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监管制度篇1
论文摘要：全球化的经济金融为各国经济、投资者与储蓄者带来很大的收益，同时它也改变了市场结构，为市场参与者和决策者带来了新的风险。我国将在更大范围和程度上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金融业将进一步融入国际金融体系中，现行金融监管体制的内外矛盾日益突现，我们应正视金融监管的现实差距和问题，推进金融监管的制度创新，努力战胜全球化的挑战。
一、理念革新
一是明确区域金融监管目标。以创建金融安全区为契机，建立涵盖各类金融机构的具有区域特征的高效有力的金融监管模式，切实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二是完善区域金融监管规划。将金融监管放在整个金融改革发展的大局中统筹把握，根据监管面临的主要矛盾和困难，突出金融环境建设，处理好银行与政府和企业、经营效益与政策优惠、软件建设与硬件建设等关系，不断提升监管水平。三是严格控制区域金融机构发展规模。根据授权和职能范围，对金融机构结构及网点数量进行合理设计布局，使其与区域经济和金融发展水平相适应。
二、建立有效的金融监管组织体系
我国于1998年进行金融监管体制改革，形成了中国人民银行、证监会、保监会分别监管银行业、证券业和保险业的分业监管体制，这种体制适应了我国分业经营的金融体制结构。但随着我国金融业的发展，分业经营的模式逐渐显现出不相适应的方面，突出表现在银行资产项目过于集中、券商融资渠道不畅、保险资金投资效益低下。于是管理层逐渐放松了管制，如允许券商进入银行间同业拆借市场，允许保险基金以购买投资基金形式进入股市以及允许券商股票质押贷款等，呈现出混业经营趋势。同时，一些金融机构开始仿效国外同行，以控股的方式实现业务范围的扩张，如光大集团和中信集团集银行、证券、保险业务于一身，构造了一个符合国际潮流的金融集团的雏形。另一方面，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后，随着外资金融机构的大量涌入，国外金融混业经营的趋势必将给予我国的金融业带来冲击和挑战。因此，我们应借鉴国外先进的经验对我国金融监管组织结构进行适当改革，以适应已经变化的经济、金融形势。
比较发达国家的监管模式，我们认为可以借鉴美国综合监管与分业监管相结合的模式，成立国家金融监管局作为监管的权威机构，通过对金融控股公司的监管实现对银行、证券、保险业务的全面监管，原专业监管机构仍然负责各自领域的监管。国家金融监管局的主要任务是针对金融监管的真空及时采取相应措施，划分各金融监管机构的职责范围，协调各监管机构的利益冲突以及划分监管归属等。
这种新的金融监管组织体制模式既能满足实行混业经营后金融业发展对监管体制的要求，也能适应现阶段分业经营向混业经营过渡期对监管的要求，因此是一种较为理想的选择。
三、功能革新
1．规范监管内容，实施有效的金融风险监管。（1）风险预防管理。对各类金融机构的资本定义与构成作出规定，制定出资本充足性比率要求，采取分段考核、分层次管理、逐步过渡的办法，限期达到目标；正确划分银行资产的风险种类，制定能够客观反映金融机构风险状况的资产风险权重和换算系数；建立金融机构清偿能力监察制度，在合理区分资产流动性程度的基础上制定合理的流动资产比率；完善风险准备金制度，从提高呆账准备金比例和简化报批手续入手。（2）风险转移管理。应当建立我国的存款保险制度。对保险的条件、程序、办法制订规章，根据资本充足性、资产流动性和风险资产比率制订保险费率；对受保的本币、外币最高限额给出量化指标。（3）风险吸收管理。风险吸收就是事后救济，指监管当局的最后援助贷款和抢救行动。当一个遵循稳健经营原则的银行出现清偿能力危机时，中央银行从保护存款人利益出发或基于整个金融体系的安全考虑选择适当的方式，承担最后贷款和迁就行为。中央银行提供低利率贷款，由中央银行全面接管清理，由中央银行牵头组织一个或多个实力雄厚、稳健的金融机构，实行兼并、消化破产金融机构的全部债务等等。通过最后援助和抢救，实现金融业的平稳运行。
2．改进监管方式，强化信息传导功能建设，实现监管信息资源共享。（1）完善非现场监管的风险监控指标。根据审慎性监管的要求，可建立一套完整的风险监控指标体系，包括科学的风险考核指标、规范化的财务报表统计分析指标，以及金融机构经营风险的预警指标。并运用计算机网络等先进手段，加强监管信息的收集、归类、分析和判断。（2）完善非现场监管的系统化建设。实施并表监管，对所辖地区的金融机构的分支机构和附属公司的业务实施并表监管，明确应报送的报表及项目、数据的填报口径，特别是对某些报表及项目的合并，更应有明确的界定和标准；建立全国统一的金融监管信息系统。按照“统一数据采集、统一编码和格式、统一软件开发，实现信息共享”的基本原则，实现对金融机构高级管理人员信息的全国共享，实现对金融机构抱括法人和非法人机构）进行风险评估和预警，逐步提高人民银行对各类金融机构的风险评判水平。（3）健全分析报告制度。监管部门对各种指标和相关行为信号进行综合分析，提出近期重点检查指标，就有关风险进行定期和不定期讨论，责成监管人员进一步分析、核实，并定期就区域金融风险情况提交金融风险报告。（4）建立金融机构信用评级制度。中央银行可以从资本充足程度、资产质量、经营管理能力、盈利水平、资产流动性等方面进行考查，对金融机构的经营状况进行定期测算评级，定期公布，以强化金融机构对其经营和风险程度的识别和管理，增强自我约束力。建立金融监管信息传导机制。通过金融系统行长主任）联席会、信用社主任例会、金融监管质询制度，全面通报监管工作动态，发出监管信息。同时，要求金融机构就监管过程中提出的某些质疑进行合理解答，依此促进信息资源的合理配置和有效利用。
金融监管制度篇2
（一）金融机构创新机制监管内容
金融机构创新机制指的是金融管理和监督，是国家对中央银行和其他金融监管实施管理与监督的过程，它需要健全完善的法律、法规，合理有效的规避系统风险，减少交易过程中产生的损失。目前，较为常见的监管手段包括：行政手段、经济手段、法律手段以及技术手段，通过这种方式可以实现对金融产品相关数据监管，准确评判金融野外风险程度。
（二）金融创新风险
近年来，在金融创新环境影响下，各种金融产品随之涌现，金融风险也相伴而生，运营风险、信用风险、法律风险等相互影响，信用性会加大市场性风险，市场运营风险还会造成市场的不规则波动，造成交易者心理上的恐慌，阻碍经济社会的争?a发展。
二、金融机构监管下风险管理重要性
（一）防范金融危机
金融危机爆发对金融行业产生了严重的影响，甚至危及到国家和个人，其根本原因就是金融监管力度不足，相较于金融危机造成的经济损失来说，它所造成的社会危害更是十分巨大的，它极大的影响了经济实物和金融行业的正常程序。只有保证社会经济的正常稳定发展，加强监管力度，才能够有效的避免金融危机，降低金融危机产生的损失。因此，我们应积极发挥金融监管的危机防范功能。
（二）市场失灵补救
由于金融市场中存在一定的内外部信息不对称因素，难以满足资源最优配置原则，金融市场监督十分重要，只有实现市场资源合理化配置才能够促进金融行业的正常稳步发展，但这一过程中产生着大量的金融风险，任何一部踏错都可能造成经济崩溃，危害社会稳定。因此，政府必须要发挥监管和宏观调控的作用，实行金融市场的科学化治理，促进金融市场的健康、稳定发展。
三、加强金融监管制度下的风险管理
（一）完善监管法律体系
完善的金融市场监管法律体系能够保证市场的有效性和灵活性，只有制定完善的法律法规制度，根据自身情况，制定完善的监管体系，提升市场交易权威性，才能够满足金融产品需求，营造良好的金融产品发展形势。
（二）提升金融产品法律系统性
建立金融产品法律的系统性，完善相应道德法律法规，进行不同金融产品的监管，更好的满足市场仅以需求，加强市场交易行为的操作性和规范性。
（三）从实际出发，建立切实可行的监管模式
不同的金融产品交易存在一定的差异性，需要采取差异化监管模式，根据经济发展需要，不断提升监管机构的管理力度，采取有效的监管措施，金融产品在风险防范、交易规则和技术特征等方面存在一定的差异，只有根据其特征制定规范性文件实施有针对性的监管模式，才能够切实解决金融产品发展中的问题。四位一体的监管模式能够充分发挥监管主体作用，建立全新的金融市场运行体系，完善金融监控体系。该模式要求实施严格的金融机构内部控制，进行每笔交易的严格审查，结合国内外金融管理经验，落实各部门职责和任务，将外化监管转变为内在动力，构建和谐的金融市场环境。
四、加强国际间的交流与合作，健全风险预警和急救机构建设
金融风险无处不在，只有建立风险预警和急救措施，快速将金融风险降至最低，才能够保证各项问题的快速解决。完善的风险预警和控制体系，能够有效的监控、防范风险，做到金融危机的提前预防，更好的保证交易的合法权益，实现对金融风险的有效管理和防范，金融市场在不断的发展变化，我们也应与时俱进，不断加强金融机构风险管理，构建和谐有序的社会主义金融市场环境，推动社会主义发展。
金融监管制度篇3
关键词：金融危机；监管体系；改革；启示
一、金融危机暴露出金融监管体制存在的弊端
本次金融危机的产生和蔓延暴露出国际金融监管体制的诸多问题，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多头监管致重复监管，阻碍行业顺畅发展。在金融活动多元化的进程中，对某一监管对象所出现的监管体系机构众多、权限互有重叠、监管标准不一致是很多国家金融监管体制中共有的问题。多头监管常常会发生“谁都管”或“谁都不管”的现象，甚至由于监管领域界限不清和责任不明还会出现监管部门为了获取更多的监管对象，存在放松监管要求的动机。以金融危机中的美国银行监管为例，由于银行业的监管分散在5个联邦机构中，每个联邦机构都有管理权，但同时没有一个机构拥有足够的法律授权来负责金融市场和金融体系的整体风险。美国金融监管机构既有联邦的，也有州一级的，针对不同的业务领域，设立了不同的监管机构。以花旗银行为例，它不但要受到货币监理署、联邦储备银行、联邦存款保险机构、储蓄机构监管署以及证券交易委员会的监管，还要受到50个州的地方监管者的监管。这些机构之间存在着交叉和重复监管的现象。没有任何单一金融监管机构拥有监控市场系统性风险所必备的信息与权威，现有金融监管部门之间在应对威胁金融市场稳定的重大问题时缺乏必要的协调机制。由于监管目标和监管文化的不同，各监管机构在金融机构新设标准、信息报送格式和程序、内部风险控制制度、资本充足率标准、高级管理人员资格审查、金融机构兼并收购等各个方面几乎都存在不同的规定。大型金融集团每年仅在年报的准备和报送上就得花费至少2个月的时间。金融机构还常常因同一件事、在同一个部门（或子公司）不停地接受不同监管机构的现场检查。近年来，一直有业界人士抱怨，金融监管体系不仅机构太多，而且权限互有重叠，在全球金融市场密切相连的情势下，这种过度监管会影响金融业顺畅发展。
（二）空白监管致监管真空，影响行业规范发展。当前，随着金融市场的不断发展，金融业务交叉，金融创新往往同时涉及银行、保险、证券等多个业务领域，往往使交叉领域出现监管真空，而且近年来监管领域呈现空白不断增多的趋势。有学者认为，这次美国金融危机的根源之一就在于对从事混业经营的金融集团，缺乏统一协调的监管框架。由于对集团没有单一最终监管者，而实行“功能性”监管，集团内职能划分不明确的业务就无人监管，形成监管漏洞和空白。集团内从事类似业务的不同行业的部门之间则可能进行监管套利。还有，我们知道，20世纪90年代初，美国主要的商业银行和证券公司都建立了衍生产品部，大力拓展结构化产品业务。这些结构化产品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期权、期货或掉期产品，而是多种基础产品与多种基本的衍生产品的复杂混合体。10多年过去了，尽管结构化产品已经成为金融机构的重要收入来源，至今没有一个监管机构宣称对这些产品的运行、风险揭示、投资者保护和运作负有监管责任，监管权力的分散容易导致监管空白。随着投资银行业务的兴起，金融机构杠杆比率不断上升，金融产品的品种不断增加;金融机构过度冒险，监管部门却存在监管真空，造成风险不断累积，影响行业规范发展，最终导致金融危机。
（三）金融监管改革落后于金融业发展的步伐。金融业发展快、创新快，其发展特点要求金融监管体制能够根据市场的发展进行调整，并与金融市场的发展阶段相适应。但是，当前很多国家的金融监管体制落后于金融市场，末端监管已影响到行业健康发展，甚至会引发行业风险。以美国为例，美国1999年的《金融服务业现代化法》极大地改变了金融业的面貌，但并没有真正改革监管框架。《金融服务业现代化法》允许成立金融控股公司，使其可以从事商业银行、投资银行和保险业务混业经营，但并没有真正指定金融控股公司的监管者，而是采取了所谓的“功能性”监管模式，即美联储和occ监管商业银行部分，sec监管投资银行部分，各州的保险业监管机构监管保险业部分。《金融服务业现代化法》为银行从事跨业经营铺平了道路，但没有解决跨业金融集团的监管问题。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和金融机构综合化经营及金融市场之间产品创新的发展、交叉出售的涌现和风险的快速传递，原有的监管体制满足不了快速发展的金融市场的需求。监管始终落后于市场发展，待问题出现后，监管措施才能做出调整，监管始终做些修修补补的工作，而没有进行行业的有益引导；监管部门掌握的信息滞后于金融机构，技术落后于金融市场，无法有效监管高度混业经营的金融市场，造成了监管的错位和滞后，削弱了金融监管的竞争力，更无法化解其运行过程中的潜在风险。当采取政策干预时，往往达不到预期效果。这是一些国家金融监管中存在的共性问题。
二、美国金融监管体制改革动向
随着经济全球化步伐的加快和金融形势出现新的变化，国际金融监管层和业界人士已就金融监管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形成共识，而愈演愈烈的金融危机则加剧了改革的紧迫性。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开始对金融监管进行改革以维护金融市场的稳定，国际金融监管体制正在经历一轮新的变革。
2009年6月，美国政府正式公布了自1929年"大萧条"以来最彻底的全面金融监管改革方案，称之为美国金融监管体系改革的"白皮书"。这份改革方案几乎涉及美国金融领域的各个方面，从更严格的消费者保护政策到出台对金融产品更为严格的监管规则，这一计划把目前游离在监管之外的金融产品和金融机构，都要置于联邦政府的控制之下。改革目的旨在全面修复美国现有金融监管体系，防止类似当前危机的再度发生。
（一）加强对全部金融机构的整体监管。白皮书建议，所有可能给金融系统带来严重风险的金融机构都必须受到严格监管，避免“多头”、“空头”监管。为此，政府将推行以下六方面改革：成立由美国财政部领导的金融服务监管委员会，以监视系统性风险；强化美联储权力，授权美联储解决威胁整个系统的风险累积问题，监管范围扩大到所有可能对金融稳定造成威胁的企业。除银行控股公司外，对冲基金、保险公司等也将被纳入美联储的监管范围；对金融企业设立更严格的资本金和其他标准，大型、关联性强的企业将被设置更高标准，美联储拥有银行资本金要求方面的最终决定权，并对这些公司的高管薪酬以及金融市场交易系统的监控权力纳入美联储的范围；成立全国银行监管机构，以监管所有拥有联邦执照的银行；撤销储蓄管理局及其他可能导致监管漏洞的机构，避免部分吸储机构借此规避监管；对冲基金和其他私募资本机构需在证券交易委员会注册。
（二）加强对金融市场的全方位监管。白皮书建议：强化对证券化市场的监管，包括增加市场透明度，强化对信用评级机构管理，创设和发行方需在相关信贷证券化产品中承担一定风险责任。全面监管金融衍生品的场外交易，将联邦监管范围扩大到金融市场监管的灰色地带，复杂衍生品交易以及抵押贷款担保证券的交易都将置于监管之内，其中加强对对冲基金和场外交易市场（otc）最为典型。赋予美联储监督金融市场支付、结算和清算系统的权力。
（三）保护消费者和投资者权益。白皮书建议，为了重建对金融市场的信心，需对消费者金融服务和投资市场进行严格、协调地监管，政府必须促进这一市场透明、简便、公平、负责、开放。建立消费者金融保护局，以保护消费者不受金融系统中不公平、欺诈行为损害，对消费者和投资者金融产品及服务强化监管，促进这些产品透明、公平、合理。提高消费者金融产品和服务提供商的行业标准，促进公平竞争，保护抵押贷款、信用卡和其他金融产品消费者的利益。（四）加强国际监管合作。白皮书建议，改革企业资本框架，强化对国际金融市场监管，对跨国企业加强合作监管，使各国的政策相协调，以创立一个相容的监管架构并且强化国际危机整体应对能力。具体举措包括制定相似的信用衍生产品监管规定，在对大型跨国金融机构进行监管方面签署跨境协议，以及与海外监管机构进行更好合作等。
三、对我国未来金融监管改革发展方向的几点启示
金融危机中凸显出的投机破坏性问题，促使我们认真思考金融监管与金融危机的关系，美国的金融监管体系的改革给予我们一个启示：加强金融监管改革创新是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重要保证。借鉴于此，对于我国金融监管改革建议如下：
（一）混业经营、统一监管成为金融监管的一个发展趋势。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金融结构也变得日益复杂，一些新的金融工具如银证合作、银行与基金合作、投资连接保险产品等在我国不断涌现，混业经营初见端倪，证券、银行、保险三者之间的界限越来越模糊，这对现行分业监管的有效性提出了严峻的挑战。目前我国金融市场上已经出现了若干真正意义上的金融控股公司。以中国平安为例，该公司已经获得了保险、证券、银行、信托、资产管理等几乎所有金融汗液的牌照，成为一家真正意义上的“金融百货公司”。对于任何一家这样的全能金融公司而言，都存在通过转移定价和资源调配来规避“一行三会”监管的空间。当前的“一行三会”监管体制在混业经营趋势下，弊端日益暴露，在交叉业务领域各监管机构争权力、推责任的情况严重。“一行三会”的监管体制也使监管运行成本膨胀，监管效率下降。尽管分业经营、分业监管模式基本适合我国金融市场发展的现状。但金融混业经营的发展趋势与美国混业经营下的金融监管失败表明，金融监管模式必须适应市场发展变化的需要。为提高我国在国际金融市场的竞争力，我们应在加强金融监管的同时，积极引导并推进混业经营的发展。由此，金融业务间的相互融合与相互渗透将逐渐模糊金融业务边界与范围，使得严格的分业监管难以有效控制金融风险。混业经营、统一监管已成为新世纪全球金融业的一个发展趋势。美国的本次金融监管改革蓝图将七家监管机构精简为三家，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改变多头监管的格局。政出多头，既让被监管者感到无所适从，也为被监管者提供了寻租或套利的空间。诚然，我国金融监管体制改革要比其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更慎重、更稳妥，是否实行“大部制”也值得探讨，但推进金融监管体制改革势在必行。在金融监管的改革进程中，我国可以首先建立综合性金融管理机构─中国金融监督委员会，成为全国金融行业监管的总牵头人，负责统一制定我国金融业的发展规划，通盘考虑和制定金融法律法规，协调监管政策和监管标准，监督和评估金融部门的整体风险，集中汇总各种监管信息，统一调动监管资源。这一阶段，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依然要分别在各自监管领域加强监管。从长期看，我国必定走向全面混业，因此等市场发展成熟，金融监管积累一定经验，可以考虑将银监会、证监会和保监会等监管机构并入国家金融管理局，由后者成为金融业统一的监管机构，使我国金融监管制度与国际先进的金融监管制度接轨。
（二）完善金融监管机制，不断提高专业化监管水平。进一步完善金融监管的法律体系，使金融监管有法可依，同时通过废除、修改、补充和制定等手段，及时对现有的金融监管法律、法规和规章等进行清理和重建。建立金融风险的监管、预警、处置机制，为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维护经济金融安全，必须建立对金融风险的早期识别、预警和处置机制。在明确监管目标的基础上，必须着力更新监管的手段和方式，要在强化风险监管这一核心前提下，努力实现监管方式和手段的五个转变：实现从合规监管为主向合规监管和风险监管相结合的转变；实现从分割式监管向金融机构法人整体风险监管的转变；实现从一次性监管向持续性监管的转变；实现监管重心从具体业务监管向法人治理结构和内控有效性监管的转变；实现监管方式从定性监管为主向定性监管和定量监管相结合的转变，以提高风险监管的水平。
（三）建立必要的资金、业务防火墙。建立资金防火墙。禁止或限制资金在金融集团内部的任意流动，保证银行业、证券公司、保险公司保持一定独立性。对金融集团自有资金的使用范围加以明确规定；对银行系统向金融集团成员机构的贷款和其他信贷延期业务必须有严格数量限制，防止银行因购买不良资产而直接承担其相关证券部门的风险；对金融控股集团内部资金交易的数额应加以限制，防止大额的不当资金转移。
建立业务渗透防火墙。严格限制银行与证券子公司之间的业务往来，以防止银行将资金大量投入股市及由此引起的股市过度投机，保证银行的安全。
（四）完善金融机构内控制度和外部约束机制。建立健全以金融机构内部控制为基础的内部自律机制，维护金融企业资产的安全性和流动性，防范经营风险；建立完善的内部风险预警控制机制，以风险为核心对金融机构管理质量进行评估，提高对金融机构的公司治理水准。同时，加强金融业行业自律性组织的建设，制定更为严格的行为守则，并对本行业经营者的经营行为进行监督。
建立货币政策和银行监管共享的数据库，增强监管机构之间必要的信息共享，尽快建立统一的、独立的、可自动生成统计指标和金融监管指标的金融信息系统，实现信息资源共享。为防止恶性竞争，必须以法规形式明确信息共享的权责。另外，信息披露要进一步透明化，从舆论监督来加强和稳定金融秩序，这需要增强公众金融意识，普及金融法律法规，提高公众信用观念和风险防范意识。
（五）加强国际金融机构监管合作与协调。在经济全球化、金融一体化的形势下，金融业务不再局限于某一国家或地区的范围，我国应主动适应金融监管的国际化趋势，加强监管的国际合作与协调，参照和依据《有效银行监管的核心原则》和《新巴塞尔资本协议》，实现对跨国金融机构的有效监管。我国应与其他国家金融当局签订双边谅解备忘录，在信息提供、相互磋商、技术合作等方面展开合作。同时，还要发挥各类国际组织和区域性组织在协调国际金融监管方面的作用，建立统一监管的标准和体系，避免监管缺位。
参考文献：
[1]郭世坤,蒋青海,李丹红.美国次贷危机给我们的深刻警示.中国建设银行课题组,2009.3.
[2]王志刚.次贷危机的特征、成因与启示.山西银监局网站,2009.1.
[3]黄丽珠.金融危机助推新资本协议改进和发展[n].金融时报,2009.1.
[4]方福前.详解次贷危机中的金融工具[n].钱江晚报,2008.12.
金融监管制度篇4
关键词：金融危机；监管体系；改革；启示
一、金融危机暴露出金融监管体制存在的弊端
本次金融危机的产生和蔓延暴露出国际金融监管体制的诸多问题，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多头监管致重复监管，阻碍行业顺畅发展。在金融活动多元化的进程中，对某一监管对象所出现的监管体系机构众多、权限互有重叠、监管标准不一致是很多国家金融监管体制中共有的问题。多头监管常常会发生“谁都管”或“谁都不管”的现象，甚至由于监管领域界限不清和责任不明还会出现监管部门为了获取更多的监管对象，存在放松监管要求的动机。以金融危机中的美国银行监管为例，由于银行业的监管分散在5个联邦机构中，每个联邦机构都有管理权，但同时没有一个机构拥有足够的法律授权来负责金融市场和金融体系的整体风险。美国金融监管机构既有联邦的，也有州一级的，针对不同的业务领域，设立了不同的监管机构。以花旗银行为例，它不但要受到货币监理署、联邦储备银行、联邦存款保险机构、储蓄机构监管署以及证券交易委员会的监管，还要受到50个州的地方监管者的监管。这些机构之间存在着交叉和重复监管的现象。没有任何单一金融监管机构拥有监控市场系统性风险所必备的信息与权威，现有金融监管部门之间在应对威胁金融市场稳定的重大问题时缺乏必要的协调机制。由于监管目标和监管文化的不同，各监管机构在金融机构新设标准、信息报送格式和程序、内部风险控制制度、资本充足率标准、高级管理人员资格审查、金融机构兼并收购等各个方面几乎都存在不同的规定。大型金融集团每年仅在年报的准备和报送上就得花费至少2个月的时间。金融机构还常常因同一件事、在同一个部门（或子公司）不停地接受不同监管机构的现场检查。近年来，一直有业界人士抱怨，金融监管体系不仅机构太多，而且权限互有重叠，在全球金融市场密切相连的情势下，这种过度监管会影响金融业顺畅发展。
金融监管制度篇5
论文关键词：金融危机；金融监管；金融监管法律制度；新趋势；启示
金融监管是指是指为了经济金融体系的稳定、有效运行和经济主体的共同利益，金融管理局及其他监督部门依据相关的金融法律、法规准则或职责要求，以一定的法规程序，对金融机构和其他金融活动的参与者，实行监督、检查、稽核和协调。调整金融监管关系的法律规范为金融监管法，当其参加整个国际社会金融活动时，国际组织与国际条约也直接或间接地成为该国金融法律监管的一部分。
一、金融危机后西方金融监管的新趋势
1．监管目标的新趋势——安全优先并兼顾效率。由于各国的历史、经济、文化背景和发展水平不一样，一国在不同的发展时期经济和金融体系发展状况不一样，金融监管的具体目标会有所不同。2o世纪70年代末到90年代，金融监管的目标更注重效率，主张放松对金融的监管。2o世纪90年代以来，关于金融监管的目标，有些学者认为是“安全和效率并重”，事实上安全和效率一般存在替代性效应，这样的表述在实践中往往难以把握监管的重点。这一时期金融监管的目标是以安全优先并兼顾效率，这是因为美国暴发的次贷金融危机已经清楚地揭示出：就经济与金融的长期发展来说，金融体系的安全与稳定和效益与效率相比是更具根本性的问题。论文下载
2．监管主体的新趋势——主体的全面性。战后，由于中央银行越来越多承担制定和实施货币政策、执行宏观调控职能的加强，以及20世纪六七十年代新兴金融市场的不断涌现，金融监管主体出现了分散化、多元化的趋势。其主要表现是：中央银行专门对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进行监督，证券市场、期货市场等则由政府专门机构，如证券市场委员会、期货市场委员会等行使管理职能，对保险业的监管也由专门的政府机构进行。
美国1999年《金融现代服务法案》掀起了金融综合化的浪潮，金融监管的主体得到了一定的扩大，在新的金融危机下，美国新的改革方案中，财政部建议设立按揭贷款监督委员会、联邦保险监管机构、审慎金融监管机构以及商业行为监管机构，这说明美国金融监管的范围是在不断地扩张，力图填补过去监管部门之间衔接的空白。需要注意的是，这些机构的建立需要专门的知识和资源，必须在确保此要求的基础上才能建立一个相对全面的监管体系。其他的一些西方国家也不同的对本国的金融监管法律体系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希望能在新的金融危机中全身而退。
3．监管对象的新趋势——加强对非银行金融机构的监管。在美国，非银行金融机构除了证券机构、保险机构和信托机构外，还有各类投资基金公司、投资顾问公司、消费信用机构、储蓄贷款协会、住房银行等，从1960年到1995年35年的时间里，非银行金融机构总资产比重由42．3％上升到62．2％，银行金融机构的总资产比重由58．7％下降到37．8％。美国在加强对非金融机构的监管中拟采取一些列的政策：扩大总统金融市场工作组，成立按揭发放委员会，扩大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权力，撤销存贷监管机构，由美联储监督支付与结算，合并期货与证券监管等等。
二、西方新趋势对我国的启示
1．加强金融立法．完善金融监管法律体系。依法监管是监管有效性的前提和保障。严格的金融立法是银监会行使金融监管职能的法律保证，是金融监管的法律基础和必要依据，不能用行政的随意性代替法律，要使金融监管法律能面支持未来金融监管的需要。我国现行的金融监管体系主要由《中国人民银行法》、《商业银行法》两部基本法律和国务院制定的金融监管行政法规以及国务院各部委、中央银行制定的部门规章，包括“规定”、“办法”、“通知”等文件形式构成。这些法律法规之间有诸多重叠、不协调甚至直接抵触的地方，银行业务管理规章之间的内容重叠更为严重，还有部分法规和规章因未及时修订己明显过时的内容，有的内容甚至与现行的法律相矛盾。
另一方面从世界范围来看，我国在努力构建金融分业监管体制的同时，世界各国已经从分业监管体制转向混业监管体制。在经济市场化和金融自由化的背景下，我国金融传统的分业经营方式上在悄悄地向混业经营方式转变，外资金融构大量地涌入我国，又加快了金融经营方式转轨地速度，改革和完善我国金融监管立法就具有重要意义。
2．完善监管主体制度。监管当局由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三驾马车”组成，由于现代金融业的迅猛发展，各金融领域的边界越来越模糊，根本不可能做到泾渭分明，一些业务难免会出现监管交叉和监管真空。现行“分业经营、分行监管”的监管体制虽然在一定时期发挥了很巨大的作用，在全球化的今天此种模式也存在相应的局限性，既不利于金融创新、不利于金融业的全面发展，也与国际上混业经营、混业监管的趋势不相适应，如保险基金进入证券市场时，保监会对流入证券市场的资金风险就无法监管。
虽然2004年6月，银监会、保监会、证监会签署了《在金融监管方面分工合作的备忘录》，明确三家机构要在工作中相互协调配合，避免监管真空和监管重复。但备忘录并不能解决三家地位平等机构之间可能产生的工作推委和相互扯皮的问题。随着国际混业趋势的发展，如何使国内金融业与国际趋势接轨，成为必需面对的问题。为了稳定和发展我国金融业，可以考虑借鉴英国和日本的做法，成立一家具有统一监管功能的国家金融管理局(以下简称金管局)。银监会、保监会、证监会仍保持相对独立的分业监管职能，在行政上统一接受金管局领导。金管局的职责对外代表国家监管部门，与中央银行(中国人民银行)、财政部之间建立协调机制，处理信息共享和监管职责交叉事宜。对内组织三会协调处理混业经营引起的跨行业监管中的分工合作问题，提高监管效率。
金融监管制度篇6
关键词：日本；金融监管制度；金融市场；金融改革
文章编号：1003-4625(2011)02-0035-04 中图分类号：F831.1 文献标识码：a
自实行“金融大爆炸”改革以来，日本的金融监管制度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大变化，金融市场的国际竞争力也大大增强。日本金融大改革的目标之一是将日本(东京)建设成为一个可以与美国纽约和英国伦敦相媲美的国际金融市场。只是具有类似目标的国家和地区不在少数，不进则退的意识使得日本监管机构近年来再次实施旨在巩固其金融改革成果、增强其金融市场国际竞争力的金融监管制度“改良”行动。2007年7月开始实施的“改善金融监管制度行动”(以下简称“行动”)，使得日本的金融监管环境得到了很大程度的完善。行动降低了交易和监管的成本，增加监管的专业性、透明性和国际性，提升了市场对金融机构的激励作用，同时也没有降低监管制度的有效性。改善金融监管制度主要是指改善日本金融监管制度的质量，以营造更具有竞争力的监管环境。
一、行动的目的和内容
(一)行动的目的
第一，改善金融监管制度是为了使日本的金融和资本市场更具有国际竞争力。
在变得日益老龄化的21世纪，日本经济需要一个持续发展的经济环境以保证日本人民的生活水平不会过度下降。由于金融服务业可以提供大量增值服务，因而被认为是日本经济持续发展的核心动力。金融监管制度的质量是保证日本金融市场具有竞争力的重要决定因素，为此行动以提高金融监管制度的质量为抓手，希望通过改善制度环境来提升日本金融市场的国际竞争力。
第二，改善金融监管制度是为了应对日益变化的日本金融行业现状。
日本金融监管制度的目标是为了确保金融体系稳健、保护金融消费者和投资者的利益、确保金融市场的公平和透明，但实施这些目标的金融环境已经今非昔比了。经过多年改革，银行不良资产等金融稳定问题已经不再是目前日本金融监管机构关注的主要内容，因为经过市场化改革后，日本的金融机构的风险管理水平已经大大提高。日本目前金融监管制度需要更多地朝着保护金融消费者和投资者利益，完善金融市场的公平和透明等目标前进，而这些目标的实现在很大程度上需要靠金融机构的自发努力和自愿性的责任承担。为此目的，行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强调金融机构的自律和市场化的激励。
(二)行动的指导纲领
为达到上述目的，行动制定了四大改革纲领(也称为“支柱”)，作为行动其他内容的指导方针。
纲领一：菜单式监管和原则性监管的融合。
菜单式监管，顾名思义，指事无巨细都有监管规则，不同情况下监管规则的差异也比较大。菜单式监管需要监管机构不时修订监管要求，才能满足金融市场的需求。对于监管不明或者未监管的问题，菜单式监管就失去效果。原则性监管不同于菜单式监管，其一般仅设立监管框架，阐明监管的基本原则，让受监管的机构在充分理解这些原则的基础下，自行根据实际情况决定如何遵守监管要求。菜单式监管的优势是受监管机构比较容易遵守监管要求，但监管手段比较僵硬，无法适应市场的变化。原则恶性监管则相反，需要受监管机构充分理解监管原则后才能符合监管要求，优势是监管灵活。行动希望通过合理融合菜单式监管和原则性监管的方法来改善监管效果。
纲领二：对高优先级问题做出迅速有效的监管回应。
金融风险是金融监管的优先内容。纲领二要求监管机构关注未来的风险防范和管理，对金融系统中的潜在风险予以及时识别并采取有效的应对措施。这需要监管机构放下高高在上的架子，加强与金融机构和其他市场参与者之间的沟通，关注经济整体和金融市场的各类变化，以便可以及时对紧急问题做出有效监管回应。比如，次贷危机后日本金融厅及时公布了日本银行类金融机构的次贷损失额，打消了日本资本市场上的恐慌情绪。
纲领三：鼓励金融机构之间自愿行动，并高度关注其激励因素。
金融规则倚重金融机构的自愿遵守和行业自律合作，行动认为金融监管机构和金融机构之间的关系不应是“猫与老鼠”的对立关系，而更多应是合作关系。日本金融检查评级体系，巴塞尔ii执行以及区域银行间建立的关系都是一种自愿性质的安排，而不是日本金融厅的强制要求。
纲领四：改善监管行动的透明性和可预见性。
不透明的金融行政被认为是造成日本20世纪90年代金融危机的原因之一。为增加监管透明度和可预见性，金融厅定期检查手册和监管指引，明确了检查和监管要点。金融厅每年还公布监管要点和内容、行政行为的标准、合规行为指引系统以及监管规则的解释等内容。监管行动的透明性和可预见性是行动要求日本金融厅坚持不懈的内容。
(三)纲领指导下的具体改善内容
在上述纲领的指导下，行动从以下五个方面进行具体的金融监管制度改善实践。
第一，增强监管机构与金融机构之间的对话。监管机构与金融机构之间沟通的顺畅不仅有利于金融机构及时和准确地了解监管动态，而且也有利于监管机构明白金融市场和行业中的最新情况。两者间的对话还有利于双方共同解决金融体系中的一些深层次问题。自2006年起，金融厅每年都要与金融机构进行上百次的会议沟通，了解金融机构对监管制度的意见和需求，并进行其他相关的调研，增强金融监管的服务功能。
第二，加大监管信息的公开程度。金融厅希望国内外所有对日本金融市场感兴趣的机构和人员都可以迅速、便捷地了解到日本的金融监管规则及相关热点问题。为此，除了将部分重要监管规则翻译成英文之外，金融厅还积极组织各类国内外论坛，增加世界对日本金融的了解度。
第三，加强与境外金融监管机构的合作。由于金融全球化的影响，监管规则之间也有趋同化的趋势。日本金融厅希望在国际金融监管合作和规则制定过程中与国外同行和国际监管组织增加合作，取长补短。
第四，加强金融研究力量，及时了解金融市场变化。通过与国内外其他监管机构、市场机构等的合作，金融厅及时研究和评估宏观经济和特殊市场事件对金融机构以及金融体系稳定性的影响，并将研究和评估结果运用于监管前沿。
第五，加强对监管人力资源的投入。金融监管对人才的专业性要求很高，因此监管人员也必须加强学习以保证不落后于市场的发展。加强对监管人员的专业培训，加强监管人员与金融机构之间的交流和岗位轮换都是行动提倡的提高监管人力资源素养和水平的方法。
二、行动的评估及实施效果
2008年3月日本金融厅对行动的实施效果做了
调查问卷评估。金融厅特别重视被调查机构对行动实施前后的反馈。调查问卷评估的主要内容包括监管制度的透明性和可预期性、监管机构和金融机构之间的沟通效果、信息及时公布等三方面。被调查的人员则被分为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金融机构的首席执行官；第二个层次是公司董事、非首席的执行管理人员和大部门经理；第三个层次是具体业务部门经理。反馈的结果显示将近80％的被调查者认为金融厅提高了监管制度的透明性和可预期性、监管信息及时；60％的被调查者认为金融厅改进了与金融机构的沟通和交流。根据调查问卷的反馈结果，金融厅还制定了其今后需要进一步加强的金融监管工作。第一，金融厅的每位人员都需要完整和全面地理解行动；第二，金融厅将加强与金融机构一线业务人员的沟通，而不仅是保持与金融机构高级管理人员的交流；第三，金融厅将进一步增加其信息的渠道和频率，增加友好使用界面等。
此外，日本金融厅每6个月还将公开行动的实施进度报告。从2008年至今已经公布了三期报告。进度报告分别评估了行动的四大指导纲领和五大监管实践内容，并就未来需要进一步改进的工作提出了意见。进度报告不仅有利于金融厅及时发现金融监管制度改革过程中所遇到的问题，而且也可以使得金融机构了解到金融监管部门的工作内容，监管制度变革的透明度和可预期性大大增强。
在这些努力下，日本金融市场的国际竞争力得到了很大提高。自2007年3月至2010年3月三年间，伦敦金融城共了七期“全球金融中心指数”(以下简称“GFCi”)排名，除第五期外，日本东京一直稳居全球金融中心的前10名；在最近的第七期排名中，东京的国际排名达到历史新高的第5名，成绩斐然。日本东京在构成金融中心竞争力的五大分指标(人员、商业环境、市场准入、基础设施和总体竞争力指标)的排名上，也一直名列前茅，显示了其作为全球金融中心的扎实基础。
三、行动给我们的启示
我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实体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金融监管制度也发生了比较大的变革，部分城市的国际金融竞争力也迅速上升。以我国的深圳、上海和北京三个金融发达城市的国际金融中心排名为例，它们首次登场便在2009年第六期伦敦金融城GFCi综合排名中分列全球第5、10和22，只是这三个城市在有关竞争力的分指标排名中都未进入前10。伦敦金融城将这种综合排名靠前，但实质指标落后的差异归结为评分者的主观因素影响，并认为中国城市的高排名具有很大的波动性。言外之意是我国上述几大城市在全球金融中心排名中的位置有很大的“偶然”性，而不像国外金融中心那么“必然”。事实上，当其他国家的实体经济开始恢复时，我国城市的金融中心地位就开始下降了。在2010年第七期GFCi的排名中，深圳、上海的排名都出现了下降；北京虽有所上升，但鉴于其具有更多的是政治影响力而非市场影响力，未来的排名仍存在较大的不确定因素。其实，GFCi所反映的这种差异并不是我国金融发达城市所面临的个体问题，而是我国金融市场和金融监管体制所面临的整体问题。伦敦金融城在其第六期的GFCi调查显示，大部分人认为影响一个城市国际竞争力的主要因素是监管环境因素。由于我国的金融监管制度中还存在大量不符合国际惯例和市场发展要求的做法，金融监管制度环境总体是处于比较落后的状态，这使得深圳、上海和北京等城市在未来无法获得更大的金融发展空间。可以得出的简单结论是：我国金融市场的竞争力虽得益于我国实体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但由于受制于金融监管体系的束缚，金融市场未来的国际竞争力水平前景并不乐观。为此，中共中央在《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中也再次重申了“十二五”期间，我国必须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在维护金融稳定的前提下逐步进行更为市场化的改革，健全和完善各类金融体制。日本最新实施的“改善金融监管制度行动”是继1996年“金融大爆炸”改革后对金融监管制度的改良，目的是巩固前期金融改革的成果，并希望再次提升日本金融市场的国际竞争力，行动在较短时间内取得了不错的改革效果。即使是在受到美国次贷危机影响，实体经济处于衰退的过程中，日本的金融市场的国际吸引力依然不减。这种不“伤筋动骨”但却“行之有效”的制度改良做法很值得我国相关机构在“十二五”期间参考和借鉴，具体启示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启示一：金融监管制度改良应顺应市场需求。
金融监管改革应“自上而下”还是“自下而上”一直是争论的焦点。我国的金融制度改革经常性是“自上而下”，有些改革内容与市场实践和金融机构的实际需求相差甚远，改革不仅达不到目标，有时候还会成为进一步深化改革的束缚。日本“改善金融监管制度行动”的成功实施说明，“自下而上”是改革顺利的前提，只有经过充分的前期调研，才能明白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的真正需求，金融监管制度的改革才能顺利推进。市场调研应包括改革的必要性，改革的进程、步骤以及改革的关联性和影响分析等内容。日本的经验表明：金融监管制度的改良应顺应市场需求，充分利用“自下而上”的信息才能确保金融监管制度的改良获得成功。
启示二：金融监管制度改良应充分利用行业自律功能和金融机构的主观能动性。
我国历次金融监管改革常遇到“一管就死、一放就乱”的窘境。这与国外经常谈到“硬法”和“软法”之间的配合有相当大的关系。其中“硬法”主要是指强制性的法律和监管规则，而“软法”则主要指市场的自律规则，其虽不具有强制性，但却具有“硬法”所不具有的灵活性，更能适应市场的多变性和复杂性。日本金融厅将传统的菜单式监管方式修改为菜单式和原则性监管相结合的做法，融合鼓励金融机构之间自愿行动，将自己与金融机构之间的关系定位为“合作”关系，而非对立关系，都是为了充分适应现代金融市场的多变和复杂的特点，任何不问实际情况“一刀切”、“一棍子打死”的做法都达不到最佳的监管效果。金融监管制度改良应充分发挥和利用行业的自律功能和金融机构的主观能动性。
启示三：金融监管制度改良应注意提高监管透明度。
缺乏监管透明性一直是制约我国金融市场发展的一个桎梏。由于脱胎于计划经济体制，并且金融机构的结构以国有资本为主，我国金融监管机构习惯于“上传下达”的命令式监管，监管信息的不仅不及时而且具有很大的随意性。这种监管方式容易造成“监管套利”、“制度寻租”和腐败等问题的发生。日本金融监管制度的改革历程表明监管信息不应被看做监管机构的专有财产，而是一种社会公共资源，监管机构有义务按程序及时。监管行动的透明性和可预见性可以帮助金融机构及时了解监管政策的意义和内容，有助于他们及时调整好相关业务，更好地按照监管要求从事业务。监管透明度还有助于监管机构及时得到市场对监管问题的反
馈，可以避免产生更大的监管失效等。
启示四：金融监管制度改良在符合本国国情的前提下应具有国际视野。
托马斯・弗里德曼在《世界是平的》一书中已经说明了全球化对一个国家的影响力。日本的金融改革是日本对金融和经济市场情况变化、金融和经济需求变化以及金融和经济国际化的反映。我国也不例外，我国的金融监管制度改革是渐进式的，没有经历日本等国“大爆炸”式的冲击。但是金融的国际性要求任何国内改革都不应故步自封，加强与境外金融监管机构和国际机构的合作，参与到国际金融监管标准的制定过程，是任何要成为金融大国的必经之路。值得说明的是，金融监管制度改革必须符合本国国情而不是照搬照抄他国经验，日本的金融自由化改革也曾为其经济泡沫的产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而目前的行动则注意到了国际经验和本国国情相结合的重要性。鉴于中日两国在文化、法律环境和金融体系演进等方面具有很大的相似性，日本金融监管制度改革的失败教训和成功经验都有助于我国金融监管体制改革的成功。
启示五：及时评估并公布制度改良的效果。
对金融监管制度的改良效果进行评估并公布结果，不仅有利于公众及时了解金融监管机构的工作内容和重点，降低公众对监管制度变革不确定的担心，而且也有利于监管机构接受各类意见总结出更好的改革措施。我国对金融改革的效果历来忌讳莫深，对改革的过程、步骤、得失成败等信息也仅局限在少数人的范围，金融机构等市场主体对改革的参与度较低，从长远来看，这种得失成败不公开的做法并不能达到监管机构与市场主体“齐心协力”的预期效果。因此，反思并公开监管改革的得失，所需要的也许不仅仅是智慧，更是勇气。
参考文献：
[1]佟铁成，日本金融监管体制创新及其借鉴[J]，现代日本经济，2004，(2)：11-14.
[2]鹿野嘉昭，日本的金融制度[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3.
[3]刘红，日本金融监管体制的变革[J]，日本学刊，2004，(3)：84-97.
[4]伦敦金融城，全球金融中心指数(GFCi)报告1[R]，2007.
[5]伦敦金融城，全球金融中心指数(GFCi)，报告2[R]，2007.
[6]伦敦金融城，全球金融中心指数(GFCi)报告3[R]，2008.
[7]伦敦金融城，全球金融中心指数(GFCi)报告4[R]，2008.
[8]伦敦金融城，全球金融中心指数(GFCi)报告5[R]，2009.
[9]伦敦金融城，全球金融中心指数(GFCB，报告6[R]，2009.
[10]伦敦金融城，全球金融中心指数(GFCi)报告7[R1]，2010.
[11]神崎克郎，日本战后50年的金融、证券法制[J]，法学杂志，2000，(2)：44-47.
[12]童适平，日本金融监管的演化[m]，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8.
[13]吴遵杰，日本金融体系大变革[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14]姚洋，高印朝，金融中心评价指标体系研究[J]，金融论坛，2007，(5)：3-8.
金融监管制度篇7
关键词:农村;金融监管;法律制度
农村金融监管法律制度是我国金融监管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维护农村金融市场的健康发展起着关键的作用。由于二元金融结构的影响,农村金融监管法律制度面临着比城市金融更复杂的局面。当前农村金融监管法律制度不仅承受维护金融稳定的任务,还将承担起解决农村金融资源短缺,农村金额贫困的巨大挑战,对此,必须重视对农村金融监管法律制度的各项建设,保障农村金融的发展,推动农村经济的繁荣和农村社会的和谐进步。
一、当前我国农村金融监管法律制度的缺陷
我国当前农村金融市场监管法律制度的已经严重阻碍了我国农村金融市场的进一步发展,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尚未形成成熟完善的监管法律体系
首先,现有金融监管法制体系不完备、系统性不强。我国现行的金融监管立法由《人民银行法》、《商业银行法》、《保险法》、《证券法》、《银行业监督管理法》、《农业法》、《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金融违法行为处罚办法》等法律法规构成,其中均规定了金融监管问题。但这些立法中存在着众多的原则性规定,缺乏实际可操作性,而且监管内容简单化,滞后于金融业发展现状,并随着农村金融市场的不断发展,对一些新兴的金融业务、金融产品还缺乏相应的法律规制,对农村民间融资未采取法制化、规范化的引导,对高利贷只是依照传统社会公德来约束。而且从现行金融监管法律的整体结构上看,规章比重过大,实施起来缺乏权威性。另外,在构成现有金融监管法制体系的众多规范性法律文件中,部门规章的比重过大,实施起来缺乏权威性。同时,各规范性法律文件之间的衔接性不强,有的彼此之间甚至存在重复或冲突现象。这些都势必影响到金融监管效率的提高和金融监管行为的公信力。
其次,法律规范的可操作性不强。在我国现有的金融监管法制体系中,对市场准入、市场稽查、市场退出、谨慎性要求等基本上已经有所涵盖,但大多是原则性的简单规定,缺少相关的实施细则,可操作性不强。以市场退出的法律机制建设为例,尽管2006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为金融机构市场退出奠定了法律基础,但由于金融机构的特殊性,该法的相关规定显得过于原则化而使其在现实中操作性较差,常常不得不由政府和中央银行采取行政性手段加以解决,弱化了法律在市场退出过程中的规制作用,增加了金融市场的不确定性。而金融危机的应急处理法律机制、征信机构的法律规制机制、金融市场同业组织及其自律机制的法律设计的缺失更加凸显了我国金融法律监管机制的不完善,反映了政府在一些领域越位的同时,也存在着在另一些领域缺位的现象。
(二)欠缺公平竞争的监管理念
制度不仅要有效率地配置权利资源,还应该公平地配置权利资源,实现各金融市场主体权利的平等保护。缺乏正义目标的金融市场不是现代金融市场,背离正义理念的金融监管制不是现代法治所提倡的制度安排。当前的监管法律制度,体现着对民间资本,非公有制行业的歧视和不公平对待。民间资本和国有资本是社会资本的不同形式,应享受同等的国民待遇。民间借贷监管制度应促进并体现民间借贷监管制度的形成和发展,而不是为了保护个别市场主体的特殊利益,尤其不应成为国有金融机构在市场经济体制下谋取垄断利益或政府部门实现部门利益的工具。
(三)忽视农村地区居民的金融权利
在很长的时间内,我国的整个金融法律制度将金融问题视为经济发展的问题,视为资源配置的问题,在制度设计中对民生保障问题考虑不够,甚至为了金融的稳定而牺牲了公民自由融资的权利诉求。虽然国家和政府早已认识到这一点,采取小额贷款、允许设立村镇银行、借贷公司以及支农资金支持等措施加大农村资金的供给,但这些基本上都是具体手段层面的改革,整个农村金融监管制度的基本理念并未出现根本性的转变。
由于农村金融市场的监管法律制度的局限性,形成了农村地区金融资源总量不足,金融资源的分布存在明显的地域不平衡性,大量的农村资本外流,进一步削弱了农村金融供给能力。也导致了弱势群体的金融资源获取不足,特别是对微型企业和农户的金融供给不足。农村金融市场监管制度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农村金融市场的发展,导致了农村地区没有真正建立起能够针对不同客户、不同需求层次,提供差异性金融服务的完整的农村金融体系,导致农村金融市场金融产品和金融服务种类单调,无法满足新农村建设过程中对金融服务多样化、多层次的需求,广大农民的金融福利水平很低,分享不到金融改革和发展的成果。
二、我国农村金融监管法律制度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分析
(一)落后的监管理念的制约
在现代市场经济制度体系中,自由竞争是市场经济的根本驱动力,适度的金融自由是金融活动的重要推动力,应当成为金融法律制度的基本价值取向。在适度自由的价值目标下,金融市场才能形成多层次良性互动的结构,才具有可持续性。一直以来,我国的金融监管法律制度以限制竞争、保障安全为指导思想,以直接控制资金价格、业务范围和市场准入为手段,虽然比较好地维护了我国农村金融市场的稳定运行,但是也已经越来越不适应农村金融市场化与金融创新的发展需要,严重损害了我国农村金融效率,扭曲了金融机构的经营行为,削弱了金融机构的竞争力,制约了农村金融机构的进一步发展。面对越来越激烈的国内和国际竞争,这种以牺牲效率和竞争力为代价而换取的安全与稳定将是无法持久的。
(二)农村金融市场情况复杂
按照“金融抑制”理论,在许多发展中国家,金融制度和经济发展存在“金融抑制―资本短缺―经济落后”的恶性循环。我国农村的资源禀赋、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导致农户与农户间差异很大,对资金也表现出多层次、多元化的不同需求,因而满足不同对象的不同愿望异常困难。这使中国农村金融监管问题不仅相对于发达国家,即便是相对于大部分发展中国家,也明显表现出资金运行流程更复杂,绩效更不容易显现,缺陷更容易放大,实现监管法制化的任务更艰巨的根本原因。我国农业是弱质产业,农业具有收入不确定、投资周期长、收益低的产业特性。农民是弱势群体,多数属于贫困阶层,没有储蓄能力。农村金融监管法制问题关乎“三农”的发展,情况极为复杂。我们要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和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高度关注农村金融问题,不断扩大农村金融的发展空间,改进和完善农村金融服务,切实防范和化解农村金融风险,促进农村金融业的良性运行。因此,如何确保农村资金从有限的供给渠道和组织网络流向数以亿计的农户家庭,并实现供需平衡,始终是富有农村金融监管法制建设面临的挑战性的议题。
三、完善我国农村金融监管法律制度的对策
(一)建立健全农村的金融监管法律体系
现代金融是法治金融,政府权力对金融市场的监管是通过金融监管法制的调整和规范作用实现的。完善的法律体系是监管当局进行依法监管的前提条件,融监管的绩效与金融监管立法的完善与否以及质量好坏有着直接的关系。为了促进我们农村金融市场的健康发展和农村居民金融服务的提升,我国应该顺应农村金融市场的发展变化,及时建立完善的金融监管法制体系。
具体而言,在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应在加强农村基础性金融监管法制建设的基础上,顺应我国农村金融市场发展的趋势性要求,有前瞻性地建立、完善我国农村的金融监管法制体系。首先要及时完善金融监管的主体性法律制度,制定与其相配套的法律实施细则,增强其可操作性,并对相关法律制度进行清理,对不适应的条款进行废除或修订。其次要根据我国农村金融市场的发展程度、监管需求及农村金融市场改革展的趋势,适时建立相关法律法规,弥补我国农村金融监管立法空白。如适时推出存款保险制度、建立金融市场退出机制、对民间地下金融进行法律规范、加快征信法制建设和标准化建设以农村金融创新市场的规范化建设等。再次要顺应农村金融改革的发展趋势,立足我国农村金融市场安全和农村资本市场发展的需要,制定兼顾有效性、可操作性和一定程度的前瞻性的金融监管法律制度,实现对我国农村金融市场的有效监管,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稳定。
(二)体现公平保护的理念
金融监管是随着经济发展的需要而产生的,其目标是促进经济发展,而金融业的安全并不是金融监管的中心目标,也不是金融业存在和发展的终极目标。从这样的角度讲,金融监管的终极目标应当是满足金融业繁荣发展的需要,并以此促进社会经济的稳定发展,提高社会福利。由于中国农村的经济社会结构比较特殊,农村金融不属于完全的商业金融范畴,农村现代金融制度应当以促进广大农村居民公平获得发展机会和结果为主要目标。
(三)保障公民金融权利的实现
生存权和发展权是人权的基本内容,维护和保障公民的存在权和发展权是一切法律必须坚持的基本价值追求。金融的本质是为民众的生产和生活提供资金融通,保障民生。在市场经济中,主体及利益开始多元化,众多公民进入市场从事经营活动,资金成为许多人从事生产经营的基本条件,尤其在广大农村,融资事实上已经成为公民生存与发展的基本条件,融资权利成为公民生存权和发展权的一部分。学者们的研究证明,获得贷款的能力虽然不是农户增加收入的决定性因素,但在许多情况下,能否筹集到足够的资金进行生产性投入,是农户发展生产和增加收入的必要条件。尤其在不发达地区,农村的民间借贷具有明显的居民互质和功能。在我国金融资源配置明显不均衡和不合理的背景下,广大中小企业和农户获得融资特别困难,农户和农村工商业者的资金需求从来就未得到过满足,民间借贷因而具有了更为突出的解决基本民生问题的功能。在这个意义上讲,监管制度严格限制甚至禁止非正规金融机构的存在,惩罚私自放贷者,事实上压制了农村资金的自由流动,影响了公民生存权和发展权的实现,排除了公民生存和发展的条件和机会。因此,农村金融监管监管制度的本质应当是为广大公民融资提供安全保障,而不能简单地排斥或压制资金的流动。
参考文献:
1、王冰.论我国金融监管法律制度的完善[J].理论导刊,2006(11).
2、倪浩嫣.论我国金融混业经营监管制度的完善[J].理论学刊,2006(7).
3、魏晶雪.农村非正规金融:发展特点、制度分析及规范[J].乡镇经济,2009(4).
4、张燕,吴正刚,杨依凡.论农民金融权益的法律保障与实现[J].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学报,2009(17).
5、刘萍萍,封斌.论公平与效益价值目标对金融监管法的影响[J].企业家天地,2005(6).
6、刘牧晗.完善我国农村金融监管的法律分析[J].经济研究导向,2009(23).
7、赵国宇,徐红梅.我国农村金融监管的经济法路径[J].山西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7(2).
8、刘莉亚.河北省农村金融监管的现状、问题及对策[J].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5).
9、尹矣.我国农村金融监管制度的创新[J].农村金融研究,2003(7).
10、姚亮.完善我国农村金融监管的构想[J].商业研究,2009(4).
金融监管制度篇8
论文关键词欧盟监管团跨境金融机构
欧盟作为世界上一体化程度最高的经济体,在对跨境金融机构监管方面的进展,突出体现在建立和完善以规则为基础的监管合作与协调上,其中包括对监管团(SupervisoryCollege)制度的推进,即以金融机构母国监管者为主导者,联合其他东道国监管机构共同进行监管,以增强监管机构间的信息共享与交流,促进跨境金融监管协调的有效性。
一、欧盟新金融监管架构中的监管团制度
金融危机使欧盟金融稳定架构经历了严峻考验,同时意识到宏、微观金融审慎监管的有效配合,才能有效地维护欧盟的金融稳定。在《拉罗西埃尔报告》的基础上,欧盟委员会在2009年5月27日了名为《关于欧盟金融监管》的通报(Communication),邀请有关各方对该通报拟进行的金融规制与监管改革发表意见和评论。该通报主要提出改革欧盟金融监管架构的两大系统:一个是建立欧盟系统风险委员会eSRC),另一个是建立欧洲金融监管系统(eSFS)。五月通报(theFiveCommunication)指出监管团是监管体制的关键所在,因为它们将确保东道国与母国之间均衡的信息交流。
2009年6月19日,欧盟理事会通过了《德拉鲁西埃报告》(deLarosieReport)提出的金融监管改革方案。2010年9月22日,欧洲议会通过了以此报告为基础形成的金融改革法案。自此,欧盟建立了泛欧金融监管体系,该体系可以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进行考量。从宏观层面上而言,成立了由各国中央银行行长组成的欧洲系统性风险管理委员会(eSRB),其是依据欧共体条约第95条建立的一个全新且独立的机构,主要负责对欧盟的金融体系进行宏观审慎监管,其涉及到整个欧洲市场可能出现的系统性风险。从微观层面层面而言,成立了由各成员国监管部门代表组成的3个监管局,即升级危机前金融监管体系中的欧洲银行监管委员会(eBC)、欧洲保险和职业年金监管委员会(eiopC)、欧洲证券监管委员会(eSC),成立欧盟银行监管当局(总部设在英国伦敦)、欧盟证券市场监管当局(总部设在法国巴黎)、欧盟保险及职业年金监管当局(总部设在德国法兰克福),负责对欧洲银行业、保险业和证券业进行区别化监管。这就从监管环境及体制上为联合监管体制铺平了道路。
对于监管团制度,《德拉鲁西埃报告》(deLarosieReport)建议应该在所有主要的跨境机构建立监管团。《报告》指出,应该即刻改变监管团建立相对有限的局面,到2009年底,应该在欧盟境内的所有主要跨境机构建立由母国及东道国监管部门代表组成的监管团。欧盟第三层级委员会(theLevel3Committees)都应参与到协调监管机制中来,即确定监管团的行为和定位监管团的功能,并且其自身应参与到监管团中进行相应协调。显然,CeBS的权限得到了强化,其在监管方面具有更多的专有权力,且扩大了CRD所规定的有关监管团的相应任务。
二、欧盟对监管团制度的进一步推进
2009年1月,欧洲银行业监督委员会(“CeBS”)更新了两部2007年颁布的关于监管团实施指引的文件,在执行方面更加细节化。欧盟委员会在提供巴塞尔新资本协议(Baselii)建议时指出,监管团的建立将有利于加强东道国和母国之间的合作。欧盟于2009年2月金融监理改革报告(thedeLarosieGroupreport),其中指出在针对跨境金融机构监管的工具中,监管团应该作为首要选择。同时,在其第18条建议中指出,监管团应该运用于所有主要的跨境金融机构,并建议这些机构于2009年底在欧盟境内全部设置监管团。2009年1月,欧盟委员会作出一个决定,即进一步加强银行监管委员会在重构CeBS方面的监管合作作用。决定还要求委员会应该“在有关立法的具体规定或在监管当局的要求下,各监管当局之间应该进行协调或者便于相互间的协调。据此,CeBS具有对监管机构之间的协调权。而在此之前,监管团成员达成一致就可以做出所有决定,除了协调和相互合作之外,没有任何机制用于化解冲突。至少对欧盟境内的监管当局而言,2009年的决定允许CeBS来协调这些争议。该决定还特别要求CeBS致力于确保监管团的有效和持续的运作,特别是通过设定监管团的运作指南,监测不同监管团的行动的一致性和分享最佳的监管方式。如今,CeBS享有确保监管团适用欧盟法的权力,对金融机构采取协调一致的措施,并且确保跨境银行受到由不是成员组成的监管团的持续监管。
监管团是金融监管当局之间用于合作与协调的永久论坛,其将有协议,以描述金融机构行为之间合作。对于银行集团,正如在修改的资本要求指令(CRD)中所定义的,应该启动合作进程。在运用监管团对跨境金融机构进行协调监管方面,修改的资本要求指令(CRD)和偿付能力监管标准起到了引领作用。根据CRD修订版的规定,需要集中监管当局的力量以建立监管团。据此,监管团能够交流关于金融机构的信息、主动执行监管任务、共同承担责任并且对所负的金融机构推动监管审查项目。监管团的成员都来自于成员国的监管当局,该国系金融机构的分公司或重要分支机构的所在地。对于重要分支机构的所在国,其按先前的规定是没有资格成为监管团的成员的。力量集中的监管者(theConsolidatingSupervisor)成为监管团的主席,其选择参与的监管团成员、向eBa告知监管团的行动以及遵循任何保密协议的约束。
金融监管制度篇9
关键词：农村金融监管；监管理念；监管边界；法律制度重构
中图分类号：D922.2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0751（2013）02―0060―04
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前30年时间里，我国一直实行彻底的计划经济体制，农村金融在政府的行政调控下起步、运行，形成了高度集中的金融体制。在这种体制下，金融监管内含于金融调控之中，并不具有独立的价值和意义。改革开放初期，计划经济逐渐转向市场经济，现代意义的金融监管开始形成。在当时特定的历史背景下，金融安全成为农村金融发展的主题和农村金融监管的统摄性理念。随着金融体制改革的深入，金融效率逐渐得到重视，合规性监管的主导地位在农村金融监管中得以确立。由此，农村金融监管形成了以金融安全为主、金融效率为辅的监管理念。近年来，在现实需求和政策支持的共同推动下，包括小额信贷在内的农村微型金融迅速发展；国外资本开始进驻我国农村金融市场，在为农村金融注入活力的同时也埋下了诸多未知风险。农村金融发展的新形势催生了农村金融监管理念提升的需要，要求农村金融监管工作将金融普惠理念融入其中，为农村居民提供获得金融资源的多种渠道和机会，保障金融公平的实现，同时确立以系统性金融安全（针对系统性金融风险防范）为核心的新的金融安全理念，实现金融普惠与金融安全的共融与平衡。农村金融监管理念提升要求农村金融监管法律制度进行更新和重构，配置适应新的理念的制度体系。本文结合当前我国金融监管中的突出问题，有针对性地回应上述理念，对我国农村金融监管的三项关键制度的完善予以探讨。
一、农村金融市场准入监管法律制度
金融市场准入作为市场主体进入金融市场的门槛，直接影响着金融资源的供给数量和金融公平（或称金融普惠）与金融效率的实现程度。金融安全固然重要，但市场准入监管对金融安全的保障作用也不容忽视，当然，过度管制反而会酝酿诸多风险。在我国，由于农村的金融需求长期得不到满足，致使民间借贷暗流涌动，其游离于监管之外，导致相关风险不断积聚甚至迸发，2012年的温州民间借贷危机①就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这一问题。降低门槛、放松准入已成为农村金融监管的新趋势。所谓“降低门槛、放松准入”并不是将市场准入监管架空，使其形同虚设，而是要尽量排除不合理、过于苛刻的准入条件，简化准入申请手续和流程，吸纳更多微型金融服务主体进入农村金融市场。“降低门槛、放松准入”也并非放纵风险，而是将监管和风险防范任务在一定程度上后移，从而协调金融安全与金融普惠的冲突，实现二者的共融与平衡。
农村金融市场准入监管中需特别注意对小额贷款公司的业务准入监管（这是现阶段我国农村金融市场准入监管的一大缺陷）。小额贷款公司是我国目前以及未来一段时期内农村微型金融发展的主要依靠力量，但小额贷款公司的主要利润来源常常并不是涉农贷款，由于城市居民和企业贷款较之涉农贷款回报率高、风险指数低，所以小额贷款公司具有弱化涉农贷款业务的内在动力和倾向。因此，在业务准入监管方面务必对小额贷款公司的业务范围进行严格审查，明确将涉农贷款业务作为小额贷款公司的一项准入条件，使小额贷款公司切实承担起服务农村金融的使命。另外，按照银监会和中国人民银行2008年联合的《关于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的指导意见》，“小额贷款公司依法合规经营，没有不良信用记录的，可在股东自愿的基础上，按照《村镇银行组建审批工作指引》和《村镇银行管理暂行规定》规范改造为村镇银行”，这无疑是对小额贷款公司的巨大激励，因为可以吸收存款的村镇银行较之只贷不存的小额贷款公司具有更强的“造血能力”和营利能力。然而，村镇银行较之小额贷款公司更为严格的资本要求却在一定程度上可能减少涉农融资的便利，这又削弱了金融普惠的效果。因此，在由小额贷款公司通向村镇银行的道路上需要更为合理的准入制度设计。
现行关于转制村镇银行的法律规定中的一项实质性限制是《村镇银行管理暂行规定》第25条：“村镇银行最大股东或惟一股东必须是银行业金融机构。最大银行业金融机构股东持股比例不得低于村镇银行股本总额的20%。”2012年5月银监会出台《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进入银行业的实施意见》，将“村镇银行主发起行的最低持股比例由20%降低为15%”，但仅仅在发起行持股比例上作调整并不能真正有效地回应前文所提到的金融普惠问题。值得尝试的一个办法是创设另一项准入限制，即要求小额贷款公司在申请转制前有“支农业绩”。通过设计小额贷款公司的“支农业绩”限制，一方面可以调节市场中小额贷款公司和村镇银行的数量比例，另一方面将为小额贷款公司主动拓展涉农业务提供有效激励，并避免因强制性规定涉农业务指标而造成市场扭曲和效率减损。至于具体的业绩指标不宜由法律统一规定，而应由各地方监管机构根据本地区实际情况进行有针对性的设计和规定。总体上，小额贷款公司的“支农业绩”考量应涵括以下指标：累计涉农贷款总额、涉贫困农户贷款总额、涉农贷款总额及其占贷款总额的比例、涉贫困农户贷款总额及其占涉农贷款总额和总贷款的比例、涉农贷款笔数及其占贷款总笔数的比例、涉贫困农户贷款笔数及其占涉农贷款笔数和贷款总笔数的比例。
二、农村金融市场运行监管法律制度――以
监管权的合理配置为视角一般而言，农村金融市场运行监管侧重于对农村金融机构日常经营行为的规制，农村金融市场运行监管法律制度的完善也应着眼于此。理论上，合理地为农村金融机构设定日常经营行为准则便能够取得良好的市场运行监管效果，但事实并非如此。监管权的配置作为农村金融市场运行监管法律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对于市场运行监管的影响丝毫不逊于对金融机构经营行为的监管。监管权如果得不到合理配置，正当的监管边界就会被模糊乃至被僭越，从而既造成监管机构自身的低效运行，又为农村金融市场良性发育埋下诸多隐患。
客观地讲，农村金融监管权配置的不合理已经成为改进我国农村金融监管工作所面临的重要问题。当前，我国金融监管主体呈多元化态势：根据《人民银行法》的规定，中国人民银行具有宏观监管权；在微观监管方面，银监会、证监会和保监会依据不同的法律文件也各有监管权；由此形成了“一行三会”的监管格局。具体到农村金融监管问题上，情况更为复杂：地方政府对信用社享有管理权，省级政府组建的省级联社行使着隐性监管权，近年来发展起来的小额贷款公司由地方政府的金融办公室进行监管。农村金融监管权的多头配置必然带来监管重复和监管真空，同时，很有可能带来这样的隐患：地方政府与被监管者共谋，地方政府及其官员出于非公益性目的考虑而轻视风险防控（官员任期的短暂性和风险积累的长期性之间的矛盾很有可能加剧这一问题的严重性）。另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是，“中央政府在不断加强财权的同时，进一步下压事权，导致地方政府在应对层层下压的事权时疲惫不堪”②。地方政府主导的农村金融监管在有限的财政支持下很难提高监管的有效性，由此产生的风险不言而喻。
基于以上分析，农村金融监管权的合理配置须着重解决四个问题。第一，确立银监会的核心监管地位。总体思路是：中国人民银行负责宏观性监管，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维护金融稳定，并享有农村金融监管协调权；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负责微观性监管，银监会回收政府金融办公室的监管权力包括对小额贷款公司的监管；省级政府除金融突发事件处置权和部分监管协调权外，不享有其他监管权力。第二，弱化省级联社的管理职能。省级政府减少对省级联社的直接行政性管理，鼓励其实现自治，省级联社对农村信用社的服务和管理向非行政化的方向转变，鼓励农村信用社进行股份制改造。第三，构建有效的监管协调机制。各监管机构之间要实现信息共享和协调行动，减少监管重复和由此造成的监管浪费，尽可能避免因监管真空而埋下金融风险尤其是系统性的金融风险。第四，合理划定监管权与自治权的边界。考虑到当前我国农村金融市场机制尚不健全，市场自治能力依然较弱，农村金融行业自治组织的发展尚显滞后的现实，一方面要重视行政性质的监管权的行使，另一方面要注重农村金融行业自治组织的培养和扶持。从长远考虑，待农村金融行业自治组织逐步组建、发展成熟后，行政监管部门便需要适度放权，行政监管边界需要相应收缩，最终形成监管权与自治权的良性互动。
三、农村金融市场退出监管法律制度
（一）现行法律制度存在的问题
1.法律体系不健全。当前，我国农村金融市场退出监管最突出的问题在于法律供给不足。我国专门对金融机构市场退出作出系统性规定的法律文件只有2001年国务院颁布实施的《金融机构撤销条例》，另有一些粗疏的规定散见于《商业银行法》、《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等法律中。在金融机构的破产方面，至今没有专门的法律依据。虽然重视重整、拯救问题金融机构是金融监管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但是对于“病入膏肓”、无法救助的问题金融机构而言，有必要设置有序的市场退出通道，以保证金融机构整体的健康。事实上，正是由于金融机构破产法律制度的缺失，导致一些本已积弊颇深的农村信用社无法有序退出市场③而高风险、低效率运营。在法律缺位的情形下，农村金融机构的退出只能依靠行政权力的主导，虽然行政主导具有一定的灵活性，但其处置措施具有不确定性，会不可避免地增加处置成本。
2.制度设计存在缺陷。我国农村金融市场退出制度的最突出问题是，法律关于政府等监管机构对农村金融机构进行接管、救助的规定粗疏、模糊。第一，接管标准模糊。我国《商业银行法》将接管条件设定为“商业银行已经或可能发生信用危机，严重影响存款人利益”，《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也有类似要求。但如何界定“信用危机”，法律并未给出具体标准，由此带来实际操作中的尺度不一。第二，政府救助缺乏必要的条件和程序约束。对于农村金融机构的运行，政府常常扮演着隐性担保人的角色，致使金融机构运营怠于遵循审慎原则，农村信用社无须担忧会在经营失败的情况下被强制退出市场。此外，政府在有些情形下不计成本地对农村金融机构的运营施以援手看似在维护农村金融消费者的权益和坚守金融普惠的理念，实际上可能导致相反的效果：大量农村信用社的低效运行造成相当大的福利损失，农村居民所获得的主要利益并非财产的积极增加而是免于财产减损。
（二）可行的解决方案
完善农村金融市场退出监管法律制度，首要的是健全市场退出法律机制，尤其要填补农村金融机构重组和破产方面的法律制度空白。只有为农村金融机构设定好退出通道，才能真正建立起优胜劣汰的竞争性农村金融市场。目前我国农村金融市场因多数金融机构规模较小而尚不存在“大而不倒”的可能性，但出于长期稳定、高效发展的考虑，政府不能再为运营不良的农村金融机构埋单，否则金融公平、金融安全和金融效率的理念就无从落实。健全农村金融行业市场退出监管法律制度的总体思路是：第一，整合现行法律、法规中关于金融机构撤销的规定，修改完善《金融机构撤销条例》，在立法中回应新型农村金融市场主体的法律适用问题。第二，将2010年银监会的《关于高风险农村信用社并购重组的指导意见》的内容予以完善并转化为法律，拓展其适用对象，将新型农村金融市场主体纳入其调整范围。第三，修订《企业破产法》或单独制定《金融机构破产法》，其中专章设定农村金融机构破产的具体制度，对小额贷款公司、资金互助社等新型农村金融市场主体的适用规则作出具体规定。第四，出台与农村金融市场退出监管相配套的制度和措施，尤其要出台存款保险制度，以此为依托进行大规模农村信用社清理工作，做到既贯彻金融安全与金融普惠理念，又不引发农村信用恐慌和农村经济秩序的紊乱。具体而言，农村金融市场退出监管法律制度重构应围绕以下两大方面进行探索：
1.农村金融机构接管标准的确定。鉴于目前“信用危机”标准的模糊性，可引入其他标准如资本充足率标准和偿付能力标准来考量农村金融机构的接管条件是否成熟。前者是指，当金融机构的资本充足率低于某一标准时，监管机构应适时进行接管。目前我国在针对新型农村金融市场主体的立法中已经开始使用这一标准，如《村镇银行管理暂行规定》第51条规定“对在规定期限内仍不能实现有效重组、资本充足率降至2%及2%以下的，应适时接管、撤销或破产”，《贷款公司管理暂行规定》第33条规定“对限期内不能实现有效重组、资本充足率降至2%以下的，应责令投资人适时接管或由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予以撤销”。农村金融市场退出监管法律制度可以以上述规定为蓝本，将资本充足率标准宽展应用于村镇银行、贷款公司之外的其他类型的农村金融机构。偿付能力标准是指当金融机构无力偿付债务时，由金融监管机构对其进行接管。“无偿付能力”的认定一般有两种方式：一种是资产负债检验，即负债超过资产的，视为无偿付能力；另一种是权益检验，即不能偿还到期债务的，视为无偿付能力。在目前条件下将资产负债检验方式适用于银行业比较困难，可将权益检验方式与资本充足率标准并用来考量农村金融机构是否需要接管。
2.农村金融市场政府救助法律制度的完善。为避免政府救助过度，应为政府救助农村金融机构设置必要的条件④。值得尝试的方案是：规定政府只有在满足以下条件时才能对农村金融机构施以救助：（1）政府救助起到实质性作用，即经过救助金融机构能够在适当的时期内恢复经营能力；（2）成本收益分析后政府救助的成本不至于不合理地高于收益，即将成本控制在最低限度内；（3）政府救助对农村金融市场扭曲产生最小程度的影响；（4）政府救助应维持在合理的期限内（最长6个月或1年）；（5）必要时鼓励私人资本参与救助。另外，政府在拒绝救助时，必须设计对存款农民的损失进行合理补偿的方案。金融安全与效率的实现不应以牺牲农民正当利益为代价，忽视消费者保护水平与社会可接受程度的监管必然招致对其正当性的质疑。
注释
①2012年中国人民银行温州市中心支行的《温州民间借贷市场报告》显示，温州民间借贷市场规模约1100亿元，民间借贷利率处于阶段性高位，年综合利率水平为24.4%。2012年中秋节前后，被冠以民间资本“晴雨表”的温州经历了一场罕见的民间金融风暴。9月21日晚，温州最大的眼镜企业――浙江信泰集团董事长胡福林因欠款出逃，引发一批有信誉的企业甚至是龙头企业陷入了“倒闭潮”，公司关门、员工讨薪事件迭起。不少中小企业的负债中，银行占三成、民间高利贷占七成，高利贷成为引爆温州式金融风暴的祸根。②张怡等：《衡平税法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69页。③2012年7月，河北省肃宁县尚村农信社正式进入破产程序，成为全国首家被批准破产的农村信用社，学者们由此似乎看到了农村金融机构市场退出机制改革的曙光，然而后来不无遗憾地发现，该农信社早在2001年就已经停止营业，2006年就依法申请了破产，直到2012年3月其破产申请才几经周折被法院受理，这也从侧面反映出监管机关在农信社破产问题上的犹豫不决。④从策略上讲，不宜对政府救助条件作出过于精确的设定，反而可以应用“建设性模棱两可”规则，将政府救助条件有意设计得模棱两可，使得问题金融机构不能确定自己能否得到救助，由此形成一种潜在压力，促使其在日常运营中谨慎行事。
参考文献
[1]王志勤.论我国金融机构市场退出法律机制的建构[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6）：87.
[2]李静瑕.首例农村信用社破产样本：“消失的农信社”[n].第一财经日报，2012―07―23.
[3][美]哈维尔・e・杰克逊，[美]小爱德华・L・西蒙斯.金融监管[m].吴志攀等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349―350.
金融监管制度篇10
双边合作模式的合作基础
（一）金融监管双边合作的两种博弈类型
双边合作作为国家间交往的一种重要模式，应用领域非常广泛，从投资、贸易、科技、文化到军事防务、争端解决，几乎涵盖国家交往中的所有领域。双边合作所表现出的广泛性，主要是由于在这一交往模式中，参与方数量少且固定，合作程度的可选择空间非常大，从对双方具有完全约束性的正式双边条约（bilateraltrea?ty），到不具有约束效力的谅解备忘录（memo?randaofunderstanding）、联合公告（jointpressre?leases），参与方可以根据议题的领域、谈判的时间、国内的政治情况自主决定最终进行合作的方式。双边关系的本质是典型的双人博弈过程，在这一博弈过程中，会因为议题的不同而呈现出不同的博弈类型。在金融监管的双边合作关系中，国家其实面临着两类博弈情境。首先，国家与他国，特别是在全球金融市场中与本国金融市场相比，具有较弱竞争力的国家，在金融监管合作领域中呈现出典型的囚徒困境的博弈模式。尽管二者都明白在金融监管领域进行合作，对两国而言将获得更高的绝对收益。但同时，对于具有较强金融市场竞争力的国家而言，如果在金融监管领域展开合作，特别是就集中性较强的证券市场准入问题展开合作，会加大本国企业在证券市场上的融资压力。因此，对于处在这种金融关系中的两国，所具有的合作意愿是不同的，对于占有金融市场竞争优势的国家而言，并不具有强烈的合作激励。其次，金融交易技术手段的创新与便捷，使得巨额资本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完成跨境转移，从而给一国的资本市场与外汇市场带来巨大波动；与此同时，现代金融交易技术与金融交易工具的创新，也给金融犯罪带来了更多的机会空间。就维护两国金融市场稳定，保护消费者利益与打击金融跨境犯罪而言，两国的合作关系又体现出了“性别之争”［1］107型的博弈模式①。即两国对于在维护金融市场稳定与打击金融跨境犯罪领域应当进行合作是具有共识的。但是，鉴于相关的金融利益集团在每个国家中的政治地位与影响力有所不同，两国会在合作的范围与方式等具体执行问题中存有分歧。
（二）合作的基础
前文阐述了金融监管双边合作中的博弈类型，说明了两个国家面对金融监管的不同问题，具有不同的合作激励。除了合作激励以外，双边金融监管合作制度的建立，还需要具备以下四个方面的条件。第一，两国具有较高的交易频率。威廉姆森将交易频率分为一次、数次和经常三种类型［2］35。交易频率的高低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两国间关系的联系程度。较高的交易频率意味着两国之间的联系度较高，有着较强的相互依赖关系。特别的两国在金融领域具有较高交易频率，就意味着由此产生的较强相互依赖关系，将给两国带来较高的监管合作激励，进而提升两国进行金融监管双边合作的意愿。第二，两国具有较高的同质性。国家的同质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国家的经济类型与政治制度。两国如果同属市场经济型国家，且具有较为相近的政治制度，那么，两国就具有较高的同质性。金融是社会经济领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两个具有不同经济类型的国家，在经济发展与管理理念中会表现出一定的差异性，而这种差异性也会反映在金融监管领域，包括金融监管的目标、金融监管的水平和监管部门的实际执行能力。这种差异性越高，意味着金融监管双边合作制度中的交易费用就越大，而过高的交易费用很可能使得双方对监管合作望而却步。如果两国政府能够克服经济类型的差异性，而决定开展金融监管合作，但如果两国的政治制度存在较大的差异性，则会使得政府间达成的合作方案，在不同政治制度下最终获得通过的概率有所不同，而这将直接影响金融监管合作制度的顺利执行。第三，两国之间的了解程度。两国之间的了解程度主要是指各自对对方金融监管领域中的法律制度与监管模式的了解程度。两国之间的了解程度与交易频率有关，两国在金融领域的交往频率越高，势必对彼此的监管法律制度与监管模式了解的就越多。基欧汉与奈在关于世界政治的复合相互依赖理论中，对复合相互依赖的三个特征做出了详细的描述。其中，第一个特征就是强调社会之间的多渠道联系。这种多渠道联系包括国家间联系、跨政府联系和跨国联系三个层面①。跨国银行与跨国公司构成了跨国联系的主力。两国在金融领域中较高的交易频率，表明了两国跨国金融企业往来密切。跨国金融企业通过具体实践可以更多的、更为具体的了解对方的金融监管法律制度与监管模式，进而帮助本国政府在实践层面而非原则层面了解对方的监管法律制度与模式。第四，两国之间的政治关系。两国之间的政治关系是决定两国能否在金融监管领域开展双边合作关系的一个前提性因素。如果两国存在根本政治分歧，甚至处于严重政治对立状态，即使已经具备了前三项双边合作条件，两国也绝对不可能在对国家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金融领域展开双边合作，甚至会单方面终止已经存在的双边合作关系。由此可知，两国间的政治关系直接决定了金融监管双边合作的存续。
金融监管国际合作制度双边模式的两个模型
（一）美国—欧盟间的双边合作模型
美国与欧盟，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两个金融市场，代表了现代金融的发展方向。两个金融市场之间联系紧密，欧洲企业15％的股权融资来源于美国市场②，美国在银行业与其他金融部门的对外直接投资的50％是在欧盟，而在银行与保险领域的欧洲投资者将75％的对外直接投资投向了美国③。鉴于美欧金融市场如此紧密的联系，美国与欧盟在2002年设立了美国—欧盟金融市场监管对话机制（US?eUFinan?cialmarketsRegulatoryDialogue，简称FmRD）。美国与欧盟委员会派出本国的高层决策者与监管者，通过一系列正式与非正式会议实现双方的经常性对话机制。双方的会议议程，主要包括对各自管辖区域内有关监管政策变化的信息分享，解决双方的监管冲突以及协调双方金融监管方面的政策法规。由FmRD负责解决的问题包括同意逐步完成美国通用会计准则与国际金融报告标准的趋同；由美国证监会（USSecur?itiesandexchangeCommission，简称SeC）负责组建一个监管大型非银行性金融联合企业的部门，以符合欧盟对金融联合企业的监管要求；以及制定新的外国私人发行者撤销登记的监管要求。美欧金融监管双边合作机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欧盟委员会在2005年的一份有关美欧金融市场发展关系的报告中指出，美欧良好紧密的金融市场关系，为两个市场间节省了60％的贸易交易成本，增加了50％的双边贸易量以及降低了9％的股权融资成本①。美国与欧盟之间的金融监管双边合作关系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良好的成果，主要是因为双方具有良好的政治关系，在金融市场上具有较高的交易频率和紧密的市场联系，在经济类型与政治制度方面较为相似，对彼此的金融监管法律制度与监管模式有着较为深刻的了解，且金融企业间的联系紧密，符合上述金融监管双边合作的所有条件。#p#分页标题#e#
（二）美国—澳大利亚双边合作模型
美国与澳大利亚在2008年签订的备忘录（moU）中，就两国在证券市场中对证券经纪业务以及交易业务的相关监管问题达成了合作共识。与美国—欧盟的双边对话机制所关注的监管合作范围不同，美国—澳大利亚在谅解备忘录中达成监管合作共识的，仅限于证券市场中对跨境服务者，证券服务业务的监管权限分配问题。在这份备忘录中，美澳双方允许一方的证券经纪商在对方的司法管辖区域内，为对方国民提供包括证券经纪与证券交易两项业务的金融服务，前提是为对方消费者提供服务的证券经纪商已得到了母国的严格监管。与此同时，两国的证券监管机构须对本国与对方国家的证券经纪商以同样的标准实施同样的监管行为②。美国与澳大利亚在证券市场对彼此的证券经纪商做出开放性的经营活动规定，源于两国的证券监管机构在对于经纪商以母国监管为主的监管原则达成共识的同时，要求母国证券监管机构需与东道国证券监管机构时时共享对证券经纪商的监管信息，并保证两国的监管标准与所实施的监管行为具有可比性。美国—澳大利亚的谅解备忘录不仅要求双方的证券监管机构在监管标准的制定上进行合作，也要求它们在实施具体的监管行为时进行合作，以协调两国在证券监管方面的冲突，即真正做到了管制（regulation）与监督（supervision）两个方面③的双边合作。这与美国—加拿大间在对证券发行者监管问题上的合作模式有所不同。美国—加拿大“多重管辖披露系统（multijurisdictionalDisclosureSystem）”中仅要求，加拿大证券发行者只要依照加拿大国内有关证券发行信息披露的规定做出了发行信息披露，就可以在美国证券市场上发行证券④。美国—加拿大间在证券发行信息披露方面的监管合作，仅体现在了监管标准的承认上，并不涉及在具体监管行为实施阶段的合作，与美国—澳大利亚监管双边合作模式相比，在合作范围与程度上都表现出了一定的局限性。
然而，有学者（pierre?HuguesVerdier）也指出美国—澳大利亚金融监管双边合作模式存在着一些问题。首先，在美国—澳大利亚金融监管双边合作模式中，缺乏一个与双方都不存在利益关系的独立执行机构；其次，美澳间的监管标准是建立在双方各自的监管标准具有可比性的基础上的，而没有独立的、包含具体细节的，适用于双方的监管标准存在；最后，美澳间的合作关系并不牢靠。这种合作关系是建立在任何一方有权单方终止合作关系的潜在威胁基础上的［3］81－83。首先，对于pierre?HuguesVerdier教授指出的第一个问题，本文认为，金融监管双边合作关系中，很难在两国国内设立一个与两国没有任何利益关系的独立监管合作机构；两国也更不可能将合作监管下的执行任务交由除两国以外的第三方执行。这种高度的对外授权化行为，在关涉国家重要金融安全与利益的领域是不可能发生的。其次，关于两国应当制定独立的、具体的适用于两国金融监管合作关系的标准方面，在考虑时间成本与技术成本的情况下，这一做法似乎并不可行。这类标准的制定因为涉及双方在金融领域的根本利益，必然需要经过较长时间的谈判协商，对于一些根本性利益双方甚至很难做出妥协。与此同时，尽管双方在证券监管方面具有一定的同质性，但这并不意味着没有差异，双方在监管技术与监管机构的职能分配上都存有不同，完全的统一是不可能实现的；最后，对于合作关系建立在一方有权单方终止合作的基础上是否牢靠的问题，本文认为，任何一类松散的双边合作关系都存在单方终止的潜在威胁。显然，国家不会因为这种潜在威胁的存在而决定是否展开双边合作关系。金融监管双边合作的开展是建立在双方因频繁的交易活动、紧密的市场联系需要通过监管机构间的监管合作，以降低两国金融机构在双边金融交往中因监管政策法规冲突而引发的交易成本，减少市场风险传递的需求之上的。与此同时，两国的政治关系与市场发展状况也会成为决定监管关系存续与否的重要因素，而单方终止合作关系的潜在威胁并不会对监管基础牢靠与否产生实质性影响。
美国—欧盟间的双边合作模型，代表了一种金融监管国际合作参与方在金融市场发展水平高度一致，金融交往异常活跃，金融监管技术水平比较接近的情况下，双方较为全面的金融监管合作关系。尽管这种金融监管双边合作模式仍表现出一定的松散性，但其合作范围广泛，有利于金融市场内不同部门在双边监管合作框架下更为均衡的发展。与之相反，美国—澳大利亚间的金融监管双边合作模型，反映了大部分金融监管双边合作模式的典型特征，即监管合作领域较窄，一般仅限于金融市场内的一个或几个部门，且每一个部门的监管合作均单独进行，并不存在一个全面系统的金融监管合作协议。尽管以美国—澳大利亚为代表的金融监管双边合作模型在合作议题方面表现出较大的灵活性，但对于全球化时代，金融市场混业经营中可能产生的风险，往往会因缺乏系统的监管合作协议而形成监管合作真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