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全生产概述篇1
关键词数据起源安全性安全数据起源模型
中图分类号：tp3文献标识码：a
0引言
计算机的广泛应用导致了信息爆炸式增长，人们处理的信息呈几何级增长，这些信息可以分为原始采集录入的数据以及由这些原始数据派生的数据这两类。其中派生数据占大多数，它们一般都经过了一系列的处理，由于其派生过程无法得知，用户往往怀疑这种数据的可靠性，事实上也确实如此，派生的数据往往存在纰漏甚至与原始数据毫无关系。这种现状使得用户不得不关心这些信息的产生过程和产生它们的源数据，这就导致了数据起源技术的产生。
因为数据起源是新兴的研究领域，所以目前对数据起源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建模、计算、存储、查询等工作上，对确保数据起源信息安全方面的研究比较少。如果收集到的起源信息本身安全性得不到保证，无法确保起源信息的完整性和机密性，那么我们就不能依赖它们来确定数据对象是否可信，起源信息就失去了其存在的价值。所以数据起源信息安全的研究有其重要的现实意义。安全起源无论在法律上还是在科学实验中都有着及其重要的作用。
数据起源的安全性主要考虑其完整性，机密性以及不可否认性。论文将在基于w3C标准的起源模型上研究安全起源，使用有向无环图来描述起源模型。通过对各种加密算法的研究和分析，选取合适的加密算法，以实现起源关系和起源信息本身的完整性和机密性的要求。
1基于w3C的数据起源模型pRoV-Dm
pRoV-Dm全称是provenanceDatamodel，即数据起源模型。起源概念，表现为pRoV-Dm类型和关系。这些关系被归纳为六个组件，即实体和活动；派生；、义务和影响；描述包；替代化；集合。
（1）实体和活动：pRoV-Dm的第一个组件是关于实体和活动，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已使用（使用），已产生（产生），已开始（开始），已结束（结束），已失效（失效）和已被告知（通信）。实体是一个拥有固定方面的物理、电子、概念型或其他类型的事物；可以是真实的也可以是虚构的；活动即在一段时间内发生在、作用于实体的事件；可以包括实体的消耗、加工、转换、修改、迁移、使用或产生。如图1所示使用UmL来描述第一个组件。核心结构在黄色区域展示，包括两个级别（实体、活动）和它们之间的3个二元关联：已使用（使用），已产生（产生），和已被告知（通信）。图的其余部分展示了延展结构部分，包括UmL关联级别。
图1实例和活动组件UmL描述
（2）派生：派生是一个实体到另一个实体的转化，一个实体更新后会成为一个新的实体或者是可以基于一个已存在的实体创建出一个新的实体。
（3）、义务和影响：为一个活动的发生、一个实体的存在或另一个的活动承担某种形式的责任；义务是活动责任承担任务，指明了在活动中所扮演的角色。它进一步允许一个计划可以被指定，该计划指的是在活动的背景下需要实现的某些目标影响是指一个实体、活动或有能力通过使用、开始、结束、产生、失效、通信、派生、属性、关联或授权而对相互的特性、发展或行为产生影响。
（4）描述包：描述包是对一系列起源描述的称呼，它本身就是一个实体，因此可以表示起源的起源，对一个描述包的名称进行定义可以采用描述包构造函数进行。
（5）替代化：替代是实体间的特殊化（特殊化）和替代（替代）关系。图2描述了第替代组件，包括一个单独分类和两个二进制关系。替代组件可以对同一个数据采用两个不同的起源描述该数据的两个不同方面。
图2替代组件关系描述
（6）集合：一个集合是拥有成分的实体。成分本身也是实体，因此它们的起源可以被表达。某些应用需要能够表达收集本身的起源：例如，谁维护该收集（属性），在其演变中包括哪些成分，它是如何被集合起来的。
为了构建安全数据起源模型，保证数据起源记录的完整性和机密性，可以通过向状态节点之中添加安全组件的方法来保证互相关联的状态节点的完整性及机密性。如图3所示为一个通过添加安全组件构建的安全数据起源模型。
图3加入安全组件的数据安全起源模型
为了生成并添加安全组件，在节点pi生成节点ai时，同时生成一个节点Si，该节点用来保存节点ai的起源信息以及该信息的安全性。对于需要进行机密性保存的节点ai的部分信息或元素中的某些信息，主要是节点描述中的description部分（该语义主要是描述和其他节点之间的必要元素关系，例如时间以及环境变量等），则将其保存在附加节点Si中，然后采用协议密钥进行加密保存。
组件及其依赖性在如下图4中有所体现。一个组件对另一个组件中所定义概念的依赖，在图中显示为前者在后者的上方。例如，组件5（替代化）依赖组件4（描述包）中所定义的概念，而其又依赖组件1（实体和活动）中所定义的概念。
图4pRoV-Dm组件间的依赖关系
安全生产概述篇2
关键词：HaCCp；安全管理；食品
食品安全是当前世界范围内高度重视的问题，保证食品的安全对人类健康十分必要。危害分析与关键控制点（HaCCp）体系是一种预防性的质量控制体系，对建立现代食品安全系统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很多研究表明HaCCp体系在保障食品安全卫生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据罗明军等报道，通过建立HaCCp系统，贵阳市冷饮生产厂产品的合格率从以前的80%提高到90%[1]。刘淮玉等报道应用HaCCp法在对糟制熟食制售过程进行卫生研究，使糟制熟食的合格率提高了36％[2]。过去10多年来，我国在食品行业企业积极推行国际公认的HaCCp体系，对扩大出口贸易起到了积极的作用。目前实施HaCCp体系已成为检验检疫系统对出口企业实施管理、保证出口食品安全的一项重要措施。
1HaCCp体系与食品安全
1.1HaCCp管理体系的特点
危害分析和关键点控制HaCCp（HazardanalysisandCriticalControlpoint），是用于对食品生产、加工过程进行安全风险识别、评价和控制的一种系统方法，是食品生产、加工过程中通过对关键控制点实行有效的预防措施和手段，使食品污染、食品危害因素降低到最小程度。HaCCp最初是美国航空航天局（naSa）专门为宇航员提供食品的一种安全标准，也称为“宇航员食品标准”。它有如下特点：
它强调风险评估和预防为主。通过安全风险评估和危害分析，预测和识别食品生产、加工、流通、食用和消费全过程中最可能出现的风险或一旦出现问题对人体危害较大的环节，找出关键控制点（CCp），采取必要的有效措施，使食品安全卫生达到预期的要求。
它强调食品生产企业自身的作用，而不是依靠对最终产品的检验或政府部门的抽样检测和分析来确定食品的安全和质量，以确保食品在生产、流通、食用和消费全过程中的安全和卫生。
1.2食品安全的概念
1996年世界卫生组织将食品安全界定为“对食品按其原定用途进行制作、食用时不会使消费者健康受到损害的一种担保”。从目前的研究情况来看，在食品安全概念的理解上，国际社会已经基本形成如下共识。
首先，食品安全是个综合概念。作为种概念，食品安全包括食品卫生、食品质量、食品营养等相关方面的内容和食品（食物）种植、养殖、加工、包装、贮藏、运输、销售、消费等环节。而作为属概念的食品卫生、食品质量、食品营养等（通常被理解为部门概念或者行业概念）均无法涵盖上述全部内容和全部环节。食品卫生、食品质量、食品营养等在内涵和外延上存在许多交叉，由此造成食品安全的重复监管。
其次，食品安全是个社会概念。与卫生学、营养学、质量学等学科概念不同。不同国家以及不同时期，食品安全所面临的突出问题和治理要求有所不同。在发达国家，食品安全所关注的主要是因科学技术发展所引发的问题，如转基因食品对人类健康的影响；而在发展中国家，食品安全所侧重的则是市场经济发育不成熟所引发的问题，如假冒伪劣、有毒有害食品的非法生产经营。我国的食品安全问题则包括上述全部内容。
再次，食品安全是个政治概念。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食品安全都是企业和政府对社会最基本的责任和必须做出的承诺。食品安全与生存权紧密相连，具有唯一性和强制性，通常属于政府保障或者政府强制的范畴。而食品质量等往往与发展权有关，具有层次性和选择性，通常属于商业选择或者政府倡导的范畴。近年来、国际社会逐步以食品安全的概念替代食品卫生、食品质量的概念，更加突显了食品安全的政治责任。
最后，食品安全是个法律概念。进人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些国家以及有关国际组织从社会系统工程建设的角度出发，逐步以食品安全的综合立法替代卫生、质量、营养等要素立法。1990年英国颁布了《食品安全法》，2000年欧盟发表了具有指导意义的《食品安全白皮书》，2003年日本制定了《食品安全基本法》。我国也于2009年6月1日实施《食品安全法》。综合型的《食品安全法》逐步替代要素型的《食品卫生法》、《食品质量法》、《食品营养法》等，反映了时展的要求。
基于以上认识，食品安全的概念可以表述为：食品（食物）的种植、养殖、加工、包装贮藏、运输、销售、消费等活动符合国家强制标准和要求，不存在可能损害或威胁人体健康的有毒有害物质以导致消费者病亡或者危及消费者及其后代的隐患。该概念表明，食品安全既包括生产安全，也包括经营安全；既包括结果安全，也包括过程安全；既包括现实安全，也包括未来安全。
2我国企业实施HaCCp的现状分析
HaCCp管理体系强调识别和预防食品污染和食品危害的风险，它克服了传统的食品安全卫生控制的局限，但它不是零风险的体系。在HaCCp的实施中，部分监管人员和食品企业对HaCCp体系有些误解，操作过程涉及的部分概念、原则和方法等仍然模糊不清。
2.1HaCCp的实施不仅要得到管理层支持，更需要其他人员积极参与
国外HaCCp的应用实践表明，HaCCp是由企业自主实施，政府积极推行的行之有效的食品卫生管理技术。HaCCp计划的制定和实施，必须得到企业最高领导的支持、重视和批准。最高领导给予的强有力的、持续的支持和领导是HaCCp获得建立以及实施的必要条件。但是，HaCCp不是单个人或单学科能解决的，而是建立在众多基础学科上的科学，是不断发展的科学。如果缺乏某一领域的人员的介入，可能会产生某方面或某个显著危害的忽视，这样会直接导致整个HaCCp计划的失败。
一份好的HaCCp计划要得到很好地贯彻实施，建立一个专业涉及面广、执行力强的HaCCp小组是个重要的前提。企业应该根据自身的产品特点，建立至少包含公司管理者代表、原料种植、养殖或收购人员、生产工艺管理人员、检验人员、机修人员、市场销售人员、行业专家等人员组成的HaCCp小组，对企业的HaCCp体系进行建立、监控、纠偏和验证，直至体系修改完善，让HaCCp质量管理体系持续有效运行。
2.2实施HaCCp体系不只是在生产加工环节，而应运用到食品链的全过程。
市场追溯和消费者投诉处理制度是实施HaCCp的一个前提条件，企业必须有一个有效的消费者投诉处理程序（包括市场追溯程序）。因为在实际操作中，消费者投诉是不可避免的，一旦处理不当会对产品形象和企业声誉带来巨大的、短期内无法弥补的负面影响。
前推后延，将HaCCp体系实施范围扩大到原料管理和产品销售环节。食品生产销售链条全过程实施HaCCp体系，是有效运行的基础。
2.3HaCCp实施不能只顾眼前利益，更应着眼于长远利益。
实施HaCCp的收益主要体现在：一是提高资源合理利用率。二是提高工作效率。三是增加了消费者的满意程度；四是对员工的培训增强了他们的食品卫生意识，从而减少了问题的发生等等。然而，在初始阶段，HaCCp的实施的确需要额外的资源来完成人员培训，购买技术支持设备和资金投入以及为HaCCp系统所进行的预备程序、标准操作过程等所花费的时间和精力等。
2.4同一行业的HaCCp体系可以相互借鉴，但每个企业实施HaCCp更应该结合自身实际。
其实，HaCCp虽然具有全世界公认的总体指南，但由于HaCCp是一个具体的控制系统，就算同一个食品行业、不同的食品工厂、不同的食品生产线，其设置的关键控制点、关键控制限值等也各有差异。这是因为各种危害，以及控制这些危害的最好控制点是随工厂的设计、食品的配方、工艺流程、设备设施、原料选择、卫生和支援性计划等情况而变化的。
由于同一类产品在不同管理水平的企业中，其生产管理能力不同，产品的危害也就不同，所以当HaCCp具体应用到每一个企业时，企业的HaCCp小组可以参考官方的危害指南、科学家的研究新成果，做出企业自己的改造措施，根据现有条件许可逐步开展企业自身的HaCCp的研究实施工作，建立完善的安全质量控制体系，确保成品安全有效。
2.5实施HaCCp体系重点关注的是显著危害，而不是试图控制所有的危害。
在HaCCp研究过程中，人们往往把所有危害都找出来，进行危害的可能性、严重性分析，并最终得到显著危害。需要指出的是，HaCCp仅针对显著危害，只把重点放到那些可能发生或一旦发生对消费者将导致不可接受的健康风险的显著危害上，而不是试图控制所有的危害。HaCCp是建立在良好生产规范（Gmp）和卫生标准操作规范（SSop）基础上的“上层建筑”。Gmp广泛地集中和包括食品加工过程的各个方面，实施Gmp可以更好地促进食品企业加强自身质量保证措施，更好地运用HaCCp体系，从而保证食品的安全卫生；SSop则是帮助完成在食品生产中维护Gmp全面目标而使用的过程，它描述了一套特定的食品卫生操作程序和维护加工厂环境卫生的处理措施，以满足食品安全的需要。企业的良好卫生状况是保证食品安全卫生和成功地实施HaCCp的基础，只有与Gmp、SSop有机结合，HaCCp才能更完整、更有效、更具有针对性，才能独立形成一个完整的质保体系。在具体实施过程中，SSop侧重于解决卫生问题，HaCCp更侧重于控制食品的安全性；SSop既能控制一般危害又能控制显著危害，而HaCCp用于控制显著危害，而且一些由SSop控制的显著危害在HaCCp中可以不作为CCp，而只由SSop控制，从而使HaCCp中的关键控制点更简化，使HaCCp更具针对性，避免HaCCp因关键控制点过多而难以操作的矛盾。
2.6成品检验是检验HaCCp实施效果的有效措施
HaCCp实施可否代替成品检验，在国际范围内引起了广泛的争议。许多专家认为：食品生产者利用HaCCp控制产品的安全性比利用传统的成品检验法要更为可靠，而且节约了资源，故建议成品检验可以被替代。然而，由于怀疑HaCCp未得到合理充分实施，以及HaCCp也并不是一个零风险体系，在国际食品贸易往来中，部分产品生产经营管理者或产品购买者并不同意因为采纳HaCCp管理，而免去成品检验。
3.结束语
食品关系到广大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关系到我国经济秩序和小康社会的和谐发展。中国加人wto以后，食品安全和建立HaCCp管理体系已成为世人关注的焦点。作为是一种风险预警机制，HaCCp管理体系是针对食品生产企业设计和开发的，可控制食品原材料采购、生产、加工、存储、运输、销售、食用全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食品污染和食品危害。因此，食品生产企业建立一套完整的HaCCp管理体系，加强食品安全卫生管理和质量控制，实现食品安全卫生控制技术的进步，已成为当务之急。
参考文献：
[1]罗明军，夏小平.HaCCp系统在冷饮生产厂的应用[J]．中国公共卫生．2000，16(7)：648．
安全生产概述篇3
关键词：童装；小部件；概念；判定方法
1引言
儿童作为不具备或不完全具备自我保护能力的特殊人群，其服饰的生产和设计与成人不同。服装上如纽扣、珠片、套环及花边等装饰品若不够牢固极易被儿童抓取，因吸入、误咽而易造成噎塞，严重的会威胁到宝贵的小生命，因此童装的生产和设计应受到重视。但近来很多出口童装遭到欧盟通报召回，其中80%以上缘于童装的小部件拉力不足、绳索设计不合理等物理机械安全性能不符合要求[1]。为了帮助企业突破服装小部件上的技术壁垒，本文对小部件的概念及判定方法进行研究，期望有助于提高企业对小部件的认知，同时以期完善我国童装安全性标准体系，引导和促进我国儿童服装行业质量水平的发展。
2小部件概念
查阅国内有关儿童服装的技术标准及产品标准发现，其中关注及提及服装小部件的相关标准有：GB/t22702—2008[2]、GB/t22704—2008[3]、GB/t22705—2008[4]、FZ/t73025—2006[5]及FZ/t81014—2008[6]。前三个标准专注于童装小部件安全性能，以避免儿童危险事故发生为主要原则和依据，规定了儿童上衣拉带的安全规格、童装使用绳索和拉带的安全要求、童装材料、设计、生产的实施规范。
FZ/t81014—2008《婴幼儿服装》标准针对幼儿绳带、纽扣附着力等安全性能要求，规定了纽扣等不可拆卸附件的拉力不脱落。而FZ/t73025—2006《婴幼儿针织服饰》仅有拉带、纽扣缝纫强力要求，其他标准的考核项目设计几乎无异于常规服装产品要求。
可以看出这些标准对服装上小部件种类涉及不够全面，对“小部件”这个类的定义及判定方法都未涉及。这些标准只规定了服装上常见的几种小部件，如：纽扣、花边、拉带、粘带扣等的性能要求，但是在服装上起连接、说明、装饰作用小部件种类繁多，远不止上述提及的那些。标准中没有必要也不可能把所有种类的小部件都分别规定其性能要求，标准化工作本是为了在一定范围内获得最佳秩序，对现实问题或潜在问题制定共同使用和重复使用条款的活动。本文结合国内外相关标准，总结和提炼出服装小部件相关概念，并以其对“小部件”这个类进行定义，简化相关儿童服装标准对此类物件的物理机械性能要求规定。
2.1服装上明示的小部件
附着在儿童服装上起连接、装饰、说明作用的部件，如纽扣、珠片、标签、配扣、闪光装饰片及珠子等易被手指抓取的小附件，这些易被儿童抓取放入口中，极可能造成窒息等危险。这些连接或粘贴在服装上的小附件是可以明显地被观察到的，笔者称之为服装上明示的小部件。
对此类小附件中大部分种类国标都有相应规定，但国标中描述零散，并没有对此类小附件加以总体描述，使人感觉繁锁。
2.2服装未明示的小部件
有些服装上的附件本身对儿童不会造成伤害，但经过滥用试验后形成了上述所描述的明示的小部件，笔者称这类小附件为服装上未明示的小部件。而国标对此类小部件没有明确的规定，对滥用试验也没有相应规定，只是很笼统地描述服装上小附件“应保证经多次服装后整理后不脱落”，主观性太强。
3小部件判定方法
童装是儿童的必需品，同时也是穿着在儿童身上的一件“玩具”。在查阅相关资料中发现，有关儿童玩具的标准中[7-10]有对玩具上小部件的定义及测试方法，本文从中归纳和引申出服装小部件的定义及判定方法。
3.1小部件判定装置
利用标准圆筒可对小部件进行判定。标准圆筒如图1所示。该圆筒的原理是模拟3岁儿童嘴张开最大开口及深度制作的，利用该圆筒可衡量儿童可吞咽的最大物件。
图1标准圆筒
利用此标准圆筒对服装小部件进行定义：服装上能被拇指和食指抓起，并在无任何张力情况下能完全被丢入标准圆筒中的附件即为小部件；服装上某些附件可能开始不能完全被丢入标准圆筒，但经过滥用测试后形成的物件能被完全丢入标准圆筒中，也为服装上的小部件。进一步理解，若服装上的小部件或某附件在模拟小孩咬玩等动作测试（即滥用测试）后产生的新物件能完全被丢入标准圆筒中，即此小部件就有可能在日常生活中被儿童吞入口中，对儿童生命安全产生危害。所以利用此标准圆筒对小部件进行判定具有科学意义。
3.2标准隔距片
在3.1小节描述了“被拇指和食指抓起”，却没有明确表述。本文利用标准隔距片对此进行规定。标准隔距片如图2所示。
1.横截面2.边缘半径
图2标准隔距片
用厚度为（0.4±0.02）mm、边缘半径3mm的标准隔距片，在小部件和下层材料或服装主体之间任意位置，用（25±2）n的力插入，插入角在0?～10?之间，同一部位插入不超过5次，测试30次；如标准隔距片插入深度超过2mm，则该小部件即“能被拇指和食指抓起”。
3.3滥用测试
服装上附件本身不是小部件，但经过儿童拉、扯、扭等动作后，造成破坏从而形成可扔进标准圆筒的小部件。为模拟该过程，引入滥用测试，该测试包括扭力测试和拉力测试两部分。
3.3.1扭力测试
测试仪器可用一般带夹具的扭力仪。测试样品为可以被拇指及食指抓起的部件。用适当方法固定部件，用扭力夹夹紧被测部件，在5s内将扭力夹顺时针方向旋转到180°，维持最大扭力10s，再逆时针方向旋转180°，维持10s。如果部件断裂，则对断裂后的部件进行小部件测试。
3.3.2拉力测试
被测部件为经纽力试验后的部件，测试装置可用拉力测试仪或恒重装置。把试样固定在一个便利的位置，用一个合适的夹具夹紧测试部件。根据样品最大直径定负荷：
当样品直径小于等于6mm时，5s内提供（50±2）n负荷，最大负荷下维持10s；
当样品直径大于于6mm时，5s内提供（90±2）n负荷，最大负荷下维持10s。
若测试后部件有断裂，则对断裂后的部件进行小部件测试。
4结论
本文对服装上小部件进行系统分析，提出了服装上小部件的概念及判定方法，并且系统地阐述了小部件判定方法中所涉及的装置、概念及测试方法，对简化国标关于小部件的物理机械性能要求具有一定的实际意义。通过本文对小部件的探讨，建议国标将服装小部件的检测纳入相应的儿童服装标准中，以完善我国童装安全标准。
参考文献：
[1]中国童装市场调查分析报告[eB/oL].http：//.cn/data/2012/2012-01-06/416461.shtml.2012-01-06.
[2]GB/t22702—2008儿童上身外衣拉带安全技术要求[S].
[3]GB/t22704—2008提高机械安全性的儿童服装设计和生产实施规范[S].
[4]GB/t22705—2008童装绳索和拉带安全要求[S].
[5]FZ/t73025—2006婴幼儿针织服饰[S].
[6]FZ/t81014—2008婴幼儿服装[S].
[7]aStmF1816—2004，Standardsafetyspecificationfordrawstringsonchildren’supperouter-wear[S].
[8]BS7909：2007，Codeofpracticeforthedesignandmanufactureofchildren’sclothingtopromotemechanicalsafety[S].
安全生产概述篇4
一、“安全困境”的界定
“安全困境”所描述的情形古已有之,最早可追溯到有文献记载的公元前五世纪。其时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在其名着《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写道,正是“雅典力量的增长以及由此导致的斯巴达的恐惧使得战争无法避免”。按照学术界的共识,首先对“安全困境”这一概念进行阐释的则是英国历史学家赫伯特·巴特菲尔德(HerbertButterfiled)和美国政治学家约翰·赫兹(JohnHerz)。巴特菲尔德称之为“霍布斯主义的恐惧”(Hobbesianfear),赫兹则是学术界用“安全困境”这一术语概括此类情势的第一人。两位学者一致认定“安全困境”这一概念的本质是一个“悲剧”(tragedy)。巴特菲尔德在《历史与人类关系》中认为:“即使没有任何一个蓄意出来危害世界的大恶人的干涉,历史上最大的战争也可能爆发。它最有可能在两个急于避免任何冲突的两个大国之间爆发。”由于安全困境的存在,均无意伤害对方的两方最终却走向战争,巴特菲尔德将此描述为“现代国际冲突中的悲剧因素”。同样,赫兹也认为,“正是安全困境的一种悲剧含义使得原本可能从未存在的相互恐惧最终可能产生最可怕的结果”。在巴特菲尔德和赫兹提出这一概念后,由于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冷战以及现实主义和新现实主义在理论界的主导地位,“安全困境”在国际关系中日益发挥显赫的作用。
随着研究的深入,在这一领域涌现出诸如罗伯特·杰维斯(RobertJervis)、杰克·史奈德(JackSnyder)、阿兰·柯林斯(alanCollins)等一批着名的学者,并出版了大量的相关文献。但人们为“安全困境”所下的定义也越来越多,并由此产生了一个如何界定“安全困境”的问题。根据英国学者阿兰·柯林斯对以往学者对“安全困境”所下定义的总结,常见的大致有以下四种:
(1)对别国安全的损害。这类定义关注因安全困境的运行所产生的结果,强调一国如何因其所采取的行动而无意间损害了邻国的安全。罗伯特·杰维斯、查尔斯·格拉泽(ChalesGlaser)和巴里·布赞(BarryBuzan)就是此类定义的代表。例如,杰维斯认为当一国寻求增加自身安全而采取的大多数手段具有不经意间损害他国安全的效果时,安全困境就会发生。布赞也同样认为,“当国家为自己寻求权力与安全时,很容易威胁到其他国家对权力与安全的追求”。(2)所有各方安全的减损。这类定义主要关注“安全困境”的“自我挫败”(self-defeating)特性。罗伯特·莱伯(RobertLieber)认为,通过增加它们的权力,国家“并不必然增加它们自身的安全,因为它们的邻国和对手也会诉诸同样的手段。实际上这种加强军备的行为倾向于使得所有国家更不安全,因为它提高了所有各方面临的潜在威胁的水平”。巴里·波森(Barryposen)也注意到了这一点。他把安全困境定义为一种情形,在这种情形里“一国为加强自身安全所做的一切招致反应,最终使得该国与以前相比而不安全”。
(3)意图的不确定性。此类定义主要侧重于解释“安全困境”这种现象的起源,关注于国家间的互动。赫伯特·巴特菲尔德在阐释“安全困境”的机理时写道,“你知道你自己无意加害于他,除了寻求对自身安全的保障外,你对他一无所求;你绝无可能完全认识或记得这么一点,即他无法透视你的心灵,因而他对你的意图就决不可能像你对这意图一样放心”。则认为,“当一国的军备行为在另一国的思想中造成关于它们是用于防御目的(在一个不确定的世界里加强自身的安全)还是用于进攻目的(改变现状以使其对己有利)而无法决断的不肯定时,安全困境就会存在”。惠勒和布思还把这种无法决断的不肯定性(unresolvableuncertainty)视为界定安全困境的首要特性。
安全生产概述篇5
[关键词]基本准则韩国概念框架比较借鉴
2003年12月4日，韩国会计研究院会计准则委员会了《财务会计概念框架》（以下简称韩国概念框架）；2006年2月15日，中国财政部了《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以下简称基本准则）①。与英美相比，中韩两国的会计环境具有更大的相似性，因而，在会计准则基本的定位上，似乎应该具有较大的相似性，本文将对此进行考核，并试图研究中韩两国概念框架的差异及成因。
一、中韩两国概念框架的主要及特征
（一）韩国概念框架的主要内容及特征
韩国概念框架由七章157个条款构成。主要包括引言、财务报告的目的、会计信息的质量特征、财务报表、财务报表要素、财务报表要素的确认和计量等内容。从总体上看，韩国概念框架在名称、结构设计和内容安排等方面与iaSB概念框架比较相似。与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iaSB）概念框架相比，韩国概念框架有以下几方面特征：
1.充实了财务报表要素的内容
在iaSB概念框架的“财务报表要素”一节，只界定了反映主体财务状况的三大要素——资产、负债和权益以及反映主体业绩的两大要素——收益和费用。但在韩国的概念框架第五章“财务报表的基本要素”中，不仅界定了以上两类会计要素，而且还界定了权益变动表要素和现金流量表要素。其中权益变动表要素包括所有者的投资和对所有者的分配两项内容；现金流量表要素包括经营活动现金流量要素、投资活动现金流量要素和融资活动现金流量要素三项内容。另外，韩国概念框架还将“综合收益”界定为损益表的要素之一。我们知道，在iaSB概念框架中没有直接界定综合收益的概念，综合收益是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FaSB）概念框架中的一个损益表要素。在FaSB概念框架中，也界定了权益变动的两大要素：业主投资和业主派得。可见，在财务报表要素这部分，韩国不仅借鉴了iaSB概念框架的做法，而且借鉴了FaSB概念框架的做法，同时还有新的补充。
2.增加了“财务报表”一章
在iaSB概念框架中，没有直接关于“财务报表”的专门章节，但在韩国概念框架的第四章专门界定了财务报表，内容涉及了财务报表的一般意义、财务报表的基础假设、财务报表体系（包括资产负债表、损益表、现金流量表和权益变动表）以及财务报表之间的相关性及其所提供信息的特征和局限性。对于财务报表之间的相关性，韩国概念框架指出：将资产负债表、损益表和现金流量表结合使用，可以对财务会计信息做出更有意义的解释。对于企业财务报表的特征和局限性，韩国概念框架指出：财务报表大部分反映过去发生的交易或事项；财务报表包括推定的估计值；财务报表提供特定会计主体的信息，并不提供关于整个产业或全面的信息。
3.重新归纳了会计计量属性
韩国概念框架第七章指出，企业可以选择的会计计量属性包括成本、公允价值、企业持有价值、账面净值、可变现净值和履行价值。这种表述与iaSB概念框架对会计计量属性的表述显然有所不同②，韩国概念框架对当前流行的会计计量属性进行了重新分类。与iaSB概念框架相比，其特点表现在：（1）将公允价值和企业持有价值安排为会计计量基础，并以此取代了现行成本和现值计量属性。（2）将账面净值安排为一个独立的会计计量基础。在韩国概念框架里，企业持有价值被分别表述为资产的企业持有价值和负债的企业持有价值。资产的企业持有价值又称使用价值，是指随着资产的使用，在企业的立场上确认的现值。负债的企业持有价值是指因企业履行义务将来会流出企业的资源的现值。因此，企业持有价值在本质上就是现值的计量属性。而公允价值和账面净值两个计量属性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中早已流行，因此说，韩国概念框架对会计计量属性进行了重新分类。
（二）中国基本准则的主要内容及特征
中国的基本准则共包括十一章50个条款。主要内容包括会计目标、会计信息质量特征、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收入、费用、利润、会计计量以及财务会计报告等。从本质上看，我国的基本准则与iaSB概念框架基本趋于一致。但与iaSB概念框架相比，中国的基本准则仍表现出以下特征：1.在名称上，我国以基本准则取代了概念框架的称呼。众所周知，从基本准则的内容及其在我国会计准则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来看，它实际上就是国际会计准则体系中流行的概念框架，但我国没有将其称为概念框架，而将其称为基本准则。2.在体例结构和表述上，基本准则表现出高度概括的、法规式概念框架的特征。3.增加了“财务会计报告”。4.增加了“公允价值”会计计量属性。5.重新理顺了损益表要素。iaSB概念框架的损益表要素包括收益和费用。其中收益包括在主体正常活动中的收入以及利得；费用包括在主体正常活动中的费用以及损失。我国基本准则的损益表要素包括收入、费用和利润。其中利润包括收入减费用后的净额以及直接计入当期利润的利得和损失。与iaSB概念框架相比，我国基本准则关于会计要素安排的另一个重大特征是，将利得和损失区分为直接计入所有者权益的利得和损失和直接计入当期损益的利得和损失，而iaSB概念框架中的利得和损失只属于损益表要素。
二、中韩概念框架的重大差异剖析
中韩两国概念框架都是借鉴iaSB概念框架制定出来的，因而，从本质上看，中韩两国概念框架应该大同小异。但仔细研究发现，中韩两国概念框架在以下几方面还存在着差异。
（一）在体例结构及表述方面的差异
不论在体例结构安排还是在表述方式上，韩国概念框架都在较大程度上借鉴了iaSB概念框架的风格，因而，各部分内容的表述比较详尽，逻辑关系比较清晰。比如，韩国概念框架第一章指出了会计信息使用者及其对会计信息的需求；在第二章明确指出，其定位的会计目标是根据绝大多数会计信息使用者对会计信息的需求提出来的；在第三章又指出，概念框架对会计信息质量特征的设计及企业对它们的取舍应依据最大限度地达到财务报告目标的方向进行。从中国的情况来看，2006年新的基本准则在称呼、体例安排和内容表述等方面，在较大程度上保持了1993年首次的基本准则的风格。由于中国的基本准则属于法规的范畴，其主要功能被定位在指导中国具体准则的制定，因而，从其表述的形式上看，更多地体现了法规式概念框架的特征，具有高度的概括性，并隐含着概念框架本身应该具有的内在一致性。
（二）在会计目标方面的差异
韩国概念框架第二章“财务报告目标”第19条指出：“投资者和债权人作为使用财务信息最多的代表，他们的决策对经济资源的分配起着重要的作用。因此，本概念框架将为投资者和债权人进行决策提供有用的信息作为财务报告的最终目的。③”在第20条，该框架又指出：“财务报告的主要目的就是为投资和信用决策提供有用的信息。对投资和决策有用的信息，是指为了投资而预测的未来现金流量的信息”。通过对韩国概念框架对以上表述的具体解释，我们看到，韩国概念框架将财务报告的目标主要定位在提供“投资和信用决策有用会计信息”上。虽然韩国概念框架也要求企业提供受托责任的信息④，但这种安排是基于满足投资人需要的“投资和信用决策信息”，而展开的。
中国基本准则第一章提出了财务报告的目标。从本质上看，中韩两国对会计目标的表述大同小异，因为两国都认为财务报告应该同时提供对投资者决策有用的信息和反映受托责任履行情况的信息。但仔细研究会发现，中韩两国对会计目标定位的侧重点略有不同。通过前面的阐述可以看出，韩国概念框架更强调提供对投资和信用决策有用的信息。相比之下，我国基本准则更强调提供以可靠性为特征的受托责任信息。比如，在对会计目标的表
述上，基本准则将提供受托责任信息放在了第一位；在会计信息质量特征的表述中，仅本准则将可靠性放在了第一位；在会计计量的表述中，基本准则指出“企业在对会计要素计量时，一般应该采用历史成本。采用重置成本、可变现净值、现值、公允价值计量的，应当保证所确定的会计要素金额能够取得并能可靠计量。”而在会计计量属性的选择上，韩国概念框架第150条指出：“在不存在计量误差的条件下，依据公允价值或企业持有价值的计量将会比其他计量基础提供更有用的信息。”
（三）在会计信息质量特征方面的差异
韩国概念框架第三章描述了会计信息质量特征。与我国的基本准则相比，这些特征的安排具有以下特征：1.明确指出会计信息质量特征的表述与财务报告目标是相符的。2.区分了不同层次的会计信息质量特征，并将相关性和可靠性定位为会计信息的主要特征；将可比性定位为次要特征。其中相关性排在首位，被分解为预测价值、反馈价值和及时性三个特征；可靠性排在第二位，被分解为如实反映（又被分解为实质重于形式和完整性两个特征）、可验证性和中立性。3.强调重要性和成本效益原则是会计信息质量的制约因素。4.没有明确提出谨慎性的会计信息质量特征。应该说，韩国会计信息质量特征的这种安排，在总体上，应该是借鉴了美国FaSB概念框架的做法，它强调了美国会计信息质量所强调的相关性和可靠性，并指出当这两个首要特征出现矛盾时，应该以满足投资人投资决策的需要为主。从理论上讲，韩国会计信息质量特征的这种安排与其对会计目标的定位有着严密的逻辑关系。
中国基本准则的第二章描述了八条会计信息质量特征，主要包括可靠性、相关性、可理解性、可比性、实质重于形式、重要性、谨慎性和及时性。在我国的基本准则中，没有明确表述会计信息质量特征与会计目标之间的逻辑关系，没有将会计信息质量特征划分层次，也没有对会计信息质量特征彼此之间可能产生的矛盾做出必要的说明。在会计信息质量特征的表述形式上，我国的基本准则表现出高度概括的法规式概念框架的特征。尽管中韩两国对会计信息质量特征的表述方式和侧重点有所不同，但从主要特征的涵盖面上看，中韩两国还是具有较大共性的。
（四）在会计要素分类方面的差异
根据前面的阐述，关于会计要素的分类，中韩两国与iaSB概念框架之间都表现出不同程度的差异，而中韩两国之间在这方面也存在着一定差异。相比之下，中国基本准则与iaSB概念框架对会计要素的分类更相似。可以说，韩国与iaSB概念框架在会计要素分类方面的差别，基本上也表现为中韩两国之间在这方面的差异，比如韩国设置了现金流量表要素和权益变动表要素，而中国没有设置；韩国设置了综合收益要素，而中国也没有设置。但关于利得和损失的界定，韩国与iaSB概念框架的安排基本一致，即只将它们安排为损益表要素，而中国则将其区分为直接计入当期损益的利得与损失和直接计入所有者权益的利得与损失。
（五）在确认方面的差异
韩国概念框架第六章描述了会计确认的标准。关于会计确认的一般标准，韩国概念框架提出了三个条件：（1）该项目应满足基本要素的定义；（2）与该项目有关的任何未来利益很可能会流入或流出；（3）该项目具有能够可靠计量的属性。除此之外，韩国概念框架还指出，进行会计确认的项目必须同时具备相关性和可靠性的特征。韩国概念框架对会计确认提出的这种要求与美国概念框架的表述是一致的，从本质上看，它更强调了会计信息的决策有用观。我国基本准则没有明确阐述会计确认的一般标准，但在第三章和第四章中，基本准则明确指出了资产和负债的确认标准。从表述上看，中韩两国对会计确认一般标准的界定完全相同。有所不同的是，没有强调进行会计确认的事项必须具备相关性的特征。
（六）在会计计量方面的差异
前面已经阐述，韩国概念框架对会计计量属性进行了重新归纳，重新归纳后的韩国计量属性比中国基本准则多了企业持有价值和账面净值两个计量属性。从本质上看，企业持有价值就是资产或负债的现值；而账面净值就是一种摊余价值。这样来看，中韩两国关于会计计量属性的规范并不存在本质上的差异。其实，在绝大多数已经建立了概念框架的主要发达国家，其在概念框架中对会计计量属性的表述，与中国基本准则中的表述是大同小异的。因此，中韩两国关于会计计量属性的差别就在于韩国概念框架对会计计量属性进行了重新归纳。另外，韩国概念框架中详尽描述了公允价值的概念，并在第七章第150条关于计量基础的选择原则中指出：“计量资产和负债时，选择哪种计量基础，应从为财务报告的目的服务的信息有用性，即从相关性和可靠性观点出发进行判断。在不存在计量误差的条件下，依据公允价值或企业持有价值的计量将比其他计量基础提供更有用的信息。”可见，在会计计量的选择上，韩国比中国更强调现值或公允价值计账。
三、评价与借鉴
（一）对中韩概念框架恰当性的评价
中韩两国概念框架都是在进入二十一世纪以后，在会计准则国际化的一片呼声中、借鉴国际流行的概念框架构建起来的。然而，两者的基本构架以及会计目标的导向并不完全相同。从总体上看，韩国的概念框架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借鉴了iaSB和FaSB概念框架的特点，会计目标以维护职业投资人利益为导向⑤，会计信息比较强调相关性。而中国的基本准则更具有法规式概念框架的特征，会计目标没有明显偏向职业投资人，会计信息更强调可靠性。
应该说，每一个会计准则模式的背后都有着强有力的会计环境作支撑，概念框架模式也不例外。概念框架的逻辑起点是会计目标，因而，会计目标定位的因素对概念框架的导向有着决定性的影响。“、经济、文化、、等因素对会计目标都有着深刻的影响，但这种影响是分层次、分程度的，其中政治因素和法律因素主要影响会计目标的存在，而经济因素主要影响会计目标的定位”（梁爽，2005）。根据财政部《会计目标》课题组的研究成果，中国的经济环境决定了“目前我国的会计目标应总体定位在为管理型投资人提供真实可靠的经管责任会计信息上，并同时要考虑未来潜在的职业投资人对决策有用会计信息的需求”（会计目标课题组，2005）。应该说，中国基本准则对会计目标理论导向的定位是由中国的会计环境决定的，是符合中国国情的。
韩国概念框架的目标导向与这几年来韩国经济模式的定位也是分不开的。1997年，韩国爆发了经济危机。这次危机的主要原因被归结为韩国企业的政府主导型经济体制、经营不够透明以及会计信息的可信性低下等。为了克服危机，韩国政府对金融、企业、公共、劳务市场等几个部门进行了大规模的改革，改革的基本方针是从政府主导型经济转换到市场经济，全面采用国际标准的经济发展模式。从改革上看，它是以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由美国实施的世界经济的重组模式即活跃市场经济模式为目标的。为实现这一目标，韩国在会计准则管理模式上进行了改革，成立了金融监督委员会，负责会计准则制定以及会计准则建设方面的全方位改革。1998年12月11日，根据金融监督委员会与国际通货基金的协议，韩国大幅度修改了企业会计准则，试图将韩国的企业会计准则变成面向未来的、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会计准则体系，从而在财务报表上正确反映企业经营成果等信息，提高企业经营的透明度以获得国内外对韩国财务信息的信赖程度。在这样一种经济形势和经济发展目标引导下，韩国概念框架全面借鉴国际流行概念框架的做法就顺理成章了。
总之，尽管在世界上会计准则国际化的呼声比较大，但中韩两国在建立本国概念框架时，还是比较理性的。可以说，新近的中韩两国概念框架都是基于本国国情而建立起来的、国际化的概念框架，两者的总体定位都是恰当的。
（二）对韩国概念框架的借鉴
韩国会计研究院会计准则委员会曾经表示，韩国的概念框架是一部面向未来的、化的概念框架，这说明韩国的概念框架具有一定的超前性。因此，韩国
概念框架能否真正成为“韩国会计准则制定机构在制定或修订会计准则时所依据的财务会计概念框架”、并“有助于财务报告使用者更好地理解根据会计准则编制的财务报告”（韩国会计准则委员会，2003），还有待于未来实践的检验。对于韩国具有超前特征的概念框架可能与未来具体准则之间发生的抵触，韩国概念框架已经有所预料，并第一章第2条阐述到：“在本概念框架与会计准则之间发生抵触的情况下，会计准则优先于概念框架。”但不论如何，从理论上看，韩国概念框架具有较强的理论性和较严密的逻辑性，因而，是一份值得研究和借鉴的概念框架理论。本文认为，韩国概念框架在以下几方面值得借鉴和思考：
1.关于整体框架的安排
本文认为，会计准则的国际化应该包括概念框架的国际化。概念框架的国际化不仅指会计要素概念、会计确认和会计计量等内容上的国际化，而且还应该包括概念框架的称呼、体例结构以及内容表述等多方面的国际化。目前中国的基本准则尚属于法规体系的组成部分，因而，具有法规式会计概念框架的特征，比如对相关会计概念及标准的表述具有高度的概括性、不明确表述各部分会计概念体系之间的逻辑关系等。我们认为，中国基本准则在国际化的方面还有一定的发展空间。当然，一部法规式概念框架是否适合全面借鉴或者采用国际流行的概念框架理论模式，还有待于理论上的进一步探讨。
2.关于财务报表要素的表述
关于会计报表要素的表述，多年来一直是会计理论界争论的焦点问题之一。关于会计报表要素，按照iaSB概念框架的表述就是根据交易和其他事项的经济特性而将它们在财务报表中所分的大类；按照FaSB概念框架的表述就是构建财务报表的材料，是财务报表所包含的各类项目。在中国，财务报表要素通常被称为会计要素，“所谓会计要素就是会计报表中通常所含有的大类项目，是构建会计报表的最根本的组件，会计要素就是会计报表的要素”（娄尔行，1993）。在目前世界各国普遍要求企业编制资产负债表、损益表、现金流量表以及权益变动表的情况下，在概念框架中的“会计报表要素”一章，全面描述诸如资产负债表要素、损益表要素、现金流量表要素以及权益变动表要素也是比较恰当的。
3.关于会计计量属性的表述
在现行会计惯例中，会计计量属性通常被分为成本、现行成本、可变现净值、现值（或公允价值），但韩国将其重分类为历史成本、公允价值、企业持有价值、可变现净值和账面净值，这种重分类中值得关注的问题是关于现值和公允价值关系的安排。在韩国的概念框架中，现值和公允价值没有同时作为会计计量属性出现。公允价值被表述为在独立的主体之间当前交易中的交换价值，是被限定在特定市场价值及其推定值之中加以定义的。而企业持有价值被表述为站在企业的立场上确认的资产的使用价值或负债的结算价值。从计量技术的角度看，企业持有价值和公允价值可能都表现为现值，但两者各有侧重，各有各的适用空间。韩国概念框架第七章规范了现值计量的技术，但它只是作为公允价值和企业持有价值计量的技术手段，不是作为单独的计量属性出现的。本文认为，韩国概念框架对会计计量属性的创新分类，值得会计界思考和借鉴。
4.会计信息质量特征和相互关系的表述
韩国概念框架对会计信息质量特征的表述层次清晰，内容充分，对于主次要会计信息质量特征及其可能出现的矛盾以及在出现矛盾时企业的选择策略都进行了详尽的描述。比如，在韩国概念框架第三章第52条描述到：“会计信息的质量特征之间可能相互抵触。例如，如果对有形资产以历史价值计价，则由于可证实性提高，从而可靠性提高，但相关性会下降；对于没有市场的有价证券用历史价值计价，则其资产价值的可验证性提高，但因为无法表示其实际价值，故其相关性会有所下降。为了在及时的基础上提供信息，往往在了解某一交易或其他事项的所有方面之前，就可能必须做出报告，虽然这样做会提高相关性并损害可靠性。”在第53条又描述到：“在相抵触的质量特征之间的取舍应依据最大限度地达到财务报告目的的方向进行，而质量特征之间的相对重要性应根据情况加以判断。例如，可能对企业的财务状态产生影响的、进行中的损害赔偿诉讼是具有相关性的信息。但在无法预测诉讼结果的情况下，将损害赔偿金在资产负债表中确认会损害可靠性。”本文认为，韩国概念框架对会计信息质量特征的这种安排具有更大的实用性，它能够传递给企业这样的有用信息，就是在不同的情况下，企业应该如何提供会计信息，才能在最大程度上满足会计目标的基本要求，并保证企业财务报表信息的高质量。
注释：
①为论述上方便，有时本文也将中国的基本准则称为概念框架。
②iaSB概念框架第100条指出，财务报表的计量基础包括历史成本、现行成本、可变现价值和现值（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2005）。
③根据韩国概念框架“财务会计信息使用者”一段的解释，这里的债权人应该指证券市场上的债券持有者。
④韩国概念框架第33～35段指出，财务报告也应提供有利于评价受托责任的信息（崔顺姬，2006）。
⑤证券市场上自由买卖股票、债券等的投资者，其投资的目的就是为了投机套利。
主要
崔顺姬。2006.韩国会计研究院会计准则委员会。财务会计概念框架。翻译稿
中国财政部。2006.企业会计准则（第1版）。北京：经济出版社，1-6
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2005.国际会计准则2004（第1版）。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33-54
梁爽。2005.会计目标与会计环境的逻辑关系剖析。会计研究，1：55-60
安全生产概述篇6
关键词：化工安全管理创新
一、前言
目前，从企业事故的统计分析管理来看，在化工企业中，因为不安全的人为或设备等因素造成的事故占大多数，比如化工生产中的不严格按照规则制定操作，没有及时处理异常设备，工作中不仔细认真，大声喧哗吵闹等。这些都是化工安全管理不够引起的，对员工和企业的发展都极其不利。特别是在化工生产中，有许多需要用到的易燃易爆的物品等，如果不认真合理的操作，极易发生安全事故，造成人员伤亡，企业财产损失。另外，在一些化工企业中，管理人员缺乏相应的安全管理知识缺，或者进行违章的安全指挥，甚至要求员工进行冒险作业这些都是潜在的化工安全管理问题，同时，由于管理不当，各部门之间不能及时准确的反映情况、不能全面地提供生产过程中的相关信息资料等。
随着产品结构的不断更新换代，许多化工企业原有的设备设施都不能够满足或适应现代产品生产的需要。很多化工企业由于供需关系不协调，资金短缺等因素的影响，不能及时合理的配置相应的现代化的设施设备，也没能将化工产品中的危险物品的相关生产由传统的手工化向自动化和现代化的方向转变，这样是造成化工安全事故的一个重要原因，同时也制约着化工企业的发展和进步。
二、化工安全管理创新概述
1.创新安全管理的概念
目前，国内许多化工企业的安全管理思想还只是具有初期的安全意识和安全教育的思想，处于认识安全问题却不重视安全问题的观念当中。安全工作的管理概念还大多数停留在绝形式主义中，尽管有关形式方面的管理思想较多，但具体有效的却很少。这样的只注重形式而缺乏实质的管理观念不仅耗费企业管理者不必要的精力.而且能够潜在的麻痹企业化工人员的危险意识，对工作人员在化工产品生产中起到消极的引导作用，这些都对安全管理工作是极其不利的。创新安全管理观念，是要求化工企业管理者从实际的安全生产角度出发，制度和完善相关的安全管理措施，最大限度的保障企业化工产品的安全生产和员工的生命安全等，而不是在管理的过程中靠运气去控制安全工作中的风险，创新安全管理就是要做到安全生产的最大概率，在现有的安全技术水平下，实现科学的安全生产和管理。
2.创新安全管理的重要性
在我国，化工是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化工安全管理是促进化工企业向前发展的重要基础。由于化工产品在生产的过程中具有易燃易爆、高压和高温、有毒有害等特点，这就要求在生产中，不能出现设备隐患，操作人员的马虎或管理者的不合理干涉等，否则都容易发生安全事故，造成人员财产损失。事实上，化工企业在生产产品的过程中，许多环境包括产品的安装，产品的生产环境，员工的职业素质等这些跟企业的盈利息息相关，但也是造成安全事故中的潜在隐患。环境不佳，员工素质低下等极容易引发安全生产问题。这就要求有一个合理健全的安全管理制度来配合和指导化工产品的安全生产，创新安全管理，对企业的发展有着深远的意义。
通过加强对安全管理的创新，企业的相关安全生产条件以及安全生产环境都可以得到明显改善和提高，在事故防范和相关控制能力方面，特别是企业生产安全级别方面都能够显著的提升。加强安全管理创新，安全生产事故可以有效的下降、经济财产损失和相关的人员损失等会显著的减少。安全管理创新可以使得企业一直处于良好的安全受控运行状态。
三、化工安全管理创新的方法
1.安全管理观念创新
安全管理的观念创新是加强管理创新的第一步，化工企业的相关管理人员需要建立安全就是企业的经济发展的前提下极大限度的保障员工的生命财产安全，让员工能够在文明科学的安全理念指导下，合理的完成化工产品的安全生产，创造安全的生产环境。同时在不断渗透和加强安全管理创新理念，有效的改变员工的行为，使员工能够时刻保持“安全为天，生命至上”的安全理念。许多化工企业的安全管理思想还只是具有初期的安全意识和安全教育的思想，对安全问题不重视，这就要求加强安全管理观念的创新，强调生命高于一切的安全概念。在化工企业的产品生产过程中，决不允许以生命为代价来赢得企业的利益。通过观念创新，要求管理者认识到忽视安全生产的行为是极其严重不负责任的性，充分发挥人作为管理核心作用，充分调动重要资源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安全管理观念创新是实现安全生产的基础，是落实本质安全的必要保障。
2.安全管理具体方法创新
在安全管理创新的方法上，要求化工生产安全管理必须是全过程、全方位，全员管理的生产过程，在管理上做到横向到边，纵向到底，同时管理的高度统一，制度与执行的上高度一致。建立合理的化工安全管理原则因即：防范为主，注重结果。建立和实施化工企业安全管理体系，既是实现系统化、规范化的安全管理的过程。也是企业所有从业人员建立“以人为本”的理念、贯彻“安全第一、预防为主”方针的过程。同时对有关人员实行定期教育制度.要求员工对氨、甲醇、硫化氢等有毒物质的理化性质、危险性、毒性、化学反应性、侵入途径有一个清醒的认识。掌握自身防护和急救常识。学会应急处理方法.提高自我防范意识和处理突发事故的应变能力。即无论从完善对人员、设备、措施等必备条件的管理，还是全面推行高科技、新技术都以防范为主要目标，追求加大安。
四、总结
化工安全管理是促进化工企业向前发展的重要基础，它职工的生活安康等关系密切，保障职工的安全才是化工企业首要的追求利益的前提。创新安全管理，对企业的发展有着深远的意义。所以，需要重视和加强化工企业的安全管理，特别是做到管理方面的创新。本文首先通过简单介绍化工安全管理的现状，然后具体阐述了化工安全管理创新的概念，最后提出了安全管理创新的方法，旨在对促进化工企业的发展有一定的帮助。
参考文献
[1]冯彦芳.浅谈化工企业安全管理[J].山西科技，2011，（02）.
安全生产概述篇7
1iCt供应链信息安全相关标准体系
随着信息通信技术(iCt)的发展和外包服务的成熟，iCt与供应链的融合越来越紧密。iCt供应链的健康运营和信息安全，对提高供应链节点企业的长期竞争力具有很大的推动作用。但是，由于iCt产品或服务的质量缺陷及供应链的脆弱性，往往导致iCt供应链面临着严峻的信息安全风险的考验。
为了加强iCt供应链风险的管理和控制，欧美等国家相继制定了iCt供应链风险管理的标准。目前，关于iCt供应链的相关标准体系有两个：(1)iSo/ieC27000信息安全管理体系中iSo/ieC27036-3，该标准是iCt供应链信息安全指南的国际标准，其明确了供应链关系中信息安全风险的评估和应对措施;(2)2013年美国国家标准与技术研究院(niSt)的联邦信息系统和组织的供应链风险管理实践指导草案Sp800-161。该指导草案是对iSo/ieC27036-3标准的完善，是通过iCt供应链风险具体路径、供应链风险管理指标以及其他风险缓解活动将iCt供应链风险管理整合到联邦组织采购iCt产品或服务的风险管理体系中，并形成iCt供应链风险管理标准Sp800-161。
因为Sp800-161主要为联邦机构量身定做，具有一定的局限性，而iSo/ieC27036是具有普适性的国际主流标准，且具有权威性，故我们主要对供应链信息安全标准iSo/ieC27036进行分析研究。
2iSo/ieC27036标准体系概述
iSo/ieC27036标准体系由多个标准族集合而成，用于评价和处理供应商在提供服务或产品过程中可能面临的信息安全风险。该标准的制定起因于B2B商业关系中与信息相关产品所产生的信息风险。随着标准的发展，我们认为，只要组织内、外的两个个体存在相互交流或信息交换的情形，都应遵守该信息安全标准体系的要求;但双方不一定产生交易行为，如组织内员工之间的交流或任务的交接等没有产生交易的行为，也应遵守信息安全标准的要求。下面，我们从iSo/ieC27036标准体系的范围和内容两个方面对iSo/ieC27036标准进行介绍。
2.1iSo/ieC27036标准体系的范围
根据国际标准化组织的文件，iSo/ieC27036标准体系的范围包括：it产品和服务范围、标准内容、信息安全控制和组织间关系四个方面。
2.1.1it产品和服务范围
it产品和服务包括：it外包和云计算服务，其他专业服务(例如，防火墙设置、设备清洁、通讯设备的维护与保养、专家咨询、知识管理、产品或服务的研发、制造、配送及源代码托管服务等)，iCt硬件、软件和服务的供应，定制化的产品和服务，以及水电等产品。
2.1.2标准内容
标准覆盖的内容包括：实施iCt产品和服务时，确保组织战略目标和商业需求的信息安全，降低对供应商的过度依赖。
2.1.3信息安全控制
要对信息安全的内容进行控制，例如均衡事前准备与分析过程中信息安全的成本、风险和利益;产品和服务供应商是否符合iSo/ieC27001认证;合作开发和运营中的风险分析、安全设计与识别、资产和事故管理等;信息资产的问责制和责任保护制;明确奖惩及审计制度等。
2.1.4组织间关系
组织生命周期内的组织关系管理，包括：(1)初始业务范围分析，即自产还是外包决策、多元化还是单一产品决策，以及信息安全需求的定义;(2)产品或服务的采购分析，如组织的运营管理;(3)产品或服务的更新;(4)终止或结束业务关系，或者重新定义企业的业务范围等。
2.2iSo/ieC27036标准体系的内容
根据国际标准化组织的相关文件，iSo/ieC27036《信息技术安全技术供应商关系的信息安全》标准体系主要包括四部分：第1部分：概述和相关概念(iSo/ieC27036-1);第2部分：要求(iSo/ieC27036-2);第3部分：iCt供应链安全指南(iSo/ieC27036-3);第4部分：云服务安全指南(iSo/ieC27036-4)。iSo/ieC27036-1和iSo/ieC27036-2是基本规定，iSo/ieC27036-3和iSo/ieC27036-4则是具体操作规范与应用。
2.2.1iSo/ieC27036标准的概念与相关问题
iSo/ieC27036-1对iCt供应链所涉及的各个利益相关者和流程进行了规范和定义。例如，需求者是指从另一方获得产品和服务的利益相关者(iSo/ieC15288：2008，4.1);获取是指获得产品或服务的过程(iSo/ieC15288：2008，4.2);协议是指工作合作中共同确认的条款和条件(iSo/ieC15288：2008，4.4);生命周期是指产品或服务从概念到淘汰的全过程(iSo/ieC15288：2008，4.11);流程是指一组将输入转化为输出的相互关联或相互作用的活动(iSo9000：2005，3.4.1)。其他的相关概念还有，下游组织和上游组织(iSo28001：2007，3.10)、外包、利益相关者、供应商、供应商关系、供应链、系统、信任、可跟踪性等。
通过上述概念，iSo/ieC27036分析了供应商关系中的几个问题：(1)供应商关系形成的动机，iCt产品或服务外包不仅可以使企业集中核心业务，减少成本，提高服务水平，还能及时更新iCt产品或服务。(2)供应商关系的类型，主要包括购买iCt产品、iCt服务和云计算三类。(3)供应商关系中的信息安全风险与管理，包括以契约和协议的形式降低供应商关系的信任风险;以严格的质量审查减少产品或服务缺陷;监控与识别组织治理的流程，上下级的沟通，以及组织成员的社会文化差异。(4)iCt供应链管理问题，即完善iCt产品或服务的标准采购流程，且iCt产品或服务必须达到要求的信息安全水平。
2.2.2iSo/ieC27036标准的结构
由图1可知，iSo/ieC27036提供了在供应商关系中，如何确保信息安全的多层级国际标准体系。iSo/ieC27036-1描述了供应商关系中信息安全管理的范围、概念和问题，为iSo/ieC27036标准体系构建了基本框架。iSo/ieC27036-2指定了供应商关系中基本的信息安全定义、实现、操作、监控、评估、维护和改善等要求。这些要求支持任何采购和供应的产品和服务，如产品的制造或装配、业务流程采购、软件和硬件的组件、知识流程采购和云计算服务等。iSo/ieC27036-3提供了具体实施iCt供应链信息安全管理的标准流程。iSo/ieC27036-4指出云计算在iCt供应链产品和服务中，其应用可能产生的信息安全风险及其管理方法。iSo/ieC27036标准四个部分的关系如图1所示。
3iSo/ieC27036-3——iCt供应链信息安全标准
iCt供应链是iCt产品和服务供应关系的集合，有着多样性的物流和多层次的外包。一般而言，这种网链系统是由组织、人员、流程、产品以及与系统开发生命周期配套的服务和基础设施构成。图2描述了组织、上游供应商和下游需求商组成的iCt供应链。图2中相邻的两个组织，一个称为服务或产品的供应商，另一个称为需求客户。在iCt供应链末端的客户又称为消费者，且消费者一般无法控制上游直接供应商或间接供应商的信息安全要求。
3.1iCt供应链相关风险
iCt供应链中往往因个别供应商产品或服务的信息安全风险，而导致整条iCt供应链的需求方和供应商面临风险。同时，因需求方不能干涉供应商的相关程序，而使得需求方无法通过沟通、监视和加强信息安全管理来控制上游供应商的信息安全风险。然而，供应商和需求方共同面临的信息安全风险，往往直接与控制意识不足、iCt产品或服务的拥有权及责任不清等有关。由于供应链中iCt产品和iCt服务所面临的风险有所不同，我们就iCt产品和iCt服务可能的风险进行如表1和表2的分类描述。
3.2iCt供应链的信息安全要求
需求方之所以接受供应商的产品、配送和服务，是因为需求方期望获得高于自身信息安全水平的标准。这些标准如下所述：
(1)管理影响企业信息连续、信息系统和服务等信息安全的，且与企业环境相关的政策、法律和信息等安全风险。
(2)管理材料和设备的完整性，例如，独特标记和保护标签等。
(3)管理软件和其他电子信息的完整性，例如，哈希函数的加密和数字水印等确保供应商产品不被盗用。
(4)管理配送中产品和服务等设备的物理安全。
(5)管理所有与供应商有商务往来客户、其他客户、与供应商往来的供应商，以及所有需求方的信息安全。
此外，为了合理管理iCt供应链的信息安全，需求方对获得的产品或服务应在组织层面采纳以下标准框架：①建立信息共享和交换的信息安全规章制度;②评价和监督与供应链相关的信息安全风险;③建立iCt供应链协议和信息安全协议的谈判流程;④持续监测并报告iCt供应链内成员的绩效、信息安全和供应商关系的变化。
3.3iCt供应链安全标准的相关内容
在供应链中，供应商和需求方之间信息安全管理和控制的实施，并未使产品或服务的信息安全风险得到充分的管理。需求方对供应商产品和服务的管理是信息安全的关键，因为这需要需求方对供应商的系统具有一定的可见性。同样，供应商也经常因与需求方和供应商的关联性而增加了iCt供应链的信息安全风险。iSo/ieC27036-3为需求方和供应商提供了iCt产品和服务的信息安全风险管理指南，其相关标准条款是基于iSo/ieC27036-2、iSo/ieC15288、iSo/ieC12207和iSo/ieC27002，并为iSo/ieC27036-2提供了相应的管理实践。
除上述相关标准的内容外，iCt供应链标准也有针对it产品和服务的内容，例如，产销监管链、最小特权访问、职责分离、防篡改与证据、持续保护、责任管理、代码评估和验证、安全培训、漏洞评估与响应、定义安全预期、知识产权和责任、避免灰色市场、采购流程管理、质量管理、人力资源管理、项目管理、供应商关系管理、风险和安全管理、配置和变更管理、信息管理、安全架构设计、iCt实施、iCt集成、iCt测试、恶意软件防护、iCt管理、维修和处理。上述iCt供应链特有内容和已有的相关标准共同组成iCt供应链信息安全标准体系，如图3所示。
4我国实施iCt供应链信息安全的建议
由于我国iCt供应链实施背景与欧美等发达国家有所不同，就会导致iCt供应链信息安全的国际标准在国内实施时有水土不服的现象。鉴于此，结合国际标准，我们对国内实施iCt供应链信息安全的管理实践提出以下建议：
(1)融合iSo/ieC27036-3标准和Sp800-161标准。iSo/ieC27036-3侧重从实施流程的角度对iCt供应链中it产品和iCt服务的信息安全风险管理分别进行描述和分析，并指出iCt供应链信息安全的架构设计、实施、集成、测试、恶意软件防护、管理、维修和处理。与iSo/ieC27036-3不同，Sp800-161是从组织层面分析不同组织层次面临的信息安全风险问题。
Sp800-161标准从组织内部到外部服务商和系统集成商，再到iCt产品和服务的提供商，通过组织内外的脆弱性分析和威胁因素分析，明确了组织面临的iCt供应链信息安全风险。通过对比iSo/ieC27036-3标准和Sp800-161标准的异同，我们认为我国在实施iCt供应链信息安全风险管理过程中要点、线结合，即：以组织的信息安全管理为点，以整条iCt供应链为线，同时从两个角度全面分析iCt供应链所面临的全部可能的信息安全风险，并对安全隐患加以控制。
(2)制定符合组织自身发展需求的iCt供应链风险管理方案。我国iCt产品或服务来源于两个方面：一是，国外iCt产品或服务的提供商;二是，国内iCt产品或服务的提供商。使用国外iCt产品或服务的提供商，能够充分保证iCt供应链中信息传递的效率、完整性、稳定性;但是，增加了泄露iCt供应链信息的风险。
使用国内iCt产品或服务的提供商，能够降低iCt产品或服务的成本;但是，却难以确保iCt产品或服务的稳定性和完整性。因此，我国的组织或企业在实施iCt供应链信息安全管理过程中，应根据企业自身对信息安全水平要求和iCt实施成本，确定采纳iCt产品或服务的最佳方案。
安全生产概述篇8
关键词：教育安全；问题；现状；反思
中图分类号：G71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9―4156（2014）08―017―04
“教育安全”作为一个舶来品，区别于我们一般所讲的“安全教育”问题。“安全教育”主要指向于保障生命安全的教育，内容主要包括交通安全教育，消防安全教育，食品卫生教育，学生校内活动安全教育，防触电、防溺水教育，体育运动安全教育，劳动及日常生活安全教育以及其他方面的安全教育。而“教育安全”概念倾向于某一国家、民族、地域或文化的教育自身发展，受到外部或内部挑战、侵蚀而带来的涉及国家民族安全的各类教育问题或教育危机。我国的“教育安全”研究的意义可从历史发展的角度和从现实的角度两个方面来认识。就历史的角度而言，我国幅员辽阔，边境接壤的国家数量众多且与周边国家交流频繁；同时，我国从近代开始频繁借鉴、学习国外的教育思想与理念，对我国本土的教育产生一定的冲击；从现实的角度来看：首先，教育安全是当代中国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其次，当今国家之间的竞争主要体现在国家综合能力的竞争，包含经济、政治、文化和军事等方面，同时突显出这些核心要素的安全的重要性和关键性。教育作为文化下属的概念，由此可见教育安全研究的现实意义。
一、教育安全的研究轨迹
围绕“教育安全”、“文化安全”和“国家安全”等三个关键词进行资料搜集，涉及的文献主要包括社会发展的学术著作，中国学术期刊网全文数据库收录的相关的学术论文，网络上相关政策文件、讲话报告以及新闻信息等。到目前为止，正式出版的仅程方平的《中国教育问题报告》一书中有涉及教育安全问题；就刊发的期刊文献而言，输人“教育安全”搜索CnKi中国知网的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共查询到2001年1月至2013年12月发表的学术论文计62篇，刊发教育安全研究论文的主要刊物是教育类刊物，且大多数发表在教育领域具有代表性的期刊上。
“教育安全”源于1957年美国针对苏联成功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事件出台的《国防教育法》，该法案第一次把教育正式地提升到国家安全的战略高度，此后“教育安全”才开始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之中，并日益受到世界各国的关注与重视。鉴于“教育安全”并非本土概念，我国的教育安全研究势必经历从引进到本土化的过程。在我国，“教育安全”由程方平在2001年的《论西部开发中的教育安全问题》中首次作为一个新概念提出，并引发了国内学者对“教育安全”的关注。在教育安全研究中，文献法在研究方法中占了绝对优势，研究内容主要是对世界各国中包含“教育安全”的法案和报告进行翻译和解读；此后基于对国外“教育安全”解读，我国的教育安全研究开始深入到本土化的研究，即因地制宜地在我国的教育现状上去构建概念，并通过调查等研究方法对我国的教育安全现状进行研究。随着研究的深入，国内研究学者将研究视角拓展到教育学、国家安全学、传播学和文化学等领域，丰富了教育安全研究的内涵。相对于思辨色彩较重的文献研究法而言，使用实证研究的学者对我国当前教育安全问题何以存在、何以可能、何以实践等问题展开论证并有大量研究成果涌现，且使得“教育安全”研究在深度、广度和理论创新程度有了一定的突破。
二、教育安全研究中的热点问题
教育安全的内容研究在我国呈现出梭型，即两头尖中间宽。最初学者的研究重点聚焦在教育研究上，此后随着国外研究的深入，我国研究重心由教育延伸到文化安全，扩充了教育安全研究的内涵，但也出现了研究无重点、泛泛而谈的局面。此后，程方平、王北生这两位学者从教育的安全功能以及西部开发中的若干教育安全问题将国内研究由狭隘的教育问题探究过渡到深层次、广内涵的教育安全问题研究。教育安全研究又重点聚集在教育安全的内涵研究、概念本土化以及我国教育安全现实问题研究上。但对教育安全内涵研究的不清晰、不透彻也阻碍了我国教育安全的后续研究。
由于“教育安全”是一个舶来的概念，我国学者最初的研究处于引进概念阶段，对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研究主要落脚在“安全”、“国家安全”和“教育的安全功能”等概念的理解变化上。就研究内容来看，在教育安全研究文献中涉及次数最多、关注程度最高的问题主要聚焦在国外教育安全的研究介绍、教育安全的内涵研究和国家安全视野中的教育安全问题及对策研究等三大方面。
（一）国外教育安全的研究介绍
1957年，美国针对苏联成功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事件出台了《国防教育法》，第一次把教育正式地提升到国家安全的战略高度，教育安全开始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之中，并日益受到世界各国的关注与重视。日本为了应对日趋常态化的国际交流，在《日本发展报告2000―2001》中指出：“教育安全意味着本国传统价值观和道德理念的回归，强调保持日本国民身份的重要性，呼吁传统文化的传授和现代科学技术的学习。”2013年5月，美国“教育改革与国家安全”独立工作组提交20t2年《教育改革与国家安全》报告。报告指出美国教育的不足从四个方面给国家带来了严重的安全隐患：（1）关系国家安全的学科领域人力资源不足；（2）在美国许多年轻人不具备足够的能力面对日益高技能和全球化的发展要求；（3）公民缺乏全球意识，教育对国家安全的影响不仅体现在未来人才的培养上，还体现在公民的全球意识上；（4）教育发展的不均衡影响国家凝聚力、自信心以及美国领导全球的能力和意愿。报告还对如何通过教育改革保障国家安全提出了三大政策性建议：（1）在保护国家安全的关键领域提高教育目标，加强教育评估；（2）推动教育结构性改革，为学生提供更多更好的选择；（3）建立“国家安全准备审核”，使学校和决策者为教育的结果负责，并引起公众关注，建议美国教育部建立激励机制，促使各州共同建立年度教育审核。
（二）教育安全内涵的研究
就当前国内学者针对教育安全的内涵研究而言，可谓“百家之言，各执一词”，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阐述“教育安全”的内涵。程方平提出教育安全是指涉及与国家安全、民族兴衰、社会安定正负相关的各级各类的教育问题。程方平指出：“在诸多‘安全’中最为关键的因素便是人的问题，包括人的各种需求、思想观念、智能才干、民族特点、宗教习俗等等，及其相互间的差异与矛盾。这类问题本文称之为教育安全问题。”其其格从要素涉及的广度上丰富了教育安全的内涵，她指出“教育安全”不是在描述某一专门领域的问题，而是属于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比较教育和教育发展等研究领域以及系统论、控制论、博弈论、人力资源理论等理论的综合性概念，涉及与国家民族安全成正负相关的各类教育问题。姚淑君认为，教育安全的内涵应该涵盖了教育宏观与微观两个方面，她试图通过“危机意识”和“安全意识”促进人们全面宏观的把握教育发展。也有学者对教育安全的定义相对简单，例如，殷杰兰认为教育安全的基本内涵是指作为国家组成部分的教育和教育尊严神圣不可侵犯，个性化的教育传统和教育选择应该而且必须得到尊重。金孝柏认为，国家教育安全是国家为维护本国的教育，保护教育制度不受外来干涉和侵蚀，有权采取措施保护本国的教育利益的制度总和。何伟强指出，国家教育安全指某一特定国家行为体在对本国和别国教育竞争力进行综合比较的基础上，所判定的其教育领域“客观上不存在威胁，主观上不存在恐惧”。
学者们都从不同的立场、角度去探讨和尝试阐述教育安全的内涵。例如：有些学者从政治立场来解释教育安全，把教育安全与教育、国家联系在一起；有些学者则从学科角度去阐释，试图用相关学科涉及的教育安全的问题来诠释教育安全的内涵。虽然学者们对教育安全的概念尚未有统一的完整的准确的定义，但可以看出给教育安全做界定的着眼点主要落在来自国家内部和外部对本国教育安全乃至国家安全的冲击与威胁上。王露茜和王凌认为，教育安全指某一国家、民族、地域或文化的教育自身发展，受到外部或内部挑战、侵蚀而带来的涉及国家民族安全的各类教育问题或教育危机。
综上所述，目前对教育安全的内涵研究主要是从影响教育安全的要素进行演绎。首先，从整个内涵研究的发展历程我们可以发现，“教育安全”一词最早是出现在政策文件中的，是政府基于对社会现状问题以及社会发展需求的现实考虑的政策规划，是从实践中提升的复合概念。其次，值得我们注意并需要强调和澄清的问题是单从影响教育安全的要素对其内涵进行诠释是非常片面及单薄的，因为在此之前我们必须对“教育安全”中“安全”的标准进行科学、具体的界定，明确作为对立概念“非安全”的表现；在此基础上才能去讨论影响教育安全的要素。再次，当讨论“教育安全”内涵时不可避免地要涉及时间因素和空间因素这两个维度进行讨论，即必须考虑“教育安全”在这条历史长河中每个时间点受到当时人文、地理环境影响下发生的内涵变化。这势必要求我们必须将“教育安全”作为一个开放的、动态的概念进行思考，故在界定其内涵时势必要谨慎筛选影响因素，务必体现出一般性和普适性。但需要表明的是，当运用到实际的情况中时应找出一个恰当的时间跳点来阐述其表现的独特性。正如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序言中的论述：“每个人都是他那个时代的产物。”
（三）国家安全视野中的教育安全问题及对策研究
在讨论国家安全视域中的教育安全研究时，需要从教育本身安全、国家内部影响和国家外部影响等三个维度来进行表现及对策研究。通过对“教育安全”的内涵分析可以明确“教育安全”应做以下解读：教育自身发展的安全问题，即从纯理论层次宏观的分析教育在价值取向、目标、内容选择、功能上出现的偏差及问题；教育在我国内部实际发展中受到政治、经济、文化等三大要素的影响，在地域问题上触发的安全问题；教育基于前面两个问题的基础上，受到国家外部施加的影响产生的安全问题。国家外部的影响主要突出表现在全球化的背景下随着视野的开阔使人民意识到自身教育发展的相对落后以及外来未经筛选的文化冲击下引发的教育安全问题这两个方面，具体表现在意识的侵蚀以及人才的流失上。这样的解读同样坚持了前面提到的以开放、动态的视角去看待“教育安全”。由于收集到的文献里面还未涉及教育本身安全的研究，就不在此进行讨论了，但这也说明了国内教育安全研究在这方面的欠缺。
1.国家内部影响下的教育安全。当下，地域因素成为国家内部教育安全的重要触发点，边境地区的教育安全问题尤为严峻，即内源性教育安全问题多发于西部及边境地区。从收集到的资料分析显示，受国家内部影响的教育安全是基于地域这个基本面上，叠加政治、经济和文化因素形成的叠加性的复合教育安全问题。程方平和何跃在这方面的研究具有相对的代表性，他们分别从宏观和微观的角度论述了地域性的教育安全问题。程方平论述了由于边境地区在经济、文化发展及政策扶持的相对滞后导致的教育安全问题。他首先论述了学校教育安全本身的问题，即边境地区在经济、文化和政治落后制约下的教育贫困，并以此为结点致力于研究学生学习环境的安全措施、政策等预防保障措施及建立公平的教育秩序和环境。以受教育者作为教育中的重要因素，将“人的安全”为研究契合点把整个边境教育安全现状提升为社会必须重视的问题。他描述了西部教育发展中的问题主要表现在整个教育产业结构布局不合理及教育财政投入短缺，具体表现为教育的普及率、巩固率和合格率低下，教育教学水平相对落后以及没有因地制宜地发挥教育优势。与程方平的宏观视野不同，何跃将教育安全研究聚焦在“国门教育”这个对于国家教育安全而言具有特殊意义的具体问题上，同时具备地缘文化关系和国家边境地区教育的软实力这两个显著的表现力。何跃就此问题发表了一系列研究成果，并形成了具有科学性的教育地图。他指出，在边境口岸的全面开放的政策影响下促进了境内外人口的流动，促进了当地多民族杂居的多元少数民族文化与外来民族文化的交流和互动，形成了国门教育（跨境民族教育）的多元化。他指出，当前呈现出我国边境人口向边境国家流动教育的问题，直接导致我国跨境民族在本国文化认同和自我认同上的模糊，引发边境教育危机，从侧面也反映出我国跨省民族的教育缺失和教育资源的不公平，揭露了我国国门基础教育脆弱的根本原因。
2.国际影响下的教育安全问题。由于中东部及沿海地区在经济、文化发展和政策扶持的优先性，整个中东部的人民比较开放，且有足够的经济基础支持人员往来和经济、文化交流上的频繁。外源性的教育安全问题就自然而然地集中在中东部及沿海地区。蔡宝来在《现代教育与国家安全》中论证了在新国家安全观下，现代教育作为一项国家安全事业，在维护国家安全中具有强大功能。在国际竞争关系下的教育安全研究把教育视为人才生产产业，主要讨论在全球化市场开放的教育背景下外来文化对我国高等教育的影响。一方面，在市场化的教育背景下，张进清、米晓东等学者论证了在全球化教育多元交流掩盖下的霸权主义文化的侵入和扩张对当前高校造成的负面影响。在意识形态方面表现为对“普遍的价值观”的否认，通过以、问题等为借口输出“民主”“人权”等冠冕堂皇的意识概念以摧残大学生世界观和价值观；在人才资源方面，通过“优惠高校政策”及“托福”考试等收割我国优秀人才资源。此外，余睿论证随着教育市场的开放以及交流的扩大，更日益突显出我国基础教育的薄弱、高等教育的入学率低、师资素质水平的参差不齐等问题，导致国内教育公平、教育公益性等问题激化，引发教育安全问题。
就国际影响引发的教育安全问题，大多数学者在对策方面的提议基本从政府的政策监管、学校本身的自我调节出发，出发点主要落实在引导学生建立正确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
三、教育安全研究存在的问题及未来走向
（一）对教育安全的内涵研究缺乏科学性
近年来，社会各界对教育安全的关注程度不断提高，刊发的研究论文也呈逐年上升趋势。但纵观刊发的论文便不难发现，至今我国学术界对“教育安全”没有一个准确的界定，这也导致“教育安全”在我国表现出“广”的发展而不是“深”的发展，整个研究处于散乱的状态。在2004年之前，学者的研究重点基本落在将概念引入我国的应用，但在概念还没有清晰界定内涵的前提条件下，有学者陆续着手研究我国教育安全的问题、现状、基础和对策等相关问题，研究范围也扩展到地域性、经济性的问题。同时，也正是由于概念的不清晰导致我国的安全教育研究出现断片的现状（即在这方面我国成系列的研究成果很少），且大部分学者在研究中遭遇“瓶颈”现象（由于概念不清晰的局限而陷入泛泛而谈的局面，无法深入研究发展），这也正是2012年有学者陆续回归研究教育安全概念的原因。因此，当前教育安全研究的当务之急应是明确教育安全的内涵，为后续的研究奠定基础。
（二）教育安全研究地域性研究欠缺且比较视野不足
1.教育安全地域性研究欠缺。虽然有学者对云南边境的教育安全问题进行了系列研究，但我国幅员辽阔，中东西部的国家政策、经济发展、文化等方面存在差异，尤其一些少数民族地区保存着本民族的文化。在这种多文化的复杂情况下，引发教育安全的因素交叉，难以找到切人点进行深度研究。也正因为如此，应加大地域性的研究，比较有针对性地对某一地区或地域的教育安全问题进行研究，有针对性地对当地的问题提出相应的解决策略。目前，中东部较突出的教育安全问题属于外源性，主要是受国外的文化冲击引发的。而西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当地复杂的多民族性、地缘性及经济落后重叠引发的问题。所以必须因地制宜地、有针对性地对东中西部进行研究。
2.缺少比较视野。一方面，表现在国内东西中部的比较研究，即民族单一区对多民族杂居区、单一文化对多元文化、经济发达区对经济落后区的比较研究；另一方面，表现在缺乏国内与国外间的比较研究。我国对国外的研究多局限于解读、引进，缺乏对国外与我国之间的研究比较。
（三）开阔研究视角，促进研究多元发展
如上所述，已有的教育安全研究视角以教育学为主，国家安全学、市场经济学、传播学和文化学等偶有所见。换而言之，教育安全的问题研究仅在教育学领域收到较高的关注，在其他学科领域并没有引起学者的重视。教育作为一门与国家经济、政治、文化和每个社会人员息息相关的学科，教育安全作为学科中一个日益突出的问题，但从教育功能出发就应被视为社会问题而非单纯的教育问题。如果研究视角能更加多样化，加大相关学科领域对教育安全的重视和研究，那么，更容易发现教育安全的深层次问题。以跨境教育安全问题为例，与一般性的教育安全问题具有一定区别性。一般性的模式是由于外强内弱，发达国家的社会高速发展及教育跃进给相对发展缓慢的国内社会施加的影响；而在我国边境跨境教育安全问题上，我国在经济、教育及社会意识整体发展上是相对处于优势状态，但在边境教育不重视、教育投入紧缺的情况下发生的教育安全问题。可以从经济学视角出发，分析教育投资的成效，也可以从法理的角度探讨教育安全问题。
（四）拓展研究方法，从“单一”到综合
已有的教育安全研究在方法上也存在单一化的问题，大多数研究者采用的是文献研究法。在教育安全的研究方法中，文献研究法可以被视为一种自上而下的研究方法，虽然文献研究法在前期的应用对“教育安全”概念的引入有巨大贡献，但教育安全作为一个具有国别差异性和特殊性的问题，单纯的文献法很难定位我国的教育安全内涵及描述和发现问题。且目前仅有个别学者在研究中引用调查法，并取得具有可信度和代表我国特色的研究成果。因此，日后的研究应更多地从实践层面去研究，引入叙述研究、扎根理论和教育人类学、社会学等在当下受到高度肯定的研究范式。从我国实际情况中进行自下而上的研究，以期为解决与学校、市场经济挂钩的教育安全问题提供具有可操作性的建议。需要强调的是，边境多民族地区作为在教育安全各方面问题都相对突出的特殊的研究对象，特别值得学者沉下去做实证研究。
基于研究核心的确定及研究方法和视角的多元化发展，相信通过学者们在元研究和质性研究等方面的有益尝试和不断探索，我国教育安全的研究会在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的不断互动之中丰满和充实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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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生产概述篇9
首先介绍述职报告的定义。根据国家有关公文写作的规定，报告是向上级机关陈述事项的上行文，属于行政公文中议案、报告和请示三个上行文之一。《国家行政公文处理办法》规定“报告适用于向上级机关汇报工作，反映情况，答复上级机关的询问”。述职报告可以说是工作报告中的总结性报告，是社会组织机关和部门的负责人向上级管理机关陈述自己某一阶段工作情况，进行总的回顾，找出内在规律，以指导未来实践的履行职务情况的口头报告。作为综合性较强的公文，属于报告的一种，又与总结和讲话稿相似。
安全工作述职报告的特点
(一)个人性。安全生产工作述职报告是积极安全生产责任人自身所负责的组织或者部门在某一阶段开展安全生产工作的全面回顾，按照上级规定在一定时间进行，要从安全工作实践中去总结成绩和经验，找出不足与教训，从而对过去的工作做出正确的结论。与一般报告不一样的是，述职报告特别强调个人性。个人对本岗位，或所管理范围内的安全工作负有职责。自己亲身经历或者督查的材料必须真实。这就要在写作上更多地采用叙述的表达方式。还要据实议事，运用画龙点睛式的议论，提出主题，写明层义。讲究摆事实，讲道理；事实是主要的，议论是必要的。在写法上，以叙述说明为主。叙述不是详叙，是概叙；说明要平实准确，不能旁征博引。
(二)规律性。述职报告要写事实，但不是把已经发生过的事实简单地罗列在一起。它必须对搜集来的事实、数据、材料等进行认真的归类、整理、分析、研究。通过这一过程，从中找出某种带有普遍性的规律，得出公正的评价议论，即主题和层义以及众多小观点（包括了经验和规律的思想认识）。议论不是逻辑论证式，而是论断式，因为自身情况就是事实论据。如果不能把感性的事实上升到理性的规律性的高度，就不可能作为未来行动的向导。当然，述职报告中规律性的认识，是从实际出发的认识，实践理性很强，其目的在于总结经验教训，使今后的工作能在前期工作的基础上有所进步，有所提高，因此述职报告对以后的工作具有很强的借鉴作用。任何一项工作都不可能是凭空而来，必须进行“扬弃”，即必须具有一定的继承性与创新性。而继承性，就是要继承发扬以前工作中好作风、好的方法，去掉不好的方面，不断创新，工作才会有进步。策略性也是规律性的一个方面。策略即今后工作计划，是安全工作述职报告的重点内容。
（三）通俗性和专业性。安全工作既面向群众，又必须有相当的专业性、学术性，因此要在保持相当的专业性的同时，又不失通俗性内容要尽可能明晰准确，结构是格式化的。如果需要在面对听观宣讲，则必须口语化，适应受众的接受心理，拉近讲话者和听众的心理距离，这就特别讲究语言的大众化、口语化。
（三）艺术性。述职报告的艺术性是魅力所在，直接影响着整个报告这一艺术生命体。这样，写作述职报告必然联系整体的讲话活动特点来进行。“述职报告”一词，可以分为两部分来看待：“述职”，是主体的实质性道理。“报告”，是呈现表像而又整体的艺术生命体。报告者要两者并重。写作述职报告，最好从上述总的认识出发。
安全述职报告的主题
述职报告是带有艺术性的论说文，正如所有科学文章如议论文、说明文一样，一定要明确树立一个鲜明的主题，即一个判断句，还要在报告中反复突出。主题要概括全文内容即对社会组织公务情况的深刻认识及办事意向。工作的“主张”、目标，在报告中就是“主题”。确定主题，这是写作首要而且最为重要的工作。要总结出一个集中议论的句子即主题句——口号、标语、广告语，深入人心，作为标题并贯穿全文、反复突出。当然，安全工作述职报告离不开“安全”这两个字，其他如“以人为本”、“科学发展”等应该也相当时髦。
安全生产概述篇10
本世纪以来，非典型肺炎、禽流感、口蹄疫等一类高致病性传染病疫情在世界范围内时有发生，严重威胁着人类生存安全。科学的应对之策首先必须对这类高致病性传染病患者“一经发现，即刻无条件严格隔离诊治”过程给予统计描述，然后以此为理论依据，运用概率生成函数这个研究整值随机变量（过程）的解析工具，研究描述该过程的统计规律，给出这类高致病性传染病“消失”的概率。
【关键词】诊治过程；诊治结构；概率分布；复合分布；概率生成函数；均值函数；方差函数；消失概率
1引言
众所周知，进入21世纪以来，非典型肺炎、禽流感、口蹄疫等一类高致病性传染病疫情在世界范围内时有发生，严重威胁着人类生存安全。面对这一突如其来的人类生存安全危机，我们应如何应对？显然地，我们对此应持的正确态度自然应该是：一是不怕，二是抗争。依靠人类长时期积累起来的抗击各类高致病性传染病的经验、技术、知识、智慧，进行科学决策，抗争而获胜。
为了科学地作出抗击象非典型肺炎等一类高致病性传染病的应对之策，有理、有利、有节地进行全民科学防治象非典型肺炎等一类高致病性传染病，我们有必要去研究象非典型肺炎等一类高致病性传染病诊治过程的统计规律。
2高致病性传染病诊治过程的统计描述
一个高致病性传染病患者（称为第0代）在其发现诊治过程中，可能经过空气等传染其周围接触者致其患上相应的高致病性传染病而产生0，1，2，…个高致病性传染病患者从而形成第1代高致病性传染病患者；而第1代高致病性传染病患者中的每一个患者又将因同样原因再产生高致病性传染病患者，他们全部合在一起而形成第2代高致病性传染病患者；如此继之，假设第n代高致病性传染病患者的个数为Yn。
由于我国对高致病性传染病患者所采取的政策是：一个高致病性传染病患者（包括疑似者）一经发现，即刻无条件严格隔离诊治。据此，我们可以给予这样的一个高致病性传染性诊治过程一个符合实际的概率结构而得到一个高致病性传染病诊治结构，即：
①一个高致病性传染病患者所产生的高致病性传染病患者的个数为X，其概率分布为：
p（X=k)=pk
k=0，1，2，…(1.1)
且在给定的一代高致病性传染病患者中，每个高致病性传染病患者的上述概率分布均相同;
②各代高致病性传染病患者的上述概率分布亦相同;
③不同高致病性传染病患者所造成的传染后果相互独立。
如此一来，我们需要处理解决的就是一独立同分布的随机变量序列{Yn}的概率分布问题。
3Yn的概率生成函数
定理1:在高致病性传染病诊治过程中，设X的概率生成函数或母函数为：
g(s)=∞k=0skpk(1.2)
Yn的概率生成函数或母函数为gYn(s)，则Yn+1的概率生成函数或母函数为：
gYn+1(s)=gYn［g(s)］(1.3)
证:因Y0=1，故由①知Y1的概率分布为：
q1，k=p(Y1=k)=p(X=k)=pk，k=0，1，2，…(1.4)
概率生成函数或母函数为:
gY1(s)=g(s)=∞k=0skpk(1.5)
又因第二代高致病性传染病患者包含第一代高致病性传染病患者中的Y1个高致病性传染病患者所产生的直接高致病性传染病患者，故Y2是Y1个相互独立同分布的随机变量之和，即Y2=Y1i=1X。
从而Y2具有一个复合分布，且其概率生成函数或母函数为:gY2(s)=g［g(s)］
事实上，gY2(s)=e(sY2)=e{［e(sY2/Y1)］}=
{［e(sY1i=1X1/Y1)］}=e{［g(s)］Y1}=gY1［g(s)］=g［g(s)］
如此类似地，因第n+1代高致病性传染病患者包含第n代高致病性传染病患者中的Yn个高致病性传染病患者所产生的直接高致病性传染病患者，故Yn+1是Yn个相互独立的同分布的随机变量之和，即Yn+1=Yni=1X。
从而Yn+1具有一个复合分布，且其概率生成函数或母函数为:
gYn+1(s)=gYn［g(s)］(1.6)
事实上，gYn+1(s)=e(sYn+1)=e{［e(sYn+1/Yn)］}=e{［e(sYni=1X)］}=e{［g(s)］Yn}=gYn(g(s))
另一方面，因第n+1代高致病性传染病患者包含第一代高致病性传染病患者中Y1个高致病性传染病患者所产生的第nn代高致病性传染病患者，故Yn+1的概率生成函数或母函数为:gYn+1(s)=g［gYn(s)］。
于是，由(1.3)或(1.6)知:gYn+1(s)的显式取决于Y1的概率分布{pk}。例如，若Y1的概率分布为:p（Y1=k)=pk=［m(t)］kk!e-m(t)，k=0，1，2，…，m(t)=∫t0λ(τ)dτ，而λ(t)≥0称为传染强度函数。
则Y1的概率生成函数或母函数为:
g(s)=∞k=0sk［m(t)］kk!e-m(t)=e-m(t)∞k=0［sm(t)］kk!
=e-m(t)［1-s］
Y2的概率生成函数或母函数为:
gY2(s)=g［g(s)］=e-m(t)［1-g(s)］
Yn+1的概率生成函数或母函数为:
gYn+1(s)=g［gYn(s)］=e-m(t)［1-gYn(s)］
4Yn的概率分布
定理2:在高致病性传染病诊治过程中，设Yn的概率分布为:
qn，k=p(Yn=k)，n=1，2，…；k=0，1，2，…(1.7)
则q1，k=p(Y1=k)=p(X=k)=pk，k=0，1，2，…
qn，0=gYn-1(p0)
qn，k=k-1t=0k-iki!pk-ididsi［dgYn-1(g(s))dg(s)］|s=0n=2，3，…；k=1，2，…
证:qn，0=gYn(s)|s=0=gYn-1［g(s)］|s=0=gYn-1［g(0)］=gYn-1(p0)
qn，k=1k!dkgYn(s)dsk|s=0=1k!dkgYn-1［g(s)］dsk|s=0
=1k!dk-1dsk-1［dgYn-1［g(s)］dg(s)dg(s)ds］|s=0
=1k!k-1t=0Cik-1didsi{dgYn-1［g(s)］dg(s)}dk-idsk-ig(s)|s=0
=1k!k-1i=0(k-1)!(k-i-1)!(k-i)!pk-1didsi{dgYn-1［g(s)］dg(s)}|s=0
=k-1t=0k-iki!pk-1didsi{dgYn-1［g(s)］dg(s)}|s=0
容易注意到，当n，k较大时，qn，k虽然均可由gYn(s)通过计算得到，但其计算工作量却较大。特别地，
pk=p(X=k)=p(Y1=k)=q1，k=［m(t)］kk!e-m(t)(k=0，1，2…)时，有
q2，0=gY1(s)|s=0=e-m(t)［1-g(s)］|s=0=e-m(t)［1-g(0)］=e-m(t)［1-p0］
q2，1=dg［g(s)］ds|s=0=dds［e-m(t)［1-g(s)］］|s=0
=m(t)g′(s)e-m(t)［1-g(s)］|s=0=m(t)p1e-m(t)(1-p0)
q2，k+1=1(k+1)!dk=1dsk=1{e-m(t)［1-g(s)］］}|s=0
=1(k+1)!dkdsk{m(t)g′(s)e-m(t)［1-g(s)］}|s=0
=m(t)(k+1)!ki=0Cikg(i+1)(s){e-m(t)［1-g(s)］}(k-i)|s=0
=m(t)(k+1)!ki=0k!i!(k-i)!(i+1)!pi+1(k-i)!q2，k-i
=kt=0i+1k+1m(t)pi+1q2，k-i
k=1，2，…
因gYn(s)=g［gYn-1(s)］={e-m(t)［1-gYn-1(s)］
故qn，k+1=1(k+1)!dk+1dsk+1{g［gYn-1(s)］}|s=0
=ki=0i+1k+1m(t)qn-1，i+1qn-1，k-i
5Yn的均值函数与方差函数
定理3:在高致病性传染病诊治过程中，设e(X)=μ，D(X)=σ2，则
e(Yn+1)=μe(Yn)(1.8)
D(Yn)=μ2D(Yn)+σ2e(Yn)(1.9)
证:e(Yn+1)=dgYn+1(s)ds|s=1
=dgYn［g(s)］dg(s)·dg(s)ds|s=1
=g′Yn［g(1)］g′(1)=g′Yn(1)g′(1)=e(Yn)μ
D(Yn+1)=d2gYn+1(s)ds2|s=1+dgYn+1(s)ds|s=1-［dgYn+1(s)ds|s=1］2
=dds{dgYn［g(s)］dg(s)·dg(s)ds}|s=1+μe(Yn)-［μe(Yn)］2
={d2gYn［g(s)］dg2(s)［dg(s)ds］2+dgYn［g(s)］dg(s)d2g(s)ds2}|s=1+
μe(Yn)-［μe(Yn)］2
=g″Yn［g(1)］［g′(1)］2+g′Yn［g(1)］g″(1)］+μe(Yn)-［μe(Yn)］2
=g″Yn［g′(1)］2+g′Yn(1)g″(1)+μe(Yn)-［μe(Yn)］2
=［e(Y2n)-e(Yn)］μ2+e(Yn)［e(X2)-μ］+μe(Yn)-
［μe(Yn)］2
=μ2{e(Y2n)-［e(Yn)］2}+e(Yn)［e(X2)-μ2］
=μ2D(Yn)+e(Yn)σ2
6高致病性传染病患者“消失”的概率
由于象非典型肺炎等一类高致病性传染病疫情一旦发生，将严重危害人类生存安全。因此，尽快控制住突如其来的象非典型肺炎、禽流感一类高致病性传染病疫情，进而消灭这类高致病性传染病，这是世界各族人民都期盼着看到的现实，而实现这个现实的可能性大小，又自然是我们需要知道并加以控制转化的。
由于一个高致病性传染病患者在其一经发现即刻无条件严格隔离诊治过程中，因多方面的原因可能产生、也可能不产生后代高致病性传染病患者，他们经隔离诊治可能因痊愈出院而“消失”，也可能因死亡而消失，我们感兴趣的是一个高致病性传染病患者及其所产生的高致病性传染病患者群体将在第代或在第代高致病性传染病患者之前“消失”的概率。根据前述讨论易知，这个概率就是:
qn，0=p(Yn=0)=gYn(s)|s=0=gYn-1［g(s)］|s=0(1.10)
若p0=0，则由(1.10)，有
qn，0=gYn-1［g(s)］|s=0=gYn-1［g(0)］=gYn-1(p0)=gYn-1(0)=g(0)=p0=0
这表明，一个高致病性传染病患者所产生的高致病性传染病患者群体将永不消失而长存下去。
若p0=1，则由(1.10)，有
qn，0=gYn-1［g(s)］|s=0=gYn-1(p0)=gYn-1(1)=1=g(1)=q1，0
这表明，一个高致病性传染病患者并不产生后代高致病性传染病患者群体。
若0
g′(s)=∞k=1kpksk-1>0，g″(s)=∞k=2k(k-1)pksk-2>0(1.11)
故g(s)是一个在区间［0，1］上的严增的向上凹函数，且
qn，0=gYn(0)
于是，{qn，0}是一个严增有界数列，从而{qn，0}收敛，设limn∞qn，0=q
又因qn+1，0=gYn+1(0)=g［gYn(0)］=g(qn，0)(1.13)
故对上式两边取n+∞时的极限，得
q=g(q)
且由(1.11)及(1.12)知:q=limn∞qn，0是方程x=g(x)的最小正根。
下面，我们进一步转向考虑第n代高致病性传染病患者消失的概率qn，0(n=1，2，…)的极限分布q=g(q)的性质。
性质1：若p0+p1≤1则g(q)=q=1
事实上，若p0+p1=1，即第0代高致病性传染病患者仅产生不超过一个高致病性传染病患者，则这时Y1的概率生成函数或母函数为:g(s)=p0+(1-p0)s
于是，当0
g(q)=q=1
这说明第1代的不超过一个高致病性传染病患者将趋向于消失。
若p0+p1
f(s)=g(x)-x，x∈［0，1］，则f(1)=g(1)-1=1-1=0
这表明曲线y=g(s)与直线y=s亦有其一那样的一个交点(1，1)，从而有g(q)=q=1，这表示这时第n代高致病性传染病患者最终亦将趋向于消失。
性质2：当g′(1)=e(X)≤1时，亦有g(q)=q=1
而当g′(1)=e(X)>1时，存在唯一根q=q0∈(0，1)，使g(q0)=q0
事实上，因对x∈(0，1)，有
f′(x)=g′(x)-1，f″(x)=g″(x)>0
故对x∈(0，1)，当g′(1)=e(X)≤1时，有
f′(1)=g′(1)-1≤0，f″(x)>0
于是，f(x)在点x=1的左邻城(ε，1)(0
f(x)=g(x)-x≥f(1)=g(1)-1=1-1=0
又f(0)=g(0)=p0>0，故g(q)=q=1
这表明:g′(1)=e(X)≤1时，第n代高致病性传染病患者最终将趋向于消失。
又当g′(1)=e(X)>1时，有
f′(1)=g′(1)-1>0，f″(x)=g″(x)>0，x∈(0，1)
于是，f(x)在点x=1的左邻域(ε，1)(0
f(x)=g(x)-x
又
f(0)=g(0)=p0>0
故由严格单调性定理及零点定理即知:存在唯一实根q=q0∈(0，x)，使
g(q0)=q0
这表明:当g′(1)=e(X)>1时，第n代高致病性传染病患者消失的概率将趋向于数q0∈(0，1)。
7结语——基于高致病性传染病疫情应持的科学应对之策
从客观现实上看，进入本世纪以来，象非典型肺炎等一类高致病性传染病疫情在世界范围内时有发生，严重威胁着人类生存安全；从主观愿望上讲，面对这一人类生存安全危机，人们无不希望尽快控制住这一高致病性传染病疫情，进而消灭这一高致病性传染病，而从现行“一经发现这一高致病性传染病患者，即刻无条件严格隔离诊治”过程的统计性质看，人们的这一主观愿望是完全可以实现的，并且基于高致病性传染病疫情应持的科学应对之策是：
首先，切实加强对高致病性传染病的全民科学防治工作，努力使p0值增大，以致尽力实现p0=1。如此，第0代高致病性传染病患者并不产生新的高致病性传染病患者，而且其自身必然趋于“消失”；
其次，一旦0
同理，一旦p0+p1
此外，还可考虑把e(X)作为控制指标，这时，我们的总的努力方向和目标则是严控e(X)值，努力促使其尽可能减小，以致最终完全实现e(X)≤1而避免出现e(X)>1。如此，第n代高致病性传染病患者最终将趋向于“消失”。
参考文献
1蒋庆琅，著.方积乾，译.随机过程原理与生命科学模型.上海翻译出版公司，1987.
2Feller.w.anintroductiontoprobabilitytheoryconditsapplications.wiley，newYork.
3Riordan.J.anintroductiontocombinatcorialanalysis.wiley，newYor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