。在目前已建成的刺桐、北峰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19个社区卫生服务站的基础上，从全区人居环境大整治工作大局出发，重点加强社区卫生服务的内涵建设和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的规范化建设，推进村改社区后的社区卫生服务站建设，挖掘和拓展“六位一体”功能。力争建设1个省级示范卫生服务中心、5-8个精品社区卫生服务站，做好东海、城东卫生院过渡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前期工作，着力丰富城市内涵。
（七）落实综治、计生、安全生产职责。积极开展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全面落实综合治理目标责任制。落实“四五”普法规划和依法治理工作任务，开展“四五”普法宣传和教育活动，依法整顿医疗卫生市场秩序，加强执法人员培训，提高执法人员法律素质，推行文明执法。以争创全国计生优质服务先进区为抓手，认真落实计划生育综合治理工作中卫生工作职责，继续充实并兑现计生“三结合”优惠措施，做好计生困难户挂钩帮扶，加强与计生部门的技术合作和双向指导。落实各级政府安全生产工作部署和紧急指示，巩固“创安”工作成效，加大安全生产工作宣传力度，督促指导系统各单位抓好安全生产和社会稳定工作，重点抓好防范医疗事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工作，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开展人员密集场所消防安全专项整治，定期组织培训、检查，举办一场全系统的消防演练现场会，提高系统全体工作人员对突发消防事故的处理应变能力和自我防护意识。
（八）加强党建工作，推进行风建设，增强卫生队伍素质。
社区治理的内涵篇10
关键词：县级政府公共文化服务提供能力
一、县级政府内涵界定
县政府的内涵是自治旗及林区、旗、市辖区、县级市、县以及自治县人民政府。总体来讲县级政府可分为三部分：首先，将农业作为主要产品的辖区县政府，这是政府的重要的和传统的一部分；其次，将城市视为主要辖区的大中城市的市管区政府和县级市政府；第三，少数民族自治区的旗、自治旗政府[1]以及自治县。其中第一部分是本论文所讲的县级政府，即是一种比较传保守层面上的县级政府，它的主要职能包括：
1.县级政府是一种职能健全、比较独立的基层政权组织，包含和协调、管理、服务等职能以及灵活性、综合性等特点。
2.目前县级政府不但具有加强农村基层的政权建设、促进农业产业化的进步、发展其小城镇，而且还有发展县区域经济的主要职责和多样化的职能。县级政府是我国管理体制中的一个主要层次，是我国行政体系中的地方政府，其意义非凡，具有促进城乡间的交流，统揽农村方面的全面工作、承上启下的作用。第一，党和国家法律政策的落实和实施，关键依靠于县级政府的工作效率的高低；第二，县级政府直接承担着为城乡之间经济的发展提给予各方面的公共文化服务以及创造和谐的外部环境的重大任务[2]。
二、县级政府公文化共服务内涵界定
若要真正了解公共文化服务的定义，最初应从公共文化的本质着手，就单一的内涵角度讲，其文化的精神品质是公共文化的具体表现，其公益性、公开性、公共性、一致性、整体性等是它的内在本质特征。公共文化要求人们具有公共观念、群体意识、文化价值观念上的社会归属感、群体认同感和，同时要求文化的整合与文化的和谐共同发展。就公共文化定义延伸的角度讲，公共文化拥有共享性、群体性等一些表面的公共性特点，利用公共博物馆、公共图书馆公共文化资源，以及艺术馆、文化站等公共文化场所，以进一步落实群众的参与性、资源的共享性的文化的发展。公共文化定义的延伸具有相对的层次感。黄楠森学者于《论文化的内涵与外延》的书中讲道，“教育和教育思想、哲学和社会学说、公共文化设施、新闻出版事业、民间文化、科学技术、语言文字、经济思想和经济理论、政治法律思想和理论、道德伦理观念、、文学艺术、宗教现象等十二类”[3]即是对文化延伸定义的分类。公共文化是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前提是拥有公共性特点的设施活动，不但有中深层次文化所反映出来的人文意蕴、精神内涵，更加有表层文化所表现出的物质形态。所以，价值观念层面、制度层面、物质层面这三个层次就是公共文化定义的延伸。从价值观念层面讲，公共文化指的是公共文化精神导向与公共文化意识形态，包含有价值取向、理想信念、习惯传统、伦理道德、团队精神等，体现有人文精神以及人文知识两种形态。公共文化的定义从制度层面讲，是指公共文化意识与公共文化精神的制度体现形式。从物质层面讲，它是指公共文化的物质与物质载体的反映形式，主要包括具体的公共文化产品、公共文化设施等。公共文化服务的方向与性质由公共文化的本质而决定。从政府公共服务方面而言，在政府的带领下，公共文化服务用财政投入以及税收的方法以提供整个社会相关服务和文化产品的过程。在原有定义不变的前提下，对它进行了界定，另添了政府的公开性，可政府宣扬公共管理服务的价值和文化的价值，以导致没有全面反映公民积极参与文化的价值。从公共品和公共经济学的角度而言，此种途径视文化为一项将由政府用多种方法提供性质较单一的“产品"，而并不重视文化对于个体、国家和社会的政治体制的重要作用。国家的日益发展正延伸至公共文化服务范畴，它折射出的一个事实即是：公共文化服务所处的国际环境以及其社会结构正渐渐地发生重大的变化，国家的不断发展对制度环境的要求亦日益严格，在此种氛围中提供公共文化服务的行动。本文笔者的观点是：提高我国文化软实力亦是公共文化服务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美国作家约瑟夫·奈（JosephS·nye）提到，任何国家的综合国力不但体现在经济、军事、科技实力等的“硬实力"上，而且体现于文化、意识形态、价值意义的“软实力"中。将文化视为软实力的一构成部分，这是在当代国际政治经济发展中较先提出的一个新定义，其具体体现在一个地区甚至一个国家文化的感召力、凝聚力以及影响力，它也被视为国家软实力的最重要构成要素之一。文化软实力的一个重要内容是文化认同。本文笔者认为：据以上内容所了解可知，对公共文化服务准确的诠释就是，以提高文化软实力以及保证公民的基本文化权利为核心的，由准公共部门、公共部门合作创造和给予的，不仅要创造良好的适和国家生存发展的条件与文化环境的，而且要为国家公民提供最基础的有关享受的精神文化的公共服务与产品的行为。公共文化服务由提供主流文化服务和产品以及基本文化服务和产品两部分组成。
注释：
[1]杨光斌.中国政府与政治导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33.
[2]李敬.两部地区完善县级政府政治职能研究[J].高等教育与学术研究，2007（4）：175.
[3]黄楠森.论文化的内涵与外延[J].北京社会科学，1997，4：11-15.
参考文献：
[1]杨德辉.大力加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战略思考[J].创新，200（3）.
[2]朱启友.试论我国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六大主要目标[n].晋中学院学报，2010（2）.
[3]闫平.试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J].理论学刊，2007（12）.
[4]张永新.加快构建覆盖全社会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DB/oL].北方网，2008-03-17.
[5]崔为工.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推动全省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可持续发展[DB/oL].河南文化网，2010-05-20.
[6]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网站.“十一五”以来我国文化事业费投入情况分析[DB/oL].2011-01-05.
[7]吴玉征.文化共享工程创新服务模式[DB/oL].计世网，2010-05-31.
[8]荆楚文明网.湖北省新农村文化建设调研报告[DB/oL].2011-02-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