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的研究方法篇1
关键词：法律经济学；中国经济法；方法；研究应用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无论是经济纠纷、经济矛盾还是经济现象、经济规律相较于过去都有了很大的改变，分析和探讨中国经济法对于企业运行、经济发展成为当前的重要课题。早在二十年前，我国就有专家指出通过法律经济学方法运用于中国经济法的研究当中，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应用研究还不够广泛，有必要对法律经济学方法和中国经济法之间的关系进行深入研究。
一、法律经济学方法在经济法总论研究中的应用
经济法专家学者运用法律经济学为分析和探讨工具，不仅对于经济法中所具有的价值进行了相关的论证，并且对于经济法中具体的制度和规则进行了科学设计。比如说，在经济法总论当中，社会公共利益的实现是研究的重要内容，法律经济学方法注重以经济法“维护”经济能够运行，而不是依靠其他法律管理，经济法对于国家、政府干预个体经济行为具有明确规定，并结合行政法对国家和政府的经济行为进行监督。另外，在法律经济学中，通过经济手段对市场经济进行宏观调控和管理，从而为国家和社会的整体公共利益“保驾护航”。有专家从制度变迁的角度考虑，认为中国经济法对民法、行政法、经济政策等有着路径依赖，从民法、行政法、经济政策中“汲取”经济法的理论依据。有研究结果表明，经济法机制相对于民法和行政法而言具有更强的解决外部性能力，经济法通过对经济个体进行补贴、减免税收、政策优惠等措施，能使个体经济利益向社会整体收益方向靠拢，能有效减少和避免出现市场失灵等影响。还有专家从“政策”、“法律”相互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认为“政策”和“法律”都具有交易成本，如果要“二选一”的话则取决于二者间哪个的交易成本，在我国经济发展初期，“政策”具有程序简单、兼具灵活性的特点“受到重用”，而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政策”的交易成本优势被逐渐缩小，相应“法律”交易成本价值在不断提高。有专家认为，经济法打破了传统的民商法中有关平等主体的假设言论，通过多样性的信息工具和其他工具互相弥补各自在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的不足，达到协调性和系统性相结合。
二、法律经济学方法在反垄断法研究中的应用
反垄断法和经济学的关系结合非常紧密，很多反垄断法的研究成果都离不开法律经济学方法。有专家从行为法律经济学的角度探讨了建议零售价的问题，建议零售价是生产商给零售商所提供的零售指导价格，在法律上并不存在强制性，没有被认为是转售价格维持的形式而相应承担反垄断法的责任。但是，消费者在消费过程中并不完全理性，容易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1]如果消费者在消费的过程中没有具有强制性的建议零售价提供价格参考依据的话，那么消费者就会对所购买商品的价格以及心理预期之间进行比较，会产生或大或小的心理差距，有可能会最终影响预期购买的商品决策。因此，在诸如与反垄断法中对于建议零售价的法律规定要避免完全依据协议，而需要将其纳入到转售价格维持的规定体系当中。
三、法律经济学方法在食品安全法研究中的应用
在当前的食品安全法内容中有关于“十倍赔偿”的条例，但从法律诉讼的角度上来说，如果该食品的价格过低的话，那么往往会让原告“入不敷出”。假定于消费者购买的劣质产品为10元的话，那么十倍赔偿也只有100元，而原告需要有人力、时间、诉讼费用等，在实际的法律诉讼过程中花费的金额可能远超过所获得的赔偿金额。再比如说，如果消费者在消费商家的过期致变质的食品中出现人身伤害的情况，像有消费者在餐馆吃饭，餐馆的食材不新鲜，导致消费者在食用之后出现急性肠胃发炎需要住院，甚至于更严重出现死亡的话，那么仅有补偿性赔偿和十倍于食材的价格又有何用。那么从法律经济学的角度，要回归于法律具有惩治性赔偿的本质，要从赔偿金额、惩罚程度上起到真正遏制商家在生产食品过程中的不良行为。[2]
四、法律经济学方法在财税法研究中的应用
传统的财税法认为财政主要发挥作用和外部性紧密关联，但是在法律经济法中，认为财税法的经济学基础不在于外部性质，而是在于其外部易成本的控制。也就是说，政府部门可以通过降低交易费用提供公共服务设施或者是公共物品，从而降低整个社会的交易费用，而不能以政府垄断公共服务、公共商品的交易。有专家表示，法律经济学方法对于财税法中税收无偿性、税收强制性、税收固定性和税收效益作为财税法的基本原则，并且将立法机关、行政机关、监督机关和税收建立联系。[3]同时，对于财税法而言，通过法律经济学的应用研究，以税法将税收的主体设置权利和责任框架，提供稳定的税收预期效益，以法律的形式将税收的收费标准、收费时间、收费形式等进行明确规定，减少了税收相关政策出现主观性，避免由于市场调节的失控出现降低交易成本的发生，能够积极鼓励纳税。
五、法律经济学方法在金融法研究中的应用
在法律经济学中，对于很多的金融现象、金融行为进行了明确规定和明令禁止。比如说，像对企业的融资有明确的法律规避规定，包括企业拆解合同、利率管制、企业上市等内容。法律规避对于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市场经济的制度管理都有着积极的创新意义，当然，对于法律规避而言，要从法律适用的角度，不能绝对否定法律规避的作用，而是要从矛盾的另外一面看待，将不良的法律现象转化成积极的法律现象。[4]再比如说，在证券交易市场中，由于市场机制的原因，证券持有者或者证券转手者对于持有的证券价值未来的清醒都不能知晓，这种信息的不对称、表面现象和本质的不一致决定了金融证券市场上的不稳定性，因此，从法律经济学的角度来说，公开、透明的信息机制成为证监会、政府等国家干预证券市场的形式。法律经济学未来的发展空间更大、价值取向也更加多元化，对于法律经济学的研究发展方向要更具有针对性。通过供求分析、制度经济学分析、行为法律经济学分析等分析方法应用于中国经济法研究中，并加大引进和培养专业人才的力度，推进中国经济法研究水平的提升。六、结语综上所述，法律经济学为中国经济法的研究提供了一条广阔的“途径”，对于中国经济法的完善和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有必要进一步推进法律经济学在中国经济法中的研究应用。因此，要充分发挥法律经济学的作用，丰富法律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加强法律经济学研究的队伍建设，更好地为中国市场经济的转型发展提供依据。
作者:白雅晶单位:内蒙古呼伦贝尔市鄂伦春自治旗司法局
参考文献:
经济学的研究方法篇2
关键词:经济学方法论;实验经济学;规范实验;最后通牒博弈
中图分类号:F0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10)03-0026-02
瑞典皇家科学院为了表彰弗农・史密斯将实验作为经济分析的一种工具,对经济学所做出的巨大贡献,于2002年授予他诺贝尔经济学奖,标志着实验经济学已经获得了理论界的认可,实验经济学成为了经济学研究中的重要工具,同时显示了实验经济学的蓬勃发展,在理论界的影响日渐增强,并且融入到主流经济学的研究工作中。
实验经济学,是指让实验对象在设计好的可控环境下行动,借以分析人的行为,总结人的行为模式,验证和修改经济学的各种基本假设。如果这样,经济学家可以在设计好的可以控制的环境下,根据自己的需要,对经济学的假设或者那些重大的发现做可重复性的实验,来验证其是否具有科学性。
1实验经济学的产生和发展历程
实验经济学的产生,从历史上来看,运用实验的方法研究经济的相关问题,得从1738年的“彼得堡悖论”算起,距今已经有270年的历史了。但真正被后人认为是学科开端的是1948年张伯伦在课堂上进行的供给和需求的实验。弗农・史密斯在1962年发表了《竞争市场行为的实验研究》,这篇文章不仅标志着实验经济学在主流经济学中确立了自己的地位,也为此后实验经济学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使得许多经济学家从事到实验经济学的研究中来,经济学的实验方法也让更多的经济学家所接受,实验经济学在经济学理论上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对经济学方法论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实验经济学的发展很大程度上源于20世纪30年代到60年代的三股思潮。
第一股思潮是,1931年,萨斯通对效用函数的实验研究拉开了实验经济学序幕,萨斯通用实验的方法确定了个体的无差异曲线,大约20年后卢西斯和哈特在考虑了现实中的利益刺激后,重新进行了萨斯通的实验。1950年阿莱提出了对人们在面临不确定性下的选择进下行了实验,发现实验结果与期望效用理论的不一致,也就是著名的阿莱悖论,这是最早通过实验提出的对期望效用理论的怀疑。
第二股思潮是,1950年,决瑟尔和弗鲁德构造了著名的博弈问题“囚徒困境”,但早期的博弈实验都是围绕着重复的囚徒困境及其变型展开的,纳什曾经指出实验中存在许多的局限性,例如很难在零和博弈中将参与人的行为视作重复博弈,不同阶段的人的选择也不一致。
第三股思潮是,1948年,张伯伦教授首次在课堂对市场进行了实验,建立了一个实验性市场以检验竞争性市场均衡的条件,但是实验的结果却与竞争性市场均衡结果不一致,但是这也就启发了当时他的学生弗农・史密斯,史密斯到珀杜大学工作的第二年,在课堂上以他的学生为对象进行了竞争性均衡实验,与张伯伦教授的实验中一对一的交易方式不同,他使用了证券市场所采用的双向口头拍卖的集中交易方式,他发现即使在很少的信息及适度数量的参与者的情况下,市场也能很快地收敛到竞争性均衡。由此史密斯证明了大量的,具有完美信息的经济人不是市场效率的要求,这与人们习惯的经济理论有着根本的不同,也就是在1962年,史密斯将多次的实验的结果组成论文即《竞争市场行为的实验研究》,发表在了权威杂志《政治经济学》,也被认为是实验经济学诞生的标志。
2实验经济学中的实例分析
一个很著名的被称为“最后通牒博弈”的游戏,该游戏的规则是:两人分一笔固定数额100元奖金,a首先提出分配方案,然后B来表决,即a提出的方案是给B一个数额x(0x100)元,那么a可以得(100-x)元,由B来决定是否接受该方案,如果B接受这一方案,则按照这种方案进行分配,如果B不接受此方案,那么两人将一无所得。
在该游戏中,如果我们按照“理性经济人”的假设,只要让x>0,那么B就应该接受,即a提出x=1,a得99元,B得1元,B会接受,甚至x更小,只要x>0,B也会接受,否则两人得到的奖金将会是0,也就是说按照“理性经济人”的假设,得到1元的效用大于得到0元的效用,那么B就会同意a的方案。但是事实上不是如此,设想一下,在如此悬殊的比例下,如果换成你是B,你也会觉得太不公平了,a为什么可以拿走那么多的奖金,所以你会拒绝接受B提出的方案,假如将角色换一下,由你来提出方案,大部分会选择给B50元,这样的话,B会更容易接受,可这种想法不是所有人的想法,任何的推测就显得毫无意义,就必须通过实验的方法来找寻其中的规律。
为此,我做了这样一个关于“最后通牒博弈”的实验,我选择了45个人作为我的实验对象,事先不给他们任何限制,由他们自由选择可以分配的方案,即为B提出一个可以接受的方案,实验的结果是31人选择将该笔奖金平分,即a和B各得50元,还有8人提出的方案是给B大于给自己的奖金,即x=51得49元,另有5人选择给与B更多的奖金,即使a得到的奖金更少,否则B会拒绝接受a提出的方案,在这次的实验中只有1人选择了给B最少的奖金,即x=1,a得99元。按照“理性经济人”的假设,那么我的这次实验结果完全和“理性经济人”假设不同,即x较小的时候,人们是会拒绝这种方案的,不是每一个人都是“理性经济人”。
由于我选择的实验对象的样本数量太少,也没有完全考虑到各个方面的原因,所以实验的结果并不能很大程度上支持我的看法,但是我们通过“最后通牒博弈”的实验可以发现,现有经济理论的假设是有问题的,并不是所有的假设都正确,像“理性经济人”假设就不一定正确,说明人们在决策中考虑的除了利益之外还有其他的因素,不是完全从本身利益出发的。由于信息的不对称、奖金的金额、公平性等因素会导致人们的选择不同,文化的差异也会导致人们的选择不同,因此不同国家的人们选择的分配方案是不同的,也就表明了与“理性经济人”的假设是不同的。而我们可以利用更加规范化的实验使实验具有可重复性和可控性,所以在类似地条件下,不管谁参与的实验都可以得到相类似的结果。
实验经济学涉及了很多的实验,涉足的领域有:个体决策实验、博弈实验、市场实验、拍卖实验、风洞实验等等,在实验经济学方面,需要更多的实验经济学家做出更多的实验,以验证经济学的合理性。
3实验经济学的意义
实验经济学的兴起是经济学方法论上的重大变革,已经逐渐进入到主流的经济学当中,通过实验可以让人们更好的明白其中的道理。
一直以来,我们知道实证方法是主流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它的范式就是提出理论假设并力图避免和消除人们行为或经济关系中的不确定因素,然后在理论假设上建立数学模型并推导出主要的结论,最后对理论结果进行经验实证,由此展开深入的理论分析。其实,这样的方法有其科学合理的一面,但是也存在着缺陷,即理论的假设和数学的推导往往会排除掉人们行为中的非理和不确定因素,是以人们为“理性经济人”为前提假设的。实验经济学就继承了自然科学的实证主义,产生了重大的意义。
第一,实验经济学是以人们可以非理性、有偏好的行为人取代了以往的“理性经济人”假说,通过数理统计的方法来取代单纯的数学推导,解决以往实证研究的高度抽象的与我们现实世界不一样的问题。
第二,实验经济学可以在实验室里进行实验论证,同时可以操控实验条件和实验变量,排除那些非关键因素和不确定因素对实验的影响,也就克服了经验检验的不可控性的缺陷。
第三,实验经济学可以重复实验来进一步论证,用现实的数据代替历史数据,那就克服了以往的经济检验的不可重复性,使得经济学理论会更加具有说服力。
第四,实验经济学的兴起促进了现代经济理论的发展,拓展了经济理论的研究成果,同时使经济学的研究更具有实践性和趣味性,把人们的决策行为当作了研究的对象,让人们参与到实验环境之中,使人们更具有机会分析他们亲身参与所产生的信息,把一些经济运行的过程纳入到了研究领域当中,以便于人们发现更符合现实的经济规律。
第五,实验经济学的文献增长迅速,在《经济学文献杂志》的分类体系中增加了一个专门的项目――实验经济学方法,催生出了新的经济学科。
4实验经济学的问题和局限
实验经济学真正意义上的发展是从20世纪60年代至今,仅仅四十多年的时间,仍然是一门新兴的学科,当然也存在着一些不完善的方面,尽管我们知道有部分的实验确实取得十分成功,但是实验经济学的局限性也必须引起我们的重视。
作为一门新兴的学科,实验经济学家们不单单要掌握好经济学,还要系统的了解实验所要涉及到的相关的专业技术知识,我们知道,实验经济学的目的是要研究现今的经济,揭示现今经济运行和人们行为的规律,但是即使实验也不可能完全地模拟现实的生活。如果与现实越接近,就需要引入更多的变量,实验的控制难度就会加大,使得实验会越来越难控制,使数据最后也更加难以处理,得不到实验想要得到的结果。
实验经济学中,实验的参与者的主观性将会影响到实验的真实性和有效性,实验经济学家在设计实验方案的时候,不能够完全排除个人的偏好和非理,那些实验参与者在实验时有可能会考虑设计实验方案的人,从而有意识地完成实验的期望,导致实验的不真实,这样的主观因素将是对实验的极大挑战,也就会造成许多相同的实验由不同的实验者设计或者不同的实验参与者执行就有可能得出完全不同的结果,得出不同的研究结论。
因此,许多著名的实验都存在这样的问题,相同的实验由不同的研究者设计或者由不同的实验参与者执行就有可能得出不同的结论,目前还没有好的系统和方法可以解决这一问题。
5总结
随着经济学的发展,经济学较早地配备了独立的理论体系,但是与其相应的实验检验却相对滞后,实验经济学一经产生,立即显示出它的蓬勃生命力,随着实验经济学的发展和社会的实际需要,实验经济学将会转而会解决更为实际的经济问题。实验经济学和其他经济学理论学派不同,它不是以相对独特的理论体系为特征,而是对经济学研究方式的革新。
实验经济学是研究人们行为的经济学,它的进一步发展需要其他的学科的共同发展,它揭示了古典经济学的缺陷,并且为此提出了经济学的前进方向,实验经济学是发展历史比较短的一门新兴的经济学学科,是一门实验的学科,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因此,我们知道,随着实验环境和实验条件的进一步改善,实验经济学的发展会更加完善,一定会对主流经济学产生更加重大的影响,成为经济学研究中必不可少的研究工具。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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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的研究方法篇3
社会关系的日益复杂化、多元化、多维化，使得作为新兴学科的经济法学有可能超越传统法学的平面思维，尝试从多角度立体分析社会现实问题。这方面，经济学研究提供了生动的范例。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学界关于市场与计划关系的学说推陈出新，层出不穷。由最初的“板块说”――认为市场与计划各有其作用领域且互不兼融，发展到“渗透说”――认为计划与市场能够互相包容和配合，随后又出现了“层次说”――认为市场调节是基础性调节而计划调节则是高层次的调节，二者都覆盖全社会。11可以说经济学的研究方法由平面到立体层层不断演进，认识亦不断趋于深化。相较之下，法学的研究方法却一直停留在平面分析的水平，其最集中的反映即是经济法的调整对象问题。此问题一直是经济法理论研究中争议的焦点，特别是集中在经济法应否调整部分横向经济关系的问题上。以往盛行的“大经济法”观点与后来得势的“大民法”观点之间以及现今经济法学界多种观点之间，尽管观点对立，但思维方法上是一致的，即在同一个平面上给经济法与民法分界，亦即归民法调整者就不能归经济法调整，反之亦然。这与经济学界丢弃了的关于计划与市场的“板块”之争如出一辙。其实，调整对象之争至今之所以未能定论，咎在平面分析法之弊。如果换用立体分析法，依据经济学界关于计划与市场关系的“层次说”，经济法应否调整横向经济关系之争就会迎刃而解。因为市场调节和国家干预的作用范围都覆盖全社会，横向经济关系由于受国家干预和市场调节的作用而呈现出双重属性，民法和经济法都只是分别就横向经济关系的某种属性进行规范，民法调整横向经济关系并不排斥经济法也调整横向经济关系。12正是由于民法遵循市场调节的要求调节横向经济关系，经济法遵循国家干预的要求调整横向经济关系，才使得横向经济关系得到全方位的法律调整。所以，运用立体思维来研究市场调节与国家干预的结合、民法与经济法的结合，就用不着对民法与经济法的调整对象争论得你死我活。
同理，立体分析方法对于解决实践问题亦很有帮助。例如，时下我国经济运行最伤脑筋的问题为内需不足，“扩大内需”即成为各学科学者所着力解决的任务。经济法学者用立体分析的眼光来看，制约国内需求的因素是多元和多方位的，内需扩大有赖于各项制度的共同作用，至少应当从以下几种角度来思考：一是从市场主体法的角度来思考。例如，通过确立非国有市场主体的地位，进行淡化所有制的企业立法，就会促进非国有资本的投资；通过完善企业经营机制和治理结构的制度设计，增强企业适应市场和技术创新的能力，就会提高供给质量和优化供给结构。二是从市场规制法的角度来思考。例如，通过规制不正当竞争和限制竞争行为，营造公平交易的环境，重构诚实信用的秩序，就可以解决当前信用不足乃至信用危机的问题；通过打击假冒伪劣，加强产品质量监督，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就可以提高消费者的消费积极性。三是从宏观调控法的角度来思考。例如，通过完善产业政策和财政、税收、金融、国有资产投资等经济杠杆的运用规则，实现宏观调控的规范化，就有助于解决市场供需矛盾。四是从社会保障法的角度来思考。例如，通过建立和健全社会保障制度，形成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就不仅可以提高消费水平，而且可以提高消费者的社会保障预期而调动消费欲望。总之，针对内需不足的问题，应当同时从上述几个方面采取综合性、全方位的法律对策，而不应当只从宏观调控方面来思考。
八、法律与经济，经济更重要
与其他法律部门相比较，体现了“法律对经济关系的翻译”的经济法在更大程度上依赖于经济学原理，以致经济法学界将二者关系形象地概括为“三分法律、七分经济”，这就揭示出经济学在经济法学中的本原地位。特别是当今经济立法的理由大多在于经济学，甚至经济学的概念和论断直接为经济立法所吸收。当今社会分工日益精细的同时，不同学科也正在走向交叉、融合，形成了此中有彼、彼中有此的局面，片面的知识和方法已不可能给予现实满意的解释。因此，在经济法学的研究中重视经济因素，符合20世纪以来社会科学各学科相互渗透的潮流。强调经济因素对经济法学的重要性，应注意以下两方面的问题：
1.经济法学在贴近经济理论与经济政策的同时，应坚持自己的独立品性。长期以来，我国经济法学总是将研究重点放在对经济政策和方针的解释上，放在对社会经济生活中的新现象的解释上，这种研究方法反映了经济法学贴近生活、解释实践的特征。但是当其一旦走向极端，就会背离法学应有的严谨科学态度，显得有些急功近利，缺乏法学本身应有的主动性和独立性，亦缺乏自身独有的品性。经济法学研究应当具有前瞻性，应当着意探求经济运行的普遍性和规律性，而不能跟在并不如意的现实立法背后，进行简单的反映和注释，更不能把现实中一些本不合理、正有待改革加以解决的现象，当作普遍规律而上升为理论，否则经济法学有沦为纯“政策注释学”的危险。正是由于上述原因，经济法学界许多理论观点、学说和主张处于短命、易变的状态。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莫过于各学派对于经济法的概念和调整对象的认识变化过程。
经济需要由法律来规范，但并非所有经济现象都有必要或可以由法律来规范。一般说来，需要用法律手段解决的经济问题，是常态性问题而非短暂性、临时性问题，是由常见性原因、深层次原因而非偶然性原因、浅层次原因所引起的问题。经济法学只应当研究需要用法律手段解决的经济问题，并依据以这类经济问题为对象的经济理论和经济政策提出法律对策。经济学则不同，无论何种经济问题，也无论其由何种原因引起的，都有必要进行研究并依据研究结论提出政策建议。经济学研究经济现象，主要是分析其原因和机理，描述其过程和后果；经济法学研究经济现象，则主要是针对其利弊、原因和过程进行制度设计并寻求如何将其设计的制度法律化。
2.合理借鉴法律经济学分析方法。借助于精确的数学公式、数学模型等量化分析优势，经济学日益向相关社会科学渗透、扩张，显露出经济学的“帝国主义倾向”。法律经济学即是法学与经济学相互融合的产物。法律经济学者主张运用经济学的观点，特别是微观经济学的观点，分析和评价法律制度及其功能和效果，朝着实现经济效益的目标设计和选择法律制度。其核心思想是：“效益”――以价值最大化方式分配和使用资源为其宗旨。所有的法律活动即立法、执法、司法和全部法律制度都是以有效地利用资源、最大限度地增加社会财富为目的。因此，视界的开拓、方法的创新必然促进整个法学的变革和重构。在传统法学看来，秩序、正义、公平是法律追求的基本价值，法律的任务就在于创设或维护一种正义的社会秩序。法律经济学则认为，法律应该有利于经济效益最大化，所谓“正义”就是效益，效益是法学的基本原则。这样以社会财富最大化为基础，整个法学概念体系完全可以用经济学原理来解释，也为不同的法律领域提供了一种传统法律所缺乏的一致性。诚然，法律经济学的适用有失之片面和过于强调效益的不足和瑕疵，但作为一种“范式”的革命，其对整个法学的影响是至为深远的。作为与经济学更有亲缘性的经济法学，当然能更好地借鉴、使用法律经济学分析方法。就我国现阶段法律经济学的研究状况而言，似乎有两点值得注意：（1）不宜过分提高效益目标的地位。作为法律制定和实施主体的国家虽然越来越重视经济，但毕竟不是经济人，或者说经济人不是其主要角色，于是在国家的政策目标和法律的价值目标中，公平正义和安全稳定不能不摆在首位。所以，强调法律的效益目标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把效益目标置于法律的整个价值目标体系中来思考。再者，效益目标对法律影响主要有立法和执法两个环节。效益目标对立法的影响表现在制定法律时就充分考虑法律的效益后果，亦即法律实施的成本和收益；效益目标对执法的影响只宜限于执法者有自由裁量权的场合，公正执法和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是执法的最高原则，执法者追求效益目标时不得超越此原则，这也是近些年来执法过程中地方保护主义、部门保护主义等借口考虑效益目标而执法不严不公的现象盛行的深刻教训。可见，效益目标对法律的影响应当以影响立法为重点。（2）法律的经济分析应当以来源于我国实践的数据资料进行量化分析。在分析某项法律制度时，如果只是列出其成本和效益的构成因素，而不运用经过调查、统计所得到的数据资料对各项构成因素的数量和比例以及各成本因素与各收益因素之间的函数关系，那就不是经济学的实证分析；如果虽然进行了量化分析，但所依据的只是外国的数据资料，那其结论对我国仅有参考意义，而不宜用来说明我国法律的成本和效益。在有的法律经济学论著中，虽然画出了反映一定函数关系的图像，但未注明其数据和图像的来源（是我国的还是外国的，是自己第一手取得的还是援引他人的），13那就不可能有说服力。应当承认，在我国现阶段，学者们要想获得法律成本和效益的数据，还相当于“蜀道难，难于上青天”，这就限制了法律经济学的作用和地位。
九、当代与后代，后代更重要
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发展是硬道理。面临着赶超型发展目标，这就需要我们认真研究发展中国家处理当展、公平和效率与代际发展、公平和效率之间关系的特殊规则。在此背景下的经济法，不仅要保障政府对市场的干预，而且要规范政府经济行为的行使方式与限度，使政府行为及其所控制的市场行为对后代的负面影响得以限缩，做到当代的发展不损害后代的发展，当代的利益不损害后代的利益。这种使命随着可持续发展理论的提出和可持续发展战略的确立更加显现和紧迫。市场机制和与之对应的民法，一般只能作用于当代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故对于可持续发展来说，有着不可克服的内在缺陷，这就需要由可能以可持续发展为价值取向的国家干预和相应的经济法来弥补。所以，考虑、顾及和保护后代利益，对经济法来说更为重要。
可持续发展作为一种不同于传统发展模式的全新发展模式，使人们摆脱了传统发展思想的束缚，从更高、更全面的角度看待人类的发展史与文明史，构成了对传统发展模式的挑战，代表了一次全方位的社会变革。实践表明，由于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采用可持续发展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已引起了社会、经济生活一系列显著变化。例如，经济体制和生产组织形式的变化，宏观调控方式和市场规制方式的变化，等等。事实上，可持续发展目标已经内化为经济法的目标价值取向，给整个经济法的立法和实施带来了全面而深刻的影响：（1）可持续发展对经济法理念的影响。经济立法应当将可持续发展目标内化为目标价值取向，在法律制定、实施的全过程中始终贯穿此价值目标。传统的经济立法、经济政策只注意到现时利益的调节与分配，只调整当代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没有深入到人类利益的基础和人类代际关系的领域，以致行为短期化倾向严重。因此，可持续发展需要实现当代人和后代人之间的利益均衡，正确处理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的关系。（2）可持续发展对经济立法、经济法实施的影响。历史经验证明，人类过去实行的许多非持续性政策，正是导致今天许多社会问题的根源。制定可持续发展的经济法律、经济政策，就是要将环境、生态、人力资源等与可持续发展密切相关的问题纳入经济立法之中，改善管理体制与制度，有效地使用经济手段与其他鼓励措施，将经济发展导入可持续发展方向。在此背景下，可持续发展需要从新的角度、更大的范围、更长远的未来利益来考虑经济立法的价值取向、决策的重点和实施手段、政策后果的评价以及政府行为的作用方式等等。
十、全球化与本土化，本土化更重要
全球化是人类自诞生以来的趋势，是一个渐进的历史发展过程，它强调世界大同，与国际接轨，引进国外技术、制度和观念等。本土化则强调从我国的基本国情出发，大同、接轨、引进都应当符合国情。发展中国家面对由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化，在不回避和主动迎接挑战的同时，更应当重视从本国国情出发来作出因应的对策。知识界在努力认识、把握全球化思潮的同时，又或多或少有些丧失自我的倾向。于法学研究而言，全球化趋势与中国国情和现实之间的关系愈发紧张，如何借鉴、移植国外立法例并使之与本土法律资源、本国经济发展相协调，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不同的部门法对于全球化或本土化的需求程度是不一致的。一般说来，不同国家的民商法之间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借鉴与移植，而不同国家的经济法之间可借鉴和移植的程度则很小。这是因为，民法与市场机制相对应，与日常交易规则密切相关，而市场机制、日常交易规则在各国都基本相同，所以，不同国家的民商法往往反映了人类生活的共同基本准则，易于借鉴和移植，从而同大于异，甚至在民商法某些领域已经出现统一实体法的趋势；经济法与国家干预对应，是国家干预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规范，而国家干预主要是针对市场供求状况实施的，市场供求状况具有多样性和多变性，这决定了在不同国家或同一国家不同时期其国家干预的体制、目标、方式等往往不同，所以，不同国家的经济法之间往往难于借鉴和移植，从而异大于同。14总而言之，经济法中的诸多理念与制度，都具有特定的时空维度和典型的本土色彩。无论建立在不同经济社会制度上的政府，抑或不同发育程度和供求状况的市场，还是政府干预市场的不同方法与力度，都表明经济法的内容难以趋向统一。例如，中国经济法自身的逻辑起点和独特发展历程，政府经济行为的运作与规范，竞争立法模式的选择和对经济性垄断、行政性垄断规制等命题莫不反映出经济法的国情差异。因此，现代的、作为一种制度规范的经济法不宜靠移植、借鉴得以创立，而应当从我国的本土资源中演化创造出来，更加注重对本国国情的研究。现今灌输的全球化内容其实大量的是西方国家的价值观、经济和政治制度模式――因为只有在同一既定模式下，发达国家才能充分利用自己的经济、政治优势强行输出自己的价值观，获取更大化的利益。我国要赶超发达国家，只能基于本国国情创造出有利于自己的制度。归根结底，最具有民族性和本土化特质的法律，也最具有全球性和国际化色彩。全球化研究最终是为解决本国问题服务的。现时出现的“全球本土化”一词，是耐人寻味的。经济法在全球化的趋势中，应立足于对我国政府与市场的研究，探索政府对市场运行有效和适度的干预方式，促进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和健康发展。
十一、传统与现代，现代更重要
作为知识的积累和传递，我们理当学习、继承传统的学说和知识。但是，我们也一定要考虑到前人理论的实际语境与制度背景，不能刻舟求剑。现代社会有与传统社会显著区别的特性，其本身发展也可谓是日新月异，经济法应当充分考虑现代的实情。尤其是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可持续发展模式的出现，它必将改变整个世界的发展趋势，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必将带来人类社会的深刻变革，推动经济和社会运行的重新整合，给法律的内容、调整方法以及整个法制的运作机制产生重大影响。因此，中国经济法学应当把握现代社会的发展趋势，特别是把可持续发展的观念和知识经济的思潮纳入经济法学研究的视野之中，更加关注社会生产力和科学技术发展趋势及其对经济法的影响与要求，着重研究国家如何促进生产力发展的法律对策。例如，竞争方式与社会经济形态密切相关。农业经济时代竞争的决定因素为土地，工业经济时代竞争的决定因素为资本，而知识经济时代竞争的决定因素为知识。竞争方式从有形资产向无形资产的变迁即昭示了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的历史差别，这种差别则必须为法律所认识、包含。又如，劳动关系在早期被纳入到民法的调整范围之中，但实践证明，由民法调整劳动关系已不足以保护处于弱者地位的劳动者，并且导致社会劳动力资源的萎缩和阶级斗争的激化，于是，就出现了突破私法自治原则、体现国家干预、以保护劳动者为主旨的劳动法，并脱离民法而成为独立法律部门。时至今日，仍有学者食古不化，意图让劳动关系回归到民法体系之中。15此种思维方法即是忽视劳动关系的特殊性，仍停留在劳动关系属于民事关系的旧有观念上。再如，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是以自由主义与干预主义相结合的现代经济学为理论基础的现代市场经济，而不是以自由主义经济学为理论基础的近代市场经济。所以，我们在对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进行法学思考时，就应当着重从现代经济学中汲收理论营养，而不必崇拜传统的自由主义经济学。还如，在设计我国现代法律体系的框架时，许多学者一直把法律体系的传统框架即“六法全书”框架16奉为样板。如果按此法律框架及其理论依据来思考，经济法当然无立足之地。殊不知，从古代、近代到现代，法律赖以存在的经济和社会基础，法治化的程度，以及法律调整的方式和技术，都在变动，法律体系的框架当然会随之重构，并且呈现由混沌到清晰、由简单到复杂的进化趋势。“六法全书”框架是近代法的框架，而经济法是现代法，“17在”六法全书“框架中当然无法理解经济的独立地位。然而用”六法全书“框架来概括近代法尽管是适当的，但用”六法全书“框架来硬套现代法则不合时宜，因为现代已出现了许多近代不曾有的经济、社会、政治和法律现象。现代法框架是以近代法框架为基础的法律框架重组，经济法就是这种法律框架重组的产物。所以，只有把经济法置于现代法框架中，才可以理解经济法的生成和地位。
十二、借鉴与原创，原创更重要
改革开放后，我国的社会科学意图与世界学术规范相接轨。在早期“补课”任务大体完成之后，目前似乎只有两种人还保持着较为高昂的创造力：一种是外语功底深厚的人，这些人可以越过翻译界直接追踪世界学术最新动态，有话语方面的进口权；另一种是对现实各种动向具有高度敏感性的人，他们能够直接从生存经验和社会实践中汲取思想能量，对现实作出创造性学术回应。上述两种人似乎代表了学术研究中借鉴与原创的两个方向。两者相比，原创更具有重要意义。同样的，中国经济法学要求研究者根据内在的本土资源，以批评的态度，独到的眼光，精密的思维，提出特殊而具体的重大原创性问题，并谋求得到正确的答案。例如，中国经济法的知识内容源于两方面：高度计划体制下的前苏联经济法学说，市场经济体制基础上的西方经济法学说。但是经济法学者在继受上述两方面知识来源的时候，未能重视结合我国实践进行原创性的开拓工作。近几年来，经济法学界普遍认为：市场缺陷是现代经济法产生的社会经济条件之一；政府缺陷之有效克服，是现代经济法发展中面临的一个重要的、亟待解决的理论与实践问题，由此推论出经济法的使命在于弥补“双重缺陷”。18但是，在特定的语境、制度背景下得出的结论并不一定适合现实国情。借用“双重缺陷”及其弥补的分析框架来给经济法在现代市场经济中定位，这当然有意义。但不应当只转述西方经济学中关于“双重缺陷”及其弥补的理论，而应当着力分析我国的“双重缺陷”有何特点，弥补“双重缺陷”的对策有何特殊性。这样的研究才有原创性。
又如，许多学者在其经济法著作中都把经济法律关系理论作为经济法总论的主要内容，但都不够成功，给人的感觉是对民事法律关系理论的直接套用。虽然应当承认，民事法律关系理论的分析框架，即民事法律关系的构成要素（主体、客体、内容）和民事法律关系的发生、变更、消灭及其法律事实以及相配套的民事法律责任，是一套成熟的分析框架，但这只适宜于像民事法律关系那样内在结构较为简单的法律关系，而对于内在结构复杂、多样的经济法律关系来说，则显得不适应，以致用这种分析框架来描述经济法律关系，往往给人以呆板和形式化的印象，对制度设计帮助不大，并且对经济法学分论各章不便适用，即使适用也没有多大义。这就需要寻求经济法学的新型分析框架。笔者认为，经济法总论的分析框架应当在总结、抽象、归纳经济法分论各章分析框架的基础上形成，即是说，应当原创而不是借鉴。完全可以说，经济法总论的独特分析框架形成之日，也就是经济法学走向成熟之时。
十三、静态与动态，动态更重要
法律作为一定时空条件下的行为规则的固定，具有稳定性，因而有必要对法律及其所调整的社会关系仅限于一定时空进行研究；但是，法律相对于活生生的社会现实总是显得僵化，甚至难免于滞后，这就需要将法律置于动态过程中进行阐释和分析，弥补静态法律条文与动态社会现实之间的差距。
经济学的研究方法篇4
论文内容摘要：目前，国内外都不存在系统的、成型的“流通经济学”。我国对流通问题的研究，虽然由定性分析为主发展到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并存的局面，但其方法论基础仍然混乱，方法论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并存。本文认为，应当把流通问题研究的方法论基础统一到主流经济学的个人主义方法论，这是构建“流通经济学”的必要条件。
关于流通理论，国内有各种称谓，计有“流通经济学”、“商业经济学”、“贸易经济学”等。为讨论方便起见，本文采用“流通理论”这一称谓来概括所有关于流通、商业、贸易等问题的理论与学说。
我国流通理论的发展演进
（一）我国流通理论的发展历程
第一阶段大体上是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中后期，这一时期流通理论的表现是：计划经济体制下“重生产、轻流通”，“重工农业、轻商业”的局面开始转变，学界和政府都认识到了流通问题、商业问题的重要性。就这一时期的流通理论而言，主要以马克思《资本论》以及其他著作中的经济思想为指导，重新采取生产、交换、分配、消费四要素理论来研究流通问题。这一时期的流通理论，以孙冶方的《社会主义经济论——流通篇》为发轫之作，随后涌现出一批在流通理论上多所创见的专家学者，他们撰写了大量的论文和专著，为我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提供了理论上的论证。这一时期的流通理论，总体上说来是“破”大于“立”。之所以说“破”，是因为改革开放前我国长期实行计划经济体制，当时盛行的是“无流通论”；而改革开放伊始，首先进行的就是对“无流通论”的批判和破除，重新确立“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理论判断。从研究方法上来看，这一阶段的流通理论主要以马克思的经济学说为指导，并未引入西方主流经济学研究方法。
第二阶段即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至今，这一时期我国经济学界重大转变表现为西方主流经济学说的大规模引进。大规模引进表现为大量西方经济学著作的译介、高校经济学教育中西方经济学的比重越来越大、学术研究当中运用西方经济学方法日益增多。具体到这一时期我国流通理论，出现了两种趋势，一方面是研究对象日益专门化，企业管理、市场营销、零售、物流、电子商务等领域的研究都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另一方面是研究方法技术化，即计量经济学、博弈论等研究工具被用来研究流通问题。
（二）我国流通理论的研究现状
从目前来看，不论是国内还是国外，并不存在系统的、成型的“流通经济学”。因为，任一学科如果足以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就必须具有区别于其他学科的明显特征，必须有一个或若干个核心原理，在研究对象或（和）研究方法上必须有其自身的特色。以主流经济学为例，其核心原理就是最优化，可以说，整个微观经济学就是建立在最优化基础上的。个体消费者最大化自己的效用，从而加总得出需求曲线；个体生产者最大化自己的利润，从而加总得出供给曲线，而需求曲线和供给曲线结合在一起就构成了市场。至于宏观经济学，也仍然是建立在微观主体最优化行为基础之上的。宏观经济学当中，消费、投资等活动仍然可以归结到微观主体的最优化行为，唯一一个外生变量是货币供给。而货币供给成为外生变量的时间也不长，只有在政府垄断货币发行并且货币不可兑换之后才成为真正的外生变量。既便如此，理论上政府也可以通过最优化的计算来确定最优货币供给量，说到底，还是归结到最优化这一基本原理。
当前我国流通问题研究的特点是“杂”和“乱”。所谓“杂”，是指研究对象“杂”。从批发、零售、物流，到餐饮、会展、电子商务、拍卖、租赁等，很难合并归类。所谓“乱”，是指研究方法“乱”。对于流通问题的研究，过去主要以定性分析为主，近年来定量分析方法的运用逐渐增多。计量经济学、博弈论等分析工具和研究技术被引入到流通问题研究当中。引入新的分析工具和研究技术固然是好事，但方法论基础不明确，仅仅引入新的分析工具，难免给人以“为技术而技术”的感觉。
流通问题研究与主流经济学的个人主义方法论
（一）方法论个人主义与方法论集体主义
主流经济学的核心原理——最优化原理，其更为深层的基础是个人主义方法论。整个主流经济学的方法论基础就是个人主义的，通过对微观个体进行“经济人”假设，从“经济人”的最优化行为出发，演绎出一系列的理论。经济学的个人主义方法论与政治体制上的宪政主义、经济体制上的自由市场机制是相互匹配的，内部关系是融洽的。
与个人主义方法论相对应的，是集体主义方法论。集体主义方法论认为，某一集体是有共同目标的，是有终极目的的。这一集体可以小至家庭，也可以大至国家。特别是集体主义方法论认为整个国家是有共同目标或终极目的的。应当说，集体主义方法论与个人主义方法论是有重合之处的，二者都认为，微观主体（个人、家庭、企业、社团）是有共同目标的；但如果把主体扩展到整个国家，则二者分歧立显：个人主义方法论认为国家或政府没有终极目标，而集体主义方法论认为国家是有终极目标的。
二者分歧的深层根源在于对个人价值的看法不同，个人主义方法论认为，个人本身就是目的，并不是实现其他目的的工具或手段；国家、社会、政府只不过是帮助个人实现目的的手段和工具，它们本身没有也不应该有自己的价值和目的。相反，集体主义方法论认为，国家、社会是有共同目标和终极价值的，个人仅仅是实现集体目标和集体价值的工具和手段。
（二）我国流通问题研究的方法论基础一直是集体主义
新中国成立之后，我国在意识形态上逐渐确立起集体主义价值观；相应地，在学术研究上也采取了集体主义方法论，这一点在经济学领域体现得尤其明显。改革开放前，我国实行的经济制度是“统制经济”（笔者认为，“统制经济”比“计划经济”更好地描述了改革开放前我国经济体制的特点，因为我们并没有像前苏联那样对经济进行精细的“计划”），相应地，我国奉行的经济学本质上是取自苏联的“统制经济学”，而“统制经济学”的方法论基础恰恰是集体主义的。“全国一盘棋”、“全国人民万众一心”等集体主义价值观不仅高扬在意识形态领域，而且也深入渗透到学术研究领域，这一点在经济学研究当中表显得尤为突出。直到改革开放后很长一段时间，这种思维模式仍然广泛地存在于各种流通问题研究当中，直到目前仍有相当的惯性。
西方主流经济学当中并不存在“流通经济学”这一分支学科，因为主流经济学的方法论基础是个人主义的，所以在西方国家，研究流通问题是微观主体即流通企业的任务，营销、物流、零售等管理类学科都很成熟，但针对“宏观”流通问题的理论几乎没有。在学科分类方面，营销、物流、零售都属于管理学，而不属于经济学。当然，管理学的方法论基础也是个人主义的，而不是集体主义。
市场经济的本质就是个人主义的，相应地，研究市场经济中的流通问题，也应当采取个人主义方法论。这样既与现实经济制度相适应，也与主流经济学方法论相适应。
统一流通问题研究的方法论基础的必要性
我国学者对流通问题的研究，大多数都采取“提出问题——分析问题——政策建议”三段论的模式，但以主流经济学的个人主义方法论来看，这种研究模式是有问题的。问题恰恰出在一般认为最有价值的“政策建议”部分。按照主流经济学的个人主义方法论，流通问题几乎都是微观主体即流通企业面临的问题。流通企业在追求利润最大化方面，与一般的生产企业并无二致，如果在流通中出现了问题，比如成本过高、效率较低等问题，企业自身出于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考虑，自然会采取措施降低成本、提高效率，本不需要政府出台政策进行干预。举例而言，在物流领域有一个评价运输效率的指标——空驶率，我国的空驶率比欧美等发达国家要高得多，这当然说明我国在运输资源的使用方面效率低下。但是，针对这一问题，政府又能做什么呢？根据主流经济学的个人主义方法论，无论空驶率高还是低，都是物流企业自身造成的，最有动力降低空驶率的不是政府，而是物流企业。因此，这一问题本不该由政府来负责，也无需政府出台什么政策来促使空驶率降低。所以，我国空驶率较高的原因，就应该从其他方面来分析，如物流企业的规模普遍较小、物流企业的技术手段比较落后等。严格来讲，在直接影响到物流企业的各种因素当中，只有税收与物流园区用地两方面与政府有关，其他方面，均属企业自身的经营管理问题。所以，即便空驶率很高，政府也管不了，而且也不该管。这是从方法论个人主义出发得出的必然结论。
但我国的现实是，政府往往先是对经济活动进行不合理的干预，干预之后使经济活动产生了许多问题，接下来对这些问题再次进行干预，由此又产生了新的问题，如此无限循环下去。
流通理论研究中的“政策建议”，往往就是建议政府对先前干预产生的问题进行再干预，这是一种“越描越黑”的做法。究其根源，便是学术研究中长期存在的方法论集体主义。前已述及，方法论集体主义就意味着微观个体的经济活动本身不是目的，而仅是承载某一或某些集体目标的手段，照这种思路，任何政策都取得了理论上的合法性。
以北京为例，如果某个人打算从事出租车行业，那么他必须“挂靠”某一出租车公司，否则就是“黑车”。各出租车公司为保持自己的市场份额和既得利益，联合起来游说政府，成功地建立起市场准入制度。而政府反过来以“保护乘客利益”为由，统一制定收费标准，于是便造成了目前空驶率高的状况。破除这种局面的釜底抽薪之举，是取消目前的市场准入制度。稍微学过经济学原理的人都知道，这样一来必然有更多的人愿意从事出租车行业，竞争的结果是产生一个均衡的市场价格，这一价格肯定要低于目前的统一价格，从而，空驶率必然大幅降低。
以上例子仅是我国流通领域中的物流、运输问题，类似的问题在其他流通领域还有不少。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很多学者潜意识里都在使用集体主义方法论，而不是主流经济学的个人主义方法论。这也是众多“政策建议”难以发挥作用的根源。
结论
宏观流通问题进行研究，如果要运用主流经济学的研究方法，那么就应秉承方法论上的个人主义。应当指出，解释和预测是主流经济学的主要功能，而不是动辄就要提出什么“政策建议”。我国学者应该尽量做到“述而不作”、“述而少作”。毕竟，提出政策建议这一行为，本质上采取的是集体主义方法论。
近年来，随着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大规模引入，在我国流通问题研究方面也出现了个人主义方法论与集体主义方法论并存的局面。而方法论基础的混乱，是当前我国流通问题研究中存在的突出问题。笔者认为，如果要构建一门系统的、成型的“流通经济学”，那么首先要做的就是统一流通问题研究的方法论基础，也就是统一到主流经济学的个人主义方法论上来，这是构建“流通经济学”的必要非充分条件。
参考文献：
经济学的研究方法篇5
关键词：数学分析；实证分析；规范分析；经济学问题
一、引言
到底经济有什么方法应该使用，近半个世纪以来，西方主流经济学几乎以数学方法作为研究经济学的唯一途径，结果经济研究的结果发展趋势逐渐变得高度数学化。相关学科的交叉、融合已经变成了现代科学非常重要的发展趋势，经济学也是如此，经济学本身包含的面很广，其中有经济学的相关学科还有很多其他学科的内容，在研究经济学的问题上吸收一些其他学科的营养，综合它们的一些经典理论和研究方式方法多维度地来研究经济学科中的问题。不仅可以使研究结果更具有说服力，还可以充实经济学的领域。
二、经济学研究与数学分析方法的关系
经济学应该用数学分析的一些方法，来加强研究经济问题的力度。当关系到经济学研究方法时，需要加强实证分析和定量分析，用数学工具来进行具体的实证分析。经济学应该采用数量分析这样的方式，来更好地澄清有关问题，揭示其发展趋势和内在规律。事实上，在过去的很多知名经济学家，也使用过数学分析的科学方法。20世纪下半叶后，经济学家用数学方法来分析经济问题将变得更加普遍。
科研工作扩大了我们的视野，加深了我们对世界的理解。我们出于各种目的和理由使用这种认识。信息产生的程序与过程常常影响着信息的有效性和适用性，并不是数据决定我们的认识是否可靠[2]。比如说，在经济学中，要研究社会发展的各方各面的经济关系，来促进经济和社会的向前演进，这其中牵扯到的方面很多，也很复杂。根据我国的发展现状，在经济学方面，我们现在要着力的方面主要有：如何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快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就要关注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问题上，就必需要研究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之间的发展一系列问题。一个简单的数学方法不能对像“五个统筹”这样错综复杂并且关系很大的问题提出一个科学合理的解决方案。
三、实证分析和规范分析的比较与结合
（一）实证分析方法。实证分析具体体现了实证主义思想，讨论实证分析方法的前提就是首先要了解蕴含在科学实证哲学层面的思考。19世纪30年代，法国哲学家孔德首次提出实证主义的哲学。他认为，人思维的发展经历神学和世界观形而上学的观点之后，应该进入一个新阶段，这是基于经验感受的实证主义阶段。孔德认为，适当的研究方法必须彻底靠经验来判断，任何努力试图通过逻辑推理和抽象的方法来获取知识都是徒劳的。实证主义哲学崇尚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对于数据要求必须是为了积累经验和反复实验得到数据来建立科学的理论依据。孔德提出的实证主义思想是非常极端的，他否认了逻辑推理在实证主义中起到的作用，仅仅觉得观察和经验是一切知识的源泉，而且还觉得规律是经验本身。他提出实证主义哲学时，决定形而上学的世界观的观点，这是放弃所有现有的价值观，使人们可以简单地思考如何建立一个科学的理论，解决或解释现实中存在的问题。在这里，孔德明确提出了自己的看法经验，对实证主义方法论的分界作出了具体的规定。
（二）规范分析方法。规范分析法就是以一定的价值判断标准为基础，提出一系列行为作为决策的依据标准，并制定相应的行为策略的方法。规范分析法对经济学产生的影响是积极的，可以指导未来经济的发展，社会发展各方面也都需要标准的分析，具体表现有：1、文化和经济建设的需要。先进文化可以对经济的发展起到促进的作用。2、制度系统完善的需要。所有的制度细则，企业的、学校的、甚至小家庭内部社会各界的行为规范，都是有一套自己的评价标准系统，而且必须是规范的，假若没有做到这一点，很多人就不会完全遵守，想各种方法寻得好处，损人利已，导致现有的体制运转不灵。规范的制度体系可以帮助形成良好的秩序，使社会各界尽可能达到相对的公平公正，从而提高人们做事情的积极性，这样也有利于制度系统的建设完善。3、构建和谐社会。和谐社会首先需要规范人们的价值观念，只有人们的价值观统一起来才能使建设和谐社会顺利进行。
经济学的研究方法篇6
1.新制度经济学的主要研究思路
在新制度经济学中两种主要的研究思路径渭分明:第一种研究思路侧重于在假设特定的制度下私人部门的治理结构的不同选择。这一研究思路回答以下问题:在通常情况下,通过市场进行的交易的交易成本在什么情况下最小化?在何种条件下交易在组织内部进行。由此,制度安排由简单的企业和市场的二分法转变为通常称为混合体的一个连续体系也就是选择更加细分的公司治理结构(例如长期契约),对此我们通常采用所谓“混合的方法”进行分析。第二种研究思路不再认为制度是既定的。这一研究思路感兴趣的是确定在各种不同制度条件下制度安排对在经济运行和经济发展产生的效果,以及解释随着时间的变化制度环境发生的变化。这一思路对公司治理结构的研(究比对制度环境的研究更深人,特别是企业理论。在众多的新制度经济学的第二种研究思路的代表作中,留下了一个公开的问题:新制度经济学是基本地保留了新古典主义研究范式和仅仅只分析研究了许多迄今仍为主流经济理论所忽视的问题,还是它确实是一个与新古典主义经济学不兼容的完全新的研究范式。
2.新制度经济学的方法论基础是规范个人主义
新制度经济学是基于方法论上的个人主义假设的,这和西方主流经济学是相同。个人主义的方法论意味着所有的经济绩效最后必须由个人行为来解释当然,这并不是说所有社会层面的可观测的经济绩效是个人行为的预期结果。许多经济绩效是人的行动而非人的设计的结果。那么,揭示导致某种固定的行为模式的规律性是社会科学家的中心任务。新制度经济学主要是进行实证分析,而新制度经济学涉及一套社会的根本规则—宪法—的那部分主要要进行规范分析。大多数规范分析的宪法经济学的支持者认为:不仅经济绩效的产生不仅来源于个人行为,而且来源于那些人们行为之间的相互互动所形成的共识(假设存在)并被合法化的制度。因此,新制度主义经济学方法论上的个人主义假设被称为规范个人主义。
按照经济学的一般假设,完全理性的经济人都试图实现其效用最大化。他们被处于假定信息完全对称的状况,知道他们能采用的各种理性选择,并能实时和无成本地估计到所有可能的后果。Kreps(1990)曾经写道:“完全理性的经济人有预测将会发生的每件事和有选择最优行动方式的能力。所有的这些都在他们一眨眼的工夫中完成并且是没有任何成本的。”这一假定与现实生活是不相符的。随着将不确定性引人了经济学:“不确定性是指由于不能预测世界可能呈现的所有状态,行为者不能准确判断自己行为期望大小的一种状态。”他区别了不确定性和风险,这种不确定性是指事件可能发生几种的可能性的概率。因此他认为在有风险的状况下计算期望值和应用传统决策理论是可能的。
交易成本最初是由引人经济学的。它的基本定义为市场交换的成本。它们的引人为企业的生存给出了一个基本原理。如果市场像通常假设的那样是有效率地(和无成本地)运行,那么根本就没有企业生存的任何理由。稍后把交易成本描述为“搜寻与信息成本、议价与决策成本、检验与执行成本”。交易成本的概念是与有限理性紧密相关的,这是因为如果从传统的完全理性概念出发,交易成本只会是大于零的。这样,交易成本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交易成本越高,市场交易行为就越少。这不仅可应用在消费品的交换上,而且可以应用在许多投资决策上。进而,交易成本的概念也被引人了政治市场的交易分析中。这表明政治市场是比普通的商品市场更易于出现无效率的状况,因为在政治市场上人们相互的交易对象与个人对自己的承诺保持诚信相比更难测度。
3.实证研究方法是新制度经济学的主要研究方法
首先,识别性相关性和一致性问题。一般认为,新制度经济学的主要研究问题可以大致划分为:
(1)假设制度是既定的并寻求制度的绩效。
(2)试图解释制度的出现以及随着时间而发生的变更,并确定那些引起制度变迁的因素。
对这两者而言,具有识别制度和确定其相关性的能力是关键。一般认为,制度定义为由规则(内部制度)及其执行(外部制度)两部分组成,那么这两部分都必须能够识别。表面L看来,对外部制度的识别似乎相对容易:规则和违规制裁的内容常常会成为正式法律的一部分,因而是可以确定的。然而,这种方法在许多情形下,对于识别制度的实际功能是相当有限的。例如,尽管制度形式相同,但违规制裁(假设是公法)的各种可能性也会有相当大的不同。在私法领域,形式相同的制度应用不同,接受赔偿的办法也会有很大的区别。
如果我们先假设尚未存在可用来规范诸如商品交换等相互影响的内部制度,再进一步假设参与者对制度变迁的需求尚未察觉,那么他们会做出以一下抉择:
经济学的研究方法篇7
关键词:劳动经济学;实验研究方法;应用
abstract:inthepastfewdecades,experimentalresearchmethodsshowedasteadyincreasetrendineconomics,especiallyinthefieldoflaboreconomics.comparedtootherempiricalresearchmethods,themajoradvantagesofexperimentalresearchmethodaretheabilityofmorestrictlycontrollingtherelatedfactors,reliablepredictionofcausalrelationshipbetweenvariables,andtheeasierresearchfindingsvalidationbecauseofrepeatabilityoftheexperimentitself.atpresent,therearestillanumberofacademicresearchmethodsagainsttheexperimentalobservations,suchastheselectionbiasofexperimentalsubjects,thehighorlowofpaymentlevelobtainedbysubjects,thenumberofobservations,aswellasinternalandexternalvalidity.
keywords:laboreconomics;experimentalresearchmethods;application
一、实验研究方法的优势
理论检验在科学进步中发挥着关键作用,研究者可以利用不同数据源实现对理论的检验。这些数据来源大致可按两个维度进行划分(friedmanandsunder,1994):一是实际数据(happenstancedata)和实验数据(experimentaldata);二是实地数据(fielddata)和实验室数据(laboratorydata)。实际数据是未加控制的、自然发生的经济活动的副产品,而实验数据是在受控条件下,为了明确的科学目的而人为创造的。实地数据来源于自然环境,而实验室数据来源于实验室环境。这两种维度的数据可构成四种组合数据。
长期以来,经济学被看作是运用实地实际数据来进行研究的“非实验性”科学,如失业率、工资水平、教育年限和收入水平等均属于实地实际数据。既然实地实际数据如此丰富,为什么还要千方百计地进行实验并创造自己的数据呢,本文将从三个方面分析实验研究方法在劳动经济学研究领域的优势。
(一)实验研究对相关影响因素的严格控制
锦标赛理论得名于体育比赛,是指员工通过竞争以获得某项奖励(如薪酬增加或晋升),胜出者由相对绩效排序决定。在锦标赛理论中,员工的均衡努力水平被定义为边际努力成本等于边际收益时的努力水平。边际收益取决于奖金数额以及获胜的机率,并与后者呈负相关关系(lazearandrosen,1981),给定均衡努力的选择就可以直接导出最优奖励的水平和结构。现以锦标赛理论的检验阐释实验研究具有可控制性的潜在优势。
若对锦标赛理论进行直接的实证检验,首先要求研究者知道参与竞争的员工数目,奖励的确切大小,员工努力的成本函数,以及生产函数(包括误差项的性质)。同时,为了确定最优奖励水平,还需要了解企业的支付函数与员工的参与约束。所有这些信息在实验室实验中都是确定的,研究者可以清楚地予以设定。通过观察实验被试所选择的努力水平和获奖情况,就有可能对最优报酬作出精确地预测并进行检验,而采用实地实际数据对锦标赛理论进行直接检验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当使用实地数据时,研究者很少能确切地知道以上提及的各种因素;而且研究者也很难保证实地环境与理论假设的环境高度相似。例如在锦标赛理论中,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如果员工在竞赛中有消极的破坏竞争对手绩效表现的行为,努力与奖励的最优水平同不存在破坏行为情况下的结果将是大相径庭的。
相同的道理,使用实地数据的研究者很少能知道员工与企业之间的互动是一次博弈还是重复博弈,然而重复博弈的理论预测往往明显不同于一次博弈的结论。还有其他一些重要因素,如员工彼此之间了解程度如何?员工之间的沟通及同伴压力怎样,有无形成共谋的可能?员工之间的互动方式是公开还是匿名?在实地实验中,以上因素及其他环境细节都会影响研究对象的行为,却不能被有效控制。与之相反,在实验室实验中,这些环境因素能够被严格控制,因此能够进行系统的研究。例如,在实验室实验中,对一次博弈与重复博弈情形进行比较研究,或者对匿名互动与“面对面”互动关系进行比较研究,将是非常方便的。
当然,这种能对影响因素进行更好地控制的优势不局限于锦标赛理论的研究。例如,在关于不同行业间工资差异的争论中,很难判断所观察到的差异是反映出的真实“租金”,还是不可观察的异方差性(gibbonsandkatz,1992)。同样地,几乎不可能依据实地数据来判断失业是自愿的还是非自愿的,即很难判断失业员工在低于现行工资的情况下是否真的愿意继续工作。然而,在劳动力市场中采用实验室实验研究,控制员工的外部选择,则能对上述问题轻易作出回答(fehrandfalk,1999)。以上例子极具说服力地表明,实验室研究较之于实地研究,能对相关影响因素实施更好的控制。
(二)实验研究能够推断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
实验室实验的另一个主要优势在于形成因果关系推论的可靠性。在实地研究中,许多有意义的变量是内生决定的,多数情况下最多也只能确认变量之间是相关的,而很难确认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然而通过合理的实验设计,我们可以有把握地推断变量间的因果关系。实际上,实验研究是确认变量间因果关系的最有效手段。
(三)实验研究的结论易于重复验证
实验研究具有易于复制的特征。传统的经验数据作为检验数据,具有不可重复性的缺陷,即所谓的“历史不能重演”。而对理论的证实或证伪都需要大量的检验。smith(1962)指出,实验研究的可重复性克服了所有观察结论所普遍存在的一次性的缺陷。其他研究者可以很容易地复制实验设计,进行独立验证,从而证实或者证伪专题研究中得出的结论。实验数据的应用可避免某些理论没有经过一个可重复的严格证明或证伪的过程而被称之为所谓的“传教士的理论”。
二、实验研究方法的反对意见
首先,由于实验中的被试常常为学生,实验研究常被批评存在被试选择偏差,批评者认为学生对所要研究的问题缺乏实践经验。其次,主要针对实验中的支付(payoff)问题,由于一般情况下被试在实验中获得的支付较低?①,他们可能不会以严肃认真的态度进行决策。第三种批评主要针对被试数目太少的问题,实验研究结论往往受到置疑。第四种批评主要来自于实验研究结论能否推而广之,对现实是否具有预测和指导作用,即实验研究的外部有效性问题。尽管这些批评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不具有根本性的意义,因为通过细致周详的实验设计,这些问题完全可以克服和解决。
(一)被试选择偏差
研究者之所以选择学生作为被试,主要是出于方便性的考虑。学生容易招募,能够迅速理解实验规则,而且他们的机会成本相当低。但是,并没有根本的理由来排斥其他对象,而且非学生被试的使用也在逐渐增加。其次,通过细致周详的实验设计和与实施,有可能发现不同被试样本在行为上的有趣差异。list(2003)对市场经验是否能消除禀赋效应问题进行了研究。cooperetal(1999)利用中国学生和中国中层经理作为实验被试,检验了起源于效率工资激励的棘轮效应理论。同样地fehrandlist(2003)以企业ceo作为实验被试,研究他们使用显性激励方式的程度以及如何对这种激励作出反应。
list(2003)的研究结果表明缺乏市场经验的经纪人表现出了禀赋效应,而在拥有市场经验的经纪人身上却没有发现这种效应。拥有市场经验的经纪人之所以没有体现出禀赋效应,不是由于选择效应,而是由于市场经验本身。cooperetal(1999)在实验研究中观察到,经理和学生的行为在很大程度上收敛于混同均衡。因此,被试样本之间的行为差异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消失。在实验的初期,他们观察到不同样本之间的确存在一些差异。但是,如果实验指导语用一种抽象的、无关经理决策的具体环境的语言来描述,那么学生的行为较之于经理将更快地收敛于均衡点。相反,如果实验指导书中含有大量的与企业计划者和经理间的相互作用相关的内容,那么,经理的行为将更快地收敛于均衡点。fehrandlist(2003)发现学生和ceo之间的确存在行为差异,ceo明显比学生更信任他人,而且也更值得他人信任。虽然如此,两个被试样本仍然作出了使用显性激励方式的相同选择,尽管该方式有很大的负面影响。
这些例子均表明,被试样本差异可能是一个现实问题。但是,这些研究也显示出了不同的被试样本在行为上并没有表现出根本性的不同。在cooperetal(1999)的研究中,学生和经理们的行为在经过一段时间后是高度相似的。同样,在fehrandlist(2003)的研究中,根据理论推断,如果假定所有实验的参与者是完全自利的,信任行为则不会存在,但作为被试的学生和经理们都表现出了非常强的信任行为。此外,两类被试样本都显示出大量利他的、互惠式公平的行为。因此,虽然存在某种程度上的被试样本选择偏差,但是不同样本的行为从本质上来说却是非常相似的。
(二)被试所获支付较低
被试在实验中所获得的支付水平(stakelevel)较低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研究者一致认为更高的支付水平能显著地降低被试行为的方差(camererandhogarth,1999)。这就表明当被试在实验中能获得更高的利益时,他们会以更加认真的态度参与实验。但是camererandhogarth(1999)在回顾了大量检验支付大小效应的研究后发现,核心的行为趋势极少因为支付水平的变化而改变。尽管支付(利益)对于实验被试而言是重要的,但是,利益大小的变化往往不会改变核心行为趋势。一个有趣且重要的例外出现在holtandlaury(2002)的研究选择实验中,随着平均支付从70美元增加到230美元,实验被试表现出明显增强的风险厌恶型特征。相反,在公平偏好实验中,支付水平的增加很少或者不会影响公平行为反应的发生。
(三)被试样本量太少
关于实验被试样本数量较实际数据过少的问题也是能够克服的。首先,增加或补充实验的观测数目是可能的;其次,以国家宏观经济中的代表性问题为对象进行大规模的实验研究也已成为可能。近来,harrison,lauandwilliams(2002)采用丹麦人口总体的一个典型样本,推导出了贴现率;而bellemareandkr?ger(2003)则以荷兰为样本,进行了信任博弈的实验。其研究结论显示并不存在被试选择偏差。
(四)外部有效性问题
对实验室实验更为普遍的批评涉及到内、外部有效性问题,内部有效性指从某一实验中获得可靠性的原因和结论的可能性,而外部有效性是指从试验研究的外部环境联系中归纳出可靠结论的可能性。内部有效性涉及到的只是一个合适的实验控制、敏感度设计及正确的数据分析问题,相对而言,外部有效性的问题则更为严重。批评者认为把实验室的研究结论推广到实地中去,其可能性是非常值得怀疑的。
外部有效性主要涉及两个问题。第一,从一般意义上说,当归纳法原理成立时,外部有效性将会是较高的。根据这个原理,只要绝大部分相关的潜在条件保持不变,那么,行为规则在新环境中也会持续不变。存在这样一个事实,即便保持所有条件不变,也难以保证实验结果在现实环境中可以被完全复制。虽然这个说法是正确的,但是这种批评也不是仅仅针对实验研究。事实上,没有任何实证研究能够确保在同样的条件下复制出完全相同的结果。第二,实验研究是否抓住了现实中的主要条件。置疑者认为某些实验因为忽略了现实中的许多关键性特征,从而不具有外部有效性,也就不符合实际情况。实验研究者的回答往往是尽可能模拟出这些被忽略的条件。但是,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实验研究和经济学模型一样都是不太现实的,因为它们都是对现实的高度抽象,这种抽象也正是一种优点,惟其如此才能够使人们增加对相关变量之间相互作用机制的理解。由于对现实性的强调实际上取决于实验的目的,在很多情况下实验研究的目的就是为了检验理论,或者理解理论失灵的原因。因此,实验证据对理论构建非常重要,但是对理解现实却不那么重要。
三、增加实验研究现实性的途径
(一)实地实验
无庸置疑,实验的可控性是其主要优势。然而关于实验室环境和现实生活环境是否一致的问题,可能将备受争议。可以说实验室实验不是对传统的实证经济分析方法的替代,而是对其的有益补充。将二者有机结合的方法之一就是进行实地实验,让研究者在自然的环境中研究经济主体的行为。falkandichino(2003)进行了一个典型的实地实验——将实验控制和现实环境的优点结合起来,研究同伴压力对工作行为的影响。实验是在日常工作环境中进行的,被试被分为处理组和控制组,其产出被分别测量。在处理组中,两个被试在相同的房间中一起工作;而在控制组中,每个被试分别在一个房间内单独工作。从技术上来讲,实验被试所从事的任务彼此完全独立。研究结论之一显示,与被试单独工作情形下的产出相比,随机选择的配对被试工作时的产出有了显著的增加。在另一个实地实验中,fehrandg?tte(2002)研究了一个企业中员工的工作时间和努力的跨期替代问题。在某一段时期内,他们对公司的一半员工按照更高的计件工资给付薪酬,而对公司的另一半员工按照固定的计件工资支付。采用这种方式,他们创造一个控制组和一个处理组,用以测量计件工资的增加对劳动力供给的影响程度。
(二)“真实努力”实验
使实验室实验环境更贴近现实的另一个途径是进行所谓的“真实努力”实验。在一个典型的实验室实验中,工作努力的选择由一个递增的货币函数来表示,被试不是选择真实的努力水平,而是选择一个有经济意义的数字。这种方法被广泛应用于锦标赛实验中(bulletal.,1987)和效率工资实验中(fehrandfalk,1999)。然而在“真实努力”实验中,努力代表的是完成一种真实的任务。例如,在fahrandirlenbusch(2000)的研究中,实验被试的任务是剥胡桃;vandijk,sonnemansandvanwinden(2001)要求实验被试利用计算机解决难度较大的双变量优化问题;在gneezy(2003)的研究中,实验被试需在计算机上解决“迷宫”难题。“真实努力”确实能够增强实验的现实性,然而需要指出的是,这是以失去可控性为代价的——因为如果实验者不了解员工的努力成本,那么也就不可能得出准确的数量预测。
(三)项目评价实验
实验技术在项目评价领域也具有很高的价值。不幸的是,基本上不能够获得来自随机的大规模社会项目实验的数据,尤其是在欧洲,政策制定者对实施这样的社会实验往往持着犹豫不决的态度。尽管如此,研究者自己收集数据也是可能的。例如,falketal(2002)提出了一个新颖的项目评价方法,它允许在弱假设条件下确认参加培训项目与被邀请参加面试的可能性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基本思想是通过在较短的时间间隔内对参与项目的同一个体实施前测和后测,以此对项目进行评价。其程序如下:首先,研究者招募一些失业者参与一个特定的培训项目,然后在这些人完成培训课程之前,向外投递求职申请书。当这些人已经成功完成培训课程并获得证书后,又发出第二次求职申请。两次求职申请内容完全一样,只是第二次多了一个课程证书而已。由此可以检验参加培训项目对获邀参加面试的概率是否有影响。相似的方法已经应用于对女性员工的歧视(weichselbaumer,即出)和失业粘性的(oberholzergee,2000)的研究。
四、展望
过去的20多年,经济学领域的实验研究获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其应用也呈现出稳步增加的态势,这种增加的趋势将持续下去。事实上,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danielkahneman和vernonsmith,可能使实验经济学家们获得更广阔的舞台。实验研究方法在诸多经济学领域都大有用武之地,其中很多领域都与劳动经济学相关。值得注意的是,经济理论与实验方法不可偏废,二者各有所长,相得益彰。经济理论使我们能够在制度或者参数族(如税率)的框架下对经济行为作出合理的预测,而实验方法能够为不同制度环境的运行效果提供经验证据,从而对经济理论进行检验。此外,在实验过程中对于人类行为的观察,也将促使研究者更严肃地对待个体动机和有限理性问题。从长期来看,这有助于我们对人的本性进行更现实的刻画。实验研究已经成功地应用于公平、互惠、损失规避、过分自信、非指数贴现等现实经济社会现象,通过研究它们对激励和契约的影响,对组织设计的影响,以及对劳动力供给和需求的影响,可以大大增进对企业、家庭与劳动力市场运行机制的理解。
注释:
①一般而言,研究者为了模拟出真实的市场环境,往往为被试在实验中的绩效表现支付一些数额不大的报酬,以增强所研究问题的现实相关性,提高被试的认真程度,并以此确保实验研究的信度和效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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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的研究方法篇8
最初西方经济学是对西方国家市场经济规律的经验总结，但经过融合其他包括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规律并抽象化为理论形成了现代的西方经济学。西方经济学已经不再是仅适用于西方发达经济体的理论体系，对于市场经济占主导的发展中国家也具有重要的指导与借鉴价值。在我国高校已经普通西方经济学课程近20余年，成为高等院校经济与管理类专业的重要基础课程之一，也是学生学习后续经济学专业课程的必备基础。
一般西方经济学研究中所用的分析方法较为复杂，因此如何通过适当的方法，将经济学研究成果，特别应用西方经济学于我国实际经济问题的成果转化为本科生可以接受的教学材料成为提高我国西方经济学教学效果的重要课题之一。只有将新鲜的、下实际密切相关的研究成果转化成教学资料，才能培养学生对西方经济学的学习热情，才能培养学生们的理论应用能力，也才能更好地衔接本科与更高层次的学习。
二、国内西方经济学教学材料的特点
(一)、重视理论内容，缺少理论检验
注重对理论的说明是我国西方经济学教材的一般性特点。西方经济学是对市场经济运行的经验总结，及经验上抽象出来的理论。因此注重理论的内在逻辑梳理，提供理论背后的经济学直觉是西方经济学教学的重中之重。
(二)、多引用国外研究成果，较少使用国内研究成果
近些年来，各大高校不断强调案例教学，使西方经济学教材中对一些研究成果的介绍也略有增加。但增加的内容更多引自国外经典教材中的案例或研究成果，而基于我国实际的研究成果却很少能够进入材料中。使得学生在教学中无法得到关于西方经济在我国实际经济中真实运用的知识，客观地造成教材与实现之间不容的现象。
将研究成果写入教材变成教学材料是一个具有风险的工作。一般认为，只有经历了严格实践检验的成果才可以成为教学材料。然而饱受责难的凯恩斯理论依然是本科宏观经济材料中的最核心部分，原因就在于所有的经济学理论也只是在其假定下才成立。
(三)、内容陈旧，对最新成果涉及较少
虽然在一些本科教材中增加了不完全竞争市场、寡头竞争等内容，也引入了实际商业周期、新凯恩斯等较新的理论，但常常都是一笔带过，整体上内容仍然比较陈旧。这主要表现在二个方面：对一些研究动向缺乏必要的启发性介绍，如预期在宏观经济中的作用;以及对一些重要的研究思想和方法缺少适当的介绍。
三、研究成果转化为教学材料的方法
经济学前沿研究中最显著的特点之一是关注动态调整过程，即强调动态分析。分析中所用的动态模型一般包括多个动态方程，整个模型一般难以获得内生变量的解析解，所以常采用动态模拟的方法分析经济变量向均衡调整的动态过程。这些经济学前沿分析中所需的数理方法也常超出本科低年级学习范围(西方经济学开课时间)，甚至超出本科阶段的知识水平。降低研究中模型设定的难度，保持研究的主要结果、结论是经济学研究成果转化为教学资源的主要原则。
(一)、流程图示意
前沿的经济学研究成果一般多采用动态模型，变量之间作用机制比较复杂。如一个经济变量对另一个经济学变量不仅存在直接影响，还有多个间接影响途径。这些变量之间的作用机制常常是模型的关键。如何将这些机制以比较容易接受的方式展示，是科研成果转化为教学资源的难点之一。流程图可以很好地阐述变量之间复杂的作用机制和作用方向。
流程图是解释、说明复杂影响机制的有力工具之一，已经在生物学、化学等学科中得到广泛的应用。流程图与现行一般教材中常见的单一图形不同，有许多单一图形所不具有的优点。除上述优点外，采用流程图以流程形式表现经济变量之间的作用机制和方向，可以降低阅读者对数学推导过程的畏难心理。在完整展示整个经济模型后，可以将经济变量之间的直接、间接作用机制分解开来，逐个进行说明。
(二)、比较静态分析
经济学动态模型分析中一般涉及均衡(或稳态)的变化及向均衡移动时的动态调整的内容。前一个问题的研究难度低于后一个问题，也与现行教学材料的内容更为接近，容易被学生接受。经济学动态模型的均衡或稳态分析时，可以将不同时期的同一变量视为常数，如动态优化后消费的euler方程中可能包括同期消费、滞后的消费和未来(预期)的消费，在求解均衡和稳态时可视为同一值进行加减运算。所以求解均衡问题转化为求解多元的方程问题。如果所需转化的模型涉及的变量略多，如模型中包括6-7个变量时，还可以通过代入法减少变量。
(三)、动态模拟展示
经济学动态模型的核心内容是分析从稳态到新稳态过渡或者向稳态收敛的动态特征。研究成果转化时可以采用与原来研究过程不同的方式展现动态调整的过程。如论文研究中可能是在对模型进行对数-线性变换后进行模拟分析，但转化时可以采用与原研究相同的的模拟，也可以直接对原动态模型进行模拟。
转化后仍用对数-线性模型的模拟，便于与原论文中的研究结果进行比较，并可以增加学生的自信。但缺点在于模型的对数-线性变换需要一些繁琐的数学推导过程，可能是增加学生的学习负担。直接采用动态模型进行模拟减少了对模型进行对数-线性变化的工作压力，也更为直观，因此容易被学生授受。但不便于与原论文的研究结果进行比较。
四、结论
经济学的研究方法篇9
关键词：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学
中图分类号：F0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828X（2013）12-000-01
一、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的研究对象
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是研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人口与自然资源及其生态环境之间相互关系的一门学科。[1]但是关于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目前却还没有形成一致的和成熟的意见，目前的主要观点有：第一，理论需要抽象，在我们将人口、资源、环境作为研究对象时，因为人口、资源、环境都不是一个简单的对象，所以首先要进行抽象。第二，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包括广义和狭义的两个范围，广义的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不仅要覆盖人口经济学、资源经济学和环境经济学的内容，还应包括研究人口、资源与环境协调发展的可持续发展经济学的内容。第三，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人口再生产、狭义经济再生产与环境再生产三位一体的广义国民经济再生产体系。[2]
关于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的学科体系，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问题：（1）没有从人口、资源、环境关系的表面现象抽象出这一学科最基本的概念，不是从一个基本概念入手，进行科学的演绎，形成其学科体系，而是对人口与资源、人口与环境关系中存在的各种问题进行分而治之的研究。（2）没有形成一条研究的主线，在内容安排上存在或然性，明显存在切蛋糕式研究的缺陷。（3）没有按照经济学科的研究方法进行研究，即不是用经济学的思维方式与概念体系去研究人口、资源、环境之间的关系和问题，而是采用社会学的研究方法研究人口与资源、人口与环境关系中所存在的各种问题。我们之所以归纳出以上问题，是为了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充分了解以往研究中存在的不足和问题，才有可能有所进步，使学科建设逐步走向成熟。
二、二元价值论的研究方法
二元价值论基本思想的形成是从考察生产要素开始的，任何商品生产过程都必须有两个基本生产要素：人类劳动和自然资源，或称人力与自然力。如果自然力是无偿提供的，人人都可以享有，这时交换的双方在认定对方的物品对自己有用的基础上，他们愿意付出的只能是花费在商品上的劳动，这就是劳动创造价值的一元价值论。如果我们对劳动创造价值的一元价值论进行深层的追问，还会发现一些未被揭示的问题：为什么自然力可以被设定为无偿的，这种假设成立的条件是否永远存在？人类劳动为什么必须是有偿的？合理的报偿是多少？沿着这个思路走下去，就会发现人与自然共同创造价值的二元价值论。事实上，自然力即使是可再生资源，在一定时期和一定范围内，都是有限的。对于可再生资源而言，如果人类利用的速度不超过其再生速度，它的补偿可以凭借自然力自发地进行，这时相对于人类而言，自然资源就是无偿的；如果人类利用可再生资源的速度超过其再生速度，依靠自然力的自我恢复更新无法满足经济持续发展的需要，这时自然资源要素与劳动要素一样，在生产过程中的耗损也需要通过交换得到补偿；对于不可再生资源，由于其储量是固定的，在开发利用过程中，总量必然单调减少并逐渐趋于耗竭，为了维持社会生产的持续进行，必须在利用可耗竭资源的同时积极投入替代品的研发，以便在可耗竭资源耗尽之时，有可资利用的替代品，避免由于资源耗竭而导致的经济崩溃。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发现：如果假定自然资源是无偿的，商品交换价值的本质就是生产商品过程中的劳动耗费；如果自然资源不是无偿的，那么商品交换价值的本质就是劳动耗费与自然资源耗费的总和，二者都是形成商品价值的源泉，这就是二元价值论的基本思想。
借助二元价值论这个概念，不仅可以把人口、资源、环境引入经济系统，使之成为经济系统的内生变量，阐明人口、资源、环境在经济系统中的基础性地位和作用以及各要素间的相互关系，而且可以借鉴主流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从价值这个经济学和核心概念开始，依据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充分利用市场机制促进人力资源和自然资源的合理配置，以人与自然协调、可持续发展为目标，构筑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的理论体系。
三、开放的复杂巨系统的研究方法
开放的复杂巨系统指的是一类组成部件非常多、结构非常复杂，与环境之间存在着物质、能量、信息交换的系统理论。
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中的人口、资源、环境三个要素之间相互作用、相互联系形成了一个复杂的体系，所以，用开放的复杂巨系统的思路研究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是完全可行的。几乎所有的学者都承认系统理论方法是研究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的必不可少的方法，但是此学科的任何一个方面如人口部分又同样可以看作一个子系统，所以，这个学科可以分为许多子系统。而且在每个子系统研究过程当中又会生出许多变量。虽然我们也是用系统理论来进行研究，但是目前的研究几乎不能逃脱一个套路：那就是总是偏向于细化每一个子系统，抽取主要因素，再加上几个假设条件，做出适合于某个子系统的一定条件下的模型。而这类模型与整个复杂系统存在明显的脱节现象，纵使把这些离散的模型综合起来形成一个大的模型，也总是与现实情况相差甚远。所以，笔者认为，正是这样的研究方法导致了目前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学科分块式研究的结果。正是因为学者们对于此学科的研究对象没有一个统一的成熟的意见，而且没有一个有效的方法将这些分块式的研究综合起来，如果长期以往下去，这个学科将有被分裂的可能。
综上所述，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不是一门由人口经济学、资源经济学和环境经济学拼凑起来的学科，而应该是一门反映人类社会生态文明发展的以物质变换为核心的具有严密科学体系的新兴经济学科。从研究方法而言，我们应尝试运用二元价值论的研究方法并结合开放的复杂巨系统的理论，利用大量专家和知识库、信息系统、各种人工智能系统、大型计算机，真正把人口、资源、环境看作一个整体的开放的复杂的巨系统，只有以这样的思路进行研究，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学科的研究才可能从分块式研究模式转变到经济学的研究模式，才可能从原来模糊的定性研究转变为精确的定量研究。
参考文献：
[1]赵桂慎.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m].化学工业出版社，2009年1月北京第一版.
经济学的研究方法篇10
【关键词】计量经济学能源问题文献综述
能源是人类赖以生存、社会得以发展的重要物质保障，其不仅直接影响社会文明和经济的健康发展，同时也已成为了影响世界政治平衡的一个重要因素，从某种意义上说，人们对能源的重视和关心程度已超出能源本身原来所应具有的价值。由于能源分布的特点，煤炭成为我国能源的主要组成部分。本文在进行相关文献综述研究时发现，人们通常把煤炭归纳为能源的一部分来分析能源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而直接研究煤炭消费与经济之间关系并不是很多。所以，本文以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研究为切入点，首先对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相关文献进行了分析整理及评价，然后简单介绍我国煤炭消费与经济增长方面的文献研究状况，为以后所要进行的煤炭消费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实证研究奠定理论基础。
一、国外相关研究综述
20世纪70年代，由于石油危机的进一步恶化而引发的世界经济危机使得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们在研究经济增长问题时，开始将注意力从原来只考虑劳动和资本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转移到了能源消费、劳动和资本与经济之间关系的系统研究上。从原来将能源看作为资本的一个构成部分，转变成将能源从资本中脱离出来，并将其看作为影响经济增长的第三个因素，可以看出西方经济学家对能源在经济增长中的重视程度增加了很多。研究初期，在能源方面的研究较为成功的当属Donella、Dennis和Jorgen等人于1972年通过深入的分析能源消费对世界人口和经济发展的严重影响后，发表的较为著名的能源研究报告――《增长的极限》，该报告指出了世界人口与经济的无限制增长，将导致能源资源的消费量逐年加大，在未来由于资源的过度消费将严重影响人类的生产和生活，并最终会给人类自身带来毁灭性的打击。国外学者在研究能源与经济增长关系时主要运用各种经济数据，从实际出发，集中在经济增长与能源消费量之间的“量―量”研究及影响能源强度因素分析这两大方面上。而且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研究方法也在逐渐完善，总体来说西方学者对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研究时所采取的研究方法主要经历了三个研究阶段：线性回归分析、时间序列分析以及面板数据分析（包括空间面板数据分析）。
第一阶段，基于线性回归的研究。国外学者对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研究所采用的实证研究方法随着研究的深入和计算机科学的发展，在不同的时间段所采用的研究方法也不尽相同。20世纪90年代以前，经济学家们对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研究由于技术限制，基本上以线性回归作为主要的研究方法。在此方面进行相关研究的学者有：Kraft（1978）、akarca（1980）和Yu（1984、1985）等。
第二阶段，基于时间序列分析研究。西方经济学家们对于该种方法的应用主要集中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到90年代中期。随着西方经济学家们对计量经济研究方法的不断改进和革新以及计算机软件的快速发展，他们逐渐将计算方法从手工计算过渡到用软件进行数据分析阶段，这就大大降低了计算的误差，同时也提高了计算的效率，这一时段是人们对能源与经济增长关系进行研究的成长阶段。在这段时间内，人们研究能源消费与经济之间关系所选取的方法主要以基于时间序列为主，当研究一个国家的能源消费与经济之间关系时，为使研究结果更加接近实际经济运行本质，他们往往选取被研究对象多年的经济数据，此种方法称为时间序列分析方法。在此方面进行过相关研究的学者有：Yu（1992）、Hwang（1992）、Stern（1993）、Glasure（1997）、asafudiaye（2000）、Ghali（2004）、Salvador（2008）和mehrzad（2007）等。
第三阶段，基于面板数据分析研究。考虑到利用时间序列方法分析经济增长与能源消费问题时所得出的分析结果并不能使人满意。从20世纪90年中后期开始，人们逐渐对分析方法进行改进，将分析方法由时间序列发展成为兼顾时间和地区的面板数据分析，以分析不同经济体在同一段时间内以及同一经济体在不同时间阶段的经济问题。在此方面进行过相关研究的学者有：masih（1997）、asafu-adjaye（2000）、Soytas（2003）、Fisher（2004）、Chien（2005）、Lee（2007）、Lee（2007）和Huang（2008）等。
二、国内相关研究综述
国内学者对能源消费与经济之间关系的研究虽然起步相对较晚，但也取得了较为丰硕的研究成果。在吸收了国外在能源消费与经济领域的研究方法和经验后，我国学者结合我国实际经济情况，开始了对能源消费与经济之间关系的探索。特别是近几年来，我国因能源消费而产生的各种环境、社会问题日益严重化，进行能源消费与经济及环境之间关系的研究，处理能源与经济、环境之间关系研究就显得非常重要了。国内学者从不同的角度或方向深入研究问题，并针对如何实现我国能源、经济、环境的协调发展，提出许多具有建设性的建议。总体来说，国内学者对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的研究从最初的两者之间宏观的数据分析，到后来的能源消费结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微观结构分析”，再到现在的兼顾结构变化和技术进步的针对我国能源强度的“综合分析”，这都表明了我国学者对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研究正在不断地加深。研究方法也在不断改变，从线性回归分析，到时间序列分析，再考兼顾时间和区域特殊性的面板数据分析，最后到最近较为流行的空间计量分析方法的应用，无一不说明我国学者对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的研究越来越成熟，所研究的问题也越来越深入。
1、协整关系研究
国内学者在对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进行研究时，所采用的研究方法主要为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协整性分析以及Granger因果关系分析，也有部分学者是用其他的计量方法进行分析。在此方面进行研究的学者主要有：赵丽霞（1998）、陈燕武（2003）、韩智勇（2004）和汪旭晖（2007）等。
2、因果关系研究
在借鉴了国外学者在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的研究方法和经验后，国内学者们在运用协整分析与Granger因果关系分析我国的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时，为使分析结果更加接近我国实际情况，有的学者对一些分析方法进行了优化，如灰度关联分析、综合面板数据模型等分析方法，这是对协整分析、Granger因果分析的补充和完善。由于各学者选取的样本和数学模型的不一样，得到的分析结果也有所不同，有些研究显示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存在双向因果关系，而另外一些则认为两者之间只存在单向因果关系，但是大部分学者得出了一个共同的结论：我国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之间有很大的关联。在此方面进行过相关研究的国内学者有：王海建（2000）、刘红玫（2002）、张明慧（2004）、杨文培（2005）、马宏伟（2005）、黄敏（2006）、刘朝明（2006）、徐小斌（2008）、王火根（2008）、王会青（2009）等。
3、运用空间计量方法研究
在研究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问题时，大多数研究所采用的方法是时间序列分析，使用面板数据分析的研究相对较少，使用空间面板计量分析方法的更少，时间序列分析仅从整体上分析了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没有考虑到区域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而面板回归分析主要是研究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区域化差异性。目前对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的空间分布格局进行分析研究的文章较少，关于区域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空间相似性或差异性的研究也相对较少。国内学者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学者有：邹艳芬（2005）、吴明玉（2008）、于全辉（2008）和张可云（2012）等。
4、煤炭消费与经济研究
我国是世界上煤炭消费量最大的国家，煤炭消费在我国能源消费结构中所占的比重较之其他国家要大很多。因此，研究我国煤炭消费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就有了非凡的意义。国内学者对煤炭消费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研究相对较多，他们所选取的研究方法主要集中于时间序列分析和面板数据分析。
张学达（2008）研究了我国煤炭消费对能源效率以及国民经济产出的影响情况。张兆响（2008）运用结构突变理论，对我国煤炭消费和经济增长的数据进行了平稳性检验分析。张兴平（2008）等运用1980―2005年间我国的相关数据，对我国煤炭消费与经济增长、能源消费结构变化与能源效率之间关系进行了协整分析。李金克（2009）等对世界主要煤炭消费国家（我国、美国、印度、俄罗斯、日本和南非）的煤炭消费与经济增长关系进行了分析研究。章贵军（2009）通过对我国经济增长与能源消费和煤炭消费之间进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和协整性分析，研究发现我国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煤炭消费与经济增长存在着双向因果关系，并且它们之间具有长期均衡关系。李金克（2011）搜集整理了1960―2008年间我国的Co2排放量、煤炭消费量及经济增长的数据，建立了基于eKC曲线的协整关系检验模型，并利用aRDL的方法分析了这一时期内我国Co2排放量、煤炭消费量及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张全权（2011）搜集整理1978―2008年间我国的GDp总量和能源消费量、煤炭消费量、电力和石油消费量的数据，对这一时期内我国能源消费总量及其构成部分（煤炭、电和石油消费量）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因果关系分析。
5、基于面板数据分析
张兆响（2009）对我国1986―2004年间东、中及西部三个地区的煤炭消费与经济增长进行了面板协整性检验和因果关系检验。腾飞（2009）对贵州省地区的煤炭资源开发与经济增长之间的面板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刘顺艳（2009）搜集整理了1997―2006年间我国30个省区的人均GDp与煤炭消费数据，运用面板数据分析方法，分析了人均GDp与人均煤炭消费量之间的关系，通过构建人均GDp与煤炭消费二维组合矩阵，将我国30个省区的经济增长与煤炭消费划分为四种类型：高经济增长―高煤炭消费增长、高经济增长―低煤炭消费增长、低经济增长―高煤炭消费增长、低经济增长―低煤炭消费增长。并从这四种类型中选取七个典型省区，分析了这些省区的人均能源消费与GDp增长之间的关系，并对经济增长过程中人均煤炭消费可能产生的拐点进行了分析预测，为构建节能型社会提供了科学依据。陈军（2011）对1978―2008年间我国煤炭消耗与污染排放情况进行了面板数据分析。赵文（2011）应用面板数据模型对山西省的煤炭资源开发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
三、综述评价
在进行文献综述分析时发现，由于各国研究重点不同，在研究能源与经济问题时，人们并没有将研究的重点放在煤炭消费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分析上，而是将煤炭消费作为能源消费的一部分，整体考虑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
因此，本文介绍了国外学者对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所进行的研究，发现随着研究的深入，他们在分析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问题时所采用的主要研究方法也在逐渐的完善和系统化，主要分为以下几个大类：线性回归分析、时间序列分许和面板数据分析，并对每一阶段所采用的分析方法进行了分析。
随后，本文分析了国内学者对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研究，发现国内学者在这方面的研究较晚，其通过借鉴国外学者的研究经验和方法后，主要从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之间的长期协整性分析和两者之间的因果关系方面进行了分析，并考虑了区域空间因素对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影响，运用空间计量经济学方法对我国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进行了分析研究。虽然所采取的研究方法有所不同，但是大多数研究结果均得到了我国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存在着长期均衡关系，而且能源消费是引起经济增长的Granger原因的结论。
从国内外近几年的研究内容可以看出，人们对煤炭消费的研究虽然在深入，但是研究的方向却仅限于宏观经济方面，使用的研究方法也主要是运用计量经济方法，通过建立煤炭消费与经济之间的回归分析模型，分析出它们之间的长、短期关系。将我国煤炭消费按照区域特征分开进行研究的相对不足。因此，笔者认为研究我国区域间煤炭消费问题能够弥补国内外学者在此方面的研究空缺，进而使得煤炭消费问题研究更加全面、具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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