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市场风险与监管篇1
（一）金融风险控制理论
金融风险控制有狭义与广义之分，狭义上是指运用一定的手段对风险进行处理，为了防止进一步的损失;金融风险控制广义包括风险识别，预测，评估和预防的每一个环节，治理风险，减少损失为目标，是金融风险管理的一部分。在本文中，金融风险控制的理论是在词的最广泛意义上的金融风险控制的理论。预测和评估金融风险是金融风险控制，市场风险，信用风险，流动性风险和操作风险的前提条件是其主要控制对象，防止风险，实施全面风险管理的最终目的。
（二）金融风险控制的一般原则
金融风险控制的一般原理就是以最低的成本，最高的效率，保证利润。
1.最低成本的原则。
主要包括金融风险控制的交易成本，执行成本，机会成本和风险成本的费用。在金融风险控制的实现都应该先考虑如何以最小的成本，以达到最佳的成本。
2.最高效率的原则。
原则上是最有效的金融风险控制遵循的另一个重要原则。通过采用一定的控制策略，在最短的时间内，以降低风险的影响降到最低，强调速度和效果的风险控制是指金融风险。
3.保证利润的原则。
有些风险可能不能带来好处，如信用风险损失，要尽量避免这种风险。和对偶的绝大多数，金融风险可能造成的损失，并能带来的好处。金融风险控制的得与失，尽可能的综合平衡，以减少保障利润损失的同时。
（三）金融风险控制与监管的内容
金融风险控制是风险决策和风险处理过程的实施，是金融风险管理的最终目标，主要在三个层面上的风险控制。为了控制金融风险分为内部控制和外部控制的两个方面。是内部控制的主体是金融机构，金融机构，以规范的经营环境，实现机构，人员，和不同的部门对商业活动的限制的盈利目标，以预防和控制潜在的风险。内部控制主要包括部门职责明确，这样做的权利，相互制约;定期披露的流动性指标，安全性和盈利性指标，通过检查表及时发现和解决问题。外部控制主要是指监管控制。监管机构通过建立和完善金融监管，监管金融机构经营活动的制度，减少和控制对金融体系的风险。外部控制方式包括发展稳定的金融发展战略，以防止经济大起大落;建立和完善有关法律法规和约束金融机构的行为;显然，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和审计责任的其他监管机构;建立监督和金融风险管理指标体系，运用计算机技术对金融风险进行实时监控。
二、我国的金融监管发展现状与其主要问题的分析
对后危机时代的金融监管法制变革进行理论研究和制度研究的最终目的都是为了学习其有益经验，让中国的金融监管法制变革“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尽快完善，跻身世界金融监管法制强国之列。
（一）我国金融监管的现状
目前，我国金融监管法制层次分明，主要是由中国人民银行法律规范、银行业监管法律规范、证券业监管法律规范和信托业监管法律规范构成。具体而言，整个金融监管法律制度分为四个层次，首先为全国人大颁行的法律；其次为国务院或地方政府为主体制定的行政法规；再次为证监会、银监会和其他相关部门制定的部门规章及其规范性文件；第四层次为交易所、行业协会以及相应的自律性规则。监管内容的制定逐层细化，但都以上一层次内容为主要依据而制定。
（二）我国金融监管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金融危机发生后，我国诸多富豪一夜间倾家荡产，诸多金融投资者、消费者的积蓄化为乌有等等情况的发生，不能说和落后的金融监管法律制度无关。由此可见，我国金融监管法制在金融综合经营程度不断加深、金融产品不断创新的形势下面临着诸多问题。首先，同业监管标准不同。根据我国目前的金融监管法制的规定，对其进行监管的只是根据其注册成立之时所属性质进行监管。这就导致同种金融业务有可能适合不同的法律。这样以来，有些金融机构在逐利去害的天性驱使下，将业务投向监管较为宽松的领域，容易导致金融业的畸形发展和金融市场的混乱。其次，监管机构之间缺乏沟通协调，易于出现监管真空和监管重叠。我国目前严格的分业监管模式，导致监管机构各管一方。但是在金融综合经营的条件下，例如保监会仅对相应金融机构的保险产品进行相关监管，对于保险机构制作的兼具证券保险性质的金融产品，通常因为没有相应的法律规范而忽视对其的监管。或者，各监管机构因金融产品本身性质属于自身监管范围，都对其进行监管，这势必就形成了监管真空或者监管重叠的情形。在金融自由化和一体化的全球影响下，随着中国金融业的发展，金融机构分离工作线正变得越来越模糊。监管部门有效地识别和控制金融控股集团管理的整体风险，银行业占据了整个金融部门的资产减少，不良贷款率，资本为银行监管体系的主要指标是面临着巨大的挑战，银行监管效率是有限的，划分监管层对于新的金融衍生产品，缺乏风险控制的经验，即使个别金融衍生品的监管盲区，对大型金融集团的监管实践中经常出现交叉调节和反复现象的监管，造成监管效率低。最后，缺乏对系统性风险的监管。在我国，金融监管法制并没有对整个金融系统风险的监管做出制度性的规定。在实践中，金融监管机构曾经协商达成《三大金融监管机构在金融监管方面分工合作备忘录》，但此种形式的协调机制并没有法律强制力，最后也流于形式，没有产生真正的协调效果，无法实现各监管机构互通有无从而对系统性风险进行监管的目标。
三、健全我国金融风险监管与防范的举措
（一）实施金融监管方式的改革
我国金融监管的金融机构妥协部门行业的发展很容易忽略了机构风险的发展积累，最终导致灾难的整个系统。因此，中国应该进一步推进商业银行的市场化改革，强调金融稳定监管责任。根据不同的监管机构更多考虑到行业的风险问题，并考虑较少的现状行业问题之间的相互影响，建议的责任和金融稳定的问题金融系统性风险的考虑监管部门，并注意监管和层次的综合性。从经营层面，直接面向市场，监管者可以掌握第一手的数据和案例，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监管信息失真的问题，其金融风险监测是可行的，可靠的。经过金融危机的主要西方国家提议的实体划分，以控制系统性风险，在中国的实际情况而言，你可以使用这个功能来中国的人民银行，加强其权威，以稳定我们的金融体系。
（二）银行要加强信用风险防范
为了防止银行信贷风险，有必要采取积极措施，在管理，以提高其通过增加盈利的抗风险能力。首先要加强银茂的合作，积极支持外贸出口，以符合外贸企业扩大封闭式贷款的条件;开放式外汇担保人民币贷款业务积极，拓宽了贷款期限，扩大外汇担保人民币贷款申请等。其次，大力发展中间业务，积极创新业务品种，推动多元化的资产和收入。政府应以市场为导向，以客户为中心，不断创新业务品种，特别是要改变信贷资产的情况占了绝对的优势，大力发展中间业务和资产负债表外业务，调整资产发展战略，促进多元化的资产和收入。此外，应及时妥善处理银行的不良贷款。现在，在不良的大量的降水贷款，鉴于复杂的原因，处理不良贷款难，应根据资产的银行，债转股，企业重组，政府的支持我国银行信贷风险消化“的理念。关闭银行的不良资产，在某种意义上是政府为防止金融危机和财政政策的调整。
（三）进一步完善金融风险的监管机制
金融市场风险与监管篇2
一、金融发展带来的监管挑战
(一)金融业竞争格局改变。为了迎接外资金融机构享有国民待遇后展开全面竞争，中国金融体系在后过渡期加快了改革与发展的步伐，国有金融机构的改革更是紧锣密鼓地进行，同时由于业务竞争所带来的竞争氛围和竞争格局，使得国内金融机构已开始的相互竞争进一步激烈化。观念的变化和机制上的改革也会促进各类金融机构之间的竞争。金融业的竞争格局将会发生重大的变革。
(二)金融监管的任务更加严峻。竞争的加剧一方面会使金融机构的经营效率得到改善，另一方面也会增加金融风险。金融监管的重要性将更加凸显，监管机构的能力将面临挑战。合规性、法律性监管和审慎性监管将成为主要的监管内容，而这都将要求监管机构提高监管能力和监管的技术水平。在进一步开放外资金融机构提供金融服务的市场准入和经营范围的同时，又会增加金融风险的“敞开口”和金融风险积累的可能性，使监管的难度和任务加重。
(三)风险控制将变得更加重要。由于金融机构积聚程度高，金融风险的积累程度也必然相应增高。任何一类甚至一个主要的金融机构的问题，都可能在市场化的条件下演化成金融动荡，甚至是金融危机。因此，加强金融中心的金融监管将是全面开放条件下金融业健康发展的重要课题。
(四)金融创新改变了金融监管运作的基础条件，在推动金融业和金融市场发展的同时，也在总体上增大了金融体系的风险，从而极大增加了监管的难度。金融创新的不断涌现，使银行业与非银行金融业、金融业与非金融业、货币资产与金融资产的界限正在变得越来越模糊。这必然使得金融监管机构的原有调节范围，方式和工具产生许多不适性和疏落，需要进行重新调整。同时将诸多风险以不同的组合方式再包装，这种组合后的风险相对于传统金融业务显得更加复杂，使金融监管机构难以控制货币及信贷量。从而使货币政策的执行复杂化，一旦风险触发，可能会导致金融体系的危机。金融创新工具的大量繁衍使得金融市场更加捉摸不定，一些金融创新工具在实际运用中投机性越来越强。我们应相应地调整我们的监管手段，加强防范和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的能力。
(五)分业监管难度加大。随着银行、信托、证券、保险等金融业务往来的日益密切以及金融机构的融合，削弱了分业监管的业务基础，增加了分业监管的难度。此外，有的新金融业务处于不同金融机构业务边缘，成为交叉性业务，如储蓄保险是一种既包括储蓄功能又包括保险功能的业务品种。一系列改革举措、混业经营的常识都表明，我国金融业的业务范围开始从分业向混业和综合领域渗透。我国分业经营体制的松动，必然要求我国传统的分业监管体制做出相应的调整。可见，我国的分业监管体制面临着重大挑战。
二、现行的监管体系存在问题
(一)监管程序轻重安排不合理
我国现有的监管程序过分强调对银行新网点、新业务、增资扩股等方面的严格审批，而在对投资人权益保护方面则力度不够。这种不合理可能带来两个结果：(1)银行业务范围狭窄，不能较好的分散风险。(2)便利了腐败的滋生。过分繁琐的审批程序从一定意义上说是在规范和防范的名义下设租和寻租。监管越严，租金越高，寻租越风行，腐败也就越严重。
(二)风险分析及评价方式不系统。监管数据指标体系不完整，不能支持对风险状况的深入分析和评估。尚未建立完整的金融行风险评价模型和预警系统，风险分析重点仍放在监控指标的合规性上，没有着重于采用历史比较分析、行业比较分析等动态分析手段来揭示金融风险变动趋势及对潜在风险和未来风险的预测，对整体风险状况的分析局限于简单的数据汇总分析和经验判断，难以起到早期预警和指导现场检查的作用。
(三)监管体制不合理。存在对创新金融业务的监管不足和某些市场领域的监管真空问题，不仅降低了监管效率，也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金融市场的健康发展和金融创新的活力。
1.监管目标不明确。金融监管的目标突出强调保护存款人利益和维护金融体系的安全与稳定。而从我国目前的监管内容来看，我国的金融监管目标具有多重性和综合性。金融监管既要保障国家货币政策和宏观调控措施的有效实施，又要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保护存款人利益，保障平等竞争和金融机构合法权益，维护金融体系的安全。这实际上是将金融监管目标与货币政策目标等同看待，强化了货币政策目标，弱化了金融监管目标，从而制约了金融监管的功效。
2.监管结构的独立性和协调性较差。我国银监会作为国务院下属机构，在业务操作、制定和执行政策、履行职责时，较多地服从政府甚至财政部的指令。银监会分支机构在实际监管中很难不受地方政府的制约，当监管机构的监管行为触动地方政府的利益时，地方政府往往对监管机构施加压力，从而弱化了监管作用。同时我国基本上属于分业监管模式。这些部门的职责缺乏严格的界定，相互间缺乏协调。这使得在实际操作中，有可能导致监管过程脱节，使监管环节出现诸多漏洞。
3.现行体制不利于金融业的发展。在现行分业监管制度下，银行参与证券业务被限制，一些具有转移风险及套期保值功能的金融产品和金融工具无法在市场立足，影响到证券机构的运作及策略，证券市场表现出很强的短期投机性和不稳定性。同时不利于银行业向“全能银行”发展，影响其国际竞争力的提高；对于证券、保险的严格限制、融资及投资渠道的缺乏、传统单调的业务品种，加剧了同业之间的恶性竞争，使证券、保险行业竞争力下降。
(四)金融市场体系的不健全，引发其潜伏的系统性风险巨大。目前，我国金融市场建设面临的主要问题包括：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的结构不平衡，银行贷款在社会融资总量中占绝对比重；市场发展不平衡，债券市场的发展落后于股票市场，企业债券市场发展相对滞后；信息披露、信用评级等市场约束和激励的基本机制尚未充分发挥作用；金融产品的种类和层次不够丰富。
在我国的资本市场上，投资人缺位，市场约束与激励机制不健全，融资效益低下，内幕交易与人为操纵等问题相当严重。结果，我国资本市场经常偏离国际资本市场的一般特征和我国宏观经济的基本发展趋势，成为全球关联交易、投机性并购与重组的主要发生地。
三、有关建议
(一)规范信息披露制度，逐步提高金融的透明度
信息披露制度是否合理以及能否有效实施，直接关系到商业银行的质量及金融市场的完善和健康发展。特别在银行业务呈现多元化，表外业务成为银行的重要业务，且银行本身的法律结构和管理结构日趋复杂的情况下，仅靠监管者单方的力量是难以对商业银行施以全面监管的。而有效的信息披露将商业银行置于市场的监督之下，市场参与者能够在充分了解银行状况的基础上作出理性的判断，从而避免交易前的逆向选择和交易后的道德风险。因此，提高透明度有助于银行在市场压力下不断提高其经营水平和经营绩效，充分的信息披露将有助于形成由政府监管和市场监督相结合的科学的监管体系。加强银行业的信息公开披露，也是目前国际银行监管出现的一个重要趋势。
(二)规范金融市场秩序，促进公平竞争
金融业的健康运转需要以公平竞争为基础。规范有序的金融市场，对提高金融效率，维护金融安全，促进金融业稳定快速发展以及为为交易者创造一个公平竞争、相对稳定的市场环境有着重要的意义。同时建立和完善各种金融保险制度以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为规范和提高金融市场及其监管我们可通过建立系统性、高瞻性和有效性相结合的现代化金融监管法律体系，首先要尽快制订完善有关的金融监管法规，包括市场准入、经营范围、风险管理、信息披露、市场退出等各方面的金融监管法规体系，提高立法的层次和相关法律的实际可操作性。而且要与金融创新行为相适应，配套出台相应监管法律，并重视补充、完善境外金融机构监管法制，使海外金融机构经营得以在有序的状态下进行，防止金融风险的发生。
(三)完善监管体系，强化风险管理
以现代信息技术为基础，建立起科学的内部风险测度、评价和控制体系，切实解决好内部风险控制的方法和技术问题。根据效益和风险匹配原则有效地控制和处理风险，在完善金融监管体制时，坚持市场化的原则，解决某些领域的市场失灵问题和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按照监管目标及风险类型将监管划分层次。每个层次监管目标和监管框架的紧密联系，使监管机构能够对相同的金融产品和风险采取统一的监管标准，严格要求及时提供金融风险评估报告，掌握和分析风险变化及真实原因，大大提高监管有效性。
(四)注重动态监管，完善金融风险预警机制
紧密监测国际、国内金融市场的运行状态。编制金融市场风险的监测指标体系，运用先进的技术手段、专业知识搜集和分析有关信息，判断金融业务的最新发展趋势和主要风险领域，及时向金融机构发出预警信号。对预警机制进行分级预测和控制。同时，顺应金融混业经营的发展，监管机制也要相应由分业专业化监管逐渐过渡到全能型混业监管，增强监管的开放性和透明性，引进国际规范的监管方式，解决现存监管内容过粗、技术手段落后等问题。并重视加强行业自律监督，强化银行业公众的自律监督。引进和加强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评级机构等社会中介机构的监督，保证商业银行财务状况的真实性，以进一步健全银监会非现场监测评级与信息披露制度，实现现场检查与非现场检查的协调一致。另外，可将金融监管适当地方化，作为当前高度集权的垂直监管体制的必要补充。
(五)加强金融监管管理，提高人员素质
金融市场风险与监管篇3
[关键词]广东自贸区金融脆弱性金融风险防范金融监管机制粤港澳金融合作
[中图分类号]F83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6623（2016）02-0089-04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流动性结构失衡背景下的我国金融脆弱性与金融风险管理”（14CJY004）及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22614817）。
[作者简介]刘慧悦（1981―），吉林长春人，暨南大学深圳旅游学院讲师，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宏观经济决策分析。
广东省自贸区金融改革创新已具备一定基础，但自贸区金融结构的构建、金融功能的充分发挥以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效率的提高，不能忽略自贸区金融风险防范和金融监管机制的配套创新。自贸区金融体制改革意味着区内金融自由化程度将会大大增强，有可能影响区域金融的稳定性。因此，认识自贸区金融脆弱性的诱导因素，建立自贸区金融风险监控机制，具有重要意义。
一、自贸区系统性金融风险来源
《中国（广东）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已经给出了广东省自贸区的金融领域创新的总体思路。提出了推动跨境人民币业务创新发展，推动适应粤港澳服务贸易自由化的金融创新，推动投融资便利化，建立健全自贸试验区金融风险防控体系四个方面的主要内容。具体来看，自贸区建设有望在利汇率市场化、人民币自由兑换、金融业对外开放、金融产品创新等方面率先取得突破，区内金融要素资源配置效率得到显著提高，金融自由化程度加强。但是系统性金融风险也更加易发。具体来看，在自贸区金融改革开放实践过程中，系统性金融风险可能来自以下几个方面：
（一）金融资产价格的波动
金融体制创新意味着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逐步实现区内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金融市场利率市场化，人民币跨境使用等改革。金融资产价格实现市场化定价，区内区外金融资产价格的差别定价造成的市场分割，会给市场带来脆弱性，引发系统性金融风险。
利率是引导资源优化配置进而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重要市场指标，形成市场化的利率水平对于促进经济转型具有深远意义。但利率市场化会对金融市场造成负面影响，首先造成的直接冲击是利率市场化会导致商业银行存贷款业务利差缩小，影响商业银行的盈利水平，商业银行需要根据这一变化及时调整业务类型、进行资产重构，规避利率价格波动给金融机构带来的风险。除此以外，自贸区内外利率价格决定机制不同会导致利率双轨制运行，出现套利风险和投机攻击行为，国外投机资本的高额进出，会引发利率价格的剧烈波动，影响金融市场稳定性。
汇率市场化是对跨境资本进行市场定价，汇率价格弹性将增加，自贸区金融改革汇率市场化需与利率市场化并行。但汇率市场化也会使国际的投机资本通过信贷渠道、证券市场渠道以及外汇市场渠道等进入国内，引发国内资本市场流动性失衡，影响汇率稳定性，汇率的过度波动会给国家的外汇管理带来难度。
（二）脆弱的金融生态环境
金融生态是指各种金融组织为了生存和发展，与其生存环境之间及内部金融组织相互之间在长期的密切联系和相互作用过程中，通过分工、合作所形成的具有一定结构特征，执行一定功能作用的动态平衡系统（徐诺金，2005）。良好的金融生态环境是金融稳定的基础。相对而言，自贸区金融发展对金融生态环境的要求更高，特别是区内外“”运行，要求自贸区金融生态环境建设除区内金融市场环境建设之外，还需要重视区内外市场的协调。具体来看，我国金融生态环境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市场流动性结构失衡。我国金融市场的结构、主体、产品同质化问题严重，金融市场多样性不足，直接导致金融市场的流动性风险。以股票市场为例，我国股票市场价格波动明显，一级市场和二级市场财富分配不均，市场流动性难以控制。自贸区金融改革目标之一是人民币国际化的逐步实现，资本账户的开放带来的直接影响是资本流动性将大大增强，市场将面对更大的流动性风险。
市场风险分散能力不足。长期以来，我国金融市场的风险分散能力较弱，金融市场主体分散风险的应对措施单一。商业银行只能通过抵押信贷和流动性控制方法分散风险，而金融市场的风险则最终由投资者自身承担。金融脆弱性一旦爆发，金融风险将会累积直至系统性金融危机爆发，引发金融脆弱性的扩散。随着自贸区金融改革的深入，境内外的融资渠道将会打开，满足境内资本寻求海外投资的需求。但同时，由于互联网金融的发展，金融市场门槛较低，竞争日趋激烈，一旦宏观经济和市场出现变化，比如2015年年中出现的股市震荡和货币市场利率下滑，金融风险就会开始集中释放。
市场信息不对称与市场信用体系建设不完善。自贸区的金融体系并非单独的系统，区内资源与区外资源的协调，不同片区之间的金融市场衔接、金融资源共享，跨境、跨区域经济活动都有可能形成信息不对称，也可能在资金往来过程中出现投机行为。
（三）金融产品创新风险
金融产品是金融市场的基础。金融改革创新重要内容之一就是金融产品的创新，这意味着新的金融工具将会不断涌现。但是金融创新过程中创造出的金融衍生工具，往往带有高杠杆的特点，从而增加了系统的金融脆弱性。2008年美国爆发的金融危机就是由于过度复杂的金融衍生工具积累了大量的金融风险引发为全球性的金融危机。因此自贸区在金融改革创新的同时需要规避和重视金融衍生品风险。
（四）金融风险跨市场跨区域的传染
一般而言，金融传染是指某个金融市场的危机导致多个金融市场之间关联程度显著提高或其它市场发生危机可能性显著增加的现象。广东自贸区产生的金融集聚现象对金融产业发展有利，但如国外热钱的涌入、洗钱活动、内幕交易，信息披露不充分等问题，也会在自贸区内形成风险的溢出效应，同时，自贸区金融风险会通过跨境、跨区域等渠道作用于我国系统性金融风险。
广东自贸区自由贸易账户正在逐步放开，金融产品创新也在不断推进，贸易部门与金融部门之间联系更为密切和复杂，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的关联性进一步加强，金融风险的类型更为多元，风险传导的路径更为交错，境外金融风险可能经由自贸区途径影响到国内在岸金融的稳定。因此跨产业、跨市场的金融传染带来的金融风险也不容忽视。
除此以外，对于自贸区金融改革创新而言，还需要面对有关金融市场基本功能认识的偏差，以及自贸区建设中改革思路同质性的问题。系统性金融风险监控不仅是金融改革的支撑，同时也应该成为自贸区金融体系建设的切入点。
二、自贸区金融监管机制的改革创新
从宏观审慎的角度看，金融改革创新与金融风险防范应相辅相成。自贸区的金融改革创新必然带动金融开放与金融自由化，有可能为金融体系带来更大的系统风险，如开展离岸金融服务而出现的境外洗钱问题、跨境资本流动引发的投融资问题以及金融开放带来的金融纠纷复杂化问题等。传统的金融监管机制并不能满足自贸区内的金融开放和金融创新的需要，因此，借鉴国内外自贸区建设经验，构建适应自贸区金融发展的金融风险监管机制，对于维护广东省自贸区乃至我国金融市场的稳定具有深远意义。就金融风险防范而言，金融产业系统风险产生的根源主要在于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脱离，自贸区的风险防范机制创新，应当侧重于金融监管机制的创新以及金融监管理念以及金融监管模式的创新。
（一）创建“大金融监管”模式，建设与国际接轨的监管制度体系
从金融监管机制创新方面来看，自贸区的金融改革对金融监管改革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传统的金融监管模式由人民银行、外管局、证监会、保监会、银监会等多部门共同参与，各部门步调不同、政策细则不同，容易导致金融机构功能不能有效发挥，金融创新能力减弱。2013年我国央行已经建立“金融监管协调部际联席会议制度”，这一制度的实现旨在实现“金融信息共享和金融业综合统计体系的协调”，并作为“交叉性金融产品、跨市场金融创新”，“金融监管，法律法规”之间的协调机制。制度强调一行三会在宏观审慎的架构下协作进行金融监管。但是自贸区的建设仅靠这一制度仍显不足，通过上海自贸区建设的实践来看，自贸区金融监管的本质是一种制度体系的管理，很难对其实行有形的地域平台监管模式，需要强有力的监管机制作为保障。
自贸区金融监管制度的创新可以考虑参考迪拜金融监管规范的经验，建设区域独立金融监管机构，构建区内“大金融监管”模式，如金融事务管理局或金融事务管理委员会，组织架构上可以尝试设立自贸区统一的监管组织，将一行三会引入监管机构，负责监管与协调工作；职能方面应当赋予自贸区金融监管组织一定立法权限，在人大的授权范围内承担自贸区内金融领域的立法和执法工作，自贸区内的金融监管部门也需要承担起区内金融市场、金融机构和金融活动的全方位监管功能、金融监管信息平台建设和国际监管信息交流合作的工作；此外，金融监管机构应参照全球先进的金融服务体系要求，尽快建设与国际接轨的金融制度体系，金融制度体系应符合国家金融宏观审慎管理目标、有效服务实体经济发展需要。
（二）更新金融监管理念，为金融效率提高和金融创新能力发挥提供支撑
从金融监管理念创新方面看，自贸区的建设需要政府部门更新监管理念。我国传统的金融监管理念是一种规则性监管模式①，这种监管理念的特点是各个监管机构遵从监管工作的制度化、规范化和法制化，监管的法规体系庞杂广泛，规范深入细致，可有效的控制市场风险。但规则性监管重法律形式，轻经济实质，在操作过程中监管重点是企业业务流程及程序，对业务结果和经营行为起不到有效规范作用，也缺乏灵活性和适用性。对于自贸区金融创新而言，规则性监管实质上会对市场自由度进行约束，影响金融效率发挥和金融创新能力，甚至会出现监管套利的问题。
因此，在自贸区建设的过程中，应当有计划地转变传统的金融监管理念。原则监管模式并非要求完全以原则取代规则，而是旨在提升原则在监管规范体系中的地位，使之在建立和发展监管标准方面发挥基础性作用。具体到自贸区建设，首先，可以尝试在自贸区监管立法过程中多设置指导性意见、原则性规则，减少刚性条款和具体指标，应当更多地将原则引入监管规范。如英国的金融监管在公司治理结构、内部控制体系建设、反洗钱、金融业从业人员培训、高管人员任职资格、定期财务报告和招股说明书披露等方面，都有原则替代规则的条款；其次，在金融监管实施过程中，对金融机构遵循原则的作为纳入风险监管体系，激励监管对象合法、合规经营。最后，加快对现有法律法规的清理速度，保证区内企业对法律法规有清晰认识，确保信息公开和公共参与。
（三）完善金融监管模式，金融改革创新以服务实体经济为导向
自贸区货物贸易提倡“一线逐步彻底放开、二线安全高效管住、区内货物自由流动”的创新监管服务模式，但金融监管应不同于货物贸易，特别是在汇利率市场化和资本自由流动的金融改革目标前提下，一线二线的差异会导致套利问题的产生，因此，对于境外流入区内资金需要严格控制。实现这样的监管目标需要充分利用金融共享平台和数据优势，建立各部门信息共享的工作机制设立“自贸区综合数据监测系统及信息共享数据库”。对于区内金融企业及非金融机构建立定期信息披露的制度，在自贸区金融改革之初，信息披露的内容和频率都需要比巴塞尔协议Ⅲ多，随着金融改革的推进可逐步调整降低，人民银行及其他监管部门也需要为自贸区企业设立特殊的规则，例如对现有信息披露的量化指标体系的调整等。
三、结论
金融改革创新是广东自贸区发展的主要内容，而金融风险防范是金融体系改革的支持和保障。在自贸区金融改革过程中需要面对的系统性金融风险来源于金融资产价格、金融生态环境、金融产品创新以及金融风险跨市场跨区域的传染等多方面。自贸区建设中，资本的流动性较强，金融风险也更加易发。同时，自贸区内金融纠纷具有国际化的特点，金融纠纷更具复杂性，在金融纠纷中金融企业与金融消费者的权益难以得到有效维护。因此，建立完善的自贸区风险防范机制刻不容缓。广东省自贸区金融监管机制的创新可借鉴国内外成功监管模式和监管机制，建设区域独立金融监管机构，构建区内“大金融监管”模式。同时应当有计划的转变传统的金融监管理念，树立原则性的金融监管理念。最后，需要完善金融监管模式，金融改革创新始终要以服务实体经济为导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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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preventionandmonitoringofFinancialRisksinGuangdongFtZs
LiuHuiyue
（ShenzhentourismCollege，JinanUniversity，Shenzhen，Guangdongprovince518053）
金融市场风险与监管篇4
内容摘要:本文从金融衍生品风险形成和传导的机制入手,解释说明金融衍生品风险的演化过程,同时构建监管博弈模型,得出风险操作部门和金融监管机构的纳什均衡,并对模型结论进行分析,最终对加强金融衍生品市场监管提出了建议。
关键词:金融衍生品风险博弈监管
金融衍生品的出现对世界的影响极为巨大、广泛和深远。据国际清算银行(BiS)统计,至2008年底全球金融衍生品场内场外交易量达到592万亿美元,规模增长异常迅猛,而市场普遍对于风险估计不足,监管缺失。金融衍生品具有显著的高杠杆性和高风险性,存在着不可驯服的天性和巨大的破坏力。
金融衍生品风险的形成与传导
金融衍生品市场的产生,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帮助企业和金融机构规避风险、获取收入。但其业务操作复杂,资金隐蔽性强,本身亦有很大风险。在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1994年发表的《衍生工具风险管理指南》中认为,金融衍生工具风险主要有五大类:市场风险、信用风险、操作风险、流动性风险和法律风险。
当衍生品价格出现背离实体经济,偏离其内在价值时,交易风险便不断积聚、变化。一旦打破某个临界点,参与者为防范风险,集中大量交易,导致衍生品市场风险全面释放。由于衍生品有杠杆性和联动性,使得衍生品的流动性风险、结算风险、信用风险,操作风险等风险全面暴露,引发参与者巨额亏损,甚至破产,进而呈现出风险全面爆发的结果。
金融体系的内在脆弱性以及金融交易主体的非理使得金融衍生品价格随机波动,当衍生品风险爆发时,就会沿着特定的路径进行传导。传导路径一般为:金融衍生品参与机构内部的风险传导参与机构之间的风险传导金融衍生品市场之间的风险传导全球性金融市场风险。
金融衍生品投资与监管的博弈分析
(一)建模与假设
投资与监管机构双方都是“理性经济人”,行为特点是在约束条件下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监管机构的正常效用为U;若违规行为未查处,对风险操作部门造成损失,这时监管机构需要救助,带来负效用D;对违规的投资机构的监管成本为C1,对守法的普通的投资部门的监管成本为C2,一般有C1>C2;监管机构监管的概率是p,监管成功的概率是Y,监管成功所获得的激励为n,监管是随机的,何时检查不确定;操作部门违规的概率是q,违规未被查处的可得利益是i1,违规被查处时的罚金为F,守法的可得利益为i2;则双方的支付矩阵可见表1。
(二)混合策略的情况分析
1.监管机构的期望效用及最优决策分析。监管机构的期望效用函数为:eU=pq(U-C1+Yn)+p(1-q)(U-C2)+(1-p)q(U-D)+(1-p)(1-q)U
这里如果把U、D、C1、C2、Y、n、F、i1、i2看成不变的常数,那么监管机构期望效用就是变量p和q的函数,令eU/p=0,q*=C2/(Yn+C2+D-C1)。是监管机构根据风险操作部门违规的概率来选择监管还是不监管的参考值。
2.风险操作部门的期望效用及最优决策分析。风险操作部门的期望效用为:eV=pq(i1-YF)+q(1-p)i1+(1-q)pi2+(1-q)(1-p)i2,令eV/q=0,p*=(i1-i2)/YF。是风险操作部门根据监管机构监管的概率来选择违规还是守法的参考值。
(三)混合策略的结果讨论
1.监管机构大于p*的概率监管时,风险操作部门的最优选择是守法;当以小于p*的概率监管时,其最优策略是违规;如果一旦欺诈行为被查出,监管机构提讼,法院加大处罚力度,即F增大后,使得风险操作部门违规进行风险投资和监管稽查概率降低,所以加强法律法规建设,会使博弈均衡向着帕累托改善方向运动。
2.衍生品风险操作部门选择违规的概率大于q*,则监管机构的最优选择是监管;当以小于q*的概率监管时,其最优策略是不监管;现假设违规收益变大或风险操作部门规模变大,欺诈获得可能性就会变大,违规收益越大,越会增加风险操作部门的违规概率;相应违规事件增多,必然引起监管机构重视,加大监管力度。
加强金融衍生品市场监管的建议
首先完善金融衍生品监管法规体系。应加快制订与衍生品交易相关的专门法律,以保证金融衍生品市场监管框架的稳定性、持续性和一致性。其次对投资银行、基金公司等大型金融机构等衍生品市场的主导者进行重点监管,并将金融机构的内部管理和市场约束纳入监管的范畴。强化中介机构的内部监管和自律机制,激发金融机构改善经营管理、进行风险控制。最后探索建立金融系统高风险投资业务日常监测和预警工作体系。对金融机构的投资业务的数据采集和财务报表上报制度加强监控,建立反应灵敏、渠道畅通的预警信息系统,以避免金融风险的累积。
参考文献:
1.罗伯特•麦克唐纳.衍生品市场基础[m].机械工业出版社,1999
2.张维迎.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m].上海出版社,2004
金融市场风险与监管篇5
2007年由美国次级抵押贷款所引发的金融风暴席卷全球,使整个世界笼罩在金融危机的阴影下。次级抵押贷款是指向那些信用级别不高的低收入者家庭和个人发放的住房抵押贷款。美国金融危机的爆发与金融创新是紧密相连的。因为,众多金融机构纷纷通过一系列金融创新手段,比如通过资产证券化将缺乏流动性但能够产生可预见的稳定现金流的资产,通过信用增级,对资产中风险与收益要素进行分离与重组,进而转换成为在金融市场上可以出售证券,以此融通资金。
美国的金融创新为他们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利益,并且为美国经济的持续发展注入了动力。但是,这场由次级贷款所引发的金融危机打破了美国人的梦想。金融创新只是这场金融危机的“伏笔”,更为深层次的原因是美国金融监管的失效。在此次金融危机面前,一向被人认为是“成功典范”的美国金融监管体制暴露出了一系列的问题。当次级抵押贷款市场非理性的迅速膨胀起来的时候,危机的种子已经深深地埋下了,当大范围的次级抵押贷款人还不了贷款的时候,金融危机就不可避免的发生了。
二、金融创新产生金融风险的原因
金融创新是有风险的,有学者把其归纳为:表外业务风险、伙伴风险、创新工具风险、操作风险、泡沫风险、信息化风险、清偿能力风险和法律风险。金融创新并不能消除金融风险,反而产生更多、更强的金融风险,美国次贷危机的爆发使人们意识到,贷款发放机构通过打包方式转嫁给其他金融机构的风险,在其交易对手面临经营风险加大时,会通过利益链条的传递危及到自身。其原因是:
(一)金融创新降低了金融体系的稳定性
金融创新改变了金融体系的构成,由于金融创新出现了大量的非银行金融机构,这些机构的出现就加大了金融市场的风险。因为,首先,这些金融机构一向不是监管的重点,当它们出现的时候并没有有效的监管措施,它们开发出大量的金融衍生产品,而对于这些金融衍生产品更是缺乏相应的监管。其次,非银行金融机构与银行有着密切的关系,它们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借贷关系或者资金往来,一旦发生金融风险将是整个金融体系的灾难。再次,在资本流动国际化的趋势下,各个国家之间的联系日益密切,如果一个国家出现金融风险,将会导致全球性经济危机的发生。
(二)金融创新使金融风险更加隐蔽
金融创新为单个投资者提供了转移风险的手段,但是,对于整个经济体而言它却没有这项功能。因为,当单个市场主体认为有风险的时候可以出售手中的金融产品,出售之后这个风险仍然存在于市场中,并没有消除。并且,如果出现巨大的市场变动因素当所有金融创新产品持有者同时都想出售金融产品时,对金融市场的稳定性将是致命的打击。
(三)金融创新使金融风险更加便于积累和传递
通过金融创新手段开发出的金融衍生产品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可以促进金融市场和金融业迅速壮大,另一方面它可以成倍的把风险放大。因为,金融衍生产品属于结构性产品,它通过对资产、信用、风险等环节进行结构性重组,然后分配给不同的投资者。并且,各个环节都是关联紧密的和有风险的,通过各种金融创新手段生产出的金融衍生产品把各个环节的风险一层一层的传递,并且逐步积累,最终产生系统风险,并且,这个系统是非常脆弱的,一旦发生危机,将是整个系统的瘫痪。
三、金融创新不能脱离金融监管
新金融机构的出现和新金融产品的开发打破了旧的金融格局和秩序,需要新的监管手段对其进行规制。金融创新不能脱离金融监管,我们必须在金融监管框架下发展金融创新。
(一)金融监管制度既要严格又要有包容性
金融监管制度对于金融创新具有保护性或者说具有保障性的作用,有效地金融监管可以减少交易风险,可以维护金融市场秩序,可以降低金融危机发生的概率。盲目的金融创新会导致金融危机,所以,金融监管制度的制定应该严格而且具有前瞻性。同时,金融监管也应该具有包容性,在制定金融监管制度是既要考虑到监管的需要又要考虑到被监管主体的利益,给它充分的发展空间。
(二)政府监管和市场监管相结合
市场本身具有自然的监督机制,它会对市场参与主体的行为进行监督,具有一定的市场淘汰机制。越来越多的国家都强调市场的自律作用,通过加强市场信息披露和信用评级等措施,规范市场主体的行为。但是,市场自律机制的作用是有限的,我们在相信市场自身的同时不能放松政府监管的作用。
(三)监管方式及手段的创新
要加强金融机构对自身的监管机制建设,要在努力调整金融机构产权安排的同时,积极建立金融现代企业制度,建立健全金融机构内部控制制度,要把促进金融机构及时发现内部控制制度的弱点和纠正内控制度中存在的问题作为金融监管的一个重要内容,尤其是要加大对金融机构创新业务内控制度的检查监督力度,督促金融机构完善创新业务的操作制度,防止金融创新的衍生风险。同时,加强监管手段的创新,充分利用计算机和网络的作用,推进金融监管电子化进程。争取提前掌握金融风险的信息,以便及时、准确的防范金融危机的发生。
(四)金融监管模式的转变
传统的监管模式是机构监管,是按照金融机构的类型来设立的,各自的监管机构只监管各自的金融机构。其优势是不同类型的金融机构都有相应的监管机构对其进行监管,可以随时随地的监管,缺点是某一类别的监管机构不能干预其它金融机构的活动。随着金融创新活动的加强,新的金融机构不断涌现,各个金融机构的差别越来越不明显,业务趋同趋势加强,严格按照机构监管模式执行已经不适应金融监管的需要。所以,应该向功能监管模式转变,功能监管就是按照金融体系的功能来设计监管,关注的重点是金融机构的业务和功能,而且可以实现跨机构、跨产品、跨市场的监管,可以适应金融创新而产生的金融监管的需要,可以有效地预防金融危机的发生。
金融市场风险与监管篇6
关键词:金融危机金融监管金融改革
1金融危机的成因分析
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发轫于美国的次贷危机,并逐渐演变成全球性的经济衰退。从更深层次上看,现代金融市场理论的固有缺陷及其在金融实践中的作用,是本次金融危机在美国爆发并渐次影响全球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因。
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经济学家揭示出在金融市场上,信息在借贷双方的分布是不对称的,最终借款人对其借款用于投资项目的风险和收益拥有更多的信息,而投资者对影响投资收益的所有变量都存在一定程度的信息不对称问题。信息的不完全性影响了金融活动参与者行为的平衡以及金融资产价格均衡的性质,造成了金融活动中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逆向选择”降低了金融市场优化配置资源的效率,“道德风险”削弱了金融市场的资金动员能力。从金融市场的运作而言,信息的不完全既影响了金融活动的合理性,也影响了金融市场的完善性。
企业过度利用债务融资是造成金融市场运行不稳定的根本性原因。一旦市场对流动性的预期产生变化,低流动性资产便大幅度跌价,使投资者对高负债经营的企业产生怀疑,继而减少金融融资的输入,从而使得靠借入流动性维持经营的企业难以为继。美国经济学家kenneth·arrow认为只要经济存在着不稳定性,就会有通过获取信息减少不确定性的可能,在不确定性增加的环境中,信息的价值是显而易见的。因为不确定性有经济成本,所以减少不确定性就是一种经济收益,信息的价值就体现于这一收益之中。当金融市场中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积累到致使市场不能有效地在储蓄者和有生产投资机会的人们之间融通资金的严重程度,金融危机便产生了。金融危机中一些银行的倒闭减少了通过银行进行的金融中介活动,并导致投资缩减和总经济活动水平下降,因而使社会信息总量大幅下降和不确定性急剧增大,危机进一步深化。
非金融部门资产负债表状况恶化也是形成金融危机的一个重要因素。资产市场价格急剧波动能加剧金融市场上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从而引发金融危机。由于证券市场上股票价格计量的是公司的净值,股票市场的下跌便意味着公司净值的下降。公司净值有与抵押品相类似的作用,股票市价下泻引致公司净值的下降使贷款人不愿意提供贷款。另外,由股市下泻引致公司净值下降,刺激了借款人从事风险投资。因为一旦投资出了问题,借款人承受的损失是比较小的,这会导致道德风险增大,道德风险的放大又进一步导致贷款人没有积极性发放贷款,最终形成恶性循环。这可以解释为什么股市下跌,公司净值下降导致贷款减少和经济活动水平下降的另一个原因。
2改革金融体系的监管
从避免金融危机的角度来说,改革和完善金融体系的监管是目前各国普遍采取的方案。本次金融危机之所以从美国发生,迅速波及几乎所有的国家,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各国普遍存在金融体系监管不足的问题。因此,解决金融危机的问题必须首先关注金融体系的监管问题,包括:
(1)针对现代化金融体系的发展特点,将监管范围涵盖投行、保险、基金、信托等金融领域,涉及表内外资产和各种类型的衍生工具,同时要更加重视国际协调监管的规则和方法。美国的次贷危机使我们认识到金融监管体制改革迫在眉睫,从分业监管体制走向混业监管体制成为必然。
(2)监管当局应检验银行估计风险参数的方法,督促银行更新风险参数以便及时反映违约率和损失率的上升。在评估借款人与信用风险缓释工具之间的相关性时,应充分考虑系统性风险因子的影响。必须提高对内部评级模型和风险参数的审慎性要求。此外,应寻求在监管当局与中央银行之间共同建立一种新的协调机制,改变单纯依靠公开市场操作和贴现窗口来缓解流动性压力的传统做法。
(3)为改进风险计量模型,监管当局和银行必须在现有模型体系的基础上,增加情景分析、压力测试、敏感性分析、移动平均分析等方法,使历史数据更具有前瞻性。此外,还不应忽视定性分析的重要作用。应更加重视金融创新带来的创新风险,制定新的计量标准和监管规则,将衍生工具产生的衍生风险一并纳入金融监管视野。
(4)法律不健全是信息不安全、金融无序的重要根源。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各种金融交易必须严格地以法律为依据,对违反法律法规的金融交易活动按照法律规定严加惩处。加强市场化监管要求构建完善的金融市场准入机制、金融市场行为监管机制和金融市场退出机制。必须根除金融机构“不破产、无风险”的传统观念,并充分认识到金融破产制度的重要价值和意义。
3强化金融机构的监管
金融机构(尤其是银行)以盈利为目的,参与金融市场的直接运作。其在贷款过程中与贷款人之间发生市场关系,这种关系处于信息不完全的金融市场规律中,必然存在相应的风险。为了回避或者减少风险,金融机构本身的监管应当注意这样几个方面:
(1)金融企业的资金来源和运用具有很强的社会性和公众性,信息公开披露制度能为市场提供信息,以促进对金融机构的监督。建立信息公开披露制度兼有成本低和保障债权人利益的作用,可以对金融企业的经营产生强有力的外部监督作用,促使金融企业在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同时,对流动性、安全性给予充分的重视。
(2)美国次债危机的根源之一就是银行业在评估信用风险时,过于依赖外部评级机构,放松了内部尽职调查和风险评估。从而严重误导了投资者,对危机爆发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当前金融机构的监管中,应当将评级机构纳入金融监管之下,对评级标准与评级行为进行严格规范;同时,要充分发展银行内部评级。
金融市场风险与监管篇7
未来发展面临的挑战
（一）金融组织体系不断演变
具体表现为表外业务快速增长，金融机构综合化经营的倾向日益显著，互联网金融发展提速。面对这些变化，金融企业和监管者需要更好地把握金融创新和金融稳定的界限。
（二）金融市场体系亟待完善
下一步应明确货币市场规则，推动同业拆借市场、票据市场持续规范健康发展；加快统一的债券市场建设，进一步发挥债券市场的筹资、定价和避险作用；加快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建设。同时，进一步加强金融市场基础设施建设，包括法律、评级体系和会计标准等。
（三）金融风险的复杂程度和关联性不断上升
如果说十年前的金融风险更多地以点的形式孤立散布，目前的金融风险则更像是一张网，牵一发而动全身。
（四）金融监管体系建设任重道远
今后要加强系统性风险防范和预警，以新监管标准的实施为抓手，强化资本与流动性监管。
再看雷曼兄弟倒闭
雷曼兄弟的破产是2007年—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标志性事件。美国前任财政部部长盖特纳曾表示，“在揭示全面金融体制改革的必要性方面，没有比雷曼兄弟更好的例子了。”在雷曼兄弟倒闭五周年之际，从危机事件的成因出发，反思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金融发展的启示和我国未来金融发展面临的挑战，既有历史意义和研究价值，又具有现实意义。
雷曼兄弟倒闭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它反映了美国金融业经营模式、风险管理和金融监管等多个方面存在的缺陷。
（一）新的金融经营模式及其蕴含的风险未引起足够重视
危机前，美国以“发起—分销”模式、影子银行超速发展为标志的新金融模式过度发展。金融机构在贷款发放后，采取出售、资产证券化、购买信用衍生产品等方式，将贷款及其风险进行了所谓的“转移出表”，改变了金融产品和金融市场的风险特征，加剧了信息不对称、道德风险等问题。巴菲特曾提供了一个惊人的事实：如果想了解一个CDo产品，需要读1万5千页的资料；如果购买50个CDo产品构成的资产包，则要查阅75万页资料，这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与此同时，影子银行体系超常规发展，积聚了大量风险。
（二）金融机构杠杆率快速提高
危机前，金融机构用少量的自有资本和大量的批发性融资来筹集运营资金，杠杆率（总资产/自有资本）不断升高。据统计，2007年美国五大投资银行的平均杠杆率约为40：1，这也就意味着区区2.5%的资产损失，便可使这些投行濒临破产。2008年初，雷曼兄弟的杠杆率仍高达32倍。这使得雷曼兄弟的资产负债表极为脆弱。
（三）金融机构风险治理存在严重缺陷
在长期宽松的货币政策环境下，金融机构的风险偏好上升，风险的跨周期定价被低估，利润增长点大量转向了高风险业务。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雷曼兄弟从过去的专注于发行、承销等传统投行业务，转向从事金融衍生品及房地产抵押债券等业务。这其中很大一部分抵押债券都属于难以估值、流动性差的三级资产。
（四）金融监管理念和工具滞后，监管失灵
美国金融危机的原因可形象地概括为“3G”，即Greed，Glass-Steagall，Greenspan。美国金融危机调查委员会（FinancialCrisisinquiryCommittee，FCiC）认为，这场危机既非天灾，也非计算机模型的失效，而是源于人类对风险的无动于衷和错误判断。其一，影子银行等高风险、高收益业务未能引起足够的警惕。危机前，华尔街的薪酬机制过分鼓励“挣快钱”，金融企业对利润的追逐超出了他们的风险抵御能力，大量风险游离到监管体系之外，但监管当局没能采取有效的干预措施。伞形监管体系对日益发展壮大的特殊目的实体（SpV）、场外衍生品交易、货币市场共同基金等业务未能及时有效应对。其二，过度放松管制，特别对混业经营后的系统性风险监管不力。1999年《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通过，《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被废除。在混业经营快速发展、金融风险日新月异的情况下，没有哪家监管机构集中监测宏观层面的金融风险和风险的跨行业传染，系统性风险的积聚超出了人们的预料。其三，监管不作为是爆发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过度推崇市场原教旨主义，过于相信金融机构的自我约束和市场的自我纠正能力，甚至认为“最少的监管就是最好的监管”。对于随处可见的预警信号，没有一家监管机构采取实质性行动去遏止风险。
金融安全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
危机之后，金融稳定成为G20峰会等高层会谈的重要议题。在各国的共同努力下，最终出台了巴塞尔协议iii等一揽子国际金融监管改革措施。从国内看，与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相比，这场全球金融危机，使金融安全上升到了更高的国家战略层面。同时，国内经济发展转型对我国金融体系提出了双重要求：一方面需要金融业提供更全面更优质的服务，另一方面需要金融业自身稳健高效运行。综合看，我国金融体系未来的发展主要面临四个方面的挑战。
挑战一：金融组织体系不断演变
历史并不总是完美的教科书。与传统的商业银行挤兑危机不同，本次危机肇始于金融组织形式演变所带来的金融市场挤兑。当前，我国的金融组织体系正在加速发展。一是表外业务快速增长。近年来利率、汇率等衍生品的规模以年均20%—30%的速度增长，信贷资产证券化试点不断扩大，“发起—分销”模式崭露头角，金融机构资产负债管理中的“三化”现象，即存款理财化、贷款交易化、资产表外化，值得关注。二是金融机构综合化经营的倾向日益显著。银证保跨业经营合作深化。特别是，金融产品的创新突破了分业经营的界限，如银行同业对接证券公司理财产品等业务快速发展。三是互联网金融发展提速。互联网技术和大数据的应用，有助于减轻信息不对称，提高交易效率，但也改变了风险的特征，需要新的风险管理手段。面对这些变化，金融企业和监管者需要更好地把握金融创新和金融稳定的界限，使新的金融组织体系稳健高效运行，更好地服务经济发展转型。
挑战二：金融市场体系亟待完善
这场危机表明，如何更好地通过金融市场优化资源配置、分散金融风险是各国金融发展共同面临的挑战。当前，我国金融市场体系还不够完善。货币市场、票据市场的交易品种比较有限；债券市场相对割裂，存在多头管理、监管标准不一致等问题；与美国等发达市场相比，资本市场呈倒金字塔形：主板市场发展较快，但三板市场、场外市场等仍有待培育。下一步应着力构建完善的金融市场体系：明确货币市场规则，推动同业拆借市场、票据市场持续规范健康发展；加快统一的债券市场建设，进一步发挥债券市场的筹资、定价和避险作用；加快包括场外市场、三板、创业板、中小板、主板在内的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建设。同时，进一步加强金融市场基础设施建设，包括法律、评级体系和会计标准等。
在坚定不移地发展金融市场的同时，我们也要借鉴金融危机的教训，有效隔离银行机构与资本市场的风险传染。这场危机反映出市场主导型金融体系（market-basedfinancialsystem）并不完美，一方面，它并不能有效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另一方面，它并没有像之前人们认为的那样有效解决风险的跨部门（Cross-sector）分散问题，事实上资本市场的动荡也会波及银行业，两者产生“共振”的概率和严重性激增。如何在发展资本市场的过程中，有效解决长期以来风险过度集中在银行体系的问题，值得深入思考。
挑战三：金融风险复杂程度和关联性不断上升
风险特征的变化是这场金融危机的重要症结。当前我国正处在金融改革和发展转型的关键阶段，风险的总量、性质和结构都在不断演变。利率、汇率市场化等改革使金融机构面临的市场风险增大；部分理财产品的快速扩张和短期化趋势加大了银行的流动性风险、信用风险和声誉风险。金融创新拉长了交易链条，一个环节出现问题会迅速波及多家机构。民间借贷的发展也增大了正规金融和民间金融之间的风险传染性。金融业既面临传统的、基础性的业务合规风险，也面临业务多元化、复杂化带来的新风险；既面临单体机构的风险，也面临跨业、跨境、跨市场的风险传染。如果说十年前的金融风险更多地以点的形式孤立散布，目前的金融风险则更像是一张网，牵一发而动全身。金融机构和监管者只有对风险特征的变化给予充分的理解和重视，才能准确地捕捉金融体系的关键风险点，避免危机的滋生。
挑战四：金融监管体系建设任重道远
当前我国应积极借鉴金融危机的教训和国际金融监管改革成果，不断完善金融监管体系。一是加强系统性风险防范和预警。尽管各方已经在系统性风险监管领域进行了诸多探索，但监管经验和工具仍然有限。危机中引发广泛关注的“大而不能倒”问题，实质上也反映“大而不好监管”的困境。建立全面的、机制性的系统性金融风险早期预警和防范干预体系日益迫切，系统重要性机构维度的监管框架建设尚需深入研究。二是以新监管标准的实施为抓手，强化资本与流动性监管。新的资本管理办法已经进入实施阶段，流动性管理办法正在研究制定过程中。更高标准的审慎监管要求，将有力地维护我国银行业稳健运行。三是完善行为监管。目前我国主要金融监管机构均在内部设立了消费者保护机构，应当以此为契机，完善金融消费者保护机制，严厉打击恶意欺诈等行为，切实保障金融消费者权益。四是提高监管的执行力，包括行为纠偏和违规处罚。目前金融监管的处罚力度偏弱，金融机构的违规成本较小。金融监管应当以问题为导向，提高对风险“早识别、早干预、早化解”的能力。敢于在“盛宴”中拿走酒杯，维护监管的权威性。五是做实监管协调。国际金融危机后，美国建立了金融稳定监督委员会（FSoC），英国建立了金融稳定委员会（CFS），欧盟成立了系统性风险理事会（eSRC），这些机构均起到了在宏观层面进行政策协调的作用。在分业监管框架下，要应对金融机构跨业跨市场经营和金融业务交叉的风险，防范监管套利，必须加强跨部门监管协调。
金融市场风险与监管篇8
关键词:金融市场；金融风险；保险机制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市场是市场经济体系的动脉，是市场配置关系的主要形式。金融体系的安全、高效、稳健运行，对经济全局的稳定和发展至关重要。一旦金融机构出现危机很容易在整个金融体系中引起连锁反应，引发全局性、系统性的金融风波，从而导致经济秩序的混乱，甚至引发严重的政治经济危机。加强金融市场的安全性，采取一定策略防范与化解金融风险，以保证我国金融业沿着健康有序的方向发展，势在必行。
1.金融风险产生的原因
(1)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尚未完全解脱，国有企业建设资金过分依赖银行贷款，,而且国家对银行行政干预较多，银行经营自有时难以落实，这是金融风险形成的重要因素之一。在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由于众多原因，我国经济运行时冷时热，相应的金融运行有时失控、紧缩、放松和再膨胀，加大了银行风险管理的困难。在市场化的进程中，市场经济所常见的缺陷也逐渐暴露出来，如：市场存在着不公平的竞争，市场的约束机制缺乏等等。
(2)不完善的金融管理模式。严格地说，即使在激烈竞争的市场经济环境下，如果有比较完善的金融管理模式，仍可以将银行风险控制在较低水平。但我国现阶段的金融管理模式，仍有一些欠缺。其一，在宏观监管方面，还需强化各银行按市场规则公平竞争。另外，对于有的银行以不遵守金融法规和制度为前提的竞争行为，宏观监管也缺乏有效性，表现为仅停留在事后管理的状态，从而难以达到防范风险的目的。其二，在微观管理方面，银行的内部控制薄弱，表现在制度建设滞后，内控体制不顺、权利制约失衡、会计信息失真等，较易发生银行风险。
(3)金融机构内部风险控制力量薄弱。当前一些金融机构对防范金融风险问题缺乏应有的重视，有的甚至顶风违章违规经营。从理论上讲，各金融机构应该成为金融风险管理与控制的主体，经营者本人在防范金融风险上应该竭尽全力。但由于我国金融机构的产权制度不明晰，缺少明确的所有者代表,国家承担几乎全部的金融风险成本，经营者缺乏内部风险控制的动力和压力，很容易开脱和逃避承担金融风险成本。
(4)国际社会金融波动的牵动市场国际化必然带来金融国际化问题，而国际金融波动必然影响国家金融。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加强了国际间的金融往来，在国家的计划安排下举借外债，引进外国银行，扩大对外贸易往来，在为我国经济建设带来了活力的同时也带来了一定的金融风险。由于我国没有完全开放金融市场，目前国际金融波动并没有直接、同步地牵动我国的金融，但其对我国进出口贸易的影响将最终作用于我国金融体系。
2.防范与化解金融风险的途径
(1)金融机构应提高自我防范意识，增强自我防御能力
金融机构经营管理应从过去只重视规模扩大转移到注重质量效益的提高上来，金融监管应从过去以合规性监管为主转移到以风险监管为主上来。建立健全贷款管理责任制度，严格实行资产负债比例管理，加强和完善金融机构内部稽核制度，尤其是应注重对衍生金融工具交易的稽核，建立健全风险的预警系统，通过设计一套完整的风险指标体系，从定性定量两个方面加强对风险的事前控制。
(2)进一步深化金融体制改革
加快发展和完善金融市场，推进金融体制改革。积极创造条件，完善全国统一的同业拆借市场，合理引导资金流向，为实现利率市场化创造有利条件；完善票据贴现市场，为企业和银行短期融资创造条件；加快资本市场发展步伐，在规范证券市场的基础上，适度扩大股票和企业债券市场规模，为企业开辟多种筹资渠道，并通过资本市场筹集发展资金。加快推进国有商业银行按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进行改组改造，使其真正成为遵循市场经济规律运作，具有活力和竞争力的企业。从而规避和降低金融风险，改善金融服务，支持经济发展。
(3)健全金融企业内部控制制度
建立资产负债管理制度，资金交易风险管理制度，内部授权、授信制度等一系列业务授权管理制度。提高金融机构本身对风险的防范能力。对国有商业银行来说：对于制度性的金融风险，国有商业银行要切实加强防范信贷风险，这是因为信贷风险是我国商业银行目前最大和最具有威胁性的风险。坚持贷前调查、贷时审查和贷后复查制度，进一步规范借款合同、保证合同、抵押合同的文本，特别是要注意完善贷款担保制度，签约前要严格审查抵押财产的价值、产权、实效以及担保企业的实际担保能力，并依法办理登记手续；完善贷款审批程序，实行信贷管理与信贷经营相分离，调查与审查相分离，审查与审批相分离，改变信贷人员权力过大缺乏有效监督的贷款风险制约机制。
(4)切实加强领导，实施监管责任制，建立有效的监管体系、调控体系
随着我国金融业逐步向混业经营发展，我国政府应基于渐进方式向混业经营过渡的思路，结合混业经营的具体进程，建立适应这种经营趋势的监管体系，对金融业实施有效监管和控制。各职能部门要明确监管对象和监管内容，要把所有金融日常监管任务落实到部门、落实到人，并切实履行监管职责。对重点监管对象要明确监管人员或监管小组专门监管。要探索建立中央银行金融监管人员等级制。培育和完善良好的信用环境。政府通过加强立法、执法工作，使整个社会的交易活动和债权债务关系契约化、规范化。同时，培育和完善良好的信用环境是降低金融风险的有效途经。
(5)建立金融风险保险机制
建立完善的金融风险保险机制，可以使银行在一定程度上转移风险，同时金融保险机构对投保单位也起到一定的监管作用。运用保险机制分散和化解风险，可以更好地维护银行的经营安全。设立存款保险制度，即通过设立存款保险公司，向金融机构收取一定的保险金，对在该金融机构的存款实行保险，以防止金融机构经营出现困难时存款人的挤兑行为，使银行有机会通过调整渡过难关。例如,银行在发放贷款的同时，可以以贷款为标的直接向保险机构投保。属于保险范畴内的原因造成贷款到期不能收回的本息可由保险机构补偿，银行将贷款本息的追偿权转移给保险机构，以此将贷款风险转移给保险机构。当然,保险机构要行使对投保金融企业的监管职能。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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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市场风险与监管篇9
关键词:次贷危机;金融风险防范;金融监管
美国次贷危机无疑为中国金融风险的防范与监管提供了反面的经验教训,尤其是引起人们对中国住房按揭贷款市场潜在风险的高度关注。中国会不会重蹈美国次贷危机之覆辙?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美国次贷危机对完善我国金融风险的防范与监管具有重要启示。
一、加强信贷风险管理,完善证券化风险防范法律制度
次贷危机表面上是美国房价走低、利率走高所致,根本原因是资金供应方降低信贷门槛、忽视风险管理,需求方过度借贷、反复抵押融资。尽管这种风险基本上通过证券化的方式已经分散了,但是这些风险并没有消失,一旦条件具备,风险就会暴露出来,而且风险通过证券化的渠道影响更为广泛。著名金融学者易宪容认为,中国按揭贷款实际上比美国次级债券的风险要高。如果中国的房地产市场价格出现逆转,其潜在风险必然会暴露出来,国内银行所面临的危机肯定会比美国次级债券出现的危机要严重。[1]可以说,完善房地产信贷及其证券化风险防范的法律制度是中国避免重蹈覆辙的当务之急。
首先,要加强信贷风险管理,提高住房按揭贷款的信用门槛。2007年《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加强商业性房地产信贷管理的通知》规定,90平方米以下的首套自住房的贷款首付款比例不得低于20%;90平方米以上的不得低于30%;对已利用贷款购买住房、又申请购买第二套(含)以上住房的,贷款首付款比例不得低于40%,贷款利率不得低于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档次基准利率的1.1倍,而且贷款首付款比例和利率水平应随套数增加而大幅度提高,且借款人偿还住房贷款的月支出不得高于其月收入的50%。在紧接着的《补充通知》中明确“以借款人家庭(包括借款人、配偶及未成年子女)为单位认定房贷次数”。在次贷危机阴云密布的背景下出台上述严格住房消费信贷管理的措施,表明我国监管层已经意识到了住房按揭贷款市场的高风险,显示了监管层切实加强信贷风险管理的决心。
其次,要完善住房按揭贷款证券化风险防范法律制度。金融资产证券化是近年来我国金融改革与理论研究的热点。经济学界广泛探讨了资产证券化的风险,如交易结构风险、信用风险、提前偿还风险和利率风险。法学界则重点研究了我国开展资产证券化所面临的主要法律障碍,如资产支持证券性质界定的模糊性、SpV(特殊目的公司)运作模式所存在的法律问题、“破产隔离”与“真实出售”以及实质性风险转让的法律依据等[2]。目前规范资产证券化的主要法律是2005年央行颁布的《信贷资产证券化试点管理办法》和中国银监会颁布的《金融机构信贷资产证券化试点监督管理办法》。以上法律对信贷资产业务的市场准入和风险管理做出了专门规定,专门设立了“业务规则与风险管理”一章,对资产证券化的各个参与主体提出了统一的风险管理要求,强调了金融机构的内部风险隔离和风险揭示问题,要求参与证券化交易的金融机构建立有效的内部风险隔离机制。以上法律属于部门规章,法律层次较低,难以解决现存的一些法律问题。应当借鉴国外资产证券化风险防范的经验教训,尽快制定专门的金融资产证券化法,处理好外部监管和内控制度之间的关系,完善我国资产证券化风险监管。
二、加强市场化监管,完善金融机构破产法律制度
次贷危机表明,要减少金融机构的道德风险,必须构建完善的市场纪律约束机制,加强市场化监管。以存款保险为核心的金融安全网在强调金融安全的同时也加大了金融机构经营上的道德风险。也许激励结构的最重要的部分是:使所有方都明白,即是管理良好,银行也可能倒闭,因为银行业务涉及风险承担的问题。而监管当局将允许那些偿付能力不足的银行倒闭。不幸的是,监管当局不可能做出一个完全可信的、不救助破产银行的事前承诺,但是,可以建立一个增加承诺难度的体制[3]。新《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银行监管核心原则》也强调监管不能够代替市场约束。
加强市场化监管要求构建完善的金融市场准入机制、金融市场行为监管机制和金融市场退出机制。必须根除金融领域“不破产、无风险”的传统观念,并充分认识到金融破产制度的重要价值和意义:第一,可以有效抑制金融机构的道德风险。第二,存款人的破产观念转变必然带来风险意识的提高,进而自觉对银行通过“用脚投票”等方式来监督银行的监督管理,从而加强市场约束的力量。[4]尽管我国的《商业银行法》、《保险法》和《证券法》等法律已经明确规定商业银行、保险公司及证券公司等金融机构是自我经营、自我约束、自担风险的企业法人,但是我国的金融市场退出机制尚不完善。2006年制定的《企业破产法》第134条规定:“金融机构实施破产的,国务院可以根据本法和其他有关法律的规定制定实施办法。”目前,《银行业金融机构破产条例》已进入立法进程。它对于完善金融机构破产法律制度,提供银行经营风险的激励具有重要意义。一旦危机发生,它能够为政府干预危机措施的效果提供威慑力,同时也有利于确定政府干预的合理界限,防止政府过度干预破坏市场约束机制。
三、加强监管成本意识,完善金融监管协调机制美国的金融监管体制是一种典型的分权型多头监管模式,被称为伞式监管+功能监管的体制,实际上是功能监管与机构监管的混合体,监管机构形成横向和纵向交叉的网状监管格局[5]。这种监管体系存在的明显不足是容易造成重复监管或监管真空,从而导致金融体系的风险。因此,必须加强金融监管机构之间的协调。1999年《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规定由美联储作为综合监管的上级机构对金融控股公司进行总体监管,其它监管机构负责功能性监管,oCC、FDiC等监管机构负责对银行进行监管,SeC和州保险监管机构分别对证券公司和保险公司进行监管,即美国在原有分业监管的框架下加强了各金融机构的协调和综合。
次贷危机发生以后,美联储以及美国财政部联邦住房局等监管机构采取了干预措施,但收效甚微。这引发了人们对美国金融监管体制的反思,最终引发了美国金融监管体制的革命。美国财政部长保尔森2008年3月31日宣布,美国政府将对金融监管体制进行全面改革:第一,扩大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的监管权限,除监管商业银行外,还将有权监管投资银行、对冲基金等其他可能给金融体系造成风险的商业机构。第二,新建“金融审慎管理局”,整合银行监管权。把目前由5个联邦机构负责的日常银行监管事务收归“金融审慎管理局”统一负责。第三,新建“商业行为监管局”,负责规范商业活动和保护消费者利益。主要行使目前证券交易委员会和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的职能。此外,还新建了“抵押贷款创设委员会”和“全国保险管理局”,将抵押贷款经纪人和保险业监管权从各州政府分管逐步收归联邦政府统一管理。美国媒体称,这将是美国自上世纪经济“大萧条”以来最大的一次金融监管体制改革。
次级按揭贷款债券涉及到银行、证券和保险等各个金融行业,如保险公司、投资公司甚至养老基金都是次级债的重要投资者。次贷危机的发生表明美国的金融监管机构之间缺乏有效的协调机制,对投机风险产生了监管真空,最终引发了系统性的金融风险爆发。此次金融大改革中美联储的监管权力进一步扩大,作为“市场稳定监管者”不仅可以监管银行、金融控股公司,还可以有权监管投资银行、对冲基金等其他可能给金融体系造成风险的商业机构。这表明其加大了金融监管协调的力度。另外,减少多头监管者,整合金融监管机构,为协调金融监管清除了障碍。
美国的经验教训警示中国必须加快建立和完善适合本国国情的金融监管协调机制。2003年中国银监会的成立标志着“一行三会”的金融分业监管体制的形成。在混业经营趋势下,完善金融监管协调机制也成为我国近年来理论和实践中的热点问题。在立法上,《中国人民银行法》第35条规定:“中国人民银行应当和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国务院其他金融监督管理机构建立监督管理信息共享机制。”《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第6条规定:“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应当和中国人民银行、国务院其他金融监督管理机构建立监督管理信息共享机制。”在实践中,2004年6月28日,中国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正式公布《三大金融监管机构金融监管分工合作备忘录》,以制度形式赋予了监管联席会议制度:积极协调配合,避免监管真空和重复监管的使命。但监管联席会议制度的实践效果不尽人意,而且作为重要金融宏观调控与监管主体的中国人民银行被排除在外。财政部副部长李勇在国际金融论坛第三届年会上透露,我国正在尝试建立中央银行、财政部门和金融监管等有关部门之间的金融监管协调机制,以适应金融业综合经营发展趋势的需要。
另外,我们必须要加强金融监管的成本意识。不仅要考虑到新增监管机构增加的直接费用以及采取金融监管措施的必要费用,还应当考虑这些措施可能导致的市场损失,这是政府监管替代市场调节的一种机会成本。这是我们过去往往容易忽略的。例如我国是否真的需要建立一个凌驾于“一行三会”之上的机构———金融监管协调委员会?还是通过扩大中央银行的权力赋予其履行金融监管协调的最终职责?这取决于不同监管方式之间的成本比较以及边际监管成本与边际监管收益之间的比较。一般而言,金融监管协调的边际成本小于边际收益,这是进行金融监管协调的经济学基础。增设金融监管协调委员会的成本大于通过扩大中央银行权力增加的成本,就成本最小化而言,应赋予中央银行以协调金融监管的最终职责。
四、谨防国际金融风险,加强金融监管的国际合作
次贷危机已经演变成自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以来的一场全球范围内的金融危机。受损失的不仅是美国的金融机构,欧洲与亚太地区的金融机构也损失惨重。实际上从遭受冲击和损失的程度看,欧洲的金融机构远甚于美国的金融机构,甚至有市场人士认为这一次次按风波实际上主要是由欧洲的金融机构为美国的金融风险埋单[6]。难怪欧洲央行会率先对金融系统注资以增加市场流动性。中国亦有不少金融机构购买了部分涉及次贷的金融产品,如共汇出109亿美元资金的银行系QDii、基金系QDii,近期纷纷遭遇净值缩水。金融全球化也是金融风险的全球化,国际金融市场的持续波动会影响人们对国内金融市场的预期,增加国内金融市场的风险。中国金融机构及监管层应当谨慎防范国际金融风险,加强对跨境资本流动的监管,稳步有序地推进金融开放。
为了防范和化解国际金融风险,必须加强金融监管的国际合作。金融监管国际协调与合作的机制主要包括信息交换、政策的相互融合、危机管理、确定合作的中介目标以及联合行动[5]。如为了控制次贷危机的蔓延,美联储与全球主要国家央行联手行动,向金融系统注资,以增强市场的流动性,引发了全球股市的积极调整。中国已经加入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证监会国际组织、国际保险监督官协会等国际金融组织,并且与许多国家或地区签订了金融谅解备忘录,为加强金融监管的国际合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我们应当善于利用金融监管合作机制,获取信息,了解政策甚至要求就某些具体目标采取联合行动以更好地防范和化解国际金融风险。
参考文献:
[1]易宪容.“次贷危机”对中国房市的启示[J].人民论坛,2007,(17):32-33.
[2]付敏.我国资产证券化问题讨论综述[J].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06,(4):75-79.
[3][芬兰]大卫·G·梅斯等著.方文等译.改进银行监管[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4]徐孟洲,徐阳光.论金融机构破产之理念更新与制度设计[J].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1):26-32.
金融市场风险与监管篇10
关键词：金融监管 价值追求 现实依托
由于我国金融监管的相关法律中把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作为其目标,因此,安全和效率成为了金融监管的法价值追求,这一法价值定位,具有法律价值的共性,也是为理论学界所通认。
一、金融监管中的法价值追求
在金融体系结构和运行方面,我国选择了银行主导型,这为我国经济高速增长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是也导致了多年全局性的资源浪费和系统性金融风险的积聚。银行大量不良贷款的积累就是金融风险的集中体现,金融监管的必要性越来越紧迫。
一般认为,金融监管是伴随着银行危机的局部和整体爆发而产生的一种以保证金融体系的稳定、安全及确保存款人利益的制度安排,它是在金融市场失灵(如脆弱性、外部性、不对称信息及垄断等)的情况下而由政府或社会提供的纠正市场失灵的金融管理制度。金融监管的一般目标有两个:一是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维护金融体系的稳定与安全;二是保护公平竞争和金融效率的提高,保障中国金融业的稳健运行和货币政策的有效实施。这也决定了金融监管的两个法价值追求:安全与效率。
(一)金融监管的法价值追求之一:安全
一般认为,金融监管是伴随着银行危机的局部和整体爆发而产生的一种以保证金融体系的稳定、安全及确保存款人利益的制度安排。金融业与其他经济部门相比,有其自身的特殊性。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金融市场有着比其他市场更高的风险性。首先,金融市场的参与者成分复杂。为了维护公平、公正、公开、健康的市场秩序,使金融市场在规范的轨道上运行,要防止可能出现的欺诈、垄断和不合程序的内幕交易,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和公平竞争,排除、抵御市场波动风险。其次,金融业(尤其是银行)是高负债行业。金融机构在经营过程中面临着诸多风险,其中任何一项风险都会对金融机构的经营成败产生重大影响,但是金融机构为了追逐高额利润,往往盲目扩张资产导致资产状况恶化。再次,金融风险具有很强的传染性,是系统性风险非常高的行业。一家银行或几家银行出现危机会迅速波及其他银行形成整个金融业的危机,并危及社会经济的健康发展。正是由于金融市场的高风险性,金融监管就显得格外重要,同时也决定了金融监管所追求的价值之一是金融安全。
(二)金融监管的法价值追求之一:效率
金融市场作为市场机制,带有一定的自发性和盲目性,能否具有较高的效率,需要进行监督和管理及必要的引导、干预和调控。金融监管正是在金融市场失灵(如脆弱性、外部性、不对称信息及垄断等)的情况下而由政府或社会提供的试图以一种有效的方式纠正市场失灵的金融管理制度。金融市场失灵主要是指金融市场对资源配置的无效率,主要针对金融市场配置资源所导致的垄断或者寡头垄断,规模不经济及外部性等问题。关于完全信息和对称信息的假设,在现实经济社会中是不能成立的,正是这一原因形成了引发金融危机的重要因素——金融机构普遍的道德风险行为,造成金融监管的低效率和社会福利的损失。
道德风险是由于制度性或其他的变化所引发的金融部门行为变化,及由此产生的有害作用。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存款人(个人或集体)必然会评价商业性金融机构的安全性。但在受监管的金融体系中,个人和企业通常认为政府会确保金融机构安全,或至少在发生违约时偿还存款,因而在存款时并不考虑银行的道德风险。为了解决对道德风险的监督问题,只能由没有私利的政府来提供金融监管这种准公共产品,提高金融效率,克服信息非对称条件下的道德风险问题。研究表明,金融监管的目标是金融体系的社会福利最大化。由此,金融监管所追求的恰恰是金融稳定基础上的金融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