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银行资金监管篇1
一、加强我国对外资银行监管的必要性
10多年来的实践证明，外资银行的引入，对我国经济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主要是：开辟了我国吸收和利用外资的新途径，弥补了国内建设资金的不足；在一定程度上带动了外商在我国的直接投资；为国内“三资”企业及进出口企业提供了较完善的涉外金融服务和国际市场信息服务；为国内金融机构学习国外先进管理经验、培育现代金融管理人才提供了有利条件；强化了我国金融业的竞争机制，促进了金融体制改革，等等。但是，由于外资银行所涉足的是我国国民经济的核心行业——金融业，它们的任何举动都可能对我国的整体经济运行产生影响；尤其是在我国当前金融体制改革尚未完善、金融业发展水平还相当落后、市场体系还很不健全的情况下，外资银行的大量进入，难免会对我国的金融业发展带来冲击，增大货币政策、贷政策和外汇管理政策的制定、实施难度。因此，在目前形势下，加强对外资银行的监管是非常必要的。
从现行制度来看，我国目前对外资银行的管理主要体现在业务范围的限制和进入程序的管理上。业务范围的限制方面，主要是不允许外资银行经营人民币业务及吸收国内企业、个人的人民币、外币存款。进入程序的管理方面，一是要求外资银行携入资金必须达到一定标准；二是对一些国家和地区的银行进入附加对等设行的条件；三是外资银行一般只允许在沿海开放地区设立分支；四是申请在我国设立分支的外资银行总行必须出具对该分支承担税务、债务责任的担保书；等等。应该说，这些监管措施对我国外资银行的引进和发展曾经起到了相当大的促进作用。但我们也应看到，随着我国经济和金融开放的深入发展，现有对外资银行的监管措施已远远不能适应实际需要；特别是“复关”后我们将不得不逐步开放金融市场、修改和取消现行对外资银行过于僵化和严厉的管制措施，向国际惯例靠拢，短期内必将对国内金融业造成较大冲击。从这一角度说，如何改善和加强我国对外资银行的监管，是关系我国金融业长远发展的重大课题。
二、强化和完善对外资银行监管的几点构想
1.逐步建立合规性检查与风险性监管相结合、以风险性监管为主导的监管体系
70年代以来，西方在金融业高速发展的同时，出现了一股金融管制自动化的潮流，随之而来的是银行业风险的增加。为此，各国金融监管当局都加强了对银行业的风险性监管。比如日本将银行业经营所面临的风险分类、分项、分点列入“检查表”中，以此为标准对各金融机构进行检查核对，这样问题在刚出现苗头时就能被及时发现并采取相应措施，从而使各金融机构始终都处于良好的运营状态。而我国当前对外资银行的监管还停留在是否符合法规的事后检查阶段，根本没有以预防为主的风险性监管。建议我国学习西方经验，逐步建立合规性检查与风险性监管相结合、以风险性监管为主导的监管体系，对外资银行的业务活动进行全面检查和评估，以减少其对我国金融业和国民经济发展所带来的风险，保障我国外资银行体系的正常运行。
2.建立日常报表分析、实地检查、非实地检查等多种监管方式相结合的监管制度
目前我国对外资银行的监管主要依赖日常报表分析，其他监管方式很少采用。今后除了应落实专门人员对外资银行进行日常报表分析以外，对报表分析中所发现的问题，还要根据实际需要及时进行有重点的实地检查或非实地检查。对一些规模较大的外资银行还可由人民银行总行或其分行派出常驻检查组，加强监督。
3.建立强有力的监管机构
在西方发达国家，对外资银行一般实行国民待遇，因而在监管机构的设置上并不区分国内银行与外资银行。这一模式也应成为我国金融监管机构发展的方向。但鉴于我国具体国情，在今后相当一段时期内，我国对外资银行与国内银行仍需分开管理。对外资银行的集中管理，可以现有的人民银行“外资金融机构管理司”为基础，合并外汇管理局和稽核司中从事外资金融机构监管的人员，组建“涉外金融机构管理司”，作为我国负责外资银行监管及国内银行跨国经营等事宜的最高机构；对一些外资银行较集中的城市，可在当地人民银行设立“涉外金融机构管理处”，对外资银行进行监管，并且这种监管应归人民银行总行直接领导，不受地方政府的干预，以树立监管工作的权威性。
4.完善外资银行监管的法规体系
虽然我国目前已颁布了几个对外资金融机构的管理条例，但完善的外资金融机构监管法规体系远未建立，在此情况下要防止外资银行在我国的不正当行为是很困难的。必须加强立法，尽快完善我国对外资金融机构监管的法规体系，才能使我们对外资银行的监管制度化、规范化，从而保证外资银行的健康发展和我国的正当权益不受侵害。
5.建立外资银行作用评级制度
主要从以下几方面来对我国的外资银行进行信用评级：（1）在华业绩。用以评价外资银行对我国的贡献。（2）遵守我国法规情况的记录。用以评价其经营的守法程度和相关风险。（3）经营素质。用以评价外资银行的经营管理水平、内部管理质量和盈利能力。在实际操作中，将上述几方面内容细分为多个具体指标，并规定相应权重和评分标准，由人民银行或专门的资信评估机构每年定期对各外资银行进行评分，根据得分高低将外资银行分成不同的信用等级，并在全国性新闻媒介上公布，以充分调动外资银行抵御风险、提高经营管理水平的自觉性。这样不仅有利于我国外资银行体系的安全运转，而且也可减轻监管机构的工作量，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当前外资银行监管力量不足的矛盾。
6.建立定期外部审计制度
在金融监管体系较完善的国家或地区（如英国、香港），一般都要求外资银行聘用外部审计师并定期公开其主要财务报告。借鉴这一做法，我国也应规定外资银行必须至少聘请一名经当地人民银行认可的中国注册会计师，并在必要时可由人民银行另行指定有关机构对其进行审计；外资银行的有关财务报告应定期由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后在指定的全国性报刊上予以公布，以使外资银行不仅接受政府金融监管机构的管理，同时也受到社会公众的监督。
人民银行资金监管篇2
10多年来的实践证实，外资银行的引入，对我国经济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主要是：开辟了我国吸收和利用外资的新途径，弥补了国内建设资金的不足；在一定程度上带动了外商在我国的直接投资；为国内“三资”企业及进出口企业提供了较完善的涉外金融服务和国际市场信息服务；为国内金融机构学习国外先进治理经验、培育现代金融治理人才提供了有利条件；强化了我国金融业的竞争机制，促进了金融体制改革，等等。但是，由于外资银行所涉足的是我国国民经济的核心行业——金融业，它们的任何举动都可能对我国的整体经济运行产生影响；尤其是在我国当前金融体制改革尚未完善、金融业发展水平还相当落后、市场体系还很不健全的情况下，外资银行的大量进入，难免会对我国的金融业发展带来冲击，增大货币政策、贷政策和外汇治理政策的制定、实施难度。因此，在目前形势下，加强对外资银行的监管是非常必要的。
从现行制度来看，我国目前对外资银行的治理主要体现在业务范围的限制和进入程序的治理上。业务范围的限制方面，主要是不答应外资银行经营人民币业务及吸收国内企业、个人的人民币、外币存款。进入程序的治理方面，一是要求外资银行携入资金必须达到一定标准；二是对一些国家和地区的银行进入附加对等设行的条件；三是外资银行一般只答应在沿海开放地区设立分支；四是申请在我国设立分支的外资银行总行必须出具对该分支承担税务、债务责任的担保书；等等。应该说，这些监管措施对我国外资银行的引进和发展曾经起到了相当大的促进作用。但我们也应看到，随着我国经济和金融开放的深入发展，现有对外资银行的监管措施已远远不能适应实际需要；非凡是“复关”后我们将不得不逐步开放金融市场、修改和取消现行对外资银行过于僵化和严厉的管制措施，向国际惯例靠拢，短期内必将对国内金融业造成较大冲击。从这一角度说，如何改善和加强我国对外资银行的监管，是关系我国金融业长远发展的重大课题。
二、强化和完善对外资银行监管的几点构想
1.逐步建立合规性检查与风险性监管相结合、以风险性监管为主导的监管体系
70年代以来，西方在金融业高速发展的同时，出现了一股金融管制自动化的潮流，随之而来的是银行业风险的增加。为此，各国金融监管当局都加强了对银行业的风险性监管。比如日本将银行业经营所面临的风险分类、分项、分点列入“检查表”中，以此为标准对各金融机构进行检查核对，这样问题在刚出现苗头时就能被及时发现并采取相应措施，从而使各金融机构始终都处于良好的运营状态。而我国当前对外资银行的监管还停留在是否符合法规的事后检查阶段，根本没有以预防为主的风险性监管。建议我国学习西方经验，逐步建立合规性检查与风险性监管相结合、以风险性监管为主导的监管体系，对外资银行的业务活动进行全面检查和评估，以减少其对我国金融业和国民经济发展所带来的风险，保障我国外资银行体系的正常运行。
2.建立日常表分析、实地检查、非实地检查等多种监管方式相结合的监管制度
目前我国对外资银行的监管主要依靠日常表分析，其他监管方式很少采用。今后除了应落实专门人员对外资银行进行日常表分析以外，对表分析中所发现的问题，还要根据实际需要及时进行有重点的实地检查或非实地检查。对一些规模较大的外资银行还可由人民银行总行或其分行派出常驻检查组，加强监督。
3.建立强有力的监管机构
在西方发达国家，对外资银行一般实行国民待遇，因而在监管机构的设置上并不区分国内银行与外资银行。这一模式也应成为我国金融监管机构发展的方向。但鉴于我国具体国情，在今后相当一段时期内，我国对外资银行与国内银行仍需分开治理。对外资银行的集中治理，可以现有的人民银行“外资金融机构治理司”为基础，合并外汇治理局和稽核司中从事外资金融机构监管的人员，组建“涉外金融机构治理司”，作为我国负责外资银行监管及国内银行跨国经营等事宜的最高机构；对一些外资银行较集中的城市，可在当地人民银行设立“涉外金融机构治理处”，对外资银行进行监管，并且这种监管应归人民银行总行直接领导，不受地方政府的干预，以树立监管工作的权威性。
4.完善外资银行监管的法规体系
虽然我国目前已颁布了几个对外资金融机构的治理条例，但完善的外资金融机构监管法规体系远未建立，在此情况下要防止外资银行在我国的不正当行为是很困难的。必须加强立法，尽快完善我国对外资金融机构监管的法规体系，才能使我们对外资银行的监管制度化、规范化，从而保证外资银行的健康发展和我国的正当权益不受侵害。
5.建立外资银行作用评级制度
主要从以下几方面来对我国的外资银行进行信用评级：在华业绩。用以评价外资银行对我国的贡献。遵守我国法规情况的记录。用以评价其经营的守法程度和相关风险。经营素质。用以评价外资银行的经营治理水平、内部治理质量和盈利能力。在实际操作中，将上述几方面内容细分为多个具体指标，并规定相应权重和评分标准，由人民银行或专门的资信评估机构每年定期对各外资银行进行评分，根据得分高低将外资银行分成不同的信用等级，并在全国性新闻媒介上公布，以充分调动外资银行抵御风险、提高经营治理水平的自觉性。这样不仅有利于我国外资银行体系的安全运转，而且也可减轻监管机构的工作量，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当前外资银行监管力量不足的矛盾。
6.建立定期外部审计制度
在金融监管体系较完善的国家或地区，一般都要求外资银行聘用外部审计师并定期公开其主要财务告。借鉴这一做法，我国也应规定外资银行必须至少聘请一名经当地人民银行认可的中国注册会计师，并在必要时可由人民银行另行指定有关机构对其进行审计；外资银行的有关财务告应定期由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后在指定的全国性刊上予以公布，以使外资银行不仅接受政府金融监管机构的治理，同时也受到社会公众的监督。
人民银行资金监管篇3
关键词：金融改革；金融开放；金融风险；金融监管机制；金融安全
一、我国金融业对外开放的历程
我国金融业开放的历程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1980年至1993年。这一阶段我国金融业对外开放的总体战略是，通过外资银行的进入引进外汇资金和改善对外资企业的金融服务，创造更好的投资环境。如，1980年，日本输出人银行在北京设立代表处；1981年，南洋商业银行在深圳设立分行，成为改革开放以来外资银行在中国设立的第一家营业性机构。在不断适应经济金融发展需要、稳步推进银行业对外开放方针的指导下，中国银行业扩大了对外开放地域，逐步从经济特区扩展到沿海城市和中心城市。1983年，颁布《关于侨资、外资金融机构在中国设立常驻机构的管理办法》。1985年，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特区外资银行、中外合资银行管理条例》，允许外资银行在深圳、珠海、厦门、汕头和海南设立营业性分支机构。1990年8月，颁布《上海外资金融机构、中外合资金融机构管理办法》。截至1993年底，外资银行在中国13个城市设立了76家营业性机构，经营对外资企业和外国居民的外汇业务，资产总额达89亿美元。
第二阶段从1994年至2001年。这一阶段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取得突破性进展，加快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步伐，对外贸易全面发展，外商投资显著增加，对外开放的总体格局基本形成。为进一步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和改善投资环境，我国实施了相关政策，完善涉外经济法规，保持了外商来华投资的良好势头，外资银行业务随着外资企业在中国的迅速成长及中资企业国际业务的发展而快速发展。在修订和完善1985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特区外资银行、中外合资银行管理条例》基础上，1994年，颁布全面规范外资银行的第一部法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金融机构管理条例》，规定了外资银行在华经营的市场准入条件和监管标准。1996年，颁布《上海浦东外资金融机构经营人民币业务试点暂行管理方法》，允许外资银行在上海浦东试点经营人民币业务，服务对象限于外资企业和境外居民。1998年3月，《关于批准外资银行加入全国同业拆借有关问题的通知》，允许外资银行加人全国同业拆借市场，从事人民币同业拆借和现券交易。1998年8月，批准深圳为第二个允许外资银行经营人民币业务的试点城市。1999年7月，《关于扩大上海、深圳外资银行人民币业务范围的通知》，放宽对外资银行人民币业务客户的地域限制和人民币业务的规模限制，允许外资银行向同业借入一年期以上的人民币资金。截至2001年底，在华外资银行营业性机构达175家，四年内增加99家，资产总额增长3倍多。
第三阶段从2002年至今。2001年12月，中国加入wto，取消外资银行办理外汇业务的地域和客户限制，允许外资银行经营中国企业和中国居民的外汇业务，在上海、深圳、天津和大连四个城市向外资银行开放人民币业务。同时，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金融机构管理条例(修订)》。2002年1月，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金融机构管理条例实施细则(修订)》。2002年12月，在广州、青岛、珠海、南京、武汉五个城市向外资银行开放人民币业务。2003年12月，在济南、福州、成都和重庆四个城市向外资银行开放人民币业务，允许外资银行在已开放人民币业务的地域经营对中资企业的人民币业务。2003年12月，颁布《境外金融机构投资入股中资金融机构管理办法》，规定人股中资银行的资格条件和持股比例。2004年12月，在昆明、北京、厦门、沈阳和西安五个城市向外资银行开放人民币业务。2005年12月，在汕头、宁波、哈尔滨、长春、兰州、银川、南宁七个城市向外资银行开放人民币业务。2006年11月，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银行管理条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银行管理条例实施细则》。2006年12月，取消外资银行经营人民币业务的地域和客户限制，允许外资银行对所有客户提供人民币服务；取消对外资银行在华经营的非审慎性限制。
在整个金融业渐进式有序开放进程中，中国在履行加入wto承诺的同时，还根据经济发展和金融改革的需要，在承诺之外积极实施一系列自主开放措施。一是积极支持和鼓励外资银行在中西部和东北地区发展，提前向外资银行开放了西安、沈阳、哈尔滨、长春、兰州、西宁等城市的人民币业务，放宽其在这些地区经营人民币业务的资格条件，为外资银行在中西部和东北地区设立机构和开办业务开辟了绿色通道，在同等条件下优先审批其设立机构和开办业务的申请。二是适时调整外资银行营运资金政策，逐步减少经营本外币业务的营运资金档次，降低营运资金要求。三是允许外资银行与中资银行同步开办衍生产品交易业务、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境内证券投资托管业务、代客境外理财及托管业务，允许外资银行开办保险业务。四是根据与香港和澳门特别行政区签订的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cepa)，允许香港和澳门地区银行以优惠条件在内地设立机构和开办业务。五是调整外资金融机构参资人股中资银行比例，允许合格的境外战略投资者按照自愿和商业原则投资人股中资银行，参与中国银行业改革。中国加入wto以来，在华外资银行营业性机构从190家增加到312家，剔除机构合并等因素净增加122家。同时，中国银监会还高度重视并始终坚持改革与开放并举、开放与监管并行、监管与服务并重的方针，有力地推动了我国金融业的快速发展。
二、正确看待我国金融业对外开放中面临的主要问题
我国金融业对外开放面临的问题是多方面的，以下仅就两个突出问题应予以重视：
(一)关于金融开放中利用外资的问题。改革开放近30年来，我国通过吸引外资，加快现代化建设步伐，取得了显著成绩，利用外资总体上是健康的。但必须清醒地看到：一是利用外资方面存在一些值得重视的问题。如，在间接利用外资问题上，不少企业经济效益低下，给按时还债带来很大压力。在直接利用外资上，还存在游离于政府监控和管理之外的“隐性外债”，相当一部分外资过分集中于部分产业特别是易波动的产业上等。二是中资银行与外资银行的竞争问题。双方的竞争一方面可使中资银行学到外资银行的先进管理经验，迫使自身进行业务创新，降低运营成本，以寻找新的利润增长点，从而提高我国银行业服务质量和效率。另一方面，外资银行在业务范围上，已与国内银行享受同等待遇，会给国有商业银行带来冲击，不可避免地出现与国有商业银行争高级人才、争优质客户、争国际结算业务份额、争社会储蓄存款等“四争”现象。但现有商业银行的管理水平和管理技术都不及外资银行。从这一意义上说，民族金融业必须受到保护。三是外资银行的进入，加大了货币政策调控的难度，威胁到我国的金融安全。对此，应引起高度重视，切实采取措施加以解决。
(二)关于资本市场非理性开放问题。对资本市场的开放，要辩证的看待，既要看到开放带来的好处又要看到开放带来的风险。资本市场在一国经济中处于重要地位，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大力发展资本市场，提高直接融资比重，对化解金融风险、增强金融体系的抗风险能力有积极作用。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资金相对稀缺，不能满足经济高速增长对资金的需求。资本市场开放后，通过资本市场的融资可满足经济建设中对资金的需求。同时，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及巨大的市场空间对外资有巨大的吸引力，从而为我国利用资本市场进行国际融资提供了有利条件。加人wto后，我国众多经济领域逐步对外开放，这就必然伴随着更复杂的资金跨国流动，客观上要求资本市场对外开放，提高资源的配置效率。资本市场的开放会增大一国的金融风险，如果处理不好，就会危及一国的金融安全，破坏经济运行的秩序。因为资本市场开放后，投机资本会大量涌入国内，在缺乏有效监督机制的情况下，必然会增加一国的金融风险。尤其是大量投机性很强的套利资金流入股市、汇市等资本市场，有可能给发展中国家的国际收支平衡和金融稳定带来风险。当前我国融资结构中，间接融资比重过高，金融风险主要集中在银行领域，不利于国家金融安全。
三、应借鉴国外金融业对外开放的教训
(一)认真汲取俄罗斯和印度金融开放的教训。俄罗斯金融开放虽然取得一定成效，但也存在一些问题。一是俄罗斯金融体制在“震荡休克疗法”的改革方案下，以货币主义理论为指导，忽视国家的经济调节作用。二是新设立的商业银行特别是外资银行，都享有贷款利率上浮的自由，对国有银行产生巨大压力，对老商业银行构成严重的威胁。三是俄实际推行的“货币可兑换”改革，使本币大幅度贬值，从而使商品更短缺，国内通胀加剧，本国公民对本国货币的信心降低，进而诱发了抢购外币的风潮，国内经济陷入“恶性循环”中而汇率波动又导致国际收支恶化，严重影响国家对外贸易和国际结算的正常进行。印度金融开放虽然也取得成效，但也有教训。如，在没有实现有效监管的情况下过早开放金融市场，不但不能促进经济更快的增长，反而会带来巨大的金融风险。同时，多党执政导致政府领导能力软弱，进而影响金融体制改革的预期效果。因此，我国金融业对外开放，应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结合中国金融业的发展现状有步骤地进行，防止走金融自由化的道路，避免过度开放而造成过高的金融体制改革成本。
(二)认真汲取亚洲金融危机的教训。亚洲金融危机所暴露出来的问题，给我们许多深刻启示。一是应审慎地把握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进程。既顺应潮流，又循序渐进，趋利避害。二是正确认识亚洲金融危机的内因和外因。从内因看，主要是这些国家经济结构不合理，产业升级缓慢；金融体制不健全，金融秩序混乱；外债结构不合理，企业隐性举债数额庞大；投资规模过大，导致经济过热。同时，国际投机者的冲击也是造成这次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之一。这次金融危机使我国没有受到正面冲击，主要是由于我国较早采取了宏观调控措施，增加外汇储备，加强对金融机构和证券市场的管理，为抵御国际金融冲击、防范金融波动打下了良好的基础。特别是对金融开放采取慎重原则，外汇在经常项目实行自由兑换的同时，资本项目往来没有放开，外国人无法进行套利。
(三)认真汲取外资选拔金融人才的教训。随着外资银行的进入，我们正面临前所未有的以争夺人才为核心的国际竞争形势。尤其是进人中国的外资金融机构，他们要在中国招聘大批高素质的金融人才，实现外资银行“人才本土化”的企图。目前，外资商业银行的高级管理者和经营骨干有相当一部分来自国有商业银行。这既有外部原因，也有国有商业银行内部的原因。从外部原因看，外资商业银行待遇优厚，员工有良好的工作、发展环境，对国有商业银行的人才有很大的吸引力。从内部原因看，僵化的管理体制，落后的人事制度、用人机制，在一定程度上挫伤了管理人员的积极性。因此，要改变目前这种不适应竞争环境的管理体制，在人才选拔上要“德才兼备”、“不拘一格”，杜绝“三惟”现象(即惟学历、惟年龄、惟职称)，建立科学的员工考核体系，创造和谐的人际环境，建立基本稳定的高素质金融人才队伍。
四、构建我国金融业开放型监管机制的思路
随着我国金融业的全面开放，市场竞争格局和银行体系结构发生了更加深刻的变化。如何按照科学发展观要求，正确处理好金融开放与金融安全的辩证关系，确保中国金融业持续健康发展，这是直接关系国民经济全局、关系各行各业发展和老百姓切身利益问题。因此，必须构建我国金融业开放型监管机制，以便更好地防范金融风险，确保金融稳定运行和安全发展。
(一)我国金融业开放型监管机制的主要内容。一是科学地借鉴国际银行监管惯例，逐步创造公平、统一、透明的监管环境，在统一中外资银行监管标准方面取得重大进展。二是根据外资银行发展状况，不断完善外资银行监管制度和监管体系的建设，建立风险评估、外国银行分行综合评价和母行支持度评价等监管体系，提高外资银行监管水平。三是通过加强银行监管的国际交流与合作，提高银行业风险监管和防范能力。截至2006年12月底，中国与22个国家和地区的金融监管当局建立了双边监管合作机制，内容包括信息交换、市场准人和现场检查中的合作、监管信息保密、监管磋商等多方面。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代表，中国积极参与了《有效银行监管核心原则》和《新资本协议》等银行监管国际标准的制定，并不断创造条件推动本地化，促进了中国银行业监管的国际化和专业化，为构建我国金融业开放型监管机制创造了有利条件。四是对外开放与严格监管并重。中国银行业监管的基本理念是“管法人、管风险、管内控和提高透明度”，重点关注商业银行的主要风险及银行业系统性风险，监督和激励商业银行建立完善的风险管理体系和严密的内部控制机制，并强化市场约束。五是加快外资银行与中资银行监管标准的统一，特别是统一中国境内注册外资银行与中资银行的监管标准，致力于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六是加快国内监管标准与国际监管标准的统一，进一步提高监管效率和监管透明度，不断提高中国银行业监管水平。
人民银行资金监管篇4
关键词：外资银行法律监管
中图分类号：F830.3
2006年12月11日，中国加入wto五周年。根据wto的协议，我国取消了所有对外资银行的所有权、经营权的设立形式，包括所有制的限制，允许外资银行向中国客户提供人民币业务服务，给予外资行国民待遇。这标志着中国对wto承诺的全面兑现，也代表平等国民待遇下的中国后金融时代已经到来。我国应根据审慎监管原则，将强金融监管。
一、对外资银行法律监管的必要性
外资银行是指所有外国投资的银行金融机构，包括独资银行、合资银行、外国银行的分行和代表处，以及可以从事有关银行业务的财务公司等。外资银行的进入，标志着东道国金融市场与国际金融市场有了更多的联系，对东道国的宏观经济政策、货币政策、资本市场、外汇市场都会带来不同程度的影响。因而，我国监管当局由此愈加重视加强对金融机构特别是对外资银行的监管。
三、外资银行经营人民币业务带来的监管难题和我国外资银行监管存在的问题
（一）外资银行经营人民币业务带来的监管难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银行监管条例》规定外资银行分行可吸收每笔不少于100万元人民币存款。我国对外资银行全面放开经营人民币业务后，必将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中央银行金融监管的难度，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将削弱我国货币政策的控制力，加大货币政策的调控难度。其一，使货币政策的对外依赖程度日益加强。其二，部分货币政策工具的效率有所减弱。由于外资银行可以从其他金融机构甚至国际金融市场获得有效资金，以至于外资银行在我国境内的贷款不受其存款来源的制约，这导致我国的准备金制度和利率管理政策对外资银行的约束将十分有限。其三，随着外资银行在金融中介业务所占比例日益扩大，货币政策产生直接作用的覆盖面将有所缩小，从而使货币政策的作用弱化。
2.可能削弱中央银行对外资银行监管的有效性。外资银行业务的国际性，金融交易的复杂性，将使我国银行监管的手段显得有些力不从小。
（二）我国对外资银行监管的法律问题
1.尚未建立较为完备的金融法律体系。在金融法律体系上要求建立以《中国人民银行法》、《商业银行法》以及《外资金融机构法》为核心的银行法律体系，同时要求wto成员实行透明度原则。但目前我国相关法律与wto规则有较大差距，明显滞后于国际金融业的发展。
2.缺乏与外资银行母国监管的合作。随着国际金融自由化趋势的日益加强，对外资银行监管问题也更加复杂。单凭一国或一个地区是不能解决和控制全球性的金融风险。就我国目前情况看，这方面做得还很欠缺。
3.对外资银行监管的风险控制力不强。我国目前虽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银行监管条例》中对外资银行的业务范围、资本充足率、流动性比例、资产负债比例等情况作了规定，但在监管内容和手段上缺乏具体的可操作措施。因此，对于我国银行业监管当局来说，应积极借鉴国际风险监管的先进经验，强化风险意识，建立一套规范的风险监管体系，实属当务之急。
四、完善对外资银行监管的建议
（一）进一步加强对外资银行市场准入的监管
其一，应明确规定市场准入的条件，包括资本数量和结构、管理者素质和水平、业务范围、经营前景、市场需求和竞争状况等。在审批时，坚持选择资本雄厚、信誉卓著、在世界上影响较大，其母国金融监管制度比较完善的银行。其二，加强对外资银行的经营风险监管。引入“风险额”作为银行使用内部模型计算市场风险的直接工具，进一步促进了国际金融风险管理技术发展。其三，加强对外资银行市场退出的监管。市场退出监管是金融监管中非常重要的一环。我国目前对这一问题的规定相当不完善，存款保险制度和最后贷款人制度还属立法上的空白，因而我们在立法时要借鉴其他国家的立法经验，对这一问题加以完善。
（二）加强与外资银行母国监管当局的合作
由于跨国银行之间资本流量大，互相依赖性强，其经营风险早已越出国界，成为国际性的风险，单靠东道国或母国对其分别进行监管，难度很大，容易留下监管漏洞。因而，我国在对外资银行进行监管时应加强与外资银行母国监管当局的合作加强信息交流，应与外资银行母国建立信息交流制度。
（三）加强银行业自律管理
目前，我国外资银行的自律作用还没有很好发挥出来，缺少外资银行的同业公会，因此我们应准许外资银行设立同业公会。同业公会作为行业自律组织，其法律地位应是独立的，它应有稳定的组织机构，其组织和活动应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以及公会的章程，并且应受中央银行的指导和管理。
（四）提高居民的风险防范意识
2006年12月6日，银监会正式公布了《商业银行金融创新指引》，其中规定银监会与商业银行、银行业协会有义务增进公众对金融创新的了解和对买者自负原则的认识，不断提高公众的风险防范意识和风险承受能力。这是监管机构首次在正式文件中提及“买者自负”原则。“买者自负”应该是市场经济的一个基本理念，其基本含义就是“买者在市场上通过自己的行为获得收益，同时也要承担相应的风险。”在外资银行全面进入之后，“买者自负”原则已成为中国百姓面对的现实。因此提高人民的风险意思具有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余劲松，吴志攀著，《国际经济法》[m]，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3月第一版。
[2]余劲松著，《中国涉外经济法律问题新探》[m]，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人民银行资金监管篇5
关键词：外资银行监管制度完善
根据我国加入wto的《服务贸易具体承诺减让表》，在入世过渡期结束之后，我国将赋予外资银行以国民待遇，取消对外资银行的业务范围、经营人民币业务的地域和客户对象等方面的限制。可以预见，我国外资银行的数量将进一步增加，经营规模将进一步扩大。外资银行在给我国银行业带来先进的管理技术和经验的同时，其业务经营的跨国性和金融风险的传导性也将给我国的银行监管和金融风险防范带来新的问题和挑战。为了规范和控制外资银行在我国的运营行为，维护金融稳定和安全，我们必须建立和完善我国的外资银行监管法律制度。
一、外资银行监管的含义
（一）外资银行的含义
一般来说，外资银行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外资银行是相对于全部资本由本国或本国国民所有的本国或本地（以下简称东道国）银行而言的，它是指在东道国境内设立的、由外国资本组建或参与的银行，包括外国银行分行、外国银行子公司和合资银行等组织。狭义的外资银行是指总行在东道国境内、由外国资本组建的银行。从国外相关立法来看，大部分国家采用的是广义外资银行的概念，但通常对外资银行的组织形式有特别限制①。在我国，根据《外资银行管理条例》第2条的规定，外资银行是指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关法律、法规，经批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设立的外商独资银行、中外合资银行、外国银行分行和外国银行代表处。其中，外国银行是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外注册并经所在国家或者地区金融监管当局批准或者许可的商业银行。外国金融机构是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外注册并经所在国家或者地区金融监管当局批准或者许可的金融机构。可见，我国银行法也采用了广义外资银行的概念。
（二）外资银行监管的含义
外资银行监管也有广义和狭义两种不同理解：狭义的外资银行监管是指国家法定的监管机关对外资银行及其经营行为所进行的外部监督管理；广义的外资银行监管除包括狭义的外资银行监管之外，还包括外资银行的内部监管、同业自律组织的监管和社会中介组织的监管等。
本文所称的外资银行监管是指狭义的外资银行监管，指银行监管当局为保证外资银行合法、有效、稳健运行，依据法定职权和程序对外资银行及其经营活动所进行的监督和管理。在我国，外资银行监管当局一般情况下是中国人民银行和银监会。外资银行监管的对象是外资银行市场准入、运营和市场退出等行为，外资银行监管的目的是保障外资银行合法经营，稳健运行，保护国内中资银行健康发展，维持稳定的金融秩序，以适应对外开放和经济发展的需要。
二、我国外资银行监管法的现状及其缺陷
（一）我国外资银行监管法的现状
外资银行监管法是指调整外资银行监管当局在监管外资银行市场准入、运营和市场退出等行为过程中所形成的监管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我国目前尚无统一的外资银行监管法，但存在一系列涉及外资银行监管的法律、法规和规章。主要有：
1、外资银行监管法律：主要有《中国人民银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法》。
2、外资银行监管法规：2006年11月11日国务院颁布的《外资银行管理条例》。
3、外资银行监管规章：主要包括《委托注册会计师对外资金融机构进行审计管理办法》、《境外金融机构投资入股中资金融机构管理办法》、《外资银行并表监管管理办法》以及银监会于2006年11月24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银行管理条例实施细则》。
（二）我国外资银行监管法的缺陷
目前，我国外资银行监管法虽已初具规模，但与国际银行监管惯例和发达国家的外资银行监管法相比较，我国外资银行监管法仍然存在不少缺陷和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立法层次低，效力不强
目前我国外资银行监管分别适用《中国人民银行法》、《商业银行法》、《银行业监督管理法》和《外资银行管理条例》及其《实施细则》等。其中《中国人民银行法》、《商业银行法》及《银行业监督管理法》虽然是由全国人大或其常委会制定和修改的，效力等级较高，但这三部法律主要是针对中资银行，没有充分体现外资银行监管的特殊性和复杂性，难以对外资银行的监管发挥应有的作用。因此，《外资银行管理条例》及《实施细则》成了我国对外资银行进行监管的基本法律规范②。但是，《外资银行管理条例》是由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实施细则》是由银监会制定的部门规章，其缺点是效力层次不高，缺乏应有的权威性和稳定性。
2、立法未明确监管原则和目标
监管原则是指为了实现监管目的而确立的、在监管活动中起基本指导意义的思想和准则，是东道国对是否允许外资银行进入本国金融市场并对其运营和退出进行监督管理的态度和政策选择③。确定外资银行监管原则是对外资银行进行有效监管的先决条件。但无论是《外资银行管理条例》，还是《实施细则》，均没有对外资银行的监管原则作出规定，显然是一大不足。此外，我国外资银行监管法对外资银行的监管目标也未明确规定，只是在《外资银行管理条例》第1条中指出，制定该条例的目的是"为了适应对外开放和经济发展的需要，加强和完善对外资银行的监督管理，促进银行业的稳健运行"。这种监管目标的缺失与模糊必然造成在监管实践中缺乏明确的指引，从而不利于对外资银行进行监管。
3、立法内容不合理--准入条件过于苛刻
目前，我国在外资银行准入条件上极度重视资本金、资产规模等硬件。比如《外资银行管理条例》第10条规定，"拟设外商独资银行的唯一或者控股股东在提出设立申请前1年年末总资产不少于100亿美元"。第11条规定，"拟设中外合资银行的外方唯一或者主要股东在提出设立申请前1年年末总资产不少于100亿美元"。第12条规定，"拟设分行的外国银行在提出设立申请前1年年末总资产不少于200亿美元。如此高的资本金和总资产要求使许多外资银行无法进入中国市场，客观上也不利于发挥外资银行对我国银行业乃至整个国民经济的促进作用。
4、忽视与外资银行母国监管当局的合作
在加强银行业监管国际合作的呼声不断高涨的情况下，巴塞尔委员会于1997年推出《有效银行监管的核心原则》，为银行业监管的国际合作提出了许多原则和具体规定④。我国虽然已经与一些外资银行母国金融监管当局签署了监管信息交换协议，实施了外资银行并表监管办法，但是《外资银行管理条例》在对外资银行的监管方面，仍主要依靠我国金融监管部门单方面的力量，忽视与外资银行母国监管当局的交流与合作。
三、我国外资银行监管法律制度的完善建议
针对以上问题，应从如下四个方面进行改进和完善，构建科学、细致的外资银行监管工程，以有效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并促进本国银行业的健康有序发展。
（一）制定《外资银行监管法》，完善我国外资银行监管制度
前面已经讲到过，《外资银行管理条例》及《实施细则》是我国目前对外资银行进行监管的基本法律规范。但二者的效力层次均不高，与其在金融监管中的重要性不符。建议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一部《外资银行监管法》，专门行使外资银行监督管理之职责，对外资银行的准入、运营和退出等作出明确具体的规定，将现有的涉及外资银行监管的法律、法规全部容纳进去。在制定外资银行监管法时，尤其应当注意解决银行、保险和证券监管部门在对外资银行混业经营监管中的分工、协调与合作，避免对外资银行的监管出现真空和漏洞⑤。
（二）明确规定外资银行的监管原则和监管目标
外资银行的监管原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具体监管制度的设计和监管手段的采用，决定着外资银行监管法律制度的实效。根据GatS的规定和国际通行做法，结合我国金融市场和外资银行的具体发展状况和进程，我国宜采取对等互惠的国民待遇原则，并辅之以最惠国待遇原则作为我国的外资银行监管原则⑥。此外，我们还应当将以下几个方面作为我国外资银行监管的主要目标：1、降低外资银行的运营风险，维持外资银行的稳健运行；2、规制外资银行的经营行为，维护公众利益；3、促进内外资银行公平竞争。
（三）改变市场准入条件的不合理规定
前面讲到，我国目前在外资银行准入条件上过度重视资本金、资产规模等硬件。这与我国注重对外资银行合规定性监管有关。但随着金融市场的不断开放，我国应遵从国际趋势，转向风险性监管。因此，适当降低资本金要求，把注意力集中于影响银行经营风险的其他指标上应成为我国外资银行市场准入监管制度改革的方向。如此规定既可以避免市场准入审核的随意性和不透明性，又可以使许多经营管理水平高的外资银行进入中国市场，促进我国银行业乃至整个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
（四）加强与外资银行母国监管当局的交流与合作
巴塞尔《有效银行监管核心原则》的出台，标志着银行监管国际合作迈入了新的阶段。我国对外资银行的监管经验不足、监管技术手段落后，因而更有必要加强同外资银行母国监管当局的合作。因此，我国应采纳《巴塞尔协议》确立的"联合监管原则"，即对外资银行的监管应以母国监管原则为主，东道国监管原则为辅。在市场准入方面，应当采取东道国与母国双重认可标准，以外资银行在其母国受到有效的监管为允许其进入我国的必要条件。在外资银行风险防范方面，应当与外资银行母国监管当局建立信息收集、分析和分享机制，借助快速便捷的信息技术，及时交换风险信息，建立起防范国际金融风险的安全网络；在互惠对等的原则下，允许外资银行母国监管当局对外资银行进行必要的现场检查。在危机发生时，可以请求外资银行母国中央银行进行最后贷款援助，与我国中央银行联合拯救外资银行，防止和降低外资银行破产倒闭引发的金融风险蔓延传递。
注释：
①黎四奇：《对的检讨与反思》，《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4期
②郑冬梅、王芳：《论我国外资银行监管法律制度的完善》，《商场现代化》2006年第7期
③蔡惠燕：《论中国跨国银行监管法制的完善---新修订之评析》，《广东商学院学报》2007年第3期
④石现明：《略论我国外资银行监管法律制度的缺陷与完善》，《西南金融》2007年第10期
⑤黄润源：《浅析我国对外资银行的法律监管--从新颁布的谈起》，《广西金融研究》2007年第9期
⑥张炜：《我国外资银行监管新规定及其局限性》，《银行家》2007年第3期
参考文献：
[1]黎四奇.对《外资银行条例》的检讨与反思[J]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4
[2]李红润.论我国外资银行监管法的完善[J]绥化学院学报，2010，2，
[3]郑冬梅，王芳.论我国外资银行监管法律制度的完善[J]商场现代化，2006，6
[4]石现明.略论我国外资银行监管法律制度的缺陷与完善[J]西南金融，2007，7
[5]蔡惠燕.论中国跨国银行监管法制的完善--新修订之《外资银行管理条例》评析[J]广东商学院学报，2007，3
[6]匡青松，胡君.论我国外资银行监管法制的不足与完善[J]湖南商学院学报，2006，1
[7]黄润源.浅析我国对外资银行的法律监管--从新颁布的《外资银行管理条例》谈起[J]广西金融研究，2007，9
[8]张晓君，李旖丹.外资银行经营人民币业务的监管问题[J]政治与法律，2007，5
[9]张炜.我国外资银行监管新规定及其局限性[J]银行家，2007，3
[10]赵艳华.我国外资银行市场准入监管制度研究[J]法制与社会，2009，4
人民银行资金监管篇6
关键词 外资银行 经营发展 金融监管
1979年第一家外资银行机构――日本输出入银行经批准进入北京设立代表处，拉开了外资银行进入中国金融市场的序幕。1995年，中国向外资银行开放的城市增加到24个。2001年12月11日，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外资银行进入中国金融市场的速度不断加快，与中资银行的竞争与合作也全方位展开。
一、外资银行在华经营情况
1、外资银行在华机构设置
目前，外资银行进入中国主要有以下方式：一是参股或控股中资金融机构，中资银行性质未变；二是在华建立代表处，待条件具备升格为分行，最后升级为独立法人银行；三是在中国建立合资银行、村镇银行、小额贷款公司等其他形式的金融机构，但性质上属外资银行。
外资银行在华机构从地区分布特征看，外资银行机构主要集中在我国东部沿海城市，大部分集中在我国经济较为发达的中心城市，如上海、深圳、广州、北京、天津、大连、厦门等地，这些城市外资银行设立分行的数量占到在华外资银行分行总数的87％。截至2010年3月末，据统计数据，外资银行在我国共设有34家外商独资银行，下设202家分支机构，2家外商合资银行，1家外商独资财务公司，226家外资银行在华代表处、95家外资银行分行。
从来源国别(地区)分布特征看，目前，港资、韩资、日资、美资、欧资银行在华均设有分支机构，甚至一些新兴市场经济国家也开始在我国建立网点。在华外资银行来自德国、日本以及我国香港地区的最多，网点数量占到在华外资银行总数的60％左右，其次为法国、美国、英国等国家。这些国家和地区的银行来华设立银行机构较多。
从国际超强银行在华分布特征看，进入美国《财富》杂志排行榜500强的国际跨国金融机构中，已有一半以上在华建立了机构，在投资银行、公司金融、个人银行业务各方便竞相发展业务，与中资银行展开了激烈的竞争，尤其在上海、广州、北京、深圳、天津等大城市尤为突出。
2、外资银行在华业务经营现状
2006年底，中国银行业开放过渡期结束，外资银行开始全面经营人民币业务。从整体上看，外资银行的业务发展重点主要是集中在贸易融资、中间业务和高端个人银行业务，外资银行在客户选择和产品设计方面，一般都避开中资银行的优势。在客户群上，外资银行主要选择高端零售客户、需要复杂金融产品和海外金融服务的公司客户。竞争的主要手段是产品创新和业务整合。不同类型的进入方式意味着不同的经营策略，不同的国家和地区的外资银行由于背景不同，其业务发展战略迥异。如，批发和零售兼营的全能型银行选择了全面发展的战略；批发型银行专注于拓展企业和银行业务市场；还有的则致力于专项业务；日本的银行主要面向日本企业客户；台湾则努力发展个人金融业务；欧洲的银行多采用入股的方式，发展方式较为谨慎；美国的银行多采用激进的产品设计。
截至2009年底，在华外资银行的资产总额达到1.35万亿人民币。在华外资银行资产和市场份额的情况如图1所示。
至2009年底，在华外资总贷款规模为人民币7236亿元，存款总额为7336亿，不良资产占比0.85％，利润总额64.5亿元，保持了资本充足率在21％左右水平，其中核心资本充足率亦达到20.76％。按照主要经营指标衡量，在华外资银行经营情况排名见表1。
2009年，外资银行在中国市场取得的利润大幅下滑，但中国仍然是外资银行“新兴市场战略”发展的中心。在全球金融危机影响逐步缓解和中国经济快速回升的背景下，在华外资银行发展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
(1)网点拓展瞄准新兴热点地区。网点布局在追逐国家区域发展规划的同时更趋均衡化。2009年，外资银行在继续深化一线城市的营销网络建设的基础上，同时紧密跟踪近年来涌现的新兴区域发展热点，加速在东部沿海和中西部各主要区域中心城市的布局，如天津、青岛、宁波、大连、厦门等沿海港口城市，汇丰、花旗、东亚等前期布局较早的银行已经开始加速在这些城市的支行网络建设。包括重庆、成都、武汉、济南、太原、南宁、哈尔滨等在内的重要省会城市和区域中心城市也成为外资银行竞相布局的新热点。除加速重点城市的网点布局外，外资银行在我国农村地区的布局也继续稳步推进，如汇丰和花旗分别在我国一些农村地区设立村镇银行和贷款公司。
(2)股权投资进退分化明显。受全球金融危机影响，2009年外资银行在华股权投资出现了进退明显分化的复杂局面。由瑞银集团2008年底尽抛所持中行H股开始，外资金融机构对中资银行股份的减持在2009年上半年达到了高潮，包括中行、建行、工行3家大型银行和招行、民生等中型股份制银行在内的多家主要中资银行都先后受到外资战略投资者的大幅减持，主要是为了应对金融危机冲击的自救之举，而非对中资银行投资价值的否定。与此同时，另一些国际金融机构则加紧了对中国银行业的股权扩张，一类是以德意志银行和西班牙对外银行为代表的、受金融危机影响较小的欧洲金融集团；另一类是以恒生银行等为代表的亚洲金融机构，由于以传统商业银行业务为主，远离危机发源地，受金融危机的冲击相对有限，也开始了针对中国城市商业银行的资本扩张。这也从一个侧面显示了国际投资者对中国金融市场发展前景的信心。
(3)业务创新。外资银行重新重视他们更擅长的理财中间业务、投资银行和财务顾问业务上。另外，加快了人民币业务的拓展，在银行卡、个人贷款、电子银行等业务上创新不断，其捕捉市场机会和产品创新设计等方面的优势得到进一步展现。
二、我国对外资银行的监管
随着外资银行在华的不断发展，一方面为中国银行业的国际化带来了新的动力，有利于引进先进的管理技术和我国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另一方面，随着监管对象的增加，监管范围的扩大，监管理念的更新，也对我国的金融监管当局提出了更高要求。
1、目前的监管体系
中国根据加入世贸组织承诺和自主开放政策的需要，修订和颁布了一系列法律法规和部门规章，逐步形成了以《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等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银行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银行管理条例实施细则》和《中国银行业对外开放报告》等法规、文件和部门规章组成的外资银行监管法规体系。
银监会成立以后，形成了银行、证券、保险分业监管的金融
监管体系，这一方面反映了监管当局加强监管制度建设和提高监管效率的意图，另一方面也预示着金融业分业经营和分业监管的格局仍将继续维持。银监会的成立为提升外资银行监管的专业性提供了保障。在具体操作上，我国对外资银行从进入日常－监管－风险控制与处置－市场退出各方面，建立了一套完整的监管程序。
2、对外资银行监管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尽管这些年来中国银行业的监管水平总体有了明显的提高，但是受到多种因素影响，许多方面与《巴塞尔协议》的要求有较大的差距，并且面临着一些监管矛盾。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1)监管目标和监管理念不适应新形势的发展。外资银行监管在一定意义上具有政治行为特征，但是监管不是管制。加强监管不是提升干预力度，加大监管成本，而是为了本国更好的发展，吸取他人长处，弥补自己的不足。由于监管原则和监管理念的不明确，导致了监管职责不明确、结构性的监管过度和监管不足并存。
(2)监管法规不够完善。监管的有效性依赖于监管的法制化，而我国的金融立法相对滞后。引进外资银行以来，直到2006年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金融机构管理条例》和《外资银行管理条例实施细则》弥补了法律监管上的漏洞，但相关法规的健全工作随着外资银行的不断发展还有待进一步完善和健全。
(3)监管资源严重不足。目前，我国外资银行监管还停留在传统“经验式”管理阶段。主要实行报送稽核。监管部门对各外资银行报送的报表、材料进行全面分析，以确认其经营的合规性。而对于外资银行运营的风险性监管上处于监管不足的状态。
(4)监管资源严重不足。目前，我国外资银行的监管在资源方面相对缺乏。包括监管人员、信息系统等方面的不足。在监管人员方面，表现为量不足、质不高。在信息系统建设方面，缺乏灵敏、准确、高效的监管信息系统。在监管信息流程上，表现为低效率性。金融监管当局与相关机构缺乏信息交流。
(5)缺乏与外资银行母国监管者的合作。当今世界金融体系间的跨国联系不断加大，仅在某一国范围内考察金融监管问题已不能满足金融监管的需要。政府和金融监管当局要加强与各外资银行母国监管者的合作，以协调监管措施，降低共同面临风险。而我国金融监管当局在这一方面尚处于十分被动的境地。
3、有关对外资银行监管的建议
此次次贷危机引起的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已经将美国金融政策和监管体制的重大缺陷暴露无疑。针对我国目前的金融监管体系，我们应认真总结次贷危机爆发的原因，借鉴可用经验，完善我国的金融监管体制。
人民银行资金监管篇7
一、外资银行发展现状及趋势
截至2001年末，外资银行在华代表处已经达到214家，营业机构190家，其中有31家外资银行可以开展人民币业务。据有关专家称，目前外资银行在中国金融市场所占的份额只有2%，中国加入wto后，随着市场的更加开放，外资银行在华业务将获得巨大发展，在未来10～15年，将可能占据中国金融市场约30%的份额。
加入wto后，中国必须认真遵守银行业对外开放的承诺，逐步取消对外资银行的限制。正式加入时，取消外资银行办理外汇业务的地域和客户限制，外资银行可以对中资企业和中国居民开办外汇业务。五年后取消外资银行经营人民币业务的地域限制和客户对象限制，允许外资银行设立同城营业网点，审批条件与中资银行相同。加入wto后五年内，取消所有现存的对外资银行所有权、经营和设立形式，包括对分支机构和许可证发放进行限制的非审慎性措施。
过渡期已不满五年，要保持此间的平稳过渡，最终达到五年后中资银行能真正在同一层次上与外资银行竞争，一方面要加快国内银行的改革步伐，苦练内功，提升自身的经营管理水平；另一方面也要清醒认识并高度重视外资银行大举进入所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加强对外资银行适当有效的监管，在不违反承诺的前提下尽可能地降低这种影响，以稳定国内金融市场，保持民族银行业的健康快速发展。因此，过渡期内对外资银行的监管问题已日益成为金融界人士关注的一个重要课题。
二、对外资银行监管的现状及问题
总的来讲，目前我国金融监管的水平还是很低的，监管意识滞后，监管法规不足，监管经验缺乏，监管手段落后，监管人员素质低下，等等。从而导致国内金融界违法违规现象甚而高层领导违法违规问题十分严重，屡见不鲜。在对外资银行监管方面，上述薄弱环节有甚之而无不足，又因外资银行经营的一些特殊性，因而监管的困难更大，压力更重。
1.监管意识薄弱、封闭，监管人员素质低下
金融监管意识的薄弱、封闭是长期以来封闭型的金融体系造成的。整个金融服务业的市场是封闭的，资本的流入流出都需要专门的外汇管理部门审批，银行经营管理多受各级政府干预及控制，银行内部监管部门形同虚设，监管人员素质和水平也无法得以提升。尽管随着我国的金融服务市场逐步从封闭走向开放，金融监管逐步加强，但金融监管者短期内很难树立起针对经济全球化和全球金融一体化而带来的风险的应有的警惕意识，监管队伍的整体素质也还很难适应对外资银行监管的要求，监管意识国际化、监管人才专业化可以说是当前对外资银行进行有效监管首先要解决的—个问题。
2.监管法规滞后，对外资银行监管的针对性不强，执行中也存在偏差
长期以来，我国外资银行监管立法主要包括《中国人民银行法》、《商业银行法》以及《外资金融机构管理条例》，前两者本身在监管立法上就不甚完善，如《中国人民银行法》、《商业银行法》缺乏银行保密、存款保险制度的立法规定等，另外针对外资银行监管的规定不详或与其他条例规定相互衔接不够，也导致了这两种法规在外资银行监管过程中缺乏可依据性。而1994年基于当时的金融开放形势及国家政策颁布实施的《外资金融机构管理条例》，不论从指导思想还是内容规定上都早已不能适应快速发展的外资银行业的监管要求，实务中也缺乏可操作性。因而外资银行监管方面法规建设的滞后、不完善问题十分严重，直接导致外资银行监管局面的混乱、低效。正是认识到了这一点，2002年初，中行颁布实施了新的《外资金融机构管理条例》及实施细则。然而要真正实现对外资银行的法制化监管，《外资银行法》或《国际银行法》的制定刻不容缓。
3.监管体制及手段落后
从理论上说，一个有效的银行监管体系应该由三部分构成：市场约束条件下的银行内部风险控制系统、政府监管系统和社会监督体系。但目前这三个体系均存在问题：监管职能向人民银行过度集中，目前全国合计近4.3万家银行或准银行的金融机构全部由人民银行负责监管，并且基本上由人民银行总行直接负责，造成人民银行总行监管工作的严重超负荷。而人民银行上下监管部门间关系欠协调，渠道不畅通，又进一步降低了人民银行监管的效率。外资银行的大量涌入，对当前人民银行沉重的监管工作无疑雪上加霜，政府监管带有浓厚的地方色彩，全局观差，随意性大，当银行监管触动地方利益时，就横加干涉，反而会弱化人行监管作用，而目前在华外资银行绝大多数未成立同业公会，即使少数地方有同业公会，其主要作用也仅限于加强彼此间的联络与交流，缺乏行业自律制度，对外资银行的外部审计等社会监督体系长期以来也没有充分发挥其应有作用。监管手段落后，目前对外资银行的监督检查仅停留在对会计报表的审核上，甚至连这点都难以保证，因为不少外资银行上报的报表并不能完全反映其经营活动的真实情况。随时、实地地检查、稽核外资银行经营情况的做法较少或流于形式。
4.监管内容重点不明，风险管理意识薄弱
我国《外资金融机构管理条例》对外资银行的业务范围、业务规模、资本充足率、资产负债比例、对关联企业的贷款比例、流动性比例和各项准备金的规定较严格，实际监管内容主要侧重于市场准入及合规性监管，采用的是强化管制、严格限制金融机构的市场准入、业务范围和业务活动自由度的监管原则，而对外资银行日常经营的风险性监管尚不规范和完善，普遍存在监管较松的现象。反观美国，其监管原则是尽量减少金融业务发展方面的限制，但日常金融监管却相当细化。正是这一原则使得美国成为世界上金融活动最为活跃、而金融监管又最为严格和深入的国家。而在中国，由于长期限制金融领域真正的竞争，金融机构的业务发展相当迟滞，竞争力严重缺乏，而潜在金融风险却很大。
5.入世后，外资银行大举进入给监管带来新的挑战
外资银行大量涌入，带来了混业经营的模式，带来了众多的创新金融产品及形式，国际资本流出流入更加频繁，外汇量的控制难度增加，同时外资银行为了自身利益，也会采用一些不正当的手段，出现一些新的违法违规现象，凡此种种都会给我国中央银行的金融调控和监管带来诸多麻烦，也给我国央行在如何加强对外资银行有效监管方面提出了一个亟待解决的重大课题。
三、加强对外资银行有效监管的措施
加强对外资银行有效监管，应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根据wto的《全球金融服务贸易协定》和巴塞尔委员会1997年9月公布的《银行业有效监管核心原则》，借鉴国际上对外资银行有效监管的成功经验，对我国外资银行监管理念、立法、体系、内容、手段等方面作出相应调整，进一步建立和完善对外资银行有效监管的机制。具体措施如下：
1.转变现念，提高认识，加强研究，培养人才
对外资银行的监管需要国际化、开放式的监管理念，要与国际接轨。当务之急是尽快摆脱以往传统、封闭、落后的监管思维定式，提高对监管重要性的认识。具体要做的是：(1)加强此方面的研究调查工作，成立专门的调查研究小组，对金融开放后国际金融市场风险、过去发生的全球银行危机的案例进行研究，提高银行监管当局的国际化风险监察能力，以防患于未然，加强对国际金融监管惯例，特别是巴塞尔《银行业有效监管核心原则》内容的研究，以其为指导，制定我们自己的具有国际化、长效性的监管制度，加强对他国外资银行监管方法的研究，努力借鉴他国的成功经验，并与本国实际有效结合，加强对外资银行的风险水平、创新业务、主要问题、最新变化及发展趋势的动态研究，以及对外资银行报表及其他信息的分析、判断或评估，为有效监管提供有力依据。(2)注重培养一批高素质的外资银行监管人才。通过培训尽快提高监管人员的理论水平及实践能力。可由人民银行的相关部门负责对监管人员进行专业培训，也可采取到国外银行监管当局进修或到商业银行跟班操作等形式。除培训外，还要注意从各商业银行选拔一批熟悉业务和法律，掌握国际金融、外语、统计、外汇会计、计算机等知识与技能的高素质人才充实到监管队伍中来。逐步建立起一套系统完善的监管人员素质的自我提高机制、知识更新培训机制。
2.健全监管立法，加强执法力度
监管的有效性依赖于监管的法制化。世界上各主要国家都有严密的法律体系来约束外资银行的行为。如美国在1978年就颁布了《国际银行法》，第一次将外资银行置于联邦法律的统一监管之下，1991年又颁布了《加强对外国银行监管法》，进一步加强对外资银行的法制化监管，之后又陆续出台了《金融服务公平交易法》、联储《K条例》修正案，以及1997年7月货币总监署颁布的关于国际银行业管理的最新法规，分别对外国银行分行及其机构在美国境内开业、跨州经营、收购及风险管理等方面做出了许多新的特殊规定。而目前我国具体指导外资银行监管的《外资金融机构管理条例》及其实施细则，只是行政法规，法律权威性不够，而其他相关的银行立法对于外资银行的针对性又不强，因此，制定一部规范外资银行经营行为的《外资银行法》势在必行。立法的根本原则应与国际上的银行监管原则相一致，并以国民待遇为基准，特别要通过立法取消外资银行目前所享有的诸如外汇利率、费用收取、税收负担等很多领域的“超国民待遇”，为中资银行提供更有力的竞争环境。过渡期立法中，还要认真研究、充分利用wto规则中关于发展中国家保护其幼稚产业的有关规定，为民族银行业的发展争取有利的法制环境条件。另外，在立法的内容上，要多充实定量方面的规定，以增加执法过程中的可操作性、透明度及严肃性。当然，要确保法律效力的有效发挥，完善金融执法体系也是一项迫切而艰巨的工作。
3.成立专门机构，完善监管体系
对外资银行的有效监管是一个系统工程，在监管机构设置上要有明确的主管部门，同时也需各方面的密切配合。在西方发达国家，对外资银行一般实行国民待遇，因而在监管机构的设置上并不区分国内银行与外资银行。但这一模式只不过是正在或将要成为我国金融监管的方向。鉴于我国具体国情，至少在过渡期内，我国对外资银行与国内银行仍需分别监管。为加强对银行的监管，年初全国金融工作会议成立了相对独立的副部级国家银行监管局。在此基础上有必要精选一批熟悉国际金融市场运作的专门型人才成立专门性的外资银行监管部门，并在一些外资银行比较集中的城市，如上海、深圳等地设立分部，对外资银行进行集中、深入、更有效的监管：银行的内控和自律是建立有效监管体系的关键，因此必须重视督促外资银行尽快建立内控机制。构建外资银行的行业自律性监督体系，成立外资银行同业协会，通过行业规章督促外资银行强化自身经营道德、作风及行为的自我约束。必要时可在立法中体现这些要求。发挥社会中介组织的约束作用，通过新闻媒体、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审计师事务所、资产评估评级机构等社会中介机构加强对外资银行的监督。2002年5月份，中国人民银行了外资银行外部审计指导意见，就外资银行聘请注册会计师的原则、从事外资银行外部审计的会计师事务所应具备的资格、审计的内容、外资银行聘请注册会计师的审批程序和方式、审计工作程序和要求、注册会计师的培训问题、审计报告和管理建议书等做出了明确的规定及说明，这对于进一步发挥外部审计在中国银行监管中的辅助作用，规范外资银行的外部审计工作意义重大。另外，在对外资银行进行监管过程中，还要重视加强我国监管主体与外资银行母国监管部门之间的信息交换和联系，建立相关制度，实现金融监管的国际合作。
4.调整监管内容，改进监管手段
在监管内容上，在进一步加强市场准入、合规性监管的同时，要更加重视经营风险的监控，逐步建立以风险性监管为主的监管体系。
人民银行资金监管篇8
(一)银行风险
在银行和贷款者之间有着契约，贷款者到期必须连本带利归还银行。银行和储户之间也有契约，到期之时银行向储户还本付息。可是，银行两边的契约的“硬度”不一样。银行和贷款企业之间的契约比较“软”。企业还不出钱来，银行只能靠法律手段逼债，万一贷款收不回来，只好等这家企业破产之后多少拿回来一些。我国的银行和国有企业之间的关系就更软。国有企业还不出钱来而银行一筹莫展的事情已经司空见惯。可是银行和储户之间的关系就“硬”多了。除非银行破产，否则储户完全有权力拿回属于自己的资金。在某种意义上，银行把许多家企业经营风险集中到了自己身上。
银行主要面临以下几种风险：
(1)信用风险：即交易对象无力履约的风险；
(2)市场风险：是由于市场价格的变动，银行的表内和表外头寸所面临遭受损失的风险；
(3)利率风险：指银行的财务状况在利率出现不利的波动时所面对的风险；
(4)流动性风险：指银行无力为负债的减少或资产的增加提供融资，即当银行流动性不足时，它无法以合理的成本迅速增加负债或变现资产获得足够的资金，从而影响了其盈利水平的情况；
(5)操作风险：主要在于内部控制及公司治理机制的失效；
(6)法律风险：包括因不完善、不正确的法律意见、文件而造成同预计情况相比资产价值下降或负债加大的风险；
(7)声誉风险：该风险产生于操作上的失误、违反有关法规和其他问题。
银行不能不发放信贷，可是，只要资金出了银行的大门就有收不回来的风险。从理论上来讲，绝对避免坏帐是不可能的。坏帐是银行经营的风险成本。在正常情况下，银行应当用自身的利润来冲销坏帐损失。只要银行能够保持资金的流动性，资金流通链就不会出现什么大麻烦。可是，如果银行的呆帐、坏帐越来越多，甚至资不抵债，总有一天这个问题会被揭露出来。一旦有一家银行失去了资金流动性，就会导发金融危机。
由于信息不对称，在这家银行储蓄的老百姓往往最后得到消息。当老百姓得知他们的血汗钱有可能被银行给赔掉了，他们的反应非常简单干脆：尽快把自己的钱取回来。由于任何银行都必然把相当一部分资金发放中期或长期贷款。没有一家银行能够立即全部返回所吸收的存款。如果众多的储户一涌而上挤兑，马上就把这家银行搞垮了。银行关门势必拖跨许多相关的企业。由于银行之间存在着各种业务联系，一家银行出现的挤兑风潮很快就会影响到其他金融机构。结果，金融风暴的冲击一波连着一波，最终酿成一场社会风暴。
由于存在金融市场失灵的可能，一旦某个金融机构出现危机，即使政府出面干预也未必能够挽救这个机构破产(例如英国的巴林银行)。当大规模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即使国际力量联合起来也未必能够制止危机的蔓延(例如墨西哥和东南亚的金融危机)。由于金融机构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非常复杂，一家金融机构出现的危机会牵连到其他金融机构，例如，1974年英国由于房地产景气消失而出现银行业危机。日本在90年代由于泡沫经济崩溃而导致整个金融体系的危机。一家金融机构出现危机会损害公众对整个金融体制的信心，发生挤兑。例如，墨西哥和泰国金融危机。这种负的外部性在区域金融危机中表现得非常严重。[2]
银行业务的本质决定了它需要承担各种类型的风险，因此了解这些风险并确保银行能妥善地计量和管理风险是银行监管的重头戏。
(二)金融监管的目的
银行的风险对于社会稳定的影响要比其他产业部门高得多。银行的自有资金在其全部资产中只占很小的一个比重。当银行放贷、投资的时候，主要是在拿别人的钱做生意。按照国际标准，银行的自有资金应当不少于8%。也就是说，银行中92%营运资金都来自于存款和借入资金。如果银行的坏帐超过了资本金，以后再赔钱的话实际上是在亏损别人的钱。因此，一旦储户知道银行坏帐很高，为了保护自己的产权，他们势必会尽快提出自己的存款。如果大量客户挤提存款，将使银行迅速丧失资金流动性。
一般企业亏损倒闭只不过影响与这个企业相关的员工，可是，银行出现问题就会影响到相当多的民众，甚至破坏社会稳定。危机蔓延的程度在金融服务领域的不同部门是有差异的，但以银行领域最为严重，这一点已经得到公认。Fama认为，如果单单从事资产管理，货币兑换和支付的话，根本不需要对银行业进行大规模的监管。但是，由于银行还进行着把非流动资产转化成流动负债，通过监督贷款和信号传递来降低交易成本，所以对银行业监管是完全必要的。否则，金融市场失灵可能会让银行面临恐慌性挤兑。[3]为了平息动荡，中央银行不得不扮演最终支付者的角色，动用国库来稳定局势。一家或者几家银行的失误所造成的损失最后势必要全体纳税人来负担，这不仅不公平，而且也非常不利于社会稳定和进步。因此应当防患于未然，严格实行对金融机构的监管。
对金融机构实施监管的主要目的在于：
(1)维持金融业健康运行的秩序，最大限度地减少银行业的风险，保障存款人和投资者的利益，促进银行业和经济的健康发展。
(2)确保公平而有效地发放贷款的需要，由此避免资金的乱拨乱划，制止欺诈活动或者不恰当的风险转嫁。
(3)金融监管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贷款发放过度集中于某一行业。
(4)银行倒闭不仅需要付出巨大代价，而且会波及国民经济的其它领域。金融监管可以确保金融服务达到一定水平从而提高社会福利。
(5)中央银行通过货币储备和资产分配来向国民经济的其他领域传递货币政策。金融监管可以保证实现银行在执行货币政策时的传导机制。
(6)金融监管可以提供交易帐户，向金融市场传递违约风险信息。
许多文献一致认为，金融监管可以通过解决信息不对称所产生的问题从而提高社会福利。因此，为了保护民众的利益一定要对金融机构实行比其他企业更为严格的监督管理。
美国联邦储备法明确规定，美国的银行监管制度的目标是：维持公众对一个安全、完善和稳定的银行系统的信心；为建立一个有效的和有竞争的银行系统服务；保护消费者；允许银行体系适应经济的变化而变化。
《日本国普通银行法》规定金融监管是以银行业务的公正性为前提，以维护信用确保存款人的权益，谋求金融活动的顺利进行，并为银行业务的健全而妥善地运营，有助于国民经济的健全发展为目的。
《新加坡金融管理局法》规定金融监管的目的是：在政府一般经济政策范围内促进货币稳定及信用，有助于经济成长。在金融管理局认为公共利益所必要时可随时对金融机构提供咨询或对该金融机构提供建议，并要为确保该要求或建议的效力发出指示。
比较世界各国的金融监管目标可见，美国中央银行的金融监管目标比较具体，切实。美国金融监管强调对存款者的保护，稳定金融体系，维护有效的金融体系内的公平竞争和保护消费者。如果从条文上来讲，世界各国的金融监管目标基本上都差不多，关键问题在于能不能保证所规定的监管目标顺利达成。[page]
(三)及时关闭资不抵债的银行是保证金融体制稳定的一个重要条件
及时关闭那些资不抵债的银行是保证金融体制稳定的一个重要条件。及时关闭资不抵债的银行的主要理由如下：
(1)银行是一种特殊的企业。银行危机具有一般企业危机所不具有的蔓延性或传染性，如果某一家银行发生信用危机，出现挤兑，储蓄者会同时怀疑其他银行的信誉，有可能导致整个商业银行体系崩溃，造成整个金融体制的大混乱。
(2)商业银行影响着整个社会经济体系中的货币供给。大量资不抵债银行的存在是货币流通体系的一大隐患，因为一旦商业银行信用危机蔓延，部分准备金制度下的倍数放大效应将使得大量货币突然退出流通，甚至可能引发经济萧条。
(3)及时关闭资不抵债银行的另一个主要原因在于向现有银行发出信号：政府的确把商业银行作为企业对待，从而可以有效避免由于政府隐性补贴导致的呆坏帐进一步积累，有利于银行改进经营管理，提高效率。
(4)只有及时关闭资不抵债的银行才能维系储蓄者对整个银行系统的信心。
银行的自有资本代表了银行股东的金融权益。它可以用来缓冲可能出现的损失。应当以现有风险为基础来计算资本充足率。商业银行的经营必然会遭遇到各种风险。如果发放的贷款不能收回，那么就难免出现资产损失。银行应当用日常的收益进行抵付。如果日常收益还不能支付资产损失，那么就必须动用银行自有资产。如果银行的损失超过了自有资本总量，那么就会损害存款人的利益。因此，不能允许银行出现资不抵债的状况。
在银行监管过程中，最怕的就是银行的经理们说假话。由于种种原因，明明他们放出的贷款已经不可能收回，成为坏帐，但是他们通过各种手法在银行帐目上做成正常。明明是已经资不抵债，在帐目上却看不出来，似乎一切正常。
举例来说，如果一个银行自有资本10亿元，吸收存款100亿。税后营业收入3亿，坏帐1亿。那么扣掉坏帐损失，该银行的利润还有2亿。银行处于正常盈利状况。如果该银行的坏帐达到3亿，那么该银行就没有任何利润了。如果坏帐达到13亿，实际上，这家银行已经把它的本钱加上利润统统赔光了，那么这家银行就应当关门了。无论如何，也不应当把民众储蓄的资金也亏掉。假若金融监管机构发现银行的坏帐总额已经接近它们的自有资本，那么，及时让这家银行关门破产，不会对整个金融体制构成任何威胁。银行损失的是股东们的自有资本，储户的钱并没有损失。
怕就怕银行不说真话。通过造假帐，一直亏到20亿、30亿才被发现。就是叫这家银行破产，把它的经理都抓起来，它的自有资金只有10亿，赔光了之后还差几十个亿。怎么办？老百姓把他们的血汗钱放在银行里，如果不明不白地就不见了，当然不会答应。如果政府不出面解决问题，就难免影响局势安定。所以，一旦金融监管失误，最终还是要政府出面来收拾局面。所以，在金融学中，中央银行被称为“最后贷款者”。所以，及时搞清楚银行的坏帐状况是保持金融体系稳定的一个重要条件。
如果银行已经出现了较高的坏帐率，为了避免破产的命运，该银行的经理人员有可能掩盖真相。通常他们希望再争取一些时间，也许能够在今后的投资中赚取更高的利润来补上缺口。在这种情况下就象输了的赌徒一样，产生了一种激励，为了能够再赌一把，他们必然会产生报假帐的动机。同时，他们会更热衷于那些高风险、高回报的项目。如果赢了自然好，如果再输了，就要闯大祸了。
因此，必须提高金融机构运作的透明度，要求金融机构能够按照统一的会计准则，向监管当局报告真实数据。在亚洲金融风暴当中，韩国、日本的许多金融机构掩盖了大量不良资产，直到出现了严重的支付危机时监管当局才发现问题，但是已经无可挽救了。我国中央银行的知情权、金融机构报表的质量、统计制度等方面都不如韩国和日本。各类金融机构做假账、说假话的现象相当普遍。从表面看来国有银行的各项指标都不错，但是各级金融机构的谎言掩盖了系统性风险。幸亏我们的金融系统还有较高的资本流动性，否则危机随时可能爆发。
为了加强金融监管的力度，就一定要对违规行为有非常清楚的惩罚措施。金融行业不仅需要准入准则，更需要退出准则。如果银行违反规则就要有人来出示黄牌警告，直到出示红牌，把违章的金融机构及时罚下。在足球比赛中，出示黄牌或红牌的都是一个裁判员。在金融监管体系中，负责出示黄牌的应当是信息非常灵通的民营的存款审计公司和存款保险公司，而最后出示红牌的应当是中央银行。若要维护国家金融稳定，处理那些经营不当的银行必须要及时、果断。一旦银行资不抵债，立即清理出场。否则，越拖毛病越大。
(四)金融监管机构的独立性和多元化
金融监管的要害是信息的真实性。如果金融监管机构不能够保持其独立性，那么在各级政府机构的干预下就很难保证在监管过程中取得真实信息。
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公布的25条“有效银行监管的核心原则”中第一条原则强调：“在一个有效的银行监管体系下，参与银行组织监管的每个机构要有明确的责任和目标，并且享有工作上的自和充分资源”。这是国际上有关监管机构独立性的权威表述。
依照现行法律，中国人民银行在中央政府领导下独立行使职能，其业务不受地方政府、各级政府部门、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中国人民银行法》第二条规定，中国人民银行须“在国务院领导下对金融业实施监督管理”。第六条规定：“中国人民银行应当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提出有关货币政策情况和金融监督管理情况的工作报告”。第七条规定：“中国人民银行在国务院领导下依法独立执行货币政策，履行职责，开展业务，不受地方政府、各级政府部门、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为杜绝各级地方和部门政府对中国人民银行业务的干涉，保证中国人民银行在实施银行监管时享有必要的独立性或摆脱政治方面的压力，中国人民银行已改变分支机构按行政区划设置的状况，在全国设立了9个跨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一级分行，重点加强对辖区内金融业监管。
在改革开放的二十多年来，中央银行一直在强调真实性监管。但是，很少有人相信各级银行的报表的真实性。其原因之一就是因为金融监管部门缺乏独立性。因此，必须改进现有的法定监管主体的权责制度，塑造真正具有独立和自主执法权的监管主体，防止地方政府及其他部门的干预。
因为金融监管是专业性、技术性很强的工作，也是很复杂的工作，如果不是独立性很强的专门机构，就很难有效地承担和进行这种工作。
因为金融监管涉及社会各方面利益，如果监管机构没有独立性，其监管过程和目标易受各种利益集团的干扰，那就很难做到公正、公平。
因为金融监管机构是政府系列或政府授权的机构，如果它不具有相当的独立性，其监管行为及其目标就难以摆脱政治上的干预和压力而单纯化，其监管对象即金融机构也很难按商业化原则经营。
金融监管体系必须多元化。反腐倡廉的监察机制就是这样，除了纪律检查委员会之外，还要有反贪局、检察院等多种监督管理机构。单一的监管机制既不可靠，又缺乏效率。如果只有一个监管体系很容易出现信息渠道堵塞的问题。当前，风气甚坏，一旦负责监管的官员无能或者受贿，就很难取得准确的信息。不法奸商、贪官污吏们塞几个红包就“搞定”了。只有金融监管多元化才能够防范在金融监管领域出现行贿、受贿，从而保证金融信息的真实性。
同时，我们必须建立强制的金融机构信息披露制度。应当明确规定金融机构的信息披露等级，哪些信息应当向金融监管部门报告，哪些信息必须向公众报告，从而保证金融监管当局和民众的知情权。
从国际经验来看，许多国家都竭力避免单一的金融监管渠道。美国金融监管系统内属于联邦政府一级的机构有四家：货币监理署、联邦储备银行、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和储蓄机构监理室。克林顿政府为了精简机构，在1993年计划成立一个新的“联邦银行委员会”以取代四家监管机构的功能。按照这个计划，联邦储备银行将只负责货币政策，不再行使金融监管职能。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坚决反对这一合并，他的理由并不复杂，“单一机构的设立将使权力过分集中，容易出现失误。”直到今天，美国的金融监管机构仍然是多头分立，互相监督。由此可见，即使在美国这样市场经济高度发达的国家，金融监管也不能只依靠单一途径。由此可见，多元化监管是取得准确信息、维护金融秩序的必要条件。
(五)我国金融监管体制上的主要问题
我国金融监管的主要毛病有：监管方式单一，监管部门缺乏独立性，缺乏监管的激励机制，由于缺乏有效的处罚手段，监管力度不够。
第一，目前，商业银行的监管职能主要是由中国人民银行负责。尽管负责监管的人数不少，各种监管制度和规定的条文也很清楚，但是，由于监管渠道单一必然带来信息不畅通的弊病，监管效果并不理想。
第二，由于中国人民银行不仅承担着金融监管的任务还负责执行货币政策。在中央银行的宗旨上把促进经济发展放在非常重要的位置。中央银行的多重目标常常相互冲突，货币政策目标与监管目标相混淆。作为政府的一个职能部门，中央银行监管部门受到各级政府的干预，在多重目标中举措不定，缺乏独立执行监管政策的条件。
第三，靠什么激励机制来实行有效的监管呢？对于监管部门来说，在许多情况下，它们说假话的成本很低，说真话的代价却很高。在当前说假话成风的环境中，法不治众，央行监管局以及下属的各分行、支行监管处的人为什么要在监管过程中得罪人呢？
第四，在1998年金融监管的重点是违规监管，1999年监管重点是真实性监管。这些都很必要。关键问题是即使查出来违规事实，发现了假话又能怎么样？就是明知某个银行坏帐逐渐增多，能够采取什么措施呢？前不久，规定银行贷款负责人要对贷款终身负责。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假若银行真的出现了坏帐，拿这个行长怎么办？他就是这么点工资，难道杀了他不成？
由于国家承担了应由银行承担的风险，银行又承担了企业的风险，因此，银行利益并不取决于对风险的检测、评估等一系列财务指标，而是受监管标准和程度的左右。这种非量化的监管方式给监管部门甚至监管人员留有极大的弹性发挥余地，使其可以凭借人为的裁度相机处理国家和银行、银行和企业的矛盾，并使之服从于国家经济发展的整体利益。
目前，无论是哪一级的金融机构，只要是经过中国人民银行批准营业的，最后，出了问题统统由中央银行来负责。其结果是，一方面，中央银行轻易不会发给金融机构营业许可，弄得在许多地方融资渠道不畅通，另一方面，背在中央银行身上的包袱越来越重。
金融监管体系的问题由来已久。每当有学术讨论会，总有许多学者严肃地指出上述问题，但是，大多数批评都如同石沉大海，没有下文。正是由于对金融监管体制本身没有进行认真的改革，使得金融监管的效果并不理想。金融系统大大小小的危机层出不穷，“四面起火，八方冒烟”。中国人民银行监管司就象救火队一样，忙得不可开交。如果再不重视改革金融监管体制，只怕等到金融风险积累在了一定程度，有朝一日集中爆发出来，就要吃大亏，闯大祸了。本文出自:
[1]本章综合了《民营银行二百问》中有关章节。参加这些章节写作的有陆军、史晋川、董辅仍、杨再平等人。在此一并致以谢意。
人民银行资金监管篇9
关键词：人民银行；监管职能；定位；现状
一、基层央行加强金融监管的必要性
银行监管职能分离后，作为国家的金融管理和宏观经济调控部门，中央银行的货币发行、货币政策操作、外汇管理、国库经理、资金清算、国际金融合作和最后贷款人的职能和任务将会更加明确，真正体现出保持币值稳定、促进经济增长的货币政策目标。但作为中央银行的人民银行绝不是不需要金融监管了，人民银行仍然具有非常重要的监管责任，因此正确定位，履行职责是关键。
第一，从中国人民银行的职能履行看，中央银行需要加强金融监管。通常，中央银行的职能分成三部分，即发行的银行、政府的银行和银行的银行。而金融监管的目标主要有以下两个：一是维护金融体系的安全与稳定。这是金融监管的首要目标。二是保护存款人利益。存款人通过银行机制而成为事实上的贷款人，保护存款人的利益，实质上就是维护一种信用制度，使银行的信用中介职能得以发挥，也使银行得以生存和运转。从以上这两条目标来看，不管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和金融监管职能是否分离，不管金融监管的主要责任是由中央银行还是由其他部门负责中央银行都要承担一部分金融监管的职能，因为：首先一国的金融体系的组成部分较为复杂，商业银行、证券公司、投资银行、保险公司、信托公司、投资基金等都是金融体系的组成部分，一些国家分别成立独立的机构对银行、证券、保险进行分别管理，但是金融体系的稳定是指整个大环境的稳定，在监管功能细分后，往往分出的独立机构只能够站在较为狭窄的空间里，对自己所管理的范围内进行管理，往往只注重微观效益而忽视宏观效益，在监管中互相可能会出现新的矛盾、新的风险，因此，要实现整个大环境的稳定就有必要对监管机构进行协调与信息疏导，对各监管机构的“业务冲突”或是“监管死角”进行处理，协助各监管机构做好工作，实现金融体系的稳定。其次，保护存款人的利益，在金融机构出现流动性风险时中央银行要向它们提供再贷款来渡过难关，但是再贷款同样具有某些商业贷款的性质，并非是无偿提供给金融机构的“免费的午餐”，如果向金融机构提供的再贷款成为了新的呆账坏账就得不偿失了，所以，为了避免这种现象的发生，中央银行就有必要在日常工作中对各金融机构进行类似与日常检查的风险评估，各监管机构也有必要把被监管者的经营状况向中央银行反映，中央银行也有权对出现经营恶化的金融机构提出整改意见，以免出现上面所提到的问题。最后，维护金融体系的稳定、保护存款人的利益也同样是货币政策目标所要考虑的内容，两者之间是相辅相成的，协调好二者的关系，将有助于金融监管目标和货币政策的实施。金融监管要为货币政策服务。货币政策目标是国民经济的总体目标，金融监管目标是金融体系的目标，所以金融监管当然要为货币政策服务，要通过提供一个良好的金融环境，保证和促进货币政策目标的实现。因此二者并无本质上的矛盾和冲突。
第二，从中央银行最后贷款人的手段看，说明中央银行需要参与金融监管。作为金融监管的最后贷款人手段是指作为监管者，为保护存款者的利益，对发生清偿困难的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进行财务上的援助和实施抢救行动，这种手段被认为是一国金融体系的最后一道安全防线，具体做法有：提供贷款、担保及兼并。以贷款来挽救行将倒闭的金融机构，好比打上一剂“强心剂”，是最直接最有效的方法。有时中央银行并不直接提供贷款或组织银团贷款，而是对发生困难的银行提供担保。使之能从金融市场上筹借资金已渡过难关。实际上，这与提供贷款在本质上区别不大。一是从机构上看,我国的地方性法人金融机构相对而言风险较高。与总行相比,分支行立足于本地实际情况,对地方性金融机构的情况更熟悉或更具有信息采集优势,而且当发生风险时,分支行也是处在风险的最前端,更应承担起信息的采集、筛选、初步判断和传递作用。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时,央行的最后贷款人职能应是在“最后”发挥作用的。二是在前期的风险处置中,央行并不是无动于衷。因为央行要判定金融机构是否已经采取了必要的、可能的措施,所以央行必须要关注风险处置的全过程。为了实现金融机构的自救,与相关的沟通和协调是不可或缺的。央行分支机构在这一过程中也能发挥应的作用。三是再贷款和再贴现是央行履行最后贷款人职能常用的工具,这两种工作的具体操作离不开各分支机构。严格使用、规范管理是再贷款和再贴现充分发挥作用的前提,也是分支行履行最后贷款人职能的具体体现。
第三，从中央银行与商业银行的业务联系看，中央银行需要加强金融监管。商业银行与中央银行有着某种天然的联系，这种天然的联系可以通过中央银行与商业银行的业务体现出来。同样，也正因为中央银行与商业银行有着业务上的联系，所以，中央银行就必然要参与到金融监管中来，没有中央银行参与的对商业银行的监管，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金融监管。中央银行与商业银行有关联的业务主要包括货币发行、集中存款准备金、对商业银行贷款、再贴现、清算业务等内容。具体来看：一是商业银行办理存款业务，须遵循中国人民银行规定利率幅度确定存款利率，其办理贷款业务时，应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利率幅度确定贷款利率。二是遵循中国人民银行关于资产负债比例管理的规定，使商业银行的长期贷款、中期贷款、短期贷款、同业拆借业务、国债业务等保持合理的比例，使各种期限的负债业务也保持合理的期限和结构。三是商业银行的重要投资须按照商业银行法的规定进行，并事先取得中国人民银行批准。四是商业银行应定期向人民银行报送资产负债表等报表和其他资料，接受人民银行的检查监督等。五是商业银行违反商业银行法和其他法律法规的行为，构成行政责任的，由中国人民银行依法给予行政处分。六是设立商业银行总行及分支机构，由人民银行总行审理后报国务院批准；设立商业银行的省级分行或计划单列市分行，由商业银行总行提出申请，报人民银行总行审核批准；设立地、市级分支行，由商业银行省级分行提出申请，报人民银行大区分行批准；设立县（市）支行、市区办事处、地市级分行营业部，由商业银行地市级分、支行提出申请，经人民银行中心支行审核，报大区分行批准。七是对商业银行的检查和监管，包括不定期检查、金融机构年检和专题检查，检查的内容主要是机构设立的合法性，执行政策情况，经营情况等；监管商业银行的全部业务，包括对其资本结构的监管，对其资产负债比例监管和风险资产监管，对其信贷计划执行的监管，对其存贷款业务活动的监管，对其结算业务的监管，对其利率管理的监管，对其外汇业务的监管等。八是商业银行的主要领导须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才能履职。九是商业银行依照商业银行法的规定在对银行名称、注册地点、注册资本、股权结构等重大事项进行变更之前须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十是商业银行因各种情况不能继续经营，需要终止的，须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才能清算和注销银行法人资格。
第四，从维护金融市场的稳定来看，中央银行也应加强金融监管。金融市场是金融领域各种市场的总称，在整个市场体系中，金融市场就是枢纽，是联系其他市场的关键，因为金融市场不仅是资金筹措、调剂的场所，而且具有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益、引导储蓄向投资的转化、分散经济风险以及提供经济信息、调节经济等多种功能。不管监管体制如何，中央银行都是维护金融市场稳定的重要力量，因为首先，中央银行是金融市场的中介者。金融市场是由资金的供给者和需求者形成的市场，金融机构、企业、政府、公共团体及个人是主要的供需者。中央银行在金融市场中，既不是纯粹的资金供应者，也不是纯粹的需求者，但由于它集中各金融机构的存款准备金和清算资金，当金融机构发生资金拆借、证券买卖等资金活动和需要清偿债权债务时，就可以通过它们在中央银行的存款转移来实现。其次，中央银行是金融市场的参加者和调节者。公开市场操作也是中央银行实施货币政策的政策工具。若认为有放松银根的需要时，就从金融市场购进金融资产，扩大货币供应，从而增加流通中的货币量；若认为需要紧缩银根是，就向市场出售金融资产，从而减少流通中的货币量，最终对投资和生产规模起到调节的作用。既然中央银行是金融市场的中介者、参加者和调节者，而且中央银行作为国家的金融管理机关，不以营利为目的，这种既代表国家又超然于各银行和金融机构的地位，是指完全可以充当金融市场的监管者。所以银监局成立，金融监管体制虽发生了变革，中央银行仍承担着金融监管职能。
二、目前基层央行监管存在的主要问题
国家实行金融监管体制的重大改革，把原由人民银行承担的金融监管职责划给银监会后，据调查，基层央行有些人认为，现在人民银行没有监管权了，工作不好做了，说话无人听了。其实，这是一种错误认识。本文已经反复强调根据修改后的《中国人民银行法》的规定，人民银行仍然具有9项监管职责，既有对金融市场、金融机构部分业务的检查监督权，又有对所管内容违法违规的行政处罚权，既有直接检查权，又有建议检查权，还有要求银行业金融机构报送有关报表资料权。所以，不是说人民银行现在什么都不管了，而是管的范围和对象不同了，即由原来主要对金融日常业务、机构设立、高管人员资格审查等微观监管转变为对金融市场、金融稳定方面的宏观监管。针对这一变化，基层央行应重新定位，把该管的切实管好，把不该管的交给别人，做到监管既不越位，又不失职。广义的金融监管包括预防性监管和保护性监管，此次的分拆只是将预防性监管的职能分出，保护性监管的职能仍由中国人民银行负责，故人民银行不能放弃属于自己的责任。具体来看，存在如下一些问题：
第一，内部因素制约。员工依法行政意识薄弱，怠于行使监管权。一是“无所作为论”，认为监管职能的分离就意味着失去了对金融机构的管理权，从根本上削弱了央行基层行在地方上的影响，必然导致其无所作为；二是“无权作为论”，认为金融监管是银行业监管部门的权力，人民银行的工作是货币政策传导和金融服务，无权介入金融监管；三是“无力作为论”，认为失去了以监管权为支撑的助推作用，各项工作无法开展，工作时感觉力不从心。这三种认识的存在导致昆明人行怠于行使监管权，在客观上可能会造成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甚至违法不究。
第二，监管效率比较低下。一是监管资源配置不当。人行现有的监管职能散落在多个业务部门，而且监管行为普遍计划性不强，缺乏统一的规划与协调，缺乏统一的执法尺度，监管的整体效能得不到充分发挥。二是监管力量薄弱。长期以来，不只昆明人行大部分央行基层行注重业务操作人才的培养，没有有意识地培养既熟悉业务知识又熟悉行政执法基本知识的人才，导致监管人才严重不足。三是执法流程不规范。业务管理与执法监督连为一体，查处不分离，职责不清，监督不到位。四是非现场监管起不到应有的作用。央行基层行的非现场监管大多就是收集、整理金融机构的报表，而对于这些数据的真实性缺乏监督和制约的手段。同时，由于人才和技术手段的限制，央行基层行对于这些数据的再加工能力也十分有限，制约了非现场监管作用的有效发挥。
第三，监管依据与措施不明确。一是条件不明。按照《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除第三十二条的九种监管权外，人民银行只有在当银行业金融机构出现支付困难，可能引发金融风险时，经国务院批准才能行使监管权。但此条件规定过于原则化，对金融机构出现支付困难可能引发金融风险的认定既没有质的要求更没有量的规定，尤其是针对不同的金融机构（全国性、区域性、地方性），未制定有差别的认定指标，实践中不好把握、难以实施。二是保障不明。任何法定的权利大抵应包括以下三个层面的含义，即权利的确认、权利的保障、权利的补救（即反面的保障）。具体到人民银行的监管权则表述为：人民银行监管权的法律法规条文上的确认；人民银行监管权的保障即以什么来确保监管权得以施行；人民银行监管权的补救，即当人民银行的监管权受到侵害时，以何种手段加以恢复或补偿。《中国人民银行法》只是简单地对人民银行的监管权进行了确认，却没有给予相应的保障与补救。换言之，人民银行的监管权行使后没有对应的后续措施，对监管中发现的问题难以进行处理与惩戒，对侵害监管权的现象难以进行有力的对抗。而没有强制力保障的监管权是不完整的，是没有威慑力的，是达不成监管的预期目的的。在实践中，也常常发生央行基层行行使监管权的时候无能为力，不了了之或难以作为的情况。三是内容不明。《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的监管权缺乏对其方式、方法的具体要求。如：定期或不定期限、现场或非现场、可以采取的监管方法、在监管中的应对措施、监管程序等。这种没有具体内容的监管权极易空洞化与形式化，加大了人为操作的风险。另外，由于人民银行与银行业监管机构都享有监管权，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必然会发生需要两者相互配合、支持与协助的情形。对此《中国人民银行法》第三十三条规定了人民银行可以建议银行业监管机构进行检查监督，银行业监管机构应予以回复，但对银行业监管机构方面回复的内容、形式、不回复如何处理以及拒绝接受检查建议的责任如何界定等均未作明确规定，实际操作中容易造成人民银行建议检查监督权流于形式。
第四，监管手段落后，难以适应商业银行业务的新发展。目前人民银行对金融机构的监督检查还停留在以手工方式为主的初级阶段，监管的技术手段和信息手段应用不足，监管的科技含量不高。一方面，由于商业银行实行会计集中核算，账务原始凭证上交给上级行，其账表也都以磁介质为主，无纸介质档案，这给人行网点现场检查带来极大不便，难以查找原始凭证。随着金融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基层商业银行将原来按科目填制科目日结单平衡账务改为按操作员代码来进行凭证的整理和平衡相关的账务，无形中加大了基层央行对辖内金融机构检查的难度。另一方面央行基层行工作人员在开展监督检查方面缺少系统的理论知识和足够的实践经验，缺少具备熟悉被监管单位业务知识和对先进金融科技的跟踪掌握能力的专业人才，导致人民银行监督检查工作难以有效开展。
三、正确履行基层央行金融监管职责的几点建议
（一）坚持监管与调控并举，把监管定位到保持币值稳定、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增长上来
一是加强信贷资金管理。基层央行除结合辖区经济金融实际及时对银行业金融机构进行“窗口指导”外，还应组织开展信贷政策执行情况检查。基层央行应该通过开展细致的调查和专项的检查来督促辖内金融机构落实国家产业政策和货币政策，努力防止通货膨胀和金融风险的发生，大力维护币值稳定，促进辖区经济平稳较快增长。二是加强现金管理。基层央行应当积极担负起管理好辖区现金流通的职责，扎扎实实地依法做好现金管理工作，应督促辖内各开户银行依规严格加强对企事业单位账户、居民个人储蓄账户大额现金支付管理，严格加强对开户银行、企事业单位库存现金管理，严格加强对乡镇企业、私营企业、个体经营者和非银行金融机构提取大额现金的管理，严格加强对银行卡存取现金和现金银行汇票、银行本票大额提现的管理，严禁公款私存，严禁各银行业金融机构以放松现金管理为条件进行不正当竞争，通过实施有效的现金管理来堵塞现金支付漏洞，控制现金发行，减少现金投放，防止通货膨胀的发生。三是加强再贷款管理。基层央行在运用再贷款、再贴现手段配合总行调控政策，适时适度调节辖区货币信贷投放量的同时，应该从严管理再贷款、再贴现限额，切实规范操作程序，健全各项手续，杜绝安全隐患，确保支农再贷款真正用到农民发展农业生产上，确保发展再贷款真正用到支持地方经济发展、促进中小金融机构改善经营状况上，确保再贴现真正用到优化信贷资产结构、促进企业生产经营、支持辖区票据市场的健康发展上。
（二）坚持监管与维稳并举，把监管定位到切实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维护金融安全与稳定上来
一是加强对金融市场监管。基层央行应该根据上级行的授权，依规管理好辖区金融机构的同业拆借行为和债券交易行为，黄金管理要调整职能，从过去的收售管理职能向监管、调控和服务职能方面转变，增强市场监管和服务意识，支持和促进辖内黄金市场规范、健康发展。要加强外汇流出流入的全程监管，健全外汇收支现场监管与非现场监管体系，严厉打击外汇领域的违法违规行为，维护外汇市场秩序。要加强对辖区货币市场、保险市场、外汇市场和黄金市场的动态监测，了解各类市场的运行状况，防范跨市场风险，促进金融市场有序健康发展。二是加强反洗钱管理。基层央行应广泛开展宣传，让商业银行充分认识洗钱的危害及对银行业务的影响，增强商业银行参与反洗钱工作的自觉性；组织金融机构会计人员开展反洗钱知识的学习和培训，提高反洗钱的能力和水平；尽快明确反洗钱的主管部门和人员，建立由财政、税务、工商、公安和金融机构等部门参加的反洗钱联席会议制度，形成辖区反洗钱工作协调机制；督促辖内金融机构严格执行《金融机构反洗钱规定》、《人民币大额和可疑支付交易报告管理办法》和《金融机构大额和可疑外汇资金交易报告管理办法》的有关要求，依法查处金融机构以及其他单位和个人违反有关反洗钱规定的行为，大力维护辖区金融体系的安全与稳定。三是加强信贷征信管理。基层央行应根据总行的要求把信贷征信管理放在重要位置，在总行制定征信发展规划、征信管理法规出台之前，着重整合完善现有信息资源，积极做好银行信贷登记系统的管理工作，通过切实加强对贷款卡发放与使用管理、信贷登记与咨询管理来健全借款人资信档案和金融机构信贷业务档案，扩大系统数据信息录入的覆盖面，提高录入数据信息的全面性、准确性和真实性，充分发挥信贷登记咨询系统在维护信贷秩序、防范信贷风险的作用，为尽快建成全国统一的企业和个人征信体系打好基础。
（三）坚持监管与服务并举，把监管定位到为社会提供优质高效的现代金融服务上来
一是加强反假人民币和残损币兑换管理。基层央行应该督促辖内金融机构做好辖区残损人民币的兑换与回收、假币的收缴与鉴定等方面的工作，认真负责地禁止代币票券的发行和流通，积极开展爱护人民币的宣传，严格依法查处假币收缴、残损币兑换和人民币管理中的各种违法违规行为，扎扎实实地竭诚为人民群众服务，为人民币正常流通服务，为维护人民币的信誉服务。二是加强国库管理。基层央行应通过加强对国库资金和国库业务的监管，不断推进国库服务创新，建立国库单一账户集中支付制，做好国库核算系统与支付系统连通工作，抓好国库核算系统的完善和升级，推进银税共享pos系统建设，加强国库统计分析，进一步发挥国库服务于财政预算执行、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协调配合以及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作用。三是加强支付清算管理。基层央行应依法加强对商业银行支付清算的监督管理，规范银行账户的开立和使用，加快大同城电子化实时清算系统和账户管理系统建设，为加速社会资金周转服务；应认真组织协调辖区金融机构相互之间的清算业务，确保辖内支付清算系统的安全、稳定、高效运行；应寓有效的支付结算管理于高质量的支付结算服务之中，积极引导商业银行不断创新支付方式，促进商业票据使用，改进个人支付结算服务，积极探索以票据和信用卡为主体，以电子支付工具为方向，能够满足多种经济活动和适应社会各阶层使用的支付结算工具,保证银行和客户资金的及时到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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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银行资金监管篇10
温州金改方案在3月28日通过国务院批准，方案的“十二项任务”中，第二项关于“加快发展新型金融组织。鼓励和支持民间资金参与地方金融机构改革，依法发起设立或参股村镇银行、贷款公司、农村资金互助社等新型金融组织。符合条件的小额贷款公司可改制为村镇银行。”被认为民间金融的合理性得到决策层的承认，并为民间资本进入合法金融机构打开了准入大门。
但民间资本如何大规模切入金融机构，切入后如何正常发展面临现实难题。首先是利率市场化未放开的情况下，民资创办金融机构因吸收存款难很难经营下去。其次，民间资金要求高风险高回报，这与银行要求稳健经营形成矛盾。“放宽民间资本进入市场，使民间放贷规范合法化，并不意味着私人资本愿意服务小微企业。”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银行研究室主任曾刚说。
此外，民间资本进入小额贷款公司和村镇银行并非一蹴即就。小额贷款公司除准入门槛设置外，融资成为问题，由于没有核心客户，如何确保小额贷款公司服务实体经济。村镇银行方面，存款的吸收、结算的不畅、同业拆借准入限制都对村镇银行的发展形成制约。
温州金改及其引发的全国范围的金改热潮，对地方金融监管体系将形成挑战。目前地方政府金融管理部门及队伍建设处于起步发展阶段，监管力量较为薄弱，监管制度尚不健全。对小额贷款公司等准金融机构基本上只做准入监管和数据统计，监管方法、手段不足等。
投机金融业？
“民营企业的资金在现实中实则很难进入金融机构。银行对民间资本放开，如果监督不严，可以参股的肯定不少是行长的亲朋。”温州方兴担保有限公司董事长方培林说。
温州当地监管机构人士对《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说，未来村镇银行中民间资本和银行业金融机构持股比例是一个问题：若银行在其中股份被弱化，可能就会因风险大而放弃参股村镇银行；若银行占大股，银行股和民营股在沟通和价值取向上也会有差异。
“温州瓯海小额贷款公司，注册资金3个亿，这两年就赚了1个亿，这在银行是不太可能的。”浙江民泰商业银行国际业务部总经理孙天宏说，温州人追求高风险、高回报，而银行要求稳健发展，风险第一。
上述温州当地监管人士认为，民营资本的逐利性与金融机构的社会责任是一对矛盾。当大批量不同层级的民资进入金融机构时，如何对民资进行鉴定，使之经营时符合银行业监管要求，较难把握。
由于温州金融改革综合试验没有解决利率市场化，带来一个较大的问题是，法定利率下，存款保险制度又没有解决，老百姓存款担心安全，民营金融机构将难以吸收存款，也很难经营下去。“小型金融机构，本小利微，要保本微利就必须高进高出，只有存款利率也浮动，才能保持它有利润活下去。”中国民（私）营经济研究会会长保育钧说。
保育钧说，“当前的宏观经济形势逼迫我们去启动民间资金。”
“一个实质问题是，大家回避了经济速度下调这么一个事实。现在就是围绕金融改革在转圈圈。”上述温州当地监管机构人士说。
温州的实业已错过了产业转型的最佳期，特别是在当前经济形势下，外部市场需求萎缩，实业已没有创新、扩产、技术改造的动力。而国内金融业利润位于所有行业利润金字塔顶端，这对民间资本形成巨大诱惑。
据人行温州中心支行去年7月储户问卷调查也显示，在“最合算投资方式”中，选择“民间借贷”的储户占24.5%，首次成为温州人的首选投资方式。这是自2009年人行推出这项调查以来，“民间借贷”首次超过“实业投资”位居首位。
“大家如果能进入金融领域赚大钱，谁还会去搞实体经济啊？所以都在拼了命的削尖脑袋往里头挤。”上述温州当地监管机构人士说。
不过，瓯联中小企业担保公司的总经理李建江认为，民间资本不投向实体经济，而投向虚拟经济或者资产价格的炒作，首先就是因为市场部分领域限制进入。民间资本进入产业领域，关键是要把虚拟经济支撑在哪个点上，这需要政府和监管部门的引导。
资金来源灰与白
多位温州民营企业家在接受《财经国家周刊》采访时，对进入金融机构的民间资金来源较为关注。“改革开放30年，温州老板炒楼、炒煤，如果说一点也没有灰色资金积累，恐怕是很难的。”
“入股资金来源的合法性是一般金融机构的审慎性要求之一，如果是非法资金，查处后可能被没收，设立的银行资本金就会受影响，入股的话就会清退出来；股东不能诚实守信，由这些股东组成的银行也不能诚实守信。不诚信行为还会在银行的股东间传导。”接近银监会法规部人士说，做银行与做一般公司影响不一样，一家银行倒闭，会影响到其他金融机构倒掉，影响社会公众信心，对市场造成很大危害，比一般企业波及面宽得多。这也是银行风险扩散性的基本原理。
对“符合条件的小额贷款公司可改制为村镇银行”，中国小额信贷联盟秘书长白澄宇说，小额贷公司的发展目前面临几个问题，一是市场准入门槛的设置。大家抱怨小额贷款公司设置的门槛太高，但门槛太低，可能小额贷款公司的实力又不够，生命力不强；二是注册后资金来源问题，现在50%的杠杆率太低，小额贷款公司融资成问题。
孙天宏认为，目前小额贷款公司做的都是拼客业务，没有核心客户。只能靠关系打点业务，要说向实体经济推动多少值得怀疑；其次，对银行业务不了解，没有银行经营规范，也是小额贷款公司发展为村镇银行的问题。
村镇银行方面，以首家外资村镇银行――曾都汇丰村镇银行为例，正规渠道资金来源不足一直是制约曾都汇丰信贷业务发展的“短板”。截至2011年6月末，该行各项存款余额约4.96亿，比年初增长15.4%，远远低于各项贷款37%的增长比率。此外，储户对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的信任度与接受程度，直接影响了其存款增长。
“最大的问题就是结算不畅。”浙江衢江上银村镇银行行长何文远对《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说，自2007年银监会推动新型农村金融机构成立以来，结算渠道不畅、同业拆借准入限制都使村镇银行在吸收储蓄存款的过程中处于不利地位。这势必导致一些从业人士“剑走偏锋”。
地方金融监管挑战
温州金改试验中，温州金融办专门成立了温州市地方金融监管服务中心。该中心主要负责股权投资公司、民间资本管理公司、寄售行和其他各类投资公司的监督和管理，以及负责小额贷款公司、融资性担保公司、典当行等各类新兴金融行业的专项检查等。
上述温州当地监管机构人士说，温州市地方金融监管服务中心具体操作起来将面临很多细节问题，例如监管依据是什么、如何监控、数据如何上报、数据如何分析，通过数据分析怎么产生一些措施或手段，会计标准是按金融产业标准还是按企业标准，会计准则怎么实施等等。
“在所有的会计财务制度、税收制度没有健全之前，这种民间资本的走向你完全控制不住，资金怎么走，你怎么去检测它呢？”他说。
温州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十二条”中最后两条已针对地方金融监管存在的问题做出了设计。在“完善地方金融管理体制，防止出现监管真空，防范系统性风险和区域性风险”方面，成立了温州市地方金融监管领导小组，成员包括市经信委、公安局、财税局、商务局、金融办、工商局、人行、银监分局。由温州市金融办设立温州市金融监管中心，承担地方金融组织监管和检查工作。而“建立金融综合改革风险防范机制”主要是明确人民银行、银监局、金融办等政府机构的职责边界。
上述接近银监会法规部人士说，温州地方金融监管方向是难以突破的，只能在既定的监管框架下进一步明确对小额贷款公司、担保公司等准金融机构的监管。
目前小额贷款公司、融资性担保公司、融资租赁公司、pe和VC等股权投资基金、创业投资基金、典当行、阳光私募基金、对冲基金等不受人民银行、银监会、保监会、证监会直接监管,而是下放到地方政府。
温州地方金融监管将面临改革后建立起来的多层次的融资市场带来的监管挑战，而当前我国尚未对准金融机构形成成熟的监管框架。
此外，地方监管部门还要独立于地方利益主体。中国社科院金融重点实验室主任刘煜辉对《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说。
由于金融资源是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增值要素,地方政府内在地具有主导金融资源配置的强烈动机。地方政府金融管理体制也存在权力博弈与行政掣肘,监管真空与职能重叠并存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