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观经济学恩格尔定律篇1
凯恩斯经济学产生于20世纪30年代，它的出现不是偶然的，而是有其复杂而深刻的经济和学术背景。它是“30年代大萧条”的直接产物，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产物。
1.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的直接产物。凯恩斯经济学正是在这样一种符合统治阶级和统治集团愿望的新经济学，它是1929年～1933年大危机的直接产物。
2.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必然产物。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开始出现。在大战期间，这种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迅速发展，并带有非常时期的军事性质。面对着迅速发展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统治阶级和统治集团希望一种新经济学，要反对自由放任主义，主张国家干预主义；要讲“一只看得见的手”的作用，不要只讲“一只看不见的手”的作用；要维护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要在理论上论证在实践中已经在做的事，而不是持反对或批评立场。凯恩斯经济学正是在这样一种符合统治阶级和统治集团愿望的新经济学，它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必然产物。
3.凯恩斯经济学产生的学术背景。在凯恩斯经济学产生和传播以前，占统治地位的经济学是以马歇尔、庇古等人为代表的传统经济学，被西方称作为“新古典经济学”。而凯恩斯经济学批评了新古典经济学里面的就业理论，继承了重商主义的国家干预学、马尔萨斯的有效需求不足学、孟德维尔的高消费促进繁荣的学说和霍布森的过度储蓄导
致失业和经济萧条学说。
二、浅谈凯恩斯经济学的核心思想
凯恩斯在1936年所发表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以后简称《通论》）一书标志着一个新经济学时代的开始。凯恩斯《通论》的核心是就业不足均衡理论。被凯恩斯称之为“古典经济学派”的经济学家一直断言在自由竞争下的市场力量会使经济趋于充分就业均衡，这也就是市场自动调节论作为经济自由主义一个重要理论支柱的表现。
凯恩斯则认为，在自由竞争下“充分就业均衡”是一个特例而“就业不足均衡”却是其通例。古典派理论的各前提，只适用于一种特例，而不适用于通例。它所假定的情况是均衡诸可能位置的一个限界点。
凯恩斯，对于资本主义市场不具有达到充分就业均衡的调节能力的论证，集中于他的有效需求分析。他认为，在通常情况下，社会的有效需求是不足的。有效需求是由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构成的。而在对这两方面需求的分析中，凯恩斯具体地对于传统经济的两个主要基本原理提出异议。
1.旧传统经济学派所公认的所谓萨伊定律，即所谓供给自行创造需求，从而一商品的出售就是另一商品的购买，一商品的生产必然给另一商品开辟了销路，社会上商品的供求必然是相等的理论。
2.旧传统经济派所肯定的投资必然等于储蓄的定律，这个定律认为自由竞争会自动地形成一个使投资等于储蓄的利息率。凯恩斯借助于他所提出的三个基本心理规律（“消费倾向”、“对资本未来收益的预期”以及对货币的“灵活偏好”），否定了上述的传统的两个主要基本原理，论证了有效需求的不足是资本主义失业的症结所在。而由于他假定社会消费倾向是较为稳定的，而且在一个富裕社会中，社会收入与消费的差额很大（即社会越富裕，消费越不足），从而充分就业所需要的有效需求的大部分必须由社会投资需求的增加来填补。而由于通过提高资本边际生产率来刺激私人投资的办法不多。于是他强调国家的干预，要求政府随时准备用公共投资计划来弥补私人投资的不足。这就是在指出失业症结所在之后，凯恩斯为医治这痼疾的处方。西方经济学家经常把凯恩斯这一学说建立说为“凯恩斯革命”。
三、浅谈凯恩斯经济学的缺陷
1.凯恩斯主义理论上的错误。以马歇尔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理论认为，经济能够借助市场供求力量自动达到充分就业的均衡状态。凯恩斯否定了古典经济学理论，认为市场不存在自动达到充分就业均衡的机制，并创立了自己的宏观经济理论。然而，凯恩斯既否定了古典经济学理论体系，又未创立自己的微观经济学，导致了经济理论体系的不完整。也就是说，宏观经济理论和微观经济理论不一致、脱节，二者分别自成体系。
凯恩斯主义经济理论产生的背景是长期的经济衰退、严重失业，而经济衰退、失业与通货紧缩、供过于求相伴。于是，凯恩斯把二者联系起来，并归咎于市场失灵;既未全面考察微观经济的运行机制，又未全面考察经济表象背后的宏观经济运行机制，只是把经济表象联系起来。实际上，市场失灵是不存在的。存在的是企业对市场的对抗，即不按市场信号调整生产;存在的是垄断、操纵市场等破坏市场秩序的行为;存在的是与市场无关的外部经济效果和分配不公等。
2.凯恩斯主义是滞胀的根源。凯恩斯主义不仅缺乏微观经济学基础，与微观经济不符，而且无法解释滞胀现象。实际上，凯恩斯主义是滞胀的根源。
(1)价格控制政策的结果。一方面加剧产品过剩、造成浪费，另一方面多数商品涨价、导致通货膨胀。无市场产品过剩到一定程度，大量企业破产、工人失业。工人失业使工资总额减少，进一步减少需求，导致产品过剩加剧。于是，经济停滞与通货膨胀并存。
(2)增加公共工程开支的财政政策的作用。那些供给大于需求的商品相对于供不应求的商品仍然降价，只不过绝对价格有所提高而已。这样一来，价格平抬。结果，产品过剩问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又增添了通货膨胀问题。也就是说，结果是滞胀。
(3)货币政策的作用。增加货币导致货币总量增加，投资需求的增长受到制约。而货币增加本身不能解决产品的结构性供求关系，产品过剩引起的企业破产、工人失业问题得不到根本解决。也就是说，经济衰退问题未得到根本解决，又增加了通货膨胀问题，于是滞胀。
总之，凯恩斯主义理论上的错误在于缺乏微观经济学基础，实践上的错误在于导致滞涨。笔者认为，实际上，经济衰退和就业不足，是劳动生产率提高导致的产品过剩造成的，是科技进步的阶段性结果（临时性副作用）；是优化经济结构基础上新一轮增长的起点。产品过剩是结构性过剩，而非全面过剩；这种过剩源于生产企业对市场信息反应滞后，源于企业对市场的对抗。政府干预（管制价格、刺激需求）尽管会减小经济波动，但代价是延缓经济增长。正确办法是，尊重客观经济规律，适时进行经济结构调整。
微观经济学恩格尔定律篇2
一、引 言
相对于以亚当·斯密作为奠基人的古典经济学体系，现代经济学范式的形成和发展主要归功于经济学思想史过程中的两次重要的思想革命：其一是19世纪70年代史称“边际革命”的经济学价值理论革命；其二是20世纪30年代表现为“凯恩斯革命”的经济学分析的方法论革命。这两次重要经济学思想革命的逻辑结果，使现代经济学范式较之古典经济学范式具有更加宽阔的思想发展空间。譬如说，现代经济学的价值(效用价值)概念包含精神元素，从而现代经济学的理论对象可以被视为精神过程与物质过程相统一的“行为学”过程。而凯恩斯明确地使用三大心理学因素，来解释经济过程的有效需求相对于供给机制的独立性，则是对“边际革命”之后的一条经济学思想路线的继承和发展。在本文中，我们把同这样一条思想路线相联系，并且对现代经济分析思想产生重要影响的经济学思想元素，称作为现代经济学范式中的“凯恩斯元素”。
由于近两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显性张扬，现代经济学范式中的“凯恩斯元素”已经对近30年来居经济学主流地位的“新古典主义”构成了严峻的理论挑战。本文依据经济学思想演变的理论和历史逻辑，对现代经济学思想的这种前沿发展作出分析判断，认为现代经济学范式中的“凯恩斯元素”将在主流经济学体系中“复兴”。
二、现代经济学中的“凯恩斯元素”
元素一：不确定性与无知(uncertaintyandignorance)
“不确定性”的概念最早由纳特(f.h．knight)提出。凯恩斯(j．m．keynes)的贡献是将这个概念同经济行为主体的决策行为及其实际后果联系起来。凯恩斯认为，人们对于未来的种种不同看法足以影响目前的情况，经济过程的现状是完全被动的、确定的，是由经济体系中的不同的行为主体关于未来的不同看法所决定的，也就是说，经济体系的现状是行为主体关于未来看法的函数，人们对于未来的预期是主动的，是自变量，而经济体系目前的状况则是因变量。由于未来是不可确知的，因此，所有经济行为主体的主动的“决策过程”都是在“不确定性”的条件下完成的。这意味着经济体系的现状始终是同“事前”的预期相出入的。
凯恩斯的“不确定性”概念中包含着“无知”(ignorance)的内涵。他从来就不相信“不确定性”能够从经济体系或经济活动中消失掉，更不相信人类最终能找出一种方法来完全预期未来；相反，他确信，“时间和无知的黑暗力量”永远是经济体系和经济活动的一个内在组成因素，因此，即使我们假定经济行为主体是完全理性的，他们的经济决策的现实结果也总是会同经济决策的预期目标相出入，所以，实际经济过程总是经济行为不断进行调整的过程，也是经济的调整成本持续发生的过程。凯恩斯指出；“人们总是被无数主观和客观的偶然性包围着、支配着，不得不持续不断地调整自己的预期和决策以适应变化了的情况和条件，但这仍然不能保证新拟定的计划就一定比以前的更好”。
元素二：“完全理性假设”不成立
现代经济学的价值理论对于经济学分析(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有一项演绎属性的逻辑贡献，这就是将人类的精神活动过程通过包含精神元素的价值概念引入经济行为和后果的分析。由于精神活动及其支配下的经济行为贯穿全部经济学分析，因此经济学家们关于人类精神活动的基本状态的理论假定，实际上在很大的程度上就决定了他们的经济学分析的思想路线。
关于人类精神活动状态的一项最便利的假定就是人类精神活动过程符合完全理性(completerationality)的假设，这个假设给经济学家提供的便利主要有两点：其一，数学方法作为最佳理性工具，在完全理性假设的条件下可以作为经济学分析方法的自然而然的替代品。其二，完全理性意味着人类精神活动及其行为后果对于经济运行机制并不构成实质性影响，因为在完全理性假设的条件下，人类精神活动及其行为后果对于经济运行过程不可能构成任何“意外的”自主性“冲击”。所以，有了“完全理性假设”，由现代经济学范式的价值概念引入经济学体系的人类精神活动特质就被抹平了，经济学分析的全部逻辑都可以被还原到古典经济学的认识。这就是现代经济学中的一条新古典经济学的思想路线。
同由“时间和无知的黑暗力量”构成的客观方面的“不确定性”相对应，人类经济行为的心理过程的复杂性和波动性构成实际经济过程中的起源于主观方面的“不确定性”，凯恩斯关于这一认识所提出的经典概念是人类经济行为中的所谓“动物精神(animalspirit)”，这种精神是同人类经济行为“完全理性假设”水火不容的。人类经济行为中的心理过程的复杂性、波动性和自主性，是凯恩斯经济学解释实际经济过程缺乏稳定性的主要理论依据。凯恩斯本人关于总有效需求规模的自主性决定因素的概括，就归结为三大外生心理学因素；边际消费倾向、投资的边际效率和流动性偏好。事实上，从凯恩斯的经济学分析框架中可以清楚地看出，精神或心理元素在经济学分析框架中的自主独立性和外生性，是凯恩斯思想路线的经济学分析具备物理学涵义的“均衡”概念的逻辑依据。因此，在凯恩斯思想路线的经济学理论认识中，心理状态或精神状态的起伏变动就会导致实际经济过程起伏变动，正如庇古(a．c．pigou)在“凯恩斯革命”之后所认识到的那样；“物体摆动的周期在磨擦的影响下趋于缩小；但我们并不能由此而推论，心理摆动的周期亦将如此，”
元素三：非瓦尔拉市场均衡分析的方法论
剑桥学派的马歇尔承接“边际革命”之后的新价值理论，启动市场价值决定的“双刃说”，主张币场需求和市场供给是两股相互独立的市场力量。“凯恩斯革命”在这个方面继承了剑桥学派的传统，将市场需求和市场供给的均衡分析框架由微观个体层次提升到宏观总体层次，并以三大心理学因素解释了市场需求之所以独立于市场供给的逻辑原因，从而使得凯恩斯经济学的思想路线同古典经济学的“萨伊定律”及其新的表现形式“瓦尔拉定理”划清了界限。
然而，如前所述，曲于“完全理性假设”抹平了经济行为主体的精神活动的复杂性和独立性，古典经济学范式的“萨伊定律”就可以以新的表述形式重新渗透到现代经济学分析之中。这就是所谓的“瓦尔拉一般均衡”及其现代数理表达方式“阿罗—德布罗均衡”(k．arrow&g.debreu)。这一新古典思想路线的经济学方法论实际上反映的是需求数量与供给数量派生于一个经济体的总生产函数的“恒等”的关系，而非市场需求独立于市场供给所产生的两股力量交互作用而达至的物理学涵：义的“均衡”，数学形式反映数量相等的逻辑关系，但“数量相等”只是“均衡”概念的逻辑内涵之一，是事后的结果；“方向相反”才是构成“均衡”事前的原因。这是新古典思想路线的经济学方法论同凯恩斯思想路线的经济学方法论的基本区别之一。
作为以上“凯恩斯元素”合理的经济学结论，凯恩斯经济学的思想路线认为：现实经济行为及其宏观表现是内在地不稳定的，经济过程出现“市场失灵(marketfailure)”——具体表现为工资和价格刚性以及调整成本(wageandpricerigiditiesandadjustmentcosts)——完全正常，因此国家经济管理作为市场经济过程的稳定因素是必要的和有效的。
三、凯恩斯元素的失落：起因和后果
由于不能够从经济学范式转换的高度来归纳和理解上述凯恩斯元素，凯恩斯经济学同古典经济学之间的“范式区隔”就为后人所忽视。凯恩斯在《就业通论》中关于“名义工资和价格刚性”的假定就被理解为一个权宜性的假设，而不是有着深厚思想基础的见解。于是，伴随着凯恩斯之后的标准宏观经济学体系的发生，现代经济学范式之中的凯恩斯元素就开始流失，主流经济学家对于凯恩斯经济学的误解和误用开始泛滥。
(一)“新古典综合”与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础之争”
对凯恩斯经济学最具代表性的误解和误用是以萨缪尔森(paula．samuelson)为代表的“新古典综合派(neoclassicalsynthesis)”。把马歇尔在微观领域的“局部均衡分析”与凯恩斯在宏观领域的总量分析割裂为互不相关的两部分，认为马歇尔的微观分析是以完全竞争为前提假设，而凯恩斯的宏观经济学则是以“名义工资和价格刚性”为前提假设。这个两分法导致了关于凯恩斯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础之争”。自由主义的经济学家反对凯恩斯的政府干预经济的政策主，他们否定凯恩斯宏观经济学的理论根据，就在于通过“新古典综合”的理论体系质疑凯恩斯宏观经济学关于“名义工资和价格刚性”的假设。这些学者认为，这一假设同“完全竞争从而市场价格灵活性的假设”的微观经济学相矛盾，因此凯恩斯宏观经济学缺乏微观基础，并据此从根本上否定凯恩斯经济学，
在“名义工资和价格粘性”的假设受到质疑的情况下，“为宏观经济学寻求微观基础”成了1960和70年代西方经济学界思想和学术交锋的焦点。一方是试图维持其经济学主流地位，“新古典综合学派”；另一方则是以“去凯恩斯元素”为理论旗帜的所谓“新古典主义学派”或“新古典经挤学派”。从逻辑上看，当时的为宏观经济学寻求微观基础的运动可以有三种可能性：(1)将宏观经济学建立到“马歇尔微观基础”上；(2)将宏观经济学建立到“瓦尔拉定理基础”上；(3)改造“新古典综合派”的新古典微观经济学基础，使之符合凯恩斯宏观经济学分析。第一种可能性实际上是要重拾主流经济学中流失的“凯恩斯元素”，理顺凯恩斯理论与英国剑桥传统的逻辑联系。可惜这一思路的逻辑空间至今仍然没有被充分挖掘，所以泯灭在当时的争论之中，第三种可能性由以斯蒂格利茨(josephe．stiglitz)，为代表的“新凯思斯经济学(newkeynesianeconomics)”所发展，但是由于其信息经济学工具相对于其所要实现的目标力度不够(特别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所以未能挽救凯恩斯宏观经济学的主流地位的失落。于是，60～70年代的“微观基础之争”的结果是第二种可能性成为主流的经济学思想，新古典经济学分别以“货币主义”，“理性预期学派”，和“实际经济周期理论”的形式自70年代以来成为西方经济学主流。
新古典经济学根据瓦尔拉均衡，建立起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础，并在此微观基础上推导出属于新古典经济学的宏观理论，否定存在着非自愿失业，认为经济周期仅仅来自于外生的技术冲击，并得出政府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乃至一切政策都是无效的一系列与凯恩斯经济学完全对立的结论。
(二)新古典经济学的后果
新古典经济学占据主流地位意味着现代经济学范式中的“凯恩斯元素”不断地从正统经济学理论体系中被清理掉。这种对“凯恩斯元素”的清理给当代经济学的发展造成了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的严重后果。
由于“完全理性假设”和“瓦尔拉一般均衡”存在性的证明，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关于经济体系和经济运行的基本理论结论就是：市场经济体系自发地内在稳定，因为市场永远不会失灵。这就是通常所称的“市场原教旨主义(marketfundamentalism)”。
新古典经济学将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础建立在瓦尔拉一般均衡之上，其微观分析中经常使用的一个方法就是用所谓“代表性个人(repre—sentatlveagent)”的微观决策行为来代表宏观社会的决策行为。至少在两种情况下，这种方法是有问题的。其一是在信息不对称和合作失败的情况下，用代表性个人的微观分析是无法说明宏观问题的，除非假设那个代表性个人是具有思维分裂的特点，即忽儿具备某种信息，忽儿又把这种信息、给遗忘掉了，否则是不可能恰当地反映信息不对称的情况。其二是如果市场失灵确实是某种宏观经济现象的根源，就不可能使用代表性个人的微观分析来解释有关的现象。因为，如果所有的个人都是一样的(因而可以使用代表性个人来代表他们的行为)，那就完全没有必要进行交易，也就没有所谓市场失灵的后果了。
由于“市场原教旨主义”的“政策无效性”推论否定经济学“经世济民”的社会功能，从而否定了经济学家的社会存在的必要性和思想作为，因此由新古典经济学传统熏陶出来的经济学家通常拘泥于琐碎，思想贫乏，贪图技术运用的便利。事实上，新古典经济学将其宏观经济学建立在瓦尔拉一般均衡的微观基础之上，技术运用方面的考虑也是其原因之一。因为在构建宏观模型时，特殊性和一般性的权衡是一个重要而困难的问题。如果理论不够特殊，就难有可解性，但如果理论过于特殊，又不具有一般性，无法解释现实世界中的宏观现象。瓦尔拉一般均衡忽略不完全竞争、不完全信息等复杂的真实条件，便利数理方法的运用和模型求解。因此，新古典经济学乐于把宏观理论的微观基础建立到这个微观基础之上。然而，在这种技术体系培育下成长起来的经济学家，在面对实际经济问题或起源于经济过程的社会问题时就会表现得茫然和无所作为。
四、回归凯恩斯：当代经济学者对“凯恩斯元素”的恢复
1990年代中后期的亚洲经济金融危机对新古典经济学的实践性构成了世界性的挑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面对危机提出的，以新古典宏观经济学观点为主导的危机处理措施无能无效，为人诟病。几乎在同时，在阿根廷推行的“市场原教旨主义”的经济自由化导致国家破产，新古典主义颜面尽失。如果说这两个案例毕竟发生在境外，市场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仍然可以为新古典经济学提供推诿的借口的话，小布什执政以来的美国经济的萎靡不振，而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熏陶下的美国经济学家们的无能为力则从根本上动摇了官方和社会对于主流经济学的信任。由于对国内经济问题无所作为，小布什的“有学术背景”的经济顾问班子这次非常不体面地下台，取而代之的是以“实干家背景”为主体的经济操作专才。国家管理的实践家们开始思念凯恩斯经济学及其政策推论。这些都为“凯恩斯元素”在现代经济学中的回归提供了现实的实践背景。事实上，西方一些敏锐的经济学者在90年代后期就已经注意到这种思想潮流变换的趋势，如克鲁格曼(paulkrugman)就提出了所谓“萧条经济学的回归”的概念，预言凯恩斯主义的回归。
“凯恩斯元素”在现代经济学学术领域的回归始于80年代末，但是从暗流涌动到显性张扬则只是近两年的事。事实上，如果留心反映当代经济学发展趋势的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授奖情况就可以看出，自1996年以来，除了少数技术专家之外，凡是具备一定经济学思想内涵的诺奖得主都落在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家的圈子之外，这两年的诺奖得主则更加就是公开的经济学中的“凯恩斯元素”的复活者。
斯蒂格利茨曾归纳出三个市场上的三种困境，并认为这晕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始终无法解决的困境。 1．就业市场的困境，为什么在现实世界中我们总是观察到实际工资变化微小，而就业率却相对大幅度地波动?新古典经济学中的市场总是在均衡(准确来说是“恒等”)的情况下运作，要调和这种事实与市场出清模型之间的矛盾，只有两种办法。其一，是假设劳动供给曲线是水平的，但如果这是真实的，工人就不应该对失业感到忧心忡忡。其二，是假设劳动力需求曲线与劳动力供给曲线同时恰到好处地移动，互相抵消了彼此对实际工资的影响。但劳动力需求曲线为什么要移动呢；在完全竞争的理论下，作为价格接受者和工资接受者的企业，除非受到技术变化的冲击，劳动需求曲线是不会移动的，更不必说没有任何理由非要移动到恰好抵消了劳动供给曲线移动幅度的地方去。劳动市场的困境，实际上是新古典经济学无法对失业的现象做出令人信服的解释的困境。更糟糕的是，新古典经济学家索性以否认失业现象的存在来摆脱理论无法解释现象的尴尬；“自然失业率”的概念的提出，正是这样一种驼鸟政策的结果。
2．产品市场的困境。为什么实际工资变化不大，产出的波动却要剧烈得多，供给函数的弹性有那么大吗?按照新古典经济学的一般均衡理论，价格调整和其它产业的调整双管齐下可以将大部分外生冲击对经济的影响抵消掉，然而现实的情况却是，一个小小的扰动可以带来巨大的冲击，即所谓“蝴蝶效应(butterflyeffects)”，1990年代成为新古典宏观经济学主流的“真实周期理论”试图用计算机来模拟经济周期，不过，连可重复性这一做实验的最基本的要求都不能满足，其模拟实验解释力又从何而来呢?产品市场的困境，实际上反映新古典经济学理论无法对经济周期的现象做出令人信服的解释的困境。
3．资本市场的困境。依据新古典经济学继承于古典经济学的二分法，货币对于实际经济的作用是中性的，即货币政策无效。而新古典主义的“完备资本市场(perfectcapitalmarkets)”理论则更进一步拓展和深化了这个货币中性的结论：在完备资本市场条件下，公共财政政策也是无效的，然而，大量的经验证据都表明，货币政策的确是有效的。特别是货币当局也许不能够将经济从衰退中拯救出来，但是却可以将经济引入衰退中。为什么会是这样?货币政策起作用的机制是怎样的?新古典经济学对此无从解释。
相反，通过现代经济学范式中的“凯恩斯元素”的恢复，以上这三个市场上的理论困境则可以得到合理的解释。因为造成这些困境的现实原因，一是实际经济过程中的“不确定性”，二是人类经济行为的“非完全理性”。近两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正是颁发给在这两个方面继承和发展了“凯恩斯元素”的经济学家。他们分别从“不对称信息”和“行为心理学”的角度针对以上理论困境提出凯恩斯思想路线的理论解释。
中心的问题是对凯恩斯名义工资和价格刚性假设作出理论解释，新古典经济学在1960年代就是通过质疑凯恩斯这一假设而否定凯恩斯经济学的。然而，名义工资和价格刚性在凯恩斯经济学中虽然是以假设形式存在；但在现实世界中却是一个真实存在，因而是一个需要加以解释的现象，只要在理论上证明，名义工资和价格粘性的确存在，则凯恩斯一整套的宏观理论就仍然有效，也就是说，非自愿失业是存在的，政府的反周期的经济政策是有效的。以斯蒂格利茨、阿克尔洛夫(g.akerlof)和卡纳曼(d．kahne-man)等为代表的凯恩斯思想路线的经济学家们所做的工作，正是围绕着这个中心问题展开的。
为解释名义工资粘性，斯蒂格利茨和耶伦(j.yellen)依据信息不对称理论提出效率工资概念(efficiencywages)，认为有效率的工资水平并不是市场出清的竞争均衡工资，而是略高于这一水平的工资。由于效率工资高于竞争均衡水平的工资，也就是工资下降到效率工资水平时具有刚性，不会进一步再往下降到竞争均衡水平的工资，这就造成了工作职位少于求职人数，导致了非自愿失业的产生。由于存在着雇主对雇员工作努力程度的信息不对称，(雇员很清楚自己是否已尽力工作，雇主则不可能完全清楚)。雇主一方面为了鼓励雇员努力工作，会将有效的工资水平提到比竞争均衡水平高的程度；另一方面，实际的工资水平比竞争均衡水平高，也就造成了企业外部存在着较多的失业的求职者，对内部的雇员施加了压力，要努力工作以免丧失这较高的工资收入，这跟信贷配给理论(credit-rationingtheory)认为贷款人故意将利率订得比竞争均衡的水平低，以使获得信贷的借款人在贷款供不应求的压力下按时还债的解释是共通的。
同时，阿克尔洛夫和耶伦并不限于用信息理论来解释名义工资和价格粘性的存在。他们发挥凯恩斯思想路线重视人们的心理行为的传统，主张从人的心理学、社会学假设中寻求对名义工资、价格粘性的解释。阿克尔洛夫明确指出，在心理学和社会学中，对人类行为的假设有三个重要的考虑：(1)互惠主义(reciprocity)，如人类学中的交换礼物理论(giftexchangetheory)。(2)公正(fairness)，如心理学中的公正理论(equitytheory)。(3)信守团队道德(adherencetogroupnorms)，如社会学中的参考团队理论(referencegrouptheory)和心理学中的团队形成理论(theoryofgroupformation)。在互惠主义的作用下，雇主会倾向于向雇员支付高于竞争均衡水平的工资，以换取雇员对企业的忠诚。而在公正理论的作用下，如果工资低于雇员认为是公正的水平，雇员就会倾向于出工不出力。至于团队道德理论则决定了雇主和雇员形成关于什么是高于竞争均衡水平而又是公正的工资水平。
另外，依据卡纳曼和托维斯基(tversky)等发展起来的展望理论(prospecttheo—ry)，阿克尔洛夫认为，雇员如果是以名义工资为其行为决策的参考点的话，名义工资粘性就是展望理论的自然而然的含义，展望理论是根据心理学的理论，假设人们的决策行为不是最大化决策做出后的财富水平，而是根据某些参考点(referencepoints)来衡量一个决策行为所导致的境况变化是带来收益(即决策后的财富水平高于参考点)还是带来了损失(即决策后的财富水平低于参考点)。而同样根据心理学的理论，人们更重视回避损失甚于追求获得收益。因此，人们对于收益表现为风险厌恶，对于损失却表现为风险喜好。那么，如果雇员以名义工资为行为决策的参考点的话，他们将表现出极力阻止名义工资下降，从而造成名义工资的刚性。
就业市场的名义工资刚性问题由于“凯恩斯元素”的恢复而得到解释，产品市场和资本市场的理论困境也相应地迎刃而解。传统的凯恩斯宏观经济学用“乘数效应”解释产品市场的“蝴蝶效应”。斯蒂格利茨则以不完全市场、不完全信息导致名义价格粘性，使厂商更多地以调整产量而非调整价格来对冲击做出反应，从而解释了乘数效应的产生机制。
关于资本市场的理论困境，传统凯恩斯经济学用名义价格、工资剐性的假设说明货币政策是有效的。阿克尔洛夫则进一步根据认知心理学(cognitivepsychology)指出，人们根据简单的经验规则(rule-of-thumb)进行决策，从而会与最大化假设下的行为之间有一点点的偏离。由于这种偏离所带来的损失微乎其微，人们会倾向于对冲击反应迟钝，造成工资、价格的调整都带有粘性(sticky)。这种根据简单的经验规则而非最大化规则作决策的假设，阿克尔洛夫称之为“近于理性(near-rational)”，与新古典经济学的“完全理性”相区别。在政府采用增加货币供给的反周期政策时，由于人们的决策行为是“近于理性”的，价格制定是根据以往的经验来进行，不会对于需求冲击(由货币供给增加导致)做出反应。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偏离最大化行为的损失甚微，影响是二阶性质的(second-order)；并且由于乘数效应的存在，货币政策对产出的影响是一阶性质(first-order)，即影响相对于冲击而言是极其显著的，所以货币政策是有效的。
至此，至少是在经济学短期分析领域(theshortvision)，现代经济学范式中的“凯恩斯元素”得到了充分的恢复。
五、结 语
西方主流经济学中的“凯恩斯元素”回归表明，凯恩斯在1930年代提出的对于宏观经济现象的解释以及对于宏观经济问题的解决方案的有效性，在当代被重新认识，凯恩斯经济学思想的主流地位有可能恢复。无论从理论还是从实践角度看，这一主流经济学的发展趋势对于未来中国经济学的发展都有着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中国的现代经济学起步较晚，虽然近年来发展有长足的进步，但在面对西方的主流经济学的潮流变动时，则仍然显得相当被动，虽紧赶慢赶，亦步亦趋，但通常赶上的也是一些潮流后的“货色”。出现这种现象，固然有中国经济学者所处现代经济学研究“”，只能步“中心”之后尘的因素；但更重要的恐怕是，相当多中国经济学者缺乏学术研究过程中的“独立之人格，自由之精神”，缺乏对现代经济学的变迁发展的前因后果的了解，因而既不能也不敢预见现代经济学的发展趋势，从而难免落后于人。在潮流即将变化之际，我们所需的并不只是今天主流经济学的“知道分子”，更需要的是能够认识其发展趋势的“知识分子”。这样才能把握明天的主流，从而在将来以平等的身份同世界对话。
中国经济在今后相当长时期内的主要问题是内需的形成与管理问题，作为一个发展中的转型国家，新古典经济学那一套假设在我国比在市场经济已经相对成熟的西方国家同现实的相距更远。如果新古典体系在西方国家都难有作为的话，那就更加不能想象其理论结论可以适用于我国的情况。所以，面对国外的各种“先进的”经济学说和理论，选择仍然是必要的。只有那些对于解决我国经济的短期波动和长期发展有所助益的理论学说，才是应当受到欢迎和鼓励的。显然，西方主流经济学体系中的“凯恩斯元素”的回归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可能的、好的选项。要解决我国的经济实践问题，凯恩斯经济学相对于新古典经济学具备优势，值得我们去关注和研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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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观经济学恩格尔定律篇3
关键词：经济学；关系；发展；诞生
中图分类号：F0文献标识码：a
一、国家与市场:一条永恒的主线
早在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诞生之初,就已经出现主张国家干预与主张自由放任两大思潮之间的分歧与论战。20世纪西方经济学的发展依然是紧紧围绕着这个主线展开的,所不同的仅仅是双方各自的学派更为繁杂,争论的范围与内容更加泛化,两种思潮此消彼长,兴衰交替的周期或被政府御用的周期更缩短了。
(一)战前关于国家与市场的论争及凯恩斯主义的诞生
19世纪末,占支配地位的仍然是“看不见的手的自由放任理念,认为在竞争环境中,通过市场的力量,个人的最大化行为会转化为一种最优化的社会状态。这个传统后来构成经济学家偏爱“自由放任0的一种比喻,并最终演变成在19世纪占据统治地位的”生产自动创造需求0的萨伊定律。
当历史刚刚踏入20世纪门槛的时候,经济学家们逐渐看到,在现实世界中,市场机制并非万无一失,经济的周期性波动伴随着失业等不良经济现象时有发生。以凡勃伦、康芒斯等为代表的旧制度学派主张国家调节和仲裁劳资矛盾、反对自由放任政策;马歇尔的门徒庇古创立了福利经济学,虽然总体上讲他仍然排斥政府干涉经济生活,但对自由放任的理想主义也进行了激烈的批评,认为国家应出面校正生产外部性以防止出现边际私人净产值与边际社会净产值相背离的现象发生。
(二)战后凯恩斯主义与货币主义和供给学派等的论争
20世纪60)70年代是西方经济学最繁荣的时期,在野0的自由主义思潮在新保守主义的旗帜下休养生息,重整旗鼓,在70年代凯恩斯主义陷入危机时东山再起;货币主义、供给学派、新制度经济学、公共选择理论等学派林立,各领。它们或是自诩为“嫡传”的凯恩斯主义者,或公开声明是凯恩斯主义的叛逆者。
在美国,凯恩斯主义受到了来自供给学派的严峻挑战。60年代末以拉弗尔、费尔德斯坦和蒙德尔为代表的供给学派全盘否定凯恩斯“需求决定供给”这个需求管理的核心命题,认为它是导致产生“滞胀”的根本原因。因为增长与刺激需求将导致货币供给数量的增长,由此必然导致通货膨胀;刺激需求无疑等于抑制储蓄,从而导致了投资率和劳动率的下降,进而降低了积累在促进经济增长中的作用。供给学派主张全面恢复新古典经济学的自由主义精神,尤其是恢复
萨伊定律,反对凯恩斯“需求管理”的国家干预主义,针锋相对地提出了“供给管理”,强调财政政策的作用应该影响供给而不是影响需求,以促进私人储蓄和投资。这样降低税率便成了开给白宫的“药方”。这个药方基于三个理论假设:
第一,税收量不一定与边际税率呈同方向变化,在达到某一点时会朝相反方向变化;
第二,降低边际税率将鼓励人们用劳动代替休闲;
第三,高税收还将造成低投资率,使投资减少、资本存量降低,因此降低边际税率将鼓励投资和生产。
二、主流经济学的革命
20世纪主流经济学的革命性理论突破为现代经济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铺平了道路,从而形成了今天任何一个西方经济学院学生或经济学教授既人人皆知又无法跨越的基本理论框架。
(一)“张伯伦革命”
亚当斯密以后的一百多年里是自由资本主义发展的鼎盛时期,那时垄断还是个别现象。正如1982年诺贝尔奖得主斯蒂格勒所言,“亚当斯密作为建立传统的伟大人物,在垄断领域也没有给我们留下空白,他创造或者说提出了三个权威性的传统”。这三个传统分别是:对正规的垄断理论置之不理、将他那个时代的垄断现象看做是国家赋予的专营特权、对垄断和勾结行为无需采取什么行动。当资本主义进入垄断阶段之后,经济学理论已无法对其进行解释,现实世界中的普遍垄断现象开始引起经济学家的关注。从19世纪初的西斯蒙第、穆勒、麦克库洛赫,到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马歇尔、古诺、埃奇沃思、西奇威克,尤其是庇古和斯拉法,他们早已对垄断理论和市场的不完全性作了大量的研究。(二)凯恩斯革命
如果说1929-1933年大危机是对当时微观经济学的反动的话,那么,凯恩斯主义就是对新古典经济学的一次革命。而5货币通论6则使得西方经济学在分析方法上实现了微观分析与宏观分析的分野,从而使凯恩斯成为现代宏观经济学甚至20世纪西方经济学的开山鼻祖,在整个20世纪西方经济学的演进与发展中成为一个永恒的主角。如同凯恩斯1936年出版的5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6一书的名称那样,凯恩斯主义的推演逻辑是从充分就业开始的:
(1)以往假设的充分就业均衡是建立在萨伊定律基础之上,其前提是错误的,因为总供给与总需求函数的分析结果显示,通常情况下的均衡是小于充分就业的均衡。
(2)之所以存在非自愿失业和小于充分就业的均衡,其根源在于有效需求不足;因为总供给在短期内不会有大的变化,所以就业量就取决于总需求。
(3)有效需求不足的原因在于“三个基本心理因素,即心理上的消费倾向,心理上的灵活偏好以及心理上的对资本未来收益之预期”。
(4)政府不加干预就等于听任有效需求不足继续存在,听任失
微观经济学恩格尔定律篇4
首先让我不厌其繁地再次引用凯恩斯那广为传诵一段话：“既得利益之势力，往往被人夸大，实在不如思想直逐渐侵蚀力之大。经济学家以及政治学家的思想，其影响之大，往往出乎常人意料。事实上统治世界的，就是这些思想。现实世界的统治者，自以为不受任何理论的影响，可往往会是过往时代某一个二流经济学家思想的奴隶。从长远来说，真正危险的不是既得利益，而是思想。”
先讲一点方法论：
在波普看来，科学的发展是一个证伪的过程。只有证伪的理论，才是科学。提出假说----事实检验----推翻-----提出新的假说-----再推翻----。。。。。。如此否定之否定，由相对真理走向绝对真理。
依我的看法，任何理论，都是一种模型，是对现实的一种抽象，一种近似。事实上，无论经济学家还是普通人，都是通过模型来看世界的，我们是带着理论来面对现实的，这也是康德所说的先验理性，并为现代的脑科学的研究所证明。
理论永远不可能与现实完全符合，理论的价值在于它可以指导我们去看事实，使现象可以更有条理，但它同时也是对现实的一种歪曲。科学的发展正是理论不断逼近现实的过程。
现在大家都在批判经济学家玩数学，经济学的理论脱离现实。我想主要是两方面的原因：一个是经济现象太复杂了，以至于经济学家无法建立更加贴近现实的理论模型，这也要怪经济学家的智慧不够。另一个要怪数学家，数学家给经济学家提供的数学工具太简陋了，以至于非常简单的模型，要用非常复杂的数学。理论越是接近现实，模型就越复杂，所用的数学就越高深。也就是说，经济学的发展是受数学工具的制约的，数学应用于经济学不是太多，而是太少。
宗教是非理性地信仰，哲学是理性地信仰，而科学则是理性地怀疑。每一门科学都有一个核心假说，那是不可检验的，科学家的任务是由这个假说推出可检验的等价命题。
牛顿力学的核心假说是牛顿三大定律，相对论的核心假说是光速不变定律。而经济学的核心假说是理性人假说，即每个人都是效用最大化的个人，现代经济学的全部理论都建立在效用最大化这个假说基础之上。有了效用，才有了现代经济学，所以我认为现代经济学真正起源于边际效用学派，也就是马克思所批评的庸俗经济学。它的三位代表人物是在；杰文斯，门格尔，瓦尔拉斯。后来的马歇尔总结了前人成果，创立供求曲线，这就是新古典学派，统治着一般的中级微观经济学教科书。
在马克思以前，从斯密到李嘉图，都是劳动价值论，核心概念是价值。据说斯密在写《国富论》时先是研究资源配置和劳动分工，然后不知犯了哪股子邪劲，突然对价值问题发生了兴趣，开始探讨价值的本质。后来的经济学家，如李嘉图，马克思，也晕头转向地跟着他去研究，“什么创造了价值”。经济学从此走上了邪路，为了一个毫无意义的问题，经济学浪费了整整一个世纪。
直到后来经济学家引入了效用，把价值这个概念驱逐出了经济学。大家可以翻一些现代经济学的课本，找不到价值这个词的。
按熊比特的说法，三个最伟大的经济学家是瓦尔拉斯，马歇尔和维克塞尔。其中最最伟大的是瓦尔拉斯，因为他创立了一般均衡理论。
按张五常的说法：经济学只有两个假说，即效用最大化和负需求曲线。这里用的是局部均衡的概念，不太严格，负需求曲线约等于边际效用递减。
边际效用学派的一个伟大贡献就是引入了边际的概念，边际效用就是对效用函数求导。这样，微积分就进入了经济学，数学家在这个领域耕耘了两个世纪，有一大批的定理可以应用，从而给经济学以全新的刺激。这从一个方面说明，一旦引入了强有力的数学工具，经济学可以有怎样强劲的发展。
数学是一种推理的工具，他帮助我们从核心假说推导出可供检验的命题，保证了推理的严密，逻辑的正确，不至于使思维混乱，避免不必要的争论。日常语言很不严密，有很多问题越争越不清楚。数学作为一种严密高效的语言，如果我们的结论不同，在推理正确的前提下，一定是我们的假设与现实不符。
数学是一种思维工具，以传统方式，以日常语言去思维经济学就象赶牛车，而掌握了数学，则象坐了喷气式飞机。
比如：科斯定理告诉我们，当交易费用为0时，产权的划分不同不具有影响经济福利的效果，即人们可以通过在市场上交易产权来达到资源的社会最优。个人通过效用最大化行为达到社会最优-----帕累托最优。这可以看作福利经济学第一定理的另一个版本。斯蒂格立兹叫它科斯谬误，数理经济学家严格证明了科斯定理只有在经济当事人具有拟线性效用函数时才成立。
一边是模型，一边是现实，模型越是接近现实，所用的数学就越高深。经济学家的数学素养早已远远超过了物理学家，正如物理学的发展曾大大推动了数学的发展，也会有一批数学家转变为经济学家，经济学家变成为数学家。因为今天的物理学几乎已经找不到什么问题了，而经济学则问题多多，酝酿着一场巨大的革命。
如果说物理学研究物质世界，那生物学研究有机世界，而经济学则以探究人类社会的奥秘为己任，层层递进，现象越来越复杂，所用的数学也越来越高深。
在马歇尔那里，事件是一件接一件的发生，而瓦尔拉斯的一般均衡则雄心勃勃，要一次解决所有问题。法国是一个盛产数理经济学家的国家，从配第到古诺，到瓦尔拉斯和当代的laffont,tirole,一脉相承的是一种数学理性的建沟主义。
经济学中的意识形态和物理学的意识形态并无不同，一个物理学家也可能为纳粹制造原子弹。
现代经济学主要有两支：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都可以从马歇尔这里讲起。
微观经济学，也就是新古典经济学，从马歇尔以来，没有更大的发展。后来的经济学家就是用越来越高深的数学工具对他的理论加以精练。到samuelson出版《经济分析基础》，用微积分来研究微观经济学的时代结束了。
50年代以后，诺贝尔奖得主debreau,arrow等人用集合论来研究微观经济学，证明了一般均衡的存在性，这是经济学的前沿，到了80，90年代，数学工具越来越高深，运用了几何流形，泛函空间，现在这一块儿主要是一些数学家在做。
马歇尔统治了今天的微观经济学教科书，而他的弟子凯恩斯则统治了宏观经济学。
samuelson自称是经济学的最后一位通才。他说：“生为经济学家，1939年是一个伟大的时刻。”
1930年代的伦敦是个汇集巨人的地方。罗素，萧伯纳，wittgenstein,凯恩斯,jone.robinson,还有早逝的天才ramsey,每一个人的光芒都足以辉映一个时代。你能想象这么多奇妙的人居然生活在一个时代，一座城市？
那时侯的hicks还在伦敦经济学院求学，哈耶克在那里宣讲自由主义理论，而凯恩斯则开始了他的十次经济学讲座，“马戏团”里有harrod,robinson,sraffa这样前途无量的青年。经济学处于清晨的明媚阳光中。
大萧条中成长起来的一代，solow,samuelson,friedman,tobin,这些未来的诺贝尔奖得主在凯恩斯开辟的园地里挥动了铁锹，并统治了那里，直到70年代遇到了lucas的挑战。
lucas的成功证明了经济学的真正发展不在于提出新奇的观点，而在于引入新的工具与方法。lucas以后，is—lm曲线开始从经济学文献中消失。经济学形成了新的研究范式，即直接从理性人的效用最大化行为来探讨宏观经济现象。宏观经济学家开始学习运用ramsey在1928年就写出的最优消费模型和samuelson1956年的交叠世代模型。宏观经济学找到了自己的微观基础，经济学重新回到新古典传统的怀抱之中。
宏观经济学的两条主线：经济波动和经济增长
微观经济学恩格尔定律篇5
将范式的观念运用于经济学，我们发现西方经济学的发展也经历着范式的演变。
一、亚当·斯密的古典政治经济学——范式的建立
经济学最初的范式是由亚当·斯密（a.Smith）建立起来的。斯密建立起了政治经济学的范式和理论体系，从而使政治经济学成为一门独立的科学（其标志是1776年《国富论》发表）。马克思指出，“在亚当·斯密那里，政治经济学已发展为某种整体”。（注：转引自陈冬野《亚当·斯密的经济理论体系》，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页。）
1.经济人假设
所谓经济人假设，就是认为人类的一切活动，都是为了追求个人经济利益。斯密将其规定为“每个人为改善自己的境遇而不断进行的恒常努力”。其实斯密并非只看到个人私利而不重视人类的道德伦理（可以参见其名著《道德情操论》）。他也是在反复思考了“经济人”和“道德人”后，才确认经济人是更加符合实际的假设，并且更有利于建立经济科学。
2.看不见的手假设
斯密认为个人追求个人私利的行为可以通过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而最终促进整个社会的福利。因此斯密认为国家的职责在于维护市场秩序，保护个人经济自由，而非干涉市场。
3.社会分工假设
斯密认为交换是人类的天性，这种天性促进了社会分工，而社会分工的发展促进了国家财富的增长。
4.研究对象
斯密将政治经济学的对象规定为经济、政治以至各种上层建筑，而非仅仅是经济领域。
二、马歇尔的新古典经济学——范式的继承
19世纪70年代起，经济学经历了一场边际革命，这实际上是一场方法论上的革命，而非范式的革命。受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和边际革命的影响，马歇尔（a.marshall）于1890年出版了《经济学原理》，其中运用边际分析研究需求和供给，其核心是均衡价格。由马歇尔奠定的这一流派逐渐成为主流经济学，被称为新古典经济学（neoclassicaleconomics）。新古典经济学部分地继承了斯密的古典政治经济学。两者相比，新古典经济学的范式变得狭窄了。首先，研究对象范围变小了，新古典经济学脱去了“政治”两个字，将研究对象局限为经济领域。另外，新古典经济学家们逐渐遗忘了斯密对社会分工的洞见。
新古典经济学的范式可以概括为两条。
1.理性人假设
理性人假设实际是对斯密经济人假设的延续。理性人假设是指个人通过自己的理性进行选择，在给定偏好和约束条件的情况下，个人总是能够使效用达到最大化。
2.市场均衡假设
在给定理性人假设的前提下，市场总是能达到均衡（瓦尔拉斯均衡），而此时的资源配置是最优的（帕累托最优）。因此新古典经济学实际上是以价格为核心，研究市场如何配置资源。
三、凯恩斯革命——范式的革命
从斯密到马歇尔，经济学的范式发生了继承和延续，但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对经济学范式上的革命是由凯恩斯（J.m.Keynes）来进行的。1929年资本主义世界爆发了经济大危机，人们开始怀疑市场的力量。在新古典经济学的范式下，经济学家无法对此作出令人信服的解释。在这个背景下，凯恩斯进行了一场经济学范式上的革命。在此基础上，他建立了宏观经济学的范式，并成功地解释了大萧条。这一革命以1936年《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的发表为标志。
凯恩斯理论的范式可以概括为3点。
1.有效需求不足
凯恩斯认为由于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资本边际效率递减以及流动性偏好的存在会造成有效需求不足。而这在新古典经济学的范式下是不会出现的，因为供给总是能创造需求（萨伊定律）。
2.工资刚性
凯恩斯认为由于存在工资刚性，价格的变动是很迟钝的，不能适应需求不足的变化。而在新古典经济学的范式下，工资和价格的变动都是迅速及时的。
3.市场无法自动出清
凯恩斯认为由于存在有效需求不足和工资刚性，市场就无法自动达到供需平衡，即无法自动出清，所以会出现大萧条。因此凯恩斯主张国家干预市场。而在新古典经济学的范式下，价格的迅速变化总是能使供需自动达到均衡，因此反对国家干预市场。
由于大萧条的出现，新古典经济学的范式对经济现象的解释不再有效，而凯恩斯的范式有效地解释了大萧条。从而新的范式取代了旧的范式。凯恩斯的理论是从总量上来研究资源利用问题，因此称为宏观经济学。他的追随者在他建立的范式上发展完善了宏观经济学，被称为凯恩斯主义经济学（Keynesianeconomics），成为经济学的主流。
四、新古典综合派——新旧范式的结合
所谓新古典综合，就是指凯恩斯理论和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两种不同范式的结合。它的发展经历了一个过程。早在1937年，希克斯（J.R.Hicks）画出了最早的iS－Lm曲线，其中运用了凯恩斯理论和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被认为是新古典综合的开端。（注：参见赵汉平主编：《西方经济思想库》第三卷，经济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1页。）1948年，萨缪尔森（p.a.Samuelson）的《经济学》出版，标志新古典综合派的形成。1961年，《经济学》第三版中，萨缪尔森正式提出了“新古典综合”。他认为凯恩斯的理论是通过国家干预经济达到充分就业，而如果充分就业（均衡）实现了，那就恰恰满足了新古典经济学的假设（范式）。因此他将凯恩斯理论称为宏观经济学，将新古典经济学称为微观经济学，放在同一本教科书中。他本人也成为新古典综合派（neoclassicalSynthesisSchool）的代表人物。新古典综合的实质是为了更有效地解释经济现象，而将经济学的新旧两种范式结合在一起，但是它并没能取消两者的矛盾，只是掩盖了矛盾。
五、一场更大规模的革命——第二次革命
六十年代末到七十年代，资本主义世界出现了滞胀现象。凯恩斯理论的范式遭到了巨大的挫折。人们开始厌恶国家干预，重新向往自由市场。在这种背景上，一场新的、更大规模的经济学范式上的革命展开了。以弗里德曼（m.Friedman）为首的货币主义者首先对新古典综合派发起攻击。他们恢复了新古典经济学的货币数量论，藉以批评凯恩斯主义者的国家干预政策，提倡经济自由。理性预期学派（SchoolofRationalexpectations）的卢卡斯（R.Lucas）走得更远。他借助于理性预期的假设，并通过运用现代数学，了凯恩斯宏观经济学的范式——有效需求不足、工资刚性以及市场的无法自动出清，从而恢复了新古典经济学的范式——市场自动实现均衡。卢卡斯的结论是稳定的政策都能被预期到，而能被预期到的政策是无效的。之所以会出现种种市场失灵现象实际上是变化不定的政策造成的。这是一场对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范式的全面反动，被称为理性预期革命。在更广的范围内，新古典经济学的范式得以恢复和发展。西奥多·舒尔茨（t.Schultz）和加里·贝克尔（G.Becker）在人力资本理论方面，布坎南（J.Buchanan）在公共选择理论方面，都运用了新古典经济学的范式。并且将研究对象从经济领域扩大到了非经济领域，包括政治、婚姻、家庭、犯罪等各种不同领域。在新古典经济学复兴的过程中，对范式的革新也是普遍存在的。一些经济学家发现新古典经济学不能解释企业的出现，也不能解释制度的变迁。于是他们引入了交易费用的概念，并重新解释了产权。新的范式是将人们的交换行为设想为一系列谈判过程，而谈判是需要谈判者付出代价（即交易费用）的。因此理性的人就需要在交换（收益）和交易费用（成本）之间进行选择。产权实际上是交换的前提，而制度则是降低交易费用的手段。在这个范式上，科斯（R.Coase）和诺斯（D.north）等经济学家发展了交易费用理论、企业理论、产权理论、制度和制度变迁理论，（注：交易费用理论和企业理论真正起源于1937年科斯的论文《企业的性质》，但其获得实质性发展是在80年代以后，产权理论和制度变迁理论则主要是在60年代以后起步。）等等。
八十年代以来，由纳什（J.nash）、泽尔腾（R.Selten）、海萨尼（J.Harsanyi）领导的博奕论开始应用于经济学。博奕论对新古典经济学的范式进行了进一步的修正。在后者的范式下隐含了两个基本假定。一个是假定市场参与者数量足够多，从而市场是充分竞争性的；另一个是假定参与者之间不存在信息不对称问题。而在现实中，市场参与者是有限的，在有限人数下，人们的行为常常是相互影响的。同样参与者之间的信息也常常是不对称的。在假设参与者行为相互影响的范式上，博奕论的研究得以展开。而在不对称信息的范式上，以维克瑞（w.Vickery）和莫里斯（J.mirrless）为代表人物的信息经济学（实质上是非对称信息博奕论）也得到了发展。（注：参见张维迎：《博奕论与信息经济学》，上海三联出版社1996年版第10—11页。）
我们看到，这是经济学上一次浩浩荡荡的运动。新古典经济学的范式重新接替了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范式，并且其自身也获得了发展和革新。同时在这场运动中作出卓越贡献的经济学家们亦得到了社会的认可，（注：本文所提及的，在这场运动中作出卓越贡献的经济学家均已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他们是：弗里德曼（1976），舒尔茨（1979），布坎南（1986），科斯（1991），贝克尔（1992），诺斯（1993），纳什、泽尔腾、海萨尼（1994），卢卡斯（1995），维克瑞，莫里斯（1996）。）他们的理论汇合在一起，成为新的主流经济学。
六、杨小凯的工作——第二次综合
最后我将提及澳洲华人经济学家杨小凯。他正在试图创建一门新的经济学，他自称为新兴的古典经济学（newClassicaleconomics）。其中他引入了当年亚当斯密提出的“劳动分工”的范式。在这个范式上，他通过运用现代数学对劳动分工和专业化进行了重新描述，并且希望在此过程中，将宏、微观经济学，交易费用经济学，产权经济学，制度经济学，信息经济学，博奕论等各种理论体系整合在一起。（注：参见杨小凯《经济学原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6页。）这将是经济学范式上的一次大综合，其意义可能超过新古典综合。因为后者的综合只是将两种相互矛盾的范式简单地合在一起，并没能取消矛盾。而前者是通过一种新的范式来解释原先不同的范式，因此原先的矛盾在新范式里被取消了。当然新的范式仍将面临新的矛盾，仍可能被另一种更新的范式所替代。
七、结论
通过上面的论述，我们发现西方经济学发展过程中的范式演变实际上经历了一个建立——继承——革命——综合——革命——综合的过程。不同的范式根据它们对客观经济现象解释的有效性而相互接替，或者说是根据它们接近被观察现象实质的程度而相互接替。
微观经济学恩格尔定律篇6
西方经济思想的起源可谓是由来已久，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期，但真正意义上的近现代西方经济思想却是在15世纪-18世纪早期盛行的重商主义思想的基础上形成的，重商主义思想认为货币即金银是财富的唯一表现形式，第一次提出了国家对于经济的干预政策的根本目的在于政府采取有利于本国经济发展积累财富的关税保护政策，重商主义关于国家干预经济的思想反映了原始积累时期资本主义制度发展的客观要求。18世纪中晚期，随着英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初步发展，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古典政治经济学派主张自由放任的经济主张，价格是市场调节的看不见的手。19世纪70年代，经济思潮中出现了以“边际革命”理论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该学派运用边际分析法研究了市场经济中价格如何使资源达到最优化的问题，进一步证明了自由放任的合理性和正确性。目前全球金融危机和后金融危机的背景下，西方国家许多人士都在反思西方现存的经济制度、经济理论和经济政策，并构想未来的经济制度、经济理论和经济政策，提出了新资本主义的众多构想和方案。
2近现代西方经济经济思想流派的变迁、原因及其主要观点
从以上的分析中，近现代意义上的西方经济思想和流派的演变主要经历了6个主要阶段，即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古典政治经济学，以主观效用价值论和边际分析方法为主要内容的新古典经济学，以国家通过货币和财政政策对经济生活进行干预和调节为内容的凯恩斯主义，以货币政策为核心和主要内容的货币学派，以生产价格为核心和主要内容的生产价格理论以及基于理性人假设的理性预期学派，目前受金融危机和后金融危机的影响，经济思潮发生了重大变化，基本趋势是对传统资本主义经济政策、理论的反思或者对未来进行重新的规划和构想。古典政治经济学产生的时代背景是17世纪中叶至18世纪中叶英国资本主义制度的确立和发展，英国的国际贸易迅速扩大，确立了海上霸权的地位，商品经济得到了充分发展，价值规律在更为广泛的领域发挥了作用，自由竞争成为了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反映到经济思想领域，就必然要求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取代国家干预而成为主导思想。1776年亚当•斯密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一文中批判了当时居于统治地位的重商主义思想和其政策主张，从而开辟了一个崭新的经济理论和思想时代。新古典经济体系和思想的提出是源于在对古典政治经济学中劳动价值论和费用价值论批判继承基础上之上的，从理论体系上看，它是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深入和发展，但其某些提法已经超出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内容和研究范畴。19世纪70年代初，英国的威廉•斯坦利•杰文斯、瑞士的莱昂•瓦尔拉斯和奥地利的卡尔•门格尔，几乎同时在不同的国家、各自独立地提出了主观效用价值论和边际分析方法，对古典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和费用价值论提出了质疑和否定。“边际革命”的影响一直持续到20世纪初期英国经济学家阿尔弗雷德•马歇尔的经济学体系，最终形成了“新古典经济学体系”。居于支配地位，这也为现代微观经济学奠定了理论基础。凯恩斯主义的提出其基本背景是1929-1933年资本主义世界的空前大危机，这次危机所造成的大量工人失业和其他相关经济社会问题使得传统经济学理论遭遇了一次严重危机。面对经济危机，各国政府都抛弃了自由放任的信条，运用行政、经济和其他各种手段来直接干预经济。以国家干预为中心的凯恩斯主义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和出现的，并取代了传统自由放任的思潮。1936年英国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出版了《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对传统的新古典经济学进行了变革，使西方经济学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导致了现代宏观经济学的产生。这也正是“凯恩斯革命”的主要影响所在。由于凯恩斯主义的国家干预经济生活手段和资本主义私有制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造成战后凯恩斯主义的施行在经济生活和其他领域引起了严重的问题，从而引起了人们对于凯恩斯主义的重新反思和对于传统自由市场经济的重新回味，凯恩斯主义的有效运行是建立在国家财政支出大量增加以刺激总需求增长基础上的，而国家财政支出增加会引起财政赤字，为刺激投资而降低利率又会导致通货膨胀。基于这种反思，经济思想界出现了几种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思潮和观点，即货币学派、生产价格理论以及理性预期学派。20世纪50-60年代以美国米尔顿•弗里德曼为代表的现代货币主义者发起了对“凯恩斯革命”的反革命。弗里德曼的理论体系认为，经济体系的不稳定，主要是因为货币因素的扰动造成的，经济学理论中最重要的就是货币问题；1960年英国皮罗•斯拉法《用商品生产商品》一书，在理论学术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和震动。该书篇幅不长，但思想深刻，在复兴古典政治经济学思想路线的基础上，提出了生产价格理论；在20世纪70年代，理性预期学派在批评凯恩斯主义理论体系的过程中，着重强调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础问题。他们认为，人们都是理性的“经济人”，都具有最大化自己利益的行为和理性预期。因此,对于任何宏观经济政策，他们都会有相应的对策来避免或化解对自己的不利，从而会造成宏观经济政策的无效。
3近现代西方经济思想演变特征及新形势下发展趋势分析
从上面对于近现代西方各主要经济思想的演变及其原因分析来看，其经济思想和主张有种环状循环和回归的特征，即大体遵循着一个由自由放任到国家干预再到自由放任这样一个回归循环过程，同时也有螺旋上升的趋势和特征，即无论在单纯经济理论研究还是在国家经济政策手段的实践上也越来越侧重于市场和计划两种手段的融合和综合使用。经济思想理论和及其实践的这种演化导致新古典综合经济理论和混合经济的出现，特别是2008年以来的金融危机背景和后金融危机时代的大背景下，西方经济思想界对于其传统经济的理论、政策以及社会经济制度等层面上都进行了深度的思考和反思。新古典综合经济理论认为，经济健康有序运行不但需要市场机制的自由放任特点，也需要计划机制的宏观统筹，因而新古典综合经济理论简单的说就是一种既重视市场机制调节，又重视国家对经济生活进行干预的一种理论。基于新古典综合理论的混合经济模式的代表国家是美国，战后美国的经济既不同于以前完全的市场经济，又不同于计划经济，它是一种基于新古典综合理论的典型的混合经济模式。这种经济模式的特点是，一方面，经济中的基本问题即生产什么、生产多少、为谁生产和如何生产的问题仍然依靠市场机制那只看不见得手即价格杠杆来解决；另一方面，政府在经济生活中的作用日益凸显和加强，政府广泛地采取各种经济手段和行政手段以及其他必要的手段越来越频繁地对经济的运行施加影响来纠正经济运行的中的缺点和不足，以宏观政策的调控来实现经济总量的平衡和结构性调整，从而保持经济长期稳定持续发展，在此基础上来实现国民福利待遇的提高。这种混合经济的基础是以价格调节为中心的市场经济，但不同于19世纪的古典市场经济行为。后金融危机背景下，经济理论界和其他人士对新自由主义和新国家干预主义进行了新的反思和构想，从而推动了西方经济思想在新的经济形势下发生了并正在发生着深刻而巨大的变革，无论从内容主张到具体方法措施，还是其在国家经济管理措施的层面上，这种新的反思和构想都发生了深刻的变革。在这场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的海啸中，西方众多经济界学者都严厉地批评了新自由主义或市场原教旨主义，把放任无度的自由市场资本主义当成是这次危机的罪魁祸首，从而提出在经济的发展政策中把自由市场言论作为政策指导是错误的和危险的，另外，对于经济全球化以及各国贸易政策和市场一体化的反思中认为经济全球化和市场一体化进程中存在的危险和风险的相关防范机制等的研究，并提出了对于未来经济新秩序的构想，同时，也使经济思想理论界对于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经济运行和发展规律的论断给予了重新的关注，也使得经济理论研究领域对于传统数学模型的崇拜和迷信中走了出来，更多地从体制和政策等宏观层面上研究经济领域的重大问题。
微观经济学恩格尔定律篇7
关键词：美国；反托拉斯法；经济理论；市场经济
反垄断法是经济学家较早运用微观经济学理论和方法分析法律制度的领域之一。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法律经济分析现象，经济理论对有“经济宪法”和“自由企业大宪章”之称的反垄断法有何影响?这些问题很值得研究。美国是目前世界上反垄断立法、执法、司法历史最悠久、制度比较完善、反垄断经济学最为发达的国家。即便是欧盟的竞争法有其独特性，但也多有向美国反托拉斯法治实践学习之处。本文试图对美国反托拉斯法治实践与经济理论的关系进行研究，以期能够为我国反垄断法的实施提供有益借鉴。
一、美国的反托拉斯法与经济理论发展历程
反托拉斯法作为美国政府调控自由市场经济的最基本手段，其产生、发展受到不同时期的经济环境、政治背景、价值观念、利益博弈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从而呈现出一种历史的发展曲线。在这个历史曲线中，尤为明显的是经济学理论对反托拉斯法的影响，可以说，美国不同历史时期的反托拉斯法治实践背后都有经济理论的支撑。根据不同经济理论对反托拉斯法的影响以及由此形成的反托拉斯法治实践的不同特征，可以将美国反托拉斯法与经济理论的发展历程划分为以下五个阶段。
(一)早期自由竞争理论与反托拉斯法律体系的形成
由亚当·斯密创立的古典经济理论强调自由竞争的极端重要性，认为自由竞争促进公共福利。垄断损害经济效率。垄断与竞争是对立的两极，竞争的高效率意味着垄断的低效率。亚当·斯密的“无形之手”理论认为，市场机制自动调节促使经济趋于均衡。以马歇尔为代表的新古典学派也同样主张自由放任。在这些经济原理的直接影响下，随着工业迅猛发展之后的企业组织规模扩大所引发的经济集中和产业垄断问题日益引起人们的畏惧、担忧，并最终导致了以民粹主义运动为表现形式的反垄断立法浪潮。1890年国会通过《谢尔曼法》，1914年国会制定颁布了《克莱顿法》和《联邦贸易委员会法》，这三部法律构成美国反托拉斯法律体系的主体。
在自由竞争经济理论的影响下，这一时期的美国反托拉斯执法实践表现出对“竞争者的保护”，通过对原子式企业的保护达到维持市场竞争局面的目的，因此对巨型企业和企业合并表现出一种天然的恐惧。有两个典型案件能够反映这种执法指导思想：一个是北方证券公司案，阻止了北太平洋铁路公司和大铁路公司的合并；另一个是新泽西州标准石油公司案，法院最终将标准石油公司拆分为34个独立公司并且明确相互间董事不得兼任。值得注意的是，在《谢尔曼法》颁布实施的早期，围绕国会制定《谢尔曼法》的目的、作用的理论争议是非常复杂的，法院对《谢尔曼法》的适用也是模糊的。实际上，美国反垄断法实施的不同时期，都不会出现一种单纯的、整齐划一的执法和司法局面，某种经济理论和执法理念起主导作用仅仅是相对而言。明白这一点，对于理解美国不同时期的反垄断执法和司法状况是非常重要的。
(二)凯恩斯主义与本身违法原则
1936年，反映凯恩斯主义思想基础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本出版。凯恩斯主义一改传统经济学放任主义的思想，强调政府干预在市场稳健发展中的重要地位，这为现代政府干预市场经济提供了强有力的经济学理论。在凯恩斯主义的影响下，罗斯福政府开始对经济生活全面干预。凯恩斯主义作为一种宏观调控经济理论，为后来的哈佛学派兴起进而从微观经济学层面倡导市场垄断规制提供了前奏。从1936年到1945年甚至到里根政府前期，美国实施严格的反垄断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凯恩斯干预主义的影响。
在立法上，1933年到1945年期间美国先后制定了几部比较重要的反垄断法案，它们主要包括《罗宾逊一帕特曼法》(Robinson—patmanactof1936)、《米勒一泰丁法》(miller－tydingsactof1937)和《惠勒—李法》(wheeler—Leaactof 1938)。《罗宾逊一帕特曼法》的立法目的在于扩大《克莱顿法》中关于价格歧视条款的适用范围，详细列举了所禁止的价格歧视行为，因而也被为“反价格歧视法”。《米勒一泰丁法》通过承认各州所制定的“公平贸易法”的主要原则，允许转售价格维持
[1] [2] [3] [4] [5] [6]
，保护小零售商，以达到禁止大企业通过倾销方法排除中小企业的目的。《惠勒—李法》主要是修正《联邦贸易委员会法》，把企业虚假广告纳入不公平竞争行为的范畴，由此扩大联邦贸易委员会对广告行为的审查。从以上几个法案可以看出，这个时期的立法立足于把更多的反竞争行为纳入反托拉斯法律体系，体现出较为明显的干预主义倾向。
在司法上，确立了本身违法原则。在世纪年代以前，本身违法原则虽然在一些判例中出现，比如密苏里州船运协会案和美国诉联合交通协会案，但本身违法原则与合理性原则仍然在交替使用，法院态度还处于徘徊状态。年最高法院在特伦顿陶瓷公司案中对本身违法原则的阐释，虽然可以说是对该法律适用标准的一个经典梳理，但是这一原则的地位还没有得到确立，直至年最高法院在索科尼真空石油公司案中才正式确立了本身违法原则。在索科尼真空石油公司案件中，最高法院指出：提高或者左右价格的协议是违法的，不管由此产生的价格是否合理。最高法院还给本身违法原则增加了部分新的内容，例如，虽本身没有采取价格联合行为，但实际上具有固定价格的目的或者产生固定价格后果的联合，均视为本身违法。此案除了阐述本身违法原则的核心思想外，第一次使用了“本身违法”这一反垄断法适用的经典词语。
(三)哈佛学派与结构主义
伴随着世纪年代哈佛学派的兴起，结构主义在美国逐步占据主导地位，美国反托拉斯法进入一个相对更为严格的历史时期，直至世纪年代末。哈佛学派的主要理论观点可以用SCp(structure—conductperformance)范式加以概括，即市场结构决定市场行为，市场行为又决定市场绩效。在这一单向的因果关系中，市场结构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哈佛学派认为，影响市场结构的因素主要有市场集中度、产品差异化程度和市场进入壁垒，其中市场进入壁垒是核心变量。受哈佛学派的影响，美国反垄断执法机关运用SCp分析范式，先后对很多大企业发起“肢解行动”，并获得了法院的支持，典型案例有美国铝业公司案和美国电话电报公司案。这一时期的另一个典型案件是布朗鞋业公司案，法院对此案的态度是：“效率不能构成辩护，而且显示兼并会带来的效率正可被用来攻击兼并，理由是小的对手将因此而陷入不利境地。”最高法院在随后的几个合并案件中仍然持续对布朗鞋业公司案的态度，并逐步确立了“结构化”居于主导地位的企业合并规制实体标准，充分反映了这一时期反托拉斯的严格程度。
结构主义理论在这一时期的立法上也有所体现，《塞勒一凯弗维尔法》与《哈特－科特－罗迪诺反托拉斯改进法》就是最好佐证。《塞勒一凯弗维尔法》对《克莱顿法》第条进行了修改，补充规定购买资产作为企业并购方式之一，从而扩大了对企业合并的控制范围。《哈特—斯科特一罗迪诺反托拉斯改进法》创设了企业合并前的申报程序，要求合并各方在完成特定交易前须向联邦贸易委员会和司法部进行申报，加大了政府对大企业合并的事前控制。两者都是结构主义在特定时代下的产物，对整个反托拉斯法实施产生普遍性影响。
(四)芝加哥学派与行为主义
世纪年代以后，经济学界出现了芝加哥学派的兴起。芝加哥学派是对新古典主义的回归，倡导市场自由竞争，反对国家干预。芝加哥学派竞争理论有两个显著特点：第一，强调效率是反垄断法的主要目标，甚至是惟一目标，因此，被称为“效率主义学派”。该学派侧重对企业行为的分析，特别注重判断集中及定价结果是否提高了效率。如果市场集中是由于企业的效率提高从而逐步扩大市场份额的结果，那么即使市场是垄断的或高度集中的，市场绩效也是好的。第二，市场竞争过程是一个市场力量自由发挥作用的过程，适用“适者生存”的竞争法则。从长期看，在没有人为的市场进入限制的条件下，特别是在没有政府法规限制的情况下，市场竞争过程是有效的，能够实现资源有效配置和保证消费者福利最大化。虽然市场会失灵，但政府干预也同样会失灵，因此政府应该尽量减少对市场竞争过程的干预。由于国家作为经济调节工具的缺陷不断暴露出来，人们又重新回到了新古典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上，开始理解并普遍认可芝加哥学派的观点。受芝加哥学派的影响，美国反垄断法在年代初开始逐步由传统的结构主义向行为主义转变。
微观经济学恩格尔定律篇8
关键词：恶;社会发展动力;深化改革
中图分类号：B035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2589（2015）25-0078-02
在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中，社会历史发展动力的问题是其基本理论问题，长久以来受到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其中关于“恶”的历史作用思想是十分丰富的，是值得我们深刻思考和研究的。
马克思主义理论对“恶”在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作用最为直接、最为明确的论述主要集中在恩格斯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以下简称《终结》）一文中。在文章的第三部分恩格斯主要对费尔巴哈的宗教学、伦理学加以批判，指出他的道德观、善恶问题在哲学基础上是现实的、贫乏的。与此相反，黑格尔在此问题上的哲学基础是唯心的、抽象的，但是其内容却是现实的。恩格斯在此肯定了黑格尔关于善恶问题的观点，引用了黑格尔的相关论述：“有人以为，当他说人本性是善的这句话时，是说出了一种很伟大的思想;但是他忘记了，当人们说人本性是恶的这句话时，是说出了一种更伟大得多的思想。”[1]234从恩格斯在《终结》中对于黑格尔关于“恶”的历史作用的阐述中我们可以看出黑格尔在此问题上所进行的论述是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的。
一、黑格尔关于“恶”的历史作用的思想
恩格斯在《终结》中指出：黑格尔在善恶问题上是比费尔巴哈相对进步的。人首先是作为自然界的一部分存在的，具有同动物相似的属性。黑格尔关于“恶动力”的思想正是在人无法摆脱的“自然属性”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因此，当黑格尔把人作为一种“自然存在物”来看待时，人就具有先天的恶的属性。他曾经在《小逻辑》中提出“我们无法想象除认为人性为恶之外尚有别种看法。”与费尔巴哈不同，黑格尔摒弃了关心、爱心、德性、仁义、情操之类的空话，认为个人的兴趣和满足自私欲望的目的才是一切行动的最有势力的源泉。正是在人类的这种不断满足自身欲望的热情的驱使下才推动了社会历史的发展。正如他在《历史哲学》中所说：“没有激情，世界上任何伟大的事业都不会成功。”在黑格尔那里，个人作为特殊的存在，他所从事活动的力量来源于他的意志，而他的意志又与私欲相联系。人们正是在这种利己欲望和热情的激发下从事各种活动，甚至在此过程中不惜牺牲一切代价。黑格尔的思想抛弃了爱的空洞的观点，从某种程度上说是“接近历史唯物主义”的。但正如恩格斯所说，在黑格尔理论中“革命的方面被他过分茂密的保守的方面所窒息了”[1]214。同样在社会动力问题上，黑格尔认为人们的私欲激发起来的热情必然要受到理性的控制。“理性是有机巧的，同时也是有力量的。”因此，从表面上看历史的发展是由私欲、热情推动的，但实际上它们是作为理性实现自己目的的工具而起作用的。理性是狡猾的，是历史发展的深层次的根本动力。由此可以看出黑格尔关于历史动力的思想是唯心主义的，仍无法摆脱其建构起来的“绝对精神”思想体系的束缚。
二、恩格斯对于黑格尔关于“恶”的思想的评述
（一）恩格斯在《终结》中对黑格尔思想的论述
黑格尔的“恶动力说”虽然有局限性，但是他与费尔巴哈相比是进步的。恩格斯在《终结》中指出：“在黑格尔那里，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的表现形式。这里有双重意思，一方面，每一种新的进步都必然表现为对某一神圣事物的亵渎，表现为对陈旧的、日渐衰亡的、但为习惯所崇奉的秩序的叛逆，另一方面，自从阶级对立产生以来，正是人的恶劣的――贪欲和权势欲成了历史发展的杠杆，关于这方面，例如封建制度的和资产阶级的历史就是一个独一无二的持续不断的证明。”[1]233在恩格斯那里肯定了黑格尔关于“恶”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的相关阐述，看到了“恶”在促进人类历史发展中的积极作用。但此时的“恶”不等于日常生活中“恶”的含义，不仅仅是带有罪恶性质的贬义词，而是具有深层次的含义。
首先，恩格斯所阐述的第一层次含义指出，“恶”是一种否定的力量。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发展的本质就是新事物代替旧事物的过程，是一个不断否定的过程。任何事物都是历史的存在，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同样在人类社会历史上任何生产力、生产关系、政治制度等都是在一定条件下具有先进性的，在一定阶段内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同时，在这样新事物代替旧事物的过程中实现了人类历史的不断发展。这种对于旧事物的否定就是“恶”所具有的辩证内涵，它推动了历史向前发展。但需要注意的是，并不是所有的“恶”都能促进历史的进步，只有那些符合生产力发展要求的和历史进步趋势的“恶”才是历史前进的推动力。
其次，在第二方面，恩格斯说明了“人的恶劣的――贪欲和权势欲”在历史中所起到的杠杆作用。在此，我们不能单纯地把人们的欲望看成是卑劣的、损害社会和他人利益的恶欲，更多的应该看作是一种人类对于自身生活条件和状态等等方面的不断追求。在人类社会上，私有制始于少数人对于财富、金钱的占有欲，但正是这种看似恶劣的欲望促进了人类社会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在资本主义发展的过程中，新航路的开辟、殖民地的拓展都是始于资本家获得更多的资源、更廉价的劳动力以及更加广阔的商品销售市场，然而正是这种残酷的掠夺、肮脏的占有建立了世界市场，推进了人类社会城市化的进程，极大地促进了生产力的提高。因此，自人类步入文明时代以来，人们对物质财富和权力地位的欲望推动了人类历史的发展。恩格斯曾愤慨地说：“鄙俗的贪欲是文明时代从它存在的第一日起直到今日的起推动作用的灵魂;财富，财富，第三还是财富，――不是社会的财富，而是这个微不足道的单个的个人的财富，这就是文明时代唯一的、具有决定意义的目的。”[1]173因此，我们要在具体的语境和一定的条件下理解恩格斯所说的“恶”在历史中的积极作用，要以历史的、辩证的眼光看待“恶”的历史作用。
同时，我们可以看到恩格斯在《终结》中的表述是：“在黑格尔那里，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的表现形式。”他是从黑格尔的角度说明“恶”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而且“恶”是作为历史发展的动力的表现形式，而不是说“恶”就是促进历史发展的动力。
（二）恩格斯关于历史发展动力的思想
关于社会历史发展的动力问题，恩格斯在《终结》中提到了其“合力论”思想。在《终结》中，恩格斯首先论述了人类社会发展仍然受其内在的客观规律所支配，同时他认为“社会发展史却有一点是和自然发展史根本不同的。”人类社会是由能动的人所进行的有目的、有意识的活动，并不是完全盲目地受自然支配的。对于单个人所提出的不同目的性愿望，恩格斯接下来指出，“无论历史的结局如何，人们总是通过每一个人追求他自己的、自觉预期的目的来创造他们的历史，而这许多按不同方向活动的愿望及其对外部世界的各种各样作用的合力，就是历史。”[1]243因此，决定社会前进方向的不是单个人的愿望、意志，而是由各种因素相互作用形成的整体性力量推动着人类历史的不断发展。当然在这些诸多因素中，经济因素是起决定性作用的。
三、以“恶”的历史作用看待当今中国的深化改革
2010年中国人均GDp达到4114美元，意味着中国正式成为中等收入国家，并且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不仅保证了中国在政治、经济、文化各个层面的发展，同时在国际范围内赢得了更多的认可以及话语权。对于中国所取得的显著成就、所创造的世界奇迹，我们要给予充分的肯定。同时，也应看到在中国经济的不断发展过程中也遇到了种种来自国内和国际的挑战。不仅在经济、政治、社会等各领域出现了一些问题，而且出现了一些怀疑社会主义制度、市场经济等现象。因此，中国如何调整、完善自身，促进持续健康的发展是值得我们进一步思考和研究的。
面对质疑和问题，国家在肯定改革开放积极作用的同时指出，改革所带来的问题也只能在进一步深化改革中解决。十以来，党中央出台了一系列深化改革的决定，体现了中国对于社会主义道路选择的坚定性以及深化改革战略的科学性。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提出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所起到的决定性作用。至此，市场经济再一次得到了肯定，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积极作用也得到进一步的发挥。从社会历史发展的动力的思想来看，我们不能片面地因为市场经济可能导致的一些负面影响就否定其积极的作用。正如邓小平所说，我们在打开窗子之后，不仅会迎接到新鲜的空气，也会不可避免地招来苍蝇、蚊子。市场经济之所以具有巨大的活力就是因为它可以调动人们的生产、生活的积极性。在人类哲学史上，“恶”的历史作用被人们逐渐接受就是由于它对于经济社会发展具有积极的一方面。人们出于改善自身生活条件、提升物质精神生活质量的愿望和需求促使他们以更大的热情投入到工作和生活中。每个对自身有追求的成员、对未来有欲望的成员才能组成一个充满活力、不断进步的社会。
如今，中国改革进入了“深水区”和“攻坚期”。在中国经济“新常态”下继续深化改革是明智和必要的。而改革过程中出现的一系列“硬骨头”现象，需要国家坚定改革道路，触及更深层次的问题，推进经济社会向前发展。在中国经济进入“三期叠加”的情况下，面对各种挑战，我们更要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在看到经济社会发展不合理之处时调动社会各方的力量，形成“合力”共同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发展。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黑格尔.小逻辑[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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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赵家祥.一种不可遗忘的历史动力――关于“恶”的历史作用[J].哲学研究，2005，8（6）.
微观经济学恩格尔定律篇9
[关键词]费尔普斯孤岛效应自然失业率不完全竞争最优通货膨胀政策
一、引言
在传统的新古典经济理论中,经济体被假定存在着一个瓦尔拉斯式的“解困人”,它不断且准确无误地各种各样的市场信息,使得不同的市场参与者不需花费任何成本就能掌握和消除经济体中的所有波动,从而在瞬时间达到一种总量出清或一般均衡状态。因此,这是一个没有任何摩擦和非均衡的世界。凯恩斯不满于这个理论只研究抽象的“价格和数量”,而对经济现实中人类的知识和努力却无能为力的事实。在“大萧条”的催生下,他创立了现代宏观经济分析庞大的理论框架,极大地改变了人们思考经济问题的方式。
现代宏观经济学一般以就业、通货膨胀以及商业周期和经济增长等为主要研究对象。虽然自20世纪40年代希克斯、汉森和萨缪尔森等新经济学家对所谓的凯恩斯革命和传统的马歇尔微观经济体系作了著名的新古典综合以来,宏观经济学引来了30多年令人瞩目的辉煌发展。但是,各种不同思想流派的宏观经济学家之间从来没有达成真正的共识。以至于有人认为,10个经济学家之间存在着11种不同的见解(其中凯恩斯两种)。到60年代的时候,“凯恩斯主义”及其反对者芝加哥学派“货币主义”之间的论争占据了经济的主题地位。而由英国经济学家a•w•菲利普斯发现的菲利普斯曲线,以及宏观经济政策的作用等问题则一时成了各种不同学派争论的焦点。在这样一个背景下,费尔普斯、卢卡斯、霍尔特和拉宾等一些年轻又有才华的经济学家,开始致力于对宏观经济动态的微观经济基础的理论构建。劳动力市场和产品市场的均衡和波动,显然是任何经济学规范和进一步研究的丰富宝藏。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就业和通胀理论的微观经济基础》一书,正是当时这些年轻有为的经济学家对宏观―微观动态机制极富原创性和深刻洞察力的研究成果。
正如70年性预期学派的主要构建者之一,提出消费的随机游走假说、且目前仍然活跃在宏观经济政策研究领域的杰出经济学家罗伯特•霍尔在本书的封底所言,这本书在出版的十八个月之后即被证明是一个经典,影响了整整一代年轻经济学家的研究。费尔普斯教授本人在诺奖得主自传里,也花了许多笔墨不无深情地回忆起他组织1969年费城会议和出版本书这一段难忘的经历:
我并不是唯一从微观角度构建失业决定模型的经济学家。……这么多的学者一时之间汇聚在如此一个新鲜的主题上,是一件十分令人愉悦的事情。它对新思想的开放和包容,使我对经济学研究的职业产生了由衷的敬意。……会议论文集《微观经济基础》在1970年3月的出版给经济学领域带来了巨大的震动,尤其是年轻一代的经济学家。罗伯特•霍尔在书面封底的评论,清楚地表明它试图转向微观经济学分析的典范。直到最近,我还经常听到一些经济学家告诉我他们对于拥有这本书且在此基础之上做出进一步研究的喜悦。这本书的出版是我学术经历中最大的“高度”。虽然我们已经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但是这项艰巨的研究却是刚刚开始。
埃德蒙•费尔普斯教授不仅在20世纪60-70年代就开创了失业和通胀理论微观经济基础的第一代研究模型,而且之后和约翰•泰勒、小罗伯特•卢卡斯等人建立了交叉工资和物价承诺模型、理性预期模型和非货币宏观-微观动态等模型,继续推进和深化了人们对失业和通胀等难题的认识和理解。今天,宏观经济学中人们耳熟能详的自然失业率、储蓄-投资黄金律、效率工资、最优通胀目标以及工资交叉设置的动态失业效应等假说,都直接或间接地出自费尔普斯众多原创性的研究贡献。
二、费尔普斯教授对宏观经济学的主要贡献
1.孤岛效应和“搜寻失业均衡(searchunemploymentequilibrium)”
众所周知,现代经济学主要研究不同经济主体在既定的约束条件下,如何最大化预期目标函数的决策问题。在一个复杂庞大的现实经济体中,经济学家们很早就意识到劳动力市场深受不完全信息和有限知识的困扰。在导言中,费尔普斯教授即指出:“本书中的论文承载了对公共政策的真切关注。而这点,在某种程度上值得我们引以为豪。因为失业和通货膨胀一直都是社会所面临的重大难题,更是公共知识分子研究的普遍兴趣之所在。”同时,他也坦率地承认:“本书并不旨在为政策措施提供任何可供直接操作的药方,作者们主要致力于对政府干预行为可能产生影响的预期。”
为了修正新古典范式中关于信息和知识完美性的苍白假设,费尔普斯教授提出了孤岛效应假说,从微观层面上分析了搜寻失业的存在。首先,我们不妨把经济体描述成一组岛屿,每个岛屿之间的信息流动存在着成本,即为了解临近岛屿所支付的工资水平,工人们必须花费时间和成本前行取样。其次,假定每个岛屿的生产者在本岛的劳动力市场上和岛际之间的产品市场上满足完全竞争条件,即清晨时,每个岛屿的工人们组成一个拍卖会来决定市场出清的货币工资和就业水平。
如开始的时候,工资水平和预期到的一样,并且人们相信其它没有取样到岛上的工资和自己所在岛屿的工资也是相等的。此时,整个经济体处于一种非瓦尔拉斯式的均衡状态,人们一般可以正确地猜测到工资水平。但是由于岛屿之间存在信息分割,不同岛屿上的均衡工资水平是相当不稳定的。所以,当总需求出现一个突然下降时,不同岛屿上的工人考虑到自己岛上独特的产品组合,可能会认为这种下降是因岛而异的。为了证实这种想法,他们不得不花费更多地时间搜寻其它岛屿工资和就业的相关信息,且凭借观察到的实际工资水平修改自己的先前预期,从而导致了工资出现较为长期的波动。比如,一些工人发现他们目前从事工作的货币工资出现了一个不可忍受的下降(或不令人满意的上升),所以选择辞职以搜寻另外一份预期工资水平更高的工作。当然,如果他们在很长时间内都没能找到一份工作、而财富或收入存量随着不断支出急剧减少的话,那么他们一般会重新调整平均预期可接受的工资水平。所以,如果政府能够操控总需求,使平均货币水平在一个新的更低的水平上保持不变,那么搜寻将会变得不那么具有吸引力,有效的劳动力供给和就业水平都会增加,搜寻失业规模就会缩小。而当货币工资水平被推到工人平均预期可接受水平之上时,则可能出现“过度就业”现象。由此可见,均衡是一个动态概念,费尔普斯教授将它定义为工人观察到的实际工资和预期水平相一致时的状态。显然,工人们会从自己或同事过去的经历中不断地学习和修正他们的预期,从而尽量不出现系统性的偏差和错误。
从上面的讨论中我们不难发现,企业最优工资的设定反过来又要依赖于它们对工人任何特定工资预期的动态反应。通过孤岛效应假说,费尔普斯教授巧妙地把劳动力市场微观行为主体不完全信息的摩擦因素和自我学习的修正性预期引入到宏观经济学中,这不仅成了后来小罗伯特•卢卡斯著名的理性预期商业模型的构建基础,而且成了当前新凯恩斯主义者研究宏观经济波动的微观市场基础的思想渊源之一。
2.自然失业率和“效率工资(efficiencywage)”
失业毫无疑问使得有限的劳动力资源出现闲置,它不仅给社会经济领域造成巨大的损失,对失业者及其家属而言更是一个痛苦的经历。因此,失业在任何时候都是政府政策目标和宏观经济学研究的“宠儿”。但是,费尔普斯教授和阿门•阿尔钦等人却认为,失业和资源闲置并非只有坏的影响,也有好的效应。
另外,从整个国民经济的某种角度分析,费尔普斯认为:“阿尔钦强调失业具有生产性的特征,因而消除失业是无意义的清教徒式的行为,就像严重的时期增加税收一样。今天的失业是对明天的投资,使得任何给定数量的就业人员都能得到一种更好的配置;像其它任何投资一样,它的机会成本是现在牺牲的消费。”
效率工资假说认为,企业为了从士气或精神上激励员工更为卖力地工作,一般会设定一个高于市场出清的货币工资水平。这样做虽然会增加企业的工资成本,但是只要企业从工人提高的工作积极性和劳动生产率中能够获得更大的回报,效率工资既是有利可图的。这个效率工资假说解释了导致名义工资刚性的部分原因,从而成为新凯恩斯主义者研究宏观经济波动的微观市场结构的一个重要成果。而在效率工资假设的提出之前,费尔普斯教授等人就已经建立了一个工资调整或设定的时间交错安排模型。根据这个模型,不同企业在面临货币供给等外部条件的冲击时,会作出不同的反应。一些企业可能会首先提升(或削减)工资和价格,而其它企业却在观察到它们竞争对手的行为之后才作出相应的反应。不同企业的反应并非如理性预期学者所言的那样,在瞬时之间就能完成。存在或长或短的调整时间,这也构成了市场偏离均衡出现周期性波动(繁荣或萧条)的微观基础之一。
有意思的是,单个企业给予员工效率工资可能是有利可图的,而当所有企业都给付效率工资时,由于工人预期到他们在任何地方都能获得相同或相似的收入水平,从而并不能消除工作中的道德风险问题,所以这种高于市场出清水平的效率工资所产生的激励程度也是十分有限的。它不仅可能导致一个中性的通货膨胀而并不促进就业,还可能推升非自愿失业水平。因此,正如当商业不景气的时候,人们由于预期到将来一段时间的收入会下降,从而减少私人消费和投资支出,这种做法对于他们个体而言是理性的行为。但是,考虑到所有人都采取类似的行为后,会导致社会总需求和总投资的更大不足,从而使得经济陷入更为严重的萧条,进一步延长萧条持续时间时,这种个人自以为是的理性决策实际上可能是极不可取的。可见,个人微观行为与宏观经济波动之间其实存在着密切的相关性。
3.“市场力量(marketpower)”和不完全竞争
在凯恩斯主义革命之前,美国经济学家爱德华•张伯伦和英国剑桥大学经济学家琼•罗宾逊夫人在1933年已经分别发表了《垄断竞争理论》和《不完全竞争理论》两本著作,他们论证了市场上垄断竞争和不完全竞争现象的普遍存在,从理论上部分冲击了古典经济理论完全竞争的标准化信条。但是,对现代经济中存在企业或消费者市场力量的发现却可以归功于费尔普斯教授等人的研究。简单而言,市场力量指企业和消费者在市场上自然或不自然地存在着的某种程度的“优势地位”,它有点类似于垄断势力或不完全竞争因素。
4.最优通货膨胀政策和“缓冲储备(buffer-stock)”效应
如上文所述,费尔普斯教授认为,货币工资和一般物价水平等名义因素的变动对实体经济具有真实影响,而并非如新古典主义者认为它们对相对物价和真实产量不产生重要影响那样。由于纳入了经济参与各方的心理因素,费尔普斯教授把通货膨胀预期当作状态变量处理。他认为,总供给和菲利普斯曲线关系是关于实际就业和工资(或产出和价格)水平和对它们的预期水平之间偏离程度的一个函数关系。因而,实行最优通货膨胀目标制的中央银行,在制定政策时,主要应当考虑这些政策可能给人们的预期和短期菲利普斯工资关系带来的影响效应。所以,它最终即等同于一个跨期权衡问题,同时必须考虑到私人部门的动态学习效应,因为这些政策相当于政府对公众的一种“书面承诺”,而关于它们的“可信度”和“信誉”等问题,则仍然需要经历人们对“政府应当做些什么”和“政府实际做了些什么”之间是否存在差距的检验和评估。从而,抑制通货膨胀和降低失业等干预措施和实体经济之间存在着一种类似于“动态博弈”的作用机制。最优通货膨胀政策并不如米尔顿•弗里德曼等货币主义者所设想的那么具有一致性和简易性。
许多年来,所谓“经济学帝国主义”边界的不断拓广,确实使外行和普通的人们感到它甚是狂傲嚣张,但是对于真正的经济学人而言,它其实承载了一种“经世济民”、“经邦济国”的不可遏制的价值标准和现实关怀。对什么样的经济才是一个好的经济以及经济学研究更高取向等问题的追索,他们从未犹豫和退缩。费尔普斯教授在2006年诺奖演说辞中说:“我的结论是,一个有着理想道德水准的经济必须有足够的活力,能够提供大量的工作和丰厚的报酬;不仅如此,它还必须保持其公正性,以确保经济体有足够的包容性。”
保罗•萨缪尔森也认为,经济学研究的本质问题从来都很少改变,改变的只是不同时期不同学说对它们的解答和阐释而已。对于我们而言,如果说在不同见解和不同利益的经济学家或有志于经济学的研究者之间,确实存在着某种共识或共同信念(commonbelief)的话,那么中国的经济增长和经济学研究,应当值得我们对之一往情深,从而孜孜以求。
微观经济学恩格尔定律篇10
在西方早期经济学思想中，学者们对就业的认知和理解主要是劳动就业能够创造财富以及如何通过增加就业机会产生更多财富。十五世纪资本主义开始萌芽，重商主义逐步兴起且影响一直延续到十七世纪中叶，他们以增加货币财富积累为目的，主张强大的中央政府干预经济活动，鼓励增加人口和对劳动力的投入。［1］重商主义者认为，造成失业的原因在于商品充斥与货币稀少并存，政府需要采取各种保护政策和宏观调控手段，为穷人提供就业岗位。受重商主义影响，当时的政府通过行政管理手段，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以保障就业水平。在经济不景气时，政府和公共舆论为确保就业，往往会向雇主施加压力，使其不得解雇工人。如，在斯图亚特王朝时期，为防止失业的发生，雇主在不赢利情况下也会被迫开工营业，甚至还要支付高额工资。［2］但这一时期的就业政策是出于增加统治者财富的目的而制定的。
二、古典经济学对就业保障制度的影响
十七至十八世纪，以威廉•配第为代表的早期古典经济学思想逐渐兴起，古典经济学者强调自利的经济行为。配第是宏观经济学的开拓者，主张政府尽量少地干预经济。他在《赋税论》中最早提出劳动决定价值的基本原理，还认识到教育和训练会使人的劳动生产能力出现差别。［3］配第认为，应该雇用那些失业的人来修路、挖河道、种树、造桥、采矿和制造各种商品。从这个意义上说，配第是提倡在公共服务领域雇用劳动者，从而减少结构性、周期性失业的经济学先驱。［4］十八世纪下半叶，随着亚当•斯密揭示了市场经济可以通过自行调节的市场机制运行的规律后，经济学界在此后的两百年间开始了自由市场机制和政府宏观干预之间的争论，两种思潮的争论围绕如何促进经济发展、解决失业问题、实现充分就业而展开。亚当•斯密强烈反对重商主义的政府干预理论，并在《国富论》中阐述了“经济人”思想，认为“人们受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支配，在追求个人利益时使整个社会获得最大利益;而将国家定位于“守夜人”角色，负责巩固国防，健全司法体系和建设公共事业。在生产劳动方面，斯密认为劳动是财富的源泉，国民财富的增加不仅取决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还取决于劳动者数量的增加。［5］同时，斯密并不完全否认国家针对特定领域和情形进行有限干预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如，国家设计和管理税收体制，为公共支出提供资金或减少不平等，包括对弱势成员的保护等。斯密所处的时代是资本主义经济迅速发展的繁荣时期，因此，他对失业、生产过剩问题都未作出具体考虑。斯密的自由市场机制理论先后得到古典自由主义、新古典学派、新自由主义货币学派、供给学派等的推崇和继承。十九世纪初期，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家李嘉图批判地继承了斯密理论，坚持经济自由主义，反对政府干预，主张废除《济贫法》，倡导通过个人努力摆脱贫困状态。李嘉图认为，市场机制的作用能使劳动供求达到平衡，价格制度会自动产生充分就业，而不会发生由需求不足和生产过剩造成的大规模失业，充分的生产和就业是常态化的，过剩仅是暂时现象。早期效用学派的代表人物、法国经济学家萨伊认为，供给和需求经常趋向平衡，只会产生局部失业，而不会有大规模失业，并提出萨伊定律，即供给会自动创造需求。马歇尔把古典经济学供给分析和边际效用学派的需求分析加以综合，创立了新古典学派，形成一个以生产成本分析为中心的供给理论和以边际成本分析为中心的需求理论相结合的新经济学体系，同时提出“自愿失业”和“摩擦性失业”概念。新古典经济学派认为一个没有资源被闲置或被浪费的、均衡的市场，就会是一个“充分就业”的市场，所以要解决失业问题首先要解决劳动力市场竞争不充分问题。［6］正是在十九世纪中叶至二十世纪初，私人职业中介组织相继出现，此后许多国家开始建立免费的公共就业服务机构，促进雇主与求职者的联系，填补岗位空缺。
三、凯恩斯学派国家干预理论促进就业保障制度的发展
十九世纪末，工业革命和城市化的负面效应开始显现，失业和贫困引发的社会问题越来越严重，古典经济学、自由主义经济理论无法解释和解决当时社会的现实问题，使人们对这些理论产生怀疑。先是马尔萨斯、西斯蒙第从需求不足角度出发，对单纯依靠市场解决经济问题提出质疑。马尔萨斯将失业和贫困归结为人口过度增长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有效需求不足。马尔萨斯认为，增加非生产性消费可以增加有效需求，并建议政府增加用于公共事业的支出。他指出:“在目前我们致力于帮助工人阶层的时候，非常重要的一点是知道雇用工人从事修路及其他公共事业劳动等是一个好的办法。”西斯蒙第虽然同为古典经济学的继承者，但他倡导政府干预，否定市场能自发达到均衡的理论。西斯蒙第看到经济危机下失业严重的英国，认为造成失业的原因是单纯的市场竞争只重视经济效率而没有兼顾公平，倡导由政府干预失业。到上世纪三十年代，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持续发生，积累的巨额财富迅速消失，社会中充斥着失业者，生产力遭到极大破坏。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在理论上否定萨伊定律，并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提出国家干预主义的宏观经济理论，提出由政府通过税收、利率、政府投资等手段对经济实行调节，以实现充分就业，促进经济增长。凯恩斯认为，社会的就业总量决定于社会总需求和总供给价格之间的变化，社会有效需求的不足将导致非自愿性失业。凯恩斯将国家经济干预和调节的范围扩大到再分配领域，主张“用累进税来缩小收入分配差距，增加消费需求，促进充分就业”。凯恩斯从维持再生产的连续性角度提出国家应采取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及财政转移支付等手段以实现充分就业，这为政府促进就业和提供就业保障奠定了理论基础。［7］凯恩斯在承认存在马歇尔的摩擦性失业和自愿失业的同时，提出还存在第三种失业即非自愿性失业，认为只要消灭非自愿性失业，就可以实现充分就业。在凯恩斯看来，一个存在大量失业的社会，不仅无法充分利用其生产能力并创造出最大化的商品和劳务，而且失业人口自尊心的丧失和饥饿足以威胁到社会的存在，所以社会改良的首要条件就是消灭失业。1933年，美国总统罗斯福按照凯恩斯主义理论，实施干预经济的新政以期摆脱危机，其中包括通过大规模实施公共工程以增加就业机会。1944年，也是在凯恩斯主义影响下，英国政府发表《就业政策白皮书》，提出“政府承担维持高度和稳定的就业水平为其主要目标和责任。”随后，澳大利亚、加拿大和瑞典等国家宣布将实现充分就业作为战后施政的主要目标。由于凯恩斯理论中存在不可回避的缺陷，一些经济学家试图继承、补充和完善他的经济思想，其中以萨缪尔森为代表的新古典综合派(后改称为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将新古典经济学的市场调节理论与凯恩斯的国家干预理论结合，认为由于劳动力市场是不完全竞争的市场，因此失业与岗位空缺并存的结构性失业是现达国家常见的现象，其原因归结于产业结构的剧变、就业市场供给与需求的信息不对称、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等。为此，解决失业问题不仅要采取宏观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还必须依托劳动力市场和社会政策来实现充分就业。［8］如，通过发展就业服务机构，开展就业指导、职业介绍等业务，帮助失业者及时了解劳动力市场需求，实现供求双方信息对接;政府投入公共财政资金对失业者进行再培训，提高他们的文化素质和技术水平，使其能够获得更多的就业机会;制定促进劳动力在不同区域流动的相关政策，等等。［9］
四、当代西方经济理论中有关促进就业的政策主张
上世纪六十年代，二战中经济遭到重创国家的国民财富增长速度远远大于劳动、土地、资本等传统要素的耗费速度。为破解这一难题，以舒尔茨为代表的经济学家提出人力资本理论。舒尔茨认为，人力资本是投资在劳动者身上的一种资本类型，它的价值是以劳动者的数量和质量，即劳动者的知识程度、技术水平、工作能力以及健康状况来体现和计算。人力资本质量的提高能够在很大程度上促进现代经济增长水平，改善穷人福利的决定性生产要素不是空间、能源和土地，而是人口质量的改善和知识的增进。他据此提出的政策主张包括:政府应承担人力资本投资的大部分费用，特别是资助农业劳动力向城镇转移;增加对劳动者的教育、培训及与此相关领域的投资，尤其重视低收入者的人力资本投资，防止人力资本的闲置和老化。舒尔茨关于人力资本的投资理论促使劳动力市场政策由“消极”转向“积极”，从而使政策由保障失业者生活为目标转变为以充分开发利用劳动力资源为目标，最终解决失业与职位空缺并存的结构性失业的矛盾。［10］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西方国家经济纷纷陷入失业与通货膨胀并存的“滞胀”危机，凯恩斯的理论和政策主张受到质疑与批评，供给学派、货币主义学派等经济自由主义流派开始倡导福利的市场化供给，反对政府干预。供给学派于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在美国出现，主张通过减税和完善劳动力市场来促进就业，里根推行的“经济复兴计划”主要依据的就是供给学派的论点。货币学派的奠基人和主要代表人物弗里德曼继承和发展了新古典综合学派结构性失业理论，提出自然失业率概念，所谓自然失业率指在没有货币因素干扰的情况下，劳动力市场和商品市场自发供求力量发挥作用时应有的处于均衡状态的失业率。也可以说是充分就业时的失业率。这种失业在经济衰退时期和繁荣时期都会存在，它包括自愿失业和摩擦性失业。货币学派经济学家认为，就业水平应取决于劳动力市场的一般条件，而不是政府的就业措施，政府对失业的治理政策只是暂时的，而不具有长期效果。但政府也不是对解决失业无能为力，政府可以通过使用劳动力供给管理政策改善劳动力市场，减少自然失业率。他们提出的具体就业政策包括:建立和完善就业培训、咨询和指导机构，为失业人员提供及时而准确的就业信息，加强就业的咨询和指导;对就业工人和失业工人进行岗位培训，以提高其再就业的能力;用减税的办法鼓励企业为就业工人进行再培训;改进和进一步完善失业救济制度和最低工资标准制度;政府对失业率高的地区提供工资补助，对环境差、工资低的就业部门和岗位给予特殊津贴，以减少不愿从事艰苦和低工资工作所产生的自愿失业等。［11］这一阶段，各国促进就业的政策呈现出从宏观向微观转变的特征，更加侧重于劳动力供给。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面对自由主义经济学者对凯恩斯学说的攻击，埃德蒙•费尔普斯、斯蒂格利茨、曼昆等经济学家坚持不完全竞争和价格、工资刚性等凯恩斯主义的核心理论观点，同时借鉴微观经济学中的利润最大化原则和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理性预期假设，弥补凯恩斯经济学的一些缺陷，在西方经济学界逐渐形成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派。新凯恩斯主义者发展了效率工资、隐含合同和局内人———局外人等多种模型，进而研究了各类市场，着重解释劳动力市场的工资粘性及其引发的失业等非均衡现象。新凯恩斯主义认为，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干预具有稳定经济的积极作用，政府采用相应的政策对经济进行干预的同时，也应更多地考虑长期失业者的利益，利用社会政策手段为他们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避免由于市场机制不完善而引起的经济周期性波动和失业。［12］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很多国家利用多种政策手段，增加政府开支，减缓经济衰退，为企业和雇员提供岗位补贴和社保补贴，以稳定就业。
五、结语