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纠纷处罚标准篇1
关键词：建筑施工企业处理执行案件
由于建筑工程承包合同争议内容和案件事实错综复杂，涉及法律适用的新情况和新问题较多，审判实践中因司法理念和对法律精神的理解差异，处理难度增大，各地法院在审判中的司法标准不统一。对于建筑施工企业，应该适应形势，及时掌握经济纠纷发生的原因、实质，准确选定解决纠纷的法律依据，尽早处理纠纷并消除不利影响。
若建筑施工企业遇到作为被执行人的执行案件时，应正确应对和妥善处理，尽最大可能地避免或减少经济损失，防止造成不利的社会影响，本文就此进行论述。
一、主责单位要切实承担起应对、处理对外有关债务问题的责任，尽最大可能地避免或减少经济损失。
（一）建筑施工企业集团及其所属单位要认真贯彻落实法律事务部门的有关要求。
无论形式上的债务主体为集团公司本部还是子公司（包括集团公司或子公司的分支机构、临时机构等），应对、处理对外债务问题的主责单位均为实际上享有和履行合同权利义务的单位（包括但不限于子、分公司，直管项目部、指挥部等）。主责单位必须按照有关要求，积极履行应对、妥善处理相关对外债务及由此引发的各类经济纠纷的责任、义务。
（二）对于已进入诉讼（仲裁）程序的我方被诉（裁）的各类经济纠纷案件，主责单位领导要积极应对、妥善处理。
对于其中事实清楚、争议不大的单纯我方欠款纠纷，应力争以当事人和解或法院（仲裁委）调解方式结案，避免或减少诉讼（仲裁）成本等支出。对于法院（仲裁委）依法出具的此类调解书或判决书（裁决书）等生效法律文书，我方作为债务人应当自动履行相应义务，
（三）避免案件进入执行程序。
对于我方被采取保全措施（银行账户被冻结等）的案件，相关单位应当在接到法律文书后3个工作日内，将案件处理方案报集团公司法律事务部门。同时，主责单位及相关单位应当自觉接受局法律事务部的指导意见；办案过程中，进展情况及时报局法律事务部。
二、案件进入执行程序后，如不自动履行法律义务将导致的后果及应对措施。
（一）不自动履行义务将导致的法律后果。
案件进入执行程序后，负有履行义务的一方当事人，如不自动履行生效法律文书所规定的义务，会产生如下后果：
1、被执行人不自动履行给付义务，承担加倍利息或迟延履行金。
《民事诉讼法》第253条规定：“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支付迟延履行金。”
2、不自动履行协助执行义务，可能被罚款。
《民事诉讼法》第114条规定“有义务协助调查、执行的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人民法院除责令其履行协助义务外，并可以予以罚款：（一）有关单位拒绝或者妨碍人民法院调查取证的；（二）有关单位接到人民法院协助执行通知书后，拒不协助查询、扣押、冻结、划拨、变价财产的；（三）有关单位接到人民法院协助执行通知书后，拒不协助扣留被执行人的收入、办理有关财产权证照转移手续、转交有关票证、证照或者其他财产的；（四）其他拒绝协助执行的。人民法院对有前款规定的行为之一的单位，可以对其主要负责人或者直接责任人员予以罚款；对仍不履行协助义务的，可以予以拘留；并可以向监察机关或者有关机关提出予以纪律处分的司法建议。”第115条规定：“对个人的罚款金额，为人民币十万元以下。对单位的罚款金额，为人民币五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拘留的期限，为十五日以下。”
3、被执行人拒绝报告财产状况，可能会被罚款，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或直接责任人可能会被拘留。
《民事诉讼法》第241条规定：“被执行人未按执行通知履行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应当报告当前以及收到执行通知之日前一年的财产情况。被执行人拒绝报告或者虚假报告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情节轻重对被执行人或者其法定人、有关单位的主要负责人或者直接责任人员予以罚款、拘留。”
4、部分执行案件可能会影响经营开发工作。
进入执行程序的案件，在人民法院网均可以查询。近几年以来，集团公司或所属子、分公司在投标过程中，已有数次被业主单位要求解释出现执行案件的原因，这对于企业经营开发工作，已经造成不必要的不利影响。
（二）正确应对、妥善处理我方作为被执行人的执行案件。
近年来，由于国家宏观经济形势的急剧变化，各类市场主体间的经济纠纷案件大量增加，生效法律文书被自动履行的难度加大，因此，各地法院均加强了案件执行力度。面对这种形势，对于建筑施工企业作为被执行人的执行案件，相关责任单位应引起高度重视，积极应对并妥善处理。任何消极、逃避或者对抗的处理方式不但解决不了问题，还将因此增加无谓的经济损失，付出不必要的代价，以至造成不利的社会影响。
自2012年7月1日起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法释〔2012〕8号）第二十四条第四款规定：“买卖合同没有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或者该违约金的计算方法，出卖人以买受人违约为由主张赔偿逾期付款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关于人民币贷款利率有关问题的通知》[银发[2003]251号]中的规定，人民法院可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的130%-150%计算买受人应当赔偿出卖人的损失。《买卖合同解释》实施以来，法院判决违约金、利息有了充足的法律依据。因此，责任单位和相关必须高度重视买卖合同中纯欠款纠纷案件的执行事宜，一味拖延，将会增加执行费、迟延履行金、利息、违约金等不必要负担。
经济纠纷处罚标准篇2
（一）经济法中的纠纷不能诉讼
经济法中的纠纷不能够得到诉讼，实质上就是指经济法纠纷中的当事人将自己的纠纷诉求提交给相关的司法机构时，司法机构对当事人的纠纷诉求不予受理，经济法纠纷中的当事人在纠纷诉求上得不到有效的申诉。我国司法机关在对案件进行受理时，首先就要对案件进行一个详细的调查，按照相关的法律规定对案件所具备的受理条件进行判定。如果符合法律规定中的受理条件，司法机关必须受理案件；不符合法律规定受理条件的案件，则无法得到司法机关的受理。经济法中的纠纷不能诉讼是因为法律规定的不能诉讼，还有一个原因就是相关的司法机关认为经济法中的纠纷案件不应当受理［3］。法律规定中的不能诉讼，是由于相关的司法机关不具备处理某一些经济法纠纷案件的权力，法律的立法者没有给予司法机关这样的一个权力［4］。法律的立法者在制定这样的法律规定时，出于经济法中的两个方面在考虑：一方面认为经济法中的一部分纠纷不适合于司法机关的审判；另一方面是因为经济法中的一部分纠纷属于行政机关管理的范围，行政与司法这两个方面的权力是分开的，所以司法机关不具备对属于行政机关管理范围的经济法纠纷管理的权力。但是，对于经济法中的纠纷属于哪一类的范畴，经济法中的哪些纠纷不适合司法机关进行审判，不适合的原因、标准是什么，行政机关与司法机关之间的权力界限又在哪里，这些事项在相关法律法规中都没有明确地划分出来，而且每个国家对于这些事项的规划都不同，司法机关在受理相关的经济法纠纷时，也无法明确自身所应当受理的范围［3］。
（二）经济法纠纷中的当事人不愿意提讼
经济法中的可诉性，只是为经济法纠纷中的当事人将诉讼提交给相关司法机关解决纠纷提供了可能。经济法中的纠纷能够进行司法程序，还需要当事人对经济法中的纠纷诉讼于司法机关［1］。解决经济法纠纷的途径有很多种，经济法纠纷中的当事人不一定非得选择向司法机关提请诉讼这一种解决方式，还可以选择其他的解决途径。但是有些经济法纠纷中的当事人在选择其他解决途径，无法对经济法纠纷有一个有效的解决时，却还是不愿意选择向相关的司法机关提交申诉这一种解决途径，即使是因为当事人在将经济法纠纷提交给司法机关的过程中有太多的阻碍而导致，但经济法中的可诉性将成为一种摆设，只能是经济法中的一种表面形式［4］。经济法纠纷中的当事人不愿意选择向司法机关提出诉讼，主要是因为在通过司法机关解决经济法中的纠纷时，需要的时间太长、程序太多、资费太高。尤其是在司法机关对经济法纠纷进行审理的过程中，当事人所要花费的资费普遍都比较高，很多纠纷案件中索赔的金额还没有审理费用多，这就导致当事人不愿意选择这一种解决方式［3］。在经济法的纠纷中，大多数纠纷都涉及了公共利益，很多经济法中的违规行为都对公共利益或者是多数人的利益造成了损害。所以，当某一个受害人在对自己的权益进行维护时，不仅仅只是维护了自己的权益，同时还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其他受害人的权益，对于经济法权益的维护性有一种连带关系，这种连带关系有利于经济法权益的维护，但是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经济法纠纷的解决。很多受害人在面对经济法纠纷时产生的依赖的思想，正是这种连带关系所造成的。每一个受害人都指望其他的受害人去维护权益，向司法机关提交申诉，自己只用等着审判的结果，这种连带思想直接导致很多当事人在经济法纠纷中都不愿意提讼，可诉性在经济法中的作用无法得到充分的发挥［2］。
二、解决经济法可诉性问题的措施
（一）规范经济法纠纷中的诉讼程序
在经济法纠纷的诉讼过程中，可以对纠纷的具体原因进行深入的分析与研究，然后根据纠纷中具体的违法行为，先由行政机关对经济法纠纷进行审理，如果行政机关不予受理或者是违反了相关的处理规定，经济法纠纷中的当事人可以再向司法机关提讼，避免行政机关与司法机关的权力混淆，给予司法机关在审理经济法纠纷中更大的职权，扩大司法机关在经济法纠纷中的审查范围。这样一来司法机关不仅能够对相关的政府经济管理部门在行政执法的过程进行审查，还能够审查所有涉及公共利益的经济主体在经济中的操作行为。规范经济法纠纷中的诉讼程序，司法机关在审理经济法纠纷时也能够有足够的独立自，对经济法纠纷中的违法行为采取严厉的惩罚措施，例如：对违法的个人实施经济处罚，情节严重者承担刑事责任；对违法的企业或者单位，采取撤销相关证照、进行经济处罚、解散企业或者单位的惩罚。经济法纠纷诉讼程序的规范，在很大程度上能够保证经济法可诉性作用的发挥［2］。
（二）对经济法法律责任进行明确的划分
根据经济主体的不同性质，明确不同经济主体在经济法中所需要承担的法律责任。例如：被管理的经济主体必须承担的法律责任有撤销证照、经济惩罚、停业、整顿等；经济管理主体必须承担自己在经济管理中所持有的职权与行为相应的法律责任，例如：对不合理的经济目标与任务进行修改、剥夺相关管理中的职权、对不合理的经济干预行为进行纠正等。明确地划分经济法中的法律责任，能够有效地增强经济法中的可诉性，保障当事人在诉讼过程中的合法权益［3］。（三）构建健全的经济法公诉制度在构建健全的经济法公诉制度的过程中，首先就要明确所有的个人、企业、组织等都具有诉讼这一项权力。经济法纠纷中的受害人在不愿或者是不能提出诉讼时，相关的检察机关可以代其提讼，还可以对相关的经济主体在诉讼资格上进行限制，例如诉讼能力、经济矛盾等，避免出现一些违法乱纪的行为。其次可以对经济公益诉讼进行有效地界定，例如：市场经济中的垄断行为、非法洗钱、偷税漏税、非法买卖公共资源、损害公共利益等。构建经济法公诉制度时能够采取适当的调节原则、实行举证责任倒置，对司法机关在审理经济法纠纷中的程序进行简化［2］。
三、结语
经济纠纷处罚标准篇3
内容提要:当代中国刑事司法领域出现的“破财免灾”现象主要表现为刑事“私了”、“以罚代刑”及刑事和解。各种形式的“破财免灾”现象虽产生原因各异，但均具有共同的社会背景，凸显着犯罪被害人合法物质损失难以得到有效弥补的司法现状。“破财免灾”虽能节省有限的司法资源，利于社会秩序的和谐与稳定，但也易削弱刑罚所具有的一般预防功能，故我国刑事司法机构应不断完善刑事司法信息公示方式以引导社会民众正确认识“破财免灾”现象。
“破财免灾”是指被刑事指控者本人或其亲友通过支付一定数额的金钱从而使被刑事指控者得以减轻或免除刑事责任。在现实生活中，“破财免灾”现象表现形态各异，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但同时也会出现一些负面影响。
一、“破财免灾”现象的表现形态
虽然赎刑制度自清未制律时被废止，但随着市场经济的运行，我国现实生活中出现了各种形态的“破财免灾”现象，其主要表现形态如下：
（一）刑事“私了”
刑事“私了”作为目前我国刑事纠纷的一种处理方式，是指在涉嫌某种刑事犯罪案件中的纠纷双方自行协商或在第三方调解基础上协商解决业已发生的某种刑事纠纷。现实生活中的“私了”通常具有以下特征：1．纠纷一方或双方所实施的某种行为已经涉嫌刑事犯罪；2．纠纷双方均排斥公安司法机关的介入，自行协商或在第三方调解基础上进行协商并达成某种协议；3．纠纷一方从对方处直接获得了相当或大于所受损害的物质利益，并承诺不再要求公安司法机关追究对方的相关刑事责任；4．涉嫌刑事犯罪方暂时逃脱或不再受国家法制裁。
（二）行政执法过程中的“以罚代刑”
“以罚代刑”是指地方基层行政机关（包括基层公安机关）对涉嫌刑事犯罪行为不立案或不移送检察机关处理，自行依据行政法规进行行政处罚以代替刑事处罚。在现实生活中，由于行政执法的主动性，其行政程序的发动一般在刑事程序发动之前，这就使得一些严重违法涉嫌犯罪的经济、治安案件，首先进入的是行政执法程序。行政执法部门因诸多原因通常将大量应移送的涉嫌犯罪案件只作为一般行政违法案件予以行政处罚结案，以罚款代替刑事制裁，从而导致“以罚代刑”现象在经济、治案案件处理过程中十分普遍。[1]现实生活中的“以罚代刑”通常具有以下特征：1.“以罚代刑”所处理的涉嫌刑事违法行为起初通常表现为行政违法或经济违法行为；2．基层行政机构所实施的“以罚代刑”通常逃脱了当地检察机关及上级行政主管机构的监管；3．涉嫌刑事犯罪者通过承担行政责任方式来逃避刑事惩罚。
（三）刑事和解
刑事和解是指符合某种条件的加害方通过赔偿、忏悔等行为得到被害人的谅解，司法机关应被害人要求或在征得被害人同意下对被刑事指控者依法从宽处理从而终结案件。在我国刑事司法实践中，刑事和解包括：1．告诉才处理和轻微刑事案件的自诉人与被告人间的自行和解。这种和解被我国现行刑事法律法规所认可；2．我国部分地区试行的公诉案件刑事和解。我国部分省、市、县级政法部门或公安司法机构结合本地刑事司法实践已陆续出台一些关于在轻伤害案件中适用刑事和解的规定。在司法实践中，刑事和解最初主要适用于告诉才处理案件、有证据证明的轻微刑事自诉案件，现已逐步扩展到未成年人犯罪、过失犯罪以及在校大学生涉嫌的公诉案件。[2]刑事和解司法模式在我国适用呈现出以下主要特点：1．自诉案件刑事和解的积极推行者是人民法院，公诉案件刑事和解的积极推行者主要是各地检察机关。很多检察官、法官似乎更愿意将和解协议的达成交由加害方与被害方自身，或者委托一些社会调解机构代为调停。在和解协议达成过程中，当事人双方争议焦点主要是经济赔偿数额和标准方面。[3]被害方就其所遭受的物质、精神损害在现实生活中得到满意的经济弥补通常是达成刑事和解协议的必备条件之一。2．被刑事指控者通过刑事和解得到从宽处理，主要表现为：人民检察院在审查阶段依法对已取得被害方谅解并达成刑事和解协议的犯罪嫌疑人不，或者后建议人民法院从轻判处；人民法院在审判阶段对已取得被害方谅解并达成刑事和解协议的被告人从轻或免除刑事处罚，即“赔钱减刑”。
二、“破财免灾”现象产生的现实社会背景
任何一种社会现象的出现非空穴来风，自有其产生的缘由。当代中国社会生活中出现的上述“破财免灾”现象，其产生的社会背景主要有：
（一）市场经济体制下，金钱的作用被无限扩大
人依赖于物质而生存。金钱作为一种物质符号在市场经济体制下通常被广大民众作为衡量工作成绩、能力甚至是个人价值的标准之一。在市场经济运行过程中大多数纠纷均可用金钱解决。我国古谚便有“有钱能使鬼推磨”之说。在市场经济运行过程中发挥万能媒介作用的金钱因其物质符号属性已经被我国立法机构作为制裁违法甚至犯罪行为的一种重要工具。经济惩罚条款在众多民事、经济、行政法律法规中的大量出现便是例证。同时，金钱在司法领域内的媒介作用日益明显。经济赔偿作为纠纷一方或各方在解决各种纠纷时通常所希望、也是人民法院在处理各类纠纷时经常采用的一种纠纷处理方式。在刑事司法领域亦然。现实生活中，有相当部分被害人在请求司法机关依法严惩加害人的同时更加希望自己所遭受的物质损失能得到有效弥补。被刑事指控者或其亲友通常也愿意以适宜的对价（通常表现为支付被害人一定数量的金钱作为赔偿或精神抚慰金）来替代被刑事指控者全部或部分刑事责任。我国现行刑事法律规范也明确将被刑事指控者本人或其近亲属对刑事被害人的赔偿作为人民法院认定刑事被告人认罪、悔罪表现之一。
（二）刑事被害人所遭受的物质损失在现实生活中通常难以得到有效弥补
根据我国现行法律法规规定，刑事被害人因他人犯罪所遭受的合法物质损失主要通过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被告方的赔偿来进行弥补。由于我国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在立法及司法适用过程中的缺陷导致现实生活中有部分被害人的合法物质损失得不到有效弥补。[4]为一定程度地抚慰刑事被害人，2007年9月最高人民法院作出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刑事审判工作的决定》，要求各地法院探索建立刑事被害人国家救助制度并努力使被害人的损失减少到最低限度。目前少数地方法院或检察院结合本地实际情况，单独或联合当地其他部门出台一些关于对刑事被害人进行国家救助的地方性文件并在实践中进行探索。[5]但因尚无统一立法，目前各地做法和措施参差不齐，救助范围、标准及程序等均不尽相同。受财力所限，各地实施的国家救助制度中都规定着严格的救助条件。现实生活中，刑事被害人申请当地法院或检察院实施国家救助获取成功的可能性较低。同时因“僧多粥少”，目前各地对刑事被害人的救助均为象征性、一次性救助，只能解刑事被害人的“燃眉之急”，无法从根本上改变遭受重大物质损失的刑事被害人贫困处境。[6]
（三）刑事案件发生率的持续升高与有限刑事司法资源间的冲突日益加剧，使得基层刑事司法机构不堪重负
古人云“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见《论语·季氏篇》）。市场经济体制的运行促使贫富差距不断扩大和人口流动性不断增强，一定程度地导致社会矛盾冲突日益加剧。近几年来，我国刑事案件发案率持续升高。“2003年至2007年，我国各级人民检察院共批准逮捕各类刑事犯罪嫌疑人4232616人，提起公诉4692655人，比前五年分别上升20.5％和32.8%。”[7]“2008年我国各级人民检察院共批准逮捕各类刑事犯罪嫌疑人952583人，提起公诉1143897人，分别比上年增加3.5％和5.7%。”[8]为应付“诉讼爆炸”，措施之一便是在增强现有司法人员业务素质的同时增加司法人员编制。但增加司法人员编制必然导致司法资源投人增大。由于目前我国司法资源供给主要来源于司法体制外部，[9]受制于同级政府和当地经济发展状况，因此司法资源的同比投入通常难以得到同级政府保障。“2008年全国各级法院审结案件数是1978年的19.5倍，在数量大幅增长的同时，案件类型更加多样，处理难度越来越大，但人员数量仅增加了1.68倍，案多人少的矛盾日趋突出；一些法院特别是中西部地区基层法院办案经费短缺、人才流失、法官断层等现象依然存在。”[10]我国人民检察院“基层基础工作仍需加强，一些地方检察院办案力量不足、中西部和贫困地区基层检察院经费短缺、人才流失、检察官断档等问题依然存在。”[11]司法机关“案多人少”现状迫使司法人员尤其是基层司法人员疲于工作，无时间和精力及时“充电”以提高自身业务素质及能力。同时科技的发展导致犯罪形态日益复杂化，进一步加剧司法人员尤其是基层司法人员处理刑事案件的难度及压力。
三、“破财免灾”现象对社会所产生的作用及影响评析
一定的社会背景孕育着某种社会现象。某种社会现象的出现必将影响着现行社会的运行。“破财免灾”现象对当代中国社会的主要影响及作用评析如下：
（一）及时缓解刑事纠纷双方业已存在的紧张关系，利于社会秩序的和谐与稳定
现实生活中，被害人参与刑事诉讼或提起刑事自诉的目的通常有二：满足报复心态和请求物质损失弥补。“破财免灾”一方面可使被害人的合法物质损失得以充分、有效弥补以避免被害人陷入相对贫困或绝对贫困，同时也可一定程度地抚慰刑事被害人，淡化或削减其内心的报复欲望，避免刑事被害人成为潜在的犯罪行为人，及时修复原本存在的某种亲善关系或缓和纠纷双方间的紧张关系，利于社会秩序的和谐与稳定；另一方面也可使加害人不脱离社会或尽早回归社会，避免加害人在管理不善的羁押场所成为犯罪学校的学员。“一般认为，往往成为问题的是，收容机构是犯罪学校，犯罪者不但改造不了，反而学会了新的犯罪技能或者收容时成为朋友关系，因而妨碍从新做人，其结果表现为再犯。”[12]另外对刑事被害人物质损失的弥补通常意味着加害方一定数量的物质损失。在市场经济体制下，金钱在现实生活中的作用日益明显。因弥补刑事被害人物质损失所遭受的金钱丧失能一定程度地抑制加害人因实施犯罪尤其是伤害犯罪所带来的愉悦感，可一定程度地预防其再次犯罪。
（二）节省有限的司法资源
所谓司法资源是指司法机关通过司法程序解决社会纠纷或矛盾所需的人、财、物等物质财富的总称。效率乃司法的理想价值目标之一。罪犯的主观恶性有大小之分，其行为对社会秩序的破坏程度也有轻重之别，因此采取多元化解决方式来处理不同形态的刑事纠纷以提高刑事司法效率、节省司法资源乃当今法学界、司法界的主流观念。“破财免灾”可一定程度地缓和近些年来刑事案件发生率的持续升高与有限刑事司法资源间的冲突。这是因为：刑事“私了”、“以罚代刑”能有效地阻截一部分刑事纠纷进入司法程序，[13]当然可节省处理这些刑事纠纷所消耗的司法资源。“刑事和解”通常可使刑事被害人与加害方就民事赔偿问题达成某种协议，可一定程度地节省司法机关继续处理民事赔偿纠纷所消耗的司法资源。
（三）易削弱刑罚所具有的一般预防功能
世间万事万物皆利弊相随。“破财免灾”现象在节省司法资源、缓解刑事纠纷双方紧张关系的同时极易导致广大群众误解，冲击社会民众传统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等朴素法制观念，削弱刑罚所具有的一般预防功能。这是因为：“善恶有报”等传统观念一直根植于国民心中。“破财免灾”通常会降低或免除刑罚对有较好经济赔偿能力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报应性惩罚程度，动摇民众固有的“因果报应”、“法网恢恢疏而不漏”等观念，降低刑罚在民众心中所固有的威慑力，甚至导致部分民众误认为“赎刑”制度死灰复燃，从而产生“金钱万能”等不良观念。另外我国实施成文法制度。成文法的特点之一在于其公开公示从而可能发挥指引、预测功效。社会民众通常根据成文法的具体规范来预测自己的行为可能招致的他人、国家的反应从而决定达到某种目的的行为模式。“法律按其真正的含义而言，与其说是限制还不如说是指导一个自由而有智慧的人去追求他的正当利益”。[14]“破财免灾”现象无疑会冲击现行法律规范的指引、预测功效，在现实生活中极有可能会混淆社会民众对违法犯罪及其后果的认识。“因某种刑事犯罪所付的罚金可能变得微乎其微，以致于人们心甘情愿地缴纳罚金。此时，人们感觉它‘不过是税’，因而‘犯罪’就成了常事了。这恰恰是因为在这些情况下，规则（象刑法的大多数规则那样）应被作为行为标准来认真对待的观念消失了”。[15]因此“破财免灾”可能会促使社会上一些自控力较弱的不稳定分子基于对金钱“消灾”作用的认识和对刑罚的蔑视，为满足报复、获利等需要实施犯罪。这正如伯恩特·许乃曼指出：“刑罚必须实现对行为道义上的责难，如果只适用于属于民法核心的经济赔偿以及实现道德上的蔑视，那么积极预防的效果将受到威胁。”[16]
四、引导社会民众正确认识“破财免灾”现象的策略
“破财免灾”现象之所以在当代中国社会普遍存在，自有其合理之处。为最大程度地减少“破财免灾”现象所产生的负面影响，我国刑事司法机构应通过以下方式来引导社会民众正确认识“破财免灾”现象：
（一）完善刑事司法信息公示方式
司法实践中，刑事司法信息主要包括刑事司法过程中已出现的某种情况、司法处理结果及支持理由、刑事法律规范的立法精神及内涵理解等。基于知识背景、刑事司法过程的参与度等方面不同，刑事司法人员与当事人、社会民众所掌握的司法信息不同。通常而言，刑事司法人员所掌握的司法信息量会大于当事人和社会民众。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刑事司法信息的公示在最大限度地抑制司法腐败的同时能有效地消除当事人、社会民众对刑事司法过程及结果的猜疑，增强司法公信力。“在一个秩序良好的社会中，司法部门应得到人民的信任和支持。从这个意义出发，公信力的丧失意味着司法权的丧失”。[17]我国的刑事司法信息公示主要通过公开庭审、召开案情会和向当事人送达司法文书的方式来实现。经多年的审判公开制度建设，目前我国各级法院在庭审公开方面做得较好。司法裁决书的说理性也有所加强。各级人民法院的案情会制度也日趋完善、成熟。笔者认为我国刑事司法信息公示制度中主要问题是：在现实生活中，与案件处理无利害关系的广大社会民众无适宜渠道直接了解刑事司法信息。首先，与案件无利害关系的广大民众依法无权查阅相关的司法文书；其次，基于成本支出、无利害关系和“有麻烦找律师”心理，与本案无利害关系的广大社会民众通常不会去参加庭审和案情会。因此在现实生活中，广大社会民众主要通过当事人、当事人的近亲属或其他民众的传述和网络、报纸、电视等媒体来了解相关司法信息。在司法实践中，叙述者可能会因利益、自身价值标准和对案件客观事实或法律事实的片面了解等因素致使叙述失真。另外由于现行规范、监督媒体行为的制度、法规不健全，也难以避免部分媒体新闻者为追求新闻的轰动效应进行片面报道甚至虚假报道。刑事司法信息公示制度中的上述缺陷在现实生活中极可能导致被误导的社会民众在司法腐败潜意识作用下对案件处理过程中出现的“刑事破财免灾“或“赔钱减刑”作出不正确的消极评价。为避免广大群众误解，各级刑事司法机构应从情、理、法角度详细阐述刑事案件的处理结果及支持理由，尤其要详细说明本案采用“刑事破财免灾”或“赔钱减刑”进行处理的法理、情理并可通过以下方式来向社会民众公示刑事司法信息：1．与当地法律援助机构、基层行政机关协作，在当事人所在社区、街道或村庄张贴相关司法文书方式向当事人周围社会民众详细告知本案的相关刑事司法信息以提高刑事司法工作的透明度；2．加强各级刑事司法机构的网络技术力量，建立起本院的电子网站，通过网络向社会公示本院所处理案件的相关刑事司法信息。
（二）对相关媒体报道材料进行必要监督
新闻犹如一柄双刃剑，其在向社会民众展示信息的同时极可能误导民众。因此我国政府应加强《新闻法》立法工作，尽快出台《新闻法》以规范新闻报道行为。目前各级刑事司法机构在采用“刑事破财免灾”或“赔钱减刑”处理案件时可通过以下方式对相关媒体报道材料进行必要监督以免媒体误导社会民众：1．对于依法应公开审理的案件或可公示的相关司法文书，允许媒体以对法律自负其责的态度就“刑事破财免灾”或“赔钱减刑”问题进行如实报道。如媒体报道不实，刑事司法机关可通过检察建议、司法建议方式建议媒体所在地的新闻出版管理机关责令媒体在其最近出版的报纸、期刊的同等版位上公开发表更正声明，必要时可通过检察建议、司法建议方式建议当地的新闻出版管理机关根据《报刊刊载虚假、失实报道处理办法》相关规定依法追究新闻媒体的通报批评、检讨、警告、罚款等行政责任并对有关责任人给予相应的行政处分。2.在刑事终审或一审刑事裁决作出后应允许媒体对“刑事破财免灾”或“赔钱减刑”问题进行评论。对于评论内容中出现的人身侮辱或人身攻击性言论，遭受人身损害的刑事司法人员可通过提起民事侵权诉讼或刑事自诉方式来依法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注释】
[1]参见郭华：《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机制的立法问题研究—以公安机关的经济犯罪侦查为中心》，载《犯罪研究》2009年第1期。
[2]参见《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编辑部：《刑事和解实证研究观点撷录》，载《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09年第2期。
[3]参见陈瑞华：《刑事诉讼的私力合作模式—刑事和解在中国的兴起》，载《中国法学》2006年第5期。
[4]参见宋高初：《论我国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判决的执行》，载《内蒙古社会科学》2004年第1期。
[5]2004年11月，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联合本市政法委、财政部门了《青岛市刑事案件受害人经济生活困难救济金管理办法》，建立并实施了刑事被害人救济金制度。参见：《畅通刑事被害人国家救助之路—立足于我国经济、司法实际的理性分析》，载《消费导刊》2007年第12期。另外江苏昆山市人民检察院于2007年3月29日出台了《关于设立特困被害人救助专项基金的暂行办法》，建立并实施了特困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参见黄煜明、蒋国锦：《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在检察机关的构建和实践》，载《江南论坛》2008年第5期。
[6]参见张温龙：《我国实施刑事被害人救助的不足与完善—以福建省石狮市人民检察院的司法实践为视角》，载《福建法学》2008年第3期。
[7]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贾春旺于2008年3月10日在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所作的《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
[8]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于2009年3月10日在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所作的《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
[9]按照目前我国现行体制，构成司法资源的人、财、物基本来自司法体制以外，即各级司法机关的党组织受同级地方党委领导，司法官员归同级党委及组织部门挑选和管理，由同级人大常委会选举和任免，司法机关赖以运转的资源也由同级人民政府和财政部门划拨。参见王英：《论司法资源供给制度改革》，载《中共郑州市委党校学报》2005年第6期。
[10]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王胜俊于2009年3月10日在十一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所作的《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
[11]前注[7]，贾春旺所作报告。
[12][日]森武夫：《犯罪心理学》，王传壁译，知识出版社1982年版，第158页。
[13]现实生活中，非法的“刑事私了”行为可能会导致当事人已付出的某种资源被浪费或承担相关法律责任，但由于这些行为通常是秘密进行，故通过“私了”方式处理的大部分刑事纠纷都有可能没有被重新进入司法程序再次处理。
[14]〔英〕洛克：《政府论》，瞿菊农、叶启芳译，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35页。
[15]〔英〕哈特：《法律的概念》，张文显等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版，第41-42页。
经济纠纷处罚标准篇4
证券监管是证券市场健康有序发展的重要保障，我国的证券监管属于政府部门监管与证券业中各个组织的自律监管相结合的监管体系，其中证券业协会是自律监管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证券业协会是依据《中国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和《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有关规定设立的证券业自律性组织，是社会团体法人，接受中国证监会、国家民政部的业务指导、监督和管理。①在加强社会治理的视野下，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报告提出：要激发社会组织的活力，推进社会组织依法自治，在社会治理中发挥作用。这就对我国证券业协会的自律监管提出了新的要求和挑战。
一、我国证券业协会自律监管存在的问题
我国证券业协会成立20多年以来，秉承其“自律、服务、传导”的宗旨，在推进行业自律管理、加强行业诚信建设、反映行业意见建议、改善行业发展环境等方面②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和进展，但其在实际中起到的作用，与理论探讨的应有职能相差甚远。现今我国证券业协会在自律监管方面存在着以下问题：
（一）缺乏独立性
我国证券业协会被定性为非营利性社会团体法人，依据《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的规定，成立社会团体，应当经其业务主管单位审查同意，再依照该条例规定进行登记。中国证券业协会在进行社会团体登记时，需取得其审查同意的这个业务主管单位，实际上便是中国证监会；各地证券业协会进行社会团体登记时，填报的业务主管单位也是中国证监会在各地的派出机构。这使得证券业协会在设立之初就缺少了应有的民间性和独立性。
此外，我国证券业协会机构的负责人多采用行政任命方式，从原行政机关工作人员选任或由行政编制人员兼任。《证券业协会章程》第四十二条规定，协会设专职会长一名，专职副会长和兼职副会长若干名，会长、专职副会长由中国证监会提名；第四十三条规定，协会根据需要设秘书长一名、副秘书长若干名，秘书长、副秘书长由中国证监会推荐。这种人员任命传统和规定使得证券业协会对证券行政监管部门形成了特有的附属和依赖，难以发挥其自律监管职能。
（二）缺乏权威性
我国证券法赋予证券业协会“监督、检查会员行为，对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协会章程的，按照规定给予纪律处分”的权力。证券业协会2002年颁布的《中国证券业协会会员公约》第十三条规定，对违反本公约的会员，协会可采取书面或口头的形式进行提醒或质询，并可根据情节轻重给予书面批评、会员内通报批评、公开谴责、暂停部分会员权利、暂停会员资格、取消会员资格六种处分，可见证券业协会对于会员最严厉的处罚即取消其会员资格。而实际情况是在证券业协会成立的20多年历史中，从没有因自身调查而取消会员资格的情况发生，对违规会员的惩戒权多是由我国证监会行使，证券业协会更多是发挥着服务和传导职能，相比之下自律监管职能非常薄弱。
证券业协会有权通过制定本行业的职业道德标准、行为准则、资质标准以及组织与管理规范来对证券业进行管理。但证券业协会历年来制定的行业标准，大多是在证监会已有的规则下做出的细化规定，缺少以维护行业自身利益为出发点制定出的行业标准。这就使得协会更多时候成为了政府职能部门的职能延伸，缺少应有的自治和权威。
（三）缺乏纠纷解决机制
我国《证券法》第一百七十六条规定证券业协会对会员之间、会员与客户之间发生的证券业务纠纷进行调解，但并没有规定其它的解纷解决机制。1994年证监会的《关于证券争议仲裁协议问题的通知》中规定了证券经营机构之间以及证券经营机构与证券交易所之间因股票的发行或交易引起的争议必须采取仲裁方式解决。同年，国务院证券委和国家发改委的《到境外上市公司章程必备条款》中规定申请仲裁者可以选择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按其仲裁规则进行仲裁，也可以选择香港国际仲裁中心按其证券仲裁规则进行仲裁。实践中我国的证券争议解决机构为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这就使得仲裁地只能选择北京、上海和深圳。由于该机构仲裁程序复杂，对于证券类纠纷专业性不强，这都增加了争议解决的成本，故每年鲜有证券争议方选择此种纠纷解决方式。
二、我国证券业协会自律监管的建设与完善
当前我国正处于深化政治体制改革的关键时期，其中创新社会治理体制作为改革的重要环节，要求我国能够改进社会治理方式、激发社会组织活力、创新有效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体制。基于此，我国证券业协会应结合自身发展存在的问题，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建设和完善：
（一）通过立法保障证券业协会的独立地位
不同于西方的证券市场，我国的证券市场发展历史尚短，发展过程中缺少相应的自发性因素，更多是由政府有意识建构的结果，我国证券业协会就是在这一背景下设立起来的。这种先天的不足造成了其属性的不明确，缺少作为社会组织的独立性。这就要求立法机关通过相关法律的制定和修改，明确证券业协会的独立法律地位，规范其职权和功能，从而厘清证券业协会作为行业自治组织与证监会等政府职能部门的关系。在证券业协会的人员任命上，也需要立法机关和相关部门对现有规定做出调整，使协会的人事安排脱离行政属性，实现人员任用上的自主独立，这样才能为协会职能上的自律监管提供保障。
（二）在制度设计上建立有效的惩戒机制，赋予证券业协会监管权威
拥有有效的惩戒机制，我国证券业协会才能发挥真正的激励和惩戒作用。协会目前针对会员违规行为的处罚规定中，只有关于资格的处罚规定，缺少经济处罚措施。资格处罚的做出涉及证券行业各方利益，从决定惩处到处罚的做出要经历较长的时间，若只给予批评、惩戒等处分，不足以达到威慑、惩戒的目的，惩处弹性不足。设立合理的经济处罚恰好能够避免资格处罚的上述缺陷，增强证券业协会违规处罚威慑力。
在设计完善协会处罚方式与力度的同时，也要在制度设计上保障协会有相应的处罚权能。证券业协会作为证券行业自律组织，应代表证券行业及其组成会员自身利益，结合证券市场发展规律，制定有助于保障证券行业平稳健康发展的行业规范，树立起协会在自律监管领域的权威。要做到这一点，同时也要求作为我国证券监管部门的中国证监会能够适当下放监管权能，从而促进政府与社会组织在社会管理中的分工协作，更好的发挥行业协会的自治管理功能。
（三）建立有效的纠纷解决机制
行业内部的纠纷解救机制以其高效率、低成本的优势，自商品经济发展历来，就在各国社会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对于证券行业来说，其特有的技术性和复杂性，使得证券纠纷在行业内部解决具有更加明显的优势。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作为行业外部的仲裁机构，多年来对于证券纠纷解纷作用发挥的并不明显。另一方面，证券纠纷双方如选择通过司法程序解决纠纷，由于法院中案件过多，办案人员不足，且缺乏相关专业知识，造成大量的证券纠纷案件拖而不决。这些现实都急需我国建立起证券行业内部的纠纷解决机制。
我国证券业协会作为最适合的第三方解纷主体，可以参照发达证券市场国家的相关经验，设立适合我国证券行业发展的争议仲裁机构。该机构的设立不仅要求通过相关法律赋予证券业协会解纷权能，还需要相关主体制定具体的证券行业争端解决规范，赋予证券业协会在行业内部解决纠纷的制度保障。在证券业协会中建立有效的纠纷解决机制，将有助于行业协会在化解社会矛盾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注释：
经济纠纷处罚标准篇5
第一条 为了加强专利保护、维护专利权人及公众的合法权益，鼓励支持发明创造和发明创造的推广应用，促进科技进步和经济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实施细则》和国家有关规定，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凡在本省范围内从事与专利有关的制造、使用、销售、进出口贸易，以及进行专利的申请、转让、实施许可、开发、技术服务等活动的单位或者个人，必须遵守本条例。
第三条 县（含自治县、县级市、省辖市的区，下同）以上人民政府的专利管理机关负责专利保护工作和处理专利纠纷、查处假冒他人专利及冒充专利行为等专利政执法工作。
其他有关部门，应依照各自职责配合专利管理机关做好专利保护工作。
第四条 省设立专利保护技术鉴定委员会。鉴定委员会的人选，由省专利管理机关提名，报省人民政府批准。鉴定委员会日常工作由省专利管理机关承担。
专利保护技术鉴定委员会可以受人民法院、专利管理机关、仲裁委员会、其他机关和单位及当事人的委托，依据有关法律法规进行与专利保护范围有关的技术鉴定工作。
第五条 各级人民政府对技术含量高的专利产品应按高新技术产品的政策给予扶持。
第二章 专利管理
第六条 鼓励将具备申请专利条件的研究开发成果和外观设计及时依法申请专利。
重大项目在申请专利之前，应组织有关专家进行咨询论证。
与专利申请有关的人员应依法履行保密义务，并不得私自进行技术转让。
第七条 任何人不得擅自将属于单位的职务发明创造以个人名义申请专利。
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阻碍非职务发明创造申请专利。
对作出职务发明创造的发明人或设计人，所在单位应及时依法兑现奖金和报酬。
第八条 有下列情况之下的，必须向主管部门提交专利检索及专利论证报告：
一、重大科研立项和新产品、新技术开发；
二、新技术、新设备和新产品的进出口贸易；
三、外方以专利技术、设备作为投资申办中外合资、合作企业；
四、申报高、新技术企业资格；
五、需要提交专利检索及专利论证报告的其他情形。
第九条 专利资产的评估应由省专利管理机关审查核准具有专利资产评估资格的评估机构进行，评估结果应报省专利管理机关备案。
国有资产占有单位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须向国有资产管理部门申请立项，进行专利资产评估：
一、转让专利申请权、专利权的；
二、国有企事业单位作为法人在变更或终止前需要对专利资产作价的；
三、以国有专利资产与外国公司、企业、其他经济组织或个人合资、合作实施的；或者许可外国公司、企业、其他经济组织或个人实施的；
四、以专利资产作价出资成立有限责任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的；
五、以各种形式从国外引进专利技术的；
六、其他按国家规定应进行专利资产评估的。
非国有资产占有单位或个人申请对其专利资产进行评估的，须向专利管理机关申请立项。
第十条 鼓励单位或个人以其专利资产按国家有关规定向股份制企业作价出资入股；对作出职务发明创造的发明人或设计人，可以授予股份作为职务发明的报酬。
第十一条 企业事业单位在其职工因退职、退休、调动工作等情况离开本单位之前，应及时将该职工完成的职务技术成果进行清理。对于具备申请专利条件的，应及时办理专利申请手续。
第十二条 专利权人和专利实施被评可方，有权在其专利产品或者该产品的包装上标明专利标记或专利号，并可以在产品上或该产品的包装上缀附由省以上专利管理机关审查、监制的专利防伪标识。
标记为专利产品的，应当具备该专利产品的有关专利证明。
第十三条 利用广播、电视、报刊等宣传、推销专利产品或者专利技术的，必须向审批机关和传播单位出具专利证书、专利文件和专利管理机关确认的专利有效性证明。专利实施被许可方还必须提供该专利实施许可合同副本。
审批机关和传播单位应严格按照有关规定审查上述证明材料。
第十四条 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从事导致侵犯专利权、假冒他人专利、冒充专利行为的活动。
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为他人侵犯专利权、假冒他人专利、冒充专利行为提供制造、使用、销售、进口、出口、展示、广告、仓储、运输、隐匿等便利条件。
第十五条 专利权人及其利害关系人对进出口货物涉嫌侵犯专利权的，可以按国家有关规定请求专利管理机关和海关实施保护。
第三章 专利纠纷的处理
第十六条 当事人对下列专利纠纷，可以请求专利管理机关处理，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
一、专利侵权纠纷（包括假冒他人专利纠纷）；
二、专利申请权纠纷和专利权属纠纷；
三、关于职务发明人的奖励和报酬的纠纷；
四、发明专利申请公布后至专利权授予前实施发明的费用纠纷；
五、无仲裁约定的专利申请权转让合同、专利权转让合同及专利实施许可合同纠纷；
六、发明人、设计人资格纠纷；
七、其他按国家规定应当由专利管理机关处理的专利纠纷。
第十七条 省专利管理机关负责处理省内有重大影响的、管辖权不易确定的或者涉及省外当事人的，以及其他应当由省专利管理机关管辖的专利纠纷。
省以下各级专利管理机关负责处理按省有关管辖分工规定属自己管辖的和上级专利管理机关指定管辖的专利纠纷。
第十八条 请求专利管理机关处理专利纠纷必须符合下列条件：
一、请求人是与专利纠纷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单位或个人；
二、有明确的被请求人和具体的请求事项、事实和理由；
三、当事人任何一方均未向人民法院起诉或者无仲裁约定；
四、属于本条例第十六条规定的受理范围和属于接受请求的专利管理机关管辖。
第十九条 涉及国有企、事业单位专利权益，其上级主管部门或国家规定对国有资产负有管理责任的部门提出处理专利纠纷请求的，专利管理机关应予受理。
第二十条 专利管理机关立案受理专利纠纷请求后，应在十日内通知被请求人答辩。
被请求人收到答辩通知后应在十五日内提交答辩书和有关证据。
被请求人不按时提交或不提交答辩书的，不影响专利管理机关的处理。
第二十一条 专利管理机关立案后，被请求人在答辩期内请求中国专利局撤销专利权或者请求专利复审委员会宣告专利权无效的，应当书面通知专利管理机关，并可以申请中止本案专利纠纷的处理程序，专利管理机关对是否中止处理，应作出审查决定，并通知当事人。
第二十二条 专利管理机关处理专利纠纷时，有权进行现场勘验检查，封存或者暂扣与案件有关的档案、图纸、资料、帐册等原始凭证，有关单位或者个人应协助调查并提供有关证据材料，不得拒绝。
对于应当保密的证据，专利管理机关、有关单位和个人负有保密义务。
专利执法人员调查取证时应当出示执法证件。
第二十三条 专利管理机关处理专利纠纷时，可以根据请求人的申请，封存或者暂扣与案件有关的货物、材料、专用工具、设备等物品。
请求人申请采取上述措施的，必须提供担保。未提供担保的，专利管理机关可以驳回其申请。被请求人提供担保的，经专利管理机关审查同意，可以解除封存或者归还暂扣物品。
第二十四条 专利管理机关根据案情需要或应当事人的申请，可以追加并通知新的当事人参加本案处理。
第二十五条 专利管理机关处理专利纠纷适用调解原则，调解不成的，专利管理机关应当在六个月内作出处理决定，因特殊原因确需延期的，应报经上级专利管理机关批准。
第二十六条 下级专利管理机关处理的专利纠纷，应在作出处理决定之日起十五天以内，将处理决定书报省专利管理机关备案。省专利管理机关发现下级专利管理机关作出的处理决定确有错误的，可以纠正或者要求下级专利管理机关重新处理。
当事人对专利管理机关作出的专利纠纷处理决定不服的，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在规定期限内不起诉又不履行处理决定的，专利管理机关可以请求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四章 冒充专利行为的查处
第二十七条 专利管理机关查处下列冒充专利行为：
一、印制或者使用伪造的专利证书、专利申请号、专利号或者其他专利申请标记、专利标记的；
二、印制或者使用已经被驳回、撤回、视为撤回的专利申请号或者其他专利申请标记的；
三、印制或者使用已经被撤销、终止、被宣告无效的专利证书、专利号或者其他专利标记的；
四、使用特定专利号，其实际产品或实际方法与该专利保护范围不相一致的；
五、制造或者销售有前四项所列标记产品的；
六、其他冒充专利行为的。
第二十八条 专利管理机关查处冒充专利行为行使以下职权：
一、询问当事人和证人；
二、检查、封存或者暂扣与案件有关的物品；
三、调查与冒充专利行为有关的活动；
四、查阅、复制或者封存、暂扣与冒充专利行为有关的合同、帐册、标记等资料；
专利管理机关依法行使查处权，有关单位或者个人必须予以协助，不得拒绝。
第二十九条 冒充专利行为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的，专利管理机关应当及时作出处罚决定。
处罚决定书送达即生效。
冒充专利行为不成立的，原案应及时予以终结。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条 对实施专利侵权行为的单位或个人，由专利管理机关责令其停止侵权行为，赔偿损失，公开更正，消除影响，并没收其侵权产品及主要用于制作侵权产品的物品。对实施冒充专利行为的单位或个人，由专利管理机关责令停止冒充行为，公开更正，消除影响，销毁冒充专利的标记，没收非法所得；冒充专利标记与产品难以分离的，没收其产品并予以销毁或者采取其它措施，所需费用由冒充专利行为的单位或个人承担。
第三十一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专利管理机关视情节处以罚款：
一、实施专利侵权（包括假冒他人专利）的；
二、实施冒充专利的；
三、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二、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八条的规定，有关单位或者个人拒不提供或者隐瞒、转移、毁灭与案件有关的帐册、合同、图纸、档案资料等或者擅自启封、转移、销售被封存物品的。
罚款的幅度分别为：情节较轻的，处以一千元至五千元或者非法所得额一倍的罚款；情节较重的，处以五千元至二万元或者非法所得额一至二倍的罚款；情节严重、性质恶劣的，处以二万元至五万元或者非法所得额二至三倍的罚款。
第三十二条 实施专利侵权行为和冒充专利行为的单位或者个人不履行专利管理机关作出的消除影响、公开更正的处理决定的，由专利管理机关决定消除影响、公开更正的方式与内容，所需费用由实施专利侵权行为和冒充专利行为的单位或者个人承担。
第三十三条 违反本条例有关规定的，当事人应承担相应责任：
一、违反本条例第六条、第八条、第九条、第十一条的规定，造成国家、单位或者他人重大损失的，由所在单位或上级主管机关对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行政处分；
二、违反本条例第十四条规定的，由专利管理机关比照本条例有关专利侵权行为和冒充专利行为所应承担法律责任的规定予以处理或处罚；
三、拒绝、阻碍专利管理机关依法执行公务的，由公安机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处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第三十四条 当事人对专利管理机关作出的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向人民法院起诉。当事人在法定期间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不向人民法院起诉，又拒不执行处罚决定的，作出处罚决定的专利管理机关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三十五条 专利管理机关在处理专利纠纷、查处假冒他人专利及冒充专利行为过程中，发现需要对直接责任人员予以行政处分的，应书面建议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机关给予行政处分。
第三十六条 专利执法人员滥用职权、徇私舞弊、贪污受贿的，由其所在单位或上级主管机关给予行政处分；触犯刑律，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第六章 附 则
第三十七条 停止侵权是指停止与侵权行为有关的制造、使用、销售、进出口以及本条例第十四条所列的活动；将侵权产品或者使用侵权方法直接获得的产品予以销毁或采取其他措施；将制造侵权产品或者使用侵权方法的专用模具、工具、专用设备、专用零部件等予以销毁或采取其他措施。
第三十八条 赔偿损失包括侵权人因侵权给专利权人造成的损失和专利权人调查侵权行为所耗的合理费用。
因侵权造成的损失赔偿额，以专利权人的实际经济损失，或者侵权人侵权所获利润，或者不低于同类专利许可实施的使用费计算。
属于包装、装璜外观设计专利侵权的，以被附属产品的全部利润计算损失赔偿额。
利润难以核算的，以侵权人产品的产值乘以该行业平均利润率或者专利权人的利润率计算。
按上述方法难以计算损失赔偿额的，专利管理机关可以确定一万元至十万元的损失赔偿额。
第三十九条 本条例应用中的问题，由省专利管理机关负责解释。
经济纠纷处罚标准篇6
行政司法行为的存在、发展和功能之充分发挥，更是深深置根于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之中，市场经济的发展，经济关系、社会关系的复杂化导致社会冲突或纠纷的增多及解决难度的增大（因涉及利益关系及专业性增强），从而要求多渠道、多层次的纠纷解决机制和方式，以摆脱传统的三权分立体制下主要靠法院审判这种纯司法途径解决纠纷的模式之局限，努力探寻和拓展审判外的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和途径，并使其向着民主性、公正性、专业性、效率性等方面发展。行政司法行为就是适应了市场经济需要多渠道、多层次的纠纷解决机制的客观要求，它是现代市场经济中需要加强国家宏观调控发展趋势的必然产物，且有利于加强经济执法以及司法。行政司法这种特定的纠纷解决机制在许多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和社会生活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成为现代市场经济国家加强国家宏观调控和政府对经济间接干预的重要手段。其中，以英国和美国的行政裁判制度尤为典型，一般所通行的是行政复议行为和行政裁决行为（有些国家也存在着相似于行政调解的组织和机能），所裁处的对象既包括行政争议又包括民事纠纷，且更注意采用司法程序和尊重当事人的权利。我国的行政司法，其制度化、规范化、法律化，乃是与改革开放同步，即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经济、政治体制改革以及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法制（特别是行政法制，更具体而言是行政程序法制）建设的一项成果和产物，是在发展商品、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为及时有效地解决纠纷，协调各方面利益关系，并使行政管理民主化、法制化，强化其自律机制使自律和他律相结合的必然结果。我国的行政司法行为包括行政复议行为、行政裁决行为、行政仲裁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颁行前）。行政复议行为主要解决那些对行政机关的相关处理和决定不服而产生的行政争议，其范围基本上与行政诉讼的范围一致并略宽，以便于行政复议同行政诉讼相衔接。行政复议是我国相对最为规范的行政司法形式，其法律依据也更较充实。行政裁决行为主要解决与合同无关的若干民事纠纷，行政裁决行为总的来说可分为确权行为（以解决权属争议和权限争议）以及归责行为（以裁处损害赔偿纠纷和侵权纠纷）这两大系列，其中包括关于专利、商标的专门行政裁判行为。行政调解行为所解决的民事纠纷其范围就更宽，既包括合同纠纷又包括非合同的民事纠纷乃至民间纠纷，既包括损害赔偿或补偿纠纷又包括侵权赔偿纠纷，还包括经济纠纷、劳动争议、权属和权限纠纷等。行政仲裁行为主要解决相关的合同纠纷（特别是经济合同纠纷），也解决一些其他的民事、经济和劳动纠纷。在这四种具体的行政司法行为中，行政复议和行政裁决都是典型的具体行政行为，它们通过作出行政处理决定来解决有关纠纷或争议，所作出的行政处理决定具有行政法律效力，同当事人之间发生行政法上的权利、义务关系，因此都是可以提起行政诉讼并使其接受司法审查的。行政调解则是行政机关居间对双方当事人发生的纠纷进行调停，而不是行使行政权力，所达成的调解协议一般不具有法律效力和执行力（除了仲裁中的调解之外），是靠当事人自觉履行，而调解不成或不服调解的还可进行裁决或可申请仲裁，并可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行政仲裁乃是行政机关的特定机构以第三人的身份对特定的纠纷或争议居中作出公断或裁决，它采用合议制，按照特有的仲裁程序，并由特定的机构进行，因此其司法性较其他行政司法行为更为明显，仲裁裁决的法律效力也强于一般行政裁决之效力，不服行政仲裁也可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但由于行政仲裁背离了仲裁制度所固有的民间性本质特征，典型地体现了我国以往实行的计划经济的影响和痕迹，随着《仲裁法》的颁行，已导致行政仲裁向民间仲裁的改革和转轨。从行政司法的发展趋势来看，以上述及的这些行政司法行为均可称为“显形行政司法”，即以特定的行政司法形式（复议、裁决、调解等）裁决明显存在的法律争议或纠纷；除此而外，还有所谓“隐形行政司法”，即平常所说的行政行为司法化，它是指行政机关虽不是处理明显存在的法律争议，但行政机关作出关系或影响相对人权利义务的行为（如行政处罚、行政强制执行、行政救济等），也需要“司法化”，即不同程度地采用司法程序以提高具体行政行为的质量并保证其公正性、合法性，因为它们很容易引发潜在的法律争议。从广义上说，行政司法就是运用准司法程序规范行政的各种规则、制度的总和。从这种意义上看，行政司法行为及其作用的发挥有着更加广阔的天地，它涉及到我们整个行政行为的规范化、程式化问题。关于行政行为的司法化，全国人大八届四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就作了有益的探索和尝试，该法不仅在一般程序中规定了立案、调查、检查、审查、陈述与申辩、决定、送达等必经环节，而且还正式规定了听证程序。听证会要告知受处罚当事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依据以及依法享有的申辩和质证权利，有利于对行政机关的监督，有利于听取利害关系人的意见，有利于调查取证和正确适用法律，从而便于贯彻程序公正原则。这些都体现了我国行政行为规范化、程式化、法制化的正确方向和必然趋势。
经济纠纷处罚标准篇7
【关键词】侗族;侗款;村规民约;法律多元;纠纷解决机制
【作者】蒋鸣湄,广西民族大学政法学院讲师。南宁,530006
【中图分类号】C9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454X(2009)04-0148-006
practicemodesofSocialContractandnationalLawinmodernRuralSociety
――investigationonDiversifiedDispute-solvingmechanismsinSanjiangDongautonomousCountyofGuangxi
Jiangmingmei
abstract:thewriterinvestigatestheoperationofdiversifieddispute-solvingmechanisminSanjiangDong’smoderncivilsociety,thestatusandfunctionofsocialcontractrepresentedbyvillagerulesandcustoms,andsocialalmsgivingmannersrepresentedbymediationofvillagecommitteeandtheassociationfortheelderly.thepaperexpoundsandprovesthatdispute-solvingmechanismisadynamicsystemwhichincludesproceduresandpracticeofsubstantiallaw,andrevealsthatitisthesocialrealitythatsocialautonomousforceisneglectedinpresentperiodandthatthereisonlysmallroomforchoosingdiversifieddispute-solvingmechanisms.thus,theauthoradvocatespayingmoreimportanceuponsocialcontractandsocialalmsgivinginordertopromotesocialautonomy.
Keywords:Dongnationality;RulesforDongnationality;VillageRulesandCustoms;DiversificationofLaw;Dispute-solvingmechanism
“有社会便有纠纷,于是需要防止和解决纠纷的场所、机构、程序以及有关的规则。”这些场所、机构、程序以及有关规则构成了社会纠纷解决机制。它是所有类型的社会不可或缺的,其运行方式、运行质量又为社会各种条件所规定。历史上,侗族是一个用社会契约――侗款编织起来的自治社会,人们依靠群体力量解决社会纠纷,构建井然有序的村落生活。这种绵延千年的款约文化背景,使三江侗族在国家法治的大环境下依靠社会救济解决社会纠纷的努力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一、官法渗透、款约淡出的历史进程
僻处广西北部山区的三江侗族地区,唐宋以前中央王朝还无法对其进行直接统治,侗族尚处在有款无官的社会状态。元明清至民国时期,先后在侗族地区推行土司制度、“土流并治”、“改土归流”以及类似款组织的保甲、团练制度等。虽然侗款遗风尚存,但封建统治势力近千年的渗透,使侗款早已丧失社会契约色彩,成为官府禁令的代名词,款组织也成为官府以夷治夷的重要手段。
新中国建立后,三江侗族地区的乡村基层经历了几番大变革:先是地方政权的“乡政府”“村公所”,后改为政社合一的“”,现在是“乡政府”与“村民自治委员会”。国家改变了原有对村民社会的管理,实行村民自治。然而,由于村落文化共同体受到破坏,侗款遗风日渐消失。笔者2008年2月在三江县林溪乡林溪村亮寨屯进行问卷调查时,向侗族村民下发了33份问卷,其中有10人认为本屯没有或不清楚村规民约,更不知道什么是侗款。
二、侗族乡村纠纷的基本类型和乡村社会管理结构
近年来,三江侗族自治县内的许多侗族村寨都在利用民族文化资源,进行民族文化旅游的开发,进入侗乡的外地游客日益增多,一些村民在村里办起了小旅店,组织民俗或歌舞表演活动,许多农村青年则外出打工。但侗族老人仍然注重房族或村寨的集体利益。从近几年县司法局受理的人民调解案件类型来看,婚姻赡养抚养继承、邻里关系等传统纠纷仍较突出,引发的山林、土地等公共资源性纠纷占至各类纠纷的10%左右。①此外,涉及在外追索欠薪、欠工程款以及追索工伤或交通事故赔偿款的案件也不少。
和其他民族地区的乡村一样,侗族乡村主管村民事务的是乡政府各职能部门、村委会,同时还有每个侗族村寨的老人协会。乡政府是国家政权的基层政权组织,代表国家对村寨工作进行指导和帮助;村委会是村民自治组织,管理本村的公共事务;老人协会是村中60岁以上老人自愿参加的民间群众性组织,平时组织村寨老年人娱乐健身,义务协助政府机关开展防火、治安、修路建桥等民间公益事业。村委会在村寨工作中处于核心地位。然而,八江乡八斗村发生的两个事件让人隐约感受到上述三个组织在管理乡村公共事务上的不协调:
〔事件1〕:座落在八斗村大屯的风雨桥被列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因年久失修,桥已破损。2006年村寨老人协会提议进行修葺,估算约需40万元经费。按传统习惯,维修风雨桥是村寨的大事,全寨居民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凡为建桥作出贡献的人,都会将其名刻在桥边或桥上的“千古流芳”碑上。然而,这次所遇的情景与前大不相同。老人协会在寨里募集到的钱很少,年轻人多外出打工,山上的木材也少,能就近征集到的人力和物力十分有限。于是,被群众尊为“寨老”的几位老人就到村委会反映,村委会认为难以解决,请他们到县里找文物管理部门反映。老人们到县里多次,都无功而返。群众对村委会感到失望。
〔事件2〕20世纪90年代末,三江八斗村委会曾出面组织老、中、青村民商议,大寨小屯都各自制定了村规民约,并呈报乡政府审定。开始那两年,村委会较为重视老人协会,凡涉及村寨大事,都同老人协会商量。老人们也很愿意协助村委会落实防火、治安等工作。2003年,在乡政府的帮助和主持下,村委会改选组成新班子,新的村长曾在县法院派出法庭担任过法官。但这一届村委会并不重视老人协会,没能很好发挥老人协会的作用。由于村务管理观念不同,时常与老人协会发生矛盾,当时被称为“寨老”的老人一气之下就把民国时期传下来的村规民约和相关资料都给烧了,再也不愿管村寨事务,即使有人在鼓楼里赌钱买,老人们也避之不管。②
三、社会自治型的纠纷解决方式在侗族乡村中的地位和作用
当人们遇到纠纷时都会凭着自己的经验或借鉴他人的经验对事件做出实体判断,选择处理程序,寻求多种途径解决。由此,人们对纠纷解决方式的态度恰恰反映了他们对力量错综的社会结构的整体认知与理解。社会救济――找类似“款”的自治组织进行调处曾是侗族乡村主要的纠纷解决方式,但个人救济、行政救济、司法救济等诸多纠纷解决方式同时并行,而不能仅仅依靠“款约”或“村规民约”。
(一)“村民社会”多元法的实践:萌动着的社会自治力三江侗族乡村客观上存在着由国家法、村规民约和传统习惯法等多元法组成的“规范体系”。表面上,国家法处于主导地位。2007年刘琳同志在独峒乡岜团村、独峒村、牙寨村进行过问卷调查,该三个村寨各有52.78%、45.12%、48%的受访者表示国家法律在农村的“作用很大”,是选项中被选比例最高的;并且分别有91.66%、76.83%、68%的受访者表示“在国家法与习惯法有冲突时应当服从国家法”。[2]而以款约法为代表的传统习惯法很少为村民们明确提及。至于“村规民约”,三江侗族自治县166个村寨都曾制定,并报备在乡镇政府,理论上是“村民实现自我管理的约束性规范”。
事实上,村民们解决具体纠纷时实际适用的规范与他们表面声称遵从的规范并不一致,无论是规范的种类,还是具体内容。群体实践行为带有突出的实用性色彩,各种规范、制度都是他们取舍的对象。
20世纪80年代初,侗族村寨在乡镇政府的指导下制定了村规民约。当时村规民约主要是以“防火公约”、“封山育林公约”等形式出现,是村民大会上大家依据本村实际情况商议制订的。当时既无政策依据也无参考范文,所以一些条款内容和处罚方式是对传统约定俗成“约法款”的直接延用。可是,后来部分规约在到上级政府备案过程中遭到质疑并被要求按国家法修改,或在实际操作过程中不断遭到司法部门的否定,有时候村民们为利益所趋或认识所限并不能理解,从而采取了规避甚至抵制的作法。
〔事件3〕1990年3月,三江侗族自治县周坪乡光挥村马弯屯的两位汉族青年到与之交界的林溪乡平岩村偷砍了两棵松树,其中一人被平岩村群众抓获。于是平岩村就组织了200多人到犯事者家中去把当事人的房屋拆毁。三个月后,马弯屯又有3人到平岩村去偷砍了三棵松树,其中一人又被平岩村群众抓获。平岩村的群众经过商量,觉得不能再象上次那样去毁人房屋了,为了达到警戒教育效果,决定应当按当地的乡规民约:“偷盗者如被抓获,失主喊罚多少钱就罚多少钱”来处理。于是平岩村的群众就勒令犯事者交肥猪2头、人民币700元、木头1立方米。犯事者没法,只得照办。平岩村的群众杀猪摆宴,大吃大喝。
这是邓敏文、吴浩先生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收集到的案例。2008年2月笔者到平岩村调查时还听到群众讲述这一事件。为此,笔者查阅了1986年12月25日落款为“平岩村民委员会”制定的《平岩村村规民约》③,没有看到该规约中村民们作为适用依据的“偷盗者如被抓获,失主喊罚多少钱就罚多少钱”的规定,关于盗砍杉木松木只是要求“中围一尺以上,每一株罚款50元,中围一尺以下罚款10元,原物退回失主”,所有违规行为受到的处罚方式不过是“罚款”、“罚放电影”,还专门规定“村与村、寨与寨之间发生以上民约有关的,由村民小组协商解决处理,不得私自处理,更不得抄家”。――显然,侗族村民们对盗松木者的两次处罚都没有按正式抄报上级政府的《村规民约》执行,而是最终依循乡土社会日常生活智慧、结合一些传统习惯性作法另行确定了处理方案。
(二)社会救济的现实处境:被抑制的社会自治
非正式的社会救济方式总是受到来自国家法方面的评价,其中一种评价方式是通过行政决定或司法判决肯定或否定各种救济的个案处理依据及结果。我们在三江调研时,就获知了这样一宗通过司法途径改变村民自治处理结果的案件:
[事件4]2006年4月9日下午,丹洲镇板江村小贝屯村民荣某在铁炉屯村民贲某等6户的八角桂花地里打桩并将自家耕牛栓在那里吃草,然后外出做工。贲某等人发现后,认为该耕牛损坏了作物,就将耕牛牵到板江社区居民委员会(以下简称板江社区)要求处理。板江社区找双方多次协调未果,就依据《村规民约》限荣某三日内交纳罚款并领牛。荣某不服,板江社区就按照两委及六户受害人的意见将耕牛变卖,所得款扣出罚款、放养耕牛人工费、保管费外,余款留存并通知荣某前来领取。荣某认为板江社区的做法侵犯了自己的合法财产权益而向三江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提出诉讼。一审法院认为板江社区依据“村规民约”擅自将耕牛变卖分给受侵害人没有法律依据,所以判令被告贲某退款给荣某,不予支持荣某要求赔偿的其它诉讼请求。荣某上诉,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因认定事实不清裁定发回重审。重审一审法院认可村规民约作为处理事件的依据,但是认为原告栓牛入田不是放浪牛,板江社区不应适用禁止放浪牛的条款来处理原告,卖牛抵款也不合法,所以判令板江社区和六被告全额退赔卖牛款。板江社区上诉。终审判决:板江社区“既非司法机关,又没有经法律授权,无权对被上诉人罚款,更无权变卖被上诉人的耕牛”,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这件打了四审历时两年的民事案件案情并不复杂,但处理过程的反复性体现了法律界对村委会依据村规民约来处理纠纷的效力判断上的不确定性。此类“放浪牛吃庄稼”的案件应属典型的传统民间纠纷。清末的村规民约里就已有对放浪牛行为的处理规定,邓敏文、吴浩先生收集的1986年《平岩村村规民约》、1990年《干冲村村规民约》中也都明文规定“放浪牲畜造成损失要处以罚款”⑨。实际上即使不在款约影响深远的侗族地区,对放牛的管理也是国家公权力管理范围之外。所以,此类纠纷由村民通过自治组织村委会按照村规民约来处理,具有通常意义上的正当性。可能是基于上述认识,板江社区居民委员会在有效举证本社区《村规民约》,并经过包括荣某在内的全体村民讨论通过、经乡丹洲镇人民政府备案、处理此事的程序手续完全符合《村规民约》规定等等同时,还在其提交的《民事答辩状》上陈述:
“根据《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的规定,村民会议可以制定和修改村民自治章程、村规民约,并报乡、民族乡、镇的人民政府备案。‘村规民约’是依照法律法规,适应村民自治要求,由同一村的村民在生产、生活中,根据习俗和共同约定的自我约束的一种规范。是大家共同利益的集中体现,是国家法律法规在基层的具体体现,同时也是村民之间的契约。……我居委会的‘村规民约’是我居委会村民约定的管理村务和处理纠纷的公约。当出现有违反‘村规民约’约定的情况下就按照‘村规民约’的约定处理。拍卖原告的牛所得款支付损失户的损失、支付误工费、管护费是按照‘村规民约’的约定方法处理的,不是居委会依职权行使处罚权。”
然而,法院终审判决并没有认可上述逻辑,认为居委会对荣某的处理就是违法行使职权,应予否定。
我们注意到,此案审判庭争执的焦点主要集中在板江社区“罚款”和“通过变卖牛实现罚款”的行为是否正当合法上。1996年国家颁布实施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规定了“非依法律、法规不得设定和实施行政处罚”的原则,所以法官们认为“村规民约不得设立处罚”、“居委会不得行使处罚权”是有依据的。可是,板江居委会对放浪牛者所作出的罚款并非行政法意义上的行政处罚,而是代表村民集体对成员个体“违约行为”的追究。这种惩罚权的成立正是基于当事人自身的“同意”――其在村规民约(可视为一种社会契约)中所表达的就村落公共管理事项自愿接受相应约束,以及同意由代表机构村委会代为实现约束的意愿。因此,依法定程序形成的村规民约中的处罚规定,无论是申诫罚、财产罚或行为罚,只要没有损害宪法赋予公民的基本人权或违反国家强制性规定,应当是正当的,村委会的处罚决定也就应当得到来自国家法层面的支持和认可,否则村规民约就会受国家强制力支持的“毁约”,村落秩序将无法维护。至于村委会在成员个体违反村规民约后又不愿意自动接受处罚时是否有权进行“卖牛”等强制执行的问题,则另当别论。笔者认为,不宜从内容上直接否定村规民约、否定村委会处罚决定的效力,也不意味着赋予村委会强制执行权,为了确保遵循宪法、保障人权,强制执行的权力还是仅应由司法部门来行使。
(三)村民对纠纷解决者和纠纷解决方式的选择国家权力事实上制约着社会自治力量所能发挥的作用,侗族民众对公权力的重视和信任是正常的。从笔者收集的33份调查问卷对“亲戚欠钱不还,您会公了还是私了”以及“家里的贵重东西被偷了,您首先会想到(怎么解决)”的回答看来,选择“公了”以及“报警”选项者最多;而在公了的方式上又以“到法院进行诉讼”的选择者居多。村民们普遍感到“公了”方式比“私了”更有力量,无论是民事纠纷还是刑事治安纠纷。
在私了方式中,社会救济所涉及的老人协会的情况与村委会的情况各不相同。纯粹的民间自治组织老人协会的威望和作用日渐衰退。90年代以前还承担管理村寨事务、调处纠纷的主要角色,现在作用的大小完全取决于其他公权或准公权机构的认可或支持。而具有“半公半私”的村委会所担当的角色则不可忽视。村委会参与乡村纠纷解决的方式一般有两种:一种是应当事人申请以“村人民调解委员会”的名义进行调解;另一种是村委会主动依据村务的公共管理权作出处理。三江侗族自治县各级人民调解委员会近三年年均调处各类社会矛盾纠纷近650件,④相当于2007年县法院一年刑民案件受理总量的近3倍,表明村一级的调解委员会所作出的贡献。村委会后一种解决纠纷的方式则类似于裁决,即村民之间出现涉及村寨内部公共管理问题的纠纷时,村委会不得不在调解之外作出带有裁决性的处理行为,以表达整个村寨对村民个别行为作出的社会评价。比如前文荣某放浪牛被罚款一案。当然,这种行为的效力也有赖于行政或司法机构的支持。
我们还注意到,因具体纠纷解决者的缘故,公力与私力的界限在实践中往往被模糊。村民们对具体纠纷解决者的选择不再象侗款时期单纯看重解决者处事的公道性及其关系的亲疏,而是在意解决者所具有的权威对于问题解决的实效性。那些既是村干又是人民调解员,年纪大的还是老年协会主要成员,公私身份多重性客观上增强了他们解决纠纷手段上的灵活性以及成功的概率。乡司法所的司法员也是这样的特殊解决者。他们是政府官员,不少还是外乡人,但因为经常下村现场调解纠纷、普法、帮教,逐渐被村民们认可。久之,村民们就会模糊他们的公务身份,直接找他们“摆事实、讲道理”,请他们帮助调处或裁决。他们也有意无意地在日常工作中将调处程序随和化,既不强调当事人写书面调解申请,自己也基本不做登记或笔录。所作的调处实非严格意义上的行政调处,而是民间调解。
不仅调处者身份模湖,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中的不同机构也同样因受主客观多方面局限没有被村民们明确区分开来。以司法行政为例,乡村纠纷解决体系就包括了司法所、人民调解委员会、法律服务所、法律援助中心、“148”协调指挥中心等多种多层机构。在三江侗族自治县,司法局机关仅有15名工作人员,却同时挂着“三江侗族自治县公证处”、“三江侗族自治县法律援助中心”、“三江侗族自治县法律服务所”、“风雨桥律师事务所”等数块牌子,有几位同志一人身兼数单位数职。因为能够提供法律专职服务的人员很少,所以在一些原被告都请律师的诉讼案件中,法院不得不默许人们规避司法部关于同一家律师事务所不宜同时接受原被告双方委托的规定,将实质上是同一单位的原被告律师一方署为律师事务所的律师,而另一方则署为援助中心的法律工作者。与之相适应的,调查问卷中的统计数据也表明:在33位受访者中,有13位并不清楚“司法所”的职责范围,他们误以为司法所和法院一样审理案件,或者认为抓坏人、村干部贪污等事情也是司法所的职责所在。由此,村民们对国家法提供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方式的选择自由度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样大。
四、对认识和完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思考
丰富的口传款约和地方史料向我们诉说着古代侗族特有的制度文明,通过对三江侗族村乡的深度考察,使我们进一步清晰了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运作现实:
(一)纠纷解决机制是一个包括程序和实体法实践在内的动态体系,多元的实体规范在多种纠纷解决途径中被综合实践。三江侗族的情况表明,法律多元化已是现代社会的客观事实,社会救济与私力救济、行政救济、司法救济等组成了多元化的纠纷解决体系,存在着可供人们多样化选择的空间。而这个选择,由于涉及对纠纷解决者(个人或机构)、场所、程序甚至实体规范等各种要素的考量取舍,所以它也是社会力量对比关系的“折射镜”。
(二)社会契约、社会救济的地位和作用反映出现阶段社会自治力的薄弱。从三江侗族社会现实可以看出,现代村民仍不乏依靠自治组织、通过村规民约自行管理村寨内部事务的愿望。只是现代国家控制着社会自治的空间,在社会公共事务管理上,国家刚性约束未形成稳定的模式,社会可自治的范围边缘不清,影响了村规民约、社区公约等自治性规范以及社会救济在构建和谐社会上所能发挥的作用。
(三)尊重社会契约、重视社会救济有助于激励社会自治,实现国家管理。实质上社会就是国家的实体,因此依靠社会群体自治而实现国家公共管理目标是顺理成章的。社会契约与社会救济蕴含着来自集体内部的自律力量,尊重而不轻易否定之可以很好地维护缔约群体已经形成的秩序。鼓励人们寻求社会救济更有可能成为完善整个救济体系的重要一环,因为社会救济亲切、灵活,又有较强的可控性,完全能够成为公力救济与个人私力救济之间的“缓冲带”,减轻非此及彼的选择所可能带来的危害。
〔本文的调研过程中得到了三江县司法系统多个单位的热情支持与帮助,在此谨致以谢忱!〕
注释:
①三江县司法局提供的年度《工作总结》列明,2003年全县司法系统人民调解组织共调处纠纷499件,其中三大纠纷49件;2005年共调处578件,三大纠纷55件;2006年共调处607件,三大纠纷61件;2007年共调处757件,三大纠纷41件。
②来自笔者2008年2月的实地调查。
③《平岩村村规民约》(1986)收录于邓敏文、吴浩:《没有国王的王国――侗款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08页。
④依三江县司法局提供的2005、2006、2007年度工作总结,全县各调解组织受理调处的各类社会矛盾纠纷的总件数分别是578件、607件、757件,三年平均为647.3件;三江县法院2007年工作总结显示,法院受理民事案件148件、刑事案件91件、行政案件6件,共245件。
参考文献:
[1]季卫东.当事人在法院内外的地位和作用(代译序)[a].[日]棚濑孝雄著,王亚新译.纠纷的解决与审判制度[C],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
[2](民国)三江县志•卷二社会民间规约[Z].
[3]邓敏文,吴浩.没有国王的王国――侗款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
[4]刘琳.侗族侗款的遗存、传承与时代性发展――以广西三江侗族自治县侗族侗款为例[D].广西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
经济纠纷处罚标准篇8
关键词：消费者安全权 现状 法律对策
一、我国消费者安全权保护现状
消费者的安全权是指消费者在购买、使用商品或接受服务时所享有的人身和财产安全不受侵害的权利。这是消费者享有的首要权利，是其他一切权利的基础。其中消费者人身安全权是指消费者的生命健康安全权，它是享有其他权利的基础。而消费者的财产安全权是消费者购买、使用商品和接受服务时享有财产安全不受侵害的权利这里的财产安全既包括所购买、使用商品本身的安全和接受服务所涉及商品本身的安全也包括它们对于其它财产的安全。
我国消费者的安全权保护一直是个令人担忧的问题，它突出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侵害消费者安全权的案件数量多、危害大涉及商品和服务行业众多侵害不特定消费者安全的恶性案件时有发生如2004年的徽害人婴儿奶粉案、2005年肯德基的“苏丹红“案件2005年哈医大二附院550万的天价医药费案件，今年3月郑州市的保罗国际美容美发(河南)有限公司(以下称保罗国际)天价头事件“。这表明消费者安全权的保护状况并没有根本改变。www.133229.com消费领域里一直居高不下的是食品、药品、装修装饰材料等的质量问题。近两年来随着居民购买商品房、家用汽车及金融服务、网络购物等新的消费需求的增多，消费者安全权侵害的领域也随展之扩展据中消协2007年全国消协受理投诉情况分析2007年投诉增长前十位的是销售(含网络销售、电视直销)、计算机、互联网、汽车、金融保险、教育培训、美容美发、电信、厨房设备。
第二近年来整体情况有好转但消费者安全权侵害仍是消费纠纷的重要部分。随着消费者维权意识的提高，相关部门监管力度的加强近两年情况略有好转。根据中国消费者协会今年2月公布的《2007年全国消协组织受理投诉情况统计分析))显示:2007年的全部案件受理数比2006年少了45487件。其中2007年消费安全投诉13452件比2006年的13967件少了515件下降3.7%。但是我们不能忽视的是:其一安全权侵害案件的总量还在万件以上其二尽管直接的安全权纠纷在各种消费者权益纠纷中所占比重不大但占消费纠纷比重较大的质量问题、价格问题等或会直接给消费者带来人身、财产损害或会误导消费者使其做出错误判断从而带来财产损害。因此消费者安全权保护既是当务之急又是重中之重。
第三消费者安全权法律保护不力因为消费者安令权保护法律规定不完善诉讼成本高、执行不力举证艰难行政监管不到位消费者团体组织力量有限，消费者自身认知能力欠缺等诸多原因致使消费者安全权法律保护难以做到及时、高效。刚刚发生在郑州的“保罗国际天价头’‘案件就是例证。2008年3月29日本打算花38元剪发的两名女大学生在结账时被告知两人消费总额仁2万元。事情发生后消协因店方拒绝调解将投诉转到工商所。而随后工商、公安、物价、税务各部门相互推诱无人出面。而且，“保罗国际“强制消费自2007年9月以来一直有人投诉但管理部门却并未采取任何行动。最后直至事情引起社会广泛关注，在有关领导的批示下，有关部门才对“保罗国际”作出行政处罚。笔者认为消费者权益法律保护不力的状况一天不改变消费者安全权就一天无法实现。
二、加强消费者安全权法律保护的对策
1.完善消费者安全权立法
第一，进一步扩大消费者安全权的保护范围，即一切对消费者生命、身心健康、人格尊严和财产利益有现实或潜在危害的产品或服务消费者都有权获得法律救济。
第二进一步明确经营者安全保障义务和严格经营者责任。《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是时代带来的补充性制度它的社会功能在于维护社会正义保护弱势群体。因而，它具有较强的政策性和技术性。以此作为逻辑起点，经营者安全保障义务和责任的改造应该集中在保持对政策性充分重视的同时强化其技术性和可操作性上面。首先通过广泛建立国家标准的方式来明确经营者安全保障义务的标准。其次进一步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明确侵犯消费者安全保障权的归责原则和救济方式，即规定消费者安全权纠纷适用过错推定原则实行举证责任倒置制度.
同时规定完善的救济途径和合理的赔偿标准。
第三完善消费者安全权争议解决机制。按照现行民事诉讼法的规定消费者权益纠纷发生后只能由消费者各个人行使诉权缺乏团体诉讼制度和公益诉讼制度。我国消费者协会在消费者维权方面的地位日益重要但因为没有诉权其消费维权的作用大大减弱导致消费者维权成本增加维权机会减少。此外我国出现的王海、葛锐等人为了公益目的而进行的诉讼由于必须个人承担为诉讼而付出的时间、精力等成本迫于生计他们近年来已很少再进行公益诉讼了。这无疑对维护包括安全权在内的各项消费者权益是重大损失。因此我国应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和《民事诉讼法》中明确规定消费者协会等组织享有团体诉权的团体诉讼制度和公益诉讼制度。
第四提高对经营者消费侵权的处罚数额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四十九条规定经营者提供的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适用惩罚性赔偿赔偿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和接受服务的费用的一倍。这一规定不尽合理。根据外的经验、惩罚性赔偿的计算标准为个案的实际损害乘以行为的责任机率的倒数。而我国这一制度是在任何情况下的一倍明显不利于消费者权益的保护。该法第五十条规定经营者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一处以违法所得1倍以上5倍以下的罚款，没收违法所得的处以1万元以下的罚款……这一规定的罚款数额偏低，从而致使经营者违法成本过低。难怪中央电视台经济半小时节目主持人在4月21日对“保罗国际天价头事件“报道时感言:”违法成本太低。“国外的处罚则普遍较高，如全球最大的烟草公司菲利浦·莫里斯公司因未向烟民告知“吸烟有害健康“的真相，导致一个有30年使用该公司香烟的老烟民患上了肺癌，被推上被告席，被洛杉矶高等法院判以280亿美元的巨额罚金。建议修改第50条大幅度提高经营者消费侵权的罚款数额增加经营者违法成本，土曾强法律的威慑力。
2.加强经营者安全保障义务的行政监管
经营者违法成本不仅表现在立法不完善上而且表现在行政监管薄弱上。按照我国现有的制度设计消费者安全权保障制度主要有四种:标准化制度、安全认证制度、许可证制度、商品和服务的标示制度。行政监管是执行消费安全制度的最直接、最重要的制度。在我国政府内部有不同的职能管理部门其中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技术监督机关、卫生监督机关、环境保护机关、进出口商品检验检疫机关、各行业主管部门等都是消费者安全权保护的行政管理机关。这些机关通过自己的各种不同的职能来管理市场、约束市场，但是目前仍存在监管不力等问题，必须通过完善工作制度体系等方式加强行政监管。具体而言，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第一，加强对行政管理部门和行业管理部门的管理人员进行培训通过提高管理、监督人员的素质、增强其责任意识和服务意识更好的保护消费者的安全权益
第二完善流通领域商品质量监管制度。继续推进和完善流通领域商品准入制度改革。以食品及涉及消费安全的商品为重点商品，以农村为重点区域，强化对农村食品安全的监管、对批发市场的源头治理，加大对个体工商户和小商店的监督检查力度。选择商品房销售、电视购物、美容美发服务等为重点，有针对性地开展专项整治活动
第三不断完善消费维权工作体系。一要建立工商机关和相关行政部门联动的消费维权协作机制和完善合作机制。二要与涉及消费安全的重要商品和服务的有关行业协会建立协作机制。三要完善与新闻媒体的消费维权互动机制。四要进一步促进、引导行业组织制定消费维权自律管理制度。
3.强化对消费者安全权纠纷的司法裁判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三十四条规定了发生消费者权益争议的解决途径可以选择和解、调解、申诉、仲裁、诉讼。但实践中往往是协商不欢而散、调解难见分晓、申诉久拖不决、仲裁没有依据、起诉精疲力尽最后弄得消费者懒得奉陪、自认倒霉从而助长了经营者侥幸投机、态意妄为的行为。究其原因，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消费纠纷的数额虽小但诉讼程序繁琐劳时费力、不堪重负。《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三十条明确规定:人民法院应当采取措施方便消费者提起诉讼。因此应借鉴国外的做法，专门设立小额消费纠纷法庭综合《民事诉讼法》关于简易程序和特别程序的有关规定，采取对消费者更有利、更简便、更快捷的方式解决消费纠纷，如实行独任审判、一审终审、短期审结等等r减轻消费者的诉讼之累。同时，根据《民事诉讼法》第53条、第54条和第55条的规定，在消费纠纷数额小、诉讼标的又是共同的或属同
一种类，无论参与诉讼的消费者人数确定还是不确定，都按共同诉讼的规定来处理。消费者可以推选代表人进行诉讼法院也可以发出公告，说明案件情况和诉讼请求，通知不确定的其他消费者到法院来登记，参与共同诉讼法院就该案作出的判决和裁定，对未参加登记的消费者来说，只要是在诉讼时效期间内提起诉讼，诉讼标的是共同的或属同一种类，就直接适用该判决和裁定。
4.加强消费者责任意识
经济纠纷处罚标准篇9
【论文关键词】消费者安全权现状法律对策【论文摘要】消费者安全权是消费者的首要权利。但是当前我国消费者安全权的保护还处在较低水平。因此，当前必须加强消费者安全权的立法、执法、司法工作，培养消费者责任意识，以构建完善的消费者安全权保护法律体系。一、我国消费者安全权保护现状消费者的安全权是指消费者在购买、使用商品或接受服务时所享有的人身和财产安全不受侵害的权利。这是消费者享有的首要权利，是其他一切权利的基础。其中消费者人身安全权是指消费者的生命健康安全权，它是享有其他权利的基础。而消费者的财产安全权是消费者购买、使用商品和接受服务时享有财产安全不受侵害的权利这里的财产安全既包括所购买、使用商品本身的安全和接受服务所涉及商品本身的安全也包括它们对于其它财产的安全。我国消费者的安全权保护一直是个令人担忧的问题，它突出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侵害消费者安全权的案件数量多、危害大涉及商品和服务行业众多侵害不特定消费者安全的恶性案件时有发生如2011年的徽害人婴儿奶粉案、2005年肯德基的“苏丹红“案件2005年哈医大二附院550万的天价医药费案件，今年3月郑州市的保罗国际美容美发(河南)有限公司(以下称保罗国际)天价头事件“。这表明消费者安全权的保护状况并没有根本改变。消费领域里一直居高不下的是食品、药品、装修装饰材料等的质量问题。近两年来随着居民购买商品房、家用汽车及金融服务、网络购物等新的消费需求的增多，消费者安全权侵害的领域也随展之扩展据中消协2007年全国消协受理投诉情况分析2007年投诉增长前十位的是销售(含网络销售、电视直销)、计算机、互联网、汽车、金融保险、教育培训、美容美发、电信、厨房设备。第二近年来整体情况有好转但消费者安全权侵害仍是消费纠纷的重要部分。随着消费者维权意识的提高，相关部门监管力度的加强近两年情况略有好转。根据中国消费者协会今年2月公布的《2007年全国消协组织受理投诉情况统计分析))显示:2007年的全部案件受理数比2006年少了45487件。其中2007年消费安全投诉13452件比2006年的13967件少了515件下降3.7%。但是我们不能忽视的是:其一安全权侵害案件的总量还在万件以上其二尽管直接的安全权纠纷在各种消费者权益纠纷中所占比重不大但占消费纠纷比重较大的质量问题、价格问题等或会直接给消费者带来人身、财产损害或会误导消费者使其做出错误判断从而带来财产损害。因此消费者安全权保护既是当务之急又是重中之重。第三消费者安全权法律保护不力因为消费者安令权保护法律规定不完善诉讼成本高、执行不力举证艰难行政监管不到位消费者团体组织力量有限，消费者自身认知能力欠缺等诸多原因致使消费者安全权法律保护难以做到及时、高效。刚刚发生在郑州的“保罗国际天价头’‘案件就是例证。2008年3月29日本打算花38元剪发的两名女大学生在结账时被告知两人消费总额仁2万元。事情发生后消协因店方拒绝调解将投诉转到工商所。而随后工商、公安、物价、税务各部门相互推诱无人出面。而且，“保罗国际“强制消费自2007年9月以来一直有人投诉但管理部门却并未采取任何行动。最后直至事情引起社会广泛关注，在有关领导的批示下，有关部门才对“保罗国际”作出行政处罚。笔者认为消费者权益法律保护不力的状况一天不改变消费者安全权就一天无法实现。二、加强消费者安全权法律保护的对策1.完善消费者安全权立法第一，进一步扩大消费者安全权的保护范围，即一切对消费者生命、身心健康、人格尊严和财产利益有现实或潜在危害的产品或服务消费者都有权获得法律救济。第二进一步明确经营者安全保障义务和严格经营者责任。《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是时代带来的补充性制度它的社会功能在于维护社会正义保护弱势群体。因而，它具有较强的政策性和技术性。以此作为逻辑起点，经营者安全保障义务和责任的改造应该集中在保持对政策性充分重视的同时强化其技术性和可操作性上面。首先通过广泛建立国家标准的方式来明确经营者安全保障义务的标准。其次进一步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明确侵犯消费者安全保障权的归责原则和救济方式，即规定消费者安全权纠纷适用过错推定原则实行举证责任倒置制度.同时规定完善的救济途径和合理的赔偿标准。第三完善消费者安全权争议解决机制。按照现行民事诉讼法的规定消费者权益纠纷发生后只能由消费者各个人行使诉权缺乏团体诉讼制度和公益诉讼制度。我国消费者协会在消费者维权方面的地位日益重要但因为没有诉权其消费维权的作用大大减弱导致消费者维权成本增加维权机会减少。此外我国出现的王海、葛锐等人为了公益目的而进行的诉讼由于必须个人承担为诉讼而付出的时间、精力等成本迫于生计他们近年来已很少再进行公益诉讼了。这无疑对维护包括安全权在内的各项消费者权益是重大损失。因此我国应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和《民事诉讼法》中明确规定消费者协会等组织享有团体诉权的团体诉讼制度和公益诉讼制度。第四提高对经营者消费侵权的处罚数额《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四十九条规定经营者提供的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适用惩罚性赔偿赔偿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和接受服务的费用的一倍。这一规定不尽合理。根据外的经验、惩罚性赔偿的计算标准为个案的实际损害乘以行为的责任机率的倒数。而我国这一制度是在任何情况下的一倍明显不利于消费者权益的保护。该法第五十条规定经营者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一处以违法所得1倍以上5倍以下的罚款，没收违法所得的处以1万元以下的罚款……这一规定的罚款数额偏低，从而致使经营者违法成本过低。难怪中央电视台经济半小时节目主持人在4月21日对“保罗国际天价头事件“报道时感言:”违法成本太低。“国外的处罚则普遍较高，如全球最大的烟草公司菲利浦·莫里斯公司因未向烟民告知“吸烟有害健康“的真相，导致一个有30年使用该公司香烟的老烟民患上了肺癌，被推上被告席，被洛杉矶高等法院判以280亿美元的巨额罚金。建议修改第50条大幅度提高经营者消费侵权的罚款数额增加经营者违法成本，土曾强法律的威慑力。2.加强经营者安全保障义务的行政监管经营者违法成本不仅表现在立法不完善上而且表现在行政监管薄弱上。按照我国现有的制度设计消费者安全权保障制度主要有四种:标准化制度、安全认证制度、许可证制度、商品和服务的标示制度。行政监管是执行消费安全制度的最直接、最重要的制度。在我国政府内部有不同的职能管理部门其中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技术监督机关、卫生监督机关、环境保护机关、进出口商品检验检疫机关、各行业主管部门等都是消费者安全权保护的行政管理机关。这些机关通过自己的各种不同的职能来管理市场、约束市场，但是目前仍存在监管不力等问题，必须通过完善工作制度体系等方式加强行政监管。具体而言，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第一，加强对行政管理部门和行业管理部门的管理人员进行培训通过提高管理、监督人员的素质、增强其责任意识和服务意识更好的保护消费者的安全权益第二完善流通领域商品质量监管制度。继续推进和完善流通领域商品准入制度改革。以食品及涉及消费安全的商品为重点商品，以农村为重点区域，强化对农村食品安全的监管、对批发市场的源头治理，加大对个体工商户和小商店的监督检查力度。选择商品房销售、电视购物、美容美发服务等为重点，有针对性地开展专项整治活动第三不断完善消费维权工作体系。一要建立工商机关和相关行政部门联动的消费维权协作机制和完善合作机制。二要与涉及消费安全的重要商品和服务的有关行业协会建立协作机制。三要完善与新闻媒体的消费维权互动机制。四要进一步促进、引导行业组织制定消费维权自律管理制度。3.强化对消费者安全权纠纷的司法裁判《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三十四条规定了发生消费者权益争议的解决途径可以选择和解、调解、申诉、仲裁、诉讼。但实践中往往是协商不欢而散、调解难见分晓、申诉久拖不决、仲裁没有依据、起诉精疲力尽最后弄得消费者懒得奉陪、自认倒霉从而助长了经营者侥幸投机、态意妄为的行为。究其原因，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消费纠纷的数额虽小但诉讼程序繁琐劳时费力、不堪重负。《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三十条明确规定:人民法院应当采取措施方便消费者提起诉讼。因此应借鉴国外的做法，专门设立小额消费纠纷法庭综合《民事诉讼法》关于简易程序和特别程序的有关规定，采取对消费者更有利、更简便、更快捷的方式解决消费纠纷，如实行独任审判、一审终审、短期审结等等r减轻消费者的诉讼之累。同时，根据《民事诉讼法》第53条、第54条和第55条的规定，在消费纠纷数额小、诉讼标的又是共同的或属同一种类，无论参与诉讼的消费者人数确定还是不确定，都按共同诉讼的规定来处理。消费者可以推选代表人进行诉讼法院也可以发出公告，说明案件情况和诉讼请求，通知不确定的其他消费者到法院来登记，参与共同诉讼法院就该案作出的判决和裁定，对未参加登记的消费者来说，只要是在诉讼时效期间内提起诉讼，诉讼标的是共同的或属同一种类，就直接适用该判决和裁定。4.加强消费者责任意识不少消费者在商店买到假货、劣货往往采取自认倒霉、息事宁人的态度也有部分消费者贪图价格便宜喜欢买假用假，这同样纵容了不法经营。其实净化一个社会的消费环境不仅是国家的责任、经营企业的责任同样也是消费者的责任，作为一个合格的有社会责任感的消费者实际上在整个消费和责任里面也承担着重要的任务2008年3月15日下午中国消费者协会主办的“消费与责任”高层论坛在京举行。国务院市场经济研究所所长任兴洲女士在论坛上发言时强调:”把整个全社会的消费和责任构成全社会的维权体系，构成一个社会联防机制非常重要。“第二奥运会即将在北京召开，奥运将大大拉动我国的消费，同时也是对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的最集中的检验。在这样的背景下，消费者权益保护问题显得紧迫起来，希望我们的立法、执法全面改进消费者加强责任意识提高消费水平。期待中国明天的消费环境更美好
经济纠纷处罚标准篇10
关键词：清代；青海；纠纷解决；社会控制
中图分类号：C958.121.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5681（2013）02-0113-07
青海在湟中西，“海面有七百余里，为众水会归之所。故海岸东、西、南、北，皆有水泉。厥草丰美，宜畜牧，素号乐土。”同时它又是中央王朝的治理西北边疆的要冲地带。《甘肃通志稿》记述：“西宁为极边要区，羌戎杂错，汉民之外则有蒙古、野番、熟番、汉回、撒回、喇嘛、土民。种类既繁，治理稍有失当，枝节丛生。”故历代都非常重视青海地区的社会治理。清代青海为多民族聚居区，各种政权交错并行，社会纠纷时而发生，明亡后清政权涉足青海地区与当时已经形成的地方政权使得青海各种社会力量重新组合，官方、寺院、部落权力在这一时域彼此消长，从而使以社会控制为目的的纠纷解决变得异常复杂。目前学界关注历史上青海社会控制的成果并不多，更没有以纠纷解决的法律视角对其社会控制进行历史性的专题考察。本文以法律为切入点，对清代青海地区民族纠纷解决机制作一探析。
一、民族纠纷的基本类型及社会控制力量的形成
（一）民族纠纷的基本类型
从法学的角度所划分的纠纷类型（刑事纠纷与民事纠纷）很难全面地反映出清代青海地区纠纷的个性特征，因为这一时域的纠纷并不适合现代意义上的法学分析。清代青海地区社会文化的特殊性也使得现代法学分析无法涵盖整个纠纷及其解决的过程，所以对于纠纷类型应该根据当时社会历史的现状进行梳理。根据纠纷产生的原因划分纠纷的类型是一种较为常见也是最为基本的方法。
1.因争夺水源、草山、牧地等自然资源引发的纠纷
青海为多民族聚居区，对于这里的居住的民族来说，最为重要的自然资源主要有水资源、草场、草山、牧地、山林等，对这些自然资源的争夺往往会引发纠纷。青海地区部落林立，放牧地界各有划分，又有草原制度作为保障，各部落对水资源都有占有权，水权争夺成为部落纠纷的主要形式之一，往往因很小的水权纠纷引发连年不断的纠纷。如查汉、尕塄争斗正是由于水资源争夺引起的。“光绪三十年尕塄大庄牲畜晚饮山下沟水，与查汉大寺工牧人口角生衅，即起意争山，经卑塘各邻庄头人屡和屡翻。至去年四月大肆抢夺，从此互相械斗，几无虚日，致撒喇前后共毙八命，受伤五人；番子亦毙二命。”争夺草场牧地等自然资源是最为常见的部落纠纷，如：甘肃夏河仁爱族与青海同仁县铁乌族草山引发的纠纷等。
2.因偷盗、抢掠牛羊等财物引发的纠纷
甘青藏区经济生产方式以畜牧业为主，牛羊等牲畜是藏族民众的主要财物。而部落因偷盗、抢掠自古成风，因此，偷盗、抢掠牛羊等财物引发的纠纷是晚清至民国时期甘青藏区部落间常见的也是最多的纠纷。在偷盗、抢掠财物等原因引起的纠纷中，最为常见的情况是纠纷直接导致武力冲突，伤毙人命，进而发展成为大规模的械斗，械斗使纠纷更加复杂，难以解决。光绪初年多哇族与蒙古郡王的纠纷皆因同治年间多哇抢劫了蒙古牲畜，并杀伤人命引起的。档案史料记载：“自同治元年以至光绪五年十数年来，该多哇族番纠众百十成群，抢去该蒙古牲畜不计其数，杀伤男女多名。复截路捉去郡王之妹，并命萨拉克齐脱去衣服、耳环，勒令以银取赎。”这是双方纠纷的起因，即抢夺牲畜财物。同治年间发生的纠纷一直延续至光绪七年，光绪七年正月十五日，“多哇番族那吉加科等带领番众抢去郡王台吉犏毛牛六十只，二月，多哇族巴彦宁卡先木带领番众抢去马三十余匹。”双方彼此抢掠，互伤人命，最后由官方多次干预下才暂时具结。有时因较小的偷盗会也引起一系列的纠纷。
3.因生意、口角、债务等引发的纠纷
因各群体之间存在的经济联系，也会产生纠纷，如尕旦寺商务纠纷是指玉树商人与尕旦寺僧侣因销售货物的价格问题发生纠纷，这个纠纷即是典型的生意上的纠纷。除了生意上的经济性纠纷之外，还存在着因口角起衅引发纠纷的现象，如城外九房头、尕济墩、下拉巴图、哈龙等四庄番子与城内汉民因赛会跳神，口角起衅，屡次械斗，引发汉藏民族之间多次抢杀。“札喜、隆哇两寺僧同堂念经，彼此口角，被隆哇僧击毙札喜寺僧一名。嘉木样趁机与札喜寺助兵一百名防守，两寺遂互相械斗。”这即是两寺僧侣因同堂念经发生口角引发了两寺之间的纠纷。除此之外，还有因债务问题引发的纠纷。如光绪年间中库番子与孟达山撒回之间的纠纷是因为那孟达山撒拉回族欠有藏族寺院僧俗帐债甚多而不还引起的，双方因此械斗不至，伤毙多命，这是典型的因债务而引发的纠纷。
4.因宗教文化、派别冲突引发的纠纷
甘青藏区存在着藏传佛教、伊斯兰教两大宗教文化，同一宗教文化体系下宗教派别冲突引起的社会群体纠纷的本质是争夺宗教资源，不同宗教文化体系之下的宗教冲突的本质是两种文化的碰撞。藏传佛教、伊斯兰教两大宗教内部存在着不同的教派，因文化冲突及宗教内部派别斗争而引发的纠纷是社会群体纠纷的类型之一。
清初由于伊斯兰教的教派、门宦相继兴起，出现教派、门宦之间为争夺有限的宗教资源而引发的纠纷，如花寺门宦宗教冲突，即新兴的哲合林耶与已有很大势力的花寺门宦之间因传教发生纠纷，彼此械斗。光绪年间，盛兴于河湟一带的伊斯兰教花寺门宦开始分裂成新教、老教两派，双方斗争愈演愈烈，1894年循化撒拉族新教阿訇韩木酒和老教阿訇韩努力因辩教争执，上诉至循化厅，由于官府处理不当，导致了光绪年间河湟反清斗争，这是伊斯兰教内部派别斗争引发的纠纷，是典型的同一宗教文化下宗教派别冲突引发的社会群体纠纷案例。
（二）国家权威的认同及其社会控制力量的形成
中原王朝的更迭对边疆地区虽然影响甚大，但却不是在改朝换代中同步进行的。明朝灭亡后，在青海的民族政权还不能马上接受新的满族政权，这表现在国家认同上即是指新政权渗入民间后社会权力重新进行分配，清代边疆民族对国家权威认同一般要经过民族认同、国家认同、文化认同三个阶段，这里的民族认同体现在国家层面上，主要是青海地区民族对中原满族的认可。清代中央政府通过经济、政治、文化上的一系列措施使国家权威逐渐深入青海并得到认同。在经济上主要表现为以大规模的屯田、贸易为主的经济开发；政治上主要表现为以平定叛乱，改土归流、抚番爻安为主的政治管理：在文化上主要表现为以兴举社学和入京觐见为主的文化渗透。清朝中央政府通过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经略，在客观上促进了国家的统一与边疆的稳定，经康雍乾时期，完成了国家权威的普遍认同，从而为国家政治力量参与社会控制奠定了基础。
清代青海作为国家的边疆，虽受到国家的重视，中央政府曾通过平定叛乱、改土归流等国家干预行为治边安民，但由于历史、地理、宗教等因素，中央政府的权力鞭长莫及，地方社会秩序的维持主要依靠基层组织，包括民间团体，如寺院、部落等。他们成为纠纷解决中的主要力量，同时也是社会控制力量的主要组成部分。社会控制的大部分力量来源于基层或民间，国家所赋予的力量是有限的，但随着国家权力的扩张及国家权威在这个地区渐趋认同，国家力量在汲取了民间或基层的乳汁后变得壮大。因此，按纠纷解决的参与力量来分析，存在着国家、基层、民间三种社会控制力量。明末至清，国家力量的变革大致经历了青海固始汗统治时期、札萨克盟旗制、西宁办事大臣三个时期，在这个三个时期，国家力量不断蔓延至青海，并从弱到强。而从晚清至民国，国家权力经历了一个低迷期（1911-1926年），从国民军入主青海开始，代表国家权力的军阀开始活跃起来。在民族纠纷解决中逐渐形成了官方组织、寺院、民间力量三种社会控制力量。
二、清代青海民族纠纷解决所实现的社会控制
（一）纠纷解决中的社会控制类型
纠纷的产生与利益的分配密不可分，纠纷解决的过程实际上也是人们追逐利益的行为过程。纠纷解决实际上属于法律控制的范畴，法律的社会控制由于人们主动遵循社会规范而隐匿，而当社会规范被打破后，社会控制由潜在变为现实。以纠纷解决的角度即是从社会控制的法律方向来划分社会控制的类型，可以分为弹压控制、罚服控制、调解控制、救助控制。
1.罚服控制。“罚服”指罚取当事人的财物作为惩处的方式。罚服控制是指在社会控制过程中以赔偿为主社会控制方式，在清代青海地区主要存在于藏区。甘肃按察使顾济美曾上乾隆《番例展限一折》：“杀人者死，原为遵守行成律，但番民僻处蛮方，各因其俗，于一切律例素不相通晓，末便全以内地之法绳之，不若以番治番，觉于夷情妥协”、“嗣后番民自相戕杀命盗等案，似应仍以番例罚服完结。”顾济美上折因展限《番例条款》为由，后将命盗等案皆以罚服而涵盖。因历史文化原因，番民大都接受“罚服”，如在夕厂与木红的草山纠纷中，终以罚服为结。档案记载：“据禀详悉夕厂、木红两庄番民因争草山构衅以致互相戕杀多命，经此次马镇会同该厅摄以兵威，持平剖断，俾其甘心罚服，永释仇隙，办理甚为妥善。”
2.调解控制。调解控制即是通过讲说、劝说、开导，使纠纷双方合意解决纠纷的社会控制类型之一。在清代青海地区，社会纠纷时而发生，作为解决纠纷的主体，以调解方式来进行社会控制的案件不在少数。调解控制中的纠纷解决主体不仅仅为官方的职能部门，还包括老人、红布、寺院的昂锁，他们担任了调解纠纷中的主要解决主体。如：“正月十五日尕济墩的人将恩占木庄的干登用刀砍伤。起初狼家的老人进行调解，没有解决。后来攒都仓佛僧调解，没有解决。扎西琦寺的喇嘛们调解，也没有解决。至二月二十三日，大老爷、大人们派差人送来谕帖。我们昂锁的扎仓们遵命去两家调解，一直努力到闰二月里，也没有调解成功。”从官方社会控制层面上来讲，调解控制的发起者应该是官方。
3.救助控制。救助控制是指社会行为偏离社会规范时，以扶植或打击某种行为使得社会利益交换维持正常的秩序，它是以社会规范或法律平衡、矫正社会行为主体，达到社会控制的目的。救助控制的类型在纠纷解决中的表现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以帮助纠纷双方失利的一方，维持利益交易的公平性。最为典型的案例是藏族北迁与河南北蒙古族的纠纷案，河南之番族因人多地狭。为图水草丰腴之河北，于是向北驱逐蒙古，以烧杀抢掠人畜为主要形式不断北上。那彦成以断绝北上番民的茶粮迫使上万人重返河南，官方以打击藏族而使双方利益均衡。第二，倚重政治优势，保持利益交易平衡性。而对于政府自我控制也可归于救助控制类型，如“照得四川属之业亥隆番子滋事。将各处黄教寺院经卷佛像全行焚毁，并将与大皇帝承当差徭玉树番人书被掠去，又将承交马贡银两亦被抢劫。是以本大臣将该番人们安插住坐，即令加木样呼图克图把抢去玉树番人全行追回。”代表官方的差役被抢劫，官方与番子的纠纷中，官方会利用自身的政治优势，谕令呼图克图将抢去之物如数归还。藏民对于嘉木样呼图克图的崇拜也是官方看重的地方，因此利用这两点完成了纠纷解决中社会控制。
4.弹压控制。清代对于民族地区的“弹压”多指采取军事与讲说相结合的手段而进行以镇压、制服为目的的活动，弹压行为必配以具有威慑性的武装力量，不然则不算是严格的弹压。在弹压中的角色分配有个规律，即分配的唯一原则是具有军队调动权或军事武装的个体或机构。在政教一体的地区，寺院都有军事武装，因此在弹压时，官方总是谕令一些在当地具有影响力的宗教人物出面谕饬纠纷双方。而弹压控制即是以弹压（讲说与军事威慑相结合）为手段维持社会既定的规范，从社会学的角度来划分，属于社会控制类型之一。兹上所述，弹压控制必须具备二个条件，即是有军事威慑，二是要以讲说为主。
需要强调的是，罚服控制、调解控制、救助控制、弹压控制四种社会控制类型是以纠纷解决为前提而划分的，其实社会控制的类型不仅仅是在纠纷解决中体现，他的划分依据也是多样的，如：根据社会控制的领域可划分为政治控制、经济控制、文化控制等；根据社会控制的方式，也可根据社会控制的依靠力量划分为自我控制与外在控制。
（二）纠纷解决所见的社会控制方式
按纠纷解决事件的性质，可以把社会控制方式分为常态性社会控制方式和突发性社会控制方式。前者指对社会经常发生的纠纷事件所采取的社会控制方式；后者指对社会突发性事件的控制方式。
1.常态性社会控制方式
第一，以习惯法为主的控制方式。《大清律·番律》卷首有记载：“蒙古番子等向服罚完结，相安已久，一旦绳之以内地法律，恐愚昧野番群滋疑惧，转非抚边夷之忌，可否抚顺夷情，仍照旧例。”这说明清朝立法因地制宜的思想，从青海的历史现实来讲，对于习惯法的运用程度却存在着差异，从西部的游牧区、中部半农半牧区到东部农业区，随着中央管辖权的扩大，对习惯法的依赖程度在减弱，部落习惯法中最为典型的是罚服、赔命价。
罚服在《西宁番例条款》等法规中的体现。西宁番例条款》是官方认定地在青海地区的一项重要的法规，因为他是以官方名义颁行的，而且也是以习惯法为主要依据的系统的法典，这充分体现清政府的立法思想。从其中的内容可以看出清初青海的习惯法在法典中的运用。《番例条款》的每个条款中，对违反法规的对象都以罚服的形式进行处置。而罚服就习惯法中最常用处罚法。部落罚没中，首先是对违反条款的部落首领罚没犏牛。（见上页表格）
因为《番例条款》是地域性较强，使用时间较长的一部官方颁行的单行法规，从中可以看到官方对部落习惯法的重视与认同。官方颁行的条例还有嘉庆、道光、光绪三朝修定的“《理藩院则例》”。除此之外，部落本身的法规更是充分体现了习惯法在其中的作为。如青海果洛地区的部落法规《红本法》等。
“赔命价”在纠纷解决中的运用。“赔命价”作为纠纷解决中的一种规范之一，属于刑事习惯法。在《番例》中规定：“凡人因戏以致误伤人死者，罚三九牲畜给与死者之家。”明确规定了误伤别人的罚额。这种额度实际上是对于死者命价的估算。因此严格地来说，“赔命价”也属于“罚服”的习惯法，在双方纠纷中若有伤毙人命者，要根据死亡人数，案情理由，折合银两或实物，估赔命价，如光绪十年的隆务寺与蒙古郡王的纠纷中，最后以互赔命价具结。档案史料记载：“锁乃亥红布今在委员大人案下结领到郡王与我们所赔命价肆拾五个，每命断银一百五十两，共赔现银牛马合银陆千七百伍十两。我们勒工十二族受伤陆适六名，每名酌断银贰拾伍两，共合银壹仟六百伍十两。”此外，在双方械斗中互为财产及人命伤亡者，以互相抵赔，双方伤亡人命可以互相抵赔，而实物财产损失也可以折合银两抵赔命价，最后按双方命价及实物财产的差额交付。如：“情因卡家、沙沟两相争斗。于光绪三年八月内杀毙千户齐知目等，该江洛捏力哇赴案具控，蒙恩临番讯断与千户齐只目断命价八个，又断百姓命价两个，……，本年二月二十二日夜，烧毁沙沟乍杂法台大门一座，而两相复行争斗，杀毙沙沟番民一名，枪中伤两名。……小的等据情酌办，照番规当乡。前次沙沟未交命价五个内，现令交命价两个，又以二月内杀毙沙沟一名顶算命价一个，又以沙沟重伤人二名，所烧毁大门一座顶赔命价一个，番汉乡老情面情愿让命价一个，其应赔财物银八十一两，一并在小的等当面赔交清楚，并无拖欠。两相和好，永不滋事，各立字据存照，所有寺院应办事件，俯祈大老爷恩断。小的等谨将处息各情屡呈前来，为此具禀，伏乞电鉴堂讯存案施行。”
为了更加清楚的了解卡家与沙沟纠纷中互赔实物及命价的情况，兹上史料记载，将之所用信息归于表格。
从卡家与沙沟的纠纷案的处理可以看出，它的整个过程是以互赔命价的习惯法为指导，在一般的不伤及人命的案件中，直接以财物损失折合银两进行赔付，而在伤毙人命时，命价的赔偿却是有标准的，人与物的区别及人与人身份的区别使得命价的赔偿标准也不一样，虽然这个案件中没有明确说明千户与番民命价的标准，但实际上在命价折合银两时却是不同的。在藏族传统中身份法也是部落习惯法之一，它直接规定了人的身份等级及权力与义务，体现在刑事审判裁量中，即是“根据身份差异明确规定了‘正额’赔偿的不同数量。”“以果洛各部落为例，命价血价通常分为三个等级，上等指大官僚、贵族及其嫡亲，中等指中小头人、佐僚和富裕牧民，下等指贫民百姓。较通行的命价正额：上等100头牦牝牛，中等70头牦牝牛，下等50头牦牝牛；女性分别为同等级别的一半。”响因此，赔命价的标准反映了在部落社会中也存在着森严的等级观念和男尊女卑思想，作为维持部落的伦理秩序的习惯法之一的身份法在赔命价或罚服中具有很强的指导性。而在“赔命价”的法律实践中，除了抵赔和在身份法指导下的“正额”赔偿外，还可以就案件的情节讨价还价即让命价或将损失的实物、中伤者折算成命价。卡家与沙沟纠纷中，应赔10个，抵赔2个，实赔命价7个，让命价1个。这1个命价的让赔是在番汉乡老调解下才达成的，而枪中伤2名、烧毁法台大门1座也可折算成1个命价。对于赔命价的标准因部落不同及地域差异也存在着不同，其实除了上述的几个标准之外，还有许多，如官方介入后的调解、悔罪及认罪的态度、案情的具体情况等。
“罚服”、“赔命价”等习惯法仅限境内蒙藏民族聚居地区，而对于境内的西宁府治范围内的西宁、大通、碾伯（含今乐都、民和）三县及循化、贵德、丹噶尔（今湟源）、巴燕戎格（今化隆）四厅，尽管也散居或聚居蒙、藏、土、回、撒拉等各少数民族，但一律或主要适用大清律，而不适用“蒙古例”“蕃例”等。大清律“化外人有犯”条就明确规定：“凡属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少数民族一律适用大清律，以示国家法制的统一。仅隶属理藩院的内外蒙古及青海各蒙古部落。于风俗习惯不同，另立蒙古条例，因地制宜”。同时，清廷于雍正三年（1725年），改西宁卫为府，同时将青海列为边疆特别区，设立“钦差总理青海蒙古番子事务大臣，专门管理境内蒙古族札萨克族和果洛、玉树等藏族部落，并在青海广大牧区“插旗定地”，设蒙古29旗，划藏族25族地，采取和内地不同的行政管理办法，进行统治。
第二，民间诉诸于官方的社会控制方式。由于青海地区特殊的地缘政治及宗教文化特点，在社会纠纷发生后，最先参与解决的主体往往不是官方，而是民间力量。如部落头目、乡老、乡邻、活佛及寺院的昂锁等。对于较小的个体纠纷主要由部落头目及乡老解决，如偷盗、斗殴、奸淫、纵火、毁谤等民事案件的处理，且这类纠纷较为简单。部落习惯法对于这些处罚多以罚服为主，且有成文法规的参考，一般情况下都能在部落头目、乡老、活佛等的协调下具结。最难处理的即是部落之间、社会组织之间、社会组织与官方基层政权、寺院之间的纠纷，这类纠纷已经由个体纠纷转变为群体纠纷，民间力量不能解决便诉诸于官方，在官民互动下达到纠纷的最终解决，同时也实现了社会控制的目的。
民间诉诸于官方是在民间力量无法解决纠纷时才出现的。兹上所述，无论是个体还是群体纠纷在产生后最先参与的解决主体大部分是民间力量。以光绪年间作格与黑错的纠纷为例，据《作格全体头人呈循化厅的禀》中称：达羊巴投靠了黑错却被黑错劫持，结下仇恨，前后械斗死了二百九十九人。事发后，喇嘛格年作了调解，池哇等照常供职，色和赛池被赶走。事情被调解处理三年之后，达羊巴又返回旧寺后被作格处死。佛僧年周、沙哇珍才旺等调解，“由黑错老捏力哇主张，将达羊巴的房产、用具卖给了拉卜楞寺。……光绪十五年，官府公断，自己的地方自己管。作格右边的山林，加让以上属作格管辖。黑错地方，作格毫不侵犯；作格地方也不许黑错侵犯。在这份公断书上，也盖了兰州总督私章。……火鸡年八月，西宁大员、循化大员前来办理赋税时，吩咐作格旧寺和黑错仓之间不存在什么遗留之事，但作格的两户百姓被黑错寺掠夺，三十八个喇嘛也被抓走。黑错撕毁调解书，他们不遵官府命令。你们官府应当给作格作主，归还我们的财物，放回我们的人。”从作格上至循化厅的禀中来看，作格与黑错产生纠纷，械斗死了二百多人，官方也未介入，只是由喇嘛格年作了调解，调解后三年又因旧事而复发，达羊巴被作格处死。这次最先还是由佛僧出面调解。佛僧的两次调解也未从根本上消除矛盾，光绪十五年。兰州总督出面公断令双方互不侵犯，后来，西宁、循化大员也表明双方不存在纠纷的根源。这两次官方出面是以以前的调解为基础，未采取真正的措施，当作格的两户百姓被黑错掠夺时，三十八喇嘛被抓走时，作格上禀至循化厅要求官方干预处理，这是双方多年产生的纠纷而民间力量无法解决时，官方才会去处理。
官民互动与官方力量的主导性。在纠纷解决中所体现的社会控制方式——官民互动。在这样的互动中探讨社会规范如何作用于社会成员，亦即社会秩序生成、确立和维护的具体方式。在实际社会运行过程中，社会成员只有在违反了社会规范时才会受到社会控制的作用，官民互动即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根据清代青海地区社会现实，官民互动主要包括国家与民间力量（寺院、部落、民间自发力量）的互动、地方基层政权与民间力量的互动两大部分，如果将政教一体的寺院划定为半官半民性质，那么寺院的某些行为也代表着官方，也成为官方力量的一部分。其实在具体纠纷解决中，民间成为这一互动的发起者。兹前所述，纠纷产生后最先参与的解决主体是民间力量，只有当民间力量无法解决时才会诉诸于官方。当然除了一些重大的政治、宗教等刑事纠纷案，如花寺门宦教派之争，拉卜楞与隆务寺纠纷、蒙藏争夺黄河两岸游牧之地纠纷等。原来单靠一方无法解决纠纷时，以民间力量为主的而发起的官民互动方式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以黑错与买吾纠纷为例，
黑错与买吾自咸同年间械斗多年，经古的仓评定后，三十余年买吾与黑错照送分子，相安无事。至光绪二十二年八月，买吾的旧寺因拉布塄所放代替池哇恰盖仓年轻，与寺僧内有不合，滋闹被逐僧人逃至黑错收留。而据拉卜楞池哇等上禀至循化抚番府：“去年三大衙门的官人们并番僧各乡老，前往买吾与黑错当乡，讲说他两家的事情，没下场，言订日期，约在今年五月十五日期内不准打仗。我们弹压买吾至今遵着安分坐了。这黑错没遵，于四月二十五日扑到买吾旧寺，将达瓮巴喇嘛并所有家具财物抢去了。我拉布塄又嘱令买吾安静住坐，没叫滋事。这黑错捏于前经避往帐房去者，于五月二十九日回来了。今六月初二日，黑错集兵，扑在买吾红布却君扎希家内，将该红布头割去了，又杀了三人，家内什物抢去了。……如此行事，我们亦弹压不住了。将我们拉布塄没怪不是。因此细情禀者来了，将此情与总督大人上求转禀要紧心哩，取一个。这禀。”“古的仓工拭卜支格温包、军功马福祯、马有成、马锡麟、仁青、隆务新昂锁且朗周、旧昂锁多的、沙力工拭卜卧尕拉、十八昂欠工拭卜官巴、拉布塄皇仓捏力哇主乎捏、麻素乎干巴谨将黑错、沙沟、买吾番案，齐集两造订对互相抢杀一切及公议各条。”
买吾与黑错产生纠纷后，先是民间力量即古的仓活佛进行调解，之后又因代放池哇不合，据拉卜楞池哇给循化抚番府上禀的内容可以看出，官府并番僧各乡老前往讲说，这实际上是由官方主导下的民间力量的参与过程，黑错后又将买吾旧寺的达瓮巴的财物抢去了，又将红布杀害，在这种情况下，拉卜楞要求上至总督大人，以求解决。后来在官方的组织下，双方主要头人及其拉卜楞寺与隆务寺新旧昂锁等以公议的方式来解决，这即是官民互动中最为典型的写照，但官方力量还是处于主导地位。
第三，官方依赖于民间的社会控制方式。在官民互动中，官方在许多纠纷无法解决时，也要依赖于民间。在纠纷解决中，依赖民间的社会控制方式的主要内容包括以民间法、民间习俗为解决纠纷的依据，民间力量为解决纠纷的主导。关于以民间法或民间习俗为解决的依据，前已述及。以光绪年间河南郡王台吉与隆务寺多哇族的群体纠纷为例。档案史料记载：
青海大臣曾札循化厅安丞知悉：“前据河南郡王台吉等来辕呈报隆务寺属多哇族番贼叠次抢劫该郡王台吉旗蒙古牲畜，杀伤人命一案。本大臣曾经札令该丞驰赴隆务寺，传讯开导，妥为办理，追出赃物交领，两相处和，永息争端。”循化厅“谕隆务寺新旧昂锁知悉照得本年三月二十九日奉钦差大臣豫札开，”“除饬谕隆务寺沙力仓佛爷传调官受红布等来辕听候查办理外，合行谕饬。谕到，该新昂锁遵照即将所办沙沟与卡加之案，定限二十一、二两日赶紧催交清楚，即刻星驰来厅候委员查办多哇族之案，毋得推延迟误，切切特谕。”“当即谕饬隆务寺佛爷与新旧昂锁等，从中秉公调处。去后，嗣仅据该昂锁等禀覆，已同郡王旗下官受红布及阿娄更登当乡，平息其事等情。”
河南郡王与多哇纠纷案中，河南郡王台吉未经过循化厅，越级上禀至青海大臣那里，青海大臣即札令循化厅抚番府驰赴隆务寺，传讯开导，未果，又接到河南郡王的呈控后，又札循化厅妥为办理，循化厅谕隆务寺新旧昂锁、沙力仓佛爷传调红布，合行谕饬，当即在佛爷、新旧昂锁及红布等民间力量的协调下，暂时平息了此事。通过以上案例可以看出，这个纠纷案发生后，上禀到了青海的行政长官青海大臣处，他两次札循化厅却未能顺利完结，反而使纠纷不断扩大，抢掠之事时而发生，循化厅受札后也不能以官方身份直接进行解决，反而谕饬隆务寺，最后还得依靠民间力量即红布、佛爷等处理纠纷。而最终能具结，也不是一方能够达到的，仅靠官方对民间力量的依赖是远远不够的，更主要的是官方依赖民间过程中双方的互动，青海大臣与循化厅与隆务寺佛爷及红布配合，且以官方名义授予红布，而民间力量也不单向运动。而是在多次调查反馈中与官方互动，从而达到纠纷的解决。在买吾与黑错的纠纷中，“伏查此案起衅多年，此次该两番蠢动，互杀互抢，僧俗不宁，头绪纷繁，所有应行完办一切事宜，随时禀商欧阳道宪，并会同马统带相机酌办。卑厅等旋商移驻卡家番寺两造适中地方，分起传提两造案犯人证，并调集隆务昂锁、拉布塄皇仓捏力哇、众乡老番目人等到案，按照番规秉公查议。惟是番性顽，延直十二月二十八日始行办竣，堂讯结案。”官方多次移驻卡家番寺调集隆务寺昂鱼锁、拉卜楞皇仓捏力哇及众乡老番目人等到案查办，这实际上就是一个官民互动的过程。且官方意想依靠民间将来达到纠纷的最终解决。当然，在纠纷解决中道德、宗教和法律等控制手段也必不可少。
2.突发性社会控制方式
第一，弹压式社会控制方式。弹压实际上包括武力镇压和劝说相结合的解决社会纠纷的方式。弹压式社会控制方式是以弹压方式进行社会控制的方式。清代边疆民族地区突发性社会纠纷发生时，官方考虑到边疆社会安定，一般都采取息事宁人的解决方式，如果不能制止，为了避免纠纷的扩大化，官方又借以军事镇压的方式解决。如循化厅为沙沟与卡家寺争佃向宪台上禀：“此案起事之初，卑厅已派差役八名，驰抵该寺弹压”。尕济墩、银占木滋事案中，保安营邀请攒都桑佛爷从中弹压，而保安营仍是重兵驻防弹压之地，恩占木庄却再三阻止攒都桑佛爷，不听讲说。官方在弹压过程中派都桑佛爷从中劝说，并未动用保安营的军队，这些武装力量只是起到震慑的作用。弹压主体是具有权威性的官方或者宗教领袖人物。寺院所属的政教一体地区纠纷发生后，官方总是谕令一些在当地具有影响力的宗教人物出面进行协调，如拉卜楞寺的嘉木样、隆务寺的寺主等，虽然他们有的拥有武装力量，但这些调解主体往往以劝说为主。
以循化厅谕隆务寺与拉卜楞寺要求弹压所属部落为例。“谕隆务寺昂锁、沙力仓香错等知悉：……本分府闻得尔等邀同帐房番子，不知因何事件欲要聚众前往拉卜楞械斗等情，合行饬谕，谕到，该昂锁、沙力仓等遵照，即刻弹压……倘有不遵者，惟该昂锁、沙力仓是问，决不宽贷。循化厅谕拉卜楞寺大昂欠、法台、香错、措乎堆等知悉：……本分府闻得隆务寺邀同帐房番子，不知因何事件欲要聚众前往该寺互相械斗等情由，合行饬谕，谕到，该昂欠等遵照，即可弹压……倘有不遵者，惟该昂欠等是问，决不宽贷。从循化厅给两寺的谕可以看出，除了称呼有所变化之外，其他的语句则没有任何变动。这是拉卜楞所属部落与隆务寺所属部落之间产生纠纷，双方彼此械斗，事发后，循化厅当即谕令两寺对各自所属部落进行弹压。可见，弹压主体具有政教权威，这种权威是弹压方式生效的根本原因，但是弹压主体不一定具有主动性，如拉卜楞与隆务寺只有接到官方的谕令后才有可能充弹压的主体，官方谕令其弹压主要是针对一些伤及人命，劝说又难以奏效的械斗纠纷案件，只要通过弹压的方式才可能暂时平息纠纷。
第二，谕饬式社会控制方式。谕饬是以官方为主体向纠纷各方的上级政教部门发出的一种谕令，带有明显的命令色彩。谕饬式社会控制方式即是以谕饬方式进行社会控制的方式。谕饬主体是官方，而在政教一体体制下，带有半官方性质的寺院也成为谕饬的主体。以晚清时期为例，具有谕饬职能的官方行政机构包括三个层次，“一是营、县、营汛、司、所等；二是府、厅、州、道等；三是省一级的机构，包括西宁办事大臣、巡抚（甘肃巡抚、四川巡抚、陕西巡抚）、总督（川陕总督或陕甘总督）、甘肃布政使、提刑按察使等，四是以皇帝为中心的中央机构，包括军机处、理藩院等。”半官方性质的主要是寺院或土官。在纠纷产生后，这些机构都可以按行政级别的高低，由上级向下级发出谕令，制止、解决纠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