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纠纷有效诉讼时效篇1
国家经济调节过程中，国家经济调节主体运用国家赋予的权力对社会资源进行再配置或者再分配的活动中，而产生的经济权利和经济义务之争，都是经济法纠纷。由于资源的稀缺性、有限性，国家经济调节主体无论如何社会资源和社会财富，都将打破配置或分配既有的平衡，在使部分人得益的同时，也损害了另一部分人的利益，利益受损的一方为了能够最大限度规避损失，这就导致了利益主体之间的利益之争;另外，国家经济调节主体在调节经济活动中，一旦滥用经济调节权，将导致国家利益、公共利益受到损害，就将导致经济法纠纷的出现;不同的经济法主体之间的利益冲突也会导致经济法纠纷的出现。经济法纠纷一旦出现，如果没有得到有效解决，将直接影响经济法的遵守和实施，无法营造平衡和谐的社会经济环境，无法合理分配资源，不利于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解决纠纷的途径和方法一般有四种:协商、仲裁、行政和司法，司法解决被认为是最后的也是最有效的解决纠纷的途径，经济法纠纷也有解决的方式。但是，涉及国家经济调节主体的经济法纠纷，比如国家经济调节主体之间和国家经济调节主体与被调节主体之间的经济法纠纷，由于仲裁机构为社会组织，不能对国家行政机关行使仲裁权，所以不能用仲裁的方式进行解决此类纠纷。此外，如果不涉及国家经济调节主体的经济法纠纷当事人对仲裁结果不服时，就必须提交法院进行解决。理论上来说经济法具有可诉性，也就是说经济法纠纷可以通过司法途径来解决，即经济法纠纷，可以诉求法院寻求解决。经济法纠纷不同于民事纠纷、行政纠纷和刑事案件，这些纠纷的司法解决机制不适用于经济法纠纷，我国的经济法纠纷大都采用行政解决作为最终的解决途径，没有诉求至法院。通过司法解决机制途径来解决经济法纠纷，才能使得经济法纠纷得到有效解决;通过司法解决纠纷，才可以有效地监督和制约国家行政机关权力的行使，也就是制约国家权力机关的经济调节权，从而避免了经济调节权力的乱用，防止了腐败的滋生。
二、经济法纠纷司法解决机制
经济法对具有社会公共性的经济关系有干预、管理和调控的作用，也就是说经济法调整的对象，主要包括国家规范经济组织过程中发生的经济关系、国家规范经济秩序中发生的经济关系、国家在宏观微观经济调控中发生的经济关系、国家干预市场经济过程中发生的经济关系等。经济法调整对象的广泛性决定了经济法纠纷的多样性，刑事诉讼可以解决经济法纠纷中涉及刑事犯罪的经济法纠纷，行政诉讼可以解决行使经济调节的国家行政机关与被调节主体之间的经济法纠纷，可以运用民事纠纷来解决那些不涉及国家行政机关的经济法纠纷主体之间的经济法纠纷。但是，现有的民事、行政、刑事诉讼三大途径都不能有效解决经济法纠纷，寻求新的经济法纠纷司法解决机制，即中国特色的经济法纠纷司法解决机制，成为当务之急。建立中国特色的经济法纠纷司法解决机制，必须立足于中国特色的政治、社会、经济和文化，中国特色的经济法纠纷司法解决机制需要在检控机关、受理机关、以及诉讼程序等方面做出特别的规定，可以创设中国特色的经济法纠纷司法解决机制，来寻求能够有效解决经济法纠纷的有效途径。(一)民事诉讼解决经济法纠纷民事诉讼制度是涉及平等主体之间利益的纠纷，经济法纠纷当发生在平等的主体之间时，可以通过民事司法解决，包括普通民事司法诉讼制度和特别民事诉讼制度。但是，经济法纠纷的主体之间往往地位、能力是不平等的，这就需要对现有的普通民事司法解决制度进行机制改革，可以采用举证责任倒置的措施，或者对当事人中处于弱势地位的一方提供法律援助、以及简化诉讼程序等措施，纠正当事人双方地位不平等的现状;还可以通过降低诉讼成本、推行集团诉讼制度、建立小额诉讼制度、实行电子送达、改进公示制度等措施，纠正司法解决的公正度和效率;加大诉讼程序的公正性，保障司法公正开展。解决经济法纠纷的特别民事诉讼制度包括公益民事诉讼制度，还包括团体民事诉讼制度、公益民事诉讼制度等。(二)行政诉讼解决经济法纠纷行政诉讼是涉及国家行政机关或者法律法规授权行使行政权利的组织或者个人，针对的往往是具体的行政行为，包括普通行政诉讼制度和特别行政诉讼制度。国家调节经济的是由国家或者法律法规授权的行政机关来行使的经济调节权，国家经济调节主体之间、被调节主体与国家经济调节主体之间、受影响的第三方与国家经济调节主体之间的涉及国家经济调节主体的经济法纠纷都可以通过行政诉讼来解决。普通行政诉讼制度扩大了案件受理的范围，建立了集团行政诉讼制度，在行政诉讼的种类、证据收集与举证责任、撤诉与调节等方面做了修正，来适应经济法纠纷司法解决的需要。特别行政诉讼制度包括公益行政诉讼制度、行政执法诉讼制度和机关诉讼制度。
三、结语
经济纠纷有效诉讼时效篇2
关键词：纠纷解决机制；协调与整合；aDR；诉讼
中图分类号：D925.04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7408（2016）03-0104-03
一、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与诉讼的关系
诉讼外一系列纠纷解决程序的统称即为替代性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其涵盖了诉讼之外所有的纠纷解决方式，包括当事人通过直接交涉或借助第三方实现解决纠纷的协商和解；各类专业或附带性行政机关或非政府组织纠纷解决机构的调解和仲裁；行政机关根据法律授权对涉及其行政管理职能的民事纠纷所做出的裁决及对其下属行政机关与管理对象行政争议的复议等。我国相关学者们普遍认为，法院调解也应是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的具体表现形式之一。因各种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性质及程序设置的不同，可以将其划分为司法、行政和民间三种，司法性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即是在法院主持或指导下运作的，完全不同于诉讼程序的诉讼外纠纷解决机制；行政性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即国家行政机关或准行政机关所设立或附设的纠纷解决机制；民间性非诉讼纠纷解决机构在性质上属于自治性机构，但这类机构或组织并非完全自发或脱离国家权力而存在。
诉讼的弊端和困境，aDR（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并非都能解决，但aDR确实具有许多特有的价值，其更符合当事人和社会解决纠纷的现实性需要。首先，当事人有权灵活地选择所适用的程序，当事人不仅可以通过自由协议的形式处理争议，还可以通过自由协议的形式达成纠纷解决的结果；其次，不同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所适用的不同协商结构，可以使当事人在以利益为协商焦点的基础上，针对纠纷解决取得一致性的可能最大化，使其具有很强的权利导向性，权利成为衡量利益合理性的基本工具；最后，aDR能以快速、便捷的方式在当事人间达成有效的协议，通过降低当事人使用aDR程序的直接成本和派生成本，提高当事人解决纠纷的效率，因此，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可以将纠纷变成一次新的交易。
诉讼内外纠纷解决机制是一个有机统一体，非诉讼程序不仅能减轻诉讼审判程序的压力，有效而快速地调节社会关系，还可以弥补诉讼审判的程序性缺陷，维护当事人的现实利益。二者的关系可以简单地概括为：第一，独立性。在社会纠纷解决中，非诉讼程序与诉讼审判程序各自拥有自身的独特功能和优势，因此，二者是相互独立的、不可替代的纠纷解决方法体系。第二，选择性。非诉讼程序与诉讼审判程序之间并不存在优劣之分，可供当事人自由选择。第三，转化性。当事人通过非诉讼程序解决纠纷没有达到目的时，可以转向诉讼审判程序，但良好运行的、功效互补的衔接转换制度是实现此种转化的前提条件。第四，系统性。非诉讼程序与诉讼审判程序共同构成了我国纠纷解决机制的统一体，非诉讼程序可以有效弥补作为纠纷和利益冲突调节器的诉讼审判程序的不足之处，并与其形成相互协调的多元化民事纠纷解决机制。
二、我国现行纠纷解决机制存在的问题与成因
（一）我国现行纠纷解决机制存在的问题
法院诉讼、仲裁、行政机关纠纷处理机制、民间组织调解等纠纷解决方式共同构成了我国现行纠纷解决机制体系，但由于现行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所适用的规范和程序统一性较差、随意性较强，导致我国现行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出现了内部结构不合理、社会纠纷处理效力不高等问题。总之，我国现行纠纷解决机制，一方面过分重视及强调法院诉讼对社会纠纷的解决效力，另一方面却忽视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的功能和价值，造成其整体发展滞后、内部发展不平衡。如：某些机制的运作程序已经违反了“现代aDR的效益性、灵活性等价值标准”。[1]
首先，法院诉讼资源供不应求。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和利益格局的调整，社会矛盾日益多样化、复杂化，民商事纠纷的骤增势在必然，而我国诉讼资源却非常有限，与诉讼需求产生了强烈的冲突。大量案件诉诸于法院，但法定审理程序和个案情况的复杂性以及法官素质等客观因素，决定了法院及时而合理解决纠纷的可能性逐渐降低，诉讼拖延等弊端日益凸显。伴随着我国依法治国战略目标的设定及法治国家进程的不断加快，国民的法律意识及诉讼观念不断强化，社会公众普遍认为法院审判是解决纠纷和维护权利最权威、最正确的途径，导致法院审判压力不断加大，滥用诉权现象时有发生。
其次，非诉讼纠纷解决资源严重被闲置。调解、仲裁、和解等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在实践纠纷解决中被不同程度的弱化，甚至被弃置不用，因为诉讼外纠纷解决方式通常存在机构设置不健全、适用范围相对较小、缺乏强制性和权威性等实践性缺陷。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被严重地闲置，造成我国现有纠纷解决资源的巨大浪费。如：“人民调解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的功能日趋被弱化，自20世纪末期始，其解决社会纠纷的比例呈明显下降趋势。”[2]
（二）我国现行纠纷解决机制存在问题的成因
1.对法治的盲目推崇。依法治国是我国改革开放以后确定的治国方略，并写入了国家根本大法。我国法制建设在20世纪90年代有了长足的进步，一个公正、权威的法院系统成为法制建设的重要内容。但是，由于我国法制建设起步较晚，缺乏经验和传统，盲目地推崇法治，造成人们对诉讼机制的迷信，助长了诉讼万能思想的泛滥。诉讼成为获得正义的不二法门，将法治与诉讼等同视之。维护当事人权利的最后一道防线成为人们解决纠纷的首要、唯一的途径，其他多种形式的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被忽视、闲置，导致我国原本就不完善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进一步走向了衰微。
2.我国司法资源配置失衡。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之前，我国司法资源严重短缺，法律制度存在很大的缺憾，为了弥补这一不足，在我国法治现代化进程中出现了恶补现象：国家把工作中心放在正式法律制度和司法机关的建立健全上，把人力、物力、财力等资源集中投向司法机关，诉讼、审判成为国家法制建设的关键。例如：国家制定实施《民事诉讼法》一年后，就制定并实施了与其相对应的适用规则。相比而言，我国仲裁法已经颁布实施了十多年，至今却还未制定与其相对应的实施办法及配套细则，致使各地仲裁机构在处理社会纠纷时无据可依、无的放矢。可见，“这一恶补很大程度上忽视了当事人权利的自治性，各机关、各机构、各地方司法资源严重失衡”，[3]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发展举步维艰。
3.现有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自身存在缺陷。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自身的缺陷是阻碍其持续、稳定发展的关键因素。首先，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的适用范围一般都相对较小，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其在实践中的应用和发展。其次，诉讼外纠纷解决机制自身程序设置随意、复杂，致使当事人的权益很难得到切实的保障。再次，机构不健全、相应规范缺失、经费不足以及机构成员专业素质不高等，使得非诉讼机制运行不畅。最后，效力缺乏普遍性，当事人有权再将纠纷诉诸法院。
4.现有纠纷解决机制内部体系失调。当前我国诉讼机制的发展远远超出了非诉讼机制的发展，非诉讼机制规范陈旧、不健全，已不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非诉讼程序与诉讼程序未形成一个有机统一和衔接合理的整体，当事人对非诉讼程序的了解不够，尤其是非诉讼方式的处理结果缺少法律强制力保障。另外，我国诉讼制度对当事人的二次选择权存在不合理的规定。“二次选择权是指当事人在选择某一种纠纷解决方式维护自身权益而未达到目的时，可以继续选择另一种方式进行维权的权利。”[4]严格按照法律规则来讲，在当事人所选择的两种纠纷解决方式存在较大差异时，法律才会允许其享有二次选择权，只有这样才能保证诉讼的效率。而我国现行立法允许当事人在不服劳动仲裁裁决时行使二次选择权，但是劳动仲裁和诉讼无论是从程序的设置还是举证规则上都无较大差异，当事人再行无疑加剧了诉讼资源的供不应求。
三、我国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构建
目前，随着我国社会转型期经济体制的改革和完善，利益主体多元化趋势日益明显。单一的司法解决纠纷的体制，已经远远不能满足不同主体在不同经济关系中对公平效率的需求。另外，有效运作并能排解各种纠纷和冲突的系统化纠纷解决机制，对一个国家社会及经济稳定局面的维护将是至关重要的。因此，建立一个协调统一、高效衔接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体系是适应我国市场经济主体多元化的必然选择，也是一种国际化趋势。
（一）致力构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原因
纠纷解决机制的多元化是指通过制定并运行完善的社会纠纷解决制度，使各种纠纷解决方式的特定功能和效力得到充分的发挥，为满足不同社会利益群体解决纠纷及多样化的利益需求，而共同结成的相互协调的程序体系和动态的利益调整系统。通俗地讲，在纠纷发生后当事人可以选择不同的救济方式，既可以诉诸法院，也可以选择仲裁或者调解等诉讼外解决方式。多元化纠纷解决方式不仅实现了各种解决纠纷方式的良性互补，而且最大程度地提高了处理社会纠纷的效率，为促进我国社会和谐发展创造有利条件。其成因具体如下。
首先，纠纷解决机制要保障当事人权利自治。当事人权利自治意味着法律不仅要从实体上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还应在法律程序上赋予当事人在解决纠纷方面更广泛的程序选择权。建立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机制就是基于当事人的权利自治，给予当事人选择或放弃任何一种方式来维护自己权益的权利。在这样的纠纷解决机制下，当事人间的纠纷不仅能得到妥善解决，体现法律对公民权利的多层次、多途径保障，同时还可以有效地节约社会资源。如：法院调解和诉讼中自行和解就是在充分尊重当事人自治权的基础上，解决社会纠纷、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进而提高其参与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其次，单一纠纷解决机制已无法适应社会需求。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及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经济主体利益的多元化，必然会导致我国纠纷层次多元化，这决定了纠纷解决机制也应是多层次的，诉讼不应是定纷止争的独木桥，单一的纠纷解决机制已无法适应多层次的利益诉求。此外，我国面临严重的“诉讼爆炸”，法院承受着前所未有之重负，导致诉讼拖延、经济与精神的耗费及司法资源的巨大浪费。况且，法院诉讼并非万能的纠纷解决途径，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能弥补其在处理社会纠纷中的缺陷和不足。可见，建立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机制，打破单一化局面，适应现代社会纠纷解决的需求，才是促进我国纠纷解决机制可持续发展的正确选择。
（二）我国构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对策思路
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构建不是简单地把多种机制整合起来，而需要在系统协调发展战略的指导下，科学合理地安排、整合各种制度。当前我国虽然已经初步形成了以诉讼、仲裁、行政裁决和调解等为主要表现形式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体系，但建立一个高效、协调、衔接合理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还应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1.正确树立多元化理念。“社会纠纷主体的多元化，各种纠纷主体利益和需求的多元化，纠纷解决价值标准的多元化等是现代化aDR的核心理念。”[5]既然现代化aDR是以多元化作为指导性理念，我国要发展并完善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就应当遵循现代aDR的多元化理念，摒弃当前单一的、一统化的纠纷解决观念，适应市场经济主体关系、利益和冲突的复杂化发展需要，发展我国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
2.法院纠纷解决功能的重新定位。构建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机制，就必须重新定位法院在纠纷解决中的地位和功能。法院的功能不应当仅仅体现在通过适用法律规则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上，而更应该体现在对非诉讼程序的保障和促进方面。首先，强化诉讼调解的作用。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充分发挥诉讼调解在解决社会纠纷中的作用和优势，促使当事人在意思自治的基础上实现法定权利并履行法定义务，公正而有效地解决当事人间的社会纠纷。其次，加强对仲裁组织的指导和监督。为了维护仲裁这种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对社会纠纷解决效力的合法性和权威性，提高仲裁组织的执法质量，法院应对其做出的仲裁裁决进行法定的司法审查，依法加强对仲裁组织的指导和监督。再次，依法确认调解协议的效力。社会纠纷解决中，充分发挥人民调解委员会的调解功能，提高调解的质量和效率，我国应在相关法律中明确规定调解协议的法律效力及调解的法定程序，并强化法院对调解的司法审查和确认作用。最后，准许当事人自行和解。案件审理中，法院应依法准许当事人行使处分权解决纠纷，并对当事人进行引导和沟通，帮助当事人达成有效的和解，发挥现代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的自治及效率价值。
3.协调好诉讼与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的关系。诉讼与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二者各有利弊，在解决纠纷过程中各自发挥着无法替代的作用，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所以我们应扬长避短，协调好诉讼与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的关系。首先，应当完善立法，树立非诉讼解决方式的权威性。非诉讼程序的最大缺陷在于它的随意性和不规范性，这是导致非诉讼程序不被当事人所青睐的重要原因。在立法上赋予人民调解、仲裁裁决较高的法律效力，树立非诉讼解决方式的权威性，不仅有利于规范民间机构解决纠纷的行为，又能指导当事人根据纠纷的特点选择成本低、效率较高的解决方式。其次，弱化法院的纠纷解决功能，强化法院通过不同方式为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提供指导和监督的功能。只有当事人提出不服的理由符合法律的规定才可以继续提讼，通过诉讼纠正非诉讼程序处理纠纷中存在的问题。而对于未提出合理事由的当事人，就应当承认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处理结果的终局效力，并赋予其与诉讼判决同等的强制执行力。最后，诉讼与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应当形成互动和互补。无论是哪种纠纷解决机制最终的目的都是化解社会矛盾纠纷，二者既然存在共同的目的，就存在通力协作的可能性。构建内部协调统一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合理而充分地发挥二者的相互补充作用，对完善我国现行纠纷解决机制、促进社会和谐发展意义重大。
参考文献：
[1]奇树洁.民事司法改革研究[m].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6∶35.
[2]沈恒斌.纠纷解决机制原理与实务[m].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5∶19.
[3]范愉.以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保证社会的可持续发展[J].法律适用，2005，（4）.
经济纠纷有效诉讼时效篇3
【关键词】知识产权纠纷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协调配合
基于知识产权的价值创造性，知识产权纠纷已经演变为一种常见的专业性纠纷类型。如何快速、有效、低成本地解决知识产权纠纷，既能切实保护权利人的权益，又能有效促进科技推广和先进文化传播，是处理知识产权纠纷过程中的重要问题。
知识产权纠纷多元化解决机制的合理性及必要性
知识产权纠纷解决的实践与反思。传统的知识产权纠纷主要通过诉讼方式解决。然而诉讼不可能包揽所有的知识产权纠纷：由于知识产权本身具有的客体无形性、非竞争性和非消耗性、地域性、易逝性以及市场关联性的特征，完全依靠诉讼手段解决知识产权纠纷显然无法满足所有权利人的不同需求。诉讼程序自身也存在着明显不足：费用高昂、程序过于拖延、公开审判中商业隐私泄露、诉讼双方交恶等。知识产权纠纷是一种权利冲突和利益失衡，通常情况下诉讼可以解决纠纷和平衡利益，但现代民事诉讼理念和目的早已由“单纯实现个人权利或维护实体司法体系而转为合理解决纠纷，法律程序的最终目的是调整利益关系，维护社会关系的常态”①。在解决知识产权纠纷时，传统诉讼解决方式的“非此即彼”、“非黑即白”特征使得权利冲突的解决更加注重对某一方利益的保护，而忽视了社会利益和双方利益协调，造成知识资源的空置和浪费。“以诉为主”的模式化侵权处理方式也使得当事人无法成为权利冲突的解决主体，程序选择权作为基本权利无法得以落实，当事人自治与合意解决的效力无从发挥。
因此以诉讼为主要手段解决知识产权纠纷和权利冲突显然并非最合理和最经济的选择，有必要引入多元化的解决机制。
知识产权纠纷多元化解决机制的比较优势。20世纪以来，为解决诉讼案件急剧增多、司法诉讼已不能满足解决社会矛盾的实际需求，各国纷纷在改革诉讼程序的同时探索诉讼途径之外的其他解决机制即调解、仲裁等替代性纠纷解决方式（alternativeDisputeResolution，简称aDR）。美国是最早运用aDR处理知识产权纠纷的国家，在美国90%的民事案件通过aDR机制得以解决。其通过aDR制度在立法和实践中明确了知识产权纠纷的可仲裁性，规定知识产权仲裁的范围和条件；在英国、法国、日本等一些国家，aDR制度也在知识产权纠纷解决程序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与传统的诉讼解决方式相比，aDR制度更具优势：第一，程序非正式、简易灵活。在aDR程序中，不必拘泥于严格和冗长的诉讼程序，有权选择关系到自身利益的纠纷解决方式，自己推动纠纷解决的程序，充分表达自己的意见并最终反应在解决成果中，最大程度地尊重了当事人的自主意识。第二，合意解决纠纷。当事人在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的前提下不必教条化的适用法律条文，纠纷解决更加强调当事人的“合意”，使解决结果具有互利性、平和性和非对抗性。第三，程序形式的多样化、民间化、社会化。多渠道的aDR制度使当事人的意志和利益能最大程度得到体现，保障了解决结果的公正性和公平性。
知识产权纠纷解决机制多元化的价值分析
从正义、效益的视角。考夫曼认为，正义可以分为客观正义和主观正义。前者作为规范秩序、社会制度和体系正当化之最高原则，后者则是为一持久的意愿，使人各得其权利。知识产权制度的正义原则意味着当事人之间的权利和义务的对等以及权利义务的分配符合正义原则，即在公平和正义范围内，可以使多元化的知识产权利益的结构实现有序化，使得利益主体各得其所，使利益的分配达到各方都能接受的程度。当出现权利纠纷时，诉讼制度的设计追求正当性和合法性从而确认结果的有效性，“客观正义”的要求得以满足。而诉讼外解决机制则更加关注当事人的意愿和诉求，追求最符合当事人利益的纠纷解决结果。当事人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去选择纠纷解决的途径、程序，出于理性的计算和妥协最终达成一种双赢的纠纷解决方案，不同的权利人和社会主体根据自己的意愿可以获得最符合其要求或向往的利益，也即达到一种“主观正义”。
效益是经济学的重要问题，也是法律追求的基本价值之一。知识产权制度以权利和义务的规定保障资源的优化配置，相应的纠纷解决制度也要突出效益的价值取向。从效益角度看，知识产权主体之间的纠纷并非绝对不可调和，不同利益主体虽然可能出现利益冲突，但归根结底他们追求的利益具有同类性，并且各主体在追求自身利益的同时，也能够趋向于与他人利益形成一种互动。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鼓励当事人着眼于未来对于知识产品的发展和应用，形成合作性的、可持续发展的、富有建设性的纠纷解决协议，并促成当事人达成更多的商业化协议，以代替冷冰冰的、非黑即白的绝对化的法院判决或裁定。
当事人风险—收益和利益平衡视角。知识产权纠纷实质上是当事人基于利益诉求而进行的一场博弈行为，在利益相互影响的局势中各自采取策略令自己的收益最大化。基于知识产权无形性、可复制性、时间性等特殊性质，相对于其他有形物的财产纠纷，当事人更愿意采用温和谈判的方式实现利益，而非通过严厉的强制的诉讼判决方式。此间知识产权权利人在权利解决方式的选择出发点上和一般的理性经济人并无二致：如果纠纷解决成本高于或等于知识产权价值，这时解决方式是理性的。如果纠纷解决效果能够给权利人带来预期经济利益，纠纷解决时间成本和难易程度都在可接受范围内，此种解决方式是最佳选择。同样，对于侵权人而言，对“风险—收益”的判断也有不同的考虑与选择。因此将纠纷解决的途径不限于诉讼这一单一模式，而是设计多种解决方式，以便实现当事人在不同情形下基于不同的考虑以不同方式解决纠纷以实现成本收益的最佳化，是知识经济时代的现实需要。
诉讼和非诉讼程序体现着不同的思维模式。在诉讼程序中，当事人利益相互冲突，一方胜诉同时一方败诉。侵权者得到的也即权利人失去的。而在非诉讼解决程序中要求双方建设性地“向前看”，并不强调当事人的对错与胜负，更多关注于寻找一个符合当事人自身利益的有效解决方法。因此非诉讼解决方式是在双赢理念下的更为经济的纠纷解决模式，其结果使得双方都获得更大经济利益，或者使一方变得更好而另一方不至于变得更坏。知识产权制度设计的基本目标是实现利益平衡，“其实质是实现知识产权法上权利和义务的总平衡、个人利益和社会公益等多重利益的平衡”②。当法律维护的这种平衡状态被打破从而出现知识产权纠纷时，涉及到对相关各个利益关系人的利益重新划分和协调。虽然通过诉讼方式能够强力保障利益各得其所但过于僵化，无法考虑到具体情境下当事人的具体诉求，而且依赖裁判者自由裁量的利益平衡也并不能完全满足当事人的利益要求。非诉讼解决机制的出现加强了当事人处理纠纷的自治性和自主性，通过博弈后的行为选择在具体情境中实现利益平衡。
知识产权纠纷解决机制多元化的架构
在不违反法律强制规定的情况下，对知识产权纠纷的解决可采用调解、协商、仲裁、行政裁决、诉讼等多样化多途径互补的纠纷解决途径，此种机制依次根据纠纷双方的协商性及非对抗性的降低而不断推进，通过诉讼途径解决纠纷是整个机制的最后一个环节。
一是多元化解决机制内的各要素配置。第一，民间调解。随着社会结构不断变迁，新型民间组织不断涌现，在此类民间组织中培育调解机构解决知识产权纠纷，是将中国特色的人民调解制度引入知识产权纠纷解决机制的一条可行之路。虽然知识产权纠纷多涉及文学、艺术、科学领域，专业性程度较高，纠纷较为复杂，但仍可适用民间调解方式解决一些争议较小、涉及金额较少的知识产权权属纠纷或许可使用合同纠纷。基于知识产权强烈的专业性，人民调解委员会的组成应由相关技术领域专家、知识产权实践经验丰富的律师或退休法官及具有较高社会声望之人担任。条件成熟时，调解机构也可包括民间自律形式的行业协会等协调机构。民间调解是纠纷双方同意由第三方居中协调力图在双方之间达成和解协议，因而私密性较强，应注意保密。
第二，仲裁解决。仲裁解决知识产权纠纷具有独特优势：程序简化，一裁终局；仲裁员多具备专业技术能力，专业权威性使仲裁结果更加具有说服力；仲裁程序的不公开审理有利于保护当事人的商业秘密；对涉外知识产权的仲裁结果有利于克服知识产权保护的地域性和地方保护主义，更加有利于承认和执行。从权利属性上看，知识产权是私权，权利主体可自行选择用诉讼或者仲裁的方式来解决纠纷。仲裁适用的前提是当事人在纠纷发生前或发生后形成的仲裁合意。
知识产权纠纷按照纠纷性质大致可以划分为三种类型：知识产权合同纠纷，包括转让合同和许可合同；知识产权侵权纠纷，包括著作权、专利权、商标权等权利侵权纠纷；知识产权确权纠纷，通常是关于知识产权权利归属主体及权利是否有效的纠纷。我国目前还未建立知识产权纠纷的仲裁处理制度，但知识产权私权的权利属性决定了其纠纷具有可仲裁性，当务之急是先建立起知识产权纠纷的仲裁体制，再对可仲裁性、裁决程序及执行程序等问题进行逐步完善。
第三，行政机关解决。我国目前知识产权领域实行“司法保护为主，行政保护为辅”的保护模式，使得我国知识产权执法体制区别于世界其他国家。“立法者当初期望通过强有力的行政执法迅速建立起高效便捷的知识产权保护体制，在全社会迅速普及知识产权保护的法制观念。”③但行政机关以公权力处理私权纠纷应受合理限制：行政机关有权管辖的主要是权属纠纷、申请权纠纷以及侵权纠纷等与公共秩序或公共利益相关的纠纷。因此较多使用在专利、商标纠纷案件中，较少涉及著作权纠纷。行政机关的介入并非最终救济手段，只是救济链条中的一个环节。如当事人对商标评审委员会作出的裁决不服，可向法院。另外，一些私权性质较为明显的民事纠纷如知识产权侵权纠纷、知识产权许可合同纠纷，在当事人一方或双方请求下，采取行政解决方式化解纠纷固然可行，但其解决结果不具有法律强制力。对于当事人之间的赔偿关系及赔偿数额的确定，行政机关只能居中调解。
第四，诉讼解决。我国在知识产权纠纷审判中实行审判和调解相结合的制度，但是“边审边调”的诉讼调解背离了调解的中立性本质，既不符合纠纷解决规律，操作性也较差。而在纠纷被提交至法院后至庭审前的时间是一个调解的高效时机。可以在法院附设知识产权调解委员会来运行纠纷的调解程序，将相关技术领域专家、知识产权法专家、专利人及具有相当审判经验的专职调解员组成专家库，由委员会提供给当事人进行选择。法院附设知识产权调解委员会在庭审之前的调解程序，使当事人明晰专家对其纠纷的利益分析，向其提供慎思后选择非诉解决方式的机会。通过审前调解程序所达成的调解协议具有法律强制力，与法院审判中达成的调解或判决具有相同法律效力。“但此类审前调解应当只适用知识产权一审案件，对于上诉审与再审案件，由于引发二审程序的原因是一审判决的错误或瑕疵，因此不适用审前调解”。④
二是知识产权纠纷诉讼解决机制与其他非诉解决机制的有效衔接协调。第一，处理好诉讼与非诉的辩证关系。知识产权不同的纠纷需要能够满足纠纷解决个性化需求的方式加以解决。这其中，诉讼是最典型的解决方式，但未必是最能够满足解决需求的方式。法院应以妥善解决纠纷为出发点，为当事人适用其他非诉解决方式提供便利、创造条件，向当事人传递纠纷可以通过非诉方式公正解决的信息，发挥法院对非诉机制解决社会纠纷功能的促进和保障功能。但同时，诉讼又是非诉解决纠纷手段的最终保障。非诉机制并不能取代司法的最终解决，当事人对非诉手段解决的结果不满意，可以诉诸司法。
第二，诉讼与非诉解决机制的衔接与协调。首先，应处理好诉讼和民间调解之间的关系。司法应支持民间调解并调动民间调解力量参与法院的诉讼调解。同时司法应对民间调解进行审查，侧重于审查调解协议的内容是否违反了实体上的强制性规范或当事人的意志等，并进而对调解书的有效性进行确认。其次，协调好诉讼和行政处理之间的关系。法院对行政决定具有审查及监督的权力。司法审查时，法院主要审理行政调解协议和处理决定的合法性，而不重新审理原纠纷。最后，协调好诉讼和仲裁之间的关系。仲裁的发展离不开司法支持，在知识产权仲裁中，尤其需要重视法院对仲裁庭作出的有关临时命令、决定、裁决以及仲裁协议效力的支持。如果仲裁裁决需要司法机关强制执行，法院有权对仲裁裁决进行效力、程序、行为规范、证据的出示和质证等方面进行审查。
三是知识产权纠纷各类非诉解决方式之间的协调与互动。知识产权纠纷多元化解决机制要发挥整体功效，除了诉讼机制与非诉讼机制的对接与融合之外，各类非诉方式之间的协调也很重要。各个非诉解决机制之间互相独立，并行不悖，当事人可以根据自身的利益诉求自行选择适用。一些纠纷解决手段可以成为各类纠纷解决机制的共用因素，如调解和和解可同时用于仲裁与诉讼。同时，各类非诉解决机制之间相互衔接，充分利用各个独立解决模式的特点，使得单独的局部效应能够聚合，形成功能上互补模式的合力。在纠纷解决整个过程中，对解决模式和方法的选择应贯彻当事人主义，由当事人综合衡量各个解决方式的优劣后行使程序选择权，每种解决方式的程序和法律效果必须明确规定，在多种非诉解决方式之间形成多层次的立体解决路径。最后，在条件可行的前提下，设立专门的知识产权纠纷调解组织，形成综合性的调解平台，对知识产权纠纷解决过程中存在的大量调解方式建立统一的调解体系，整合资源，实现优势互补，防止浪费和滥用。
（作者单位：浙江理工大学法政学院）
注释
①沈恒斌：《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原理与实务》，厦门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37页。
②冯晓青：“知识产权法的公平正义价值取向”，《电子知识产权》，2006年第7期，第18页。
经济纠纷有效诉讼时效篇4
后诉讼时代：纠纷解决体系的结构合理化
按照诉讼制度在纠纷解决体系中的相位和功能，可以将当代中国纠纷解决史分为三个阶段：前诉讼时代、诉讼时代、后诉讼时代。“在中国，九十年代以前可以被称为前诉讼时代，此后，进入诉讼时代。在前诉讼时代，诉讼不是解决纠纷的主要方法。随着法律制度的重建以及商品经济的发展，人们越来越多地依靠诉讼来解决纠纷。因此，非诉讼的纠纷解决方式，比如，一度盛行的调解，逐渐不受重视。诉讼时代的主要特征是就是争议解决方式的渐趋单一化、集中化。它的最主要的问题是高昂的诉讼费用耗费和时间耗费。社会复杂性、纠纷多样性的增强，要求纠纷解决方式的多样化。后诉讼时代是一个民事纠纷可以被多种方式合理解决的时代。
从1986年以来的统计数据看，人民法院审理案件的数量一路飚升
从前诉讼时代到诉讼时代，不仅诉讼解决纠纷的数量在增长，诉讼与人民调解在纠纷解决体系中的结构比例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1990年人民调解纠纷总量为740.92万件，同年民事一审案件数量为291.6774万件，诉讼案件相当于调解案件的39.4%；而1998年，民事一审案件数量达到336万件，诉讼案件数量已经相当于调解案件的63.8％。 据有关人士介绍，2001年诉讼案件与调解案件的数量比例已经基本持平。纵观1980年到2000年20年间，人民调解的组织建设和工作绩效的发展趋势，人民调解在90年代中期达到高潮后逐渐呈下滑趋势，调解人员和调解纠纷数渐趋减少。“强诉讼、弱调解”的纠纷解决体系结构特征已经形成。一个社会的纠纷解决机能能否良性运作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其纠纷解决体系的结构决定的。诉讼时代纠纷解决体系结构的变化，一方面反映了我国在法治化进程中对司法功能的强化；另一方面，对于司法的过高期望也导致了纠纷解决体系的结构失衡。诉讼时代的“强诉讼、弱调解”与前诉讼时代的“强调解，弱诉讼” 一样，都是纠纷解决体系结构失衡的表现。诉讼成本高昂、诉讼迟延和司法腐败可以说是诉讼时代纠纷解决体系结构失衡带来的种种弊端的首当其冲者。从纠纷解决资源的供求规律看，当对一种纠纷解决资源的需求远远超过它的供给能力时，必然导致利用这种资源的困难性，成本高昂和迟延也就在所难免；随着这种资源的稀缺性的不断上升，掌握这种资源的人借以寻租的可能性也会加大，这就为司法腐败营造了可以想象的空间。纠纷的诱因是多方面、多层次的，解决纠纷的方式和途径也应当是多方面、多渠道的，诉讼是多元纠纷解决机制中关键的一元，但是，诉讼的承载能力是有限的，负荷过重必然会损害诉讼的正当性根基-程序正义，进而损害司法的公信力。因此，诉讼时代向后诉讼时代的过渡有其内在的必然性，或者说是一种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相统一的发展向度。后诉讼时代正是谋求纠纷解决体系结构合理化的时代，它将在解构诉讼时代纠纷解决体系结构特征的同时，建构诉讼、调解以及其他纠纷解决方式共同发展、相互促进的纠纷解决体系。暂时还难以对合理、均衡、良性互动的纠纷解决体系结构进行精确的量化，不过，改变“强诉讼、弱调解”的纠纷解决体系结构特征，健全人民调解制度，进一步充实和强化人民调解功能显然是迈向后诉讼时代的第一步。
后诉讼时代、人民调解与市场经济
后诉讼时代是市场经济日益繁荣的时代，市场经济及其支撑下的主流信念系
统有选择人民调解这种纠纷解决方式的内在需求吗？纠纷解决方式与一个社会的经济基础和主流信念系统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和协调性。传统的调解作为中国古代社会的主流纠纷解决方式与马克思所言的亚细亚生产方式和主张以礼乐仁义风化天下的儒家思想、提倡“和为贵、让为贤”的传统道德观“是一体性的。人民调解作为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重要途径，在计划经济时期，在以集体主义和奉献精神为基调的共产主义道德情操的感召下焕发出令西方人称羡的生机和活力。市场经济条件下，人民调解还有能够获得足够运行能量的生存空间吗？
市场经济社会的显著特点就是国家与社会分离。市场经济体制下的社会，是与国家相对分离的社会，社会是人们追求物质财富、精神财富和私人利益的领域，是在一定范围内能够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领域。市场经济不但是法治经济，同时，也是社会自治经济。因此，市场经济的发展必然要求国家与社会相对分离，以使社会按照自身的发展规律来发展，同时，这也是建构“有效政府”，提升国家能力的需要。市场经济社会客观上要求更多的社会自治来整合社会。人民调解作为一种群众自治性解决纠纷的制度，属于社会自治的范畴。人民调解不是计划经济的附属物，后诉讼时代高度繁荣的市场经济对于社会自治的要求为其创造了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
市场经济社会是一个权利意识蓬勃兴起的社会，是一个高度尊重个人权利的社会，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意味着走向权利的时代的到来。诉讼是保护个人权利的最后屏障，但是，由于心理上、经济上、环境上、诉讼服务自身缺陷等多方面的原因，公民对诉讼的利用存在诸多障碍。诉讼利用的可能性越低，诉权被消蚀的可能性就越大，对权利的保护也就越困难。 在城乡差别难以在短时间内消除的我国，权利保护与诉讼利用之间的矛盾尤显突出。人民调解恰恰是缓建这种矛盾的蕴含着巨大潜力的制度设置。虽然，在初建市场经济的我国，诚信等道德规范的缺失，建立信任机制的困难，使人民调解面临窘境，但是，对于市场经济主体，人民调解灵活、便捷、易于接近的优势具有难以抗拒的魅力。后诉讼时代是进一步高张权利保护旗帜的时代，为权利而协商对话的心理共鸣必将使人民调解焕发出新的生机。
后诉讼时代、人民调解与法治
后诉讼时代是法治理念和法治实践日臻成熟的时代。人民调解究竟是推动法治呢？还是阻滞法治进程、蚀损法治精神呢？这的确是一个问题。黑格尔在《世界历史哲学》中认为，古代中国的法律缺乏整体上的原理，它没有区分道德领域与法律领域。 传统调解与“德治” 、“教化”等国家治理方式密切相关的。与传统调解不同，人民调解被赋予了完全不同的政治内涵。在毛泽东时代，纠纷的解决是一个政治行为。调解是党的意识形态在实践中的表现。“调解已被发展成为动员的工具，它将纠纷的解决与共产主义者重构社会的尝试联结在一起并使纠纷解决的政策适应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 诚然，人民调解与计划经济时期的国家治理方式存在某种同构性。国家治理方式转变的同时，人民调解的组织形式、工作方式没有进行相应的调整，这是导致诉讼时代纠纷解决体系结构性变迁的重要原因，另一方面，对于法治内涵的误读也是不容忽视的原因，九十年代以来，法治几乎成了诉讼的代名词，司法最终解决原则被扩大化理解。这样的“法治氛围”一方面导致公众对诉讼的过高期待、社会对诉讼的积极鼓励；另一方面也贬抑了人民调解的价值和正当性。
事实上，1989年《人民调解委员会组织条例》的颁布已经构成人民调解发展史上的分水岭。此前的人民调解以政策、意识形态等作为调解依据。1989年条例确定了人民调解的三项原则：依法原则、自愿原则和不限制诉权原则。依法调解原则的确立奠定了人民调解与法治亲和的基础。从当代人民调解的实践看，依法调解与依情理调解、依风俗习惯调解等其它调解方式并非截然分开，而是处于一种交融状态。这种交融状态恰恰说明，当代法治社会中的调解，是包含利己动机和共同动机两方面的“契约性合意”，是一种起源于信赖的共存状态。“因此，法制化条件下的调解与对立性主张的充分讨论以及为此设立的程序、法律家的专业性活动是可以并立而存的。正是通过契约关系这一中介环节，调解与法治结合起来了。—――司法程序与私法秩序结合起来了。” 从更深层面看，虽然，调解只能在有限范围内创造规范，但是如果能为调解和正式法律体系之间的交流提供充足的条件，则调解在促进法治的过程中发挥的作用不可忽视。如，（1）促进对法律制度的反思和纠纷当事人的反思，积极调和实体法和纠纷当事人的主张；（2）通过规范间的竞争和选择，大大增加法律发展的契机，以弥合实体法和生活规范间的裂隙；（3）基于个别纠纷的具体情况，对权利关系作出判断，促进实体法的具体化；（4）使潜在的纠纷得以外显，扩大对程序法的需求；（5）把日常会话的规则和程序内的行为规范以更有利于当事人的方式予以整合，以此来发展程序法规则；（6）通过部分地放松严格的审判程序的要求，从而达到形式正义与实质正义的平衡。因此，调解和法律试行机制极为近似，都是在合法与不合法之间的狭窄地带增加了法律发展的契机。 由是观之，人民调解非但不是法治的对立面，不但不会阻滞法治进程、蚀损法治精神，恰恰相反，人民调解具有与法治的亲和性，它可以成为法治发展的促进性力量。
经济纠纷有效诉讼时效篇5
关键词：群体性纠纷多元化解决机制群体诉讼
一、群体性纠纷的界定及特点
近年来，诸如企业改制、房屋拆迁、农村土地征用、社会保障、环境污染、医疗事故、小股东权益维护等涉众纠纷屡见不鲜，一种不同于以往传统纠纷的新型纠纷（群体性纠纷）得以产生和发展，相应的，我们就必须建立相应的纠纷处理机制，使新型纠纷的矛盾得以化解。群体性纠纷是社会纠纷发展的一种特殊形态，它不同于传统纠纷，是特殊与一般的关系。传统纠纷往往体现为纠纷主体人数单一或相对固定，纠纷的内容的内涵和外延比较清晰，主要涉及的是私益方面的矛盾和问题；群体性纠纷则是对传统纠纷的突破，具有以下特点：1、纠纷主体的聚众性。2、纠纷内容的多样性。3、纠纷的潜在危害性较大。4、纠纷涉及的利益不仅限于私益，扩展到一定社会公益性，使得纠纷的性质逐渐社会化。、
二、群体性纠纷的多元化解决机制
人们评价某一社会法治水平或社会秩序的状况，其基本依据并不在于该社会冲突发生的频度和烈度，而在于纠纷解决机制的健全程度及其对现实社会冲突的排解能力和效果作为现代化进程中的产物，群体性纠纷的利益纷争表现的十分突出，其中形式上表现为民众之间的纠纷、民众与集体（包括企业、医院等单位）之间的纠纷，民众群体与国家之间的纠纷等，因此，群体性纠纷涉及一定程度的政治性和法律性因素，在处理群体性纠纷时应根据不同种类纠纷的实际特点进行有针对性地解决。具体来讲，所有的群体性纠纷未必要通过法院去寻求司法救济和解决途径，应根据纠纷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建立一个以司法救济为主并辅之以诉讼外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体系，使矛盾和纠纷能得到快速、恰当的处理，从而避免事态的恶化。
群体性纠纷的多元化解决机制应该是包括群体诉讼和非诉讼解决机制的综合性网络体系。换言之，在解决群体性纠纷过程中，我们可以充分借鉴民事诉讼改革过程中的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aDR）的成果，即通过诸如行政处置、居间调解、人民调解、仲裁等多种救济方式来分担现有资源条件下司法救济的压力。针对新型的群体性纠纷，无论是司法救济还是诉讼外纠纷解决机制都不能完全解决所有类型的纠纷。因此，群体性纠纷的解决需要建立综合各种解决机制的立体网络，创制联动机制，使它们彼此间能相互整合、衔接。具体来讲，诉讼外纠纷解决机制一方面对处理突发矛盾有较好的效果，另一方面还能使纠纷在相对缓和的氛围下得到解决，同时在尊重当事人的程序选择权的基础上减轻了法院的压力。当然，对于那些无法通过诉讼外机制完全消除矛盾又寻求司法救济的案件，至少之前的诉讼外机制可以减缓矛盾的恶化，平息当事人之间的冲突，为司法审判的正常进行创造的有利条件。
三、我国现行群体诉讼制度存在的问题
（一）登记制度存在的问题
根据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在时人数尚未确定的人数众多的诉讼，人民法院可以发出公告，说明案件情况和诉讼请求，通知权利人在一定期间向人民法院登记，人民法院作出的判决、裁定，对参加登记的全体权利人发生效力，未参加登记的权利人在诉讼时效期间提讼的，适用该判决、裁定。这样的规定无疑在立法上为代表人诉讼的良性发展设置了障碍。一方面，限制了那些由于种种原因无法在规定的时间内进行登记的受害者直接参与群体诉讼的机会，如果他们也没有在有效的诉讼时效内提讼，那就意味着他们也不能间接的从已进行的诉讼中得到利益保护，这时他们如果要维护自己的利益，也只能通过另行的方式，但这样的结果与群体诉讼一次性解决纠纷的功能相违背，司法资源也会被重复性的浪费。另一方面，民事诉讼法登记制度的规定体现了判决效力的间接扩张性，这样一来，对于那些存在“搭便车”心理的受害者来讲，他们不愿意花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参加诉讼，只等其他受害者胜诉后通过判决的间接扩张力获得利益，但当这样的心理成为普遍存在时，那代表人诉讼的提起就会成为一大难题。
（二）代表人权限存在的问题
我国代表人诉讼的理论基础既有诉讼担当又有诉讼，民事诉讼法规定：“代表人变更、放弃诉讼请求或者承认对方当事人的诉讼请求，进行和解，必须经被代表人同意。”这就意味着代表人的权限仅为一般，给代表人在诉讼中处分实体权利带来诸多困难。由于群体诉讼本身的特殊性，当事人人数中众多，加之有的案件当事人在全国各地，处分实体权利要征得全体当事人的同意，则要造成诉讼暂时的停止，代表人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人力和物力去争得被代表人的同意，一旦大家的意见达不成一致，代表人将无法行使代表权，代表人诉讼也会搁置不前，这样的规定显然又与群体诉讼的设计初衷不符。
（三）赔偿额计算存在的问题
我国的代表人诉讼在司法实践中计算赔偿总额时往往通过确定下来的人来计算，这样的做法是从保护私益的角度出发，但却忽视了对公共利益的维护，不利于体现预防违法行为重复出现的功能。群体诉讼本来就是“小额多数”的诉讼，每个受害者的个人损失一般很难与侵权者的违法所得抗衡，如果按照我国司法实践的计算方法，侵权者最后的作出的赔偿应该不足以使其得到深刻教训，在巨大利益的驱使下，类似的事件有可能会重复性的出现，给社会公共利益及更多的民众带来伤害。
（四）代表人诉讼的具体制度设计存在的问题
我国代表人诉讼制度在当时立法时无疑具有一定的先进性，但相比单一诉讼具体制度设计的严密性，代表人诉讼在具体制度上则显得有些苍白。由于群体诉讼的特殊性，如果在诉讼过程中仍然适用单一诉讼的一些规定，那操作起来将很不现实，例如举证责任、诉讼费用、上诉主体等问题都缺乏有针对性的具体规定。
四、完善我国群体诉讼制度的具体途径
（一）改革登记制度，广泛扩张判决的效力
我国现行的代表人诉讼制度对于违法者的的惩罚力度不够，对社会公益的维护不力，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司法的威慑力和权威性，无法实现群体诉讼的公益性质，因此，应引入美国集团诉讼的规定，即采取声明退出制来取代我们现在采取的声明参加制，使判决产生广泛的扩张效力。这样一来，既能保障参加诉讼的当事人的利益，同时对于未参加诉讼的当事人的权利也是一种肯定，现在存在的“搭便车”的现象也能得到一定程度的解决，更重要的是对违法者的制裁程度加大后，群体诉讼的程序安定性和一次性解决纠纷性都能得到实现，社会的秩序也能得到保障。不可否认的是，声明退出制的引入也有学者提出了如下担忧：这种机制依赖于强有力的集团成员信息沟通机制作为保障，如第三人未得到有效的集团诉讼同志，因而无法明确表示脱离集团诉讼时，集团诉讼的发起和法院判决的效力于不经意间约束到了不知情的第三人，违反了正当程序原理。
（二）增加代表人的权限
我国现行的代表人诉讼中，代表人的权限相当于一般人的权限，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的代表人诉讼实施权。在完善群体诉讼体系时应适当增加诉讼代表人的权利，赋予他们在法官监督管理下的重大事项决策权，当然，如果被代表的当事人认为这样的决策违背法律的规定，可以通过要求变更代表人的方式来对诉讼加以控制。这样既能保证诉讼的顺利进行，又不至于损害众多当事人的合法权利。
（三）充实支持原则，明确团体诉权
我国民事诉讼法第15条规定了支持原则，即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对损害国家、集体或者个人民事权益的行为，可以支持受损害的单位或者个人向人民法院。支持体现了社会主义民事法律关系的公法关系，是国家干预原则的补充，对于不能通过自身力量维护权益的受害者是一种物质和精神上的支持，这一原则有利于群体性纠纷的解决。支持的主体一般是限于对受害者负有保护责任的机关、团体和企事业单位。但由于支持的主体在诉讼中只能以原告的名义进行诉讼，在很大程度上要受制于原告，并且我国支持制度缺乏具体程序的设计，因此在实践中其作用的发挥有很大局限性。要建立切实可行的群体诉讼体系，充分保护当事人私益和社会公益，笔者认为应当引入德国的团体诉讼充实和完善我国的支持原则，即允许对当事人选择对其负有保护责任的团体直接以自己的名义作为诉讼担当人提讼。由此一来，既尊重了当事人的选择权又缩减了群体纠纷双方的实力悬殊程度。而且团体成员一般具有良好的专业素质，在诉讼中能弥补制定法对于新型纠纷规定的滞后性，有利于实现一次性解决纠纷的诉讼功能。
（四）完善、协调民事诉讼法相关具体制度
（1）举证责任倒置
由于群体诉讼的被告一方往往占有极大的优势地位，因此，在举证责任的分配上应向处于弱势地位的原告方进行倾斜，实行被告方承担举证责任的倒置形式。
（2）诉讼费用风险负担与法律援助结合制度
巨额诉讼费用的缴纳是制约群体诉讼提起的一个重要问题，“小额多数”的群体诉讼的受害者单个的损害和能力都是有限的，如果让能力有限的诉讼代表人和的当事人承担巨额的诉讼为用，显然会使他们难以承受，并且相比那些“搭便车”的受损者只分享利益不承担诉讼费用，的当事人难以达到平衡。因此，我国群体诉讼在诉讼费用的设计上宜采取美国“风险诉讼”与法律援助相结合的制度。
（3）上诉制度的合理设计
虽然群体诉讼的功能之一是一次性解决纠纷，但这与审级制度的规定并不冲突，在完善我国群体诉讼体系时，应增加上诉制度的规定。一审法院作出判决后，当事人应该享有上诉的权利。由于群体诉讼人数众多，因此，在涉及上诉程序的具体规定时应该进行细化。具体来讲，代表人为多数时，部分代表人上诉，部分放弃上诉的，则上诉行为应对全体成员发生效力，上诉法院要及时通知放弃诉讼的其他诉讼代表人参加上诉审理，如其仍不愿参加并不影响上诉案件的审理，二审法院判决的效力及于全体；另外，一审判决中的全体诉讼代表人放弃上诉的权利，而群体中部分当事人不服原判，部分当事人无上诉权。
5、强化法院的监督管理职能
群体诉讼人数众多，涉及范围广，且程序复杂，法官的监督管理职能的发挥直接影响着程序的进行。在施行当事人主义的美国集团诉讼中法院一概以往消极被动的身份，主动对诉讼的全过程实施监督管理，而在实行超职权主义的我国，反而法官的监督作用到未得到发挥。因此，在我国群体诉讼体系完善过程中，诉讼性质的审查、代表人的选任、代表人的变更与追加、诉讼程序的公正性、诉讼费用的承担、赔偿金的分配等各个环节都应由法官进行监督与管理。这样，既能防范群体诉讼程序的滥用，又能使程序合法有序的进行，提高司法效率和司法公信力。
综上所述，对群体性纠纷的解决机制的研究不仅是法学理论层面的剖析，更为重要的是建立一个符合司法实践要求的、科学、可行的体系，但这个体系的建立和完善过程并非是易行之事，需要诸多法学者持之以恒地进行理论更新、实践考量、缜密思考以及合理设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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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江伟主编：《民事诉讼法专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3]肖建国：《群体性利益的保护与公益诉讼》，载2007年《和谐？创新？发展——首届北京中青年社科理论人才“百人工程”学者论坛文集》。
经济纠纷有效诉讼时效篇6
一、小额诉讼程序的概念与特征
本文所探讨的小额诉讼程序是指较简易程序更为简便的、专门用来解决标的额极小的民事纠纷的一种独立的诉讼程序，其并非简易程序的附属程序，而是与简易程序并列存在的独立的第一审程序。相比起简易程序，小额诉讼程序具有以下特征：
（一）使用范围特定。小额诉讼程序的适用范围基本上仅限于债权债务纠纷，且适用的诉讼标的额极小，通常由法律明确规定。
（二）程序简便，审理形式非正式化。“小额诉讼请求程序所追寻的理想是不需法律技巧的简易和效率”[1]。小额诉讼程序的简便性贯穿在诉讼过程的各个环节之中。例如，在审理中不适用严格的证据规则，作证时可以不经过宣誓，以及法院可以限制交叉询问，状和答辩状可以采用法院印制好的表格，也可以口头进行；甚至无需法庭记录；判决也只是宣布结果，而不必说明理由等等。
（三）法官被赋予了更多的职权和裁量权。在小额诉讼中，法官更为主动地介入诉讼，当事人双方的对抗则受到一定的限制，在通过法官的职权指挥和职权裁量缩短诉讼周期，以节省时间、费用和人力。
（四）低成本、高效率。小额诉讼程序通常完全免费或者只收取极少的诉讼费，同时，为了节省费用，小额诉讼程序对当事人聘用律师诉讼持消极态度，有些国家甚至禁止律师诉讼。由于审判多数是以普通大众可以接受的简便方式进行，当事人本人不依靠律师的帮助也可以胜任。当事人得以较低的成本获得公正的司法裁判。
二、在农村基层司法机制中构建小额诉讼程序的必要性
在市场经济转轨、利益格局调整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下，我国农村纠纷解决呈现出新的特点：一是小额钱债纠纷在农村经济纠纷的比重比较大，而且呈上升趋势。近年来，随着中央和地方一系列惠农政策的出台，我国农村经济得到长足的发展，村民间的商业经济交往活跃。村民间的借贷比较频繁，如借钱来投资小生意或盖房子的现象、买卖赊账的现象非常普遍，这些借贷的金额比较小，大多在5万元以下，一万元以下的也很常见。二是诉讼成本的高昂迫使许多农民不得不放弃诉讼。改革开放以来，农村的社会经济生活方式发生了巨大变化，农村纠纷形态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中国农村正在从传统的乡土社会向现代商业社会转型，司法正在逐步成为解决农村纠纷的主要权威[2]。但由于在司法诉讼成本高昂、农民当事人的诉讼能力不足的现状下，司法在农村纠纷解决中的效率还不尽如人意。特别对于涉案金额小而诉讼的成本太高的小额钱债纠纷，如果通过诉讼解决，结果可能是“赢了官司输了钱”。因此，为合理分配资源与提高诉讼效率，完善当前农村经济纠纷解决机制中的不足之处，小额诉讼程序尤显必要。在农村基层司法机制中增设小额诉讼程序的必要性体现在以下方面：
（一）简易程序在解决农村小额纠纷的困境我国民事诉讼程序中的简易程序实质上只是普通程序在某些环节上的简化，而非一个完整的独立程序，对于农村的小额争议而言，仍显得不灵活、不经济、不方便，难以满足法院处理简单涉农民事纠纷的要求。其具体表现为：第一，开庭时间、地点不够灵活。由于现行民事诉讼法没有把简易程序视为独立于普通程序的一种特别程序，没有为其设计单独的程序运行环节，简易程序中很多情况只能适用普通程序的内容，如开庭时间只能是在工作日，而不能是在节假日，开庭地点只能在人民法院或派出法庭。第二，、传唤、应诉、举证等程序对于农村小额争议而言仍显得繁琐。如民事诉讼法本来允许人民法院在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案件时，“用简便的方式随时传唤当事人、证人”，但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九条第一款第（十一）项却将未经传票传唤，缺席判决的案件规定为再审的法定条件之一。这等于否定了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案件中使用简单的方式传唤当事人、证人的做法。第三，3个月的审限对农村小额争议来说显得过长。不仅如此，按照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在以简易程序审理案件的过程中，如果发现案情复杂，需要转化为普通程序的，可以转化为普通程序，而一旦转化为普通程序，审限变为6个月。如果因特殊情况在6个月内不能审结的，经过本院院长同意后，可以延长6个月，还需要延长的，报请上级法院同意。实践中，有一些本来适用简易程序的案件案情并不复杂，但由于法官办案拖拉，不能在3个月内审结，于是以案情复杂为由转化为按普通程序审理，从而人为造成审结期限过长。这样，即使是小额争议，也可能在6个月甚至更长的期限内审结[3]。由此可见，我国农村小额争议的特殊性，客观上要求有与普通程序、简易程序不同的新型诉讼程序。
（二）小额诉讼程序的特有属性适应农村小额纠纷解决的需要小额诉讼程序的特有属性能大大降低农民进入诉讼救济程序的成本，合理避免农村解决数额较小的案件时的不必要损耗，是实现司法为民的有效途径。程序的简便化、诉讼成本低是小额诉讼程序的特有属性。其程序的简便体现在诉讼过程的每一个环节：状、答辩状和判决书多采用表格化形式；开庭时间可以放在休息日甚至晚上；开庭地点不局限于法庭之内，判决通常只宣布结果，而不是必须说明理由。由于程序简便，当事人通常不需要律师即可操作。程序的简易性对于农民大众来说更加容易理解与执行，必将受到农民百姓的欢迎。在经济发展相对不发达的广大农村，高昂的诉讼成本是阻碍当事人选择诉讼的重要原因。“无论审判能够怎样完美地实现正义，如果付出的代价过于昂贵，则人们往往只能放弃通过审判来实现正义的希望”[4]。小额诉讼程序通常完全免费或者只收取极少的诉讼费，而且结案效率较高，开庭地点甚至可以在村里的祠堂或田间，简便的诉讼程序使得当事人本人不依靠律师的帮助也可以胜任从而节省律师费用。可见，小额诉讼程序不仅减少国家和当事人双方的负担，而且有利于社会整体规模上正义的实现。建立小额诉讼程序，更能对于促进农村法制教育，提高农民法制意识，因为“对于小额诉讼的悉心照顾，可使国民与司法在真诚的意义上相互联系，培育国民的司法根基”。[5]
（三）小额诉讼程序是构建农村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重要一环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利益格局的调整，农村社会矛盾纠纷日益多样化与复杂化，建立多层次的、全方位的、功能互补、程序衔接的农村纠纷解决机制，将有利于赋予当事人在纠纷解决方面更广泛的程序选择权，有利于及时、妥善解决各种社会矛盾，满足纠纷当事人的不同要求，而和解、调解、仲裁和诉讼等均是构建农村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尽管在农村纠纷解决中，非诉讼的纠纷解决方式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但是不可否认，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也有着先天的不足。如经民间调解而达成的和解协议并无强制执行力，若该和解协议无法履行，当事人仍需求诸司法。而关于仲裁，目前我国的仲裁方式主要有商事仲裁和行政仲裁。对于商事仲裁，许多农村小额钱债纠纷往往难以适用，由于我国的商业仲裁机构大多设立在大中城市，其受理的案件通常是标的较大的商事纠纷，而且仲裁费用相对比较高。至于目前我国某些省份已设立农地纠纷仲裁委员会对农地纠纷进行行政裁决，但农地纠纷仲裁委员会的受案范围仅限于某些农地纠纷，小额钱债纠纷无法适用。诉讼作为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是解决争议的最后也是最有力的手段，并具备其他解决机制无法替代的优势。特别是近几年，我国农村特别是发达省份的农村社会经济生活已逐渐向现代商业社会转型，司法逐渐成为解决农村纠纷的主要权威方式。因此，我们在构建农村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时，不能因强调其他纠纷解决方式，而弱化司法的主导地位和主导作用。而目前我国的民事诉讼程序中，普通程序和简易程序由于简易性和灵活性不足，无法满足农村小额纠纷解决的需求，导致司法手段未能在农村纠纷解决中发挥应有作用。因此有必要增设小额诉讼程序以完善农村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构建。
三、在农村基层司法机制中构建小额诉讼程序的立法构想
经济纠纷有效诉讼时效篇7
关键词:环境纠纷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司法改革
前言
近三十年来，日益严峻的环境形势使得我国的环境纠纷呈逐年递增的态势，2005年全国共发生5.1万起环境纠纷；上访投诉40多万起，每年以30%的速度递增，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主要因素之一[1]。因此，探讨建立健全多元化环境纠纷的解决机制，对于保护环境，维护环境权益，促进和谐社会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环境纠纷与完善我国多元化环境纠纷解决机制的必要性
(一)环境纠纷的成因、类型及其特点
环境纠纷是指环境活动的主体在环境资源的开发、利用、保护、管理等过程中发生的因侵害环境权益行为而产生的争议。这种争议既可以发生在平等主体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之间或相互间，也可发生在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与国家机关之间，还可以发生在国与国之间。本文所探讨的环境纠纷只限于国内环境纠纷。在我国，环境纠纷的成因，主要有以下几种类型：
首先，地方政府执法不严和环境管理缺位而致的环境纠纷。这类环境纠纷表现为政府重经济发展而轻视环境保护，未能严格执行环境法律、法规，懈怠环境管理职责。在对环境有影响的建设项目的审批阶段，未能严格执行环保第一审批权，环境影响评价制度被架空或形同虚设。而那些虽取得建设许可的项目，也未能严格执行“三同时”制度，投产后产生环境问题，进而引起环境纠纷。那些依法应予以限期治理或者应予以关闭的污染严重的单位，政府没有下达限期治理或停产关闭决定，继续排污，促发形成环境污染纠纷。另外，政府应依法处罚那些环境违法者而未予处罚，使之更加肆无忌惮，造成环境侵害，形成环境纠纷。这样，政府变相成为环境违法者的“保护伞”，使之为争取更大利润，而擅自闲置、停运或故意不正常使用污染防治设施，偷排污染物，造成环境污染，形成不应有或更大的环境纠纷。可见，环境纠纷的成因中既有政府的乱作为，也有政府的不作为，政府有法不依、执法不严是环境纠纷高发的一个重要因素。
其次，环境活动者缺乏法律意识和环境道德而致的环境纠纷。一些环境活动者严重违反法律，肆意污染或破坏环境，造成严重的环境事故；还有一些环境活动者缺乏环境道德，认为其排污已达到国家或地方的相应排放标准，拒绝采取进一步可行的措施减少环境损害，从而累积形成环境问题而致环境纠纷。由于缺乏法律意识和环境道德，环境活动者在开发和利用环境资源的过程中未能采取有力措施避免环境问题的产生，进而侵害环境权益是产生环境纠纷的直接原因。
再次，对环境有影响的合法行为引发的环境纠纷。比如县级城区集中供暖的锅炉所产生的烟尘和噪声污染而引发的环境纠纷，建筑施工的噪声扰民也经常引发环境纠纷，紧邻居民区的餐饮和娱乐营业场所引发的环境纠纷。另外，施用农药等农业污染也可引发环境纠纷。这些环境纠纷是由对环境有影响的合法行为所引起，干扰了他人正常的生活和工作。
此外，受害人自己一方的原因引起的环境纠纷。比如受害人明知污水不能饮用或灌溉而去饮用或灌溉所致的环境损害纠纷等。部分环境纠纷案件是因其他纠纷或矛盾而引起的，当事人欲借助环境纠纷的处理，来达到其他目的。
最后，各种综合因素引发的环境纠纷。这类环境纠纷既可能有政府的因素、企业的因素，也可能有受害人自己的因素，还可能伴有技术的因素、时间的因素、自然的因素等等，原因错综复杂。
不仅是环境纠纷的成因复杂，种类繁多，环境纠纷的另一特点是纠纷双方当事人力量多不均衡。环境纠纷侵害方多为具有经济实力的企业和机构，受害方多为一般民众，在纠纷解决的过程中，受害方缺乏实力与之对抗。同时，双方当事人信息也不对称，侵害方往往掌握生产工艺、技术等资料，且具有相应的监测能力，对自己的侵害行为最为了解，而受害方缺乏相应的环境专业知识、监测手段和有关信息资料，也缺乏调查能力，取证比较困难，这使其在纠纷解决过程中往往处于不利的地位。
环境纠纷中环境权益受侵害通常是通过环境这一媒介发生，有时侵害的是特定个体的人身权、财产权和其他环境权益，具有私益属性；更多侵害的是不特定群体的环境权益，比如大气污染和生态破坏，这类环境纠纷具有公益属性。环境纠纷中私益和公益纠纷往往交叉在一起，解决起来难度很大。
另外，环境纠纷还可从不同的角度划作不同的类别：从争议的法律属性来看，环境纠纷有环境民事纠纷、环境行政纠纷、环境刑事纠纷；从对环境权益的侵害方式来看，环境纠纷有环境污染纠纷和环境破坏纠纷；从请求纠纷解决的内容看，环境纠纷可分为请求停止污染破坏环境纠纷、请求排除妨碍纠纷、请求消除危险纠纷、请求确认环境污染破坏法律责任纠纷、请求确认损害赔偿金额纠纷、请求环境行政主体履行环境行政职责纠纷等等不一而足。
(二)完善我国多元化环境纠纷解决机制的必要性
纠纷解决机制是指有关纠纷解决的方式、手段以及具体的制度设计的总和或体系[2]。环境纠纷解决机制作为纠纷解决机制的一部分，是指有关环境纠纷解决的方式、手段以及具体制度安排的总和或体系。根据纠纷解决与诉讼的关系来划分，环境纠纷解决机制一般可划分为环境诉讼解决机制和非诉讼解决机制。诉讼机制形式比较单一，是指通过司法裁判解决纠纷。而非诉讼机制则形式多样，如：仲裁、调解、行政复议、信访、协商等。从纠纷解决所使用手段的法律性质来看，纠纷解决机制又可分为司法手段解决、行政手段解决和民间手段解决。司法手段是指民事诉讼、行政诉讼与刑事诉讼等裁判手段和法院使用的非裁判性手段，如诉讼中的调解等；行政手段是指行政调解、行政复议、行政裁决和信访处理等；而民间手段主要是指协商、调解、仲裁等手段。
现代社会最重要的纠纷解决机制首推司法诉讼机制。诉讼在一国的纠纷解决体系中居于核心的地位，起着主导的作用，具有规范性、程序性、强制性、终局性等特点和优势，诉讼制度的产生对于纠纷的解决具有里程碑的作用，它以公力救济代替了私力救济、以文明的诉讼程序取代了野蛮的暴力复仇，这种转变与国家的产生共同被视为法的产生的主要标志[3]。但是，随着近三十年涌向法院的各种环境纠纷日益增多，环境案件的
复杂性使得法院不堪重负，判决的迟延、费用的高昂、程序的复杂、审判的不公以及诉讼的对抗性，使得诉讼并不是纠纷解决的唯一且最优的选择。正式的诉讼程序已无法有效地承担解决纠纷的全部重任，诉讼解决环境纠纷案件的不足，也就决定了其他环境纠纷解决机制存在的必要性。和谐社会需要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机制，“现代社会和当事人在利益、价值观、偏好和各种实际需要等方面的多元化，本质上需要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方式，需要有更多的选择权”[4]。因此，形式多样的各种非诉讼解决机制就应运而生，与诉讼机制一起成为解决纠纷的重要方式。当然，无论调解、仲裁或是行政手段都无法取代诉讼在解决环境纠纷上的功用，但这些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诉讼方式的不足。非诉讼机制具有低廉、快捷的优势，更适合于特定社会关系、特定主体、特定纠纷的解决。它以常识化的运作程序消除了诉讼程序给当事人带来的理解困难；以通情达理和非对抗的对话缓和了当事人之间的对立，有利于他们保持长远关系和谐；以简易的事实认定代替了严格的举证责任，使当事人可以不借助律师自行解决纠纷；整体地考察事件背后复杂长远的社会关系，做出合理的判断，使当事人易于接受和执行[5]。事实表明，非诉讼环境纠纷解决机制在化解矛盾纠纷、缓解法院诉讼压力、维护社会稳定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越来越受到社会各界的推崇。
多元化环境纠纷解决方式的合理性在于社会主体对环境纠纷解决方式需求的多样性，多种环境纠纷解决方式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多元化环境纠纷解决机制。要使每一种方式都能够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关键在于其制度安排是否合理，即需要建立一个完善的多元化环境纠纷解决机制。正如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在《我们共同的未来》中指出的那样：“国家和国际的法律往往落后于事态的发展。今天，迅速加快和范围日益扩大的对环境基础的影响，将法律制度远远抛在后面。人类的法律必须重新制定，以使人类的活动与自然界的永恒的普遍规律相协调。迫切需要的是……加强现有的避免和解决环境纠纷的方法，并发展新的方法。”[6]因此，建立健全多元性的环境纠纷解决机制是法治社会发展的需要，是实现多元化价值理念的需要。多元化环境纠纷解决机制的意义在于为人们提供了多种选择的可能性，同时以每一种选择的特定价值为选择者提供引导，而防止因为解决程序的单一而导致的滞后和僵化[7]。
二、我国现有环境纠纷解决机制存在的缺陷考察
应当肯定，我国目前已经建立了一个以诉讼为核心的多元化的环境纠纷解决机制。但是，各纠纷解决机制在众多而复杂的环境纠纷的解纷实践中暴露出很多缺陷，有的是机制尚未真正建立起来，有的是功能发挥不尽如意等等。下面从诉讼和非诉讼两方面来考察我国现有环境纠纷解决机制中存在的缺陷。
(一)环境纠纷诉讼机制中存在的缺陷
除了现行诉讼机制普遍存在的缺陷，如诉讼迟延、法院难以独立判案、执行难等以外，我国环境纠纷诉讼机制还存在自己独特的困难：
1.立案难。我国《民事诉讼法》中规定“有具体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而1997年最高法院颁布的《关于人民法院立案工作的暂行规定》要求“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根据”。这种法律和相关司法解释规定的不一致，造成环境纠纷诉讼立案难。有的法官将“事实根据”理解为证据或胜诉证据，而环境纠纷案件中有些证据是受害者难以提供的，这就导致了难以立案。2008年最高法院的《民事案件案由规定》只有“环境污染纠纷”案由，而没有“环境破坏损害赔偿”案由，在出现“环境破坏”要求损害赔偿的，立案法官很可能会因找不到合适的案由而拒绝立案[8]。同时，有些针对政府机关提起的环境行政纠纷案件，可能由于政府的直接或间接的影响而未被立案。
2.诉讼时效不合理。我国1989年《环境保护法》第42条规定：因环境污染损害赔偿提起诉讼时效的期间为3年，从当事人知道或应该知道受到污染损害时起计算。相对于普通的民事诉讼时效而言，环境污染纠纷实行较长的诉讼时效，但是，这种较长的诉讼时效仍然不尽合理。因为，环境污染损害后果能够真正体现出来，常常需要较长时间的持续积累才最终爆发出来，有的甚至需要几十年或更长的时间，同时，受害人即便知道自己受到了污染损害，但无法确定污染致害人怎么办？比如，在存在多个污染源的情况下，受害人很难确定谁排放的何种污染物导致其受到了侵害。立法者关于环境污染侵权的“3年”诉讼时效规定有无科学依据令人怀疑。更为严重的是涉及到环境公共利益的损害，如果受害人没有及时行使诉权，则诉讼期间经过后，公共利益不能受到法律的保护。实践表明，现行的环境污染侵权诉讼时效很难满足受害人寻求法律救济的需要。
3.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缺失。环境纠纷往往涉及的是特定或不特定人的环境权益被侵害。如前所述，环境纠纷中双方地位和能力不均衡，受害人保护自己权利有时举步维艰，在环境行政纠纷中，甚至有的受害人不敢提起诉讼，放弃自己的权利主张。但是，环境本身具有不可分割性和公共品属性，如果受害人自己未起诉，而其他人也不能起诉的话，侵害人继续侵害环境，势必给公共利益和社会利益造成更大的损害。而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都要求起诉者与案件有直接的利害关系或法律上的利害关系，限制了其他非直接利害关系人出于公共利益的考量而起诉的权利。
4.普通法院审理环境案件能力不足。环境纠纷诉讼具有专业技术性比较强，覆盖面广、影响力大等特性，环境案件的审理有时还会涉及到公共政策选择的问题。现行的环境案件由普通法院进行审理，由于法官缺乏必要的环境专业知识，而且环境行政案件、民事案件和刑事案件分别由不同的法庭来审判，在涉及环境专业问题和公共政策选择的问题时，承办案件的普通法官往往难以作出恰当的判断。
(二)环境纠纷非诉讼机制中存在的缺陷
我国现行环境纠纷非诉讼解决机制中主要有以下几种方式和程序：协商、调解、仲裁、行政复议、信访，这些方法和程序具有程序上的简易性和灵活性、解决纠纷的成本低，有的还具有当事人的合意等优势。但是，环境纠纷非诉讼解决机制在我国也存有不少缺陷，下面分别进行考察：
1.协商。我国《水法》、《草原法》、《土地管理法》等都有关于协商解决环境纠纷的规定，但是我国的环境纠纷通过协商解决的比例还是很低的，协商这一解决纠纷的方式的合意性和自主性的优势在我国还没有发挥出来。协商对于邻里之间的生活型环境纠纷作用较大，对于工矿企业污染纠纷一般难以适用。究其实，污染者和受害者的地位不平等，在协商时受害者缺少公益团体等外部力量的支持，难以平等地协商解决纠纷。至今，我国尚缺乏关于协商解决环境纠纷的制度规范。
2.调解。在我国适用调解解决环境纠纷主要有三种情形：法院调解、行政调解和民间调解。(1)法院调解。我国现行调审结合的审判模式中，办案法官在主持调解的过程中具有双重身份，既是调解者，又是裁判者。法院调解中缺少严格的程序限制，法官会给当事人产生压力，达成调解协议有不少出于违心的自愿。有的法官还可能主动地利用自己所具有的裁判者的身份，对当事人积极地施加某种不当影响，出现“以判压调”的现象。(2)行政调解。根据现行法律和全国人大法工委的解释，当事人主动申请环保行政机关调解环境纠纷，环保机关提出调解方案，以促成双方当事人达成协议。在法律效力上，调解协议无法律强制力，只有依靠当事人自觉履行，一旦有一方反悔，协议便自动失效。环境纠纷行政调解不具有行政行为的公定力和执行力，造成实践中环境纠纷行政调解难以为当事人所选择。(3)民间调解，又称人民调解。我国目前尚无关于人民调解的正式立法，由于缺少法律的支持和保护，人民调解组织的作用尚未得到充分发挥，人民调解工作不够规范，组织管理水平有待提高，调解员队伍的整体素质尚待提高，在面对较为复杂的环境纠纷时人民调解往往难以发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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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仲裁。仲裁具有法律所赋予的权威性和终局性，在程序上又具有便利、灵活、经济的特点，有利于及时公平地解决纠纷。我国1994年《仲裁法》规定“平等主体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之间发生的合同纠纷和其他财产权益纠纷，可以仲裁。”根据该规定，环境纠纷应该在其受案范围之内，因为环境纠纷中有很多是涉及财产权益的，然而实践中各地仲裁委员会未把环境纠纷列入仲裁的受案范围，环境纠纷当事人也很少提起仲裁。除了海洋环境污染纠纷可适用仲裁外，在我国环境法中，仲裁尚不是解决环境纠纷的法定程序。
4.行政复议。根据1999年《行政复议法》，行政相对人认为环境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可以申请行政复议。但是，我国现行的行政复议制度也存在不少缺陷：比如，未经行政复议就起诉的案件比重大，大多数环境行政诉讼案件在起诉前未经过行政复议，行政复议调处环境行政争议的功能远未充分发挥出来；行政复议受案率、撤销率、变更率低，维持率高，与环境行政执法中存在的违法、不当行为相比，通过复议程序纠正的只是其中一部分，行政复议纠错功能未充分发挥出来；复议机关难以独立办案，有的案件受理后，被申请人利用关系影响审理结果，使行政复议的公信度降低；有的地方，复议机构被虚设、复议职能无法实现。
5.信访。从总体上看，我国信访法律法规不够健全，信访救济与其他救济尚不能有效衔接，这与当前信访形势需要建立的大信访格局不够适应。在环境信访方面，由于缺少切实保障信访人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的程序性规定，我国的环境信访机构尚不能规范地建设信访渠道和运作信访制度，环境信访事项办理的公正性、有效性和确定性仍然值得怀疑[9]。三、完善我国多元环境纠纷解决机制的对策
(一)完善环境诉讼机制的对策
现行诉讼机制中普遍存在缺陷，笔者认为既有体制上的因素，也有法律上的因素，这是在我国法治发展进程中将被逐渐解决的议题。笔者这里仅就环境诉讼机制中独有的缺陷谈谈自己的愚见。
1.针对环境纠纷诉讼立案难的问题，笔者认为解决的路径是最高人民法院专门就环境诉讼一项司法解释，要求各地法院只要受害者“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损害事实依据”（因为2002年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4条第3项规定：“因环境污染引起的损害赔偿诉讼，由加害人就法律规定的免责事由及其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即举证责任倒置。2004年修订的《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第86条也从环境实体法上作出了同样的规定。）就可以立案了，并在《民事案件案由规定》中把“环境污染纠纷”案由改为“环境权益损害纠纷”，这样既可以包含请求损害赔偿的环境污染或破坏纠纷，又可以包括其他非损害赔偿请求的，比如请求“恢复原状”、“排除妨害”等救济形式的环境纠纷。同时，还包括未来对涉及其他环境权益损害纠纷进行立案的可能性。
2.针对环境诉讼时效不合理的问题，笔者认为解决的途径是对《环境保护法》进行修订并与现行的司法解释结合起来对诉讼时效作出合理规定。首先是针对一般的环境权益损害诉讼，保留现有的3年诉讼时效的规定，对其适用范围和损害起算时间做出修改。将仅适用“污染损害赔偿”的案件扩大为“环境损害赔偿”案件，并从当事人知道或应该知道其环境权益受到损害并确定损害人时计算。即“因环境权益损害提起诉讼时效的期间为3年，从当事人知道或应该知道其环境权益受到损害并确定侵害人时计算”。其次是结合民法典中关于法院诉讼时效延长裁量权的规定，针对特殊情形的出现由最高人民法院作出相应延长环境诉讼的司法解释。《民法通则》第137条规定“有特殊情况的，人民法院可以延长诉讼时效期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法通则》的司法解释第169条规定“权利人由于客观的障碍在法定诉讼时效期间不能行使请求权的，属于民法通则第137条规定的“特殊情况”。而受害人知道自己环境权益受到损害，但不知道加害人是谁时，就是属于“由于客观的障碍在法定诉讼时效期间不能行使请求权的”情形。最后，涉及环境公共利益损害的可以不受诉讼时效限制。环境公共利益同样属于国家利益、社会利益甚至是人类利益，环境诉讼同样是保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渠道。因此，针对特殊的十分严重的环境公共利益损害的环境诉讼也可以适用最高法院关于《民法通则》的司法解释第170条规定的“未授权给公民、法人经营、管理的国家财产受到侵害的，不受诉讼时效期间的限制。”
3.环境公益诉讼制度中关键的问题是扩大起诉人的范围，修订现行的《环境保护法》，增加公益性环境保护团体有权对涉及到环境公共利益的环境侵害提起环境公益诉讼的条款，这里的公益诉权仅限于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和环境行政公益诉讼，而环境刑事公诉权则仍由检察院行使。这就要求我国政府大力鼓励和扶持公益性环保团体的发展，当然也可以在新修订的《环境保护法》中直接表明“为保护环境公共利益，国家鼓励公益性环保团体的发展并支持其依法开展相关的环境保护活动。”当然，对于环保团体提起环境公益诉讼应该设置一个诉前的督促程序，即环保团体在提起公益诉讼时，应该向拟议中的被告和管辖法院送达督促通知及其副本，通知违法者在合理期限内纠正违法行为并采取所建议的补救措施，否则期限届满将对其发起公益诉讼，情况紧急的，也可以不经过督促程序而直接起诉。设置前置的督促程序主要是给违法者一个自我纠正的机会，违法者纠正违法行为后，公益诉讼就可以不必发起。这主要是为了节约司法资源，同时也是为了照顾相关违法者的声誉，因为公益诉讼影响非常广泛。当然，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建立与健全还需要其他相关配套规定，这里就不加多述了。
4.针对普通法院审理环境案件能力不足的问题，笔者认为解决的办法如下：首先对环境案件进行分流，对于普通的、事实情节清楚、没有复杂的技术性问题的环境案件仍由基层人民法院作为其一审法院。对于那些案件较为复杂，具有一定的技术性问题的，或人数众多的、影响范围较广的，或环境公益诉讼案件，应将其视为“本辖区内重大、复杂的案件”交由中级以上法院根据其管辖范围确定一审法院。其次，在中级以上人民法院设立环境法庭，并对法官培训专门的环境法律和环境保护知识，培养专门的环境法官。同时，按国家和省级行政区域设置独立的环境侵害技术鉴定机构，负责为环境法庭提供权威的技术鉴定。这样就可以增强法院审理环境案件的办案能力。
(二)完善环境非诉讼机制的对策
1.协商。针对缺少环境纠纷的协商规范，笔者认为可以由国家环境保护部依法制定有关协商解决环境纠纷的规章，明确协商的基本原则和基本程序，并规定由环保部门引导当事人选择协商机制解决纠纷。在当事人双方力量过于悬殊时，支持环保公益团体援助弱势一方进行平等协商。
2.调解。(1)结合司法系统当前推行的司法改革，将诉前调解、委托调解和诉讼中的调解加以完善，建立健全司法调解的各项正式制度。笔者对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建立健全诉讼与非诉讼相衔接的矛盾纠纷解决机制的若干意见》(法发[2009]45号)(以下简称“《若干意见》”)中关于司法调解的规定表示肯定，它比较好地解决了我国现行司法调解制度中出现的一些问题。但是，《若干意见》中仍然看不到有关的监督制约机制。因为在一些接近诉讼必经程序的调解程序中，如果调解员故意施加压力或偏袒一方而导致另一方违心自愿地达成调解协议而生效，后经诉讼程序被撤销给当事人造成损失的，调解者难道对此不应承担一定的责任吗？!笔者认为《若干规定》应增加对违反规定者施以相应的惩戒措施。(2)对于环境纠纷行政调解中出现的调解努力落空的现象，笔者认为可以参考《道路交通安全法》中关于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处理交通事故的有关规定对《环境保护法》进行相应的修订。在发生环境纠纷时，应当事人一方或双方的请求，环保机关应及时调查取证，查明基本事实和当事人的责任，制作责任认定书并送达当事人。对环境损害赔偿的争议，当事人一方或双方可以请求环保机关调解，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经环保机关调解，当事人未达成协议或者调解书生效后不履行的，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相比之下，环境纠纷行政调解书仍不具有法律强制力，但是，环保机关出具的责任认定书却具有法律效力，给调解达成协议增加了更大的可能性。(3)对于人民调解，应加紧制定《人民调解法》，以正式立法的方式解决现行民间调解中存在的诸多问题，促进享有“东方一枝花”美誉的人民调解机制在解决环境纠纷中结出更多的硕果。
3.仲裁。作为有效的纠纷解决方式之一，我国应建立健全环境仲裁机制。首先是加强相关立法，笔者认为可以在修订《环境保护法》时明确仲裁作为环境民事纠纷的法定方式之一。同时，修改《仲裁法》第77条，增加环境民事纠纷作为另行规定的内容之一，由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国务院先行制定条例，待条件成熟时再上升为法律。在对环境仲裁进行立法时，要注意把握以下几方面问题：(1)受案范围不宜过宽。将那些数量有限但事关重大公共利益的影响范围广、程度深、受害人数众多的环境污染或者破坏纠纷，列入到仲裁范围中来，将普通的小范围的和影响不是很大的环境纠纷排除在仲裁范围之外，以减轻仲裁的压力。(2)在仲裁的启动上，仍应以仲裁协议为依据，笔者不赞成实行强制仲裁[10]观点，因为多元环境纠纷解决机制应该能满足提供给当事人更多的选择权和追求公平解决纠纷的需要。(3)在仲裁机构和人员的设置上，设立专门的国家和省级环境仲裁委员会，划定二者的管辖范围，依法各自独立仲裁环境纠纷。仲裁委员会由环境行政机关的代表、专家代表、行业协会的代表、公益性环保团体或者公众的代表组成，并实行环境纠纷仲裁员资格认证制度，提高环境仲裁员的准入门槛。
4.行政复议。针对环境行政复议中出现的问题，笔者认为需要修订我国《行政复议法》。在修订过程中注意解决好以下几个问题：首先，要解决行政复议机关的独立性问题。英国丹宁勋爵有句名言：“不仅要主持正义，而且要人们明确无误地、毫不怀疑地看到谁在主持正义，这一点不仅是重要的，而且是极为重要的。”[11]现行的行政复议管辖是建立在现有的领导体制框架内，复议机构不具有独立的法律地位与人格，不利于其公正地行使行政司法权。解决行政复议机关过于分散问题的一个有效方案就是在县级以上各级人民政府统一设置专司行政复议职能的机关———行政复议委员会，赋予其行政主体资格，由其以自己的名义独立受理、审理和裁判行政复议案件。行政复议委员会在全国范围内设四级：即县级、市级、省级、国家行政复议委员会[12]。其次，要建立行政复议的外部监督制度。经行政复议的案件进入行政诉讼程序被人民法院生效判决确定后，可以通过人民法院提出司法建议由有权的监督主体对那种不认真履行职责，只作形式工作的复议机关以及其工作人员进行问责。最后，就是建立一支专业化、高水平、廉洁勤政的行政复议工作队伍，可以考虑从通过国家司法考试的人员中进行行政复议工作人员的选拔。
5.信访。现行环境信访机制中存在的不足，最主要的是信访立法上的不足。因此，全国人大应尽快制订《信访法》，在立法中着重解决以下几方面的问题：首先，明确信访机关的法律地位。信访工作和政府其他工作一样需要依法进行，必须明确界定信访机关的职责、权限和责任。其次，建立健全信访工作的程序制度。通过将信访工作程序和标准的法定化，保证信访事项的正确处理和处理意见的公平公正，尤其注意解决好保障信访人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等问题。再次，明确信访工作责任。明确规定受理信访的时限要求和告知义务等[13]。最后，完善信访与其他救济渠道之间的有效衔接。比如，建立信访与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等法定机制的有效衔接，同时，建立信访终结制度。在此基础上，国家环境保护部门依法制订环境信访的具体实施办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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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纠纷有效诉讼时效篇8
论文关键词 示范诉讼 群体性纠纷 代表人诉讼 诉讼经济
一、示范诉讼概述
（一）示范诉讼的内涵
示范诉讼是指法院从存在共同原告或者共同被告且事实与证据相同、所要解决的法律问题亦相同的数个案件中选出一个案件，经全体当事人同意，作出相当于合并审理的裁定，对该案件首先进行审理并作出裁判，全体当事人均受该裁决约束的诉讼制度。”
（二）示范诉讼的特征
1．采用个案审理的方式
示范诉讼的特殊之处体现在其采用常用的一对一诉讼模式解决群体性纠纷的共通性事实和法律问题，很好的避免了对行为的违法性、因果关系、行为人的主观过错等事实性问题的重复审理，既节省了有限的司法资源，又提高了诉讼的效率。
2．示范案件的典型性及代表性
在示范诉讼中，案件的个性问题通过个案审理解决，所有案件均具有的共同争议，通过对典型性及代表性的示范案件的审理进行解决，实现了司法的统一与诉讼经济。
3．示范诉讼进行的程序性
示范诉讼的程序可概括为两步:第一步，审理示范案件，其他的案件暂时停止进行；第二步，示范案件审理完结，若原告胜诉，被告与其他原告间无需就自己的责任进行争辩，其应按裁判结果对其他原告应进行相应的赔偿。若原告败诉，判决生效后，其他原告就无权向被告提出索赔请求。
4．示范裁判效力上的扩张性
在法院示范案件进行审理期间，其他案件暂时停止诉讼程序。如果示范案件审理后胜诉，对其他诉讼原告诉请的审理将产生积极效应——被告不得在后诉中作出相反陈述，但其在前诉中未作出有利陈述由正当理由支持的除外。如果示范案件审理后败诉，对于后续诉讼原告在心理上起到了极大预警作用，有助于他们作出是否的正确判断。
二、示范诉讼制度的价值
（一）促进民众接近正义
示范诉讼中，诉讼当事人以费用分摊的形式承担诉讼成本，且当事人均可适用示范判决的结果，实现了风险共担、收益共享，既维护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又使民众真正体会到正义的存在。
（二）符合诉讼经济原则
示范诉讼以审理个案的程序解决具有共同争点的多个诉讼请求，实现了公正与效率的完美结合，应当说，群体性纷规模越大，示范诉讼实现诉讼经济的优势更能得到发挥。
（三）有利于维护司法权威
示范诉讼有助于避免同类纷争在法院有着截然不同的审理结果，从而有利于实现司法的统一、维护司法的权威。
（四）有利于实现社会稳定和构建和谐社会
在我国司法政策中，以社会稳定作为群体诉讼处理的基本原则和尺度已经取得了法院的普遍认同。示范诉讼的个案先行审理机能，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正在发生中的群体纠纷和解，使尚未走上诉讼途径的群体纠纷自然消灭，既缓解了法院的案件压力，又避免了事件升级，影响社会稳定与和谐。
三、我国构建示范诉讼的必要性
（一）群体性纠纷解决方式多元化的现实需求
当下中国，由同一起或同一类事件引起涉及大批人利益的群体性纠纷多发已经成为一大社会问题。法谚有云：“有救济才有权利”，出于保护民众权益以及维护良好秩序的需要，我国处理群体纠纷的方式亦需要实现多元化。联系我国现状，代表人诉讼是解决群体纠纷的法定方式，但是由于制度本身的不完善，不仅达不到群体性纠纷解决机制多元化的要求，而且造成了民众的合法利益得不到及时有效地保护。利用我国现有的基础构建示范诉讼制度，为群体性纠纷的当事人提供更多的程序选择，是实现群体性纠纷多元化解决的有效方式之一。
（二）示范诉讼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代表人诉讼的弊端
示范诉讼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代表人诉讼的弊端，具体来说，体现在以下几点：
首先，示范诉讼的突出特征在于从众多同类案件中剥离出典型的个案，回归到传统的一对一诉讼模式审理中，由此诉讼结果作为同类案件的示范。这就使得示范诉讼在程序启动上较代表人诉讼更为容易，仅对少数个案的示范审理，也可使得程序因规模获得轻减而大大提高效率。另外，由于示范诉讼在程序规则上与传统诉讼模式差异不大，使其更方便操作，易于为法院接受。
其次，示范诉讼较好地解决了“代表人难产”这一问题。《民事诉讼法》规定代表人诉讼需要选出2-5名代表人。一般来说，人数确定的群体性纠纷人数较少而且相互熟悉，信任感相对较强，因此当事人往往能够较为顺利地选出代表人。而人数不确定的群体性纠纷因人数极多且大家互不相识，彼此之间缺乏信任以及存在利益博弈，常常会出现当事人不愿意担任代表人、难以就选举代表人达成一致意见的现象，法官不得不花费大量的时间与当事人商定代表人事宜，大大影响了诉讼效率。为什么会频频出现“代表人难产”？因为代表人具有双重地位，其诉讼行为不仅代表自己，而且对其所代表的其他当事人发生法律效力，加之当事人如对选定的代表人有异议，则有权亲自参加诉讼，造成了代表人可有可无，代表人诉讼的价值也就无法发挥。示范诉讼中，法院兼顾大多数原告的意见以及赔偿标的的大小依职权确定的示范案件原告，具有充分的典型性与代表性，并且赋予非示范案件当事人以听审权、异议权保障其权益，避免了因当事人之间的不信任造成“代表人难产”的弊端。
再次，我国代表人诉讼存在的又一不足之处就是未参加诉讼的受害人可在他人胜诉后通过一纸裁定适用生效判决，促使许多受害当事人产生了“搭便车”的心态，不愿适用代表人诉讼程序。究其原因，主要是群体性诉讼中多数人一方在败诉时需要负担所有诉讼成本，即便是胜诉，也不代表不需承担任何费用，按照现行规定，聘请律师、调查取证等产生的费用是无权向对方主张。诉讼费用既是诉讼成本又是潜在的诉讼风险承载体，受害人会尽可能地避免承担，谁行使权利谁负担费用是公平原则的必然要求，“搭便车”行为实际上是对公平原则的损害。示范诉讼当中，诉讼费用的规定则更为合理，其规定第一审诉讼费用，由全体当事人按其占案件标的的比例共担。抗告费用由抗告人和参加抗告人分担，并且关于证人、鉴定人费用预纳的规定，在示范诉讼中亦不适用，这些做法不仅增加了示范诉讼的吸引力，而且还减少了受害人的诉讼风险。
三、我国构建示范诉讼的可行性
（一）司法实践中法院已开始探索适用类似示范诉讼的审判方式
尽管我国缺乏示范性诉讼相关法律规定，但法院在处理群体纠纷的实践中，已经摸索出一套类似国外示范诉讼的做法。此种纠纷处理模式在环境纠纷、拆迁纠纷、劳动争议、业主与开发商、业主与物业公司之间的争议等群体性纠纷中得到了较大的推广。在审理此类纠纷时，通常做法是，法院会选取具有较高典型性和代表性的个案率先进行开庭审理，具有类似情况的潜在诉讼当事人或者已经的类似案件当事人都会到庭旁听庭审，在他们对案件胜负已经有相当预期的情况下，通过法官的协调（包括在一定程度上对案件法律观点的释明），案件的大多数当事人会选择与对方达成和解或调解。
（二）我国具有接纳并更好发挥示范诉讼价值的条件
任何制度的构建，都需要有一定的现实基础做支撑，否则无异于“平地起高楼”，示范诉讼在我国的构建亦是如此，需要一定的配套条件为其打好“地基”，方才能站得稳、站得久。具体来说，我国具有接纳并更好发挥施示范诉讼制度价值的现实条件体现在：
1．原则性与灵活性兼具的管辖制度有利于示范诉讼的运行
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第一审民事案件原则上由基层人民法院管辖。考虑到原则性与灵活性兼具的立法要求以及一些案件的特殊性，又分别规定了中级人民法院、高级人民法院以及最高人民法院有权管辖的第一审案件，其中《民事诉讼法》第19条第二款规定，中级人民法院有权管辖在本辖区内有重大影响的案件。群体性纠纷在人数上具有众多性的特点，同时又具有一定的社会性和集合性，并且往往带有一定的政治性，一旦其负面效应波及开来，影响重大，严重的甚至会导致社会秩序和正常社会关系的大面积失衡和倾斜，后果相当严重。从立法上看其符合“在本辖区内有重大影响的案件”，因此适用示范诉讼的群体性纠纷符合中级人民法院管辖的案件标准。
2．审限制度有利于提高诉讼效率
根据《民事诉讼法》第135条的规定，人民法院适用普通程序审理的第一审民事案件，应当在立案之日起6个月内审结。有特殊情况需要延长的，由本院院长批准，可以延长6个月，还需要延长的，应报请上级人民法院批准。《民事诉讼法》有关审结期限的这一规定，不仅有利于促使示范诉讼的受案法院及时审结民事案件，实现诉讼经济，而且有利于及时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并且鉴于某些民事案件(例如群体性纠纷)的复杂性，在法定的期限内审结困难，《民事诉讼法》授权人民法院根据具体案情的需要，可以适当延长时限，并为此规定了批准延期的权限和程序。这样既保证了人民法院及时审结民事案件，同时又使《民事诉讼法》对结案期限的规定符合客观实际，尤其是审理人数众多、案情复杂的群体性纠纷。
经济纠纷有效诉讼时效篇9
【关键词】诉非衔接；矛盾化解；第三场域
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市场化、城市化、工业化的结构性调整与大量不稳定因素相伴，矛盾纠纷的爆炸式增长，使得我国法院系统的审判工作面临巨大挑战。2007年至2012年全国法院审执结案件量由885.1万件上升至1239.7万件，上升40%；同期法官数量从18.9万人上升到19.7万人，仅增长了4.4%，法官人数增幅比例相对较低。面对日益严峻的司法困境，S省p县法院从2012年以被最高人民法院确定为诉讼与非诉讼相衔接的矛盾纠纷解决机制改革试点法院为契机，搭建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平台，运用诉讼之强制性与非诉讼之和谐性的混合优势，完善差异化解纠纷途径的无缝对接，促使矛盾纠纷以更加便捷、经济、高效的途径得到解决。
一、现象与根源：对传统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模式的重新审视
（一）现实状况的呈现
1.诉讼解纷疲于应对
随着我国法治建设的不断深入，公民法治意识的不断提升，人们在自我解决纠纷失败的情况下，就会将纠纷提交至法院处理。面对汹涌而来的矛盾纠纷，法院囿于司法资源的稀缺性，其能提供的司法服务，不能满足广大群众的诉求，纠纷不能及时消弭，司法陷入“诉讼井喷”的浪潮之中。同时，法官面临巨大的工作压力，在案件处理上难以尽善尽美，群众的满意度也不高。以S省p县法院为例，2010年民事质效核心指标值及排名在全市20个基层法院排名均靠后，详见表一。
2.非诉解纷功效弱化
在诉讼案件逐年递增的情况下，调解、仲裁等非诉讼的纠纷解决能力却呈现急剧下降的趋势。以人民调解为例，根据《2012年中国统计年鉴》的数据显示，2012年人民调解委员会81.1万个，调解人员433.6万人，调解民间纠纷量894万件，人均为2.07件；与此相比较2012年全国法官19.7万人，审执结案件量为1239.7万件，人均62.9件。人民调解与法院解纷相比较，人数是法官的22倍，调处纠纷量却只占法院案件量的72.11%，人均处理纠纷量只占法院法官人均办案量的3.29%。人民调解调处纠纷的功能未得到充分发挥，而这只是非诉解纷途径弱化的一个缩影。
3.诉讼与非诉讼联动不强
现阶段诉讼与非诉讼解纷机制由于衔接不畅，程序交叉重叠，联动效果差，解纷资源浪费严重。以诉非衔接改革试点前的S省p县法院为例，2011年S省p县人民调解委员会接受委托调解39件，占其调解总数的1.7%，接收委托调解案件比重很低；S省p县法院人民法庭共受理确认的人民调解协议案件8件，占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案件总数的0.36%。人民调解和司法调解的联动效果不好，存在单向平行、各自独立的缺陷。
（二）深究问题产生的根源
1.诉讼作为“最后一道防线”，反而异化成为“第一道防线或者唯一一道防线”
近年来，大量矛盾纠纷涌向法院，一些地方基层法院不足百人，而一年处理的案件竟达上万起，甚至几万起①，作为纠纷解决机制最后一道防线的法院俨然冲到了第一线。案多人少的矛盾突出，由此，可能引发的法官流失，案件审判质量不高，法院不堪重负，或者由于案件处理质效不高使法院成为社会谴责的对象，进一步损害司法公信力和司法权威。这种现象在最高人民法院与中央人民政府最近几年的人大报告通过率的比较中可以看出端倪。最高人民法院2008年至2012年的人大报告平均通过率为77.75%，中央人民政府的人大报告平均通过率为96.53%，相比较平均通过率法院比政府低18.78个百分点。当然，当事人诉诸法院之权利作为一种宪法权利，是不得以任何形式剥夺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法院垄断纠纷，相反法院应坚持“穷尽救济”原则，保障司法成为最后救济手段的同时，要让当事人知道诉讼不只是唯一的解决纠纷手段，而且也不一定是最圆满的救济手段②。
2.解纷渠道未遵循纠纷规律
就矛盾纠纷自身的规律而言其构成存在着相应的差异，会因本身构成的不同呈现出不同的层次。比如经济纠纷有小额、大额和巨额之分，人身伤害有十级伤残之分，与之相对应的解决纠纷的途径也应当有层次之分③。如果大小不一、难易不等的各种纠纷都不加区别、整齐划一地适用诉讼解纷方式，势必造成司法资源的巨大浪费和不堪重负。同时，司法手段以国家强制力为后盾，处理纠纷时强度较大，不是解决轻微矛盾的最佳方式，容易产生副作用：如案了事不了、事了人不和、甚至激化矛盾等。就像人生病一样，每次头疼脑热的小病都用抗生素这种猛药，对人的身体反而是有很大损害。但现实的情形是，矛盾纠纷不加区分的大量涌入法院，解纷渠道没有遵循纠纷本身的规律。
3.解纷渠道各自为政缺乏联动理念
就基层人民法院（包括其人民法庭）人民调解委员会的关系而言，目前，人民法院对人民调解委员会的指导已经由传统的工作指导向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民间纠纷案件的业务指导转变。在纠纷解决方面也已经由传统的各自为政不相往来向诉讼与非诉讼相衔接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转变。人民法院对人民调解委员会的指导，也应适应这种转变。如果仍然将人民法院指导人民调解委员会的职能定位于传统狭隘的单向指导就与当前的形势不相适应。
此外，就人民法院与行政调解、社会组织调解关系而言，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新类型、专业性强的案件不断涌现，由于法律自身的滞后性和局限性，法律不可能完全调整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尤其是在法律规定已经不符合社会发展现状，或者特殊个案与既有法律产生强烈冲突时④，这就需要司法机关与行政机关和社会自治组织联动协同，打破各自为政的僵局，将情、理、法融合到纠纷化解的过程中，形成解纷的合力。
二、途径与方法：构建以人民法庭为核心的纠纷联动化解新机制
（一）S省p县法院的总体构想
面对着矛盾纠纷争相涌入法院，法官由于工作压力大而不堪重负，民众由于不能及时有效化解纠纷而表示不满的现实困境，S省p县法院以诉非衔接改革试点为契机，将司法力量重心下移，充分发挥人民法庭深入基层、覆盖面广、了解社情民意等优势，探索构建以人民法庭为中心，行政部门、人民调解委员会、社会组织共同参与的“1+X”纠纷联动化解模式，形成了矛盾纠纷多元化解的新格局，见图一。
（二）具体路径及措施
经济纠纷有效诉讼时效篇10
内容提要:非讼程序是公司纠纷解决的一种民事行政路径，对于解决部分公司纠纷具有固有的制度优势。从比较法视角以及现实司法需求看，我国公司法都存在引入非讼程序的必要性。为此，哪些公司纠纷属于非讼事件需要作法理上的甄别与实务上的可行性分析。我国引入公司非讼程序的路径选择，是在将来修订的《民事诉讼法》与《公司法》中分别规定非讼程序的一般规则和公司非讼事件的特别规则，同时在司法上处理好诉讼程序与非讼程序的交错适用问题。
公司纠纷作为商事纠纷对司法效率有着特别高的要求。但在我国司法实务中，诸如股东查阅权、异议股东评估权等公司纠纷的审判正在遭受冗长的民事诉讼程序的折磨，在久拖不决中上演原告胜诉但利益严重受损的故事。为避免这种“迟来的正义为非正义”的结局发生，应该适用一种相对快捷的程序以更接近正义。这种程序就是非讼程序，适用于非讼事件，即各方在不存民事权益争议的情况下请求法院确认某种事实是否存在，从而使一定的法律关系发生、变更或消灭的案件。[1]非讼程序与诉讼程序一样属于司法救济手段，通过法院裁判消弭纷争，但独具的特性使之对特定商事纠纷的解决较之后者具有制度优势。
我国现行法不存在公司非讼程序，已经对公司纠纷的解决带来负面影响，探讨公司非讼程序的构建具有现实意义。非讼程序的基本规则需要民事诉讼法规定，民事诉讼法学的研究更具有基础性意义，但公司非讼事件类型多样，适用规则也不尽相同，公司法作为实体法关于非讼程序的特别规定也不可或缺。因为对于哪些事件适用非讼程序，研究重点在于对该事件的性质判定及多方利益的权衡，关于公司非讼程序的基本问题，公司法学视角的研讨非常重要。
一、公司法上的非讼事件与非讼程序
“有关私人间生活关系，而须利用行使司法权之程序者，除民事诉讼之外，尚有非讼事件程序”。[2]在德、日等民事诉讼法中，根据民事事件在实体权利上的讼争性将其分为诉讼事件和非讼事件，并分设诉讼程序与非讼程序。[3]英美法没有形式上的非讼程序法，但有实质上的非讼程序制度，这与其判例法传统有关。[4]在判例法传统下，法官拥有广泛的自由裁量权，根据自己的判断颁布令状、选派公司检查人等以迅速结束纠纷。据其适用对象，非讼程序又有民事与商事之分，商事非讼程序主要适用于公司非讼事件的解决。
（一）公司非讼事件
严格划分非讼事件和诉讼事件并确立标准并非易事。“诉讼事件与非讼事件的关系具有模糊性，迄今为止，对这两个领域的概念进行全面区分，并未获得成功”。[5]关于区别标准，有目的说、对象说、手段说、民事行政说及实定法说等学说。关于非讼事件的本质，笔者赞成“民事行政说”，即认为诉讼事件之裁判是适用抽象法规以解决纷争，属于民事司法，非讼事件则由国家介入私人间的生活关系为命令处分，属于民事行政；关于非讼事件的类型界定，笔者赞成德、日之多数说“实定法说”，即认为立法在形式上列为应依诉讼程序处理者属诉讼事件，列为非讼程序处理或划归职司审理非讼事件之国家机关管辖的事件属非讼事件。“实定法说”的合理性在于非讼事件范围甚广且多样化，难以寻求共通的实质特征，依立法规定为形式判断标准有利于消除理论与实务分歧。具体到公司非讼案件类型，尚需结合公司法的特别规定认定。总结各国公司法的特别规定，公司非讼案件具有一些共同特征。（1）争讼性小。非讼事件在多数情况下不存在对立两造要求法院依据实体法确定权利归属的问题，多由申请人请求法院确认某一事实以预防日后对某些事项发生争执，或因为行使某一无争议权利受阻而请求法院确认某一事实，或借助司法权为权利实现提供保障。[6]（2）以预防纷争发生及恶化为目的。如股东查阅权纠纷之类讼争很小，但如处理不及时会酿成更大纷争。（3）涉他性强。非讼事件的处理往往影响不特定第三人利益乃至私法秩序的稳定，如解散公司请求等事件具有浓厚的涉他性，当事人的自由处分权须受限制，法院的处理具有民事行政之特征。（4）时效要求高。非讼事件要求法院及早介入且简易、迅速、经济地处理，方能追求正义。
（二）公司非讼程序
非讼程序通常以简便程序行之，非以实体权利存否为审理对象，适用职权主义，以裁定不经公开宣示之方式宣示其结果，法院之决定仅具暂定性、未来性，当事人对实体权利本身仍有以诉讼方式再为争议之可能。[7]这是对非讼程序的全面概括。比之诉讼程序，非讼程序在解决纠纷方式与价值取向均有不同。概言之，诉讼属于确定私权存否之司法作用，非讼则属于对私人间生活关系事项为监督或监护目的之司法行政作用。具体到公司非讼程序，主要特征有三。其一，裁判采职权主义，处分原则受限。“由于非讼程序所针对的非讼案件往往关涉公益或他人利益，法院对它的解决带有民事行政的性质，而不完全受制于私权自治，所以，法院对诉讼程序的推进以及程序事项的处理，应当持积极的干预态度，充分地发挥职权裁量的作用。”[8]据此，公司非讼事件的强涉他性决定当事人无权私自以撤回、放弃、和解、自认等方式终结程序，法院对当事人诉权的处分采职权干预主义；法院对公司非讼程序运行采职权进行主义，法官积极干预并推动程序运行，保证效率；法院对事实、证据搜集与提出采职权探知主义，不以消极中立自居。其二，以书面、不公开审理为原则，满足时效的特别要求。公司非讼事件不存在实体争议的特征使得法官没有听取双方陈述与辨论从而明辨是非形成确信的必要，相反，他往往需要借重于申请人的诚信与书面资料来作为解决案件的重要依凭，法官的内心确信让位于形式审查的真实。[9]其三，裁判具有继续性。公司非讼案件的裁判结果强调妥当性、合目的性，如因情势变更导致非讼事件裁判错误者，法院可予变更或撤销，不当作错案处理。
（三）公司非讼事件的裁判
有学者提出，诉讼程序在于确定私权，故其指导原则在实现公平与正义，而非讼程序在于监督或监护，预防私权争执之发生，故以合目的性为其指导原则。[10]事实上，二者都须面对满足程序法上正确而慎重的裁判、迅速经济裁判、合目的性妥当性裁判等基本要求，[11]但另一方面，二者追求的制度功能与价值目标确不处在同一水平。具体到公司纠纷领域需强调两点。其一，对公正和效率各有偏重。诉讼程序以实体利益的公正为首要价值目标，更强调正确而慎重的裁判，因为对民事实体权益争议很大的两造最看重公正的裁判结果。非讼程序更重视迅速经济的裁判、合目的性妥当性的裁判，因为利害关系人对于实体权利基本无分歧，只对可能影响以后权利义务关系的事实确认存在不同主张，或者期待借助司法权裁定权利的应然状态，故更重纠纷解决的效率。由于商业信息与机会变幻莫测，效率对于公司纠纷的解决更为紧要。其二，在意思自治与国家干预的理念选择上不同。诉讼程序以当事人意思自治为本，通过严谨的程序保障追求正确而审慎的裁判。非讼程序体现国家作为社会经济生活监护人的思想，权衡不限于当事人的各方利害关系人之利益，更强调公权力对私法关系的干预，如公司纠纷具有明显的团体性特征，法院要权衡各利益关系方的利益而裁判，凸现合目的性、妥当性裁判的价值。
二、我国引入公司非讼程序的必要性
非讼程序与诉讼程序在制度功能上各有侧重，前者的部分程序功能和价值取向，适用后者难以达到。非讼程序既然不能为诉讼程序取代，其缺失必生重重流弊。现时我国公司纠纷解决的一个突出问题是，一些本应适用非讼程序的纠纷只能适用诉讼程序解决，纠纷类型与司法程序适用错位，不仅影响个案裁判结果，也致问题丛生。
1.公司讼争被法院拒绝受理。兹举一例。《公司法》第147条规定违反任职资格选举、委派高管的，该选举、委派无效；高管在任职期间出现这些情形的，公司应当解除其职务。如是，高管在任职期间违反任职资格而公司拒绝解除职务的，股东应如何纠正之？立法未提供答案。如有股东，法官解决案件的自由裁量权因立法规定缺失而“受迫性”增大，要么行使过度的自由裁量权（这极易导致同类案件在不同法院得到不同判决），或者对此类纠纷干脆不受理以消除错判风险（这导致不能获得司法救济）。[12]当然，“为节约文本，实体法不会也不必对一般救济作出重复规定，只需对特殊救济作出安排，即便没有安排，也不意味着没有拯救。因为诉权是伴随着实体权利自然生成的，权利救济方案暗含于权利本身及程序法中，暗含于法官的解释之中”。[13]但问题在于，基本救济措施规定的缺失，事实上导致有些特殊类型的公司纠纷依托民事诉讼程序难获解决，也确有一些公司纠纷不宜适用诉讼程序解决。
2.司法资源配置不当。公司纠纷近年来呈现快速增长态势，[14]占用巨大的司法资源。[15]迫切需要在司法资源的有限性和给予当事人司法保护的必要性之间求得平衡。据江苏省法院系统的一项不完全统计，几类在理论上宜于适用非讼程序的案件合计占公司诉讼总数的20%以上。[16]这些类型的案件适用诉讼程序不仅过多耗费有限司法资源，而且不利于当事人权益保护和纠纷解决。[17]我国法院多年来面临有限司法资源与各类诉讼迅猛增长之间的深刻矛盾，如何更有效率地使用司法资源是审判工作的一个巨大挑战。当一项制度运行“费力不讨好”时，确有必要检讨其合理性。
3.诉讼成本高企不下。在各种商业纠纷解决方式中，诉讼对于证据和法律问题的审查是最彻底的，这也意味着诉讼是成本最高、最耗费时间的方式，[18]尤其不适合弱势人群。因为他们在法律知识、技能以及法律服务费支付方面都处于劣势。[19]作为原告的股东、债权人等是相对的弱势者，时需要考虑费用等并非多余的因素。高昂的诉讼成本、旷日持久的时间耗费和并不理想的胜诉收益足以吓退很多本欲者，最终选择沉默或放任权利受侵害。这绝非公司立法之本意，但非讼程序的缺位客观上加剧了这一糟糕局面。
“法律是实践的，是要解决问题的，是要解决我们的问题的，是要解决我们眼下问题的。即使要移植法律，我们也必须了解我们需要什么。”[20]上述分析表明现行公司纠纷解决机制在立法的制度供给、司法资源配置以及当事人的成本负担上都有缺陷，仅依靠诉讼程序解决公司纠纷不能满足人民对司法救济的需求。具有疏减案源、减轻人民讼累之功能[21]的非讼程序应该进入我们的视野。比如在股东知情权纠纷中，通过非讼程序快速解决股东间的信任危机，则可避免“股东间及股东与公司间都处于僵持状态，公司不能正常运行，损失巨大”之局面。[22]
三、非讼程序在我国公司法上的适用
就公司非讼事件立法的系统性而言，首推2005年《日本公司法》。该法典整理此前《非讼案件程序法》关于商事非讼案件的规定，将所有的公司非讼事件悉数集中在第七编第三章“非讼”，共计10大类。[23]需要指出，非讼事件的范围确定不仅仅是一个技术问题，不能简单地确定一个标准再以此为据作类型化划分。事实上，非讼事件范围的确定更主要出于法政策的考量，需要考虑的因素包括社会经济发展的程度、民众对于法官的信任度，以及纠纷本身的复杂程度等。比如，按照我国台湾地区2005年修订的“非讼事件法”及其后修订的“公司法”规定，公司非讼事件范围多数与《日本公司法》重合，但也有不同。有鉴于此，在我国公司法制背景下，公司非讼事件的范围是可以讨论的，本文既无意于界定一个抽象的划分标准，也无意于详尽罗列应然的事件类型，只着重论证以下几类应当在其彀中的公司事件，包括：股东查阅权纠纷；股东会的司法召集；部分的董事司法任免案件；异议股东评估权中股价的司法确定；部分的公司清算事件；部分的公司解散纠纷。
（一）有限公司股东查阅权纠纷
在我国，有限公司股东知情权主要通过查阅公司文件、财务资料获得实现，故知情权主要体现为查阅权尤其是会计账簿查阅权。作为一项基本的工具性权利，股东查阅权对少数股东的利益保护意义重大，由此而生的纠纷是司法实践中常见的一类公司案件。
1．我国司法救济现状。《公司法》第34条第2款规定，股东要求查阅公司会计账簿的，应当向公司提出书面请求说明目的，公司有合理根据认为股东查阅会计账簿有不正当目的，可能损害公司合法利益的，可以拒绝提供查阅但应自股东提出书面请求之日起15日内书面答复并说明理由；遭拒绝的股东得请求法院要求公司提供查阅。在司法实务中，股东查阅会计账簿须符合“正当目的”的实体要求和“内部救济用尽”的程序要求，但关于这两个要求是否满足的判断一旦产生争议就有待于司法裁决。这些纠纷属于明显的事实判断问题，且股东之目的是通过查阅而知情财务状况以方便行使其他权利，所以强烈要求迅速、经济地解决纠纷。如前所述，现行的冗长诉讼审理程序大大减损了查阅权的制度价值。
2．比较法考察。对于股东查阅权的救济，我国台湾地区“非讼事件法”第172条规定，“有限责任股东声请法院准其检查公司账目”属于公司非讼事件。德国《有限责任公司法》第51b条、《股份法》第132条规定，股东查阅权如被拒绝则可以向法院申请司法强制执行，属于非诉讼程序。《澳门商法典》第209条第4款规定，股东要求提供资料而被拒绝，得说明理由声请法院下令公司向其提供有关资料，法官在听取公司意见后10日内作出裁判而无需其他证据。第5款规定，股东所获提供之资料为虚假、不完整或明显不清楚时，得声请法院对公司进行司法检查。由此，查阅权纠纷与公司检查制度相衔接。
如前所述，英美法不存在形式上的但存在实质意义上的非诉程序。如美国特拉华州《普通公司法》第220条第3款规定，股东或其人提出查阅要求后未获满足的，可向衡平法院提出强制执行该查阅的诉请，对股东查阅权案件有专属管辖权的衡平法院依照简易程序办理。《美国示范公司法》第16．04节与香港地区《公司条例》第98条第4款都作类似规定。
3．与非讼程序的契合度考察。股东查阅权纠纷属于非讼事件的理由有三。首先，从纠纷的性质看，股东与公司双方对股东查阅权的享有本身无争议，纠纷的争讼性不大。其次，股东查阅权是工具性权利，查阅本身不是目的而是为方便行使其他股权。再次，查阅对象的时效性很强，冗长的诉讼程序将对原告股东不利，非讼程序的快捷审理更效率、更公正。要之，寻求查阅公司会计账簿的股东与公司交涉未果后，司法救济乃最后救济途径，申请人对于迅速而经济的、合目的性妥当性的裁判要求远高于正确而审慎的裁判要求，适合适用非讼程序求得救济。
（二）股东会召集权纠纷
在“两权”分离的现代公司尤其公众公司，股东尤其少数股东参与公司经营管理的唯一途径是参加股东会，但股东会的举行要经由董事会召集，如少数股东欲在股东会上通过一项决议，但董事会拒不召集会议，一切流于空谈。正如有学者所观察的：“在召开会议是股东进行干预的惟一办法的情况下，当多数股东认为董事在处理其权限范围内的事务所采取的行动不是为了公司的利益，禁止股东召开公司会议将是一件令人无法接受的事情”。[24]基于此，少数股东被各国法赋予股东会召集权。但少数股东的股东会召集权实现会遭遇很多障碍，一旦遭遇障碍如何救济，也是一个常见的司法实务问题。
1．我国司法救济现状。《公司法》第40条、第101条规定，代表1/10以上表决权的股东可以提议董事会召集临时股东会（包括股东大会，下同），第41条、第102条又规定，在董事会、监事会不正常履行召集、主持股东会职责之前提下，代表1/10以上表决权的股东得自行召集、主持股东会。上述规定在司法实务中面临的主要问题有二。其一，关于召集提议权的规定过于原则化，如遭董事会拒绝如何救济，缺乏基本规定。其二，关于召集权，一方面，股东自行召集股东会发生在公司治理已不正常的背景下，但另一方面，立法未要求股东有义务就召集股东会向董事会做出必要说明，只要符合法定情形的，股东可以径行召集主持股东会而不受任何制肘，但是，如其他股东对其召集权提出异议，或者其通过的决议不被公司认可，势必引发纠纷。这些问题如何解决，立法尚无特别规定，司法实务中只能通过诉讼程序解决，比如由其他股东就某股东自行召集的股东会通过决议的效力提起无效或撤销之诉，但实践证明这是非常不效率的制度安排。
2．比较法考察。《日本公司法》第297条第1款规定，适格股东可向董事提出股东大会的目的事项及召集理由并请求召集；第4款规定，提出的召集请求未得到董事响应的，股东在得到法院许可后可召集股东大会。[25]美国《示范公司法》第7．03节规定，经适格股东之申请，法院可以确定股东会议的时间和地点，以及决定有权参加会议的股东。[26]我国台湾地区“公司法”第173条规定，适格股东得以书面记明提议事项及理由请求董事会召集股东临时会，请求提出后15日内董事会不为召集之通知时，股东得报经主管机关许可自行召集。这些立法的基本经验包括：第一，少数股东的股东会召集权，要么需报经法院允许，要么需报经主管机关允许，并不全由其意思决定，但国家的公权力干预采用民事行政而非诉讼形式；第二，股东会召集权经法院或主管机关同意后存在两种做法，由股东自行召集（如台湾地区、日本）或由法院直接决定召开事项（如美国）。
3．与非讼程序的契合度考察。对股东会召集权适用非讼程序，主要是指司法程序的提前介入，即所谓的司法召集。在司法召集制度下，股东首先要向法院提出申请，法院认为必要者则命令召集之。司法召集制度的设置乃基于权力制衡的考虑：如不赋予股东在请求董事会召集股东会议失败后的召集权，则其权利将面临无从伸张之苦；若放手股东任意召集，又不无导致权利滥用之虞。此问题的解决之所以不宜采用诉讼方式，是因为诉讼靡费时日，而股东自行召集股东会议意欲解决的问题带有急迫性，申请人急于得到迅速的、合目的性的裁判。[27]某种意义上，适用诉讼程序无异于引长江之水解辙鱼之渴。事实上，在公司法明文规定之前提下，各方对于某股东享有的召集权本身不存争议，之所以要司法权提前介入，一是为防止股东滥用权利危害公司利益，二是可以保证召集程序合法，其通过的股东会决议不会在日后因为程序问题被撤销，可收预防纠纷发生之功效。非讼程序适用股东会召集权的快捷、低成本以及预防性优势得以充分发挥，法院的提前介入以及法官的相对较大自由裁量权不会影响公正裁判的获得。
（三）异议股东评估权的定价纠纷
公司做出对股东利益有重大影响之决议的，异议股东得要求公司公正评估其所持股权价值并以该价回购。这是为保护少数股东免受多数股东之欺压而设置的救济措施，尤其在有限（封闭）公司意义重大。
1．我国司法救济现状。《公司法》第75条规定，对股东会的某些特定事项决议投反对票的股东可请求公司以合理价格收购其股权，自决议通过起60日内股东与公司不能达成股权收购协议的，股东可自决议通过起90日内向法院。异议股东评估权的要害在于股权回购“合理价格”的确定机制。司法实务中，当事人不能达成收购协议主要因为“合理价格”难以达成共识，对此解决方法有二，自主协商或诉诸法院。所以，异议股东诉诸法院的目的只有一个，即要求确定公平价格。但问题是，上述规定偏偏对于法院如何发现该公平价格未置一文。“异议股东评估权的制度价值实现之根本在于最后阶段股价的司法评估程序是否严密、正义和高效，立法内容过于简单、原则，远不利于严格依法条规定判案的
四、我国公司非讼程序之构建与适用
（一）立法模式选择及制度构建
前述英美法上实质意义上的非讼程序制度，纠纷发生后，当事人根据自己的判断及时寻求司法救济，法官拥有广泛的自由裁量权，可以根据自己的判断决定何时适用诉讼程序作出裁决、何时适用非诉程序发出指令，迅速结束公司治理的非正常状态。这种模式的好处在于灵活方便、效率高，但根植于判例法传统，很难为我国法移植。
大陆法系的立法模式，一种选择是分散规定在公司法中，不单独立法；第二种选择是制定单行的非诉程序法典[42]或者在民事诉讼法中规定一章“非讼程序”，同时在公司法中明确规定何种情况下适用非讼程序。前述法国、日本、韩国及我国台湾地区选择了第二种模式，尤以日本为最典型。日本不仅制定有单行的《非讼案件程序法》，区分民事非讼案件和商事非讼案件（包括公司非讼事件），还在《公司法》中集中规定公司非讼事件，包括公司解散命令、股份买卖价格的确定、自行召集股东大会的许可、临时执行董事职务人选任以及关于公司债、公司整顿、公司清算案件，涉及非诉案件的法院管辖、当事人确定、非诉时效、费用承担、听取陈述、上诉等程序规定。建议我国立法借鉴大陆法系的第二种模式。因为非讼程序的适用范围终究不限于公司非讼事件，其运行的基本规则势必要由民事诉讼法从程序法的视角提供。首先，有必要在《民事诉讼法》中设专章规定非讼程序的基本规则，其次，在《公司法》的各编各章涉及到适用非讼程序的事件的，明确规定非讼程序的适用。这样，每类公司非讼事件的程序运行首先适用《民事诉讼法》关于非讼程序的规定，《公司法》对具体非讼事件有特别规定的，亦适用之。我国公司非讼程序的规则构建需要从《民事诉讼法》和《公司法》的修正入手共同推进。
现行民事诉讼法未使用非讼程序的概念，处理宣告失踪（死亡）案件、认定公民无（限制）行为能力案件、认定无主财产案件等特别程序，以及督促程序、公示催告程序等属于实质上的非讼程序，但尚不包括公司非讼程序。由学者提出的《民事诉讼法修改建议稿》主张设专章规定“非讼程序”，并大大扩展非讼程序的范围。相信非讼程序实现立法化在我国仅是时间问题。限于篇幅，本文不拟对未来《民事诉讼法》非讼程序基本规则的内容展开讨论。具体到《公司法》上关于公司非讼事件的规定，主要内容应该包括：（1）在《公司法》各个章节分散地明确规定适用非讼程序的公司纠纷类型。（2）集中规定非讼案件的管辖规则，原则上采属地原则即由公司所在地的人民法院管辖，但也不排除个别类型的非讼案件采用行为发生地人民法院管辖规则。（3）申请、听取陈述、裁判与及时上诉规则。首先，明确规定各类非讼案件的适格申请人，并要求申请人在提出申请时须证明构成其原因的事实。其次，须规定法院听取申请人陈述的规则。再次，法院就非讼案件的裁判，除公司高管选任、解任纠纷及其报酬纠纷等裁判外，须附记理由。最后，对于部分非讼案件的裁判，相关利害关系人不服者可以及时提起上诉；上诉一旦提起，除个别类型案件由其性质所决定外，均具有停止执行效力。（4）规定若干特殊类型的非讼案件裁判的特殊规则。比如，对于公司特别清算程序的非讼裁判，就其管辖法院、特别清算开始的申请、法院发出的调查命令、清算人的解任及报酬、有关清算公司财产的保全处分、高级管理人员的责任审定决定、债权人会议的召集许可申请、特别清算终结申请的裁判等环节，都需要适用一定的特别规则。还有，就外国公司分支机构的清算程序适用的特例、有关公司解散命令等程序的特例等，也有必要特别规定。
（二）司法适用的选择：非讼程序与诉讼程序的融合
传统观念中诉讼事件与非讼事件泾渭分明，适用程序截然不同，但随着民事事件的多样性、复杂性及价值追求的多元化，司法实务中会出现某些诉讼事件的非讼化倾向，可能呈现非讼程序与诉讼程序交错适用的状态。诉讼事件的非讼化，是指将以诉讼程序处理的事件改为非讼事件依非讼程序处理，包括程序法与实体法双重意义上的非讼化，随之而生的是法官自由裁量权的扩大。[43]日本的新堂幸司教授将法官裁量性和当事人对立性的高低作为是否非讼化的考量标准，认为只有对立性高，法官裁量权亦高的事件，才可以非讼化。[44]所谓交错适用，是指在一定情况下依诉讼程序解决民事案件的过程中可适用非讼程序，反之亦然。[45]比如，非讼程序以采用书面审理为原则，排斥言词审理，但在一些特殊的非讼事件中也可视情形实行一定的言词审理以弥补纯粹书面审理之不足。具体到公司非讼实践的交错适用，由于公司纠纷涉及利益关系复杂，审理程序的运行要在充分考虑案件类型、所涉各方利益等基础上决定法官是否需要适用言词审理。例如，在前述的股东查阅权纠纷中，查阅权的实现由股东依据非讼程序向法院提出申请即可；一旦公司对申请人的股东身份提出异议，要先认定股东身份，这涉及各方的核心利益，积聚极大的实体权利争议，应适用诉讼程序；股东身份一旦确定，再适用非讼程序处理查阅权的实现问题。一个疑问是，此时是否应终结非讼程序而转诉讼程序？有观点认为，对于个案是否重新选择审理程序的主要判断依据是针对实体争议的举证，如当事人对实体问题争议激烈且举出足以抗衡的表面证据，则案件的诉讼性凸现，非讼性质退居次要，需要终结非讼程序而转诉讼程序，所以这不是交错适用而是个案审理程序的重新选择。此种理解有悖程序交错的本意，程序交错理论本来是解决在非讼程序中的诉讼审理问题，只要对诉讼问题的审理适用诉讼程序保障，就应该承认裁定的效力。我国引入公司非讼程序时应充分考虑这一问题，对于特殊情形下非讼事件中需要适用诉讼程序的应有明文规定，以提高立法的可操作性和安定性。
结论
无论从比较法的视角还是从现实的司法需求看，我国公司法都有必要建立非讼程序。非讼程序固有的制度优势，更使得其被引入有其必要性和可行性。目前我国亟待适用非讼程序解决的公司纠纷事件包括股东查阅权纠纷、股东会召集权纠纷、异议股东股价评估纠纷，部分的董事司法选任与解任纠纷，部分的公司解散纠纷与清算纠纷等。我国引入公司非讼程序的路径选择，是在将来修订的《民事诉讼法》与《公司法》中分别规定非讼程序的一般规则和公司非讼事件的特别规则，同时司法上须妥当处理诉讼程序与非讼程序的交错适用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