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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博弈问题十篇

发布时间:2024-04-29 16:18:31

经典博弈问题篇1

关键词:政府约束;典当筹资;博弈论

中图分类号:F830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6)02-0167-02

引言

典当作为一种独特的理财和融资方式,已经成为我国多元化融资体系和现代服务业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据中国企业家调查系统的2012年一季度企业经营调查结果显示,小型和非国有企业从民间借贷比重较高;而在2011年工业和信息化部的轻工业运行情况显示,只有15%的中小企业从银行贷到新的贷款。因此,典当行是中小微企业融资的“快餐银行”。然而,我国政府对典当行的经营管理却做出了较为严格的限制。在商务部公安部2005年第8号令《典当管理办法》第二十八条中明确规定,典当行不得有下列行为:(1)从商业银行以外的单位和个人借款;(2)与其他典当行拆借或者变相拆借资金;(3)超过规定限额从商业银行贷款;(4)对外投资。这些规定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典当行的发展。当然,政府为确保经济的安全平稳运行,应该严格限制约束典当行的超额筹资行为,但在中小微企业融资难的背景下,政府又当如何呢?本文试图从博弈论的角度切入,探讨这一问题。

一、政府约束与典当融资的博弈模型

(一)博弈要素与研究假设

策略式博弈由三种元素组成:参与人集合,对每个参与人i有纯策略空间,以及收益函数,这一函数对每种策略组合给出参与人i的冯・诺伊曼-摩根斯坦效用(vonneumannandmorgenstern,1944)。

本文假定博弈的参与人是政府与典当行,并进一步假定参与人政府的目的是支持中小微企业的发展,同时防范典当行违规筹资对经济造成的风险损失。其策略为是否约束典当行的超额对外筹资行为(所谓超额,是指在《典当管理办法》第二十八条中规定的范围之外),策略集合是(约束,不约束)。假定参与人典当行的客户均为中小微企业。典当行的策略1是只利用自有资金以及规定范围内的筹资额向中小微企业发放当金,策略2是不仅利用策略1中的资金,还向商业银行或同业拆借等方式超额筹资为中小微企业发放当金,其策略集合为(正常筹资,超额筹资)。

博弈还涉及均衡的概念,纳什均衡是一种最常见的均衡。纳什均衡要求每个参与人的策略是针对他所预言的对手策略的收益最大化反应,并且进一步认为每个参与人的预言都是正确的(nash,1950)。博弈按照不同的方式可以分为不同的种类。根据参与人能否形成约束性的协议,以便集体行动,博弈可分为合作性博弈和非合作性博弈;从知识的拥有程度来看,博弈分为完全信息博弈和不完全信息博弈;博弈同时又可分为静态博弈和动态博弈。本文假设讨论的政府与典当行的博弈模型为非合作性博弈、政府与典当拥有对方的“公共知识”,即此博弈模型为完全信息博弈,并且将分别从静态和动态两个角度分析政府与典当行的博弈。

(二)博弈模型的建立

1.完全信息静态博弈

就政府约束典当行对外筹资而言,为了进行分析和比较,首先考察比较简单的完全信息静态博弈,此博弈收益矩阵如表1所示。

表1政府与典当行完全信息静态博弈收益矩阵

该博弈中,基于完全信息的情况,一方的决策被另一方充分掌握,当典当行得知政府约束其超额筹资的时候,出于效用最大化考虑,显然m*(r1-r2)>-F,正常筹资是最优策略;当典当行得知政府不约束超额筹资时,om*(r1-r2)>m*(r1-r2),超额筹资是其最优策略,其中,m*与om*为最优筹资额。同理,当政府得知典当行正常筹资时,不约束是最优策略;当得知典当行超额筹资时,不约束也是其最优策略。此时,该组策略(不约束,超额融资)形成纳什均衡,出现最好的结果。所以,在大型金融机构天生不适合为中小企业服务的今天,作为中小微企业融资“快餐银行”的典当行理应成为政府鼓励发展的对象。

2.完全信息动态博弈

政府与典当行之间的博弈是一个动态博弈,政府与典当行完全信息动态博弈如图1所示。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于2012年12月5日颁布的《典当行业监管规定》第二十一条明确规定:加强对典当企业资金来源和运用的监管。因此,有理由相信政府明确知晓典当行的资金来源是一个大概率事件,即政府极有可能发现典当行的违规超额筹资行为。因典当行的超额筹资加大风险而导致损失,使政府的收益tR2-C1-D

二、结论

本文是在中小微企业融资难背景下,从博弈论的视角研究政府是否应该以严格限制约束典当行的超额筹资行为。基于以上分析,本文得到的基本结论是:政府应在促进中小微企业的发展还是保持经济环境的安全两方面权衡,适当放宽对典当行超额筹资的约束条件,在保证经济环境平稳有序的前提下,充分利用典当解决中小微企业融资难问题。

Governmentconstraintsandpawnfinancing

GUoJian-guo,JiaoJin-mei

(HarbinUniversityofCommerce,Harbin150028,China)

经典博弈问题篇2

[关键词]博弈论经典博弈模型博弈行为博弈决策

“博弈论”原本是数学的一个分支,但由于它较好地解决了对竞争等问题的可操作性分析,成为经济学中激荡人心的一个研究领域。可以说,“博弈论”已经改变了经济学的传统轮廓线。从对“博弈论”简要、通俗的介绍中可以发现,我们身边充满了博弈,或者说,我们身边的许多行为、现象都可用博弈来概括。“博弈论”不仅属于经济学,也理应属于社会学、政治学、心理学、历史学等,这些学科也有理由分享“博弈论”那旖旎的学术风光和精细的分析技巧。“博弈论”的英语原文是Gametheory,直译过来就是游戏论、运动论或竞赛论。譬如在足球比赛中,双方都想在努力巩固防守的同时,积极进攻以置对方于“死地”。这种行为就是一种博弈。“弈”在汉语中是下棋的意思,下棋中的双方行为特征也如同足球比赛中双方的行为。当然,扩展开来讲,企业之间的竞争、国家之间的角力等等,都是“游戏”,只是游戏的内容不同而已。

一、博弈简介

“博弈论”就是分析博弈行为和博弈决策的一门科学。

今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已于前不久为“博弈论”研究专家罗伯特·奥曼和托马斯·谢林所获得,1994年度和1996年度的诺贝尔经济学奖,也分别由纳什、泽尔滕、海萨尼、莫里斯和维克瑞等“博弈论”专家分享。如此众多的“博弈论”研究专家的频频获奖,凸现了“博弈论”在主流经济学中日益重要的地位。

“博弈论”原本是数学的一个分支,但由于它较好地解决了对竞争等问题的可操作性分析,成为经济学中激荡人心的一个研究领域。可以说,“博弈论”已经改变了经济学的传统轮廓线。

我国古代有个“田忌赛马”的故事,说的是齐威王与大将田忌各出三匹马,一对一比赛三场,由于齐威王的最优、次优和较差的三匹马分别跑得比田忌的三匹马快,所以田忌总是以0∶3告负。后来田忌的谋士孙膑给田忌出主意,让最差的马去与齐威王最快的马比,而让最优的马去赢齐威王次优的马,让次优的马去赢齐威王最差的马,这样便以2∶1取胜。但我们还可进一步设想,如果齐威王知道了田忌的花招后,便会在以后的比赛中也更改出马的次序,当然田忌的出马次序也应改动。双方的出马次序怎样才是最合理的呢?这便是“博弈论”更深一层次研究的问题了。

二、一个非技术性的定义

博弈即一些个人、队组或其他组织,面对一定的环境条件,在一定的规则下,同时或先后,一次或多次,从各自允许选择的行为或策略中进行选择并加以实施,各自取得相应结果的过程。从定义我们可以看出,规定或定义一个博弈需要设定下面四个条件。

1.博弈的参加者。即在所定义的博弈中究竟有哪几个独立决策、独立承担结果的个人或组织。

2.各博弈方各自可选择的全部策略或行为的集合。即规定每个博弈方在进行决策时,可以选择的方法、做法或经济活动的水平、量值等。

3.进行博弈的次序。在现实的各种策略活动中,当存在多个独立决策方进行决策时,有时候需要这些博弈方同时作出选择,以为这样能保证公平合理,而很多时候各博弈方的决策又有先后之分,并且有时一个博弈方还要作不止一次的决策选择。

4.博弈方的得益。对应于各博弈方的每一组可能的决策选择,都应有一个结果表示该策略组合下各博弈方的所得或所失。

以上四个方面是定义一个博弈时必须首先设定的,确定了上述四个方面就确定了一个博弈。博弈论就是系统研究可以用上述方法定义的各种博弈问题,寻求在各博弈方具有充分或者有限理性、能力的条件下,合理的策略的选择和合理选择策略时博弈结果,并分析这些结果的经济意义、效率意义的理论和方法。

三、博弈的结构和博弈的分类

由于博弈研究的问题多种多样,因此博弈模型相互之间的差别可能会很大。这些差别可以理解为都是博弈问题的结果差别。当博弈结构有差别时,博弈的结果和分析方法往往也有不同,因此对博弈的结构特点有所了解是很有价值的,在此我们提出博弈论问题的分类和博弈理论的结构。

1.博弈中的博弈方:博弈中独立决策、独立承担博弈结果的个人或组织为博弈方。因此我们把博弈方分为“单人博弈”、“两人博弈”和“多人博弈”。这里的“单人博弈”和“两人博弈”,并不一定是自然人,而是指前面所说的博弈方,既可以是个人,也可以是经济社会组织。

2.博弈中的策略:博弈中各博弈方的策略内容称为“策略”。

3.博弈中的得益:得益即参加博弈的各个博弈方从博弈中所获得的利益,它是各博弈方追求的根本目标,也就是他们行为和判断的主要依据。

(1)零和博弈:它是常见的博弈类型,同时也是被研究得最早、最多的博弈问题。

(2)常和博弈:它也是很普遍的博弈类型。常和博弈可以看作零和博弈的扩展,零和博弈则可以看作常和博弈的特例。

(3)变和博弈:零和博弈和常和博弈以外的所有博弈都称为“变和博弈”。

(4)博弈的过程:博弈的过程也是博弈结构的重要方面。根据博弈过程方面的这些差异,博弈问题通常分为“静态博弈”、“动态博弈”和“重复博弈”几个大类。

①静态博弈:所有博弈方同时或可看作同时选择策略,采取行动的博弈是静态博弈。

②动态博弈:指博弈方的选择和行动有先后之分,后行者可以根据先行者的策略选择来决定自己的策略。

③重复博弈:所谓重复博弈实际上就是同一个博弈反复进行所构成的博弈过程。构成重复博弈的一次性博弈也成为“原博弈”或“阶段博弈”。

我们研究的大部分是重复博弈的原博弈都是静态博弈,或者说是由静态博弈构成的。这种由同样一些博弈方,在完全同样的环境和规则下重复进行的博弈,在现实中有很多实际的例子。如:体育竞技中的多局制比赛、商业中的回头客问题、企业之间的长期合作或竞争等等,如果不考虑环境条件方面的细小变化,都可以看作是重复博弈问题。

5.博弈的分类和博弈理论的结构

博弈结构这些方面的差异对博弈结果和博弈分析都有重要的影响,而且博弈分类相互之间都是交叉的,并不存在严格的层次关系,但我们还可以根据各种分类对博弈分析方法影响程度的大小排除大致的次序。

(1)是分为合作博弈与非合作博弈。如果各博弈方能达成某种有约束力的契约或默契,以选择共同的策略,此种博弈就是合作博弈。反之,就属于非合作博弈。

(2)是分为零和博弈、常和博弈与变和博弈。

(3)是分为静态博弈与动态博弈。

(4)是分为完全信息博弈与不完全信息博弈。在前一种博弈中,每一个参与者都拥有全部的相关信息,只拥有部分相关信息的便属于后一种博弈。

四、“博弈论”中的经典博弈模型

根据博弈定义,小到企业之间的竞争和合作,国家之间的倾销反倾销、制裁和报复等,都有可以归结为博弈问题。“博弈论”中有一些由点及面、发人深思的经典案例,这些案例不仅使专业研究人士如醉如痴,也使一些普通民众兴致盎然;不仅成为“博弈论”中的一道亮丽风景,也是整个经济学领域中的学术奇葩。

经典博弈问题篇3

摘要:信息不对称、时变与跨期影响下的权变决策通常表现为一个策略序列,有意设计出来的策略系列可称为“谋略”。传统组织行为弈论的应用主要局限于委托理论,事实上,猜测、试探、“干中看”等策略有着更广泛的应用,它在组织内外几乎所有的互动中都会出现,例如组织建言、团队沟通与效能、高管团队运作、组织变革、战略互动等。从管理实践的角度来看,只要存在行动、决策与信息不对称,就会出现博弈、策略与谋略;从理论发展的角度来看,猜测、试探、“干中看”等策略是对传统管理决策理论和经典博弈论的一个拓展。

关键词:权变决策序列;信息时变;跨期影响;设局;全局优化;谋略

中图分类号:C934文献标识码:adoi:10.3969/j.issn.1665-2272.2017.18.029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11BGL003)

作者简介:吕力(1971-),男,武汉工程大学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中国本土管理。

收稿日期:2017-07-24

1信息不对称条件下的权变决策问题

1.1权变理论的一个例子:认知作为调节、态度作为中介的动态领导模型

权变的观点强调组织各种可变因素性质并试图了解组织在变化的条件下和特殊的情境中如何进行经营管理,权变的最终目标是提出最适合于具体情境的组织设计和管理活动。Luthans是权变理论的代表人物之一,他于1973年发表“权变理论:走出丛林的道路”,指出权变理论可以统一各种理论观点,引导管理理论走出丛林的状态。1980年代以后主流管理学逐渐转向于构建各式各样的中层理论,权变理论作为一种综合性的宏观理论其影响自然逐渐减弱。然而,这只是表明学术界对统一各种理论观点的冲动的逐渐减退,权变的思想仍然体现在各式各样的中层理论模型中。笔者曾提出动态领导的一个权变理论,事实上,这一理论完全可以使用当前主流的结构模型来进行说明:

在图1中,领导效果与下属对领导方式的认知有关:下属对领导行为的认知可能存在个体偏差。举例而言,慈善性领导行为可能被下属理解为宽松,而威权性领导行为可能被下属理解为苛责,因此,下属的认知表现为模型的调节变量。领导效果与下属的态度相关,认知在某种程度上会影响态度或行为意向,态度对员工行为和领导效果构成直接影响,因此,下属的态度是领导效果的中介变量。

在上述模型中,认知影响领导效果,当然构成领导在决定使用何种方式、达到何种效果时的权变影响因素;因为领导方式和认知并不能完全决定态度,或者说态度变量的回归系数并不是1,因而态度也是一个权变因素,从这个角度而言,权变这一思想仍然体现在当代主流模型中。

1.2信息不对称下的权变决策问题

与当前主流的管理学模型不同的是,权变理论除了致力于厘清各种影响因素,还特别重视根据不同的影响因素选择相应的管理行为,而不只满足于相关关系的检验。以上述动态领导理论的权变模型而言,领导者需要根据下属的不同认知和态度来进行领导方式的决策,然而问题是,虽然模型给出了各种不同类型的认知和态度对领导效果的影响,但是从事对于实务工作的领导者而言,他无法通过上述主流模型了解自己的下属究竟属于哪一类型。

科学满足于一般性统计解释,而实践则需要具体的操作,二者的鸿沟在此体现得非常明显。以主流结构模型而言,由于信息不对称,我们并不知道某一具体情形下部属的类型、调节效应和中介效应的大小和方向,领导者如何做出决策?本文将以上问题称为信息不对称条件下的权变决策问题。

2信息不对称、时变与跨期影响下的组织与战略多期权变决策序列

2.1“试探”作为信息不对称条件下权变决策的常见经验方法与决策序列

“试探”是信息不对称条件下权变决策的一个常见经验方法。其核心思想是通过试探了解对方的可能认知与态度,消除或者基本消除信息不对称,然后再根据试探的结果选择下一步策略。仍以动态领导研究为例,假定领导者可以选择“威权式领导”或“仁慈领导”两种方式,其中威权式领导还可以选择其威权的强度,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领导者首先以一定强度的威权方式作为试探,则在试探完成之后:①如果试探结果符合预测,则保持同样的策略;②如果试探的结果符合预测的方向,而强度还可以增加,则在下一期策略中增加威权行为的强度;③如果试探的结果符合预测的方向,但强度显得较大,则在下期策略中降低其强度;④如果试探的结果不符合预测的方向,则在下一期策略中改变其方向,转变为仁慈领导方式。

上述策略虽然在经验中很常见,但现有文献中尚未发现。以上应对信息不对称的方法将一个独立的策略变成了一个前后关联的策略序列,“试探”仅仅是多种可能的策略或决策序列中的一个。信息不对称已经导致复杂的策略系列,但还不止于此,除信息不对称外,信息还可能存在时变和跨期影响的可能性。

信息不对称、时变和跨期影响下的组织与战略权变决策序列管理论评

信息不对称、时变和跨期影响下的组织与战略权变决策序列

2.2信息时变与跨期影响下的决策序列

仍以动态领导为例,本文以上部分隐含认知与态度一旦形成就基本固定这一假设,事实上,这一假设在现实管理世界很难成立。随着时间的推移,信息结构完全有可能发生改变。例如,当实施仁慈领导时,下属的态度在起始阶段可能是积极的,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下属可能逐渐懈怠。同理,当实施威权领导时,下属的态度在起始阶段可能是消极的,但当看到好的绩效有了收入的提升之后,下属的态度可能好转。这些信息结构的改变或按照经济学术语称为“偏好的改变”都可能将上一期的结果逆转。

由信息时变性这一洞察出发,立即可以了解“等待”这一策略的含义。由前述,当实施试探策略之后,希望出现效果很可能不会立即显现出来,甚至当期显现的效果与预期相反,但一段时间之后,信息结构发生变化,期待的结果也许就可能出现。信息的时变性既为策略序列组合提供了更多可能的选择,但同时也提升了决策的难度,增加了决策时的考虑因素。

影响信息时变的因素很多,跨期影响是其中重要的一种。仍以动态领导的两种策略为例:策略a,领导者在第一期实施仁慈领导行为,若仅考虑单期,则在当期实施中下属很可能将领导的仁慈行为理解为宽松。策略B,领导者在第一期实施威权领导行为,而在第二期实施仁慈领导行为,那么,由于第一期博弈的影响,在第二期实施中下属很可能不会将仁慈的领导行为理解为宽松。由此,如果领导者意欲实施仁慈领导,可以采纳以上策略B,即在仁慈领导之前实施威权领导,这构成一个“基于认知跨期影响下的决策问题”。跨期影响为信息不对称下决策序列的设计提供了具有参考性的指导。

2.3信息不对称、时变与跨期影响下的战略决策序列

本文以上部分主要以组织行为决策为例展开,组织战略中也有很多信息不对称条件下的权变决策情形。例如,跨期影响的概念在“竞合”策略中体现得最为明显:设甲企业希望和乙企业合作,但甲考虑到若在第一期就提出合作,可能不会成功或者会付出较高成本。因此,甲的策略是在第一期与乙竞争,当乙意识到甲的实力时,再对乙提出合作意愿。显然,甲的最优策略是在两期策略中实现的,这是一个典型的跨期最优策略。“竞合”也仅是跨期影响条件下的策略例子之一,在某些情形下由于跨期影响,也可以采取“合竞”的策略:即先通过合作了解对手的实力,在双方互相了解之后,为最优化自身利润,可以选择相互竞争。所谓“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中国智慧可能来源于此。

基于信息不对称、时变与跨期影响,笔者还曾提出了一种“不断反转”的策略序列。这一策略的核心思想是,当决策者预期到下一期信息的时变可能性时,可以提早采取措施,这就使整个策略序列体现出“阴—阳—阴—阳”轮回的特点,事实上,这也是对所谓管理悖论的一个很好解释。

3博弈策略与谋略

3.1信息不对称条件下权变决策的博弈树分析

博弈是社会行动主体之间互动的一种社会现象,其主要特点是,假定每个行动主体均有各自的策略集,他们各自的收益取决于自身的策略选择和相对行动主体策略选择的组合。非对称信息下的权变决策符合上述定义。以动态领导为例,假定下属更适应仁慈领导,然而由于信息不对称,领导者可能会采用威权领导方式,因而其可能的博弈树如下:

如图2所示,领导者首先选择领导方式,然后下属选择应对方式。如果领导者刚好选择仁慈领导方式,而下属的认知和态度又正好适应于这种方式,则博弈支付为(4,4),本轮博弈结束。如果领导者选择威权领导方式,则下属可以选择配合态度、不配合态度或辞职,从而导致领导者和下属不同的支付结果。

图2描述了动态领导第一期博弈的树状模型,上述博弈没有一个各方都相对满意的均衡解。假定博弈继续进行下去,在第二期博弈中领导者先选择应对方式:在领导看来,不配合与辞退这两种情况下,领导者获得的支付都是0,既然下属不配合不如将其辞退,因此下属面临着被辞退的威胁。在这种压力下,下属很可能改变其态度,转而配合领导者的威权领导方式——当然,这意味着在博弈树中,下属的支付结构发生了改变,这就是信息结构的时变或者也可称为“偏好改变”问题,而这一问题在经典博弈模型通常未被考虑。

3.2博弈策略与博弈谋略

信息不对称条件下的决策通常情况下构成一个策略序列,这一序列具有如下特点:①该序列中的策略前后相关;②该序列中后一期博弈往往是某一博弈参与方通过改变博弈条件、有意设计出来的,不像经典博弈理论中的重复博弈是给定的,本文称之为“设局”;③博弈参与者追求的是包含所有期博弈在内的全局优化,而不是追求某一期博弈的最优化。不同情境下的策略序列可能符合以上特点中的一条或多条。

以上特点体现出权变策略序列与经典博弈论的区别,本文使用中国传统兵家博弈的某些内容作为例子来对此进行解释。①“围魏救赵”的博弈包括两个阶段,一是“围魏”,二是“救赵”。显然,围魏与救赵是两个既相互区别又有极大关联的博弈序列,“救赵”是一个典型的“设局”。②“欲擒故纵”的博弈同样包括两个阶段,一是“故纵”,二是“擒敌”,第一步博弈之后设局方好像受到了损失,实际上由于信息的时变效应,整个博弈是全局最优的。

基于以上分析,为了与经典博弈论的策略相区别,本文将有意设计出来的策略序列称为“谋略”。从这个角度而言,经典博弈论中“重复博弈”的声誉策略也属于一种谋略。

3.3更加复杂的博弈谋略

虽然本文以上部分的分析已足够复杂,然而在实践中还可能出现更复杂的情形。以动态领导为例,实际上,前述所有分析仅仅涉及“领导者的谋略”,而未将“下属的谋略”考虑进去。例如,领导者考虑到下一期博弈可能发生的信息结构变化而提前采取措施,这一谋略很可能会被下属猜测到,当然下属就可以据此调整自身的谋略。

4结语

西蒙等人认为组织是由作为决策者的个人所组成的系统,管理就是决策。权变学派关注的重点也是决策,权变的最终目标是提出最适合于具体情境的组织设计和管理活动。

决策活动的中心是主观与客观的不断交互,这就涉及到如何收集信息、判断信息、处理信息与作出决策。通常情形下的决策都会面临信息不完全的问题,传统决策理论虽然提出了“有限理性”“满意准则”等,但传统理论没有注意到行动本身就能够起到收集信息的作用,现实实践中人们往往不是先被动收集信息,再据此决策、行动,而常常是“在行动中收集和判断信息”或“干中看”。“干中看”是对“干中学”思想进一步推进:通过“干”来了解信息、判断信息并据此学习。

经典博弈论也没有注意到信息不对称可以通过“干中看”来消除以及博弈中的“设局”问题,且传统组织行为弈论的应用主要局限于委托理论。事实上,由于决策双方的信息不对称,在决策过程出现的猜测、试探、“干中看”、“设局”等情形都属于组织内部的博弈:相比于委托,这些策略有着更广泛的应用,它们在组织内外几乎所有互动中都会出现,例如组织建言、团队沟通与效能、高管团队运作、组织变革、战略互动等。本文对此进行了理论构建的尝试。

简言之,由于在所有管理实践中都存在信息不对称或者更为普遍的信息不完全问题,因此,只要存在行动、决策与信息不对称的情形,本文所探讨之策略或谋略就有可能出现。从理论模型的角度出发,管理研究不仅要关注变量之间的统计关系,更要关注管理实务者在每一个具体的、信息不完全的情境下如何决策与设计。因此,信息不对称情形下的权变决策是管理学研究的核心与关键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管理学是决策、设计与行动的科学。

参考文献

1吕力.管理学原理课程中的传统权变理论及其拓展:认知、反应与互动\[J\].科技创业月刊,2016(23).

经典博弈问题篇4

关键词:逆推归纳法蜈蚣博弈逆向归纳悖论

一、蜈蚣博弈悖论

博弈(game playing)的词语解释是游戏、围棋、。博弈是指在多决策主体之间的行为具有相互作用时,各主体根据所掌握信息及对自身能力的认知,做出有利于自己的决策的一种行为。虽然,博弈的思想自古以来就存在,比如我国古代有名的田忌赛马的故事就是一个典型的博弈问题。但是,早期对博弈思想的认识仅仅停留在经验方面,并没有形成专门的理论体系。一直到20世纪以后,博弈才形成了自己的理论体系,正式发展成为一门学科,即博弈论(game theory)。博弈论是根据信息分析及能力判断,研究多决策主体之间的行为相互作用及其相互平衡,以使收益或效用最大化的一种对策理论。博弈论的研究方法是从复杂的现象中抽象出基本的元素(或概念),并对这些由基本元素构成的模型进行详尽分析,随后逐步引入对其形式产生影响的其他因素,从而分析出可能的结果。也可以说博弈论作为一种分析工具,为研究人类理提供了一种可行、通用的方法。目前,博弈论在生物学、经济学、国际关系、计算机科学、政治学、军事战略和其他一些学科中都有着广泛的应用。

悖论(paradox),也称逆论、反论,是指在逻辑上可以推导出互相矛盾的结论,但表面上却能自圆其说的命题或理论体系。悖论形成的原因极其复杂和深刻, 因此,对悖论的深入研究能够为数学、逻辑学、语义学等相关理论学科的进步和发展做出贡献。所以,悖论有十分重要的研究必要和研究价值。其中经典的悖论有罗素悖论、说谎者悖论、康托悖论等等。

逆向归纳法(backward induction),又称之为逆推归纳法,顾名思义,就是在序列中从最后往前端进行一种递归推理,是博弈论中的一种重要的推理方法。这种方法主要作用于对完全信息动态博弈的求解。它的运用虽然可以在众多的纳什均衡中确定唯一的均衡解,但是,有些时候通过逆向归纳推理所得到的关于博弈局中人的理论预测却出乎意料地背离了人们的直觉,造成了博弈理论推理和实际中人们的真实行动的不一致,这也就是所谓的逆向归纳悖论(backward induction paradox)。

蜈蚣博弈悖论(centipede game),简称蜈蚣博弈,就是逆推归纳法悖论中的一个典型。它是在博弈论及博弈逻辑的研究中发现的悖论,是由罗森塞尔(Rosenthal)在1981年提出的一个完全信息动态博弈问题,一种合理行为选择的悖论。由于这个博弈的扩展形态很像一条蜈蚣,因而被称为“蜈蚣博弈”。它是指这样的一个博弈:有两个局中人a和B,他们轮流进行决策的选择:可供选择的策略有‘合作’和‘不合作’两种。假定a先进行策略的选择,然后是B选择策略,这样交替的进行策略的选择。假定a、B之间的博弈次数是有限的,比如198次。假定这个博弈的各自支付给定如下图:

如图所示,只要a、B双方有一方选择‘不合作’策略,该博弈就结束。a、B双方在结束博弈后的得益为得益数组中的数字。所有得益数组里的第一个数字是局中人a的得益,第二个数字则是局中人B的得益。当a、B选择了198次‘合作’策略后的得益各为100。

但是,根据逆推归纳法分析这个博弈,在最后一步即第198步时,B在‘合作’和‘不合作’的策略中做出选择,根据理性人的假定,B会选择带来收益101的‘不合作’策略,以此往前一一递推。最后得出的结论却是:在第一步时a就会选择‘不合作’的策略来结束这个博弈。此时,a、B各自的收益都仅为1,这与正向推理时a、B各自的收益为100的结果完全相反,出现悖论。从逻辑推理来看,逆推归纳法是严密的,但结论却违反了人们的直觉。而且,在针对蜈蚣博弈进行的实验结果也表明,在绝大多数的博弈中,一般都不会出现由逆推归纳法所预测的局内人a在一开始就选择‘不合作’的策略结束博弈的情况。因而,人们在博弈中的真实行动偏离了运用逆推归纳法得出的预测,造成两者之间的矛盾和不一致,这也就是蜈蚣博弈产生的悖论。

二、对蜈蚣悖论的追问

究其原因,就引出了一系列的问题:为什么会出现蜈蚣悖论?产生蜈蚣悖论的原因是什么?是逆推归纳法出错了?是这个博弈本身有问题?是人们的直觉错误了?究竟哪个环节出错了?这些问题都成为人们不得不思考的问题。

当然,有很多的学者对此进行了分析和研究,试图来回答着一系列的问题。但是,由于每个学者研究的角度、方法不同,他们也得出了不同的结论:有的学者认为是逆推归纳法导致了这个悖论的产生,而且深入的分析了逆推归纳法的缺陷和适用范围;有的学者则认为是最初的“理性人”和“公共知识理性”的假定造成了这样的结果,并探讨了局内人的“理性”和“非理性”对决策过程和决策结果的影响;还有的学者认为是“信息”的不对称从而产生了这样的偏差,并阐述了信息的完整性对于局内人做出决策的重要作用;有的学者认为这个博弈反映的就不是悖论,所谓的蜈蚣悖论是不存在的。这些结论为我们进一步研究蜈蚣悖论提供了依据。

但是,如果从短期利益和长期利益的角度来分析蜈蚣悖论,就会发现所谓的悖论是不存在的,只是对短期利益和长期利益的不同考虑造成的结果不同而已。

三、眼前利益、长期利益的不同

根据逆推归纳法进行反向推理时,B选择‘不合作’的主要理由就是在第198步时,B选择‘合作’的收益低于选择‘不合作’的收益,即B只看到了眼前利益而忽视了长期利益。按照局内人对眼前利益的选择,并且假定局内人a、B都是‘理性人’,而且也知道对方是‘理性人’的情况下,我们从正向来推理这个博弈。

当a在做出第一步选择的时候就要考虑到自己的收益。那么,如果a选择‘不合作’得到收益为1,选择‘合作’后的收益就得由B下一步的选择决定。如果B选择‘不合作’,a的收益就为3,明显高于B选择‘合作’后的收益,那么作为‘理性人’的B肯定会选择‘不合作’,经过分析后,a不得不选择‘不合作’来保证自己的收益为1而不是0,博弈就会在第一步结束。那么,这个推理结果就会与逆推归纳法得到的结果一致,也就是局内人a、B只考虑眼前利益而且把眼前利益最大化的结果。

而且,整个博弈的过程来看,每次a选择‘不合作’时,a、B的收益是一样的,但是B选择‘不合作’时,收益就会比a多3,那么基于‘理性人’的考虑,B选择‘不合作’的概率就远远大于a选择‘不合作’的概率。但是B要得到选择‘不合作’的权利,却必须通过a选择‘合作’后才行,换句话说要得到多于a的收益必须建立在a选择‘合作’的基础上。可是,如果a仔细观察就会发现如果第一次选择‘不合作’时收益为1,如果选择‘合作’就等于把自己收益是1还是0的选择权交给了B。但是,B选择‘不合作’概率远远大于‘合作’,那么,最后a都会不得不选择‘不合作’来结束博弈,从而确保自己的收益与B的相同。即使在第一步就结束,各自的利益为1,也不给予B得到远远高于自己利益的选择机会。

再者,从上面的分析也可以进一步看到,局内人a看起来是拥有优先的选择权,但是从收益来看B的优势明显大于a。那么,作为‘理性人’的a为何要选择‘合作’来发起一个收益不如局内人B的行为呢?

但是,如果从长远利益的角度来分析的话,局内人a、B会尽可能的多选择‘合作’来增加各自的收益,因为他们看到当进行到第198步时,各自的收益均为100,这肯定是a、B都满意的结果。所以,在进行博弈的时候,a和B都会为了100的收益选择‘合作’,因为一旦选择‘不合作’博弈就终止了。每多选择一次‘合作’,他们各自的收益就会增加1,因此a和B都愿意‘合作’,而且是长期的‘合作’,直到各自得到最大的收益。这也正是这个博弈得以进行下去的主要原因,即a和B都基于对长期利益的考虑而展开‘合作’从而得到收益。但是,根据逆推归纳法分析这个博弈时,却只看到眼前利益的多少,没有考虑到这个博弈得以展开的深层次原因,所以得到的结果与现实情况和人们的直觉不同。

四、结论

因而,根本不是逆推归纳法出了问题,而是在进行反向推理时考虑的条件出了问题。也就是说这个博弈之所以能进行到最后一步a和B都是基于长期利益最大化进行的。如果局内人a、B都用每一步选择‘合作’或‘不合作’的收益多少作为考虑的话,这个博弈就注定只能是a在第一步时选择‘不合作’来得到各自相同且为1的收益来终止。

所以,这个悖论根本不能称之为悖论,仅仅是由于在反向逆推时以进行了错误的考虑,忽视了整个博弈得以进行的原因,从而得到与事实不符的结果。所谓悖论只是注重眼前利益还是注重长期利益的不同选择造成的不同结果而已,所以这个悖论是不存在的。

参考文献:

[1]张峰.逆推归纳法悖论探析[J].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04,12:78—81.

[2]张峰.蜈蚣博弈悖论引发的思考[J].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8(1):30—33.

经典博弈问题篇5

【关键词】博弈论;纳什均衡;重复博弈

博弈论在现代经济学中占据着相当重要的位置,在微观经济学的本科教学环节中,如果将博弈论这一部分排除在外,那么教学内容是不完整的,并且和现代微观经济学的发展严重脱节。但是由于课时以及学生接受能力的限制,对博弈论的内容进行全面深入地讲解难以做到,因此,将博弈论的基本概念和方法清晰地向本科学生进行展示就显得十分重要了。在博弈论的基本概念当中,最重要的当属博弈均衡的概念,这些概念的掌握有助于学生把握博弈论的整体框架,并对博弈论的后续学习至关重要。因此,本文将主要的博弈均衡概念进行分类和表述,并对不同的博弈概念进行比较,以期对博弈论的教学有所助益。

一、博弈的主要类型

博弈构成的基本要素包括:1、参与人(1~n);2、各个参与人各自可选择的行动集合ai={ai};3、参与人i的策略Si,给定信息集,该策略决定在博弈的每一阶段他选择的行动;4、参与人的收益Ui(S1,S2…Sn)。依据不同的分类标准,博弈可以被划分为不同的类型。

1、静态博弈、动态博弈和重复博弈

博弈各方同时选择策略的博弈称为静态博弈,如猜硬币、投标等,静态博弈一般可以用支付矩阵来表达。动态博弈是指博弈各方按照一定的先后次序进行策略的选择,典型的例子如对弈,动态博弈一般可以用“博弈树”来表达。Gametheory中文翻译为博弈论也是分别用静态和动态博弈的典型代表和对弈的简称而来。重复博弈是指同一个博弈(静态或动态)反复进行所构成的博弈过程,如体育比赛中的多局赛制等。

2、完全信息和不完全信息博弈

完全信息博弈是指每个参与人都了解其他参与人的收益函数的博弈,不完全信息博弈是指参与人并不完全了解其他参与人收益函数的博弈。

3、完美信息和不完美信息博弈

在动态博弈中,一参与人完全了解在自己行为之前的博弈进程,则称此参与人为有完美信息的参与人,如果博弈中所有的参与人都具有完美信息,则称此动态博弈为完美信息的动态博弈。反之,如果在存在具有不完美信息的参与人(参与人不完全了解自己行为之前的博弈进程),则称此动态博弈为不完美信息动态博弈。

4、合作博弈与非合作博弈

合作博弈允许参与人之间自愿签订有约束力的协议,而非合作博弈的参与人则完全按照个人理性做出策略的选择。在囚徒困境博弈中,非合作博弈得到的结果是双方均坦白,而在合作博弈的情况下则可能得到双方均不坦白的更好的结果。

5、完全理性和有限理性博弈

由具备完全理性的参与各方所进行的博弈称为完全理性博弈。存在有限理性博弈方的博弈称为有限理性博弈。

将上述不同的博弈类型进行组合,可以得到更多类型的博弈,如不完全、完全信息博弈和静、动态博弈可以组合为不完全信息静态博弈、不完全信息动态博弈,完美完全信息博弈、完美不完全信息博弈、不完美不完全信息博弈等。

二、博弈论主要的均衡概念

1、上策均衡

如果一个博弈的某个策略组合中的所有策略都是各个博弈方各自的上策,那么该策略组合称为一个上策均衡。

2、纳什均衡

(1)纯策略纳什均衡

在博弈G={S1……Sn;u1……un}中,如果由各个博弈方的各一个策略组成的某个策略组合(s1*,……sn*)中,任一博弈方的策略si*,都是对其余博弈方策略组合s-i*的最佳策略,即:

ui(si*,s-i*)≥ui(si,s-i*)对于任一((1~n))都成立,则称(s1*,……sn*)为一个“纯策略纳什均衡”。

(2)混合策略纳什均衡

混合策略:在博弈G={S1……Sn;u1……un}中,博弈方i的策略空间为Si=(si1……sik),则博弈方i以概率分布(pi1……pik)在其策略空间中进行选择,由此形成的策略称为“混合策略”。其中0≤pij≤1,且。

将纯策略拓展到混合策略,相应的纳什均衡称为混合策略纳什均衡。事实上,纯策略纳什均衡是混合策略纳什均衡的一个特例。根据纳什定理我们知道,每一个有限博弈(参与人和策略空间均为有限)均存在至少一个混合策略的纳什均衡。

3、防共谋均衡

如果一个博弈的某个策略组合满足以下要求:1、没有任何单个博弈方的偏离了会改变博弈的结果;2、给定选择偏离的博弈方有再次偏离的自由时,没有任何两个博弈方的串通会改变博弈的结果;3、以此类推,直到所有博弈方的串通都不会改变博弈的结果。满足上述要求的均衡策略组合称为“防共谋均衡”。

4、子博弈完美纳什均衡

如果在一个完美信息的动态博弈中,各博弈方的策略构成一个策略组合满足:在整个动态博弈及它所有子博弈中都构成纳什均衡,那么这个策略组合成为该动态博弈的一个“子博弈完美纳什均衡”。

5、颤抖手均衡

如果有限策略博弈的一个纳什均衡满足对每个博弈方i都存在一严格混合策略序列{},使得(1),(2)对于任意正整数m,都是纳什均衡,那么,称为一个“颤抖手均衡”。这里的严格混合策略指的是每一个策略都有一个正的被选取的概率。

6、完美贝叶斯均衡

当博弈的一个策略组合及其相应的判断满足以下要求时,称为一个“完美贝叶斯均衡”:

(1)在各个信息集,轮到选择的博弈方必须具有一个关于博弈达到该信息集中每个节点可能性的判断,对非单节点信息集,一个判断就是博弈达到该信息集中各个节点的概率分布,对单节点而言,则可理解为判断达到该节点的概率为1。

(2)给定各博弈方的“判断”,他们的策略必须是“序列理性”的。所谓序列理性是指在各个信息集,给定轮到选择博弈方的判断和其他博弈方的后续策略,该博弈方的选择及其后续策略必须使自己的期望收益最大化。

(3)在均衡路径上的信息集初,判断由贝叶斯法则和各博弈方的均衡策略决定。

(4)在不处于均衡路径上的信息集处,判断由贝叶斯法则和各博弈方在此处可能有的均衡策略决定。

7、贝叶斯纳什均衡

在静态贝叶斯博弈中G={a1,…,an;t1,…,tn;p1,…,pn;u1,…un}中,如果对任意博弈方i和他的每一种可能的类型,Si*(ti)所选择的行动ai都能满足:

max

则称策略组合S*=(S1*,…,Sn*)为G的一个贝叶斯均衡。

8、分离均衡和混合均衡

在不完美信息博弈中,在不同情况下(如拥有商品的类型不同)的完美信息博弈方采取相同行为的市场均衡,称为混合均衡(poolingequilibrium);反之,在不同情况下,完美信息博弈方采取完全不同行为的市场均衡称为分离均衡(seperatingequilibrium)。

三、不同均衡概念的比较

上策均衡一般适用于静态博弈,虽然具有很好的稳定性,但是在对博弈进行分析的局限性较强,因为在很多博弈中,并不是所有的参与人都具有上策。在博弈论的各种均衡概念中,纳什均衡处于核心的位置。这是因为:1、纳什均衡是分析博弈的有力工具,可以对大量的博弈结果做出有效地判断,不论是静态还是动态博弈,比如运用纳什均衡可以预测古诺寡头市场上各个厂商的产量,也可以用纳什均衡预测动态的斯塔博格模型中的垄断厂商的产量;2、纳什定理表明了纳什均衡的普遍存在性,这说明了在博弈环境下纳什均衡概念本质上的合理性;3、其他的均衡概念基本上都是由纳什均衡衍生而来,如子博弈完美纳什均衡是将纳什均衡扩展到了每个子博弈上面,贝叶斯纳什均衡则是将纳什均衡延伸到了不完全信息博弈当中。纳什均衡的主要问题首先,一个博弈往往存在多个纳什均衡,而运用纳什均衡概念本身无法再对这些均衡进一步分析;其次纳什均衡不能排除博弈策略中所包含的不可信的行为设定,不能解决动态博弈的相机抉择所引起的可信性问题,这导致了纳什均衡的内在不稳定性。

利用逆推归纳法,子博弈完美均衡有效地排除了纳什均衡中不可信的行为设定,从而提高了纳什均衡的稳定性,但是逆推归纳法也有严重的弱点。首先,逆推归纳法只能分析明确设定的博弈问题,要求博弈的结构,包括次序、规则、和收益情况都非常清楚,并且各个博弈方了解博弈结构,并相互指导对方了解博弈结构,而现实问题往往与这些要求相去甚远;其次对于阶段比较多,比较复杂的动态博弈,比如对弈,运用逆向归纳法的工作量则变得极为庞大,以至于借助计算机也无法完成;如果遇到两条收益相同的路径,逆推归纳法则无法继续进行下去。逆推归纳法更大的问题是对博弈方的理性要求太高,不仅要求所有博弈方都有高度的理性,不允许博弈方犯任何错误,而且要求所有博弈方了解和信任对方的理性,形成“理性的共同知识”,这些条件在现实中同样难以得到满足。

颤抖手均衡的概念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子博弈完美均衡和逆推归纳法所遇到的问题。颤抖手均衡考虑到参与人难免会犯一些错误而舍去了由于参与人小概率的偏移而导致整个策略组合不可行的均衡路径,因而具有更高的稳定性。但是颤抖手均衡本身并没有解决博弈方犯错误的问题,因而也不能保证它的预测就是实际博弈的结果。

贝叶斯纳什均衡和完美贝叶斯均衡是针对不完全和不完美信息博弈问题提出的。造成不完全和不完美信息博弈问题的根本原因是参与各方的信息不对称,而这在现实的经济活动中是普遍存在的,如在保险市场、信贷市场、劳动力市场、柠檬市场、拍卖市场上的情形。分析和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对经济活动造成的影响是现代信息经济学的核心问题,因而博弈论成为信息经济学研究的有力工具,现代信息经济学取得的迅猛发展和博弈论广泛运用分不开的。完美贝叶斯均衡是针对不完美信息博弈提出的均衡概念,而贝叶斯纳什均衡是针对不完全信息博弈提出的均衡概念。海萨尼通过引入一个虚拟的自然博弈方将原来的不完全信息博弈问题转换为完全但不完美信息博弈问题,使得动态贝叶斯博弈分析就可以利用完美贝叶斯均衡、分离均衡、混合均衡等概念和方法进行分析。

四、结束语

本文对博弈论中主要的均衡概念进行了描述和比较分析。上策均衡是最直观的博弈均衡概念,但适用范围非常有限。纳什均衡是博弈论的理论基石,从本质上刻画了处于博弈环境(即每个参与人的收益受到整个博弈策略组合的影响)的均衡状态。子博弈完美均衡解决了纳什均衡中不可置信威胁的问题,颤抖手均衡将博弈方犯错误的可能性考虑了进来;而贝叶斯纳什均衡和完美贝叶斯均衡则可以用来处理信息不完美和不完全问题。当然,本文所涉及的博弈均衡概念基本上都是关于非合作和完全理性下博弈(颤抖手均衡虽然考虑了博弈方可能会犯错误的可能性,但这并不意味这博弈方的有限理性)。关于合作博弈和有限理性博弈也发展出了一些均衡概念,如纳什谈判解、夏普利值、进化稳定策略等,另外关于非合作博弈也有一些均衡概念本文没有涉及。随着博弈论理论的不断发展和实际运用的日趋广泛,博弈均衡的概念将会得到不断地精炼和更新。

参考文献:

[1]谢识予,经济博弈论(第三版)[m],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

[2]朱.弗登伯格,让.梯若尔,博弈论[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经典博弈问题篇6

摘要:博弈论在新闻传播研究中具有方法论、学科拓展的重要意义。近年来,虽然博弈论在理论研究中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质和量上还存在较大的发展空间。新闻理论界对博弈论的理解存在狭义、广义与日常通俗语义基础上的三个层面水平。我们可从哲学意义、方法论意义和建构意义三方面,认识博弈论在新闻传播学研究中运用的可能性。

关键词:新闻传播学博弈论方法

问题的由来

新闻传播学比之其他社会人文学科,方法论的研究尚未深入,本文所要论及的新闻传播学研究中的博弈论方法,就表现得比较典型。

将博弈论与新闻传播学相交叉的思路,在上个世纪80年代社会科学方法论讨论最热烈的时候,新闻理论界尚无人提到。后来新闻学与文化学、新闻学与心理学、新闻学与美学、新闻学与社会学等的研究,开始陆续出现。但新闻理论界在新闻交叉边缘学科研究过程中,一直没有很好地重视新闻传播博弈学的研究。作者在1997年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做访问学者一段时间,涉猎了一些有关博弈论的论著,产生了新闻学、传播学与博弈论之间关系的简单联想。这种联想主要是对新闻文化学建构来讲的,从新闻文化的外延角度来看,新闻传播的竞争生态研究,不能缺少博弈论的思想。

上个世纪90年代之后,有关博弈论的书籍开始增多,后来出现了普及性的博弈论读物,这些书籍大都将社会生活、经济领域、历史经验等方面内容,与各种博弈类型相类比,说明博弈论的道理,但也带来某些副作用,即博弈论的庸俗化。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博弈”一词在新闻报刊、文章论著中出现的频率比较高。新闻传播与博弈的关系,真正被新闻传播理论界重视,是在2004年第八次传播学研讨会上,会上提出“传播即博弈”的观点,并存在争议。2008年10月,孙光海、陈立生的《传媒博弈论》由三联书店出版,有论者认为这是我国第一部把博弈论引入传媒领域的成功力作。

从新闻传播理论界涉及新闻传播与博弈论关系的话题,或在文章论著中有意识地使用“博弈”概念来看,可以分为以下三种情况:

一是狭义基础上的理解。仅仅从传媒市场竞争的角度,来研究新闻传播的博弈。如《传媒博弈论》一书,“将四大主流门户网站、两家中央重点新闻网站、四大城市的13家都市报作为研究对象,对各大媒体平时新闻报道及当时的社会背景和特定环境进行分析,从新闻到版面到受众再到发行,通过大量案例剖析与实战推演,总结出各大媒体在不同环境下,针对不同的竞争对手以及竞争对手采取的策略,从而制定最佳策略。内容包括网络媒体博弈、都市报博弈、网络媒体与传统媒体博弈、热点新闻与冷门新闻、大新闻与小新闻博弈等”。当然,从最严格意义上来看,该书许多内容还停留在下文所提及的第三种认识上。但就分析比较到位的有关传媒博弈的内容来看,完全是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媒体之间竞争策略着眼,探求媒体的生存之道。

二是广义基础上的理解。从博弈论的广义思想出发,来探讨新闻传播领域中,如何把握新闻活动的规律,有学者称之为“大博弈的思维观”。实事求是地说,新闻传播理论界在这方面的论述还较少。人们由于对博弈论的跨学科性质意义尚不十分了解,所以对这种广义理解还持较为消极的态度。传播与博弈是两个概念,但并不意味着传播不能用博弈观点去研究。小约翰将博弈论研究归入人际传播理论,说明他已经把博弈论纳入到传播学视野了,不存在谨慎与否的问题。小约翰在《人类传播理论》的前面部分特别提到传播学的学科边界问题,即所有社会科学理论都存在传播的问题,传播学强调传播的双向性,恰好说明了与博弈论的紧密联系。另一位讨论者强调:“用博弈论解释一般传播现象的做法不可取。”这是基于“传播即博弈”这一命题而得出的观点。应该说“传播即博弈”是不对的,但“传播之中有博弈”,“博弈之中有传播”,在一般的传播现象中存在部分博弈现象,也是不争的事实。而且,我们注意到,在正常的新闻传播过程中,传受双方理性的情况还是较为普遍的。那种强调博弈论研究对象必须是理性的,从而认定传播学一般现象无法以博弈论进行解释,不尽妥当。我们知道,传播模式研究的前提,也要求理性的状态。

三是日常通俗语义基础上的理解。一般是指事物之间相互影响、制约,或传统哲学所说的作用与反作用意义层面,来使用“博弈”概念。诚然,博弈论研究确实离不开这些因素,但所有事物间的这些因素,不一定都是博弈论所讲的博弈。也有在互动反馈意义层面,来理解博弈的,比起前者进了一层,然而也不十分确切。如诸多文章中的“不同文化与黄色新闻的博弈”、“媒体道德与新闻价值的博弈”、“新闻规律与媒体利益的博弈”、“隐私权与新闻自由的博弈”、“政府与新闻界的博弈”、“博弈海量信息”等。其中有些文章也道出了某些新闻传播博弈行为,但存在将博弈论泛化的情况。如有论者把主观上的意识与客观上的行为看做一组博弈现象,把社会上普遍存在的观念或做法与某一具体的观念或行为看做一组博弈现象,这都是与博弈论不相契合的。我们只能说是直觉地使用了博弈这一名词,而没有从博弈论的理论角度去进行规范的研究。

本文的重点不在于专门提倡新闻传播学研究的博弈论方法,而是力图客观地思考博弈论方法在新闻传播学研究中,究竟能否作为一种研究视角,起到对新闻传播学研究的建构作用,甚至形成新闻传播博弈论这一新闻传播学的分支学科。

博弈论在新闻传播学研究中的可能性德国著名数学家哥德尔1931年提出不完备性定理:第一不完备性定理———任意一个包含算术系统在内的形式系统中,都存在一个命题,它在这个系统中既不能被证明也不能被否定。第二不完备性定理———任意一个包含算术系统的形式系统自身不能证明它本身的无矛盾性。这个定律虽然是针对数学来说的,但是其革命意义远远涉及科学哲学、逻辑学,而这种情况也注定要影响社会科学研究领域。诚然,新闻传播研究中,也不能将博弈论看做是无所不能的理论。我们研究博弈论在新闻传播研究领域的运用可能性,目的主要是运用其基本思想,扩展研究视域,在新闻传播领域内最合适的地方,找到双方的契合点,从新的角度描述新闻传播现象与活动的规律,调整我们的传播行为,使社会信息资源得到有效的配置。

博弈论最基本的思想,其一,在同一活动中,某事物的行为效果如何,有赖于它事物的行为。其二,是均衡概念。其三,假设人是理性的。理性的人,指行动者具有一定的逻辑推理能力,进行决策选择策略的目的就是自身利益的最大化。现实生活中,人们在作决策时可能往往是有限理性。其四,博弈论是竞争与合作的游戏,一般有协议契约。根据以上的简单概括,随之需要思考的问题就是,新闻传播现象与活动过程中,有没有相类似的情况?其一,在同一新闻传播活动中,双方各自的行为要视对方的行为而定?其二,均衡概念在新闻传播过程中能否实现?其三,新闻传播活动的行为主体是不是理性的?情况允许的话,自己的利益最大化是否是追求的目标?其四,竞争与合作的契约关系,在新闻传播过程中能否建立?答案是倾向积极的。

有了上述基本思考,我再从更大一些的方面来探讨运用博弈论的可能性:

哲学意义。马克思主义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意识形态,即经济的因素在社会生活、交往关系中的普遍性、基础性。虽然,马克思主义承认社会历史的发展有着诸多的因素,正如恩格斯所说的“平行四边形”合力作用,但归根结底的因素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对立统一。

博弈论之所以在经济领域呈现出活跃的情况,人们之所以在各类社会活动、人际关系中发现博弈的因素,是因为人们在生产劳动过程中结成的各种交往关系所决定的。新闻传播现象与活动,归根结底是由交往关系决定的。因此,博弈论在新闻传播研究领域的运用也具有一定的广泛性。

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之后,包括新闻传播业在内的文化产业,亟须建立一套新型的适应这一体制状况的文化产业伦理。目前可以定义为在保证社会效益的前提下,力求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双赢,这就和博弈论中核心理论之一的“均衡”概念相暗合。每一次新闻传播策划、新闻报道活动或具体的新闻传播行为,都存在博弈论的问题,因为在某一次传播活动中的传播者之间、传受之间等,都有一个行为对策选择的问题,在现实环境中不可能不追求利益的最大化。如果不追求个体局部利益的最大化,可能追求的就是整体国家民族利益的最大化,如我国文化产业的双赢策略,即博弈论的“均衡”。公益与私利、赢利的矛盾,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会一直存在,博弈的均衡可达到社会发展的和谐。

社会科学理论范式也有一个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统一问题。

方法论意义。我们知道,博弈论最初作为应用数学的一个分支,是运筹学下面的对策论。后来应用于经济领域。在西方发达国家,作为西方经济学前沿领域的博弈论,已逐渐变为一种占主流地位的基本分析工具,人们十分重视其方法论意义。

从中国的传统文化来说,经史子集弈的思想无处不在。过去曾有学者提出这样的观点,自然科学最基础的学科是数学,而社会科学的基础可以是博弈论。我们不能说它完全正确,但是至少应该承认有其一定的合理性。

从广义的角度看,传播用学派的传播模式研究,实际上相当于博弈模型。在我国较为流行的英国人丹尼斯·麦奎尔、瑞典人斯文·温德尔合著的《大众传播模式论》中,许多传播模型十分典型地体现出这种情况。该书第一版介绍了35个传播模式,第二版介绍了66个传播模式。除了个别早期线性模式外,在控制论的反馈概念出现之后,传播模式越往后越具有博弈的性质,甚至可以这样说,研究当代传播模式离开了博弈的思维,其研究是存在欠缺的,虽然其模式可能并不能完完全全解决实际中的所有问题。

理论建构意义。新闻学传播学以及中国化的新闻传播学,从它们的发生与发展的历史来看,是建立在众多人文社会科学基础上产生发展起来的。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日益融合的时代,在需要破除自然与社会科学鸿沟的时代,谁也不能断然否定新闻传播学领域可以不要博弈论的参与。作为与社会实践互动频繁、联系紧密的社会科学之一的新闻传播学,从来不存在其他学科的不可逾越的障碍。

由于受经济学的影响,人们思考博弈论在新闻传播研究领域的运用时,可能认为仅仅反映在传媒的经营管理上。这种狭义的理解,导致产生了博弈论不适合一般新闻传播理论研究的观点。作者认为,新闻传播研究中重视运用博弈论,并不是要求新闻传播理论“范式”像经济学那样转向博弈论,并把它作为核心的理论分析工具,而是在理论体系建构中,对博弈论方法给予足够的重视,将其中合理的内容,吸纳到基础理论中来。更重要的是,将博弈思维作为指导理论研究的一个窗口,扩展新闻传播理论空间。当然,也可以建立新闻传播学下面的二级学科“新闻传播博弈理论”,进行专门的新闻传播学新领域探索。

结语

新闻传播研究对博弈论产生兴趣已有多年,但是博弈论在新闻传播研究领域被吸纳与运用的情况并不尽如人意,原因是新闻传播理论界对博弈论尚不太熟悉,对博弈论的理解也参差不齐,甚至还存在部分抵触心理,致使研究成果的质与量不甚理想。新闻传播研究需要理论创新,对理论与实践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提出新的解决路径。研究新闻传播博弈论,对理论研究者提出了知识更新的更高要求。

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社会科学内部之间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博弈论无论在广义、狭义还是方法应用上,在新闻传播研究领域都有用武之地,关键在于我们的观念。

参考文献:

1.肯尼斯·赫文[美]、托德·多纳著:《社会科学研究的思维要素》,重庆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2.施锡铨著:《博弈论》,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3.罗伯特·吉本斯[美]著、高峰译:《博弈论基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

经典博弈问题篇7

关键词:城市经营;博弈;经营风险;制度创新

城市经营是近些年来城市管理和学术研究的热门问题,在我国许多城市也得到了有益的尝试。虽然城市经营便显出来的形式多种多样,但其内涵和本质是实现城市资源资本在容量、结构、秩序和功能上的最大化与最优化,从而实现城市建设投入和产出的良性循环、城市功能的提升及促进城市社会、经济、环境的和谐可持续发展。

城市经营风险是与城市经营过程结伴而生的,狭义地讲,它主要是指城市管理人员由于自身知识水平、管理经验和业务能力等的不足,及国际国内局势、政策导向的不利影响,未能实现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预期目标,导致城市资产损失或处于风险状态的可能性。导致城市经营风险的因素很多,大致可以分为城市社会影响因素、经济影响因素以及环境影响因素[7]。其中,城市社会内生因素的矛盾显得尤为突出,这主要表现为城市经营的制度缺陷,即特殊国情的约束条件下,政府追求自身效用最大化与作为整体的社会财富最大化之间的偏离,并且这种内生的制度缺陷无法仅凭外部竞争有效化解,而必须切实转变政府职能,促进城市经营制度的创新,有效弥补城市经营的制度缺陷。本文将从城市经营中的几个典型政企博弈问题来深入分析城市经营的制度风险。

一、城市经营中政企博弈关系产生的原因

城市经营中的博弈是用系统观点即用辨证的思维方法去看待竞争问题,包括全局观点、动态发展观点、信息的观点等。[1]从博弈论的角度来看,城市经营的博弈主要可以反映在两方面,制造博弈和参加博弈。从微观角度来说,城市经营是制造政企博弈场所,管理政企博弈行为;从宏观角度来说,每一个城市经营的主体都是城市经营过程中的博弈者)都可能成为博弈者,参加更大范围的经济博弈活动。城市经营政企博弈关系产生的原因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1、城市经营中政府企业目标的不一致

在城市经营活动中,政府部门较少考虑项目本身的经济效益,更多注重的是宏观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如南京地铁一号线的建设以改善市区内交通环境和改善居民出行条件为目标,秦淮河综合整治工程以环境综合治理与提高居民生活环境质量为目标。其效益主要通过城市居民生活满意度和舒适度指数提升、出行时间缩短以及交通拥堵现象缓解等得以体现。而企业考虑的目标则不同,他们关心的是营业额、利润、经济回报率等指标的高低。为了实现各自的目标,政企双方不得不根据各自所掌握的知识和信息采取各自的博弈行为,从而导致博弈关系形成。

2、城市经营中政府企业的信息不对称

由信息经济学我们知道,现实世界除了信息不完全以外,还存在信息分布不对称的问题,即博弈双方拥有的信息量是不对等的。在城市经营的政企博弈关系中,对政府来说,企业常常会隐瞒自身情况,往往具有信息优势,处于人的地位;政府处于委托人的地位。在城市经营活动中,信息不对称就意味着理性的企业可以利用其信息优势谋取自身利益,从而发生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对企业来说,城市经营是一种全新的城市建设与管理的理念,城市政府尚处于一种尝试摸索的阶段,企业更缺少相关经营的经验,有时很难把握政府的政策,因而对城市经营中公共设施的投资风险缺少明确的把握,不敢贸然投资。

3、经济转型过程中政府企业关系的转变

我国的政府与企业之间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所存在的是一种行政命令关系,由于资源支配权的高度集中,政府对企业具有高度的控制能力,企业对政府制定的政策性措施不能及时作出市场反应并采取行,造成了所谓的“博弈缺位”。当我国经济逐步转人市场经济轨道后,政府与企业的关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其中较为重要的趋势就是政企关系向着契约式和交易性方向发展。政府与企业必须充分考虑对方的利益,否则,契约就无法达成,交易就不能实现。同时,政府与企业也必须对对方可能采取的行动保持高度的警觉。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看,政府与企业之间博弈关系的形成,是我国经济转型的结果[2]。

4、城市经营中政府相关制度框架的缺陷

除上述因素外,城市经营活动中政企博弈关系的形成还有制度缺陷的原因。按照新制度经济学的解释,任何个人或组织都是追求“约束条件下的效用最大化”,而不是传统经济学所认为的“利润最大化”。城市政府作为城市经营的一个行为主体,其追求自身效用最大化,与作为整体的社会财富最大化之间的偏离,这就是城市经营中包括制度风险在内的各种风险产生的根源。我国现阶段的“特殊国情”,在制度方面可大致概括为“渐进式改革”以及政治体制改革滞后于经济体制改革。如对于城市而言,包括以公有制为主的产权结构,政府财政预算软约束,以任期内经济增长为重点的政绩考核制,以及政府身兼“裁判员”与“运动员”的双重身份等,直接造成各种城市经营风险的产生。

二、城市经营中典型政企博弈问题制度分析

1、城市经营的政府介入问题

新制度学派突破了把政府干预作为“外生变量”的传统方法,而是把政府干预当作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内生变量”,从而大大拓宽了政府在经济发展中进行合理而有效干预的空间。城市政府是城市经营主体之一,政府有必要介入城市经营经济活动,但政府的介入必须是有条件和有原则的。通常来说,政府在运用行政手段来参与城市经营活动的时候,必须遵循间接干预原则,即不直接参与企业之间利益的分配,而是以制定公平的企业行为规则作为政府的主要工作职责。由于政府的基本功能之一是作为企业利益和社会利益的调节者,所以政府对企业经济博弈的直接介入将有违公平,必然会诱发相关的社会经济问题。而且,政府主体定位的错乱更会干扰市场机制的正常运作,优胜劣汰的市场机制将会失去效力,企业主体结构的恶化就难以避免了。

甲(优秀企业)

投资不投资

乙(不合格企业)投资-5+G,-51+G,0

不投资0,100,0

图1城市经营政府介入问题

如图1,相对一个特定项目而言,尽管甲企业是一个优秀开发企业,乙企业是一个不合格企业,甲企业在实际开发能力上也远远胜过乙企业,但由于存在政府对乙企业的不适宜支持(G),当这个支持足够大(G>5)时,劣质企业就一定会投资,因为投资已是其优超策略,此时,两个企业的博弈将出现乙企业投资、甲企业放弃的均衡结果。正是由于政府对企业利益分配格局的直接介入,使不合格市场主体以一种不公平方式战胜了合格市场主体,从而导致了社会利益过大损失的负面后果,投资主体结构也大大恶化了。[4]从上述博弈分析可以看到,解决行政介入问题的基本途径是:政府放弃这种对于特定企业的直接支持,而代之以确立一致性的企业行为规则。当然,要避免政府支持随意出现,要防止行政权力被滥用,就需要确立多元化的社会主体,需要建立对于行政权力的有效制衡机制。

2、城市经营土地拍卖问题

招标与拍卖,是市场化运营的典型,也是非对称信息博弈的典型。在我国城市土地的有效利用一直是人们关注的焦点,所以,土地也就成为早期城市经营的对象。有偿使用土地,进一步使土地资源市场化运营是改革的方向,但我国城市土地的市场化仍还不成熟。作为土地市场化程度标志的招投标拍卖制度仍存在许多缺陷。造成这种现象的深刻原因是由于我国城市土地制度的创新与城市政府密切相关。更进一步说,制度的创新是城市政府和城市企业博弈的结果,渐进式改革的造成城市政府与企业的合谋。假设政府收入来自两方面,一是企业的税收,二是来自土地的收益,政府希望二者之和最大化;企业希望得到土地方面的优惠,以达到增加利润的目的。考虑下面博弈:

政府

市场化非市场化

企业进入4,410,8

不进入5,15,0

图2城市经营土地拍卖问题

上述城市政府与企业博弈的结果是ne(进人,非市场化),政府只要从企业税收中得到的收益大于土地的收益,那么政府就会采取土地的非市场化的策略,并作为优惠条件来吸引企业和支持本地企业的发展。反之,则会实行市场化的运营。当面临沉重财政压力时,许多城市政府认识到只要从土地市场化中获得的收益大于从企业税收中获得的收益,市场化经营土地就会变成一种发展趋势。寻求一种较好的方式,即政府设计一种机制在非对称条件下与土地的使用者博弈,以取得土地收益的极大化。[3]可见,城市土地的市场化经营是基本原则,而设计最优的土地市场化运营机制才能减少制度风险,取得最优的城市经营绩效。

三、城市经营制度风险防范对策——制度创新

传统经济学理论认为,经济增长的核心要素是土地资金、技术和劳动力,而将制度作为一种既定不变的假设。而制度经济学却认为,制度创新是经济增长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制度经济学的先驱美国学者科斯就认为交易成本影响着经济增长。当交易成本增大到一定程度影响经济发展时,需要通过制度创新、技术发展来降低交易成本,进而刺激经济增长。在城市经营中,应以制度创新为中心.充分、合理地挖掘利用城市的各种资源要素,提高城市持续的竞争能力。从而有效的防范制度风险及其所造成的一连串各种经营风险。应着重在以下方面加强制度创新:

1、找准定位,切实转变政府职能

转变政府职能是政府体制改革的核心,也是政治体制改革的组成部分。只有合理界定和明确城市政府在城市经营中的地位和职能,才能积极高效地履行职责,有效地引导、规范、推动城市经营战略的实施。

新时期的高效的城市经营所要求的城市政府职能应当是:(1)政府与微观经济活动保持一定距离,以宏观指导为主的经济管理职能。城市政府主要应行使提供公共服务、创造并维持经济运营的环境,而不应成为独立的利益主体,必须从直接干预和管理经济活动领域退出。(2)政府作为国有资本管理者与所有者的职能必须分开。加强对政府经营国有资本、公共资源的监管是提高政府效率的必要步骤。(3)从强调政府“依法治国”向建设“法治”社会转变。法治强调法律而不是政府在社会、经济管理中拥有主体地位,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法治首先就是要治政府,来约束政府行为、规范城市经营。[5]

2、建立促进竞争、保护产权的有效制度

产权制度改革是当前一个比较棘手的问题,政府应积极的进行经济和行政体制改革,尤其是要在个人权益制度的完善方面多做努力,要建立、健全有效保护自然人、法人的人身及财产权益的产权制度。要建立规范政府,特别是规范政府与城市企业关系的制度,消除政府与企业之间的“不正当关系”,加快建设刺激创业者创业动力的贡献与报酬相对称的经济刺激制度,同时要把目前大量产权边界模糊,政企职责不分,内部管理混乱的经济单位改造成为真正的企业。创造一个公平、公正、公开的竞争环境。[8]

3、完善城市规划制度,提高规划的科学性、开放性和稳定性

城市规划是我国实施城市管理的一个重要手段,但是相当一部分城市的规划存在着朝令夕改、变化性大、规划对某些方面限制过死、操作性不强、缺乏科学性、普通市民无缘参与城市规划的编制、城市规划不透明等问题,从而造成城市经营的成本过大。[6]因此,科学地编制、实施规划是十分必要的。城市规划制度创新的核心是提高规划的科学性、开放性和稳定性。为此,要进一步规范我国城市规划编制程序。尤其是要保证公众参与这一程序能得到落实。城市规划的编制应该慎重,其实施应得到落实。城市规划一旦编制完成审批通过,就应该作为法律规范进行实施,对规划的修改调整亦应遵照法定程序。

4、加大土地市场管理力度,促进土地市场管理制度的创新。

城市土地具有高度稀缺性特点。近年来我国的城市经营,则是以土地出让为重点,部分城市更是将土地出让作为城市经营的全部,以至于土地出让速度过快、供给过多,造成土地贬值、国家财富流失。因此,城市经营也必须注意加强对上地市场管理的创新。必须实行统一管理、统一出让的制度。进一步规范土地出让的程序,控制土地出让的速度和数量。完善土地出让招投标制度,将协议出让土地控制在最小的范围内。处理好农用地征用过程中用地权属转换过程中的利益矛盾。必须给予农民必要的利希补偿和发展出路,以有利于城市发展为前提,兼顾城市政府与农民的利益。另外,还须加强土地出让后的后续检查,建立起规范的土地二级市场、三级市场,保障土地在法律范围内进行流通。参考文献

[1]张维迎.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6

[2]尤建新,陈强.对城市建设活动中政企博弈问题的探析[J].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2):56-60

[3]踪家峰.从博弈论看城市管理中的几个问题[J].城市,2001,(2):37-39

[4]洪开荣.城市开发问题的博弈分析[J].城市发展研究,2001,(6):50-53

[5]吴超,魏清泉.城市经营中制度创新的思考[J].现代城市研究,2004,(2):39-41

[6]谢涤湘,袁利平.城市经营与制度创新[J].长江建设,2003,(4):12-14

经典博弈问题篇8

关键词:偷懒占优策略博弈努力困境

公司中只有每个员工都精诚的合作、敬业的工作,才会给公司带来更好的收益、更大的发展,但是在公司的各个管理部门中却经常发现每个人都尽最大努力的在不违犯规章制度的情况下消极怠工甚至偷懒,这个问题是管理者头痛的事情,一般都采取加强监督管理,加大奖惩力度来扼制。笔者通过博弈分析对努力工作困境进行诠释,希望对其分析为管理者提供一个全新的选择管理的方式。

一、相关博弈知识概述

博弈论是针对多个利益主体间的利益冲突和相互决策研究而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一门学科,用来分析人类的社会行为和管理活动的相互行为。早期出现的系统研究人类策略行为的理论属于Vonneumann和morgenstcm1944年的著作《博弈理论与经济行为》,他们的工作开创了博弈理论发展的开端。1950年,纳什给出的均衡概念为现代非合作博弈理论奠定了基础,从而带来了博弈理论在各个领域的广泛应用。

博弈论的前提是理性选择,也就是经济人假设,就是博弈双方行为人的理性假设,它假设博弈人是完全理性的。这是一条非常严格的假设,即符合新古典经济学中完全理性的假设为基础,即假定个人在任何环境中都追求利润、收入或主观收益的最大化。在理性选择的前提下,得到自己选择的各种策略。

1.占优策略

博弈分析的重点是“理性”行为,这意味着,每个参与者都会根据对手的策略选择自己的最优反应。占优策略就是无论对方采取何种策略,其都是最优反应的策略。也就是说,在博弈中,所选择的策略对每个参与者来说都是占优策略。如果出现了占优策略,所有参与者就会选择自已的最优的反应。

2.合作博弈

从数学的角度来看,占优策略均衡是博弈的一个解。对于社会两难性质的博弈中的参与者来说,参与者的合作不一定是占优策略均衡。由于参与者的合作会提高大家的收益,所以我们就把这种合作解称做是该博弈的合作解。合作解未必是占优解。但是这种通过有条件合作而得到的新博弈的合作解,却将社会两难性质的博弈,转变成合作占优博弈了。

二、努力困境

1.员工努力工作困境问题

在公司的员工中,有一群人为了某项任务聚集到一起,并且该任务要依靠每个人付出努力工作才能有效完成时,一种社会两难问题就会产生了。在这一博弈中员工可供选择的策略是“工作”和“偷懒”。在努力困境问题中,如果一个人偷懒,其他的人就要付出更多的努力。公司员工努力工作的收益是丰厚的经济回报,当然,当这个收益与其他人是否努力工作有关。在这个标准式博弈分析中,我们将其他相关条件不予以考虑,如大家均努力工作造成公司利润增高,而给大家个人收益增加,以及因大家消极怠工而造成公司业绩下滑使收益整体减少,还有公司对待努力工作和消极怠工人员实施的一些奖惩等。

2.博弈分析

假设正常工作所得收益为10(收益数值为参考数值,不代表具体数值),博弈的员工假设分别为李先生与张先生。当李先生努力工作时,张先生有两个选择“工作”和“偷懒”,如果张先生选择“工作”,则李先生与张先生共同努力工作,收益相同假设为10;如果张先生选择“偷懒”时,则李先生要完成更多的工作,增加了劳动成本支出,其收益为2,而张先生不劳动,减少了成本开支则获收益20。当李先生选择“偷懒”时,张先生的选择也仍旧可以是两个,即“工作”和“偷懒”,如果张先生选择“工作”,则李先生因为减少劳动成本开支使收益增加为20,而张先生因为增加劳动成本开支收益降为2;如果张先生选择“偷懒”,则李先生与张先生同因为不工作而使收益降为一致的5。

利用以上信息,我们可以得到该博弈的标准式,见表1。

表1中左边表示李先生收益数,右边数字为张先生收益数,从表中可能看出博弈论的重点是“理性”行为,“理性”行为的关键点是个人利益最大化。这就意味着每个参与者都会根据对手的策略,选择自己的最优反应。从这个努力困境博弈中来看对于张先生的策略,李先生最优策略如表2。

通过表2显示,无论张先生选择哪种策略,“偷懒”总是李先生最优选择。现让我们判断一下,对于李先生选定的策略,张先生最优反应是什么?由于这个博弈是对称的,所以,张先生的最优反应与李先生相同,详见表3。同样可以通过表3得出结论,无论李先生选择哪种策略,“偷懒”也总是张先生最优选择。

由以上信息分析,努力困境博弈中的两个参与者决策其实很容易,这是因为“偷懒”是一个占优策略。也就是说,在此博弈中,无论对方采取何种策略,自己最优的反应策略“偷懒”,“偷懒”对于每一个参与者来说都是占优策略。因为每个参与者都有占优策略,所以该博弈也是典型的占优策略均衡。当每个人都选择自己的占优策略时,相应的博弈结果也就是占优策略均衡。在本博弈中,李先生与张先生均选择“偷懒”就是本博弈的占优策略均衡。

3.博弈结论

该博弈中的占优策略均衡为李先生与张先生均选择偷懒,这种占优策略就陷入社会两难。公司需要员工努力工作,通过员工的最大努力工作达到经济等各项收益最大化,即需要员工合作策略才行,而做为个体的员工通过博弈,则选择最优反应却是“偷懒”,也就是非合作策略。在这种情况下,员工的选择必将使公司利益受到极大损害,这时公司制度的约束必将发挥效益,在制度干涉下,员工又不得不走向合作策略,这样就把社会两难性质的努力困境转变成了合作占优的博弈了。

三、管理的新思考

从理论上讲,要想彻底改变员工工作中“偷懒”这一现象,因管理者限于观察手段的不同和观察能力的差异,随着各自特有的不同认识和观察角度,对公司内的员工工作的相同问题会有不同的本质抽象,从而会做出极不相同的判断,制定出不同的决策方案。更重要的是,决策要与利益联系在一起,任何一个决策方案都是一定利益的体现,决策方案及其结果都会与决策者自身的利益发生必然的联系,决策方案的制定,受利益效应的制约。因此,利益导向就是要通过建立有效的激励机制(例如授权、工资奖惩等),以调动决策方案执行者(员工)执行决策方案的积极性和工作热情。具体控制过程的建立需要在调查管理者与执行者的偏好,增加努力困境中合作博弈策略均稀建立激励机制,从而设计管理方式方法,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管理机制,减少员工“偷懒”,从而切实使员工在“工作”这一最佳合作博弈策略均衡下努力工作。

参考文献:

[1]neumannV,morgenstemo.theoryofgamesandeconomicbehaviour[m].princetonUniversitypress,princeton,1944.

[2]nashJ.equilibriumpointsinn-persongames[J].procnatlacadSci1950,36,48—49.

经典博弈问题篇9

 

进入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主流经济学进入了一个不断变化的新时代。其表现是:一方面,原有主流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面临着众多新学派、新学说的挑战,另一方面,经济学视界内产生了很多新经济学分支,这些新学说或新分支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新古典经济学的缺陷,从不同层面展示了新古典经济学在未来的可能进展。本文试图对此领域的进展进行一个较全面的综述。

 

一、古典经济学的现代复兴:新兴古典经济学与新经济地理学

 

20世纪80年代先后兴起两个新的学派:一个是试图以现代数学工具——线性规划与非线性规划复兴古典经济学专业化和劳动分工思想的新兴古典经济学(newClassicaleco—nomics),另一个是试图用高级数学工具重新解读古典区位和空间理论而与正统经济学相容的新经济地理学(neweco-nomicGeography)。

 

(一)新兴古典经济学

 

在新兴古典经济学看来,古典经济学的核心就是劳动分工与专业化。因为无论是从经济学的开创者亚当·斯密的整个理论体系来看,还是从更早的经济学传统来看,它们均以劳动分工和专业化理论作为其研究的重要支点。新兴古典经济学就是这样一股试图用现代分析方法复兴古典劳动分工和专业化思想的思潮。

 

新兴古典经济学的理论背景是20世纪50~60年代兴起的线性规划和非线性规划理论以及交易成本和新制度经济学理论,代表人物以杨小凯(x.Yang)、黄有光(Yew-Kwangng)、博兰(Borland)、贝克尔(Berker)和罗森(Rosen)等为主,超边际分析则是其基本分析工具。他们认为,所谓边际分析就是决策中有关某变量取值“多”与“少”的问题,而不是“做”与“不做”的决策。他们宣称,一旦用超边际分析方法来分析市场和价格制度如何决定社会分工水平,则马歇尔新古典经济学缺陷便可克服,现代经济学各个分支学科都可以在一个统一框架内合乎逻辑地被加以组织,许多经济现象都可以用专业化和交易效率提高来进行解释。

 

新兴古典经济学与新古典经济学相比,主要有以下特点:(1)每个决策者既是消费者又是生产者,而在新古典经济学那里,消费者决策与厂商决策是互相分离的;(2)每个人作为消费者喜好多样化消费,作为生产者喜好专业化生产,而专业化生产不同于新古典模型中的规模生产,专业化生产与每个人生产活动范围大小有关,而与厂商规模大小无关,这样,所有个人专业化生产合起来就表现为社会分工和网络效果;(3)每个人面临的总收益和总成本将决定整个社会的专业化水平和模式。新兴古典经济学所谓的超边际分析并没有抛弃边际分析,而是兼容了边际分析,并依旧强调一般均衡、经济人自利、成本一收益分析等。其缺点在于很多理论假设还不成熟,一些重要假定和结论是否站得住脚,还有待时间和实践检验。

 

(二)新经济地理学

 

“新经济地理学”的前身是所谓“经济地理学”。按照保罗·克鲁格曼的观点,经济地理学可能是德国几何学、社会物理学、循环累积关系、当地外部经济和地租以及土地利用五大传统的某种综合。事实上,从整个经济学的理论演进来看,其直接源头则是古典经济学中的农业区位理论。农业区位理论以城市作为一个假定来研究其周围农业土地利用模式,这种处理方法暂时回避了“城市如何产生”的问题,从而使它能够在完全竞争和报酬不变的经济学框架内研究城市周围的土地利用问题。但随着城市和空间在经济发展中重要性的不断上升,这种解释法无助于理解城市区位产生的内在机制的缺陷便成为其致命伤,从而使后来的经济地理学走进了其研究的尽头。

 

令人欣慰的是,20世纪60-70年展起来的很多有力的微观经济学分析工具——博弈论、信息经济学、产业组织理论——在20世纪70-80年代开始应用于现实。另外,数学和自然科学中也涌现出很多新的发现——混沌理论、控制理论、耗散结构理论、新进化论等。这些发展客观上均为新经济地理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新经济地理学”(neweconomicGeography)的主要代表人物有保罗·克鲁格曼(p.Krugman)、福吉塔(m.Fujita)、西赛(J.F.thisse)、维纳保斯(a.Venables)等。他们主要解释了经济活动中区位或空间的内生性问题,以及为什么在有的地区或者地点出现厂商或者消费者的集聚,而在有的情况下却出现完全相反的过程。为此他们引入了三个关键概念:不可分性(indivisiblities)、报酬递增(increasingreturens)和不完全竞争。不可分性意味着某些生产活动必须具备一定的规模经济,而规模经济的作用会促使生产成本的下降;报酬递增则意味着一定的固定投入之后会产生源源不断的报酬,这在某种程度上等于斯密所说的“分工会带来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不完全竞争则是保证报酬递增和不可分性得以实现的必要前提,也就是说由于不完全竞争的存在,当某个地区的制造业发展起来之后,形成工业地区,而另一个地区仍然处于农业地区,这样,两者之间的角色就会被固定下来,各自的优势就会被锁定,从而就会形成中心和的关系。

 

“新经济地理学”理论的优点在于处理了空间异质性、空间集聚与分散、城市形成、多中心城市的兴起等关键的空间经济学问题,这些问题在此以前的模型中均没有很好解决。其缺点在于该理论研究过分依赖数学模型,经验应用尚不丰富,许多模型结论有待实践和时间的检验。

 

如果将新兴古典经济学与新经济地理学这两个学派进行一个横向比较便会发现,在两者的产生背景、所运用的模型、所要解决的问题以及解释结果等方面均存在着较大的共同性。(1)两者均产生于20世纪80-90年代,而20世纪50-60年代经济学领域的一系列进展均构成其理论基础;(2)两者均试图在现代的躯体上恢复古典经济学的思想;(3)两者模型的基础均是1977年的迪克西特和斯蒂格利茨(DixitandSiglitz,1977)的垄断竞争模型;(4)两者模型的结果均产生多重均衡。这些共同性意味着,经济学家均认识到了现代经济学面临的困境,并且在越来越多的问题上形成了共识。

 

二、对人类行为与心理的重视:行为与实验经济学的兴起

 

对人类行为、心理的重视早在古典经济学时期甚至之前就已存在。但新古典经济学不考虑人类行为和心理的缺陷,近年遭到越来越激烈的批评和反对。行为经济学和实验经济学就是这一批评的典型代表之一。

 

(一)行为经济学对人类行为和心理的重视

 

1.经济学家对人类偏好的认识存在局限性

 

传统经济学认为,人们的效用取决于其自身的消费水平和收入水平。但行为经济学近年的发现表明,人们在进行经济决策的过程中,其个人的偏好水平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决策者个人与他人的比较,而并不一定依赖于决策者的收入和消费的总水平。这意味着经济学在进行效用分析的时候,应该将人们的习惯性消费水平作为一个重要的决策变量纳入效用函数。又如,传统经济学的一个核心命题是人们的偏好在时间上具有一致性,这意味着经济学家可以依据一个固定的贴现率对不同时期的储蓄进行贴现。但行为经济学发现,人们对现时效用和福利的关注往往要强于对未来效用和福利的关注,这意味着人们的偏好在时间上是不一致的。毫无疑问,这些新认识大大加深了经济学家对人类偏好的认识深度和广度。

 

2.人们进行决策时遵循前景理论

 

在不确定条件下,人们进行决策遵循的是所谓前景理论,而不是传统经济学所谓的主观期望效用理论(subjectiveeX--pected-utility)。

 

主观期望效用理论意味着人们在一种概率状态下的偏好水平独立于另一种概率状态下的偏好水平,而前景理论并不这样认为。首先,行为人主观上的决策权重会影响最终的决策。其次,行为人心理上的参照点以及财富水平相对于此参照点的变化也会影响其最终决策。这意味着在不确定性条件下,原先的期望效用理论将面临着被改写的命运。再次,在这些有关偏好的新认识下,人们主观上的判断将会与“理性”决策之间存在很大背离。比如,在信息模糊和不完全情况下,人们头脑中原先保留的偏见可能会得到强化,从而使这种偏见愈演愈烈。这意味着人们在形成判断的过程中常常会受到事物典型特征的过多影响,从而使最终的判断与经济学所谓的理性判断出现偏差。

 

(二)实验经济学对人类行为与心理的重视

 

实验经济学对人类行为与心理的重视则与行为经济学不同。就实验经济学的研究方法论特点而言,它更重视对金钱刺激在决策中重要性的认识,同时它也更加关注实验设计的重复性;就研究的领域来看,实验经济学更加关注市场结局,而行为经济学更加关注个人行为。比如,实验经济学的重要奠基者V.史密斯就先后进行过多次有关价格机制的实验。获得的结果与市场运作的结果基本相似,这表明通过实验可获得对市场机制的正确认识。此后,实验经济学家还针对拍卖市场运作机制、金融市场的价格机制以及放松管制、私有化、公共物品提供等方面进行了针对性的研究。

 

就实验经济学对经济学理论的意义来看,正如史密斯所表明的那样,它可以检验或区分不同的理论,探讨理论失灵的原因,为构建理论提供实验基础,比较不同的制度环境对经济理论的影响,评价理论的政策含义,为制度设计提供检验场所等。实验经济学带给经济学的启示是:制度具有重要性,市场相互作用中人们具有不自觉的最优化行为,决策的信息并不是越多越好,人们的行为具有公平性偏好等。

 

2002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实验经济学家——弗农·史密斯(V.Smith)和行为经济学家——丹尼尔·卡内曼(D.Kah—neman),这似乎是对行为经济学的一个很好评价:(1)它对人类行为和心理的认识程度大大加深,对经济行为背后根源的洞察已大大超出了传统经济学家们的想象;(2)经济学的很多假设和原理建立在较弱的心理学和实验基础之上,在以心理学和实验为基础的行为经济学和实验经济学新认识下,传统经济学的很多假设和命题面临着被改写的命运。比如,“经济人”假设是整个经济学体系中最根本的假设之一,传统经济学常假设人是完全理性的最大化行为者。但是,行为经济学的有关发现证实,经济个体的行为除了受利益的驱使以外,还常常受到自己“灵活偏好”及个性心理特征、价值观、信念等多种心理因素影响旧。所有这些均意味着传统经济学中很多有关人类行为的假设需要进行某种修正,而这种修正正是行为经济学和实验经济学目前从事的事业。

 

三、经济学工具的革命: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

 

博弈论和信息经济学之所以可被称为经济学工具的革命,主要基于以下原因:

 

(一)博弈论对理性经济人如何实现效用最大化的研究比传统经济学更为深入

 

它认为个人的效用函数不仅依赖于个人的选择,更依赖于他人的选择,因而,个人的最优选择不仅是自己选择的函数,也是其他人选择的函数。显然,这不仅扩展了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和视野,而且也使经济研究变得更加精致和科学。正因为如此,20世纪70年代以后,博弈论在经济学中的应用呈现加速趋势。博弈论成为主流经济学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这并不是一种巧合,而是博弈论和经济学之间的内在统一性使然。

 

(二)博弈论和信息经济学工具主义色彩还可以通过考察新古典经济学中的两个基本假设而获得更深刻的认识

 

新古典经济学有两个基本假设:(1)市场是充分竞争的,(2)局中人之间信息充分,不存在信息不对称现象。但在现实中,这两个假设均难以满足:(1)市场局中人的人数常常是有限的,市场也是不完全竞争的,于是市场局中人之间往往是直接的相互影响;(2)现实中市场局中人之间的信息往往并不充分,在信息不对称的条件下,要进行一项有效的制度安排,就必须满足“激励相容”和“自选择”条件,而这一扩展恰恰是信息经济学研究的范畴。可见,传统经济学研究的是不存在外部性条件下的个人决策问题,而博弈论以及由之衍生出来的信息经济学研究的是存在外部性条件下的个人决策问题,这使得融入了博弈论和信息经济学的新古典经济学真正成为所谓的“现代经济学”了。

 

(三)博弈论及其应用研究的信息经济学之所以可称为经济学工具的革命,还体现为博弈论的数学特征

 

1944年冯·诺依曼(V.neumann)和摩根斯坦(0.mor-genstem)合作完成的《博弈论和经济行为》(thetheoryofGamesandeconomicBehavior)一书所讲的博弈论,实际是数学的一个分支,与经济学并没有多大关系,只是到了后来才迅速发展,并逐步成为主流经济学的一部分。20世纪70年代以后,西方各国的生产日益集中、生产规模不断扩大、垄断和寡头势力不断增强、经济生活中各种力量的联合和对抗不断强化,这使得各国政府出于一定目的开始加强对经济生活的干预,使得经济生活中的相互作用和制约更进一步强化。注重经济生活中各个方面相互影响、作用、依赖和制约的博弈论符合了当时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要求,开始广泛应用于经济学的研究领域并成为主流经济学的一部分。

 

1982年,斯蒂格勒因他对经济管制和信息经济学的贡献而获诺贝尔经济学奖;1994年,与信息经济学密切相关的三位博弈论大师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1996年,米尔利斯(J.mirrlees)和维克里(w.Vickery)因对不对称信息条件下的激励理论的突出贡献而获诺贝尔经济学奖;2001年,信息经济学领域再次捧回诺贝尔经济学奖。这些事件表明:(1)博弈论作为一种有效分析工具,已经取得了经济学界的普遍认同。(2)经济学中的很多问题,在引入博弈论和信息经济学的研究视角后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新局面和新结果。另外,将博弈论引入制度经济学的研究,也使制度经济学有了自己的方法论基础,使其在融入主流经济学的道路上大大前进了一步。还有,在理性预期的基础上,把博弈论引入宏观经济分析,也是现代经济学发展的一个新的方向。

 

四、对制度和体制变迁的新认识:新制度经济学与演化经济学

 

(一)新制度经济学对于制度和组织的研究加深了经济学家对制度和制度变迁的认识

 

1.以新古典经济学为代表的传统经济理论强调人与自然关系的研究,而新制度经济学则在考虑人与自然关系的同时,考虑到人与人之间关系,尤其注重人与人之间的利害冲突。因此,从这一角度看,新制度经济学为主流经济学开辟了一个全新研究领域——交换和生产的制度结构。它依然承袭了新古典经济学的基本理论范式,采取了一些与之兼容的分析方法,同时又在很大程度上克服了它的缺陷,因而客观上推动了主流经济学的发展,赋予它新生命力。

 

2.新制度经济学重新评估了市场、组织和制度安排的资源配置作用。认为市场和组织都存在运行成本,正是在市场成本的边界上出现了节约交易费用的组织。市场和价格并不是惟一的配置资源手段,国家干预和制度安排都可以发挥这样的作用。其理论对于人们认识市场经济的本质与作用、组织和制度的重要性以及交易费用的节约等内容都具有重要意义。

 

3.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方法可应用到许多领域。比如制度起源(如科斯)、制度变迁(如诺斯)、制度结构(如威廉森)以及生产的制度结构问题等,从而使传统经济学的现实性大为增强。总之,新制度经济学带给人们的不仅有理论上的启迪,更重要的是它还给予世界以更多的现实关怀㈣。

 

(二)演化经济学借鉴生物进化论思想方法和自然科学研究成果获得了对制度和体制演变规律的新洞见

 

演化经济学在当代的杰出代表是理查德.R.尼尔森(RichardR.nelson)和悉尼.G.温特(sidney.G.winter)两人。他们认为,企业之间也存在自然选择,盈利的企业会不断增长,而衰败的企业会不断萎缩,最终会出现“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经济主体的目标是追求利润,但并不一定是利润最大化;人并不一定完全理性,而可能是有限理性;经济均衡只是暂时的而不可能是长期的。

 

演化经济学加深了经济学家对制度和体制变迁的认识,这可从其分析框架看出:(1)其研究对象是随着实践而变化的某一变量或者某一系统,该变量或系统表现为一个动态过程;(2)这些变量和系统的变化具有一定随机性和扰动性,又通过系统的筛选机制而表现出一定的规律性;(3)演化的关键在于其系统的筛选机制和过程。一个演化理论的解释力和-预测力依赖于对该筛选过程的把握。、通过系统的筛选机制生存下来的特征具有一定惯性,因而很多变化量在较长时间内有着一个非常清楚的演化轨迹。

 

演化经济学的主要议题是解释经济变迁,它把经济看成一个演化的复杂系统,该系统呈开放状态,系统演化的结果难以预测。影响系统演化的基本因素包括:系统内部成员之间的差异性和易变性以及系统的选择机制(这个选择机制受到内部压力和外部环境的影响)。演化经济学借鉴了生物学最新的一些研究成果,利用它们解决经济系统存在的重要难题,这样的交叉研究对于认识人类社会、组织行为、经济系统等都具有重要意义。

 

1.演化经济学对制度的关怀再次印证了新制度经济学的很多思想,这对于认识市场经济发展进程中制度的形成、制度结构、制度对经济系统的作用等都均具有重要意义。2.演化经济学表明,经济发展的过程是一个动态的、持续的演进过程,其中偶然事件、历史进程等扮演了很大作用;同时,演进过程也可能带有一定的惯性和稳定性,因而经济发展本身是一个不可逆的历史进程,其中既有规律性也可能表现为一定程度上的混沌或者无序状态。这为人们认识经济系统的发展、变化及其复杂性提供了一种新的思维模式。3.演化经济学考虑了经济发展中的非线性、报酬递增等被新古典经济学遗弃的现实主义特征,这对于经济学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五、结论

 

现代经济学在当代的新进展从不同层面展现了近年经济学发展的新动向。如果进行简单的分类,可将博弈论、演化经济学与实验经济学列为经济学工具上的某种革命,因为它们要么是运用数学工具,要么在运用其他学科的方法理解经济学理论的道路上大大前进了一步;其他的新进展——新兴古典经济学、新经济地理学、行为经济学、信息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则可归结为经济学研究领域的扩展,它们不过是将被经济学过去所遗忘、忽略或不重视的研究内容重新带回经济学的殿堂。在这当中,时代的发展、科学技术和人类知识的进步无疑是它们共同的时代背景。这表明,时代的发展对传统经济学提出了新的挑战,而以上所述的几个新动向不过是经济学与时俱进在客观上的表现。

经典博弈问题篇10

——经济学不仅仅是研究经济问题的科学,而且是一种思维方式,准确地讲,是关于理性选择的科学,是认识人们理性选择行为的一种方法。这个概念,决定了经济学理论与方法可延伸至其它领域。

——经济学研究的基本分析方法有以下三条:

——首先,经济学研究总是以个人为单位的,正好与社会学由组织到个人的研究方法形成一个对比;其次,经济学总是追求最大化行为(maximization),而最为重要的概念就是纳什均衡。

——如果每个人都追求自身偏好最大化,那么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发现我们的选择都是这样一种决策依赖于另一种决策,例如考博时一个导师招两个人,四个人考,是否考得上不仅依赖于你自身,而且依赖于他人考得怎样,这就是均衡。

——我们下面要介绍的就是博弈论,在过去二、三十年中,这是经济学理论中发展得最为成功的一部分,博弈已成为整个社会科学的一个方法。有人说,如果未来社会科学还有纯理论的话,那就是博弈论。

——博弈论中最重要的概念就是纳什均衡,由数学家纳什发现并因此获诺贝尔经济学奖。所谓纳什均衡就是所有人的选择综合在一块,不一定所有选择都能实现最大化原则,而能使所有人都达到最大化的选择就叫做纳什均衡。

——纳什均衡的最重要的特征是自我实现,如果大家认为某个结果会实现,那么它就真的会实现,我们所讨论的制度就有赖于此,若不满足这个条件,制度就变成无效的。另一个重要特征是承诺,后者以前者的行动为自己行动的参考,以达到事后最优,实现动态均衡。第三个特征是信息,两个人进门,通常瞎子先进,因为人们通常礼让残疾人和女士,所以在博弈论中信息多反而不一定好,也就是中国古代所谓的“难得糊涂”。

一、经济学家看文化

——从文化开始讨论今天的话题,是因我们都知道文化作为一种行为规则而存在,下面将从博弈的角度来看文化的问题。

——文化就是一组人群的行为规范(norms)的稳定预期(expectation)和共同信念(commonbeliefs)。如果预期成为一种共同信念,文化便形成了。

经济学家通常将文化分为三种类型:

——第一种类型为理性限定规范,阻止人们的某种特定行为的规范,不论这种行为将给人们带来的效用多少,而形成人们的可行行为选择集合。博弈论从社会角度解释这个问题,若社会中,大家都去偷盗钱包,则社会肯定趋于毁灭,而文化的存在使得即使没有法律,人们的行为也将受到规范。

——第二种类型是偏好内生性规范,即某种规则随时间推移改变人们的偏好,如伊斯兰教徒不吃猪肉,天长日久便对猪肉产生了心理上的生理反应,这便是内生偏好。

——第三种类型是均衡筛选规范,协调人们在多个纳什均衡中某个特定选择,此规范不改变选择本身而改变了选择的结果,例如西方文化中的女士先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尊老爱幼。

——如果人们对集权制度极为忠诚,并非偏好使然,而是人们服从一种被选择的纳什均衡,因为在人们的预期中,往往先假定别人绝对会服从君主制度,从而为了自己的利益最大化,便选择服从。领导的尊严便是这样形成的,在众多的均衡中,大家普遍认为会出现的便是focalpoint。

——文化的一个重要问题是信任问题,经济学在传统上将信任解释成为内在的偏好,即意识形态(如基督徒害怕上帝惩罚),现代经济学则解释为在重复博弈情况下当事人谋求长远利益的最大化,其中最为重要的例子便是囚徒单边困境。在双方都信任,则双方都得到最大化,若互不信任则效用都为零,但若一方信任对方,反之对方不守信,则守信一方便受损。从而形成一次纳什均衡,均衡以某个概率进行下去,便成为社会信任行为选择的描述。

——在多次博弈中是有可能出现不守信的情况,所以在有限次博弈中,信任就不会出现了,而在信息不对称情况下,信任亦难以再出现。

——信任是市场经济中社会道德出现的普遍问题,交易离不开信任,而现代交易手段更是以信任为基础。

二、经济学家看法律

——从博弈论角度来解释法律,即是通过第三方实施的行为规范(thirdparty),其功能首先是改变博弈的结果——改变当事人的选择空间,其次通过法律不改变博弈本身而改变人们对行为的预期。

——法律的意义便是通过改变人们的信念或对他人的行为预期,从而改变博弈的结果,在多个均衡下,法律起到重要作用,交通规则通过红绿灯、左右行、限速使得各种车辆、行人之间达到均衡。

——在英国的西斯洛机场专设有一个meetingpoint,便于接站,假设这个meetingpoint不存在或散布于机场各处,就会使得在这个庞大的国际化机场中接飞机成为一种不可能的事情,但meetingpoint一旦出现且固定在某个地点,从而改变人们行为预期,便为双方创造了相遇的最大可能,实现均衡。

——法律与社会均衡的basu核心定理向我们阐述了任何能够通过法律实施的行为和结果都可以通过社会规范实施。这个定理的引理有两条,第一条是通过法律实施出现的结果,没有法律也能实现,当然这并不是好现象,中国学术界许多约束多是这种自我施加的约束,从而形成许多;第二条是如果有一个结果不是纳什均衡(即不能通过社会规范实施),那没有法律可以得到这个结果。

——我们为什么要法律呢?就是为了加快信息的实施传递,形成一致预期,从而实现纳什均衡的时间性,所以法律的产生是有意识的设计,亦有其自发的演进。英国早期法律产生便反映了法律做为规范存在的一面,英国的普通法最初是为了贸易便利,产生于lawmerchant。

——当然引理之中的法律不可实施性现在还有效而迅速地推动法律研究,于是产生了不完全合同理论,使得现实交易贸易也由此得到促进与保障。特别在现代企业的经营管理中常这样应用,写得清楚的典章制度交给法律,写不清楚的交给文化,这也就是管理专家、企业家现在所津津乐道的企业文化。

三、经济学家看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