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物科学的意义篇1
一、高校生物标本馆对学科建设的意义
高校生物标本馆既支持了生物学教学、研究，又辅助了大学生德育，对生物学科建设具有积极的作用和意义。具体分析来看，高校生物标本馆对学科建设的意义主要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
(一)为生物学科提供了教学支持。
生物标本真实反映了生物的形态、构造等，其中蕴含着大量的生物信息，将其作为一种教学教具应用到生物学科教学中，可以让学生更加直观、充分地了解并掌握生物学知识，为生物学科的教学提供了必要的支持。某种意义上来讲，生物学是一门概念性很强的学科，单凭教师的语言描述很难让学生产生具体的印象，不利于学生对生物学科理论知识的掌握。而高校生物标本馆的建设和使用则有效解决了生物教学的这一难题。例如，在对学生进行植物教学时，教师可以到学校的生物标本馆借取一些教学需要的生物标本，结合讲授的内容进行标本展示，从而让学生直观感受植物的形态构造，让他们深刻理解并掌握所学知识。除此之外，生物实物展示还可以提升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教师可以充分利用学生的好奇心理，引导学生进行自主探究式学习，让学生主动发现各植物标本的不同和特性，使学生快速掌握植物标本所蕴含的生物信息，从而达到预期的教学效果。因此，高校生物标本馆为生物学科提供了一定的教学支持，可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帮助学生快速、充分掌握所学知识。
(二)丰富了生物学科的研究内容。
大多数高校生物标本馆是经过长时间的积累建设而成的，其中储藏着大量的动植物标本，这就为我们研究生物的自然历史和多样性提供了有利条件。众所周知，在我们所生存的自然环境中有多种多样的生物，这是我们保护气候、水源、土壤等生存要素的基础，维系生物的多样性对人类社会的发展意义无疑是重大的。据科学研究数据显示，生态系统中生物种类越繁多，其对自然环境的影响就越大，它所发挥的创造力也就越大。每一种生物的存在都有其必要的价值和意义，因此，我们应尽可能去保护它、研究它，以使其在自然环境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例如，袁隆平研制的杂交水稻就是实证，他为人类创造了更大的经济价值。高校生物标本馆的建设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生物标本的多样性，它不仅仅为生物学科教学提供了支持，还为我们研究生物学提供了永久的、直观的参考，所以，高校生物标本对学科建设的意义是重大的。高校作为人才培养基地的同时还是科研的圣地，更应该加强生物标本馆的建设和管理。
(三)对学生具有积极的德育意义。
人类经济活动范围的扩张，对生态环境的破坏日趋严重，导致很多稀奇的物种逐渐走向灭亡。高校生物标本馆为学生了解生物变化、物种种类提供了良好的环境，让学生通过对这些知识的了解唤起自身保护自然生态环境的意识。传统生物教学课堂上并未或很少涉及到思想教育，对学生的教育也仅局限于理论层次，即使讲述了很多内容但尚未给学生留下深刻的印象。而生物标本馆的建设和使用则改善了这一现状。教师可以定期组织学生到馆进行学习，结合生物物种的变化对学生进行思想教育，通过栩栩如生的生物标本激发学生保护生物的欲望以及努力学习本门学科的兴趣，让他们懂得如何善待人类自己、善待大自然并自觉保护生态环境。另外，还可以将生物标本馆视作生物教学第二课堂，组织学生进行标本制作，如此既满足了生物教学的需求，又增强了学生的实践能力，是现代素质教育的有效途径之一。学生在动手实践过程中所具有的积极性、创造性以及团队协作精神是课堂教学所不能给予的。由此看来，高校生物标本馆对学生具有积极的德育效益，亦是素质教育的有效途径。
二、高校生物标本馆的管理建议
高校生物标本馆对学科建设作用的发挥不是单靠其自身就能实现的，需要进行科学、合理的管理。因此，高校生物标本馆管理显得尤为重要。本文结合高校生物标本馆对学科建设的意义，提出了以下两种高校生物标本馆管理建议，以供参考。
(一)做好日常管护工作。
高校生物标本馆对学科建设意义的实现有赖于日常良好的管理。为了保证生物标本的多样性与完整性，高校应该做好日常管护工作，及时更新日常管护信息，以合理调配资源，发挥出生物标本馆在学科建设上应有的效益。在高校生物标本馆标本的陈列上要注意遵照一定的次序，将生物标本进行分类，一来方便管理，二来便于学生参观。做好生物标本借用登记工作，详细记录借用信息，规范标本借用流程，要求借用人员按时返还，这样支持生物学科教学的同时还要保证生物标本的日后观赏和使用。在生物标本馆内禁止学生私自进行触碰，以防止因学生不小心而造成生物标本损坏。除此之外，高校应该安排专职人员负责生物标本馆的日常管护工作，要求他们定时定期对管内设施进行卫生清扫，通风换气，注意保持标本馆的温度和湿度，尽量减少害虫的损害。每次在学生参观学习完之后，对全馆进行消毒，以免细菌等给标本带来损坏。生物标本馆的管护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需要引起工作人员足够的重视，生物标本馆管护人员应该充分利用自己的所学，协助高校制定详细的管护制度，以使高校生物标本馆管护逐渐科学化、规范化。
(二)实行开放式管理。
高校生物标本馆实行开放式管理，为教师的教学和实验课程提供了有力的支持，可以让学生更轻松、快速地掌握所学知识，还为高校的科研活动提供了平台，给高校人才培养增添了助力。除此之外，因为高校生物标本馆同时具备德育功能和科研功能，所以高校生物标本馆还应对社会进行开放，以将其功能最大化。高校可利用现代媒体广为宣传生物标本馆，让社会大众了解生物标本馆的内容、功能、开放时间等，并组织相关专业的教师或学生到馆内进行讲解，普及大众生物学知识，让大众知悉我们所生存的生态环境以及生态环境的变化，以提高他们保护自然环境以及野生动物的意识，让他们积极主动地参与到环境保护当中。如此，高校通过生物标本馆的开放式管理不仅发挥并扩大了自身的教育功能，实现了对学生、社会大众的教育，为我国的环境保护作出应有的贡献，还提升了对学生素质教育的实效，培养了学生一定的实践能力，实现了生物标本馆对学科建设的意义。
三、结语
生物科学的意义篇2
阎金铎教授认为物理科学方法可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次叫具体方法；比如观察的方法，实验仪器的使用方法或某个实验的具体操作方法等；第二层次叫逻辑方法；在具体方法的基础上，运用逻辑方法进行思考，通过分析、综合、抽象、概括等过程，最后上升到思维的三个形式，即概念、判断和推理；第三个层次是研究方法；如理想化方法、等效法、假设法、类比法、数学方法等.物理科学研究方法泛指非具体和非逻辑的第三个层次的物理科学方法，它是指在物理学发展过程中形成和积累的学习和研究物理问题的符合科学一般原则的各种实践途径以及具体手段.
1高中物理科学研究方法教育的现状
物理科学研究方法以隐性的方式存在于高中物理内容中.这样，从物理教材中物理科学研究方法的呈现形式来看，就不可避免的导致高中物理教师把“方法”教育放在物理教学的次要位置，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1无“法”意识
物理科学研究方法是物理科学实践的产物，是发现物理知识的重要“技术”手段，是解决物理问题的一把钥匙.所以，应该把物理科学研究方法教育放在与物理知识教学的等同位置.但就当前的物理教学来看，无物理科学研究方法教育意识的现象普遍存在.
比值定义法是物理学中定义物理量的一种科学研究方法.在初中物理内容中没有用比值定义物理量的科学方法，比如，密度定义为单位体积的某种物质的质量叫做这种物质的密度，而没有用物质的质量与体积的比值叫做这种物质密度的比值定义法定义密度.其实，比值定义法是一种物理科学研究方法，其所定义的物理量由其特殊规律，比如用比值定义法所定义的物理量与所比的两个物理量无关，其定义式是量度式而不是决定式.而在高中物理教材(人教版)中第一次用比值定义法定义的物理量是速度，由于物理教师对比值定义的物理科学方法不甚熟悉或不够重视，所以在用比值定义法定义速度时，对比值定义的物理科学方法的内容和特点避而不谈.
1.2一提而过
物理知识是物理科学研究方法的载体.同时，物理科学研究方法又具有实践性、科学性，是科学实践智慧的结晶.挖掘高中物理内容中物理科学研究方法教育素材，融物理科学思想方法教育于物理教学之中，以此培养学生的物理科学研究能力和实践创新能力.因此，在物理教学过程中加强物理科学研究方法教育不容忽视.
高中物理内容中的物理科学研究方法有：理想化的方法，如质点、单摆模型；比值定义法，如速度、电场强度、磁感应强度定义；等效法，如力的合成与分解、运动的合成与分解；类比法，如电场与重力场；控制变量法，如探究加速度与力、质量的关系，等等.但在物理课堂教学中对这些物理科学研究方法往往出现一提而过的现象，而对物理科研究学方法概念的内涵、外延、特点以及应用等很少涉及.比如，质点模型是理想化科学方法应用的产物，但在质点概念的教学中，教师常只说明质点是一种理想化的物理模型，而对什么是理想化的物理科学研究方法？为什么要把实际物体理想化？在什么条件下把实际物体理想化？等理想化方法的内涵、外延以及实质和特点置之教外.
1.3有“法”不依
物理科学研究方法潜伏于物理知识之中，挖掘物理教学内容中的物理科学研究方法教育素材，放大物理科学研究方法的教育价值，提高物理科学研究方法的教学地位，加强物理科学研究方法的学习考查，做到有“法”必学、学“法”必用、用“法”必考，从而引起对物理科学研究方法教育的重视，为实现学生知识向能力的转化提供方法的支持.
物理科学研究方法是物理知识向物理能力转化的纽带和桥梁，学生学习物理知识的同时更要掌握物理科学研究方法，
想品质.可以通过实验思想方法的比较选择来养成基于严谨方法对某事物进行判断的认知品质等.当然我们也可以说得更细致一点，譬如在物理问题的解决过程中，我们可以通过查找某类问题的“锲子”，以帮学生不断生成更高水平的的解题策略.
根据笔者的经验，认知策略的最佳教学时机，在于物理知识的学习或物理问题的解决之后，两者之间衔接要紧凑，一般应先让学生自主反思，然后教师进行点拨.长此以往，则可收到培养学生物理学习品质的功效.
最后需要强调的是，创设问题情境、实施探究教学与追求认知策略不应当是分开的，而应当是一体的.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情境的创设就是为了探究的顺利进行，而在探究过程中学生除了习得物理知识与物理思想之外，对探究过程的体验与反思，本身就是认知策略不断生成的过程.在这一整体过程中，教师的作用除了判断学生的知识达成度之外，还可以通过问题解决的方式去判断学生的认知策略是否形成.总的来说，有了这三个基本理念的支撑，高中物理教学就可以进入一个良好的状态，从而实现教学相长.
从而提升学生的探索、发现和创新能力.在物理知识的教学过程中，要把物理知识方法化、科学研究方法显性化，做到知“法”、学“法”、用“法”.在学生掌握物理科学研究方法的前提下，加强物理科学研究方法的应用训练和考查.当前的物理教学现状表明，物理知识的巩固训练多是致力于物理概念和物理规律以及物理实验，而对物理科学研究方法的应用训练是练的少、考的少，表现出有“法”不依的教学现状，由此说明当前的物理教学对物理科学研究方法教育的乏力.
2高中物理科学研究方法教育的思考
2.1增强高中物理科学研究方法教育意识
意识是客观存在在人脑中的反映，物理科学研究方法教育意识是物理科学研究方法在人脑中的客观映像.物理科学研究方法对物理学的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物理科学研究方法教育对学生知识向能力的转化和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具有深远的重大意义.物理教师要在提高对物理科学研究方法教育认识的基础上，增强物理科学研究方法教育意识.要在领会理解物理科学研究方法概念的同时，具有抓住物理科学研究方法本质的意识，挖掘物理科学研究方法教育素材的意识，以及物理科学研究方法的应用意识和评价意识.
2.2构建高中物理科学研究方法教育体系
表1高中物理科学研究方法教育体系
高中物理科学研究方
法教育内容(方法、举例)高中物理科学研
究方法教育目标
高中物理科学研
究方法应用训练高中物理科学研究
方法教育评价
实验归纳法光的反射定律
领悟实验归纳方法，经历实验归纳物理规律的过程，学会独立操作.
实验设计规范操作
数据处理归纳规律
等效替代法力的合成
与分解
认识等效法的意义，理解等效的本质，会用等效法探究和解决物理问题.
等效思想等效方法
等效规律数学处理
理想化方法质点
认识理想和现实的差异及理想化方法的物理意义，掌握理想化的条件.
理想模型的认识
客体理想化条件
理想模型的应用
控制变量法探究加速度与
力、质量的关系
知道控制变量法，会控制变量探究问题，会在控制变量的基础上归纳物理规律.
控制变量的认识
变量控制的方法
变量控制的条件
控制结果的处理
控制结果的归纳
比值定义法电场强度知道比值定义的基本方法，理解比值定义法的本质.
定义内容的理解
定义式的理解
定义式的应用
乘积定义法功认识乘积定义法，理解乘积定义法的意义、本质和特征.
定义内容的理解
定义式的理解
定义式的应用
极限法瞬时速度认识极限法，理解极限法的物理意义，会应用极限法解决物理问题.
时空极限和极限条件下物理量的变化，极限条件下物理规律的运用及物理问题的分析.
类比法电场认识类比法的思想，认识类比法的本质，会应用类比法研究问题.
类比法的概念
类比法解题
假说法普朗克量子假设
了解假说法的思想以及假说法在物理学发展中的作用，会应用假说法研究问题.
假设法的概念
假设法解题
外推法自由落体运动
规律研究
认识外推思想方法及外推法在物理学发展中的作用，会应用外推法研究物理问题.
极限外推法解题端值外推法解题
放大法扭秤法测
引力常量
认识放大法，理解放大法的物理原理，会应用放大法研究物理问题.
微小量放大设计，放大法在物理实验中的应用
数学方法振动图象
与波动图象数学模型的建立，数学知识的应用，数学方法的运用.代数、平几、解几、三角、数列知识的应用.
评价内容：
高中物理科学研究方法应用训练内容.
评价题型：选择题；
填空题；
设计题；
操作题;
论述题.
评价形式：
纸笔评价；
操作评价；
纸笔操作评价.
评价标准：高中物理科学
研究方法教育目标
评价呈现：(1)等级形式
生物科学的意义篇3
在西方哲学史，哲学本身的地位，或者说哲学同其他学科的关系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可以说，与每个哲学的辉煌和危机相伴的是对其地位的考验和思考。如果说跨越巴门尼德和亚里士多德的希腊古典哲学塑造了哲学的女王地位，那么无疑康德和黑格尔之间的德国唯心主义就是对哲学婢女身份的有力消解。但在黑格尔之后，绝对精神的瓦解使哲学不得不再次接受考验，甚至哲学的终结成为很多观点相左的哲学家的潜在共识。根据哈贝马斯的说法，此次危机是由于黑格尔开创的现代性话语使然，即现代性的自我批判和自我确认将时代与哲学、历史和思想、通俗概念和学院概念、以及现实和理性完美地统合在一起。因此，无论是黑格尔左派、黑格尔还是尼采开辟的第三条道路始终都摆脱不了这个框架。他要将黑格尔的同时代人名单一直从黑格尔本人列到德国的海德格尔和法国的福柯，甚至哈贝马斯自己。但他也明确表示要从马克思对黑格尔的批判入手，以摆脱上述三个视角的局限。众所周知，马克思对黑格尔的批判最初将矛头指向哲学，这是现实物质利益问题使然。最初在《莱茵报》时期，普鲁士专制政府颁布的书报检查制度、林木盗窃法以及对摩塞尔农民的贫困处境的处理等现实无一不质疑黑格尔主义国家观，质疑国家和伦理、法和理性在理论上的统一。这也促使马克思摆脱最初的青年黑格尔主义视角，转而以物质利益和市民社会为着眼点，重新讨论它们同理性及作为理性之具体化和完成时的国家间的关系。“1842—1843年间，我作为《莱茵报》的编辑，第一次遇到要对所谓的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事。……为了解决使我苦恼的疑问，我写的第一部著作是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性的分析，这部著作的导言曾发表在1844年巴黎出版的《德法年鉴》上。”当然，费尔巴哈的《关于哲学改造的临时纲要》和《未来哲学原理》也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上述转变。此后，从《德法年鉴》时期到《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神圣家族》时期以及《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时期，马克思沿着同样的方向，逐步从法哲学批判过渡到德国社会批判、政治经济学批判以及意识形态和费尔巴哈批判。至于马克思究竟是在哪个时期完成的这个转变，即从一名黑格尔主义者转变为思想上成熟的马克思以及这种转变是否称得上“断裂”，学界有很大争议。但有一点几乎没有异议，即历史唯物主义的确立是马克思批判以往哲学并吸收其他学科，特别是自然科学的新发现而结出的果实。因而也是他完成转变、思想走向成熟的标志:摆脱理性思辨，着眼现实的历史、现实的人和现实的物质生产活动。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在思辨终止的地方，在现实生活面前，正是描述人们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的实证科学开始的地方。”不过，也就是在这里引发了学者对历史唯物主义学科归属问题的广泛争议。历史唯物主义究竟是哲学还是实证科学?学者对此除了在哲学和实证科学二者之中选择哲学或实证科学，更倾向于通过逻辑与历史的统一，逻辑与事实的互动，观察者视角与参与者视角的统一，或者借助当时德语“wissen-schaft”的宽泛定义细解马克思赋予“哲学”“实证科学”的独特内涵，来阐述历史唯物主义对两种学科特性的完美统一，避免二选一可能造成的偏颇或错漏。当然，历史唯物主义涉及的归属学科不止于哲学和实证科学，也有学者根据马克思在同一文本中删掉的“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这段话，直接把历史唯物主义与历史科学划等号;或者根据历史对自然的统摄，提议将历史唯物主义视作“人的科学”。不过，在自然科学持续获得发展与进步，并不断技术化和生产力化的时代，面对随黑格尔绝对精神之瓦解而到来的又一次哲学危机，马克思频繁使用“科学”概念并一再凸显哲学改造世界的使命，这其中究竟蕴含着怎样的深意?仅扣住这段话以历史唯物主义的学科归属问题所寻求的答案并不充分，不足以真实呈现马克思本来的形象及其内在特质，亦不足以把握这个变化所蕴含的深刻意涵和澄清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关系。因为“科学”与“哲学”并非两个绝对分立的学科，甚至从它们到意识形态也并非完全不可逾越。在从一个术语到另一个术语、一个学科到另一个学科、一个领域到另一个领域的突然切换中，马克思表现了新颖性是如何贯穿人类的所有思想领域，如何从科学迅速波及哲学的过程。阿尔都塞非常清晰地把握到这一点:“由于新哲学同新科学有着如此密切的关系，新哲学就很可能会和新科学相混同———《德意志意识形态》把哲学或者当作实证主义的泛泛空谈，或者当作科学的暗淡影子，从而完全接受了这种混同。”这样，阿尔都塞就能突出历史唯物主义的单纯学科归属问题，而在考察成熟的和科学的马克思对于以往哲学的独创性和断裂性意义的同时，捕捉到科学对于哲学的先导意义以及历史的真实内涵。
二、科学的产生及其真正意涵:关于意识形态及其边界
阿尔都塞的上述成就是在20世纪法国哲学的重要分支，即概念哲学取得的。事实上结构主义也可以归于此传统。即“探讨如何建立一种哲学上的关于思想与象征的形式主义”，尽管它要求人利用其思维独具的创造能力和抽象能力来构建抽象概念，但它绝非仅是人之主观性的自然发挥，而更多地是研究对象借助人获得(新)形式，从而进入人的视域和语言、为人所知的过程。因此，在此传统中，概念的确立和形式的建构本身并非纯然主观的，而更多地是客观的。这也解释了为何自笛卡儿起法国概念哲学就非常重视科学(特别是数学)，甚至这个传统所包括的不少人物本身也是科学家，比如卡瓦耶斯、劳特曼是出色的数学家。有些人则曾系统地研究过科学史或接受过专业的科学训练，比如康吉莱姆以科学哲学及科技史研究著称，拉康曾经在圣安娜精神病院以及警察局附属的特殊医院担任过专职和住院医生，福柯系统地学习过医学。有鉴于此，多斯在考察法国结构主义之源起的时候，特别强调当时社会科学由于采取结构主义纲领所取得的全新突破对于哲学的刺激和启发作用。面对战后马克思主义由于经济决定论和主体主义异化论之破产而遭遇的空前危机，阿尔都塞选择并借助法国特有的科学认识论传统和结构主义纲领来切入马克思主义有其深刻的国别和时代背景。“认识论断裂”亦是其工具和结果。据此，马克思由“认识论断裂”而分成青年的和成熟的马克思、意识形态与科学两个阶段。如启用阿尔都塞的另一概念，认识论断裂意味着“问题式”(problématique)发生根本转变。所谓问题式，“指的是尽管没有意识到一种思想、一个人的思维，然而却是从背后支配决定其‘问题和答案的可能性范围’的结构，在‘不知不觉间’决定容许将怎样的问题作为问题、将怎样的答案作为答案的，就是指‘问题结构’。只有在‘问题结构’之内允许的答案，才能承认其是问题和答案，但在这结构之外发现的解答，则不能承认其为解答，既不存在问题也不存在答案。思维就是在这样的‘问题结构’中，并且只在其限定的范围内运动。”如是，青年和成熟的马克思决不共享同一个问题结构，而分别是黑格尔—费尔巴哈式的人本学问题结构和马克思独创的辩证唯物主义问题结构。那么，这两个问题式之间是否存在关系呢?阿尔都塞对此予以否认，即新旧问题式没有可公度或前后承接关系，新问题式只能取代，而谈不上破坏旧问题式。但同时，他又强调新问题式总是不得不已经生活在作为其开端、生活空间和史前史的旧问题式之中。“任何科学的理论实践总是同它史前时期的、意识形态的理论实践划清界限:这种区分的表现形式是理论上和历史上的‘质的’中断，用巴什拉的话来说，就是‘认识论断裂’。”易言之，科学绝非突出既定结构空间之外的超验之物，而是针对某意识形态空间而言并且只有在突破此空间的意义上才可谓科学。“科学在这个意义上是科学，即在意识形态之内，科学使一个(不纯粹但却持存的)‘认识论断裂’永恒化了。”其次，科学也不是“一切系统化的概念体系”，其产生就意味着问题式的根本转变和认识论的断裂，因而具有动态的事件性意义。因此，科学之“科学性”与新问题式之“新”并不在于其出场发生在意识形态或旧问题式之后，而在于永无止境地“摒弃它认为是错误的东西”，从而不断地重建它“同现有意识形态环境、以及作为意识形态环境的基地并在这一环境中得到反映的社会问题和社会结构的关系”。在此，马克思回顾《莱茵报》时所发出的那段感言依旧适用。如是，科学探索最终归结为从现实的物质关系而不是从理性的完成时出发，探索人与物及人与人之间真实关系的漫长过程。由于没有外在或预先设定的目的和方向，这个过程充满偶然性，但因此也是思想家的创造和新意义及真理的产生。通过考察马克思如何从受神秘主义压迫最深、异化程度最高、距离历史最远的德意志意识形态襁褓中解脱出来并回溯到其起点，阿尔都塞表明科学创造实则是思想家触及真实事物和历史本身，并赋予新形式的活动历程。在《弗洛伊德与马克思》一书中，阿尔都塞认为马克思拨开意识形态迷雾后发现的最大现实不是别的，正是无产阶级。这个严格说来并不构成阶级的“阶级”，即资本主义社会中没有形成一个紧致部分的“部分”、一个未被资产阶级国家计数的余数，实则是一个具有奇点意义的零度。因而唯有它才能、并且需要揭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边界。“为了看到并理解阶级社会在制造着什么，就必须站在无产阶级的理论立场上。”这也就清楚地解释了何以马克思能够弥合哲学思考与无产阶级斗争两重使命的裂隙，从而实现哲学与科学的完美统一。无疑，根据“认识论断裂”概念，毋庸说历史唯物主义，即便马克思主义整体对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而言乃是科学。由于马克思主义是科学，那么在包括黑格尔、费尔巴哈在内的德意志意识形态旧问题式内隐而不显的现实，即真实事物和历史本身最终昭彰为真理。齐泽克指出，法国大革命表明资产阶级理论对于封建制度构成了科学。这即是说是资产阶级哲学，而非封建制意识形态本身揭露了后者所掩盖的真相。以此类推，在马克思主义之内是否还有以马克思主义问题式为开端、背景和史前史的新问题式以及相应的新科学呢?阿尔都塞还揭示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在于根本上终结了此前意识形态与科学、旧问题式与新问题式间的代际断裂和更替。一方面马克思本人的科学探索具有典范意义，阿尔都塞强调自己也正是按照马克思主义原则来研究马克思的产生和创造性的;另一方面，它独具反思品质，能够以反思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同样的方式科学地考察并发现自己的理论局限，不断地转移研究领域。“叙述的辩证形式只有明了自己的界限时才是正确的。”为此，阿尔都塞又对马克思主义内部进行科学与哲学，即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的二分，尽管他在很多地方又笼统不分。例如，他说:“对于一种既作为历史科学，同时又作为哲学的辩证理论，这是必然的事情。马克思主义是在理论上敢于迎接这个考验的唯一哲学。”或者，它是“理论认识的历史理论”。不过，阿尔都塞毕竟藉马克思主义研究明确指出了科学探索对于哲学研究的先在性，因此，在结构主义式微、后现代主义只破不立的状况下，哲学的地位问题依然饱受争议。
三、哲学的重新定位:实践与真理
在阿尔都塞之后，哲学的地位问题集中在哲学与其他领域，特别是与科学的关系上。这是因为哲学自古希腊起点以来就在不断地失去，至今已经完全丧失实在的研究对象。在“为科学家讲的哲学课”致辞上，阿尔都塞的第三个哲学论点就承认，“在每门科学都有一个实在对象的意义上，哲学并没有一个或一些实在对象可以作为自己的对象”。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巴迪欧最后还要将存在论从哲学中剥离出去并划归给数学。那么，最后，哲学还拥有什么，还能做什么?哲学在科学长足进步的今天面临的危机是深刻的，其存在的必要性是令人生疑的。阿尔都塞解决这个问题的路径依然是“认识论断裂”式的，因为他指出能够定义哲学的只有它同意识形态以及同科学的关系。易言之，既然任何科学总是不得不在某种“自发的”意识形态下开始工作，而意识形态又决不会主动将自身与现实剥离开来，那么区别意识形态与科学、现实的征兆与现实本身、虚假与真实、谬误与真理，为双方划出界限并以论点形式陈述出来等工作，只能依赖哲学。当然，阿尔都塞一再强调哲学的上述工作并非机械分类，关键在于把科学的东西从意识形态的东西的遮蔽和统治下解放出来，“我们每划清一条界线都要使某种在我们干预之前看不到的东西显露出来”。哲学干预的后果则主要是对科学而言的，它可以为科学家驱散错误观念，清除认识论障碍，开辟一条“正确路线”，从而为一个尚未提出的新问题开辟空间。以这种方式，阿尔都塞对马克思走向成熟的过程的考察表明，科学对哲学具有启发和先导作用。反过来他又借鉴列宁，强调哲学如若证明自身存在的必要性，从而实现对科学的生产性干预，就需要牢牢坚持唯物主义以提防和反抗科学家自发哲学(pSS)中的唯心主义要素。这种唯心主义不断地盘剥利用科学并在所谓科学的“危机”时刻显形。在这个意义上，哲学与政治实践既无本质差异、又无不可弥合的距离，它们的根基最终都在阶级斗争及其后果那里。因此，哲学最终是政治化了的哲学，哲学工作不外乎理论斗争。尽管后来由于方方面面的原因，阿尔都塞的这种哲学定位由于其理论主义偏差而受到他自己和他的学生等不少学者的自我批评和指责，但不可否认其依然影响深远。詹姆逊指出他开启了一场“阿尔都塞革命”，麦金太尔则高度评价他在马克思主义和法国哲学之间进行的沟通工作。在那些应该感谢阿尔都塞的后来者中，巴迪欧是比较特殊的一员。他最初尊崇介入知识分子的代表萨特，后来由于意识形态问题思考而转向阿尔都塞和结构主义，成为后者组织的“斯宾诺莎研究小组”、《读〈资本论〉》写作小组以及“给哲学家讲的哲学课”授课小组的重要成员。但在五月风暴期间，由于阿尔都塞执着于理论斗争而远离真实的群众运动，巴迪欧批判其第二位当代老师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式傲慢。基于激进左翼分子政治介入的视角，他对哲学重新进行了定位。尽管作为当代法国哲学家，巴迪欧最初与阿尔都塞一样也以科学认识论为切入点，并在很大程度上借鉴后者关于唯物主义科学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对立和断裂思想。但其着眼点是科学知识生产过程中的变化以及这些变化的具体生产方式，并指出这是哲学的专属工作。哲学“是这样一个规划，它利用形式化的基本理念，渴望思考新颖性在某个境遇内的物质性浮显和普遍性;新颖性借助普遍性而将自身从陈旧者那里抽取出来”。但差异也是明显的。首先，巴迪欧不再单纯地从与科学的关系来讨论哲学的地位，政治和艺术、爱情一道获得了与科学同等的地位。四者都是变化的发生之地，因而都为哲学制造了研究对象。所以，它们构成了哲学的外在条件。“从定义上说，哲学是赘余的;哲学只能通过与诸外在条件的赘余性联系才能实存，这些外在条件具有爱情性、政治性、科学性或者艺术性。”其次，哲学不再是理论领域的政治实践，而是完全独立和相异于其四个条件，成为对作为其条件的科学、政治、艺术、爱情境遇之新颖性和普遍性的识辨和述说。然而，无论是在科学，还是在政治、艺术或爱情境遇中，真正的变化正是新知识、新组织、新形式或新世界的生产，因此都意味着一种奇独的普遍性(singularuniversality)于瞬间从无名的黑暗转而现身于知识的光照之中，这在巴迪欧看来就是相应境遇的真理从匿名进入语言。如是，哲学归根结底也是对真理的识辨和述说。在这个意义上，科学、政治、艺术和爱情境遇本身就是真理程式，即真理的发生之所。但依旧唯有哲学才能思考诸真理程式的共通性并构造出一套操作程序，以告诫现成的和有朽的动物式的人如何行动才能生成作为无限真理之有限片段和承载者的新主体。“哲学的特殊角色是，提出一个统一的概念空间……力图通过把诸程式的状态放置在一个共同的地方而开始思考其时代，而这些程式是哲学的条件。”因此，哲学规定，科学、艺术和爱情境遇中的真理创造和形式主义之发明对于激进政治依然意义深刻。换言之，列宁关于政治的科学化和艺术化的断言对于今天的左翼分子仍旧有效。
四、结语
生物科学的意义篇4
关键词中学物理教学科学哲学逻辑主义历史主义后现代主义
现代社会就像一头即将脱离缰绳的猛兽，把我们拉入一个全新的知识经济社会，社会的竞争与发展依赖于知识与技术的更新和创新，抛给我们一个巨大的问题：21世纪我们应该学习什么？为“可持续未来而学习与教学”应该是什么样的？2008年第四次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主题为“重质量的全民教育：掌握21世纪的所需的能力和技能”的会议便提出了为了应对21世纪的挑战，优先关注的教育领域之一就是“数学与科学教育”。作为自然科学基础的物理学不可避免地成为了理性的靶子，物理教学能够给予学生什么以应对未来的挑战？传统以知识为本位的物理教学必然会无情地受到批判的检视，“因为我们再也不能刻苦地一劳永逸地获得知识，而需要终身学习如何去建立一个不断演进的知识系统”[1]。对“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提出了新的挑战，要依据学生发展核心素养体系，修订课程方案和课程标准，推波到全面深化课程改革的关键时期，物理教学不得不作出某种回应。20世纪中小学科学教育经历了科学知识―科学方法―科学素养的轨迹。这样的变化受到科学本质观的影响，因此要回到科学哲学，以科学哲学思潮转变的视角审视当前的物理教学。
一、科学哲学思潮的转向
科学哲学是对科学的哲学反思，“通过对科学的目标、方法、标准、概念、定律和理论进行逻辑的、方法论的分析，从而试图理解科学的意x、方法和逻辑结构”。科学哲学受制于两大领域，一是哲学的基本问题，二是科学本身的发展问题。同时科学哲学的发展又会反过来影响这两大领域。其缘起于20世纪20年代以维也纳学派为代表的逻辑实证主义，在将近一个多世纪里，经历了从逻辑主义，向历史主义，再向后现代主义的转向，不同思潮对“科学哲学的议题诸如科学与非科学的分界、科学发现的模式、科学理论的评价、科学发展的模式”[2]有不同的见解，势必会影响到具体学科的发展与教育教学。以科学哲学思潮转向的视角审视当前的物理教学问题，就不仅仅是物理学中科学哲学思想缺失的问题，而且是涉及到物理教学该教给学生什么以及怎么教等更为深层的问题。
1.科学哲学从逻辑主义向历史主义的转向
逻辑主义主要有逻辑原子主义、逻辑实证主义、逻辑经验主义与批判理性主义，它所持有的是一种知识论的科学观，把科学看成是“一个知识体系，即真的经验命题的体系”。获得这种唯一的科学知识的方法便是纯粹的观察，观察是一种中立的、客观的活动，藉此可以决定理论的真假，遵循观察自然现象、提出假设、搜集、分析资料、验证假设这样的科学程序便可以获得科学的知识。科学与理性的联合共同打造了逻辑主义时代的“绝对主义”，人的理性能力能够建立起完备的知识体系去解释自然语言。但却受到了波普尔的质疑，他通过对逻辑主义“观察-理论”的否定和确立“假说-证伪法”自称杀死了逻辑实证主义，但波普尔只能算得上是逻辑主义向历史主义转向的过渡人物，库恩则真正实现了这种转移。在库恩看来，科学的发展是在“范式”内部从事解谜活动的常规科学和“范式转移”的科学革命交替的结果。[3]不同范式之间具有“不可通约”，科学理论就失去了逻辑主义所供奉的理性基础，因此需要转变传统的科学观。“科学和技术的知识不是已有知识的理性、逻辑延伸，而是不同社会、文化、历史过程的偶然产物。”[4]历史主义把很多科学问题都纳入到历史的语境中进行分析，采用的是历史方法论，但也没有完全抛弃逻辑主义的逻辑分析方法。在某种程度上促使了HpS（historyandphilosophyofscience）的兴盛与流行。强调的不仅是科学史进入科学哲学领域，或是科学哲学进入科学史领域，而是一种双向整合。
2.科学哲学从历史主义向后现代主义的转向
为了避免绝对主义，科学哲学走进了历史主义的领域，但历史主义却首先通过库恩的“范式”“不可通约”的概念冲击了科学的合理性和客观性的问题，但却又陷入了相对主义的泥沼。后现代化主义顺势而出现，如社会建构论、女性主义都可以归结为后现代主义科学哲学，该思潮彻底地否定了绝对，反对科学真理的客观性和自然科学方法的唯一性。把科学与理性从神圣的宝座上拉下来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弱理性或非理性的被认可。后现代主义要做的是集中探讨科学与其他文化的关系，试图把科学置于与其他文化现象如文学、神话、宗教平权的地位，把科学看成是一种亚文化的现象，受到外部整个大文化环境的影响。不再强调具有统一的科学方法与程序，从文化评判的角度来看待科学问题，探索知识背后的文化根源。但后现代主义科学哲学并没有解决相对主义的问题，同样也受到这方面的诟病。
在短短的近一百年时间里，科学哲学的两次转向就实现了从知识论向文化论的转移，对具体学科的发展乃至具体学科的教育教学影响是巨大的。作为科学哲学转向的关键人物之一，库恩就认为，把教科书上的知识当做不变的真理，把实验仅当做验证科学概念和原理的方法去教学生，容易使他们形成绝对化的科学知识观、错误的科学方法论和片面的科学发展观。[5]科学本质观对科学教育的影响是无可估量的，一旦认识错误，所造成的负面影响难以逆转。但在国内，科学哲学的演变对教育的影响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尤其是对具体学科教学的影响。就以物理教学为例，在传统知识论统治下的物理教学应该是如何的？而在文化论科学哲学的影响下的物理教学又是怎样的？这样的问题无论是在物理教学的研究领域还是实践层面的教学领域都是被忽视的。
二、从科学哲学转向的视角审视当前的物理教学的困顿
1.物理教学仍然被传统的逻辑主义科学哲学所统治，教学目标偏传统
简单梳理西方英美物理教学的改革，从中可以看出科学哲学转向的影子。如美国20世纪中期强调科学教育要不断更新最新的科研成果，仍然是知识论导向；到上世纪80年代强调提高公民的科学素养，90年代就明确提出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并重。在这样大的国际背景下，国内的教育改革逐渐意识到科学教育改革的急迫。2001年教育部颁布了《全日制义务教育物理课程标准（实验稿）》（以下简称实验稿）将物理教学的目标分为三维――知识与技能、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与价值观，服从于《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的课程目标规定。物理教学目标的转变是外力的、政策驱动所促使的，而非是基于科学本身的发展的要求，但不得不承认的某种程度上却迎合了这种需求。从实验稿的本身文本分析来看，物理教学更加强调与实际生活的联系，提出培养学生的观察能力、提出问题能力、分析问题能力等仍然可以看出是逻辑实证主义科学哲学的阴霾所笼罩着的，对当今社会发展所提出的挑战回应不够。美国的《面向全体美国人的科学》研究报告就明确提出要“培养学生对证据、逻辑和科学见解提出质疑的习惯，让学生懂得社会对科学技术发展的影响，也应该知道科学技术对社会的冲击”[6]。与后现代主义科学哲学否定科学的客观性，强调文化批判不谋而合。但国内的正式文本中却鲜有这样的后现代主义思维的体现。
在实践层面的物理教学中，教师很容易把目标限定在物理学的范围内，认为学生通过物理学习无非是要掌握一些物理概念和规律，更进一步的目的则是在掌握知识与技能的同时，初步形成观察能力、实验能力、思维能力与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两个层次的目标并不是顺势而就的，在第一层次目标的基础上，教师要引导学生去悟物理之理，悟世界之道，才有可能实现第二层次的目标，科学哲学思维联通了知识与技能之间的阻隔。但无论是规定层面的物理教学目标还是操作层面的，却往往被过多的框就在知识目标上，教学目标偏传统。物理教学中“物”“理”分离的现象普遍存在，学生死记概念、规律，不看物理现象，只会套用公式，不能运用“理”来分析物理现象。到最后学生所获得只是一堆陈年旧物，难以形成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难以形成成体系的知识系统，物理教学又如何能给予学生在当今复杂社会的立身之学？
2.物理教学中方法应用单一，仍然是传统逻辑主义科学方法为主
当前物理教学中使用的方法主要是观察法、实验法，尤其是物理实验占据重要的地位。但是一种理论优于实验的实验观，是为了验证某种结论或归纳得出某种理论。整个过程中观察法举足轻重，实验也被简化为了观察，这是逻辑经验主义的实验观。不可避免地有着一些缺点：会遇到归纳问题的挑战；比较重观察轻实验；无论是观察还是实验，最终都是为了理论。实验观的传统与方法应用的单一势必会影响学生物理学知识的学习，更为严重的是学生有可能会形成狭隘的科学观与科学态度。随着科学哲学的发展，实验观也在不断地变化，波普尔以“观察渗透着理论”否定了逻辑主义的“观察-理论”的二分，到后现代主义时期，发展起了新实验主义，“实验有自己的生命”的口号被提出，实验的地位被大大地提高，出现了实验的社会、文化的分析。遗憾的是，物理实验并没有随着实验观的发展而更新，甚至没有意识到科学哲学思潮的转向带来实验观的变化。
3.物理教学中HpS教学模式固定化倾向较明显，缺少教师队伍的支撑
HpS（historyandphilosophyofscience）在1960普林斯顿大学和印第安纳大学作为一个项目首先被提出来，历史主义科学哲学对两者关系的讨论促使HpS的流行。科学史和科学哲学之间具有多重的交互关系，如库恩所说，科学史能够为科学哲学提出的主张提供证据支撑；汉森认为科学哲学能够为科学史上的一些争论和假说进行有效性的论证。但两者并非对称的关系，科学史就拒绝科学哲学认为科学是理性的、进步的观点。对两者关系的讨论也促使了HpS在具体学科教育教学领域的应用。通过梳理关于历史、哲学与科学教育研究手册，物理学科中集中在力学、光学、量子论、热力学、热现象，同时也囊括生物学、生态学、化学、数学等自然学科，分析v史、哲学与科学对学科教学的贡献与影响。随着发展就形成了HpS教育。1997年，孟克与奥斯本提出了HpS教学模式，由演示现象并提出问题、引出观念、学习历史、设计实验、科学的观念与经验性检验、评论和评估六个环节组成。国内大多遵循这样的操作模式和程序，呈现出越来越僵化的趋势。作为国外的引进品，往往看重的是西方物理学的发展史，对于我国近代物理学的发展则关注不够。HpS所强调的是多个学科知识的联通与融合，而非片段、零碎的知识进入到某个学科教学中，因此对老师的素养和知识水平要求极高，需要教师掌握科学史、科学哲学乃至科学社会学相关知识和教学资源，并能够回应一些基本科学哲学问题，引导学生掌握科学的本质。但如若老师没有明白相应的课程内容与科学本质之间的联系，学生怎么可能去了解科学的本质。而我国的物理学教师明显的欠缺科学史、科学哲学以及物理学科方面的综合素养，教师队伍是HpS教学模式在物理教学中实行的最大障碍。
三、科学哲学思潮对物理教学中的困顿与修正
当前物理教学中，有论及科学方法教育在物理教学中渗入，也有物理学史、哲学思想融入物理教学中的。但物理教学应该走向何处？能够给予学生什么应对新世纪的挑战？以科学哲学思潮转向的视角来审视当今的物理教学，物理教学要走向开放性，随着科学哲学的转向，变革物理教学的培养目标、教学内容乃至教学方法，是当务之急。继续固守以知识为本位、固定的探究方法是一种“封建主义”，对当前物理教学作出科学哲学式的反思迫在眉睫。
1.增加物理教学变革中科学哲学思潮转向的推动力
从上文的分析来看，当前的物理教学改革主要是一种外力的、政策驱动式的，方向以课程改革纲要为准绳，而科学本身发展的内在需求不足，推动力不够。科学哲学乃至物理学的发展与物理教学呈现隔绝的状态，物理教学的更新远远落后于科学哲学的发展与演变。要改变这样堪忧的局面，首先在于增加物理教学变革中科学哲学思潮的推动力，这种推动力根植于不同思潮之间的转换。
首先，关系意识，并付诸实践。科学哲学经历两次转向，每一次转向都带来了科学本质观、科学研究方法的变化，这两者极大地影响着学科教育。从西方国家物理教学的演变来看，从强调科学知识到注重科学探究，再到注重对科学的反思和批判，对应了科学哲学的发展历程，这并不是一种无意的巧合。物理教学中三维目标的实现需要科学哲学的支撑。这样的哲学基础能够连接物理教学中的理论和实践，并能为学生提供方法论意义上的追寻。意识到科学哲学与物理教学之间内在的以及意义上的关联，并付诸实践，通过科学哲学的教育意义的应用研究来弥补科学哲学与物理教学之间的隔阂。
其次，积极回应，借鉴国外经验。正视与回应科学哲学的发展对物理教学提出变革的需求，时时更新物理学研究领域的重大问题。上世纪60年代美国就提出课程内容的现代化，将热力学、核力学、放射性同位素、量子论、航空空间科学纳入到新版的物理学教材中。知识的不断更新赋予学生这样的意识：科学知识并非绝对客观的，而是以不同的“范式”在发展的。
2.培养学生以批判反思能力和创新能力为核心的科学素养
后现代主义的结构是釜底抽薪式的，“没有一种话语有前后一贯的意义；不存在普遍逻辑和客观真理的科学，剩下的知识语言游戏在权力关系网中自由游荡”。后现代主义科学哲学消解了科学的绝对标准，很难再用“真理、理性、合理性、客观性”之类的词去形容科学，而用“一致性”的概念替换了“客观性”。如罗蒂的阐述“用非强制的一致观念来代替客观性的观念，将使社会科学家和人文主义者不再认为有某个值得追求的叫做‘科学状态’的东西”[6]，彻底地颠覆了逻辑主义的科学观，科学家必须承认自己的无知。学生在物理课堂上所学的物理知识并非是绝对真理的化身，以传统知识为本位的教学远远落后于时代的发展。比之于理解掌握知识，对证据、逻辑和科学见解提出质疑更为重要。在如此浩瀚的科学知识体系中，学生要能够判断和决策，“能有效的分析和评估证据、争论、声明和信念；分析和评估各种不同的观点”，因为没有一种观点是绝对的客观的，“要善于综合及能在信息和争论之间建立联系；解释信息并依据最佳分析得出结论”[7]。因此，物理教学的目标不能仅仅停留在学生对自然界保持好奇心，养成事实求是之类的科学态度层面，要上升到培养学生的批判反思能力乃至创新能力为核心的科学素养。
后现代主义科学哲学对传统的科学本质观的否定带来的另一个后果是，人类对科学与社会、与人类本身发展的重新反思。科学危机是人类在新世纪面临的重大危机，不断地在科学代价和科学带来的进步之间去权衡，尤其是在出现生态危机和环境破坏之后，科学并不总是一个正向的词。后现代主义科学哲学赋予了科学素养更广泛的内涵，还包括与环境素养相连，包括对科学与社会、环境、人类关系的重新反思和认识。
3.物理教学方法和教学模式的多元化
三种科学哲学思潮强调不同的方法，逻辑主义强调观察法、假说-证实法或假说-证伪法，历史主义强调历史分析法，后现代主义则突出文化批判和对固定方法程序的排斥。物理教学仍然以科学探究活动为主，一般可以遵循提出问题，猜想与假设，制定计划与设计实验，进行实验与收集证据，分析与论证，评估，交流与合作这样的模式进行探究活动设计，另外可以针对相应的主题，在中间环节可以借鉴科学哲学的分析方法，如“逻辑-经验主义的分析、语义学的分析以及用主义的分析”[5]，也可以通过文化批评加入人文化的元素和反思。物理教学方法要克服传统自然科学研究方法的垄断，走向与人文学科研究方法综合应用的趋势。另外更新物理教学中的实验观，提升其在教学中的地位。
就物理教学模式来说，要防止某一种教学模式的垄断，如HpS教学模式的引入，可以是孟克和奥斯本提出的历史-探究模式，或是自然观察-思维探究模式。同时也可以与其他模式相互补充如SSK模式（科学知识社会学）、自然主义认识论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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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科学的意义篇5
关键词：感受性；心理现象；物理主义；还原论；生物学特性
中图分类号：B0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2589（2017）04-0081-02
在现代的认知哲学领域内，感受性问题一直是物理主义者与非物理主义者争论较多的问题之一。物理主义者认为这个世界上发生的事情和存在的事物都是物理的，而且业已存在和发生的物理事件都可以用物理知识描述出来。然而，还有许多的认知哲学家不太赞同物理主义的主张，他们认为这个世界上除了有物理事件外还有心理事件，其中关于感受性质无法被还原成物理事件就说明了心理事件的存在。那么感受性问题的难点是什么？物理主义者又是如何解释的呢？这些争论对现代认知哲学的发展又有什么意义呢？本文主要围绕这三点来谈谈看法。
一、感受性问题的内容
“感受性”从词源上来讲，来源于拉丁文，它的意思为“关于某种性质的”“某物的性质”“具有某种特定性质”等[1]。也指感觉系统对刺激物的感觉能力，通俗地讲就是人的感觉能力。在当代西方心灵哲学中，它特指一个心理状态或事件（主要是感觉和知觉）的感觉性质，比如人所看到的颜色、听到的声音、感到的疼痛等。也有人认为思想和欲望等高级的心理状态同样有感受性。而物理主义运用功能主义和还原论来解释感受性，把人的感受能力还原于身体各个物质器官综合的结果，但是还面临着一些难题，这些困惑主要还是由于感受性的特质引起的。感受性问题的提出主要依据感受性的“主观性”“现象性”和“私人性”，关键点在于如何把感受性的这些特性还原为物理状态。
其实关于感受性主观性和私人性的难题在古希腊和近代哲学中都有体现，例如赫拉克利特和德谟克利特已经意识到感觉经验的“私人性”，普罗塔哥拉提出的“人是万物的尺度”的命题强调了感觉认识的主观性和相对性。到了高尔吉亚提出的三个怀疑主义的命题，更是说明了自我的感受和认识无法言语和沟通。而近代哲学家洛克在论述第一性质和第二性质观念时，提出来物质的第二性质与第一性质不相似，物体没有颜色、气味等属性，从而强调了感觉的现象性。还有些中世纪的神学家针对感受的主观性，提出来一种心灵实体的假设。虽然他们运用模糊神秘主义的学说还是难以解释感受性，不过倒是为现代神经心理学研究人的意识机制以及潜意识问题有所启发。现代心灵哲学普遍的观点认为关于感受性的问题其实都是心理事件如何还原的问题，而通常情况下，都把感受性的心理状态等同于大脑神经系统的作用，任何心理事件都可以对应相应的物理事件，不存在无法还原的感受性问题。
现代我们对感受性的认识主要延续了笛卡尔身心二元论的思想，只不过通过更为科学的方法和语言来阐述。我们在认识事物时，首先都是从我们的感官开始的，从感官出发的这种认识活动就不可避免地涉及感受性的问题。在认识过程中所获得的外部信息转化到内部心理体验时就会产生主观性特征，而这种内部的主观性体验只能是私人的，你无法知道他人是如何体验和处理信息的，所以就带来一些解释空白和理论空缺，而这些因素导致现今的认知哲学家认为无法运用当前的物理主义理论来解释和突破。而感受性的现象性特性是因为我们认知到的外部事物总会以某种现象概念产生，与物理事实不相容。所以当物理主义运用同一论和功能主义来解释感受性的难题时，一些哲学家也根据感受性的特性做出各种思想实验来反驳和诘难。比较著名的有托马斯・内格尔的蝙蝠论证、杰克逊的知识论证，还有由布劳克（netBlock）等人提出的“颠倒光谱的思想实验”等[2]。这些思想实验都深入探讨了感受性问题的难点所在，同时也给出了一些解决方法。
二、生物学视角下的感受性问题
感受性问题，当前物理论者还不能清楚地说明它与神经系统之间的密切联系，也解释不了感受性质到底是什么。感受性质的问题可以说是一个新的领域，此前我们研究主要注重心理与行为、心理状态的过程、事件的本质及与物理事件之间的关系，现在触及了心理状态本身，可以说越来越贴近意识这一根本的问题。对这个问题的不断争论其实也是对物理论的反思和修正，而现今合理的物理主义解释就是还原论借助生物学所提出的主张，认知活动中的感受性质其实就是大脑的一种机能，是具有物理属性的，是可以还原的。
首先，感受性质必须借助身体的各个外部器官来认识外部事物。客观事物具有一定的属性，如颜色、声音、味道、气味、温度、软硬等等。当事物的这些个别属性作用于人的感觉器官，大脑就产生对它的反映。这种由脑对直接作用于感觉器官的客观事物个别属性的反映就是感觉。感觉是脑反映现实的最简单的心理过程。感知觉不仅为记忆、思维、想象等复杂的认识过程提供了材料，也是动机、情绪、个性特征等一切心理活动的基础。没有感知觉也就没有人的心理。当人的感觉被剥夺或感知觉缺损不能正常感知时，人的心理就会出现异常，人们就会出现严重的心理障碍，甚至难以生存。感官是感受外界事物刺激的器官，包括眼、耳、鼻、舌、身等。大脑是一切感官的中枢。通过身体的五官，人才会获得对外部世界的认识。在认知活动中，人的不同感官对应不同的外部事物，在感觉的基础作用上还有对空间时间和运动产生的知觉，它们统一成为人体感受外部事物的基础。人类的知识无论来自自身经历的直接经验，或是通过阅读书本得到的间接经验，都是先通过感知获得。人类的知识无论多么复杂，也都是建立在通过感知而获得的感性知识的基础上。感觉和知觉是人类一切心理活动的基础，使个体与外部环境保持平衡。
其次，大脑神经系统是处理各种感官知觉的中心枢纽。大脑作为人体中最重要的物质器官，其复杂程度远远超过人类的想象，而它与神经系统一起构成了感受能力的最终器官。人们认识世界和客观事物，首先通过五官――眼、耳、鼻、舌、身来获取各种视听信息，然后通过神经系统反馈给大脑，大脑再进行系统的处理做出相应的反应，由此产生了各种认知行为。人类的大脑是人感知外部世界的基本物质器官，如果大脑遭受损坏，人的认知能力就会缺失和损坏。所以，人的感受性质离不开人的各种身体器官，感受能力也是感官和大脑共同作用的结果，并不存在某种心理现象。我们可以得出：感知的本质其实就是刺激大脑神经系统而产生的一种物理状态。不同的客观物体具有不同的感知，我们感知世界和表达感觉的方式也是多种多样的。但是不管怎样，我们都是通过我们的知觉和大脑神经系统来得出知识和经验的，一切的记忆和感觉经验都会依附在我们的身体中，不能脱离我们的大脑独立存在。
总之，现今成熟的物理主义论者对待感受性问题的解决应该求助于现代科学主义的发展，要运用成熟的科学知识和方法来解决实际存在的问题，同时保持一种科学主义的B度和信念才能真正解决感受性的问题，而泛泛的哲学论证和理论假说对于难题还是无法解决。所以，根本点在于要运用大量的科学实验和观测数据来论证感受性到底是人类内在的精神活动，还是外部对大脑神经系统的刺激作用。而流行的科学主义的观点比较倾向于：包括感受性在内的一切人类精神心理活动都可以还原为神经细胞、胶质细胞以及各种原子、分子的相互作用产生的影响。要进一步解释感受性，就要更进一步发展脑神经科学和生物化学。因此，科学主义者把心理问题的解决寄托于日益发展的科学技术上面，特别是脑科学和神经科学。
在现今的科学技术水平下讨论感受性的问题，只能把人的感受性看作是人所具备的一种能力，这种感受外部事物的能力是各种生命体所具有的共性，只不过在人类身上更为高级。塞尔面对感受性的难题，首先反驳了感受性问题被搁置的观点。他认为感受性的问题其实质上就是意识难题，或者说感受性问题是意识问题的重要子问题，如果去除或者搁置感受性问题，那么意识问题就没有必要再研究下去。塞尔重要的理论观点就是要把意识问题作为一种可研究的神经科学和生物学问题，使意识问题从哲学讨论变为科学研究。所以，要放弃传统的意识的主体性导致的无法成为一门科学的错误观点，意识也不能作为一种精神问题而探讨。塞尔认为意识是自然界的一部分，是生物体的属性，它是一种自然生物学现象，可以用科学的方法对它进行研究。
三、感受性问题研究的现代意义
如果说感受性的问题与意识问题密切相关，那么研究这一问题无疑对现代认知科学哲学的发展具有重要作用。感受性问题与大脑神经系统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同样也是认知哲学中研究自我意识必不可少的一个方面。生物科学领域内的所谓意识也就是我们醒着的一种大脑状态，这种状态之下我们与外部世界发生种种关系，通过认识和行为来与世界发生互动。感受性问题所关注的对外界环境和事物有刺激反应的大脑状态实际上是一种生物学现象。感受性问题所涉及的意识问题凸显了生物学的重要性。而通过两种学科的相互交流可以有效解决当前关于感受性的难题。这一问题的探讨很好地融合了两种学科的优缺点，对认知哲学的意识问题和生物学领域的大脑神经系统研究都很有帮助。
总之，在西方认知科学哲学中，感受性的问题涉及对意识本体的探讨，越来越多认知科学哲学家开始关注此问题。而物理主义者对其进行了各种论证和探讨，如何更好地解决感受性问题，还需要科学技术尤其是神经科学和生物学的发展。而对意识问题的生物学解释也进一步丰富了认知科学哲学的内容，促进认知科学哲学向更加合理的方向发展。
参考文献：
生物科学的意义篇6
记者：这次有人提出要“废除中医”，原因是“中医不科学”。而中医给人的印象，无论是诊断方法还是用药确实不像西医学那么严谨。
何裕民：这个问题话题比较长，首先，在近一百年来，科学对于中国是非常时髦的事，其实科学的含义是多样的。首先科学作为一种知识形态；其二，我们讲“科学的”，往往是相对于迷信而言的。
就知识形态而言，我认为中医是带有历史烙印的传统科学形态。至于中医科学不科学，那是毋庸置疑的，因为中医相对于迷信来说是科学的。就引申出一个更大的问题：怎么来看医学。
就“狭义的科学”来说，历史上或者目前所遵循的主要是指物理科学，物理科学是严格意义上的科学。它是用还原方法，进行定量分析，然后用数字化表达。从这个含义上来说，我说一句可能很多人都会吃惊的话“现代西方医学都不是科学”。
这是一个非常著名的科学哲学家说的，他叫库恩，美国人，这是他在50年前就发表的一种议论。他认为医学分两部分：一部分是基础，是生物科学，他认为生物科学尚够得上科学标准；医学的另一块，更为重要的，也是医学的主体――临床医学，却远远够不上科学的标准。
我们讲两个例子：一般人看病都喜欢找老医生，不管找老中医还是老西医，因为经验丰富。经验的东西就不是定量化可以表达的，充满着技艺之类成分，不是科学的问题。真正意义上的科学，比如说it行业，原子物理，一般来说，30岁左右是最好的年龄段。因为科学是严格遵循还原方法论的，且不断更新，很快很快，医学却恰恰相反。
第二个证据，近十几年来医学领域兴起了一门新学科：循证医学。就是充分寻求可信的临床证据，因为我们光靠实验室得出来的这些证据，还不足以说明很多问题。循证医学的出现也表明医学主体目前还够不上一门严格意义的科学。
再如，揭示规律是科学理论的重要特征，物理科学认为规律是唯一的，无例外的。但生物科学领域并无严格意义上的规律，用著名现代生物科学哲学家迈尔的话来说：“生物学中只有一条定律，那就是所有概括都有例外。”
所有的物理科学，最后表达都是数字公式，比如自由落体定律，可以表达为H等于1/2gt2。但生命科学讲的都是概率、百分比，大概是多少。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即使生物科学也够不上严格意义上的科学。
这些生物科学家强调生物阶层在不同水平上都有不同的特征，需要不同的理论，从大分子到细胞器，到细胞、组织、器官、人的整体，每一阶层都导致独立的生物学分支产生，低层次的特征并不足以完全解释高层次生命活动的特点，但这在物理科学却是必然的，因此他们力主生物学必须与物理科学保持“持续的间隔”。生物科学可以充分借助物理科学的方法、手段，但还必须形成自己的方法体系。
再讲第三个含义，医学还是一门人学，还是一种生活方式。有个离休干部，他患高血压、糖尿病，每次都开同样两种药物。医院有三种号5块钱、15块钱、50块钱，他每次就挂50块钱，同样拿两种药。他说：“5块钱的，医生不听我说，不让我说；15块钱的，让我说，不听我说；50块钱既让我说也听我说，也和我交流。”你说这是科学问题，还是人学问题？所以我个人认为，关于医学科学问题的讨论，或者中医不是科学问题的讨论本身前提就是有点站不住脚的，缺乏一个常识，你想把医学严格定义为科学，那么这门医学肯定是没有人性的。
医学本身是科学的一个部分，医学本身带有一定的人文特征，如果我们带有这种观点来看的话，我觉得中医学的存在，对世界是一件幸事。
中医可称是“生态医学”
记者：有人说真理是唯一的，医学真理西方已揭示了，中医学就没有存在必要了。
何裕民：这句话很不妥，实际上是上世纪占主导地位的科学主义的核心观点。我只举一个例子，心理学研究的也是人的问题，心理活动也有物质基础，心理学却是存在着众多的学派与学说，从精神动力学、行为主义、格式塔、心理生理学到人本主义等等，就心身医学而言，日本也有自己的“森田疗法”。生命科学领域，远未达到可以肆谈统一、唯一的境界，我们完全应该宽容地珍惜传统精华，加以弘扬。
记者：现在西方医学已经非常发达，在社会生活中占主流地位，中医还有什么意义？
何裕民：所有科学探索活动都受制于哲学观念的指导。中国占主导的是自然观点元气论，西方占主导的是原子论。元气论驱使人们注重过程与状态，注重相互关联与互动；而原子论则促使人们注重结构，注重还原，重视细节与构造。中西医学理论解释的最深层次的分野也就在于此。因此，我们看到了中医注重整体的“气”，活体的经络，人与外界的互动，中医叫“天人相应”。而西医却汲汲于细胞、大分子、基因。而现代科学的走向是强调两者的有机互补与结合，特别是新兴的复杂性科学。
举个简单的例子，量子力学是二十世纪物理学的最伟大贡献之一，量子力学的理论解释至今就存在着“粒子说”与“波动说”，而“粒子说”就是原子论的经典体现，“波动说”似乎与中国（包括中医学）的气论更能对话。
这就回到了自主论生物学家的基点了：生物不同阶层，有着不同的特征，现代医学着重于揭示细胞、细胞器及基因层次的生物学特征，向上也兼及了器官、组织，但到此为止。而中医学却着重揭示粗略的脏腑之间，特别是生命整体及该生命体与其生存的环境（生态）之间的互动特征。
用我的话来归纳，可以这么说，中西医是以“不同的术语，揭示着生物不同阶层系统的不同特征”。尽管中医用的术语粗疏得多，甚至有许多荒谬之处，但你无法否定他的理论价值所在，就像整体层次的“经络”现象，就像是“气”所揭示的整体生命现象。
顺便说一句，有位著名的否定中医人士，口口声声说中医是伪科学，但他却从20世纪70年代就一直撰文充分肯定元气论的现代科学价值，因为这是无法否定的事实。
中医理论揭示更多的是整体与生态层次的生物问题，认为称中医为“生态医学”，亦无不可。
生物科学的意义篇7
自从达尔文的伟大著作《物种起源》发表以来，对达尔文主义的批评和指责一直没有停止过。然而，达尔文的进化思想实际上已经为世界上大多数人所接受，而且达尔文主义的影响远不止于生物学界。由达尔文和华莱士（alfredrusselwallace）开创的达尔文主义给整个人类社会和全世界的学术界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它挑战了宗教领域和科学领域的传统观念，其影响至今仍然余波未息。虽然《物种起源》的出版早在科学哲学昌盛之前，但由于当代科学哲学家们始终以物理学为科学的典范，其讨论中有意无意地以物理理论代表科学理论，导致实际上达尔文主义①在许多方面对当代科学哲学也形成了挑战。本文试图深入讨论这些挑战，以期引发思考。
一
在讨论之前先对要讨论的达尔文主义做一个界定。本文所讨论的达尔文主义指的是达尔文创立的以自然选择为中心的生物进化理论，即通常所指的达尔文进化论。本文着重讨论达尔文主义对当代科学哲学的挑战，而不讨论达尔文主义自身自《物种起源》发表之后的各种发展（如基因进化论和综合进化论）。因为笔者认为尽管有后来的发展，但是达尔文主义的理论核心：生存竞争、自然选择、适者生存没有改变，否则就不是达尔文主义的学说。
科学哲学是对科学的哲学思考。对于科学哲学来说，什么是科学的问题即科学的划界问题，是科学哲学的首要问题。要讨论科学就必须把科学和其他不是科学的知识区分开来。因此科学哲学的基础是建立在科学知识和其他知本文由收集整理识的区分之上的。科学哲学以科学知识而不是一般知识为自己的研究对象，因为许多科学哲学家认为科学知识不同于一般知识。以一般知识及认识方法为研究对象的哲学就是认识论，而以科学知识为研究对象的哲学则是科学哲学。认识论古已有之，最早见于古希腊时期。而科学哲学则是现代的事，是自科学从自然哲学中分离出来，获得自己独立地位时开始的。江天骥认为，先有独立的科学，然后才有作为独立学科的科学哲学[1]（p90）②。
当代科学哲学家非常重视科学划界问题。逻辑经验主义拒斥形而上学，努力把科学和形而上学、非科学区分开来。但由于划界的困难，他们提出的科学划界标准经历了一个由强到弱的变化。首先石里克提出了可证实性原则（principleofverifiability）。在他看来，科学和形而上学、非科学的区别，在于科学知识的“可证实性”。他说：“自然科学的全部任务只是持续不断地不屈不挠地检验其命题的正确性，这些检验后的命题发展成越来越确定的假说。这样，假说建立于其上的假设同时也在自然科学领域本身得到证实。”[2]（p451）鉴于实验证实在操作上有时受到历史条件的限制，石里克在此说的是逻辑的可证实性。即科学理论之所以为科学，在于逻辑上存在某种方法可以证实它。所以石里克认为“陈述一个句子的意义，就等于陈述使用这个句子的规则，这也就是陈述证实（或否证）这个句子的方式。一个命题的意义就是证实它的方法”[3]（p39）。当然对于达尔文主义理论，人们无法找到某种方法来证实自然选择如何使生物定向发展，从而产生新的物种。因此,以石里克的标准，显然达尔文主义不能算科学。
卡尔纳普早期赞同石里克的可证实性原则。在他看来，科学理论是概念和陈述的逻辑的结合。科学理论必须具有严密的逻辑结构，并建立在可以经验证实的观察陈述的基础上。达不到这种标准的就是非科学，就是应该拒斥的形而上学。按照这种观点，达尔文主义的进化论也算不上科学，因为它不是严格的逻辑体系，也不是建立在可证实的观察陈述之上的。它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经验主义的。它不是像传统观念中的科学那样，先有许多经验观察事实，然后在归纳基础上得出结论。它的自然选择[4]（p95）达尔文把有利的个体差异和变异的保存及有害变异的毁灭称为“自然选择”或“最适者生存”。）没有严格意义的观察事实为基础，达尔文能够作为佐证的只是家养生物的变异。他根据家养生物变异的人工选择和自然界的生存斗争，用类比的方式猜测出自然选择。他这样写道，“人类把个体差异按照任何既定的方向积累起来，就能使家养的动物和植物产生巨大的结果，同样地，自然选择也能够这样做，而且容易得多，因为它有不可比拟的长久期间去发生作用。”[4]（p97）后来，卡尔纳普把证实问题改为确证问题,把“可证实原则”弱化为“可确证原则”（principleofconfirmability）[3]（p69-70），因为他发现“可证实原则”过分简单化，导致科学语言受到限制，这样不仅排除了形而上学语句，甚至把某些有事实意义的科学语句也排除在外。之后他又把此标准进一步弱化为“可检验原则”(principleoftestability)。他提出，只要观察陈述能对某一科学语句的检验方向做出肯定或否定的回答，就可认为该语句是可检验的。那么按照逻辑规则建立在该语句上的理论就是科学的。然而达尔文主义的进化论既不能推演出可供检验的观察陈述，也不能推出检验自然选择的方向。因此按照卡尔纳普的“可确证原则”或“可检验原则”，以自然选择为中心的达尔文主义仍然不是科学。
面对卡尔纳普的标准遇到的种种困难，亨普尔把对单个陈述的检验扩展为对整个理论的检验。而且他把卡尔纳普的单一的检验标准加以发展，提出了多元的检验理论标准：（1）理论表述的清晰性和精确性；（2）说明和预言经验现象的能力；（3）形式上的简单性；（4）理论被经验验证的程度[5]（p19）。那么，在许多生物学家和科学哲学家眼里，达尔文主义的自然选择没有精确的机制说明自然如何在变异中进行选择，也无法通过自然选择预言某个物种进化的方向，而且也无法被经验验证。即使它能说是有一定的简单性，但不能满足亨普尔标准的（1）（2）和（4）的要求，也难以被视为科学。
波普尔不赞同逻辑经验主义的科学的静态模式。他认为科学的发展是动态的。而且他认为逻辑经验主义用证实原则来区分科学与非科学是不可靠的，因为完全归纳是达不到的，从而证实是不可能的。但是他认为证伪是可能的，从而提出区分科学与非科学的界限是看一理论能不能被证伪。理论上能被证伪的就是科学，否则就是非科学和形而上学。然而达尔文主义的理论，既不能如上所说地推导出可供检验证实的生物进化预言，也不能推导出可供检验证伪的进化陈述。在波普尔看来，达尔文主义既不可能被经验证实，也不可能被经验证伪。所以他认为达尔文主义不是科学，而是形而上学的研究纲领。它属于思辨的形而上学领域，但是它是有意义的，它可以指导人们进行生物学研究。而且人们在此研究纲领的指引下，在生物学研究中取得了许多重要成果，但是达尔文主义本身不是科学[6](p302-303）。
库恩既不同意逻辑经验主义关于科学的界定，也不同意波普尔对科学的看法。他认为科学史所提供的事实完全不同于前面两种观点描述的科学。科学是动态发展的，但既不是通过知识不断积累而进步，也不是通过理论不断证实或证伪而进步。他根据科学史，把科学分成前科学、常规科学和科学革命阶段。在前科学阶段，许多范式或研究传统进行竞争，互不相让。经过竞争，某个范式占了上风，成为主流的为大家所接受的范式，这时科学就进入常规科学阶段。实际上在库恩那里，所谓的科学就是常规科学[7]（p270）。在常规科学阶段，人们不再置疑所信奉的范式，而是根据范式去扩大范式所能解释说明的范围，即库恩所说的“解难题”，去把危及人们对范式信任的“反常”纳入范式能解释的范围，即消除反常。然后随着不能消除的反常越来越多，科学就进入了危机阶段。这时就又会出现许多竞争的范式，最后某个范式对以前常规科学中的范式取而代之，这就是科学革命。然后人们又在新的范式下开始了新的“解难题”。在库恩看来，范式的更替不是由于后一范式比前一范式更好更合理，而是因为拥护后一范式的人逐渐增多，赞成前一范式的人逐渐减少，因为库恩认为范式是不可通约的。库恩没有提出什么科学划界标准。他的理论的相对主义倾向，本身就淡化了科学划界问题。因此按照库恩的观点来看，似乎达尔文主义能够算科学。但是细想一下，达尔文主义从它诞生那天起，就遇到了无法克服的困难——即库恩所说的反常。这就是达尔文在他的《物种起源》中所说的理论的难点——过渡变种的不存在。无论在考古发现的地质纪录中，还是在活生生的自然界里，人们看到的都是泾渭分明的物种，而没有看到亲缘密切的过渡类型。达尔文在该书中诚实地写道：“有些难点是这样的严重，以致今日我回想到它们时还不免有些踌躇。”[4]（p184）所以，虽然达尔文的进化论已为学界广泛接受，但是它无法纳入库恩的常规科学范畴。如果我们把自然选择理论看成库恩所说的范式，已为大多数人相信，但是无法用它来克服反常——解生物进化上的难题。所以按照库恩的标准，达尔文主义也不是科学。
费耶阿本德取消了科学与非科学的区别。他认为科学和非科学、科学和宗教、科学和神话之间并没有绝对普遍的界限。科学只是人类的许多思想形态之一，并非天生就是优越的。正如国家要和教会分离，国家也应该和科学分离。科学就是宗教机构，而且是最新、最富有侵略性、最教条的。在他看来，科学并不比其他思想形态更好。科学只所以拥有现在的优越地位，是由于近代它战胜了其他对手。他认为科学与非科学的分离是人为的，不利于知识的进步[8]（p271-286）。因此费耶阿本德消解了达尔文主义是不是科学这个问题。有趣的是，他也消解了科学哲学——当然也包括他自己的理论。他说：“像科学哲学这样的假冒学科从科学的兴旺获得好处，却没有作出一项发现。”[8]（p278）
在费耶阿本德之后，劳丹、法因和罗蒂以及后来的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社会建构论者都坚持消解科学与非科学的划界问题，都不涉及达尔文主义是否科学的问题，在此不再赘述。此后有萨伽德（p.thagard）、邦格（m.bunge）、伽德纳（m.gardner）、d.拉德纳（d.radner）和m.拉德纳(m.radner)等重新探讨划界问题，但都没有解决上面讨论的问题[8]（p155-169）。
尽管达尔文的进化论自它诞生之日起就一直有人反对，但现在已经广泛为科学家和普通大众所接受。如果说达尔文主义学说不是科学，或者说和一般常识没有区别，恐怕难以令人信服。科学哲学中的众多科学划界讨论都没能给予达尔文主义以科学的地位，这只能说明科学哲学中关于科学与非科学、科学和形而上学的划界存在问题。虽然后来有科学哲学家对划界问题的消解。然而，消解并没有真正解决问题。在现实生活中，科学的的确确和非科学特别是伪科学有着天壤之别。而且，以科学为自己研究对象的科学哲学，连科学是什么都说不清楚，势必影响科学哲学自身的尊严和发展。
二
逻辑经验主义者认为,科学哲学的任务就是要解决科学的认识论问题，说明科学理论和观察事实的关系、逻辑和经验的关系。他们认为认识论也就是方法论。他们要给科学方法以彻底经验的说明[9]（p23-24）。逻辑经验主义者认为科学知识来源于经验，获取科学知识的方法主要是归纳法。根据逻辑经验主义，科学理论应该是一个严密的逻辑系统。科学理论中的语句可以分为观察语言和理论语言。理论语言不能带来新的知识。知识来自经验的观察陈述。科学家根据大量的观察经验通过逻辑归纳出理论，根据逻辑从理论中推演出可供检验的观察陈述——预测。如果检验证实了预测，则理论也被证明为正确的。如果检验否定了预测，则理论就是错误的，被科学家淘汰。科学家可以在原来的观察经验上重新构建理论进行检验。虽然达尔文在他的《物种起源》中记录了许多家养状况下和自然状况下的变异事实，但是达尔文的自然选择理论不是从大量经验事实中归纳总结出来的，而是通过家养动物在人工选择下发生变异的类比提出的。实际上人工选择和自然选择有很大的差别。人工选择是选择者有意识的活动，而自然选择是无意识无目的的。而且人工选择只能根据选择者意愿改进物种，但不能产生新的物种。达尔文主义理论没有自然选择如何发生的观察记录。而且从他的那些记录中也归纳不出自然选择理论。达尔文把马尔萨斯（malthus）的理论推广到整个动物界和植物界，提出生物界普遍存在“生存斗争”，在生存斗争中那些发生了有利变异的生物幸存了下来，而没有发生变异或者发生不利变异者就被淘汰了，这就是自然选择。他把自然选择中适者生存来替代人工选择有益于人类的性状的主观意向。因此不少人包括波普尔认为自然选择和适者生存是同义反复[6]（p302）。在此，达尔文主义实际上是对当代科学哲学中认为知识来源于经验的归纳方法提出了挑战。
波普尔不满意逻辑经验主义的归纳法。他认为科学的方法应该是科学家面对各种问题提出各种假说或理论，然后通过观察和实验检验它们。但检验不是归纳证实，因为归纳法是不可靠的。他认为科学发展首先是面对许多问题提出各种猜想，然后对这些猜想进行反驳——证伪，通过证伪获得逼真度高的理论来接近真理。按照波普尔的说法，我们确实可以把达尔文主义看成为通过类比提出的一种假说，但是如上所说，从达尔文主义学说中无法推导出可供观察和实验检验的预测，因此达尔文主义是既不能证实也不能证伪的。波普尔认为不能证伪的理论不是科学。因此波普尔说它是形而上学研究纲领。从另一角度看，达尔文主义实际上也是对波普尔的“猜测-反驳”的科学发现的模式提出了自己的挑战。如果认为达尔文主义是一种猜想，那么它又是无法反驳的。如果我们承认达尔文主义是科学的话，那么波普尔的科学方法就是不合理的，至少是不充分的。当然波普尔的说法遭到了强烈的反对。后来波普尔对自己的态度进行了深刻的反省，他认为达尔文主义得到了孟德尔的遗传理论、突变理论和基因重组理论的支持，但他仍然认为达尔文主义是可以检验但很难检验的[10]（p434-435）。“自然选择理论可以作这样的表述，它决非是同义反复的。在这种情况下，它非但是可以检验的，而且严格地说，它并不是普遍地真的。……并非所有的进化现象都只能用自然选择来解释。然而，在每一特定的场合，它是一个富有挑战性的研究纲领”[10]（p438）。
库恩指出,科学史上并没有像波普尔所说的科学通过不断推翻旧理论而增长的发展模式,指出了“前科学-常规科学-科学革命……”的发展模式。他提出在常规科学时期，科学家根据范式来解难题。虽然常规科学不断受到检验，但受检验的只是个别科学家，而不是现行理论[7]（p268）。因此在库恩看来，在常规科学时期，作为共同体赞同的范式是不受挑战和怀疑的。根据库恩的理论，似乎我们可以把达尔文主义看成某种生物学领域的范式，然而虽然达尔文主义在生物学研究中得到了许多发展，但是不少达尔文面对的理论困难——反常依然存在，对达尔文主义的反对也一直没有中断过。虽然自然选择理论为许多人接受，但始终没有达到库恩所说的不受挑战的一统地位。
拉卡托斯批判并综合了波普尔和库恩的理论。拉卡托斯认为，波普尔忽视了常规科学阶段，把科学发展说成了“不断革命论”。波普尔的证伪标准忽视了科学理论的韧性。而库恩却过分强调了科学史的非理性因素，把科学发现说成心理学的东西，走向了相对主义。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他认为，“主张典型的描述重大科学成就的单位不是孤立的假说，而是一个研究纲领。科学决不是试错法、一系列的猜测与反驳。”[11]（p5）拉卡托斯的科学研究纲领由“硬核”、“保护带”和“启发法”组成。他举例说，力学三定律和万有引力定律构成了牛顿研究纲领的“硬核”，有一个巨大的辅助假说“保护带”顽强地保护这一硬核不遭受反驳，而作为“启发法”的是有力的解题手段，它借助数学消化反常，甚至把反常变成支持的证据。在他看来，“牛顿的万有引力理论、爱因斯坦的相对论、量子力学、马克思主义、弗洛伊德主义都是研究纲领，它们各有一个受到顽强保护的独特的硬核，各有自己较为灵活的保护带，并且各有自己精心考虑的解题手段。这些研究纲领在自己发展的任何阶段上，都有未解决的问题和未消化的反常。”[11]（p6）拉卡托斯进一步把研究纲领区分为进步的和退化的。在进步的研究纲领中，理论会导致发现迄今不为人们所知的新颖事实。如牛顿纲领对哈雷彗星的预测、爱因斯坦纲领对光线在引力场的偏转的预言。而在退化的研究纲领中，理论只是为了适应已知事实构造出来的，研究纲领落后于事实[11]（p6-8）。根据拉卡托斯的理论，我们如果把达尔文主义理论理解为研究纲领，把自然选择理论看成纲领的“硬核”，把“生存斗争”看成“保护带”，结果是“保护带”没有办法保护“硬核”，屡屡遭到攻击的是“硬核”——自本文由收集整理然选择理论。此外，如果我们把达尔文主义看成进步的研究纲领，它又没有预测生物进化方面新颖的事实。如果把它看成退化的研究纲领，它也没有失败的预言，也没有出现反驳它的新的事实。因此拉卡托斯的理论也无法解释达尔文主义。
费耶阿本德反对理性地分析和重建科学史，认为科学是无政府主义的事业。他说：“科学定律曾被认为是牢不可破的。科学家发现事实和定律，不断地增加可靠而又确实无疑的知识数量。今天，主要由于穆勒、马赫、玻尔兹曼、杜恒（duhem）和其他人工作的结果，我们认识到，科学不可能提供任何这种保证。科学定律可以修改，往往证明不只局部地不正确，而是纯属虚妄，对根本不存在的实体说三道四。”[12]（p391）费耶阿本德反对理性，而一切科学哲学都是对理性的思考，所以他说“科学哲学已经过时”。费耶阿本德否认存在唯一的规范的科学方法，指出以往科学哲学试图建立一套非历史的普遍的科学方法论是错误的。他提出科学家应该遵循自己的主观愿望，任何方法都行（anythinggoes），包括诉诸神话和成见的方法[13]（p193-194）。当然，我们承认科学的任何领域中并不存在任何普遍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不随历史而变化的普遍方法。但是我们不能否认科学的任何领域都是有自己独特方法的，科学家在科学研究中并非随心所欲。如物理学领域和化学领域就有自己各自不同的方法。正是那些不同的方法形成了科学的不同领域的特点。当然这些方法不是非历史的普遍的，而是随着历史和具体情况发生变化的。历史上的情况往往是科学方法的变化导致了科学中新的发现或者新的理论。显微镜和望远镜的发明，打破了肉眼观察的局限，给科学带来了新的发展，这就是最好的例证。同样，达尔文主义也是有一定的合理方法的。达尔文是通过观察和记录物种之内或者物种之间的相同的和不同的性状，考察生物的遗传和变异，用类比人工选择的方法，提出了他的核心理论——生存斗争和自然选择理论，其中的生存斗争是“马尔萨斯学说在整个动物界和植物界的应用”[4]（p18），而非仅仅是对世界的描述。达尔文主义只是对新的物种产生机制的一种解释。虽然科学家无法用证实的方法来证明达尔文主义。但是它是有其合理方法的，而且其方法是相对稳定的。这也是达尔文主义为绝大多数人所接受的理由之一。达尔文主义理论决不是达尔文本人的随心所欲、信口开河，而是达尔文长期的科学考察、理性思考的结果，是有稳固的科学基础的。因此，费耶阿本德的反对方法或者多元主义方法论也无法完全解释达尔文主义。
三
众所周知，自然科学分成许多不同的领域，如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等。但是这些学科面对的是同一个自然界。所以逻辑经验主义者试图把这些不同的领域统一到一起形成统一科学。卡尔纳普说：“不能把对象分成各种不同的互不相关的领域，而是只有一个对象领域，因而也只有一种科学。”[14]（p8）因此统一科学也是维也纳学派的主要目标之一。克拉夫特在《维也纳学派》中这样评论到：“建立知识的统一乃是哲学的一个历史性任务。维也纳学派也同样没有忽略这一任务。人们不能容忍物理学、生物学、心理学、社会学和历史科学互相并列的状态，似乎它们不可通约，各自说着一套独特的语言。如果各种具体科学的主题、方法和有效性标准都被看着迥然不同的，那么，它们相互之间，特别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之间似乎就没有联系了，因而也就不知道一门科学的概念和规律是怎样与另一门科学的概念和规律相联系的。”[15]（p141）那么如何达到科学的统一，逻辑实证主义提出了还原的方式。
生物科学的意义篇8
关键词:理解马克思主义;实践理解方式;科学主义;人本主义
中图分类号:a8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1605(2010)03-0027-06
众所周知,马克思对西方哲学的“实践”概念作了革命性的“倒转”,使之成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石。传统马克思主义研究揭示了马克思的“实践”在认识论视域中的变革意义,而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则揭示了它在本体论视域中的变革意义,这都是有益的理解。然而,除了前两种理解,我国部分学者还揭示了马克思的“实践”概念在解释学视域中的变革意义,提出马克思通过对西方哲学和旧唯物主义“实践”概念的解释功能的变革而确立了“实践理解方式”,在解释学史上完成了一次“哥白尼式的革命”。
一、“实践理解方式”的确立
长期以来,我国马克思主义学术界对理解方式的思考是不多的,大致在20世纪90年代开始了这一思考,而它又是源起于对传统马克思主义教科书范式的批判。那么,传统马克思主义教科书的理解范式本质上是什么样的理解方式?我国学者在此批判中又提出了什么样的新兴理解方式呢?我们发现,最近30年来,我国学者围绕马克思主义理解方式问题的讨论大致经历了三种理解:科学主义的理解、人本主义理解和实践理解。尤其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者恢复和重新确立了马克思的实践理解方式,不仅批判和纠正了科学主义理解和人本主义理解的缺陷,而且实现了我国马克思主义理解方式的“实践转向”,这对于我们重新反思“回到马克思”和“走进马克思”的理解路径是富有启示意义的。
第一种理解方式。自20世纪初期至今,我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界引入且延用了来自苏联马克思主义理论界的科学主义理解方式。这种理解方式在马克思主义史上最流行且存在时间最长,至今都还在某些理论中存在着。它最早源于第二国际时期正统派理论对马克思主义本真内涵的理解,并在苏联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得到加强和推广,成为了传统马克思主义的主导理论方式,也很早被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界引入且长期沿用。所谓科学主义理解方式,就是指在“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名义下把科学性看作马克思主义的唯一本质特性,轻视其他马克思主义的本质特性,比如实践性、革命性、批判性、人文关怀等,其结果是把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和思想导向教条主义和实证主义。在它的视野中,马克思主义是客观真理,是科学知识,甚至把马克思主义理解为“经济决定论”或“特殊的社会经济学”、“特殊的社会历史学”等。这种理解方式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界影响深广,传统马克思主义(尤其马克思主义教科书)也遵循科学主义的理解方式理解马克思主义的本真内涵。问题在于,这种理解方式一边强调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真理,是人类文明几千年优秀成果的结晶,汲取了自然科学、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优秀成果,尤其汲取了德国古典哲学、法国空想社会主义和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优秀成果,因而,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知识,是客观的真理;另一边却把马克思主义导向“教条”,使之陷入教条主义“非科学”的泥淖中。这与马克思和恩格斯、列宁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们一再声明的思想原则相冲突,经典作家一再强调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教义,而是行动的指南,是方法。有学者批评传统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主义理解方式是知识论的理解,往往把马克思主义理解为“科学之科学”,理解为“百科全书式”的理论,强调在文化的、知识的层面上把握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强调科学性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属性。也有不少学者批评传统马克思主义只注意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却忽视了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性,尤其忽视了马克思主义的“人文关怀”意蕴,指责传统马克思主义的理解方式人为地割裂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与革命性的统一,严重地破坏了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从而要求变革这种带有严重缺陷的理解方式。
第二种理解方式。我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界在20世纪80年代初的“反思哲学”中引入了人本主义的理解方式。这种理解方式源起于青年卢卡奇批评第二国际正统派理论的科学主义理解方式,它在西方马克思主义中流行最广、最久。所谓人本主义的理解方式,是指卢卡奇在批评考茨基等人的“科学主义”理解方式时提出的一种理解路径,它强调马克思主义的实质是方法而不是理论、是批判而不是科学、是意识形态而不是知识,它还强调作为方法的马克思主义是“总体性辩证法”、是主体与客体的相互作用、是对人的关怀(尤其关怀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解放事业)的学说。青年卢卡奇开创了西方马克思主义人本主义理解方式,法兰克福学派、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学派、生态学马克思主义都遵循了这种理解方式来解读马克思主义的本真内涵。的确,在人本主义的理解方式下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性、革命性、实践性、人文关怀等本质内容都得到了揭示,而科学主义的理解方式却忽视了这些内容。早在20世纪80年代前期,我国一些学者适应“反思哲学”思考异化和人道主义问题的需要而引入了人本主义的理解方式,通过对传统马克思主义的人本主义批判而提出了从“类哲学”和“人学”上重新理解马克思主义的本真内涵,开启了我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界的人本主义理解方式。值得注意的是,我国学者在人本主义的理解方式下提出了四类理论:一类是人学的马克思主义(比如黄楠森和韩庆祥等学者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的“人学”研究),二类是生存论的马克思主义(比如吴晓明教授等学者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的生存论研究),三类是马克思主义解放理论(比如高放先生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的“人的解放学”研究),四类是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比如王若水先生)。不过,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相比较,我国学者在人本主义理解方式下突出强调了马克思主义的人文关怀意蕴,强调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性与科学性的统一。尽管如此,我国学者的“人本主义”理论仍然造成了某种意义上的误解,因为这种人本主义理解方式的确立是建立在对传统马克思主义教科书及其科学主义理解方式的批判上,因而,当这种人本主义理解方式盛行于80年代末和90年代前期时,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误读也随之而扩大了。即:不少人误把对科学主义理解方式的批判当作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误把马克思主义教科书的缺陷和错误等同于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的缺陷和错误――最终导致对马克思主义科学性的质疑;甚至一些人对马克思主义都产生了怀疑和动摇。这也在某种意义上警示我们,人本主义的理解方式是相对而言的选择,它还不是最恰当的理解方式,就马克思主义而言,我们仍然要继续探索新的理解方式。
第三种理解方式。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界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恢复和重新确立了马克思的实践理解方式。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界,一些学者在重新理解马克思中发现了马克思早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以下简称《提纲》)中就确立了实践理解方式。苏州大学王金福教授《实践的唯物主义》一书(1996年)指出:马克思在《提纲》的“第一条”中已经自觉到“新旧唯物主义的区别点是对思维的感性对象的理解方式”[1]75,马克思的理解方式是实践的理解方式。王先生写道:“对感性事物(或感性对象)的不同理解方式――是实践的理解方式还是直观的理解方式――正是新旧唯物主义的根本区别点,由于这一理解方式的变革,引起了唯物主义哲学形态上的变革,从旧唯物主义进入新唯物主义。对感性事物理解方式上的变革,从直观的理解方式提高到实践的理解方式,这正是马克思在唯物主义哲学史上引起革命变革的实质,是马克思新唯物主义学说的真正发源地。不理解马克思对感性事物的理解方式,就既不能理解费尔巴哈的哲学,也不能理解马克思的哲学。”[1]78-79俞吾金教授也比较早地提出了“实践诠释学”是马克思创立的新的理解方式。在他看来,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确立的实践的理解方式完成了“诠释学发展中的‘哥白尼式的革命’,即不是从观念的文本出发理解并解释人的生存实践活动,相反,是从人的生存实践活动出发理解并解释一切观念的文本”;马克思的实践的理解方式事实上已经为“我们昭示出诠释学发展的根本方向”[2]414。以上两位学者几乎一致地肯定了马克思的“理解方式”是“实践理解方式”。所不同的是:首先,王先生从新旧唯物主义的根本性区别上审视了马克思“实践的理解方式”的“哥白尼式的革命”意义,而俞先生则在西方诠释学发展上展示了马克思的实践诠释学的革命意义;其次,王先生着眼于实践理解方式对理论、文本的再阐释意义,而俞先生则着眼于马克思的实践理解方式对理论、文本及其依存的生活实践的还原意义;再次,王先生的实践理解方式更多地属于知识论意义的,而俞先生的实践诠释学则属于生存论本体论的;最后,王先生的实践理解方式着眼于知识、理论、观念和文本的本真内涵和思想的再揭示,而俞先生的实践诠释学着眼于生活世界及其观念、理论的意识形态批判。不管怎样,两位学者的指认不仅确认了马克思的实践理解方式是客观的,而且在不同意义上揭示了马克思实践理解方式的伟大变革意义。
二、实践理解方式的本质内涵
那么,马克思的实践理解方式的本质内涵和变革意义到底是什么?我们认为,可以从四重向度把握其本质内涵。
第一,实践理解方式是一种将“一切存在者都呈现为劳动的质料”[2]417的理解方式。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以下简称《提纲》)的第一条中指出:“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3]56人们在过去很长时间都受制于传统马克思主义的“物质理解方式”,而忽视了从实践理解方式的角度去理解这一重要思想。在传统马克思主义视界中,虽然物质理解方式与直观理解方式是不同的,前者强调世界统一于物质,后者强调世界统一于人的感性,但是它们实际上是一致的。换言之,物质理解方式仍然是直观理解方式,它们都“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我们的世界。关键在于它们都不懂得马克思的实践理解方式,因为马克思在第一条中确立的重要思想恰恰就是实践理解方式。正如俞吾金教授曾经说过的:“在这方面,独具慧眼的仍然是海德格尔,他深刻地洞见了马克思唯物主义的真谛。‘这种唯物主义的本质不在于一切只是物质这一主张中,而是在于一种形而上学的规定,按照这种规定,一切存在者都呈现为劳动的质料。’这就恢复了马克思哲学的真谛――实践诠释学以及这一学说必然蕴含的人化自然的观点,即一切物质的存在物都不是抽象的,不是人直观的对象,而是人的生存实践活动中的要素。唯有从实践诠释学的立场出发,我们才不会以经院哲学的方式去空谈所谓世界统一于物质这样的无意义的命题,而是以实践的方式把马克思的物质观引向对商品拜物教的批判,从而在物与物的关系的外观下看到人与人的关系的实质。”[2]56
第二,实践理解方式是一种生存论本体论视域。如果说《提纲》确立了实践理解方式,那么马克思在其他著作中则不同程度和意义上探索和完善了它。当马克思提出“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的东西”时,就把人们的“理解和诠释活动已经完成了一个本体论意义上的转折”[4]。换言之,马克思的实践理解方式作为一条“新的哲学思维方式”[5]494是最深刻的理解视域,因为它是一种生存论本体论的视域,因而,对思想、意识、观念的理解是离不开生活实践的。正如马克思所说,“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自己思维的此岸性。”[3]56可是,旧唯物主义的直观理解方式离开了生活实践而把“人的感性”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传统马克思主义离开了生活实践而把物质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它们对“对象、现实、感性”都作了“客观的或直观形式的”理解,都没有意识到它们在本质上是人的“感性活动”的“对象性存在”。如果没有人们的“感性活动”,没有“革命的实践”,那么甚至连最简单的“感性确定性”都不可能有。也就是说,“对象、现实、感性”都不是物的纯粹组合而是劳动创造的结果,因而,我们应当在物与物的关系中看到人与人的关系,这不是物质理解方式和直观理解方式所能为的,只有在人的生存实践活动中,即在实践理解方式中进行理解才是可能的。因此,从实践的理解方式看,我们的世界事实上统一于人的生存实践活动而不是所谓物质或“人的感性”。所以,马克思批评费尔巴哈之所以不理解自己周围的“感性世界”的本质就在于他根本上不理解实践理解方式的本体论意蕴。
第三,实践理解方式把“人的感性的活动”作为诠释世界的“阿基米德点”。马克思的实践理解方式把实践作为“人类世界的本体”[5]383、“人们把握世界的环节”[6],作为人的现实的精神、意志、爱、美、艺术等的“内在的尺度”。正如马克思所说,“通过实践创造对象世界,改造无机界,人证明自己是有意识的类存在物”[7]57;“人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处处都把内在的尺度运于对象;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7]58。换言之,马克思的实践是理解存在物存在的尺度,也是理解非存在物非存在的尺度;是理解客体的尺度,也是理解主体自身的尺度;是理解感性世界的尺度,也是理解思想世界的尺度。因而,我们坚信,当面对各式“理解马克思”的理论时,“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而且从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中还可以描绘出这一生活过程在意识形态上的反射和反响的发展”[3]73。从实践出发,凡是对马克思的学说进行“神秘主义解释”的任何企图都是不合理的,而且“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3]56。
第四,实践理解方式是一种意识形态批判。俞吾金教授在《重新理解马克思》一书中说过:“马克思的贡献在于,他把思考的重点始终放在如何正确地反思理解的历史性上,这就为正确地进入诠释学循环指明了道路。这条道路就是意识形态批判的道路。在马克思看来,一定时期的意识形态构成该时期的理解和解释活动的总体背景,换言之,构成了理解者和解释者的先入之见的基础和源泉。因此,当理解者和解释者对自己置身于其中的意识形态缺乏深入的反思和批判性的理解时,是不可能正确地进入诠释学循环的。”[2]41这就是说,人们的理解和解释还有被动、消极的理解与积极、主动的理解之分,前者是“客观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后者是理解者和解释者“从主体方面”去理解,是那种“革命的”、“实践批判的”理解活动。尽管如此,最深刻的理解还是意识形态批判。就“文本或单纯的思想、观念”来说,前者的理解和解释都限制于纯粹的理论问题,它是一种“关于思维――离开实践的思维――的现实性或非现实性的争论”,本质上与“经院哲学式”理解是一致的,比如伽达默尔的解释学,它强调理解者和解释者只需要根据某种“前理解”范式忠实地揭示文本的意义;后者的理解和解释则应当导向意识形态批判,以揭示理论、思想、观念等的现实性为目标,这就要求“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自己思维的此岸性”,比如哈贝马斯的批判解释学,它强调理解和解释也是一种再创作,理解者和解释者不能简单地遵循某种“前理解”范式而要批判地超越它建立一种新的理解范式来重新把握文本的意义,因而,这种理解和解释不是复原文本意义而是复原那个它所在的情境并在这种情境中重新理解和解释文本意义,正如马克思当年批判青年黑格尔派的“抽象理论”那样引入某个意识形态批判,这就需要批判和反思方法。据哈贝马斯所言,他的批判解释学是在马克思意识形态批判的影响下提出的,遵循了对一切理论、思想、观念的前提实施一种意识形态批判。也就是说,我们“在解读任何历史时期的文本时,都不能停留在文本字面的表面,而要善于发现该时期的实践活动通过理解、解释活动打在文本上的印记”[2]410,更何况意识、观念、理论和思想都在不断地变化发展中,任何理解和解释的“前理解”都必将受到批判。因而,对文本意义的理解和解释不是从理论到理论,而是在理论与实际相结合中进行的,只有人的生存实践活动才是破解“解释学循环”的“钥匙”。
三、确立“实践理解方式”的现实意义
既然马克思的实践理解方式在唯物主义和西方诠释学发展中都实现了“哥白尼式的革命”,那么这种变革意义在现实中会给予我们哪些启示?
第一,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破除教条主义、本本主义。传统马克思主义教科书一直强调学习马克思主义要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可是教科书本身却把马克思主义导向了僵化的教条,甚至那些通过教科书学习马克思主义的人也陷入了这种教条之中。可见,传统教科书所说的“理论联系实际”本身在某种意义上早已经是一个教条了,它早已失去了本真的意义。究其原因还在于人们对传统马克思主义教科书的理解采取了科学主义的而不是实践的理解方式,结果人们误认为教科书的理论都是马克思主义的真理,都是正确的、科学的真理,照搬照套教科书理论就是“正确客观地理解和运用”马克思主义,陷入了教条主义和本本主义错误之中。其一,它遵循了从理论到实际的思想路线,这就违反了历史唯物主义所说的从实际到理论的思想路线;其二,它把教科书的理论当作永恒的真理,其实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就提出世界上没有什么“永恒真理”,真理是具体的、发展的;其三,它把教科书的科学知识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相等同,把二者混同起来;其四,它把本本上记录的思想视为根本和“金科玉律”。总之,传统马克思主义在科学主义理解方式中坚持一种表面的“理论联系实际”,而实际上把理论凌驾于实际之上,把本本上记录的理论视为出发点和根本原则。那么,如何杜绝这种科学主义理解方式陷入教条主义和本本主义的危险?惟有恢复和重新确立马克思的实践理解方式。我们批判教条主义和本本主义的“假实事求是”,就要将此诉诸于人们的理解方式的转换――即从科学主义理解方式转向实践的理解方式。正如马克思所说,“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的东西。……意识的一切形式和产物不是可以用精神的批判来消灭的,也不是可以通过把它们消融在‘自我意识’中或化为‘幽灵’、‘怪影’、‘怪想’等等来消灭的,而只有实际地这一切唯心主义谬论所由产生的现实的社会关系,才能把它们消灭。”[8]可见,真正的“理论联系实际”恰恰在于实践理解方式得到了创造性确立和运用,也恰恰在于懂得了人的生存实践活动既是“一切理解和解释活动”的起源和构成内容又是它们的功能和目的所在。[2]43马克思批评费尔巴哈对世界、人、宗教的理解和解释始终都没有从“人的感性的活动”出发去实际地分析它们的本质内涵和根源,尤其没有从此出发去实际地分析“世俗世界的自我分裂和自我矛盾”对于人的异化、宗教的异化、劳动的异化的根源性意义,因为费尔巴哈满足于直观地把握世界而不喜欢在变化中面对变化了的世界;与此相反,马克思鲜明地提出,全部社会生活在其本质上都是实践的,生活的一切都只能在“革命的实践”中才能得到合理的理解和解决。
第二,走向“人的生存实践活动”的“症候式阅读”。阿尔都塞在《读〈资本论〉》中探索了马克思著作的阅读方式。在他看来,这种理解方式是复杂多样的,包括“无罪阅读”和“有罪阅读”、“哲学的阅读”和“认识论的阅读”、“直接的阅读”和“表现的阅读”、“科学的阅读”和“意识形态的阅读”等。其中,最常见的是下面三个:一是“直接的阅读”,它“只注意字面行文,不探究文本的深层含义”,就像照镜子一样,这是最常见的、最简单的阅读方式;二是“表现的阅读”,它“是黑格尔式的阅读方法”,“建基于‘表现的总体’,即总体的单一的本质表现在它的各个部分或各种现象中,因而表现的阅读主张在读解任何文本时,都能直接洞见其思想的底蕴”[9],这又是批判的阅读;三是“症候的阅读”,它把字面文本作为“第一文本”,而把那些在文本话语中浮现出来的“缺失”、“空白”、“严格性上的疏忽”称为“第二文本”,这是一个不可见的文本,是第一文本话语之间的内在联系和结构,是整个文本的意义深处。阿尔都塞认为,人们阅读马克思的文本目的不在于看懂马克思通过著作的字面叙述表现了何种意思,而在于把握到那些隐藏在字面叙述中的“第二文本”。阿尔都塞强调道,这是“症候式阅读”,它是所有阅读方式中最重要的、也是最富有启示意义的阅读方式,关键在于它通过揭示“第二文本”而达到对著作者本真思想的揭示。俞吾金教授分析认为,阿尔都塞的“症候式阅读”就在于强调了一切的理解和解释都应当是创造性的解读。问题在于如何做到创造性阅读呢?按照阿尔都塞所说,只要人们在阅读时善于寻找文本话语中的“缺失”、“空白”和“疏忽”,就可以实现创造性阅读。其实不然!即使人们找到了所谓“缺失”、“空白”和“疏忽”,也很难说他一定能揭示文本的本真思想,阿尔都塞本人对马克思著作的阅读就存在很多不实之处,这足以说明他的“症候式阅读”并不是那么地完美。他的“症候式阅读”仍然是一种文本式阅读,仍然是通过字面的解读来完成的,这与马克思的实践理解方式有着本质区别。“在马克思看来,各种意识形式在不同历史时期所具有的不同的内涵在根本上都是由该时代的实践活动的历史性所决定的。这就启示我们,在解读任何历史时期的文本时,都不能停留在文本字面的表面,而要善于发现该时期的实践活动通过理解、解释活动打在文本上的印记。”这就是说,真正的“第二文本”是人的生存实践活动,而不是所谓文本的“缺失”、“空白”和“疏忽”一类东西,即使你发现了这些“缺失”、“空白”和“疏忽”,也还需要把它们放到发生时期的实践活动中去理解。换言之,人的生存实践活动也是那些“缺失”、“空白”和“疏忽”一类东西的起因、内容和目的,“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因而,在实践理解方式上,重新理解马克思,不能仅仅回到马克思的经典,还必须深刻地“回到”(“领悟”)这些经典所在的那个时代的实践活动。
第三,强化学术研究的社会功能,避免学术清谈。胡塞尔为现象学研究确立了一个标志性口号:面向事实本身,海德格尔将之修正为“面向此在本身”,而我们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则将之修正为“面向马克思的经典”。其实,这都没有马克思的“实践理解方式”来得深刻。在实践理解方式中,我们从事学术研究,最值得面向的还是社会实践本身,因为“事实”、“此在”以及“经典”都还是“第一文本”,只有它们所在的那个时代的社会实践这个“第二文本”才是我们需要真正面对的理解对象。由此可见,不论“回到马克思”还是“走进马克思”都无法与“走进实践”相比。马克思的实践理解方式启示我们,从事学术研究,尤其从事马克思主义研究必须“从现实出发”,“不断在实践的基础上”推进马克思主义研究。正如同志所说,“新世纪新阶段,我们要抓住重要战略机遇期,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必须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境界。”[10]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结合起来,从实践发展中“提炼研究课题”[10],把新鲜的实践经验“升华为理论成果”[10],并且“瞄准当今世界的学术前沿”[10],推进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方法和理论、学术、学科等体系的创新研究,“以求真务实的精神狠抓落实,努力使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真正成为精品工程”[10],把专业研究与对祖国对人民作贡献结合起来,努力建设一支“政治强、业务精、作风正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加强学术队伍的思想修养和学术道德操守的训练,杜绝学术腐败和不正之风,从人才和学风建设上切实地保障繁荣和发展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总之,实践的理解方式之现实性和力量就在于我们理解马克思主义时应当坚定地回归现实生活的实践中,在实践中与时俱进地推进马克思主义研究。只有这样,才能在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创造性地实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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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科学的意义篇9
在一些评论家称之为史诗般的伟大巨著《生物学思想的发展》（thegrowthofbiologicalthought）一书中，迈尔指出：“需要一种新的生物学哲学。这种新哲学将要把功能生物学关于控制论－功能－组织的观点，和进化生物学关于群体－历史程序－特异性－适应的概念这两方面都包括进来和综合起来”。（［1］，p．79）他说，“需要的是一种还没有被人们相信的生物哲学，这种哲学和活力论，和其它非科学的意识形态和不能正确处理生物学现象和生物学系统的物理主义还原论，都是不相近的”。（［1］，p．82）尽管他还说：“虽然这个新的生物学哲学的基本轮廓是明显的，但是现在这种新生物哲学还主要是一种宣言，而不是表达成熟的概念系统的”，（［1］，p．74）但从他对这种新哲学的倡导的各种论文和著作中，我们仍可看到迈尔新的生物学哲学的系统性。下面我们就对迈尔的新的生物学哲学的一些原则作些概括。
1、“物理科学不是科学的合适标准”
迈尔认为，“生物学”一词是19世纪的产物，在19世纪以前，作为科学的生物学并不存在，存在的只是包含在医学中的解剖学和生理学，以及其它的诸如博物学和植物学。牛顿的物理学革命在当时并没有引起生物学的革命性变革。生物思想的重大革新是在19世纪和二十世纪才开始产生的。因此，当科学哲学在17世纪和18世纪开始发展起来的时候，或者说，当培根、笛卡尔、莱布尼茨和康德论述科学和科学方法的时候，完全是以物理科学为基础的。在这种情况下，物理科学的思想和方法自然成了评判一切科学的标准，大多数哲学家理所当然地把物理科学看作是科学的范式，认为一旦理解了物理学就能理解其它任何科学。这种传统一直影响到今天。迈尔不无遗憾地说，他书架上那些声称是涉及“科学哲学”的书实际上全都是仅仅论述物理科学哲学的，他们的哲学和方法论几乎完全立足于物理科学，仿佛世界上并没有活生生的有机世界中的种种现象和过程。
鉴于以上这种情况，迈尔指出，应当建立一种摆脱物理主义影响的新哲学。如何摆脱这种影响呢？迈尔认为应当改变科学统一的传统信念，适当强调科学的多元性。生物科学与物理科学具有不同的传统。人们常把牛顿和自然规律看成是与科学共存的东西，实际上，如果考虑16世纪、17世纪和18世纪的思想环境，人们可以发现有对于力学实际上没起什么作用的几个传统同时存在。比如说，草药学家的植物学，维萨里解剖学中的精美插图，到处都有的博物学的陈列室、科学旅行、植物园，所有这些都和牛顿传统无关。生物学研究就包含在这种传统中。所以迈尔认为，“正是这些在牛顿力学以外的科学激励了卢梭的浪漫主义和野蛮人高贵的信条”。（［1］，p．36）又说，“从亚里士多德到现在，科学史是主张生物学自主性的历史，是反对轻率地用力学和定量来说明生命现象的潮流的历史”（［1］，p．38）
主张生物学的自主性，反对物理主义的科学统一观念，就必须驳倒物理主义的理论基础：还原论。物理主义者认为生物世界的自主性只是表面的，从原则上说，所有的生物学理论都可以还原为物理学理论。迈尔认为，还原是徒劳的没有意义的方法。他认为，还原论者所说的还原，实际上有三种不同的含义：组成的还原论，解释的还原论和理论的还原论。其中，组成的还原论认为，有机体的物质组成和在无机世界发现的物质组成是一模一样的；解释的还原认为，人们在没有把一个整体分解成为它的部分，这些部分又分解为这些部分的部分直到阶层系统的最低层次之前，是不能理解一个整体的，具体地说，就是把生命现象都还原到分子水平才能理解生命；理论的还原论认为生物学的术语可用物理学的术语来定义，生物学的理论可从物理学的理论推导出来。迈尔进而指出，除组成的还原可接受外，解释的还原论和理论的还原论都是错误的。因为，阶层系统的不同层次都有新的突生属性出现，所以，尽管阶层系统的较高层次与较低层次都由原子、分子组成，但高层次上的过程常常不依赖于低层次上的过程。迈尔认为，在生物阶层系统的不同水平上有不同的问题，所以在不同的水平上就要提出不同的理论。这样，在从大分子系列一直到细胞器、细胞、组织、器官及其它，每一层次都导致独立的生物学分支产生：分子水平是分子生物学、细胞水平是细胞生物学，组织水平是组织学等等。要充分解释生命现象，就必须研究每一层次，“在较低水平上的发现对于在较高水平上提出的问题的解决通常很少有什么补益”。（［1］，p．70）因此，当有人说“只有一门生物学，这就是分子生物学”时，迈尔认为这说明他们不懂生物学。
当然，在批判还原论时，迈尔并不是根本放弃科学统一的信念。他说：“面对神话和宗教的时候，科学形成了统一的战线。所有的科学虽然在许多方面有区别，但是在致力于说明周围世界这一点上是共同的。科学需要去说明解释，去概括总结，去确定事物、事件和过程的原因。至少在这个范围内，科学是存在统一的。”（［1］，p．35）但这种统一与物理主义还原论的统一是不相干的。所以他说：“物理科学不是科学的合适的标准尺度”。（［1］，p．38）如果说科学一定统一于某一学科的话，那么，这种统一也应当象辛普森所说的那样：“物理学是居于全部科学的中心的科学……只有在生物学这里，只有在全部科学的全部原则都能体现出来的领域，科学才具正能够成为统一的”（［9］，p38）。
2、“规律在生物学中的作用是很小的”
为了进一步说明生物学的独特性，迈尔进一步比较了生物科学与物理科学的理论结构的差别。在物理科学中，规律或定律起着重要的解释作用。一个独特的物理事件的发生通常是把它归并到一条普遍的物理规律中而得到解释的。这种解释方式亨普尔曾把它概括为“演绎－律则说明”模型（又称覆盖律模型），并把它看作是所有科学的解释模式。但一些生物学家通过对生物学理论的分析对这种解释方式的普遍性提出了疑问。迈尔曾提到斯玛特（j．j．c．smart），斯玛特在一本名为《哲学与科学实在论》的书中就声称，不存在与物理理论类似的生物学理论，“甚至不存在任何生物学规律”，因为人们平常所谓的生物学规律通常都有例外，它们并不是真正的规律。（［2］，p．50）
迈尔虽然没有明确地否定生物学中存在规律，但迈尔认为，规律在生物学中并不重要。他曾说，新的生物学哲学“不应该把大部分注意力集中在规律上面，要考虑到在许多生物学理论中，规律实际所起的作用是很小的”。（［1］，p．82）还说：“规律的观念远远没有历史叙述的观念那样有助于进化生物学。”（［1］，p．140）主张生物学中存在规律的生物学家，比如伦施（rensch）曾列出一百个进化的“定律”，这些定律全都涉及自然选择影响的适应趋向。但迈尔认为，这些所谓的生物学规律，其中的大多数都是偶然发生或经常出现例外，或者只不过是“规则”，而不是普遍规律。就讨论过去的事件来说，这些东西有说明的性质，但是除非在概率性的意义上，否则它们是没有预见性的。因此，迈尔认为，“生物学的概括几乎一律具有或然性”，“生物学中只有一条规律，那就是：‘所有的概括都有例外’”。（［1］，p．41）从这里可以看出，迈尔实际上赞同了斯玛特的观点。
按着，迈尔进一步指出，“这种或然性的概念和科学革命的早期观点－自然界是受规律支配的，因此是能够用数学语言表述的－－是鲜明对立的”。（［1］．p41）在传统观点看来，自然规律是用数学语言表述的。伽利略曾说过，自然界这本大书是用数学语言写成的，牛顿在他的力学体系中成功运用了数学。伽利略和牛顿的成功给数学造成了几乎无限的特权，结果就有了康德的著名箴言：“在自然科学的任何分支中包含着多少数学，在其中便能找到多少真正的科学”。迈尔对此很是反感，他认为，“这些看法对涉及到定性的和历史的科学，或者涉及到那些过分复杂而不能用数学公式表示的系统的科学来说是错误的……这种看法造成生物学许多不同领域中产生出轻率而且完全错误的解释。”（［1］，p．43）。
迈尔指出，数学统治着一切科学的思想从一开始就有人反对。首先反对的是彼埃尔·培尔，在他看来，历史的确定性并不比数学的确定性低人一等，只不过性质不同罢了。历史事实，比如地球从前存在过恐龙，这是和任何数学定理同样确切的。博物学是反对关于科学的数学观念的第二个根源。博物学的各个部分太复杂，因此不能应用数学，在这里，观察和比较是合适的方法。达尔文的进化论没有数学，但它也是科学。
迈尔认为，生物学之所以不需要数学，生物学的概括之所以几乎一律具有或然性，原因在于，生物学努力描述的事件在某种意义上是特异的事件。任何生命都是与历史相关的，都是长期进化的结果，而特异性是进化历史上任何事件的显著特征。生物事件是特异的，因此，进化生物学中的解释就不可能象物理科学那样是由“理论”或“规律”提供的，而是由“历史叙述”提供的。迈尔很赞赏冈奇（t．a．gondge）如下的一段话：“在讨论生命历史上具在重大意义的单个事件的时候，叙述性解释进入了进化生物学……叙述性解释的建构一点也没有提到一般规律……进化过程中的事件不是某种事件的例子，而是单独发生的事，是某种只发生一次，不能（以同一方式）再发生的事情，这时就要求叙述性解释……历史性解释构成进化理论的基本部分”。（［1］，p．77）
实际上，迈尔认为，规律的观念从哲学上说是本质主义的必然结论。本质主义是由柏拉图发展起来并一直支配西方思想界的哲学思潮。迈尔从生物学事实出发，坚决反对这种本质主义，而主张与本质主义对立的群体思想。群体思想认为，世界上真正重要的东西是个体而不是本质。许多生命现象，特别是种群现象，是以高度的变化为特征的，进化的速率或物种形成的速率彼此的差别可以有三到五个数量级，这种变化程度在物理现象中是很少有记录的。物理世界中的实体（如原子和分子）具有不变的特性，而生物实体却以可变性为特征的。生物实体这种特异性告诉我们，必须用和研究完全均一的无生命的东西完全不同的精神来研究生物实体组群。这种新精神在迈尔看来，就是强调定性、独特性和历史在生物学中的作用，实际上也就是他的新哲学。
3、“科学进步主要是新概念或原则的发展”
既然规律在生物学中并不重要，那么，作为科学的生物学是如何存在和发展的呢？迈尔认为，生物学虽不象物理科学那样提出规律，但生物学家常把他们的概括总结为概念框架。有人可能会说，规律和概念的不同，只不过是形式上的不同，因为每个概念都能转换成一个或几个规律。迈尔认为这种说法即使在形式上是正确的，这种转换在进行真正的生物学研究时也是没有什么价值的，因为“规律缺乏概念所具有的灵活、启发的用途。”（［1］，p．46）
既然生物学家常把他们的概括总结为概念框架，那么，生物学的进步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只不过是这些概念或原则的发展。虽然新事实的发现也是科学进步的重要象征，但是在生物学中，概念的改进要比新事实的发现更能有效地促进我们对世界的理解。他说：“新概念和概念的多少带有根本性质的变化，和事实及对事实的发现比较起来，常常具有同等的、甚至是更重要的意义”。（［1］p．26）
迈尔认为，概念的改进及新概念的提出之所以能引起生物学的进步，原因就在于这些概念可以帮助澄清从前生物学的混乱局面，引起新理论的形式和数不清的新研究。根据生物学的发展，迈尔提出了改进概念的几种方法：（1）消灭无效的理论和概念；（2）消灭不一致和矛盾；（3）从其它领域输入；（4）消灭语义混乱；（5）对立概念的折衷融合。
总之，迈尔认为，“生物科学中的进步并不是以个别的发现（不管这项发现多么重要），也不以新理论的提出为特征，而是以新概念的逐渐的、但是决定性的发展和那些从前占统治地位的概念的抛弃为特征”。（［1］，p．880）
4、远因的研究与近因的研究同样重要
在谈到生物学与其它科学的关系时，迈尔主张应适当强调科学的多元性，认为物理主义的统一观是错误的，生物学本身是一门自主的科学。同样，在谈到生物科学本身的特点时迈尔认为，生物学本身也不是均一的、统一的学科，而是一门非均一的、多样性的学科。因为生物学研究可划分为近因的研究和远因的或进化的原因的研究，前者是功能生物学的课题，后者是进化生物学的课题。（［1］，p．73）
迈尔认为，功能生物学关心的是从分子到器官到整个个体的结构元素的活动和相互作用。功能生物学家们反复要问的问题是“怎么样？”某种结构的成分如何运行？如何行使其功能？功能生物学家试图孤立所研究的特殊对象，在具体研究中针对的是单一个体、单一器官、单个细胞或细胞中的某个部分。他们试图消除或控制所有的变异因子，在恒定或变化的条件下重复实验，直到确信并清楚研究对象的功能为止。功能生物学家基本上与物理学家和化学家一样，主要手段是实验。实际上由于把所研究的现象从错综复杂的机体中充分地孤立出来，就可以满足纯理论实验的理想。虽然这种方法有一些局限，但功能生物学家为了达到其特殊目的而采用的简化手段是完全必要的。
进化生物学所关心的问题和应用的方法有所不同。进化生物学的基本问题是“为什么？”这里的“为什么？”指的是历史上“怎么来的？”每个机体，不管是个体还是物种，都是漫长历史的产物。这个历史可以追溯到二十亿年以上。离开了历史背景就很难充分了解机体的结构和功能。进化生物学家的首要任务就是探寻现有机体的特征特别是适应的原因。他注意到有机体的繁复多样，他要知道形成这种繁复多样的理由，以及形成这种状态的途径。
很显然，功能生物学和进化生物学研究的因果关系是不同的。功能生物学家关心的是“近因”，而进化生物学关心的是“远因”或“进化的原因”。近因关系到有机体及各个部分的功能和发展，而远因、进化的原因或历史的原因试图说明为什么有机体就是那个样子。有机体之所以具有近期的和远期的这两种不同的原因，是因为有机体有遗传程序。近因所要涉及的就是去解码一个个体的遗传程序，远因所涉及的是在时间进程中遗传程序的改变以及这些改变的原因。
迈尔认为，物理科学中只有近因的研究，因为：“为什么”的问题在“为了什么”的意义下对于无生命的客体是没有意义的。与此相反，在生命世界中，“为了什么”的问题具有很大的方法论价值。所以，迈尔认为，生物过程的意义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提出问题：首先问产生生物过程的生物结构的功能，其次也可以问造成生物过程的起源和进步的原因。这样，进化生物学家要想分析进化的原因，就必须经常提出为什么的问题。
迈尔指出，所有的生物过程都具有近因和进化的原因。在生物学的历史中，许多混乱都是因为作者单单注意近因或者单单注意远因所造成的。事实上，在迈尔看来，物理主义者的错误就在于只看到了生物学中近因的研究，而没有看到远因的研究，所以才把生物学与物理学等同。迈尔认为，新哲学应该把两者统一起来，应该看到，进化原因的研究和近因的研究一样是生物学的合法部分；在生物学中，“除非近期的和进化的原因两者都得到阐明，否则就不能完满地解决生物学问题。”（［1］，p．79）
5、新生物学哲学：与后现代主义合流
当然，迈尔还论及生物学的其它一些哲学问题，比如物种的本质问题，自然选择的目标问题等，但其哲学的基本原则就是我们上面所论及的那些，用迈尔自己的概括即是：
（1）只有物理的和化学的理论不能保证完全理解有机体；
（2）应该充分考虑有机体的历史性质，特别是考虑它们具有从历史上获得的遗传程序；
（3）在从细胞起的绝大多数阶层系统水平上，个体是特异的，个体形成了以变异为主要特征的群体；
（4）有两种生物学：提出近因问题的功能生物学和提出终极原因问题的进化生物学；
（5）概念的建立、成熟、修正和（间或是）概念的摈弃支配了生物学的历史；
（6）生命系统复杂模式是按照阶层系统组织起来的，新事物的产生是阶层等级系统的较高等级的特征；
（7）在生物学中，观察和比较是与实验完全一样的科学的和富有启发性的方法；
（8）坚持生物学的自主并不意味赞成活力论、直生论或者其他和化学或物理定律相冲突的理论。
可以看出，迈尔新哲学实际上就是强调生物学自主性的哲学。从本世纪50年代以后，科学哲学从实证主义走向后实证主义和反实证主义，其中一些人从科学史的角度出发反对实证主义，另一些人则从具体自然科学的哲学总结中反对实证主义，迈尔就属于后者。迈尔的新生物学哲学很显然也和后现代主义哲学思潮在一些观点上是一致的（比如反对本质主义，强调个体的独特性和重要性等）。
参考文献
［1］迈尔，《生物学思想的发展》，刘jùn＠①jùn＠①等译，湖南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
生物科学的意义篇10
[论文关键词]进化论；文学达尔文主义；文学批评
20世纪后期日益明显的重要学术趋势是从学科界限分明的文学研究发展为跨学科的文学研究，即对于文学与其他学科之间相互关系的研究。为人类意识形态之一的文学并不是孤立的存在，作家的创作活动，文学的发展历程，文学研究的进行，都与人类知识活动的其他领域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为了更好地把握文学，跨学科文学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在“科际整合”(interdisciplinary)的研究中，文学与科学的关系成为学者们瞩目的焦点。作为一种审美意识形态，文学注重创作与欣赏的过程，在方法上主要诉诸于想象和虚构；而科学则具有中立、客观、以事实(而不是主观意识)为根据等含义，是一种工具理性，主要采用实证主义的方法，且更注重成果。由于拥有各自的领域和功能，文学与科学的关系貌似遥远，但是作为构成人类文明有机整体的重要组成部分，二者的联系是不容切断的。在文学发展漫长的历史中，科学的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对文学观念、创作手段及研究视阈都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其中生物科学中的达尔文主义即进化论学说便是一例。
一、达尔文主义对于文学创作的影响
英国生物学家c．r．达尔文于l9世纪中叶创立了以自然选择为中心的生物进化理论，即通常所指的进化论。他运用大量地质学、古生物学、比较解剖学、胚胎学等方面的材料，令人信服地证明了现存多种多样的生物是由原始的共同祖先逐渐演化而来的，揭示了自然选择是生物进化的主要动因，从而使进化论真正成为科学。
英国生物学家a．r．华莱士与达尔文同时提出了类似思想，并于1889年第一次把达尔文的学说称为“达尔文主义”。
达尔文主义冲破了支配生物学的“上帝创世说”的精神枷锁，彻底地击毁了科学思想界中的宗教统治，开辟了自然科学历史上的一个新纪元。进化论的影响又远远超越了生物科学本身，它把人们对世界的认识从神创论和形而上学的束缚中解脱出来，突破了宗教神学宇宙观的禁锢，是人类思想史上的伟大革命，具有巨大的哲学意义。它用自然选择的进化学说合理地说明生物的多样性和适应性，从而有力地打击了唯心主义的特创论和目的论利用生物的多样性和适应性长期宣扬的上帝有目的地创造生物的观点，这是唯物主义世界观的伟大胜利。
马克思、恩格斯高度评价达尔文的进化论，并把它引为自己学说的自然史基础。唯心主义者则试图利用达尔文主义宣扬他们的哲学思想和社会政治观点，产生了社会达尔文主义、庸俗进化论等流派。围绕达尔文主义所展开的哲学斗争，一直延续至今。因此达尔文主义的重要历史意义不仅在于它推动了自然科学的进步，而且对于人文科学及社会科学的发展均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达尔文在其著作《物种起源》和《人类由来》中明确地把人类纳入生物系统中，将人类视为生物进化链中的一环，这一观点的产生随即撼动文学世界。许多作家将进化论的观点融入到自己的创作中，产生了大量的自然主义作品。法国自然主义作家左拉是第一个把人类当作动物(而不是像动物那样)来对待的现代作家。在左拉看来，人即是动物，或善或恶由环境而定；动物性是人类的基本特性。此种人类兽性观就是19世纪达尔文主义影响下欧洲普遍的人性观念的反映。在《人兽》及《戴营丝·拉甘》两部小说中，左拉试图把当代科学融进文学，将达尔文的生物中心主义和机能主义浑然渗透于其中。
英国批判现实主义小说的重要代表托马斯·哈代对达尔文主义也做出了积极的反应，并把它运用于自己的文学创作中。正如聂珍钊教授所评述的：“哈代的进化论思想并非表现在个别作品里，而是渗透在他的全部创作中。从小说到诗歌，哈代似乎都尽力按照进化的学说进行构思和思考。哈代以生物进化的科学思想为观察点，运用全新的世界观、生命观、宇宙观和方法论描绘和强调社会进化的规律”，对于达尔文主义的中心理论——“生存竞争、适者生存”这一自然法则进行了翔实的文学阐述。
最早将进化论思想与文学创作契合的形式是左拉的自然主义创作，它虽始于欧洲，却在遥远的大西洋彼岸生根发芽，开花结果。从这个意义上讲，美国是欧洲文化的传承者、发扬者。自然主义文学贯穿于整个20世纪的美国大众意识之中。威廉·迪安·豪威尔斯、哈姆林·加兰、斯蒂芬·克莱恩、弗兰克·诺里斯、杰克·伦敦以及西奥多·德莱赛，这一连串闪光的名字给世界带来极目绚烂的作品：《一个孩子的城镇》、《破碎的偶像》、《红色英勇勋章》、《凡陀弗与兽性》、《马丁·伊登》，《嘉莉妹妹》以及《美国悲剧》，其中很多都是描写生存的小说，表达了作家们对于达尔文主义的理解。此后，在美国现代派作家多斯·帕索斯、黑色幽默作家冯尼格特以及后现代作家德里罗的著作里也都继续传承这种“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生物学理念。除小说之外，达尔文主义也同样活跃在美国戏剧舞台上：尤金·奥尼尔的《琼斯皇》、《毛猿》，田纳西·威廉斯的《玻璃动物园》、《欲望号街车》，亚瑟·米勒的《推销员之死》以及萨姆·谢泼德的家庭悲剧三部曲《饥饿阶级的诅咒》、《被埋葬的孩子》和《真正的西部》，达尔文的进化论思想在不同程度及不同角度上都得以体现。
西方众多的文学创作者通过这些传世佳作对现实生活进行文学阐释，进而印证了达尔文主义的正确性。他们重塑文学观念、聚焦新的“真实”，记录下社会价值观从理想化和人文化到物质化和工具化的变迁，揭示出资本主义生产的社会心理本质，即生产欲望和消费欲望的社会化过程，再现人们的情感行为和物欲追求一体化的动物本性。
中国的现代文学也同样深受达尔文“进化论”的巨大影响。1897年，严复翻译出版了赫胥黎全面阐述达尔文学说的《天演论》，把“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论观念引入中国思想界，唤醒了国人救亡图存的民族意识，给中国带来了全新的文学观，推动了五四的文学革命。当时最有影响和代表性的三种刊物《新青年》、《新潮》和《少年中国》都大力宣传“文学进化”的观点，为五四新文学奠定了人道主义的科学根基，成为一代文人学者进行文学创作和研究的主导观念，也成为中国现代文学中新的小说、诗歌、戏剧类型得以产生的一个理论前提。如果没有进化论的影响，中国现代文学也许就会是另一种局面。达尔文主义对于文学的影响不仅表现在文学创作方面，它也为文学批评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
二、达尔文主义对文学批评的影响
在西方文学史上，文学研究大致经过这样几个阶段：在17世纪以前，文学研究主要采用古典主义一人文主义的模式，研究者把古典作品作为衡量一切文学作品的尺度，凡事成功地模仿古人的都是上乘之作，凡破坏传统，不模仿古人的均被视为劣品。18、19世纪，由于自然科学中新思想、新方法的影响，文学研究转向了历史主义一实证主义的模式。这种研究对作家的生平传略、思想发展过分偏重，对于作品的处理也比较机械。第一次大战后，文学研究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历史主义一实证主义的模式被美学一形式主义的模式所取代。研究者认为，作品本身是一个自足的、封闭的系统，文学研究的根本是对作品在内的各种因素作审美的剖析和判断。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批评界开始重视读者的参与作用，将读者对作品的理解、反应，阅读过程对创作过程的积极干预，以及产生各种不同反应的社会的、历史的和个人的原因纳入其研究范围。此后，文学评论界更是空前活跃，产生大量“离经叛道”的文学批评理论。美国著名学者布赖恩·博伊德(brianboyd)和著有《达尔文进化心理学、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一文的美国学者约瑟夫·加洛(josephcarrol1)以及《特洛伊的掠夺——重读伊利亚特》一书的作者乔纳森·高舍尔(jonathangottschal1)于20世纪90年代提出文学达尔文主义，即将生物学中探寻生物体的发展模式运用于探寻文学作品中人类行为的内部机制，将达尔文主义与文学批评研究相结合形成文学达尔文主义。
首先，对于文学存在的目的，文学达尔文主义本着科学实用论的观点做出论述：第一，随着人类进化，智商日益增高，对于未知世界探索的猎奇心理日益增强，需要文学作品为人类插上想象的翅膀。某种程度上讲，是文学作品满足了人类早期的精神追求。第二，文学作品为人类构设了训练“适者”去“生存”的场景，从而使人类获得了难能可贵的经验。第三，文学作品能够满足作家创作时的性幻想，是作家想取悦一位或多名假想中心怡悦异性的手段。第四，文学作品是文化整合的工具。进化心理学家认为，随着文学作品的广泛传播，人们的心理呈现出趋同之势，形成“基因一文化共同一进化”(gene—cultureeo—evolution)的文化大同局面，从而进一步促进人类社会共同繁荣发展。第五，文学作品始于宗教，并最终归于宗教，是人类精神领域永恒的慰藉。第六，文学作品中丰富辞藻的绚烂魅力使得它成为人类愉悦身心的法宝。
其次，对于文本的分析评论，文学达尔文主义则立足于生物进化论的科学观点进行解读。传统文学理论通常把文本视为在某种特定社会环境中的产物，而解构主义的创始人雅克·德里达则更为极端地认为，文学作品只不过是各种文本的交相印证，他曾指出：“文本外无他物”。因此，在文学达尔文主义者眼中，传统的文学批评研究不外乎在文本中寻找某种研究者所青睐的理论印记罢了。例如，受弗洛伊德主义影响的人，读小说是为了找出小孩想与双亲乱伦的暗示；而马克思主义者要寻找的肯定是经济与阶级的冲突。对此，文学达尔文主义者强调指出传统文学批评深受人的动机与认知偏见的影响，他们强烈呼吁文学批评中人性本质论的必要性，他们相信，文学所反映的是自然选择下的普世人性本质，因而，不能探微而要跳出文本，要从动物性的择偶、遗传基因、血亲关系及适境生存等角度来对文本进行宏观解读，要去分析人类各种行为的根本动因。
在解读英国著名女作家简·奥斯丁最受欢迎的一部小说《傲慢与偏见》时，文学达尔文主义者不去考虑辞藻的优美、情节的曲折及艺术手法的巧妙等细节因素，而是更注重在阅读中去检验特定文化生态下形成的基本生物倾向。小说以“凡是有钱的单身汉，总想娶位太太，这已经成了一条举世公认的真理”开篇，以“班纳特太太两个最值得疼爱的女儿出嫁的那一天，正是她做母亲的生平最高兴的一天”结束删，通篇无人能摆脱择偶及遗传基因等一系列生物问题。高贵而浪漫的伊丽莎自·班纳特(elizabethbennett)与达西(darcy)的结合便是以社交的优雅隐藏生殖需求：她一定要找到有权势的配偶以保证她繁衍后代；而他一定要找到年轻貌美的配偶以使得他的基因良性遗传，这便是人类择偶的生物进化标准。尽管在奥斯丁的描述中班纳特太太总是傻乎乎的(invariablysilly)，但是文学达尔文主义者却认为，她想方设法要把女儿嫁出去的根本原因是要完成她的生物进化使命——遗传基因。只有她的女儿出嫁、生子，她的基因能得以延续，而基因延续则是一切生物体的终极本能目标，为实现这一目标，(生物意义上的)人类将不惜付出任何代价。对此，英国伟大的生物学家荷尔登(j．b．s．haldane)曾做出这样的评述：我可不愿为救一个兄弟而牺牲生命，但如果换成两个兄弟，或是八个表兄弟我便死而无憾了。
当我们耳边再一次响起哈姆雷特的踌躇话语“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个问题”时，我们头脑中对于“这个问题”的理解是：或许寻求复仇的机会还不够成熟?或许俄狄浦斯情结使他犹豫再三?又或许是丹麦王子自身赢弱的性格缺陷使之裹足不前?然而，文学达尔文主义者则将其犹豫不决的原因归咎于个人既得利益与基因延续的生物利益之间的矛盾：是要杀死自己的叔父进而继承王位呢(既得利益)?或让母亲与叔父的后代——同母异父的兄弟继承并延续他3／8的基因(生物利益)呢?我们姑且不谈这种解释的合理性尚有几分，但文学达尔文主义为文本分析提供了新的模式却是不争的事实。
文学达尔文主义总是选择通过生物学而不是政治学或记号语言学的理念来研究文学，以自然法则为最高指导原则，用“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作为理论基石去解读文学作品，将文本中的人类一切行为内在动因归结为三点：后代的繁衍、资源的获取、竞争与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