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的出发点篇1
内容摘要：如果从后现代重视个体、强调差异、主张主体间性来分析经济高速增长之后的经济哲学，那么其当下的状态可以看成是由经邦济世回溯为个体的安身立命，由社会掌控的宏大叙事变为个体持守的微型叙事，由经济与政治联姻演变为个体的日常生活方式；对经济哲学的后现代视角探讨，有利于避免利益面前的利令智昏和道德沦丧，在理性与情感的搏击中获得人性在利己与利他中的正确地位，从而拓宽经济哲学的研究视域。无论从部门哲学还是从经济学的哲学基础理论研究来讲，经济哲学所涉列的内容争论并不大，其重要的是重视经济哲学研究的现实意义。
经济学的内涵由单纯的经济增长、效率提高转变为经济生活中人的生活质量的考量，由机械化、工业化的指标转变为人在其中的身体感受和价值追求的衡量，这既可以看作是经济学对哲学的回归，也可以看作是经济学批判视野的再现。本文从经帮济世—内在与哲学中的经济观念、群己博弈—哲学方法论意义上的经济哲学、义利之争—经济增长的效率追求背离哲学的人文关怀、安身立命—经济哲学发展与回归的逻辑起点几个方面进行深入探讨。
与其说现代经济哲学的主要目标是对经济的实际效用进行分析和总结，毋宁说后现代经济哲学将经济对人生的关照作为其关注的对象，将生活的幸福指数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可以说正是经济哲学这一关照对象的生活转向凸显了经济学的人文气息，更彰显了经济学的人文关怀。在走过了数字化、精确化、逻辑化之后，又重新回归到了经济学的内生化，即回到对人本身关照的前经济学时期，经济成为生活的内容而不是专门的工作。
经邦济世—内在于哲学中的经济观念
我国古代将经济思想蕴含在经邦济世的理念之中，从人性的善恶分析中解读经济发展的动机及目标。古代最早用“经济”之词的是隋代王通的《文中子•礼乐篇》“经济之道”，意为“经国济世”、“经邦济民”，主要是指治理国家、拯救贫民。管子隐藏于人性之恶引起的功利主义是趋利避害，把经济利益的现实追求作为政治活动的终极目标，只因“国多财则远者来，地辟举则民留处，仓禀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管子•牧民》）。既然社会的安定、道德的进步都是以物质的丰富为前提的，经济的发展就成为管子的理想追求。孔孟从人性本善中推出增加财富是施仁政的结果，并非政治行为的目标，追求重义轻利，经济与修齐治平的政治理想是不可分的，从这个意义上讲一方面经济哲学是经济学的哲学论证，另一方面经济是哲学理想的实现途径。
西方哲学在古代是包罗万象的，所有思想都囊括在哲学之中，这种意义上的哲学与经济学没有分开，西方最早使用“经济”一词的是古希腊哲学家色诺芬在《经济论》一书中，本义为家庭管理术，他认为唯一有用之物即财富，人人都应将获得更多财富为目标，于是将组织和管理奴隶生产财富过程称之为经济。
亚里士多德将哲学中的辩证逻辑运用到现实的经济分析中，赋予经济以谋生手段的含义，他提倡公平、调和及中庸，经济既包括协调夫与妻、奴隶主与奴隶的关系，又包括致富之术，并将经济行为与道德行为结合起来，他用挥霍、慷慨、吝啬分析人对待财物的态度，体现了伦理学中“执两用中”的思想，“在财富的接受和支付上，中间性是慷慨，过度了就成为挥霍，不及了变成吝啬”。“慷慨是在财物方面的中庸之道”。“一个人能对财富最好地使用，也就具有了在财物方面的德性，这样的人也就是个慷慨的人”。用有德性来衡量经济与用财富来衡量德性是亚里士多德内在于哲学中的经济观念。其它如斯多葛派、诡辩学派和伊壁鸠鲁派等都从伦理观点出发观察经济现象，其经济观点又从属于各学派的哲学思想体系，并为政治主张佐证。
总之，在古代没有刻意而为之的经济学的哲学分析，只有蕴含于哲学中的经济观念，此时的经济分析就是一种经济哲学，对经济现象的分析就是经济哲学的视域。
我国近代“经济”更是体现了谋生、生计之意。近代日本借用古汉语中原有词汇，取“经世济民”之意，将西文economy翻译作“经济”，当时我国严复等人则译为“生计”，后由孙中山等人采纳日文译法并介绍到国内。总之，经济更多是蕴含在人生哲学中的安邦定国理想的实现路径。
群己博弈—哲学方法论意义上的经济哲学
在经济学独立于哲学之前，也就是在国民经济学主导人们经济思想之前，经济学试图独立的路径其实是以哲学为其方法的过程，也是哲学思想在经济学研究视野中的展开之途，更是哲学方法论意义上的经济哲学。
务实的晚期斯多亚学派重视个体感受和个人利益的追求，不仅影响了古希腊晚期的政治哲学思想，更波及到了经济领域，出现了个体利益至上的个人主义倾向。与中世纪唯名论与唯实论之争相对应的则是个体利益与社会利益的分野，也成为重农学派的重要理论来源；经院哲学在论述拯救个人灵魂的同时，经济社会也是以个人兴趣和行为作为出发点。以“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为原则的功利主义，在自然法思想的影响下强调个人地位和利益的合法性，将追求个人幸福和利益正当化，在伦理上个人的幸福和快乐上升为最高的善，而在经济理论中成为方法论原则。随着中世纪后期亚里士多德主义哲学的兴起，西方经济学的思想也从被动的自然主义进入理性抉择，从天然为自己转变为理性为自己，对自己的经济行为有了理性的把握；当然这是与启蒙运动所带来的重回理性的目标相一致的，虽然经济学还没有完全从哲学中独立出来，还没有成为现代意义上的科学，但已经看到了经济学思想中的哲学方法论痕迹。
义利之争—经济增长的效率追求背离哲学的人文关怀
从亚当•斯密、马歇尔到凯恩斯的理论革命都是为了解决资本主义实际面临的经济问题而产生的，其思路是把社会本质问题、基本矛盾转化为技术问题和具体方法问题，哲学的思辨在经济学说中逐渐淡化，尽管将理论转化为具体的方法和政策，使理论具备了可操作的优点，但同时他们撇开对经济现象背后的本质的研究，使经济学和哲学产生了某种程度的分化。
在亚当•斯密看来，人在追逐利益时都会试图达到最大化，在自然规律的约束下，看似冲突中其实可以达到对社会利益的最大贡献，由承认利己行为的合理性而构建的社会是符合人性的，就是其在《国富论》中论述的由价格为信号、通过影响供求关系，达到最佳资源配置的市场经济秩序。所谓“斯密问题”在这里就会凸显出来：经济秩序中的利己主义和道德情操中的利他主义的矛盾。虽然斯密在一致性方面作了努力，一方面认为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调整着每个利己和利他者，每个利己主义者都是互相需要的，在利己的同时为社会创造共同利益，达到共富，也就是试图从市场机制上保证利己和利他的一致性。另一方面通过社会道德规范和社会立法实现一致。
无论是以英国经验主义为哲学基础的大卫李嘉图理论，还是建立在实证科学哲学意义上的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都试图要实现在经济效益最大化的同时实现人性的复归与内心的宁静。现代经济哲学体系要求，从总体上阐明社会意识形态、法律政治制度和科学技术、生产力等多种因素对经济关系之间互相交叉的作用和影响，考察经济现象的内在联系，从根本上考察人类经济生活及其决定力量。可是适得其反，经济学的理论分析越来越深刻、越来越精确化，却更加远离了人的日常生活，人失去了位置，人的快乐与幸福在经济逐步繁荣中却逐渐减少；此时，人类不得不反思在市场及规律面前人性消失的原因。经济学在实现独立的同时逐渐远离哲学，只有利益的争夺，而消失了人的情感。
在理性哲学观融入经济思想中从而带来经济繁荣的同时，已经孕育着它一定会走向其极端，理性逐渐主宰人的生活，理性力量的整体化带来的是人性压制，随着现代经济学的日臻完善，尤其在与现实生活的反复较量中出现了波及范围更广的危机，同黑格尔哲学一样当它成为一个完整体系的同时而走向了终结。
安身立命—经济哲学发展与回归的逻辑起点
经济学跟随资本主义问题而展开的理论企图映射出了其远离人性的社会本质，追名逐利跃升为社会的主题，人退居在经济机器之外变为欲望生产的守夜人，道德的宁静与得失的平衡反倒成为现代人的现实志愿，在知识经济、信息经济、网络经济、数字经济等虚拟形式下的后现代经济的排挤下，安身立命与个体操持在社会转型中成为财富与贫穷中两极动荡的艰难抉择。
自工业革命到二十世纪中叶，把人类追求物质财富界定为对经济增长的片面价值取向的话，那么进入二十一世纪后，人们已经明显由对自然的疯狂征服与掘取趋向于与自然和谐共处中寻求人的幸福与享受；由原来简单的经济增长的线性取向转向一种深思熟虑后的、更加渗透了人对自身关怀的、推己及人的、悲天悯人的情感化生存追求。不为眼前利益所动、考虑可持续发展成为现代经济发展的新动向，由理性追求达到的财富极致与道德需求的矛盾，呼吁非理性因素进入经济发展的领地，将后现代哲学和谐、差异、共在的要求在经济发展中凸显出来，社会进步与个体发展同时成为时代的主题。
第一，经济哲学由精英的经邦济世回溯为平民的安身立命。经济的地位从决定国家命脉过渡到成为普通大众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从而有了一定的发展基础和群众基础。由经邦济世下降为安身立命其实是人性惰怠的表现，也是对人类有限性的确认，更是生活意义追问的直接表达，虽有道德安抚的功用但沦落为平庸却是不争的事实。
第二，经济哲学由社会掌控的宏大叙事变为个体操持的微型叙事。在计划经济全面溃散、市场经济兴起后，宏大的政治与经济理想逐渐隐退到社会的低层，经济的无所不能独占鳌头，个体独立成为经济哲学中不可忽视的内容，个体成为莱布尼茨眼中“没有可供出入的窗户”之封闭单子，个体操持成为社会叙事的主流话语，人在自由中徜徉的同时感受到了孤独，经济受益的喜悦被内心的彷徨所驱赶，人游离在经济之外成为“经济人”的镐头和无机界的有机体。
参考文献：
1.亚里士多德.尼各马科伦理学[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2.于俊文主编.西方经济思想辞典[m].福建人民出版社，1989
3.吴德勤.经济哲学－历史与现实[m].上海大学出版社，2002
4.赵崇龄.外国经济思想通史[m].云南大学出版社，1991
经济学的出发点篇2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当今中国的新发展。正如恩格斯所说，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方法。解决中国当今改革发展中遇到的问题，必须紧密结合中国的实际。中国三十多年来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经验，是历史上从没有过的经济实践，也不为任何西方经济学理论所解释和预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提供了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基本原则，同时，中国的实践也在不断丰富、发展、创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大厦。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的方法论主要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在中国革命历史阶段，毛泽东同志正是运用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实事求是，创立了中国革命的指导思想——毛泽东思想，并取得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同样，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建设取得的成就，得益于当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具体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1.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在中国特色政治经济学对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贡献中，提出的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关于生产资料所有制问题和关于社会主义分配理论等，从理论渊源来看，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一脉相承，特别是对《资本论》为核心的科学体系的承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源于马克思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论述，提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就是要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论断。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允许民营经济发展、开办股票市场等，都是在这一理论突破之下发展起来的，也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中国特色则表明在中国搞经济建设要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的基础上，要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考虑中国的历史、人文、人口资源等要素，探索适合自身发展之路。在这方面，我们探索了国家宏观调控和市场发挥作用的有效互补机制，多种所有制形式并存、科学地定位和发挥国有企业在经济体系中的作用等，这些中国特有的政治经济运作形式，都是我们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方法论基础上的创造。
2.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实践提供了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土壤。三十多年的高速发展证明了中国经济的成功，这里面隐含的理论含义是丰富和深刻的，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验证和完善提供了丰富的实证素材。中国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同时，在经济建设方面，既抛弃了苏联及东欧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完全集中计划经济的体制，也没有完全照搬西方，而是在“摸着石头过河”中踏出了一条道路，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基本原则的同时，推进渐进式改革，推动中国走上了一条举世瞩目的高速发展之路。总结这三十多年来的发展历程，一个重要的经验就是，在任何时候我们都不能将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本本化。马克思《资本论》出现的时代是18世纪中叶，与今天经济全球化、信息化的环境有天壤之别。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建立了关于资本主义产生、发展及灭亡的历史趋势的理论体系。尽管涉及对未来社会的设想，但对社会主义到底应该怎样建设，《资本论》并没有明确提及。因此，依据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而进行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就为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提供了可供总结的丰富素材和理论创新的沃土。
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不排除利用人类一切的优秀成果。对各种经济学理论的批判、吸收或借鉴，并不违背马克思主义的本意。马克思的《资本论》也是在吸收当时各种经济思想基础上加以发展并自成体系的。建立中国特色的政治经济学，我们也应该吸收一切可以为我所用的人类思想精华，这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态度。纵观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历程，我们引进并吸收了大量的关于西方经济学的概念、分析方法和思维观念。特别是对市场经济建设的认识，西方发达国家已经有了几百年的实践，一些市场经济的基础设施建设、市场运行特点的研究、对人的行为心理假设等，西方经济学家在理论和实证方面的研究文献很多，其中不乏一些真知灼见和适用于市场经济的普遍的规律性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没有必要排斥和否认。中国在对西方经济学理论的引进消化吸收中，也指导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
二、从与西方经济学比较中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面临的问题
这里不是为了比较优劣，而是为了吸收借鉴。现代西方经济学在研究方法、理论解释和渊源体系的完备性方面，对中国特色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1.数量分析方法的应用。西方经济学无论规范和实证之分，都注重数学演绎和计量分析。这与中国政治经济学更多地进行逻辑思辨所呈现的经济学语言表述和展示具有很大差异。西方经济学的这种表述体系，不仅已成为国际上经济学研究的“惯例”，而且，这种规范的体系，本身也透着科学的严谨性和实证的考量，使经济学看起来更像一门“科学”。同时，运用事实和数据、运用数学模型方法的推导，本身也使经济学更加贴近经济现实，解决实际问题，从而成为一门“经世济用”之学。此外，从经济学研究成果的展现来看，即使不考虑分析方法的比较问题，仅从在国际上要发出中国特色政治经济学的声音角度，也需要加强应用国际通用的经济学研究和语言表述方法。
2.立论基点。中国特色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基点主要来自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原著，这当然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的基础。但必须要清楚，中国特色政治经济学所坚持的立论基点是马克思主义经典原著中的“只言片语”，还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所形成的整体的、基本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如果仅仅是从马克思主义的经典原著中的分散在各处的某一句或几句话中去找出处，引申自己的观点，并进而提出相应的对策来应用于中国的实际，显然是违背马克思的初衷的。马克思所处的时代与今天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还仅仅是从原著出发是否能够解释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经济运行中所面临的所有问题?现代经济学研究有文献综述和清晰的理论脉络要求，但不是要机械地引用100多年前著作中的某几句话或某些在当时的时代条件下成立的命题，而是要结合不断变化的实际，以实事求是的态度来继承并发展出能够映照和指导现实的科学的思想体系。因此，关键还是要把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在现实中加以具体化运用。
3.多流派的思想碰撞。西方经济学家对经济学的定义是，经济学是让人们理解经济如何运转并帮助社会达到它自己选择目标的学问。在此前提下，不同的理论目标将指向不同的路径和政策选择，从而产生众多的经济思想流派。他们在一定时期和一定条件下发挥作用并在经济学理论大厦中占据一角。中国特色政治经济学在坚守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的同时，也发展了多种观察经济问题的视角。但中国经济学研究中有一个比较突出的特点，就是经济学研究思想体系的割裂。即存在两种并行而交融较少的经济学研究体系：一种是主要以西方经济学体系来开展研究，在实际中就是运用西方经济学的基础理论体系、文献资料、研究方法来研究中国的问题;另一种则是传统的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出发点对中国经济问题的研究。从发展的观点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需要摆脱从经典作家的论述中寻章摘句的惯性，真正以历史的、辩证的、兼容的观点来发展和建构自身独有的理论体系。
三、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
1.推进现代化、国际公认语言的经济学论述体系。就是要用数学化、模型化和实证的方法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进行阐释。事实上，马克思的《资本论》并不排除数学的运用，其中关于剩余价值、地租等的表述都有数学计算的影子。推进中国特色政治经济学的现代表述，既要对马克思经典原著进行数学化解读、剖析和架构，更要以此为基础，通过从基本理论出发引申、推导新的理论，解释和分析中国经济运行中出现的新问题、指导新发展。
2.建构新的理论分析范式。在重建马克思主义经济体系的努力中，有学者从社会化大生产中广泛存在的“分工”出发，建立“生产力—生产方式—生产关系”的分析范式等，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架构进行了演绎和创新;有学者立足于经济学是为了满足人的需要这一基本出发点，创建“人本经济学”研究体系;还有学者从生产力概念出发，建立研究生产力及其运动规律的生产力经济学分支学科等，都是致力于把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与中国实践融合的探索，是推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发展和创新的一部分。实际上，无论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还是西方经济思想中，都越来越关注人的需要。我国政治经济学认为现阶段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无疑是把人的需要放到重要位置。而西方经济学也强调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的问题，其基础也是个人的需要被满足的程度。这方面的共同点为中国特色政治经济学吸收融合西方经济学的研究成果提供了基础和创新的方向。
3.瞄准解决中国实际问题进行理论创新。在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的今天，中国的发展面临着诸多的困难和矛盾需要解决。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经济危机传导波及面广，货币超发的后遗症现已经波及每一个国家，全球性的通货紧缩问题已经来临。而中国发展正进入新旧动力转换的新阶段，如何处理全球经济紧缩的不利影响问题、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问题、人口和新城镇化、资源环境问题等等，为政治经济学的创新发展提供了广阔的舞台，其中许多都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没有预测到的。解决这些问题，是实现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突破“中等收入陷阱”的需要，也将推动中国特色政治经济学真正走向国际化，获得与中国经济在世界上一致的地位。
经济学的出发点篇3
关键词：经济增长点；选择基准；生成要素
中图分类号：F224.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828X（2015）005-000-01
一、引言
“十二五”以来，我国的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然而要继续保持国民经济快速稳定的增长，经济结构的调整、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就成为无法回避的问题。从这一迫切需要出发，如何选择和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已经成为热点研究领域。下面就经济增长点的内涵、生成要素以及选择基准几个方面做粗浅的学术探讨。
二、新经济增长点的研究与内涵
1.经济增长点的提出与发展。关于经济增长点的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法国经济学家佩鲁。他在《经济空间：理论与应用》（1950）和《略论发展极的概念》（1955）等论文中针对传统经济学均衡发展理论率先提出了“发展极（polesofGrowth）”的概念，随后演化出“增长点（pointsofGrowth）”的概念。他的观点是：经济增长并非均衡地同时出现在各个产业部门之中，在不同产业部门中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若干具有先在优势的增长极，这些增长极一旦形成就会向辐射扩散，往往能够形成高度联合的产业，并带动关联产业协同增长。
随后，其他研究者大多使用“增长极”或“增长点”的概念发展了佩鲁的理论。如赫希曼在《经济发展战略》（1960）中进一步论述了经济增长点产生的必然性，他认为一个经济体必然先将区域内具有比较优势的经济力量聚集并培育起来，因为经济体内部增长可能具有不平衡性的特征，从而使得经济增长本身不可避免地要以增长极的存在和培育为前提，他还同时指出了其效应发挥的条件：“在市场机制自发发挥作用的条件下，极化效应会更明显”。布代维尔（1966）首次基于外部经济和聚集经济分析，系统地将增长极的经济含义推广到区域地理方向。达温特（1969）等把增长极作为增长中心或城市，也即把增长极看作为具体的空间单元。
然而，“增长点”作为一个概念正式进入我国，则是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1996年11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中国经济中长期存在的“大而全、小而全”问题进行了分析，认为要加大调整经济结构的力度，进一步优化提升经济结构必须：“培育和扶持新的经济增长点”。
2.新经济增长点的内涵。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各组成部分的地位与作用是不同的，并处于动态的变化之中。关于经济增长点的内涵，不同学者有自己不同的定义。但大多数学者一致认为：在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增长中，存在一些对全局有较大影响的支撑点，其经济增长点特征如下：（1）在一个经济系统中，经济增长点超越平均增长水平并具有持续增长潜力；（2）并且具有效益性、市场性、可持续发展性的特征，能够带动其他经济增长及拓展其经济增长空间。（3）它可能是一个产业、一个行业、一个区域或一个产品，或者其结合而形成的多层次、多方位、综合性的结构理念。
三、新经济增长点的生成要素
1.市场需求要素。市场经济条件下，新经济增长点必须与市场需求联系在一起。市场需求不足，经济增长势态趋于疲软，便无法形成新的增长点。另外，市场需求具有关联性，对一种产品的巨大需求会诱发生产者将替代产品、互补产品、甚至上下游关联产品等作为重点产品以生产开发，对于经济增长点形成具有推动作用。
2.供给能力要素。富有弹性的潜在供给能力是其选择要素之一。在市场需求条件具备的情况下，经济增长的水平就取决于潜在供给能力。如果潜在供给能力处于僵硬状态，不能对市场需求的变化，特别是需求规模扩大做出反应，形成严重的供给不足。
3.创新要素。创新是经济发展的不竭动力。新经济增长点的选择需要相关产业有创新及良好的成长性。创新能力的强弱决定了产业的技术扩散效应和产业渗透力的大小，是衡量是否能带动自身及相关产业发展的重要标准之一。
4.资源禀赋要素。资源是新经济增长点形成的物质保障。如自然资源优势，资本资源优势，科技、人力资源优势和区位优势等，在开发新经济增长点时，必须考虑地区资源禀赋的科学评价，充分利用资源优势。
四、新经济增长点的选择基准
与新增长点内涵相辅相成的是新增点的选择标准研究，归纳起来，主要有两种视角：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
1.定量研究。定量研究的指标选择基础是经济增长点选择的原则。研究学者综合认定以下为经济新增点选择原则：（1）有较强的潜在或现实的市场需求；（2）对其他产业影响和带动力较大；（3）有中等水平或以上的规模经济效应；（4）有较高的生产率和企业成长性；（5）符合低碳、可持续发展的经济需要。针对以上的选择原则，研究学者们提出了不同的定量研究指标。张辉、等学者提出市场需求、供给能力、创新性和成长性、经济渗透力及带动效应标准；关爱萍（2000）提出持续发展基准、市场基准、效率基准、技术进步基准和产业关联基准。因而，经济增长点选择的定量基准主要：（1）需求收入弹性基准。衡量产业需求状况的主要基准是产业的需求收入弹性系数。需求收入弹性越大，产品市场需求的潜力越广阔。选择需求较大的产业作经济增长点，其实质就是使产业结构与经济发展、国民收入增加所引起的需求结构变化相适应。（2）全员劳动生产率上升基准。该指标是考核产业经济活动的重要指标，是企业技术水平、管理水平等的综合体现。（3）产业关联效应基准。主要是以产业的感应度系数与产业的影响力系数来衡量的。根据投入-产出分析理论可以计算出某一区域的两个关联系数。某产业系数越高，则该产业对其他产业的带动和影响力越大，则更符合新增点的选择原则。（4）规模经济效应基准。此基准可以用总资产贡献率和产值利润率来衡量。这两个指标反映了产业全部资产的获利能力，是评价产业盈利能力的核心指标。（5）成长性基准。高成长性是产业化的前提条件，潜在经济增长点要具有超出平均速度的高增长率或潜在增长率，能够经过一系列的发展扶植，最终形成有较强市场竞争力的产业。
2.定性研究。其定性研究主要是从宏观的角度来考虑，看选择的经济增长点是否与经济发展大方向保持一致。国内外的研究认为经济增长点选择的定性标准应主要从以下几方面来分析：与经济结构调整一致；与社会结构调整一致；与意识形态结构调整一致；与各个阶段发展相一致。
参考文献：
[1]罗亮.国内关于经济增长点的理论综述[J].经济学动态，2003.
经济学的出发点篇4
关键词：人性假设；“经济人”；有限理性；机会主义
中图分类号：F0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176X（2008）10-0014-06
人，作为经济和社会活动的主体，由于其是宇宙中最复杂的存在，因此，人及人的本质问题自然成为各学科关注的话题，其中人性问题更是成为研究的重要问题之一，正如有学者认为：“社会科学的所有理论都直接或间接地包含对人的行为的假定”[1]。英国哲学家休谟认为：“一切科学对于人性总是或多或少地有些关系，任何学科不论似乎与人性离得多远，它们总是会通过这样或那样的途径回到人性”[2]。在所有直接或间接涉及到人性问题研究的学科中，经济学和管理学的研究尤其引人注目，近20多年“迅猛发展”的新制度经济学关于人性的研究也同样使人耳目一新。本文拟对传统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及管理学关于人性假设的观点做一比较研究。
一、传统经济学中的人性假设
传统经济学一般指古典经济学和发展至今的西方主流经济学，包括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及与之有重要渊源关系的现代主流经济学。在传统经济学中，人都被假设为“经济人”，这就是著名的“经济人”假设。传统经济学的“经济人”假设有两个内涵：一是人都追求自己的利益，即每个人都是自利的；二是人都是有理性的，都精于算计，“‘经济人’完全了解可用的手段和将要实现的目标，因此，能够在现在和未来作出使自身效用最大化的合理选择”[2]。
“经济人”假设被视为传统经济学的最基本的假设，是传统经济学理论分析的基石。关于这一假设的产生和出现，经济学家几乎一致认为源自并归功于亚当•斯密，认为亚当•斯密作为18世纪自由贸易的倡导者，是在与重商主义的学术争论中，为了说明他的“看不见的手”理论而提出的。在《国富论》中，亚当•斯密把每一个人对自利的追求作为个人一切经济活动的根本推动力，一切商品交换都由每一个参与者的自利所推动；每一个人对其职业的选择――由此形成社会的自然分工――都是按照他认为最有利于自己的和最可行的方式来决定的；“看不见的手”所造成的资本与劳动在全社会范围内的流动即社会资源的合理配置也是由每一个人的自利所造成的，由此自发地形成了整个社会经济的和谐秩序[3]。所谓“经济人”，按亚当•斯密的意思就是指每个人的行为都是理性的和追求自利的，每个人都按其理性行动，同时每个人都追求自己的利益。实际上，尽管经济学家都认为“经济人”假设源自亚当•斯密，但亚当•斯密并没有直接提出“经济人”的概念，只不过在《国富论》关于“看不见的手”理论论述中包含了“经济人”的思想，因此亚当•斯密关于“经济人”的假设被认为是潜在的，且简单、抽象，而真正第一次系统地论述“经济人”内涵的是英国古典经济学家约翰•斯图亚特•穆勒，经过大卫•李嘉图等一系列古典经济学家的不断丰富，“经济人”的概念才最终成型。随着经济学理论的不断发展，以马歇尔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也对“经济人”假设进行了继承和发展，马歇尔等新古典经济学家在肯定“经济人”假设对经济学学科建设必要性的基础上，力图克服古典经济学关于“经济人”假设的不足和局限性，提出“经济人”是开明、正常和理性的，即“经济人”不是裸的极端自私的，是普通和正常的人，理性也不再是完全的工具性的理性，从而使“经济人”范畴明显“呈现出了逻辑合题的特征”，也就是做到了否定之否定，使“经济人”假设较以往贴近了与现实的距离，进而使“经济人”假设最终走向了丰富和成熟。
在传统经济学中，“经济人”除是“自利的”以外，还被认为是理性的，即理性是“经济人”的另一重要特征，因此，“经济人”假设也被称为“理性经济人”假设。而所谓理性，就是人都精于算计，每个人的行为都是理性的行为，人对自己的行为有明确的认识。应该说，尽管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家关于理性的边界或极限存在不同观点，但总体上认为“经济人”都具有完全理性。比如亚当•斯密并没有明确提出理性的边界或极限问题，但后来的其他古典经济学家却认为“经济人”是完全理性的，有着无限的理性能力，以致于使“经济人”的理性假设呈现了片面化和极端化的倾向；而新古典经济学家马歇尔则认为“经济人”的理性也只是“普通的、正常的理性”，不能抽象地谈论“经济人”的理性是有限的还是无限的或完全的，他认为“经济人”的理性既是有限的又是无限的或完全的，可见马歇尔的思想其实已经包含了有限理性的思想，只不过他并没有明确否定“经济人”的理性假设。
二、新制度经济学中的人性假设
新制度经济学作为“用经济学的方法来研究制度”、“使经济学研究更贴近现实”的经济学，在近些年快速兴起并备受关注，其中关于人性假设的观点也给人耳目一新之感。围绕制度的演进与变迁、制度在经济体系运行中的地位与作用及从“实际的人”出发来研究人是新制度经济学关于人性假设研究的重要特征，基于这一出发点，新制度经济学家们对人的行为特征作出了新的解释，并在此方面对新古典经济学做了修正和发展。新制度经济学对人的行为的假设主要有三方面内容：
1人既追求财富最大化，也追求非财富最大化
追求个人的物质利益，在传统经济学看来是“经济人”的特征之一，并认为“经济人”正是对个人利益的追求，才促进了社会公共利益，形成“公序良俗”，求利对于每个人而言都是一个既定的客观事实，人们的社会活动、人们的相互交往和交换，都主要地出自于每个人自利的追求。然而在许多情况下，人类行为远比传统经济学中的财富最大化的行为假设更为复杂，在新制度经济学看来，非财富最大化动机也常常约束人们的行为，人的行为并不必然表现为对财富的追求，这就是所谓的人既追求财富最大化，也追求非财富最大化，即双重行为动机。当然，新制度经济学是从制度的变迁与演进角度来揭示人的这种双重行为动机的，认为人类历史上制度创新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人类这种双重动机均衡的结果，制度在塑造人类这种双重行为动机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新制度经济学所称的人追求财富最大化，就是人追求最大化的物质利益；所谓追求非财富最大化，在D诺思等新制度经济学家看来，就是诸如利他主义、意识形态和自愿负担约束等，也就是追求精神层面的利益。显然，新制度经济学的这一观点使对人的认识更全面也更复杂。
2人都是有限理性的
“人是理性的”是传统经济学人性假设范式之一，而新制度经济学则了传统经济学的这一范式，认为人是有限理性的（Boundedrationality），用引入这一定理的新制度经济学家肯尼思•阿罗的话说就是人的行为“即是有意识地理性的，但这种理性又是有限的”。其实，关于人理性的有限性与无限性，马歇尔在对古典经济学的修正与发展中已经或多或少地提出了，只不过没有完全否定古典经济学的理性假设，而正式提出人理性有限性的是赫伯特•西蒙。他认为人是“蓄意要有理性，只不过他们的这种愿望受到了限制”，他认为，由于人类大脑的生理局限，由于信息的不完全和不对称，作为经济决策者的人的理性是有限的，人只能追求最满意而不是最优的经济目标，因此成本最低、利润最大只能存在于假设严格的逻辑推导中，而不存在于现实世界中。应该说西蒙的“有限理性”观点，为经济学家们认识和克服传统经济学人性假设的局限性，寻求现代经济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新制度经济学引入并明确提出人理性的有限性，是为了阐明制度设立与制度安排的必要性及作用，也就是说，新制度经济学关于人有限理性的认识是围绕制度分析提出的。在新制度经济学看来，环境的不确定性、信息的不完全性及人的认识能力的有限性，是导致人的有限理性的主要原因，正如o•威廉姆森所说“只要或者是不确定性，或者是复杂性的存在达到了必要的程度，受到限制的理性思考的问题就会产生”[4]，而制度通过一系列规则能减少环境的不确定性，提高人们认识环境的能力。由此可见，有限理性假设的提出，既使新制度经济学的人性假设更接近现实，同时也是进行制度分析的必要条件。
3机会主义行为倾向
机会主义行为倾向是新制度经济学关于人性的又一重要假设之一。威廉姆森在信息不对称或信息阻塞范畴基础上提出人都具有机会主义行为倾向。所谓机会主义（opportunism）用威廉姆森的话说就是“狡诈地追求利润的利己主义”，人具有随机应变、投机取巧、为自己谋取更大利益的行为倾向，也就是人在追求自身利益的过程中采用非常微妙隐蔽的手段，会耍弄狡黠的伎俩，以尽可能保护和增加自己的利益。从本质上说，机会主义源于人们的利己心或对自我利益最大化的追求，因此是人的一种本性，威廉姆森曾风趣地说，当骗人能增加利润时，交易中的诚实未必可取。由于人们的机会主义行为倾向存在，使“经济组织的问题大为复杂化了”，增加了市场复杂性，加大了交易成本，也影响了市场的效率。关于机会主义行为倾向，我们还应把握三点：（1）机会主义行为倾向具有冒险、寻找机遇及损人利己的二重性，有时表现为积极方面，有时表现为消极方面。（2）机会主义行为倾向并不总是现实化为机会主义行为，只有当信息不对称、有限理性及制度存在缺陷时才可能现实化为机会主义行为。（3）机会主义行为倾向实际上是对传统经济学中的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一种重要补充和发展，使关于人的认识又向前迈进了一步。
三、管理学中的人性假设
管理学的实质就是关于人的科学。管理学是基于对人的正确认识、从人的实际出发，以便采取更符合人性特点的管理方法和管理手段角度而对人性进行研究的。管理学中的人性假设主要包括“经济人”、“社会人”、“自我实现人”和“复杂人”四种。
1“经济人”假设
管理学中的“经济人”假设是管理学的创始人之一泰勒从传统经济学中引入和继承而来的。泰勒在劳资双方矛盾加大、企业普遍缺乏系统管理理论与管理方法的特定时代背景下，以“经济人”为基础，开创了科学管理的新时代，也使管理学正式诞生。泰勒在其科学管理理论体系中，不仅赞同传统经济学的“经济人”假设，而且把“经济人”假设作为其理论基石，其一系列管理制度和管理方法都是建立在“经济人”假设基础之上的，因此“经济人”假设也成为管理学的重要人性假设之一。建立在“经济人”假设基础之上的古典管理理论认为人是“性本恶”的，也就是以悲观、否定的观点来看待人，认为人的工作动机根源于经济诱因,其目的在于获取最大的经济利益，主张把人放在被动的位置上进行严格管理。应该说，管理学中的“经济人”假设，既有其科学的一面，也有对人的认识过于机械简单、忽视人的社会性和复杂性的一面。
2“社会人”假设
“社会人”是管理学关于人性认识的第二个假设。这一假设是由人际关系学说的代表梅奥等人通过著名的霍桑实验提出的，梅奥也凭此发现成为对管理学有重大贡献的人，这一发现同时也为行为科学的建立打开了大门。“社会人”假设是在“经济人”假设在20世纪20―30年代受到更多质疑、需要提出更加符合人性的管理理论的背景下提出来的，同时众多心理学家加入管理研究行列也为“社会人”假设的提出提供了重要条件。与“经济人”假设相比，其最进步之处就是不仅看到了人具有满足自身物质需求的基本需要，而且进一步认识到人还有尊重、社交等其他一些社会心理需要，管理必须从社会、心理方面来激励工人，提高劳动生产率。美国管理思想史专家雷恩认为,人们不是理性的,而是由本性支配的,“社会人”假设的提出正是正确认识人的本性、揭开人们心灵秘密的重要一步，从此以后，管理理论的重心开始从过去的“以人适应物”向“以人为中心”转移。当然，就内容而言，“社会人”假设也存在缺憾和不足，如仍将人性看做是消极被动的，人缺乏能动性、创造性等。
3“自我实现人”假设
“自我实现人”假设也称自动人假设，是管理学中的第三个人性假设。它源于马斯洛的需求层次论中的最高层次需要――“自我实现需要”，道格拉斯•麦格雷戈的“Y理论”也大体上与“自我实现人”假设相对应。“自我实现人”假设在“人有社会的和心理的需要”认识的基础上，进一步指出人具有能动性与创造性，都力求在工作上有所成就，实现自治和独立，发展自己的能力和技术，能够自我刺激和自我控制。“自我实现人”假设可以看做是对“社会人”假设的继承和发展，其对人的这种认识使人在工作中的地位得到了极大提高，“以人为中心”的人本思想得到进一步强化。尽管其对人的认识有过于理想化和抽象化的倾向，但其积极意义仍然是十分巨大的。
4“复杂人”假设
“复杂人”假设最早是由mit的心理学家爱德加•薛恩在1965年对人性假设进行归纳时提出的，他在《组织心理学》一书中，在综合“经济人”、“社会人”、“自我实现人”三种人性假设的基础上，提出了“复杂人”假设。薛恩认为，人是千差万别的，不同的人、以及同一人在不同时期和不同场合会有不同的动机和需求，因此应因人、环境及问题等的不同而采取不同的管理方法与手段。“复杂人”假设实际上是对上述三种人性假设进行的一个非常好的归纳，使对人性认识实现了多元化，是对管理思想的重要发展，它对于权变管理理论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同时也促进了管理理论的多样化，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管理理论丛林”的“蔓延”。比如“复杂人”假设理论直接促生了莫尔斯和洛什在1970年提出“超Y理论”（又称“人性的权变理论”）。
除上述四种假设，管理学中还有两种重要的人性假设，即美国著名学者麦格雷戈于1960年提出的著名的X理论和Y理论。X理论认为人“性本恶”，以悲观、否定的观点来看待人，因此主张把人放在被动的位置上进行严密控制，实现严格管理。Y理论认为人“性本善”，以乐观、积极的观点来看待人，因此主张发挥人的主观能动作用，实行以人为中心的宽容的民主的管理方式，并为员工发挥其智慧和潜能创造有利的条件。X理论中的人与亚当•斯密及泰勒的“经济人”一脉相承，而Y理论中人与“自我实现人”有些类似。此外，在20世纪80年代后，美国学者特伦斯•迪尔和阿兰•肯尼迪还在《企业文化――现代企业的精神支柱》一书中提出了“文化人”假设，认为人是环境的动物，环境是自变量，人是因变量，由此得出人的未来本性是不可知的观点[5]，从而又进一步丰富了管理学中的人性假设理论。
四、比较分析
从以上关于人性假设的概述中我们可以发现，传统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及管理学关于人性假设的观点可谓各有千秋，尽管在内容上有交叉，在理论渊源上有继承、修正及发展的关系，但在与现实贴近程度、研究范式及特征等方面还是有比较明显的差别的。而准确认识它们之间的这种差别，有助于对加强人性假设理论的准确把握，同时也有利于加深对传统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及管理学的认识和理解。
1关于与现实贴近程度的比较
总体来说，传统经济学关于“经济人”的假设是脱离现实的，或者说，现实中的人既不是完全追求自我利益，也不是完全理性的。人有自利性，但同时也有利他性。正如马歇尔所说，“当我们说到一个人的活动动机，是为他能赚得的金钱所激发时，这并不是说，在他的心目中除了唯利是图的念头之外，就没有其他一切考虑了”[6]；“他的动机既包括家庭情感在内，为什么它就不能包括其他一切利人的动机……在内呢？”[6]。另一方面，人不是完全理性的，因为受到诸如信息不完全或信息不对称、环境的不确定性、人的智慧及对客观环境或事物的认识能力和算计能力的限制等因素的制约，人是根本不可能时时、事事做到完全理性的，而只能是有限理性。问题是，为什么这种假设脱离现实，而传统经济学还要坚持这种假设呢？这就涉及到了马歇尔所说的“经济人”假设对经济学学科建设的工具价值。马歇尔认为，“影响人类行为的最有力的、最坚决的动机但惟一的动机是追求自我利益的动机，更明确地说是追求工资、追求一定数额的货币的动机，‘经济人’的这一求利动机通过其所追求的货币加以大约的衡量的时候，科学的方法和试验便有可能了”。在马歇尔看来，“‘经济人’的求利及其货币化衡量，是经济学走向科学化、精确化的必经门坎”[3]。也就是说，传统经济学所提出的“经济人”假设，是经济学的基础或前提，是为了推进经济学研究，各个时代的经济学家之所以不断对“经济人”进行抽象、修正，并为之辩护，主要是为了更有效地分析人类的实际经济行为及由此出现的各种经济现象，为建立一个逻辑严密的经济学理论体系提供分析支撑点。正如柯武刚和史漫飞所指出的，“制度经济学与新古典经济学有很大的不同，新古典经济学的基础是一些有关理性和信息的苛刻假设，它隐含地假设制度是既定的”[2]。
需要指出的是，关于传统经济学的人性假设脱离现实的问题，新古典经济学家也已经意识到了，马歇尔在《经济学原理》中就认为人不仅是利己的，同时也有利他的动机，“经济人”的理性也不再是完全的工具性的理性，“经济人”就是生活于现实中的普通的人。显然，马歇尔的这种观点剥离了古典经济学中关于人的理性的片面化、极端化色彩，使新古典经济学关于人性的假设在一定程度上贴近了与现实的距离，但是，马歇尔的这些认识毕竟还只是“贴近”，也就是缩小了与现实的距离，但还没有完全回归到现实中来。
相比较来说，新制度经济学关于人性假设的研究则基本上回到了现实中，或者说至少比传统经济学的研究更贴近现实，它认为人的机会主义行为倾向、有限理性、双重行为目标等都是比较现实的，有时与现实中的人几乎完全一致。新制度经济学创始人R•科斯指出：“当代制度经济学应该从人的实际出发来研究人，实际的人在由现实制度所赋予的制约条件中活动”[7]。另一个代表人物诺思也认为：“制度经济学的目标是研究制度演进背景下人们如何在现实世界中做出决定和这些决定又如何改变世界”[8]。再如，科斯与诺思都强调了新制度经济学应该研究人、制度与经济活动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科斯指出，标志当代制度经济学特征的应该是，它所探讨的问题是那些现实世界提出来的问题。应该说，正是这种出发点，使得新制度经济学关于人的研究及人性假设更贴近现实。同时新制度经济学关于人性假设的观点，也正是其对传统经济学的修正和发展的重要方面，在科斯看来，传统经济学的人性假设，既没有必要，也会引人误入歧途。
管理学对人的研究则完全是从现实出发，最贴近现实，之所以如此是由管理学的研究目的决定的，即管理学就是研究在一定的环境下如何加强对人的管理，调动人的积极性，挖掘人的潜能，以最终提高管理效能。人既是管理的核心，同时也是管理学研究的核心，因此管理学自然要从现实出发来研究人，要认识和揭示人的不同的行为特征和性格特征，并在此基础上研究不同的管理方法与技术。当然，由于不同的知识背景及所属流派等原因，管理学者关于人性假设的观点也存在差异，有的甚至与现实中的人也不完全一致，但这种差异和不一致并非在本义上要脱离现实，有的可能是研究方法或研究视角使然，有的则可能是因为认识上的偏差或局限。
2关于研究范式的比较
范式被美国哲学家库恩定义为“科学共同体的共有信念，以及共同进行科学活动的基础和工具”[9]。就人性假设的研究范式而言，传统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及管理学也有明显差别。传统经济学是把“经济人”假设作为研究的前提，为了更便于对经济问题的深入研究，也就是“做这种假定有利于经济学家对经济问题作深入的分析，即假定或前提越简单，就越有利于绕过复杂的情况对经济问题分析的干扰。”正如马歇尔所说，“我们要研究的力量是如此之多，以致最好一次研究几种力量，做出若干局部的解答，……用‘其他情况不变’这句话，把其他一切力量当作是不起作用的：我们并非认为这些力量是无用的，不过是对它们的活动暂不过问而已”[6]。传统经济学把人都假设为“经济人”，实际上就类似于假设“其他情况不变”。传统经济学的这种研究方法尽管有其重要的方法论价值，但如上所述的远离现实的缺憾也是显而易见的，对此，科斯曾告诫：“过去，经济理论一直未能清楚地陈述其假设。经济学家们在建立一种理论时，常常忽视对理论所赖以建立的基础的考察”[10]。“经济人”假设一直作为传统经济学的前提就是科斯所说的“忽视对理论所赖以建立的基础的考察”的重要体现。
而新制度经济学是本着从实际出发的原则来研究人，因为在新制度经济学看来，人是构成经济活动的最基本单位，因此要从分析人的特性入手来分析影响效率的最根本原因，使交易费用论得到最彻底的解释，从而使交易费用理论趋于成熟。威廉姆森认为，影响交易种类和交易费用大小的有三个维度，即交易发生频率、不确定性和资产专用性，前两个维度都直接涉及到人。因此，新制度经济学对人的行为的研究，与传统经济学有着明显的区别。新制度经济学研究人的行为，特点是从人的实际出发来研究人，而研究人是作为研究制度问题的一个视角或研究方法，根本原因在于人是构成经济活动的最基本单位，要研究制度问题绕不开人的因素，在某种程度上带有一些“被迫”的意味。同时，新制度经济学对人的行为的研究，也是基于其认为传统经济学对人认识过于简单，严重脱离实际，为了纠正其不足。从这个意义上说，新制度经济学对人的行为的研究带有一些“纠偏矫正”和“扬弃”的意味。
从表面上看，新制度经济学对人的研究与管理学有些类似，但实际上也有差别。如果说新制度经济学研究人在某种程度上带有“被迫”意味的话，那么管理学对人的研究则是完全出于“主动”，也就是说，管理学对人的研究，则本身就是管理学的重要内容，或者说管理学是把人性假设作为研究内容来研究的。因为管理的目的就是对人的管理，对人的管理和管理中的人始终是管理学的核心。正如郭咸纲所说，“人是管理的主体也是管理的客体，有了人才有管理，所以人是理论管理学研究的出发点”[5]。因此，管理学与新制度经济学在关于人的研究范式方面也有差别。事实上，在管理学中，对人性的探索是管理学理论发展的三大线索之一，以基本的人性假设出发构造的管理理论也不断地创新与发展人性假设，而“每一个新假设的提出和新理论的出现都对管理思想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5]。
3关于内容特征的比较
在内容特征方面，传统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及管理学关于人性假设的观点也呈现出明显差异，具体说是：传统经济学中的人性假设具有统一性，新制度经济学中的人性假设具有现实性，管理学中的人性假设具有多维性。
在传统经济学中，自亚当•斯密提出“经济人”假设的思想以来，尽管围绕着“经济人”的内涵和理性程度的争论从来没有停止过，也无论“经济人”的内涵如何扩大，其理性程度如何被修正，但“经济人”假设一直是传统经济学的核心假设和理论基础，是经济学理论体系得以建立和完善的重要基石，这一点一直没有改变过。而各个时代的经济学家之所以不断对“经济人”进行修正、完善、辩护，主要是为了更有效地分析人类的实际经济行为及由此出现的各种经济现象。新制度经济学从“现实生活中实际的人”及修正与完善新古典经济学的“经济人”假设出发，认为“经济人”具有追求财富与非财富最大化的双重动机、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倾向，并从现实中的人这一视角来分析制度变迁与演进或制度安排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应该说尽管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范式决定了人性假设并不是新制度经济学的核心内容，但它从现实中的人出发来研究人的行为，并认为人作为行为主体面临的环境约束变化了、所拥有的关于环境的信息变化了、主体与客体之间相互作用的方式改变了，再加上采用了比新古典经济学中“经济人”范式更符合人的本性的分析方法，因此新制度经济学关于人性假设的观点无疑具有现实性，具有更强的解释力。反过来说，如果新制度经济学中的人性假设不具有现实性，那么可能会危及新制度经济学的生存，正如威廉姆森所说，“新制度经济学早就认为，经济组织的中心问题，归本求源是人类活动者的行动属性，行为假设被看做是现实中的重要部分，这个层次的严重失败将导致制度经济学事业的危机”[11]。新制度经济学的人性假设观点，一方面使经济学更具有了解释力，同时也有利于对制度问题的分析，或者说新制度经济学对人性假设的修正，也使其找到了对制度问题分析的突破口。管理学作为研究如何加强对人的管理、提高管理效能的一门学科，其对人性的研究不仅更需从实际出发，而且偏重于人的社会属性，因此它对人性的认识比较复杂多样，认为不同的人有不同的需求，必须针对不同的情况采取不同的管理方法和管理手段。总的来看，管理学中的人性假设呈现学派林立的特点，且不断发展变化。，从经济人假设、社会人假设、自我实现人假设、复杂人假设；从X理论、Y理论到超Y理论、Z理论，再到后现代管理学派，莫不如此。因此，有学者认为，管理学关于人性假设的理论并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分析框架，而更像是不同理论和不同学派的大杂烩，也呈现出了权变性、艺术性和多样性的特点。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由于人是社会中最宝贵的资源，因此对人性的探索将是包括经济学、管理学在内的所有社会学科永恒的话题。近些年来，伴随介于心理学和经济学之间的边缘学科――行为经济学的逐渐兴起，人性假设理论已经出现了新的观点，它试图根据心理学的研究对传统经济学的人性假设进行修正。行为经济学的奠基人丹尼尔•卡尼曼、弗农•史密斯、阿莫斯•特沃斯基（tversky）等经过大量研究指出，个体的行为除了受到利益的驱使，同样也受到自己的“灵活偏好”及个性心理特征、价值观和信念等多种心理因素的影响，行为经济学中的“经济人”不再仅仅自利，而是人们也可能考虑利他，当然有时也会产生冲动，采取非理等等。显然，行为经济学中的人性假设观点已经改变了传统经济学中的“经济人”的内涵。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科学研究的逐步深入，特别是交叉学科、边缘学科的不断发展，新的人性假设观点定会不断出现。
参考文献：
［1］卢现祥西方新制度经济学［m］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200315
［2］休谟人性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6-7
［8］马歇尔经济学原理（上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原著第一版序言”,12
［9］聂文军亚当•斯密经济伦理思想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215-216
［10］柯武刚，史漫飞制度经济学――社会秩序与公共政策［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52
［14］马歇尔经济学原理（上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19
［16］郭咸纲西方管理学说史［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3“导言”,9
［17］郭咸纲西方管理学说史［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3“导言”,8
［19］宋培林试析西方经济学与管理学中的人性假设［J］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03，（1）
［20］武建奇经济理论与人性假设［J］河北经贸大学学报，2007，（1）
［21］张华东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观的几点思考［J］云南财经大学学报，2007，（2）
［2］柯武刚，史漫飞制度经济学――社会秩序与公共政策［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3］聂文军亚当•斯密经济伦理思想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208
［4］迈克尔•迪屈奇交易成本经济学［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35
［5］郭咸纲西方管理学说史［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3
［6］马歇尔经济学原理（上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43
［7］R•科斯企业、市场与法律［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0255
［8］道格拉斯•C•诺思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4
经济学的出发点篇5
关键词：人性假设；“经济人”；有限理性；机会主义
人，作为经济和社会活动的主体，由于其是宇宙中最复杂的存在，因此，人及人的本质问题自然成为各学科关注的话题，其中人性问题更是成为研究的重要问题之一，正如有学者认为：“社会科学的所有理论都直接或间接地包含对人的行为的假定”[1]。英国哲学家休谟认为：“一切科学对于人性总是或多或少地有些关系，任何学科不论似乎与人性离得多远，它们总是会通过这样或那样的途径回到人性”[2]。在所有直接或间接涉及到人性问题研究的学科中，经济学和管理学的研究尤其引人注目，近20多年“迅猛发展”的新制度经济学关于人性的研究也同样使人耳目一新。本文拟对传统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及管理学关于人性假设的观点做一比较研究。
一、传统经济学中的人性假设
传统经济学一般指古典经济学和发展至今的西方主流经济学，包括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及与之有重要渊源关系的现代主流经济学。在传统经济学中，人都被假设为“经济人”，这就是著名的“经济人”假设。传统经济学的“经济人”假设有两个内涵：一是人都追求自己的利益，即每个人都是自利的；二是人都是有理性的，都精于算计，“‘经济人’完全了解可用的手段和将要实现的目标，因此，能够在现在和未来作出使自身效用最大化的合理选择”[2]。
“经济人”假设被视为传统经济学的最基本的假设，是传统经济学理论分析的基石。关于这一假设的产生和出现，经济学家几乎一致认为源自并归功于亚当•斯密，认为亚当•斯密作为18世纪自由贸易的倡导者，是在与重商主义的学术争论中，为了说明他的“看不见的手”理论而提出的。在《国富论》中，亚当•斯密把每一个人对自利的追求作为个人一切经济活动的根本推动力，一切商品交换都由每一个参与者的自利所推动；每一个人对其职业的选择——由此形成社会的自然分工——都是按照他认为最有利于自己的和最可行的方式来决定的；“看不见的手”所造成的资本与劳动在全社会范围内的流动即社会资源的合理配置也是由每一个人的自利所造成的，由此自发地形成了整个社会经济的和谐秩序[3]。所谓“经济人”，按亚当•斯密的意思就是指每个人的行为都是理性的和追求自利的，每个人都按其理性行动，同时每个人都追求自己的利益。实际上，尽管经济学家都认为“经济人”假设源自亚当•斯密，但亚当•斯密并没有直接提出“经济人”的概念，只不过在《国富论》关于“看不见的手”理论论述中包含了“经济人”的思想，因此亚当•斯密关于“经济人”的假设被认为是潜在的，且简单、抽象，而真正第一次系统地论述“经济人”内涵的是英国古典经济学家约翰•斯图亚特•穆勒，经过大卫•李嘉图等一系列古典经济学家的不断丰富，“经济人”的概念才最终成型。随着经济学理论的不断发展，以马歇尔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也对“经济人”假设进行了继承和发展，马歇尔等新古典经济学家在肯定“经济人”假设对经济学学科建设必要性的基础上，力图克服古典经济学关于“经济人”假设的不足和局限性，提出“经济人”是开明、正常和理性的，即“经济人”不是赤裸裸的极端自私的，是普通和正常的人，理性也不再是完全的工具性的理性，从而使“经济人”范畴明显“呈现出了逻辑合题的特征”，也就是做到了否定之否定，使“经济人”假设较以往贴近了与现实的距离，进而使“经济人”假设最终走向了丰富和成熟。
在传统经济学中，“经济人”除是“自利的”以外，还被认为是理性的，即理性是“经济人”的另一重要特征，因此，“经济人”假设也被称为“理性经济人”假设。而所谓理性，就是人都精于算计，每个人的行为都是理性的行为，人对自己的行为有明确的认识。应该说，尽管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家关于理性的边界或极限存在不同观点，但总体上认为“经济人”都具有完全理性。比如亚当•斯密并没有明确提出理性的边界或极限问题，但后来的其他古典经济学家却认为“经济人”是完全理性的，有着无限的理性能力，以致于使“经济人”的理性假设呈现了片面化和极端化的倾向；而新古典经济学家马歇尔则认为“经济人”的理性也只是“普通的、正常的理性”，不能抽象地谈论“经济人”的理性是有限的还是无限的或完全的，他认为“经济人”的理性既是有限的又是无限的或完全的，可见马歇尔的思想其实已经包含了有限理性的思想，只不过他并没有明确否定“经济人”的理性假设。
二、新制度经济学中的人性假设
新制度经济学作为“用经济学的方法来研究制度”、“使经济学研究更贴近现实”的经济学，在近些年快速兴起并备受关注，其中关于人性假设的观点也给人耳目一新之感。围绕制度的演进与变迁、制度在经济体系运行中的地位与作用及从“实际的人”出发来研究人是新制度经济学关于人性假设研究的重要特征，基于这一出发点，新制度经济学家们对人的行为特征作出了新的解释，并在此方面对新古典经济学做了修正和发展。新制度经济学对人的行为的假设主要有三方面内容：
1人既追求财富最大化，也追求非财富最大化
追求个人的物质利益，在传统经济学看来是“经济人”的特征之一，并认为“经济人”正是对个人利益的追求，才促进了社会公共利益，形成“公序良俗”，求利对于每个人而言都是一个既定的客观事实，人们的社会活动、人们的相互交往和交换，都主要地出自于每个人自利的追求。然而在许多情况下，人类行为远比传统经济学中的财富最大化的行为假设更为复杂，在新制度经济学看来，非财富最大化动机也常常约束人们的行为，人的行为并不必然表现为对财富的追求，这就是所谓的人既追求财富最大化，也追求非财富最大化，即双重行为动机。当然，新制度经济学是从制度的变迁与演进角度来揭示人的这种双重行为动机的，认为人类历史上制度创新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人类这种双重动机均衡的结果，制度在塑造人类这种双重行为动机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新制度经济学所称的人追求财富最大化，就是人追求最大化的物质利益；所谓追求非财富最大化，在d诺思等新制度经济学家看来，就是诸如利他主义、意识形态和自愿负担约束等，也就是追求精神层面的利益。显然，新制度经济学的这一观点使对人的认识更全面也更复杂。
2人都是有限理性的
“人是理性的”是传统经济学人性假设范式之一，而新制度经济学则推翻了传统经济学的这一范式，认为人是有限理性的（boundedrationality），用引入这一定理的新制度经济学家肯尼思•阿罗的话说就是人的行为“即是有意识地理性的，但这种理性又是有限的”。其实，关于人理性的有限性与无限性，马歇尔在对古典经济学的修正与发展中已经或多或少地提出了，只不过没有完全否定古典经济学的理性假设，而正式提出人理性有限性的是赫伯特•西蒙。他认为人是“蓄意要有理性，只不过他们的这种愿望受到了限制”，他认为，由于人类大脑的生理局限，由于信息的不完全和不对称，作为经济决策者的人的理性是有限的，人只能追求最满意而不是最优的经济目标，因此成本最低、利润最大只能存在于假设严格的逻辑推导中，而不存在于现实世界中。应该说西蒙的“有限理性”观点，为经济学家们认识和克服传统经济学人性假设的局限性，寻求现代经济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新制度经济学引入并明确提出人理性的有限性，是为了阐明制度设立与制度安排的必要性及作用，也就是说，新制度经济学关于人有限理性的认识是围绕制度分析提出的。在新制度经济学看来，环境的不确定性、信息的不完全性及人的认识能力的有限性，是导致人的有限理性的主要原因，正如o•威廉姆森所说“只要或者是不确定性，或者是复杂性的存在达到了必要的程度，受到限制的理性思考的问题就会产生”[4]，而制度通过一系列规则能减少环境的不确定性，提高人们认识环境的能力。由此可见，有限理性假设的提出，既使新制度经济学的人性假设更接近现实，同时也是进行制度分析的必要条件。
3机会主义行为倾向
机会主义行为倾向是新制度经济学关于人性的又一重要假设之一。威廉姆森在信息不对称或信息阻塞范畴基础上提出人都具有机会主义行为倾向。所谓机会主义（opportunism）用威廉姆森的话说就是“狡诈地追求利润的利己主义”，人具有随机应变、投机取巧、为自己谋取更大利益的行为倾向，也就是人在追求自身利益的过程中采用非常微妙隐蔽的手段，会耍弄狡黠的伎俩，以尽可能保护和增加自己的利益。从本质上说，机会主义源于人们的利己心或对自我利益最大化的追求，因此是人的一种本性，威廉姆森曾风趣地说，当骗人能增加利润时，交易中的诚实未必可取。由于人们的机会主义行为倾向存在，使“经济组织的问题大为复杂化了”，增加了市场复杂性，加大了交易成本，也影响了市场的效率。关于机会主义行为倾向，我们还应把握三点：（1）机会主义行为倾向具有冒险、寻找机遇及损人利己的二重性，有时表现为积极方面，有时表现为消极方面。（2）机会主义行为倾向并不总是现实化为机会主义行为，只有当信息不对称、有限理性及制度存在缺陷时才可能现实化为机会主义行为。（3）机会主义行为倾向实际上是对传统经济学中的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一种重要补充和发展，使关于人的认识又向前迈进了一步。
三、管理学中的人性假设
管理学的实质就是关于人的科学。管理学是基于对人的正确认识、从人的实际出发，以便采取更符合人性特点的管理方法和管理手段角度而对人性进行研究的。管理学中的人性假设主要包括“经济人”、“社会人”、“自我实现人”和“复杂人”四种。
1“经济人”假设
管理学中的“经济人”假设是管理学的创始人之一泰勒从传统经济学中引入和继承而来的。泰勒在劳资双方矛盾加大、企业普遍缺乏系统管理理论与管理方法的特定时代背景下，以“经济人”为基础，开创了科学管理的新时代，也使管理学正式诞生。泰勒在其科学管理理论体系中，不仅赞同传统经济学的“经济人”假设，而且把“经济人”假设作为其理论基石，其一系列管理制度和管理方法都是建立在“经济人”假设基础之上的，因此“经济人”假设也成为管理学的重要人性假设之一。建立在“经济人”假设基础之上的古典管理理论认为人是“性本恶”的，也就是以悲观、否定的观点来看待人，认为人的工作动机根源于经济诱因,其目的在于获取最大的经济利益，主张把人放在被动的位置上进行严格管理。应该说，管理学中的“经济人”假设，既有其科学的一面，也有对人的认识过于机械简单、忽视人的社会性和复杂性的一面。
2“社会人”假设
“社会人”是管理学关于人性认识的第二个假设。这一假设是由人际关系学说的代表梅奥等人通过著名的霍桑实验提出的，梅奥也凭此发现成为对管理学有重大贡献的人，这一发现同时也为行为科学的建立打开了大门。“社会人”假设是在“经济人”假设在20世纪20—30年代受到更多质疑、需要提出更加符合人性的管理理论的背景下提出来的，同时众多心理学家加入管理研究行列也为“社会人”假设的提出提供了重要条件。与“经济人”假设相比，其最进步之处就是不仅看到了人具有满足自身物质需求的基本需要，而且进一步认识到人还有尊重、社交等其他一些社会心理需要，管理必须从社会、心理方面来激励工人，提高劳动生产率。美国管理思想史专家雷恩认为,人们不是理性的,而是由本性支配的,“社会人”假设的提出正是正确认识人的本性、揭开人们心灵秘密的重要一步，从此以后，管理理论的重心开始从过去的“以人适应物”向“以人为中心”转移。当然，就内容而言，“社会人”假设也存在缺憾和不足，如仍将人性看做是消极被动的，人缺乏能动性、创造性等。
3“自我实现人”假设
“自我实现人”假设也称自动人假设，是管理学中的第三个人性假设。它源于马斯洛的需求层次论中的最高层次需要——“自我实现需要”，道格拉斯•麦格雷戈的“y理论”也大体上与“自我实现人”假设相对应。“自我实现人”假设在“人有社会的和心理的需要”认识的基础上，进一步指出人具有能动性与创造性，都力求在工作上有所成就，实现自治和独立，发展自己的能力和技术，能够自我刺激和自我控制。“自我实现人”假设可以看做是对“社会人”假设的继承和发展，其对人的这种认识使人在工作中的地位得到了极大提高，“以人为中心”的人本思想得到进一步强化。尽管其对人的认识有过于理想化和抽象化的倾向，但其积极意义仍然是十分巨大的。
4“复杂人”假设
“复杂人”假设最早是由mit的心理学家爱德加•薛恩在1965年对人性假设进行归纳时提出的，他在《组织心理学》一书中，在综合“经济人”、“社会人”、“自我实现人”三种人性假设的基础上，提出了“复杂人”假设。薛恩认为，人是千差万别的，不同的人、以及同一人在不同时期和不同场合会有不同的动机和需求，因此应因人、环境及问题等的不同而采取不同的管理方法与手段。“复杂人”假设实际上是对上述三种人性假设进行的一个非常好的归纳，使对人性认识实现了多元化，是对管理思想的重要发展，它对于权变管理理论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同时也促进了管理理论的多样化，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管理理论丛林”的“蔓延”。比如“复杂人”假设理论直接促生了莫尔斯和洛什在1970年提出“超y理论”（又称“人性的权变理论”）。
除上述四种假设，管理学中还有两种重要的人性假设，即美国著名学者麦格雷戈于1960年提出的著名的x理论和y理论。x理论认为人“性本恶”，以悲观、否定的观点来看待人，因此主张把人放在被动的位置上进行严密控制，实现严格管理。y理论认为人“性本善”，以乐观、积极的观点来看待人，因此主张发挥人的主观能动作用，实行以人为中心的宽容的民主的管理方式，并为员工发挥其智慧和潜能创造有利的条件。x理论中的人与亚当•斯密及泰勒的“经济人”一脉相承，而y理论中人与“自我实现人”有些类似。此外，在20世纪80年代后，美国学者特伦斯•迪尔和阿兰•肯尼迪还在《企业文化——现代企业的精神支柱》一书中提出了“文化人”假设，认为人是环境的动物，环境是自变量，人是因变量，由此得出人的未来本性是不可知的观点[5]，从而又进一步丰富了管理学中的人性假设理论。
四、比较分析
从以上关于人性假设的概述中我们可以发现，传统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及管理学关于人性假设的观点可谓各有千秋，尽管在内容上有交叉，在理论渊源上有继承、修正及发展的关系，但在与现实贴近程度、研究范式及特征等方面还是有比较明显的差别的。而准确认识它们之间的这种差别，有助于对加强人性假设理论的准确把握，同时也有利于加深对传统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及管理学的认识和理解。
1关于与现实贴近程度的比较
总体来说，传统经济学关于“经济人”的假设是脱离现实的，或者说，现实中的人既不是完全追求自我利益，也不是完全理性的。人有自利性，但同时也有利他性。正如马歇尔所说，“当我们说到一个人的活动动机，是为他能赚得的金钱所激发时，这并不是说，在他的心目中除了唯利是图的念头之外，就没有其他一切考虑了”[6]；“他的动机既包括家庭情感在内，为什么它就不能包括其他一切利人的动机……在内呢？”[6]。另一方面，人不是完全理性的，因为受到诸如信息不完全或信息不对称、环境的不确定性、人的智慧及对客观环境或事物的认识能力和算计能力的限制等因素的制约，人是根本不可能时时、事事做到完全理性的，而只能是有限理性。问题是，为什么这种假设脱离现实，而传统经济学还要坚持这种假设呢？这就涉及到了马歇尔所说的“经济人”假设对经济学学科建设的工具价值。马歇尔认为，“影响人类行为的最有力的、最坚决的动机但惟一的动机是追求自我利益的动机，更明确地说是追求工资、追求一定数额的货币的动机，‘经济人’的这一求利动机通过其所追求的货币加以大约的衡量的时候，科学的方法和试验便有可能了”。在马歇尔看来，“‘经济人’的求利及其货币化衡量，是经济学走向科学化、精确化的必经门坎”[3]。也就是说，传统经济学所提出的“经济人”假设，是经济学的基础或前提，是为了推进经济学研究，各个时代的经济学家之所以不断对“经济人”进行抽象、修正，并为之辩护，主要是为了更有效地分析人类的实际经济行为及由此出现的各种经济现象，为建立一个逻辑严密的经济学理论体系提供分析支撑点。正如柯武刚和史漫飞所指出的，“制度经济学与新古典经济学有很大的不同，新古典经济学的基础是一些有关理性和信息的苛刻假设，它隐含地假设制度是既定的”[2]。
需要指出的是，关于传统经济学的人性假设脱离现实的问题，新古典经济学家也已经意识到了，马歇尔在《经济学原理》中就认为人不仅是利己的，同时也有利他的动机，“经济人”的理性也不再是完全的工具性的理性，“经济人”就是生活于现实中的普通的人。显然，马歇尔的这种观点剥离了古典经济学中关于人的理性的片面化、极端化色彩，使新古典经济学关于人性的假设在一定程度上贴近了与现实的距离，但是，马歇尔的这些认识毕竟还只是“贴近”，也就是缩小了与现实的距离，但还没有完全回归到现实中来。
相比较来说，新制度经济学关于人性假设的研究则基本上回到了现实中，或者说至少比传统经济学的研究更贴近现实，它认为人的机会主义行为倾向、有限理性、双重行为目标等都是比较现实的，有时与现实中的人几乎完全一致。新制度经济学创始人r•科斯指出：“当代制度经济学应该从人的实际出发来研究人，实际的人在由现实制度所赋予的制约条件中活动”[7]。另一个代表人物诺思也认为：“制度经济学的目标是研究制度演进背景下人们如何在现实世界中做出决定和这些决定又如何改变世界”[8]。再如，科斯与诺思都强调了新制度经济学应该研究人、制度与经济活动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科斯指出，标志当代制度经济学特征的应该是，它所探讨的问题是那些现实世界提出来的问题。应该说，正是这种出发点，使得新制度经济学关于人的研究及人性假设更贴近现实。同时新制度经济学关于人性假设的观点，也正是其对传统经济学的修正和发展的重要方面，在科斯看来，传统经济学的人性假设，既没有必要，也会引人误入歧途。
管理学对人的研究则完全是从现实出发，最贴近现实，之所以如此是由管理学的研究目的决定的，即管理学就是研究在一定的环境下如何加强对人的管理，调动人的积极性，挖掘人的潜能，以最终提高管理效能。人既是管理的核心，同时也是管理学研究的核心，因此管理学自然要从现实出发来研究人，要认识和揭示人的不同的行为特征和性格特征，并在此基础上研究不同的管理方法与技术。当然，由于不同的知识背景及所属流派等原因，管理学者关于人性假设的观点也存在差异，有的甚至与现实中的人也不完全一致，但这种差异和不一致并非在本义上要脱离现实，有的可能是研究方法或研究视角使然，有的则可能是因为认识上的偏差或局限。
2关于研究范式的比较
范式被美国哲学家库恩定义为“科学共同体的共有信念，以及共同进行科学活动的基础和工具”[9]。就人性假设的研究范式而言，传统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及管理学也有明显差别。传统经济学是把“经济人”假设作为研究的前提，为了更便于对经济问题的深入研究，也就是“做这种假定有利于经济学家对经济问题作深入的分析，即假定或前提越简单，就越有利于绕过复杂的情况对经济问题分析的干扰。”正如马歇尔所说，“我们要研究的力量是如此之多，以致最好一次研究几种力量，做出若干局部的解答，……用‘其他情况不变’这句话，把其他一切力量当作是不起作用的：我们并非认为这些力量是无用的，不过是对它们的活动暂不过问而已”[6]。传统经济学把人都假设为“经济人”，实际上就类似于假设“其他情况不变”。传统经济学的这种研究方法尽管有其重要的方法论价值，但如上所述的远离现实的缺憾也是显而易见的，对此，科斯曾告诫：“过去，经济理论一直未能清楚地陈述其假设。经济学家们在建立一种理论时，常常忽视对理论所赖以建立的基础的考察”[10]。“经济人”假设一直作为传统经济学的前提就是科斯所说的“忽视对理论所赖以建立的基础的考察”的重要体现。
而新制度经济学是本着从实际出发的原则来研究人，因为在新制度经济学看来，人是构成经济活动的最基本单位，因此要从分析人的特性入手来分析影响效率的最根本原因，使交易费用论得到最彻底的解释，从而使交易费用理论趋于成熟。威廉姆森认为，影响交易种类和交易费用大小的有三个维度，即交易发生频率、不确定性和资产专用性，前两个维度都直接涉及到人。因此，新制度经济学对人的行为的研究，与传统经济学有着明显的区别。新制度经济学研究人的行为，特点是从人的实际出发来研究人，而研究人是作为研究制度问题的一个视角或研究方法，根本原因在于人是构成经济活动的最基本单位，要研究制度问题绕不开人的因素，在某种程度上带有一些“被迫”的意味。同时，新制度经济学对人的行为的研究，也是基于其认为传统经济学对人认识过于简单，严重脱离实际，为了纠正其不足。从这个意义上说，新制度经济学对人的行为的研究带有一些“纠偏矫正”和“扬弃”的意味。
从表面上看，新制度经济学对人的研究与管理学有些类似，但实际上也有差别。如果说新制度经济学研究人在某种程度上带有“被迫”意味的话，那么管理学对人的研究则是完全出于“主动”，也就是说，管理学对人的研究，则本身就是管理学的重要内容，或者说管理学是把人性假设作为研究内容来研究的。因为管理的目的就是对人的管理，对人的管理和管理中的人始终是管理学的核心。正如郭咸纲所说，“人是管理的主体也是管理的客体，有了人才有管理，所以人是理论管理学研究的出发点”[5]。因此，管理学与新制度经济学在关于人的研究范式方面也有差别。事实上，在管理学中，对人性的探索是管理学理论发展的三大线索之一，以基本的人性假设出发构造的管理理论也不断地创新与发展人性假设，而“每一个新假设的提出和新理论的出现都对管理思想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5]。
3关于内容特征的比较
在内容特征方面，传统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及管理学关于人性假设的观点也呈现出明显差异，具体说是：传统经济学中的人性假设具有统一性，新制度经济学中的人性假设具有现实性，管理学中的人性假设具有多维性。
在传统经济学中，自亚当•斯密提出“经济人”假设的思想以来，尽管围绕着“经济人”的内涵和理性程度的争论从来没有停止过，也无论“经济人”的内涵如何扩大，其理性程度如何被修正，但“经济人”假设一直是传统经济学的核心假设和理论基础，是经济学理论体系得以建立和完善的重要基石，这一点一直没有改变过。而各个时代的经济学家之所以不断对“经济人”进行修正、完善、辩护，主要是为了更有效地分析人类的实际经济行为及由此出现的各种经济现象。新制度经济学从“现实生活中实际的人”及修正与完善新古典经济学的“经济人”假设出发，认为“经济人”具有追求财富与非财富最大化的双重动机、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倾向，并从现实中的人这一视角来分析制度变迁与演进或制度安排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应该说尽管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范式决定了人性假设并不是新制度经济学的核心内容，但它从现实中的人出发来研究人的行为，并认为人作为行为主体面临的环境约束变化了、所拥有的关于环境的信息变化了、主体与客体之间相互作用的方式改变了，再加上采用了比新古典经济学中“经济人”范式更符合人的本性的分析方法，因此新制度经济学关于人性假设的观点无疑具有现实性，具有更强的解释力。反过来说，如果新制度经济学中的人性假设不具有现实性，那么可能会危及新制度经济学的生存，正如威廉姆森所说，“新制度经济学早就认为，经济组织的中心问题，归本求源是人类活动者的行动属性，行为假设被看做是现实中的重要部分，这个层次的严重失败将导致制度经济学事业的危机”[11]。新制度经济学的人性假设观点，一方面使经济学更具有了解释力，同时也有利于对制度问题的分析，或者说新制度经济学对人性假设的修正，也使其找到了对制度问题分析的突破口。管理学作为研究如何加强对人的管理、提高管理效能的一门学科，其对人性的研究不仅更需从实际出发，而且偏重于人的社会属性，因此它对人性的认识比较复杂多样，认为不同的人有不同的需求，必须针对不同的情况采取不同的管理方法和管理手段。总的来看，管理学中的人性假设呈现学派林立的特点，且不断发展变化。，从经济人假设、社会人假设、自我实现人假设、复杂人假设；从x理论、y理论到超y理论、z理论，再到后现代管理学派，莫不如此。因此，有学者认为，管理学关于人性假设的理论并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分析框架，而更像是不同理论和不同学派的大杂烩，也呈现出了权变性、艺术性和多样性的特点。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由于人是社会中最宝贵的资源，因此对人性的探索将是包括经济学、管理学在内的所有社会学科永恒的话题。近些年来，伴随介于心理学和经济学之间的边缘学科——行为经济学的逐渐兴起，人性假设理论已经出现了新的观点，它试图根据心理学的研究对传统经济学的人性假设进行修正。行为经济学的奠基人丹尼尔•卡尼曼、弗农•史密斯、阿莫斯•特沃斯基（tversky）等经过大量研究指出，个体的行为除了受到利益的驱使，同样也受到自己的“灵活偏好”及个性心理特征、价值观和信念等多种心理因素的影响，行为经济学中的“经济人”不再仅仅自利，而是人们也可能考虑利他，当然有时也会产生冲动，采取非理性行为等等。显然，行为经济学中的人性假设观点已经改变了传统经济学中的“经济人”的内涵。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科学研究的逐步深入，特别是交叉学科、边缘学科的不断发展，新的人性假设观点定会不断出现。
参考文献：
［1］卢现祥西方新制度经济学［m］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200315
［2］休谟人性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6-7
［8］马歇尔经济学原理（上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原著第一版序言”,12
［9］聂文军亚当•斯密经济伦理思想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215-216
［10］柯武刚，史漫飞制度经济学——社会秩序与公共政策［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52
［14］马歇尔经济学原理（上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19
［16］郭咸纲西方管理学说史［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3“导言”,9
［17］郭咸纲西方管理学说史［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3“导言”,8
［19］宋培林试析西方经济学与管理学中的人性假设［j］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03，（1）
［20］武建奇经济理论与人性假设［j］河北经贸大学学报，2007，（1）
［21］张华东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观的几点思考［j］云南财经大学学报，2007，（2）
［2］柯武刚，史漫飞制度经济学——社会秩序与公共政策［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3］聂文军亚当•斯密经济伦理思想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208
［4］迈克尔•迪屈奇交易成本经济学［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35
［5］郭咸纲西方管理学说史［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3
［6］马歇尔经济学原理（上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43
［7］r•科斯企业、市场与法律［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0255
［8］道格拉斯•c•诺思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4
经济学的出发点篇6
关键词高校本科经济学课程创新教学
中图分类号：G424文献标识码：aDoi：10.16400/ki.kjdkx.2017.03.030
abstractthecourseofeconomicsisthebasiccourseandthecorecurriculumoftheundergraduateeconomicsandmanagement.withthedevelopmentofsocietyandeconomy，theproblemsofthetraditionalteachingmodeismoreandmoreprominent，whichfortheundergraduatestudentsmajoringineconomicsandmanagementofthefuturedevelopmentofsocialandeconomicdevelopmentwillbeadverselyaffected，sotheeconomicscourseincollegesteachingtoexcludethedisadvantagesofthetraditionalteachingmode，theimplementationofinnovativeteaching，theuseofflexibleanddiverseteachingmethodseconomicsthinkingstimulatestudents，improvetheteachingeffectofthecourseofeconomics.
Keywordscollegeundergraduate；economicscourse；innovativeteaching
0前言
高校本科经济学课程的教学目的是为了培养经济型人才，但是当前高校本科经济学课程还存在诸多突出问题，如学生的数学基础能力比较差、学用脱节以及学生的经济学素养不足等，这些问题不仅影响学生的经济学课程学习效率，也会影响学生其他科目的学习。鉴于此，笔者在此基础上对高校本科经济学课程创新教学方式展开详细的论述。
1当前高校本科经济学课程的突出问题
1.1学生的数学基础能力比较差
经济学课程的一些概念和原理在分析的时候要通^数学公式、图表和曲线等工具，而且部分理论具有较强的抽象性，在分析的时候需要借助大量的数理实证和图形，这就要求学生有扎实的数学理论基础。但实际上，经济学专业的学生却恰恰相反，人文知识比较丰富，而数学的基础却很薄弱，导致了学生更倾向于学习经济学的定性分析，而对经济学的定量分析却不感冒，不愿意深入研究定量分析的步骤和方法，不习惯利用数学公式、图表和曲线等工具来分析经济学课程中涉及到的概念、原理以及理论。因此很多经济学学生在学习方面觉得有难度，认为经济学课程枯燥、抽象，学习兴趣和学习积极性不高。[1]
1.2因为国内外差别，学生学用脱节
经济学是在市场经济条件和西方资本主义的制度下产生以及发展的，因此经济学的理论和我国的历史背景相差很大，与我国的国情也有很大的差别，很多经济学理论以及观点如果站在中国，根据中国的国情去分析的话，很难理解透彻。因此学生在学习经济学的时候，常常出现理论和实际严重脱节的现象，学习的经济学知识和理论无法运用到社会经济实践之中。往往都是从概念到概念，从原理到原理，对于生活中的经济现象和一些经济问题没有办法用经济学的理论知识进行分析，这即是所谓的学用脱节，也是目前经济学课程实践教学中比较突出的一个问题。[2]
1.3学生的经济学素养不足
高校本科的经济学课程一般都是在大一下学期或者大二上学期开设，学生还处在本科的低年级，由于进入高校的时间并不长，应试教育的影响还并未完全消除，因此在学习上还处在一个较被动的地位，而且高等院校的学生也没有工作经验，对企业和社会的了解也比较少，因此经济学的素养不足，对很多经济学知识点的理解都不透彻。即使学生在课堂上认真听课，掌握了书本上的知识点，但是因为没有实际工作经验，对现实生活中的经济现象也没有感性的认识，甚至存在一些经济学的学生，对国家的基本经济方针都不了解或者只是掌握一些皮毛。
2高校本科经济学课程进行创新教学的对策
2.1应用多元化的课堂教学方式
课堂教学方式是课堂教学效果的决定因素之一，因此，经济学老师应当对课堂教学方式不断进行创新，使用多元化的教学方式，让每一个学生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教学方式，从而提高经济学的教学效率。多样化的教学方式有如下几种：（1）案例教学法。案例教学法在课堂教学中应用比较广泛，很多门学科都运用这种教学方式来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经济学老师也可以在课堂上采用案例教学法来对学生进行教学。经济学老师根据经济法教学课程的内容和教学目的，通过引用一些典型的经济案例，来激发学生独立思考，学生在思考的基础上，分析研究案例中的材料和问题，然后提出一些自己的见解，通过判断给出决策，学生在这个基础上，提高了运用教材知识或者所掌握知识点去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尤其在讲经济学中某一个基本原理的时候，可以在教学过程中引入案例教学法，学生通过分析案例，加强了对教材知识点的理解。[3]（2）讨论教学法。学生是课堂上的主体，尤其是高校本科的学生，更应该在课堂上发挥自己的主体地位，作为课堂上的指导者，经济学老师也应当不断突出学生的主体地位，在课堂上尊重学生，坚持以人文本的教学理念，在经济学课堂上开展经济学活动，并且不断鼓励学生参加和谈论，学生之间的观点不同，这些观点相互补充和修正，强化了学生对问题的理解，并且还能指导学生去发现和探讨经济学教材中知识的规律，深化研究的力度，思维得到了开发。在讨论交流活动的最后环节，经济学老师可以就活动情况进行总结，加强学生的理解以及加深学生的记忆。（3）综合案例讨论教学。知识点相互之间是存在联系的，因此经济学老师在经济学的讲学过程中，也不能只对某一个单一的知识点进行讲解，可以通过巩固和复习前面的知识点，来引进新的知识点。
2.2良好把握课程教学的核心
高校的经济学课程包含两个部分的内容，一是微观经济学，还有一个是宏观经济学。前者重视资源的配置问题，“价格理论”是主要的核心理论。而后者重视资源的利用问题，“国民收入”是主要的核心理论。很多学生在学习经济学的时候，分不清两者之间的关系，也很难将两者区别开来，导致学习吃力。[4]针对这方面的问题，经济学老师应当为学生分别理出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的学习主线，让学生在掌握这两条主线的基础上再将全部的经济学内容串联起来，继而全面掌握经济学的课程内容。例如宏观经济学含有较多的理论派系，经济学老师可以根据经济学中的三大模型，给学生详细阐述各个模型的内涵，并且让学生在深刻理解模型内涵的基础上掌握模型与模型之间的联系。
2.3激发学生的创新欲望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只要培养出学生的创新欲望，学生也就有了巨大的学习动力，会全身心投入到经济学的学习之中。如何激发学生的创新欲望，经济学老师首先要有课程意识，并且要有开放的课程资源观念和教材观念，在经济学课程的教学之中要充分考虑到课程的个性化和多样性，并将其完全结合起来。在学生的培养模式制定上，要根据经济学的课程特点，将其与学生的素养紧密结合起来，再确定培养目标和教学手段，经济学老师要做到因材施教，坚持以人为本的教学观念，积极培养学生获取知识的能力，激励学生积极参与教学活动。经济学老师要通过多种手段，不断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让学生对经济学产生创新欲望，情感得到培养，思维得到激活，在此基础上，经济学老师除了要有课程意识，还要有目标意识，将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教育效益三个方面充分结合起来，缺一不可，既要考虑经济效益，也要考虑到教育效益，不能急功近利，要根据经济学专业的发展目标和发展条件，激发学生的创新欲望，培养学生学习经济学的主动能力。[5]
2.4全面结合我国国情
经济学是在市场经济条件和西方资本主义的制度下产生以及发展的，因此经济学的理论和我国的历史背景以及我国的国情相差很大，如果从中国的国情角度去分析的话，很难做到透彻理解，经济理论脱离了生活实际，也就变得毫无意义。如今本科经济学的教材内容撰写背景都是以发达国家的经济实践为主，而我国的经济生活目前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较大的差距，经济体系尚未完全建立。针对这方面的问题，我国可以利用“洋为中用”这一方式，根据我国的国情，适当借鉴国外的经济学课程和案例，将中国的实际经济和系统教学有效结合起来。[6]例如经济学教材中在分析三大货币政策时，主要强调与再贴现率和公开市场业务相比，法定的存款准备金率将会取得最佳的效果，一般来说使用较少。但是在中国，存款准备金率的使用次数就比较多，其目的是为了降低通货膨胀的威胁以及抑制经济的过热现象，这样与国外的行情则大不相同，中国学生在学习经济学的时候也会产生很多疑问，经济学的老师在这个时候就应该根据中国的国情，结合当前开放的经济背景，从利率和汇率之间的关系、金融环境以及中国利率市场化的进程来给学生解释。
2.5落实技能培训
高校本科经济学课程是一门理论课程，并且是纯理论，除了介绍经济学的有关概念和原理，就是介绍经济学的理论知识点，但是经济学的教学则不一样，如果经济学老师仅注重对学生理论知识的培养，而忽视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那么学生的专业化能力得不到培养和提高，也就没有办法将经济学的知识应用到生活之中，对于实际生活中遇到的经济问题也就没有办法进行解决，这样的经济学课程教学也就变得毫无意义。因此，经济学老师不仅要指导学生掌握课本上的知识点，还要落实学生的技能培训，让学生在实践生活中应用到专业化能力，并且经济学老师要掌握当前社会的经济发展形态，了解到当前社会经济行业的规范和需求，引导学生将理论知识转变为实用技能，对感性认识进行深入研究，将感性知识转变为理性知识。[7]
3结论
综上所述，高校本科的经济学课程主要是为了满足市场化需求，培养经济型人才，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针对当前高校本科经济学课程中还存在的诸多问题，经济学老师应当结合我国国情，运用多元化的课堂教学方式来激发学生的创新欲望，并且在给学生传授理论知识的同时还要重视学生实践能力和思维能力的培养，为国家和社会经济发展培养复合型经济人才。
参考文i
[1]弓瑞琼，谷满意，胡德春.重思数学在经济学课程中的应用性研究[J].经济与社会发展研究，2014（6）：12-15.
[2]李明桥.关于经济学课程教学的改进建议[J].中外企业家，2013（12）：04-06.
[3]周科理.让经济学课程堪以实用[J].科学咨询（教育科研）.2012（09）：06-09.
[4]刘晓静，刘京丽.经济学课程实践教学模式探索[J].吉林省教育学院学报（中旬），2012（12）：13-15.
[5]罗文花.政治经济学课程教学改革探索[J].台州师专学报，1998（5）：09-11.
经济学的出发点篇7
关键词：人性假设；“经济人”；有限理性；机会主义?
人，作为经济和社会活动的主体，由于其是宇宙中最复杂的存在，因此，人及人的本质问题自然成为各学科关注的话题，其中人性问题更是成为研究的重要问题之一，正如有学者认为：“社会科学的所有理论都直接或间接地包含对人的行为的假定”[1]。英国哲学家休谟认为：“一切科学对于人性总是或多或少地有些关系，任何学科不论似乎与人性离得多远，它们总是会通过这样或那样的途径回到人性”[2]。在所有直接或间接涉及到人性问题研究的学科中，经济学和管理学的研究尤其引人注目，近20多年“迅猛发展”的新制度经济学关于人性的研究也同样使人耳目一新。本文拟对传统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及管理学关于人性假设的观点做一比较研究。?
一、传统经济学中的人性假设?
传统经济学一般指古典经济学和发展至今的西方主流经济学，包括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及与之有重要渊源关系的现代主流经济学。在传统经济学中，人都被假设为“经济人”，这就是著名的“经济人”假设。传统经济学的“经济人”假设有两个内涵：一是人都追求自己的利益，即每个人都是自利的；二是人都是有理性的，都精于算计，“‘经济人’完全了解可用的手段和将要实现的目标，因此，能够在现在和未来作出使自身效用最大化的合理选择”[2]。?
“经济人”假设被视为传统经济学的最基本的假设，是传统经济学理论分析的基石。关于这一假设的产生和出现，经济学家几乎一致认为源自并归功于亚当•斯密，认为亚当•斯密作为18世纪自由贸易的倡导者，是在与重商主义的学术争论中，为了说明他的“看不见的手”理论而提出的。在《国富论》中，亚当•斯密把每一个人对自利的追求作为个人一切经济活动的根本推动力，一切商品交换都由每一个参与者的自利所推动；每一个人对其职业的选择——由此形成社会的自然分工——都是按照他认为最有利于自己的和最可行的方式来决定的；“看不见的手”所造成的资本与劳动在全社会范围内的流动即社会资源的合理配置也是由每一个人的自利所造成的，由此自发地形成了整个社会经济的和谐秩序[3]。所谓“经济人”，按亚当•斯密的意思就是指每个人的行为都是理性的和追求自利的，每个人都按其理性行动，同时每个人都追求自己的利益。实际上，尽管经济学家都认为“经济人”假设源自亚当•斯密，但亚当•斯密并没有直接提出“经济人”的概念，只不过在《国富论》关于“看不见的手”理论论述中包含了“经济人”的思想，因此亚当•斯密关于“经济人”的假设被认为是潜在的，且简单、抽象，而真正第一次系统地论述“经济人”内涵的是英国古典经济学家约翰•斯图亚特•穆勒，经过大卫•李嘉图等一系列古典经济学家的不断丰富，“经济人”的概念才最终成型。随着经济学理论的不断发展，以马歇尔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也对“经济人”假设进行了继承和发展，马歇尔等新古典经济学家在肯定“经济人”假设对经济学学科建设必要性的基础上，力图克服古典经济学关于“经济人”假设的不足和局限性，提出“经济人”是开明、正常和理性的，即“经济人”不是裸的极端自私的，是普通和正常的人，理性也不再是完全的工具性的理性，从而使“经济人”范畴明显“呈现出了逻辑合题的特征”，也就是做到了否定之否定，使“经济人”假设较以往贴近了与现实的距离，进而使“经济人”假设最终走向了丰富和成熟。?
在传统经济学中，“经济人”除是“自利的”以外，还被认为是理性的，即理性是“经济人”的另一重要特征，因此，“经济人”假设也被称为“理性经济人”假设。而所谓理性，就是人都精于算计，每个人的行为都是理性的行为，人对自己的行为有明确的认识。应该说，尽管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家关于理性的边界或极限存在不同观点，但总体上认为“经济人”都具有完全理性。比如亚当•斯密并没有明确提出理性的边界或极限问题，但后来的其他古典经济学家却认为“经济人”是完全理性的，有着无限的理性能力，以致于使“经济人”的理性假设呈现了片面化和极端化的倾向；而新古典经济学家马歇尔则认为“经济人”的理性也只是“普通的、正常的理性”，不能抽象地谈论“经济人”的理性是有限的还是无限的或完全的，他认为“经济人”的理性既是有限的又是无限的或完全的，可见马歇尔的思想其实已经包含了有限理性的思想，只不过他并没有明确否定“经济人”的理性假设。?
二、新制度经济学中的人性假设?
新制度经济学作为“用经济学的方法来研究制度”、“使经济学研究更贴近现实”的经济学，在近些年快速兴起并备受关注，其中关于人性假设的观点也给人耳目一新之感。围绕制度的演进与变迁、制度在经济体系运行中的地位与作用及从“实际的人”出发来研究人是新制度经济学关于人性假设研究的重要特征，基于这一出发点，新制度经济学家们对人的行为特征作出了新的解释，并在此方面对新古典经济学做了修正和发展。新制度经济学对人的行为的假设主要有三方面内容：?
1?人既追求财富最大化，也追求非财富最大化?
追求个人的物质利益，在传统经济学看来是“经济人”的特征之一，并认为“经济人”正是对个人利益的追求，才促进了社会公共利益，形成“公序良俗”，求利对于每个人而言都是一个既定的客观事实，人们的社会活动、人们的相互交往和交换，都主要地出自于每个人自利的追求。然而在许多情况下，人类行为远比传统经济学中的财富最大化的行为假设更为复杂，在新制度经济学看来，非财富最大化动机也常常约束人们的行为，人的行为并不必然表现为对财富的追求，这就是所谓的人既追求财富最大化，也追求非财富最大化，即双重行为动机。当然，新制度经济学是从制度的变迁与演进角度来揭示人的这种双重行为动机的，认为人类历史上制度创新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人类这种双重动机均衡的结果，制度在塑造人类这种双重行为动机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新制度经济学所称的人追求财富最大化，就是人追求最大化的物质利益；所谓追求非财富最大化，在d?诺思等新制度经济学家看来，就是诸如利他主义、意识形态和自愿负担约束等，也就是追求精神层面的利益。显然，新制度经济学的这一观点使对人的认识更全面也更复杂。?
2?人都是有限理性的?
“人是理性的”是传统经济学人性假设范式之一，而新制度经济学则了传统经济学的这一范式，认为人是有限理性的（boundedrationality），用引入这一定理的新制度经济学家肯尼思•阿罗的话说就是人的行为“即是有意识地理性的，但这种理性又是有限的”。其实，关于人理性的有限性与无限性，马歇尔在对古典经济学的修正与发展中已经或多或少地提出了，只不过没有完全否定古典经济学的理性假设，而正式提出人理性有限性的是赫伯特•西蒙。他认为人是“蓄意要有理性，只不过他们的这种愿望受到了限制”，他认为，由于人类大脑的生理局限，由于信息的不完全和不对称，作为经济决策者的人的理性是有限的，人只能追求最满意而不是最优的经济目标，因此成本最低、利润最大只能存在于假设严格的逻辑推导中，而不存在于现实世界中。应该说西蒙的“有限理性”观点，为经济学家们认识和克服传统经济学人性假设的局限性，寻求现代经济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新制度经济学引入并明确提出人理性的有限性，是为了阐明制度设立与制度安排的必要性及作用，也就是说，新制度经济学关于人有限理性的认识是围绕制度分析提出的。在新制度经济学看来，环境的不确定性、信息的不完全性及人的认识能力的有限性，是导致人的有限理性的主要原因，正如o•威廉姆森所说“只要或者是不确定性，或者是复杂性的存在达到了必要的程度，受到限制的理性思考的问题就会产生”[4]，而制度通过一系列规则能减少环境的不确定性，提高人们认识环境的能力。由此可见，有限理性假设的提出，既使新制度经济学的人性假设更接近现实，同时也是进行制度分析的必要条件。?
3?机会主义行为倾向?
机会主义行为倾向是新制度经济学关于人性的又一重要假设之一。威廉姆森在信息不对称或信息阻塞范畴基础上提出人都具有机会主义行为倾向。所谓机会主义（opportunism）用威廉姆森的话说就是“狡诈地追求利润的利己主义”，人具有随机应变、投机取巧、为自己谋取更大利益的行为倾向，也就是人在追求自身利益的过程中采用非常微妙隐蔽的手段，会耍弄狡黠的伎俩，以尽可能保护和增加自己的利益。从本质上说，机会主义源于人们的利己心或对自我利益最大化的追求，因此是人的一种本性，威廉姆森曾风趣地说，当骗人能增加利润时，交易中的诚实未必可取。由于人们的机会主义行为倾向存在，使“经济组织的问题大为复杂化了”，增加了市场复杂性，加大了交易成本，也影响了市场的效率。关于机会主义行为倾向，我们还应把握三点：（1）机会主义行为倾向具有冒险、寻找机遇及损人利己的二重性，有时表现为积极方面，有时表现为消极方面。（2）机会主义行为倾向并不总是现实化为机会主义行为，只有当信息不对称、有限理性及制度存在缺陷时才可能现实化为机会主义行为。（3）机会主义行为倾向实际上是对传统经济学中的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一种重要补充和发展，使关于人的认识又向前迈进了一步。?
三、管理学中的人性假设?
管理学的实质就是关于人的科学。管理学是基于对人的正确认识、从人的实际出发，以便采取更符合人性特点的管理方法和管理手段角度而对人性进行研究的。管理学中的人性假设主要包括“经济人”、“社会人”、“自我实现人”和“复杂人”四种。?
1?“经济人”假设?
管理学中的“经济人”假设是管理学的创始人之一泰勒从传统经济学中引入和继承而来的。泰勒在劳资双方矛盾加大、企业普遍缺乏系统管理理论与管理方法的特定时代背景下，以“经济人”为基础，开创了科学管理的新时代，也使管理学正式诞生。泰勒在其科学管理理论体系中，不仅赞同传统经济学的“经济人”假设，而且把“经济人”假设作为其理论基石，其一系列管理制度和管理方法都是建立在“经济人”假设基础之上的，因此“经济人”假设也成为管理学的重要人性假设之一。建立在“经济人”假设基础之上的古典管理理论认为人是“性本恶”的，也就是以悲观、否定的观点来看待人，认为人的工作动机根源于经济诱因,其目的在于获取最大的经济利益，主张把人放在被动的位置上进行严格管理。应该说，管理学中的“经济人”假设，既有其科学的一面，也有对人的认识过于机械简单、忽视人的社会性和复杂性的一面。?
2?“社会人”假设?
“社会人”是管理学关于人性认识的第二个假设。这一假设是由人际关系学说的代表梅奥等人通过著名的霍桑实验提出的，梅奥也凭此发现成为对管理学有重大贡献的人，这一发现同时也为行为科学的建立打开了大门。“社会人”假设是在“经济人”假设在20世纪20—30年代受到更多质疑、需要提出更加符合人性的管理理论的背景下提出来的，同时众多心理学家加入管理研究行列也为“社会人”假设的提出提供了重要条件。与“经济人”假设相比，其最进步之处就是不仅看到了人具有满足自身物质需求的基本需要，而且进一步认识到人还有尊重、社交等其他一些社会心理需要，管理必须从社会、心理方面来激励工人，提高劳动生产率。美国管理思想史专家雷恩认为,人们不是理性的,而是由本性支配的,“社会人”假设的提出正是正确认识人的本性、揭开人们心灵秘密的重要一步，从此以后，管理理论的重心开始从过去的“以人适应物”向“以人为中心”转移。当然，就内容而言，“社会人”假设也存在缺憾和不足，如仍将人性看做是消极被动的，人缺乏能动性、创造性等。?
3?“自我实现人”假设?
“自我实现人”假设也称自动人假设，是管理学中的第三个人性假设。它源于马斯洛的需求层次论中的最高层次需要——“自我实现需要”，道格拉斯•麦格雷戈的“y理论”也大体上与“自我实现人”假设相对应。“自我实现人”假设在“人有社会的和心理的需要”认识的基础上，进一步指出人具有能动性与创造性，都力求在工作上有所成就，实现自治和独立，发展自己的能力和技术，能够自我刺激和自我控制。“自我实现人”假设可以看做是对“社会人”假设的继承和发展，其对人的这种认识使人在工作中的地位得到了极大提高，“以人为中心”的人本思想得到进一步强化。尽管其对人的认识有过于理想化和抽象化的倾向，但其积极意义仍然是十分巨大的。?
4?“复杂人”假设?
“复杂人”假设最早是由mit的心理学家爱德加•薛恩在1965年对人性假设进行归纳时提出的，他在《组织心理学》一书中，在综合“经济人”、“社会人”、“自我实现人”三种人性假设的基础上，提出了“复杂人”假设。薛恩认为，人是千差万别的，不同的人、以及同一人在不同时期和不同场合会有不同的动机和需求，因此应因人、环境及问题等的不同而采取不同的管理方法与手段。“复杂人”假设实际上是对上述三种人性假设进行的一个非常好的归纳，使对人性认识实现了多元化，是对管理思想的重要发展，它对于权变管理理论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同时也促进了管理理论的多样化，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管理理论丛林”的“蔓延”。比如“复杂人”假设理论直接促生了莫尔斯和洛什在1970年提出“超y理论”（又称“人性的权变理论”）。?
除上述四种假设，管理学中还有两种重要的人性假设，即美国著名学者麦格雷戈于1960年提出的著名的x理论和y理论。x理论认为人“性本恶”，以悲观、否定的观点来看待人，因此主张把人放在被动的位置上进行严密控制，实现严格管理。y理论认为人“性本善”，以乐观、积极的观点来看待人，因此主张发挥人的主观能动作用，实行以人为中心的宽容的民主的管理方式，并为员工发挥其智慧和潜能创造有利的条件。x理论中的人与亚当•斯密及泰勒的“经济人”一脉相承，而y理论中人与“自我实现人”有些类似。此外，在20世纪80年代后，美国学者特伦斯•迪尔和阿兰•肯尼迪还在《企业文化——现代企业的精神支柱》一书中提出了“文化人”假设，认为人是环境的动物，环境是自变量，人是因变量，由此得出人的未来本性是不可知的观点[5]，从而又进一步丰富了管理学中的人性假设理论。?
四、比较分析?
从以上关于人性假设的概述中我们可以发现，传统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及管理学关于人性假设的观点可谓各有千秋，尽管在内容上有交叉，在理论渊源上有继承、修正及发展的关系，但在与现实贴近程度、研究范式及特征等方面还是有比较明显的差别的。而准确认识它们之间的这种差别，有助于对加强人性假设理论的准确把握，同时也有利于加深对传统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及管理学的认识和理解。
1?关于与现实贴近程度的比较?
总体来说，传统经济学关于“经济人”的假设是脱离现实的，或者说，现实中的人既不是完全追求自我利益，也不是完全理性的。人有自利性，但同时也有利他性。正如马歇尔所说，“当我们说到一个人的活动动机，是为他能赚得的金钱所激发时，这并不是说，在他的心目中除了唯利是图的念头之外，就没有其他一切考虑了”[6]；“他的动机既包括家庭情感在内，为什么它就不能包括其他一切利人的动机……在内呢？”[6]。另一方面，人不是完全理性的，因为受到诸如信息不完全或信息不对称、环境的不确定性、人的智慧及对客观环境或事物的认识能力和算计能力的限制等因素的制约，人是根本不可能时时、事事做到完全理性的，而只能是有限理性。问题是，为什么这种假设脱离现实，而传统经济学还要坚持这种假设呢？这就涉及到了马歇尔所说的“经济人”假设对经济学学科建设的工具价值。马歇尔认为，“影响人类行为的最有力的、最坚决的动机但惟一的动机是追求自我利益的动机，更明确地说是追求工资、追求一定数额的货币的动机，‘经济人’的这一求利动机通过其所追求的货币加以大约的衡量的时候，科学的方法和试验便有可能了”。在马歇尔看来，“‘经济人’的求利及其货币化衡量，是经济学走向科学化、精确化的必经门坎”[3]。也就是说，传统经济学所提出的“经济人”假设，是经济学的基础或前提，是为了推进经济学研究，各个时代的经济学家之所以不断对“经济人”进行抽象、修正，并为之辩护，主要是为了更有效地分析人类的实际经济行为及由此出现的各种经济现象，为建立一个逻辑严密的经济学理论体系提供分析支撑点。正如柯武刚和史漫飞所指出的，“制度经济学与新古典经济学有很大的不同，新古典经济学的基础是一些有关理性和信息的苛刻假设，它隐含地假设制度是既定的”[2]。?
需要指出的是，关于传统经济学的人性假设脱离现实的问题，新古典经济学家也已经意识到了，马歇尔在《经济学原理》中就认为人不仅是利己的，同时也有利他的动机，“经济人”的理性也不再是完全的工具性的理性，“经济人”就是生活于现实中的普通的人。显然，马歇尔的这种观点剥离了古典经济学中关于人的理性的片面化、极端化色彩，使新古典经济学关于人性的假设在一定程度上贴近了与现实的距离，但是，马歇尔的这些认识毕竟还只是“贴近”，也就是缩小了与现实的距离，但还没有完全回归到现实中来。?
相比较来说，新制度经济学关于人性假设的研究则基本上回到了现实中，或者说至少比传统经济学的研究更贴近现实，它认为人的机会主义行为倾向、有限理性、双重行为目标等都是比较现实的，有时与现实中的人几乎完全一致。新制度经济学创始人r•科斯指出：“当代制度经济学应该从人的实际出发来研究人，实际的人在由现实制度所赋予的制约条件中活动”[7]。另一个代表人物诺思也认为：“制度经济学的目标是研究制度演进背景下人们如何在现实世界中做出决定和这些决定又如何改变世界”[8]。再如，科斯与诺思都强调了新制度经济学应该研究人、制度与经济活动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科斯指出，标志当代制度经济学特征的应该是，它所探讨的问题是那些现实世界提出来的问题。应该说，正是这种出发点，使得新制度经济学关于人的研究及人性假设更贴近现实。同时新制度经济学关于人性假设的观点，也正是其对传统经济学的修正和发展的重要方面，在科斯看来，传统经济学的人性假设，既没有必要，也会引人误入歧途。?
管理学对人的研究则完全是从现实出发，最贴近现实，之所以如此是由管理学的研究目的决定的，即管理学就是研究在一定的环境下如何加强对人的管理，调动人的积极性，挖掘人的潜能，以最终提高管理效能。人既是管理的核心，同时也是管理学研究的核心，因此管理学自然要从现实出发来研究人，要认识和揭示人的不同的行为特征和性格特征，并在此基础上研究不同的管理方法与技术。当然，由于不同的知识背景及所属流派等原因，管理学者关于人性假设的观点也存在差异，有的甚至与现实中的人也不完全一致，但这种差异和不一致并非在本义上要脱离现实，有的可能是研究方法或研究视角使然，有的则可能是因为认识上的偏差或局限。?
2?关于研究范式的比较?
范式被美国哲学家库恩定义为“科学共同体的共有信念，以及共同进行科学活动的基础和工具”[9]。就人性假设的研究范式而言，传统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及管理学也有明显差别。传统经济学是把“经济人”假设作为研究的前提，为了更便于对经济问题的深入研究，也就是“做这种假定有利于经济学家对经济问题作深入的分析，即假定或前提越简单，就越有利于绕过复杂的情况对经济问题分析的干扰。”正如马歇尔所说，“我们要研究的力量是如此之多，以致最好一次研究几种力量，做出若干局部的解答，……用‘其他情况不变’这句话，把其他一切力量当作是不起作用的：我们并非认为这些力量是无用的，不过是对它们的活动暂不过问而已”[6]。传统经济学把人都假设为“经济人”，实际上就类似于假设“其他情况不变”。传统经济学的这种研究方法尽管有其重要的方法论价值，但如上所述的远离现实的缺憾也是显而易见的，对此，科斯曾告诫：“过去，经济理论一直未能清楚地陈述其假设。经济学家们在建立一种理论时，常常忽视对理论所赖以建立的基础的考察”[10]。“经济人”假设一直作为传统经济学的前提就是科斯所说的“忽视对理论所赖以建立的基础的考察”的重要体现。?
而新制度经济学是本着从实际出发的原则来研究人，因为在新制度经济学看来，人是构成经济活动的最基本单位，因此要从分析人的特性入手来分析影响效率的最根本原因，使交易费用论得到最彻底的解释，从而使交易费用理论趋于成熟。威廉姆森认为，影响交易种类和交易费用大小的有三个维度，即交易发生频率、不确定性和资产专用性，前两个维度都直接涉及到人。因此，新制度经济学对人的行为的研究，与传统经济学有着明显的区别。新制度经济学研究人的行为，特点是从人的实际出发来研究人，而研究人是作为研究制度问题的一个视角或研究方法，根本原因在于人是构成经济活动的最基本单位，要研究制度问题绕不开人的因素，在某种程度上带有一些“被迫”的意味。同时，新制度经济学对人的行为的研究，也是基于其认为传统经济学对人认识过于简单，严重脱离实际，为了纠正其不足。从这个意义上说，新制度经济学对人的行为的研究带有一些“纠偏矫正”和“扬弃”的意味。?
从表面上看，新制度经济学对人的研究与管理学有些类似，但实际上也有差别。如果说新制度经济学研究人在某种程度上带有“被迫”意味的话，那么管理学对人的研究则是完全出于“主动”，也就是说，管理学对人的研究，则本身就是管理学的重要内容，或者说管理学是把人性假设作为研究内容来研究的。因为管理的目的就是对人的管理，对人的管理和管理中的人始终是管理学的核心。正如郭咸纲所说，“人是管理的主体也是管理的客体，有了人才有管理，所以人是理论管理学研究的出发点”[5]。因此，管理学与新制度经济学在关于人的研究范式方面也有差别。事实上，在管理学中，对人性的探索是管理学理论发展的三大线索之一，以基本的人性假设出发构造的管理理论也不断地创新与发展人性假设，而“每一个新假设的提出和新理论的出现都对管理思想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5]。
3?关于内容特征的比较?
在内容特征方面，传统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及管理学关于人性假设的观点也呈现出明显差异，具体说是：传统经济学中的人性假设具有统一性，新制度经济学中的人性假设具有现实性，管理学中的人性假设具有多维性。?
在传统经济学中，自亚当•斯密提出“经济人”假设的思想以来，尽管围绕着“经济人”的内涵和理性程度的争论从来没有停止过，也无论“经济人”的内涵如何扩大，其理性程度如何被修正，但“经济人”假设一直是传统经济学的核心假设和理论基础，是经济学理论体系得以建立和完善的重要基石，这一点一直没有改变过。而各个时代的经济学家之所以不断对“经济人”进行修正、完善、辩护，主要是为了更有效地分析人类的实际经济行为及由此出现的各种经济现象。新制度经济学从“现实生活中实际的人”及修正与完善新古典经济学的“经济人”假设出发，认为“经济人”具有追求财富与非财富最大化的双重动机、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倾向，并从现实中的人这一视角来分析制度变迁与演进或制度安排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应该说尽管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范式决定了人性假设并不是新制度经济学的核心内容，但它从现实中的人出发来研究人的行为，并认为人作为行为主体面临的环境约束变化了、所拥有的关于环境的信息变化了、主体与客体之间相互作用的方式改变了，再加上采用了比新古典经济学中“经济人”范式更符合人的本性的分析方法，因此新制度经济学关于人性假设的观点无疑具有现实性，具有更强的解释力。反过来说，如果新制度经济学中的人性假设不具有现实性，那么可能会危及新制度经济学的生存，正如威廉姆森所说，“新制度经济学早就认为，经济组织的中心问题，归本求源是人类活动者的行动属性，行为假设被看做是现实中的重要部分，这个层次的严重失败将导致制度经济学事业的危机”[11]。新制度经济学的人性假设观点，一方面使经济学更具有了解释力，同时也有利于对制度问题的分析，或者说新制度经济学对人性假设的修正，也使其找到了对制度问题分析的突破口。管理学作为研究如何加强对人的管理、提高管理效能的一门学科，其对人性的研究不仅更需从实际出发，而且偏重于人的社会属性，因此它对人性的认识比较复杂多样，认为不同的人有不同的需求，必须针对不同的情况采取不同的管理方法和管理手段。总的来看，管理学中的人性假设呈现学派林立的特点，且不断发展变化。，从经济人假设、社会人假设、自我实现人假设、复杂人假设；从x理论、y理论到超y理论、z理论，再到后现代管理学派，莫不如此。因此，有学者认为，管理学关于人性假设的理论并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分析框架，而更像是不同理论和不同学派的大杂烩，也呈现出了权变性、艺术性和多样性的特点。?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由于人是社会中最宝贵的资源，因此对人性的探索将是包括经济学、管理学在内的所有社会学科永恒的话题。近些年来，伴随介于心理学和经济学之间的边缘学科——行为经济学的逐渐兴起，人性假设理论已经出现了新的观点，它试图根据心理学的研究对传统经济学的人性假设进行修正。行为经济学的奠基人丹尼尔•卡尼曼、弗农•史密斯、阿莫斯•特沃斯基（tversky）等经过大量研究指出，个体的行为除了受到利益的驱使，同样也受到自己的“灵活偏好”及个性心理特征、价值观和信念等多种心理因素的影响，行为经济学中的“经济人”不再仅仅自利，而是人们也可能考虑利他，当然有时也会产生冲动，采取非理等等。显然，行为经济学中的人性假设观点已经改变了传统经济学中的“经济人”的内涵。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科学研究的逐步深入，特别是交叉学科、边缘学科的不断发展，新的人性假设观点定会不断出现。
参考文献：?
［1］卢现祥?西方新制度经济学［m］?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2003?15??
［2］休谟?人性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6-7??
［8］马歇尔?经济学原理（上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原著第一版序言”,12??
［9］聂文军?亚当•斯密经济伦理思想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215-216??
［10］柯武刚，史漫飞?制度经济学——社会秩序与公共政策［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52??
［14］马歇尔?经济学原理（上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19??
［16］郭咸纲?西方管理学说史［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3?“导言”,9??
［17］郭咸纲?西方管理学说史［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3?“导言”,8??
［19］宋培林?试析西方经济学与管理学中的人性假设［j］?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03，（1）??
［20］武建奇?经济理论与人性假设［j］?河北经贸大学学报，2007，（1）??
［21］张华东?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观的几点思考［j］?云南财经大学学报，2007，（2）?
［2］柯武刚，史漫飞?制度经济学——社会秩序与公共政策［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3］聂文军?亚当•斯密经济伦理思想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208??
［4］迈克尔•迪屈奇?交易成本经济学［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35??
［5］郭咸纲?西方管理学说史［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3??
［6］马歇尔?经济学原理（上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43??
［7］r•科斯?企业、市场与法律［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0?255??
［8］道格拉斯•c•诺思?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4??
经济学的出发点篇8
关键字：学科作用；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学习兴趣
中图分类号：G642.3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4-9324（2014）30-0015-02
从中国知网，以“旅游经济学课程”为关键字进行搜索，检索条数远远高于旅游管理专业其他课程的检索数量，这说明旅游经济学这门学科因其重要性而受到教育工作者的关注；另一方面也说明，旅游经济学这门学科的教师教学和学生学习还存在一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需要进行深入的研究。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不应是相互割裂的，而是相互统一的。因此，想要提高《旅游经济学》的教学效果，不应单纯地探讨教学内容，也不应单纯地探讨教学方法，而应将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相互结合，同时要激发学生的兴趣，使三者相互促进。
一、旅游经济学课程的学科作用
旅游经济学是旅游管理专业的学生进入专业所接触的专业基础课，深刻地影响着学生今后的学术思想和思维方式。旅游经济学作为旅游管理专业的重要课程，其教学效果将深刻影响着学生的学科认识、专业悟性和专业思维的形成[1]。旅游经济学是既可归为基础课程，也可归为核心课程，课程双重性质使其变的举足轻重。旅游经济学是必修的专业课之一，学生通过此课程的学习，对旅游管理专业由感性认识逐步上升到理性认识。从教学的实践经验来看，学生对此课程学习的优劣与否，不仅关系着是否对旅游管理专业是否感兴趣，同时也影响着其是否能学好其他专业课。旅游经济学这门课程是学生学习旅游管理专业知识的基石，是学好旅游管理专业的基础，同时也是学生感知、触摸，以及构建旅游管理学科知识框架的敲门砖。旅游经济学在旅游管理专业的教学中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旅游管理专业不同于经济管理其他专业，其研究目的和研究方法都有所区别。而旅游经济学的学习则要求学生具备扎实经济学基础和旅游学基础。旅游经济学将以前所学的西方经济学和旅游学概论融会贯通。从主流的旅游经济学教材，可以看出课程内很多知识点是与旅游市场营销、旅游资源开发与规划等课程的内容是相吻合的。旅游经济学是学生从基础课学习转入专业课学习必经的环节。
二、旅游经济学课程内容特征
1.研究内容的复杂性。改革开放之后，旅游经济快速发展推动了旅游经济学的研究，但是跟国外相比，我国旅游经济学的研究还处于逐步探索中，尤其是对旅游经济学的研究内容还没有形成完全统一的认识[3]。旅游经济学是研究旅游活动中的经济现象、经济关系和经济规律就是旅游经济学研究的对象[4]。更要研究旅游产品的供给和需求之间的矛盾[5]。旅游经济学学科出现较晚，需要寻求理论的支撑，所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均可作为其理论基础。经济学的生产、交换、消费和分配理论，市场理论、竞争规律也运用到旅游经济学的研究中[6]。旅游经济学又要对具体的旅游经济现象、旅游经济规律进行阐述，因此旅游学概论的相关内容也出现在旅游经济学中，由此可见，本门课程是多学科的融会贯通。教材内容不仅是对其他课程理论的整理梳理，同时也辐射到旅游经济发展最新现象的特征，这表明了旅游经济学的课程内容来源广泛、内容复杂。
2.研究内容的应用性。旅游经济学虽然说是经济学分支之一，从学科属性来看，两门课程之间具有很大的区别。经济学属于理论经济学范畴，而旅游经济学属于应用经济学的范畴[7]。旅游经济学作为一门旅游管理专业本科生的专业基础课，旨在培养学生尝试用经济学的视角看待旅游活动，理解旅游活动的经济属性及其基本规律[8]。这就要求学生不仅仅掌握其核心理论，同时也要将其理论运用到实践中，理论和实际相结合，加深对理论的理解，提高运用理论知识的能力。旅游经济学作为一门应用学科，不仅要给出分析问题的视角和思路，同时也要能解决和处理问题。旅游经济学以经济学理论为指导，专门研究旅游经济活动有现象及矛盾，揭示旅游经济发展的规律及其条件、范围和表现形式，从而指导旅游经济健康地发展，因而具有较强的应用型。
3.教学内容的开放性。旅游经济的发展性，要求旅游经济研究的内容跟上旅游经济时代的发展。从高校普遍使用的旅游经济学教材来看，教材内容滞后于现实旅游经济的发展已经是不争的事实。教材要求理论性和实践性，旅游经济学通过吸纳西方经济学的相关理论，其理论性已具备一定的深度，但教材内容更新速度较慢，并没有将旅游经济发展过程中最新的经济现象引入课堂，这使得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学习理论就是简单地学习理论，观察实践就是单一的经济现象，使学生在课堂上的学习并不能将理论和实践紧密结合。教师在讲授的过程中，除了讲授学生必须掌握传统理论，还要立足于实践性的教学特点，将旅游经济中鲜活的经济现象引入到课堂上来。比如，在讲旅游供给的时候，要着重讲旅游类的上市公司是。同时，一些专门提供旅游服务的网站以方便快捷的预定方式以及优惠，吸引了众多的年轻人群，成为主要的内容。因此，课堂讲授不能完全受教材内容的限制，要赋予教材一定的张力和辐射力，将旅游经济新发展和新现象纳入进来。
三、旅游经济学的课程创新
课堂的教学是老师讲授、学习接受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讲授的知识通过老师口述、小组讨论等方式，慢慢地让学生了解、熟悉和掌握。在教学内容一定的情况下，如何实现学生有效的学习，就要依赖教师讲课的技巧，这就是教学方法的问题。除了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影响到学生的学习效果之外，还有非常关键的一点是学生学习本门课程的积极性。因此，旅游经济学的课程创新，要从“三性”入手，这“三性”是：教学内容的丰富性、教学方法的多样性、学生参与的积极性。在教学过程中，力求使三者之间互为影响、互为提高，从而形成良好的循环。
1.丰富教学内容。从教学的实践来看，课程内容的丰富程度以及贴合现实的程度，关系着教学质量的高低，关系着学生学习兴趣的高低。但从目前各高校《旅游经济学》的教学工作来看，其存在的问题主要是：教学内容反映现实不足，滞后于旅游经济实践[9]。因此，旅游经济学的课堂创新，应首先从教学内容上展开。不能完全拘泥于教材来进行课堂讲授，而应将学生的视野从教材中拉到现实，引导学生去关注旅游经济新闻、旅游政策法规变动、旅游企业产业调整、在线旅游网站发展、旅游产业优化升级等同旅游有关的各个方面。教师在讲授理论并阐述其如何运用时，应将当下发生的旅游现象作为案例来分析。针对现有教材内部不能完全反映现实的不足，教师可自编旅游经济学教材或讲义，在自编教材剔除脱离旅游发展现实的理论和例子，并加入能提供新知识、新内容的案例、习题等。但是，旅游经济的发展突飞猛进，新的经济现象层出不穷，对于这些经济现象和当下发生的影响旅游经济大事，则可以用课堂讲义的形式对教材进行补充。课堂讲解引入新知识，教材更新增加新内容，课堂讲义跟踪旅游新发展，三者同步进行，这就使得课堂教学内容能够跟得上旅游经济的新发展。
2.创新教学方法。通过教学观察，发现旅游经济学的教学更多是采用单一的教师“满堂灌”的教学方法，学生是被动的接受者，教师是主动的输出者。这种单一的教学方法，将教材知识变得僵化，变得死板，严重影响了教学效果。在课堂知识丰富之后，要使学生能高效的接受新知识，并提高学生的素质和能力，最为关键的是找到适宜的教学方法。教学方法的不同会转变师生的角色，应将教师的“主动输出”，变成学生的“积极探求”。师生角色转变的教学理念，使教师抛弃过去的“一言堂”的教学，进而积极寻求新的教学方法。在课堂中，教师是课堂的掌控者，但不是课堂的主角；学生是知识的接受者，但不是被灌输者。当今大学生已不仅仅满足单纯的教材学习，通过课堂的学习，他们想获得发现问题、思考问题、处理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因此，创新教学方法应遵循三个“少一点”和五个“多一点”。这三个少一点是：教师讲话少一点，学生被动少一点和课本知识少一点。这五个多一点是：学生发言多一点；师生互动多一点；案例教学多一点；集体讨论多一点和研究学习多一点。
3.激发学习兴趣。想要激发学生学习旅游经济学的兴趣，并不是空穴来风，也不仅仅靠强调课程的重要性，而是要通过丰富的课堂内容和多样化的教学方法来实现。将最新的、当下发生的旅游经济现象引入到课堂中，学生会感觉到社会中鲜活的例子，课堂内容紧贴实际，从而使学生对课堂教学内容产生浓厚的兴趣。
课堂内容的不断更新以及教学方法的不断创新，其目的是让学生从被动的学，转变到我要学。教师采用新颖而独特、适合不同教学内容的教学方法，不仅能够使学生高效率的接受知识，同时可启发学生思维，提高学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处理问题的能力。课堂教学中，按“学生分组、每组选择不同案例、研究案例，得出结论，由学生就案例的内容和结论上台展示，并由其他小组学生进行点评”这样的一个程序来开展，既能起到启发学生学习的作用，也能培养学生的团队协作能力。在课堂教学之外，让学生走进旅游景区、旅行社、酒店、旅游交通企业以及在线旅游网站等，这使得有机会将理论运用到现实中，从而使学生对课堂内容有更深刻的体验。
总之，教育的目的是培养人才，教学过程中教材内容的选定、教学方法的选择都应为培养人才这个目的服务。旅游经济学教材内容丰富、理论多样，与其他学科衔接密切。要提高旅游经济学的教学效果和质量，需要与同旅游经济学相关学科教师的通力合作，做好协调和规划，为社会培养更多旅游管理专业应用型人才。
参考文献：
[1]韦复生.优化知识结构，培养高素质应用型旅游管理人才――对旅游经济学课程建设的思考[J].高教论坛，2007，（04）.
[2]钱林晓.旅游经济学的研究体系初探[J].桂林旅游高等专科学校学报，1999，（S2）.
[3]戴冬香.对我国旅游经济学学科研究的认识与思考[Z].旅游学研究，2010.
[4]刘耿大.论旅游经济学的学科体系与定位[J].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1998，（04）.
[5]罗明义.论旅游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和内容[J].旅游研究，2009，（02）.
[6]甘永萍.旅游经济学课程教学实践探讨[J].广西师范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2009，（04）.
[7]唐建兵.“旅游经济学”课程教学改革探讨[J].教育与教学研究，2011，（01）.
[8]刘俊.研究性教学方法在《旅游经济学》本科教学中的运用[J].中山大学学报论丛，2007，（08）.
[9]周生辉，李瑞甜.《旅游经济学》课程改革与实践研究――以北京城市学院旅游管理专业为例[J].北京城市学院学报，2013，（06）.
经济学的出发点篇9
一、转变经济法教学的传统教学观念
在经济法教育中，教师应当改变原有的、比较陈旧的、落后的、传统的教学观念，不断的去学习新的知识，关注经济法的时事热点，跟随经济法的发展脚步，不断地创新出新的教学模式。充分的考虑到经济法的教学目标和教学任务，把学生作为自己授课的对象，展开一系列的教学活动。其一，教师应该多与学生交流沟通，多了解学生，在生活中和学生成为朋友关系，融洽师生之间的关系，从而，让学生喜欢去学习经济法知识，更深刻的认识经济法这门学科;其二，教师应该制定一套适合学生学习经济法的教学理念，给学生一个轻松、快乐的学习环境，更多的去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和自主学习的能力。而且，教师在经济法的教学中，应尽可能的让学生感受到学习经济法的乐趣，致使学生全身心地投入到经济法的学习中去，提高课堂的听课氛围;其三，教师应当充分的了解学生的经济法学习基础水平和对经济法的兴趣爱好，根据学生的特点，为学生创设一个可以发挥自身优点的空间，让学生发现自身的优点，增加学习的正能量，从而促进经济法教育的教学水平。
二、优化经济法教育教学的设计
在经济法的教育教学中，教师首先应该明确自己的教学目标，提高学生经济法的基础水平;其次，教师应当优化经济法教育教学的设计，让经济法的教学方法更合理、更适合学生学习，从而提升自身的教学水平。因此，教师应当把我经济法教学的主线，深刻学生对经济法的认识，训练学生的基础知识水平，适时利用一些教学情境，来吸引学生学习，保证课堂听课率;教师也可以结合生活中的一些关于经济法的小案例，对教学资料进行一些合理的补充，帮助学生理解经济法的相关理论，让教材理论更具有事实说服力，带动学生参与课堂的讨论与学习，提高经济法学习的有效性。
三、有效进行经济法教育课堂教学第一，教师应当合理的安排教学顺序，让教学结构更有层次性，让学生更容易学习。教师应当将经济法的知识融入到教学活动中去，结合课堂结构模式，让学生更多的学习经济法知识，探究经济法的深度;第二，教师还应该多多鼓励学生，适时的表扬学生，让学生更加坚定自己的学习信念，让学生更多的去参与到课堂活动中去，为学生足够的学习空间和思考空间，让学生自由的学习经济法，感悟经济法，从而，坚定学生的学习信念，增加学习的动力，也就提升了经济法教育教学水平;第三、教师要做好引导工作，正确的引导学生学习，给学生一个正确的学习理念，让学生充满热情的学习经济法，致使教学活动顺利的在课堂上展开。
经济学的出发点篇10
关键词:新兴古典经济学;古典经济学;研究范式
以威廉•配第(william•petty)和亚当•斯密(adam•smith)为代表的古典主流经济学的研究核心,是关于分工和专业化对经济发展的意义。此后,随着经济学新古典框架的构建,以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两部分内容共同组织起了新古典主流经济学的理论体系。新古典微观经济学关注的重心是价格制度对于资源分配的决定作用而非价格制度协调专业化和分工的功能,这使得经济研究的重点由经济组织问题转到了对资源配置问题的研究上。由于新古典微观经济学不能解释诸如经济发展、贸易和经济增长等现象,也无法阐释交易成本和产权的经济含义,因此,在它之后,人们又分别发展了发展经济学、贸易理论、增长理论以及产权经济学、交易成本经济学和新企业理论等多个经济学学科的分支理论,以填补以上空白。这使得建立起来的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体系中的各分支学科,存在理论核心的内在不一致。
致力于解决这些经济理论内在矛盾和冲突的经济学家们经过努力,在20世纪80年代,通过采用非线性规划(超边际分析)工具,将古典经济学中关于分工与专业化的思想变成了决策和均衡模型,建立起了一套独立的、相对完备的新兴古典经济学理论体系。新兴古典经济学的分析焦点集中在人们的专业化水平决定的社会分工水平对生产效率和经济发展的意义上。通过对分工与专业化的研究,新古典经济学中所有互相独立的分支理论都能很自然地解释为新兴古典框架中分工发展的不同侧面,分工和专业化的思想自然而然成为理论的内在核心,并成功复兴了古典经济学的研究范式。
一、新古典经济学主流地位的确定
综观经济学的发展历程,以威廉•配第和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古典主流经济学的核心,是关于分工对经济发展的意义。斯密提出了著名的斯密定理:即“分工受限于市场的大小”。杨格(allyn•young)又将其发展为杨格定理,即不仅分工依赖于市场的大小,而且市场的大小也同样依赖分工的水平。这种因果循环揭示了分工的网络效应,分工网络效应是基于个体网络决策的,而对个体网络决策的研究则需要采用所谓的“超边际分析方法”。当马歇尔在19世纪末试图用数学框架将古典经济学形式化时,受到当时数学发展水平的限制,他做了一个纯消费者决策和纯厂商决策截然两分的假定,以避免涉及角点解①和相关的超边际分析。马歇尔对需求与供给的边际分析,使他在取得对资源分配问题形式化的成功时,同时也遗憾地导致了古典经济学中关于分工与专业化的精彩思想在新古典经济学这一主流学派中地位的逐渐丧失。通过历史,可以看出这一过程。
1890年,马歇尔出版了《经济学原理》一书,这标志着新古典经济学的成形。这本著名教科书的内容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就是关于分工与专业化的洞见,即古典的经济组织问题;另一部分则是关于资源配置问题的价格理论。由于当时还缺少处理角点解的数学工具,马歇尔不能用一个数学框架将他对分工与专业化问题的洞见数学化;而以边际分析为基础的供求分析,在对资源配置问题进行数学处理时则非常得心应手,这使得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一书的第二部分取得了极大的成功。这部分的成功,在一定程度上也得益于对经济学理论研究的数学化,这在形式上更接近一种科学,更接近一代代经济学家所追求的目标,因而关于资源配置问题的研究也就成了此后经济学的主流。而作为古典经济学理论之核心的专业化和分工这一深刻的经济思想却被淡忘了。
到1948年,萨缪尔森出版了他的《经济学》教科书,这是经济学发展的又一个分界点。他的这本教科书内容分为两个部分,微观经济学部分就是马歇尔对供求的边际分析,宏观经济学部分则是凯恩斯经济学。在这本被无数大学用做标准教科书的教材里,只有一小段对分工和专业化问题表示象征性重视的文字了。这样,在萨缪尔森之后,关于个人选择专业化模式的决策及其对分工网络决定作用的分析,以及对市场协调分工职能的研究,在主流经济学里失去了它的核心位置。
由于新古典经济学存在针对不同的经济问题和经济现象,需要不同的经济学分支理论来给予解释。例如,发展经济学、贸易理论、比较经济学、增长理论以及产权与交易成本经济学、新企业理论等的产生,正是对新古典经济学学科分支之间,理论核心彼此不一致的反映。没有一个内在统一的理论内核成为新古典经济学框架下不可调和的矛盾。
二、新兴古典经济学的兴起
一些经济学家质疑并致力于解决新古典经济学理论框架下的内在矛盾和冲突。新兴古典经济学正是这样一支最新发展起来的经济学流派,它从传统经济学的困境入手,采用超边际分析方法,深入展开了对古典经济学分工演进的研究,并成功地克服了新古典经济学的内在缺陷,取得了很多有意义的成果。
分析新古典微观经济学,它有三个特点:(1)采用边际分析方法来研究需求和供给,并以纯消费者和厂商的绝对分离为基础。因此,社会的分工结构是外生给定的,市场的存在及市场的大小也是外生给定的;(2)在新古典经济学框架中,厂商的生产条件主要由厂商的生产函数代表,而生产函数是产出和投入的关系,生产力与厂商规模有关,而与个人的专业化水平及全社会的分工水平无关;(3)新古典经济学中的边际分析方法是假定最优决策不可能是角点解,而进行的一种对内点解②的分析。这些研究前提和内容与我们的现实经济生活存在较大差异而遭到质疑。细想这些研究特点的产生,在分工与市场互为前提的条件下,个体网络决策决定分工的网络效应,因此,对个体网络决策的研究就显得特别重要。但由于受当时个体网络决策研究手段的局限,以纯消费者和厂商的绝对分离为前提的理论假定,导致了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体系存在着内在的缺陷,这也导致了新古典主流经济学对分工研究的淡弃。
1962年,buchanan和stubblebine提出了超边际分析的概念,超边际分析方法为个体网络决策提供了分析工具。具体说来,超边际分析方法的运用,首先是对个人选择专业化模式的决策所产生的角点解进行边际分析,然后在不同角点之间进行总效用——成本分析,并最终决定市场的均衡结构。由此产生的所有关于超边际决策(或任意一对参与者是否相联通)的信息称为“组织的拓扑性质”,而所有关于资源分配边际决策的信息只同商品流量大小有关,它被称为“组织的非拓扑性质”。20世纪50年代以来,经济学家开始将超边际分析应用于各种决策问题。但是,很多经济学家仍然遵循马歇尔关于纯消费者和厂商截然两分的假定。在这个假定下,角点解是一个例外,而内点解则是一个通例;并且,经济组织的均衡拓扑性质不能严格定义。
直到20世纪末,由张五常和文玫完成了文定理的证明,才极大地推动了对分工网络效应的研究。张五常和文玫等人证明:如果采用一个斯密框架,则内点解就决不可能是最优均衡,而角点解则成为一个通例,其结果正好与外生给定的纯消费者与厂商截然两分前提条件下的结果相反。由此可以看出,对于揭示分工网络效应的含义,边际分析就不够了,超边际分析成为必需。到20世纪80年代,在此基础上,以罗森(rosen)、贝克尔(becker)、杨小凯、博兰(borland)和黄有光(ng)等为代表的一批经济学家遵循以上思路,从内生个人选择专业化水平的决策入手,采用超边际分析方法来分析市场和价格制度如何决定全社会的分工水平,并成功地将古典经济学中关于分工与专业化的思想变成决策和均衡模型。这些前沿经济学家以超边际分析方法对古典经济学分工演进所展开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形成了一套独立的、相对完备的理论体系,被称为新兴古典经济学。这一理论学派所解决的问题是:资源稀缺程度本生不是固定的,市场和价格制度将在不同个体决策之间的交互作用下发展全社会分工水平,从而不断改进资源的稀缺程度。而随着分工的演进,生产集中程度、贸易多样化程度、个人的专业化水平、每人的生产率、每人的贸易依存度、社会结构的多样化程度、社会的商品化程度、市场个数都将随着分工的演进而演进。此后,新兴古典经济学理论框架得到了快速的发展和完善。这一理论对分工与专业化的深入研究,使古典经济学的灵魂得以在具有新数学模型的现代躯体中复活。
三、新兴古典经济学对古典经济学的复兴
任何一门学科都有特定的研究范式。所谓范式,按照科学哲学家库恩(kuhn,1962)的理解,就是一种“科学共同体”的“共同信念”。这种共同信念规定了该科学共同体共有的基本观点、基本理论、基本方法,为共同体成员提供了共有的理论模型和解决问题的基本框架,并成为规定相应学科发展方向的共同传统。库恩给出了范式的一般内涵,在此基础上,拉卡托斯(lakatos,1978)提出了科学研究纲领,用于范式内部的基本结构的分析。按照拉卡托斯的理解,研究纲领或范式是一个多层次的结构体系,包括内核和保护带两部分。对某种特定的范式而言,保护带是,由种种辅助性假说构成,是不稳定的、可变的;内核是核心,由基本理论构成,是稳定的,不容改变的。
深入领会古典范式的精髓,不难发现,分工和专业化思想是古典经济学的灵魂。古典范式的内核是:分工是经济增长的源泉。按照亚当•斯密的阐释,其内容是:(1)国民财富增长,源于劳动分工;(2)劳动分工成百倍地提高劳动生产率;(3)分工虽能提高劳动生产率,但分工的水平受制于市场范围。但不幸的是,古典经济学的系统理论没有一个好的数学框架来组织,随后的一场致力于将经济学发展成为精密科学的边际革命,则将这一核心问题逐渐挤出了主流经济学的视野。经济学关注的核心问题,也就由经济组织问题逐渐转向资源配置问题。
分析新古典经济学分析框架,其带来的结果是:(1)经济研究的重点从专业化和经济组织问题,转向给定组织结构下的资源分配问题。经济组织为什么会从自给自足变得越来越专业化,企业和市场为什么会出现并变得越来越复杂等现象,新古典经济学无从解释;(2)由于纯消费者与企业的绝对分离假定,使得专业化经济概念变得没有意义。因此,专业化经济概念被规模经济概念所替代。事实上,专业化和企业规模是相关但不尽相同的两个概念:专业化的增加与活动范围的缩减有关,而并不一定意味着企业规模的增加。专业化与小而全、大而全的不经济相对应,而不同于规模经济;(3)在以边际分析为基础的理论框架中,资源的帕累托最优配置和均衡总是同外生给定的最高总产量边界联系在一起,因此均衡的总合生产力不再有增加的余地。这个框架不能用来解释古典的经济发展问题:为什么在生产函数和资源禀赋不变的情况下,分工水平的提高却能提高总合生产力?看不见的手是如何协调分工从而促进经济进步的?还有很多经济现象也都无法用新古典微观经济学来解释,比如:城市的出现、货币的出现、市场的扩大、生产力的提高、比较优势和贸易依存度的变化等等。
其实,马歇尔也曾注意到供给和需求边际分析的弱点,他因此提出用外部规模经济的概念来解释社会分工的经济效果。但是,美国经济学家杨格(1928)指出,递增报酬并不是由工厂或产业部门的规模产生,而是由专业化和分工产生的。杨格的学生弗兰克•奈特(frank•knight,1925)也指出,外部规模经济的概念犯了一个逻辑的错误,因为对所有企业都是外部性的规模经济,不过是一个毫无内容的空壳而已。但是,杨格也无法将他的思想数学化,因而他的思想也一直不能通过主流经济学教科书流传下来。
直到20世纪50年代,数学家发展了线性规划和非线性规划等方法,为处理分工和专业化问题涉及的角点解提供了有力的解决武器。一批经济学家采用超边际分析的方法,才重新复兴了古典经济学的研究范式。新兴古典经济学用内生个人选择专业化水平的决策及个人决策如何交互作用决定全社会分工水平的方法来研究社会经济的发展历程。遵循这一思想,新兴古典经济学理论认为:资源的稀缺程度本生不是固定的,市场和价格制度将通过不同个人决策之间的交互作用来促进全社会分工水平的发展,从而不断地改进资源的稀缺程度。对于一个给定的分工水平,均衡的资源配置是有效率的,但这种给定分工水平下的帕累托最优只是一种局部均衡,而整体帕累托最优包括了最优资源配置和最优分工结构两部分内容,它被称为全部均衡。全部均衡是所有局部均衡中效用最大的一个。新古典经济学的帕累托最优是与生产可能性边界相吻合的,效用最大化同时意味着生产力最大化。但在新兴古典的框架中,由于存在着分工好处与交易费用的两难冲突,在交易效率不高时,帕累托最优不会是最高分工水平。只有当交易效率改进时,帕累托最优和市场均衡才会越来越接近生产可能性边界。这意味着,交易效率是促进生产力发展的一种推动力量,流通效率决定着生产力水平。当交易效率改进时,它通过提高生产力,减少资源的稀缺性从而促进经济的增长和经济发展。市场决定最优分工水平和结构的功能更主要表现在通过不同个人决策之间的交互作用最终决定的参与市场行为的组织效率上,所谓组织效率,是指给定产品的相对生产和消费量的情况下,分工水平和结构达到最优。而资源配置效率则只是在给定分工结构下(生产力水平或稀缺性一定时)对相对生产量和消费量的最优折衷。
新兴古典经济学的模型,归纳起来有以下三个特征:(1)每个决策者都是一个消费者——生产者,他们用边际分析对每个贸易模式计算资源分配,然后用总成本——收益分析法来从众多的角点解中选择最优的贸易模式和专业化水平。这两步决策程序,就被称为超边际分析。最优决策总是一个角点解而非内点解;(2)生产函数是对每个消费者——生产者设定的,且代表每个人对所有可能的生产活动边干边学的能力。企业制度是随着在当个体决定去选择一个高的分工水平,并且用劳动市场来协调最终产品和中间产品之间的分工时才会出现。同时,作为个体生产函数组合的企业生产函数也在事后出现。整个行业呈现为一个相互关联的分工网络,使得一般递增报酬和分工的网络效果同一个竞争性的市场是相容的。由于分工经济和交易费用的两难冲突,帕累托最优效用边界可能不同于生产可能性边界。同样,在竞争性均衡中,边际成本定价法不再成立。这一特征使它区别于所有有规模经济的模型;(3)交易费用对均衡的分工网络大小有着重要的含义。随着交易费用系数下降,均衡的分工网络规模扩大,总合生产力和社会福利会提高,而总交易费用也会提高。
新兴古典经济学的研究内生了市场结构和分工水平,从而推动微观经济学的研究从关注资源配置问题向经济组织问题的研究转换。在新兴古典分析框架内,它逐步解释了分工的发展是如何引起市场的出现、企业和货币的产生以及失业和景气循环交替的原因,它解释了新产品、新行业如何由于分工在迂回生产部门的加深而出现,保险业如何为解决分工加深后交易可靠性下降的问题而产生,分层金字塔交易组织如何由于分工加深而为提高交易效率而产生和不断演进……这些不但扩展经济学的解释能力和范围,而且重新将在新古典经济学中互相孤立的经济学分支,包括交易费用经济学、产权经济学、新贸易理论、新内生增长理论、演化经济学、信息经济学、对策论等,用一个内在一致的核心理论统一起来,所有互相独立的个别理论都能很自然地解释为新兴古典经济学中分工发展的不同侧面。一旦用超边际分析方法内生个人选择专业化水平的决策,然后来分析市场和价格制度如何决定全社会的分工水平,则马歇尔新古典经济学的缺点就可以被彻底克服。
四、对新兴古典经济学研究框架的总结
新兴古典经济学理论框架以专业化经济范畴取代规模经济范畴,以内生交易费用取代外生交易费用,以超边际分析方法取代了传统的边际分析方法,以角点均衡基础上的全部均衡取代传统经济学的全部均衡,将经济研究的核心从新古典经济学关注的资源配置问题重新转回到古典经济学的研究焦点——经济组织问题上来。新兴古典经济学的研究,恢复了专业化和分工问题在主流经济学核心中的应有地位,同时,它以“分工和专业化对经济发展的意义”为其理论内核,形成了一个各学派都可以共享的统一的经济学分析框架,从而实现了对古典经济学研究范式的复兴。
注释:
①角点解是指当一个决策变量的最优值取其最大值或最小值(为0)时的点解。
②内点解是指当决策变量最优值的取值均在其最大值和最小值(不为0)之间时的点解。
参考文献:
[1]杨小凯.经济学——新兴古典与新古典框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
[2]杨小凯.经济学原理[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3]杨小凯,张永生.新兴古典经济学和超边际分析[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4]杨小凯.在“电子商务与网络决策国际会议”上的讲话[r].北京:2001.
[5]雷宏振,赵阳.新兴古典经济学和经济学的范式革命[j].江淮论坛,2001(6):9-13.
[6]李利明,邢惠清.《新兴古典经济学和超边际分析》简评[j].经济学动态,2001(1):79-80.
[7]王拓.分工经济思想的发展——从亚当•斯密到新兴古典经济学[j].当代财经,2003(11):13-17.
[8]于业明,王欣,王建军.新兴古典经济学述评[j].世界经济文汇,2001(2):10-12.
[9]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研究[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9.
[10]托马斯•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