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的诗篇1
描写鲁迅的诗句有以下例子。
1、博大胆识铁石坚，刀光剑影任翔旋。龙华喋血不眠夜，犹制小诗赋管弦。
2、鉴湖越台名士多，忧忡为国痛断肠。剑南歌接秋风吟，一例氤氲入诗囊。
3、千古文章仰北罡，先生风骨世无双。横眉呐喊人间路，荷戟彷徨月下窗。蓄热发春肥劲草，遣温上笔写长江。今生有愿追桃李，同荐轩辕血一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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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的诗篇2
郝庆军提出“重返政治领域”，是基于这样一个理论预设：“任何文学形式都是它所处社会历史具体环境的产物；而且文学形式所含蕴的视野与眼光，所提供的思维方法与言说方式，所展示的思想路径和情感面相无不具体而微地表征了那个时代的精神与风致。”解读鲁迅，如果仅仅从学理的研究角度是不足以挖掘鲁迅思想及其作品的丰富蕴涵，甚至也无法真正懂得鲁迅的作品。因为鲁迅精神及其作品是在与各种不同文化思想的竞争中生存并发展起来的，是在对中国现实社会各种文化现象的独立阐释中予以丰富的表现。因此，“重返政治领域”，就是要把鲁迅研究从封闭的“主体研究”、“文本研究”和孤立的“实证研究”引向现实空间，引向意识形态所赖以形成和展开的广阔领域，引向社会运动和思想运动的复杂动态过程之中。而“重估鲁迅杂文”，这就意味着重新发掘杂文这种文学样式是如何在鲁迅的文化实践和话语实践中生长发育成一个大的文类形式，杂文所内敛的诗学机制与鲁迅活跃而充沛的思想激情之间的关联。诗学使鲁迅的思想怎样成为言论，成为话语实践，而对现实的诗学回应又如何反过来规约着鲁迅思想的向度和框架。这就为我们提供这样一个开阔的研究平台，即诗学与政治、文学与历史、话语方式与意识形态的关系问题。而对这些问题的思索与探讨，才能打破鲁迅研究的封闭性和自足性，使之重新与社会文化联系在一起，才能重新还原鲁迅与那处时代的各种文化思潮对话和论争的现实语境，具体观察在对话与论争中鲁迅的独特思想和批评方式怎样得到传播和发展的。从而真正触及鲁迅精神“活”的灵魂和杂文文体所焕发出来的别种的美学魅力。
首先，郝庆军选择了一个好的课题研究的逻辑起点，即他对鲁迅晚年的杂文创作研究放在现代文学史的一个关节点——1933年《申报·自由谈》副刊革新上。鲁迅在这个副刊上共发表杂文约147篇，结集出版了三本杂文集《伪自由书》、《准风月谈》、《花边文学》。因此，郝庆军先生这个观察视点的选择是很有眼光的，起到提纲挈领的作用。他可以透过鲁迅与《申报·自由谈》副刊缔结不解之缘的关系的探讨，深入观察鲁迅在同其他文化派别的论争中，形成一个怎样的文化空间，鲁迅又是怎样使用并发展了杂文这种文学样式，如何把握现实世界，梳理话语脉络，形成言论空间，争取舆论资源。郝庆军先生注意到，近些年来国内外学界对“公共空间”和“想象的共同体”这两个理论话题的探讨热潮，前者源于德国学者哈贝马斯关于“公共领域”的理论阐述，后者来自美国学者安德森关于“想象的共同体”的学理建构。不可否认，“公共空间”和“想象的共同体”的理论探讨，确实推动了中国文学研究界的报刊研究热的出现，它们使人们关注到“公共领域”原则上是向所有公民开放的，它可以由各种对话构成的；“想象的共同体”由于强调报刊和印刷在构建民族国家的想象中起到重要作用，而给研究者提供一个宏阔的视野和“乌托邦”式的想象。显然，郝庆军对《申报·自由谈》“言论空间”的讨论，也是有受到这两个理论的影响，从而打开思维的论辩空间，但就国内学术界目前存在着对两个理论的“过度阐释”，他却抱以清醒的学理警觉。他认为，哈氏所谓的“公共领域”与中国的“公共空间”是有着天差地别的：“其一，在哈氏那里，公共领域原则上向所有的公众开放，而中国近现代社会中能够读书看报的人毕竟只是少数，大多数民众只是‘沉默的羔羊’；其二，哈氏认为‘公众’既可以自由地集合和结合，又可以自由地表达和公开他们的意见，这在现代中国是难以想象的，即便有‘集合’和‘结合’，等待的往往是枪弹和水龙头，倘若偶尔表达自己的意见，轻则报刊停业，书店关门，重则便像史量才那样死于非命；其三，至于像‘公共性使得公众能够对国家活动实施民主控制’之类的美好约言，在风沙扑面虎狼当道、民族危亡生民不堪的20世纪上半期的中国更是妄想与说梦。”同样，他认为安氏的“想象的共同体”理论太过倚重主体的“想象”，主观臆断成分很浓，未免失之严谨。对此，他很赞赏杨义先生关于中国不是一个“想象的共同体”而是一个“实践的共同体”的理论主张，这是由于中国是经过几千年的民族融合，在血与火、痛苦与奋斗，在一次次危亡中挣扎若干而形成的多民族共同体，不是靠想象来维系，而是在实践中逐渐建构起来的。据此，郝庆军以为《申报·自由谈》革新在文学上产生的影响至少有三点：（一）《自由谈》编者由黎烈文替代了周瘦鹃，编辑风格为之一变，由“游戏文章”大多变为谈时事、议时政，切近现实，有关痛痒的杂文；（二）推动了30年代的左翼文学运动的发展。鲁迅等左翼作家借助这一大众传媒，突破各种禁锢，展开论争，把自己的声音和思想更广远地传播到全国乃至世界。（三）促成了鲁迅杂文样式得到进一步发展和成熟，遂致引来效仿，造成“杂文热”的意外局面。在这部分的文字论述中，郝庆军先生特别针对新时期以来学界有部分学人对晚年鲁迅的种种“非议”提出质疑和批判，他说：“如果沿着历史的纹路细细寻绎，不难发现以鲁迅为代表的一群现代知识分子在探询中国独立富强之路中，自觉或不自觉地与共产党走到一起，并发现唯有此路才能切实拯救中国，并非偶然之举。尽管有的学者羞于谈及鲁迅与共产党的交往，耻于谈及鲁迅对苏联的向往，仿佛这样会伤害鲁迅，损害鲁迅的形象，但事实上鲁迅在30年代已经开始研究并渐渐信仰共产主义，这也是毋庸讳言的。值得反思的倒是：什么力量和习惯势力致使鲁迅30年代的红色言行成了新的‘话语禁忌’？学术潮汐涨落得如此之快倒更耐人寻味。”
其次，郝庆军对鲁迅晚年杂文诗学机制的探讨，是从叙事话语与修辞策略两个层面展开论述的。鲁迅在《申报·自由谈》发表的杂文较以前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一是篇幅短小，字数少则三五百，多也不盈千，鲁迅也称其为“短评”；二是内容上由先前的文明批评多转向社会批评和时事批评，并注的重点大都是当下的实际问题，话题重心由谈古转向论今，由思想层面的论难转向国家民族兴亡的关注；三是文字的风格和叙述方式也随之有了调整和改变。有鉴于此，郝庆军先生就鲁迅的“短评”展开叙事学层面的论析。这类“短评”在叙事方式上有一个明显的特点，就是摘引报章，然后稍加分析疏解，使笔下批评的现象自行暴露原形，彰明于天下。如果说摘引那些报刊文章是一种“原叙事”，那么鲁迅对这些叙事话语的重新排序、组合、分析、注疏、引申、发挥等便成为一种“再叙事”，于是这类杂文便形成了一种“叙事——再叙事”双层结构。从叙事结构看，它可分为“平行叙事”、“逆向叙事”以及“批评的剖析”。“平行叙事”中的“平行”，其实就是一种对举关系。“平行叙事”就是两条叙事线索次第展开，互相映衬，互相说明，意义自然凸显。而“逆向叙事”则是反其道而行，南辕北辙，你东我西，正话反说，大唱其对台戏。“逆向叙事”实质上是一种冷嘲，或者反讽，只不过这种冷嘲与反讽是以叙事话语的形成出现，在对现有的话语秩序施以颠倒中达到讽喻的效果。“批评的剖析”是作者借诺斯罗普·弗莱的《批评剖析》一书的学术术语。他说：“批评是一种叙事，对批评的剖析便是一种再叙事，这两种批评话语的对话、碰撞、甚至交锋的方式为鲁迅提供了一种新的场域和视野，使他的杂文更切近地进入现实的思考，快速做出有力的分析判断，及时回应变动的社会思潮，进而把自己的新思想与新观点回馈到社会大众之中，参与到整个社会的文化生产与现生产中来。”从这个意义看，鲁迅在杂文中的“批评的剖析”不仅是一种叙事话语分析，更是一种意识形态分析。
在鲁迅晚年的杂文创作中，修辞从来就不是可有可无的装饰品，它与鲁迅的思想和激情一起构成鲁迅杂文的完整风貌。郝庆军先生认为：“修辞策略既是形式的东西，也内蕴了作者的眼光、视野、美学趣味和思维模式，它规定了作者观察问题的角度，理解生活的深度，表情达意的力度和思想发展的向度。”从这个层面而言，修辞策略在鲁迅杂文的诗学机制中也是占有重要的位置。郝庆军先生在鲁迅晚年杂文研究中首先关注的修辞策略是“戏仿”与“隐喻”。“戏仿”就其基本内涵来说，是指在新的语境中，模仿另一种语境中的话语，从而产生讽刺、嘲弄的效果。当然在诗学领域里，“戏仿”并不仅仅指称嘲讽性的模仿这一表层含义，它还指文本与文本之间的深层对话关系。在20世纪30年代文禁森严的情况下，鲁迅能够通过“戏仿”，让人在文字的间隙中发现语言与现实、话语与社会之间的裂痕，让人重新审视现实，重新认识历史的真相和人性的复杂。至于鲁迅杂文创作中的“隐喻”运用，也有其独特的“法门”，就是他能够把不同时空中的人和事用同一个概念或意象聚集在一起，使之发生对比、互视，产生一种深层的对话关系。如鲁迅的《出卖灵魂的秘诀》，把胡适向日本侵略者献策谓“征服中国人心”，称之为“出卖灵魂的秘诀”，这个隐喻戳穿了当时一些知识分子甘愿为奴，散布失败主义言论，甚至为侵略者扮演“帝国军师”的险恶机心。可见，修辞对鲁迅而言，从来就是纯粹的技巧问题，也不只是表达方式的问题，更多情况下，乃是一个突破话语禁忌，揭开语言迷障，进入话语中心地带的路径问题。
鲁迅的诗篇3
如今，第六届鲁迅文学奖尚处于参评阶段，已经山雨欲来风满楼。事发地还是湖北。第五届鲁迅文学奖得主、湖北省作协主席、作家方方，在新浪微博曝光：“我省一诗人在鲁迅文学奖由省作协向中国作协参评推荐时，以全票通过。我很生气。此人诗写得差，推荐前就到处活动。这样的人理应抵制。”经查，此诗人名柳忠秧，新浪微博认证为“著名诗人、文化学者，著有长篇史诗《楚歌》《国骚》《岭南歌》等”。对于方方的指控，柳诗人迅疾反击，其公开声明称方方造谣、构陷、诽谤，若拿不出证据，那就法庭上见!
柳忠秧与歌德派
我拜读了柳诗人的长短诗十余首，佩服得五体投地。他的大作，不仅不讲平仄，而且不讲对仗，若说是打油诗，油水却嫌不足，因而只能徘徊于格律与打油之间，无以归类。其诗最大的特色，一言以蔽之，即赞美，不仅赞美权力与文化，还不忘赞美自己。如那首《四十自画》：“身心只许汉与唐，善使风骨著文章。出自楚泽擎天勇，醉爱太自动地狂!把酒纵横千万里，百无一用徒悲伤!人间或有真君子，世无孤品柳忠秧!”有人戏作：“笔力千钧追汉唐，建安风骨著文章。千古诗坛三星耀，李白杜甫柳忠秧!”方方说“此人诗写得差”，绝非虚辞。
纵观柳诗人的简历，不难判断，他的身份是诗人，骨子里却是商人。诗歌当是他的敲门砖和摇钱树。这与吾友木诗人相似。前些年，木诗人的谋生手段之一，即给政府机关及领导人写赞美诗，只要对方出价高，什么好话都可以往上写，阿谀奉承，奴颜婢膝，诗人心中却没有一丝愧疚，因为他本无政治是非，只是将诗歌当作商品，与猪肉白菜无异。而今他娶妻生子，丰衣足食，与旧日的营生一刀两断，竞转而变成了终日批评政府、嘲讽官员者，往昔的歌颂对象，如今则沦为批判对象，翻手为云覆手雨，他依然毫无愧疚。这样的心态，实在令人艳羡。
柳诗人与木诗人的写法，都可归入赞美诗之列，若论文学流派，该是“歌德派”。此歌德非指德国文豪，而是“歌功颂德”的简称。1979年，李剑撰文《歌德与“缺德”》，痛批伤痕文学，提出文艺工作者的任务应是“歌德”，歌颂党、人民、无产阶级与社会主义。“歌德派”之名正始于此。
事实上，自古以来，中国便不乏歌德派的文人，仿佛他们的膝盖天然弯曲，他们的头颅天然低垂，他们的喉咙天然甜蜜，除了歌颂，他们无话可说，除了赞美，无字可写。他们从不知批评为何物，“若批评不自由，则赞美无意义”，他们无需意义，正如他们无需自由。尽管如此，我对歌德派还是充满疑虑：他们对权力者的歌颂完全发自肺腑吗，他们愿意相信所书写的肉麻颂词吗?
窃以为，歌德派的宗旨，不外利益二字。无论诗人还是其歌颂对象，都难逃利益的诱惑和纠结。诗人以歌德而谋利(批评则可能赔本，断送自由或脑袋)，诗歌被摆上货架，待价而沽，如木诗人的赞美诗，以行数计，皆明码标价，从不打折。权力者则需被歌颂，好景太平歌舜尧，一来满足其虚荣心，二来宣传其丰功伟绩，三来装点门面，营造气氛，以“高列千峰宝炬森，端门方喜翠华临”的风光，遮掩“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凄凉。双方各取所需，一拍即合。权力者以倡优视诗人，正如诗人以金主视权力者。在这笔冠冕堂皇的买卖当中，唯独诗歌蒙羞、受难。
歌德派根深叶茂，世代相传，绵延千年，不过，从来没有哪个时代像今天这样，歌德派是如此令人厌恶。倘依《圣经》的分法，将诗歌分作赞美诗和哀歌这两种，那么今世无疑是一个哀歌的时代。
歌德派与赞美诗，并非没有存在的理由。然而，在哀歌的时作赞美诗，正是一种无可原宥的罪过。歌德派不是为虎作伥，他们说谎的嘴巴，就是罪恶的虎口。
鲁迅能不能得鲁迅文学奖?
说罢柳忠秧，再来说鲁迅文学奖。
方方与柳忠秧之争，虽乌烟瘴气，却有一点十分明晰：他们都无比看重鲁迅文学奖的光环。柳诗人煞费苦心，运动跑票，企图获奖；已经获奖的方方，则竭力捍卫该奖的荣耀与纯洁。从对鲁迅文学奖的追逐与维护而言，这针锋相对、激战正酣的二人其实是同志，他们口中所唱，都是一曲忠诚的赞歌。
然而，争议仅仅在于柳诗人的诗歌么?这等作品，在遴选阶段，竟得全票，柳诗人运作有功，只是苍蝇不叮无缝的蛋，鲁迅文学奖的评选机制，如对评委的选择，难道没有问题?该奖本身，难道不是饱受质疑?
我感兴趣的问题在于：假如鲁迅先生活到今天，能否获得以其命名的文学奖呢?
鲁迅文学奖依体裁分作七种：中篇小说、短篇小说、报告文学、诗歌、散文杂文、文学理论评论、文学翻译。其中如中篇小说、报告文学，鲁迅平生并未涉猎；诗歌、文学理论评论、文学翻译，鲁迅皆有所成就，却非其所长(相对而言)；他的强项，一是杂文，二是短篇小说。据规定，杂文作品，须以出版的杂文集参评，如此，问题就来了，鲁迅的杂文，现在未必能出版。因此，他要获得鲁迅文学奖，恐怕只能指望短篇小说。
鲁迅文学奖的评选标准共计三条，第三条“重视作品的社会影响力”，对鲁迅而言应该不是问题。第二条“重视作品的艺术品位……尤其鼓励那些具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为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的富有艺术感染力的作品”，则是鲁迅难以逾越的门槛，如今，学生“一怕文言文，二怕写作文，三怕周树人”，教科书编写者更是以祛除鲁迅的踪迹为己任，他们作为“人民群众”之代表，足以拒鲁迅于奖项之外。
至于第一条，要求“所选作品应有利于倡导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的思想和精神，有利于倡导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思想和精神……”接下来还有许多“有利于”，几乎每一项都将构成禁锢鲁迅魂灵之上的沉重锁链。随便说一点，鲁迅文学奖讲究“爱国”，鲁迅自然爱国，不过他之爱国，表现为批判、讽刺，他要做国家身上的牛虻；今人之爱国，表现为赞美，只举手，不摇头，只唱赞歌，不发恶声。也许，鲁迅作品连第一关都过不了，便遭否决。
哪怕侥幸越过了这些关隘，还有一道幽暗的深渊，即鲁迅文学奖的“指导思想”：不是这个主义，就是那个理论，不是这个方针，就是那个政策。这些玩意，固然虚幻，却是无形杀，杀人不见血，一击便致命。纵然以那三条评选标准，无法否决鲁迅的短篇小说，“指导思想”一出，鲁迅必被淘汰。
好在鲁迅早已觉醒，当年听闻有人提名他作为诺贝尔文学奖的候选人，即致信台静农表示拒绝，其心也悲，其言也哀：“我眼前所见的依然黑暗，有些疲倦，有些颓唐，此后能否创作，尚在不可知之数。倘这事成功而从此不再动笔，对不起人；倘再写，也许变了翰林文字，一无可观了……”(1927年9月25日)
不必说获奖，鲁迅生在今日，能否写作、生存，都成问题。他听冯雪峰介绍革命形势，对冯说：“你们来到时，我要逃亡，因首先要杀的恐怕是我。”冯雪峰连忙摇头摆手：“那弗会，那弗会!”1957年在上海，罗稷南问：要是今天鲁迅还活着，他可能会怎样?毛深思了片刻，答：“以我的估计，(鲁迅)要么是关在牢里还要写，要么是识大体不做声。”罗稷南顿时惊出一身冷汗，不敢再做声。(见鲁迅之子周海婴《鲁迅与我七十年》)
鲁迅的诗篇4
鲁迅先生是我国新文学的开创者和奠基人。鲁迅先生在中西方文化进行猛烈撞击时所形成的现实主义文学观，不仅对当时的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建设产生了一定的指导意义，对我国现代文学的发展也具有相当深远的意义。
一、鲁迅先生对现代文学题材方面的贡献
简单来说，文学题材的创作，也即对“写什么”进行的选择。关于这一问题鲁迅先生曾有明确的论述。鲁迅先生认为新文学应该对人们各式各样的生活进行描写，所以说题材就不应该受到任何的限制，强调文学题材必须要具有一定的广泛性和多样化，所以他特别鼓励作家要对自己的生活天地进行扩大，并且逐渐开拓新的文学创作题材领域[1]。鲁迅先生在对台静农的小说进行评论的时候，就特别对题材新颖进行了强调，他说：“要在他的作品里吸取‘伟大的欢欣’，诚然是不容易的，但他却贡献给了文艺；而且在争写着恋爱的季节，都市的明暗的那时候，能将乡间的死生，泥土的气息，移在纸上的也没有更多，更勤于这作者的了。”[1]可见，他对台静农所采用的新颖题材的赞赏；对萧红的《生死场》进行评价的时候说：“自然这不过是略图，叙事和写景，胜于人物的描写，然而北方人民的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却往往已经力透纸背。”鲁迅先生所说的采用新颖的题材，并不是说让作家在进行创作的时候去有意的猎奇，而是就对他们所熟悉的日常生活中的事进行真实的描写。鲁迅先生不只是提出扩大题材领域这一文学理论，他自己在创作过程中也非常注重实现题材的广泛性和多样化，其小说就开创了“表现农民阶级和知识分子”这两大现代文学创作题材[2]。在鲁迅先生以农民作为题材的小说里，不但对我国乡村里各种各样的农民形象进行了描写，本文由论文联盟收集整理还深刻的挖掘出了他们灵魂中所存在的复杂性和麻木性，把中国人所特有的国民性进行了表现；他的小说中的那些知识分子则主要是“五四”时期的中国知识分子，表达他们在寻求个体生命存在以及寻找社会出路时的那种彷徨、挣扎的心情；而他的《故事新编》则把他对历史题材熟练运用的能力进行了充分的表现。
二、鲁迅先生对现代文学语言方面的贡献
语言是进行文学创作的一个重要环节，众多学者和文学家都曾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深刻的论述，鲁迅先生也不例外。语言是进行表情达意的一种工具，但并不能只是简单的把它当成进行文学创作的载体[3]。文学创作中一旦把语言形成一种特定的关系，那么这些文学语言就会和文学思想紧密的联系在一起，并且和文学思想共同形成文学的主要组成部分。所以说要想对文学思想进行变革，那么就要先对语言进行改革，在一定的情况下，文学语言的改革同时也是文学思想改革的先导。在这一观点中，鲁迅先生的认识非常的明确。他曾经对采用白话文进行文学创作十分的提倡，并且在自己的创作中也一直在坚持自己的白话文学的主张，另外在自己的杂文中还对那些反对白话文的人进行了激烈的抨击，把他们看成是“现在的屠杀者”，甚至还曾经刻毒的说：“我总要上下四方寻求，得到一种最黑，最黑，最黑的咒文，先来诅咒一切反对白话，妨害白话文者。即使人死了真有灵魂，因这罪恶的心，应该坠入地域，也将决不改悔，总要先来诅咒一切反对白话，妨碍白话者。”足以可以看到他进行语言改革的决心。关于文学语言在文学创作中的学习和提炼，鲁迅先生曾说：“以文字论，就不必更在旧书里讨生活，却将活人的唇舌作为源泉，使文章更加接近语言，更加有生气。”也就说要想文学语言永远具有活力，并且丰富多彩，那么作家们在进行文学创作时所采用的文学语言就要向人民群众进行学习，把人民群众所使用的口语当成是文学语言的源泉。但是虽然说要把人们的口语当成是文学语言的源泉，但是并不是把人们的口语原封不动的搬到文学作品中去，而是要在对人民口语进行使用的时候，进行相应的改造。鲁迅先生曾举过一个生动的例子，那就是：人们讲话的时候，可以随意的使用“这个”、“那个”，其他人都不会有任何的异议；但是在文学创作中，如果随意的使用“这个”、“那个”，那么不但会浪费一定的时间和纸张，还会表达意思的分明性产生一定的影响。所以说在进行文学创作的时候所采用的文学语言，一定要比口头语简洁明了。
另外在“五四”时期，西方文化曾经大量的涌入中国，一些新的名词也就随之传入中国，这个时候作家们在进行文学创作的时候，对于这些新名词的运用，鲁迅先生曾说：“欧法文化的侵入中国白话中的大原因，并非因为好奇，乃是为了必要。”所以说他非常主张主动对这些外国语中的有用成分进行吸收利用，来对自己的文学语言进行丰富。鲁迅先生在进行翻译的时候，大多采用的都是直译[4]，他的目的就有是“不但在输入新的内容，也在输入新的表现法”。也就是说中国的语言具体有一些不太精密的语法，所以说就可以吸收一些新的语法，来对这一缺陷进行弥补，简单的来说就是语言文法上的“拿来主义”。鲁迅先生可以说是对文言强烈反对的语言改革派，但是他却主张在“没有相宜的白话，宁可引古语，希望总有人会懂”。古代的一些文学语言自然是从古代口语中进行提炼的，而且现代口语也必定是从古代口语转化而来的，现代文学语言又是把现代口语当成源泉的，所以说古代文学语言也肯定存在一部分可以让现代作家进行使用。在鲁迅先生的作品中也对古语进行了一定的使用，不但有古代词汇，还有一些古代的语法。所以说鲁迅先生虽然加快了白话在现代文学中的运用，同时也并没有一味的对古代文学中的语言进行抛弃，而是对其之中的精华部分进了吸收和利用[5]。
三、鲁迅先生关于文学体裁方面的论述
关于文学体裁，鲁迅先生予以跟多的建设性论述，且这些论述对于现代文学理论的构建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在当时新诗的出现，可以说在文学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不少学者对其进行研究。鲁迅先生在诗歌的创作以及批评当面都没有进行系统的论述，甚至鲁迅自己都说：“我其实不喜欢做新诗，也不喜欢做旧诗……”所以鲁迅先生的新诗只有《梦》、《他》、《桃花》等六七首而已，远远不如他的杂文以及小说的创作数量。他自己也一直强调自己是新诗的“外行”，没有进行研究，但是我们如果对鲁迅先生对于新诗所进行的一些论述，那么还是可以明显的看到他对新诗的理论建设所进行的一些努力。第一，鲁迅先生认为新诗应该是对真实的感情进行的表达，这样才可以引起读者心灵上的共鸣[6]。他在《诗歌之敌》中曾关于道学先生对恋爱诗十分厌恶的情况进行了评论：“从我似的外行人看起来，诗歌是本以发抒自己的热情的，发讫即罢……对于老先生的一颦蹙，殊无所用其惭惶。”简单来说，就是只要抒发的是自己的真实感情，那么就可以完全不理会先生
们的摇头。但是鲁迅先生也认为诗人也不能对感情进行滥用，一是会有可能会引起人们的反感，另一方面感情过多则会使诗失去一份意蕴。第二，鲁迅先生认为诗歌创作时应该对其内容进行重视。在《摩罗诗力学》中，鲁迅先生就把“摩罗”诗人介绍到了中国，对中国自《诗经》以来诗歌中“思无邪”的传统进行了打破；在《白莽作〈孩儿塔〉序》中，鲁迅先生就用诗一般的语言表达了自己对之中思想内容的欣赏，同时这种欣赏也让他对诗歌的艺术形式产生了一种少有的不屑态度；第三，鲁迅先生主张在诗歌的艺术形式本文由论文联盟收集整理上采用白话做诗。鲁迅先生曾说：“一切好诗，到唐已被做完，此后倘非能翻出如来掌心之‘齐天大圣’，大可不必动手。”这句话的意思就是，中国诗歌只有进行创新，才能够走上新生的道路。其次鲁迅先生对于诗歌的韵律和节奏的要求也非常高，主张新诗应该具有一定的韵律和节奏，这样不但有利于传播，还可以在人们的脑子里形成一定的影响，逐渐被人们心中对旧诗的印象清除出去。
鲁迅先生在小说理论上的贡献可是巨大的，甚至超过了他同一时期的胡适。首先鲁迅先生是我国古典文学和理论的整理者、继承者。他所写的《中国小说史略》可是我国文学史上的第一部小说通史，之中的论述相当的精当，考订足够的严密，体系也相当的严谨，就连评判中的科学性也足够的强，对于当时以及后来的学者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例如他对《红楼梦》进行评价的时候说：《红楼梦》的价值是中国文学史上不可多得的，把人进行了真实的描写，打破了之前小说中的好人没有一点坏处，坏人没有一点好的传统思想和写法。对于《三国演义》，鲁迅先生则持批判思想：“写好的人，简直一点坏处都没有；而写不好的人，又是一点好处都没有。”准确的分析了《三国演义》所存在的缺陷；另外鲁迅先生还是“为人生”现实主义小说的实践者和倡导者，他的目的就是借助小说的力量，来对社会中的不良思想进行改良，即“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主意”。然后，鲁迅先生对于当时的小说创作也进行了批评和指导，特别是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中对莽原社、未名社以及狂飙社等众多作家的小说作品进行了批评，同时整理总结了“乡土文学”以及社团流派等的概念理论，积极推动了中国现代小说的健康发展。
鲁迅的诗篇5
一、鲁迅先生前期杂文的艺术性
鲁迅先生对其杂文的自我评价是“论时事不留面子,砭锢弊常取类型”(《伪自由书前记》)。从“不留面子”上可知其爱憎分明,有“诗”一般的浓烈感情;从“常取类型”上可见其形象性和典型性,有“诗”的特质。鲁迅作为伟大的思想家,需要经常性地思考问题,然而,同时也是文学家的鲁迅在论及时事进行思想表达时,怎会满足于一般说理和程序推论?其会通过形象思维,捕捉艺术形象,开创生动感人表达方式,寄情理于其中。鲁迅的杂文有运转自如的辩论和得心应手的擒纵,其逻辑思维能力极强。并且逻辑力量不单是罗列理论,更有诗情画意的文字表达。所以说,鲁迅先生前期杂文在艺术性上拥有“诗”的因素和形象性特征。
比如,鲁迅先生的《灯下漫笔》,其表达阶级对立思想时语言形象而不抽象。“因此在我们目前,还可以亲见各式各样的筵宴,有烧烤,有翅席,有便饭,有西餐。但茅檐下也有淡饭,路旁也有残羹,野上也有饿殍;有吃烧烤身价不资的阔人,也有饿得垂死的每斤八文的孩子。”由此可见语言的形象性和写实性。对比鲜明强烈,并可借以突出矛盾的典型化特征,通过热烈爱憎惊醒读者,为下文将“中国的文明”比作“人肉的筵宴”做好铺垫。
可见,鲁迅先生前期杂文艺术性的最大特点就是寄道理和感情于具体形象之中。
二、鲁迅先生后期杂文的艺术性
鲁迅先生后期杂文愈加全面和深刻有力。在《三闲集·序言》中,其提出“一向是相信进化论的”,然而1927年血的事实却让其思路“因而轰毁”,之后1928年关于革命文学的论争中其阅读了“科学底文艺论”,并对普列汉诺夫的《艺术论》进行了翻译,“以救正我——还因我及于别人——只信进化论的偏颇。”由此可见,鲁迅后期杂文的艺术性主要体现为辨证地看待问题。
鲁迅先生针对当时一些人片面性理解陶潜、钱起等人始终持批评态度。
当陶渊明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为世人所欣羡时,鲁迅却写道:“但在全集里,他却有时很摩登,‘愿在丝而为履,附素足以周旋,悲行止之有节,空委弃于床前’,竟想摇身一变,化为‘啊呀呀,我的爱人呀’的鞋子,虽然后来自说因为‘止于礼仪’,未能进攻到底,但那些胡思乱想的自白,究竟是大胆的。就是诗,除论客所佩服的‘悠然见南山’之外,也还有‘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刑天舞于戚,猛志固常在’之类的‘金刚怒目’式。在证明着他并非整天整夜的飘飘然。”(《且介亭杂文二集·“题未定”草(六)》)当钱起的“曲终人不见”被人们认为“表现的是消逝”,“江上数峰青”“表现的是永恒”,推此一联为诗美的极致时,鲁迅却说从钱起的《省试湘灵鼓瑟》全诗分析,是不好证成“醇朴”或“静穆”的。该诗为应诗而作,自然无法在考卷上大发牢骚。但如再读钱起的《下第题长安舍》,“一落第,在客栈的墙壁上题起诗来,他就不免有些愤愤了。”(《且介亭杂文二集·“题未定”草(七)》)鲁迅先生认为,“倘要论文,最好是顾及全篇,并且顾及作者的全人,以及他所处的社会状态,这才较为确凿。要不然,是很容易近乎说梦的。”“正如李白会做诗,就可以不责其喝酒。如果只会喝酒,便以半个李白,或李白的徒子徒孙自命,那可是应该赶紧将他‘排绝的’。”(《且介亭杂文二集·“招贴即扯”》)“譬如勇士,也战斗,也休息,也饮食,自然也性交,如果只取其末一点,画起像来,挂在妓院里,尊为性交大师,那当然也不能说是毫无根据的,然而,岂不冤哉!”(《且介亭杂文二集·“题未定”草(六)》)
鲁迅先生后期杂文在知同代之人论当今之世时,鲁迅杂文艺术性赏析更多地显示出了全面、辨证地看问题的艺术性。比如在《且介亭杂文二集·忆刘半农君》里,鲁迅在肯定刘是“《新青年》里的一个战士”,“活泼、勇敢,很打了几次大仗”的同时,客观地指出了刘的“活泼,有时颇近于草率,勇敢也有失之无谋的地方”,并且“几乎有一年多,他没有消失掉从上海带来的才子必有‘红袖添香夜读书’的艳福的思想”。但鲁迅仍承认刘的为人,“确是浅。但他的浅,却如一条清溪,澄澈见底,纵有多少沉渣和腐草,也不掩其大体的清。”纵然后来两人因思想差异弄得“几乎已经无话可谈”,“不过,半农的忠厚,是还使我激动的。”
鲁迅的诗篇6
【关键词】量变质的飞跃“二次备课”
【中图分类号】G623.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067X（2014）09-073-02
说到“二次备课”，当老师的并不陌生。但真正要说出个所以然来，恐怕又难找出几个人来。“二次备课”并不是1+1=2，而是通过量变达到质的飞跃，这才是“二次备课”的初衷。
一、什么叫做“二次备课”？
“二次备课”是教学中的一个极为重要的环节，是教师在集体备课或个人备课的基础上，针对所教班级的学情，结合自己的个性特长，教学风格，认真修改，批判吸收，合理取舍，不断完善，形成真正适合学生需要的个性化、多样化的教学设计；也是提高教学质量、提高教师教学水平的重要方式。
二、“二次备课”备什么？
下面以《有的人》一课为例，说说我是怎样“二次备课”的。
（一）集体备课后的简案：
【教学目标】
1.能有感情地朗诵诗歌，培养鲜明的爱憎感情，懂得为人民的人将得到永生，与人民为敌的人必然灭亡的道理。
2.了解本文运用的对比手法，体会这种手法运用的好处。
【教学重点、难点】
1.理解诗歌包含的深刻哲理。
2.初步掌握阅读诗歌的方法。
【教学过程】
1.了解背景，走近鲁迅
1936年10月19日凌晨5时25分，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鲁迅，在上海不幸病逝。1949年，诗人臧克家来到北京，10月19日是鲁迅逝世13周年纪念日。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才第一次公开地隆重纪念鲁迅先生。臧克家参加了纪念活动，百感交集，心中充满了对鲁迅的思念和崇敬，就情不自禁地写下了《有的人》这首短诗。
以“我认识的鲁迅是个的人，因为
。”句式写出对鲁迅的认识。
2.反复诵读，走进诗歌
在反复诵读的基础上，思考下列问题：
（1）说说首节中两个“活”与“死”的不同含义。
（2）两种人对待人民的态度是怎样的？其结局又是怎样的？
（3）这首诗在写法上有什么特色？这样写有什么作用？
3.读懂鲁迅，思考人生
以“通过学习《有的人》，我认识到鲁迅是一个人，我要
，做一个的人。”的句式谈学习本诗后的收获。
（二）我的“二次备课”
1.备学情
不同的班级有不同的学情，不同的学情采取的教法学法都不同。因此，教师应随时了解本班学情，要知道学生文本预习得怎样？掌握了多少？想什么？知道什么？需要什么？然后修订教案，进行“二次备课”。如考虑学生阅读面较窄，对“俯下身子给人民当牛马”“情愿作野草，等着地下的火烧”这样的句子的理解有难度。根据此学情，“二次备课”中我补充了下列点拨：“俯下身子给人民当牛马”源于《自嘲》诗中的“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鲁迅先生始终爱憎分明，与敌人顽强作战，为人民勤恳工作。
2.备重难点
这首诗对比手法的运用堪称经典，也是教学目标之一。因此，在重难点上，我增加了一项：“了解诗歌中对比手法的运用及前后对照的结构。”
3.备学法
怎样写好诗歌？在仔细观察和认真思索的基础上，只要我们用心去写，就能写出充满情趣，充满生活气息，充满梦幻的小诗来。但要注意几点：第一，要“精”――表达的意思要集中。第二，要“活”――表达形式要灵活。第三，有韵――节奏明快，押韵上口。诗歌是有韵的，合辙押韵，帮助记忆，便于流传。
4.备点拨点
4.1关键句的理解。如首节、“俯下身子给人民当牛马”、“情愿作野草，等着地下的火烧”等。
4.2关键词的理解。如“活”、“死”、“骑”、“俯”、“刻入”“不朽”“摔垮”等。
4.3品味语言。让学生体会以下语句的修改的妙处。
这首诗在选入语文教材时，曾经臧克家修改，请品味：
（1）原句：有的人/把名字刻在石头上想不朽。
改句：有的人/把名字刻入石头，想“不朽”。
（2）原句：骑在人民头上的/人民把他摔倒。
改句：骑在人民头上的/人民把他摔垮。
（3）原句：给人民当牛马的/人民永远纪念他。
改句：给人民作牛马的/人民永远记住他。
4.4.对比的角度与作用的理解。
为了加强、突出主题的意义，丰富这篇短诗的内容，通篇用了对比的表现手法。先反后正，对比的角度各不相同。第1节对两种人的评价形成对比；第2―4节把两种人对人民的态度进行对比；第5―7节把人民对两种人的态度形成对比。
4.5思考讨论：诗歌为纪念鲁迅先生而作，却不用“鲁迅赞”或“纪念鲁迅”为题，而是以“有的人”进行反复咏叹？
因为诗人是“借着纪念鲁迅这样一个机会，用诗作为出口，抒发心中的积愤”（臧克家语）。诗中不仅歌颂了伟大的战士鲁迅，而且热情地赞颂了以鲁迅为代表的千千万万向着恶势力冲锋陷阵的革命战士的崇高精神。诗中定的两种人，代表了两个阶级的斗争，从而深切地表达了人民群众对恶势力的无比憎恨，对以鲁迅为代表的革命先驱的崇敬和热爱。
5.备课堂练
5.1请用一些词语送给这两种人；请用词语来概括人们对这两种人的态度。
词语：无私，高尚，虽死犹生，默默奉献，廉洁奉公，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自私，卑鄙，虽生犹死，卑鄙下流，残酷剥削，沽名钓誉……
态度：怀念流芳百世永垂不朽崇敬爱戴……
鄙弃摔垮遗臭万年千古骂名……
5.2列举历史上现实中两种人的代表
雷锋焦裕禄袁隆平孔繁森钱学森
秦桧袁世凯徐才厚
6.备拓展。
课外阅读鲁迅的诗《自嘲》、散文集《野草》，泰戈尔的诗《某人》，郁达夫的散文《怀鲁迅》。
三、结语
课堂教学是一门遗憾的艺术，要想少一份遗憾，多一份信心，加强实实在在的“二次备课”，不失为一条良策。通过量变达到质的飞跃，使自己的课堂教学真正达到有效。
[参考文献]
鲁迅的诗篇7
将人名张冠李戴占得最多。将孔丘弟子的话说成孟子之言；又将孟子之言安在孔子头上，不过，一送一还也算扯平了。在《（近代木刻选集）（1）小引》一文中，鲁迅将杜甫的诗“我有一匹好东绢，请君放笔为直干”归在坡名下。而他那篇著名的《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就出了两个错误，一是将春秋战国时楚国的“温伯”误做吴国的“季札”；二是将司马昭的事扣到了他老子司马懿头上，而后一个错又错了三遍。在其他的文章中，他还将清代端郡王载漪认作大臣刚毅；把元代江南释教总统杨琏真迦，误记为国师八合思巴。
错写的名言典故。将明人笔记里的“五虎五彪”，记为“十彪五虎”。《记“发薪”》一文，将“生年不满百”，写为“人生不满百”。《隐士》中的“谋身谋隐”写成“谋隐谋官”，这个倒错得有趣，想必先生写得太投入，一疏忽错了字又颠倒了顺序，却揭了伪隐士以隐谋显的虚伪，这正是先生写作时真实的想法。
其他有记错了朝代年月的。如将“金兵”作“元兵”；将明代的《析骨分经》提早到宋朝。鲁迅在1933年2月12日，“元旦开笔大吉”，送了好友台静农一首诗，道：“云封高岫护将军，霆击寒村灭下民。依旧不如租界好，打牌声里又新春。”这诗作于1月26日正月初一，本是“戏为邬其山先生一笺”，邬其山即鲁迅的日本好友内山完造。后来，鲁迅又抄给了台静农，只是抄写时做了几处小改动。当时，早已占领东三省的日军，又占领了山海关，形势危及平津。驻军则在奉命撤退。而却正亲任总司令，指挥对红军的第四次“围剿”。此诗作于大年初一，即体现了鲁迅将别人喝咖啡的时间用在工作中的勤奋，又见其在国之将亡，百姓将受涂炭之际，内心不可抑制的忧愤。信的落款，错将“酉年”写作“申年”。这一错，不知是惯性使然，还是忧愤使然。
鲁迅文中还有将本没有之事当作已发生之事的错误。他说唐人《朝野佥载》一书中记有“武后朝有一位某男士，将脚裹得窄窄的”奇闻，但书中并无此记载。他还写道：“法国人的波特莱尔，当巴黎公社初起时，他还是很感激赞助。”历史上也无象征派诗歌的开创者波特莱尔赞助巴黎公社之事。其他的错误也偶尔发生，他在给日本友人增田涉的信中将宣纸的产地安徽宣城县，误写成燕赵重地宣化府。还在《“题未定”草（六）》的引诗中，将“变”错写作“工”；“消”错写作“委”，他虽在诗后以括号注明“手头无书，也许记错，容后订正”，却终于未“订正”。
鲁迅的诗篇8
关键词：鲁迅《野草》阐释
鲁迅曾说：“我自爱我的《野草》。”并且对自己不能再写出《野草》式的作品而感到万分沮丧与懊丧。文学界至上世纪以来对于《野草》这部小册子的研究历来呈现一种值得注意的特殊现象，即不论哪个时期的批评家，且不论他们对作者本人所持的政治态度如何，通常都会对《野草》的艺术成就有着较高的评价。但有趣的是，批评家们在阐释《野草》主题及作者意图时的仁者见仁与对其艺术成就的一致赞扬形成了旗帜鲜明的对比，阐释者们的意见和观点有时相去甚远，有时甚至完全相反。此种现象在《野草》研究和欣赏中普遍存在，不仅是对《野草》这部作品的认可和有力印证，还说明对《野草》的研究仍有可深入探索和挖掘的可能和必要。基于《野草》主题和艺术的复杂，阐释它更需要用多层次的视角与技术，从不同的视角加以观照。长久以来，批评界对《野草》的阐释更多地停留在政治上的意识形态批评，而换一个角度，多层次地对《野草》进行剖析、理解也许能让我们从作品中寻找到新的观点，得出与以往不同的结论。
以鲁迅与朱安的悲剧婚姻及与许广平的复杂爱情作为一个新颖的切入点，在以往的《野草》研究中是被刻意忽略和回避的。道义与情感之间的两难选择在《野草》中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反映，而这正是作为事件当事人的鲁迅所面临的现实处境。今天的文学批评与研究应该把作者看成一个有血有肉、有情有欲的正常人，而不是将其妖魔化或者神话，更不应将其拉下政治神坛，又推上思想神坛。如果我们始终对研究对象采取某种仰望或俯视的极端姿态，则有些问题必然会被研究者们自觉或不自觉地规避和忽视。
文学创作的契机和动力往往来自于作者对生活的深切体察，对个人生活境遇和苦闷的感受。《野草》中的部分诗篇正是鲁迅隐秘个人心理有意识或无意识的表露，这些心理活动深刻揭示了鲁迅内心情感和道德的疑虑与冲突。胡尹强认为：“《新青年》团体酝酿‘散掉’的时候，鲁迅没有彷徨、苦闷，《新青年》团体完成分化、散掉的全过程，鲁迅也没有彷徨、苦闷，反而更坚定地在自己选择的道路上继续前进，至少小说创作反而更多更好了。而现在―――进入1924年了，分化、散掉的事实已经过去三四年了，鲁迅反而因此彷徨、苦闷起来，这就不大合乎情理了。”[1]
1924至1926年间，鲁迅与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的学生许广平从相爱到决定同居。正是在此期间，鲁迅写成了“自爱”的《野草》。鲁迅在为《野草》英译本写作序言时提到当时“大抵仅仅是随时的小感想。因为那时难于直说，所以有时措词就很含糊了”[2]。
所谓措辞很含糊的“随时的小感想”在鲁迅当时的境遇中应该包含了他得到爱情时的欣喜和满足，更包含了其对爱情与伦理两难的考量与取舍。虽然母亲一手包办的旧式婚姻，使他不得不尴尬地维持了二十年有名无实的夫妻关系，但出于对母亲的孝顺，对道德的恪守，也包括对弱小者的同情与怜悯，鲁迅因为内心的善良而不愿伤害他人，只能默默承受这段婚姻带来的心理压抑。而自己珍视的与许广平的爱情，却只能背负着于当时中国社会环境所不齿的婚外恋、师生恋的罪名。当时的鲁迅身体状况堪忧，加之与论敌们的论战正酣，他一度怀疑自己在爱情方面的能力，担心没办法给许广平幸福的家庭生活，所以对这场突如其来的恋爱有一种难以逾越的畏惧和自卑。一方面他希望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另一方面希望能够在这个世界上“幸福地度日，合理地做人”，时时苦恼于无法解决这道德责任与情爱的两难命题。
“在我的后园，可以看见墙外有两株树，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秋夜》开篇对枣树的描述，在日本学者片山智行看来，不仅寓意着作者对五四退潮的苦闷与寂寞和对当时黑暗社会的无奈与彷徨，还寓意着对自己婚姻状态的不满、沮丧及无所适从的复杂心情[3]。而与高大苍劲的枣树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诗中出现的小粉红花的形象，小粉花在寒冷的黑夜里做着关于春天的美梦。鲁迅将小粉红花称之为“她”，并将女性气质的娇美柔弱赋予“她”，同时用一种怜悯同情的笔调描绘“她”。在《寒夜》中“枣树”与“小粉红花”的关系是不应该被忽略的。因为枣树“知道小粉红花的梦”，鲁迅借用这种隐喻的方式揭示了他与许广平之间的心有灵犀。
写作《死火》这篇散文诗时，正是鲁迅与许广平通信之初。早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就有评论者将其与鲁迅和许广平的恋爱联系起来：“冰山、冰谷的环境是鲁迅当时古寺僧人般的生活和孤寂的‘死火’遇‘温热’而复燃，象征被旧传统、理智压抑下去的感情，由于外界因素刹那间的复苏”[4]。
《复仇》中“温热”是激爱的决定因素，“温热”惊醒了“死火”。若以“死火”比喻许广平，则是符合她与鲁迅恋爱之初的真实情况的。作为学生的许广平，鼓起勇气主动提笔给老师鲁迅写信说：“苦闷则总比爱人还来得亲切，总时刻地不招即来，挥之不去。”并希望鲁迅能够“拯拔”她，她也曾表示过读了鲁迅的信，自己的心如“顿时在冰冷的煤炉上加起煤炭，红红地在燃烧”。许广平口中这种先“冰冷”后“燃烧”的意象，实质上也与“死火”相同。与“死火”相比“我”的形象更符合鲁迅当时的创作心态。文中有这样一段描写：
“哈哈！
当我幼小的时候，本就爱看快舰激起的浪花，洪炉喷出的烈焰，不但爱看，还想看清。可惜它们都息息变幻，永无定形。虽然凝视又凝视，总不留下怎样一定的迹象。
死的火焰，现在先得到你了！”[5]
我们可以明显地感受到，这段话是一个自豪的胜利者内心情感的直白表露，是“我”得到死的火焰后的欣喜和在心理上获得的莫大满足与平衡。
在此之后的1925年，鲁迅写了《腊叶》。诗人借一片腊叶的来历，提到了庭院、院中的树、秋夜和繁霜，这一切都使把《腊叶》和《秋夜》联系起来成为可能。但我们能明显感觉到这两首散文诗中的情绪完全不同。作者以病叶和枣树自喻，病叶的蛀孔正如枣树的皮伤。
《秋夜》里，枣树很舒服地欠伸着枝干，他知道小粉红花的梦，秋后要有春。他也做着自己落叶的梦。而腊叶只经过短短的一年，“却黄蜡似的躺在我的眼前，那眸子也不复似去年一般灼灼”[6]。在《秋夜》结尾，诗人间接抒发了自己坚忍不折、奋发抗争的情怀。而在《腊叶》的结尾，诗人则沮丧地写道：“看看窗外，能耐寒的树木也早已经秃尽了；枫树更何消说得。当深秋时，想来也许有和这去年的模样相似的病叶的罢，但是可惜我今年竟没有赏玩秋树的余闲。”[7]鲁迅称“《腊叶》，是为爱我者的想要保存我而作的”。而“爱我者”何人，他曾说：“许公很鼓励我，希望我努力工作，不要松懈，不要怠忽；但又很爱护我，希望我多加保养，不要过劳，不要发狠。这是不能两全的。这里面有着矛盾，《腊叶》的感兴就从这儿得来。”可见《腊叶》是鲁迅献给许广平的。但是鲁迅对爱情关系究竟能维持多久的担心，使我们从《蜡叶》中看到爱情带给鲁迅的心理负担似乎重于带给他的欢愉：“将坠的病叶的斑斓，似乎也只能在极短时中相对，更何况是葱郁的呢。”[8]鲁迅以枫叶颜色象征爱情的短暂，腊叶斑斓的色泽在很短时间内就会褪去，那想象中“葱郁的”叶的颜色可能会消褪得更快。中年病弱的鲁迅清楚地意识到，迟来的爱也许只意味着有限和短暂的生命力激发。对许广平来说，她年轻，受过高等教育，是北京女师大中的风头人物。她的果敢与外向与鲁迅的多疑和多虑迥然不同，他们之间的关系究竟能维持多久？他们的爱情何去何从？这些现实的问题使鲁迅担心忧虑，所以将其体现在《蜡叶》中诗人对于葱郁枫叶可能会更快褪去颜色的伤感。
从《秋夜》到《腊叶》，鲁迅似乎完成了个体生命的情感之旅。如果将《死火》作为散文集的一个转折点，我们就可以发现，在此之前的诗篇透露出的是鲁迅希望改变个人生活的强烈意愿，包括摆脱不幸婚姻和寻觅爱与合理生活的意愿。当鲁迅得到爱的时候写了《死火》。《死火》表现了愿望实现以后瞬间的满足和幸福感，多年压抑的情感得以释放，呈现了一种短暂的平衡心态。但在《死火》之后，我们感受到鲁迅又陷入了另一种心理紧张，那就是情感和道德的冲突，许多《死火》之后的散文诗都带着焦虑不安和自责。总之，野草是一本窥探鲁迅内心的书，书中有最真实的鲁迅。其中更凝结着鲁迅的意志、情感、心智、道德及个人生活和经验。如果能够在更广阔的视角下真正读懂《野草》，就能跟一个伟大的灵魂对话，能与之产生强烈的共鸣，而更重要的是，那样能使你看到一个鲜活、真实的鲁迅。
参考文献：
[1]胡尹强.鲁迅：为爱情作证―――破解《野草》世纪之谜[m].北京：东方出版社，2004.
[2]鲁迅全集（卷4）.野草英文译本序[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356.
[3][日]片山智行.鲁迅野草全释[m].吉林：吉林大学出版社，1991.
[4]锡金.关于死火和鲁迅与许广平的爱情[J].长春师院学报，1986（3）.
鲁迅的诗篇9
关键词：鲁迅西谛《北平笺谱》广告艺术比较
鲁迅、郑振铎（西谛）合编的《北平笺谱》木版水印诗笺谱先后于1933年和1934年各印制100部。这部笺谱尤其是1933年的初版，已成为弥足珍贵的文物。2005年一部初版本的《北平笺谱》已经拍出35万元的价格，而2008年拍卖价已涨到40多万元一部。正如鲁迅当年所说：“至三十世纪，必与唐版媲美矣。”中国
1933年，在郑振铎起草的《〈北平笺谱〉广告》基础上，鲁迅将其作了修改。西谛所作《〈北平笺谱〉广告》刊于《文学》月刊第十一月号上；鲁迅修改后的《〈北平笺谱〉广告》刊于《文学》月刊第十二月号上，王观泉、刘运峰、肖振鸣等认为当系鲁迅佚文。
为探讨方便计，现将两则广告抄录如下。
西谛所作《〈北平笺谱〉广告》原文：
中国近代木刻画，至为凌替。作者寥寥，刻工亦劣。其仅存之一片土，惟在日常应用之“诗笺”。却亦被卑视，不发大雅。三十年来，诗笺之制作大盛。绘画类出名手，刻印也极精工。民国初元，北平所出诗笺，尤多隽品。抒写性情，随笔点染。每有前人未曾践踏之园地。虽小景短笺，意态无穷。刻工印工，也足以副之。惜尚未有人，加以谱录。而近数年来用毛笔作书者，日益减少其数。制笺业往往迎合外人嗜好，取〔按：当为“所”〕作乃至丑恶不可言状。中流砥柱，勉谁〔按：原刊误排。应为“维”〕旧业者，全市不及五七家。更过数载，结果恐将不可问。鲁迅、西谛二先生因就平日采访取〔按：当为“所”〕得，选其尤佳者三百数十种，（大多数为彩色套印者）托各原店用原刻板片，以上等宣纸，刷印成册。画幅阔大（三开大本），彩色绚丽。允为极名贵之文籍。即名曰《北平笺谱》。取〔按：当为“所”〕印仅百部。除友朋分得外，尚余四十余部，爰以之公于同好。每部预约价十二元，可谓甚廉。此数售出后，续至者只好退款。如定户多至百人以上，亦可设法第二次开印。惟工程浩大（每幅有须印十余套色者）最快须于第一次出书两个月后始得将第二次书印毕奉上。预约期二十二年十二月底截止。二十三年正月内可以出书。欲先观者，以速定为宜。
鲁迅修改后的《〈北平笺谱〉广告》：
中国古法木刻，近来已极凌替。作者寥寥，刻工亦劣。其仅存之一片土，惟在日常应用之“诗笺”。而亦不为大雅所注意。三十年来，诗笺之制作大盛。绘画类出名手，刻印复颇精工。民国初元，北平所出者尤多隽品。抒写性情，随笔点染。每涉前人未尝涉及之园地。虽小景短笺，意态无穷。刻工印工，也足以副之。惜尚未有人加以谱录。近来用毛笔作书者日少，制笺业意在迎合，辄弃成法，而又无新裁，所作乃至丑恶不可言状。勉维旧业者，全市已不及五七家。更过数载，出品恐将更形荒秽矣。鲁迅、西谛二先生因就平日采访所得，选其尤佳及足以代表一时者三百数十种，（大多数为彩色套印者）托各原店用原刻板片，以上等宣纸，印刷成册。即名曰《北平笺谱》。书幅阔大，彩色绚丽。实为极可宝重之文籍；而古法就荒，新者代起，然必别有面目，则此又中国木刻史上断代之惟一之丰碑也。所印百部。除友朋分得外，尚余四十余部，爰以公之同好。每部预约价十二元，可谓甚廉。此数售缺后，续至者只可退款。如定户多至百人以上，亦可设法第二次开印。惟工程浩大（每幅有须印十余套色者）最快须于第一次出书两月后始得将第二次书印毕奉上。予约期二十二年十二月底截止。二十三年正月内可以出书。快先睹者，尚须速定。
肖振鸣就鲁迅对郑振铎文章所作修改给予了精辟论述，本文试从广告艺术角度作些分析探讨。
西谛所写《〈北平笺谱〉广告》，虽然堪称上乘之作，但就广告视角而言，经鲁迅修改之后的文章确实更显广告本色，其广告艺术尤臻化境。
鲁迅的广告实践在中国现代作家群中流光溢彩，其广告精品力作像珍珠玛瑙一样贯穿于鲁迅广告实践的多个时期，影响重大而深远。正像孙郁评价的那样，鲁迅“不仅创造了文本的奇迹，也书写了出版史的奇迹”。笔者从鲁迅漫长而又异彩纷呈的广告实践中抽绎、归纳出鲁迅对广告的基本观点，即广告目的上的致用观，广告内容上的求真观，广告艺术上的尚美观。下面以笔者归纳的鲁迅广告观对二则《北平笺谱》试加探析。
一、广告目的上的致用观
1.促销
商品广告的基本功能在于促进销售。促销需要亮点卖点，西谛之文与鲁迅之作，可谓亮点卖点缤纷，如：限量印制，实行预约；原店用原刻板片，上等宣纸印刷；“绘画类出名手，刻印复颇精工”；“小景短笺，意态无穷”；物美价廉，足堪宝贵。但是，鲁迅修改后的文章中增加了最重要的“个人之见”，科学论断了此书“实为极可宝重之文籍；而古法就荒，新者代起，然必别有面目，则此又中国木刻史上断代之惟一之丰碑也”。这一增改锦上添花，观点显豁，融情于理，让人不能不叹服，不能不动心。
2.启蒙
上好的广告，还能引领时尚，启迪新知，开启新风。鲁迅之作，在西谛基础上简要介绍和精辟论述了当时出版界未有之新事物——木版水印诗笺谱，以及清末民初三十年来国内尤其是北平木版水印诗笺制作概况。该广告将所推销的《北平笺谱》之编印由来、做法、历史价值等放在中国木刻史的宏大背景中加以论介，既能新业内人士之耳目，又可为业外之人提供探索了解的真确新知。
鲁迅的这则广告，促销和启蒙效果俱佳。他曾经说过，《北平笺谱》“全部出版以后，可以在英文报上登一广告，收集西洋人的钱，因为《北平笺谱》，别发书店也到内山这里来贩去了两部”。
二、广告内容上的求真观
1.真实
鲁迅所写《〈北平笺谱〉广告》，堪称真实的典范。除了广告所述《北平笺谱》内容、意义、预约价与预约时间等要件诚实无欺外，文中一些易为人忽略的地方，鲁迅有一说一，有二说二，不作惊人之语，不为欺世之谈。简述近来所作诗笺“乃至丑恶不可言状”的前因时，西谛只说“制笺业往往迎合外人嗜好”，鲁迅则改为“制笺业意在迎合，辄弃成法，而又无新裁”，显然，如此表述更加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简述当时北平维持旧业的情况时，西谛写道：“中流砥柱，勉谁（按：原刊误排。应为“维”）旧业者，全市不及五七家。更过数载，结果恐将不可问。”鲁迅改成：“勉维旧业者，全市已不及五七家。更过数载，出品恐将更形荒秽矣。”去掉“中流砥柱”，大概是因言过其实，当时旧业已显凋零之态，维持尚且颇为艰辛，于后又“无可奈何花落去”，删除自然比留着更好。“结果恐将不可问”，语意含混，修改为“出品恐将更形荒秽矣”更见形象具体，表意更加集中。鲁迅还将西谛原文中所说“选其尤佳者三百数十种”和“画幅阔大”分别改成“选其尤佳及足以代表一时者三百数十种”和“书幅阔大”，所选之作，既有“尤佳”者又有“足以代表一时者”，因而改句更为完整准确。画幅阔大强调画面大，实际所选作品未必都是大画幅，主要是书幅大气而宽阔，所以表意更精准。
2.真知
中国
转贴于中国
中国一般的广告能够做到真实，就属不易；循真实而上，能有真知灼见流传后世，不得不叫人叹为观止。鲁迅的这则广告，正具有如此的魅力。其中闪烁智慧光芒之处大约有三：一是“近来用毛笔作书者日少，制笺业意在迎合，辄弃成法，而又无新裁，所作乃至丑恶不可言状。”木刻笺谱之类的民族传统艺术之式微，原因是多方面的，鲁迅在此论及制笺业的外部环境（近来用毛笔作书者日少），制笺业自身存在的问题（一味迎合放弃已有成效的传承，同时又缺少必要的创新）。这些因素综合作用，导致了制笺业走向没落，令人深感痛惜。二是“勉维旧业者，全市已不及五七家。更过数载，出品恐将更形荒秽矣。”这一预言，是前一逻辑的必然结果，所出作品委实“更形荒秽”，自然能够推导出下一科学论断。三是《北平笺谱》“实为极可宝重之文籍；而古法就荒，新者代起，然必别有面目，则此又中国木刻史上断代之惟一之丰碑也”。这一论断，预测了《北平笺谱》编印出版的重大历史意义和艺术价值。其科学性已为历史所证明。
三、广告艺术上的尚美观
鲁迅为文一贯严谨认真，即便一则广告也是当作艺术品来做。这则鲜活的广告就体现了鲁迅精湛的广告艺术——崇尚美。除了与西谛之文对比下，鲁迅广告遣词造句显而易见地表现出准确简约的修辞之美、论述周严充分的理性之美。下文拟着重剖析鲁迅广告充盈文间的情意之美、媒介之美。
1.媒介之美
这则广告语言、载体等媒介运用之妙，端的美不胜收。首先，采用浅易文言推介传统文物，与广告所指的对象——民族传统艺术优秀遗产《北平笺谱》的内容、性质是十分吻合的。如用白话，就易有不相匹配之感。是为言物相称；其次，文刊相应。鲁迅说：“看广告的种类，大概是就可以推见这刊物的性质的。”清玩高雅的诗笺谱，面向高品位的《文学》月刊受众，这样的广告发在这样的刊物上，两者相得益彰。
2.情意之美
真正的广告佳作，饱含情意，足以动人。悉心品读《〈北平笺谱〉广告》，不难感应广告作者流淌在字里行间的酷爱祖国传统艺术的浓情蜜意。笺谱作为记录中国木刻艺术这一民族优秀遗产的载体，很早就得到鲁迅的重视和厚爱。为了挽救保存这一传统艺术，才有鲁迅、郑振铎编印《北平笺谱》、翻印《十竹笺谱》等义举。仅就广告文字而论，情深意浓。“中国古法木刻，近来已极凌替。”惋惜之情溢于言表；“三十年来，诗笺之制作大盛。”欣喜之情跃然纸上；“民国初元，北平所出者尤多隽品。……每涉前人未尝涉及之园地。”勃勃兴致难掩；“惜尚未有人加以谱录。”“近来……所作乃至丑恶不可言状。……更过数载，出品恐将更形荒秽矣。”忡忡忧心可见；“《北平笺谱》……实为极可宝重之文籍；而古法就荒，新者代起，然必别有面目，则此又中国木刻史上断代之惟一之丰碑也。”高瞻远瞩，自信在胸；“除友朋分得外，尚余四十余部，爰以公之同好。每部预约价十二元，可谓甚廉。……予约期二十二年十二月底截止。……快先睹者，尚须速定。”同赏雅意，乐在其中。一条保存祖国精美艺术的情感之河分明在鲁迅笔底汩汩奔流，至今都使人感佩不已。
总之，鲁迅改定的《〈北平笺谱〉广告》，在500字左右的短小篇幅里，促销商品与新知启蒙有机结合，真实宣传与科学预测有效兼顾，言物相称、文刊相应的媒介之美与挽救保存祖国传统木刻艺术的情意之美相得益彰，实在是难得的广告佳作，其超妙精湛的艺术值得后人好好学习、继承并发扬。
（本文为湖南省教育厅2009年度科学研究一般项目《鲁迅的广告实践、思想与艺术研究》阶段性研究成果，项目编号：09c1141。)
参考文献：
[1]鲁迅.鲁迅全集（第12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2]肖振鸣.《〈北平笺谱〉广告》是否为鲁迅佚文[j].鲁迅研究月刊，2009,(9).
[3]刘运峰.《北平笺谱》和《北京笺谱》区别何在[j].鲁迅研究月刊，2009,(11).
鲁迅的诗篇10
“有的人”是个引人深思的题目：指的是什么人?这些人怎样？诗中举出了完全对立的两种人加以对比。全诗可分为三部分。
第一部分是全诗的总起，对两种人的生与死进行评价。作者抓住“人生”这一重大课题，用“活”与“死”进行鲜明地对比，摆出了对两种人生死的评价：有的人“活着”，不过是行尸走肉，等于是死了；有的人“死了”，虽死犹生，永远活在人民心中。前者指的是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人，他们只有躯壳活着，徒有形骸，生命毫无价值；他们的作为，为人民所痛恨；他们的生活，为人民所不齿；他们的生命，在人民心中早已腐烂发臭。后者指的是那些为着千百万人民的利益，不屈不挠地英勇斗争、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人，他们虽然死了，但是人民对他们却永远感念不忘，他们崇高的革命精神，永远活在亿万人民的心中。
第二部分写两种人对待人民群众截然相反的态度。诗篇摹写了两种人不同的动作和心理。“骑在人民头上”的人刻画的是高踞于人民群众之上的反动统治者的形象，他们作威作福，横行霸道，任意奴役、宰割人民群众，还地标榜自己伟大。“俯下身子给人民当牛马”的人指的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刻画的是甘做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牛”的革命者的形象，含蓄而形象地赞颂了鲁迅“俯首甘为孺子牛”的伟大精神。两种人，一是把人民当牛马，一是甘做人民的牛马，对比形象鲜明。
两种人有着不同的人生目的。反动统治阶级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还妄想不朽，以永远散布他们的恶劣影响，维系黑暗的旧社会。无产阶级革命战士期待着为扫除吃人旧社会的燎原大火的到来，甘愿在伟大的革命斗争中献出自己的一切。
第三部分写人民对这两种人截然不同的态度。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人民不可欺，他们以不同的态度对待人民，人民就以不同的态度对待他们。一个“摔”字，表现出人民的力量，“垮”字写了反动统治者失败的命运。对鲁迅这样的革命者，“人民永远记住他”，永垂不朽。“永远”一词饱含对鲁迅的无限崇敬和深切怀念。这首诗热情歌颂了鲁迅先生热爱人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伟大精神，鞭挞了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反动阶级，深刻揭示了热爱人民的人在人民心中永生，与人民为敌的人必然灭亡的真理。
二、问题研讨
1.朗读这首诗时要注意把感情体现在语气和语调上。如:
有的人／骑在人民头上／：“呵，我多伟大！”(狂妄、轻浮)
有的人／俯下身子／给人民／当牛马。（庄重、崇敬）
2.理解重点句子。
①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
第一个“活”，指躯壳活着，充满了作者的鄙夷和轻蔑，第二个“活”，指精神永存，是作者对鲁迅伟大一生的充分肯定和赞美。第一个“死”，指灵魂腐朽，充满了作者的痛恨和咒骂；第二个“死”，指失去生命，表达了作者惋惜和怀念之情。
②把名字刻入石头的/名字比尸首烂得更早；/只要春风吹到的地方/到处是青青的野草。
把名字刻入石头的人，是想流芳百世，实际上这种人活在世上，灵魂早已死去，名字早已遗臭万年。“熔岩一旦喷出，将烧尽一切野草，以及乔木，于是并且无可朽腐”，鲁迅以野草自比，为了荡涤旧社会的黑暗，腐朽，宁可牺牲自己的一切。一旦革命蓬勃发展起来，野草就会萌生，到处是一片青绿。
“刻入”和“烂”是讥讽、嘲笑，是对一心想流芳百世的反动派的鞭挞，讨伐；“春风”“到处”“青青”这些感彩鲜明的词语，是作者对为人民奋斗一生的革命战士蓬勃生命力和精神不朽的热烈歌颂。
3.这首诗是为纪念鲁迅而作的，为什么以“有的人”为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