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科学技术的伦理反思篇1
现代科技的过分张扬，形成了技术理性对自然、社会及人类本身的霸权统治，从而将现代人逼近生存的死胡同。正是在对现代科技发展观念进行解构的基础上，后现代科技伦理观将哲学对人类生存困境的理性反思与应用伦理学对科技发展的规范性要求统一起来，力图建构一种新型的面向未来的新的科技伦理。
一方面，后现代科技伦理观主张科学技术发展应重拾其社会历史维度。反思现代人的生存困境，科学技术异化导致的技术理性垄断是其主要原因。科学技术是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产物，是在社会历史中逐渐发展、强大起来的。在其发展过程中，技术理性的力量不断得到彰显，成为社会发展的主要动力。随着人对科技依赖性的不断增强，技术的支配作用也越发强大，自然成为技术的资源库、材料库和能源库，其结果是人与自然关系的扭曲和恶化。不仅如此，在技术发展过程中，连人也未能幸免，成为技术作用的对象和材料，人的价值遭到技术的忽略，其结果是人与人、人与社会关系的冲突。人或社会历史维度的缺失导致了技术与人及社会的分离，使技术成为独立于人和社会之外的垄断力量。海德格尔曾经对此进行过深刻分析，他将技术称之为“座架”，并指出：座架不是什么技术因素，不是什么机械的东西，它乃是现实事物作为持存物而自行解蔽的方式，这种解蔽方式就是现代人的不可回避的生存方式。座架概念表明技术将人的生存方式与生存的意义剥离开来并导致对生存意义的遮蔽。这正是造成现代人生存困境的根源所在。后现代科技伦理正是抓住这一关键之处，主张重拾科学技术发展的社会历史维度，强调人是历史发展的产物，作为人类认识与改造自然成果的科技和人的历史发展密切相关，自然具有其社会历史性。所以，科技不仅要关注人的存在方式，更应关心人的生存意义。后现代科技伦理观就是要从人的终极意义上的救赎与解放的维度，要求科技去思考如何更好的实现人的自由与全面发展，将人的生存价值和意义作为科技发展的追求与原则。
另一方能，后现代科技伦理观主张以“提升人的生存质量、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科技发展的合法性根据。承认科技发展对人类社会的重要价值和意义是后现代科技伦理观反思现代人生存困境的前提。科技的异化并不能否定科技本身。技术是现代人的存在方式，对技术的否定就是对人自身的否定。因此，后现代科技伦理观强调彰显伦理对科技发展的引导和规范作用，目的就是努力寻找科技发展的合理性形式，重新赋予科技存在的合法性根据。未来科技的发展应该告别过去单纯追求技术的任意扩张和垄断的发展理念，将提升人的生存质量、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作为衡量科技发展是否合理的价值标准。后现代科技伦理观正是秉承这一使命，努力研究和发掘新的伦理形式，强调将自然的价值、技术价值、人的生存价值等诸多价值因素纳入科技发展之中，用伦理的力量校正科技异化，限制技术理性的扩张，通过对科技发展的伦理考评促进自然主义与人道主义的统一，促进科技进步与人的全面发展的统一。
二、后现代科技伦理观的时代价值
现代科学技术的伦理反思篇2
关键词：科技；伦理
1科技与伦理的关系
科学通过长期的发展，已经建立起比较成熟的评价体系和评价机制，伦理并不具有像科学那样的客观性、共同性。从科学的评价标准来看，哥白尼提出日心说是对地心说的革命，是科学的巨大进步；但从中世纪欧洲的伦理观念来看，却违背了《圣经》的教义，不适当的伦理标准阻碍了科学的进步。伦理的这种保守性、稳定性、滞后性与科学的进取性、快速发展性形成鲜明的对照。科学促进伦理的变革，使伦理更好地适应科学和时代的需要；伦理引导科学的进步，使科学更好地为人类造福。科学界也有人担心伦理的规范和引导会不会背离“科学自由”的原则，但实践充分表明，这种担心是多余的。必要的适当的伦理规范非但没有背离科学自由的原则，反而促进了科学顺利健康的发展。
2关于科学技术与伦理道德关系的理论研究
古今中外的学者对此提出了许多看法，总结为以下四种观点：
(1)科学技术与伦理道德等同论。这种观点认为，知识就是道德，道德也是知识，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本身就是道德行为，反之，愚昧无知或盲目迷信是与道德无缘的。古希腊学者苏格拉底，是第一个把知识与德行统一起来的人。他认为，“知识包括了一切的善”，美德作为一种善，属于知识的范畴。知识使人变得明智、就会有美德，相反愚昧无知是导致恶行的根源。
(2)科学技术与伦理道德相斥论。这种观点认为，科学技术发展不仅不能带来道德进步，反而导致道德退步，因此，科学技术与伦理道德是水火不相容、互相排斥的。我国古代思想家老子认为，“智慧出，有大伪”、“为学日益，为道日损”，只有“绝巧弃利”、“见素抱朴、少私寡欲”，才能保持道德的纯洁性。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启蒙思想家卢梭，在著名的《科学和艺术的发展是败坏了风俗还是净化了风俗》一文中，悲观地预言：“科学与艺术日益进步，可是人类变得越来越坏了”，“随着科学和艺术的光芒在我们的天边上升起，德行也就消逝了。”特别是当前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道德堕落的现象遍及社会各个角落，一些学者认为“道德崩溃”是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必然产物。他们甚至主张停止科学技术的发展，拯救道德危机，陷入了道德决定论的误区。
(3)科学技术与伦理道德无关论。这种观点认为，科学技术与伦理道德分属两个不同的领域，它们有各自的研究对象和社会作用，从来也不相遇，永远也不会发生冲突”，是两条永不相交的平行线。英国思想家休谟把知识和科学分为“事实的知识”、“价值的知识”和“物理科学”、“精神科学”，认为道德价值观念来自趋乐避苦的情感，理性对道德价值无能为力。德国哲学家康德也认为，科学的王国与正义的王国是不交叉的。现代西方新实证主义伦理学派代表人物维特根斯坦、卡尔纳普等人也认为道德不存在对错、真伪的问题，科学也没有善恶之分。
(4)科学技术与伦理道德善恶并进论。这种观点认为科学技术与伦理道德既非等同，亦非排斥，更不是无关的，而是善恶并进的，科学技术发展既能促进伦理道德进步，也能导致道德退步。我国近代思想家章太炎认为，人类社会不断向前发展，但是人们的物质生活与道德思想却非完全直线发展，是苦乐并进、善恶兼行的。皮埃尔·居里和玛丽·居里夫妇表达了同样的观点，他们既认定人类由新发现得到的利益将会比害处多，但又有些忧心忡忡。后来，爱因斯坦、维纳等人也同样表示了这种忧虑。这表现出科学家对科学技术社会后果的关注和他们的高度社会责任感。
当我们运用马克思主义科学技术观和辩证唯物主义原理，分析科学技术与伦理道德之间的关系，我们看到两者之间既不是等同的，又不是相斥的，更不是不相干的。
科学技术与伦理道德是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①科学知识是对客观世界及其规律的正确反映，而道德作为人们行为规范和准则，是对人与人之间伦理关系的反映。它们分属于不同的认识领域，因而社会作用不同。科学用于指导人们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而道德用于调节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但两者又是密切联系的，都是对客观实际的正确反映，统一于真善美的追求之中；②科学技术与伦理道德也是辩证统一的，从根本上来说，科学技术的发展是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对于伦理道德的发展也是同样具有革命意义的推动力量，表现为科学技术的发展，决定了人类道德前进的基本趋势，促进了新的道德规范的形成，深化了人们的道德认识、更新了人们的道德观念等等。同时进步的社会伦理道德，对科学技术的发展也发挥了重要的精神动力和和文化支撑作用。两者相互制约、相互作用，推动社会向前发展。
因为受到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其它因素和中间环节的影响和作用，因此相互作用关系不是单向的、直线式的，而是曲折的、复杂的。
3目前科学技术发展与伦理冲突表现
(1)当代科技发展引发的伦理冲突具有深层次的影响。例如克隆技术，克隆技术的诞生将使人类能够操纵基因，打破种属的界限，人类可以改变物种的基因构成和机能，但是从伦理道德角度来看，克隆人将干预人类自然发展，改变人类亲缘关系，打破人类生育概念和传统生育模式。这些冲突比曾经生命技术带来的冲突更加严重和深刻。
(2)当代科技发展引发的伦理道德冲突涉及领域更加广泛。例如，安乐死、人工受精等研究带来的生命伦理问题；网络技术带来的网络伦理问题，利用网络的虚拟、无序、开放等特征导致的网络犯罪，网络侵犯等；核能、核武器的和平利用引发的伦理问题等等。
(3)当代科技发展引发的冲突更加直接，更加尖锐。例如，高科技应用导致的生态环境污染问题，克隆技术引发的人类身份确定问题，核能的开发引发的安全以及世界和平问题，这都是直接关系到人类生存和发展最基本也是最关键的问题。
4协调发展科学技术与道德伦理
为缓解上述的科学技术与伦理冲突主要提出了以下三个方面的对策：
(1)强化社会伦理责任，克服科学技术的负面效应。
强化社会伦理责任，包括科技工作者、政府以及社会等多方面的伦理责任。现代科学技术的研究与开发多是受政府、企业集团和组织资助的，也就是说，科技工作者成为社会职业角色，科学已不再纯粹是为了探索自然奥秘，它成了满足社会经济、政治等需要的一种工具，更直接地为科研活动的组织者和赞助者(政府和企业)服务。科技工作者一方面以发现和发明造福人类，另一方面又无法摆脱政治和军事控制。无论从研究手段还是从研究目的来看，科学家的行为时刻处在社会各阶层的关注之下，受制于社会的普遍道德规范和标准。科技伦理和科技工作者的社会责任，不仅仅是个人层面的道德行为和价值观念的问题，而且事关整个社会的道德取向和价值规范，事关整个社会的发展前途。这就要求科学家在科学研究中，不仅要坚持求真务实的科学态度和严谨的科学精神，客观公正地提交科研成果，更应该对某项即将诞生的科研成果所带来的社会后果进行充分评估，向公众说明其科技成果可能带来的负面效应，公众应当享有广泛的知情权。
虽然由于科技风险的不可避免性，科学家难于对其科研成果的负面效应有完全的预见性，但科学家应尽可能考虑到其成果的应用可能造成的对人类健康和环境的负面影响。科学家还必须坚持公众利益优先的原则，以人类的幸福和世界的和平为科学研究的根本出发点，关心人类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2)更新观念，包括科学发展观，文化观等。
传统科技发展观既割裂了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之间的关系，同时又割裂了科技与社会、自然紧密的互动关系，其结果必然导致传统科技发展观的狭隘性，要么相对孤立地只是从科学系统内部“为科学而科学”要么只注重科技对经济发展的动力作用而“为经济而科技”，从而纵容了科技负效应的日益膨胀，造成了难以弥补的恶果。
为此，我们必须树立“以人为本、创新跨越、竞争合作、持续发展”的新科技发展观。它包括两方面的内容：①确立以人为本的价值中轴，在此基础上探索真理。科学是一种对真理的追求活动，在其活动过程中正确处理理性与情感，功利与审美的关系。②对高科技的应用进行人本主义的规约。这样既可以克服科技双刃剑的特征，最大限度地遏制其负效应的作用，又可以从根本上消除科技对人性的挤压。
新文化观就是把人文文化与科学文化相结合的大文化观。也就是说要在现代科技发展过程中注入人文关怀，即以人为本。在科技理论中，同样蕴含着逻辑的、直觉的、价值的、审美的、道德的、信仰的因素，科技成果无法超越认识论和价值论的前提。为此，要探究有利于科技健康发展的社会总体精神，必须树立“以人为本”的新文化观。这种新文化观体现了科技中的人性、人道、人生等的人文指向和尺度蕴含，表达了人的情感世界，它为高科技的健康运行提供了指导。
(3)建立完善法律机制。
保持科技与道德协调发展在科学技术的发展中要进行两项立法：①立法律之“法”，即行政立法；②立道德之“法”，即自我立法。法律是强制性的规范，约束人们应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道德则是非强制性的规范，也是一种立法，以人类特有的内驱力的激励，达到自我觉醒和自我约束。道德和法律，一是“自律”，二是“他律”，二者缺一不可。
法律侧重在于惩恶，而道德侧重于劝善，防患于未然。从事科技活动的专家，违规或失范的行为大多不属于法律管辖的范围，要靠本人的自省自律和公众舆论的谴责去克服、防止和净化。但我们看到，由于道德规范的非强制性，它只能解决人们在科技活动中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应该怎么做，不应该怎么做的问题，当有人偏要反其道而行时，其规范就会显得苍白无力了。如随着人类基因组计划的完成，基因技术必然给人类带来更大的福利，但是，也必然有人以基因技术为恶：如根据基因组工程学，达到治病的目的，也可以利用此技术使人致病，更有甚者，有些国家正准备或正在研制基因武器，如果使用这种武器必然产生可怕的后果。像这类问题仅靠道德是解决不了的。道德的下限就是法律，当道德的力量不足以律己或律人时，就不得不依靠法律的威严，通过立法禁止。
总之，科技道德与科技法制都是规范和调节科技活动的手段和机制，法制是通过法律制度，以强制手段来约束人们的行为；道德则通过道德教育和舆论教育手段，以其说服力和劝导力来影响和提高人们的道德觉悟，使人们遵守合乎道德的准则。显然，科技法制的强制性约束是不可缺少的，而道德的非强制性规范和教育作用，特别是它对科技工作者思想观念与行为准则产生潜移默化作用也不可替代。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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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科学技术的伦理反思篇3
摘要：作为当代责任伦理学的重要奠基者，汉斯?约纳斯用生命书写哲学，在他颇有建树的几个学术领域中，贯穿着对现代性整体谋划的批判。面对当代技术文明危机，汉斯?约纳斯揭示出其中蕴含的虚无主义，倡导责任伦理，为人类生存与尊严提供了新的思维方式和行动准则。
关键词：现代性；技术文明；虚无主义；责任伦理
中图分类号：B15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1605（2012）06-0031-04
德裔哲学家汉斯?约纳斯（HansJonas,1903-1993)是海德格尔的犹太弟子，20世纪最重要的哲学家之一。虽然在多个学术领域耕耘，但约纳斯的思想呈现出高度的整体性。他用生命诠释责任，又通过批判现代性中蕴含的虚无主义倡导技术时代的责任原理，最终为责任奠定了坚实基础。
一、用生命书写责任的哲学家
约纳斯1903年出生于德国门兴格拉德巴赫一个犹太家庭。在海德格尔和布尔特曼的指导下，他以论文《诺斯替的概念》（DerBegriffderGnosis）获博士学位，并因此项研究初步赢得了学术声誉。与20世纪初很多高度同化于德国文化的犹太人（包括他的父母）不同，约纳斯对于犹太人身份有着高度的认同感，从高中开始就加入了“犹太复国主义”组织，他终生坚持犹太信仰并为之“战斗”。
1933年，约纳斯迫于“反犹”浪潮离开德国，发誓不征服纳粹绝不返回祖国。世界大战爆发后，他号召周围的犹太同胞加入反抗纳粹的战斗。［1］他本人甚至拒绝了情报部门的文职工作，加入作战部队奔赴前线。战后，他又投身于以色列与阿拉伯世界的战争。在漫长的十年之间，他基本上是作为军人为犹太人的生存与尊严而战。为了孩子们能在一个安定的环境下成长，以及自己重新回到学术研究中来，约纳斯在1949年举家迁往北美（先在加拿大，1955年定居美国）。
战争的残酷与北美战后的繁荣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但哲学家敏锐地发觉到技术文明对人类生存构成的重大威胁，因而开始关注技术哲学。1969年，约纳斯参与创立HastingsCenter，这个中心致力于从多学科角度研究现代医学与生命技术发展所带来的伦理问题。作为该中心的哲学代言人，约纳斯积极参与到科技伦理的公共讨论当中。由于该中心的巨大影响，“驻守华盛顿的某些国会专门委员会在讨论伦理问题时也不能不听取这个中心成员的意见”［2］。1979年，《责任原理：探索技术文明时代的伦理学》在德国出版，这本被视为责任伦理运动的标志性著作追问技术文明时代人类的持续生存如何可能。舒特兹(ChristianSchutze)指出：“自从费希特发表面向德意志同胞的演讲，唤醒民族意识并改造德国的教育体制，因而影响整个德国走向以来，哲学家强烈影响公众生活的传统已经几近灭绝，是约纳斯重启了这一传统。”［3］
列维（DavidLevy）根据约纳斯本人“哲学即人生”的主张认为，他“比维特根斯坦更伟大，比海德格尔更有益”［4］。关注人类生存、提供人生指南曾是传统哲学的基本任务，但现代西方哲学实现认识论和语言学转向之后便遗忘了这一主题，20世纪哲学界这两位公认的天才也不能为人们提供助益。约纳斯勇敢地站在时尚潮流的对立面，时刻不忘哲学家的思想责任，承担起对人“终极关怀”的义务。
战后，实现当初诺言的约纳斯作为胜利的盟军战士返回德国。他看望了在纳粹统治下洁身自好的艾宾豪斯教授，在与投入纳粹怀抱的海德格尔比较时，约纳斯追问道：“哲学究竟掌握在谁手中更好？是一个在抉择的关键时期不能把持信仰但具有创造性思想的天才，还是一个不具原创性但正直并保持纯洁的人手中呢？”［5］约纳斯以自己的人生与哲学作出了明确的回答。他一生勇于承担责任，独特的生存体验使他深刻地领悟了责任对于人类生存与尊严的重要性。约纳斯用生命书写了“化理论为方法，化理论为德性”的理念，由他扛起责任伦理的学术旗帜决非偶然。
二、反潮流思想家：对现代虚无主义的批判
海德格尔“纳粹事件”成为约纳斯战后思想主题转换的诱因，他在海德格尔哲学的核心之处发现了虚无主义本质，并认为这种虚无主义正是现代西方文明的普遍性质。这样，他就将对海德格尔的批判上升为对于西方现代性谋划整体的批判。［6］
尼采对虚无主义的鲜明表述就是“最高价值的自我废黜”，亦即价值根基被抽空。在约纳斯看来，这与海德格尔哲学以及现代科学的宇宙观是根本一致的。借助于最初运用存在主义方法对诺斯替主义的研究成果，约纳斯又用诺斯替主义理论重新审视存在主义。他发现，两种思想体系形成了遥远的呼应，它们共享着二元论的思维方式：神与宇宙、人与世界、肉体与灵魂均被隔离开来。相比较而言，“诺斯替主义者被扔进了敌对的、反神明的，因而是反人性的世界之中，而现代人却被扔到一个冷漠的世界当中。只有后者才是彻底虚空，真正无底的深渊”［7］。在诺斯替主义那里，虽然是在否定的意义上，但世界至少与人还有关系；而存在主义哲学中的世界则与人毫无关系、完全冷漠，人与世界的断裂更为彻底，其中蕴含的虚无主义因素更为强烈。西方哲学自古希腊时期就形成了一个传统，即形而上学为伦理学提供根基和论证，从宇宙论到伦理学一脉相承。进入现代以后，情况发生了重大转变：由于世界失去了神圣性，无力流溢出任何律法，道德也就被抽空了根基，人只能在自身之内寻求价值的根源，最终只能说，“吃吧，喝吧，反正我们早晚一死”［7］。宇宙观的虚无主义最终导致了伦理学的反律法主义。“是”与“应当”、“事实”与“价值”被二分成一种主导的思维方式正是这种虚无主义在道德哲学与伦理学领域的回响。
现代自然科学的兴起使得二元论宇宙观日益走向极致，因为正是“自然观念的变迁，也即是对人委身其中的宇宙环境的观念变化，是现代存在主义及其虚无主义涵义产生的形而上学处境之根基”，“存在主义的自然概念明显反映了物理科学对自然的精神剥夺”［7］。人与世界整体的关联被剥离之后，人的躯体与灵魂也不得不割裂开来。笛卡尔主义“广延”与“精神”的身心二分伴随着科学事业的进步被严重放大。约纳斯试图通过重构宇宙观、自然观、生命观等基本理论来挑战“是”与“应当”分离的现代教条。
现代主流哲学以意识为中心，而长期忽略身体（物质），约纳斯哲学则力图颠覆这一做法，实现哲学的身体（自然）转向。他指出，笛卡尔的身心二元论“表面上似乎使得对于身体机能的解释获得了保障，但同时生命事实本身就变得不可理解”［8］58。他尽力弥合二元论所造成的巨大鸿沟，把人置于自然整体之中并将身心合而为一以寻求对人的全新理解。约纳斯指出，现代生命哲学包括有机体哲学与心灵哲学两部分，这一学科研究范围的划定本身就蕴含着以下观念：“即使是在最低形式的有机体中也预示了心灵的存在，哪怕是最高形式的灵魂也保持着物质机体的因素。”［8］1亦即物质与心灵并非如笛卡尔信条那样是完全隔绝的。他高度关注新陈代谢这一基本生物学事实，并赋予其本体论高度上的重大意义：生命界普遍存在的新陈代谢机能本身就表明，所有的有机体（而非仅限于人类）都是以维持生存为目的的存在物，意义与价值也就不是专属于人类的，因此，一切生命有机体都应该得到生存的权利和起码的尊重。他还预告了一种基于自然的伦理学：它“最终既不是奠基于自我的自主，亦非群体的需要，而是由事物按其本性而做出的客观安排”［8］283。也就是说，伦理命令不是人所发明的，而是在自然中发现的。这样，约纳斯就从本体论角度摧毁了“是”与“应当”二分的现代教条。
三、技术文明时代的责任伦理学
二战以后身处高度发达的北美地区，约纳斯意识到现代技术已经彻底改变了人类活动的性质，传统伦理学已无力继续为现代技术文明提供行动指引。对此重大问题的分析构成了责任伦理学的起点。
传统伦理学的基本前提是假定人行为的影响是相当有限的。基于这种假设和前现代活动的特征，传统伦理学仅仅关注同时代人或者与个体直接相关的长辈和晚辈，在伦理考察中关注过去和现在，但几乎不关注（尤其是遥远的）未来。同时，传统的伦理意义仅存在于人际之间，自然处于伦理关注的视野之外。古代人活动的范围局限于城邦之内，这个有限的人类共同体就是“人类责任全部和唯一的领域”，所有的传统伦理学“与由此结构所限制的活动尺度相适应”［9］4。约纳斯表明，现代技术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了人类活动的性质，传统伦理学的基本预设都已经失效了。首先，传统伦理学“道德的宇宙由当下所构成，其对于未来的视界由其生活的可视范围所限定”［9］5。自然之所以没有进入传统伦理学的视野，根本原因也在于人类活动对自然的影响限制在它自我修复的范围以内。现代人类活动已经在整个星球的尺度上展开，并且呈现出几何级数、不可逆转的趋势，其影响可能会危及人类生存的自然环境整体以及千秋万代之后的人类子孙。其次，普通个体行为的影响有限，“为保证行为的道德性所需要的知识不是科学家或专家式的，而是对于善良的人们可轻易获得的那些常识”［9］5。传统个人活动（甚至包括大部分集体活动）的后果往往是当下即可预见的，责任一目了然；长远的（消极、恶劣）影响如果处于人们认知范围之外，就交付命运裁决而不必诉诸道德考量。但现代技术活动的集体性（甚至以千百万人为单位）、影响力的持久性没有高度专业的知识不可能对后果作出有效预测，也就是说，对技术行为可能无法作出明确的道德评估。
约纳斯把传统伦理学称作“近距离的伦理学”（short—range—ethics），而且明确指出，“所有的传统伦理学都是人类中心主义的”［9］4。他力图建立一种“远距离的伦理学”（lang—range—ethics），它首要回答的是面对技术统治人类整体的持续生存如何可能。为了突破传统伦理学“人类中心主义”以及“近距离”的缺陷，约纳斯将伦理关注的对象首先指向包括人在内的自然整体，同时，将关爱的眼光投向千秋万代之后的人类子孙。他这样表达自己的责任命令：“如此行动，以使你行为的后果与真正的属人的持续生存相一致。”或者用两个否定式来表达：“如此行动，以使你行为的后果不至于毁坏这种生存之可能”；“不得损害人类世代生存的环境”［9］18-19。由此，责任伦理从时间与空间两个维度拓展了传统伦理学的视域。
约纳斯发现，最能体现技术文明威胁的是现代生物与医学技术对人类形象的侵蚀。基因工程试图改变人类体质的构成，医学则通过器官移植、延缓衰老等手段逐渐接近实现“长生不老”的古老梦想。现代技术的这些进展使得形而上学受到了重大的挑战，“关于‘人的形象’的反思，比尘世间的人的理性所苛求的反思更加紧急而迫切了”［10］23。技术本来是人用来改善生存条件的手段，但在“形式动力学”作用下，现代技术自我确证、自我设定并自我推动，它取代原初目的而成为目的本身，而作为原初价值基础的人则被连根拔起，完全丧失了意义，最后沦为用具和被改造的对象。这就是约纳斯在以生物学－医学为代表的现代技术中察觉到的虚无主义因素。他挑战了现代科学研究与技术应用中的“价值中立”原则：科学研究必须与公共福祉相适应，因而不可能存在完全的“研究自由”；［10］52-81技术（作为手段）也不是与价值无涉的。“现代技术的道德和不道德使用问题不再是一个具有自明的、质的区别的事件……而是迷失于关于最终后果的量的猜测这一迷宫中，并且必然使问题的回答依赖于问题的模糊性。”［10］25约纳斯举例说，乍看起来，有益的技术与有害的技术很容易作出区分：犁铧是好的，刀剑是坏的，铸剑为犁是值得庆幸的。但面对现代技术就变得复杂起来：化肥是好的，因为它可以养活更多人，原子弹是坏的，因为它能毁灭人类；而从长远来看，化肥（尤其是过度使用）同样是重大威胁。
约纳斯还对“技术承诺更好的生活”这一主导的现代观念进行了批判。他警告人们现代技术实际上正日益成为威胁人类持续生存的因素，其中蕴含着的乌托邦理念将人类置于极其危险的境地。约纳斯反对一切形式的乌托邦式的理想主义，包括科学进步的乌托邦主义，特别明确地反对政治家为了实现遥远的目标而将人类整体置于危难之中，并明确指出节制、审慎的行动应成为人们德性的核心。这一理念被学者视为当代已成为基本共识的可持续发展理念的预言式表达。［11］
结语：作为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的约纳斯哲学
20世纪50年代以后，质疑、批判甚至否定现代性为核心的后现代主义盛行于整个西方学界，约纳斯的哲学思想也可以视为这种后现代主义思潮的一个组成部分。与纯粹解构式的、破坏性的后现代诸思想家不同，他更接近于大卫?格里芬与小约翰?柯布等人的建设性后现代主义路径。在批判考察现代观念之缺陷的同时，约纳斯也为拯救现代性危机作出了不遗余力的努力。鲍曼认为，约纳斯“大部分的工作就是致力于对疯狂的现代化条件下现代性应该做的与其能做的之间矛盾的研究”［12］。他的哲学可以被视作对现代性困境的有益探索。
约纳斯对于生命与自然的哲学探讨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积极影响。面对现代科学技术对自然的精神剥夺与对生命意义的侵蚀，他将身体、自然这样的主题纳入哲学思辨的范围之内，并赋予形上高度的意义，为深入反思现代生命科学与技术作出开创性贡献。此外，他先于环境伦理学的创始人霍尔姆斯?罗尔斯顿论证了自然的内在价值，为环境伦理学中非人类中心主义的思维方式提供了哲学基础。
在20世纪人类面对的生存困境面前，约纳斯用“恐惧启示法”警示现代科技与经济发展模式的重大危机，同时，他又没有陷入悲观主义的绝望之中，而是通过倡导面向生态整体与人类未来的责任伦理来纠正乌托邦式的发展理念，从而预言了可持续发展的科学观念。在当代应用伦理学领域中，“责任”已成为核心词汇，在科技伦理、医学/生命伦理、环境伦理乃至行政伦理等诸多学科的论争中，约纳斯哲学已成为重要的思想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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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科学技术的伦理反思篇4
论文关键词：高职教育，技术伦理教育，内涵，必然性，途径
高等职业教育是我国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应用型技能型专门人才的重要培养基地。高职院校毕业生是将来技术型社会众多技能型工作岗位的主要操作力量。在高职教育中，开展技术伦理教育，事关办学目标的实现、学生的健全成长和未来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
一、对技术伦理内涵的理解
技术是人类将科学知识和研究成果应用于对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通过劳动创造出具有使
用价值的先进产品或优质服务的有组织的活动。对于技术，法国科学家狄德罗在其主编的《百科全书》里是这样定义的：技术是为某一目的共同协作组成的各种工具和规则体系。技术具有工具性、目的性、应用性和社会整合性的特征。伦理（道德）则是人们在社会实践的长期过程中形成的一种社会秩序、价值规范和行为准则，具有维系人类社会稳定，协调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规范人类自身行为的意义。技术与伦理能够发生联系的基础和中介是科技道德价值。科技道德价值作为科技价值与道德价值的结合，主要指科技行为及其后果对于他人、国家、社会、人类和自然的作用与意义。[1]技术具有自然效用价值，也具有社会现实价值，它所负载的价值是自然因素、社会因素与科技因素渗透融合的产物，技术不再是一种抽象的工具，必然涉及到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复杂关系，因而形成了保证技术与社会健康持续发展的新的道德规则和职责—技术伦理。“技术伦理是人们在与技术所发生的各种关系中应该具有的伦理精神和道德品质途径，应该遵守的道德规则，应该履行的道德职责论文下载。技术伦理是对技术正面价值的维护与扩展，是对技术负面价值的制约和控制。”[2]在现代技术特别是高科技负面效应日益凸现，严重危及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和谐发展的今天，用什么样的道德准则来指导人们的技术实践活动，以及如何协调和处理上述关系呢？“是否我们能够做的，就是我们应该做的？”[3]
二、技术伦理教育何以必须展开
技术伦理教育是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相互交叉的学科，旨在以伦理道德视角引导学生在未来的职业生涯中树立优良的职业道德，具备从事职业活动的善恶评价标准，能对技术及自身活动进行反思，能自觉将合理应用科学技术成果以造福人类内化为自身责任和义务。
1、克服技术异化、技术悖论、回归人的本质、实现技术和谐发展的目的使然。技术具有双面效应，生产的同时可能就是破坏。种种技术行为（假奶粉、地沟油、安乐死、基因工程、人体器官移植等）都表明，现代技术发展应用与伦理建构反思已处于辨证的矛盾同一体中，既会排斥又会依存，既会冲突又能统一。复杂化多元化的社会背景导致人们的价值观选择呈现多样性，受多种利益（钱、权、利）驱使的现代社会已造成了技术异化，也称技术悖论，技术负面效应突显且日益走向人性的反面，技术本应造福人类的宗旨被异化，这也是人自身价值观念、伦理道德异化的结果。因此，现代技术伦理教育的出发点正在于在人的技术活动中克服技术异化、技术悖论，建构道德体系弥补道德缺失，使技术与人、与自然、与社会和谐共处，并通过技术的科学应用最终回归人的本质（在此将人的本质理解为人作为一个道德高尚的人的和谐发展）。正如爱因斯坦的科技道德教育观所言，“保证我们科学思想的成果会造福于人类，而不致成为祸害。在你们埋头于图表和方程式时，千万不要忘记这一点！”[4]
2、伦理学作为文化体系的一个分支，既具有滞后性又具有先导性，它对技术的发展应用具有重大作用。一方面，科学和技术赋予人类前所未有的巨大力量，它们的发展又是如此之快途径，以至我们甚至来不及理解和反思它们。我们的道德实践和制度安排也还不能适应这一发展。[5]技术伦理从社会上层建筑的意义上讲显然会出现滞后，而技术与伦理是呈现既分立又汇合的互动态势发展，因此忽视技术伦理教育势必会牵制技术自身的前进。另一方面，科学技术的发展会出现双面效应，会给人类带来风险，这时它就必须接受伦理的指导，我们的科技人员应在伦理指导下生成技术责任感技术良心工程良心，积极地主动地去前瞻去预见去规避风险，重建美好和谐社会。科技研究的目的、活动的方式、发展的方向、具体的应用，都是受“心理状态制约的”，其背后都有价值目的和价值追求，“只有确立了这样的目标及其相应的价值，我们的生存和我们的活动才能获得意义”。[6]
3、构筑学生抵御现代技术负面效应挑战的思想屏障的迫切需要。德国著名技术哲学家H．Lenk指出，在历史上人类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掌握如此巨大的力量和能量，这都是技术及其技术进步的结果．这就是技术及技术进步发挥出来的正面价值。然而，科学技术的不合理运用所带来的负面效应已经给人类本身和社会发展造成了较大的危害，这一问题在我国也日益严峻和迫切，如在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的今天，造假的技术含量越来越高，引发了许多令人痛心的重大事件，严重影响了民生健康和社会稳定，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技术人员的技术伦理道德缺失或偏位?R虼耍强化技术伦理教育亟不可待，必须引起我们充分足够的重视。高职院校学生未来工作在我国经济建设的第一线，他们掌握科学技术固然重要，但同样要在未来的技术活动中构筑抵御现代技术负面效Σ涣加跋斓乃枷肫琳希使自己从事的技术活动符合技术伦理要求，并勇于同一切不法的技术行为作斗争，自觉维护人类的共同利益。这就迫切需要高职院校拓展德育教育的内容，ü不同途径对学生开展技术伦理教育，对他们的技术学习给以正确的伦理道德引导途径，对一切“可以做”与“不可以做”的技术行为做出正确的≡瘢最终促使学生积极τ孟执技术，为人类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
三、实施高职技术伦理教育的主要途径探究
1、领导重视、增进共识，是实施高职技术伦理教育的基本前提。目前，我国绝大多数高职
院校都没有开设技术伦理教育的相关课程，高职学生对技术伦理知识几乎是一无所知，技术伦理意识模糊淡薄，专业价值与伦理教育在整个高职教育体系中可有可无，有的高职院校甚至是用技术教育完全取代价值与伦理教育，这不能不说是我国高职教育存在的严重缺憾论文下载。高职院校的领导们对这个问题必须引起高度重视，要站在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培养全面发展合格人才的高度，充分认识开展技术伦理教育的必要性、重要性、紧迫性，进而统一思想增进共识，将技术伦理教育摆上位置，列入规划，落实措施，推进技术伦理教育工作有序运作。
2、加强教师培训，提高教师技术伦理素养，是实施技术伦理教育的重要保证。教师的技术伦理素养对高职学生的影响是最直接最深刻的，教师在高职教学活动中应该能够引导学生关注四个关键性问题：（1）什么是专业的核心价值观？（2）什么是社会工作者能够从事的反映这些价值观的专业行为？（3）社会工作者的价值观怎样影响他们对案主、同事以及社会成员的关系？（4）社会工作者在遭遇涉及职业价值观的冲突时应当如何行为？[7]针对目前高职院校技术伦理教育方面师资缺乏的现状，一方面可以从高校相关专业的优秀毕业生和专业技术人员中选调部分合适人员充实教师队伍，另一方面可通过“请进来送出去”的办法，强化教师培训，努力提高教师的技术伦理素质。学校也可以与有关的技术部门（含企业）挂钩，建立“技术伦理实习基地”，让教师在积极参与技术活动过程中体验技术伦理的规范要求，不断提高并逐步完善自身的技术伦理素质。
3、勇于教学改革，对传统课程的教学模式进行创新，寻求专业技能知识与伦理道德教育的结合点。一是“两课”扩容。高职院校可以利用“两课”教学这个平台，在传统“两课”教育中融入行业价值观指引、行业责任意识确定、道德自律、技术良心测评等专业技术伦理内容，启发学生对与技术活动过程相关的道德现象和道德关系进行伦理思考；二是在教学计划中开设哲学（伦理学）相关课程途径，正如戴艳军教授指出，“技术哲学要为现实的技术选择提供价值指南，解决技术问题的根本途径不在于技术本身，而在于操纵技术的人及其价值观念的转变，技术发展需要伦理规约，即用伦理道德控制人的技术行为和欲望”。[8]例如，我们可以尝试开设《中国伦理思想史》、《西方伦理思想史》等课，以多文化整合的视角构筑学生的思想基础，启发学生依托中外大家的伦理思想思考技术领域中的一切道德问题。三是活动寓教。国外实践表明，采取活动渗透式教学开展技术伦理教育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方法。可在课堂中开展一些主题讨论会，就现实生活中的高端技术研发、不良技术应用等热点问题让学生分组讨论、扮演角色，启发他们预想并尝试解决可能出现的伦理问题；高职院校可以邀请相关专业的行业专家和技术人员为学生做报告会，讲授技术运用的道德标准、行业科学的伦理守则，用他们的一线生产经验和工作知识启发学生思考如何正确处理技术与人类、社会和自然的关系，；也可开展一些技术伦理方面的知识竞赛，对获胜者给予必要的物质和精神奖励，激发学生对技术伦理知识理论层面的探索和把握。
参考文献：
[1]徐少锦《科技与伦理》[m]p114陕西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2]张明国《现代技术发展的伦理考量》[J]北京化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3期
[3]安延明《应用伦理学的新视野—2007“科技伦理与职业伦理”国际学术研讨会文集》[m]p148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4]许良英：《爱因斯坦文集》第3卷，[m]，p73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
[5]安延明《应用伦理学的新视野—2007“科技伦理与职业伦理”国际学术研讨会文集》[m]p147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6]徐少锦《科技与伦理》[m]p81陕西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7][美]弗里德里克·瑞蒙：《社会工作伦理教育》，[m]，p25，英文2001年版，
[8]安延明《应用伦理学的新视野—2007“科技伦理与职业伦理”国际学术研讨会文集》[m]p4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现代科学技术的伦理反思篇5
论文关键词：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科学伦理；历史逻辑
法兰克福学派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中人数最多、影响最大、延续时问最长的一个学派”一，以其博大精深的思想谱系和敏锐甚至激进的批判基调呈现在世人面前，吸引和汇聚了一大批不同学科的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之进行坚持不懈的探索和解读，并由此形成了一道异彩纷呈、错落有致的理论景观。然而，就科学伦理学研究而言，从迄今可查的文献来看，以往关于马尔库塞、弗洛姆、哈贝马斯等主要代表人物的科学伦理思想的人头式总体评述居多，但专门从科学伦理学的学科视角出发，并且对整个学派的科学伦理思想进行总体把握和深入挖掘的著作并不多见。而陈爱华教授历经八载、几易其稿而最终出炉的新作《法兰克福学派科学伦理思想的历史逻辑》(以下简称《历史逻辑》)，正是对这一巨大学术空白的填补。
陈爱华教授长期致力于科学伦理学和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与教学工作，在此书之前已经陆续出版了《现代科学伦理精神的生长》和《科学与人文的契合——科学伦理精神历史生成》两部科学伦理学方面的学术专著。同时，在《哲学研究》、《马克思主义研究》、《自然辩证法研究》、《道德与文明》等全国核心期刊上发表了100多篇相关的学术论文，具有深厚的哲学功底和丰富的写作经验。与前两部专著相比，《历史逻辑》这部46万多字的专著．在秉承其“论从史出”一贯风格的基础上，立足于科学伦理学，对法兰克福学派社会批判理论中科学伦理观的思想来源、内涵、历史演进及其伦理价值作了有力的透视，提纲挈领、深入浅出地将法兰克福学派科学伦理思想演进的历史逻辑清晰地剖析在读者面前，为我们透彻理解法兰克福学派科学伦理思想演进中的三次批判的理论高峰、三次批判理论指向的转折和三大科学伦理理论的建构以及其理论特质、理论局限性和当代价值提供了一个重要的马克思历史辩证法的客观历史向度。该书立意新颖，气势恢弘，观点鲜明，内涵丰富，层次清晰，论述翔实，整体来看，具有以下显著特点：
第一，史论结合。著者在阐述法兰克福学派科学伦理思想历史演进的过程中，并没有拘泥于一般学术史著作的历史叙述写作样式，而是在解读与此发展历程、思想来源相关的文本的基础上，运用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的观点和唯物辩证法以及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力求将史与论、微观与宏观、流派脉络与思想逻辑、思想家著述与时代状况等要素融会贯通起来，通过比较完整的史料梳理，阐释和分析该学派在批判理论视阈中从对理性的伦理批判，到科学社会功能的伦理批判，再到自然观的伦理批判的科学伦理思想层层演进的理论逻辑及其伦理价值，生动地刻画了法兰克福学派科学伦理思想生长流变的历史图像和内在逻辑。这一点在该书的第三篇《批判的理性伦理观》上体现得尤为明显。在该篇中，在论及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的理性伦理观的生成之时，著者是在传统理性观和批判理性观的历史对比中，从揭示批判理性观的伦理问题式与历史上黑格尔的理性伦理观和辩证法、韦伯的理性观、卢卡奇的物化论和科学伦理观以及同时代具有较大影响力的哲学家的思想如海德格尔在《世界图象的时代》、《科学与沉思》、《技术的追问》中具有科学伦理意蕴的问题和理论之间的多重渊源关系出发，来展开论述该学派是如何对工具理性进行批判和如何确立反实证主义伦理观的。在著者深厚的学术功底的支持下，史论结合的写作手法不仅使读者对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与传统和现代西方哲学的源流关系有了清晰的认识，而且使批判的理性伦理观的论述同时拥有了历史的厚度和理论的高度两种难能可贵的品格，也为后面两篇《批判的科技——社会伦理观》和《批判的自然伦理观》的建构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应该说，正是这种以史立论、论从史出、史论结合的研究方法，使该书的历史和逻辑线索清晰可见且相得益彰，理论创新有根有据而不显突兀，从而有别于一般的流派史学论著。
第二，经典文本的深度解读和全新研究范式的建构相结合。在该书中，著者对马克思有关的经典著作如三部手稿《1844年经济学一哲学手稿》、《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的科学伦理思想的研究和对《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自然伦理观的研究，并没有停留在资料性的简单评述和引用阶段，而是在深刻透视和洞悉这些作为解读构架而存在的哲学文化视域的前提下，以此构建的特定历史语境为历史支援性背景，再以驾驭型的哲学话语真正进入言说者语境，由此试图准确把握论说对象的深层“问题式”，将之融入到对法兰克福学派科学伦理思想的论述之中。这种西方马克思主义与科学伦理学的“对接”和嫁接工作，淋漓尽致地体现了该书“出入文本”的特色，毫不夸张地说，著者对经典文本的精耕细作本身就是一项十分具有原创意义的研究工作。此外，在“法兰克福学派科学伦理思想”的主题下，著者对马克思经典文本的研读实际上表明该书中隐含着一条法兰克福学派科学伦理思想与马克思科学伦理思想的对比线索。事实上，著者在该书中不仅从不同的视角和层面对比和分析了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视阈中的科学伦理思想与马克思科学伦理思想的异质性，而且在总结法兰克福学派科学伦理思想的得失时，也是结合马克思科学伦理思想进行的。如著者在论述法兰克福学派科学伦理思想的哲学倾向与理论局限时，指出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的伦理观的理论前提是基于一种批判理性与人文主义结合的伦理悬设，而不是马克思科学伦理观的依据客观历史的自身发展，结果导致法兰克福学派的科学伦理思想呈现出只注重伦理的批判或理性的批判的特质，没有充分意识到扬弃和消除资本主义条件下科学技术应用的负面效应的最终根据并不是在于是否确立了批判理性的权威，而是制约和决定这种现象的存在与发展的更高的历史规律，从而造成了他们批判的伦理观的不足之处和与马克思科学伦理观的相异之处。由此可见，著者将经典文本解读与自身体系建构相结合，在这两个重要的理论前提上搭建了一个进行法兰克福学派科学伦理思想研究的基础性科学平台，将经典文本转换成理论创新的思想资源．不仅使该书对法兰克福学派科学伦理思想演进的历史逻辑的分析和论述超越了就史论史的做法。而且使文本研究的学术价值得到思想的拓展，富有科学性与创见性。
第三，学理研究与现实关怀相结合。对来自域外文化的法兰克福学派的哲学研究，只有能够出入其中而义能够超出其外，才能真正理解文化他者并与之展开积极的创造性对话；对于任何形式的哲学和伦理学研究而言，只有将理论和现实相结合，才不至于将自己的研究沦为“空中楼阁”式的砌筑。否则，研究者很容易沉迷于异域他乡的文化和自己“头脑中的制作”而无法自醒，成为异域文化和理论创作的精神。在该书的《批判的科技——一社会伦理观》和《批判的自然伦理观》这两篇里．我们可以深切地感受到著者作为一名理论工作者一面进行法兰克福学派科学伦理思想的理论研究，一面急切地借此研究解构“科学中立说”和寻求消除科学技术对人、自然与社会等多方面的负面效应的有效途径的现实焦虑和历史使命感。正如著者在该书导言部分所言：“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科学伦理问题日益凸显。尽管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主要是后工业社会的科学伦理问题，在发展中国家主要是现代化过程中的科学伦理问题，但是环境的伦理问题、生态的伦理问题、科学技术成果的和平利用的伦理问题、生物医学的伦理问题、信息与网络的伦理问题等等，已成为世界普遍关注科学伦理问题或研究的伦理热点问题。而法兰克福学派的思想家是以发达工业社会(当达的资本主义社会)为背景，从社会批判的理论视角对科学发展对社会的统治方式、人们思维方式与生活方式以及对自然的负效应进行了全方位的反思与批判，因而，对于我们重新认识和研究分析当代高新技术发展条件下的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新特点和新趋势提供了一个新视角。这就是探索批判理论科学伦理思想历史逻辑的当代价值。”另外，著者在结论部分指出，法兰克福学派的科学伦理思想对于协调人与自然的伦理关系和反思科学与社会的伦理关系具有重大的伦理价值，但其沿袭卢卡奇注重价值判断的传统，将对科学技术的伦理批判代替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将科学技术的资本主义应用的事实及后果归咎于科学技术本身，无法引导出人们走出异化的怪圈，这是法兰克福学派的最大的失误。
现代科学技术的伦理反思篇6
第一，确立了科技伦理学作为伦理学一个分支的地位.14年出版的罗国杰教授主编的€伦理学名词解释,首次收列了“科技道德”辞条.并有精当的释义在此之前，伦理学界和科技界普遍使用“科学道德”、“科技工作者道德”等概念，后者文字较多，前者虽然与科技道德通用，但未将技术突显出来.还可以在与非科学的道德”相对立的意义上使用故科技道德"的表述在文字上鲜明、简炼、精确，特指科技人员在职业活动中所应遵循的道德规范与应具备的道德品质。顺着这一思路，《道德与文明H9S7年5期发表了《关于在理工院校开设科技伦理学的建议一文，首先提出作为研究科技道德现象的“科技伦理学”概念.并概述了其主要内容与体系框架。这一时期，我国翻译了许多当代西方关于科技伦理学方面的论著.各地出版了带有资料性、蒙性或基础性的书籍，如姚炎祥等的《科技人员修养十二讲》八宋惠昌的《现代科技与道德》、王育殊主编的《科学伦理学》由罗国杰作序、徐少锦主编的《科技伦理学>、包连宗主编的《科技伦理学基础》、《黄雏等的技术伦理学》（周原冰作序、吴学珍主编的《科研道德问答》等。这些论著不仅力图构建科技伦理学的理论体系，而且还表述了科学伦理学与技术伦理学在科技伦理学体系中具有相对独立》对科技伦理学中诸多概念作了解释江泽民题字的新版辞海>对其主要涵义作了本质规定。
第二，科技伦理学的基础性研究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绩是探讨了人与自然关系或天人关系、科技与道德关系、事实与价值关系、科学与人文关系、自然权利、自然价值、人类中心主义、非人类中心主义以及科学道德的基本原则与主要规范、责任与义务、选择与评价、理想人格等一系问題发表了黄万盛、尹继佐的《试论道德与科学技术的关系》、余谋昌的《自然科学与伦理学》、王正平的《论人与自然关系的道德问題》等不少有价值的论文二是对中西科技伦理思想史的进行了初步研究，出版了何兆雄主编的《中国医德史》、徐少锦主编的《西方科技伦理思想史》等著作，发表了不少评述科学家.、发明家的科技伦理思想及其道德品质的论文。这些都是从新的视角梳理历史资料所取得的成果，对科技伦理思想的历史轨迹与发展規律怍了初步的勾划与阐述。
第三，生态伦理或环境伦理的研究有较大进展。余谋昌在1980年就豳译发表了w.t,布拉克斯顿《生态学与伦理学》一文，他本人也主张，道德应扩展到人与自然关系领域1培养人对自然界的道*态度是现代伦理学的研究课题。魏英敏的《爱大自然，保护环境是我们的道德规范》、张云飞的《生态伦理初探》、杨通进的名要重视生态伦理学研究等论文，具体地论述了生态伦理的必要性与道德要求著作也不少，如余谋昌的《生态学哲学》《惩罚中的醒悟一走向生态伦理学》、《生态伦理学一认理论走向实践>、刘湘 溶的《生态伦学》，李春秋等的《生态伦理学叶小平》《生态伦理学》,王伟的《生存发展一地球伦理学》还出版了一些西方生态环境伦理学的著作，如环境伦理学创始人美国利奥波德的沙乡的沉思SU9921法国施韦泽的《敬畏生命等。杨通进译、梁治平校的《大自然的权利》.有助于我们了解西方环境伦理学发展的历史；杨通进译，许广明校的罗尔斯较（国际环境伦理学会的创始人之一与第一任会长）的《环埦伦理学》是一部很有代表性的著作.具有相当高的学术价值。此外，1994年S月召开了首次全国环埦伦理学术研讨会，并成立了中国伦理学会环境伦理学专业委员会，
第四，生命伦理学或医学伦理学的研究取得了不少成绿。如杜治政等的4医学伦理学教程邱仁宗的《生命伦理学》、孙慕义的《后现代卫生经济伦理学》。前两书被公认为在我国具有开创意义和重要价值的著作,后一书被誉为“国内第一部卫生经济政策与生命道德哲学的学术专著”。孟继贤的《医学伦理学简论。》与石大璞，孙溥泉主编的《医学伦理学概论》也各具特色.反映了这一领域早期研究的成果近几年来，生命伦理学的研究十分活跃，如袁忠主编的《克隆人》、方德福的《人类基因组研究严峻伦理问題》、王延光的《人类基因组织研究及其伦理问越》。与《优生学与克隆技术研究的伦理争议,许启贤的《要克隆技术.不要克隆人等，都提出了不少有价值的思想，引起了读者的关注.如后者的后的反映更是如此。另外，中华医学会设立了医学伦理学专业委员会，从1981年在上海召开第一次全国医德学术会议起，到2001年已召开了12次全国学术研讨会。医学制度伦理也正在建立，上海、天津、北京、南京等地的有些医院成立了由伦理学者、法律工作者、宗教界人士，心理学者，医院领导、病人代表等组成的医学伦理委员会，结合医疗实践研究与处理各种医德问.
中国科技伦理学发展史上值得关注的一件大事是江泽民2000年8月5日《在北戴河会觅诺贝尔奖获得者时的讲话>.他指出：“建立与完善高尚的科技伦理，尊重并合理保护知识产权，对科学技术的研究和利用实行符合各国人民共同利益的政策引导1是二十一世纪人们应该注重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題广拫据这个讲话精神与我国科技伦理学研究的历史与现状，我认为今后科技伦理学研究总的目标应该是立足中国，面向世界.围绕高科技与伦理道德的关系这个中心.在-建立与完善髙尚的科技伦理"方面下功夫、作贡献。为此：
第一，建立与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的科技伦理学体系?科技伦理学既要面向世界又要有中国特色；既要关注历史传统t更要“与时俱进”，重视当代拓展；既要面向未来，叉要关注现实，研究新的实际问题。对此.我认为有两>问題允应注意。一是要把握正确的指导思想.坚持以辩证唯物的自然现、历史观、人生观、价值观和马克思主义的科技现、伦理观和方法论作为研究的指导思想。那种企图用别的世界观来取代、摆脱或超越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指导作甩的主张与做法是轻率的、不审慎的.因而是不可取的：二是科技伦理学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问题。有多种可能的选择:可U从人性需要、人的行为、人的利益、自然价值，自然权利出发*也可从科技与道德关系，人与自然关系出发。似乎后者更能孕育理论住后发展的众多萌芽。认与自然关系中可以看出科学技术在其间的中介作用与人在自然界中地位，并引出诸多社会关系、伦理关系，从而成为科技伦理的原点，我国的科技伦理研究已取得许多成果，以此为基砘进行新的理论创造，完成这个重大任务是有现实可能性的，
第二?系统研究中，西科技伦理思想史，努力做好这一基础性工作。相对而言.前一时期我国对西方科学家，发明家的科技伦理思想、道德风皖与道徳人格的介绍与评述较多，而对我国科学家、发明家这方面的研究很不够。这种重西轻中甚至妄自菲薄的情况必须改变。我国古代虽然R有技术一词而无科学与科学家概念，但却有发达的科学技术可以称道，有许多享誉世界的科学家、发明家的科学思想与科技道德值得发搗，而散见于古籍中的对科技与伦理道德的关系的探索，以及对医药伦理、工匠伦理、生态环境伦理和用水治水伦理准則的制定等，也需要梳理。尤其是近现代以来的科学家、发明家，他们在追求救国救民真理，为改变中国落后面按、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过程中所作出的种种艰苦探索与伟大创造，所表现出来的崇高的理想追求与人格风貌，更值得我们去整理与推崇。因此.在继续研究西方科技伦理思想、跟踪其当前关注的热点、重点问題的同时，应该做一番扎扎实实的艰苦研究，写出中国科技伦理思想通史，揭示其本质与規律性的内容，作为建立具有中华民族特点与风格的科技伦理学体系的借鉴。
第三.进一步研究技术伦理或工程伦理。这将是今后科技伦理学研究的中心与热点。科技伦理学由科学伦理学与技术伦理学两大板块构成。前者研究的是在探索科学真理、揭示自然規律、“生产"科学知识过程中的道德问題，后者研究的是在应用科学知识调控自然、创造物质财富和影响社会生活过程中的道德冋?两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各有极其丰富的内容，严耕等的彳网络伦理S(1卯8'1与肖平主编的《工程伦理学K1S99>在这方面做了有益的工作。今后，生态环境伦理、网络伦理、生命伦理、建筑工程伦理仍应当是技术伦理研究的重心.而技术活动与生命神圣、技术活动与人性人道主义，技术应闬与社会责任、技术发明与知识产权、技术的功利取向与真善美追求.以及技术道徳与科学道徳的关系等.也是应该深究的问题。
第四，研究科技伦理与经济伦理之间互相渗透的问題，技术伦理与经济伦理同属应闬伦理两者的价值目标是一致的.都要以人为本，造福人民、眼务社会.处理好金钱与道德的矛盾。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高新技术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联将越来越紧密，高新技术为知识经济的发展提供了雄厚的物质技术基咄，成几何级数地促进了经济的发展；知识经济的发展也不断为高新技术提出新的研究课?.并给予财力物力的支持.为新发甩的采用开辟了广阔的前景。科技将无孔不人地渗透到经济活动的各个领域与运行的众多环节。这样，经济知识化与知识经济化便成为一种必然趋势，经济伦理带有科技伦理性与科技伦理带有经济伦理性也在所难免。孙慕义的《后现代卫生经济伦理学》在卫生伦理与经济伦理的结合方面作了很有价值的探索，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范例。
第五，研究科技道德与科技法律的相互关系问题。科技道德与科技法律是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的。我国在环境、计算机、生死间题(伦理母亲、精子库、安乐死等）方面，科技的管理、保密、奖励方面.技术的监督合同、专利和知识产权的保护等方面，已制定了许多法律条例和管理办法细则，其中大量的法律准则也是科技道德准则，应该给以整理与提炼，作为科技道德教育与科技道德修养的基本要求。还要密切关注随着高科技应用而新冒出来并难以匍决的“伦理个案'抓住苗头深入研究，以充实法律与条例的内容。既要使科技的法律、条钶与政策、制度蕴含科技伦理精神，又要用科技道德价值目标论证或评价科技法律、条例与政策、制度的正当性、合理性，这是伦理工作者、法律工作者应该共同承担的一大责任。
现代科学技术的伦理反思篇7
［关键词］认识和处理；科技；伦理道德
［中图分类号］B8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2426（2010）12－0013－02
近年来，科学技术尤其是现代高科技得到了迅猛发展，已广泛渗透到社会生产和生活的各个领域，对社会伦理道德观产生了巨大影响。正如爱因斯坦所说：“科学就其意义而言，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具有道德性质。因为科学发展的成果，任何时候也没有像现在这样影响人类的命运。”［1］同时，现存的伦理道德观又对科技的发展产生反作用，形成了复杂的科技伦理关系。因此，正确认识和处理科学技术发展与伦理道德的关系已成为当今世界所面临的重要课题。
一、科学技术与伦理道德的积极关系
在科学技术与伦理道德的复杂关系中，其积极关系是两者关系的主要方面，是保持两者关系协调发展的基础、原则和方向。
一方面，科学技术的进步有力地推动着伦理道德的进步。
第一，科学技术进步为伦理道德的进步提供了生产力基础。判断人类社会进步与否的核心标准是生产力发展水平，而科技已然成为推动生产力发展的最重要因素。正如邓小平所阐述的：“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2］人类近代历史表明，科技的巨大进步必然推动生产力的巨大发展。而作为上层建筑的伦理道德规范势必会受到生产力发展的影响。因而，伦理道德必须不断创新，以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更好地服务于人类，丰富人类的精神文化。总之，科技发展决定伦理道德，伦理道德顺应科学技术发展。
第二，科学技术的发展拓宽了伦理道德评价的范围，提高了伦理道德评价的正确性。人类社会就是从无知到已知，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发展和探索的过程。对某种事物的道德评价的前提是人类已经感知到它们的存在，而无法把未知的事物纳入评价范围。同时，人类即使感知到某种事物的存在，但由于无法认识到它们的本质，也不能够正确评价它们。随着科技特别是高科技的快速发展，人类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能力大幅增强，探索出许多以前无法感知和无法解释的事物，把它们纳入到人类社会伦理道德评价的领域，并且可以作正确的评价。噪声问题就是典型的例子。
第三，科学技术的发展为提高人类的道德水平以及综合素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人类社会至今为止大体经历了三个社会发展阶段。即：传统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和以知识及高素质人才为核心的后工业社会。在以知识为核心的现代化社会中，劳动者的综合素质，特别是科技文化素质的提高是生产力发展、社会进步的必要条件，而科技文化素质的提高势必导致劳动者伦理道德水平的提高，促使其不断思考和接受更为先进的伦理道德理念。同时，科技的进步会大大增强公民的民主意识，提高对民主的要求。有关研究表明，政治生活的民主化与科技文化水平存在着密切关系，即人的科技文化水平越高，民主意识就越强。当今社会，凡是民主实现程度高的国家，其国民的科技文化素质也高。近代以来，西方国家走出愚昧落后的中世纪，建立起西方民主制度的最重要的因素就是科技的发展。此外，科技水平的提高还会改变公民的思维方式，为创新现存的伦理道德理论和实践提供条件。
第四，现代科技的发展，为科技伦理道德理论的深入研究提供了现实依据和研究方法。科技的快速发展，在给人类社会带来进步的同时，也制造出了许多社会问题，而这正是科技伦理道德亟待解决的问题。在解决这些问题的过程中，科技伦理内容必然会得到丰富和发展。并且，现代科技的发展和新兴学科的出现，创新了伦理道德观的研究方法。随着系统科学和现代心理学的发展，出现了伦理道德研究的系统方法，即把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等系统科学的原理和方法运用到伦理学的理论研究上，从而使我们以新的角度更深入地研究社会伦理道德调节问题。伦理道德理论研究在深度和广度方面的日益发展完善，必将不断增强人们的伦理道德认识能力，为人类社会伦理道德的进步奠定科学而又坚实的理论基础。
另一方面，科技伦理道德水平的提高不仅会提高人们的科技文化素质，推动科技的快速发展，更为重要的是，可以监督制约和消除科技滥用所带来的危害性，甚至是灾难性后果，以更好地服务于社会，保障人类的安全（人类安全主要体现为：经济安全、食物安全、健康安全、个人安全、社团安全和政治安全）。因为安全问题是科技伦理善恶的临界点，是其首要的伦理原则和价值基础。核武器、克隆、网络、安乐死等高科技事物的出现和应用迄今并没有造成严重的社会安全问题，其根本原因就是科学家和大多数人坚守科技伦理道德标准，保证了科学技术的合理应用，保障了绝大多数人的根本利益。
二、科技发展与伦理道德的相互冲突
科技发展与伦理道德之间除了协调发展和相互促进的积极关系外，还存在着两者相互冲突和矛盾的一面。正确认识这种冲突矛盾，是正确处理科技发展与伦理道德关系的基础和关键。
一方面，现代高科技的发展猛烈冲击着传统的伦理道德观念。高科技成果的应用解决了许多困扰人类多年的各领域问题，提高了人们的幸福感。但同时也带来了无法回避的伦理问题。诸如医学伦理问题、网络伦理问题、生态伦理问题、学术科研伦理问题等对现存的伦理道德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并且，随着高科技的进一步发展，更多的伦理道德问题也会显现出来，因此，现代高科技与传统的伦理道德观念的冲突与矛盾会长期存在。
另一方面，落后的伦理道德又对现代高科技的发展具有明显的抵制和阻碍作用。生产力的发展是勇往直前的，任何力量都无法阻挡。而作为第一生产力的科学技术势必具有前进性、创新性。反观伦理道德作为上层建筑的一部分，是现存生产关系的维护者，必当具有滞后性和保守性。科技发展的前进性、创新性与伦理道德的滞后性、保守性的矛盾是两者之间产生冲突的基本原因。即使在文明程度较高的今天，因受传统的道德观念的束缚而影响科技和社会进步的例子也比比皆是。如我国封建伦理思想中的“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的信条使我国进行器官移植的供体严重不足。严重阻碍了我国的医学事业的研究与发展，使患者健康和生命的权利得不到应有的保障。
总之，现代高科技与伦理道德之间的碰撞与冲突是不可避免的，但关键在于寻找合理的有效途径来化解彼此的冲突，促进两者关系的协调、有序的发展。
三、正确处理科学技术与伦理道德关系的途径和理念
正确处理科技发展与伦理道德关系，就是要发挥其相互的积极作用，克服和解决其冲突和矛盾，促进两者的协调发展。
1．树立新的科学技术发展观，彰显科技价值理性
科学技术的发展，对人类社会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这就要求包括科技人员在内的全社会必须对科技及其成果应用进行理性的判断，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树立起新的科技发展观。树立新科技发展观，必须认识到两点：第一，科技发展与伦理道德的监督和制约本质是统一的，都是造福于人类社会。但在两者关系中，科技进步是根本性的，是硬道理，是生产力进步的最核心因素。因此，我们不能把科技进步带来的负面问题及与伦理道德的暂时冲突归罪于科技发展本身。第二，发展科技的同时，要彰显科技价值理性。科技价值理性的核心点就是维护人类发展的根本利益、长远利益和总体利益，而不是为表面利益、短期利益和局部利益服务。确立和彰显科技价值理性，必须坚持以下伦理原则。第一，人类整体原则。科技发展的最终目的是全人类的进步与解放。因此，在科技研究以及利用科技成果时，要避免为了少数人利益而损害多数人利益，避免为了眼前利益而损害长远利益，避免为了次要利益而损害根本利益，以保障全人类的共同利益。第二，人道主义原则。科技进步是直接和间接地作用于人，是为人追求幸福服务的。新科技发展观的核心价值应体现为以人为本。例如，医学技术就是直接作用于人（患者），帮助患者解除身心病痛的。当今社会，由于对利益的过度追求，背离以人为本而应用科技成果的例子屡见不鲜。这就要求科技工作者和相关人员在利用科技成果时体现人道主义原则。第三，可持续性原则。科技的发展与进步既要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又不损害后代人满足需求的原则，即代际公平原则。
2．以进步的伦理道德观来影响和评价科学技术活动
科技研究与应用在推动社会进步、造福人类的同时，也存在被滥用损害人类利益的现象。这就需要伦理道德的监督与制约。科技有利于还是有害于人类根本利益是评价科技伦理道德进步与否的根本标准。科技活动只有坚持造福人类、追求真理、人道主义、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相结合、可持续发展等原则，将人类当前与长远、局部与整体、个人与他人、当代与后代的利益统一起来，才是符合进步伦理道德的要求。反之，就是落后的伦理道德，必须加以批判和纠正。一个真正进步的现代伦理道德还必定是一个动态的、开放的体系，摒弃落后的伦理道德理念，博取世界各国文化中的先进伦理道德理念，并随着科技的进步而不断充实、完善和发展自身。人类历史就是在科学技术的巨大推动下，从愚昧到文明的发展历程。
3．明确科技人员、政府和公众的科技伦理责任
科技本身没有善恶之分，科技对人类社会的影响是由人类对科技研究与应用的价值取向所决定的。因此，明确、规范和监督社会各界的科技伦理责任是发挥科技的进步作用，消除其消极作用的必由之路和重中之重。科技工作者是科技研究与应用最为突出的群体。他们的责任至关重要。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职业伦理责任和社会伦理责任。职业伦理道德是要求科技工作者在从事科技活动时必须遵守的内部规范，即：科技工作者在从事科技活动时须具备的基本的道德品质和科学精神。社会伦理责任是科技工作者在从事科技活动时应遵循的外部规范。即：预见和评估所从事的科学研究所带来的不利后果，把评估的结果通告给有关决策部门，并提出自己的建议。此外，科技工作者还应利用各种手段和途径向社会公众传播科学技术，促进公众正确地理解、运用科学技术。政府责任是构建完备的科技法律制度和伦理道德审查监督机构，对科技应用的后果进行全面跟踪和考察，对科技伦理法律的实施情况进行全面持续的监督，以保证整个科技活动规范在法律所允许的范围内。公众责任就是关注科技的发展，了解相关科技知识，提高自身的科技素质，参与政府及其他决策者的决策讨论。正如马克思所说，“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则这种需要就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3］
参考文献：
［1］爱因斯坦文集［G］．许良英，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
现代科学技术的伦理反思篇8
关键词：科学；伦理；关系
新世纪，知识经济的朝阳正冉冉升起，人们对科学技术与伦理道德的关注可谓前所未有。互联网、克隆羊、人类基因图谱等，都提出了科技与伦理相互关系的一些尖锐的新问题，需要我们进行认真深入的思考。
1目前科学技术发展与伦理冲突表现
（1）当代科技发展引发的伦理冲突具有深层次的影响。
例如克隆技术，克隆技术的诞生将使人类能够操纵基因，打破种属的界限，人类可以改变物种的基因构成和机能，但是从伦理道德角度来看，克隆人将干预人类自然发展，改变人类亲缘关系，打破人类生育概念和传统生育模式。这些冲突比曾经生命技术带来的冲突更加严重和深刻。
（2）当代科技发展引发的伦理道德冲突涉及领域更加广泛。
例如，安乐死、人工受精等研究带来的生命伦理问题;网络技术带来的网络伦理问题，利用网络的虚拟、无序、开放等特征导致的网络犯罪，网络侵犯等;核能、核武器的和平利用引发的伦理问题等等。
（3）当代科技发展引发的冲突更加直接，更加尖锐。
例如，高科技应用导致的生态环境污染问题，克隆技术引发的人类身份确定问题，核能的开发引发的安全以及世界和平问题，这都是直接关系到人类生存和发展最基本也是最关键的问题。
2科技与伦理的关系
（1）科学技术对伦理道德的影响。
在人类文明史上，科学技术的进步都直接或间接地推动着人类伦理道德的进步。科学技术是推动包括道德进步在内的文明发展的伟大动力，必须以科学的“真”，促进道德的“善”，以实现真、善、美的统一。科学技术的发展扩大了伦理道德领域。在任何时代，科技的发展和科技成果的应用必然导致人类实践领域的拓展。科技进步对伦理道德领域的扩展，其具体方式和途径是多种多样的，从中世纪欧洲的宗教统治科学到文艺复兴，正是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才使得中世纪的宗教道德受到严重冲击，从而促进了人类道德的不断发展，促进了新的伦理观念的形成。另外，科学技术活动对个人优秀道德品质的形成，也有重要的推动作用。正如科学家萨顿所说“：科学是人类精神的最佳清洁剂，它摒弃一切宗教，唯取最高的信仰。”
古希腊哲学家认为智慧和知识是构成道德行为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他们提出知识就是道德。德国现代物理学家包生尔认为，科学知识是构成人类道德的重要方面。他认为一个时代对知识的评价可以用作衡量时代精神的标准。由此可见，科学与道德有着较深层次的内在联系。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人类不断走向文明、走向道德，从原始人到现代人，在伦理道德上不知进步了多少，难怪近代伦理学家们对那种知识使人类退化的观点提出了强烈反对。他们认为，科学技术知识有利于陶冶人的品性，创造丰富的物质财富，使人生活幸福。
科技发展和科技成果的应用推动了伦理道德的进步。科学技术的发展为道德主体的全面发展和道德进步创造了有利条件，其对道德建设的推动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①促使道德主体提高科学文化素质，道德主体科学文化素质的提高是道德建设的基础和前提。现代科技的发展，信息化时代的到来，从客观上对劳动者的科学文化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科技现代化的条件下，劳动者不再以体力和经验为基础，而是以智力和知识为基础，劳动者的科学文化素质得到普遍提高，对社会的伦理道德建设具有促进作用。②科技的现代化有助于提高道德主体的民主意识。民主意识是道德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道德素质高低的标志之一。有关研究表明，政治生活的民主化与科学文化水平存在函数关系，人的科学文化水平越高，民主意识越强。用科学知识武装起来的劳动者通常具有强烈的民主意识。此外，随着系统科学等新兴科学的兴起，系统思维等现代思维方式逐渐取代了传统的思维方式，人们的智力水平得到提高，自然也增强了其参政议政的意识和能力。③促进道德主体个性全面发展。一方面，科技的现代化对劳动者的综合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另一方面，科技成果的应用也提高了道德主体的认识水平和思维能力，促进了其科学世界观的形成，并为其个性的全面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现代科学技术的伦理反思篇9
一、生命伦理教育的原因与必要性
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发展，正在极大地改变着人类的生存方式，新的能源、材料和其他工程技术的发展会改变人们认识、理解和对待自然界的方式，新的交通、通讯和信息技术的发展正在改变着人与人之间的相处与关联模式，这些巨变都在极大地改变着人类的精神面貌和社会的伦理生活形态。但对于生命科学专业的大学生来说，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及其对世界的巨大的影响是更加直观和紧迫的，高新生命科学技术正在持续而又迅捷的改变着生命自身的存在方式，从而在内部撬动和改变着人-世界共属一体的生存本体论结构。以农业转基因技术为例，它在道德哲学上的核心难题并不是食品安全或者技术专利问题，而是其已经在根本上颠倒了人在自然中、人属于自然并且在本质上不违背自然终极法则的本体论结构，不论转基因技术实践最后是否成功达到目标，在这一技术所敞开的视野中，自然已经从人类生存的境遇和条件沦落为人类主观力量的绝对对象。而人类基因工程技术则更进一步，它将改变人类自身以及整个未来时代的客观存在形态，将存在主体完全奠基在不确定的主观性之上。技术，作为人类主观智性的产物，在将人本主义极大化之后又极大地片面化和碎片化了人的本体论属性，使智性和欲望变成了唯一的起点，世界的结构则深陷入如海德格尔所说的技术的“座架（Ge-stell）”之中。它使人变成了一种经由主体订制的“对象”，使技术成为主体展现自身和世界存在的唯一方式和一切“尺度”，从而在更本质的意义上遮蔽了人自身的主体性[4]。面对这样一种极其巨大而又深刻的力量，人类已经很难从自身的技术化生存的境遇中挣脱出来，而人类生存的整个世界作为人发现自身的条件的伦理境遇，则陷入了另外一种窘境。考查当代生命伦理学专家的论述，我们可以认识到目前在生命科学技术所引发的伦理难题中，呈现出以下几个方面的道德生存困境：首先，由现代生物医学技术和卫生保健实践所引发的生命伦理问题，在面对所有地区与文化传统时都具有新颖性和前沿性，在这个意义上来说，当代生命伦理问题构成了一个全球性难题，任何国家、群体和个人都无法独善其身。其次，生命伦理难题的讨论与解决，必须首先承认道德多元化和跨文化交流合作的不可回避，以及当今时代对民众自主意志和自由权利的普遍尊重这两个基本事实，因此任何一个道德传统都只能以一种资源的身份平等的参与到生命伦理讨论之中。第三，生命伦理难题的出现和应对都呈现出公共化和政治化的特征，与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和资本逻辑强势介入社会文化、政治等公共生活领域的局面具有必然联系[5]。这使得生命科学家们一方面手持力量巨大且后果难以预测的武器，另一方面却又面对纷繁复杂甚至相互对立冲突的道德观和伦理规范而丧失方向，随时都有可能使其自身乃至整个生物圈陷入了危险的境遇。如果说，外部世界的变化是不得不接受的客观现实，那中国近三十年来在教育领域的缺失及其造成的学生在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方面的问题，就不能不说是我们教育工作者必须去弥补的罪责。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在教育中逐渐增加了自由、权利、平等、民主、科学等现代性价值观的普及，但与此同时，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和道德遭到破坏，新的道德共识的建立尚需时日，各种新奇的价值观和伦理思想不断涌入，人们在整体上处于一种道德虚无主义的境遇。与此同时，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各个领域都已经卷入了以经济效益为核心目标的浪潮，导致技术崇拜、金钱万能思想、工具主义和利己主义思想的泛滥。这样的变化同样在不断地侵蚀教育领域，具体表现为以应试为教育教学的核心，以成绩、就业率、经济效益和各种技术性评价指标为政绩目标和指挥棒，配置和安排教育资源。在这种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当代大学生，又如何能具有坚定的道德观念和博大的人文情怀，如何才能了解敬畏生命、尊重他人与社会合作的重要性，如何培养出卓越的人生理想和道德人格。在今天大学生群体中泛滥的人际关系冲突、自私自利行为和物质化、功利化的精神面貌，乃至于自杀、伤人与虐待动物等极端行为，都不过是这个道德沦丧的大时代背景下的具体行为表现而已。正是这些问题的存在，向我们提出了生命伦理教育的重要性，即，这是一种以应对当代社会的道德难题和当代教育中的精神缺失，培养出有文化、有精神、有担当的现代化建设人才为目标的教育系统工程。
二、生命伦理教育的概念与目标体系
当我们从这样一种高度上来审视当代大学生的生命存在状况的时候，就会意识到，生命伦理教育既不应该将自己局限为一种教会学生如何应对在未来科学研究和职业活动中面对的职业伦理问题的伦理学应用教育，也不应该将自己混同于普及性的和基础性的思想品德教育，它以生命科学技术及其伦理问题为切入点，但必须涵盖道德人格培养、伦理规范建设和人文精神树立等不同层面，是一个集知识和技能传授、道德培养、精神塑造和公共教育为一体的系统工程。具体而言，应该从三个层面来理解：第一个层面，专业伦理能力培养，具体包括生命伦理学知识、技能、价值观、行为标准等方面的能力。这一部分在传统上通常被看作是生命科学专业学生所特有的职业素质培养的一个组成部分，如对医学生进行的医学伦理学和生命伦理学教育，和对生物科学专业学生进行的伦理审查和技术伦理学教育等[6]。在2006年7月北京举行联合国教科文卫组织亚太地区生命伦理学教育会议上，与会学者认为生命伦理学教育目标主要在于：（1）能够更好地理解科学技术发展所提出的伦理学问题，并应用这些知识权衡生物科学技术发展所带来的利益和风险；（2）增进对于生命的尊重；（3）更好地理解不同人观点的多样性；（4）在关于道德困境的案例讨论中能够把科学事实、伦理原则和争论整合起来；（5）能够理解和分析不同的生命伦理学理论；（6）能够增进对于不同人、文化和价值观的尊重；（7）能够激发人们的道德意识和责任感，鼓励人们进行创造性与批判性的思考；（8）能够培养人们“知情选择”的能力；（9）能够培养人们预见和避免科学技术发展潜在风险的能力；（10）能够培养人们对于科学技术发展的正确态度，以及反省科学发展过程的能力，以便使地球上有限的资源能够得到可持续性的使用；（11）增强就科学研究诚实性而言的伦理敏感性。这11个目标大体概括出了目前生命伦理学教育重要的内容，但我们可以看出其关注的主要还是专业伦理或者职业伦理的议题。正如有学者指出的，对生命伦理学课程和培训是否能够有效预防现实生活和科研活动中的道德失范行为，仍然是一个存在不小争议的问题，近些年来在生命科学领域的出现的大量学术失范行为，更从实践合理性的层面，对这种以专业伦理建设为核心的生命伦理学教育目标体系提出了质疑。它是否过于狭窄和过于理论化而缺乏解决实践难题的能力，就成为我们必须思考的问题。纵观生命伦理学的当展，它已经从一种哲学性的学术思辨研究，转变为多学科合作的并吸引到全社会各个阶层和群体公共参与的社会政治文化活动[7]，生命伦理学家自身早已经放弃了利用几个伦理学原则、规范或者道德教条来解决现实中复杂的生命伦理问题的梦想。通过专业的生命伦理学知识传授和技能训练，学生们固然可以提高问题分析、理论解读、风险评估和做出选择、对不同观点的理解和对话等具体能力，但涉及到道德意识、责任感、态度和道德情感等方面，尤其涉及到在面对外部压力或利益诱惑做出道德选择的时候，个人在其成长过程中所受到的家庭与社会环境影响、基础道德教育和原有的道德品质状况往往会起到更具决定性的作用。在这里，我们就必须强调生命伦理教育的第二个层面，生命观、价值观和道德人格教育。事实上，目前在高校开展生命伦理学专业能力教育相当被动，因为其所面对的受众是已经具有相对稳定人格品质的成年人，而且需要与整个社会中弥漫的道德虚无主义、工具主义、功利思想和利己文化相抗衡，这就意味着生命伦理教育必须与高等院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和综合人文素质教育相结合。其核心目标在于，强化学生已经具有的正确的道德观念、道德情感和品行习惯，引导其理性反思和审视自身德性修养，鼓励其进一步追求自身人格和道德品质的完善与卓越。最后一个环节的生命伦理教育，应着眼于学生在职业和人生的发展性的能力的培养，即不仅要培养出在道德上合格的社会成员和称职的技术员，更要将学生培养成能为国家、民族、社会做出贡献的卓越的科学家和思想者。但我们必须认识到，生命伦理学在本质上是一种精神品质的培养“：对人的生命状态进行道德追问；对生命的终极问题进行伦理研究；对生命科学技术进行伦理裁判与反省；对生命、特别是人的生命的本质、价值与意义的道德哲学解读。”[8]所以，在其目标体系中，首先应该强调的就是对庸常的生活的批判精神。与科学教育专家的关注点不同，人文教育者会更关注生命伦理学教育在促进学生道德自我觉察、道德理解和道德合作能力培养方面的作用。正如生命伦理学家普遍承认的，当代生命伦理学面临着三大根本性的冲突：传统道德与现代科技和生活方式的冲突，不同地域和文化传统之间的道德冲突，以及技术和资本逻辑与道德法则之间的冲突。在这个大的背景下，如何突破自身道德认识和行为习惯的束缚，以积极和开放的态度理解生命伦理难题的本质，理解并尊重不同的道德传和道德行为，尊重生命和勇于承担责任，有效地整合科学、伦理和社会各界的力量，以促进生命科学技术的发展并使其为人类造福，是为生命伦理批判精神培育的目标所在。
三、生命伦理教育的途径和整体结构
高校生命科学专业学生的生命伦理教育包括人格培养、道德教育和专业伦理教育三个层面，需要对学生的道德知识、能力、态度、情感和行为习惯等不同侧面都进行培养，所以必然是一个生活关怀、制度规约、思想教育和实践锻炼为一体的教育系统工程。在这个系统中，生命观、价值观、人生观教育是为基础，高校思想教育和综合人文素质教育是为总体框架，生命伦理学教育既是专业素质教育的核心内容之一，又是将整个生命伦理教育串联起来的主干和切入点。这里之所以将传统“三观”教育中的“世界观”改为“生命观”，其目的在于强调大学生的生命主体意识，让其认识到自身与世界共属一体的伦理语境，将传统上强调的对世界的冷静、客观、全面的认知，转变为积极投入生命实践、主动创造美好世界的精神体验。“三观”教育在更大程度上是一个潜移默化的养成过程，这个环节的教育者，需要面对的是学生的整个成长史和整个社会环境。要意识到这是一种人格养成的过程，这一层面的教育并非是课堂教学的拓展和延伸，不是一种知识传递或者观念塑造的简单任务，而是要在高等教育的整体环境中创造一种氛围和环境使学生继续成长和完善。中国初等教育序列过去长期以应试教育为核心，这的确带来了很大的问题，但在某种意义上也给我们留下了一定的空间：当代大学生虽然在年龄上已经成年，并已经养成了相对稳定的价值观、人生观和世界观，但多年来近乎真空的保护和隔离，使其道德品质尤其是道德判断和决策等方面仍然几乎处于一种蒙昧状态，一旦能够给他们有效地输入新的信息就很容易引发他们的自我反思。在很多有关当代高等教育研究文献中列举的大学生思想不成熟、各种心理和品行问题，以及各种行为问题，在显示出这一工作的困难的同时，也向我们指明了在现阶段对他们进行改造的可能性和开展教育的切入点。要充分利用和继续加强高等院校传统思想品质教育和综合人文素质教育的现有资源。目前我国高校均已经认识到想品质教育和综合人文素质教育的重要性，在整体教育规划、课程资源保障、人文环境塑造等方面均有极大提高，在很多高校人文素质教育学分已经成为学生综合评定的重要指标之一，这对生命伦理教育来说是一个强有力的支持和保障。在充分利用学校提供的一般资源的同时，对生命科学专业学生，我们还要特别注意对其生命伦理教育相关资源的开发和引进：例如在人文素质教育中增加生命伦理和科学人文方面的内容，让学生有更多的机会开展与生命关怀相关的实践和体验；对一些现有课程也可以进行一定程度的改造以增加其适应性和针对性，如在自然辩证法课程的相关章节开展对生命科学技术的分析与研究，在政治经济学课程中开展对医疗公平和生命科技资源分配等问题的讨论等等。这些改进，既可以增加学生的兴趣，更好地完成高校思想政治和综合素质教育的基本目标，又可以促进学生对生命伦理产生更多的认识和体验。作为专业素质教育的一部分，生命伦理学目前已经成为很多国际知名高校生命专业学生的必修课程，同时也出现了大量面对生命科学技术专业工作者的生命伦理学教育项目，已经有大量文献论述了批判性思维在科学教育中的重要性，而利用生命伦理学中常用的难题决策和通用策略设计的教育和训练，会在很大程度上促进学生批判性思维能力的提高[9]。这些也都充分说明了生命伦理学教育的重要性正在被广泛地认知和承认。在科学教育方面，以生命伦理学教育为突破口，需要进行：（1）生命伦理学基本能力的培养，包括伦理知识和道德实践技能的教育；（2）伦理分析、自我反思和道德批判的能力；（3）尊重和理解不同的道德意见，和应对道德冲突与两难问题的能力；（4）在科学实践中进行正确的道德判断和选择的能力；（5）在生命伦理学的学习和实践中，发展出正确的道德情感、态度和立场，鉴定自身的道德责任感，树立追求卓越的精神取向。我们认为，充分利用生命伦理学的教育教学，可以在多个方面起到引导作用，例如：通过对生命伦理学中生死议题，如安乐死、生殖系基因治疗、胚胎研究等问题的讨论，可有有效地刺激学生反思自身的道德立场和情感，促进其生命观的突破和重建；通过对生命科学技术的道德两难问题的讨论，可以激发学生对作为一个专业人员的道德责任意识的建立；对生命伦理学中普遍存在的道德冲突现象的讨论，可以培养学生应对道德多元化处境的能力，教会他们学会尊重和理解他人的道德意见；通过对生命伦理学原则、规范与公共政策问题的讨论，可以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对公平、正义的追求，以及如何在社会生活和科学实践中追求合作与共赢意识的培养。
四、结束语
现代科学技术的伦理反思篇10
论文摘要：儒家科技伦理思想深深植根于儒家思想的宏观系统之中，儒家科技伦理思想中经世致用的科技观念、严谨求真的科学态度、以德化知的知识理念以及天人合一的整体思想等对当代中国科技伦理体系构建、促进科技发展和社会和谐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论文关键词：儒家；科技伦理；当代价值
儒家科技伦理思想是儒家伦理思想体系的核心内容，积淀了中华民族几千年的群体智慧，是中国传统科技发展的主导因素，并且逐渐渗透在社会生产、生活的各个领域和各个方面。儒家科技伦理思想中所蕴涵的对科技的伦理性认识为当代中国科技伦理体系构建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借鉴。
一
有关中国古代有无科学技术以及儒家思想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上的作用在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中备受瞩目。在长期的研究和争论中，大致形成了两派观点：一派学者认为中国古代没有科学可言，并最终把原因归结到儒家思想的理论特质上。这一派以张岱年先生为代表，他认为：“儒学的中心思想，我认为最主要的是关于人生价值的观点。
儒家肯定人的价值，肯定生活的价值和道德的价值由于重视人贵于物的价值，将注意力集中于人的问题，于是对物的问题有所忽视这种贬低关于物的知识的态度，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发生了严重的消极影响。儒学没有能够为自然科学研究提供理论基础，更没有为自然科学研究提供方法论的指导，儒学各派都表现了这一严重欠缺。另一派学者认为，儒家思想同样有自己的科技观，在大的儒家伦理框架下形成了自己的科技伦理思想。他们认为我国古代科技伦理形成于先秦时期，同时科技伦理范畴、科技伦理观念对后世科技伦理思想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虽然“中国古代并没有现代意义上的科学体系，只有一些并不系统的科学思想和知识成果，然而中国古代有相当发达的经验层面的技术，中国古代的科技伦理主体是技术伦理”，其基本特征可以概括为“以道驭术”，即强调“技术行为和技术应用要受伦理道德规范的驾驭和制约”。笔者也持这种观点。众所周知，科学技术的发展需要一定的社会条件和相应的生产水平，正是先秦时期科学技术的进步、社会分工的扩大等因素，为儒家科技伦理思想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在众多研究科技伦理思想的学者中，他们的研究方向又各不相同。有的学者认为，我国先秦时期的儒家先贤们，在关于自然和农业等诸多的科技思想之中表现出以人为本的思想，显示出了先进的伦理意识，注重人在科技发展中的重要作用。而有的学者更注重研究科学技术、自然与人的关系，认为在科学领域要达到人与自然的同一性，人类的科技行为要尊重和关爱自然。这些观点的伦理意义在于，人不是凌驾于自然之上的，而是居于自然万物之中、并与其和谐共处于一个统一体中。笔者认为，儒家思想不但有自身完整的科技观，而且蕴涵着丰富的科技伦理思想，并对后世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二
儒家思想经过两千多年的发展形成了完备的理论体系，其中包含着极为丰富的科技伦理思想。儒家科技伦理思想大体可以归结为以下几方面。
(一)经世致用的科技观念
儒家讲究现实性，提倡经世致用，这也体现在儒家的科技伦理思想上。在对待科学技术发展和应用问题上，儒家格外重视和强调“六府”(水、火、金、木、土、谷)、“三事”(正德、利用、厚生)。在儒家看来，“六府”、“三事”是经世致用的“正经技术”，或者说正统的技术。在这些技术之外的东西，才是儒家抨击的所谓的“奇技淫巧”，即那些容易使帝王“玩物丧志”、或使黎民百姓耽于享乐而不做“正事”的技艺。《尚书》中说：“不役耳目，百度惟真。玩人丧德，玩物丧志。志以道宁，言以道接。不作无益害有益，功乃成；不贵异物贱用物，民乃足。”显然，“玩物丧志”、“贵异物”的“物”不是有用之物，而是“奇技淫巧”之物。有人说，儒家学说鄙视、排斥一切科学技术，将科学技术统统称之为“奇技淫巧”，事实并非如此，儒家对“六府”、“三事”这样经世致用的技术是非常重视的。孟子日：“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然后驱而之善，故民之从之也轻。”(《孟子·梁惠王》)
由此观之，儒家伦理思想的一大特点就是注重道德原则在现实社会生活中的运用，维护和谐的社会秩序。这种思想从现实的角度提出要维护社会稳定，对百姓进行道德教化，必须使他们基本的生活需要得到满足，而物质生活的提高和生活条件的改善有赖于生产技术的改进。在这种思想影响下，技术科学得到了较大的发展。因此，在儒家思想的指引下，能够发展起来的科技都是为人服务的，与人的生活息息相关的。天文学、农学、医学等这些学科之所以能得到长足发展，就是因为这些学科与社会稳定有关。总之，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思想非常注重现实的、形而下的问题的研究，注重人世，强调经世致用。
(二)严谨求真的科学态度
儒家要求对待真必须严谨，所谓“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儒家认为：“知勇仁三者，天下之达德也。”(《礼记·中庸》)在儒家看来，“知”是与人的智力活动有关的智力与智慧。子夏说：“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论语·子张》)也就是说“仁”存在于“知”中。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说知就是仁。对于真理性的认识，儒家强调要有执着的追求精神，“(孔)子入太庙，每事问”，并说“朝闻道，夕死可也”。
儒家伦理这种求知、求真的精神是一以贯之的，通过宋代大儒朱熹的“格物致知”，我们可以看到儒家对于学问的严谨和求真态度。朱熹所说的“格物”，既包含人世伦常之事，又包含天地自然之物。朱熹认为，宇宙间统一的理分至各具体事物之中，所谓“理一分殊”，只有在“物物上穷其致理”以后，才能做到对宇宙问统一的理的豁然贯通，亦即达到“致知”的境界。因此，朱熹反复强调要在人世间与自然界的一切事物上穷理：“上而无极太极，下而至于一草一木一昆虫之微，亦各有理。一书不读，则阙了一书道理；一事不穷，则阙了一事道理；一物不格，则阙了一物道理。须着逐一件与他理会过。”(《朱子全书》卷十五)由此也可以看到，儒家学派反对拘泥师说、照搬书本，主张善于思考、勇于质疑、敢于创新的学习态度。
(三)以德化知的知识理念
中国古代科技伦理中关于以德化知、知德统一的思想是非常丰富的，其中以儒家尤为突出。儒家高度重视道德价值、道德自觉和人格完美，主张人们在寻求科学知识的同时，应追求崇高的精神境界，把道德理想的实现看作人生诸种需要中最高层次的需要。科学技术本身并不是恶，但也需要一定的限制，主要表现为科学技术要遵循科技伦理规则。否则，如孔子言：“觚不觚，觚哉!觚哉!”(《论语·雍也》)没有相应的约束，滥用科学技术，也就违背了科学技术的最终目的——造福于人类。孔子认为：“仁者安仁，知者利仁。”(《论语·里仁》)知者当然是智慧的化身、科技的承担者，仁又是孔子伦理思想体系的核心，“知者利仁”，是指在仁的指导下，在仁的环境中知者才能成为真正的知者，科学技术才能健康发展。否则，就会出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虽得之，必失之”(《论语·卫灵公》)的后果，科技发展就会失去后劲。因此，道德的发展与科技的发展应该是和谐的、有序的，人类在应用科技知识的时候需要以德化知。
孔子重视学习，一生以追求真理为己任，奉行“朝闻道，夕死可也”的学术精神。孔子重视学习的一个原因，是他看到了知识对人的德行的重要作用。他认为，知识、真理是德行的前提。“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学，其蔽也荡；好信不好学，其蔽也贼；好直不好学，其蔽也绞；好勇而不好学，其蔽也乱；好刚不好学，其蔽也狂”(《论语·阳货》)。好的品德都是应该喜好并加以修养的，但是，如果不通过学习而明白事理，通权达变地把握其实质，便很容易偏执一隅，造成危害。换言之，道德缺乏知识、真理的基础，行为就会走向反面。反之，任何知识的运用都需要道德价值进行约束，没有了这个屏障，其目的性也不再单纯地是为了造福于民，很可能成为工具的滥用。
(四)天人合一的整体思想
中国古代生态伦理思想博大精深，表现在人与自然关系问题上，就是主张“天人合一”。儒家“天人合一”的思想源远流长，在儒学经典《易传》中就有“大人与天地合其德”的说法；孔子也讲“天生德于子”(《论语·述而》)；董仲舒则进一步提出“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汉书·董仲舒》)；宋明理学又把人世间的理上升到“天理”的本体论高度，尤其强调道德原则与自然规律是相一致的，都是由存在于天地问的唯一“天理”所决定的，整个宇宙只有一个最高的理，即“理一”，而人与万物所衍生出的理只是这个最高的理的分支而已。剔除“天人合一”思想中的唯心主义成分可以发现，自然和人、自然规律和人的道德规范不是对立的，而是统一的。
儒家强调“至善”，儒家所说的善不仅表现在人性本善，因而提出人与人之间的和善，还包括自然生命的本善，更深层次还在于人与自然之间的和善。人来自于自然，正是自然宇宙的本善赋予了人类，人类才有了“性本善”，自然与人类在生命的起源过程和目的上具有内在的、同一的、统一的共性，在共同的善本性的蕴涵中，达到了真正的合一与感应、协同与和谐。人在天人关系的运作中负有“至诚”、“尽性”的道德使命。《礼记·中庸》日：“自诚明谓之性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这种赞天地之化育在实践中则表现为兼爱万物。《孟子·尽心上》日：“君子之于物也，爱之而弗仁，于民也，仁之而弗亲，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孟子要求人们从爱亲人到爱百姓然后将爱扩展至万物。这种天人合一的整体性思想是儒家科技伦理特有的。
尽管孔子、孟子、苟子的思想各有差异，但是都不约而同地表现出了相同的科技伦理观念。孔子对于科技的直接论述相对较少，但是他开创了“知”必须要“仁”的思想，成为孟子、苟子的思想来源依据，孔子、孟子、苟子三家最为一致的观点即求真严谨的科学态度，这也成为后世儒家学派秉承的理念．特别是被朱熹发扬光大，影响至今。运用科学知识的前提需要道德标准的界定，脱离了这一点也就无法将知识转化成实用信息。科学技术发展到今天，人类终于领悟到科学技术造福人类与用科学技术保护环境是一致的，共同统一于“善德”之中。如果科学技术的发展不顾生态环境，必然会破坏生态平衡，也就破坏了“天人合一”的“天理”。儒家先贤们对人的福祉的巨大关怀，决定了其科技思想必定是以“仁”等伦理主张为指向的，这是值得我们去深深思索的，也留给了我们无穷的启示。
三
综观儒家思想，我们发现儒家科技伦理思想深深植根于儒家思想的宏观系统中，具有鲜明的理性主义特征，孔子关于技艺的一些论述从某种意义上说对于儒家科技伦理的形成具有奠基作用。如“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人而无恒，不可以为巫医”、“良农能稼而不能为穑，良工能巧而不能为顺”等语录，都表明他对技艺有独到的见解，为后世儒家学者的研究提供了素材。全面研究儒家科技伦理思想对于我们今天研究和认识科学技术、规范科技行为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这种现实价值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秉承“以人为本”理念，尊重自然规律。把握科学技术发展和应用的方向
儒家认为技艺之学不过是人类改造自然的手段，科技的价值体现在人的具体应用上，它是人类适应自然的一种存在方式、一种选择，此种生存、生活方式的认知标准在儒家看来就是“善”。儒家科技伦理观建立在人与自然和谐的整体认识之上，人的发展不能脱离自然，必须尊重并遵循自然规律，尊重与遵循规律的目的在于使人得到全面发展。儒家认为，发展科学技术的目的在于完善人的心灵，在于把握人在大地自然中的地位、作用，最终掌握自身的命运。这是一种深层次的以人为本的理念。我们也可以看到，科学技术从一开始就是为人所用的，科学至上、唯科学主义不是人类认识并掌握科学技术的基本原则，儒家科技伦理思想所具有的以人为本理念更加重视人的主导性地位。今天，树立并弘扬这种科技伦理观，有助于人们在科技化时代把握人与科技的关系，从而有效地发展并利用科学技术，把握科学技术发展和应用的方向。
(二)坚持“以道驭术”原则，约束科技行为，促进道德与科技的和谐发展
从科技以人为本的理念出发，在科学技术发展和应用上就必须“以道驭术”。没有伦理道德的约束，其后果必然会破坏人类社会生活的有序化。这种“以道驭术”的理念早在先秦儒家的思想中就已存在。不过，先秦儒家的“以道驭术”的理念是直接针对技术应用的社会效果而言的，目的是力求限制和消除不适当的技术应用带来的消极影响。“以道驭术”的理念影响之深远，甚至成为后世认识和处理技术与道德关系的基本范式。孔子云：“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论语·述而》)，意思是说，道德是一切社会活动的思想基础，科学技术必须受伦理道德规范的驾驭和制约。在儒家看来，真理、知识是德行的前提，德行又能约束人们掌握并使用真理、知识的行为，这是儒家科技伦理的一个重要内容。“智，所以知此也；仁，所以体此也；勇，所以强此也。谓之达德者，天下古今所同得之理也。--n诚而已矣。达道虽人所共由，然无是三德，则无以行之；达德虽人所同得，然一有不诚，则人欲间之，而德非其德也。”(《礼记·中庸》)因此，知是德的基础，没有知的存在，德也是不完整的。总之，科学技术的伦理状态从总体上看是目标与过程的统一，即统一于儒家的善。善首先是人的一种德行。科学技术最终发生效用要靠人来完成，因此科技行为或科学工作者的行为是科技目标与过程能否统一于善的关键。儒家思想强调人的德行优先，这是道德与科学技术和谐发展的前提，道德与科技和谐发展则科技行为必然指向善的目标。
(三)弘扬“天人合一”思想，关怀生态价值，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宏大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