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范畴的概念篇1
［关键词］经侦价值经侦范畴经侦体系
自从1872年英国人希尔，在伦敦进行的《预防与控制犯罪》的国际会议上提出了经济犯罪这个概念开始，经济犯罪从此就进入了我们的生活，经过了将近100多年的寂静之后，随着世界经济的高速发展和我国社会的改革开放，经济犯罪侦查学这门古老而年轻的学科又一次焕发了青春，一马当先首先跨越了历史的断层，顾不得抹去长乏的冬眠残存在心灵上的噩梦，以一双不太适应的眼睛，迎接理性的光芒，很快在法苑中立住了脚跟，但是面对其他公安学科的竞争与挑战，经济犯罪侦查学意欲何为，出路何在？每一个有志于经济犯罪研究的学者都应该扪心自问，并进行深刻的反思。
一、经济犯罪侦查的哲学价值内容
经侦哲学，又可以称之为经侦法理学，在现代哲学中价值问题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成为哲学研究中的一个最具诱惑力的问题，以至于形成所谓价值哲学。英国学者彼得・斯坦和约翰・香德在《西方社会的法律价值》一书中列举西方社会的三个基本价值：秩序，公平，自由，但是在价值的基础上，经侦哲学到底有怎样的研究范畴和体系是需要我们每个人认真思考的。经济犯罪侦查学是以经济犯罪与经济侦查为内容的，因此经济犯罪与经济侦查是经侦哲学的最基本的范畴，经侦哲学的理论大厦并非沙上之塔，而是建筑在坚实的理论基础之上的。而范畴就是这一理论大厦的基石，它起着奠基的作用，经济犯罪，经济侦查这样一些基本范畴，是经侦哲学不可缺失的。对这些基本范畴的科学界定，就如同经侦哲学的理论大厦埋下拱心石，经侦哲学面向整个经济犯罪的立法，经济犯罪司法，从中进行抽象与提炼形成自身的理论体系。如果我们不是借助于范畴这样一种高度自治的抽象化手段,就无法掌握千千万万个特殊情况，因此，范畴具有高度的凝聚性,一个范畴往往包括着博大精深的思想容量。通过范畴的这种凝聚功能,就能透过分纷繁复杂的现象反映经侦的联系和本质。
二、经济犯罪侦查的哲学范畴和体系
哲学中，关系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概念，根据辩证唯物主义，客观事物是普遍联系着的，范畴作为对客观事物的反映，也必然反映事物的这种联系性，因而范畴之间也具有相互作用的关系中，不仅如此，而且真理只是在他们的总和中以及在他们的关系中才会实现，在经侦哲学中，各种基本范畴也都处于相互作用之中，经侦哲学的基本原理也正是蕴含在各个范畴的关系之中。哲学中最基本的关系是因果性关系，因果关系是现象的联系形式之一。经侦哲学中，两大基本范畴――经济犯罪与经济侦查之间就存在这样一种因果关系。因果性，可以说是经侦中的报应观念赖以存在的哲学根据。例如著名的报应论者黑格尔在论犯罪和刑罚的必然联系时指出：“犯罪作为自在的虚无的意志。当然包含着自我否定再其自身中而这种否定就表现为刑罚。”显然，在黑格尔看来犯罪是原因在原因之中包含着的自我否定的因素，刑罚就是这种自我否定的外部表现，它是结果。经济犯罪与经济经济侦查之间的时间隔得越短，在人们心中，经济犯罪与经济侦查这两个概念的联系就越来越突出，越持久。因而，人们就很自然的把犯罪看作起因，把侦查看作不可缺少的必然结果。由于经侦哲学的两个基本范畴――经济犯罪，与经济侦查之间存在这种因果关系，因此经济犯罪，与经济侦查的两大部分的范畴也往往存在这种因果关系。这种关系相互作用，就形成罪刑关系辩证运动的过程，这种相互运动机制是：犯罪情况制约着侦查手段，侦查手段制约刑事立法，刑事立法制约这行刑效果，行刑效果又反作用于犯罪情况，如此往复，以至无穷，这就充分说明了经济犯罪和经济侦查相互作用的关系的客观性。范畴之间的关系，往往表现为关系命题，关系命题本身又形成了一个上位的范畴，关系命题的正确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经侦哲学的科学性。
从范畴到关系命题,再从关系命题到经侦哲学体系,这是必然的逻辑进程,体系是这一逻辑进程的归宿,无疑归宿具有终级的意义,因而是价值追求的结果。在哲学上，体系的建构被称为范畴的系统化，范畴的系统化发轫于古希腊哲学。例如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的哲学就是由十个基本范畴构成的：本质，数量，关系，地点，时间等等。近代德国哲学家康德对范畴系统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经侦哲学范畴系统化的第一步，是要对经侦哲学的范畴进行遴选，也就是说要根据一定的标准将某些经侦概念选把列入经侦哲学的范畴体系，由此形成一份经侦哲学范畴的名目录。但范畴的遴选仅是建构经侦哲学的第一步，接下来便是范畴的分类问题，在哲学中分类是知识或活动的某一领域的各种并列从属概念的体系，他经常表现为形式不同的示意图，并用来作为确定这些概念或对象种类之间的联系，以及帮助理解各种概念或相应对象的多样性的手段，因此范畴的分类，对于经侦哲学体系的建立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笔者认为经侦哲学范畴可以分为以下两类:一是经济犯罪的范畴;二是经济侦查本体论的范畴。这两大类范畴既相互之间存在密切关系,又有各自不同的特征。经侦哲学体系的建造,有赖于一定的范畴,这在哲学上也成为模型。由一套概念,结构,类型,依序整理的标准各个等级和分类组构成各的模型，称为概念的分类。黑格尔在《逻辑学》的存在论就是由质，量，度，三部分构成，而质又由存在,现有的存在,和自为的存在三部分构成，形成一种正，反,合的范式。这种范式对于我们建立经侦哲学体系具有一定参考的价值。
总之,经侦哲学范畴经过遴选，分类，组建，然后系统化，从而形成经侦哲学体系，关于经侦哲学体系，很多学者都有自己的不同理解，但是无论怎样只要我们运用哲学的观点和方法去研究经济犯罪这种现象，经济犯罪侦查学将会上升到更高的理论层次。
参考文献:
[1]陈兴良:《刑法哲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2]许发民:《论刑法文化与刑法现代化》.中国方正出版社,2001年版
经济学范畴的概念篇2
关键词：心智模式；慈济基金会；非营利组织
一、引言
在社会多元化发展的背景下，“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现象频频出现，人们开始将目光投向独立于政府、市场或企业组织的非营利组织。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非营利组织获得了空前的发展，其功能在公民社会的构建和价值观确立中得到了不断的强化。各类非营利组织中，宗教型非营利组织作为带有一定宗教性质的非营利组织，因其具有组织结构扁平化和广泛动员能力等特征而实现了组织的低成本运行。慈济基金会（以下简称慈济）作为华人世界最大的宗教慈善团体，是宗教型非营利组中低成本运行的典范，强调组织成员自我管理的先进管理理念。这类组织中，组织持续发展的生命力不体现在有形物资上，而取决于组织中的人。因此，影响个人行为表现的深层次观念和知识，才是决定着组织最终发展形式和潜力的根本。这种个体的内在隐形信念、价值观和知识结构正是心智模式。
二、文献回顾
（一）非营利组织研究
目前，我国学术界对非营利组织概念的界定并未达成共识。江明修（1994）将非营利组织界定为“具有法人资格，享有免税优待，不以营利为目的。组织盈余不分配给内部成员，并具有民间独立性质之组织”。美国学者wolfthomas曾对非营利组织做出描述性定义：“非营利组织具有公共服务的使命，必须在政府备案，并接受相关法令规章的约束……其经营所得享有免除政府税收的优待，非营利组织享有法律上的特别地位，其捐助或赞助者的捐款列入免税的范围。”宗教型非营利组织作为第三部门的先驱，除了符合非营利组织性、组织盈余不分配、民间组织，以及合法组织结构等要素（刘奕宏，2008），还具备宗教性非营利组织的共同特质（王允士，2008）。吴美玲（2008）将宗教型非营利组织定义为：“宗教组织、有进行慈善、社会教化、地方服务等公益、公众取向行为者，并且符合具备法人资格，以公共服务为使命，享有免税优待，不以营利为目的。”
（二）心智模式研究
20世纪80年代初期，管理学领域兴起研究学习型组织的风潮，并开始关注心智模式的研究。
1.心智模式的内容：心智模式的主要内容为结构化的知识和信念。所谓结构化的知识，是个体在成长过程中所受教育、个人经历等体验的累积结果。而结构化的信念，是指个体在对周围环境进行直接或间接体验的过程中，对信息和事物产生解释性的思想。本文研究的是心智模式的转变与重构问题，借鉴Clark（1991）提出的观点转化应包含的三方面：心理、信念、行为。
2.心智模式的影响因素：心智模式的形成是一个不断修改与完善的动态发展过程。其中内在影响因素是指个体心智模式形成的过程受到个人背景等因素的影响。个体对自身价值观的反思和完善，以及个体在学习中不断改变自身的知识结构和思维方式，都是影响心智模式的内在因素。外在影响因素是指个体存在于组织之中，其心智模式的改变必然受到组织的影响。
3.构建心智模式的途径：心智模式的自我管理应该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1）认识自身心智模式，观察其与现实的差距；
（2）树立终生学习的意识，积极主动地展开心智模式的完善，发挥主观能动性；
（3）自我反省及调适，认识到自身心智模式的缺陷后进行完善，并找到适合自身条件的学习方式。此外，成员所在组织的文化、信念、使命、愿景，都影响着个体心智模式的形成。
通过文献的回顾和探讨，本研究将从心智模式构建的内容、影响因素和途径三个面向来探讨慈济心智模式的构建。
三、研究方法
本文运用扎根研究方法进行编码与分类，将收集到的定性数据进行分解、比较、归类，旨在于大量定性材料中提炼关键概念，推导因果逻辑，从而发展和完善理论框架。编码分析主要由三步组成：第一步是对资料进行开放性编码，抽象得到283个概念；第二步为主轴编码，根据心智模式重构的内容、影响因素和途径这三个面向，对数据进行范畴化，在范畴化的基础上进一步抽象归纳得到11个副范畴和3个主范畴；第三步为选择性编码，抽象出核心范畴，并依据研究面向和逻辑关系将所得范畴联结起来，进而丰富和发展理论框架。
（一）原始资料开放性编码
开放性编码是分析资料的前期阶段，笔者将访谈资料详细录入以便进行编码分析。在资料全部录入之后，进行逐行分析，对有关的词语、行为和事件展开全面分析，并对与资料有关的概念维度进行分析。在概念化阶段，笔者保持了原始资料的个案归属，对受访者访谈资料进行逐个编码，在范畴化分析阶段则将所有概念进行统一分析。对原始数据抽象所得概念节选如表1所示：
表1原始数据开放性编码节选
编号概念化编号编号
aa1超越小我…a24收获信心Dd1改变信仰观…d20受到他人启发Ff1观念改变…f36坚守本分
Bb1成功不必在我…b57用心用智ee1改变财富观…e28丰富心智Gg1坚定不移…g30丰富生命
Cc1改变人生目标…c35逆增上缘ii1上人理念…i22待人如己Hh1改善性情…h31待人随和
（二）主轴编码
在这一分析阶段，通过开发、区分主范畴和副范畴，发现和建立各概念范畴之间的联系，是继概念化之后发展更加抽象的范畴。在对开放性编码得到的283个概念进行归纳得到36个范畴，具体如表2：
表2范畴化
开放性编码抽取概念范畴化开放性编码抽取概念范畴化
a3找到目标c1改变目标…f6明确意义a1明确人生方向b11积累沉淀f5付诸行动…i3亲身实践a19注重实践
a2放下顾虑b22不强求…g10不强求a2顺其自然b20重过程而非结果…f11不以成绩为目的a20长远目光
……
a20关怀他人…f28感召他人a17利他行为d4为人谦卑…e25谦卑助人a35为人谦卑
b2同侪引导…h15成员分享a18成员互助与分享d5体谅的心h1改善性情…i22待人如己a36调和声色
在对36个范畴进行反复思考后，最后得到了11个副范畴和3个主范畴，并根据其内在联系及类型关系对其进行了初步联结。主范畴包括C1心智模式重构内容，C2心智模式重构影响因素，C3心智模式重构途径。其中，C1包括五个副范畴：S1树立信念S2转变心态S3完善思维S4为人处世S5行事方式；C2包括两个副范畴：S6组织理念导向S7内在触发因素；C1包括四个副范畴：S8自我觉察和反省S9自我监督和调适S10组织氛围熏陶S11组织成员互助。每一个副范畴中包括若干范畴化概念。
（三）选择性编码
这一阶段除了要对主范畴进行概括之外，还需要对所有的资料进行反复分析。主要任务包括识别能够统领其他范畴的核心范畴，用所有的资料及由此开发出来的范畴、关系等简单扼要地说明全部现象；将核心范畴与其他范畴联结，用所有资料验证这些联结关系。本文选择“心智模式重构”作为核心范畴，主要是因为这一概念能够涵盖上述各个环节所提炼出来的范畴，并在其中处于中心位置，能够很好的与其他范畴进行联系。范畴联结如表3所示：
表3范畴联结图心智模式重构重构内容树立信念感受正信力量，明确人生方向，承担使命
转变心态转变固有观念，树立积极心态
完善思维优化思维模式，树立利他观念及因果观
为人处世顺其自然，调和声色，为人谦卑，心系他人
行事方式注重实践，用心投入，方式灵活，目光长远
重构影响因素组织理念导向倡导平等、感恩，戒为制度，爱为管理
内在触发因素效仿学习身边典范，逆境挫折触发转变
重构途径自我觉察和反省自我认知与察觉，自我反省
自我监督和调适自我监督，自我调适
组织氛围熏陶领导者言传身教，构建和谐的组织氛围
组织成员互动组织成员互帮互助，分享经验
四、结论
通过对搜集到的数据进行编码分析，结合文献分析，笔者得到关于慈济组织成员心智模式重构的相关结论，具体如下：
（1）心理变化：成员的心理变化主要体现为转变固有观念，树立积极心态。其中观念的改变包括改变对的看法、对工作的态度、财富观念、树立利他观念、树立因果观，能够从根源上解决问题。
（2）信念变化：成员加入慈济之后普遍找到了人生目标、方向和定位。
（3）行为变化：首先在为人处世方面，秉持一种顺其自然的处世态度；成员将“谦卑”作为是一种智慧，强调利他，接人待物做到调和声色。其次在行事方式方面转变为主动解决问题，成员们主张坚持学习、用心做事。
2.心智模式重构的影响因素从内在和外在两个方面分析：
（1）内在触发因素，是触发其改变的主要因素。在慈济组织中，在效仿草根榜样和平民典范的过程中，个体的心智模式就已经开始发生转变。
（2）外在触发因素：组织的理念导向影响着个体成员的心智模式。在不断的实践过程中，成员对组织的理念逐步认同，并将理念落实于实践之中。
3.心智模式重构的途径分为自我管理和组织引导两个面向。
（1）自我管理：包括自我察觉、自我反省、自我监督和自我调适四个方面。自我察觉是对自身进行认知的过程，自我反省是在处理矛盾的过程中先从自身找原因，自我监督和自我调适是个体在转变过程中需要反复进行的。这是成员转变的根本途径。
（2）此外，组织氛围的熏陶和组织成员之间的互动、和谐的组织氛围有助于个体转变。
参考文献：
[1]张远凤.德鲁克论非营利组织管理[J].外国经济与管理，2002，24（9）.
[2]吕晓俊等.员工心智模式的实证研究[J].心理科学，2002，25（6）：736—737.
[3]张敬伟.扎根理论研究法在管理学研究中的应用[J].科技管理研究，2011，（1）.
[4]杨谦，《心智修炼—超越自我的思维》，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0年5月.
经济学范畴的概念篇3
一、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法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指出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有两条道路：“在第一条道路上，完整的表象蒸发为抽象的规定;在第二条道路上，抽象的规定在思维行程中导致具体的再现。”完整的表象蒸发为抽象的规定，即从具体上升到抽象的方法。这里所说的具体，是指文中提到的表象的具体等。可见，这里的具体即是对存在于客观对象表面的、人的感官能够直接感觉到的具体实在的反映。而这里所说的抽象，是指文中提到的抽象的规定、简单的规定、简单的抽象、简单的概念、比较简单的范畴、比较简单的关系、简单的经济范畴、简单的东西等。从具体上升到抽象中的抽象，是相对于表象具体而言的，是从研究对象的许多属性中抽出本质属性而形成的概念。作为概念、范畴，它已是理性认识的东西。马克思指出：“从实在和具体开始，从现实的前提开始，因而，例如在经济学上从作为全部社会生产行为的基础和主体的人口开始，似乎是正确的。但是，更仔细地考查起来，这是错误的。”所以，在没有对人口进行逐层分析之前，它只是一个空洞的抽象。
这就告诉我们，要认识一个事物，就要在实践的基础上，认识事物的全体的、本质的、内部的联系，而不是事物的片面的、现象的、外部的东西。倘若我们不知道对象的本质是什么，它是由哪些要素构成的，这些要素相互关系怎样，它们的生存条件和发展过程如何的时候，它就只是一个关于整体的混沌的表象。因此，我们只能用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来研究和说明对象。抽象的规定在思维行程中导致具体的再现，即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这里所说的具体，是就许多规定和关系的总体而言的，它不再是感性的具体，而是理性的具体，即文中提到的思想具体、思想总体、思想整体、许多规定和关系的总体、精神上的具体、具体的范畴等。
二、科学抽象法的误区
将从具体上升到抽象的方法及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当成认识过程的感性阶段和理性阶段，是错误的，原因是：第一，这里说的是理论思维的方法，是揭示科学真理的方法问题，即运用思维来掌握和再现具体的方法问题。事实上，从具体上升到抽象就已经超出了感性的范畴。毛泽东指出：“认识的感性阶段，就是感觉和印象的阶段……在这个阶段中，人们不能造成深刻的概念，做出合乎伦理(即合乎逻辑)的结论。”“概念同感觉，不但是数量上的差别，而且有了性质上的差别。”
第二，列宁指出：“物质的抽象，自然规律的抽象，价值的抽象以及其他等等，一句话，一切科学的(正确的、郑重的、非瞎说的)抽象，都更深刻更正确，更完全地反映着自然。”显然，这里的抽象就是从具体上升到抽象的抽象，它是不能通过感官直接感觉到的。事实上，从具体上升到抽象的过程，就是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的过程，这已经包含了认识过程的两个阶段，抽象上升到具体则蕴含着抽象概念的进一步凝练和深化，所以这两个阶段与两条道路或两种方法没有对应关系，不可相提并论。例如：在马克思的理论体系中，各种形式的占有—占有—资本主义占有、各种货币表现—货币—资本主义货币、各种具体劳动—劳动—资本主义劳动等，都是科学抽象法的具体运用，这里所涉及的概念前者是感性认识，是表象，后两者则均属于理性认识的范畴。这一认识过程，第一阶段是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的阶段，是具体上升到抽象;第二阶段是理性认识形象化、具体化及精确化的阶段，是抽象上升到具体。
三、正确运用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
第一，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思维过程，似乎不直接同外界的具体事物发生关系，但它却必须从实际出发，整个过程也不能脱离实际。一切概念、范畴、理论等都是对在实践中所获得的丰富的经验材料进行加工的结果，是把直观和表象加工成概念这一过程的产物。
第二，从最简单的范畴上升到复杂的范畴，从最抽象的规定上升到具体的定义，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有时也被称为逻辑与历史相一致的方法。就是说，范畴的逻辑顺序应当和历史的发展过程相一致。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思维过程，是以反映对象本质的抽象规定为逻辑起点的，因而找到这一逻辑起点就显得十分重要。在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过程中，这一逻辑起点应该与特定对象的历史起点相一致。在分析具体问题时，该起点还需与历史的起点相一致。
第三，必须搞清楚作为起点的抽象规定和一系列后继的各个规定之间的相互关系。只有实现从起点到终点、由抽象到具体的上升过程，才能把反映具体对象的诸多规定综合成一个有机整体。
经济学范畴的概念篇4
1、范畴的含义
“范畴”一词有两种用法：一是指类型、范围；一是指人的思维对客观事物的普遍本质的概括和反映。后者是个哲学名词，中外哲学家们对此进行过系统的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范畴是反映客观事物的本质联系的思维形式，是各个知识领域中的基本概念。
每门成熟的学科都有自己特有的范畴。如哲学中的矛盾、现象和本质、必然和自由，经济学中的商品、价值、成本、利润；化学中的分解、化合；等等。可以说，范畴作为一门学科的细胞，它的科学性、系统性和稳定性反映了并且决定着这门学科的存在基础和发展前景。
2、经济法学应当形成自己特有的基本范畴
经济法是20世纪中外法制史上最突出的成就之一。它在理论上的表现就是经济法学。新兴的经济法学实践性强，应用而广，然而由于其产生的时间较短，理论上显得有些不足，这是不奇怪的。但这种状况不能充分适应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要求。没有创新就没有出路。笔者曾经提出，建立严格科学意义上的经济法，应当具备两个条件，或者说需要设立两个支撑点：其一，经济法要形成自己一整套特定的概念和原理，以显示出它本身具有的独特性；其二，经济法的特定概念和原理，除了分别表现于数以十计的经济法律、数以百计的经济法规之外，更重要的是还应有一部基本经济法集中加以体现，使人们认识到经济法的确是一个整体。因为，作为一个独立的、基本的法律部门的经济法，应是一系列特定的经济法律规范的有机组合，而不能简单理解为只是几十部经济法律、几百个经济法规的总称。实现这项目标，有赖于完备的经济立法和高度的法学理论概括。
探讨经济法学的基本范畴（即基本概念），正是创建科学的经济法的基础工作，属于经济法学研究的前沿课题。迄今为止，中外法学上尚未完全突破这一难题。本文所作的工作，也只能算是初步探讨而已。
二、探讨经济法学基本范畴的途径
1、经济法学范畴群的构成
经济法学的范畴，首先应属于一般法学，其次属于部门法学，同时也兼具有经济学、行政管理学、社会学以及科学技术规范的某些属性。
经济法学的范畴，最基本的东西是什么？可否概括为国民经济发展、社会整体经济利益协调（宏观平衡和微观平衡）和国家经济安全？首先是发展权。正如邓小平同志所深刻揭示的：“发展才是硬道理。”“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注：见《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77页、375页。）其次是分配权。这里所用的“分配”一词应是广义的。马克思曾经指出：“法律在巩固分配关系方面的影响和它们由此对生产发生的作用，要专门加以确定。”（注：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101页。）西方学者最早提出的经济法概念也是作为分配法的同义语出现的。（注：“分配法或经济法”，见［法］摩莱里：《自然法典》，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07页。）再次是安全权。这是针对市场经济的所作出的必然选择。依法保障和促进经济发展、通过分配和再分配实现社会公平、维护经济安全（既有动态的关系，又有静态的关系），充分显示了现代经济法的宗旨和任务。对于经济法的基本范畴，有人强调权力，有人强调利益。我们认为，发展、公平、安全，既反映权力，又反映利益，是权力和利益的统一。围绕着发展、公平、安全，还会产生其他许多范畴，从而形成经济法学的范畴群。
经济法学的范畴，有些是对应的或对称的，如管理与协调、干预与参与、宏观调控与市场调节、市场准人与市场禁入、垄断与竞争等等；有些是单独使用的，如经营者、消费者、发展规划、定价权、经济监督等等。上述对应的或对称的范畴亦可单独使用，某些单独的也可对应使用。
经济法学的范畴，分别表现于经济法的对象、原则、主体、行为、责任等具体内容之中。
经济法学的范畴，一部分要从经济法的实在形态中提炼出来，另一部分可从其他学科领域借用过来，经济扬弃、磨合，形成一体。作为发展中的经济法学，不排除运用某些公法、私法混合的范畴。
2、构建经济法学范畴群必须注意的几个关系
（1）经济学的范畴对经济法学的影响
经济法学研究经济领域的法律现象及其规律性，经济与法的关系成为贯穿始终的主题。大量的经济学范畴，如计划、预算、价格、成本、企业、竞争等，必然被运用到经济法学中。有些概念和原理，可以从经济学的角度去考察，也可以从法学的角度去考察，例如效率与公平的关系。研究经济法问题，应当从经济到法律，再从法律到经济，而不是从法律到法律、从法学概念到法学概念。经济法是经济与法律的有机结合，不好说是几分经济、几分法律。近几十年来，美国等西方国家出现的“法和经济学”（学科，课程，教科书），既是经济学界也是法学介发展较快的一个新领域。西方有识之士正确指出：“经济学科和法律学科分离，是与两者的内容不相协调的。不论是制定经济法，还是实施经济法，都应该有一些法学家小组和经济学家小组密切合作，共同为我们这个时代所需要的经济法出力。”（注：见［法］阿莱克西·雅克曼、居伊·施朗斯：《经济法》，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111页。）
（2）行政管理学与经济法学的密切关系
行政管理学研究行政
机关如何依法管理国家经济、行政和社会事务以及行政机关的内部事务。经济法学的研究对象中，对政府的法律地位和经济管理行为的规范化问题。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今天，行政机关最大量的工作就是依法（发展计划法、预算法、税法、金融法、审计法、反不正当竞争法、产品质量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土地管理法、对外贸易法等等）管理国民经济，由此产生了经济法与行政管理的结合点。经济法学、行政管理学这两门学科共同使用的基本概念之一是：国家经济行政机关的法定职权（我们不妨简称之为经济管理职权，也有人认为可称之为经济权力、经济职权）。
如果说，经济法学从经济学中借用经济收益、交易成本一类基本范畴的话，那么它人行政管理学中则借用行政权力、公共管理一类基本范畴。
（3）法学一般范畴和民法学、行政法学等相邻学科的若干范畴在经济法学中的应用
在人文社会科学中，法学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法学的基本范畴有：权利、义务、责任，等等。法学又分为许多具体学科，如宪法学、民法学、经济法学、行政法学、刑法学、诉讼法学。各门法学分支学科都会形成反映本学科特点的一些基本范畴，同时也可能交叉使用若干共同的范畴。不能认为，各门法学分支学科中的概念绝对不能相通。如果这样，那就无异于否认了法学一般范畴和原理对各门具体法学学科的指导性意义。这实际上涉及到法学资源如何共享的问题。
经济法学可以引用、参考民法、行政法等相邻学科的有关概念和原理，并对其中一些概念和原理赋予新的含义或解释，但不应简单照搬或机械套用。如有些场合可用“经营者”一词概括“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而不必将“企业法人”改为“经济法人”。又如可称“纳税人”为“义务主体”，而不必称为“受控主体”或“管理受体”。某些材料将“民事法律关系三要素”的具体内容简单套用到“经济法律关系”的阐述中，无法把真正的意思表达清楚。
（4）从经济法律、法规中提炼出反映经济法特点的法律术语
抽象的法律概念往往存在于实在的法律形态之中。既然经济法学是一门研究经济法现象及其发展规律的科学，这就决定了它必须取材于丰富的经济法律、法规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为什么能以一系列的经济法律、法规为基础概括出一个整体意义上或实践意义上的经济法，关键在于它们在法律形态上具有一定的共性。检讨起来，这项理论提炼工作我们目前做得还很不够。需要注意的是，与传统的法律部门、法学分支学科相比，经济法、经济法学尚处于初级发展阶段，因而我们的研究工作不必局限于现有的经济立法，还须有一定的前瞻性。比如，在世纪之交，可持续发展、国家经济安全、现代企业制度、知识经济等崭新的、敏感的社会经济问题，必将对经济法、经济法学发生深刻的影响。
三、经济法学若干基本范畴分析
1、关于经济法的对象
民法调整民事关系，行政法调整行政关系，经济法调整特定经济关系。“特定”在哪里？就在于国家因素影响-管理和协调。经济法是调整国家从社会整体利益出发，管理和协调国民经济运行过程中发生的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因此，“国民经济运行关系”或者“经济管理与经济协调关系”可否作为表现经济法对象的范畴？对这一事关经济法的基本格局的理论前提，尚需详加论证。
西方国家用“国家干预经济关系”来表述经济法的对象是贴切的，国家因素与市场经济、政府与私人资本、公法与私法，的确是一种外在的影响关系。在中国经济法律（如《价格法》）中，“干预”一词往往作狭义的理解。1993年11月4日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指出：“政府运用经济手段，法律手段和必要的行政手段管理国民经济，不直接干预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1997年9月12日中共十五大的报告再次指出：“政府不能直接干预企业经营活动，企业也不能不受所有者约束，损害所有者权益。”1992年7月23日国务院的《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条例》在第五章“企业和政府的关系”中明确规定：“按照政企职责分开的原则，政府依法对企业进行协调、监督和管理，为企业提供服务。”因此，把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管理职能和行为统称为“干预”，似乎不很确切。称“管理和协调”是否会更全面一些？若只说“协调”，似乎又觉得国家作用的分量提得不够。西方的经济法是从右边走过来的，放得太开了，不得不管；中国的经济法是从左边走过来的，管得太多了，不得不放。当代世界，没有纯粹的自由市场经济。与之相适应，单靠纯粹的私法解决现实经济问题是远远不够的。新型的经济关系，加上综合的调整方法，造就了崭新的经济法。
2、关于经济法的原则
经济法的目的是谋求国民经济的发展（包含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和经济建设与人口、资源、环境的关系即可持续发展），谋求社会整体经济利益的平衡，谋求国家经济（包含金融）的安全。经济法就其价值取向而言，就是国民经济发展法、社会整体经济利益平衡法、国家经济安全法。为实现此种眼展、公平、安全三位一体的目标，必须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把宏观调控与市场调节有机结合起来；必须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统筹兼顾个人与集体、局部与整体、暂时与长远的利益关系。因此，“发展权”、“可持续发展”、“社会整体经济利益”、“效率优先与兼顾公平”、“经济安全”、“宏观调控”、“经济民主”。等等可否作为反映经济法原则的范畴？与传统民法相比，经济法最突出的特点之一是它的社会本位观、社会公共性。
关于防范和化解市场风险、金融风险的现实状况，必须引起我们高度的注意。最近，同志在一次国际性会议上指出：“经济全球化趋势是当今世界经济和科技发展的产物，给世界各国带来发展的机遇，同时也带来了严峻的挑战和风险，向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提出了如何维护自己经济安全的新课题。”（注：见1998年11月19日《人民日报》第一版
。）所以，“经济安全”应作为经济法的一项基本原则，而以往有关经济法的著作中对此重视不够。
社会主义经济法与资本主义经济法相比有共同性，也有特殊性。西德1967年出台的《经济稳定与增长促进法》，“提供了一个对经济发展进行宏观控制的松散的法律框架”。（注：见张精华：《德国市场经济体制》，兰州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65页。）该法关于国民经济管理的目标、各方面经济利益的平衡、对付经济危机的措施等等规定，包含了发展、公平、安全三项指导思想，值得借鉴。
3、关于经济法律关系的主体
经济法律关系的主体是指经济法规制下的国民经济管理和市场经济活动的参加者，具体可包括：
（1）国民经济管理者。国家管理经济直接出面的是各级政府及政府经济管理部门，还有负责审批计划，预算的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
（2）投资者。政府、法人及其他组织，公民个人均可依法投资于企业、公司，成为股东。《公司法》上称之为“投资主体”。
（3）经营者。主要组织形式为企业、公司、还有个人。企业、公司是国民经济的微观基础，必须朝着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方向努力。《反不正当竞争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对外贸易法》、《价格法》等将从事生产、经营商品或者提供有偿服务的法人、其他组织和个人统称之为“经营者”。投资者与经营者可以合一，也可以分开。
（4）用户、消费者。这是与经营者相对称的主体。《产品质量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确认了这两个名称。
（5）劳动者。这也是与经营者相对称的主体-经济组织内部主体。
（6）其他主体。如：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中介机构，行业性自律组织等。其中，有的可归入经营者之列，有的属于官方或半官方管理机构。
以上主体，大致可分为两大类：经济管理主体；经济活动主体。假如我们不是简单沿用民法学中的公民、法人、合伙和行政法学中的行政机关、行政相对人等主体名称的话，那么，“国家经济管理机关”、“社会性团体（非政府经济管理组织）”、“投资者”、“经营者”、“消费者”、“劳动者”等可否作为表述经济法律关系主体的范畴呢？应该说，这几个概念反映的角色定位在经济实践中还是明确的。
4、关于经济权利义务
在一定经济体制下，上述主体分别参加国民经济管理关系、市场竞争和市场交易关系以及企业内部关系，享有一定的权利，承担一定的义务。
法律关系的核心是权利义务。由于主体参与不同的关系、居于不同的地位，其权利义务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经济管理关系中的经济管理权，在各种经济法律、法规条文里采用过职权、职能、职责、权力、权限等术语，它们都包含着权和责两个内容，成为一个整体。另一类是经济活动中的权利义务，在各种经济法律、法规条文里采用过权利、权益、经营自、义务、责任等术语，这类经济权利、经济义务往往是对应的。如是这样，经济法律关系主体的权利义务可否分别用“经济管理职权”（经济管理主体）和“经济权利与经济义务”（市场活动主体）来表示？有人觉得经济权利、经济义务的概念含糊不清，其实还是清楚的。经济法关于主体的权利义务的表述方法，既不等同于行政法，又不等同于民法。
曾经听到一种议论：经济法是管政府的，还是管企业的？我们认为，政府和企业是经济法律关系的两大基本主体。经济法确立政府管理国民经济的法律地位，规范政府的经济管理行为，保障（或说维护、促进）和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行政职权，有效实施经济行政管理；经济法确立企业的法律地位，规范企业的市场经济行为，保障（或说维护）企业的经营权，同时也要建立必要的约束机制而使之避免滥用自。这里，我们试图把“控权说”和“平衡说”两种理论结合起来，实际生活正应如此-国家（政府）享有的是公权力，企业享有的是社会自治权力；既要解决“市场失灵”的问题，又要解决“政府失灵”的问题。考虑和处理社会经济发展问题一定要有一个整体观念，关键在于正确安排政府、企业以及作为中介的市场之间的关系。《1992年日本经济白皮书》中指出：“所谓的市场经济体制，它的概念很广泛，包含政治、社会体制及其整体的关系。市场经济体制的构成成员-企业、消费者、政府之间要有机地结合起来。企业和金融资本市场、劳动力市场、商品市场的关系，特别是政府与企业、市场的关系令人瞩目。”（注：转引自左中海主编：《日本市场经济体制》，兰州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前言”第5—6页。）这段话颇有启发意义。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探寻市场经济条件下政企关系的最佳定位，明确政府的经济权力是什么和政府应当做什么、企业的经济权利是什么和企业应当做什么，这是经济立法和经济法学研究的重要任务。
5、关于经济法律行为
经济法律行为是指经济法规制下各类主体的经济管理和经济活动。按主体划分，有国家（政府）行为与企业行为；在国家（政府）行为中，有参与行为与管理行为；在国家（政府）管理行为中，有宏观调控行为与市场规制行为；在国家（政府）与企业之间，有管理监督行为与接受管理监督行为。以下作些具体分析：
（1）市场竞争行为。建立正常的市场经济秩序，要求投资者、经营者按照市场导向，以公开的方式、合法的手段进行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可能出现的问题是非法垄断、不正当竞争。政府要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维护公平竞争。在这个领域，民法与经济法可以发生交叉，但政府从社会公共利益出发适度干预经济生活则已超出民法行为。国家因素影响经济关系是建立在尊重市场机制的基础之上的，这又是经济法与传统行政法的一个区别。故而经济法具有社会性与市场性双重要素。
（2）国家参与行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也要参与国民经济生活，社会主义国家就更为突出。因为社会主义经济以公有制为主导，国有资产在整个社会财富中占最大比重（尽管可能降低这种比重）。在中国，国有资产的运用分为三块：一是非经营性资产，如行政等公共开支，重要的公益；二是经营性资产的大部分，用于与国计民生关系重大的、资源稀缺的或自然垄断经营产业、企业和重要的公用事业；三是经营性资产的小部分，用于一般商业性的投资、参股。国有资产的形成、运用和管理，国家（政府）作为投资者、服务者参与国民经济活动，体现出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相统一的特点，在经济上和法律上均具有两重性：发挥经济与政策，适用民法与经济法。传统观点仅仅把国家参与看作是特殊的民事行为，那只反映了问题的一个方面。
（3）国家管理行为。又可细分为：第一，宏观调控行为。国家通过计划、
财政、税收、金融、产业政策、价格总水平控制等，对民国经济实行宏观调控，求得总量平衡，促进持续、快速、健康发展，保障经济、金融安全。宏观调控主要是间接干预。如前所述，政府不直接干预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强调宏观调控，是经济法的突出特点和重要任务，传统民法、行政法未能涉及这一领域。
第二，市场管理行为，或称市场规制行为。市场准入、产品质量管理、市场物价管理、消费者权益保护等，在这些方面政府要发挥很大的作用。市场管理主要是直接干预，但不能超越行政权力直接干预企业、公司的生产经营活动。市场管理的第一道防线是市场准入（登记，发放许可证、执照、合格证等），像非法金融机构、非法金融活动即应属于市场禁入之列。应当注意，不要把各项具体的行政管理活动都看作是宏观调控。
经济法律、法规中使用的一个概念是经济监督，如审计监督。它属于宏观管理还是微观管理呢，有时两个因素都有，但它往往既不同于宏观调控，又不同于直接管理。可以认为经济监督属于经济管理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经济法中常用“监督管理”一词，实际上管理者与监督者有时为同一主体，有时为不同主体。
（4）涉外经济行为。积极发展对外开放，是我国长期坚持的基本国策之一。随着世界经济的一体趋势，随着国民待遇的逐步实施，国内经济活动与涉外经济活动的规则亦将逐渐走向统一；上述市场竞争、国家参与、国家管理三种基本行为，都会涉及到对外经济问题。然而，涉外经济关系总会带有某些特殊性，如利用外资、发展外贸、管理外汇等，不能完全套用国内经济关系的规则。因而，涉外经济活动仍可单列为一种行为。
以上三种一般或基本经济法律行为和一种特殊经济法律行为，用哪些范畴来表示呢？“竞争与不正当竞争”、“国家干预与国家参与”、“宏观调控”、“市场准入”、“经济监督”、“国民待遇”等，是否能够表达经济管理和经济活动中的关系？经济法律行为是一种能够产生一定法律效果的法律事实，对这个高度抽象的概念，我们的研究工作是要把它具体化，由静态的规范法学走向动态的行为法学。
6、关于经济法中的责任
研究经济法中的责任会遇到两个问题：一是，违反各种法的责任一般规定有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刑事责任三种形式。经济法律责任制度，目前只是以上三种责任的综合体。有人提出使用：“经济责任”这个词，其实经济责任的意思广泛，可以是正面的要求，如经济责任制、承包经营制、资产责任制；可以是事后追究的责任，如民事责任中的赔偿、行政责任中的罚款、刑事责任中的罚金都属于经济责任。二是，经济法律、法规中有些关于奖励的条款（如《土地管理法》、《节约能源法》、《农业技术推广法》等），这种激励性机制是很有特色的，但它不属于责任范畴。假如立法，鼓励或奖励条款可安排在“总则”部分，不一定要与责任对称；根据实际情况，有的法也可对应地安排“奖励与惩罚”专章。
没有法律责任这一部分规范，经济法的效力就会大打折扣。前面规定主体的地位及权利义务。主体的行为规则，后面规定主体的责任，前后呼应，合乎逻辑。困难在于，如果不沿用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刑事责任三个名词，有什么新的概念或范畴能够概括经济法中的责任规范呢？事实上，经济法律中的惩罚性赔偿和定金罚则等已超出了传统的民事责任和传统的行政责任的框框。我们的着眼点似应放在探讨三大法律责任在国家管理和协调国民经济运行过程中所表现出的特点上。西方学者研究认为：“除行政、刑事、民事等几类传统的但又都具有经济法特有色彩的制裁外，经济法也采用了适合组织经济目的的特殊制裁。此外，经济法还使民事责任原则有了新的色彩。”（注：见［法］阿莱克西·雅克曼、居伊·施朗斯：《经济法》，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111页。）比如，因经济活动主体违法行为而产生的市场禁入、取消税收优惠、不提供贷款，惩罚性赔偿，因经济管理主体决策失误而导致的行政机关改组，给受损害的企业予以财政和经济补救，等等，就反映出经济法的特有的效果。
四、要把经济法学的基本范畴和原理纳入一个科学的立法框架之一
如前所述，范畴为一门科学的细胞，而原理则是把一个一个范畴联结起来，组成有机整体。比如，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使市场机制与宏观调控有机结合，必须维护公平竞争，这些具有普遍意义的规律性以及由此推演出来的各种具体的定理、命题等，即是原理。范畴着重表示事物的联系，原理着重表示事物的发展。有了范畴和原理，就能够构建经济法的理论体系。
把经济法的理论形态演化为规范形态，要求作出中国经济法的立法体系安排。笔者初步设想如下：（一）总则（经济法的任务、基本原则和适用范围）；（二）国民经济管理和市场经济活动的参加者；（三）经济权利和义务；（四）市场竞争；（五）国家参与；（六）宏观调控；（七）市场管理；（八）涉及经济活动的特别规定；（九）法律责任“（十）附则。
经济学范畴的概念篇5
关键词：民营经济；内涵；国营经济
作者简介：潘胜文，男，华中师范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宏观经济、经济思想史研究。
中图分类号：F27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096(2006)06-0085-03
收稿日期．2006―08―16
一、问题的提出
近年来，我国理论界对民营经济的关注与研究日益升温，各种理论刊物上刊载的与民营经济相关的文章越来越多。但是，笔者在读过许多关于民营经济的学术著作后发现我国理论界对民营经济内涵的理解是五花八门，甚至称上是混乱。也有些关于民营经济的学术论文在论述相关问题时干脆就不给“民营经济”一个明确的内涵界定，只是笼统地谈论相关问题。由于“研究口径”的不统一，导致一些民营经济研究成果中相关数据缺乏可比性，使研究成果的指导意义和应用价值大大降低；而不给“民营经济”一个明确的内涵界定就去论述民营经济问题，其效果就可想而知了，至少这些学者在研究态度上就是不严谨的。
因此，笔者认为，正确界定民营经济这一概念的内涵和外延，有利于理论界统一民营经济问题研究的口径，有利于增强相关研究成果的价值。另外，正确界定民营经济的内涵和外延，对于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加快公有制经济民营化步伐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二、民营经济内涵界定中的几种主要观点及评价
当前理论界以及政府有关部门对民营经济内涵的理解散见于各种论文、著作与文件之中。这些观点归纳起来大致上有以下几种类型：
(一)民营经济就是私有经济
这种观点将民营经济等同于私有经济，将民营经济看作是纯粹的所有制范畴。笔者读过许多与民营经济相关的经济学论文，发现其中许多论文根本就没有给予民营经济一个明确的内涵界定，但从其文章的内容来看，他们实质上是将民营经济等同于私有经济，等同于与公有制经济相对应的经济。从这些文章的英文摘要中我们也可清楚地了解到他们的这一观点，他们常常将“民营经济”翻译为“privateeconomy”。
笔者认为，“民营经济”不等于“私营经济”。从字面上理解，“民营”是与“官营”相对应的概念，通常指的是民间经营。从这个意义上说，“民营”属于经营方式，没指明经济性质，没有问答生产资料归谁所有的问题。私有经济或私营经济①是指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以取得利润为目的的所有制形式。私营经济的生产资料归业主所有，而笔者认为民营经济除了包括所有制上属于私人所有的私营经济等外，还应包括属于公有制范围的集体所有制、国有民营等形式的经济。无论是私营经济、集体所有制经济还是国有民营经济，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在经营方式上都是非国家经营。因此，我们可以把私营经济称作民营经济，而不能把民营经济统称作私营经济。
(二)民营经济就是非公有制经济
这种观点也是将民营经济看作是一个所有制范畴。有人认为，“民营经济是一个所有制概念”，“‘民营经济’大体上就是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他们之所以持这种观点，原因是：首先，他们认为民营经济的实质是指民间资本经营的经济成分，而不是指由民间人士来经营的经济组织。因此，不能将由民间人士来经营的经济组织理解为民营经济。其次，他们认为，在我国，民营经济本身就是作为一种经济成分存在的，无论私营经济还是个体经济，在我国经济类型的划分中，都是按所有制来划分的，而不是按经营权来划分的。如果我们一方面将民营经济作为一种经营权来认识，另一方面又将属于所有权范畴的私营经济和个体经济纳入其中，这在逻辑上站不住脚。
笔者认为，这种观点除了具备第一种观点的缺陷外，还存在一个致命缺陷就是将集体经济排除在民营经济范围之外，这显然是有失偏颇的。当前，集体所有制经济的资源包括劳动力、生产资料等都是由集体组织从市场上自由获取的，产出由市场决定其价值，其在经营方面已与私营经济越来越相近，而与国营经济则存在很大的差异。因此，笔者赞同，“‘集体经济’理应属于民营经济范畴”。
(三)认为民营经济就是非国营经济
持这种观点的人是将民营经济看作是经营方式范畴。认为“民营经济是指民间经营的经济”，认为“民营经济就是民间人士、民间组织、民间机构经营的经济”。持这种观点的人通常在其著作的英文摘要中将民营经济翻译为“nongovernmentaleconomy”或“nonstate―ownedeconomy”。②他们认为，民营经济所强调的应是经营主体，而不是所有权主体或产权主体，即它强调的经营主体是“民”，而不是“官”。据此，他们认定，民营经济不是一个所有制范畴，而是经济运行层次的范畴。并且提出判定民营经济的标准：如果某一资产或资本的营运方式不属国家或政府控制，营运的主体是非国家(政府)机构(包括自然人和法人)，即为民营经济。由此，他们认为“民营经济”作为一个经济学范畴对应的是“国营经济”，而非“国有经济”或“公有经济”。在这一观点的支撑下，他们认为我国现阶段民营经济大致包括：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外资经济、集体合作经济、国有民营经济、混合型经济等。笔者基本上赞同这一观点，但对现阶段我国民营经济应包括哪些主要成分方面有着不同的看法。
(四)狭义、广义之分
近年来，一些学者从广义和狭义角度来给民营经济界定内涵，力求民营经济内涵界定的概括性。在这方面也有不同的观点。
有一种观点认为，广义的民营经济是对除国有和国有控股企业以外的多种所有制经济的统称，包括个体工商户、私营企业、集体企业、港澳台投资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狭义的民营经济则不包括港澳台投资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
也有人认为，广义的民营经济指非公有制经济，它包括个体工商户、私营企业、乡镇企业和三资企业等等，狭义的民营经济是指私有经济，即私营经济和个体经济。认为一切非国有经济都是民营经济，但反之则不成立，因为国有经济也可以采用国有民营的管理形式。
作为党和政府联系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的桥梁和纽带的全国工商联合会对民营经济的内涵也有一个口径。2003年，针对理论界对民营经济内涵的各种争议，全国工商联成立了
“全国工商联民营经济发展形式分析课题组”。课题组在2003年11月19日完成的《中国民营经济发展分析报告――2003年度》中，对民营经济的内涵也是从广义和狭义两方面来界定。报告中认为：“广义的民营经济是指除国有和国有控股企业以外的多种所有制经济的统称，包括内资民营经济(含个体工商户、私营企业、集体企业等)、港澳台投资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狭义的民营经济是不包含外商投资企业。”
从广义和狭义两个层面来界定某一范畴的内涵是某些学术著作常用的方法。虽然，这种方法看起来比从单一层面来界定某一范畴更加全面，更有概括性，但笔者认为，这种方法不利于统一口径，不利于相关问题的实际应用与操作。如果要强调全面、概括，为何不从多个层面，四个、五个甚至更多，这样可以将所有可能的观点都一网打尽，岂不更全面，更有概括性!因此，笔者不赞同从广义和狭义两个方面来界定民营经济的内涵。
(五)官方口径
至今，在党和政府的各种重要文件中，笔者还未发现有民营经济一词的出现。但是，作为国务院的重要部门之一的国家统计局在统计相关数据时，有民营经济相关数据的统计，且其统计方法或口径大体上有两种：
一是倒扣法。基本统计公式是：民营经济份额：经济总量―国有经济―集体经济―外商经济
二是累加法。基本统计公式是：民营经济份额二私营企业份额+港澳经济份额+个体经济份额+混合经济中的民营经济份额
国家统计局的这一统计口径，可以算得上是我国当前关于民营经济内涵的官方口径了。从以上公式中，我们很难判断，国家统计局的这一统计口径是基于经营方式范畴还是基于所有制范畴。国家统计局的这一口径的确有它的合理性，至少它兼顾了理论界大部分人的意见。但我认为，这一统计口径中，有一个致命的缺陷，就是将外商经济排除在民营经济之外进行独立统计的作法，有歧视外商经济之嫌，也与世贸组织所要求的国民待遇原则相悖，外商投资经济与国内的私营经济在经营方式上没有什么的本质的差别，为什么要将其与国内的私营经济“划清界限”呢?毕竟中国已是世贸组织成员，这种对外商经济实行“非国民待遇”的作法不利于我国与国际大家庭接轨。
三、本人观点
(一)民营经济是个经营方式范畴本人认为“民营经济”应该是经营方式范畴，因此应该从经营方式角度来界定“民营经济”的内涵。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从经营方式角度界定“民营经济”内涵符合语言学的一般规则。我国语言学比较注意从对应关系来把握一个名词的概念及内涵。从名词上看，“民营”对应的应是“官营”或“国营”。据考证，“民营”一词最早出现在三十年代初王春圃的著作《经济救国论》中。王把当时由政府经营的企业称为“官营企业”，把由民间经营的企业称为“民营企业”。显然，王的“民营企业”概念是个经营方式范畴。同样道理，当前“民营经济”对应的也应是“官营经济”或“国营经济”，“民营经济”应当是非国营经济，是个经营方式范畴。
第二，从经营角度界定“民营经济”的内涵也符合社会经济运动的历史实际。在新中国历史上，民营经济概念是在我国改革开放的实践中应运而生的。在计划经济时代，我国基本上只存在国有经济与集体经济，经营形式简单，因而当时没有“民营经济”产生的大环境。但改革开放后，特别是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作出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中，作出了所有权与经营权适当分离的论断后以及国有企业租赁、承包、委托经营等形式的出现，民营经济的概念才在我国应运而生。显然，它的出现是与国有企业租赁、承包、委托等经营方式的出现密不可分。我们不能否认“民营经济”自其在新中国历史上一产生就带有显明的经营属性。因此，将民营经济看作是经营方式范畴是符合我国社会经济运动的历史实际，是理所当然的，
第三，从经营角度界定“民营经济”的内涵也与理论界大多数人的意见一致。笔者作过调查，随机翻阅过近30篇涉及民营经济问题的论文，发现其中有超过20篇文章的作者都赞同或默认民营经济是个经营方式范畴。在当前“民营经济”仍没有一个权威内涵界定的情况下，我认为遵从大多数人的意见应该是个比较合理的选择。
第四，假如民营经济不是经营方式范畴，而是所有制范畴的话，那么与“民营经济”相对应的范畴就是“国有经济”了。如此一来，作为经营方式范畴的“国营经济”又和谁对应呢?很显然，在当前的形势下，“国有经济”与“国营经济”不是一个概念的结论是不会有人质疑的。因此，从这种角度出发，“民营经济”与“国营经济”应作为经营方式范畴相对应，而“国有经济”作为所有制范畴应与“民有经济”或“私有经济”相对应。
总而言之，“民营经济”应是个经营方式范畴。
(二)当前我国民营经济的主要类型
作为一个经营方式范畴，民营经济所强调的经营主体，不是所有权主体或产权主体，即它强调的经营主体是“民”而不是“官”。这里的“民”我认为应该是“民间”，而不是“国民”，因为，如果理解为“国民”的话，就必须将外资经济(包括还未回归祖国的台湾同胞在大陆兴办的企业)排除在民营经济之外，显然，这是不合理的。因此，我们应该将“民”理解为“民间”，凡属民间经营而非国家直接经营的经济都属于民营经济范围。民营经济对应的范畴应该是国营经济。依此，笔者认为当前我国的民营经济大致上有以下两大类。
内资民营经济。包括：私营企业；个体经济单位；集体经济单位；股份合作企业；国有企业经过改制、改组、改造后实行了股份制(但国家不控股)；实行租赁制、委托经营等形式的国有企业(国家对这些民营化了的企业不再直接经营管理，只是凭所有者身份享有所有者权益，获取收益，即获取国有资产所有权的果实)；自然人控股的混合所有制企业；由自然人出资但非自然人(不是国家)控股的混合所有制企业；民办非企业单位(以民间投资为主的非营利性机构，如民办科研院所、学校、医院、体育和社会福利机构)等等。
外资民营经济。包括：港澳台商独资企业；外商(不包括港澳台商)独资企业；外商控股中外合资合作企业(包括港澳台商和外商合资、合作企业中由港澳台商、外商控股的企业和港澳台商和外商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中由港澳台商、外商控股的企业)等。
经济学范畴的概念篇6
关键词:委婉语英语新闻隐喻转喻
认知语言学下的范畴化原型理论
认知语言学是研究建立在我们对世界的经验以及感知和概念化世界的方式基础之上的人类语言的一门新学科。①我们对世界概念化的过程就是对世界进行范畴化的过程:“范畴指事物在认知中的分类。”认知语言学在认知心理学研究结果的基础上提出了原型的观点。现代原型理论的范畴观的基本观点总结如下:1.范畴是凭借属性(attributes),而不是基本特征(essentialfeatures)所建立起来的“完形”概念,基本特征是事物固有的本质特征,属性是与人和世界的互动模式紧密相关的。拥有最多典型特征的成员是典型成员(原型范畴),拥有较少典型特征的成员是非典型成员(边缘成员)。2.对范畴的认识不仅靠分析成员的属性,还靠对物体模糊的完形感知。3.范畴的边界是模糊的。4.典型成员在认知上是凸显的。“一个范畴的典型成员通常是我们最为熟悉的事物,而那些我们不熟悉、在我们的心理图式中十分模糊的事物就成为该范畴的非典型成员,典型成员具有认知上的显著性(silence),它们最容易被储存和提取,在形成概念的过程中它们也最接近人们的期待或预料,从典型成员到非典型成员,显著度等级依次递减。”②
认知语言学下的范畴化理论的延伸:概念隐喻
传统的对于隐喻的理解大多把其看成是一种修辞手段,是不同事物之间名字的迁移。概念隐喻是在Lakoff和Johnson的著作《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中首次提出的。在认知语言学下,隐喻被认为是人类一种基本的认知手段,是范畴化理论的延伸,是不同范畴之间的投射,“概念隐喻是以一个概念去建构理解另一个概念,于是也以一个概念的词语去谈论、表述另一个概念”③,其中涉及两个认知域(概念)之间的投射,即源域和目标域。源域是指我们用来构建其他概念的概念,它通常是个形象的、容易被人类理解和掌握的概念,而目标域是我们想要去构建的概念,它通常是个抽象的、不容易被人类理解和掌握的概念。
但是需要提出的是,在用源域理解目标域的过程中,目标域的一个方面,而不是各个方面都被凸显,被凸显的方面是和源域密切相关的。在凸显的同时,目标域的其他方面被隐藏或弱化。这就是概念隐喻对目标域的突显和隐藏功能。
英语新闻中的委婉语现象
委婉语在日常生活中发挥着巨大作用。比如,我们现在通常不会称一位女士为“胖”,而是用“丰满”。在汉语中,最常见的委婉现象莫过于“死亡”这个词语了。中国人用“去了”、“升天了”、“没了”、“离开了”、“过世”等取代“死亡”这个大家都避讳的词语。不仅在汉语中,英语中也常常见到委婉语的使用。我们还以“死亡”这个词语为例。英语中表示死亡的单词是“die”。但是在实际生活中,“die”却很少出现,取而代之的是“passaway”(去了)、“leaveus”(离开了)、“gotoheaven”(去了天堂)等词语。如果我们仔细观察一下,不难看出,英语和汉语中使用的委婉语是同出一辙的。从而进一步说明,委婉语不仅仅是一种修辞手段,而是人类普遍存在的认知方式,因此,从认知语言学的角度分析委婉语现象会更具说服力。
由于具有委婉、礼貌、文雅、惬意的功能,委婉语广泛地应用于生活的各个领域,如政治、经济、宗教等。这一点在英语新闻中尤为突出。正确地使用委婉语,能够达到一定的政治效果,具有礼貌、掩饰、幽默、避讳等功能。④在英语新闻中,起到委婉效果的手段主要有隐喻、转喻、外来词和近义词。下面,笔者从认知语言学的角度分析这些方法的认知理论。
英语新闻中隐喻的认知分析。英语新闻中经常用词与词组替换的方法,即“a即是b”以达到特殊的效果。在认知语言学中,这种词词替换就是概念隐喻。例如,
ChelseaSettoFlytheClintonnest(切西尔离开克林顿家庭,独立生活)(times,march22,1998)⑤
在该新闻标题中,分别使用了两处概念隐喻。首先,“nest”(鸟巢,巢穴)一词用来代替“family”(家庭),即用“nest”(鸟巢,巢穴)的概念来建构家庭的概念。“nest”是源域,“family”是目标域。使用这一概念隐喻出于以下原因:源域通常是形象的、容易被人类理解和掌握的概念,而目标域通常是抽象的、不容易被人类理解和掌握的概念。用“nest”代替“family”,使读者能够更容易地理解作者要表达的含义,符合新闻简洁经济的原则。同时,由于在概念隐喻中,目标域的一个方面会被凸显,因而作者通过使用“nest”能够凸显他想要表达的含义。Lakoff在《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中指出我们对事物的范畴化包含有多个维度(dimension):感知的(perceptual)、运动行为的(motoractivity)、功能上的(functional)。在本例中,从认知语言学的角度来看,“family”这一范畴具有以下语义属性:1.感知的:由家庭成员组成;2.运动行为的:工作,养家糊口;3.功能上的:养育子女、赡养老人等。相比之下,“nest”的语义属性包括:1.感知的:由鸟类家庭成员组成;2.运动行为的:成鸟在外觅食,饲养雏鸟;3.功能上的:雏鸟觅食和休息的巢穴。通过比较我们可以看出,用“nest”来隐喻“family”,更加凸显了“nest”是为雏鸟提供觅食和休息的场所,在雏鸟独立前为其提供保护的场所的这一语义属性。在凸显的同时,“nest”和“family”两者之间共同的属性,即,由家庭成员构成的这一属性被弱化。这一概念隐喻强调了儿女独立前对家庭的依赖性,以及儿女离开家庭,独立学习和生活的一面。
英语新闻中转喻的认知分析。在过去,和隐喻一样,转喻也被认为是一种修辞手段。但是在认知语言学视角下,转喻是一种“接近”和“凸显”,而不是简单的词语替代关系。如果说隐喻是不同认知域之间的投射,那么转喻是相近或相关联的不同认知域中,一个凸显事物代替另外一个事物,如部分与整体、容器与其功能或内容之间的替代关系。
例如,在英语新闻中,常常用“bluecollar”(蓝领)和“whitecollar”(白领)来称呼工人阶级和上层领导阶级。在美国的社会统治阶层中,蓝领是指从事体力劳动的,例如生产工人,从事蓝领工人的人第一次低于白领。所以蓝领按照社会学的概念理解就是从事体力工作。白领就是一般的办公室成员,所谓的白领,多半都是在办公室工作的。资本主义社会为了消除人民矛盾,就尽量用委婉的、美化的语言来模糊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区别。一个概念往往有许多属性,而其中最突出的、最容易记忆和理解的属性往往会被更多地注意到,即凸显属性。对“工人阶级”这一概念来说,他们具有各个方面的认知属性:1.主要从事体力劳动;2.工资待遇低;3.社会地位低;4.衣着简单随意等。但是为了美化这一现象,资本主义社会单单凸显了体力劳动者在服装上的特点,同时弱化了上述的其他认知属性,使人们有一种错觉,那就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区别仅仅限于服装上,其他方面都是微不足道的。
英语新闻中外来词的认知分析。在英语新闻中,经常出现用外来词语来代替日常生活中一些使人感到尴尬的、难为情的词语。比如,用perspire来代替sweat,用expectorate,defecate或feces来分别替代spit和shit。认知语言学中的范畴化理论可以用来解释这一现象。这一理论认为,同一个范畴的成员分典型成员和非典型成员。典型成员通常是我们最为熟悉的事物,具有认知上的显著性,容易被储存和提取。下面我们以perspire和sweat为例,从认知的角度来解析其委婉的效果。perspire和sweat属于同一个范畴。sweat是典型成员,是大家最为熟悉的,它具有最多的该范畴的区别性语义属性:1.主体身上潮湿;2.干过劳力活;3.散发恶臭。这些属性是基于人类的经验的,是人类在与自然、社会、世界的互动中感受到的多个维度的感知,即完形感知。作为典型成员,sweat具有认知上的凸显性,它是人类所熟悉的,可以很容易地被提取和储存。当听话人听到这个词时,这些语义属性,不论是客观的、物理的,还是主观的、感觉的,都能作为完形很快地被提取。因而,由于语言往往被与某些自然现象联系起来,听话人也能很容易地由sweat所指的语义范畴联想到自然范畴。而作为说话人,他也非常清楚sweat代表的使人感到尴尬的语义属性,因而他会尽量避免使用会使听话人很容易联想到自然范畴的禁忌语,而运用同一个范畴内的非典型成员。perspire是外来语言,是人们不太使用、不太熟悉的词语,所以是非典型成员。人们不能对该词进行该范畴的完形感知,不具有认知上的显著性,不容易被提取和储存。这样,听话人在听到perspire这一委婉语后,不容易联想到现实的自然范畴。
英语新闻中近义词的认知分析。英语新闻中,成对的近义词常常被用来达到委婉的效果。通过对原型理论的分析,我们就会很容易理解这种替代机制。compactcar和smallcar属于同一个语义范畴内的不同成员。在形容英语中“小”这个语义的时候,人们常常会使用“small”这个词,small是该语义范畴内的典型成员,它具有最多的该范畴的区别性语义属性:1.体积小;2.尺寸小;3.空间小;4.廉价、劣质等。作为典型成员,small具有认知上的凸显性,他是人类所熟悉的,可以很容易地被提取和储存。这些属性是人类从长期的经验中获得的,是多个维度的感知。这些维度有物理的、客观的,如体积小、尺寸小等,也包括有主观的,例如便于携带等。同时,这些属性也具有一定的贬义含义,例如空间小,廉价、劣质。作为说话人,从长期的经验中也非常清楚small代表的使人感到尴尬的语义属性,因而为了达到一定的委婉的目的,他会尽量避免凸显这些贬义的含义,而通过委婉的方法掩盖它们。在新闻中,small经常被其委婉语compact替代。
在英汉词典中,compact的意思是“小而紧凑的”。和small相比,compact不具有最多的区别性语义属性,属于同一范畴内的非典型成员。compact的语义属性也是多个维度的,包括:1.体积小;2.尺寸小;3便于携带;4紧凑、精巧、美观等。通过比较,我们不难看出,Compact缺少了一些small的典型性语义属性如廉价、劣质等一些贬义属性,而同时又增加了其他的非典型性语义属性,如便于携带,紧凑、精巧、美观等,这些非典型性语义属性恰恰掩盖了small的空间小,廉价、劣质的贬义属性,凸显了其便于携带,紧凑、精巧、美观等这些褒义含义。同时,由于compact不全部具有典型成员的典型性语义属性,因此人们不能对该词进行该范畴的完形感知,不具有认知上的显著性,不容易被提取和储存,这就使他和small相比,是一个相对模糊的概念。人们需要经过较长的时间,才能够在大脑中通过语义属性联系到其代表的自然属性。这样,通过用compactcar代替smallcar,紧凑、精巧、美观等认知属性被凸显,而体积小、尺寸小等属性被弱化,可以达到委婉的目的。
在政治英语新闻中,还有许多这样的例子。比如,disadvantaged和disprivileged经常用来替代poor(贫穷的人)等,以达到委婉的效果。
结语
委婉语是英语新闻中常见的一种语言现象。认知语言学从人的认知出发,研究语言现象的普遍性。所以,从认知的角度去解释英语新闻中的遣词造句,能更好地解释其理据和达到的委婉、礼貌的效果。
注释:
①文旭、江晓红:《范畴化:语言中的认知》,《外语教学》,2001(4)。
②邹智勇:《典型理论及其语言学意义》,《外语与外语教学》,2000(6)。
③贾玉娟:《英汉概念隐喻的相似性和相悖性》,《安庆师范学院学报》,2004(2)。
④郭亮、龚轶:《浅析新闻英语中委婉语的语用功能》,《现代农业科学》,2008(12)。
⑤张一宁:《英语新闻标题中隐喻的作用》,《长春理工大学学报》,2009(3)。
参考文献:
1.nuyts,John&pederson,eric,LanguageandConceptualization.Cambridge:CambridageUniversitypress,1999.
2.陈原:《社会语言学》,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
经济学范畴的概念篇7
关键词：概念范畴资本论马克思逻辑体例
马克思的经济学说，被集中地论述于名著《资本论》之中（当然也散见于其他的著作里）。在构造其理论体系时，马克思运用了自康德开始、于黑格尔达到顶峰的德国古典哲学之最高成就——辨证的方法；并且认为这是阐释其经济思想的唯一科学的叙述方法。他还曾经设想过，在完成了整个写作计划之后，对这方法作一专门地阐述。[1]遗憾的是，《资本论》的整个计划都没有能够完成，遑论对其方法论之阐述。列宁曾经指出，马克思留下了《资本论》的逻辑；他的意思是要人们搞懂这个逻辑，像马克思那样来观察和解决现实问题。[2]
《资本论》是一部关于资本主义经济运动及其客观规律的著作。马克思从资本地运行着手，整体地分析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而生产关系的各个环节；揭示了这样一个秘密：即逐利的资本必须依靠吸吮劳动的血汗才能活跃起来，并且那样的劳资关系不断地被扩大及复制出来。
如何来阐释那些研究成果，并且以正确的思维方式来构建其科学的理论体系，马克思自觉地参照了辨证的方法。这一做法，不仅适合了在内容上经过改造的英国古典经济学、而且在形式上也赋予了论述其思想的独特的逻辑体例。对于《资本论》的读者来说，了解其逻辑体例，就能够更好地理解马克思经济学说的深邃内涵、掌握其理论体系之特色。
一、
《资本论》博大精深、鸿篇巨制，共有四大卷；然而只有第一卷乃马克思本人亲自撰写、润色及定稿①。尽管在出版之前，他听从了友人的建议，在章节目的编排上采用了授课讲义的做法，然而其理论体系的框架却遵循着辨证逻辑的叙述方法对内容进行了逐一展开；而它的逻辑体例就是其叙述方法的外在表征。应当说，此体例是带有明显的思辩色彩的；在这个体例的安排下，其理论体系是由一系列的范畴、概念串连而成，相互之间紧密联系；一个个因自身矛盾而逐步转化和演进，从而形成了主线条清晰的逻辑过程。
且看体例：从范畴上的结构安排是，“商品——货币——资本——剩余价值——资本积累”，层层演进；从范畴到范畴的演进之中，又是由一个个概念联结起来、转化过去。以这种逻辑过程把资本主义的现实经济关系剖析开来后又完整地呈现在世人的面前，并且达到了多样性的综合体。马克思自己也承认，他这种思路地安排是对黑格尔的辩证方法地继承和运用，并请读者对其如此地“卖弄”辩证的方法给予原谅（特别是那些不习惯这样思索而急于首先得到结论的法国人要耐心）。[3]列宁也指出：“不钻研和不理解黑格尔的全部逻辑学，就不能完全理解马克思的《资本论》，特别是它的第一章”。[4]翻开黑格尔的著作《逻辑学》或者《小逻辑》，可以清楚地看到它们的叙述体例也是如此这般安排的；只不过黑格尔讲的是哲学，而马克思却摹仿他的手法来谈论政治经济学的。
我们以第一章为例。第一章从商品这个个别元素着手，尽管阐述了简单商品经济的运行规则，却揭示了商品经济的一般规律；从而为说明发达的商品经济，即资本主义经济作了铺垫。马克思从第四章开始（包括后面的章节目里）多次重申资本主义经济必须遵循商品经济的一般规律，否则资本主义经济是不能成立和运转的。商品经济占主导地位、商品范围的普遍化、特别是劳动力成为商品，无不显示了资本主义经济是商品经济的一般规律在发达的商品经济阶段的合乎逻辑地进一步展开。作为逻辑起点的“商品”，不仅仅因为它是资本主义财富的堆积或者社会的普遍现象，而被列为第一范畴来谈论；主要是它为最本质的东西，它的内在矛盾地运动以后演绎出了资本主义经济地矛盾运动，是资本主义经济有机体的胚芽或者称为细胞。就辩证逻辑来说，它是最抽象的、最少内容的、并且能够全息地推演出后面各个范畴的初始范畴。然后通过商品属性，“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的小概念相继出现，再达到“价值”这个大概念。而“价值”又必须由内在而外化出来，并且表现在某种器物（即金银）上来形成“货币”；逻辑过程中经过“相对价值”与“等价物”的小概念地过渡，最终达到“货币”的范畴。这是现实交换过程中的矛盾之逻辑概念地演绎的结果。整个逻辑过程严密推进，将商品经济及其矛盾运动之规律淋漓尽致地展示出来了。
以后的章节目里也是范畴之间，通过各个概念的转化和联结而相互贯通的。
二、
然而《资本论》第一卷如此这般地体例安排，并非仅仅是进行纯思辩的概念或范畴的推演，而是要时时刻刻地返回到现实的经济关系之中去的；甚而可以这么说，对这些个概念或范畴的阐述是以大量的历史材料、甚至是当下的新材料为依据的，是以思辩的形式来反映那些个客观实际的材料的。在《资本论》第一卷里，引用的材料比比皆是，占据了大量的篇幅（并包括了不少的注释②）；可见涵盖了逻辑过程的、外在的体例安排，是以事实来说话的、是客观逻辑在主观上的反映以及主观精神对客观现实地把握。
那些材料分成三类：第一类为整理过的历史材料；例如，货币产生的四个阶段的演进，完全是对历史材料的概括性地阐释。第二类为直接引述的各种观察员的报告；例如，工厂里工人们生活状况的描述。第三类为经济思想史中前人的论述；例如，不少经济学家或者匿名的小册子里的观点。这三类材料分别被按照叙述的逻辑过程，而安插于不同的章节目以及注释之中；以佐证所阐述的观点，来说明事实情况。因此，列入体例的材料都是顺应逻辑的需要而编排的，力求使其与叙述的要求相吻合的。比如，对资本主义原始积累三百年的历史过程地阐述，无论其内容还是在体例中的摆放位置，概莫如此。
对此马克思认为，在研究阶段时就必须详尽地占有材料。通过对各种材料地分析（去伪存真、去粗取精、由此及彼、由表及里③），达到从表象到本质，获得结论并且把对象解剖了出来。然而这样一来，在人的头脑里类似的先验结构就形成了；于是当叙述这一事物时，运用思辩形式由本质到现象，似乎就是概念或范畴在运动，实则是精神地再现了事物本身及其内在的、各个方面的相互关系。
马克思就是这般来剖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而生产关系的；抓住了劳资关系——这个资本运作的主轴；揭露了资本家阶级与工人阶级对立、对抗的经济根源。同时从历史和现实的角度来展望：由于资本主义经济本身的问题，会因为它内部矛盾的进展，导致新的物质条件的产生；更高级的社会来代替它是具有必然性的，这就是所谓的社会辩证法。
今天当我们追随着历史的脚步，再回过头来探望，却发现马克思的经济学说依然闪耀着光芒；社会的发展阶段尽收眼底，并没有越出他的视野多远。而要掌握这个理论体系弄清它的逻辑体例，是具有独特意义的。
三、
《资本论》第一卷自发表迄今，已近150年了。尽管世界经济政治的具体现状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然而历史发展的大方向和主潮流还是依照马克思揭示的社会规律来走的。逶迤曲折终向前方，偏离古道汇聚新轨。现实的确要求翻新马克思经济学说的理论大厦，赋予它具有时代气息的新内涵。然而思想的演化具有传承过程，只有在前人开创的基点上，后辈才能将事业推向前进；正如牛顿所言：我们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高瞻远瞩的！
在创建新的理论体系时，采取何种方法也是值得深入思考的。马克思的辩证方法及其逻辑体例就是很值得参考的，并不能因为现代经济学能够使用的工具很多，就想摒弃这个东西。相反，吸取马克思的做法更有助于接近事实真相、说明问题，把经济事实的发展图景清晰地表述出来。
首先，马克思的做法具有批判精神——“政治经济学批判”包含了对当时流行的经济理论的根本质疑。依据对事实的分析研究，来指出问题所在，以扬弃旧的理论观点。因此以大量的事实说话是构造新理论的基础，也应该是当下进行理论创新的支柱。
其次，事实本身并非仅仅是外在的表象，深入其间却可以发现是具有多要素的关系。本质乃为各个要素自身及其相互关联的内在的结合。把各个方面的要素及其联结的机理弄清楚、由静态转换成动态、再配置丰富的表象，这样各种经济现象就能够得到深刻并生动地表述，形成艺术的造化。
再次，事物是运动的、是有来龙去脉的。历史地说明它，由何处转化过来、又会转化去哪里；通过逻辑的叙述来显现其运动过程，这样做更便于把握事物的发展规律、掌握其运行态势。
总而言之，马克思经济学说的方法论依然值得后来之辈重视，是后人进行理论创新的参考坐标。犹如我们现在给地球上某个地方定位，方法很多、工具不少，但是经纬线这个基本的定位方法仍然在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并没有过时而被弃置不用。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29卷[m]250页，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
[2]列宁《哲学笔记》[m]357页，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
[3]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m]24页，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
经济学范畴的概念篇8
关键词：现代职业教育；逻辑范畴；范畴体系
中图分类号：G7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717（2016）05-0114-04
收稿日期：2016-04-20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十二五”规划2013年度教育学一般课题“中国现代职业教育理论体系：概念、范畴与逻辑”（项目编号：BJa130096；主持人：周明星）。
作者简介：高涵（1981-），女，湖南农业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教育生态学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教育生态学研究；李嘉丽，湖南农业大学教育学院硕士研究生。
近年来，中国职业教育得到快速发展，为社会发展提供了大量应用技能型人才，并逐步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中国现代职业教育实践呼唤成熟的理论体系，更需要成熟的理论体系来指引方向。中国现代职业教育理论要科学化发展，只有将其建立在范畴研究的基础之上，成为范畴水平的理论体系，才能摆脱粗糙的经验主义之困，从而建立成熟的理论体系。因此，建立一个适恰的中国现代职业教育范畴体系，不仅可以揭示中国现代职业教育的普遍规律，而且有助于深化对中国现代职业教育的认识，推动中国现代职业教育理论和实践的发展。本文在认识中国现代职业教育范畴体系的基础上，尝试构建中国现代职业教育范畴体系，并明晰其重要价值之所在。
一、中国现代职业教育范畴体系的认知
要建构范畴体系，我们必须界定中国现代职业教育范畴体系的内涵，并对现有的研究进行反思与借鉴，才能准确找到中国现代职业教育范畴体系构建的方向。
首先是对中国现代职业教育范畴体系的内涵进行界定。“范畴”概念最早是由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提出，并将其分为本质、数量、性质、关系、地点、时间、姿势、状态、活动、遭受等十个范畴[1]，但却未将其内涵定义。“范畴”一词英语为category，来自希腊语kategoria，汉译系取《尚书・洪范》“九畴”之意，是反映事物本质和普遍联系的基本概念。《现代汉语词典》对“范畴”的解释为：一是指类型、范围；二是指人的思维对客观事物的普遍本质的概括和反映。在哲学中，不同的学者对于范畴亦有不同的理解，例如：“自然界在人的认识中的反映形式，这种形式就是概念、规律、范畴等等”[2]。“范畴是普遍的概念，彼此各自完整独立的概念”[3]。综合分析，笔者认为范畴是对客观事物及其关系的一种反映，而这种反映不是还原式的反映，而是一种概括、抽象式的反映，体现一定事物的本质属性与内在联系。也就是说范畴是关于思想与思维趋于成熟或已经成熟的一种知识形态与理性形态，是人类理性及其思维的言辞表述，它体现一定事物的本质属性与内在联系。然而，客观事物及其属性是多样而丰富的，只靠单一的范畴，难以充分地反映客观事物。因此，只有通过一系列范畴，才能把握客观事物多样性的统一，有效地揭示客观事物丰富的性质。任何科学领域一旦出现范畴与范畴群落，一定程度上意味着这一学科的知识、理论范型正在或已经建构[4]。这里的范畴群落相当于范畴体系。范畴体系是一系列范畴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有机整体，它是具有内在统一性的。范畴体系的形成过程就是辩证法、认识论和逻辑学三者统一的过程，即范畴体系中各个范畴并不是任意堆砌，而是通过范畴之间辩证、系统地联系在一起形成整体。正如马克思所说：“简单范畴的辩证运动中产生群一样，从群的辩证运动中产生系列，从系列的辩证运动中又产生整个体系”[5]。综上所述，本文认为中国现代职业教育的范畴体系是指抽象和概括现代职业教育领域中各种现象之间最本质、最稳定、最普遍的特性和关系的基本概念群，是职业教育理论体系大厦的基石，是认识和把握中国现代职业教育理论和实践的手段和工具。
其次是对中国现代职业教育范畴体系现有研究的反思。目前关于职业教育范畴的研究有几种代表性说法：一是结构形式说。如有学者从结构和形式上对职业教育进行划分从而认定其范畴，认为根据标准不同，职业教育的基本范畴可以划分为几种不同类型：一种是从层次上可分为初等、中等、高等职业教育；这是依据社会的劳动力结构与层次对科学文化基础的要求不同以及职业技能的高低划分的。第二种是从职业阶段上可分为职业启蒙教育、职业准备教育和职业继续教育第三种是从形式上可分为学历教育和非学历教育[6]；二是内涵定义说。向炬等人从职业教育的内涵来构建范畴体系，认为凡以社会就业为直接目的的教育及为就业后继续提高技术水平、业务水平的在职培训的教育就是职业教育，即以职业为目的的各类就业前的培训，就业后培训，甚至成人教育、终身教育、干部教育，以至高等教育等，均属职业教育范畴[7]。三是政策规范说。从政策层面将职业教育范畴解析为六个对偶范畴，即“教育与培训的分离与重合”、“来自不确定性的挑战”、“经济效率与社会公平的平衡”、“人的发展与劳动力市场和社会的需求”、“市场主导与国家主导的取舍”、“在劳动力与经济发展战略上的低技能平衡与高技能平衡”[8]。四是层次水平说。有学者认为职业教育的范畴可以分析高层次范畴和低层次范畴两个层次。低层次范畴是指职业教育范畴虽然确定了若干范畴，但是范畴之间存在更多的并列关系，缺乏由基本范畴到一般范畴的导出关系。高层次范畴是指真正意义上的科学理论体系[9]。
二、中国现代职业教育范畴体系的构建
鉴于中国现代职业教育范畴体系构建是个相当复杂而系统的问题，难以一文之力对其进行全面系统的探索。在此，笔者综合运用理论抽象、实践验证、比较分析、历史分析等研究方法，以中国现代职业教育活动展开的纵向轨迹为边界，遵循“逻辑起点――逻辑中项――逻辑终点”的科学理论构建原则，仅对中国现代职业教育纵向范畴体系，即始项范畴、中项范畴和终项范畴进行初步探讨。
（一）始项范畴：技术技能
始项范畴是一门科学理论范畴体系的开端，也就是通常所说的“逻辑起点”。所谓逻辑起点是指“科学结构的起始范畴，理论体系的始自对象”[10]。黑格尔在其《逻辑学》中讨论哪种范畴能作为开端范畴时，提出了四点规定性：第一，应是一门学科中最简单、最抽象的本质规定；第二，应是整个理论体系的基础，包含着体系对象发展中的一切矛盾和可能，并由此可以展开和完成整个体系；第三，应反映的研究对象在历史发展上的起点；第四，应是一种纯有，不以任何东西为前提[11]。根据以上原则，笔者认为“技术技能”应该是中国现代职业教育的始项范畴。原因在于：首先，“技术技能”这个概念本身是中国现代职业教育理论体系中最简单也是最抽象的范畴，在中国现代职业教育领域里是不可再分的概念，否则就不能体现中国现代职业教育理论与其它学科的本质区别；其次“技术技能”这个概念是现代职业教育理论体系得以建立的基础，其包含了现代职业教育理论与实践的发展。理论上的中国现代职业教育研究对象、学科性质等，实践中的培养目标、课程设计等均与“技术技能”这一概念有关并由此展开更为丰富的理论和实践体系。再者，“技术技能”是中国现代职业教育产生和发展的起始，体现了历史与逻辑的统一。历史上看，技术技能的产生发展必将带来职业教育的产生发展。逻辑上看，技术技能发展需要人才支撑，而中国现代职业教育正是以培养技术技能人才得以存在；最后，技术技能本身就是一种最简单的客观存在，并以“直接存在”形式体现中国现代职业教育存在的和矛盾和关系。技术技能作为一种最简单的存在，直接体现中国现代职业教育最本质的矛盾，即“教什么”与“学什么”的关系。
（二）中项范畴：产教融合
中项范畴是将始项范畴与终项范畴联结起来并实现逻辑转化的中介环节，在整个范畴体系中发挥着承接前后的作用。中国现代职业教育的纵向范畴就是由始项范畴出发，经中项范畴，最后推演出终项范畴，是其在纵向维度逻辑运动的过程。可见，中国现代职业教育的中项范畴促使各范畴之间相互联结并进行转换，从而形成整个范畴体系。笔者认为中国现代职业教育中项范畴是“产教融合”。一方面，中国现代职业教育的各个范畴之间的推演都应要基于产教融合的思想。中国现代职业教育发展史就是“产教融合”史。早在“实业教育”阶段，就有了“讲习与历练兼之”、“共学并举”的产教结合思想；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半工半读”职业教育就是“生产与教育结合”；进入21世纪后，国务院《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2005年）和教育部《关于职业院校试行工学结合、半工半读的意见》（2006年）指出要大力推行“工学结合、校企合作”；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深入推进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将“产教融合”作为加快发展我国现代职业教育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另一方面，中国现代职业教育的各个范畴之间的转换必须经过产教融合才能实现。比如，技术技能要经过产教融合这种特定的途径，才能实现最终的人才培养目标；产业需求与职业教育培养之间的转换也需要经过产教融合这一中项范畴方可完成。可见，“产教融合”是贯穿、支撑和引领中国现代职业教育发展的重要中介环节。
（三）终项范畴：生态职业人
终项范畴是整个范畴体系辩证运动的终结，是全部范畴的思想内容的综合。作为“纯存在”的始项范畴通过中项范畴开展复杂而漫长的转换过程而得到“绝对理念”的终项范畴。在中国现代职业教育纵向范畴中，从逻辑起点“技术技能”出发，经中项范畴“产教融合”这个培养途径，达到培养“职业生态人”的结果范畴。众所周知，职业教育是以培养“技术技能人才”为主要目的的一种教育类型，其最终目的是培养“职业人”。随着生态理念的逐渐深入和社会文明进一步发展，“生态社会”、“生态经济”已成为中国社会未来发展的趋向，机械式的“职业人”不应是中国现代职业教育的最终目的，由此相对“经济人”而言的“生态人”概念应运而生。“生态人”是指具有充分而周全的生态伦理素养和生态环境意识，掌握较高水平的科学技术，顺应生态发展规律，与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和谐共存并协同进化的人。作为“职业人”培养基地的职业教育更应融入生态思维，将由培养“职业人”向“生态职业人”发展，使其不再是培养职业的“奴隶”而是拥有职业发展自由的生态人。这里所谓“生态职业人”不仅拥有职业岗位所需的技术技能，还要具有充分的生态学素养及与其职业活动及生活方式相应的生态知识，更是能够在职业发展中有实现人与职业均衡发展的自由选择权。因此，“生态职业人”应该是反映中国现代职业教育终极目的的“绝对理念”，即终项范畴。
三、中国现代职业教育范畴体系的价值
任何范畴体系都是历史的产物，与一定历史时期的科学和思维认识的发展水平相联系，没有绝对完善、最终完成的范畴体系。但是在一定时空范围内，中国现代职业教育范畴体系的构建对于学科建设、理论发展和现实问题解决，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
（一）有助于推动中国现代职业教育学科建设
中国现代职业教育学科建设有赖于范畴体系的构建。构建完整的范畴体系是一门学科得以建立的标志，亦是使之系统化并与其它学科区别开来的关键象征。职业教育学科建设问题是近年来中国现代职业教育领域关注的重要问题之一。一般来说，体系取向和研究问题取向是学科建设的两种基本取向。由于职业教育从产生开始就是一个应用性强的领域，从事该领域研究的人员大多数重应用重问题研究，而忽视对体系建构的探究，使得中国现代职业教育尚未形成统一的话语体系。目前，虽然对中国现代职业教育的具体范畴问题的探讨较多，但对中国现代职业教育范畴体系的系统研究却很少，对于中国现代职业教育应该由哪些范畴构成更没有形成统一的认识。随着职业教育学科地位不断提高，并使其成为名副其实的独立学科，离不开其理论体系的建设，而探讨中国现代职业教育范畴体系问题是理论体系建设的重要内容。因此，建构一个自洽的中国现代职业教育范畴体系，可以揭示中国现代职业教育客观存在的普遍规律，对于推动职业教育学科体系建设的意义不言而喻。
（三）有助于促进中国现代职业教育理论发展
中国现代职业教育的范畴体系对于构建整个中国现代职业教育的理论体系意义重大。范畴的性质、水平的总和决定科学理论发展的程度[12]。任何一个理论体系都是内部结构极为复杂的逻辑思维形态，并通过适切的概念、范畴、逻辑、规律体现。范畴是理论体系中的基本单位，是理论体系之网的“网上纽结”。离开了范畴的理论体系，如同失去骨干的主体，将不复存在更无谓发展。同时，范畴的水平直接制约科学理论体系的水平，是科学理论发展的重要标识。当前学者们经常诟病的中国现代职业教育学科的科学性问题，恐怕与中国现代职业教育范畴体系性质不明及水平低下不无联系。中国现代职业教育范畴体系的构建是职业教育理论体系发展的出发点和立足点，体现中国职业教育理论的独立性和特殊性，也是其科学性的重要体现。纵观当前中国现代职业教育发展实践，与迅猛发展的中国现代职业教育相比，其理论发展的滞后是不得不说的话题。归根结底，作为中国现代职业教育理论发展核心的范畴体系构建落后，是中国现代职业教育在很大程度上没有实现“理论自觉”和“理论先行”的关键所在。因此，系统而深入地进行中国现代职业教育范畴体系的研究和探讨，对于构建科学的中国现代职业教育理论体系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有助于解决中国现代职业教育现实问题
中国现代职业教育范畴体系构建能帮助我们认识事物产生的本质，从而科学有效地解决现实问题。哲学上，范畴体系不仅具有相对独立性，而且是认识和改造世界不可缺少的工具。只有深刻认识到范畴体系，才能对客观事物进行合理判断、逻辑推理及辩证思维。正如马克思所说“范畴具有变革客观世界的力量，由范畴组成的科学理论，是推动社会历史前进的巨大杠杆”[13]。中国现代职业教育范畴体系构建不仅能帮助我们对中国现代职业教育这一客观现象和本质的认识，更重要的是能指导中国现代职业教育发展的实践，帮助我们解决现实的中国现代职业教育发展问题。当前，中国现代职业教育正面临日趋复杂的社会环境，新的事物和新的问题不断涌现，其范畴体系构建有助于我们认清内在本质，把握中国现代职业教育发展态势，更好地应对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形形问题。总之，探讨中国现代职业教育范畴体系，有助于解决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的现实问题，形成清晰的推进中国现代职业教育改革的思路，提高改革的自觉性和明确性，最终取得中国现代职业教育改革的成功。如果不能明晰中国现代职业教育的范畴体系，我们就难以正确认识中国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态势，从而为中国现代职业教育的改革与发展提供了行动指南。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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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范畴的概念篇9
一、两种不同的法律部门划分进路
法律是人类社会,尤其是现代文明社会的一个普遍现象,它或多或少反映了人类社会内在的规律性。按照自然法学派的观点,法律本身便来自于自然,是自然的产物,从而法律对于整个人类而言是具有一定共性的。但是,法律制度的概念性安排却是人为的,是由不同的法学家们对法律现象作出的人为的解释,这些法学家们从哲学、社会、经济和历史等不同的前提出发,就可能对法律作出不同的安排,从而产生不同的法律部门划分结果。(在西方国家法学着作中,对部门法划分的研究更多采用的是法律的结构或法律的分类之类的标题。)两大法系法学家们的不同的法律思维模式,决定并导致了在法律部门的划分上采取了两种不同的思维进路。
大陆法系法学家们的法律思维模式的特点是从抽象到具体,[1](p.122)反映到法律部门划分的进路上,是以先前已经存在的各个法律规范作为法律部门划分的起点,[2](p.26)讲究所形成的部门法内在逻辑结构的自足性、严谨性、匀称性,注重相关部门法之间的和谐并尽量减少重叠和交叉,强调各部门法共同组成的法律体系的完整统一。例如,大陆法系法学家首先将法律分为公法和私法,然后在这一基础上再分别划分各部门法,民法、商法构成私法的主要组成部分,宪法、行政法、刑法、经济法被认为是公法。
英美法系法学家的法律思维模式的特点是从具体到抽象,法律部门的划分来源于其实用主义,[2](p.26)通常是对特定具体实务所涉及的法律问题的一种总括,强调法律的实际运用和操作技巧,不注重法律部门内在结构是否严谨。英美法对体系和一般性的抽象概括心存疑虑。[1](p.122)法律部门划分由具体到抽象。例如,英国的夫妻关系法与子女法发展为“家庭法”;雇主与雇员法、工厂法、工会法则综合为“产业与劳动法”;住所地法发展为“国际私法”。不同的法律部门划分进路不仅在国内法层面产生差异,而且影响到国际法层面。
二、两种不同的法律部门划分进路在国际法层面上的表现
在国际法层面,两种不同的法律部门划分进路产生的差异,表现最明显/，！/的是在国际商法和国际经济法的不同划分和界定上。大陆法系对于国际法层面上的法律部门的划分,是以现有的国际法律规范为起点,注重将公法与私法、国际法与国内法进行区别,强调与国内法已有的法律概念和法律体系相互呼应与协调。因此,按照大陆法系的思维进路所理解和界定的国际商法便是具有国际性的、普遍性的商事法律规范,属于私法范畴、国际法范畴,是“国际性的商法”,具有商法的一般属性。
同理,国际经济法是指具有国际性的经济管理类的法律规范,属于公法范畴、国际法范畴,是“经济的国际法”或“国际性的经济法”,具有经济法的一般属性。二者的相同点是均属于大的国际法范畴,因而具有相似的法律渊源。二者的不同点在于国际商法属于私法范畴,以私人利益为核心,主要调整国际经贸交往中的平等私人主体间的横向交易关系;国际经济法属于公法范畴,以国家利益为核心,主要调整国家对国际经贸交往中的纵向管理关系。
因此,按照大陆法系的法律部门划分的思维进路,国际商法与国际经济法的关系是明确的,区别是明显的,边界是清楚的。即使二者在某些领域存在一定交叉,这种交叉也是较少的。比较典型体现大陆法系国际法部门划分思维特点的是国际商法学的主要创始人施米托夫。这位有着德国系统法学教育背景又在英国乃至世界取得辉煌成就的学者,在国际法部门划分上,仍然保留和延续了德国人的思维惯式。
在施米托夫的《国际商法———新的商人习惯法》(1961)一文中,对于国际商法与国际经济法的关系有这样一段阐述:“国际商法不同于国际经济法。后者是国际公法的一部分,而前者是私法的一个分支,但它又不从属于国际私法。国际经济法涉及的是多边公约,如《关税及贸易总协定》(Gatt)和国家之间的双边条约,如通商航海条约;国际经济法还包括怎样对待由国家组成的国际组织,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国际金融
公司。国际商法调整的是在私法范围内进行交易的国际商业法律组织。”[2](p.3)施米托夫还有一段经典论述:“我们正在开始重新发现商法的国际性,国际法———国内法———国际法这个发展圈子已经完成。各地商法发展的总趋势是摆脱国内法的限制,朝着国际贸易法这个普遍性和国际性的概念发展。”[2](p.12)这样,与施米托夫所指的国际商法更为贴近的部门便是国内商法,而不是国际经济法。正是基于此,施米托夫更着重于分析国际商法与国内商法之间的关系,并将国际商法界定为具有国际性的商法,享有商法的一般属性,是商法的两个分支,即国内商法和国际商法。[2](p.82)由此,国际商法与国际经济法的区别便是较为明显的:国际商法属于私法范畴,国际经济法属于公法范畴。
尽管在若干年后,施米托夫等人所认为的国际经济法属于国际公法的一部分这一观点,随着国际经济交往在深度与广度上的不断拓展而发生了改变,一些学者逐渐将国际经济法视为独立于国际公法的法律部门,或者将国际经济法作为一个单独的体系来研究。但是按照德国式思维所理解的国际经济法仍然属于公法范畴,具有经济法的一般属性。在德国教授彼特斯曼因(e-U.petersmann)于1991年出版的《国际经济法的性作用和性问题》一书中,就国际经济法对国际经济关系的性作用以及发挥这种作用时所存在的问题作了深入剖析。该书中所称的“国际经济法”即是与国内经济法相对应,与传统的国际私法、国际公法相并列的,以关贸总协定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议为核心内容的调整国际经济关系的法律体系。
经济学范畴的概念篇10
[关键词]行政权
行政法逻辑起点
科学界定
executivepower:Scientificdefinitionofthelogicstartingpointofadministrativelaw
[Summary]Logicstartingpointofadministrativelawisafoundationstoneinthescientifictheorymansionofanadministrativelaw，ifaccountforthebasicconceptionoflogicstartingpointofadministrativelawisinsufficient，thetheorymansionofthewholeadministrativelawwillcollapse.itisprerequisitesofdefiningthelogicstartingpointofadministrativelawtodistinguishthelogicstartingpointofadministrativelaw，researchstartingpoint，theoreticalfoundation，ideaofconstitutionalgovernmentandbasictheory，andprobingintothelogicstartingpointofadministrativelawwillofferthestandardfordefiningthelogicstartingpoint，andallcharacteristicsthattheexecutivepowerreflectsaretotallycompetentattheimportanttaskofthelogicstartingpointofadministrativelaw，therefore，itisexecutivepowerthatcandefinedasthescientificdefinitionofthelogicstartingpointofadministrativelaw.
[Keyword]executivepowerLogicstartingpointofadministrativelawScientificdefinition
学科的逻辑起点，或者称为学科的开端、学科的出发点，是我们进行研究中必须关注的问题，是决定该学科理论体系的研究起点，同时也是区别于不同理论体系的标准。[1]选择科学合理的逻辑起点，也是构建科学理论体系的重要方法论原则。行政法逻辑起点是行政法科学理论大厦的基石，关系到行政法基础理论以及整个行政法理论体系的科学性、严密性。如果作为行政法理论的逻辑起点的基本概念根据不足，行政法的根基必然不牢固，一旦这种概念被推翻，整个行政法理论大厦就会倒塌。由于我国的行政法理论研究尚处于完善阶段，特别是构建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政府目标的行政法理论体系正处于艰难复杂的攻坚阶段，所以，对此问题的研究还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和足够的理解，但这一问题急需解决，否则就会影响到行政法学研究的深入乃至法治政府目标的实现。本文拟就此问题展开探讨，以期有助于行政法基础理论问题的深入研究。
一、行政法逻辑起点范畴的界定
关于“行政法逻辑起点”的提法，我们可以在很多文章中看到他们的身影，但是，可谓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以下试列举一些与行政法逻辑起点相关、有代表性的观点：
罗豪才教授认为：在行政法基础理论的研究过程中，学术界也加强了对行政法律关系的研究，并且把行政权与公民权之间的对立统一关系作为行政法学研究的逻辑起点和构建整个行政法学体系的基础。[2]
叶必丰教授认为：西方国家和我国台湾省的行政法著作，往往以行政权或分权体制为行政法学的逻辑起点。[3](p7)
刘春萍博士认为：前苏联行政法的逻辑起点是“国家管理”，而俄罗斯现在的行政法的逻辑起点是“执行权”，从而实现了行政法逻辑起点的转换，俄罗斯行政法学界“在理论上认定执行权是俄罗斯行政法模式构建的基点，规范执行权也必定成为其行政法发展的基本方向性内容。”但是现在还很难看出俄罗斯行政法模式是“综合控权观”还是“平衡论”。[4]
袁曙宏教授、宋功德博士认为：计划经济体制下行政法的逻辑起点可以被归结为“政府、社会、市场”，而市场经济经济体制下行政法的逻辑起点可以被归结为“市场、社会、政府”。[5](p338-341)
曾祥华博士认为：人权是行政法的逻辑起点。[6]
以上几位学者虽然都不是直接地、明确地讨论行政法的逻辑起点问题，但是都提出一个共同的概念，即“行政法的逻辑起点”。对于讨论这一相同的主题——“究竟何为行政法的逻辑起点”在概念上至今鲜有人讨论，更不用说达成清晰、一致的认识，以致各自从不同的视角、根据对“逻辑起点”名词的不同理解应用到不同的场合，提出各自不同的观点和主张。这就难免造成各有所指，无法沟通、交流和融汇的“乱局”。因此，科学界定“行政法的逻辑起点”范畴的涵义，就为研究和讨论提供沟通与对话的平台。如果这一范畴的内容模糊不清，就无法讨论这一共同话题。笔者以为，科学界定“行政法逻辑起点”这一范畴，可以从区分相似或密切联系的概念、范畴入手，以明晰“行政法逻辑起点”的内涵和外延。
（一）区分行政法的“研究起点”与“逻辑起点”范畴
研究起点和逻辑起点是两个不同的概念。研究起点是我们着手研究、开始认识某一事物的起点。由于不可能一开始就认识事物本质，只能从外在表现着手，所以研究起点应是事物内在矛盾的外在表现，是一把钥匙，通过它才能由表及里发现事物的内在矛盾和本质。逻辑起点是对理论体系进行叙述的起点，是理论体系的开端，是理论体系建立的基础，是理论和实践中“一切矛盾的胚芽”，并贯穿于理论和实践过程的始终。因而，马克思明确提出“在形式上，叙述方法必须与研究方法不同。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资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只有这项工作完成以后，现实的运动才能适当地叙述出来”。他在论述“政治经济学的方法”时说：“在第一条道路上，完整的表象蒸发为抽象的规定；在第二条道路上，抽象的规定在思维行程中导致具体的再现。”[7](p103)第一条道路指研究方法，从客观现象或称感性的具体（包括研究起点）发现事物的本质及规律；第二条道路指叙述方法或称逻辑方法，它是从本质到现象、从抽象到具体、从一般到个别、从简单到复杂的演绎过程，以逻辑起点为基础说明具体的、复杂的现象。因而，研究起点与逻辑起点是有原则区别而又密切联系的概念。“两条道路”反映了人们对客观事物认识的发展过程，如下图所示：
研究起点
逻辑起点
感性的具体
理性的抽象
理性的具体（再现）
区分行政法“研究起点”和“逻辑起点”具有重要的意义：研究起点是行政法研究基本职能，是我们认识行政法现象的一个基本出发点；而逻辑起点则是探求行政法本质问题的一个基本的前提性逻辑假设，是决定一切行政法矛盾的根源。因此，我们在研究行政法时，不能把行政法“直接的感性、具体的个别的东西”当成行政法的逻辑起点，否则其定不能担任演绎行政法逻辑体系的重任。
（二）区分行政法的“逻辑起点”、“行政法理论基础”和“行政法基础理论”范畴
从行政法学目前的研究情况中我们还会发现，理论界常常把行政法的“逻辑起点”、“理论基础”及“基础理论”这三个不同的范畴混在一起[①]，而没有很好地分析它们之间的界限。因此弄明确“逻辑起点”的内涵和外延还必须明晰这三者的内在区别和联系。
笔者以为，行政法“理论基础”是以行政法的“逻辑起点”为理论基点和归宿的，而行政法的“理论基础”又是属于行政法的“基础理论”之一，我们不能简单地将它们等同观之。参照系统论的视角，整个行政法的理论体系可被看成为一个大的“理论系统”，由若干处于不同地位的“理论元素”所构成。其中处于基础或基本地位的理论就是行政法的“基础理论”或称“基本理论”。在这个作为“基础理论”的子系统中又可以进一步区分为不同层次的理论。其中属于第一层次的基础理论，也就是最基本的理论或称普遍性的基础理论即为行政法的“理论基础”的范畴。因而，行政法的“基础理论”有多个，除了最基本或普遍性的基础理论之外，还有反映行政法的产生和发展、内容和形式、地位和功能、目标和宗旨等某一方面基本现象的理论，后者可统称为“一般性的基础理论”。[8]而行政法的“理论基础”则只能为一个，否则就无所谓“基础”的理论。而且，其他一般性的基础理论都是建筑在这一“理论基础”之上；“理论基础”又是以某最基础的范畴为基点和归宿来阐述；整个行政法理论体系的“大厦”也应是建构在这一“逻辑起点”之上，否则它也不能称为“起点”的范畴。所以，行政法的“逻辑起点”、“理论基础”和“基础理论”是三个既有联系又相区别的范畴，我们不能将他们混为一谈。
（三）处理好宪政理念、“行政法逻辑起点”及“行政法理论基础”三者的关系
宪政理念、“行政法逻辑起点”及“行政法理论基础”是构建行政法基础理论体系必须思考的问题，三者之间又具有很大的关联性，并形成一定的层次性和位阶性，处理好三者关系直接关系到行政法基础理论体系逻辑的缜密性和科学性。笔者认为：
1．“行政法逻辑起点”是宪政理念逻辑的自然延伸，但不等同于宪政理念。“行政和行政法主要由其所在时代的宪法决定”，“行政法是宪法的具体化”，“行政法是动态的宪法”等至理名言反映了宪法对行政法的影响。正如台湾地区学者林纪东和城仲模等也认为，行政法是民主和法治的产物。行政法学的基础是民主和法治精神或理念。他们同时认为，“民主和法治精神最初是在宪法中得到体现的，因而也可以说宪法是行政法的基础。”[3](p7)但是这不代表宪政的某些理念和精神就可以代替“行政法逻辑起点”的地位。正如当代德国行政法大师毛雷尔所言，“行政是宪政的组成部分，这并不意味着在宪政之外没有其他自己的内容。行政——正如宪政本身那样——也是由其所在时代的社会、政治、经济、技术和文化状况决定的。不仅行政的现实状况及其发展，而且对行政的期望和研究都是如此。行政必须对时代的要求作出反应，并且借助当时的技术条件。除此之外，还存在为行政所特有、独立于时代的任务和结构。行政和行政法与对其起决定作用的宪政是并存并且与所在环境相协调的制度。”[9](p13)可见一方面宪政的理念和精神对“行政法逻辑起点”产生影响，指导行政法的发展，另一方面行政法自身也具有相对独立性，其自身也形成一个相对独立的系统，行政法科学理论体系也需要一个逻辑阐述的起点，这就是“行政法逻辑起点”。
2．“行政法理论基础”是“行政法逻辑起点”逻辑的自然延伸，但又不等同于“行政法逻辑起点”。“行政法理论基础”在我国行政法学发展过程中被得到相当程度的重视，并且形成理论争鸣、“百花齐放”的态势，但是往往学者在阐述“行政法理论基础”时总是和“行政法逻辑起点”混用，因此明确两者关系显得尤为重要。前文已提到“行政法理论基础”作为“行政法基础理论”的一部分，是其中最基础的理论。作为“行政法基础理论”的子系统其理论逻辑的展开也必须有个起点范畴，而这个起点范畴也应该和“行政法逻辑起点”是一致的，准确的说就是同一个逻辑起点，因此说“行政法理论基础”是“行政法逻辑起点”逻辑的自然延伸。同时一个不争的事实就是“行政法理论基础”的逻辑起点不可能是“行政法理论基础”本身，因此“行政法理论基础”和“行政法逻辑起点”也不是一回事。用图示即：
“行政法逻辑起点”=“行政法理论基础”逻辑起点≠“行政法理论基础”
举一个具体例子就是我们可以将“平衡论”作为“行政法理论基础”，但是不可以将“平衡论”说成是“行政法逻辑起点”。
至此，我们可以给“行政法逻辑起点”这一范畴作一科学的界定：所谓行政法逻辑起点，指的是行政法理论体系赖以建立的最基本的、可以统帅和建构行政法理论体系的范畴或概念。
二、作为行政法的逻辑起点所应具备的条件
科学理论体系是由一系列特有的概念、范畴作为基本元素构成的思想体系。相对于行政法整个理论体系而言，究竟什么样的概念、范畴才是行政法理论的逻辑起点呢？换言之，作为“行政法逻辑起点”应当具备什么样的条件？体现什么样的特征才能称的上是“行政法逻辑起点”？即确立“行政法逻辑起点”的选择标准。笔者以为，它至少应具备以下条件：
1．与研究对象的“历史起点”具有同步性
恩格斯在阐述马克思的科学理论体系和科学研究方法时说：“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而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10](p122)这就是说，作为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的范畴，必须是一个反映研究对象历史开端的抽象范畴，即这个范畴必须既逻辑的起点，也是历史的起点，即是逻辑和历史的统一。也就是说，反映事物发展的“思想进程”必须与事物发展的“历史进程”相统一。“这是因为客观世界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是从最简单的关系开始，逐步走向复杂的。而思维中作为逻辑起点的最抽象范畴正是最简单的范畴”[11](p54)。因此，行政法的逻辑起点就应该是反映行政法发展进程“历史开端”的一个最抽象最简单的范畴。[②]
2．具有一定高度的浓缩性和抽象性
最基本的概念和范畴必须具有一定的浓缩性和抽象性。列宁是这样表述的：“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首先分析资产阶级社会(商品社会)里最简单、最普通、最基本、最常见、最平凡、碰到过亿万次的关系：商品交换，这一分析从这个最简单的现象中(从资产阶级社会的这个“细胞”中)揭示出现代社会的一切矛盾(或一切矛盾的萌芽)。往后的叙述向我们表明这些矛盾和这个社会——在这个社会的各个部分的总和中、从这个社会的开始到终结——的发展(既是生长又是运动)。”[7](p307)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研究开始于商品这一概念、范畴，而不是从直接的感性、具体的个别的东西开始，这正是作为哲学科学的辩证法的特点，也是一切科学理论体系的特点。
那么，作为理论体系逻辑起点的范畴为什么不能是具体范畴呢?这是因为具体范畴是“多样性的统一”，是具有多方面规定和内容丰富的范畴，而这正是理论研究叙述所要获得的最后结果。马克思曾批判古典政治经济学家李嘉图“在正确抽象方面做得不够”[12](p497)，“他缺乏抽象力，他在考察商品价值时无法忘掉利润这个从竞争领域来到他面前的事实。”[13](p211)同时，作为理论体系的起点范畴是“最抽象”的范畴，这并不是指无限抽象的范畴。也就是说，对这个范畴既不能抽象不足，也不能抽象过限。“抽象不足”是指没有把那些非本质的、个别的、偶然的以及现象的因素舍弃干净而使起点范畴“过于”丰富。“抽象过限”是指把应当保留的规定也舍弃掉了，使起点范畴过于抽象。因此，我们研究行政法时，不能把某个历史阶段的理论研究的现实起点（如“控权”）作为行政法的逻辑起点，那样就是抽象不足；也不能将一般法学研究乃至哲学抽象出来的逻辑起点（如“人权”）“生搬硬套”，那样就是抽象过限。
3．排他的确定性
行政法逻辑起点“排他的确定性”具体有以下几层意思：
（1）
担任行政法逻辑起点的概念必须是唯一的，行政法的逻辑起点是行政法理论体系的“元概念”，只有是唯一的才能称为是“起点”，因此只能是一个明确的概念和范畴，而不是一对或一组范畴，更不是一个理论。
（2）
担任行政法逻辑起点的概念必须是行政法学科的范畴，而不能同时担任其他学科或者部门法的逻辑起点；比如“行政”是行政管理学的逻辑起点，它就不宜再担任行政法的逻辑起点，否则，“行政”就应该是包罗行政管理学与行政法学整个理论的逻辑起点，研究行政法逻辑起点将成为没有必要。[③]
（3）
担任行政法逻辑起点的概念必须在行政法理论体系中是排他的和明确的。担任“行政法理论基础”、“行政法基础理论”、“行政法基本原则”等角色的概念就不宜再作为“行政法的逻辑起点”
4．理论体系的统领性和建构性
科学理论有其严密的逻辑体系，在建立这种理论体系时，必须根据客观事物的本来面目，科学地安排各个概念、范畴、命题的排列顺序和联系方式。因此，就会遇到一个逻辑起点问题，即需要寻求一个最基本的范畴或命题为起点，合乎逻辑地推出其它范畴、命题和结论。正如列宁所肯定的黑格尔的一个思想：认识运动的特征是“它从一些简单的规定性开始，而在这些规定性之后的规定性就愈来愈丰富，愈来愈具体。”[13](p107~108)在“行政法逻辑起点”这个范畴或命题的基础上，所有的其他行政法范畴、命题和结论都能按照一定层次有系统地组合成一个有机的整体，从而整个行政法的科学性和合理性都可以从逻辑上加以推演和证明，因此作为行政法的逻辑起点必须具有统领和建构行政法理论体系的能力。
5．形成性（Sozialgestaltung）
行政乃是一种具有整体性，且不断向未来形成，而为一系列有目的的社会形成。[14]（p539~540）行政所面对的事件，则是社会不断涌现并形成的问题，并非是固定在过去的点或线，而是不断在形成中的“线”或“面”，其间具有继续性与关联性，须赖行政各部门的连结，使能妥善解决此等问题。因此，行政法研究对象的变动性决定研究逻辑起点必须能够涵盖这种变动，符合丰富的实践情况，从而能给政府的活动和运行开拓了很宽阔的空间，甚至开放地接受国际上的先进的经验、有益的经验推动政府向前发展；相反不具有形成性的行政法范畴肯定是无法担当“行政法逻辑起点”的角色。
6．合宪性
行政法与宪法同为公法的重要组成部分，二者之间的关系十分密切，行政法必须最大限度地表达宪政的基本理念。因此，对行政法逻辑起点的探讨同样需要自觉地溶入现代宪政的基本理念。虽然学者们对“宪政”一语的诠释各有差异，但对宪政的最低标准——限制公共权力、保护公民自由却是公认的。[15]在探求我国行政法的逻辑起点时，也应当坚持这一基本标准。否则，一旦脱离了宪政理念的指引，行政法逻辑起点的讨论对行政法及宪法的发展都将难有作为。另一方面，前文也讨论过合宪性不是要求行政法的逻辑起点就是宪政理念，更准确地说应要求其是宪政理念在行政法上体现和阐述。
三、以行政权为行政法逻辑起点使行政法由抽象上升到具体
在明确了行政法逻辑起点范畴本身涵义、选择标准的前提之下，就可以以此为参考点来对上述“诸观点”进行整合。据此，笔者认为，行政法的逻辑起点应当是行政权，而不能是其他概念和范畴。
行政权是指国家行政机关或其他特定的社会公共组织对公共行政事务进行直接管理或主动为社会成员提供公共服务的权力。[16](p17)笔者认为，行政权能够满足作为行政法的逻辑起点所应具备的所有条件，作为行政法的逻辑起点是能够成立的。
1．行政权与行政法的“历史起点”具有同步性。行政权是一个动态的概念，其具体内容因社会的发展和时代的变迁而有所不同。在长期的奴隶社会及封建社会王权专制统治时期，既无民主可言，也无立法、司法、行政三种权力的分立与制衡，因而自然没有行政法产生的土壤。直到资产阶级革命取得胜利之后，行政权才从国家的整体统治权中分立出来，成为与立法权、司法权相并列的一种独立的国家权力。正是由于行政权的独立化及广泛运用，才使得对行政权的规范成为普遍的社会需求，于是，现代意义上的行政法应运而生，可见行政权的独立化标志着行政法的产生，行政权与行政法产生的起点具有同步性。[④]
2．行政权是行政法理论体系中是具有高度浓缩性和抽象性的概念。行政权是一个高度概括的概念范畴，它是行政主体一方拥有的宪法赋予的权力来源，所有行政行为正是行使行政权的外化表现，也是行政行为拥有效力的根本。行政权也是行政主体行使行政立法权、行政执行权、行政司法权等具体形式的高度抽象和浓缩。
3．行政权具有排他的确定性。行政权作为单一的概念符合逻辑起点要求的唯一范畴的要求，有别于“行政权力——公民权利”、“公共利益——私人利益”、“行政——行政权——行政相对人权利”等将一对或一组概念作为行政法的逻辑起点；其次，行政权作为行政法理论体系特有的概念也排除了与其他学科或部门法共享逻辑起点的尴尬局面；再次，行政权内涵和外延的相对明确性也排除了与“行政法理论基础”、“行政法基本原则”等概念的混淆。
转贴于4．行政权可以统领和建构整个行政法的理论体系。行政法及行政法学上的每一个原理、原则几乎都可以在行政权上找到它的起因和归属。例如，行政主体就是行使行政权的组织；行政权运行的外在表现形式就是行政行为；行政法律关系其实就是行政权的运用和行使所引起的法律关系；行政法律责任可以认为是行政权所引起的法律后果。总之，行政法所涉及的所有问题，无一不与行政权的存在有着密切的联系。因此有学者说“行政权是全部行政法学的基础和中心范畴”[⑤]。
5．行政权符合逻辑起点“形成性”要求。综观西方国家行政法的发展、演变史，不难看出，作为行政法规制对象的行政权经历了一个由小到大的生长过程。在资产阶级革命胜利之初的自由法治国时期，由于整个社会崇尚“干预越少的政府就越好”的理念，因而政府仅仅扮演着“守夜人”的角色，行政权作用局限在国防、外交、税收、治安等传统领域，对于广阔的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领域，政府则不能随意过问。然而，完全自发的市场竞争机制也会失灵，因而，自二十世纪初期以来，行政权呈现出强劲的扩张势头，特别是在现代福利国家，公民“从摇篮到坟墓”的一切活动都可能与行政权发生关系。然而，过度的行政干预又引发了人们对“政府万能”的怀疑，于是，自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一场新的公共行政改革在各国消然兴起。伴随而来的是，行政权的范围、功能及作用形式又将发生新的变化。有学者将近代意义上的行政权自产生伊始到当前为止的发展历程划分为限权、授权、控权与分权等四个阶段[17](p67)，这正反映了以行政权为逻辑起点的行政法理论发展沿革。
6．行政权是符合逻辑起点“合宪性”要求。行政权衔接宪法与行政法关系的纽带，正是由于遵循宪政的最低标准——限制公共权力、保护公民自由理念的需要，行政权才从公共权力中分离出来；另一方面，正是由于行政权的独立，行政法才有被独立研究的可能。因此说作为“承上启下”的行政权理所当然应成为行政法逻辑起点。
结语
综上所述，行政权概念既科学地揭示了行政法赖以存在的逻辑基础及其内在矛盾运动的起点，又以此为开端，科学地揭示了行政法的产生和发展、内涵和外延、本质和功能等问题；既为行政法诸现象的阐释奠定了科学的理论前提，又为指导行政法学研究和行政法制建设提供了正确的理论依据，因而能够且应当作为行政法的逻辑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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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如上述罗毫才教授有关行政法逻辑起点的论述其实就是主张行政法学研究的逻辑起点和理论基础是同一性质的概念。另有学者认为“行政法的理论基础作为行政法最基本的理论，作为整个行政法理论体系“大厦”的基点……所有的行政法现象都能以此为逻辑起点”（参见周佑勇：《行政法理论基础诸说的反思、整合与定位》载《法律科学》1999年第2期），此外还有学者认为“逻辑起点或理论基础必须是统一的”（参见叶必丰：《行政法的理论基础问题》载《法学评论(双月刊)》1997年第5期(总第85期)），可见这些学者都是将行政法理论基础与行政法的逻辑起点相混淆。
[②]按照这个标准，诸如“人权”、“公共利益”、“平衡论”、“公共服务”等属于行政法应然层面上的范畴就无法担任“行政法逻辑起点”的角色，因为行政法在其发展史绝大部分时间里并不与这些目标保持一致。
[③]行政法学原先确实是从行政管理学中分离出去的学科，因此研究行政法学不能不从行政谈起，“行政法是研究行政的法”，但是“行政”只是行政法的“研究起点”并不是“逻辑起点”。行政法从行政管理学中分离出的那一天，行政法学就有了自己独立的理论体系，它的逻辑起点具有自身的特点，这也是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体现。
[④]值得关注的是，正是由于作为一种独立的国家权力——行政权的客观存在是行政法产生的历史起点，因而很多行政法教科书的体例安排都是以行政权为中心的，如王连昌主编的《行政法》即是典型的代表，书中还写到：“哪里有行政权，哪里才会有行政法。”（见王连昌主编：《行政法学》[m]，，1997年版，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第11页），这也是对行政权与行政法“历史起点”同步性的概括。
[⑤]杨海坤：《中国行政法基础理论》，中国人事出版社2000版，第8页。此外，还有学者将行政权作为行政法学的“理论基点”，是“行政法一切特殊性的根源”，行政主体、行政作用、行政责任、行政救济等众多行政法学的基本范畴的研究无不与行政权的存在息息相关。参见陈端洪：《中国行政法》，法律出版社1998版，第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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