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监管目标篇1
关键词：金融监管；资本充足；流动性
1金融监管的概念
金融监管作为一个复合概念内含有金融监督和金融管理的双重意思。金融监督是指一国或一个地区的金融主管当局对该国或该地区金融机构及其经营活动进行全面系统的检查和督促，并以此促进金融机构依法稳健的经营，安全可靠的健康发展。金融管理是金融主管当局依法对辖区金融机构及其经营活动进行管理。
2金融监管的目标
金融监管的目标也就是金融监管者通过监管要实现的结果，当金融机构的竞争偏离这个目标的时候，监管当局就要通过其监管手段来维护目标的实现，监管目标决定了监管的力度。监管目标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经济外部条件影响下，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并且监管目标也随着一国金融机构的进步而提高。但是，金融监管的目标总是希望建立起一个稳定，健全和高效的金融体系，所以也是有其共同点的。
⑴维持金融机构的信用，保证金融机构安全稳健运行，保护投资人的利益。金融机构是个特殊的行业，金融机构的产品是单一的货币，货币在现代金融经济的不可替代性也决定了金融机构的核心作用，金融机构承载着一个国家货币资金的高效运转，但同时金融机构又是一个“逐利的动物”，如果没有金融监管当局的监管，金融机构就会成为金融风险的发源地。信用对于金融机构来说，比生命还重要，面对着大量资金的诱惑，维持良好的信用又是一件很难长期保持的事情。
⑵防止垄断，维护金融业平等有序的竞争。一旦金融机构形成垄断，就会使市场机制丧失其资源配置的作用，货币资本的充分流动，高效配置，必须要借助与市场机制才能起作用，如果形成垄断，金融市场就会被某些金融机构所霸占，成为其牟利的工具，也就使金融市场的存在失去了意义。
⑶确保货币政策和金融宏观调控目标的顺利实现。中央银行作为一国宏观经济的调控者，都要通过货币政策的实施才能体现它的调控意图，但是货币政策是一个需要通过层层的传递才能够对调控对象起作用，其中金融机构在货币政策传导的链条中，属于最关键的一环。
⑷增强金融机构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只有通过监管，提高信用，创造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保持一个高效稳定的金融体系，才能够切实提高一国金融业的竞争力，才能在国际竞争中利于不败之地。
3金融监管的原则
⑴依法监管原则。金融监管必须要有法律作为依据，否则其监管就很难保证权威性，严肃性、强制性和一贯性。依法监管有两层含义：第一，监管主体必须依照法律进行监管，不能随意而为；第二金融机构对于监管主体依法进行的监管必须接受，不能例外。
⑵适度竞争原则。一个有序竞争的金融市场才能使各个金融机构得到稳定健康的发展，金融监管部门的监管一定要把握好一个度，不能过多的干涉金融机构的内部经营，限制他们的竞争；也不能放任自由。所以金融监管的重心要放在为金融业创造适度竞争的环境上，形成和保持适度竞争的格局。
⑶监管主体的独立性原则。监管工作是一个神圣的工作，是站在广大金融市场的参与者的立场上进行的，监管者必须要保持其独立性，才能够用一种全局的立场来进行监管，才能使监管更加有效。
⑷外部监管与自我约束相结合的原则。为了达到理想的效果，要在外部监管的基础上，加强对金融机构和以及金融从业人员的自我约束，自我管理和自我教育。
⑸安全与效率相结合的原则。安全与效率是金融市场运行的两大基本的特征，只重视安全而忽略效率，则无法发挥金融机构的积极性，只讲究效率而不注重安全，则不利于金融机构的长期发展。所以安全与效率的协调统一对于一个健康的金融市场是非常重要的。金融监管部门要通过监管，使两者协调起来，不可偏颇。
4金融监管的内容
金融监管的内容从金融业务流程来看，主要有市场准入监管，市场运作监管和市场退出监管。
⑴市场准入监管。市场准入监管是一国金融监管机构对拟设立的金融机构的资格进行批准审查的管理行为。是金融监管的开始。由于金融机构的高风险性，不管哪个国家，对新设立的金融机构都必须经主管当局批准，只有符合法律法规的要求才能营业，目的是避免不合格的金融机构进入金融市场，以保证金融机构对金融风险有着较强的抵御能力。
金融监管目标篇2
关键词：金融监管指数；金融监管有效性；衡量
文章编号：1003-4625(2012)02-0097-05 中图分类号：F830.2 文献标志码：a
美国是世界第一经济强国，国内金融机构众多，金融市场规模很大，相应地，美国也建立了非常完善的金融监管体制。美国的金融监管堪称是世界上最为复杂的监管体系，其监管机构众多，监管法律纷繁复杂。美国1999年通过的《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正式宣告美国实行混业经营，但美国的金融监管组织架构却没有太大的调整，美国进入了混业经营分业监管的时期。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发生以后，美国最终于2009年通过了《多德弗兰克法案》，该法案除了出台一些限制金融业混业经营的条例之外，还设立了金融稳定监管委员会，增加了金融监管机构之间的协调和沟通，在一定程度上顺应了美国金融业混业经营的局面。那么，2000年以来，美国的金融监管有效性如何?金融监管质量是提高了还是降低了?下文通过总结既有理论提出一种衡量金融监管有效性的新的方法――金融监管指数分析方法，并基于这种方法对美国金融监管的有效性进行总体的衡量和判断，最后给出了政策建议。
一、研究背景
本文的研究有两个背景。研究背景之一来自于目前世界各国正在进行的金融监管改革。针对2007年发生的世界金融危机，世界各国都正在或即将进行金融监管体制改革。但现有理论对金融监管体制的比较多采用定性的分析框架，其基本思路是通过不同监管体制之间的优缺点比较来做出评价。但定性比较很难做出有说服力的结论，且很难对金融监管改革的效果进行评价，而且定性分析缺乏前瞻性，使得各国金融监管往往滞后于金融业的发展，从而使金融监管改革呈现“危机导向型”的特征。本文想通过构建金融监管指数对金融监管体制进行定量研究，进而为金融监管改革提供理论依据，并对各国的金融监管改革起到引导作用。另外，本文还希望通过金融监管指数的构建动态监测各国的金融监管质量，并希望在金融监管水平大幅下降的时候提出预警，进而使得金融监管改革更具有前瞻性。本文的研究背景之二来自于对美国金融监管改革进行评价的需要。2000年至2007年，美国金融监管方面没有做出很大调整，进而引致了席卷全球的次贷危机。2009年美国通过了《多德弗兰克法案》，该法案是否起到了大家所期待的效果，目前还没有一个有效的定量评价方法。因此，对美国的金融监管有效性进行评价，进而为美国的金融监管改革提供依据和参考，也是非常迫切的需要。
鉴于以上两点背景，本文依据各国金融监管的目标构建了金融监管指数分析框架，并利用这一分析框架对2000－2009年美国的金融监管有效性进行衡量与评价，最后对美国的金融监管改革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
二、金融监管有效性及其衡量问题的理论综述
所谓有效，按照《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就是“能实现预期目的”，以此，我们可以将金融监管的有效定义为：“能实现预期的金融监管目的。”关于金融监管有效性及其衡量主要包括两个问题：第一是金融监管是否有效；第二是金融监管有效性如何衡量。
关于监管是否有效存在着两种截然相反的理论：监管有效说和监管失灵论。监管有效说以金融监管的公共利益理论为代表，监管失灵论以监管俘获说为代表。
金融监管的公共利益理论(Stigler，1971；Becker和Stigler，1974)建立在政府拥有充分信息、为社会整体福利服务以及具有完全信用三个假设基础上，认为金融业高负债经营的行业特点决定其脆弱性，且由于市场存在信息不对称、交易成本、不完全竞争和搭便车行为等，私人不可能去监管那些实力雄厚的金融机构，只有通过政府对金融机构的监管，才能够克服市场失灵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改善金融机构的治理水平，从而提高金融运行的效率，维护金融体系的稳定。金融监管公共利益理论的基本思想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积极鼓励政府参与银行的经营和管理，实现对金融的直接控制；另一方面通过增强政府金融监管的权力，发挥政府在金融监管中的作用，可以弥补市场失灵所带来的问题。
监管俘获说(Beeker，1983；tunock，1967；陆磊，2000)认为监管与公共利益无关，监管机构不过是被监管者俘获的猎物或俘虏而已。这派理论的主要观点是：政府作为一个拥有自己独立利益的特殊市场主体，它并不能最大化社会的福利。一方面，政府的金融监管政策往往会被少数既得利益集团所左右，因为利益集团为了自己的利益必然有积极性采取各种手段影响政府的金融监管政策，这样，金融监管机构最后常常被俘获(capture)；另一方面，政府对金融机构的过多管制行为进一步增加了市场中寻租的机会，破坏了市场的正常竞争秩序，这不利于金融的长期发展。因此，要充分发挥竞争和开放机制在金融监管中的作用，防止既得利益集团对金融发展的抑制。
虽然在理论上存在着监管有效说和监管失灵论，但从实践上来看，目前各国对金融监管的必要性基本达成了共识，且各国基本都建立起了金融监管机构。根据统计，世界共有192个国家建立了金融监管机构。
既然金融监管是必要的，那么金融监管的效果如何呢?这就引出了另一个问题，金融监管有效性的衡量问题。目前理论界较为常用的衡量金融监管有效性的模型主要有两个：金融监管成本－收益模型和成本有效性分析模型。
金融监管成本－收益模型(秦宛顺、靳云汇、刘明志，1999)的主要思想是：金融监管都存在着一个有效边界的问题，如果金融监管位于有效边界上或附近的一个区域内，那么它就可以产生正的综合效应；如果金融监管超过了有效边界或区域，或者离边界很远，那么金融监管就很有可能会产生负的综合效应。长期以来人们一直在努力寻找能够有效分析金融监管效率，界定金融监管有效边界的量化方法。成本－收益分析法是目前理论界研究这一问题运用得最多的方法。金融监管的成本－收益分析其结果实际上就是一个金融监管的效率问题，即用最低成本实现监管收益的最大化。但它存在的较大的问题是：在现实中要计算监管的收益和由于没有实施监管而造成的损失是徒劳的，因为这种收益和损失是假想中的，只具有理论上的意义，而难以量化。同时，各国的金融还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无法全部由监管的成本和收益来反映。成本－收益分析只是在
理论上论证了如何寻找优化本国的金融监管，在实际操作中缺乏执行性。
鉴于成本－收益模型的缺陷性，成本有效性分析模型(刘宇飞，l999)随即替代产生了。这种方法的基本想法就是在无法确定监管项目的具体收益大小时，可以用目标的完成程度取而代之，并计算出该收益与付出的成本之间的比例。如果能够同样有效地实现目标，成本较小的方案要优于成本较高的方案。因此，可以用有效程度与成本之比的最大化替代原有的成本－收益分析下收益与成本的最大化目标。在这种分析方法下，虽然金融监管的收益仍难以量化，但由于其运用目标完成的程度(即监管的有效程度)替代了金融监管的收益，因此较为巧妙地避免了金融监管收益难以确定的难点，从而在总体上能运用其来判断金融监管是否有效。但它存在的问题是：一个国家金融监管目标往往是多重的，目标的完成程度的测度较为困难，目前还没有较为成熟的量化分析方法。
鉴于以上两种方法的固有缺陷，本文在发展成本有效性分析的基础上，提出金融监管有效性衡量的新方法：金融监管指数分析方法。
三、金融监管指数分析框架的构造及建立
从监管目标来看，世界三大监管组织都制定了各自领域的监管规则，具体如表1所示：
从表1可以看出，银行监管过程较为强调安全性和公平性，证券监管强调安全性、效率性和稳定性；保险监管强调安全性和公平性。之所以银行监管和保险监管不加入效率性指标，主要因为效率性和安全性存在矛盾，特别是对于银行业来说，由于存在系统性风险的传染主要载体，所以各国一般较为避讳提金融效率问题。但由于发展经济是各国的首要目标，而一个有效率的金融体系是经济发展的必要因素，所以，总结起来，金融监管的目标总体应该包含三个：稳定性、效率性和公平性(蒂米奇・威塔斯，2000)。安全性是指金融监管要确保金融系统的安全，避免金融风险的集聚、扩散和蔓延；效率性是指金融监管要确保金融系统的效率，促进金融系统的发展；公平性是指金融监管过程中要强调对金融消费者的保护，确保公平对待金融消费者，它主要针对金融市场不完备性的三个方面，如表2所示：
虽然金融监管主要有三个目标，但本文认为，公平性目标从属于安全性目标和效率性目标，因为公平性目标涵盖于安全性和效率性目标之内，假如一国金融业未实现公平性，则从长期来看，该国金融业的安全性和效率性都会受到损害。
根据金融监管的这两个目标，我们构建了一套金融监管的指标体系，具体如表3所示：
一般来说，金融体系的安全性将直接影响宏观经济的稳定，所以本文在指标体系的设计中引入了代表宏观经济稳定的三个指标：通货膨胀率、Cpi、银行不良资产比率来代表金融体系的安全与稳定性。而金融业效率主要包括银行的效率和股票市场的效率，所以，本文引入了四个金融效率指标：银行存贷比、银行一般管理成本、银行收入成本比和股票市场交易额占GDp比重来代表金融业效率。
由于安全性目标和效率性目标存在替代关系，且这两方面的因素受各个经济或金融指标的影响，而这些指标由于单位和性质的不同，无法直接进行横向比较，所以我们需要将这些不同质的指标进行标准化处理，然后采用主成分分析法(principalcomponent，analysis)挑选出对金融监管指数影响最大的几个主要因素，并确定这些因素在金融监管指数中所占的权重，计算出金融监管指数。最后通过比较金融监管指数的变化来进行金融监管有效性的衡量。
四、美国金融监管指数的建立及金融监管有效性的衡量(2000-2009年)
为了计算金融监管指数，必须对其所包含指标的基本数据进行收集和整理。我们选取了美国2000-2009年的金融业安全性和效率性指标相关数据，各数据计算方法及来源如表4、表5所示。
由于主成分分析需要各指标之间同向，所以给通货膨胀率、Cpi、银行不良资产率、银行一般管理成本、成本收入比加上负号，并将数据进行标准化，如表6所示。
运用SpSS软件进行主成分分析，得到方差解释程度表和成分矩阵，如表7、表8所示。
根据前一部分对金融监管指数各影响因素的分析，运用主成分分析法确定各影响因素的权重。通过方差解释程度表(表7)我们可以看到，前2个因子对于总方差解释程度达到87.401％，根据累计方差大于75％的原则，故选取前2个因子代替所有7个因子进行估计。以前两个因子反映金融监管的总体情况，用Y1、Y2表示，每个主成分变量都是7个标准化变量的线性组合，其表达式为：
Y1=(-0.689)*Z’1+0.662*Z’2+0.989*Z’3+0.564*Z’4+0.916*Z’5+0.915*Z’6+(-0.874)*Z’7
Y2=0.419*Z’1+0.732*Z’2+(-0.039)*Z’3+(-0.766)*Z’4+0.065*Z’5+0.377*Z’6+0.149*Z’7
提取方法：主成分分析。
提取方法：主成分。
a.已提取了2个成分。
然后将标准化的原始数据矩阵与贡献程度向量相乘得到各主成分得分，最后将各主成分得分按照其方差贡献率加权平均得到综合得分(即金融监管指数)。如表9所示：
则美国2000－2009年金融监管指数的变化情况如图1所示。
五、研究结论及政策建议
如图1所示，2000-2009年，美国的金融监管指数总体呈现下降趋势，其中2000-2006年，美国金融监管指数呈现区间震荡格局，2006年以后，美国金融监管指数呈现大幅下降趋势。2001-2002年，美国的金融监管指数较低，主要是受到2001年网络股泡沫破灭，加之后来的安然公司财务造假、世界通信公司财务欺诈、施乐公司财务虚报案件，极大地打击了美国投资者的信心，影响了美国的金融监管质量。2002年美国通过的《萨班斯一奥克斯利法》加强了对上市公司的监管，并强化了美国证监会的监管职能，使得美国的金融监管指数有所提高。2007年，由于受到次贷危机的影响，美国的金融监管指数不断下滑，说明美国的金融监管已经完全不能适应其金融业的发展要求，于是2009年美国通过了《多德弗兰克法案》，希望能够加强和改善美国的金融监管，但从目前的数据来看，还没有见到明显的效果。
综合本文得到的理论和实证研究结论，结合当前的形势和美国金融监管的现状，我们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一)美国应该密切关注其金融监管指数的变化，在金融监管指数出现拐点并呈现下降趋势时，应该立即采取措施，加强其金融监管力度，确保金融业的稳定，防范金融危机
2001-2002年，美国金融监管指数呈现下降趋势，美国立即出台了《萨班斯-奥克斯利法》加强了对上市公司的监管，使美国的金融监管指数止跌回稳，并逐步呈现上升趋势。但2005年，美国金融监管指数出现拐点，并逐步呈现下降趋势的时候，美国政府并未引起足够的重视，且并未采取有效措施改善其金融监管，最终导致了2007年的美国次贷危机。虽然美国于2009年通过了《多德弗兰克法案》，希望加强并改善其金融监管，但为时已晚。
(二)金融监管要与金融业发展相适应，在金融业经营体制发生变化的时候，金融监管也要做出相应调整，否则将会制约金融业的长远发展
美国于1999年11月通过了《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正式确立了混业经营制度。但在同期，美国的金融监管并未做出相应调整，致使金融监管与金融业发展不匹配，以至于过去十年来，美国的金融监管指数总体呈现下降趋势，其金融监管质量不断下降，最终导致了次贷危机。
金融监管目标篇3
关键词:金融监管目标;金融监管方式;金融监管体制
金融业的开放是我国成为世界贸易组织正式成员后对外开放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在银行业、保险业和证券业方面也都作出了相应的承诺并且已经付诸实施。金融业的这种进一步开放,必将使我国的政治与法律环境、市场环境、金融商品价格杠杆作用以及金融业与其他相关产业的关系等发生较大的变化。这些变化不仅给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的经营活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且更为重要的是给我国的金融监管带来了更大的难度。若我国的金融监管不能适应这种新的格局及其带来的各种变化,必将给我国的金融业甚至整个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带来极为不利的影响。本文将结合国际金融监管的趋势及国内金融监管的实践,对我国金融监管体制的重新构建作一探索。
一
按照经济学的基本原理,所谓监管就是指依据一定的规则对构成特定社会的个人和经济主体的活动进行限制的行为。相应地,金融监管就是指通过立法和管理条例对金融机构的业务、资金的价格、市场准入、分支机构的设置以及市场退出机制等方面实施限制,其目的是为了促成建立和维护一个稳定、健全和高效的金融体系,保证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健康地发展,从而保护金融活动各方特别是存款人的利益,推动经济和金融业发展。
由于各国的历史发展、政治经济体制、法律与民族文化传统等方面的差异,各国所采用的金融监管模式也不尽相同。若按监管机构的监管范围作为标准,各国的监管模式墓本可划分为两种类型,即:集中监管模式和分业监管模式。所谓集中监管模式,就是将金融业作为一个相互联系的整体统一进行监管,一般是由一个金融监管机构承担监管的职责。从实行集中监管模式的国家的实践来看,绝大多数国家是由中央银行作为金融监管机构并实施对整个金融业的监管。所谓分业监管模式,就是根据金融业内不同的机构主体及其业务范围的划分而分别进行监管,一般是由多个金融监管机构共同承担监管责任。如果对这两种金融监管模式作一仔细分析,我们就会发现其中包含着这么两个值得我们思索的问题:其一是中央银行作为货币政策的制订者和执行者与监管职能的相容性问题。我们知道,世界绝大多数国家的中央银行首先是作为货币政策的制订者和执行者而存在的,若认为制订和执行货币政策职能与实施金融监管职能相容,一般会采用集中监管模式。在这种模式下,中央银行不仅是货币政策的制订者和执行者,同时还是金融监管的实施者。反之,若认为中央银行不应兼容制订和执行货币政策与实施金融监管职能,则通常会采用分业监管模式。在分业监管模式下,中央银行则主要行使制订和执行货币政策职能,而由其他专门的监管机构来实施金融监管职能。其二是中央银行如果要实施金融监管时,是仅仅实施对银行业的监管,还是实施对整个金融业的监管。在集中监管模式下,中央银行不仅是金融监管职责的实施者,而且是惟一的监管机构;它不仅实施对银行业的监管,而且还实施对保险业、证券业的监管。而在分业监管模式下,如果对银行业的监管是由中央银行而不是由一个专门的银行监管委员会来实施,中央银行也只能实施对银行业的监管,而不能对保险业、证券业实施监管。
考察当今世界各国金融监管的发展状况,不难发现,世界多数国家的金融监管体制发生了较大变化。金融监管权力越来越趋于集中,而且也倾向于将金融监管职能从中央银行中分离出去,由一家专门的监管机构实施金融监管。英国是实施金融业集中监管的典型代表,过去多年来一直由英格兰银行承担着对整个金融业实施监管的职责。但是,自1996年巴林银行倒闭以来,鉴于其暴露出来的监管方面的缺陷,英格兰银行增设了一些分支机构,分化职责,实施就近监管;为提高监管效率和质量,成立了资本与批发市场部和专家运作部,建立了质量保证系统,强化了英格兰银行的现场检查。在此基础上,1997年5月,英国大臣又宣布了对金融业监管实施重大改革,最重要一项是由调整后的金融监管委员会接管英格兰银行对商业银行的监管。该委员会于1997年10月成立,成为对银行业、证券业和保险业实施全面监管的独立集权机构。这样,英格兰银行今后就只侧重于实施货币政策目标,控制通货膨胀,而较少考虑金融监管和操作;投资银行等非银行金融机构受到证券与期货管理委员会和中央银行双重管理的制度也不复存在,从而减少了管理上的成本,并适应了银行与非银行金融机构界限模糊的发展需要。日本也拟将金融监管职能从大藏省分离出来,设立单独的“金融监督厅”,对金融业实施统一的全面的管理,从而实现财政与金融监管的彻底分离。美国的金融监管是以机构重叠而闻名于世的,其中央和地方两级均有对金融机构的监督管理权;同时各级又有若干个监管机构共同来完成监管任务。这种模式兼顾了地方利益,使之可实施结合地方具体情况的监管政策,并可减少监管的空隙。但多重监管机构的并存,也使美国金融监管机构具有多种监管标准的处理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监管的效力;同时机构的重叠,使重复劳动增加。因此,从20世纪80年代起,简化或集中监管机构的呼声一直很高,虽然多头监管的模式至今仍然保留并运作着,但在各界提出的改革议案中,倾向于把各监管机构统一起来建立一个统一的联邦级监管机构的观点占有绝对多数。
金融监管趋于集中统一的这种潮流,将给过去传统的金融监管模式赋予新的内容。在这种趋势下,将会使中央银行越来越集中执行货币政策的制订者和执行者的职能,而逐步放弃对金融业实施监管的职能;在对金融业的监管方面,也将会通过一个专门的监管机构来实施全面统一的金融监管,而不再是过去那种银行业、保险业和证券业的分业监管。尤其是在金融自由化、金融监管国际化的潮流越来越影响各国经济、金融状况的条件下,这种趋势将快速蔓延。
二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金融业的迅速发展,呈现出金融机构多元化、金融工具和金融业务多样化的局面。为了适应这种局面,中国人民银行于1982年设立了金融机构管理司,负责研究金融机构改革,制订金融机构管理办法,审批金融机构的设置和撤并等。后来又从该司中分设出条法司、非银行机构司和保险司,原金融机构管理司改称银行司;另外,还成立了外资金融机构管理司。1986年国务院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管理暂行条例》中,突出了中国人民银行的金融监管职责。1995年颁布的《中国人民银行法》首次以国家法律的形式赋予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的职权。
为了加强国家对证券、期货市场的监管,1992年成立了国务院证券委员会及其监督执行机构--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1998年3月撤销了
国务院证券委员会,其职能由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行使。根据1998年7月23日证券监管机构体制改革方案,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为国务院直属事业单位,是全国证券、期货市场的主管机关,依照法律法规对全国证券、期货业进行集中统一监管。随着我国保险机构的增多及保险业务的不断发展,1998年11月又专设了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专门负责对保险业进行监管。
伴随上述金融监管机构的设立及其运作,我国的金融监管取得了一定的成效。金融法制建设取得了积极进展,金融监管已向法制化迈进;金融机构的业务稽核检查进一步加强,金融机构的经营正在逐步走向规范化;金融监管的基础性工作正在趋于完善,金融秩序大大好转;制定和实施了资产负债比例管理制度及其相应的指标体系和考核办法,金融机构的经营风险得到有效控制。但是,由于种种历史原因及其中国金融业本身的局限性,在我国的金融监管中仍然存在着许多问题。这些问题集中表现为:
1.金融监管目标不够明确。金融监管作为一种具有特定内涵和特征的政府管制行为,必须有明确的监管目标。在市场经济发达国家中,金融监管目标与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目标是不同的。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目标是一种宏观目标,是借助货币政策工具迅速调节货币供应量,以保持货币稳定。而金融监管的目标则是一个较为具体的目标,它突出强调的是保护存款人利益和维护金融体系的安全与稳定。然而,我国现行的金融监管目标并没有突出保护存款人利益和维护金融体系的稳健经营。1986年1月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管理暂行条例》首次用法律的形式确定了金融监管的目标。该条例规定:中央银行、专业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都应当认真贯彻执行国家的金融方针政策;其金融业务活动都应当以发展经济、稳定货币和提高经济效益为目标。这一监管目标的核心就是为经济发展和稳定货币服务。1994年8月中国人民银行颁布的《金融机构管理规定》中,明确指出金融监管的目标是:维护金融秩序稳定,规范金融机构管理,保障社会公众的合法权益。1995年5月颁布的《商业银行法》中,又提出了“保护商业银行、存款人和其他客户的合法权益,规范商业银行的行为,提高信贷资产质量,加强监督管理,保障商业银行的稳健运行,维护金融秩序,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的监管目标。由此可见,我国的金融监管目标具有多重性和综合性的特征。金融监管既要保障国家货币政策和宏观调控措施的有效实施,又要承担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保护存款人利益,保障平等竞争和金融机构合法权益,维护整个金融体系的安全与稳定,促进金融业健康发展的任务;既要保障商业银行稳健运行,又要促进经济发展;既要保护存款人的合法权益,又要保障商业银行的合法利益。简言之,金融监管的目标就是通过监管各类金融机构及其经营活动,以确保国家各项金融政策的贯彻实施。这实际上是将金融监管目标与货币政策目标等同看待,是强化了货币政策目标,弱化了金融监管目标,从而也就制约了金融监管的功效。
2.金融监管独立性不够。根据巴塞尔委员会于1997年9月公布的《有效银行监管的核心原则》的规定:促进有效银行监管,必须具备稳健且可持续的宏观经济政策,完善的公共金融基础设施,有效的市场约束,高效率解决银行问题的程序以及提供适当的系统性保护机制等基本条件。但更为重要的是,在一个有效的银行监管体系下,参与银行监管的各个机构要有明确的责任和目标,并应享有操作上的自和充分的资源。但从我国目前作为金融监管机构主体的中国人民银行来说,虽然其相对独立性比过去有较大提高,但总的来讲仍然属于独立性较弱的中央银行。中国人民银行作为国务院的直属机构之一,不论在名义上还是在实际上,在制订和执行政策、履行其职责时,都比较多地服从政府甚至财政部的指令。尤其是中国人民银行各分支行作为总行的派出机构,理应具有“超脱性”和“工作上的自”,但监管实践中却很难不受到地方政府的制约。由于地方利益的驱动,当中国人民银行各分支机构实施金融监管触动地方政府的利益时,地方政府往往对监管施加压力,从而弱化了监管作用。此外,中央银行集制订和执行货币政策与金融监管于一身,也使金融监管绝对地服从于货币政策目标,从而削弱了金融监管的相对独立性。
3.金融监管机构协调性差。从我国目前金融监管机构的设置来看,基本上属于分业监管模式,中国人民银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这三个部门共同承担金融业的监管责任。但是,这些部门的职能缺乏严格、科学的界定,相互间缺乏一种协调机制,常常互相牵制。而且在这种分业监管模式中,中国人民银行处于核心的地位。这就是说,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虽然负责对证券业和保险业的监管,但是它们也必须与中国人民银行的金融监管保持一致,尤其是在意见不一致时,要服从中国人民银行的意向。这不仅使这两个监管机构对证券业、保险业实施监管的能力弱化,更为重要的是当这两个行业出现问题时,没有明确的责任承担者,也没有一个强有力的监管实施者。此外,中国人民银行内部的组织机构仍然是按照计划管理模式设计的,突出的问题是:负责审批的不负责监管和检查;负责现场检查的又不负责审批和日常监管;各职能部门都有权代表中央银行对金融机构进行现场检查和实施处罚,在实际操作中各自为政,条条布置多,块块负责少,使各分支机构很难统筹安排监管任务。这种状况常常导致监管过程脱节,多头、分散、重复监管现象严重,既没能形成整体合力解决监管问题,又使监督环节出现诸多漏洞,给被监督者以可乘之机。
4.金融监管措施不力。考察我国目前金融监管的实施情况,无论是监管手段和方式,还是监管内容和标准都存在诸多问题。从金融监管的手段来看,由于我国金融监管长期依赖自上而下的行政管理,因此,金融监管以计划、行政命令并辅之以适当的经济处罚形式表现出来。目前,虽然基本金融法律已经出台,但与实际工作的要求还相差甚远,再加上没有具体的实施细则,监管工作还难以做到有法可依和违法必究,大大影响了金融监管的权威性。从金融监管方式来看,我国的金融监管主要是外部监管;由于受到自我约束、自我管理机制不健全的影响,自我监管能力极低;金融同业公会等行业自律性组织在我国也极为少见;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师事务所等社会监督机构对金融机构的监督和检查也是少之又少,并且也发挥不了什么作用。从金融监管内容来看,我国金融监管中的风险监管几乎是空白,中央银行的主要监管部门相当大一部分精力是放在机构审批和业务审批上,对金融机构日常营运活动监管较少,金融检查和稽核也常常忙于完成上级布置的任务,所起作用相当有限。从金融监管标准来看,对银行等金融机构的检查和评价以及风险管理等都没有一套全国统一的具体的量化标准,衡量金融机构行为的客观标准和奖惩办法都不明确,监管标准随意性很强。
三
面对我国正式成为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后金融业进一步开放的局面,面对世界金融集中统一监管的趋势,结合我国金融监管的现状,笔者以为,必须尽快重建我国金融监管体制。为此,特提出以下建议:
1.顺应国际潮流,实现中央银行“两项职能”的分离。如前所述,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由于政府放松管制使许多实行金融分业经营的国家纷纷摆脱政府的管制和法律的限制,实行混业经营;又由于金融机构间的激烈竞争以及金融工具、金融交易手段不断创新,导致市场风险、经营风险和利率风险所造成的危害远远大于传统业务的操作风险。在这种背景下,一些国家将金融监管的职能从中央银行分离出去,实现了中央银行货币政策和金融监管的分离。中国人民银行一直把保证国家货币政策和金融宏观调控措施的有效实施作为金融监管的主要目标。这样做的现实基础是:其一,我国长期实行计划经济,在计划经济体制的庇护下,我国银行似乎不会倒闭,风险管理、保护存款人利益等意识淡薄;其二,在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时期,中央银行货币政策操作还没有实现以间接调控为主,直接性货币政策工具操作有赖于中央银行强化金融监管并以此作为货币政策目标得以实现的保证。在这种情况下,金融监管无疑是被当作货币政策工具或确保货币政策得以贯彻实施的一个手段来使用的。因而货币政策和金融监管也不可能分离。
但是,在我国正式成为世界贸易组织的成员之后,伴随金融业的进一步对外开放,国内金融企业原来垄断经营的市场格局将被打破,取而代之的将是不完全竞争市场的形成;金融市场体系的扩张速度将会大大加快,金融市场细分化的要求将越来越高;融资渠道将进一步拓宽,金融市场资金供求关系的变化将导致金融机构单方面决定资金价格的局面不复存在;金融商品和投资需求多元化趋势将会加强,与之相适应的金融创新也将成为金融机构经营的主旋律。此外,金融市场发展的不平衡性也会进一步加强,金融市场主体间的竞争也会越来越激烈。在这种情况下,风险监管将会变得越来越重要。为了突出金融监管的重要性,使金融监管能够真正发挥它的功效,笔者以为我国也应该实现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和金融监管两项职能的分离。
2.设立专门机构,建立集中统一的金融监管机构体系。根据目前国际上通常做法,金融监管机构的设置不外乎这么四种情况:其一是中央银行兼行金融监管职能,对金融业实行全面监管;其二是设立专门的金融监管机构一一金融监管委员会,由其独立行使金融监管职能,对金融业实行统一监管;其三是设立多个金融监管部门,对银行业、保险业、证券业分别实施监管;其四是中央银行兼行金融监管职能,但仅仅实施对银行业的监管,而保险业、证券业则另设专门机构实施监管。上述四种监管模式中,第一种模式将制订和执行货币政策与金融监管集于中央银行一身,通常会弱化金融监管,使金融监管成为货币政策得以贯彻实施的一种工具;第三种模式虽然能够发挥专业监管的优势,但各监管机构之间的协调难度较大,而且与金融自由化、国际化之间的冲突亦较多;第四种模式虽然将银行业的监管交由中央银行来承担,减少了机构设置较多所带来的成本增加的负担,但在中央银行与其他金融监管机构之间同样会出现协调难度大的问题,其结果常常是其他金融监管机构较难以独立行使监管职能,出现摩擦时要服从中央银行及其货币政策目标的要求,专业监管能力减弱。只有第二种模式,笔者认为既能有效行使金融监管职能,又不会出现监管机构独立性、协调性弱化的问题。因此,笔者建议可以中国人民银行为主体,联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共同组成中国金融监管委员会,由中国金融监管委员会对我国金融业行使集中统一全面的监管。
3.明确监管目标,充分保障债权人利益。总的来讲,金融监管的一般目标主要有两个,即:保护债权人利益和维护金融稳定。就保护债权人利益而言,这里的债权人就是指存款人、证券持有人和投保人等。在金融活动中,由于信息不充分或信息不对称现象的普遍存在,银行、证券公司、保险公司等金融机构比债权人拥有更为充分的信息,这就使得它们有可能利用这个有利条件,将金融风险或损失转嫁给债权人。为了防止债权人利益受损,国家需要通过金融监督约束金融机构的行为,以保护债权人的利益不受损害。就维护金融稳定而言,一方面,由于金融机构经营的不是普通商品,而是货币资金,而且其经营活动是以本身就包含有许多不确定因素的信用为基础的,这就决定了金融机构的经营具有内在的风险;另一方面,金融风险本身又具有较强的连带性和易传播性。为了控制金融机构的经营风险以维护金融稳定,国家需要对金融业实施严格的金融监管。这两个目标之间是一种相辅相成的关系。但从20世纪80年代特别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金融创新和金融机构并购的不断发展以及金融自由化趋势的进一步发展,使金融风险大大增加,因而目前各国基本上是将维护金融稳定放在首位,但同时也要兼顾债权人利益的保护。
按照1995年3月颁布的《中国人民银行法》的规定,我国现阶段的金融监管目标基本上也是围绕这两个方面制订的,但在我国金融监管的实践中,维护金融稳定做得较多、较好,但在保护债权人利益方面,与世界大多数国家相比较为欠缺。这与过去多少年来我国金融机构一直在国家的庇护下经营有着密切的联系。但是,在我国正式成为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后,国内经济、金融环境将发生较大的变化,金融机构的破产、倒闭在所难免。在这种情况下,保护债权人利益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将会越来越显现出来。因此,我国的金融监管必须兼顾保护债权人利益和维护金融稳定,最为紧迫的就是要建立我国的存款保险制度。对于金融监管当局来说,建立存款保险制度的意义不仅在于它能将银行倒闭造成的社会代价降到最低限度,而且还在于它的存在为监管当局严格履行监管职责,必要时采用果断措施消除了后顾之忧。当然,其突出的意义还是使债权人利益得到了保障。
4.改进监管方式,使非现场监测与现场检查有机结合。随着金融环境的改变,发达国家均建立了比较完善的风险目标监管,其核心是充分运用先进的技术手段、专业知识和信息,正确地认识和判断最新发展趋势和主要风险领域,尽早发出预警信号,及时采取防范和控制措施,最大限度地减轻监管负担。为提高我国金融监管的有效性,充分发挥预防、控制和化解风险的功能,我国的金融监管方式也应由过去粗放式监管向风险目标监管转变,必须使非现场监测和现场检查成为有机的整体。但从我国目前的金融监管方式来看,虽然非现场监测和现场检查都被运用着,但都没能很好地发挥作用,而且非现场监测的作用更加有限。由于受到宏观经济环境、金融机构以及金融监管机构自身行为的影响,非现场监测中存在着诸多问题。因此,必须尽快建立统一、科学、规范化的非现场监测体系、法律体系和风险监控指标;建立规范化、程序化、标准化的会计报告制度;必须充分利用计算机等先进作业工具,发挥其网络监测作用;尽快实现由事后发现和化解风险向事前预警和预防风险转化,健全非现场监测评级与信息披露制度,实现现场检查与非现场监测的协调一致,真正使非现场监测成为现场检查的目标导向,现场检查成为非现场监测的基本依据,最后形成统一的监管结论,采取统一的监管行动。
金融监管目标篇4
法律学者对金融监管的研究必须更深入地进入宏观经济领域并与之产生更紧密的联系。2008年金融危机后，人们认识到单个金融主体安全和稳定不足以确保整个金融系统稳定，诸多国家确立了以货币政策制定机构为主的宏观审慎监管框架，并强化其监管职能。针对系统性风险的宏观审慎监管与货币政策协同问题正在成为金融监管改革的重要方向之一。
1.金融监管的货币维度。金融监管制度在预防、刺破或缓和资产价格泡沫方面是有成效的。比如经济学家在实验中发现，在实验性资产市场中，对投资者进行信贷限制可以缓和泡沫的严重程度。更准确地说，当实验性市场中的经验交易者可以借用基金来购买股票时，泡沫的级别显著地变大了。能够用信贷进行投资使得资产价格比基本价值高出很多。这些实验证明了限制信贷对缓和泡沫严重性有效果。因此这些经济学家们在阐释资产价格泡沫时，将限制投资者信贷的监管方式列为最有希望的政策工具。研究货币政策影响的宏观经济学家描述，更高的利率可以对付资产市场的通胀。资产市场上任何特定通胀的发作是否都构成泡沫？尽管对这个问题争论已久，但如果泡沫形成，用紧缩性的货币政策可以对付它们，这一点在宏观经济学家中已取得广泛一致。
此外，在金融监管中，增加金融机构杠杆和金融工具货币化都会导致货币扩张。加大货币有效供应至少可以从两方面进行。第一，货币供应会在下述情况下扩张：当金融机构持有更低的准备金或增加其有效的杠杆效应――也就是说，出借更多的钱或收取更少的资本金，来支持他们的投资。金融机构的杠杆效应能够增加货币有效供应的能力，使金融机构的杠杆效应有着货币性影响。当杠杆效应增大时，它可以引起资产价格膨胀，引发泡沫。在增加货币有效供应的第二个方法之中，金融监管也扮演了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即赋予新的金融工具以“货币”的经济特征。通过给予金融工具某些监管偏好，政策制定者可以使金融工具或多或少地实现货币的功能。
2.整合宏观经济政策和金融监管法制。不管是货币政策还是金融监管都是宏观经济学的有机组成部分。货币政策与资产价格、杠杆率、金融机构风险承担行为以及促进金融稳定都有关联。美国《多德―弗兰克法案》强调对系统性风险的关注，并建立了相关的管理体系和程序，即所谓的宏观审慎管理框架。在该法案中，成立了新的金融稳定委员会，主要职责在于识别和防范系统性风险。在此框架下，现有的货币监理属和储蓄机构监理属合并，以监管全国性银行机构；由美联储负责监管金融控股公司和一些地方银行；同时保留联邦储蓄保险公司的监管职能。在事前预防方面，该法案建立了新的系统性风险监管框架，将所有系统重要性银行和非银行机构纳入美联储的监管之下，并对金融机构规模和业务范围进行了一定的直接限制，即所谓的“沃尔克法则”。从美国法案看，货币政策制定部门在金融监管体系中承担更多的系统性风险监控职能，这将可能成为一个全球趋势，因此有必要对货币政策和金融监管的关系重新进行探讨。
从后金融危机时代各国制度变迁过程来看，金融监管与货币政策的紧密结合成为维护金融体系稳定的重要手段。无论是货币政策制定部门身兼货币政策与金融监管两项职能，还是独立行使货币政策职能，都十分注重发挥货币政策与金融监管的协同效应。为了维护金融体系的安全性，防止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在宏观审慎监管框架下，货币政策制定机构均被赋予宏观审慎监管权。在英国，英格兰银行内设金融政策委员会，负责宏观审慎分析与政策出台，英格兰银行行长担任委员会主席。在美国，美联储将所有系统重要性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纳入监管范围，并受金融稳定监督委员会委托，制定更严格的信息披露、资本和流动性要求，适用于给金融体系带来风险的所有银行与非银行金融机构。欧洲中央银行体系与监管体系虽然复杂，但欧洲央行一直支持成员国的中央银行拥有监管权。
在金融监管法制中必须高度重视整合宏观经济政策。加强金融监管和货币政策配合的途径主要有：（1）用法律法规的形式明确规定中央银行和各监管机构的责、权、利以及相互合作的原则和方法，加强金融监管与货币政策之间的配合，建立宏观审慎管理框架。（2）建立中央银行和监管部门之间的信息共享机制，是加强金融监管和货币政策配合的核心和关键。（3）监管部门应当会同中央银行建立和完善危机预警和处理机制。
中国应谨慎面对金融业“大部制”
2016年3月31日，国务院批转了国家发改委《关于2016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重点工作的意见》，意见要求，改革完善现代金融监管体制，完善宏观审慎政策框架，制定金融监管体制改革方案，实现金融风险监管全覆盖。这表明金融监管体系改革已提上议事日程，并初步形成几种主要改革方案。方案一：“委员会+一行三会”。方案二：“央行+金融监管委员会”。方案三：“央行+行为监管局”。方案四：“央行+审慎监管局+行为监管局”。
无论采用哪种方案，中国政府都有可能设立一个超级金融监管机构。通过实地考察资本市场统合法制国家，笔者认为中国应谨慎面对金融业“大部制”。金融业统合监管模式尽管顺应了金融业综合化经营的需要，克服了原来分业金融监管模式无法对金融消费者进行一体化保护的不足；同时统合监管模式可以减少摩擦成本，降低了监管成本和信息的采集成本，改善信息质量，获得规模效益。从现实的数据来看，1999-2000年间英国金融服务管理局的预算要比前两年其他金融监管机构的预算少。同时也可以减少多重监管制度对金融创新的阻碍并弥补因分业监管所造成的监管真空，从而提高监管效率和金融业整体竞争力。
但是，金融业统合监管模式还有其他一些弊端。第一，权力过于集中，易滋生权力滥用。虽然统合监管模式具有规模效益，能降低监管成本，但是，一个机关集整个金融市场的监管大权于一身，恐有权力过大之虞。第二，虽然统一监管机关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决责任推诿的问题，但同时产生了名誉牵连的问题，即其内部某一个监管部门出现的问题都会影响到监管机关的整体声誉，从而连累其他部门的监管声誉。第三，统一监管机关的监管范围非常广泛，监管事务繁多，可能导致其高级管理层不堪重负，从而降低监管效率。第四，统合监管模式仍然保留了传统的行业分类，即内部分别设置了监管银行、证券公司和保险公司的不同部门。因此，统一监管机构实际上只是将多个金融行业监管者置于一个共同的管理体制下，从而增强他们之间的合作和协调而已，而没有真正建立一个针对大型金融集团进行整体风险监管的新型机制。第五，统合监管模式容易导致因价值目标判断的不同，不同监管部门处理同一事件，有时会得到不同的监管结果，影响监管权威，增加不确定性。
金融监管模式的选择不是一劳永逸的，没有单一的金融监管模式适合于同一时期的所有国家或同一国家的所有时期。金融监管模式的选择及相应的金融法制变革是一个动态过程。此外，现有金融监管模式也忽略许多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国家的金融监管探索。这与中国目前所处的新兴加转轨的历史阶段存在一定差异。这客观上要求在实现与国际规则接轨的同时，必须发展和中国转型经济国情相结合的新型金融监管理论，从而正确引导中国金融法制的构建。如何完善中国金融监管体制并创建资本市场金融立法的新模式，是目前中国不可回避的严峻课题。
中国在引入外部新监管架构和规则时，其面临的多重困境常常被漠然置之，新的监管规则和模式往往被以“自上而下”的“批发”方式灌注其中。所以，金融业的“大部制”改革和对资本市场统合法的借鉴必须要和中国既有的政治、金融、经济、法律、社会、文化环境相吻合，中国应保持相当的犹豫和深思熟虑，谨慎面对金融业的“大部制”，逐步实现金融规则现代化的大变革。
构建统合式金融监管与目标式金融监管相结合的“双保险”模式
一个国家金融监管模式的选择及相应金融法制的变革，从表面上看是决策当局相机抉择的结果，但实际上，金融监管模式的净收益与可持续性决定了金融监管模式的选择具有内生性特征。金融立法的价值及金融监管模式的选择应尽量做到目标明确单一，要尽量避免价值目标的多元化和抽象化。
目前，全球金融监管模式主要有三种：行业监管、多重监管者的功能性监管或目标导向性监管以及金融业的统合监管。其中，目标式金融监管是依据主要监管目标来建立金融监管机构，分别负责对所有金融机构进行审慎监管和对不同金融业务行为的规范运作进行市场监管。澳大利亚和荷兰就是目标式监管模式的代表。比如澳大利亚金融监管理事会是一个合作主体，其成员主要由澳大利亚储备银行、审慎监管局和证券投资委员会三个金融监管机构组成。三个监管部门各司其职，并共同组成了金融监管理事会，进行机构之间的沟通与协调，共同维持金融体系的高效性、竞争性与稳定性。
金融业的统合监管模式则是指将金融业作为一个相互联系的整体进行统一监管，把对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等金融业的监管权均交由一个单一监管机构负责（当然，与单一金融监管机构同时存在的还有负责金融立法和总体金融政策的财政部及负责货币政策、维护金融系统稳定和支付体系的中央银行）。金融业统合监管模式存在一个重大缺陷，即业务行为监管与审慎监管在风险性质上存在重大区别，需要采取不同的监管理念和方式。将金融监管统一于一个机构，可能难以应付，甚至出现内部冲突。鉴于此，澳大利亚、荷兰等国家的目标式金融监管模式找到了一个比较好的平衡点，能尽量避免金融监管中价值目标的多元化所导致的利益冲突。
金融监管目标篇5
关键词：金融消费者保护；监管主体；审慎监管
中图分类号：F830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1674-2265（2013）04-0053-04
一、金融消费者保护监管的国际经验
各国的金融消费者保护监管主体各不相同，从与金融审慎监管机构的关系角度，可以分为合署监管主体和专门监管主体。
（一）合署监管主体
合署监管主体是指将金融消费者保护置于金融审慎监管机构内部，同一监管机构同时兼顾金融审慎监管和金融消费者保护监管。由于金融消费者保护监管产生于审慎监管机构体内，在监管主体未分化前，都是合署监管主体，这也是运用最为广泛的一种方式。金融消费者保护监管改革前的美国、英国是其代表。
次贷危机爆发前，美国的金融监管体制是介于统一监管和分业监管之间的二级多头监管体制。美国金融消费者保护的联邦监管体系主要由美联储、货币监理署、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储蓄机构监理署、联邦贸易委员会、住房和城市发展部等7家机构组成（购买投资产品和服务不属于一般意义上金融消费者保护范围，由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或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负责监管，保险业由州监管机构监管）。在这一监管框架下，多个联邦金融监管机构都负有消费者保护的职能，各金融监管机构内部设有专门的消费者保护部门，负责在该机构内部的权限内行使消费者保护职能。比如，美联储内部就设有消费者顾问委员会。联邦存款保险公司主要是通过开展商业银行的存款保险业务监管来达到保护金融消费者利益的目的。在这一多重监管的框架下，存在多个职能相似或相同的监管机构，不同的金融监管机构监管的对象不同、标准不同、尺度不一，监管成本高、效率低，监管重复与监管真空并存。另外，监管目标也存在冲突，金融监管机构往往侧重于审慎监管目标，强调维护金融机构的稳健安全运行而忽略消费者保护监管目标，忽视消费者保护。
2011年以前，英国的金融监管体制是三方监管体制，即英国央行负责货币政策、金融服务管理局负责金融监管、财政部负责确立监管框架与金融立法。1997年成立的金融服务局，依据《金融服务与市场法》，是集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三大监管于一身的综合性监管机构，其监管目标包括维护金融市场信心、促进公众金融意识、保护金融消费者权益、打击金融违法犯罪。金融消费者保护成为英国金融服务局的法定监管目标。在金融服务局的监管目标中，其中两项与消费者有直接关系：一是通过宣传使公众了解金融体系及与金融产品相联系的风险和收益；二是为消费者提供必要且充分的保护。在金融服务局的统一监管框架下，金融消费者保护职能的组织机构包括吸收存款机构处、投资公司处、保险公司处、金融集团处以及市场和交易处，这些机构分别针对不同类别的企业和消费者进行监管，其中大型金融集团组织下银行、保险和证券等涉及到的消费者保护，归属金融集团处监管。英国金融监管最具特色的一点就是重视对金融消费者的教育，金融服务局的消费者教育服务工作包括直接向消费者提供金融信息、设立消费者咨询热线服务和个人理财教育等。金融消费者保护教育的推广实施，能够有效减少消费者的损失、促进金融消费者对自身权益与责任的了解。
（二）专门监管主体
专门监管主体是指为加强金融消费者保护而单独成立负责金融消费者保护监管的机构，金融消费者保护监管机构和审慎监管机构分立。需要注意的是，专门的监管主体是为了加强金融消费者保护而单独成立的负责金融消费者保护监管的机构，但是通常并不绝对排除其他金融监管机构消费者保护的职能。澳大利亚以及金融消费者保护改革后的美国、英国是其代表。
金融消费者保护机构独立的理论依据来源于“双峰监管”理论。1995年，英国经济学家泰勒（michaeltaylor）发表的《双峰：新世纪的监管框架》提出了著名的“双峰监管”理论：金融监管存在两个并行的目标，一是审慎监管，旨在维护金融机构的稳健经营和金融体系的稳定，防止发生系统性危机或金融市场崩溃；二是保护消费者权利，通过对金融机构经营行为的监管，防止和减少消费者受到欺诈和其他不公平待遇。一国应根据监管目标的不同设立两个监管机构：单一的审慎监管机构（金融稳定委员会）和单一业务金融监管机构（消费者保护委员会），行使专业的监管职能。单一审慎监管机构运用审慎方法确保金融系统的健全、金融机构资本充足及风险控制；单一业务金融监管机构重在运用规则体系规范金融服务和保护消费者权益，防止和减少消费者受到欺诈和其他不公平待遇。
金融危机前，该理论在澳大利亚得到了实践。1998年，澳大利亚分别组建了审慎监管局和证券与投资委员会，审慎监管局依据《审慎监管局法》负责金融审慎监管和风险监管，以维护金融体系的安全与稳定；证券与投资委员会依据《证券与投资委员会法》负责维护市场秩序和保护金融消费者权益。金融危机后，美英等国改革金融监管体制，设立独立的金融消费者保护监管机构，实现金融消费者保护与审慎监管的分离，继续在实践中演绎“双峰”理论。
在深刻总结次贷危机的经验教训后，美国于2010年7月21日通过了《多德―弗兰克华尔街改革和个人消费者保护法案》（以下简称《法案》）。其核心内容之一就是设立金融消费者保护局，加强金融消费者保护。根据《法案》的要求，美联储、联邦存款保险公司、货币监理署、储贷机构监理署、联邦信用社管理局、住房和城市发展部和联邦贸易委员会7个联邦金融监管机构将把金融消费者保护职能正式转移给金融消费者保护局。为了保护金融消费者权益，立法赋予了金融消费者保护局广泛的权力，负责执行绝大部分联邦金融消费者法律。虽然金融消费者保护局设置在美联储架构下面，但该机构具有很大的独立性，机构负责人由总统提名，参议院任命，任期五年，每半年直接向国会参议院银行委员会和众议院金融委员会报告一次。美联储主席不得干预其决策，其独立性不受任何人的干预。该机构设立五个部门：（1）研究部；（2）社区事务部；（3）消费者投诉部；（4）公平贷款和机会平等部；（5）金融教育办公室。虽然金融消费者保护局的设立集中了一些金融消费者保护职能，但并不是一个全能型的金融消费者保护机构。美国金融消费者保护局设定的监管范围避开了证券交易监督委员会、商品期货委员会、州保险监管机构、联邦房屋金融机构和退休金补偿计划，但是它的设立提升了金融消费者保护的位阶。
金融危机暴露出英国三方监管体制的缺陷。2011年6月，英国政府正式《金融监管新方法：改革蓝图》白皮书，对金融监管体制进行全面改革。“准双峰”监管模式将取代既有的三方监管模式，新成立的金融政策委员会将专门负责宏观审慎管理，金融服务局被分拆成审慎监管局和金融行为监管局，分别承担微观审慎监管和金融消费者保护监管职能。目前，英国在英格兰银行内设立了金融政策委员会作为宏观审慎管理机构，负责审慎性监管和系统性风险监管，同时撤消了英国央行现存的金融稳定委员会。审慎监管局已经设置于英格兰银行的组织架构中，负责对存款机构、保险机构及其他重要的投资公司进行微观监管。审慎监管局作为英格兰银行的子公司，将微观审慎监管集中于央行，进一步强化了央行的监管职能。金融危机后，英国认识到将审慎监管和消费者保护与市场行为的监管放在一个机构内的实践不可行。因此，英国单独设立了金融行为局负责监管所有金融服务行为和金融消费者保护，其监管目标是保护金融消费者和确保金融市场健康，以保证人们对金融服务与金融市场的信心。独立设置的金融行为局更有利于监督金融企业的一切商业行为须以消费者的利益为先。
从美国和英国金融监管改革的实践来看，金融消费者保护监管与审慎监管相分离，金融消费者保护由合署监管主体发展到专门监管主体是一个趋势。
二、金融消费者保护监管的国内实践
金融消费者保护监管是英美等发达国家金融监管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我国也非常重视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我国的金融监管主体可以概括为“一行三会”。受分业监管的金融体制影响，我国金融消费者保护机构的设置也相应地采取了分业监管模式。目前，人民银行、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均设立了相应的金融消费者保护部门，并明确了各自的职责范围。
（一）人民银行：金融消费权益保护局
2012年3月，人民银行获批设立金融消费权益保护局，主要职责为：综合研究我国金融消费者保护的重大问题，会同有关方面拟定金融消费者保护政策法规草案；会同有关方面拟定交叉性金融业务的标准规范；对交叉性金融工具风险进行监测，协调促进消费者保护相关工作；依法开展人民银行职责范围内的消费者保护具体工作。
（二）银监会：银行业消费者权益保护局
2012年3月，银监会获批设立银行业消费者权益保护局，主要职责为：研究国内外金融领域消费者（投资者）保护情况，制定银行业金融机构消费者权益保护总体战略、政策法规，并对监管政策制定和执行中对消费者权益保护的充分性和有效性进行评估；协调推动建立并完善银行业金融机构消费者服务、教育和保护机制，建立并完善投诉受理及相关处理的运行机制；统筹策划、组织开展银行业金融机构消费者宣传教育工作；组织开展银行业金融机构消费者权益保护实施情况的监督检查，依法纠正和处罚不当行为。
（三）证监会：投资者保护局
2011年5月，证监会获批设立投资者保护局，主要职责为：拟定证券期货投资者保护政策法规；负责对证券期货监管政策制定和执行中对投资者保护的充分性和有效性进行评估；对证券期货市场投资者教育与服务工作进行统筹规划、组织协调和检查评估；协调推动建立完善投资者服务、教育和保护机制；研究投资者投诉受理制度，推动完善处理流程和运行机制，组织有关部门办理投资者咨询服务事宜；推动建立完善投资者受侵害权益依法救济的制度；按规定监督投资者保护基金的管理和运用；组织和参与监管机构间投资者保护的国内国际交流与合作。
（四）保监会：保险消费者权益保护局
2011年4月，保监会获批设立保险消费者权益保护局，主要职责为：拟定保险消费者权益保护的规章制度及相关政策；研究保护保险消费者权益工作机制，会同有关部门研究协调保护保险消费者权益重大问题；接受保险消费者投诉和咨询，调查处理损害保险消费者权益事项；开展保险消费者教育及服务信息体系建设工作，消费者风险提示；指导开展行业诚信建设工作；督促保险机构加强对涉及保险消费者权益有关信息的披露等工作。
我国的金融消费者保护部门均产生于金融审慎监管机构之内，从与审慎监管机构的关系角度分析，审慎监管与金融消费者保护监管共存于一个监管主体内，因此，我国的金融消费者保护属于合署监管主体。另一方面，我国金融业在分业经营、分业监管体制的框架下，由各个金融监管机构单独成立金融消费者保护部门，分别对本行业的金融消费者实施保护，各自完成其所负责领域的金融消费者保护的任务，从这个角度看，这又是一种松散的分业监管模式。
三、完善我国金融消费者保护监管的建议
（一）合署监管、专门监管、分业监管之利弊分析
合署监管主体具有成本上的优势。一方面，金融消费者保护监管和审慎监管置于统一监管主体之内，监管资源得以共享，监管成本得到降低；另一方面，在同一监管主体内，金融消费者保护监管部门和审慎监管部门之间的协调属于内部协调，从而降低了协调成本。合署监管主体也面临着下列问题：一是审慎监管目标和金融消费者保护目标存在明显冲突，导致监管者常常顾此失彼。在金融危机前，英国金融服务管理局过于关注消费者投诉而不是重大影响的事件。美联储则走向了另一个极端，过于忽视消费者保护而受到批评。二是合署监管主体通常将审慎监管作为首要目标，金融消费者保护监管处于附属地位，致使金融消费者权利得不到应有的关注。三是合署监管主体中，监管资源的分配不利于金融消费者保护监管部门形成专业化优势。在以审慎监管为主导的合署监管主体中，金融消费者保护仅是一项次要的工作，监管资源主要集中在审慎监管部门，金融消费者保护监管部门的专业化将不可避免地受到抑制。
专门金融消费者保护监管主体的优势在于：一是拥有独立性。专门金融消费者保护监管主体拥有人事、财务、履职方面的独立性，是实现有效监管的重要前提。二是提升金融消费者保护的地位，扭转金融监管机构的监管偏向。专门金融消费者保护主体的出现使得金融消费者保护与金融稳定相提并论，意味着金融消费者保护地位的提高。三是专门监管主体的监管目标单一、明确，监管力量专业化，有利于提高金融消费者保护水平。但是，当金融消费者保护监管与审慎监管发生冲突时，专门监管主体将面临与审慎监管机构进行外部协调的问题。
我国在现有的“一行三会”分业监管框架下，分别设置金融消费者保护部门，可以充分利用现有审慎监管机构的监管资源和监管权威，比较温和地渗透金融消费者保护政策，容易让金融机构理解、接受和执行。但是，在分业监管模式下，金融消费者保护职能不仅缺乏相对于审慎监管的独立，还散落于多家监管机构，解决审慎监管目标与金融消费者保护目标之间的冲突，协调处理跨市场、跨行业金融产品与服务引发的金融消费者保护问题，需要各监管机构的协调合作。如果协调机制不畅，必将会影响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制度的实际效果。
（二）建议
1.制定金融消费者保护法律法规。虽然我国“一行三会”成立了金融消费者保护部门，但目前还处在缺乏法律授权、无法可依的状态。应尽快制定《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或者《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明确金融消费者的概念、金融消费者的权利类型、金融机构与金融消费者的权利和义务、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范围、救济机制、金融消费者保护机构及其职责、权限及监管措施等，为金融消费者保护提供有力的法律保障。
2.划分金融消费者保护监管边界。金融消费者保护监管是横向监管，覆盖范围非常广泛。在各监管当局都已经成立消费者保护部门的背景下，迫切需要建立一个统一清晰的金融消费者保护监管框架，合理划分“一行三会”金融消费者保护的监管边界。在人民银行负责其职责范围内的人民币管理、征信管理、支付结算、银行卡等涉及的金融消费者保护，“三会”分别负责本行业内金融消费者保护的大框架下，应赋予人民银行对跨行业、跨市场的交叉性金融业务引发的金融消费者保护问题的协调权。
3.把金融消费者保护列入监管目标。金融消费者保护不仅是维护消费者个人权益的需要，也是防范金融风险、维护金融稳定的需要。金融监管的目标既包括维护金融机构安全稳健的目标，也包括维护金融消费者合法权益的目标。应借鉴国际先进经验，创新金融监管理念，将金融消费者保护与审慎监管一道列入监管目标，努力做到金融消费者保护监管与审慎监管并重，逐步确立起金融消费者保护监管与宏观审慎管理以及微观审慎监管相结合的监管体制。
4.构建金融消费者保护监管协调机制。监管协调机制是实现监管资源有效配置和提高监管效率的基础。在金融消费者保护分属不同机构监管的情况下，应在进一步明确划分人民银行、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四个监管主体职权职责的基础上，建立“一行三会”间的金融消费者保护联席会议、金融消费者保护信息交流、对金融机构跨市场和跨行业业务监管与监测、金融消费者投诉处理、金融消费者教育等协调与合作机制，避免重复监管和监管真空，形成保护金融消费者的合力。
5.实现金融消费者保护监管机构专业化。《世界银行金融消费者保护的39条通用良好经验》第3条指出：审慎监管机构和金融消费者保护机构可以作为两个独立的机构，也可以置于同一个机构内。但是，无论机构如何设置，在审慎监管部门和金融消费者保护部门之间的资源分配必须能够保证有效地执行金融消费者保护规则。所以，在金融消费者保护分业监管的格局下，强化金融消费者保护部门的资源配置，实现金融消费者保护监管部门的专业化，形成在履行金融消费者保护职能方面的专业优势，就显得尤为迫切和重要。
参考文献：
[1]陈文君.金融消费者保护监管研究[m].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11.
[2]中国人民银行西安分行课题组.金融消费者保护：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11.
金融监管目标篇6
关键词：金融监管；银行业
中图分类号：F832.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828X（2011）12-0177-01
随着中国金融市场日益开放，银行业的监督管理面临着专业化、国际化的要求。然而，由于我国金融发展的历史原因和体制原因，虽然银行监管部门在体制上从中央银行独立出来，实现了金融与货币政策的分离，强化了银行业的监督管理，但目前我国银行监管体制仍然存在一些问题。
一、银行业监管目标模糊
在监管较为成熟的市场经济中，银行业监管目标与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目标存在一定差异。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主要为实现宏观目标服务，为保持币值稳定，相应调节货币政策工具。而银行业监管的目标则为实现国家经济发展的具体目标，重点是保护存款人利益和维护银行体系的安全与稳定。从《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管理条例》(1986)、《金融机构管理规定》(1994)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1995)的内容看，我国的银行业监管目标多以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作为监管目标，这就使得两方面的监管兼顾不周。银行业监管在保障国家货币政策目标实现和宏观调控措施实施的同时，还要保护存款人利益，保障公平竞争和金融机构合法权，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维护金融体系的安全。这就造成了将银行业监管目标与货币政策目标视为同一目标，过分抢夺了货币政策目标，忽略了银行业监管目标，从而制约了银行业监管的功效。
二、银行业监管内容狭窄，手段单一
银行监管形式主要有银行业内部监管、外部监管、银行业的自我管理以及社会监督。手段主要有法律、经济和行政手段。相对而言，我国银行业监管的方式却较为单一，即主要通过行政手段进行自上而下的外部监管，以计划、行政命令和经济处罚为主要方式，行业自律组织极为少见。缺乏健全的法律法规，无法做到有法可依和违法必究。而社会监督机构也尚未形成对商业银行完整有效的监督机制。
三、银行业监管专业性不足
监管工作信息未能形成专业化系统管理，没有一个专门的平台统一对现场监管、非现场监管以及市场准入信息进行集中有效的管理，监管工作过程中形成的监管档案未形成电子化自律加以管理和使用，没有一个平台能提供被监管机构的情况全面的历史资料，仅能依据曾经管理过的监管人员的经验来了解被监管机构的历史情况。
在银行监管中，不论是非现场监管分析、现场检查、日常监管审批，还是监管政策把握，都需要有一支精通监管业务的监管队伍。只有监管人员既精通业务经营、财务状况和内控制度，又熟悉相关业务的经济政策、行业发展和市场背景等，才能比较准确地掌握金融机构风险状况，及相关市场变化可能对金融机构带来的潜在影响，真正发挥风险预警、识别和控制的监管作用。监管人员的专业性不足表现在监管人员并非经过特定的培训，只要有一定能力，均有可能被配备到监管岗位，只要工作需要，人员就有可能被调整到另一个岗位，而专业才能很少被提及，更没有设立针对不同层次、不同专业的监管人员培训机制，没有建立分等级的监管人员资格考核标准，相当部分监管人员知识难以跟上市场发展的需要。
四、银行业监管组织缺乏有效的配合
银行业监管部门、市场监督和内部审计三股力量没有实现有效的联合。一方面，内外监管部门之间未建立有效的信息沟通机制。人民银行、监事会、审计署及银行内部的审计稽核部门均对商业银行进行现场检查，但检查项目的对象和计划在事前未充分沟通，检查时间不统一，检查结果和处理情况在事后也无法做到及时交流，极大浪费了监管资源，造成重复检查、重复处理的情况经常发生。另一方面，未充分发挥市场监督和中介机构的作用。除上市银行外，我国大部分非上市商业银行的信息披露不够规范和完备，甚至存在一些恶意虚假信息，使得存款人、债权人、投资人、股东等市场参与者对商业银行的分析和判断出现混乱和偏差，难以对商业银行的经营管理形成有效的监督制约作用；而外部中介机构如外部审计部门拥有大量专业资源和信息，监管部门尚未充分利用这一渠道来提高监管效率。
五、提高银行业金融监管的对策
1.转变金融监管理念
发挥银监会新的管理体制的优势，拓宽金融监管覆盖面，实现本外币、境内外金融机构、表内表外业务、现场和非现场的统一监管；建立被监管机构档案，实现监管信息共享。完善日常监管、风险预警、资信评级、监管责任制度体系，增强监管效能；提高监管人员素质，以新业务、新知识培训为重点，努力培养复合型监管人才，按照新《巴塞尔协议》的要求，坚持持续性监管和审慎性监管原则，努力发挥监管在维护金融秩序稳定方面的功能和作用。
2.加强监管合作
加强银监会、保监会和证监会三者间的联系、协调与合作，增强我国金融监管的合力和实效。三大监管当局应进一步完善金融机构的金融信息报告和披露制度，增强金融机构经营及财务状况的透明度，明确报告与披露的基本数据、指标、范围及时间频率等。同时，金融监管部门应与有关经济综合部门积极配合，建立对金融机构有关信息质量的公告制度，增强金融机构会计、统计和审计大家力度，以过硬的金融机构会计、统计和审计质量与国际金融接轨，建立有别于中介机构公司治理评级的监管部门公司治理评级体系。
3.加强金融立法，健全我国金融监管的法规
我国要继续完善金融法规体系，一是对照已有的金融法规，认真结合国际金融监管规则的要求，制定我国详细、全面的金融监管实施细则，突出可操作性，以确保监管工作规范、统一。二是结合当前快速发展的金融业务实际，要借鉴国际上先进的金融监管经验，尽快制订完善有关的金融监管法规，可建立市场准入、经营范围、风险管理、市场退出等各个方面的金融监管法规体系。
参考文献：
[1]张乐,权永辉.金融危机背景下完善我国金融监管体制的若干对策建议[J].海南金融,2010(09).
金融监管目标篇7
关键词：金融监管；金融创新；?炔靠刂
一、我国金融监管存在的问题
现阶段，我国实行的分业监管的监管模式专业化优势较为突出，便于分散风险，而这一点亦导致了监管协调中深层次的问题，中国加入wto以后，面对来自混业经营、金融创新、网络金融的挑战，这一问题更加突出。
(一)监管目标不够明确。在市场经济发达国家，金融监管目标与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目标是不同的。货币政策目标是宏观目标，借助货币政策工具调节货币供应量，以保持币值稳定。而金融监管的目标较为具体，突出强调保护存款人利益和维护金融体系的安全与稳定。从《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管理暂行条例》(1986)、《金融机构管理规定》(1994)和《商业银行法》(1995)的内容看，我国的金融监管目标具有多重性和综合性。金融监管既要保障国家货币政策和宏观调控措施的有效实施，又要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保护存款人利益，保障平等竞争和金融机构合法权益，维护金融体系的安全。这实际上是将金融监管目标与货币政策目标等同看待，强化了货币政策目标，弱化了金融监管目标，从而制约了金融监管的功效。
(二)金融监管独立性不够。巴塞尔委员会《有效银行监管的核心原则》规定：促进有效银行监管，必须具备稳健且可持续的宏观经济政策，完善的公共金融基础设施，有效的市场约束，高效率解决银行问题的程序以及提供适当的系统性保护机制等基本条件。更为重要的是，在一个有效的银行监管体系下，参与银行监管的各个机构要有明确的责任和目标，并应享有操作上的自和充分的资源。我国银监会作为国务院下属机构，在业务操作、制定和执行政策、履行职责时，较多地服从政府甚至财政部的指令。银监会分支机构在实际监管中很难不受地方政府的制约，当监管机构的监管行为触动地方政府的利益时，地方政府往往对监管机构施加压力，从而弱化了监管作用。
(三)金融监管机构协调性差。从金融监管机构的设置来看，我国基本上属于分业监管模式。但是，这些部门的职责缺乏严格的界定，相互间缺乏协调。因而在实际操作中，常常导致监管过程脱节，多头、分散，使监管环节出现诸多漏洞。
(四)金融监管措施不力。从金融监管手段看，我国金融监管长期依赖自上而下的行政管理，金融监管以计划、行政命令和适当的经济处罚方式进行。基本金融法律与实际工作的要求相差甚远，没有具体的实施细则，监管难以做到有法可依和违法必究。从金融监管方式来看，我国的金融监管主要是外部监管。由于自我约束、自我管理机制不健全，自我监管能力极低，金融同业工会等行业自律性组织在我国也极为少见，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师事务所等社会监督机构对金融机构的监督和检查非常少。从金融监管内容来看，我国金融监管中的风险监管几乎是空白，监管部门将主要精力放在机构审批和业务审批上，对金融机构日常营运监管较少，金融监管和稽核也忙于完成上级任务，作用有限。从金融监管标准来看，对银行等金融机构的检查和评级以及风险管理没有一套统一的具体量化标准，监管行为随意性强。
(五)现行监管制度不利于金融创新。在现行分业监管制度下，银行参与证券业务被限制，一些具有转移风险及套期保值功能的金融产品和金融工具无法在市场立足，影响到证券机构的运作及策略，证券市场表现出很强的短期投机性和不稳定性。
(六)现行监管制度不利于金融业的规模集中。现行分业监管制度，不利于银行业向“全能银行”发展，影响其国际竞争力的提高；对于证券、保险的严格限制、融资及投资渠道的缺乏、传统单调的业务品种，加剧了同业之间的恶性竞争，使证券、保险行业竞争力下降。
二、金融监管趋势
(一)金融监管体制的组织结构向部分混业监管或完全混业监管的模式过渡。英国的卢埃林教授在1997年对73个国家的金融监管组织结构进行研究，发现有13个国家实行单一机构混业监管，35个国家实行银行、证券、保险业分业监管，25个国家实行部分混业监管。后者包括银行证券统一监管，保险单独监管(7个)；银行保险统一监管、证券单独监管(13个)以及证券保险统一监管、银行单独监管(3个)三种形式。受金融混业经营的影响，完全分业监管的国家呈现出减少趋势。
(二)金融监管法制呈现出趋同化、国际化趋势。由于经济、社会文化及法制传统的差异，金融监管法制形成了一定的地区风格，影响较大的有两类：一是英国模式。历史上，英国对金融业的监管主要采取行业自律形式，英格兰银行在履行监管职责时形成了非正式监管的风格，不以严格的法律、规章为依据，而往往借助道义劝说、君子协定等来达到目的。二是美国模式，以规范化闻名于世，监管法规众多，为美国金融业的发展营造了一个规范有序、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两种模式出现了相互融合的趋势，英国不断走向法制化，注重法制建设；而美国则向英国模式靠拢，在不断放松管制的同时增强监管的灵活性。
不断加深的金融国际化，客观上需要将各国独特的监管法规和惯例纳入一个统一的国际框架之中。双边协定、区域范围内监管法制一体化，尤其是巴塞尔委员会通过的一系列协议、原则、标准等在世界各国的推广和运用，都将给世界各国金融监管法制的变革带来冲击。
(三)金融监管越来越重视金融机构的内部控制制度和同业自律机制。金融机构的内部控制是实施有效金融监管的前提和基础。外部金融监管如果没有金融机构的内部控制相配合往往事倍功半。国外银行经营管理层的内控意识很强，国外商业银行一般专门成立独立于其他部门的、仅仅对银行最高权力机构负责的内部审计机构，并建立了健全的内控制度。近年来，由于巴林银行、大和银行以及住友商社等一系列严重事件的发生都与内控机制的缺陷有直接关系，国际金融集团和金融机构开始重新检讨和审视自己的内控状况，许多国家的监管当局和一些重要的国际性监管组织也开始对银行的内部控制问题给予前所未有的关注。
金融机构同业自律机制作为增强金融业安全的重要手段之一，受到各国普遍重视。以欧洲大陆国家为代表，比利时、法国、德国、卢森堡、荷兰等国家的银行学会和某些专业信贷机构的行业组织都在不同程度上发挥着监督作用。各国都比较重视金融业工会组织在金融监管体系中所起的作用。
四)金融监管向国际化方向发展。随着金融国际化的发展，各国金融市场之间的联系也不断增强，各种风险在国家之间转移、扩散不可避免。金融国际化要求金融监管的国际化。因此，西方各国致力于国际银行联合监管，如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通过的《巴塞尔协议》统一了国际银行的资本定义与资本率标准。各种国际性监管组织也纷纷成立并进行合作与交流。各国对跨国银行的监管趋于统一和规范。
三、改善我国金融监管的思路
(一)由人民银行牵头建立金融稳定协调机制，协调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的监管工作，使其监管向功能型发展。人民银行要成立“金融协调委员会”，通过立法使金融监管联席会议法制化。“金融协调委员会”可以对三个原有的监管机构进行整合，其联席会议的主要职责是研究银行、证券、保险监管中的重大问题，定期磋商，及时交流监管信息，界定业务交叉中的监管职责，解决分业监管中政策协调和配合问题。
(二)建立和完善金融监管法律体系。国家应尽快出台相关法律法规，这些法律法规应能够涵盖所有的金融业务，具有严密性、配套性和协调性。尽快制定已经出台金融法规的实施细则，增强其可操作性。针对我国金融机构市场退出机制不健全问题，以法律形式明确接管的具体程序及具体措施，明确金融机构的解散原因和程序，金融机构合并、分立、破产清算的形式、条件、程序及法律后果，保障债权人的合法权益。
(三)改进监管方式。目前，发达国家均建立了比较完善的风险目标监管，其核心是运用先进的技术手段、专业知识和信息，判断最新发展趋势和主要风险领域，及早发出预警信号。我国的金融监管方式也应由过去粗放式监管向风险目标监管转变：由单纯的业务合规性监管，向合规性监管和风险性监管并重、以风险性监管为主的方向发展；由单一的现场检查，向现场检查和非现场监督相结合、以非现场监督为主的方向发展；由传统的手工检查，向手工检查和现代化的计算机检查互补、以计算机检查控制为主的方向发展；由对金融违法的事后管制，向事前防范、正确引导金融机构的创新活动、将金融监管和金融创新有机结合的方向发展。在我国的金融监管中，非现场检测和现场检查都没有很好地发挥作用，由于宏观经济环境、金融机构以及金融监管机构自身行为的影响，非现场检测的作用十分有限。因此，必须尽快建立规范化的非现场检测体系、法律体系和风险监控指标，建立规范化的会计报告制度；利用计算机等先进工具，发挥网络监控作用；尽快实现对风险的事前预警，使非现场监测成为现场检查的目标导向，现场检查成为非现场检测的基本依据。
(四)完善金融监管主体自身建设。我国目前金融业法定监管主体有中国人民银行、银监会、保监会、证监会。为适应后wto时期的监管需要，应加强监管主体自身建设。一是改进现有法定监管主题的权责制度，塑造具有独立性和自主执法权的监管主体，防止地方政府及其他部门的干预。二是加强监管机构的队伍建设，提高监管的专业水平。三是为弥补法定监管主体的局限性，应补充监管主体，建立金融同业工会，借助同业自律补救现有法定监管的不力，以同业公会充实法定监管主体和完善监管，制约和防范法定监管主体权力的滥用。
(五)充分发挥中介机构的社会监督作用。只有充分利用各种社会中介力量进行监管，才能取得较好的效果，形成法定监管机构——中介机构——商业银行自律组织的有效监管体系。
通过行业自律的方式进行金融监管是世界普遍采用的形式，如香港银行公会、美国的基金联合会、台湾证券投资顾问商业同业公会等均属金融行业自律组织。我国金融公会组织尚不健全，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银行工会在行业内的自律作用可以大大减少国家在金融监督与矫正方面的成本。
金融监管目标篇8
一、统一监管模式是金融衍生品市场发展的内生需要
金融衍生品是对未来某个时期特定资产的权利和义务作出安排的金融协议，按照其自身的交易方法和特点划分，其分为远期合约、期货、期权和互换四种形式。其产生的最初目的是为了降低金融自由化过程中金融基础资产的各种风险，在性质上属于风险转移和风险管理的工具。金融衍生品贡献巨大，在全球经济体系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以致于被美誉为"改变了金融的面目"[01]，促成了金融交易活动的日益虚拟化。然而，由于金融衍生品涉及多个金融领域，系运用多种技术的"金融合成物"，因此，对其实施有效监管的法律制度就必然具备跨市场、跨行业的综合特征，那些将"混合物"分拆成"基本元素"分别进行监管的传统方法必然会损耗金融监管效率。对"基本元素"实施监管的有效性并不必然导致对"合成物"金融监管的有效性，换句话说，它们不是机械地拼合在一起，而是发生了合成作用的"化学反应"，事物的本质特征已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无论是金融分业经营，还是金融混业经营，抑或是我国高层强调的金融综合经营，其对金融衍生品的需求和应用无不对市场监管提出了挑战。一方面，随着金融改革深化和金融自由化在全球的不断发展，证券公司、保险公司等金融机构借助层出不穷的新型金融衍生工具，通过各种资产组合，使其经营风险特征和传统银行的风险相似，从而使针对证券公司、保险公司安全运行而设置的各种金融监管效力大大降低；同时银行借助于这些金融衍生工具使得对银行实施的审慎监管要求同样形同虚设。所以，有效的金融监管制度必须针对"金融合成物"本身的性质特征来设计。在此过程中，加强对"基础成分"的分别监管可以起到很好的辅助作用。另一方面，金融机构集团化趋势日渐明显。以英国为例，英国八家最大金融机构的主要业务范围都涵盖所有五种应接受监管的金融业务，而不再像20多年前，即使是最大的金融机构也只经营其中一种金融业务。这些都使得单一监管或称分业监管在金融衍生品市场的发展中出现诸多不适应症，从而使统一监管的实施显得十分必要。金融衍生品创新经验表明[02]，统一监管模式已成为金融衍生品市场发展的内生需要。
二、统一监管模式追求制度结构的内在统一和组织体系的相互协调
笔者认为，金融衍生品市场统一监管模式立足于维护国家金融安全，是在单一制监管组织结构基础上，以有效实现确定的金融监管目的而建立起来的，是对金融市场、金融机构组织及其业务等实施多层次共同监督和管理的金融监管法律制度体系。该种监管模式强调通过明确统一监管机构的监管职责，协调金融监管当局与金融自律组织、金融机构等各层次的监督管理行为和业务活动，同时通过加强金融衍生品市场监控的国际合作，以有效实现维护金融安全的监管目标。
实际上，统一监管的制度结构和单一制监管结构有着相似之处，前者吸收了后者所主张的单一监管机构理论，在监管主体组织制度上也主张设立一个监管机构负责金融衍生品市场及从业机构和人员的管理。但是，统一监管和单一监管毕竟不同，表现为单一监管制度在一个监管机构之下，仍然按不同的金融行业来分而治之；而统一监管制度则是主张以金融监管目标的实现为导向来组织和建立金融监控法律制度体系。正如伦敦经济学院著名经济学家古德哈尔特（Goodhart）所指出的，金融监管机构应围绕监管目标设置，把不同目标合并到一个监管机构中，会产生理念和行为的冲突，从而抵消单一监管结构带来的规模经济效应。而统一监管模式以监管目标为基础配置监管职权，较好地解决了这种冲突和损耗。
从制度结构上看，金融衍生品市场统一监管模式追求金融监管的全面统一，其不但强调监管组织形式上的监管机构统一，而且强调制度结构以及监管目标的统一。具体说来，其内容包括四个方面：
一是金融衍生品市场监管机构的统一。即基于金融衍生品交易的特性，建立统一的监管机构，全面负责监管金融衍生品市场，有效监控金融系统风险。同时，为避免产生权力巨大的垄断监管机构，滋生官僚主义，在设置一个监管机构的基础上，要通过经济责任制对具体的金融监管权限进行划分，并通过设置听证会、咨询程序等法律制度对该金融监管机构行使监管权力的行为进行监督，从制度上有效防止权力滥用或怠于行使权力的发生。统一监管机构主要负责金融衍生品市场监管的整体决策、市场准入、信息披露、检查监督等全面监管工作。
二是金融衍生品市场监管目标的统一。即统一监管机构在设置各个监管部门时，应当遵循部门监管目标一致的原则，减少所谓"摩擦损耗"；同时，通过内部协调合作机制的强化，将外部监管机构间的冲突通过内部机制予以消化。
三是多层次金融监管的统一。即从多个角度、多个层次对金融衍生品市场进行立体监管，注重金融衍生品监管当局和行业自律组织监管、金融机构自控的合作和协调。尤其是在具体市场交易监管中，要为实现有效地监控金融衍生品市场的系统风险而分工协作。
四是国际金融衍生品监管的合作和统一。即在金融衍生品市场系统风险监控中，加强国际分工与合作，具体内容包括各国监管制度的协调、国际监管标准的统一等。国际监管合作和统一适应金融衍生品跨国界、跨市场、跨行业的特点，在世界各国及有关国际组织的共同努力下发展迅速。近年来，金融衍生品交易频繁引发的金融危机则进一步促进了国际统一监管的前进步伐。
从组织体系上看，统一监管模式以监管目标的实现为导向来构建自己独特的组织体系。直观地看，统一监管模式的组织结构呈现出一个金字塔结构，最上端是统领金融监管全局的金融监管机构，其内部根据不同的金融监管目的可以分设金融系统风险监管部门、审慎经营监管部门、金融商业行为监管部门等金融监管职能部门，而基础层面上大量的自律组织管理和通过金融机构预先承诺等形式进行的自我约束，也是金融衍生品市场监管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统一监管模式下，政府设立的单一监管机构通过各种责任制与金字塔下层的各个监管机构联系在一起，共同发挥监控金融衍生品市场的职责。
必须注意的是，统一监管模式并不是由一个监管机构包揽所有金融监管的职责，而是将原来外部各监管机构之间配置的权利义务内化，变为系统内权责利的分配和协调，再通过岗位责任制、财务责任制、内部授权经营管理责任制等内部经济责任制的建立来发挥统一协调监管的作用。经济责任制作为其制度机制，本质上要求"在其位谋其政"，它体现了人逐渐角色化和职业化的社会发展趋势，反映了财产因素和组织因素不断融合的社会发展趋势。
三、统一监管模式在制度上具有明显的比较优势
金融衍生品市场统一监管模式，反映了金融衍生品市场法律监控的特殊性和金融监管法律关系的客观要求，是实现金融衍生品市场有效监管的优化途径。它不但综合了单一监管模式和功能型监管模式之长，而且突出了保障监管目标实现的宗旨，相对于单一监管模式、多头监管模式、混合监管模式等金融监管法律制度体系而言，其优势表现在：
第一，统一监管模式有利于实现金融衍生品市场的有效监管。统一监管机构通过对金融衍生品市场系统风险监管目标的明确定义和界定，围绕监管目标的实现，划分金融监管权，通过授权或委托，明确监管者的权利、义务，尽量避免了金融监管冲突和监管空白。
第二，实行统一监管模式有利于节约监管成本。统一监管制度的实施可以将数个金融监管机构的人才、设施等集中到一处，从而节约监管费用，缓解监管人才紧缺的状况，集中发挥人才优势；而对于被监管者来说，可以避免多次按不同标准接受监管，节约其接受监管的成本；从整个社会利益角度看，有利于社会整体财富的节约。
第三，实行统一监管模式有利于提高系统风险防范效率。由于金融市场的统一与金融监管的割据不相适应，使得监管者往往缺乏对系统风险的宏观了解和总体把握，实行统一监管模式则可以降低金融衍生品市场信息收集成本，改善信息质量，避免信息的重复收集，使金融监管者从整体上掌握系统风险的品种、规模、程度，及时发现潜在的风险危机。统一监管目标的明确使信息的收集更有针对性，信息所包含的内容更能得到明确地反映监管目标，使金融监管者更及时采取措施解决隐患，也使金融机构更加明确内部风险控制的重点，对自身风险加强管理，从而整体上降低了金融系统风险爆发的可能性，提高金融衍生品市场系统风险监控的效率。
第四，统一监管模式有利于实现金融监管的公平。统一监管关注于金融机构所从事业务的性质及其风险控制的目的，即并非仅仅关注该金融机构的名称或种类，因此，经营同样业务的金融机构会受到同样程度的监管，避免同样的市场行为所受监管制度的约束程度不同，即被监管者所要负担的金融监管成本不同，从而更有利于实现金融监管的公平和公正。
第五，统一监管模式有利于被监管者反向监督和寻求救济。在监管目标和职责明确的前提下构建的金融衍生品市场监管法律制度体系，更加有效和透明，更有利于被监管者对金融监管机构及其金融衍生品市场系统风险监控行为的监督，也有利于明确被监管者权利受损时请求救济的对象。
第六，统一监管模式反映了金融衍生品市场监管的特殊性。金融衍生品往往涉及商品市场、证券市场、银行市场、基金市场等多个经济领域，统一监管模式通过监管目标统一明确、监管职权合理配置，内部责任制和外部责任制的分工、合作等，避免了因监管主体的不确定性使金融衍生品交易者面临更大的法律风险，从而维护了整个金融体系的安全[03]。
四、我国金融衍生品市场应选择统一监管模式
我国金融衍生品市场是在无序中开始发展的。为顺应国际金融市场开放的潮流，20世纪90年代初，金融衍生品市场随着我国金融体制的市场化改革开始出现，上海交易所、深圳交易所等先后推出了外汇期货、国债期货、股指期货等金融衍生交易品种，以扩大资本市场的发展规模。但是，由于我国金融衍生品市场的理论和实践都处于起步阶段，对金融衍生品市场本身功能的认识、风险识别和监控手段等都不深入、不完善，导致市场有效需求不足，造成了我国大部分金融衍生品市场早夭的后果。近些年来，我国的金融市场化改革进一步深化，在实现银行商业化、资金商品化、利率自由化、货币国际化、资产证券化等过程中，金融衍生品市场的培育和发展已成为当务之急，只有这样才能建立金融市场的风险转移机制和价格发现机制。经验告诉我们，金融衍生品市场的健康发展必须建立在发达的金融基础工具市场之上，必须有严格的金融衍生品市场系统风险监控法律制度体系及其实施的保障，同时，也必须有成熟的市场参与者，这三者缺一不可。
在我国，金融衍生品市场监管模式的选择必须与金融衍生品市场发展的实际情况相适应，金融衍生品市场发展的战略选择必须立足于我国经济发展的实际需要，从全局考虑我国货币市场、外汇市场、证券市场等金融基础市场的发育程度，以及金融监管能力和水平，从维护社会整体利益的角度选择和确定我国金融衍生品市场监管模式。我国是中央集权制的国家，目前采用的监管模式是一线多头监管模式，即金融监管权集中在中央政府一级，由中国人民银行、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等多个中央级的金融监管机构及其派出机构负责对金融衍生品市场实施监管[04]。随着我国金融衍生品市场的加速发展，特别是跨国银行的进入，金融市场的一体化进程不断加快，这种分业监管模式的根基已经松动。而以维护金融安全为中心的，可以提高监管质量和效率的统一监管模式，更能发挥有效监控金融系统风险的作用。
我国金融衍生品市场应选择统一监管模式。加强我国金融衍生品市场监管法律制度建设，是发展我国金融衍生品市场的前提和保证，而统一监管模式是建立和完善我国金融衍生品市场监管法律制度的优化方式。笔者认为，实施统一监管，就必须建立以维护金融安全为统一目标，多部门、多层次、多环节、权利互动与制衡的金融衍生品市场统一监管法律制度体系。
建立和完善我国金融衍生品市场的统一监管制度，可以从宏观和微观两方面着手：宏观方面就是由统一监管机构对金融衍生品市场监管的整体决策、市场准入、信息披露、检查监督等方面从整体上实施系统风险监控的法律法规制度体系，保障整体金融市场的安全和稳定；微观方面就是要对金融机构内部运作、组织结构、风险控制、交易规则、合约设计等制度安排等进行适度的监控，以引导和监督其审慎经营、及时控制风险。针对金融衍生品市场的飞速发展，在建立其监管制度时，要以我国金融衍生品市场的发展现实为基础，也要具有一定的超前性，给市场留下足够的发展空间；同时，鉴于金融衍生品市场发展的国际性，在建立其监管制度时，要从本国实际出发，也要注意和国际惯例、国际规范的协调发展。[05]
五、具体建议
对金融衍生交易的合理监管是防止它们被滥用和错误地使用，而不是简单地限制或禁止。[06]就我国金融衍生品市场监管而言，选择统一监管模式必须着重做好以下几项工作：
一要积极稳健地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和汇率市场化改革，逐步实现人民币的完全可自由兑换，刺激金融衍生品有效需求的产生，促进金融衍生品市场的发展。在市场经济中，充分的竞争和非管制的利率、汇率、价格等机制会使收益的不确定性和风险更为突出，加强对金融衍生品的管理和利用是增强我国金融市场竞争力，转移和化解金融风险的重要手段。
二要加快进行金融衍生品市场监管的法律法规系统建设。这项工作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要加快制订统一的《金融衍生品市场监管法》，以保证金融衍生品市场监管框架的稳定性、持续性和一致性；二是要针对不同种类的金融衍生品分别制订相应的法律法规，强化各类规范的协调性和可操作性。
三要改革金融衍生品市场的监管机构。目前，我国主要是由行政机关进行监管。这与金融衍生品的快速和多变是不相称的。有效的监管体系必然是多层次的，在加强对现行监管机构的规范的同时，我们应尽快建立以政府监管为主，金融机构行业协会自律为辅，中介组织协助监管，社会舆论一般监督的立体监管格局。
四要进一步加强金融衍生品市场监管的国际合作。具有一定开放性的制度才能够得到更多的发展，更何况我国在加入世贸组织后，面临的是到国外金融市场竞争和开放国内金融市场的双重境地，加强与各国际组织、各国政府及金融监管当局、各大交易所等机构的国际合作，是我们增强竞争实力的必然选择。
不可否认的是，统一监管模式的实施在一定程度上会削弱金融衍生品作为一种高效风险管理工具的效率，增加交易成本。但是，如果将此交易成本与因金融衍生品市场风险失控可能导致的整个金融体系安全的损毁，以及发生连锁反应可能导致的全球性金融危机的损失相比较，就会对统一监管法律制度的价值作出较为客观的评价。因此，在金融衍生品被喻为"金融野兽"的今天，维护全球金融安全应当是金融衍生品市场监控法律制度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统一监管模式应是构建和完善我国金融衍生品市场监管法律制度的理性选择。
注释：
[01]SeeGlobalDerivativesStudyGroup,Derivatives:practicesandprinciples(GroupofthirtyReport)(Groupofthirty,washingtonDC,July1993),p.28.
[02]从世界范围期货市场来看，除了传统的农产品、工业品期货品种外，20世纪70年代后外汇、利率、已及股指期货等金融期货创新相继问世，2002年新加坡期货交易所推出了计算机内存期货合约，2003年美国期货重镇芝加哥成立了oneCHiCaGo交易所，专门经营单只股票期货，2003年10月，芝加哥商业交易所（Cme）宣布在2004年推出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Cpi）的期货合约，可见金融衍生品的创新从未间断。我国2003年期货市场在金融服务一体化的产品创新上也迈出了一大步，涌现了"期证通"、"银期通"等新的产品。
[03]徐孟洲、葛敏，"金融衍生品市场监管法律制度初探"，载于《成人高教学刊》，2003年第5期。
[04]但是，从我国监管制度本身的变迁来看，往往经历的是一个从中央的不禁止或默许状态下，地方自主的发展和管理中央逐步介入管理中央集权管理和地方管理的竞争中央和地方合作管理。这种中国特色的形成原因是因为在我国改革开放过程中，特别是在初期，我们进行经济建设的指导思想是"发展才是硬道理"。
[05]葛敏、席月民，"我国金融衍生品市场统一监管模式选择"，载于《法学杂志》，2005年第2期。
[06]宁敏著，《国际金融衍生交易法律问题研究》，第349页，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12月第1版。
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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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王学勤、张邦辉、黄一超，《世界金融衍生品市场》，中国物价出版社，200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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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史际春、邓峰著，《经济法总论》，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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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GlobalDerivativesStudyGroup,Derivatives:practicesandprinciples(GroupofthirtyReport)(Groupofthirty,washingtonDC,July1993).
金融监管目标篇9
【关键词】会计准则；银行监管；金融监管
2006年财政部的《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等四项金融会计准则在相关规定、会计核算、财务报告等方面发生了一系列变革，使我国的会计标准得到进一步科学与规范。但从国际银行业监管的实践看，由于许多监管指标依赖于会计数据，会计准则的重大变化必然影响相关监管指标的计算口径，因此，包括公允价值、资产减值损失在内的一系列变革给我国银行业监管带来了新的挑战。
一、现行银行监管体系及其监管职能的履行
我国金融监管是一种多元监管体制。目前，中国人民银行、银监会、审计机关都在不同层面履行着监管职能，形成了以银监会监管为基本出发点、相互补充的有机整体。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银行法》，目前人民银行的主要职责为“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维护金融稳定、提供金融服务”。但为了实施货币政策和维护金融稳定，人民银行仍有监管银行间外汇市场、黄金市场等监管职责，并有权对金融机构及其他单位和个人的存款准备金执行情况以及对执行有关人民币管理规定的情况等直接进行检查。
2003年4月，中国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共同组成了中国金融监管的“三驾马车”。银监会主要负责审查、批准银行业金融机构的设立、变更、终止以及业务范围，对股东的资金来源、财务状况、资本补充能力和诚信状况进行审查，对银行业金融机构业务范围内的业务品种审查批准或备案等。
国家审计机关对国有金融机构的资产、负债、损益进行审计监督。近年来，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署连续对银行业进行审计，查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违规发放贷款55.14亿元，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违规放贷19.38亿元，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违规放贷19.04亿元等问题。
二、新金融会计准则对银行监管的影响
新的会计准则整体框架中，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金融资产转移、套期保值和金融工具列报四项准则各有侧重、相互关联、逻辑一致，形成了有机整体。同时，公允价值计量模式的运用、衍生金融工具表内核算等具体准则的调整，也对我国现行金融监管产生了重大影响。
（一）会计目标与监管目标的差异
目前，理论界对商业银行的会计目标主要有两种观点：受托责任观和决策有用观。受托责任观认为：会计应为资源所有者，甚至是为所有的委托人提供经营者履行受托责任情况的信息，认定和解除委托方和受托方之间的委托责任。由此推论，国有银行的会计目标是向国家报告、股份制银行的会计目标是向股东报告银行管理者受托管理银行资产的责任，会计核算应用历史成本客观、准确地反映受托经济责任。决策有用观认为：会计的基本目标是为现实和潜在的投资者、债权人和其他的信息使用者提供决策有用的财务信息，在会计计量上不仅要采用历史成本，还要采用非历史成本。目前，我国的会计准则目标主要是决策有用观，是为了保护处于信息劣势的群体，降低信息不对称，这与维护金融稳定的金融监管的根本目标存在差异。
（二）会计口径与监管口径的差异
银监会2004年制定的《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管理办法》中，其核心资本是实收资本或普通股、资本公积、盈余公积、未分配利润和少数股权的合计，附属资本是重估储备、一般准备、优先股、可转换债券和长期次级债务的合计，可见，监管资本是依据过去的《金融企业会计制度》划分的。2006年12月，中国银监会修订了《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管理办法》，在附属资本中增加了“混合资本债券”项目，并规定：“对计入所有者权益的可供出售的债券公允价值正变动可计入附属资本，计入部分不得超过正变动的50%；公允价值负变动应全额从附属资本中扣减”，这是结合2006年新会计准则所作的调整。但附属资本中“一般准备”项目在新会计准则中已不存在或至少说已发生变化，如《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管理办法》中的“首先从贷款账面价值中扣除专项准备”，而“专项准备”是否还存在、如何计量等，显然与新准则的会计口径已不完全对应。
新准则将原被置于表外核算的衍生金融工具纳入表内核算，有利于金融企业及时了解高风险金融投资的有关信息，有利于防范衍生金融工具风险，但这种做法会使银行的资产负债规模发生变化或显著膨胀。在金融监管中起着重要参考作用的流动性资产/流动性负债的比例、贷款余额/存款余额的比例等资产负债比例管理的有关监管指标随着会计核算的变化将有可能失去原本意义。
（三）公允价值与历史成本的背离
目前，我们的会计目标是决策有用性，资产负债表上的金融资产更多地按照公允价值计量，而不同的计价模式对银行利润的影响是显著的。从以下金融类上市公司在编制年度报告时聘请境内和境外会计师事务所实施“双重审计”后的审计利润差异可见，审计结果的利润差异较大（见表1）。
如深发展2002年境内审计净利润3.13亿元，比境外审计净利润3.87亿元低了0.74亿元，差异率为-19.6%；华夏银行2005年境内审计净利润1.3亿元，境外审计净利润1.4亿元，出现这些差异的主要原因是国际会计准则按公允价值计量金融资产与负债，而我国当时还用历史成本计量。
（四）资产负债类别与现行监管框架的偏差
新准则以持有目的为分类标准，将金融资产分为交易性金融资产、持有至到期投资、贷款和应收款项、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等四类，金融负债分为交易性金融负债和其他金融负债两类。这种划分使存款业务不再按期限划分活期存款和定期存款，也不再按存款对象区分为单位存款及个人存款，符合决策有用观的会计目标，但这种分类方法使每笔活期存款都可归入“交易性金融负债”，其间的流动性负债、派生存款数量则不得而知。而我们在监管贷款业务及防范贷款风险时，毫无疑问地要考虑贷款的流动性、安全性，考虑贷款与存款的配比。从新的资产负债表看，资产负债的项目类别与现行的监管框架不相吻合，给非现场监管的相关指标计算带来了困难。
（五）资产减值准备计提与贷款风险管理的冲突
新准则将贷款减值损失界定为贷款的账面余额与使用其初始实际利率折现得到的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现值之间的差额，而且“有客观证据表明该金融资产发生减值的，应当计提减值准备”，并规定：债务工具减值损失转回可计入当期损益，而可供出售权益工具投资发生的减值损失，不得通过损益转回。这些规定缩小了金融企业利润操纵的空间，但与银行监管机构的观点存在一定差异。银行监管机构的观点是用经济增长时期贷款准备金的储备来吸收经济衰退时期的损失，以预提方式防止将来的贷款损失，如2002年《银行贷款损失准备计提指引》中指出：“一般准备是根据全部贷款余额的一定比例计提的、用于弥补尚未识别的可能性损失的准备”。2006年6月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的《贷款信用风险的稳健评估》（Soundcreditriskassessmentandvaluationforloans）也强调，应“确保根据信用损失估计值计算贷款损失准备金的方法合理且符合审慎性原则”。
三、新会计准则体系下的金融监管策略
（一）加强监管与会计部门的有效沟通，减少监管与会计标准的差异
2004年，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统一资本计量和资本标准的国际协议：修订框架》表示，“委员会及其成员国计划继续与会计当局进行积极对话，以尽量减少监管和会计标准之间不应存在的差异”。因此，在新会计准则体系下，应加强监管部门间、监管与会计部门间的沟通、协作与信息共享。2001年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银行内审、监管当局与内外审的关系》，2002年颁布《银行内审、监管当局与内外审的关系：调查报告》以及国际审计实务委员会于2002年《银行监管与外部审计之间关系》等报告，都为合作与协作提供了理论依据。
（二）改革相关指标及其数据统计，调整监管口径与会计口径的差异
针对监管口径与会计口径出现的一定差异，应对以会计资料为基础计算出来的关键监管指标及关键数据的统计进行改革。如“银行资本充足率”，可根据监管资本的特性，对会计准则中影响监管资本的要素进行适当调整，以适应非现场监管的需要。2006年12月，中国银监会提出《关于修改<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管理办法>的决定》中增加了“商业银行计算资本充足率时，应将计入资本公积的可供出售债券的公允价值从核心资本中转入附属资本”，以使监管指标与新准则相协调，消除会计准则变化对监管指标的影响。
（三）研究新会计科目体系的变化，降低监管指标的偏差
金融监管当局获取信息、掌握信息是进行有效监管的前提与基础。一般商业银行根据“新准则”并结合《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重新设计了会计科目体系和财务核算办法，如有些行在“资产减值损失”科目下增设了“提取贷款损失准备”、“提取坏账准备”等二级科目，有的行在会计核算时还增设了三级科目。因此，利用现行监管指标时一定要注意这一新变化，如：分析贷款流动性指标时，则需要将资产负债表的“发放贷款和垫款”项目拆分为“长期贷款”“短期贷款”；分析存贷比指标时，则需要将“吸收存款”项目拆分为“长期存款”“短期存款”等，同时注意相应的资产负债比例，必要时还需要进一步考虑单位存款和个人储蓄问题，以综合判断其派生存款和原始存款。
（四）制订新的贷款资产监管办法，化解贷款风险管理冲突
贷款监管的重要目标之一是防范风险。新会计准则的“借：资产减值损失，贷：贷款损失准备”使贷款损失准备不再预提。因此，应制订新的贷款监管办法，如：对商业银行进行贷款减值监管时，要检查商业银行确定的单项金额重大的贷款标准是否切实根据自身管理水平和业务特点，整体评估贷款损失准备金的框架设计是否合理，信用风险评估和贷款损失准备金计提所涉及风险计量模型是否与实际经营状况相吻合等，以化解减值准备计提与贷款风险管理的冲突。
金融监管目标篇10
随着金融业的不断发展，金融创新的日新月异，外资银行涌入国内，为我国金融监管体制带来了新的挑战。在这种形势下，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将金融改革列为八大改革重点之一。2015年，金融监管体制的改革仍是我国深化改革的重中之重。
一、我国金融市场发展现状
在激烈的竞争形势下，我国的金融业逐渐发生很大的变化。目前，国内银行、证券、保险机构的业务合作、业务渗透已日趋普遍。一方面，各商业银行正迈向全能型综合银行，例如：中国建设银行和美国摩根斯坦利等金融机构合资组建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等。金融体制也逐步放松，例如：允许证券公司进入银行同业拆借市场等。另一方面，金融业不断向纵深方向发展，创新出各种金融衍生品，大多属于交叉性融合业务，例如：保险公司开展分红险业务，具有保险和储蓄保值双重功能等。
近年来，我国出现了越来越多具有一定规模的金融控股集团，如中国国际光大银行已经成为拥有一家保险公司、一家银行、两家证券公司的综合性金融机构，为这种“铁路警察，各管一段”的监管模式增加了一定难度。此外，我国加入wto后，大批实行混业经营的外资银行进入到我国金融领域，使我国的金融监管体系必须适应金融行业的发展趋势。
二、中国金融监管体制的缺陷
（一）监管机构之间缺乏协调机制
我国实行“一行三会”分业监管体制，在这种体制下，中央银行与各监管机构相互独立，自成体系，协调机制不健全，对于同一项业务，各监管机构的监管结果可能差异很大，例如：银监会注重银行系统的安全、稳健经营；证监会注重维护市场的公平与秩序；保监会注重各保险公司的偿付能力，对流动性关注不多。虽然“三会”已签署备忘录来加强机构之间协调合作，但中国人民银行的缺席导致成效甚微。
（二）金融监管法律体系不健全
我国金融监管立法较晚且法律制度不健全，“一行三会”的建立，各监管部门颁布大量的规章制度都各成体系，部分制度缺乏相应的监管措施，使其执行有效性不高，同时也造成部分监管重叠；且加上金融创新产品的发展，交叉业务的普遍，金融立法步调落后，这就可能导致监管真空和监管缺位。
三、外国金融监管体制的改革经验
2007年以前，德国金融业在内外竞争压力下，为了加强对金融机构的有效监管，纷纷对金融监管体制进行战略改革，确立了“混业经营，统合监管”的监管模式，并明确金融监管局职责，使德国在此次金融危机中凭借其健全的金融监管体制，维持了本国金融体系的稳定。同时，日本、英国等国也通过金融监管体制改革建立了统一的监管体系和综合性监管机构，如“金融厅”、“金融服务局”。之后，韩国也跻身于混业监管体制行列中。
由此可见，在金融全球化的浪潮下，为了加强监管机构的协调与合作，适应金融创新等新形势的需求，混业监管已成为主流趋势和理性选择。通过混业经营，能够有效规避系统性风险，实现信息共享、客户资源共享，维护金融体系的稳定，由此各国逐渐采取混业监管也合乎情理。
四、中国金融监管体制改革的方向及对策
通过以上分析，混业监管模式无疑成为我国未来金融监管体制的理性选择。外国监管改革经验值得借鉴，但切记不可盲目照搬，脱离实际，以防给金融市场带来巨大冲击。我国分业监管模式才发展了十几年，金融市场发展程度不够发达与成熟，我国应结合当前混业经营程度，完善金融监管法律制度，制定长期的监管改革战略计划，渐进式地向综合统一的监管模式过渡。
（一）建立目标型金融监管机制
“一行三会”监管模式体现了我国机构监管的监管思路，这种模式容易造成混业趋势下的监管真空，且不利于实现宏观经济领域目标。而以目标为导向的监管体系，恰可避免此类问题的发生，各家监管机构更加清楚自身监管目标，履行自身职能。因此，中国监管体系应逐渐向目标监管转变，建立多维度、立体化的金融监管体系。
（二）建立联席会加强监管机构间的协调与合作
强化金融联席会议制度，使其成为一个常设机构，通过这样有效的协调合作机制来加强监管机构之间的协调合作，实现信息交流与共享，有效规避和控制金融系统性风险，维护金融市场的稳定。此外，其对金融控股公司通过集团内部资源转移与协调来规避金融监管具有深刻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