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农民形象的演变篇1
关键词：农乐舞；农乐；中国音乐体系；朝鲜族民间音乐
朝鲜族有1，920，597人，主要分布在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另在黑龙江省牡丹江、辽宁省丹东市、吉林省长白朝鲜族自治县及吉林市，也有较多朝鲜人居住。朝鲜语在类型上和阿尔泰语系诸语言相近，一般认为应列入该语系。朝鲜文创制于公元1444年，为方块状拼写文字。朝鲜族主要从事农业生产，部分人信奉佛教或基督教。中国朝鲜族的先民是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由朝鲜半岛陆续迁入中国东北三省的，朝鲜族民间音乐属于中国音乐体系，有民歌、歌舞、器乐、说唱、戏曲五大类体裁。
农乐舞朝鲜族民间舞蹈――农乐舞，流行于延边地区，主要表现农民的劳动生活和丰收的喜悦。原来，在朝鲜族农村里曾盛行农乐队，用小锣召集劳动，集合以后以农乐旗引路，一路上吹吹打打跳舞到地里，把旗插到地头，人们排成一排从事劳动。劳动中有人领唱劳动号子，按节拍共同动作，休息时，人们围成一圈，在锣和长鼓的伴奏下起舞。劳动后仍然跳舞回村。舞时，舞者左手持手鼓，右手持棍敲击，头戴“象帽”，帽顶安有长约三尺（最长的有大余）的“象尾”。舞者一面用头甩动“象尾”，一面表演各种舞姿。伴奏乐器有长鼓、小钹、唢呐等，舞蹈的变换都由小锣指挥。农乐舞具有悠久的历史，在原始种族的狩猎劳动和祭祀活动中已略具雏形，随着农耕时期水田劳动的发展，使农乐舞日渐丰富完善，并被作为推动生产的一种手段承袭下来。农乐舞的表演形式大体有两种：一种是情节舞蹈。由农乐队的成年舞者及儿童箅者在前，猎人和带假面具的土豪(“两班”)等随后，用舞蹈和哑剧表演，讽刺统治阶级内容的节目。第二种是以技巧和动作为主的舞蹈，主要由农乐队的舞者表演小鼓舞、象帽舞、长鼓舞、舞童舞等(由男青年表演的舞蹈)。其中分群舞、独舞(个人技巧表演)及哑剧表演等。各场面的选择取舍及队列组织均由击小锣者指挥。农乐舞模拟生产方面的动作有“雀步”，它是农乐舞的基本步伐，舞中手持小鼓和鼓棒弓身碎步前进的动作，即是从狩猎时代的猎人瞄准野兽放箭动作中模仿而来，后来又发展为骑马射箭的动作。又如，叫做“阵巫”的一小段是从表现军士的操练、厮杀演变而来的，反映出古代曾将农乐舞当作一种军事训练的手段。农乐舞中最特殊的技巧就是转动系有飘带的象帽，据说这是从狩猎时代使用工具诱捕野兽的活动中演变而来。整个农乐舞队由二十九名人员组成，由持“令旗”者领衔，其后为农乐队(顺序为：喇叭、太平箫、上剑、副剑、从剑、钲首长鼓、副杖鼓、首鼓、副鼓、首法鼓、副法鼓、三至八面法鼓)。继随扮演的“两班”、猎人、执事、农妪、舞童等。音乐伴奏一般由十二段组成，“段”是构成农乐舞伴奏的基本乐章。一段还可分为三个支曲，整个农乐由十二段三十六个支曲构成。段的变化、转换以及舞蹈中的“阵法”“巫顺”等，均由上剑(小锣)击打者指挥。十二段的顺序和名称各地亦有所不同。农乐舞的简单表演程序为：1.农乐队围场打场，表演者不跳舞；2.照小锣节奏跳小鼓舞；3.舞童按“燕风台”音乐跳舞(动作是往前、后弯腰并飞速转动身体)4.舞者时而合拢时而分开，变换阵法跳舞；5.舞者按古格力节奏跳舞，舞童迭罗汉；个人表演开始。当系有十二度(tuo音妥，一度约五尺)长飘带象帽的表演者一边滚爬一边转动象帽时，整个舞蹈达到高潮。同时，舞童站在另一人肩膀上转动象帽。
“农乐”用于节日、庆丰收以及群众娱乐时演奏和伴舞的器乐曲。乐队以打击乐为主，兼用1～2支唢呐。农乐由多段音乐组成，每段采用不同“长短”①，反复演奏，音乐情绪极为火热、欢快，且有浓厚的乡土气息。“农乐”这种形式最早可追溯到古代朝鲜人祭天有关的宗教仪式歌舞，包括有如尚帽舞、法鼓舞、延丰台舞、假面舞和踩地神舞等不同的舞蹈。农乐的伴奏音乐由12段采用不同“长短”的曲调组成。农乐中最有特色的是尚帽舞，表演时，舞者在帽子上系着长长的绸带，通过头部的摇晃，使帽带在空中飞舞，气氛十分热烈。
“农乐舞”与“农乐”前者主要表现农民的劳动生活和对丰收的喜悦，后者是用于节日、庆丰收以及群众娱乐时演奏和伴舞的器乐曲；前者主要伴奏乐器有长鼓、小钹、唢呐等，舞蹈的变换都由小锣指挥，后者乐队以打击乐为主，兼用唢呐伴奏。但而二者都是由多段音乐组成，都以尚帽舞最具特色。农乐比起农乐舞范围更广，包括的内容更多，二者具有很大相似性，只是演出场合不同，编制不同，表演形式不同。
注释：
①长短：是一种节拍节奏体系，包括节拍形式，节奏型和
速度、情绪等概念，和维吾尔族民间音乐中的“固定节
奏型”有相似之处。
当代农民形象的演变篇2
[关键词]朝鲜族；农乐舞；教育人类学
一、“农乐舞”的历史背景、表演形式
1、历史背景
朝鲜族民间舞蹈“农乐舞”俗称“农乐”，是一种融音乐、舞蹈、演唱为一体综合性的民族民间艺术，流传于吉林、黑龙江、辽宁等朝鲜族聚居区。其历史可追溯到古朝鲜时代春播秋收时的祭天仪式中的“踩地神”。[1]朝鲜族长期从事北方水稻生产，为了便于大面积的水稻种植和管理，他们多采取集体劳动、相互协作的劳动形式。人们每逢下地，都将"扁鼓"和"唢呐"与农具一起带往田间，休息时，人们便在明快的鼓乐声中即兴起舞，以欢乐的歌舞荡涤疲劳。
2、表演形式
“农乐舞”的两种形式，一种以舞蹈和哑剧形式进行情节性的演出；另一种是在新年伊始和欢庆丰收时节，以热烈而丰富的传统舞蹈为内容所进行的群众性表演。主要由农乐队的舞者表演小鼓舞、象帽舞、长鼓舞、舞童舞等。各场面的选择取舍及队列组织均由击小鼓者指挥。“农乐舞”最后压阵的男子“象帽舞”，舞者先后表演处于站立、行走和支、转于地面姿态下，用头部将彩带甩出水平、垂直、倾斜方位的圆弧。更有技艺高超者置身场地中央，表演着甩动长达20米彩带的高难技巧。
二、“农乐舞”的传承途径、传承内容、演变发展及保护
1、传承途径
（1）在自娱活动中传播
农乐舞除了表演性的舞蹈在动作上要求难度大，群众性娱乐的群体舞易学，老少皆宜。东北地区也有其它少数民族，通过农乐舞的表演，朝鲜族与其它民族相互交往，农乐舞在自娱活动中得以普及。
（2）在舞台表演中提升
近年来，农乐舞由最初的民间原生态欢庆舞蹈搬上了各大舞台，成为舞台艺术表演。通过舞台表演，更好地宣传和提升农乐舞的民族艺术价值。2012年7月30日举行的首届中国朝鲜族农乐舞大赛上，代表队精彩纷呈的表演，仿佛将人们带入朝鲜族先辈们劳作、秋收、祈福、祭拜的现场。
（3）在民族学校、夜校和老年协会中传播
在东北朝鲜族聚居的地区，农乐舞由传承人和民族文化馆的相关工作人员在当地的民族学校、夜校和老年协会的相关文艺活动中得到广泛推广。
（4）在传统节日、文体活动中传习
农乐舞往往与朝鲜族民俗活动相结合，每逢朝鲜族传统节日和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以及盛大宴会等活动，农乐舞都是必跳的节目。因此，朝鲜族传统节日和文体活动成为人们学习和传承农乐舞的重要场所。
（5）利用现代传媒和传播工具传播
与以往的传统方式不同，书记出版、VCD、DVD等光碟的发行，电视节目的录制，网络媒体等现代传媒的使用，使农乐舞的传播更加广泛，传播途径更加便利。
2、传承内容
（1）民族文化的传承
“农乐舞”从最初的成人群众自发的集体舞蹈发展成如今老幼皆宜的创作性舞蹈，从对田间地头式的劳动讴歌发展成为一种群众性娱乐活动，使人们在娱乐中接受传统文化、民族精神的陶冶，不断传承着朝鲜族优秀传统文化。
（2）生产劳动技能的传授
农乐舞模拟生产方面的动作有“雀步”，它是农乐舞的基本步伐，舞中手持小鼓和鼓棒弓身碎步前进的动作，即是从狩猎时代的猎人瞄准野兽放箭动作中模仿而来，后来又发展为骑马射箭的动作。
（3）生存和生活技能
农乐舞中最特殊的技巧就是转动系有飘带的象帽，据说这是从狩猎时代使用工具诱捕野兽的活动中演变而来。又如，叫做“阵巫”的一小段是从表现军士的操练、厮杀演变而来的，反映出古代曾将农乐舞当作一种军事训练的手段。
3、演变发展
内容丰富、特色鲜明的农乐舞具有久远的历史。早先的农乐舞带有一些宗教色彩，如在农历年初巡回邻村跳农乐舞时，有祈天的“场院巫”，经过井旁时表演“井巫”，过桥时表演“桥巫”。“农乐舞”最为突出的特点是它具有鲜明的表演性，是供人观赏的。其舞蹈形态复杂，动作洗练，技艺高超，因此在朝鲜族舞蹈中享有独特地位。解放后，艺术家对“农乐舞”进行了大胆的改革，将4个小时的表演改成20分钟的大型舞蹈品，将“农乐舞”搬上了大雅之堂。
4、“农乐舞”的保护
2006年农乐舞被批准为我国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2009年9月30日，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批准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是东北三省唯一列入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舞蹈类项目。但是，这种古老艺术由于受到现代文明的猛烈冲击和老艺人相继离世的影响，正面临着失传的危险，亟待抢救和保护。
三、“农乐舞”对人的影响
1、对人的智力因素的影响
（1）培养敏锐的观察力和丰富的想象力
“农乐舞”锻炼了人的观察力、记忆力和想象力。通过表演，加强了人们的观察力和注意力。农乐舞是群体舞蹈，在跳舞的过程中，舞者要集中精力，注意自己及同伴的步伐和节奏。随着社会和时代的变迁，农乐舞的编排也加入了现代元素，需要人们发挥丰富的想象力来增加舞蹈的美感和时尚感。农乐舞通过多年的演变，增加了大量时尚元素，这种演变过程体现出人们观察力和想象力的提升。
（2）培养注意力以及身体的协调
跳农乐舞，使舞者身体各部位都在运动，变化动作多，舞姿别具一格，动律感强，手、眼、脚、身、法、步等在舞蹈中得以发挥自如，给人带来美感和震撼的同时使身体各部分协调能力显著提高。
（3）提高创造性思维能力
心理学研究表明，培养多中心注意有利于创造性思维。多中心注意是指在同一时刻能注意的事物越多越好。多中心注意的人，创造性思维强。[3]农乐舞中的大量动作都是朝鲜族人民模仿日常生产生活，通过舞者的手、眼、脚、身、步伐等舞蹈动作表现出来，所以在跳舞的过程中，舞者要注意多部位动作的协调搭配。表演的过程，锻炼人多中心注意的过程，从而增强人的创造性思维能力。
2、对人的非智力因素的影响
（1）有利于民族凝聚力的形成
农乐舞作为一种观念形态的文化艺术，它和其他诸如语言文学、原始宗教、民族传统习俗或传统节日等观念形态一起，在朝鲜族社会中形成了一种很强的凝聚力，每当逢年过节、欢庆丰收的时候，各村的人们聚集到一起，跳农乐舞，增加了人们之间的交流，同时民族凝聚力也得到提升。[4]
（2）培养兴趣爱好
朝鲜民族能歌善舞，年节喜庆、家庭聚会，男女老幼伴随着沉稳的鼓点与琴声，翩跹起舞习以为常。农乐舞给朝鲜族人民带来了快乐。通过在耕种活动中农乐舞的表演，促使民族成员积极参与到农田工作中，形成健康高雅的兴趣和爱好。
（3）培养民族情感
在节庆活动中，农乐舞的表演激发了朝鲜族人民对生活的热爱和歌颂，提升了人们的道德和热爱民族的激情。
（4）培养协作能力和团队精神
“农乐舞”属集体舞蹈，动作有快有慢，形式多变，姿态十分丰富，需要每个舞者团结协作，步调一致才能将舞蹈演绎的精彩。跳农乐舞的过程，就是培养人的协作能力和团队精神的过程。
在城市化越来越严重的今天，保护与传承“农乐舞”，对于朝鲜族文化的传承、保护、开发、推广等都将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为使这一具有民族特色的文化更好的传承和发展，广大的民族工作者要积极投身于保护“农乐舞”的活动中，争取各方面的力量，使朝鲜族“农乐舞”得以更广泛的流传。
参考文献：
[1]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大观.[Z].北京：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2006（12）.
[2]沈德立，杨治良.基础心理学[m].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135.
当代农民形象的演变篇3
一、传统性和时代性的再认识
在历史的流逝中,传统的遗传性和时代的创意性是相互依赖和相互作用的,即传统是过去式,它以自己已存的遗传因素为生命源,奠定着时代性的产生和升华。而时代性是现在式,从传统生命源为依据,以自己的变异及创意性为活力,不断创造出新的生命源和价值,筑建以时代特征为前提的变异而升华的新的发展系统,从而实现传统的继承和发展。
对传统的继承和发展,是根据现存环境和方式引出过去已存的传统遗产的优秀性,注入新的时代营养素,激活它,并赋予时代性的创造过程。因此在继承与发展中,已存的传统遗产固然重要,但对我们所处时代的主导作用的把握更为重要,成为其中的核心。
时代性不仅有着对已存遗产的选择权,而且在新的继承和创造过程中建立自己的系统性。这意味着富有时代特色的新的遗传性。所以时代性的特色在历史的角度上体现为已存传统的继承与发展的象征;但在生态学的角度可以认识为,从已存方式到现存方式的变异过程中派生出新的生命源,它不但孕育着新的遗传因素,而且在产生和发展过程中筑建富有时代特色的新发展系统。新发展系统不仅是新生命源的摇篮,而且是在继承及发展中变异而升华为自传统性的母体,是新传统的开端以及成熟而传承的渠道。
从历史角度回顾中华民族舞蹈传统的形成过程可知,不同时代的各地域舞蹈特色也是以自己的系统性和遗传性筑成了富有自己特色的各自发展系统,并随着民族历史的发展最终归结于中华民族传统的大系统中,对民族传统的丰富和扩大提供了丰厚的源泉。同样,当前朝鲜民族舞蹈共同体的发展现状也是如此。因历史的各种原因,以古代遗留下来的民族舞蹈传统为基础,现已形成了三个地域性(中国、韩国、朝鲜)特色,并且因各自系统性的新遗传性构筑着各自的舞蹈特色,即新发展系统。新发展系统是以历史传统的遗传性为生命源,以历史造成的社会环境差异为条件而呈现的各自发展的状态,是具有变异和创意的时代产物,是继承历史传统的过程中产生的新生命源为依据的新的传统系统。因此,笔者认为,当前朝鲜民族舞蹈发展“三面格局”的视点,与相互间的肯定与否定无关。以已存的传统为基础,创出新的生命源、筑建适合各自生存环境的新发展系统,从中相互吸收对方的优秀性,并构筑以地域特色为基础的时代性传统,乃是当前朝鲜民族舞蹈发展中应持的姿态。
二、中国朝鲜族舞蹈传统的起源
众所周知,中国朝鲜族舞蹈的起点是由朝鲜半岛移住到中国东北地区的移民带入的移居舞蹈,它具有一百多年的发展历史①。在迁入过程中有着以下几个生态特征:首先,迁入初期的大部分移民是朝鲜半岛未具备完善生存条件的穷人和平民百姓而不是卖艺谋生的民间艺人。因此他们带入的舞蹈不是很完整,只是在朝鲜半岛耳闻目睹的具有地域特色的自娱性情感表达方式。其次当时移民从朝鲜半岛的不同地域移住到东北,因此他们把朝鲜半岛各自地域的舞蹈模式和特征带入到中国朝鲜族居住区,这些舞蹈种类多样而且相对集中、混杂。但这些移民在中国定居的过程中,从“由民众以生存的需要而行舞”这一点来看,无论是哪个系列、哪个模式、哪个地区的舞蹈,都归于以自娱性的民间意识和开拓生活环境为背景,同时由于当时长期艰难的开荒生活和对故乡的思念,其中包含着为了新的生机而奔波的哀乐,如为了驱赶野兽、克服寒冷,“福实妈妈”(原宫廷舞伎)动员人们手里拿着木棒跳起了在宫中跳过的《牙拍舞》的事实和安图县长兴乡新村村民们在洲国建立10周年庆典演艺活动中表演的《农乐》,以及当时日本记者对它的评论②等历史资料为典型的证据。
以人类意识的形象性体现为目的的舞蹈,是意识转换成物质形象(舞蹈形象)的人体情感的可视形象。因此,环境差异引起的生存意识的变化,必然会导致以生活情感为基础的审美意识的变异,进而体现为以人体表演的物质形象的变异。正如从上述的事实和逻辑所看到的,原先宫中的舞伎手里拿着精制的牙拍,随着预定的缓慢而优雅节奏,有秩有序地表演的《牙拍舞》,在移住民们那里,变异成为手里拿着笨重的木棒驱赶野兽、克服寒冷的强烈的跳舞,以野外演艺方式为主要形式的大众性、自娱性的传统农乐,首次在局限的舞台空间内以象帽特技和当时移民的生活气息为主要内容和手段的舞台表演,让无数人感激的事实③等例证了移住民在适应中国这个新的生活环境过程中,由意识变化引起情感变化,而情感变化则导致了身躯舞动的性格性变异。这是以已存的民族传统意识为基础,并在新的生活环境中累积和升华了的审美意识的直接的形象性体现,这不仅是当时中国朝鲜族舞蹈的特征,而且也形成中国朝鲜族舞蹈地域特色的生命源及筑建自身特色的起点。
中国朝鲜族舞蹈是以移民的生存意识、主体意识、乡土意识为基础,在一个多世纪的岁月流逝中与中国的近代历史发展紧紧相连,并且始终基于自身的社会环境和生活环境,同兄弟民族并肩发展。在从民族传统的命脉中摄取养分的同时,合理吸收民族共同体———朝鲜和韩国舞蹈发展趋势的先进性,完善自己,从中发展成今天的中国朝鲜族舞蹈,确立了中国朝鲜族舞蹈的特色,以及形成自己的传统系统。
所谓传统意味着传承或继承、形成与过去的历史时期之后世世代代相传。由此来看,中国朝鲜族舞蹈是以自身地政学的特殊性,及从朝鲜半岛古国接受的民族共同体的传统性为底蕴,在中国这个特殊的环境下产生的适合于自己生存的新生命源,在一个多世纪的发展过程中,创出了自己的特色,并传承着带有时代特色的地域传统。
三、中国朝鲜族舞蹈传统的形成及特征
盛行于朝鲜半岛的传统舞,以宫廷中演艺或寺庙祭祀活动、民间娱乐以及伎女的演艺等系统和方式而流传。因此从动作方式来看,它并不具有具体的内容或含义,而且带有即兴性、自娱性和朴素特征,同时有宗教性的色彩和幽默、讽刺、谐谑的因素。
在动作方式上具有以传统的道义、礼仪等审美观念为基础的内向性高尚层面。因此舞蹈动作的特征不是模仿或再现,而是在传统的审美意识中以人体固有的自然姿态美为前提,以“动”的方式体现出内在的情绪。这是朝鲜民族审美意识的具体体现,并成为传统舞蹈方式的精华和审美特征。从这一观点回顾中国朝鲜族舞蹈对传统的继承和时代性变异及发展,中国朝鲜族舞蹈是在传统舞蹈固有的形式和方式的变异过程中,附加现实意识的显现,以沟通式的情感表演方式,贯穿着传统舞蹈的本质精华,并体现出时代性的特征。这一传统的形成与特征,在《农乐》和《扇子舞》等众多舞蹈种类中可以看到。
从目前的材料来看,中国最早的《农乐》出现在吉林省汪清县,但它只是口传而已,真正盛行于20世纪30年代末,其代表性的事例是吉林省安图县长兴乡的《新村农乐》。这是中国朝鲜族农乐第一次在舞台上表演的事例。之后到50年代,延边歌舞团的赵得贤先生摆脱传统农乐的宗教色彩和自娱性模式,以欢乐的气氛为主题,利用象帽特技和手鼓舞、长鼓舞为主要素材,以女舞者①的新形式,将以娱乐为主的传统农乐升华为艺术表演形式,创编了今天的中国朝鲜族《农乐舞》。后来,随着舞蹈艺术
家们不断的革新和创意,又丰富了《农乐舞》的表演性。《扇子舞》也在传承和发展的过程中,以传统的形式和动作技法为基础,在裙子和扇子的连贯性中创造出扇子舞的新艺术形象,更深层地展现了扇子舞的本质特征及美学特征。此外,人们还依据扇子本身所具有的形象特征,创意性地开发出它作为舞蹈道具的表演性,刻画描写出生动的舞蹈形象,如花朵、稻谷、波浪、白雪等自然景物,开发了扇子舞的表现力,从而扩大了扇子舞的表演领域。而在扇子的使用技法上,又合理吸收汉族秧歌中扇子的灵活性和声响节奏技法,在以美丽和华丽为特征的传统扇子舞上,注入了欢快、豁达又热烈的性格及气氛,使《扇子舞》成为充满时代情绪的浪漫舞蹈。
以传统的继承与发展为前提的创作意识也推动了其它传统舞蹈形式的变异和艺术化。如以传统的敲打鼓点为主的长鼓舞、鼓舞、手鼓舞等发展成了以舞性为主的新形式,而在袖舞、假面舞、剑舞、鹤舞、手拍舞等以巫俗与民俗为基础的传统舞蹈中,注入了现实性的形象和时代精神,从而体现出中国朝鲜族舞蹈的时代性艺术氛围。在这里特别要指出的是,中国朝鲜族舞蹈的形成并不是单纯的继承、传承和发展,而是以特定的生活环境中所产生的审美意识为底蕴开发并创出的新的民俗舞蹈,如《顶水舞》、《碟子舞》、《棒槌舞》、《水瓢舞》、《纱帽舞》、《阳伞舞》、《背架舞》等多样的新型生活民俗舞蹈,这些舞蹈都有带着生活道具和劳动道具而行舞的共同特点。这些现象与开拓生活中引发的生存意识紧紧相连,是新的生存环境中所产生的群体审美意识的具体体现。这充分说明中国朝鲜族舞蹈的发展变化是具有地域性特色及自身文化底蕴的新舞蹈生态现象,是随着生存环境的变化以新的生命源为起点,在系统的传承和发展过程中形成自身的传统性及其特征。
舞蹈是以人体动作为基本表现手段的形象表演艺术,因此中国朝鲜族舞蹈对历史传统的继承以及时代性发展具体体现在舞蹈动作的变异及其特征当中,它也会更加显示和证实中国朝鲜族舞蹈的地域性特色及传统的形成。如以人体固有动作的自然美为主要表演手段的才艺性传统舞的特征,集中体现在圆、曲、拧、收的动作技法方式上;从身躯的情感状态来看,它具有以向下、向内为主要情感方式的内向型特征。这是审美意识在舞蹈动作上的具体体现,是朝鲜民族的传统舞蹈技法的核心。在这里所包含的技法方式是舞蹈动作物理性层面,情感状态则是舞蹈动作意识性层面。从运动生理学的原理上来看,人体的物理性运动是在意识的支配下所完成的,所以人体动作的物理性特征取决于意识性的质和量。因此意识性的变化必然导致舞蹈动作质量的变异。由于缺乏移住初期相关舞蹈活动的证实资料,无法具体陈述移住初期舞蹈动作的形态和模式,但从当时的舞蹈活动是移住民自发参与而盛行的,而不是因专门的舞蹈者而盛行的,以及后期发展过程中的书文、图片资料以及当前中国朝鲜族的舞蹈方式和表演特征的连贯性来逆向推理的话,当时的舞蹈动作是以传统的舞蹈方式为基础的兼具乐观性、直述性及朴素性的舞蹈方式,这是民俗舞蹈产生及存在方式的共同特征及本质。
在此基础上,笔者对当前中国朝鲜族的舞蹈动作方式和表演特征进行了如下归纳。从舞蹈动作的技法上来看,中国朝鲜族的舞蹈动作不仅包含了传统舞蹈动作的核心技法———圆、曲、拧、收的特征,而且又合理地导入了直立、跳跃等强烈的动作技法,加强了舞蹈动作的浪漫性因素。在舞蹈动作的表演方式上,既保存了传统的向下、向内的本质性特征,同时也适当地导入与之相反的向上、向外的奋发气氛,从而加强了舞动的节律性,实现情感与形象的圆满结合,达到情感状态的具体而生动的体现,使舞动的情绪性韵律能够鲜明而直观地体现出来。
中国朝鲜族舞蹈动作表演方式的变化,是长期以来在新的生存环境中所产生的乐观、真实而朴素的审美意识转换成内在情绪,从而引发的身体动作形象的变化。如用舞蹈本体论原理来分析的话,情感浓度和色彩的变化引起了舞蹈动作力度的变化,它具体反映到舞蹈韵律当中的大小、快慢、强弱、长短等节律要素的变化,而直接体现在舞动当中形成朴素的节律性对比,并产生舞动(韵律)的情绪性周波,刺激观者的情绪,唤醒观者的情感兴奋点。这是中国朝鲜族舞蹈特有的直观性情感动作方式。因此,中国朝鲜族舞蹈的动作方式是以传统舞蹈动作的自然美和动作技法为基础,升华为情感性动作言语方式;比起传统舞蹈动作方式的装饰性或巧妙的动作方式更加朴素,大方,豁达;同时因为力度性强、韵律鲜明,又具有技巧性,因而拥有浓厚的情绪性和形象性的情感表现力。
当代农民形象的演变篇4
农村由“全耕时代”到“半耕时代”，出现了许多新的特点。从大的方面说，农业生产有了很大发展，但是产品劣质化问题比较突出;农村经济社会有了很大进步，但是村庄空心化问题逐渐突出;农民生产生活有了很大改善，但是群体弱势化问题依然突出。当前对“三农”问题的研究，应关注十大方面的演进：
一是从全面与“不足”作斗争向局部与“过剩”作斗争演进。今天中国人终于斩断了世世代代在温饱线上挣扎的代际传递，已经稳定进入农产品总量供给基本平衡、丰年有余的时代，二亿多吨玉米库存的积压，突显出结构性过剩的问题正摆在我们面前。但我们在长期与“不足”作斗争的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还没有像发达国家那样数十年来就与“过剩”作斗争的经历。需求侧已经升级，供给侧如何适应需求侧的升级而升级，中国农业正面临应时而动调整结构的重大变革，既要满足社会和市场需求，又不致伤害农民利益，是一个复杂艰巨的系统工程，需要全方位的深入研究探索。
供给侧改革是从提高供给质量出发，目的是提高供给结构对于市场的灵活性和适应性，关键在于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而长期以来，我国农业产品的质量低下、效益不高等问题突出，难以满足人民群众日益提高的消费要求，国人在海外争抢洋奶粉、购买国外进口的有机食品等现象都凸显出了我国的农产品在整体上仍缺乏国际竞争力。农业领域面临的这种情况，与当前我国制造业、服务业面临的情况非常相似，都是由于生产的中低端产品过剩，而高精端产品稀缺，需要在供给侧进行改革，使农业生产实现差异化，将目前对中低端一般性产品的过度生产，逐步向高精端特殊性产品的生产过渡，充分满足不同类型的消费需求。从长远来看，不再单纯地追求产量也有利于科学耕作，减少化肥农药的污染，改善耕地的质量，提高土地生产的可持续性。
二是从关注农地的所有权向关注农地的收益权演进。在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所有权已演化为自物权和他物权，不论哪种所有权，都在逐渐被淡化，人们更多关注的是收益权。所有权归谁越来越不重要，有了所有权不善经营使用，便产生不出效益，因此，经营使用权比所有权更重要。而善经营管理产生的效益，最终体现在收益分配上，收益分配权成了人们最终的关注焦点。今天的农地托管、农地合作、农地入股等一些新的创新经营方式，就是让别人为自己种地，是谁种地不管他，只要取得合理的收益就行。这种现象体现的就是对收益分配权的关注。这是推进土地适度规模经营，发展家庭农场，促进农民合作组织发育，培养现代化职业农民的最好契机。
当前引导农民关注农地收益权，现实中仍然存在着诸如土地承包经营权交易机制落后、一些不规范的征地程序中严重侵犯了农民的财产权利等问题。要赋予农民更多的收益权，首先要扎实做好农地土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三权分立”工作，扩大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权能，使农民在稳定土地承包权的基础上，可以放心地流转经营使用权，实现土地流转经营使用权的流转和聚集，发展适度规模经营。此外，农民流转土地的过程需要在一套规范有序的政策和措施下进行，农民要在自愿、有偿、依法的前提下，合理地获得土地收益，尤其要注意不能出现强迫农民流转土地、侵犯农民权益的做法。一旦不按市场规律和农民意愿推进流转，埋下的隐患很可能导致大规模群体性事件。
三是从需求“得利”向需求“便利”演进。长期以来，我们的制度设计重在让农民“得利”，今天让农民得利的文章已经做得差不多了，他们已不在乎各种补贴中的那几个小钱，他们最渴望的是办事便利，“给物给钱不如给个方便”是群众最强烈的呼声。他们热盼证明“你妈是你妈”的荒唐尽快废除，他们急待把一只鸡变成烧鸡出售，需要半只鸡重的申报材料尽快简化。从“得利”到“便利”，把“得利”寓于“便利”之中，是适应农民新需求，创新机制，深化农村制度供给改革的重大转折。
只有政府权力的减法，才能换来市场活力的加法。在网上办事已经极为普及的今天，农民却经常为了一纸证明，往返于村委会、乡镇政府、县直部门之间，不仅额外增加了费用成本，耗费了时间，也错过了最好的市场机会。安徽亳州开展互联网服务，努力实现“七零化服务”目标，深受农民称赞。“七零化服务”即“服务范围零盲区、服务办理零距离、服务对象零见面、服务获取零花费(全由政府出钱)、服务程序零缺陷、服务效率零误时、服务质量零投诉”，这一做法应在全国推广。
四是从引导就业向激励创业演进。引导被动的就业已经时过境迁，无创业何来就业?无创新何来创业?现实需要营造的是一个“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氛围，让各种人才的创造力竞相迸发。创业创新就是鲤鱼跳龙门，政府应千方百计缩小水位落差，让更多的鲤鱼跳过去。长期以来，我国的农民依靠出售低价的初级农产品，难以获得合理的收入。无论是实现从初加工向深加工的转变，还是实现整条产业链的前沿后伸，创新和创业都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农民创业创新不仅带来了就业机会，提升了农产品的附加值，也改变了长期以来农产品数量多、无品牌、同质化严重的现象，通过自主的研发和创新，形成独有的核心竞争力，也提升了中国农产品在国际上的竞争实力。
比如乡村旅游是中国农民的第三次创业。第一次是离土不离乡的乡镇企业，第二次是离土又离乡的进城打工，乡村旅游是既不离土也不离乡，它激活了农村闲置资源，如把打工者留下的“给老鼠住的房子”改造成“给老板住的别墅”;推进了三产融合，使农副土特产品身价倍增;促进了城乡资源互动，是农村供给侧改革的最好实践;是现阶段农业增效、农村增富、农民增美、政府增收的最好捷径。各级政府应及早动作，为农民的第三次创业铺路搭桥。
五是从关注农业向关注农民演进。重农思想贯穿于中国五千年文明史。历朝历代，无不以农养政、以农养国、以农养城，连“进口”的佛家思想也提出“农禅并举”的重农观。但历史上的重农皆为重业而不重人，且农民成为被剥夺最严重的对象。2006年我国结束了长达2600周年的农业税，彻底疗治了这一历史沉疴。但“三农”问题依然严重，如各行各业都可退休，农民没有退休制度;各行各业都不得使用童工，农民没有“童农”，那么多农民都在”违法劳动“。在粮食十二连丰的背景下，重农尤其要摆正业与人的关系，重业更要重人，重业必先重人。没有农民的现代化，就不可能有农业的现代化。过去几十年，我国每年的一号文件都聚焦农业农村，国家财政支农力度也不断加大，农民收入也不断增加。但是，当我们来到农村、深入农民的时候，却发现农村日渐凋敝，很多地方人走村空，乡愁变乡忧。社会歧视农业，农民不愿务农的现象弥漫于农村角角落落。农业现代化的核心在于“人”的现代化，实现“人”的现代化就要培养新型的职业农民。新型的职业农民应当起码具备高度的专业技术、稳定的收入、一定的资格准入门槛和较高的社会尊重。如果还把农业当成贱业，把农民作为现代化的牺牲对象，农业现代化只能是一句空话。
六是从发掘个体能量向发掘群体能量演进。家庭承包经营充分释放了家庭能量，极大调动了农民个体的积极性，但随着经济市场化、全球化的发展，尤其是互联网的普及，作为单家独户的个体农民已经无法适应这一变革，单打独斗不仅不利于资源的优化配置，也让农民在市场上无法掌握话语权。组织起来，建立多种形式的命运共同体是应对这一变化的关键。1898年光绪皇帝就曾颁发上谕，要求“各州府县力推农会”，说明在晚清时期，有识之士就已认识到了传统的农业生产模式已是日渐衰微，难以维系。发达国家的一个农户要参加许多农业组织，而我国许多农民却没有参加任何一个组织。目前全国各类农民专业合作社尚不到150万家，且要么大企业主导、要么退休干部当家，真正由农民自己组织为自己服务的更是少之又少。而且大多数由农民建立的农业合作组织普遍存在体量小，职能低，未能真正实现农业组织应有的功能。一个现代化的农民合作组织，最起码应当具备组织生产、中介销售、产业载体和社会服务这四大职能。组织生产是集中优势、实现农民规模经营的必要手段，中介销售是解决农民抵御市场风险的必要保障，产业载体是提高农业标准化生产水平，提升农产品附加值的必要方式，社会服务是保障农民合法权益，维系产业链条，对农村生产经营体制的必要补充。
怎样解决农民专业合作组织数量少、体量小的问题，实现由“组织农民”向“农民组织”的飞跃，是发掘群体能量，实现小生产与大市场有效对接的关键。
七是从增强农民的发展动力向提升发展能力演进。改革开放以来，通过放活土地(由生产队集体耕种到分户承包耕种)、放活经营(由计划种植到取消统购统销)、放活领域(由只能从事一产到可以经商办厂)、放活空间(由只在本乡本土到可以进城出国)、放活组织(由只能单打独斗到可以合作入股)等政策措施，农民发展生产、创造财富的积极性空前高涨，但苦于能力所限、水平不高，大都望市场兴叹，望现代化兴叹。五亿多农村劳动力平均受教育时间不足8年，且种地的大都是“386199部队”(即在农村的妇女、儿童、老年人等留守人员)，现代化的理念、技术、管理、设施等元素无法长进农业，发挥效应。农业腿短就短在缺乏现代元素的注入，而注入的关键在人，当务之急在于提高农民的综合素质。
提升农民的综合素质，必须采用多种手段“多管齐下”，一是要开展农民的职业教育，改变现在的职业教育大多不贴合农民的特点，不适应农村实际的情况;二是发挥能人大户的带动作用，让农民在身边的能人大户的带领下，从最初的模仿学习开始，潜移默化地提升自己的经营水平和技术能力;三是做好农村文化的传承，引导农村移风易俗、破除陋习，增强农民的诚信意识、法制意识、品德意识和环保意识;四是加强对农村的实用技术培训，让农民掌握现代化的耕作方法，具备一定的农业科技知识，提升农民应对自然灾害的抵抗力;五是要普及网络知识，让农民都可以利用网络更新知识、掌握信息，与市场直接对接，享受到“互联网+”带来的便捷。
八是“前喻文化”向“后喻文化“演进。美国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对人类文化的传播提出“三喻”论，农业社会，文化的传播是前辈靠经验的积累向后辈传播，即“前喻文化”;工业社会文化传播在同代人之间进行，即“并喻文化”;信息社会，文化传播发生反转，后辈向前辈传播，即“后喻文化”。面对瞬息万变的电子技术，老人回家问问儿子、孙子的事经常发生。但中国乡村有6100万留守儿童，3000多万流动儿童(即随打工父母在城里流动读书)和无法统计的流浪儿童，他们就是农村的未来，今天我们为农村留下一群什么样的孩子，这群孩子就会给我们留下一个什么样的农村。
当前，这三大儿童群体得不到良好的学校教育，城乡教育资源分配日益不平衡，农村学校由原来的59万多所撤并到27万多所，留守儿童在农村很难接受到良好的学校教育。流动儿童由于跟随打工的父母不断变换学习地方，没有稳定的学习环境，往往小学没毕业就跑了三五个城市，学习大受影响。而流浪儿童的教育救助一直以来难以令人满意，他们往往反复流浪，接受教育无从谈起。除此以外，由于农村儿童群体的家庭教育严重缺失，很多儿童在学校中被老师视为“问题儿童”，对其放任不管，将责任归咎于父母缺乏管教上，又造成了恶性循环。在“后喻文化”时代，如果任由这种现象延续，乡村的败落将是别无选择。全面检视二十多年来撤点并校的负外部性，彻底改变“村空、乡弱、城挤”的教育资源配置现状，使农村孩子真正能够普照到义务教育“免费、就近”的阳光，是解决乡村“后喻文化”“无后”的关键。
九是从“无根生存”向“有根生活”演进。二亿七千万的农民工大流动是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的现象，世界上超过一亿人口的国家仅有12个，超过6000万人口的国家仅有23个，二亿多人口的大流动，可称得上是“大国中流动着的一个大国”。他们在最短的时间内，流入最没有准备的城市，承托起规模最大的制造业，创造出数量最多的廉价商品，用最低廉的成本改写了世界经济版图，使中国在世界经济普遍下滑的背景下一跃成为第二大经济体，但他们从80年代至今四处漂泊。外出打工，本是迫不得已的事情，“一万打工钱，三代离别泪”，却长期被赞美、被歌颂、被夸耀。而农民工追求安定生活的梦想始终没断过。中国眼下的问题就是解决“农民、市民、流民”的三民问题，而各级各地出台的政策，大多是针对农民和市民这两个原住居民群体，“流民”问题一直悬在半空，目前一些大城市的积分制对于从农民中走出的“流民”而言就是远方的天际线，存在着，但追不上。大力发展小城镇，让“游民”不游，实现就地就近城镇化，抑或让他们的迁徙不再单枪匹马，能以家庭为单元，是当下需要深入研究的大问题。
十是从闭塞的村庄向地球村演进。村庄的概念在交通通讯高度发达的今天，已经冲破地理上的村域范围，村里人在外面有多少打工的地方，村庄的虚拟空间就会延伸到多少地方。如果一个村庄有人在世界五大洲打工，这个村庄的虚拟空间就拓展到五大洲。因此，在村庄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的发展中，既要关注在场的村民，还要关注那些不在场的村民。那些不在场的村民往往素质更高、影响力更大，他们可以通过互联网随时参与村庄的事务，甚至左右村庄的命运。这是乡村治理面临的新形势、新挑战。
简化人类社会管理的发展历程，可以概括为“三颗脑袋”，一是砍脑袋，野蛮蒙昧时代，不听话就杀头;二是洗脑袋，光杀头不行，想坐轿还要有人抬，就把杀头改成了训教，强制执行，让被管理者听话;三是数脑袋，即通过民主的方式，数一数多少人赞成，多少人反对。尤其今天互联网时代，经济可以“众筹”，社会建设也可以“众筹”，网上征求意见已是制度出台的必修课。政策众筹，充分发扬民主，同时做好引导解释，是乡村民主的新课题，也是新机遇。
当代农民形象的演变篇5
［关键词］批判；追寻；建构；“自我”
一、“他者”元素中的“自我”建构
《人在逋尽肥窍愀鄣佳菀段懊裥陆推出的又一部力作。影片放弃了港片一贯以警匪片、动作片等展现英雄主义或反应都市白领阶层生活为主流类型的整体风格特点，也有意缺席了盛大恢宏的视觉盛宴、跌宕起伏的戏剧情节和惊心动魄的情感画面，而是将视线转向了“草根”阶层的简单生活和平凡故事。影片以春运为背景，将两个人物线索在路途的偶然中串联起来，情节简单明了，却包罗了主雇冲突、民工讨债、食品安全、春运交通、贫困儿童、家庭危机、人伦代沟、社会治安、贫富分化和城乡差距等当下老百姓最为关心的各种社会问题。但是影片把所有的焦点都集中在李成功和牛耿这两个不同阶层身份的人物形象上，在他们的意识想象中展现了层层的“他者”形象；同时，又在想象与现实的对比碰撞中重新建构起一个新的“自我”。从而，影片最终在戏剧人物的旅途探寻中，获得了真实的精神价值层面的追寻意义。
诚然，影片蕴含了许多“他者”元素：丑陋与美好、阴暗与光明、狡诈与善良、粗俗与高贵、冷漠与温情、邪恶与正义、传统与现代，等等。但是影片并非建立在主体对“他者”的极端反抗或极端悲剧化来使“他者”的存在获得更高的意义，而是通过主体之间温情的交流碰撞来凸显其各自想象中的“他者”存在的合理性，从而达到对主体的批判或审视，最终使主体的形象得到完善或提升，最终达到“自我”建构的目的。如果从揭示生活的高度和深度层面来考虑，影片中“他者”的内在意义及价值表现显然是挖掘不够的，因为“在主体和他者的尖锐矛盾中，他者会更有力量”［1］。
因此，本文姑且抛开对影片所蕴含的“他者”元素的阐释，放下影片的符号构成、视听语言、场景表达等审美维度，而将视角主要集中在“自我”建构的主题表达层面来阐释影片存在的审美意义。
二、两种“存在性”困惑下寻找“自我”认同
正如片名“人在逋尽保剧中人物的自我“建构”本质上就是一种寻找的过程，不仅是剧中处于“逋尽钡闹魅斯在寻找更完美的“自我”，而且也是导演在追寻一种现代人已缺失或正缺失的价值理念和精神归宿，试图让还在“逋尽敝信腔驳南执人找到真实的“自我”和灵魂的栖所。因此，从建立人文精神的角度，影片主题的揭示具有极大的意义。诚如钱中文先生所说：“人文精神是人的精神家园的主撑……是对民族和人的关注，对人的生存意义、价值追求的确认。人文精神作为精神文明的底蕴，具有普遍的人类意义。”［2］
叶伟民让两个不同身份的人物撞在一起，让两种不同的“他者”视域相互对话、碰撞、反思，最终相互融合塑造出“新”的主体，从而一方面使剧中人物寻找到自己的身份认同和精神皈依，另一方面又向观众输出了导演自己的价值认同和存在理念。这颇有基督徒自我救赎的意味，但也正是影片所追寻和建构的目的、意义。按胡塞尔现象学派的解释，这实质上是一种“现象还原”的手法，即是“要人们从感觉经验返回到所谓‘纯粹现象’”［3］51，在“纯粹现象”中全身心地专注于对“存在”的体验，以达到还原的意义。胡塞尔认为，还原的意义在于使一个人获得转变，“这种转变可以和宗教的皈依相提并论，而且甚至不止于如此，它具有期待人类的最伟大的存在性皈依的意义。”［4］475
所以，从现象学角度来看，影片“自我”建构的意义在于使人获得“存在性皈依”。片中人物对“他者”的想象从另一角度来说，即是一种“存在感”；而“自我”建构的过程即是找寻“存在性皈依”的过程。在这个过程里，无论是导演自身还是剧中人物本身，都赋予影片至少两种“存在性”的困惑，这些困惑也正是影片也是导演所要重新建构“自我”的根源和目标所在。
(一)对城市化与现代文明的审视
对工业文明和现代科技的审视、反思、批判一直是现当代哲学探讨的重要命题，也是当下影视美学表现的一个重要题材。从陆川的《可可西里》、郁晓鹰的《孤鸵泪》，到最近的好莱坞大片《2012》《阿凡达》等，都是对现代工业文明、人类当前的生态环境进行的深刻反思与批判。《人在逋尽吩谏畈阋庖迳涎有了这一哲学命题。虽然在故事情节、镜头画面的选取上，其并没有像《可可西里》《阿凡达》等影片那样，对这一命题揭示的那样深刻与震撼，而是以轻松幽默的喜剧形式来达到反思与批判的目的。但这并不妨碍影片主题的表达意义和价值所在，因为“真正有价值的喜剧片总是在反思中实现对现实和自我的超越，也就是说喜剧部分除了观赏效果上的‘笑’，还要实现笑着的反思，笑着超越”［3］147。《人在逋尽反锏降恼是这种效果。
首先，影片中的两个人物形象已经蕴涵着这一命题的元素。正如有人所说的，影片主角牛蛋和李成功分别是农村景观和城市景观的代表：牛蛋的素朴和粗俗形象象征着落后、破败的中国农村，李成功的世故与光鲜特征则象征繁华、聒噪的工业化城市。暂且撇开牛蛋形象的象征意义，李成功的形象着实蕴涵了对工业文明进行反思的元素。其对手下员工的冷酷无情，则体现和批判了现代工业资本家的剥削本性；其在火车站应对骗子的沉着与老练，在大街上揭示乞讨妇女时的镇定与冷漠及其对假票的争执，则折射出工业化、城市化带来的各种社会矛盾和对人的纯真本性的吞噬；其最终流露出孤独感，深感自己人生的狼狈和失败，从而否定了曾经的自己，这实质上折射了当代城市人的那种漂泊无依感，反映了后工业文明时代下的现代人的一种生存焦虑或存在孤独感。毫无疑问，这是存在主义元素的运用。存在主义者认为，人生在世时的孤独是一种深层的孤独，孤独感也就是漂泊感、失落感；存在即是选择，惟一的自由就是选择的自由。李成功的漂泊感和失落感就是现代人的真实写照，而他最终颠覆自己原来的“他者”想象，选择用温情和爱心去看待这个世界，说明了他已经走出人生的“逋尽保当然也宣告了导演对现代工业文明和当代科学技术反思批判的成功。
其次，影片中出现的象征工业文明时代的各种交通工具：飞机、火车、汽车、拖拉机等，都在恶劣的自然条件下彻底“缴械”，使人陷入“逋尽保不得不靠人与人的相互帮助和支持，才渡过难关、走出逋尽U馐导噬习凳玖讼执科技在大自然面前依然是那样无能为力，只有人的温情和爱心才能战胜人类的孤独和渺小，人类才能超越自我。用海德格尔的话来说，“现代科技的发展却用技术践踏着我们所处的世界，把自然事物降低为单纯的有用性，使得万物无家可归……(现代科学)归根到底是要把生命的本质本身交付给技术制造处理。”［4］因此，我们必须对现代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泛滥进行重新的审视和彻底的反思。影片正是通过人物这种自我否定来重新建构人物新的“自我”，通过对现代性的反思来获得所要追寻的精神价值之意义。
(二)对乡村梦与传统文化的追寻
伴随着对城市化和现代工业文明的反思批判，影片在主题的深层意蕴中也流露出了片中主人公乃至导演本人对传统农业文明、文化的眷恋和追寻。叶伟民虽然没有像很多内地的第五、第六代导演(如张艺谋、贾樟柯等)，把镜头焦距伸向中国广大的农村地区，揭示农村的贫穷、落后。但是叶伟民放弃好莱坞大片式的“神话”或港片式的“英雄”，转向平凡单调、落后破败的中国乡村，本身就意味着其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回归；而影片《人在逋尽吩谌宋镄蜗蟮乃茉(如牛蛋)、故事情节和镜头画面的选取上凝聚了大量的乡村元素，这也暗示了其对乡村乡土气息的眷恋和追寻。
首先，从牛蛋这一人物形象来看，他就是当代中国农村和农民工的典型代表。影片通过对其在机场傻劲地喝牛奶的镜头特写，背着大包小包在车厢里挤座位的形象刻画以及坐飞机问“月台在哪”、机上要求开窗和降机、看见长江说是黄河等一系列语言的描述，生动地塑造了一个进城农民工纯朴的形象，同时也深刻地反映了当代中国农村农民愚昧落后的一面。但是，影片也通过对其“做人得厚道”的表述，对其慷慨解囊救助乞讨妇女、用土办法解救农村老人等行为表现，生动地反映了中国农民勤勉善良、自足乐观的另一面形象。这一形象与工业化城市下人与人之间的尔虞我诈、冷漠疏远的现实形成强烈的反差。
其次，从影片故事情节和镜头画面来分析，影片运用线性蒙太奇手法，采用多种长镜头和场景表现方式，多次出现农村及与农村有关的景观，充满了浓厚的乡土情怀和传统文化韵味。其实影片以主人公回家过年为线索就蕴涵了浓重的中国传统文化元素，汽车上乘客集体唱出“有钱没钱都要回家过年”的歌更是加深了这种文化色素。特别是对汽车绕道穿过村子的那一段场景的刻画，则全面地展现了当代中国农村的风貌：中国农村正处于农业文明与工业文明、落后与现代、传统与变革的碰撞时期。导演有意识地运用全景、近景、特写等场景描写，使用推、拉、移动等运动镜头，将绿油油的田野、坑坑洼洼的小路、成群的牛羊鸡鸭、串串的腊肉辣椒、陈旧的灯笼对联以及破败的瓦房三轮车等景象生动地呈现在观众的面前，这是否表明导演也在寻找新的“自我”，还是在重温“乡土旧梦”呢？村子不准汽车通过本就暗含了捍卫乡土文化、抵触工业文明的意味。豪华汽车与手扶拖拉机的对比，象征着当下农村的尴尬地位：旧的“家园”已经被颠覆，新的还没有建立起来，一切都有待追寻和建构。
可见，导演在审视城市化工业化，揭示农村落后现状的同时，也在苦苦追寻着传统文明和文化之根，并希冀通过寻找重新建构起已趋濒危的传统价值理念和文化观念，最终找到“自我”存在的价值认同。
三、结语
通过对影片人物形象的刻画，叶伟民似乎已经寻找到了“存在”的认同，建构起了真正的“自我”。李成功在除夕夜表达出无限忏悔，对曾经的自己进行了彻底的否定，表明他已经走出“逋尽保寻找到了“自我”；而最后又享受到家庭的天伦之乐，并成为牛蛋的“债主”，表明他已建构起新的“自我”。牛蛋最后也卸下了土气和傻气的形象，西装革履、戴着黑边眼镜出现在公众视野，表明他也走出了“逋尽保找到了新的自己。而小三最终放弃这段注定无结果的恋情，走出陷阱，做新的自己，表明她也完成了自我“建构”。这一切似乎有些浪漫化和诗意化，但这正表明了导演已走出“他者”视域，突出重围，建构起新的“自我”，找到了属于自己的价值认同。
［参考文献］
［1］刘恪.他者想象［J］.理论与创作，2008(05).
［2］钱中文.文化转型期文学艺术价值、精神的重建：新理性主义［a］.文化传递与文学形象［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3］金丹元.电视美学导论［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
当代农民形象的演变篇6
[关键词]中国电影;农民形象;塑造;流变
农民作为群体性的社会力量,在中国历史发展过程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文化角色,中国电影塑造了一大批农民形象,超过其他任何国家。在中国的文化语境中,农民在某种程度上被指称为中国国民的集体喻。
一、新中国成立前:苦难的承受者与觉醒的反抗者
中华民国的建立未能打破广袤农村黄土地的沉寂,超稳定的宗法一体化社会结构,封建的土地剥削制度,原始落后的生产方式,官府的苛捐杂税,加之政局动荡、战争连绵,自然灾害频发,使处在社会最底层的农民承受着巨大苦难。大批农民失去赖以生存的土地,过着背井离乡颠沛流离的生活。新中国成立前的中国电影中,农民主要被塑造为两种形象:苦难的承受者和觉醒的抗争者。
旧中国的农民不仅遭受着自然灾害的威胁,还饱受帝国主义侵略和封建土地制度的剥削。1933年明星公司推出了两部由夏衍编剧、程步高导演的影片:《春蚕》和《狂流》。根据茅盾同名小说改编的《春蚕》,是“五四”新文艺作品第一次被搬上银幕。电影讲述浙东农村蚕农老通宝一家辛勤养蚕,日寇进攻上海后,纱厂纷纷关闭,他只好将蚕茧运到无锡贱卖,逐步陷入破产;《狂流》是中国电影史上第一部描写农村阶级斗争的影片,主人公铁生的家乡离汉口上游百里,持续暴雨使堤坝决口洪水滔天,地主傅柏仁趁火打劫盘剥农民,天灾人祸交并使农民雪上加霜苦不堪言。这两部电影以白描的手法,分别塑造了老通宝和铁生两个农民形象,再现了旧中国农民在战乱和灾荒年代所承受的苦难。
19世纪西方列强用大炮、鸦片叩开中国大门时,如果说只有林则徐、龚自珍、魏源等少数人从噩梦中惊醒,这块古老的大地依然处于沉睡的死寂中,那么日本大举入侵,枪炮声终于使众国人惊醒,意识到再不反抗就要亡国灭种,所以这一时期的中国电影,就出现觉醒的农民。如《中华儿女》中的青年农民“刘二哥”:日本侵略者要占领南京近郊的一个村子,汉奸王老爷回到村里宣传皇军的“恩惠”,刘二哥的母亲、妻子和一些农民受骗留在家中。日军走后,躲进山里的刘二哥急忙回家,发现妻子已经被日本人折磨死,母亲也奄奄一息。面对国仇家恨,他心中燃起复仇的火焰,义无反顾地投入抗日斗争中;《丰年》中的“阿狗”:王二叔的儿子阿狗,不堪地主和帝国主义的压迫,号召农民奋起反抗展开斗争;《中国海的怒潮》中的“尤阿德”:阿德带领渔民驾着小船举起土枪,冲向在中国海上横行霸道的侵略者,表现了中国人民不畏的勇气。
新中国成立前,我国电影的制作主要集中在上海,受环境局限,电影不可能真正把镜头对准农民,因此塑造农民形象的电影为数不多。
二、“十七年”:农民革命英雄和农村干部
新中国的建立,走的是“农村包围城市”的路线,中国革命是一场以农村为根据地的革命。新中国成立后,宪法规定国家政权以工农联盟为基础,农民的社会地位空前提高。国家制定了歌颂工农兵和为工农兵服务的文艺政策,农民自然成为新中国电影的绝对主角。一方面,新生的国家政权试图通过农民形象的塑造,为其合法性进行阐释和构建;另一方面,也希望通过塑造新农民形象推行新政策,利用电影这种大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将新的政策、观念传达到田间地头,传达到农民那里,实现国家意识形态的自我确认与规训。
“十七年”电影塑造了诸多农民形象,主要是农民革命英雄和党的农村基层干部,并作为经典符码在意识形态层面,发挥着不可估量的作用。
农民革命英雄是中国电影特有的产物。中国的革命与中国的农民密切相关,很多人在成为“革命英雄”之前都是“农民”。从“农民”到“革命英雄”的转变过程,正是电影所努力实现的认同革命必要性,阐释新生政权合理性的过程。《平原游击队》中的“李向阳”,《红色娘子军》中的“吴琼花”,《红旗谱》中的“朱老忠”等,都是典型的“农民革命英雄”。其中《红色娘子军》塑造了贫农女儿吴琼花的形象。吴琼花受到恶霸地主南霸天的残酷压迫,在党代表洪常青的帮助下,走上革命道路,参加了娘子军。她在一次侦察任务时,贸然行动惊动了南霸天。经过党组织的教育和帮助,她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明白了参加革命不是为报私仇,而是为解放天下受苦人。洪常青牺牲后,吴琼花继任党代表,带领娘子军解放椰林寨、击毙南霸天,她的个人经历论证了中国革命的必要性,党的指导使她完成了从“贫农女儿”到“革命英雄”的身份转变。
农民革命英雄的完型过程,是对执政党革命前史最具说服力的论证。“十七年”的中国电影中,反复出现这种人物形象,在广泛而持久的传播过程中,将“农民革命英雄”的概念,浇铸成具有强大凝聚力的记忆表象。
“十七年”电影,还通过塑造新农民形象,实现国家意识形态的自我确认和身份认同。新中国成立后百废待兴,几亿人口的吃饭问题,成为新生政权的头等大事。电影多以鼓励农业生产为主,塑造的新农民形象,或是生产能手,或是带领社员“战天斗地”的农村干部,或是热爱集体的社员。典型人物如《女社长》中的“宋春染”、《槐树庄》中的“郭大娘”、《李双双》中的“李双双”等。这些人物活跃在“十七年”电影中,成为党各种政策的宣讲者和推动者,是国家权力在农村的发言人。
三、新时期:从“反思”到“写实”
“十年浩劫”结束后,中国开始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思想解放运动,电影也迎来了复兴,开始了中国电影史上又一个活跃的阶段。思想解放所带来的影响,集中体现在“反思电影”“寻根电影”中,“文化寻根”“文化反思”成为这一阶段中国电影的母题。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自然成为“反思”的主体;同时,在整个社会对极“左”思想批判的背景下,电影也努力摆脱“极左”意识形态的束缚,塑造新时期的农民形象,表现他们在新生活中的际遇。
新时期的中国电影,首先通过对农民形象的塑造,来反思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在中国延续了几千年的封建文化的影响,这契合了“文化反思”的主题。这类人物形象,如《湘女萧萧》中的“萧萧”,导演胡炳榴的“乡村生活三部曲”:《乡情》中的“田桂”、《乡音》中的“陶春”、《乡民》中的“韩玄子”等。其中《乡音》塑造的农村妇女“陶春”,是反思中国封建文化的经典人物形象。陶春的丈夫余木生是个撑船汉子,他们生活在江西山区柴紫云河畔。陶春想与表妹杏枝去看传说中赛过水晶宫的龙泉洞,余木生不同意;陶春想买件春秋衫,余木生也不同意,说不如用这钱买头改良种猪崽。而陶春对丈夫言听必从,张口闭口一句口头禅“我随你”。影片非常准确到位地表达了中国传统女性,对男性的依附及弱势心理,是残存的封建宗法制度的一面镜子。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中国封建伦理道德对女性的压抑与戕害。
“反思”以后,中国电影摆脱旧意识形态的束缚,开始关注现实,关注中国农民在社会转型期所遭遇的新问题,塑造了一批新时期农民形象,如《月亮湾的笑声》中的“江冒富”、《人生》中的“高加林”、《香魂女》中的“香二嫂”等。其中,吴天明导演的《人生》,成功塑造了新时期农民高加林的形象,影响极为深远。大队支书高明楼的儿子,顶替了高加林乡村民办教师的位置,高加林被迫回村种地。同村的刘巧珍一直暗恋他,却因高加林是教师有文化,自己是个文盲而不敢表白。高加林回村后,巧真终于大胆表达了自己的感情,两人开始恋爱。高加林不安于一辈子种地当农民,利用二叔从部队转业后担任地区劳动局局长的机会,到县通讯站当了记者。县广播站播音员黄亚萍,倾慕于高加林的才华,不顾父母反对追求高加林。黄亚萍闯入高加林的生活,使他觉得与巧珍没有共同语言,于是提出分手,巧珍病倒了。他的变心在高家沟村和县城引起轩然大波。就在高加林无忧无虑地在省城学习的时候,黄亚萍的往日恋人张克南的母亲,告发了高加林是“走后门”参加工作。高加林被解职,他的爱情和理想也随之化为泡影,不得不再次回到农村。他的人生似乎走了个圆又回到了原点,是命运使然还是自作自受,引发观众对人生的思考。
四、新世纪以来:“新农民”与多元化
进入新世纪以后,中国电影中的农民形象,呈现出多元化的态势。后殖民文化的滥觞,消费主义的泛滥,城市的快速发展,使昔日面朝黄土背朝天的中国农民,开始大批拥入城市,在现代都市高楼大厦丛林的缝隙中,构建他们失落的精神家园。那些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民,似乎一夜之间成为城市建设的生力军,并且有了一个崭新的称呼――“农民工”。这样一来,“新农民”就成为新世纪中国电影塑造的农民形象主体。
“新农民”的出现源自中国社会的变迁。当土地不再是惟一的劳动对象时,农民的劳动场所便由从农村转移到城市,拥有农民与工人的双重身份。张扬导演拍摄于2006年的贺岁片《落叶归根》就塑造新农民“老赵”的形象。老赵南下深圳打工,在一起打工的好友老王死了。老赵坚守与好友的约定,决定把老王的尸体送回老家安葬,他先把老王伪装成醉鬼混上长途车,在半路遇上了劫匪,老赵因保护老王的赔偿金赢得劫匪的敬重,虽然全车人的财物也得到他的仗义的保全,却因暴露了尸体被乘客们赶下车。后来,他又把老王伪装成急救病人,晚上住店钱被偷,为了解决路费和吃饭问题给人哭丧。一路上老赵历经坎坷、磨难,但风趣乐观,始终对生活充满希望,展现了新农民的精神风貌。
这一时期,有各种各样的农民形象出现在银幕上:《惊蛰》中西北农村逃婚的“二妹”、《暖春》中抚养遗弃小女孩小花的农村老大爷、《光荣的愤怒》中与黑恶势力斗智斗勇的村支书“叶光荣”、《泥鳅也是鱼》中带着两个女儿到城市打工的农村妇女“泥鳅”、《樱桃》中的智障农村妇女“樱桃”、《盲山》中被拐妇女的“买主”农民“黄德贵”、《图雅的婚事》中带夫嫁人的“图雅”等。
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乡土社会,百年来中国电影中农民形象的塑造与流变始终与中国社会的发展变迁密切相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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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卢迎安.重塑农民形象的思考[J].当代传播,2007(03).
当代农民形象的演变篇7
关键词傣族民间舞蹈朝鲜族民间舞蹈地域色彩
傣族与朝鲜族分别居住在中国边陲，一在西南，一在东北，相距虽然遥远，但由于两民族的社会结构与经济生活相近似，都是从事农业生产过着安定农耕生活，在不同程度上保留着原始的崇拜和万物有灵的观念以及农耕文化“天人合一”人际和谐的思想，故对自然界充满着亲切感，又有来自儒家、佛教、道教的渗透，积德行善、多布施以修来世福等思想，和原有的传统观念。两者的民间舞都具有恬静、和谐、典雅、安详的特点，及优美的舞姿和意境。这两个民族地处中外交通的陆海通道上，得以广泛吸收中原与外来文化，古代都有过地方政权和宫廷舞蹈，所以发展到今天民间舞蹈都具有较高的水平。
一、相同的乐舞遗风
傣族与朝鲜族都是擅长歌舞的古老民族，至今仍保持着古乐舞遗风，人们在喜庆欢聚以及日常生活中，必有歌舞娱乐，都有即兴表演的自娱性舞蹈。傣族称它为“依拉贺”、“嘎光”（意思是为聚集而舞），男女均可参加，边唱边跳，因每段歌词结尾多是唱“依拉贺”一词，其形式与“嘎光”基本相同，但“一顺边”更为突出，而且在唱词和结束前呼喊“水――水(啾――啾)”，显得更加热闹。过去只在傣历新年“泼水节”、“开门节”中表演，现在已无限制，平时人们也会常聚在一起欢跳此舞。
朝鲜族称“玛克村”（意为即兴跳舞）是最具有农耕生活特征的传统舞蹈，是古代农业丰收后，人们聚集饮酒、歌舞娱乐的遗风。后来发展成为农忙季节农民自行结成互助组织中的娱乐活动。人们通过歌舞消除疲劳，慰藉辛勤，加强团结，以及号召人热爱农耕生活，两者形式近似，风格各异。两者农村中都有众多的舞蹈能手，民间艺人技艺精湛，从而使许多表演性民间舞蹈一直保持着艺术特色。许多民间舞蹈形式经过适当加工后搬上舞台表演，表演时以鼓为主要伴奏乐器，通过鼓手的轻重缓急交错击打奏出各种节奏，紧密地配合舞蹈变化。傣族的象脚鼓、朝鲜族的杖鼓，节奏欢快，舞蹈动作灵巧敏捷，表演乐观风趣。舞者舞姿、韵律和鼓的音色、音量及鼓尾的饰物摆动融为一体，达到人鼓合一的境界，使民间舞蹈的民族色彩更为浓郁。
二、不同的地域色彩
傣族居住在北纬21°―24°地区，属亚热带气候。理想的天气，宁静的田园生活中，人们不喜欢激烈的活动，舞蹈节奏多是2／4拍的连绵不断的节奏型，舞蹈动作平稳，仪态安详，多规律性的重复，跳跃性动作少见。如“蜡条舞”，由女子表演的仪式性舞蹈，表演时，舞者两手各托一盘燃烛，在鼓、、钹等乐器伴奏中起舞。主要动作是两腕由外向内画圈旋绕或半蹲、跪下，或缓步前进，烛光随着舞姿的变化摇曳，形成虔诚的含义，具有明显的东南亚文化与小乘佛教文化成分。
朝鲜族居住在北纬41°―44°地区，属于北温带气候。虽与傣族同是以种植水稻为主要劳动的民族，但由于气候比较寒冷，舞蹈风格迥然不同。优美的地理环境和特殊的历史原因，形成了朝鲜族坚韧不拔、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反映在民间舞蹈中，形成内韧外柔的风格特点。舞蹈节奏丰富多变，并有跳动感，以6／8拍居多，舞蹈动作类型也比较多。人们把不同的节拍形成的节奏型称为“长短”，如“古格里长短”、“他令长短”等。各种“长短”都有特殊的鼓点与敲击方法，都有与之相应的特殊的舞蹈动作，而且舞者的呼吸在与“长短”相吻合中、在与乐手的默契交流中，随着“长短”流畅进行，舞姿优美，技艺精湛。如“杖鼓舞”、“扇舞”、“假面舞”、“拍手舞”、“农乐舞”等，带有古代东夷与朝鲜半岛文化影响的烙印。
三、优美的舞蹈形象与意境
傣族与朝鲜族都是喜水、尚洁的民族，但由于民族审美心理和民族性格不同，从而形成民间舞蹈中各自特有的形象与意境。傣族舞蹈体现的是水的绵延，涟漪波动，膝部均匀地屈伸、颤动，形成安详、舒缓的动律，舞姿柔美端庄。朝鲜族舞蹈强调呼吸的运用，感情含而不露，内韧外柔，潇洒典雅，体现了水的清澄，泉水的涌动。两个民族舞蹈中，都有“三道弯”和“一顺边”的基本形象，傣族多是向侧方的，即横线式的动态造型，如“踏点步双展翅”、“旁点单推手”等，朝鲜族则还有许多是向前方、斜方的，即直线式的动态造型。
傣族喜欢孔雀，通过舞蹈表现孔雀的善良，温顺和华丽，其他各自舞蹈中也不泛源于孔雀形象的步伐与舞姿造型，以此象征吉祥幸福，寄托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朝鲜族喜欢鹤，鹤象征纯洁、善良、长寿，人们的崇鹤心态，经过长期的艺术加工与不断的升华，形成舞蹈最基本的步态，这种柔韧、飘逸的鹤步，是形成舞蹈潇洒、稳重、轻盈典雅风格的基础，又创造出不同的舞蹈意境。
当代农民形象的演变篇8
关键词:中国农业经济;时空差异演变;建设;建议
时空差异演变是现代化发展与进步的重要标志，在时空差异演变背景下，中国农业也得到了进一步发展［1］，同时推动着智慧农业经济的发展及进步，现代农业依托物联网、云计算和卫星遥感等现代化技术，对农业环境进行远程遥控与数据分析，实现农业生产的精细化管理、可视化分析，促进中国农业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
1意义
1.1符合我国现代化农业的发展方向
在农业发展过程中，中央持续关注“三农”问题，认为“三农”问题是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问题，“三农”问题解决好可以更好地抵抗各种不可预测的风险，从而有效保障我国国民经济的稳步发展。因此，国家的政策性文件为我国农业经济健康发展提供了强大的政策依据，为中国农业经济发展迎来良好的发展机遇。随着农业经济发展时空差异演变的进一步协调，农业的现代化建设仍然是一项需要持续实施的重要问题，因此，快速推动我国农业现代化进程，稳定农业经济的持续健康快速发展［2］，不仅对我国整体国民经济健康稳定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也符合我国农业现代化的发展方向。
1.2树立良好农业形象，打造特色农业品牌
中国农业经济的建设与发展需要依靠农业经济大数据平台进行数据分析，对开发与种植的农业产品科学合理的预测分析、选择合适品种、匹配物联网技术，通过构建智能灌溉技术、环境及现场可视化监测等方法促进现代化农业生产体系高效性，创建农村淘宝+实体店相匹配的电商体系，同时全面打通整个农业生产供应链，紧抓农业生产过程，有效管控农业生产环节，突破现有孤立的农业生产市场营销模式的瓶颈，避免时空差异演变的风险，促进农业生产与经营模式的转变。同时，通过开展农业生产与农产品质量的安全管理，推广可追溯的平台监管等技术，加强对农业生产的技术创新、服务体系提升、管理模式改善等一体化建设［3］，提升中国农业经济竞争优势，树立良好农业形象，打造符合中国国情的农业品牌，建立中国特色农业生产模式，打造农业产品品牌化生产与经营模式。
2中国农业经济发展现状
近几年，我国不断提高对农业时空差异演变研究及区域差异因素分析，在此基础上加大农业现代化建设的开发力度，对于影响农业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完善，不仅城镇基础设施得到网络全覆盖，偏远农村地区同样实现了基本的网络覆盖，进一步提高了物联网技术与计算机技术在农业生产活动中的应用范围，为农业经济发展奠定了网络与数字化条件。在政府主导下，企业全面配合中，全国开展的农业经济示范工程，引导并且激励农民投入农业现代化发展进程中，同时引入金融企业进入农业生产，促进农业经济健康发展，促进了国民经济良性稳定发展，网络电商的发展让农产品可以在全国范围内更好地销售，从而为实现中国农产品走出国门，走向全世界奠定良好基础。但不可否认的是，由于我国的物联网技术还处于发展阶段，相关技术仍然需要完善，在农业生产、经营、营销的数据分析及信息的传递等方面仍然存在问题，另外，因为农村缺乏网络技术人才，导致了物联网技术在农业经济中的低效应用。
3发展优势
3.1农业生产力与资源利用效率高
农耕机械化水平在不断上升，时空差异演变背景下中国农业经济发展也促进了农业生产力与资源利用效率提升，创造了更大效益。信息技术自身高精度、高效率的优势，将这些优势合理应用于农业生产中，进一步提高了农业生产效率。尽管物联网技术并不是非常成熟，但很多技术已显现优势，例如水肥一体化物联网系统很大程度上减少了资源浪费，提高了农民对农业生产的管理能力及水平，农业生产开始由传统粗放管理转变为精细管理，而且在农业生产活动的不同阶段，利用智能传感器等新技术、新方法实时监控采集农业生产环境要素，及时获取农业生产状况，不仅为农业生产提供了精细化管理的基础，也为农业经济的健康发展提供了科学依据，提高了农业生产的质量、产量，提升了农业生产各种资源的使用效率。
3.2农业生产资源高效节约
要使农业经济能够快速健康有序发展，必须要有先进科学的农业生产创新理念，国家制定了通过创新体制改革，推动农业经济绿色发展的现代化农业生产战略目标，明确了农业绿色发展是第一要务的绿色发展理念。基于绿色理念，对农业资源的使用及资源节约与利用等方面都制定了相应的政策，在中国农业经济发展中，农业资源保护、高效节约用水、耕地轮休耕种等都是农业绿色发展理念践行实施，为中国农业经济迅速发展提供了指导方向［4］。目前，已建立的农业监测系统、水资源合理有效利用数据采集系统，都是创新绿色发展理念所带来的效果，顺应了绿色农业发展的新时代要求。
3.3保障人民群众生活安全化
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对于食品安全问题也越来越重视，社会对于农业生产安全与食品安全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因此必须将农业经济发展成果应用到保障人民群众生活中去，应用到保障农产品安全与食品安全中去，这也是我国农业物联网技术应用的重要目标之一，通过新技术对食品的流通进行追溯，利用标签、条形码的方式对农产品进行计算机网络的系统数据传输，对农业生产过程进行公开化、可视化，进而提高农产品生产过程的监控能力，实现农业生产的透明化，提高农业生产食品的安全性，保障人民生活安全化。
4存在的问题
4.1缺乏明确的培训目标
全面落实乡村振兴战略，其重要的对象之一就是农民，要提高农民的能力，就必须开展目标明确的培训工作，这是保证时空差异下的现代农业全面实施的关键因素。在时空差异演变的背景下，不同区域农业经济发展具有明显差距，不同地区在农业生产过程中的技术应用，管理能力与观念也存在较大的差异，因此，就现阶段农民能力的培训工作来说，仍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缺乏明确的培训目标，培训对象、手段与方法并不能完全符合当地实情，局限于对农民群体与返乡的农民进行培训工作，对于从事相关农业生产的大学生缺乏培训。
4.2培训内容缺乏实践性
在农村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我国农民的生计模式也在发生着变化，普遍存在一定的兼职其他产业的现象。在对我国不同时空差异背景下的农业经济培训工作中，对不同文化程度的农民，以及经营生产规模不同的农民［5］，其培训工作的内容、方式同样存在着不同。目前，我国农民普遍文化水平较低，培训工作也基本是将基础性知识作为重点，很少针对不同农民群体制定相匹配的培训方案，缺乏科学生产实践性培训，落后地区的农民依然使用传统模式生产，导致农民培训内容缺乏针对性和实践性，导致时空差异演变下农业经济高质量发展受到制约。
4.3相关制度建设不完善
在落实现代农业发展的过程中需要将完善人才培训体系作为基础。通过对时空差异背景下农业经济的培训发展工作来看，政府部门培训工作往往占据着主导地位，其他社会群体缺乏参与的热情。在培训过程中，培训主题与内容都比较单一，缺乏一定的专业性，培训的教师力量也比较弱。此外，针对管理型职业农民的培训工作与实践型培训存在交叉问题，导致二者的区分模糊不清，从而影响了培训工作的进展，不利于时空差异演变背景下农业经济培训工作的开展，而要促使以上问题得到解决，制定完善的制度必不可少，目前缺乏完善制度，不能积极引导企业、资金、高素质人员进入农业现代化生产进程。
5发展建议
5.1做好农业经济高质量发展培训的准确定位
在时空差异背景下，农业经济要高质量发展，做好培训工作非常重要，相关政府部门需要明确培训目标的主体。对于农业人才的目标群体做好定位，使用分层过滤的方式，加强对不同农业人才的筛选工作，确定好对农业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培训目标与定位。在对农民进行培训的过程中需要因地制宜、因材施教，立足于全国农业发展现状，完善现代化的人才培养与培训机制，让真正从事农业生产经营活动的农民群体接受现代化教育，针对不同农民群体，调研其实际需求，制定不同培训计划，从而准确把控农民培训目标，提高农民培训效果。
5.2创新农业发展培训内容体系
随着我国现代化进程的不断发展与进步，科学技术的创新越来越快，需要对农业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培训内容不断创新。首先，政府部门需要通过问卷调查，调研当前农业生产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与实际需求，促使培训内容符合大众需要。其次，需要促进农业生产部门与科研单位相结合，根据现代农业的发展实际与现状融入全新的科研成果，不断更新与完善培训内容。对于不同文化层次与不同年龄段的农民进行培训时要坚持因材施教，根据不同农民群体开展不同培训工作，充分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加强政府部门之间的沟通，邀请农业专家深入现代农业生产一线，在实践中依据农民需要即时培训，真正促进农民能力提升。
5.3完善相关培训机制
充分借鉴国内外的发展经验，在完善自身基础设施建设的基础上，充分结合我国农业发展的实际和现状，根据现有的职业对农业进行产业与类别的划分，鼓励广大农民群体重视专业性水平的提升。通过完善的跟踪与反馈制度，让每一个农民都可以真正学习到知识，将学习到的知识合理运用到农业生产中。政府部门需要依托现有的教育机构，健全培训师资力量，加强对师资力量的培养，鼓励培训师资队伍提高自身水平与能力，确保培训工作顺利开展。
6结语
对于我国农业经济发展来说，依托时空差异的实际情况，实现农业经济高质量发展有利于提高农村的建设水平与农民的生活质量。在时空差异演变的背景下，我国农业经济从传统生产模式到农业的现代化生产，需要科学的谋划，制定符合我国国情的农业经济发展目标，做到统筹兼顾，因地制宜的发展农业，有效解决“三农”问题，需要政府部门、企业、农民及全社会的共同努力，最终一定会实现乡村振兴的宏伟目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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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农民形象的演变篇9
刘文峰：（中国艺术研究院戏研所副所长）河北省河北梆子剧院的《日头日头照山乡》是由著名剧作家孙德民、王景恒根据河北省作家唐慧琴的同名获奖小说改编的，7月11日、12日在长安大戏院进行了精彩的演出，现请各位专家、朋友谈谈自己的意见，畅所欲言。
王晓英：（河北省河北梆子剧院院长）感谢各位老师天热又在百忙中来开座谈会。《日头日头照山乡》从去年就开始酝酿，并开始创作剧本，剧本创作任务由孙德民厅长担纲，剧本完成后，又多次多方征求意见，三月底投排，五月初彩排，经过四个多月紧张排练，该剧6月27日在石家庄河北大戏院公演。这次来北京演出，请专家老师们多提宝贵意见。
徐培成：（沈阳评剧院原院长）《日头日头照山乡》反映了当代农村在改革中的重大变化，孙厅长是对人民有深厚感情与社会责任感的作家。这是一出立足于宣传、服务、导向性的好戏，是为基层人民写戏，受到人民欢迎的好作品。现在的创作有两种：1愿意写自己喜欢的；2愿意写老百姓喜欢看的戏。孙厅长无疑是第二种。河北梆子服务在基层，现在多元文化冲击市场，坚持为基层服务，“与人民同心，与时代同步”，如果没有感情，没有责任感，就写不出这样的好戏。《日头日头照山乡》第一：选材好，真心直面农民，这就是真正为农民服务。第二：舞台呈现上，服装、舞美都有很大的提升，尤其是演员，许荷英饰演的任文秀很成功，很有魅力，主人公必须可爱、可敬。整体演出精神面貌很好，唱腔设计有很多河北梆子本体特色。几点建议：书记和主任演《将相和》一场，还要更透彻点。文秀到村里做水莲的工作一场，多一些亲切、感人的因素，再人性化一些，就更好了。
周育德：（中国戏曲学院原院长，戏剧评论家）听说石家庄人的幸福感第一，昨晚看了戏，我也感到很幸福，很有新鲜感，孙德民厅长一直有旺盛的创作活力，我在厦门中国戏剧节上看了他创作的河北梆子《女人九香》，现在又看了河北梆子《日头日头照山乡》，很是钦佩。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发生了一系列的问题，侵犯了老百姓切身的利益的事时有发生，得不到公平、公正的解决，产生了化解不开的矛盾。这个戏一开始，包村干部任文秀一进村，就碰上上访的，很快进入戏剧矛盾，塑造了一位一片真情对群众的基层干部形象，整个戏，演出很好，唱腔很好，剧场掌声不断，其中，第三场任文秀和小米一场，运用了“十八扯”这种设计，大胆，丰富，活泼，很吸引人。有些地方提出探讨：一是任文秀保媒换取了村民的不上访，显得稍微勉强一些。二是《将相和》的插入怎样能更好，更自然一些。三是关于李志玲的母老虎形象怎样更恰当。
希望打造成一个精品好戏。
周艺：（原山东省文化厅副厅长），看过了孙厅长创作的《女人九香》，又看了《日头日头照山乡》，这是个基础非常好的戏。这个戏立意好，是张扬农村基层干部为老百姓办真事、办实事的戏，“以民为本，执政为民”，选取的情节也好，支撑起了这个题材。唱词不求华丽，平实、亲切，和人物身份贴切。从昨晚演出，效果相当好，演员演得好。我很喜欢河北梆子，令人激动，很有激情，但有些地方太燥，有一场水莲的唱词没有听清。舞美可以更精致，服装为了展现新农村的变化，可以美化，但要准确。如娟子的服装，有些像舞蹈演员的服装，就不够贴切。
王安葵：（中国艺术研究院戏研所原所长、戏剧评论家）这个戏很有价值很有特点，直面农村复杂的矛盾，很有生活。这个戏打破了原来写现代戏的禁忌，显得新颖而独特。同时这个戏还增加了现代戏现代化手段，如网络手段。在尖锐矛盾中写出了主要人物的可爱，塑造了年轻女干部的形象，写出了她在政治上的不成熟，写出了她作风正派，有不足，敢于承认，“清者自清，浊者自浊”的品质很可贵。许荷英是个优秀的演员，演出了很多传统戏，在现代戏中，气质也很好，较准确表现了主人公任文秀的清纯、善良，热心把事情做好的品德。这个戏是从小说改编为河北梆子，有一定难度。水莲在事件中的作用，还须有一些铺垫与交待。任文秀有一定的智慧，但细致不够，任文秀与大姑姐关系再琢磨一下。
马也：（戏剧评论家）这个戏写了一个小人物，很感动人，相当完整，开场就把牛、杨两个人物推出来了，很精彩，整个戏连贯流畅。许荷英的演出，很有特色，“十八扯”的运用，舞台上好看，唱做水平也好，结尾处，我几乎落泪。这个戏结构、框架、基础，都相当清楚，修改费时费力不会很大，是很有前景“为人民服务”的戏。
姚欣：（文化部艺术局前副局长，戏剧评论家）这个戏很有前景，是个好的毛坯子，我很喜欢。包村干部爱冲动，“冲动”提的很好，冲动是主人公的外在表现形式，表现任文秀正义感强，工作负责，责任心强，要把工作搞好。这个戏有搞头，潜力很大，要解决戏曲歌舞化的问题。河北戏曲可以抓住不放，走得比较远，很有前景。
黄在敏：（中国艺术研究院著名导演）这个戏，生动，有人物形象，很生活，没少看河北梆子剧院的戏，如《大都名伶》《秀色》，最近看几个戏，都是农村女性，漂亮女人，都很成功。现代戏很难搞，应该反映农村中什么样有价值的思想？如何在宁静中表现澎湃，在快乐中表现痛苦，抓住时代的典型价值？文秀这个人物，有一种时代的解释，力求开拓这个人物行为动作的很多问题，最焦点的精神、意识是不可或缺的。二度创作上，山和精神关联还没有找到。
贾志刚：（中国艺术研究院戏研所副所长），这个戏，有生活，人物情感十分饱满，现代对传统戏剧有一种挑战，有点“散、点”的意思，事件都挂到一条线上，信息量大，矛盾解决靠暗场，这是一种新的方式，80、90后喜欢，因为它时尚、轻松，温情，这就使《日头日头照山乡》很好看，第三场唱很多剧种，引人发笑，有这个因素就很好看。任文秀的行动要找一个人物动机。
薛若琳：（中国艺术研究院原副院长，戏剧评论家）《日头日头照山乡》直面现实，不回避矛盾，有支书和主任的鲜明对立，有老百姓不和，勾心斗角，在揭露矛盾上比较大胆，有梭角，有个性。人物生动，唱腔优美，新颖别致，使观众在看戏中得到启发教育，从中得到美的享受。任文秀是个有个性的农村女人的丰满形象。戏一环扣一环，故事有头有尾。爱冲动是双韧剑，可以开拓其内含，社会责任感和担当精神可以深挖一下。
朱维英：（音乐工作者）《日头日头照山乡》的唱腔符合人物身份，感情氛围，准确再现人物性格，清新流畅，六场任文秀大段唱腔，新款别致，一气呵成，非常好，不足是化河北民歌不鲜明，印象不深，四场任文秀唱几个剧种，很丰富，小乐队配器不错，相比来说，男声唱腔显得简单。
当代农民形象的演变篇10
农村城镇化建设是实现“美丽中国”的重要路径，农村是中国发展的根基，农民的经济生活、文化体育休闲生活、健康宗教生活都离不开城镇化建设，客观地说，城镇化建设的初衷是为农村民众提供更美丽、更科学、更环保的现代生活。但是，我们也不能忽视城镇化建设带来的负能量和负影响。比如，追求自由化生活、感官生活，破坏生态环境，以及文化信仰缺失等。这些与我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是极不相符的。因此，如何实现城镇化建设的目的，需要我们很好地思量我国民族传统文化价值所在，利用民族传统文化，调适城镇化建设，服务农村社会现代化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根植于中国大地、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应中国和时展进步要求的科学社会主义”，民族文化传统是我国进行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来源。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的具体阶段，农村城镇化建设也应以民族文化传统为理论基础，以优秀的文化传统思想来指导。文化具有民族性，反映了一个民族的价值观和，文化和民族互相伴随存在，民族为生存不断开发大自然，因此，文化又总是在大自然开发利用中不断地得到发展。文化的生存与发展状态反过来又影响着一个民族思想、精神、观念、行为和需求的存在和发展。著名文化学者庞朴先生认为，“民族性与时代性为任一文化无不具有、不曾或缺的两种基本属性”。文化是民族的，文化也是随时代而发展的，文化的存在，影响着社会的发展。我国农村城镇化建设离不开我国民族文化传统的指导。
2传统节日舞龙活动是文化传统服务农村城镇化建设的重要载体和路径
舞龙活动所蕴含的文化传统是民族文化重要的一部分。早期民间舞龙活动主要是为了驱邪祈祥、祭祖抒怀，因此它是典型的民间图腾与崇拜的民俗活动。千百年来舞龙活动的发展，民众已把对龙的崇拜演变成了一种精神，舞龙活动也成了一种展现中华民族形象和特质的文化符号。传统节日舞龙活动在中国广大农村地区有着悠久的传统历史，也经历了千余年的演绎。至今，中国农村大地，许多村落仍然在一些传统节日开展民间舞龙活动，它寄托着多少代农村民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祈盼。虽然各地农村民间舞龙活动内容及形式有差异，但表达的愿望都一样，多半是通过祭祀祈福，祈求风调雨顺、子孙发达、身体健康、平安幸福、升官发财等愿望的实现。有的村落在祈福中也伴随着龙舞体育运动开展，相比之下，龙舞体育运动更能掀起节日氛围，更能让村民记住锣鼓暄天、龙飞凤舞、鞭炮声声的热闹祥和景象。传统的龙舞表演较为丰富，通常数名舞龙者在龙珠的引导下，手持龙具，随锣鼓音乐和鞭炮声，互相配合，做出各种人体运动姿势，演绎出龙的游、穿、腾、跃、滚、翻、戏、缠等动作和造型，向民众展示龙的精、气、神、韵，并以此来传递龙所象征的奔腾争跃、不屈不挠、喜气祥和的精神风貌。因此，不论是舞龙活动中的祭祀祈福，或是龙舞运动，都是民族文化传统在农村延续的重要载体。村落传统节日舞龙活动也是民族文化传统服务农村社会的重要路径。文化全球化决定了我国新农村建设要包容多元文化存在，要求村民具有和而不同的思维。我国民间中的龙集合了种种动物，也融合了种种人象，因此，龙的精神可以看做是团结兼容的精神。传承龙的精神就是促进村民构建共同存在，互相吸取，互相发展的生存意识。新农村建设还需要民族文化造福人类，这不仅仅是物质上的造福，也包含心灵上的造福。自古以来，我国农村民众为求风调雨顺、平安幸福祈龙酬龙谢龙，始终认为龙具有征瑞的神性，是祥和的象征，能带给我们幸福和好运。因此，传承龙文化一定程度上可以调适村民的心理，满足村民幸福感的获得。新农村建设特别强调在和谐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持稳定，因此更需要民众具有“天人合一”和开拓进取精神。传说中的龙是人天相通，人和大自然风雨与共、甘苦同行的神灵产物，因此，龙也象征着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龙在百姓的意识中，还是一种能在水中行天上飞的神灵，而且行得快，飞得高，能昂首跨步，能瞪目振鳞，因此龙更是象征着一种迎难而上、开拓进取精神。信仰龙文化，有利于村落民众励志，形成自信、果敢、上进的工作作风。
3传统节日舞龙活动融入农村城镇化建设需要文化传统与社会环境协同发展
文化不但依赖环境存在，也能改变环境。文化传统具有惯性，也具有惰性，文化惯性力推动着社会环境变迁，文化惰性力阻碍着社会环境发展。社会环境的变迁更是推动和制约着文化传统的变革。村落传统节日舞龙活动融入农村城镇化建设是我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建设下民族文化传统与社会环境协同发展的需要。党的十提出要发挥文化引领风尚、教育人民、服务社会、推动发展的作用，建设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表明优秀传统文化是建设我们国家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宝贵的智慧源泉。农村城镇化建设中，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充分发挥优秀文化传统惯性力，适时运用于农村社会管理和经济发展中，能更好地推进乡村社会治理，改善农村社会环境。中国社会，传统农耕环境孕育了村落传统节日舞龙活动，并推动着传统龙文化的延续和生存。二十一世纪，虽然我国广大农村地区仍然处于农耕环境中，但显然不同于传统的农耕环境，我国今天的农村社会环境更多地融入了科学信息、机械工业化等现代化社会因子，不同的环境因子影响着农村民众的生活需求。随着我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向现代经济结构体制转型的加快，总体上城乡差距逐步缩小，很多农村地区农业生产机械化、经济市场化、生活信息化程度以及村民受教育程度逐渐提高，农村经济不断发展，村民生活水平、文化水平提高，生活理念日益更新，健康的身体、愉快的心情、更高的生活质量成为了更多新生代和外出务工村民追求的目标。因此，农村城镇化建设中，我们要抓住机遇，科学利用民族文化，既要发挥优秀民族文化传统因子的作用力，服务农村社会环境发展，也要根据现代化农村社会环境发展需要，变革民族文化传统，激发民族文化传统活力，服务农村社会环境的现代化变迁。改革开放以来，一些村落传统节日舞龙活动呈冷落态势，参与者年龄呈老龄化趋势，新生代群体和外出务工人员消极对待、不关注、甚至反感，这给我们敲响了警钟，需要我们站在具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环境下，重新审视、创新传统节日舞龙活动，并融合到农村社会环境现代化建设中，在继承优秀的龙文化基础上，适当改变舞龙活动的功能、内容和形式，使之适应我国农村社会环境的变迁，达到协同发展。
4村落传统节日舞龙活动融入农村城镇化建设的思考
4．1处理好传统节日舞龙活动与农村城镇化建设之间的三个关系
4．1．1民俗信仰与农村城镇化建设的关系
西方社会学大师丹尼尔•贝尔指出，“现代主义的真正问题是信仰问题，用不时兴的语言来说，它就是一种精神危机”。确实，目前文化信仰也是影响我国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重要问题。特别是新生代群体，普遍缺乏民族文化信仰。传统舞龙活动中的民俗文化，在农村就遭到一些新生代村民的反对，认为龙是封建专制的符号，崇拜龙只能导致专制和残忍，因此应取消龙图腾崇拜。然而，龙在民间对普通百姓不但是吉祥、财富、腾飞的象征，在今天对广大青年更具有励志的意义。龙文化是一种历史积淀，每一代人都有自已的宗教寄托、审美趣味与情感表达。时间差，会产生龙文化轴心的转移。空间差，也会产生龙文化的不同本体。封建社会，龙既代表了上层建筑中的专制和等级，也代表了民间老百姓生活中的吉祥、财富、腾飞。时空不同、人物不同、角度不同，其所代表的蕴意象征也不同。因此，对已深入中华民族之血脉的龙文化，应站在文化全球化的视角，解读它的现代价值与意义。文化全球化时代，只有认同、信仰民族文化，龙文化才有现代价值和意义，我们也才能为舞龙活动适应现代化环境找到出路。文化全球化时代是多元文化互存的时代，我国农村城镇化建设离不开多元文化服务。但是在我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环境下，农村城镇化建设要新在对我国优秀传统文化古为今用上，新在农村城镇化进程中能保持民族文化特色和传统古朴的村落民风上。村落传统节日舞龙活动中的民俗习惯礼仪具有持久、稳定的文化惯性力，倡导、利用好民间舞龙习俗，能凸显出龙文化在新农村建设中的团结兼容、奋发腾飞、励志的精神传递价值。
4．1．2活动创意与农村城镇化建设的关系
农村城镇化建设也新在农村农耕环境的现代化变迁，新在村民对现代休闲、健身、娱乐生活的需求，新在村民用发展的眼光看待和运用传统文化。农村城镇化建设进程中，城市化程度越来越明显，农村农产品的商品化和市场化程度越来越高，村民的生产生活也越来越被商品化并整合进市场经济体系之中，农业生产地位和比重在村民心中下降，非农业收入越来越多。村民的价值观发生显著变化，生产方式上已不再局限于传统的农耕生产，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新的价值观占据主导地位。市场经济下村民生活需求和消费需要要求文化娱乐形式更具多样性和视觉感。创意是激发人类智慧和才能的实践手段，它既以文化底蕴为依托，又能使文化变得更加丰富，它既能提升文化产业社会效益，又能带动经济，创意应该为农村城镇化建设服务。传统节日舞龙活动创意是对农村环境现代化变迁的适应，是对村民现代生活需求和消费需要的适应。我国各地农村传统节日舞龙活动具有独特的地缘、风俗、个性和文化特点，活动内容和形式丰富多彩。在此基础上，如果我们充分发挥智慧、灵感和想象力，借助于现念，对传统舞龙活动资源进行再创造，将会更加丰富舞龙活动多样性，满足村民视觉感，创造更大价值。应该说，农村城镇化建设中，创意为村落传统节日舞龙活动服务村民现代化生活开辟了新道路。
4．1．3经济获益与农村城镇化建设的关系
村民从村落节日舞龙活动参与中获取一些经济利益，这是市场经济带来的结果，也是新农村建设的必然。农村城镇化建设还新在村民经济意识的增强，新在村民对市场经济规律的运用，新在市场经济对民俗文化活动变革的影响。村民在活动中适当获取经济利益，可以提高参与村落节日舞龙活动的动力，可以推动舞龙活动的创意变革，使之更好地适应农村市场环境。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经济是一个社会赖以存在的命脉，经济发展状况对社会发展前景有着根本的影响，人类社会文化活动也总是受到经济状况的制约和影响。我国农村市场经济的发展影响着农村村落传统民俗文化的走向和发展过程。新农村建设中，市场经济的深入既能推动着传统舞龙活动中部分主体文化内容的消解变革，也能促进部分主体民俗文化的维护。市场经济作为一种现代生产方式和资源配置手段，也为村民对传统节日舞龙活动的管理与开展运作方式提供了新的理念，市场经济概念一旦在村民头脑中形成和成熟，传统节日舞龙活动则可以成为一些村民的经济工具和手段，村民参与节日舞龙活动，也就会与经济利益联系在一起。经济的获益能提高部分村民的积极性，从维护手段上来看，它们对传承舞龙活动中的部分民俗文化也能起到积极的作用。
4．2加强传统节日舞龙活动正能量的培育、传递和践行建设
村落传统节日舞龙活动作为一种普遍存在的民俗文化活动，龙文化也是一种生活理念，能代表一个民族的集体精神信仰，是对一个民族生命的部分体现。因此，我们要积极培育、传递和践行它的正能量，在“自知之明”，“文化自信”，“自为担当”的态度和责任下做好培育、传递和践行建设工作。
4．2．1全面挖掘，提取正能量
民俗活动在社会历史进程中的作用就在于它是一种社会再生产机制，是一种服务于社会秩序的再生产。村落传统节日舞龙活动在其历史进程中不断地影响着农村社会发展，既有正面能量带来的影响，也有负面能量造成的危害。农村城镇化建设中，我们要全面挖掘出民间舞龙活动所存在的一切文化习俗，客观分析这些文化能量会产生的正负效果。各地农村民间舞龙活动习俗既有相似之处，也有各地乡土特色，因此，各地政府相关部门应对本地农村民间舞龙文化习俗进行全面挖掘，深入了解、掌握本地舞龙活动存在的文化习俗和禁忌事项，如湖南新化孟公村流行春节舞龙活动，春节期间当地要开展系列舞龙活动内容，有龙祭祀祈福仪式、龙游行、龙舞体育运动和本土武术表演、锣鼓伴奏等内容，活动前期，要成立专门的龙灯会组织，给每户村民发放飞帖，组织舞龙者进行龙舞演练以及组织一班人马进行武术操练，活动别讲究民间事项和禁忌，如龙游街祈福时，只能上游，不能下游，出去村民堂屋时，龙头先进，龙尾先出，祈福中村民要毕恭毕敬，还要打发一些土特品，甚至不等的钱财，要燃放爆竹，锣鼓伴奏，舞龙者要穿统一的民族传统服饰，等等，要是有一些禁忌地方没做到，村民可以扣住布龙，表达不满。在这些活动内容、习俗和禁忌事项中，有些对农村城镇化建设有促进作用，如龙舞体育运动、武术表演、龙祈福等，可以娱乐当地中老年村民精神生活，促进当地农村社会的秩序稳定，但也有能带来负能量的因素，如村民的团龙行为，村民因龙灯会违反禁忌而扣住布龙，常会引发村民、甚至村落间的矛盾，不利于村落团结稳定。因此，要针对各地农村地区，全面深入了解、掌握本地舞龙活动中的文化习俗，只有全面掌握，才能知道哪些可以弘扬，哪些可以引导，哪些可以摒弃，哪些可以改造。
4．2．2培育信仰，传递正能量
传统节日舞龙活动能不能服务好农村现代化建设，还在于村民对龙文化及相关习俗的信仰程度。目前，村民对龙文化及相关习俗的信仰程度需要加强培育提升。县、乡镇一级政府有关部门、村委会相关人员要采取多样方式，维护中老年村民对龙文化和民间习俗的信仰权力。中老年村民思想较为守旧，比较专一于信仰传统文化和传统思想，因此要在指导下给与大力支持和倡导。年青村民思维开放，对龙文化有不同见解，尤其对龙活动中的一些民间习俗有反对看法，要善于疏导而不能硬阻，要通过多种方法途径，鼓励、引导他们参与活动，从活动中提高认识。要重视舞龙活动中各种仪式的举行，如祭祀祈福仪式等，通过仪式强化影响力提升。特别要重视舞龙活动创意建设。各级政府相关部门要联合高校，安排专门相关人才，在系列活动表现形式、活动内容、技术动作、组织运作方式、管理方式、品牌打造、教育开发、赛事打造、投资赞助方式等方面进行创意设计，从宏观到微观，从形式到具体操作，从仪式表演到技术表演，从场地到灯具服饰等，要围绕龙的精神、民间习俗展开创意，在提高科技含量中展示龙文化。地方政府部门要发动农村舞龙活动传承人、相关负责人，协同地方高校科研人员，开展与村落舞龙活动发展有关的主题学术研究和技艺培训活动，探讨龙文化、相关习俗在农村的发展传承问题，探讨龙文化及相关习俗如何服务新农村建设的路径问题，提高相关传承人的龙舞竞技水平，以及舞龙活动的社会效益等等。通过这些路径，促进更多村民对龙文化和相关习俗，特别是龙的精神的了解、认同，达到由认知到喜爱，再内化成信仰。
4．2．3加强引导，倡导正能量
民间舞龙活动毕竟是从封建社会走来，其历史进程中延续和保存了一些封建传统思想，有些封建思想还存有一些负面文化因子，能释放出一些负面能量。但是，如果引导恰当，这些负面文化因子也能转化成正能量，比如，湖南新化孟公村春节舞龙活动中的祭祀仪式，当地举办活动时，都要去当地信奉的孟公老爷庙进行烧香扣头祭拜，然后再进行龙游街祈福活动，祭祀仪式既是表达思念和不忘故祖之情，也是表达寄托和祈盼之想，寄希望于祖先、神灵能保佑他们幸福、平安、发财、健康等，显然后者有些类似于迷信思想，过于相信迷信思想有害于社会发展，但是，如果适时引导村民，让村民能认识到过于信奉这些民俗思想会带来的危害性，可以帮助村民提高辨别力和认知力，化危害为有利，通过引导、解释，帮助村民做到正确、合理把握好对这些习俗的信仰度，既有利于满足村民心理欲望需要，又有利于这些民俗文化的传承。目前，我国有大量老年群体，他们身心上都需要得到健康调适，在农村，利用祭祀祈福仪式作为老年村民调适心理需要的手段，也未尝不可，可以满足这些老年村民心理需要，有利于维护农村地区社会稳定。
4．2．4积极弘扬，释放正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